时间：2022-11-12 15:29:05
1．1休闲农业产业性质界定
“休闲农业”一词源自台湾RecreationalAgri－culture或LeisureAgriculture的概念，引入中国三十多年来，对其准确的概念定义以及内涵的理解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均没能形成一致的观点．文章参考前人关于概念界定与内涵划分的研究成果，结合休闲农业产生的时代背景、资源利用类型、开展范围以及社会功能属性，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指导，对休闲农业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如下表述：即休闲农业是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指导下，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在农村地区的，以农业资源为依托，开展以农业观光、农事与文化体验与休闲的新型农业业态．并认为休闲农业与观光农业、观光休闲农业、旅游农业实质相同，而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都市休闲农业相区别．
1．2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内涵
休闲农业产生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背景之下，是依托农业多功能性理论而开展的新型农业形态．地方通过实施休闲农业能够有效缓解农民就业压力、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为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三农”问题提供发展思路．所以文章在进行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时，对休闲农业综合效益概念做了如下界定：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即对于农村、农民与农业所产生的表现在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等多维度的综合效果．
1．3休闲农业综合效益支撑理论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产生源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为保护国内的稻米市场，增加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的话语权，在其“稻米文化”中提出了农业多功能性观点，即农业除在传统生产中具有经济效应外，还具备生态、环境、社会等效益．休闲农业作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遵照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演化出一种新型农业形态，即以农村环境为背景，以农耕文化、农业资源为依托，开展以游览观光、参与体验、科普宣教、休闲度假等多种形态的旅游活动．休闲农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除拥有一般的经济属性外，在促进农村环境改造、吸纳剩余农村劳动力方面也表现出环境、生态等综合效益特征．
1．4休闲农业综合效益作用机理
通过对休闲农业产业性质的界定、内涵和支撑理论的分析。
2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休闲农业作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指导下，演化为以农业资源、农事劳作、农业文化为卖点，集游览观光、参与体验、休闲度假等形式于一体的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新型农业形态．不仅丰富了农业产业形式，而且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多元化的收入结构，为富有地方特色的农耕文化提供了宣传与交流的平台，为传统农业如何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模式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为社会主义新农建设中“三农”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文章基于休闲农业的多种功能属性，从农业、农村与农民的“三农”视角，构建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特别要注意的是，为便于清晰的解读休开展休闲农业活动对于“三农”所产生的效益问题，在秉承科学性与实用性、系统性与全面性、代表性与层次性原则的基础上，将休闲农业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分解为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三个层次．
2．1编制方法
指标体系主要有三种编制方法，分别是系统法、目标法和归纳法．考虑到休闲农业综合效益指标涉及面较广的问题，文章根据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三个层次，选用目标法和德尔菲法进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首先，根据文献分析法和实践经验分析构建初级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初级指标打分表，向华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大学等高校从事农业研究、旅游研究、经济研究的专家征求意见，请他们从指标设置的科学性、代表性等角度对各指标进行最高分为10，最低分为0的连续性分值评估，并提出补充或修改意见；其次，计算收回的初级指标打分表中每个指标得分，剔除平均分值低于4分的指标，并汇总专家意见以调整现有初级指标；最后，对得分在4分以上但标准差大于均值一半的指标与专家再做沟通和复议，最终构建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2．2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分析得出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由目标层为休闲农业社会效益，准则层为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指标层为18个评价指标构成。
2．3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阐述
将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定义为目标层，它由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三个准则层组成．以下就各准则层所代表的涵义以及对应的评价指标含义进行解释：
2．3．1农业经济效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以土地资源为生产对象，通过培育动植物生产食品及工业原料，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随着时代格局的改变，农业在三产中的地位下降，但其产业经济效益仍关乎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休闲农业作为传统农业适应现代社会过程中产生的新型农业，通过开展旅游业促进了地方财政增收和地区农业发展，对农村地区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竞争力、产业发展环境、贫富差距现状、社会就业等问题有深远影响．
2．3．2农村环境效益地方发展休闲农业要注重其核心资源的维护与培育，而其核心资源主要体现在便捷的交通、清晰的空气、安全的人居环境、淳朴的乡土风情和欢乐的农村文化等优秀的农村环境，所以提高农村环境质量既是产业发展的需求又是产业生存的条件．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 】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 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 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 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 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中共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7 】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 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 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著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 】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著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著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 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二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 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 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 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13】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14】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15】。
关键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三农；新型职业农民；现代农业；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12-0026-03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提倡发展职业教育并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同时，政府针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例如，198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振兴农村经济，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这是笔者能够查阅到的最早的倡导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文献。随后，针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研究拉开了序幕。三十多年来，该研究领域有着丰硕的学术科研成果。然而，通过研读该领域的众多文献，笔者发现学界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理解和定义不甚相同。例如，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在农村地区举办的中职教育，也有学者将其理解成以农村户籍的人为培养对象的中职教育，还有学者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以农业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职教育。“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概念的模糊不清将阻碍有关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也会对其理论研究的顺利推进造成负面影响，甚至会阻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相关政策的落实。因此，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这一概念进行辨析，并对此概念进行界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办学地域需含城市地区，不限于农村地区
许多学者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这一概念中的“农村”理解为办学地域。例如，谢革新在研究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时，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理解为在农村地区进行的中等职业教育。再如学者赵艳红把“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界定为在农村地区举办的中等职业教育，指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县、镇、乡、村等地区农村中职学校提供的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此外，还有一些以“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为主题的文章疏忽于对该概念进行界定，但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在文中间接地表达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指农村地区举办的中等职业教育。如孙连勇在研究河北省农村的中等职业教育基本现状时，指出目前河北省农村（含县和县以下）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有279所。可见，他将河北省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定义为河北省农村（含县和县以下）中的各类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
然而，当读到研究者薛路花所著的题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涉农专业办学模式改革研究――以邢台市农业学校为例》的文章时，笔者感到十分困惑。因为邢台是一个地级市，下辖4区、15县、代管2县级市，这说明这篇文章研究城市地区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而这一论点与前文中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指农村（含县以及县以下）地区举办的观点产生矛盾。这一矛盾产生的起因就是按办学地域的方式来界定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涵义。同时，如果“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理解为地域概念，那么其外延将难以包含城市中实际存在的涉农专业的中等职业教育和农村学生所接受的发生在城市的中等职业教育。而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外延必然包含城市中涉农专业的中职教育和农村学生在城市接受的中职教育。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很多中职学校是创办于市级城市之中，而且这些中职学校招收的学生大量来自农村；二是市级城市中的中职学校有一部分是招收涉农专业学生的。以上两点之所以可以成立的缘由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决定了我国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既要培养来自农村的学生，又要培养涉农专业的人才。
因此，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理解为办学地域是不妥的，而理解为培养服务于“农村、农业、农民”人才的中等职业教育才是正解。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存在“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因此，不能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狭义地解释为在农村地区举办的中职教育，而应明确“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举办是没有地域限制的。在这里，先要探讨“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的寓意（对于培养服务于“农民”、“农业”人才的部分将在后文概念辨析过程中逐一说明）。首先，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农民）聚居地。然而，在理解“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时，需要将“农村”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农村。由于不同时期的农村呈现出不同形态，因此“农村”的内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其次，传统农村没有乡镇企业、没有农村休闲产业等二、三产业。但是，未来农村更多发展的是乡镇企业、各类休闲产业以及农业产业等。因此，在探析“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服务于农村的人才时，必须将“农村”理解为动态的农村，着眼于未来的农村发展，才能真正培养出服务于农村的人才。
培养对象需含新型职业农民，不限于农村户籍的人
有研究者把“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间接地界定为培养对象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农民工或者传统农民的中职教育。例如，学者董天鹅把所有东、中、西部农村户籍的学生在中等职业院校中接受的教育划归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换句话说，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被认为是针对乡村学生的中等职业教育。只要学生是农村户籍，他们接受的中等职业教育就属于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又如，黎瑛指出江西省是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例较大，解决好农村适龄青年的发展问题需要大力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可见，研究者们惯于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理解为拥有农村户籍的人。
虽然上述两位学者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概念都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是他们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理解却有比较一致的地方，即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是拥有农村户籍的人。此种认识其实对概念内涵把握不够严密，因而缩小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外延。理由如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确实培养服务于农业的人才，并通过资助涉农专业来达到这一目的，但农村中职学校涉农专业的学生并不一定都是农村户籍，有一部分很可能是城镇户籍，而这些城镇户籍涉农专业的毕业生最可能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此处的新型职业农民是相对传统农民来讲的，主要指从事大、中、小型现代农业的从业者。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的人才不仅仅是传统农民了，而是各类大、中、小型现代农业的从业者。因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要培养涉农方面的人才，就不该根据是农村户籍还是城市户籍来确定培养对象，否则将导致概念的外延被缩小。
所以，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理解为培养“农村户籍的人”的中职教育不免有点牵强，而理解为培养服务于“三农”人才的中职教育将会更加合理。理由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事实上必然包括新型职业农民，而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并不一定都来自农村，通常也有部分来自城市，他们往往因为热爱从事现代农业而投身于农村工作。首先，随着农村的主体农民的老龄化以及大量“80后”、“90后”的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农村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尤其是农业发展。为此，为了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加快培养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传统及新型职业农民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其次，从宏观的国家政策层面看，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接着，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实施免学费政策。其中，免费对象是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含农村与城镇户籍学生）。可见，在国家政策文件中，“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强调加强对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城镇户籍的涉农专业学生的培养，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一批未来服务于“现代农业”的人才。因此，无论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培养农村户籍的人，还是城镇户籍的人，只要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发展，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升，都应该得到认可。为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农村户籍的传统农民（包含其子女），且要培养城镇户籍中那些能够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型职业农民，从而实现为新农村建设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的目的。
教学内容需含经营管理等
非农业技术，不限于农业技术
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来看，有研究指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高中阶段进行的并且教学内容中农业技术占主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此定义相当于把“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直接理解为“农业中职教育”。无独有偶，皮江红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包含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要把普及性培训作为主要方式，以农业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农业人才需求为导向等。可见，“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被界定为以农业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职教育。
显然，以上两种定义都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应该以农业技术为主，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虽然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并且长期缺乏农业技术人才，为此提倡通过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来培养紧缺的农业技术人才有其内在道理。然而，绝不能因为农业方面紧缺人才这一原因，就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必须以农业技术为主。农村之所以发展缓慢，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农业技术人才队伍的薄弱，还由于农村的经营管理等非农业技术方面人才的稀缺。此外，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急需懂得经营管理技术的人才，并且农业产业化同样依赖营销方面、食品加工方面的技术人才。
为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概念能否理解为教学内容以农业技术为主的中职教育有待商榷。首先，从价值层面分析，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具有服务于农业的功能毋庸置疑，但是，也必须看到其同时服务于“农村、农民”。其次，现代农业的发展仅依赖于农业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换句话说，发展现代农业不仅需要农业技术人员，更需要管理、经济、财会、信息技术等多个专业的人才。所以说，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需要包含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非农业技术，而不能局限于农业技术。
“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定义
综上所述，理论界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概念的理解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被理解为办学地域，导致难以解释城市地区也存在“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其次，“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被限定为服务于农村户籍的人，导致概念的外延被缩小；再次，“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教学内容被误认为主要是农业技术，从而忽视了同样重要的非农业技术。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尝试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定义为：培养服务于农村、农业、农民的人才的中等职业教育。该定义主要包含以下寓意：服务于动态发展的农村、服务于传统及新型职业农民、服务于现代农业。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服务于“三农”的各类人才，从而实现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技能的提升、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最终推进农村城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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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乡村地理学在我国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中发展比较薄弱，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理论体系的欠缺最为突出。本文试图从多重角度（职业的、生态的、社会文化的）对乡村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剖析，认为乡村界定的困难在于乡村本身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及相对性，以及城乡连续体这一背景，最后，笔者提出了以乡村性定义乡村的设想。
【英文摘要】Rural Geography is a weak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somebasic concepts.First of all，this paper analyses rural definit-ions systematically from a multi-dimention point of view (occupational、ecological、socio-cul-tural).As an occupational de-finition，"rural"means an area where farming is the main mode ofproduction.As far as ecological definitions are concerned，it means a settlement whose population scale is smaller，outside urban area，with rural landscapes showing unmistakable signs of being dominated by extensive use of land，and with discrete s-patial units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Socio-cultural definitions are in terms of clear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and attitude between people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uch as ways of life，spatial behavior and aspiration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all the definitions are lack of delimitations of rural totally and essentially.Rural can not be summarized by a simple definition，because it is a complicated and indistinct conception.Difficulties of defining rural lie in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whole rural，unconformity among rural elements，relativit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and relevant rural-urban continuum，which makes the boundar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more indefinite.To a certain extent rural is regarded as areas differing from urban greatly and the difference can be compar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roduction activities，ways of life，etc.The close ext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presents different stages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suggests rurality should take place of rural defini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of today.Rurality refers to the manifestation of rural characters which take urban as criteria of reference within a specified area.The author draws his conclusions.First，every region can be looked on as a unity of urbanity and rurality.The more urbanity a region is，the less rurality it will have.Urban and rural are continuous and there is not any broken locality between them.Second，the size of rurality index takes urban as unit of reference.Using different urban criteria can reflect difference of rurality and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Finally，rurality is concerned with scale，index and method which are used in our research.
We can weaken some r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 regi-onal urbanity in practice such as village-town planning and regional planning by estimating rurality index of different aresa.In order to be favourable to urban-rur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we also need to put forward rural countermeasures concerned correctly.
【关 键 词】乡村/城乡连续体/乡村性rural urban-rural continuum rurality
【 正 文】
乡村具有区别于城市地域的诸多特征，在当今城市化潮流下，乡村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对乡村这个概念的认识似乎清楚但不明晰，人们往往理解不一致，致使乡村问题的理论研究受到影响，也困扰着乡村政策的制定，虽然在有关文献资料中已有大量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看法，但仍然缺乏一个足以说明乡村的总体性、本质性的概念。本文尝试从多重侧面剖析乡村这一综合性概念，以期对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1 乡村概念的多重侧面
1.1 职业的定义与功能属性
乡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这个词在历史上的用法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是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场所就是农村聚落。这一定义的出发点是把农业产业作为农村赖以存在、发展的前提，没有农业的存在，农村就不成其为农村，农民就不成其为农民。从界定农村的角度分析，这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缺乏严密性。
首先，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决定，还是以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或者是以农业生产用地在整个土地利用结构中的比重来确立呢？这个主体的含义是模糊的，没有明确说明以什么为主体。不管是以人，还是以经济、用地来确立主体都难以正确地把握当今的农村与非农村。
其次，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民而言，农业人口＝农民＝农村人，也许在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这个等式是存在的，但农业人口兼业化的发展，使这一性质日趋复杂，他们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活动，这些农户可以根据其兼业的行业分为一兼农户（主要就业于农业，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二兼农户（主要就业于非农产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经营），还不包括农业内部的兼业活动，或者已经有固定的非农就业岗位的农户。
第三，从场所和地域的角度来看，农村聚落往往是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并存，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混杂。而且在某些非农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不管是从非农化水平还是从总量上看，都超过了中心城区，出现了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现象，这样就更难以对该地方或地域进行归类。
1.2 生态的定义
乡村作为生态的概念加以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视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用来指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指的是单个聚落人口规模较小的地方，这些聚落之间则是较大的开敞地带。该定义抓住了乡村与城市之间人口集聚规模差异这一特征，最为接近于人们对乡村的理解，而且便于操作，许多国家都把乡村与城市的分界线以聚落人口规模加以确定。
(2)乡村用来指一种地域的概念。乡村指的是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严格地讲是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地区，这样，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与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的农业有本质的差异。
(3)用来表示某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也就是乡村型的景观。维伯莱(G.P.Wibberley)认为：“乡村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那些地区，它们显示出目前或最近的过去中为土地的粗放利用所支配的清楚迹象。”[1]
(4)从生态构成上看，乡村不但用来指居民少的地方，而且也指与人口多的地方来往较少的隔离开的定居区。在当代社会里，绝对的隔离很少见到，但只要联系上不方便、交通上成本较高这种情况还存在，那么相对隔离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乡村就是受城市影响较小的地方。从城乡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乡村，考察乡村的相对隔离程度，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隔离，是用物理性距离、交通费大小，还是有无交通工具、时间等来说明[2]。二是在确定是否易于接近时应该用哪一个人口中心作为参考点。如英国诺福克郡规划局(Norfolk County Planning Dept)就采用了距离2万人口城镇8.045km和距离10万人口城镇16.09km这一指标。
乡村的生态学定义建立的假设是：社会形态(Social form)可看作是人类文化适应环境特征的产物，并为人类的适应所修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景观、土地利用特征、相对隔离程度等生态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是引起城乡差异性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生态定义乡村，避开了经济职能上专门化的问题，尽管粗放的土地利用、开敞的乡村、小规模的聚落、人口密度较低等特征隐含着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特性，但更多的是从城市的影响程度来考虑的，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内涵。
以生态环境状况来定义乡村地域，虽然是当今最为广泛采用的标准，但许多研究人员发现，这一定义的最大的不足就是分级界限的相对性、可变性，不同国家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国际可比性较差；其次，从人口密度较小来理解乡村，由于人口密度只是一个静态的、容易产生误解的统计指标，它大多依赖于计算密度单元的大小；第三，社会学者对生态定义的质疑是：城乡之间最本质的差异是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方面，社会经济的特征与乡村的问题更为相关，如高女性比例，较低的收入，更多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状态，劳动力中妇女就业率低，受教育的人口少，年长者受到过多的重视等。尽管人口分布状况对这些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相对应的。
1.3 社会－文化的定义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从社会文化构成这一角度来定义乡村，着眼于城乡居民之间行为与态度上的差异性。主要特征有：
(1)乡村社会生活中，社会接触多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
(2)乡村社会行为的标准比较单一，风俗、道德的习惯势力较大。
(3)乡村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家庭观念、血缘观念要比城市为重，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经济活动简单。
(4)乡村地域辽阔，人口数量少、密度低、变动慢，因而人们具有保守心理。
(5)乡村的物质文化设施较城市差，乡村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般较城市低。
(6)从政治标准上看，农民在国家中处于从属的地位，要服从有权阶级的法令和要求。
乡村的社会化定义抓住了乡村居民、乡村社会的最本质属性，而且在它与城市的比较中理解其相对性。但问题在于：
首先，用极端化的方式来定义乡村，大量的过渡型、中间型地区就是不确定的。随着城乡关系的演变，不仅大量的乡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还有一些城市居民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迁往乡村，乡村本身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劳动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人类社会严格地划分为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时代最终将为城乡结合或城乡融合发展所代替。
其次，认定乡村地区是同质的，这是值得怀疑的。从个人角度上看，大多数人都不能划分为纯粹的某种文化类型（如乡村人或城市人），传统的农民逐渐从封闭、半封闭、半自给性的小生产者向开放性、经营性的商品生产者转变，由质朴、纯厚的传统型向开拓进取的新型农民转化，农民内部发生着阶层、职业的社会分化。米勒(Miller)等人在考察美国人时，认为88%的美国人都可归入乡城混合类型[1]。弗林(Flinn)也把乡村地区的价值体系分成三种类型，即小城镇理想(Small-Town Ideology)、平均地权论(agrarianism)和乡村主义(ruralism)[3]。可见从乡村社会角度看，乡村并不是单一化的。
第三，用生活方式、空间行为、抱负等来定义乡村，在实际应用于具体的空间地域划分时非常困难。在城乡隔绝发展的态势下，也许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地理分布是相一致的或相近似的，而在城乡作用日益加强的当代社会里，城市里包含着诸多的乡村特性，乡村里也纳入了诸多的城市特征，城市与乡村之间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绝大多数的聚落都可归入乡城、城乡混合体之中。
2 乡村界定的困难
从多重角度对乡村进行剖析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见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涵盖的，它是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界定乡村的困难在于乡村整体发展的动态性演变、乡村各组成要素的不整合性、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对性，以及由于这三大特性形成的城乡连续体。
2.1 动态性
乡村人口以各种方式向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部门转移，乡村地域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历史上的乡村与当代的乡村有很大的差异，不同地域的乡村演化过程也不一样，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乡村居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格局、乡村严重落后于城市的不合理状况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除了城乡之间地理景观的明显差异外（景观界限随着城市的蔓延而不断变化）无论是经济职能还是社会文化上，当代的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明显加快，正在日趋向城市靠拢。因此，乡村的概念与内涵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以传统的农民、农村来定义当代的农民、乡村。动态性特征使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分界日趋模糊，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二分法也日趋不适应。
2.2 不整合性
传统格局下城乡界限非常明晰，乡村的职业、生态和社会文化特征相吻合，农民未走向分化，乡村的单一性、同质性显著。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乡村的影响日益加强，乡村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职业、生态与社会文化特征之间不相吻合了，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相等的格局愈加不相适应了。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非农部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成为工人、商人、教师等，从职业角度讲，他们已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或农民。有一些劳动力并未实现就业的完全转移，出现了亦工亦农、亦商亦农、半工半农等形式。有的人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进了城市，一些人采取了外出打工（季节性或常年性）的形式，还有一些人则在本地实现了职业的转化。这样，城市里有了乡村的人、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乡村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甚至于城市的居民居住在乡村等。这种社会文化特征、经济特征、生态特征三者之间在城乡的相互重叠，带来了复杂的不整合性。
2.3 相对性
城和乡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乡村是与城市相比较而存在，也只有在与城市的比较中才能正确地理解与把握，因此，所谓的乡村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指与城市之间差异较大的地区。这种差异可以从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要素进行比较，城市与乡村之间接近程度的高低代表了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
乡村的相对性还体现在不同的人研究尺度的差异上。我们可以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研究农民的行为和抱负、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大小，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等考察个人的社会化程度。也可以从不同的聚落来加以研究，从小的村落到小城镇到大城市等不同的乡村特性表现程度。也可以从一个小的区域到较大的区域进行不同层次的解剖。
乡村定义的相对性是依据选择的指标而有差异的，以人口密度差异、职业的不同、距城远近等相关指标来描述定义乡村，或者以复合的综合性指标来对乡村属性加以概括，更可以反映出乡村类型的多样化。
2.4 城乡连续体
我们通常用两分法把人类聚落划分为城市与乡村，从乡村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和相对性来分析，不论是聚落还是文化、经济活动，城乡都是一个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区分两个极端是很容易的，而众多的中间类型则是难以确定其断裂点的。
2.4.1 聚落连续体 从聚落的规模来看，从巨大的城市集聚体到小的聚落甚至分散的住宅，其间没有明显的断裂点，城市消失的地方就是乡村的开始点，聚落连续体是沿着一条线从极点的一端——农村向另一端逐渐演变，因此城乡聚落的规模划分必然是人为的。
事实上，从聚落的职能上也存在着连续性，从纯粹的单一化农业村落、农副业村落、兼业性村落一直到非农业聚落，都代表着城乡职能上的差异性。
2.4.2 乡村—城市连续体 与地理学者对聚落连续体的关注不同，社会学者从社区、文化角度进一步分析这种连续体现象。在当代现实社会中，社区类型既不是完全的乡村也非完全的城市，可以从典型乡村到典型城市排成一个连续谱，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只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问题，许多城市郊区和城乡交错区就处于这个连续体中间的位置。特定社区在这个连续体中的位置取决于：社区人口多少、社区人口密度及社区内乡村与城市之间规范的强度。社会学研究还揭示出，即使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仍然存在着乡村的文化。
3 乡村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传统乡村特征逐渐在转化，表现在经济上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社会构成上农民的分化（农民—非农民或新式农民），聚落从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化，乡村文化的转型等，这些要素的变动带动了地域的转型，出现了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乡城地区，这种经济、社会、文化、地域的演变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如何在城乡连续体的现实态势下构建乡村概念的新思维？大多数研究人员尝试着在城乡之间划分一个过渡区，如在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之间再分出一个似城聚落类型，在城市地域与周围乡村地域之间的交接地带划出一个城市边缘区，甚至从更大的地域范围着眼，划分出乡村城镇化区域。对处于转型阶段的地域作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来加以研究，部分地解决了城乡界限日趋模糊的问题，但就象区划中划分过渡区出现的问题一样，过渡区本身，城市、乡村与过渡区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现象，因此就出现了乡村、准乡村、准城市区、城市化地区等多种多样的过渡类型。
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大系统，它包含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在每一个侧面又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诸多的因素。因此从单个方面来定义乡村不会得到广泛的接受，寻求综合方面的界定更为人们响应。而且，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我们不应受某种概念的束缚。用极端化的传统乡村作为参照来套用当今的实际，这种理念支配下的归一法陷入困境是必然的。
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的定义应让位于乡村性这一概念，在一定地域内考察乡村性质的强弱（从对立面来看，就是城市性的弱强），比起不断划分过渡地带的做法更可操作，更具有可比性。确定一个地区的乡村性：
首先，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乡村性与城市性合计为1），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弱的地区，城市性弱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强的地区，乡村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地域，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城市地域，两者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城乡之间是连续的。
其次，乡村性指标的高低应以城市为参照单元，用城市的标准（如市区、市域、不同规模的城市）来衡量乡村性的高低，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反映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不同地域之间具有可比性。也许会出现有的我们认为是乡村的地域（行政上的），其乡村性指数低于有些城市地域，这样我们对城乡的认识会有新的本质性理解。采用不同的城市实体为标准，可以反映城市性、乡村性的质量差异。
第三，乡村性除了与选择的参照标准有关，还与研究的尺度大小（如个人、单个聚落到不同大小的地域单元）、选择的指标与采用的方法有关，社会学家可以从社会发展指标来定义乡村性，经济学者可以从经济结构状况来分析，地理学者可以综合社会、经济、地理特征加以选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四，由于乡村性概念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定义，依据的是更为广泛的地理类型，而不是专门化的单一聚落特征，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因此，某些与土地面积广大相关的密度指标很难与城市同步发展，但某些人均指标、结构指标则有可能超过城市，如人均GDP、非农产业比重等等，对此应区别对待，合理安排。不能一刀切，各项指标均要求与城市同样考虑。
据此，乡村性指数可以用下式粗略计算：
式中：R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乡村性指数；U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城市性指数；R[st，i]表示t年份s区域城市性的第i个特征比值，可以用下式计算：
式中：E[ot，i]表示第i个反映t年份城镇特征的标准值(i=1，2，…，n)；E[st，i]表示反映t年份s区域城镇特性的第i个指标值[4](i=1，2，…，n)。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理论上初步探讨了乡村性这一概念，作为推论，笔者认为可以在实践中（如村镇规划、区域规划等）通过削弱某些乡村特征，提高区域的城市性。在城乡规划和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贯彻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在当今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要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要贯彻这一理念，提高城市性与削弱乡村性并举，进一步推动空间地域城市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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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dited by Rodefield R D et al.Translated by An Ziping，Chen Shuhua et al.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Consequences，and alternatives.Beijing:Agricultural Press，1978.(In Chinese)［罗德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美国的农业与农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历来是一个两难选择问题，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需求旺盛的农村地区而言，更是如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政界、学界关注的热点，农村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日益活跃起来。目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论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大多针对城市、区域或工业，而专门针对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的相对较少。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该方面的研究现状，进一步梳理相关理论问题，为推进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实践奠定基础。 一、国外研究进展 就农村经济和环境的协同研究而言，国外首先从关注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开始，继而深入到注重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 1．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 从农村环境保护问题来看，在全球范围内，农业面源污染正在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对其控制不但逐步成为水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也逐步成为现代农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发达国家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上主要通过源头控制，对农田面源、畜禽场面源进行分类控制。其核心特征为在扎实的试验研究基础上，发展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技术替代原有技术，在各主要水域和水源保护区制定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通过技术层面与政策层面的结合，在全流域范围内广泛推行农田最佳养分管理，限制水源保护区农田作物类型、轮作类型、施肥量、施肥时期、肥料品种和施肥方式，实行全流域氮、磷总量控制，削减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1］［2］。国际上，在农村环境问题及其可持续发展对策的综合研究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研究方面关注面比较广泛，在对农业和农村环境问题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农业荒废产生的环境问题和政策反映。有学者从具体的技术解决措施和农村环保方案展开研究，也有从农业环境政策出发，提出农村环境管理模式转变问题而进行研究的［3］［4］。 2．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进展 关于农村经济与环境二者之间的协同研究，国外起步早，基础理论成熟，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研究: (1)传统农业改造视角。以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为代表，他认为传统农业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化，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他提出的“高收益投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要得到较快增长，不能靠现有资源配置，而要为农民提供新的更有生产性的高收益生产要素，这就需要改造传统农业，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建立利于农业转型的制度，增加现代农业要素投资和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5］。其核心思想是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 (2)可持续发展视角。雷切尔•卡逊(Rache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指控了农业化学化的弊端［6］;《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登博斯宣言》(DenBosonDeclara-tion)明确指出将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有机结合，提出了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SARD)的概念;《21世纪议程》把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优先领域。从可持续发展来看农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其重点是强调一种发展理念和导向。 (3)生态经济视角。以罗伯特•科斯坦扎(RobertCost-anza)和赫尔曼•戴利(HermanDaly)为代表的西方生态经济学主流学派，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平台上研究了该问题［7］［8］。就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而言，国外首先提出了“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概念。生态农业这个概念首先由美国土壤学家W．Albreche于1970年提出，1981年英国农业学家M．Worthington将生态农业明确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同时，由于化肥、农药等的过量使用，形成了典型的石油农业，并对环境产生了污染，在此背景下诞生了有机农业。有机农业的理论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罗德尔(Rodale)提出的，他从土壤生物学的肥力概念出发，论证了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害处和有机肥在培养地力上的优越性能。 (4)循环经济视角。循环经济(CircularEconomy)思想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K．E．Bould-ing)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是其早期代表［9］。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珀斯和特纳(D．PearceandR．K．Turner)首次正式使用了循环经济的概念。结合农业和农村地区，循环经济主要涉及到循环农业。世界各国都曾经在这方面做过积极探索，并产生了一系列循环农业的发展模式，如日本爱东町地区循环农业模式、日本菱镇的循环农业、德国的“绿色能源”农业、美国的精准农业以及英国的“永久农业”等［10］。 (5)平衡发展视角。主要以罗森斯坦•罗坦(Resenstein－Rodan)、罗格纳•纳克斯(RagnarNurkse)等人为代表，主张在区域间或区域内部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与打破低水平恶性循环的平衡增长理论，实质是强调在一个强大的外力推动下，使区域内部各产业间能够形成相互需求的一种局面，让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获得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总之，从平衡视角来看，农村地域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要实现农村地域内部生产力的平衡布局以及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对农村经济和环境二者协同关系也是首先从关注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开始的，然后才逐渐过渡到农村经济和环境协同的研究领域，近期主要是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协同问题。 1．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 国内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内容比较宽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有的学者把农村环境问题和“三农”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农村环境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11］;②也有的学者从农村能源利用和农村能源结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环境的现状、问题及对策;③研究农村环境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发展;④研究农村生态系统管理的科学技术支持;⑤研究优化农村环境管理的环境公共政策;⑥研究生态补偿机制;⑦研究国外农村环境保护经验借鉴等。近几年，结合新农村建设的一些文献不断涌现:探讨新农村建设与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关系，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也不断拓展，如新农村量化评价、探讨生态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关系、农村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等［12］。#p#分页标题#e# 2．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农村经济与环境的协同研究起步较晚，尚处于探索阶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生态经济视角。石山(1986)在国内较早论述新农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问题，根据对黄土高原种草种树的实践调研和经验总结，指出要用生态经济思想、生态农业思想的理论来指导新农村建设［13］;马艺芳(2004)通过对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案例分析，指出生态农业与农业生态旅游的结合是新农村经济增长的亮点［14］;乐其顺、雷海章(2007)对广西恭城县立足生态农业建设新农村的做法和经验作了具体分析［15］;冯刚(2008)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根据新农村的具体类型，设计出工业型新农村、特色型新农村、畜牧养殖型新农村、休闲型新农村、商贸流通型新农村和旅游型新农村建设等六种与生态农业建设相协调的模式，然后提出了保障协调模式发展和实施的经济、环境、社会、资源和法律对策［16］。从国内生态经济的研究视角看，目前还停留在发展生态产业层面。 (2)循环经济视角。发展循环经济是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和环境协同的重要途径和纽带。邱爽(2007)认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新农村的具体实践，其目的就是通过改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以打造出富裕、生态、和谐的新农村［17］;方杰等(2009)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角度，重点探讨了基于农业循环经济的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路径［18］;高慧荣(2009)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现象较为严重，只有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和相应的技术进行指导，才能保证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19］。陈诗波(2009)依据协同理论对循环农业各参与主体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针对农业循环经济活动中农户、涉农企业、政府、农村中介组织各自的职能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引导、农户参与、企业主导、中介组织助力”“四位一体”的角色定位，并认为这是建立我国循环农业长效发展机制的关键所在［20］。 (3)生态文明视角。农村经济和环境协同是农村生态文明的具体体现，也是未来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王朝全(1996)指出，从本质上看，农村建设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应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良好统一［21］;黄振中(2006)对生态文明进行了全面阐释，并认为良好生态是幸福指数的标志，生态是农村致富的最直接途径，生态文明将加速改变农村面貌［22］;胡浩民、马步广(2009)提出，应该把生态文明作为建设新农村的新路径，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从职责异构和生态农业等方面层层递进地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23］;宋祎、胡木春(2009)从海南省域视角出发，对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新农村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优化生态环境、构筑和谐新农村进行了有益探索［24］;刘雪艳、孟祥德(2011)指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必然选择，也是能否实现全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5］。 (4)人居环境视角。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许景伟、胡丁猛等(2010)通过对山东农村绿化现状的调查和分析，归纳总结出了经济林木用于人居环境绿化的诸多优势，指出经济林木是农村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26］;周鑫(2011)根据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庙耳岗村和长阳镇保合庄村的实际，从农村居民的角度出发设计了问卷调查并实地考察了农村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归纳影响村民满意度评价的主要因子［27］;周侃、蔺雪芹、申玉铭等(2011)通过对北京市首批市级新农村规划建设试点村的问卷调查，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探讨新农村建设以来京郊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要素特征、影响因素和发展水平［28］，从人居环境的视角研究农村经济和环境协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三、研究述评和展望 国内对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一般意义上的农村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学术界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从最初意识到农村发展与环保协调的重要性，到注意到二者的相互作用，再到有意识地引入循环经济、生态文明、生态产业等新的概念和模式，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实践也不断创新。 (2)一些新颖的研究视角不断涌现。近几年，探讨农村建设与农业、农村环保关系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可持续农业、循环农业研究的重视，对新农村量化评价、探讨生态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关系、农村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农业生态工程的实践和研究，对农村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指标体系构建的量化研究等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3)区域和行业层面上的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研究取得积极进展。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研究上，当前主要是通过衡量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相关方法，包括能值分析、生态足迹分析、物质流分析、指标体系评价等，研究区域主要为森林、流域、干旱区等单类型区和单个城市［29］，针对农村区域，特别是结合新农村建设的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度研究颇显不足。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从不同视角开展了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对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的系统研究和综合研究比较薄弱。因此，运用系统学、环境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深入分析经济与环境子系统之间协同的要素和关键技术因素，进行协调度的定量分析，并设计提出因地制宜的协同模式，就成为当前及未来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
关键词：现代农业；服务业理论；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5-0030-03
一、国外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现状及简要评述
（一）现代农业的相关理论基础
理论界一般认为，世界农业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以及以机械化、科技化、商品化、知识化、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其中，现代农业的相关理论基础如下：首先，1958 年，W.W.科克伦从农业技术扩散的角度来谈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同年，G.L .约翰逊又提出了“农业固定资产说”，它既是对前者的补充，又是挑战。其次，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在20世纪60年代在其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的增长理论被称为“高收益投入理论”。同时，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Mdlor）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是促进技术进步。此外，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和美国弗农・拉坦（vernon w。ruttan）指出，土地相对丰富而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应走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的道路，而土地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走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的道路。
（二）服务业相关理论基础
服务业的概念最早源于西方“第三产业”这个概念，早在17世纪末（1690 年）威廉・配弟（Willian Petty）就阐述了有关第三产业的一些思想。此后，萨伊（J.Say） 、西斯蒙弟（Sismondi） 、李斯特（List） 、西尼尔（Senior） 以及马克思等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三产业进行过分析，并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第三产业经济范畴所涉及的经济规律。而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及其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近几十年的事，从1935 年英国经济学家埃伦・费希尔最先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到1957 年克拉克把第三产业称作“服务性产业”，发现“克拉克定律”，西方第三产业的理论才初具体系，战后，第三产业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深化。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V.Fuchs）1968出版的经典著作《服务经济学》，以及日本经济学家饭盛信南1978年出版的的《第三产业》等都使我们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透视当代西方第三产业理论的概貌。
（三）现代农业服务业相关研究
农业服务业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拓展农业外部功能、提升农业产业地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国外对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研究
Risdon、Thomas Eponou等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分成前后衔接的阶段，David Bennett（2002）却认为成果转化是一个交易过程，而Bertmetz（1992）则认为成果转化是一个社会过程；其次，Robert K（1995）则研究了成果转化效果的评价和计量问题；而Toshihiko Mukoyama（2002）就决定成果转化速度的因素进行了数量分析；Tenkir Renger（2002）还利用数学方法研究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农产品的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Thomas Eponou（2002）则指出造成转化低效的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缺少系统论的观点和高效的领导责任体系，缺少透明的共同遵守的科技政策，对转化过程的战略研究和科学管理不适应，强调农民参与，以农民需求为动力不够。Bert Metz（2003）研究了政府的规制建设、自由贸易政策、教育等因素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2.农业信息的相关研究
由于农村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远离城市、居住分散、交通与通讯设施相对落后，如何在农村有效地实施信息服务便成为长期困扰决策者和信息服务人员的问题。在大多数国家，针对农业信息需求开展的服务主要由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研究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或专门的农业信息中心承担。例如，1988年美国农业部在位于马里兰的国家农业图书馆建立了农村信息中心（the Rural Information Center，简称RIC），面向农村政府官员和农村社区提供信息服务。在非洲，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被很多研究确认为传播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Sturges和Chimseu认为有些研究高估了技术推广部门的作用。
3.农业物流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农业物流的研究正在兴起，主要体现在对于农业物流和农产品物流概念的界定上，一般认为农业物流是指从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业生产的组织到农产品加工、储运、分销等，实现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生产者到消费者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流动；农产品物流是指为了满足用户需求，实现农产品价值而进行的农产品物质实体及相关信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物理性经济活动。具体地说，它包括农产品生产、收购、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配送、流通加工、分销、信息活动等一系列环节，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农产品价值增值和组织目标。因此从概念上来看农产品物流是农业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ArloBiere认为农业贸易物流是农业贸易课程中单独的一门课，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使得其非常重要，他并为此设计了教学大纲。
4.农业旅游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农业旅游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供需动机以及营销三个方面。首先，Pearce（1990）、Oppermann（1995）等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应对农场危机、实现农业多元化经营、补贴农业收入以及追求经济利益是农业旅游经营者的主要动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经营动机呈现出多元化，涵盖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其次，Oppermann（1996）认为少数旅游者选择农业旅游是出于经济动机；Swarbrooke（1996） 研究了其社会文化动机具体包含的方面；Murphy、Sharpley等指出某些旅游者是出于环境动机。再次，Frater（1983）、Streckfuss（1997）认为因农业旅游产品具有半公共品的性质 ，因此政府是农业旅游营销的主体。而目前国外对农业旅游形象和农业旅游品牌的研究主要关注了现代媒体对旅游形象的影响和农业品牌的打造。
5.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9世纪70年代）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就具有农业保险费或农业保险基金的意义；而且，农业保护理论、福利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理论等都对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其次，Nelson和Loehman曾经说过：在理论上，农业保险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摊机制，然而在实践中，农业保险却成为一种将损失转嫁给政府或则其他保险机构的高成本的风险转移机制；Schacht（1990）认为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很难防范而且会降低农业保险的效用。现在很多国家支持事实农作物一切险这类保险计划的主要论据并不是该计划能够提高农民或者其他人的福利，而是更多地强调有必要用保险计划取代政府灾害救济。
二、近年来中国理论界的有关研究
（一）现代农业的相关研究成果
国内有关现代农业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其中，张培刚（2001）从工业化对农业影响的角度， 探讨了关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问题。他认为: 改造传统农业的实质是一个资本化的过程；引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长期诱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起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价格上升。此外，中国理论界对现代农业的内涵进行了研究，综合各家观点，现代农业的内涵可概括如下：现代农业以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技术装备为支撑，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确保农产品供给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是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实行集约化生产，产加销为一体，运用现代管理方式管理的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
（二）现代服务业的主要研究成果
国内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近几年，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现代服务业的特征、作用及内涵等方面，并在很多方面有了共识。首先，朱晓青、周勇等认为现代服务业具有高技术性、知识性、新兴性、网络化、阶段性等特征；韩云（2005）认为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进产业集聚的重要举措；而盛世豪、张树林等指出现代服务业具有聚集优势和聚集效应，是推动当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此外，刘重（2005）提出现代服务业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是第三产业的延伸和发展；裴 （2006）认为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之间存在耦合现象，并且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企业外包成为一种趋势。另外一些学者则研究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战略。
（三）现代农业服务业相关研究
1.关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
周衍平（1997）等把农业技术分为“私人技术”、纯粹“公共技术”和“半公共技术”，相应地提出采市场机制、政府干预机制、市场与政府半干预相结合的三种成果转化机制。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还有马扬、陈希平等。而从成果转化面临的困难出发并提出解决对策的研究主要有：王俊明（1994）提出强化行政指导职能、完善推广体系、拓宽转化渠道、增加资金投入等对策；顾焕章（1997）提出要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供求机制；尹利军（2001）提出建立开放的农业科研机制、信息传递机制、利益驱动机制和农业风险投资机制。此外，也有不少研究者从某个侧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李宁宁（1999）对成果转化的不同主体特征进行研究比较；马立人（2000）研究了组织管理对成果转化的影响等。
2.农业信息服务的相关研究
谭英、钟永玲等在考察特定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信息服务模式。综合来看，主要有两种农业信息服务模式：一是由三个以上的信息传播主体通过相应的信息传播渠道，共同为农户提供科技信息的服务模式；二是由农村产业协会牵头组织、由协会聘请兼职信息员负责收集与传播信息的服务模式。在考察农民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服务模式的研究主要有：赵继海（2001）等提出培育农业信息网络的“中继”机构；邵芳（2003）认为上海农村信息服务应特别注重上海农业网和上海农科热线、沪郊成人教育培训基地、市场信息服务体系三大版块的建设。彭光芒（2006）则提出培育农村意见领袖并把他们置于信息传播的关键地位。对此进行研究的还有李建军和倪莉等。
3.农业物流的相关研究
姜大立、张剑芳等（2004）同时从农业行业物流管理的角度，提出农业行业物流管理应通过农资连锁经营配送管理、农业产业化经营管理和农产品物流管理来开展，并提出了农资企业的连锁经营、订单农业、产业化生产、农产品批发四类农业物流运作模式。赵黎明、徐青青（2003）对中国区域农业物流体系进行了设计，对区域现代物流信息平台功能进行了设定，并进一步研究了大农业物流的产业链结构。此外，李学工、刘伟芳（2003）认为农产品营销需要借助现代物流及其供应链来解决；罗其友、陶陶（2004）将农产品物流支持政策与农业资源储蓄支持政策、农业生产支持政策、农村社会支持政策并列为发展高效农业的四大政策体系；谢培秀（2003）提出要用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多种所有制农业物流企业。
4.农业旅游的相关研究
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 ，各专家学者对农业旅游概念的论述也有差异，何景明和李立华对此综述为四大类，查芳和肖佑兴也对此进行了探讨。此外，潘秋玲（1999）对中国农业旅游产品供需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高曾伟和王志民（2001）对农业旅游资源的特性进行了阐述。何景明和李立华（2002）认为，中国农业旅游发展动因主要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维护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李慧欣（2003）探讨了农业旅游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张成君和萍（2001）认为农业旅游将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新增长点。郑群明、梅虎等探讨了农业旅游的开发模式并提出针对现状的开发对策。此外，卢云亭、何景明等国内专家学者对农业旅游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5.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
关于农业保险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属性及外部性、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及发展模式三个方面。首先，李军（1996） 认为它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而不属于私人物品；庹国柱、王国军（2002）指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的结论。其次，关于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研究，目前理论界有三种观点：一是建立中国农业再保险体系；二是设立农业保险风险保障基金，分散农业保险巨灾风险；三是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再次，目前理论界对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政府论”模式；二是“商业论”模式；三是“相互和合作农业保险论”模式；四是“过渡论”模式；五是“层次论”模式；六是“区域论”模式。此外，庹国柱、冯文丽等探讨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成因。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综上所述，现代农业有着传统农业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在这一点上国内外已有共识。而且，随着服务业理论的不断发展，国内外有关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内涵、发展模式以及效用评价机制等的理论也日益完善。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有关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农业旅游、农业保险三个微观领域，而有关农业物流和农业信息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较少。尤其是中国在农业信息的提供渠道、农业科技的创新方法、农业保险和农业物流的可行性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此外，国内外对现代农业服务业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多一些，而对现代农业服务业的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系统的研究则显得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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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鸿飞先生的论断即颇为惊人。他断言，黄宗智甚至吴承明先生（尽管他承认吴老“似乎尚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资本主义的”）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市场有很大发展，其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作出的判断”，并且“这种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他强调，“从农村商品交易的自由程度、特别是资本市场融通的自由程度、劳动力大规模迁移的自由程度、外国资本深入农村的自由程度、市场的自治管理程度等等，都可以使敢于正视事实而不仅仅重视政治观念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而宣称，“六七十年前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相比美”。他还认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据他估算，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已相当于90年代中期全国农民的年均纯收入，所以“说中国农业直到本世纪中叶仍只是一个‘糊口农业’，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也证明农业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包括租佃者，他们大都享有永租或永佃权）”，“完全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这就“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并“对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结论提出质疑”。（注：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史建云女士的研究虽然并非直接针对黄氏的过密化理论，但结论的迥然不同应是显而易见的。她指出，在华北平原所存在的“一个随时雇佣又随时解雇的短工阶级”，尽管“还不能够说近代中国或近代华北农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因素已经不存在”。（注：史建云：《浅述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在论述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时，史又认为，在近代商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更明确地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注：史建云：《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农村手工业生产的收入“有大幅度增长”，“成为农民家庭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改善。（注：史建云：《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339-357页。）
在所有类似的论述中，要算郑起东先生的观点最为决断。他在《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中宣称，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户利润率多在10%至15%之间；农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明显改善，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因此，华北的农业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也反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农业拖了中国工业化后腿的观点，并给华北农业为工业化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证明”。（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此文立即受到刘克祥先生的严厉批评。（注：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下文所引刘之反驳郑文的论述，均见此文，恕不一一注解。）但郑先生在随后的商榷过程中虽然承认自己在估算华北农村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时，犯了“在学术研究中不能允许的”疏忽和错误，但仍然坚持己见，并抓住刘文中的一些疏漏做了进一步的申论。（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这些批评涉及过密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但是核心问题则是农民收入与农民生活水平。如果事实确如郑起东先生所说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华北农民的生活消费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至温饱型”的转变，以至于像刘先生据此所估计的，用不了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步入“小康”，那么，整个过密化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注：参见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所以，这里拟接着刘克祥先生的话茬，就这一问题再做一番辨析，以求去伪而存真。
鉴于上述论者大都特别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要反对过密化及相关理论的所谓“简单化倾向”，即“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等等，要“反其道而行之”（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所以不管事实如何，下面的讨论都将力求避免这种倾向，而注重定量分析、系统调查和动态研究。
（一）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学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我们进行逻辑分析的辅助手段或工具，而不是起点或目标。对此，吴承明先生曾有的评：“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如果我们的统计学模式建立在某些错误的逻辑联系之上，或者说有意无意地隐去某些关系条件，那么，你的模型再诱人，再复杂，也是没有任何解释力的，姑且不论你输入的数据准确与否。上述郑先生之所以依据1922、1931年两次所谓的“系统调查”以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等（注：这些调查主要是1922年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戴乐仁(J.B.Tzyler)教授主持的对直隶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南部等乡村3673户进行农家经济调查、1931年国民政府农业部对包括冀鲁豫在内的全国22省6市农户平均每年收支的调查以及李景汉1928年对定县34家农户和1931年对定县123家农户所做的调查。），就得出华北农户收入迅速增长，生活大为改善的结论，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类统计学的基础之上。
其中之一即是刘克祥先生业已指出的，通过平均数“掩盖农户间收支的阶级差别”，以少数地主富户的收入进行横向“拉升”。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定县每一农户的年平均收入会从1928年的281.14元，猛增到1931年的440.79元，而其每家生活费的平均费用也在短短3年内由242.64元膨胀到424.55元。（注：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305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84页。）刘先生未曾注意到的是，这种平均数还可以在另一极的1922年起到相反的作用，即借多数贫民的收入压低了富户的年平均收入水平。一抬一压，其间的差距无形之中又扩大了许多。以下就是郑所引用的戴乐仁的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戴乐仁等：《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版，第96-97页。按：原表分类过于细碎，现重新编制。另，原表收入总数（575040元）有误，现改正之。
由表可知，在戴调查的3673户直隶乡村家庭中，年收入在他所估算的华北农村贫困线（150元）以下的家庭，即多达3023户，占总户数的82.3%，而收入总计只有112313元，不到总收入的20%，其中50元以下的家庭则为2277户，几占总数的62%，入款则只有总收入的8.15%。这一点也可以从戴乐仁按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而划分的各层次组家庭数及人口的比例中得到证明：
表2 1922年直隶农村土地占有与家庭、人口及收入的分组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34页，表8；第56页，表14。表中数据及分组均对原始资料做了部分调整。由于原书表8及表14中被调查的家庭数有出入，故分列。
据上表，占地25亩以下及无地户，其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达66.5%。这都是一些让调查者“不敢置信”的数字，“是一个很可惊的现象”。（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60页。）很显然，作为灾害救济机构中国华洋义赈会委托的这次调查，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最下层的贫民，富户只占极少数。被调查的地区，据原报告叙述，“除遵化一处外，其余多是灾难之区，有的还连遭数劫的”（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19页。）。因此，以这样一种背景下的调查数字，特别是以低于贫困线的所谓年平均收入作为参照系，其结论之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何况这里的年平均收入，正确的结果应该是156.6元，而不是郑所计算的145.43元，因为根据原表加总，表中所列的281户“未包酬偿在内之家庭”并没有收入计入总收入之内，如此之少算了11.3元。
其实，戴乐仁在调查中，曾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对有关家庭的收入做了分组计算（见表2），将此结果与郑文表13“冀鲁豫三省各类农户平均每年收支”做一对照，不难发现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1922年的收入水平已超过或接近河北省1931年百亩以上的农户，而50亩以下的农户，1931年各类农户中的最低一组（即地主）的收入也是1922年的2.11倍。如此巨大的反差，怎能不令人怀疑其可比性呢？
还有一个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这就是郑文在估计1931年农户收入时尽可能地满打满算，包括农、林、牧、副各项产值，却忽视了戴乐仁的调查在估算农家收入时实际上是相当不完整的。虽然“凡是家庭之入息，包含各项之总数，在此均算在内”，但是家庭工业部分，却因调查时间太少，计算困难，“未包含所有在家庭的工作之价值，独算其所做的能得到金钱的报酬之一部分”。（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51-52页。）这未包含的部分，就有家庭棉纺织业在内。尽管这些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民收入水平，应是没有疑问的。
郑文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疏忽则是略去了这么多年间商品价格的巨大变动，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可比价格的基础上来进行纵向的比较，由此自然也拉大了农户收入的增长速度。按郑的计算，冀鲁豫三省1931年农户平均收入为314.93元，较1922年（145.43元）增加1.17倍，平均每年增长9.32%。（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可是从表3可知，从1922年到1931年，华北的物价总指数也增长了36.2%，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其所计算的农户收入增长速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表3 1922、1928、1931年天津批发物价指数（1926年＝100）
资料来源：《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转引自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郑文坚信不疑的1931年华北农户收支调查，看起来并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同类型调查应在1928年。在河北省政府1930年6月印行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的“农矿类”第24至55页就可以找到。将书中的数据与郑文引用的1931年的数据做一比较，你就会像郑之“发现”华北农户收入大幅度增长那样，发现1929至1931年间华北农户收入居然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下滑，参见表4：
表4 1929、1931年度河北省各类农户平均年收支比较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929年数据见河北省政府秘书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1930年6月印行，第24至55页；1931年数据转引自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要是扣除1931年物价上涨的部分（参见表3），其下降的幅度还要大。假定这一调查是可靠的，再联系到郑先生也会承认的随后的农业大危机，那么，可以断定，此一下降势头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至少要延续到1936年。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也就十几年的时间，而经济萧条期就占去了其中的一半（尚不考虑重大的天灾人祸），要从中得出农户收入以接近甚至超过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郑文的估计是年增长9.32%）飙升，则不能不有点“玄”了。
郑文之得出华北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的结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清末民国年间华北粮食亩产量的上升和副业、手工业的发展。这也是他和刘先生争论的焦点之一，或郑先生所说的“根本分歧”。因其有关手工业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利用了史建云女士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下文将专门予以讨论，这里仅就农业问题略做陈述。
应该说，在经过海内外学者，特别是徐秀丽女士细致艰苦的论证之后，要否定华北粮食亩产量总体上的缓慢上升势头，继续坚持“持续下降论”，确实非常困难。但徐秀丽女士的最后结论却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她认为，近代华北的粮食产量较清末有较大增长，并已恢复到清中叶的水平，但是由于19世纪末期以后我国人口又开始大量增长，其速度快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因此，“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幅度趋减，近代农业已危机四伏，不容乐观”（注：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而根据笔者的论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同一时期全国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涉。（注：参见拙文《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另请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166页。）
有意思的是，郑先生为了论证这一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竟然以同期华北人口数量的下降为依据，并认为这种下降“除了可能受到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向外移民的影响”（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的确，在郑先生所论述的这一时期，近代华北农村不仅正处在近代以来一个新的内战频发期和高潮期，也恰恰进入了一个 新的自然灾害群发时段，发生于此地的大规模移民潮正是在这种天灾人祸的促动下形成的，且不论仅仅是1920年及1928-1930年华北、西北两次就分别造成了50万和1000万左右的人口死亡。（注：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73-112页。）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从农户的角度来说，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与农户收入的增长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我们必须从中扣除一应的生产成本。如果在产量增加的同时，生产成本增加的幅度更大，其对农民生活改善的贡献也就微乎其微了。关于这一点，定县农家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据李景汉的调查，该县从前“常遇旱灾，土壤又属平常，因此农作物之产量不丰，民食甚感困难”，20年代以来，由于“遍地凿井灌田”，“产量大增”。有井之地，“不但在一年内能收获两次作物，且每次作物之产量亦较无井时增加，又可年年收获，而无苗枯之患”。（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11-613页。）增收幅度，小麦、大麦为100%，粟为55.6%-67%，白薯27.8%-40%，花生16.7%-20%，棉花60%。（注：李景汉编：《定县须知》。转引自应廉耕、陈道《以水为中心的华北农业》，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附表三。）所以在当地有“旱不死定县”之说。（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但一来凿井的费用很高，20年代及以前，村内井平均每口约33元，村外井54元，1931年每口井增至80元左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4页。）；二来井地“所费的人力比较旱地约增两倍”，“这样算来，获利并不很厚”。调查者认为，其原因是“各农户吝惜小费，在播种时，不肯多用肥料，常常浇灌，土地渐瘠，等到秋初结实，田禾日益萎弱，所以不能丰收”（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15页。）。可是多施肥料，并不一定能导致产量成比例增加，同时又增加了工本和人力，结果可能还是得不偿失。定县的大多数农民，即便在太平年代，也依然只是“饱粗食暖粗衣”，而把“烧饼油条不离口”当做极乐世界。（注：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6月。）鲁绍柳先生是这样描述定县农民“颇为清苦”的生活的：
到了冬季，多数人家都以菜蔬作为主要食料，谷米反为不常吃的东西，白面并非遇特别事情，也轻易不肯吃一次，鱼肉膏粱更谈不到，所以俗有“糠祁州，菜定州”之说。甚而只吃几块煮山芋喝点白水，就能混过一天，但是喝水，亦多喝凉水，喝开水的很是少见。至于吃香油，说来更是稀奇。每买几两香油，常常吃了一两个月还不见少。这是因为油勺是用一枚制钱插上个高粱秸做成的，每勺一次油，还不如从汤水中带回去的水分多。（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
一方面是“旱不死定县”，一方面又是“糠祁州，菜定州”，两者之间的关联颇值得深思。张佩国先生关于近代山东农村水利灌溉的投入产出分析，则表明这种现象在华北各地并非偶然。（注：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61-164页。）
（二）
郑文对华北农民消费结构以及恩格尔系数所做的衡量与判断，采用了同样的计算方法。
且不论考察经济生活的变动趋势必须具有长期系统的调查数据的支持，也不论其所利用的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即以郑文统计的结果而言，不仅不足以支持郑的立论，相反却恰好证明了农民生活的糊口性质。的确，从其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来看，定县被调查农户的恩格尔系数是从1928年的69.23%降低到1931年59.97%，但也不过是处于“勉强度日型”（恩格尔系数在50%-60%）的最底线而已，似乎并不值得欢喜雀跃。
从理论上来说，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并且食物消费达到相当高的平均水平之后，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会导致食物支出所占比重的下降。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家庭收入的增长一般会导致食物支出的进一步增加，甚至是较大幅度的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正常的变化过程。因此，如果我们无法证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也曾经历过此类过程，那么，恩格尔系数在某一年的突然下降就只能是偶然的，不正常的，是不能用作对长期变化趋势进行判断的依据的。
考察和测量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趋势，并不只是将两个年度的食物支出额和全部收入额做一个比较就完事大吉了。除了考虑食品和日用品之间因使用寿命的不同而造成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随机波动之外，还必须特别注意价格变化的影响。由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小，在低收入家庭中所占比重较大，价格的微小波动对低收入家庭都是非常不利的。一般来说，如果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相反，如果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所以，要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变化，必须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其实，从1928年到1931年，乃至随后的几年，食品类和非食品类物品的价格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李景汉的两次调查并不能据以完整地反映这种变动给农户消费带来的影响。1928年的生活费调查，虽然列有34家全年内各项食品平均消费数量及平均费用，使我们可以计算出各项食品的平均价格，但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阙如（其中杂费类各项列有平均费用，但没有消费数量，同样不能计算其平均价格）。在后来整理出的1931年调查中，这一项倒很齐全，但只是以类计算，而没有将消费品逐一列出，难知其详。好在李景汉还主持调查了定县1930到1933年度（1930年7月到1934年6月）各种物品的价格（注：见李景汉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10月印行，第151-413页。），至少可以让我们比较一下定县农民消费的一些主要食品价格1928和1931年的变化（见表5）。至于非食品类的价格，虽因1928年缺乏资料而无法确切比较，但是从天津城的价格变化中，还是可以捕捉到其大致的变动趋势的。大致说来，在这两年之间，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起开始下跌，而其他物品的价格大部分在1931年度尚处于上升势头，此后虽绝多跌落，但程度甚微，“跌落的程度是不及农产品远甚的”（注：参见张培刚《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8页。）。在农户消费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以时价计算的恩格尔系数。就食品类消费而言，主要食品价格除甘薯外均有大幅度的下跌，副食品类价格涨跌不一，但总体上似略呈上升之势，故郑文所谓食品消费结构的优化，恐怕也是很有限的，更不用说这种价格结构的变化给农民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了。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
说明：1.表中所列各项为定县1928年比较重要的消费食品。1928年每项食品价格＝每家平均费用（元）／每家平均消费数量（斤）。同一食品1931年价格，如系多品种的，以最低价格选入。
2.1931年各项副食品价格中，米面杂粮类原调查表系按公斗计算，现据当地度量衡换算成市斤，其中小米： 1公斗＝20市斤；小麦、稷米；1公斗＝19市斤；高粱：1公斗＝17市斤（参见《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93页；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6年2月印行，第481页）。其他如大麦、豆类、玉米、黍子、荞麦的折算暂同小米。
现在假定李景汉1928、1931年度对定县农家生活费所做的两次调查具备可比性，同时引入价格因素，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问题是一般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的。请看表6的统计结果，相比1928年度，1931年度定县农家的食品消费量要多出15.94%，但其每单位平均价格则高出30.63%，这显然与当时食品类价格总体下跌的趋势不符。尤其是米面类，1931年的单位平均价格是1928年的187.38%，而平均消费量又只相当于1928年的61%，高得出奇，少得也出奇。虽然这一年甘薯的实际价格上升了39%，其他米面杂粮的价格可都在下降，其带动整体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当不致如此之大；而且，由于甘薯是定县大部分农民的主要食粮之一，在1928年的消费量几乎是米面类消费总量的一半（不包括甘薯片），所以尽管价格上涨，其消费量也不至于猛减，毕竟其价格比其他粮食还要低很多。再就是蔬菜类，1931年的价格比1928年高出34.45%，消费量却多出了1.12倍。肉蛋类、油类也是如此，价格越高，消费量越大。而这类物品显然不是经济学所指的“吉芬物品”——即一种特殊的低档物品，其价格往往与需求量做同一方向的变化。诸多反常现象，按照郑文的逻辑，大约只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这就是1931年农户的收入水平要大大地高于1928年。但这与我们前面的叙述又大为抵牾。于是，真实的情况便是刘克祥先生所说的，1931年被调查的农户，多数是当地比较富裕的。1931年度这类农户消费的米面类价格在粮价总体下滑的情况下之所以依然居处高位，主要就是因为粮食品种相对优良，其价格较甘薯类杂粮的价格本来就高得多。
表6 1928和1931年度定县每调查户各项食品消费量、值及平均单价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77-84页。
说明：表中1928年食品分类系据1931年调查所列各项做相应调整，与原表略有出入，但总数不变。各类平均单价＝各类消费值／各类消费量。1931年食品消费量和平均单价中带*号各项，系估算所得，其平均单价的计算方法，是将农户1928年消费的此类食品所包括的各项，按1931年的价格进行简均；其消费量＝此类食品消费值／平均单价。
即便是1928年的34家调查户的生活程度，也如同刘先生反复强调的，是因为每家平均农地面积（31亩）超过了当地62村的平均水平（23亩），而“稍高于一般的生活程度”。除此之外，调查报告还特别做了补充，指出“在记账的周年内农作物的收获也比较的稍好，又没有遭遇特别的天灾人祸，大致农民是比较的过太平日子”；“经济状况尚较普通年稍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59页。）饶是如此，大多数农民还是只能够“饱粗食暖粗衣，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下而活着，以不挨饿为侥幸，视饱食暖衣为福境”（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2、311页。）
不过，对于那些占地百亩以上的大户是否都是地主富农，郑先生有自己的理由加以否定。他引用史建云的研究成果，认为华北农户的平均人口一般随着土地的增多而上升，通常占有耕地20亩左右的农户平均每家5-6人，占地80亩的农户平均人口超过10人，因此占地百亩的农户，从人均土地占有的角度来看，在华北只能算作中等户，“都只是自耕农，而决非地主富农”（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问题是，从这个角度即使可以摘掉百亩大户的“地主富农”的帽子（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也无法为自己的观点说项，相反倒是提供了一个反证。不妨听一听李景汉先生针对这种现象所做的评论：
从这种耕田大小与家庭人口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清农家的贫穷现象是如何地普遍。不但是小农的耕田面积不足以维持其适当的生活程度，就是耕田较多的农家也是难以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因为耕田的亩数增加了，紧随着人口的数目也就增加了，家庭的消费也随着增加了，也就不得不同样的仍过着穷苦的生活程度。自然也有例外，但太少了。（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社会科学》第1卷第2期，1936年1月。）
在对上述34家调查户家庭人口与生活程度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家庭人口愈多，不但不能提高家庭之实际生活程度，反有使生活程度降低的趋势”。人口愈多的家庭，“虽然全家之收人比较亦愈多，而每等成年男子收入平均数反愈减少”；每家全年总支出的平均数也随之而增加，但每等成年男子的平均支出却随之而减少。因此，“家庭人口增多，非为家庭之福，实为家庭之累”。（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9页。）
慈鸿飞先生的论断即颇为惊人。他断言，黄宗智甚至吴承明先生（尽管他承认吴老“似乎尚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资本主义的”）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市场有很大发展，其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作出的判断”，并且“这种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他强调，“从农村商品交易的自由程度、特别是资本市场融通的自由程度、劳动力大规模迁移的自由程度、外国资本深入农村的自由程度、市场的自治管理程度等等，都可以使敢于正视事实而不仅仅重视政治观念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而宣称，“六七十年前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相比美”。他还认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据他估算，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已相当于90年代中期全国农民的年均纯收入，所以“说中国农业直到本世纪中叶仍只是一个‘糊口农业’，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也证明农业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包括租佃者，他们大都享有永租或永佃权）”，“完全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这就“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并“对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结论提出质疑”。（注：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史建云女士的研究虽然并非直接针对黄氏的过密化理论，但结论的迥然不同应是显而易见的。她指出，在华北平原所存在的“一个随时雇佣又随时解雇的短工阶级”，尽管“还不能够说近代中国或近代华北农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因素已经不存在”。（注：史建云：《浅述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在论述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时，史又认为，在近代商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更明确地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注：史建云：《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农村手工业生产的收入“有大幅度增长”，“成为农民家庭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改善。（注：史建云：《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339-357页。）
在所有类似的论述中，要算郑起东先生的观点最为决断。他在《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中宣称，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户利润率多在10%至15%之间；农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明显改善，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因此，华北的农业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也反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农业拖了中国工业化后腿的观点，并给华北农业为工业化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证明”。（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此文立即受到刘克祥先生的严厉批评。（注：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下文所引刘之反驳郑文的论述，均见此文，恕不一一注解。）但郑先生在随后的商榷过程中虽然承认自己在估算华北农村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时，犯了“在学术研究中不能允许的”疏忽和错误，但仍然坚持己见，并抓住刘文中的一些疏漏做了进一步的申论。（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这些批评涉及过密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但是核心问题则是农民收入与农民生活水平。如果事实确如郑起东先生所说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华北农民的生活消费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至温饱型”的转变，以至于像刘先生据此所估计的，用不了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步入“小康”，那么，整个过密化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注：参见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所以，这里拟接着刘克祥先生的话茬，就这一问题再做一番辨析，以求去伪而存真。
鉴于上述论者大都特别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要反对过密化及相关理论的所谓“简单化倾向”，即“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等等，要“反其道而行之”（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所以不管事实如何，下面的讨论都将力求避免这种倾向，而注重定量分析、系统调查和动态研究。
（一）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学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我们进行逻辑分析的辅助手段或工具，而不是起点或目标。对此，吴承明先生曾有的评“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如果我们的统计学模式建立在某些错误的逻辑联系之上，或者说有意无意地隐去某些关系条件，那么，你的模型再诱人，再复杂，也是没有任何解释力的，姑且不论你输入的数据准确与否。上述郑先生之所以依据1922、1931年两次所谓的“系统调查”以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等（注：这些调查主要是1922年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戴乐仁(J.B.Tzyler)教授主持的对直隶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南部等乡村3673户进行农家经济调查、1931年国民政府农业部对包括冀鲁豫在内的全国22省6市农户平均每年收支的调查以及李景汉1928年对定县34家农户和1931年对定县123家农户所做的调查。），就得出华北农户收入迅速增长，生活大为改善的结论，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类统计学的基础之上。
其中之一即是刘克祥先生业已指出的，通过平均数“掩盖农户间收支的阶级差别”，以少数地主富户的收入进行横向“拉升”。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定县每一农户的年平均收入会从1928年的281.14元，猛增到1931年的440.79元，而其每家生活费的平均费用也在短短3年内由242.64元膨胀到424.55元。（注：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305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84页。）刘先生未曾注意到的是，这种平均数还可以在另一极的1922年起到相反的作用，即借多数贫民的收入压低了富户的年平均收入水平。一抬一压，其间的差距无形之中又扩大了许多。以下就是郑所引用的戴乐仁的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戴乐仁等：《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农****动研究会1928年版，第96-97页。按：原表分类过于细碎，现重新编制。另，原表收入总数（575040元）有误，现改正之。
由表可知，在戴调查的3673户直隶乡村家庭中，年收入在他所估算的华北农村贫困线（150元）以下的家庭，即多达3023户，占总户数的82.3%，而收入总计只有112313元，不到总收入的20%，其中50元以下的家庭则为2277户，几占总数的62%，入款则只有总收入的8.15%。这一点也可以从戴乐仁按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而划分的各层次组家庭数及人口的比例中得到证明
表2 1922年直隶农村土地占有与家庭、人口及收入的分组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34页，表8；第56页，表14。表中数据及分组均对原始资料做了部分调整。由于原书表8及表14中被调查的家庭数有出入，故分列。
据上表，占地25亩以下及无地户，其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达66.5%。这都是一些让调查者“不敢置信”的数字，“是一个很可惊的现象”。（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60页。）很显然，作为灾害救济机构中国华洋义赈会委托的这次调查，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最下层的贫民，富户只占极少数。被调查的地区，据原报告叙述，“除遵化一处外，其余多是灾难之区，有的还连遭数劫的”（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19页。）。因此，以这样一种背景下的调查数字，特别是以低于贫困线的所谓年平均收入作为参照系，其结论之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何况这里的年平均收入，正确的结果应该是156.6元，而不是郑所计算的145.43元，因为根据原表加总，表中所列的281户“未包酬偿在内之家庭”并没有收入计入总收入之内，如此之少算了11.3元。
其实，戴乐仁在调查中，曾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对有关家庭的收入做了分组计算（见表2），将此结果与郑文表13“冀鲁豫三省各类农户平均每年收支”做一对照，不难发现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1922年的收入水平已超过或接近河北省1931年百亩以上的农户，而50亩以下的农户，1931年各类农户中的最低一组（即地主）的收入也是1922年的2.11倍。如此巨大的反差，怎能不令人怀疑其可比性呢？
还有一个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这就是郑文在估计1931年农户收入时尽可能地满打满算，包括农、林、牧、副各项产值，却忽视了戴乐仁的调查在估算农家收入时实际上是相当不完整的。虽然“凡是家庭之入息，包含各项之总数，在此均算在内”，但是家庭工业部分，却因调查时间太少，计算困难，“未包含所有在家庭的工作之价值，独算其所做的能得到金钱的报酬之一部分”。（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51-52页。）这未包含的部分，就有家庭棉纺织业在内。尽管这些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民收入水平，应是没有疑问的。
郑文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疏忽则是略去了这么多年间商品价格的巨大变动，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可比价格的基础上来进行纵向的比较，由此自然也拉大了农户收入的增长速度。按郑的计算，冀鲁豫三省1931年农户平均收入为314.93元，较1922年（145.43元）增加1.17倍，平均每年增长9.32%。（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可是从表3可知，从1922年到1931年，华北的物价总指数也增长了36.2%，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其所计算的农户收入增长速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表3 1922、1928、1931年天津批发物价指数（1926年＝100）
资料来源：《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转引自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郑文坚信不疑的1931年华北农户收支调查，看起来并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同类型调查应在1928年。在河北省政府1930年6月印行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的“农矿类”第24至55页就可以找到。将书中的数据与郑文引用的1931年的数据做一比较，你就会像郑之“发现”华北农户收入大幅度增长那样，发现1929至1931年间华北农户收入居然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下滑，参见表4
表4 1929、1931年度河北省各类农户平均年收支比较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929年数据见河北省政府秘书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1930年6月印行，第24至55页；1931年数据转引自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要是扣除1931年物价上涨的部分（参见表3），其下降的幅度还要大。假定这一调查是可靠的，再联系到郑先生也会承认的随后的农业大危机，那么，可以断定，此一下降势头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至少要延续到1936年。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也就十几年的时间，而经济萧条期就占去了其中的一半（尚不考虑重大的天灾****），要从中得出农户收入以接近甚至超过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郑文的估计是年增长9.32%）飙升，则不能不有点“玄”了。
郑文之得出华北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的结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清末民国年间华北粮食亩产量的上升和副业、手工业的发展。这也是他和刘先生争论的焦点之一，或郑先生所说的“根本分歧”。因其有关手工业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利用了史建云女士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下文将专门予以讨论，这里仅就农业问题略做陈述。
应该说，在经过海内外学者，特别是徐秀丽女士细致艰苦的论证之后，要否定华北粮食亩产量总体上的缓慢上升势头，继续坚持“持续下降论”，确实非常困难。但徐秀丽女士的最后结论却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她认为，近代华北的粮食产量较清末有较大增长，并已恢复到清中叶的水平，但是由于19世纪末期以后我国人口又开始大量增长，其速度快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因此，“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幅度趋减，近代农业已危机四伏，不容乐观”（注：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而根据笔者的论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同一时期全国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涉。（注：参见拙文《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另请参见拙着《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166页。）
有意思的是，郑先生为了论证这一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竟然以同期华北人口数量的下降为依据，并认为这种下降“除了可能受到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向外移民的影响”（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的确，在郑先生所论述的这一时期，近代华北农村不仅正处在近代以来一个新的内战频发期和高潮期，也恰恰进入了一个 新的自然灾害群发时段，发生于此地的大规模移民潮正是在这种天灾****的促动下形成的，且不论仅仅是1920年及1928-1930年华北、西北两次大饥荒就分别造成了50万和1000万左右的人口死亡。（注：参见拙着《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73-112页。）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从农户的角度来说，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与农户收入的增长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我们必须从中扣除一应的生产成本。如果在产量增加的同时，生产成本增加的幅度更大，其对农民生活改善的贡献也就微乎其微了。关于这一点，定县农家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据李景汉的调查，该县从前“常遇旱灾，土壤又属平常，因此农作物之产量不丰，民食甚感困难”，20年代以来，由于“遍地凿井灌田”，“产量大增”。有井之地，“不但在一年内能收获两次作物，且每次作物之产量亦较无井时增加，又可年年收获，而无苗枯之患”。（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11-613页。）增收幅度，小麦、大麦为100%，粟为55.6%-67%，白薯27.8%-40%，花生16.7%-20%，棉花60%。（注：李景汉编：《定县须知》。转引自应廉耕、陈道《以水为中心的华北农业》，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附表三。）所以在当地有“旱不死定县”之说。（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但一来凿井的费用很高，20年代及以前，村内井平均每口约33元，村外井54元，1931年每口井增至80元左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4页。）；二来井地“所费的人力比较旱地约增两倍”，“这样算来，获利并不很厚”。调查者认为，其原因是“各农户吝惜小费，在播种时，不肯多用肥料，常常浇灌，土地渐瘠，等到秋初结实，田禾日益萎弱，所以不能丰收”（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15页。）。可是多施肥料，并不一定能导致产量成比例增加，同时又增加了工本和人力，结果可能还是得不偿失。定县的大多数农民，即便在太平年代，也依然只是“饱粗食暖粗衣”，而把“烧饼油条不离口”当做极乐世界。（注：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6月。）鲁绍柳先生是这样描述定县农民“颇为清苦”的生活的
到了冬季，多数人家都以菜蔬作为主要食料，谷米反为不常吃的东西，白面并非遇特别事情，也轻易不肯吃一次，鱼肉膏粱更谈不到，所以俗有“糠祁州，菜定州”之说。甚而只吃几块煮山芋喝点白水，就能混过一天，但是喝水，亦多喝凉水，喝开水的很是少见。至于吃香油，说来更是稀奇。每买几两香油，常常吃了一两个月还不见少。这是因为油勺是用一枚制钱插上个高粱秸做成的，每勺一次油，还不如从汤水中带回去的水分多。（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
一方面是“旱不死定县”，一方面又是“糠祁州，菜定州”，两者之间的关联颇值得深思。张佩国先生关于近代山东农村水利灌溉的投入产出分析，则表明这种现象在华北各地并非偶然。（注：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61-164页。）
（二）
郑文对华北农民消费结构以及恩格尔系数所做的衡量与判断，采用了同样的计算方法。
且不论考察经济生活的变动趋势必须具有长期系统的调查数据的支持，也不论其所利用的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即以郑文统计的结果而言，不仅不足以支持郑的立论，相反却恰好证明了农民生活的糊口性质。的确，从其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来看，定县被调查农户的恩格尔系数是从1928年的69.23%降低到1931年59.97%，但也不过是处于“勉强度日型”（恩格尔系数在50%-60%）的最底线而已，似乎并不值得欢喜雀跃。
从理论上来说，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并且食物消费达到相当高的平均水平之后，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会导致食物支出所占比重的下降。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家庭收入的增长一般会导致食物支出的进一步增加，甚至是较大幅度的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正常的变化过程。因此，如果我们无法证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也曾经历过此类过程，那么，恩格尔系数在某一年的突然下降就只能是偶然的，不正常的，是不能用作对长期变化趋势进行判断的依据的。
考察和测量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趋势，并不只是将两个年度的食物支出额和全部收入额做一个比较就完事大吉了。除了考虑食品和日用品之间因使用寿命的不同而造成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天灾****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随机波动之外，还必须特别注意价格变化的影响。由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小，在低收入家庭中所占比重较大，价格的微小波动对低收入家庭都是非常不利的。一般来说，如果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相反，如果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所以，要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变化，必须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其实，从1928年到1931年，乃至随后的几年，食品类和非食品类物品的价格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李景汉的两次调查并不能据以完整地反映这种变动给农户消费带来的影响。1928年的生活费调查，虽然列有34家全年内各项食品平均消费数量及平均费用，使我们可以计算出各项食品的平均价格，但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阙如（其中杂费类各项列有平均费用，但没有消费数量，同样不能计算其平均价格）。在后来整理出的1931年调查中，这一项倒很齐全，但只是以类计算，而没有将消费品逐一列出，难知其详。好在李景汉还主持调查了定县1930到1933年度（1930年7月到1934年6月）各种物品的价格（注：见李景汉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10月印行，第151-413页。），至少可以让我们比较一下定县农民消费的一些主要食品价格1928和1931年的变化（见表5）。至于非食品类的价格，虽因1928年缺乏资料而无法确切比较，但是从天津城的价格变化中，还是可以捕捉到其大致的变动趋势的。大致说来，在这两年之间，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起开始下跌，而其他物品的价格大部分在1931年度尚处于上升势头，此后虽绝多跌落，但程度甚微，“跌落的程度是不及农产品远甚的”（注：参见张培刚《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8页。）。在农户消费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以时价计算的恩格尔系数。就食品类消费而言，主要食品价格除甘薯外均有大幅度的下跌，副食品类价格涨跌不一，但总体上似略呈上升之势，故郑文所谓食品消费结构的优化，恐怕也是很有限的，更不用说这种价格结构的变化给农民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了。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
说明1.表中所列各项为定县1928年比较重要的消费食品。1928年每项食品价格＝每家平均费用（元）／每家平均消费数量（斤）。同一食品1931年价格，如系多品种的，以最低价格选入。
2.1931年各项副食品价格中，米面杂粮类原调查表系按公斗计算，现据当地度量衡换算成市斤，其中小米 1公斗＝20市斤；小麦、稷米；1公斗＝19市斤；高粱1公斗＝17市斤（参见《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93页；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6年2月印行，第481页）。其他如大麦、豆类、玉米、黍子、荞麦的折算暂同小米。
现在假定李景汉1928、1931年度对定县农家生活费所做的两次调查具备可比性，同时引入价格因素，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问题是一般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的。请看表6的统计结果，相比1928年度，1931年度定县农家的食品消费量要多出15.94%，但其每单位平均价格则高出30.63%，这显然与当时食品类价格总体下跌的趋势不符。尤其是米面类，1931年的单位平均价格是1928年的187.38%，而平均消费量又只相当于1928年的61%，高得出奇，少得也出奇。虽然这一年甘薯的实际价格上升了39%，其他米面杂粮的价格可都在下降，其带动整体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当不致如此之大；而且，由于甘薯是定县大部分农民的主要食粮之一，在1928年的消费量几乎是米面类消费总量的一半（不包括甘薯片），所以尽管价格上涨，其消费量也不至于猛减，毕竟其价格比其他粮食还要低很多。再就是蔬菜类，1931年的价格比1928年高出34.45%，消费量却多出了1.12倍。肉蛋类、油类也是如此，价格越高，消费量越大。而这类物品显然不是经济学所指的“吉芬物品”——即一种特殊的低档物品，其价格往往与需求量做同一方向的变化。诸多反常现象，按照郑文的逻辑，大约只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这就是1931年农户的收入水平要大大地高于1928年。但这与我们前面的叙述又大为抵牾。于是，真实的情况便是刘克祥先生所说的，1931年被调查的农户，多数是当地比较富裕的。1931年度这类农户消费的米面类价格在粮价总体下滑的情况下之所以依然居处高位，主要就是因为粮食品种相对优良，其价格较甘薯类杂粮的价格本来就高得多。
表6 1928和1931年度定县每调查户各项食品消费量、值及平均单价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77-84页。
说明：表中1928年食品分类系据1931年调查所列各项做相应调整，与原表略有出入，但总数不变。各类平均单价＝各类消费值／各类消费量。1931年食品消费量和平均单价中带*号各项，系估算所得，其平均单价的计算方法，是将农户1928年消费的此类食品所包括的各项，按1931年的价格进行简单平均；其消费量＝此类食品消费值／平均单价。
即便是1928年的34家调查户的生活程度，也如同刘先生反复强调的，是因为每家平均农地面积（31亩）超过了当地62村的平均水平（23亩），而“稍高于一般的生活程度”。除此之外，调查报告还特别做了补充，指出“在记账的周年内农作物的收获也比较的稍好，又没有遭遇特别的天灾****，大致农民是比较的过太平日子”；“经济状况尚较普通年稍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59页。）饶是如此，大多数农民还是只能够“饱粗食暖粗衣，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下而活着，以不挨饿为侥幸，视饱食暖衣为福境”（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2、311页。）
不过，对于那些占地百亩以上的大户是否都是地主富农，郑先生有自己的理由加以否定。他引用史建云的研究成果，认为华北农户的平均人口一般随着土地的增多而上升，通常占有耕地20亩左右的农户平均每家5-6人，占地80亩的农户平均人口超过10人，因此占地百亩的农户，从人均土地占有的角度来看，在华北只能算作中等户，“都只是自耕农，而决非地主富农”（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问题是，从这个角度即使可以摘掉百亩大户的“地主富农”的帽子（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也无法为自己的观点说项，相反倒是提供了一个反证。不妨听一听李景汉先生针对这种现象所做的评论
从这种耕田大小与家庭人口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清农家的贫穷现象是如何地普遍。不但是小农的耕田面积不足以维持其适当的生活程度，就是耕田较多的农家也是难以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因为耕田的亩数增加了，紧随着人口的数目也就增加了，家庭的消费也随着增加了，也就不得不同样的仍过着穷苦的生活程度。自然也有例外，但太少了。（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社会科学》第1卷第2期，1936年1月。）
在对上述34家调查户家庭人口与生活程度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家庭人口愈多，不但不能提高家庭之实际生活程度，反有使生活程度降低的趋势”。人口愈多的家庭，“虽然全家之收人比较亦愈多，而每等成年男子收入平均数反愈减少”；每家全年总支出的平均数也随之而增加，但每等成年男子的平均支出却随之而减少。因此，“家庭人口增多，非为家庭之福，实为家庭之累”。（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9页。）
[关键词]乡村旅游 社区 社区参与
一、相关概念界定
1. 乡村社区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等将“community”的概念引入中国,翻译为“社区”,并指出,“社区是若干社区群体(家庭、民族)或社会组织(相关团体)聚集在一定地域里形成一个在生活上互相关联的大集体。”当代众多学者对“社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角度各不相同,在此我们认为,社区是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通常具备以下特征:①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②具有相同的文脉和共同的价值观;③具有相同的生活习惯和风俗;④成员间有共同的利益。按照此定义,乡村居民长期以来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生活习惯和风俗,无疑是最接近“社区”特征的社会单位。乡村社区就是在一定乡村地域上具有相对稳定和完整的结构、功能、动态演化特征以及一定认同感的社会空间,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和空间缩影。乡村社区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小型、封闭性、同质性和欠开发性,社区内部成员之间拥有亲密的关系、共同的生活方式、强烈的群体感。
2. 乡村旅游
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历了数十年,焦点之一就是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学界普遍认为“乡村旅游”是具有复杂性和复合性的概念。欧盟(EU)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1994)将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并进一步认为“乡村性(rurality)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因而,认为乡村旅游应该是发生于乡村地区,建立在乡村世界的特殊面貌、经营规模小、空间开阔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旅游类型。Bernard Lane(1994)对乡村旅游的概念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认为乡村旅游的概念远不仅是在乡村地区进行的旅游活动那么简单,乡村地区本身就难以界定,不同的国家标准差异很大,乡村旅游是一种复杂得多侧面的旅游活动。
我国对乡村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晚,可搜索到的文献大都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前期主要是对国外的理论和实践的介绍,创新性的研究集中产生于1998年以后。马波(1995)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生活风情和田园风光为对象系统的一种旅游类型”。杜江和向萍(1999)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的风光和活动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何景明等(2003)认为狭义的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刘德谦(2006)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域及农事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景组合而成的乡村风情为吸引物,吸引旅游者前往休息、观光、体验及学习等的旅游活动。
无论学界从哪个角度进行定义,有一点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属性和独特卖点。
3. 社区与旅游业
王刚,汪丽萍(1998)认为社区参与是“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管理的客体,更作为社区管理的主体,参加社区各种事务的行为”。其中,“社区居民”包括居民、政府、单位和社会团体等,社区的各项事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社区参与的目标取向是社区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业是一项社会化的产业,乡村作为一个典型的社区,发展旅游业将对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笔者曾于2004-2005年间选取浙江省安吉县的两个村落进行了有关乡村旅游对社区影响的情况调研,得出了如图1的影响模型:
另一方面,乡村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居民对于发展旅游业的积极或消极的态度对产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将乡村居民纳入到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积极的“社区参与”就成为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和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关怀对象,把居民参与作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刘纬华(2000)认为社区参与是把社区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进入旅游规划、旅游开发的决策和执行体系中。
二、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现状
1. 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基本方式
(1)自主经营模式
这是乡村旅游发展初期的一种参与模式,由农户自发经营,项目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离。这种模式通常投入较少,接待量有限,乡村文化保留得最真实和完整。但受管理水平和资金投入的影响,旅游的带动效应有限。
(2)“农户+企业”模式
该模式通过引进旅游公司的管理,对农户的接待服务进行规范,避免因无序竞争而损害游客的利益。吸纳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经营与管理,能够充分利用农户闲置的资产、富余的劳动力和各种农事活动,来丰富旅游活动。利益分配是这一模式中非常关键的因素,在实践过程中往往成为矛盾的焦点。
(3)“社区+企业+农户”模式
这一模式是“企业+农户”模式的延伸。旅游公司与社区(村委会)进行合作,再通过社区组织农户参与旅游发展。公司一般不与农户直接接触,但会对其进行专业培训,并制定相关规定,规范农户的经营行为,确保旅游服务质量。在此模式中,社区是旅游公司与农户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同时,还可对公司起到监督作用,保证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
(4)股份制模式
这一模式将乡村旅游资源界定为国家产权、乡村集体产权、村民小组产权和农户个人产权四种产权主体,通过合作的形式发展旅游业,国家、集体和农户参与各方按照各自的股份获得相应的收益。这种模式,产权关系明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有利于调动农户参与发展旅游的积极性。
2.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领域较单一
乡村居民参与旅游业的领域很多,参与范围应贯穿旅游发展的全过程。但目前,乡村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主要体现在提供旅游接待服务、参与利润分配、接受旅游培训等,还缺少对很多实质性环节的参与,如旅游规划和决策过程、乡村文化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事实上,当居民意识到自己能够对旅游开发施加影响时,他们就更倾向于对发展旅游业持积极的态度(Inskeep,1991);乡村的自然和文化环境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更是乡村居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其保护和传承必须要有社区居民的支持和参与。
(2)社区居民的经济收益有限甚至出现负收益
尽管发展乡村旅游能给社区及其居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但实际上,除了少部分自主经营的居民能够获得较为丰厚的收益外,参与旅游业的居民从事的主要是接待服务工作,经济收入低,大部分利益为外来企业和从业人员所得。一部分居民由于旅游开发丧失了土地和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如农业、养殖业),所得的补偿款不足以弥补损失。此外,由于发展旅游业而带来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抵消了一部分经济收益,甚至出现负收益。
(3)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日益紧张
在部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导致了居民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其中较为重要的原因是抢夺客源和旅游资源的产权。一部分人因为旅游业而“先富起来”,引起其他居民的嫉妒;旅游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后果则需要整个社区及其居民来承担,这也引起了居民的不满,从而导致摩擦甚至冲突事件。此外,个别乡村居民经受不住诱惑而采取不法手段谋利,以次充好、偷盗、诈骗等事件屡有发生。上述情况不但有损旅游业的健康发展,长期来看,将严重影响乡村社区的稳定和“乡村性”的传承。
三、展望
1.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创新模式
前文介绍了几种常见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方式,经过实践的检验,都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局限性。鉴于当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亟须创新模式,提高社区参与的绩效。
(1)“政府+农户+NPO”模式
这种模式适用于经济相对发达、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依托城镇客源的乡村社区。政府介入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包括乡村旅游的规划决策、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和指导经营、环境监测和保护等,有利于乡村旅游的有序发展。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意为非营利组织,例如乡村旅游协会,主要起到自律、管理、监督和协调的功能。当NPO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时,政府可逐步退出运作。
(2)“政府+农户+企业+NPO”模式
这种模式适用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较好的地区。当地方政府无力承担所有开发费用时,旅游开发企业可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并且承担提供就业、培训等责任;旅行社负责开拓市场,招徕客源。
由于乡村地区经济落后、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偏低,其对乡村旅游的参与度往往较低,主要局限于提供旅游服务、文艺表演等相对较浅的层次。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居民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其对参与的认识和能力。
2.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设计
通过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的设计,包括引导机制、咨询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为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引导机制包括教育培训和舆论宣传,提高乡村旅游各参与方的认知水平,明确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权、责、利,并掌握一定的参与技能,如民主意识、沟通技巧等。
咨询机制应贯穿于乡村旅游发展的全过程,对旅游开发的目标、途径等战略性问题,旅游发展的具体思路等问题,广泛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NPO的作用,拓展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利益保障机制通过立法明晰产权、规范土地流转过程、严格执行征地补偿标准以及确立利益分配制度等手段,切实保护社区居民的利益,以此提高其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和满意度。
监督机制为乡村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可由地方政府或人大成立专门的执法和监督部门,也可由参与各方共同组成监督机构,或由NPO履行监督职责,确保社区居民的普遍利益得到保护。
结语
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发展农村经济列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并指出,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将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将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面临着很多新问题和新机遇。通过创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引入引导、咨询、利益保障和监督四大机制,将有助于推动乡村旅游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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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农业；服务业理论；研究综述
一、国外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现状及简要评述
（一）现代农业的相关理论基础
理论界一般认为，世界农业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以及以机械化、科技化、商品化、知识化、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其中，现代农业的相关理论基础如下：首先，1958年，W.W.科克伦从农业技术扩散的角度来谈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同年，G.L.约翰逊又提出了“农业固定资产说”，它既是对前者的补充，又是挑战。其次，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Schultz）在20世纪60年代在其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的增长理论被称为“高收益投入理论”。同时，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Mdlor）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是促进技术进步。此外，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速水佑次郎（YujiroHayami）和美国弗农·拉坦（vernonw。ruttan）指出，土地相对丰富而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应走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的道路，而土地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走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的道路。
（二）服务业相关理论基础
服务业的概念最早源于西方“第三产业”这个概念，早在17世纪末（1690年）威廉·配弟（WillianPetty）就阐述了有关第三产业的一些思想。此后，萨伊（J.Say）、西斯蒙弟（Sismondi）、李斯特（List）、西尼尔（Senior）以及马克思等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三产业进行过分析，并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第三产业经济范畴所涉及的经济规律。而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及其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近几十年的事，从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埃伦·费希尔最先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到1957年克拉克把第三产业称作“服务性产业”，发现“克拉克定律”，西方第三产业的理论才初具体系，战后，第三产业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深化。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V.Fuchs）1968出版的经典著作《服务经济学》，以及日本经济学家饭盛信南1978年出版的的《第三产业》等都使我们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透视当代西方第三产业理论的概貌。
（三）现代农业服务业相关研究
农业服务业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拓展农业外部功能、提升农业产业地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国外对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研究
Risdon、ThomasEponou等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分成前后衔接的阶段，DavidBennett（2002）却认为成果转化是一个交易过程，而Bertmetz（1992）则认为成果转化是一个社会过程；其次，RobertK（1995）则研究了成果转化效果的评价和计量问题；而ToshihikoMukoyama（2002）就决定成果转化速度的因素进行了数量分析；TenkirRenger（2002）还利用数学方法研究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农产品的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ThomasEponou（2002）则指出造成转化低效的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缺少系统论的观点和高效的领导责任体系，缺少透明的共同遵守的科技政策，对转化过程的战略研究和科学管理不适应，强调农民参与，以农民需求为动力不够。BertMetz（2003）研究了政府的规制建设、自由贸易政策、教育等因素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2.农业信息的相关研究
由于农村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远离城市、居住分散、交通与通讯设施相对落后，如何在农村有效地实施信息服务便成为长期困扰决策者和信息服务人员的问题。在大多数国家，针对农业信息需求开展的服务主要由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研究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或专门的农业信息中心承担。例如，1988年美国农业部在位于马里兰的国家农业图书馆建立了农村信息中心（theRuralInformationCenter，简称RIC），面向农村政府官员和农村社区提供信息服务。在非洲，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被很多研究确认为传播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Sturges和Chimseu认为有些研究高估了技术推广部门的作用。
3.农业物流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农业物流的研究正在兴起，主要体现在对于农业物流和农产品物流概念的界定上，一般认为农业物流是指从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业生产的组织到农产品加工、储运、分销等，实现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生产者到消费者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流动；农产品物流是指为了满足用户需求，实现农产品价值而进行的农产品物质实体及相关信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物理性经济活动。具体地说，它包括农产品生产、收购、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配送、流通加工、分销、信息活动等一系列环节，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农产品价值增值和组织目标。因此从概念上来看农产品物流是农业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ArloBiere认为农业贸易物流是农业贸易课程中单独的一门课，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使得其非常重要，他并为此设计了教学大纲。
4.农业旅游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农业旅游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供需动机以及营销三个方面。首先，Pearce（1990）、Oppermann（1995）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前，应对农场危机、实现农业多元化经营、补贴农业收入以及追求经济利益是农业旅游经营者的主要动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营动机呈现出多元化，涵盖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其次，Oppermann（1996）认为少数旅游者选择农业旅游是出于经济动机；Swarbrooke（1996）研究了其社会文化动机具体包含的方面；Murphy、Sharpley等指出某些旅游者是出于环境动机。再次，Frater（1983）、Streckfuss（1997）认为因农业旅游产品具有半公共品的性质，因此政府是农业旅游营销的主体。而目前国外对农业旅游形象和农业旅游品牌的研究主要关注了现代媒体对旅游形象的影响和农业品牌的打造。
5.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
马克思（KarlHeinrichMarx，19世纪70年代）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就具有农业保险费或农业保险基金的意义；而且，农业保护理论、福利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理论等都对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其次，Nelson和Loehman曾经说过：在理论上，农业保险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摊机制，然而在实践中，农业保险却成为一种将损失转嫁给政府或则其他保险机构的高成本的风险转移机制；Schacht（1990）认为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很难防范而且会降低农业保险的效用。现在很多国家支持事实农作物一切险这类保险计划的主要论据并不是该计划能够提高农民或者其他人的福利，而是更多地强调有必要用保险计划取代政府灾害救济。
二、近年来中国理论界的有关研究
（一）现代农业的相关研究成果
国内有关现代农业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其中，张培刚（2001）从工业化对农业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关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问题。他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实质是一个资本化的过程；引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长期诱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起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价格上升。此外，中国理论界对现代农业的内涵进行了研究，综合各家观点，现代农业的内涵可概括如下：现代农业以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技术装备为支撑，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确保农产品供给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是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实行集约化生产，产加销为一体，运用现代管理方式管理的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
（二）现代服务业的主要研究成果
国内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近几年，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现代服务业的特征、作用及内涵等方面，并在很多方面有了共识。首先，朱晓青、周勇等认为现代服务业具有高技术性、知识性、新兴性、网络化、阶段性等特征；韩云（2005）认为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进产业集聚的重要举措；而盛世豪、张树林等指出现代服务业具有聚集优势和聚集效应，是推动当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此外，刘重（2005）提出现代服务业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是第三产业的延伸和发展；裴（2006）认为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之间存在耦合现象，并且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企业外包成为一种趋势。另外一些学者则研究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战略。
（三）现代农业服务业相关研究
1.关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
周衍平（1997）等把农业技术分为“私人技术”、纯粹“公共技术”和“半公共技术”，相应地提出采市场机制、政府干预机制、市场与政府半干预相结合的三种成果转化机制。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还有马扬、陈希平等。而从成果转化面临的困难出发并提出解决对策的研究主要有：王俊明（1994）提出强化行政指导职能、完善推广体系、拓宽转化渠道、增加资金投入等对策；顾焕章（1997）提出要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供求机制；尹利军（2001）提出建立开放的农业科研机制、信息传递机制、利益驱动机制和农业风险投资机制。此外，也有不少研究者从某个侧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李宁宁（1999）对成果转化的不同主体特征进行研究比较；马立人（2000）研究了组织管理对成果转化的影响等。
2.农业信息服务的相关研究
谭英、钟永玲等在考察特定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信息服务模式。综合来看，主要有两种农业信息服务模式：一是由三个以上的信息传播主体通过相应的信息传播渠道，共同为农户提供科技信息的服务模式；二是由农村产业协会牵头组织、由协会聘请兼职信息员负责收集与传播信息的服务模式。在考察农民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服务模式的研究主要有：赵继海（2001）等提出培育农业信息网络的“中继”机构；邵芳（2003）认为上海农村信息服务应特别注重上海农业网和上海农科热线、沪郊成人教育培训基地、市场信息服务体系三大版块的建设。彭光芒（2006）则提出培育农村意见领袖并把他们置于信息传播的关键地位。对此进行研究的还有李建军和倪莉等。
3.农业物流的相关研究
姜大立、张剑芳等（2004）同时从农业行业物流管理的角度，提出农业行业物流管理应通过农资连锁经营配送管理、农业产业化经营管理和农产品物流管理来开展，并提出了农资企业的连锁经营、订单农业、产业化生产、农产品批发四类农业物流运作模式。赵黎明、徐青青（2003）对中国区域农业物流体系进行了设计，对区域现代物流信息平台功能进行了设定，并进一步研究了大农业物流的产业链结构。此外，李学工、刘伟芳（2003）认为农产品营销需要借助现代物流及其供应链来解决；罗其友、陶陶（2004）将农产品物流支持政策与农业资源储蓄支持政策、农业生产支持政策、农村社会支持政策并列为发展高效农业的四大政策体系；谢培秀（2003）提出要用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多种所有制农业物流企业。
4.农业旅游的相关研究
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各专家学者对农业旅游概念的论述也有差异，何景明和李立华对此综述为四大类，查芳和肖佑兴也对此进行了探讨。此外，潘秋玲（1999）对中国农业旅游产品供需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高曾伟和王志民（2001）对农业旅游资源的特性进行了阐述。何景明和李立华（2002）认为，中国农业旅游发展动因主要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维护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李慧欣（2003）探讨了农业旅游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张成君和萍（2001）认为农业旅游将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新增长点。郑群明、梅虎等探讨了农业旅游的开发模式并提出针对现状的开发对策。此外，卢云亭、何景明等国内专家学者对农业旅游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5.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
关于农业保险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属性及外部性、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及发展模式三个方面。首先，李军（1996）认为它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而不属于私人物品；庹国柱、王国军（2002）指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的结论。其次，关于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研究，目前理论界有三种观点：一是建立中国农业再保险体系；二是设立农业保险风险保障基金，分散农业保险巨灾风险；三是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再次，目前理论界对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政府论”模式；二是“商业论”模式；三是“相互和合作农业保险论”模式；四是“过渡论”模式；五是“层次论”模式；六是“区域论”模式。此外，庹国柱、冯文丽等探讨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成因。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综上所述，现代农业有着传统农业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在这一点上国内外已有共识。而且，随着服务业理论的不断发展，国内外有关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内涵、发展模式以及效用评价机制等的理论也日益完善。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有关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农业旅游、农业保险三个微观领域，而有关农业物流和农业信息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较少。尤其是中国在农业信息的提供渠道、农业科技的创新方法、农业保险和农业物流的可行性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此外，国内外对现代农业服务业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多一些，而对现代农业服务业的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系统的研究则显得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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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吧细心拾掇了《2014年4月毛概社会实践查询拜访演讲范文3000字》,望给大师带来协助!
一、指点思惟
本次社会实践(查询拜访)以马克思主义、思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为指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理论联系现实,以“贯彻落实科学成长观,建立社会主义协调社会”为主题,以教材第一章第五节《科学成长观》和第十一章《建立社会主义协调社会》根基内容为核心,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查询拜访),加强和完美《思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概论》(“概论”)课的实践讲授.
二、目标意义
社会实践(查询拜访)是高校思惟理论课《思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概论》实践讲授的主要环节之一,也是我校省级讲授研究项目《高校思惟理论课实践讲授资本整合与操纵研究》“大实践”模式的测验考试和具体使用.
通过社会实践(查询拜访),使学生领会社会、认识国情,加深对思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根基道理的理解,深化对党的线方针政策的认识,果断在中国带领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回复的配合抱负,加强汗青感和社会义务感.同时,还能够熬炼毅力、培育风致,增加才干、关心民情、办事下层、奉献社会,提高认识问题、阐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培育立异,使同窗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及格扶植者和靠得住人.
三、实施过程
1、本学期理论课竣事之前,16—18周,任课教员按要求对所教班级学生进行安插;楚本次查询拜访演讲的格局和标题问题,组织形式和具体要求.
2、暑期教员对本人所代学生进行及时、沟通和交换.
3、本次查询拜访演讲的收集:下学期开学后的第1-2周,列位教员收齐本人讲授班的社会查询拜访消息反馈表和社会实践(查询拜访)演讲,进行批改并评定成就.
四、组织形式
本次暑期社会实践(查询拜访)勾当采用学校同一组织和小我自主连系的体例进行,大大都同窗可通过自主体例完成课程实践勾当.学校同一组织的社会实践(查询拜访)有两种形式:
一是学校组织的校级学生实践团队.
二是各学院组织的专业调查、科技下乡等社会实践小分队,由学院团委组织、专业教师带队指点.
以上各类形式的社会实践(查询拜访),要肄业生在指点教师指点下,将“概论”课社会实践(查询拜访)与专业调查、科技下乡连系进行,并按要求撰写社会实践(查询拜访)演讲.
五、具体要求
1、全员参与.全校2009级本科生必需人人参与本次社会实践(查询拜访)勾当.
2、就近当场进行.除了学校和各院系同一组织的社会实践勾当以外,自主社会实践(查询拜访)的同窗,连系家乡地点的市县镇村相关现实环境进行查询拜访.
3、社会实践(查询拜访)要眼睛向下,充实拥有第一手材料,操纵所控制的思惟理论学问以及专业理论学问脚踏实地地进行研究阐发,缔造性地提出思虑和.
4、查询拜访对象必需实在、具体.为了反映本次社会查询拜访的实在性,要求将本次查询拜访的对象(被查询拜访的单元、小我及地址)用图片及相关证明材料(须签字盖印)表示出来,查询拜访演讲须插入本人的实践图片,相关证明材料(须签字盖印)请填写到“贯彻落实科学成长观大学生社会查询拜访消息反馈表”(格局见附件一)里.
5、自主实践的同窗应及时通过电子信箱、德律风加强与指点教师的交换.指点教师拔取大学生社会实践(查询拜访)较为集中的地域进行走访指点.
6、本次社会实践(查询拜访)勾当时间一般1-3周,勾当竣事撰写演讲,演讲的撰写要明白一个主题,以现实为按照,尽量做到内容详实,环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阐述(演讲标题问题可参考下面所供给的参考选题),篇幅3000字摆布,下学期开学第1—2周提交指点教师(任课教师).
7、社会实践查询拜访演讲留意事项:
(1)封面、注释、封底利用不异格局,演讲用word文档打印,可插入可以或许反映本人实践勾当的照片,格局要规范.(封面、封底等格局见附件二)
(2)封面上需说明查询拜访标题问题、小我消息、演讲撰写日期等.
(3)除封面外,演讲应包罗内容摘要、注释、结语等.
(4)理论联系现实、概念明白、材料详实、逻辑严密、言语流利、论据确凿、论证合理.
(5)严禁以各类体例抄袭或抄袭,一经发觉该演讲判零分,不赐与补考机遇.
8、对于未加入实践勾当、未提交查询拜访演讲的学生,按旷考处置并加入下一届.
六、参考选题
本次社会实践(查询拜访)次要环绕“贯彻落实科学成长观,建立社会主义协调社会”进行,参考选题如下:
1、科学成长观与我的家乡扶植.
2、对你栖身地人们对科学成长观理论进修和认识环境的查询拜访.
3、本地实施科学成长观的具体行动.
4、对你栖身地农村或企业实践科学成长观具有的问题的查询拜访.
5、对你栖身地企业职工收入环境进行查询拜访.
6、对你栖身地企业“以报酬本”贯彻环境的查询拜访.
7、本地若何成长本身劣势,改变经济成长体例,鞭策区域经济的协调成长.
8、本地若何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具有的问题有哪些?
9、查询拜访阐发新农村扶植中具有的问题.
10、本地农人收入与农业出产布局调整的相关性阐发.
11、农村社会保障现状调研.
12、城市最低糊口保障调研.
13、新形势下本地低收入群活保障问题的调研.
14、本地在准确处置先富起来和配合敷裕的关系中采纳了哪些根基办法?
15、家电下乡环境调研.
16、本地在建立社会主义协调社会中有哪些严重行动?
17、查询拜访阐发某个村镇(社区)建立协调村镇(社区)的经验与具有的问题.
18、本地经济与社会成长有哪些“特色”变化.
19、本地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
20、查询拜访地点地域社会治安情况具有的凸起问题及其成因?
21、当前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新特点新变化的查询拜访.(对文化产物的消费能力、鉴赏程度、趋向等)
22、后,出格是近年来本地人民糊口程度提高和消费形成变化的过程和现状.
23、本地若何不变党在农村的根基政策,深化农村,处理三农问题.
24、本地若何成长第三财产,提高其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
25、对你栖身地企业节能减排环境的查询拜访.
26、查询拜访本地耕地环境(根基农田的环境).
27、对本地农村的医疗合作轨制查询拜访.(参与体例、成立环境、运转环境)
28、对地点地环境的查询拜访.
29、农村金融办事系统查询拜访.(金融办事机构办事类型、办事本能机能等)
30、农村财产化运营情况查询拜访.(本地的主导财产、农产物、办理轨制、龙头企业、好处机制等)
31、你地点的村镇龙头企业成长环境及带动结果查询拜访.
32、记录当地致富带头人的成长过程.
33、农村根本设备扶植环境查询拜访.(农村道、通信、水电气、水利及根基农田、设备等现状与扶植投资总量及布局,本地对农村根本设备扶植的支撑力度等)
34、农业科技办事机构及步队环境查询拜访.(机构的数量、经费来历、科技人才数量、布局、工资程度等)
35、本地农人被的弥补尺度查询拜访.
36、被农人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查询拜访.
37、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或赋闲人员就业情况查询拜访.(处置的财产、行业、职业和岗亭、收入等环境)
38、进城农人工社会保障情况处理思查询拜访.
39、“80后”员工的职业特点及无效办理
40、“80后”农人工职业需求与工作对劲度的查询拜访
41、本地就业办事机构成长情况查询拜访.(中介机构、社会劳动就业保障局等)
42、本地对劳动者职业技术培训、创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的办法及实施环境查询拜访.
43、你地点乡镇普及九年权利教育环境查询拜访.(校舍、师资、经费保障、学杂费等)
44、本地适龄儿童入学率、失学率、停学率环境查询拜访.
45、本地中小学学生进修承担环境查询拜访.(现状及)
46、本地农村师资程度及工资待遇环境查询拜访.
47、农人工后代接管权利教育环境查询拜访.
48、本地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成长环境查询拜访.
49、城市卫生办事系统扶植及成长环境查询拜访.
50、对你所栖身地的文化扶植设备(社区或农村藏书楼、文化馆、乡镇分析文化站、村文化勾当室等)现状以及成长情况(国度投资、规模等)的查询拜访.
51、对你所栖身地民间文化(音乐、跳舞、美术、书法、曲艺、文学、摄影、戏剧等)的查询拜访.
52、对你所栖身地意愿者、意愿办事组织环境的查询拜访(数量、办事内容、典型事例、群众反映等).
53、对你所栖身地居民健身环境(人数、频次、设备数量、群众反映等)的查询拜访.
54、本村矿产资本、水能资本、生物资本、特色农产物、旅游资本、特色风俗资本的开辟现状及潜力评估.
55、农村污染类型和成长趋向及污染管理环境查询拜访.
56、你所栖身地糊口和村容村貌改善环境查询拜访.
57、你地点栖身地生齿本质环境查询拜访.
58、查询拜访你家乡的对我国下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环境.(好比:选举体例、对选举的立场、加入环境、被选人员环境等方面.)
59、你地点栖身地居民的教环境查询拜访.(包罗哪些教、比例若何、程度、内容等)
60、查询拜访你家乡乡镇机构环境(人员形成环境、工资发放环境、处事效率环境)
61、查询拜访村民和村干部发生矛盾(好比,地盘承包过程、宅发放、提留征收、教育经费、公共设备扶植等方面)处理的路子
62、查询拜访本地保障环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视权等)
63、查询拜访你地点地的厂务公开环境(哪些方面公开、落实环境、职工对劲度、需要改良的方面)
64、查询拜访本地村务公开环境(哪些方面公开、落实环境、老苍生对劲度、需要改良的方面)
65、你所栖身地的下层自治组织(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环境的查询拜访.(发生、形成环境、有哪些职责、感化、严重工作的决定、能否按期召开代表大会?领会下层自治组织政策和法令律例环境)
66、本地法院轨制扶植环境查询拜访(公开审讯、人民陪审员、人民监视员、巡回审讯、简略单纯法式利用等)
67、本地群众打讼事诉讼费用环境查询拜访(诉讼费用收取、领取律师费用、仲裁收费、诉讼费的减免等)
68、本地居民用法守法环境查询拜访(最关心哪些方面的法令、领会相关法令学问的路子、操纵法令本人权益、身边法令恪守环境)
69、家乡家庭收入环境查询拜访.(家庭收入有哪些、根基的收入、家庭中收入高和收入低的差距)
70、本地工资环境查询拜访.(最低工资轨制尺度、本地收入高的职业、中等收入程度、农人增收减负机制、工资一般增加机制)
71、本地社会保障系统查询拜访(社会安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机构)
72、本地养老环境查询拜访(养老体例、养老院扶植、老年糊口情况、需要处理的凸起问题)
73、查询拜访本地对坚苦群众救助环境(城市低保、农村五保供养、特困户救助、哀鸿救助、流离乞讨人员救助等)
74、本地社会福利环境查询拜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方面)
75、本地城镇医疗安全轨制环境查询拜访.(涉及的范畴、施行环境、改良方面)
76、本地城镇职工住房环境查询拜访.(栖身面积、购房的承受力、坚苦、但愿和要求)
77、立异办事体系体例,改良公共办事体例,加强公共办事设备查询拜访.(办事型、社会办理、公共办事等)
78、城乡为群众和下层供给快速优良办事的方面的查询拜访.(办事型、社会办理、公共办事、削减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处事法式、立异办理轨制等)
79、在出力处理地盘征收征用、城市扶植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涉法涉诉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若何统筹各方面好处关系,妥帖处置社会矛盾方面的查询拜访.
80、对你栖身地(城镇)房价及发卖环境的查询拜访.
81、在出力处理地盘征收征用、城市扶植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涉法涉诉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若何统筹各方面好处关系,妥帖处置社会矛盾方面的查询拜访.
82、关于完美应急办理体系体例机制,无效应对各类风险的查询拜访.(同一高效的应急消息平台的成立、精壮适用的专业应急救援步队的扶植,应急预案系统的健全,应急办理法令律例的完美,应急办理宣布道育的加强,公共参与自救能力的提高,社会预警、社会带动、快速反映、应急措置、全体联动的实现程度等)
83、关于遏制重特大平安变乱义务制的查询拜访.(关于平安第一,防止为主的宣布道育、关于法令律例政策办法的健全和完美;关于加大投入、落实义务、严酷办理、强化监视的义务制到位环境等)
84、关于加强社会治安分析管理、完美社会治安防控系统的查询拜访.(峻厉冲击刑事犯罪、整治社会治安、打扫黄、赌、毒;未成年人司法轨制,加强对流离儿童、服刑人员后代的关怀教育,强化吸毒人员和办理,改良刑事人员安设工作;加强、司法所、等下层根本扶植;加强步队扶植,确保队严酷、、文明法律等)
85、家乡最低糊口保障轨制查询拜访.
86、本地中小学生暑假进修及糊口情况查询拜访.
87、本地社会教育机构运转及办理环境查询拜访.
88、查询拜访本地若何使用科技教育思惟为指点、推进科教兴国计谋的实施.
89、新农村扶植中村容村貌和办理的具体办法.
90、新农村扶植中乡风文明扶植有哪些行动.
91、农人对科技致富的认识、立场和投入程度若何.
92、本地民营企业成长中具有问题的调研阐发.
93、本地在带动农人科技致富方面的有哪些办法.
94、新农村扶植中各项惠农政策(如种粮补助、养猪补助等)的落实环境查询拜访.
95、本地企业成长若何实践科学成长观.
96、我看以来家乡的变化.
97、企业员工的住房、工资待遇环境若何.
98、企业员工的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安全情况若何.
99、对你栖身地人们丰硕群众文化糊口的查询拜访.
100、对你栖身地推进心理协调,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环境的查询拜访.
六、时间放置:
20xx年7月10日放假—8月26日开学之间.
编纂保举:
·2014年4月毛概社会实践查询拜访演讲3000字
·2014年4月大学社会实践勾当演讲
·2014年4月大学社会实践查询拜访演讲范文
·2014年4月社会实践演讲范文汇总
【关键词】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农村
最早的人力资本思想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在其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随后亚当斯密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初步概念，他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舒尔茨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指出对德日战后的经济腾飞，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到该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学术界各种研究成果也日益丰硕。在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之后，笔者将其大概分为五个部分来阐述：第一部分是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第二部分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三部分是国内外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归纳评述;第四部分是国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述评;第五部分对上文进行了归纳总结。
一、人力资本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揭示了教育对人的重要影响。舒尔茨（1960）首次在美国经济学年会的演讲中阐述了较完善的人力资本理论，他指出用于教育、医疗保健、职业培训和劳动力迁移流动的费用构成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他也定量研究了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贡献率，但是却并未对“人力资本”作出明确定义。贝克尔（1964）则明确清晰地给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马歇尔（1890）把人力资本分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明赛尔（1958）在其著作《人力资本研究》中认为，人力资本除了才能、知识和技术外，健康、时间、生命也占有重要位置。麦塔（1976）指出，广义来讲，一国的人力资本除去本国内居民的知识、才能和技术外，还应包括创新精神、应变能力、工作毅力、兴趣爱好、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其它可能促进产出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人力资本也被引入我国。李忠民（1999）认为人力资本应该是“凝结在人体中，能够转化成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来分享收益的价值”。周坤（1997）指出人力资本应区分出初级和高级的层次，初级指人的体能、知识、技术和经验等;高级则是指人后天被挖掘开发出的天赋、才能所体现出的能力。丁栋虹、刘志彪（1999）则把人力资本分为了“异质型”和“同质型”两类生产力形态。李建民（1999）在《人力资本通论》中从人体和群体两方面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区分，他指出：对于人体，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能力、技术以及健康等各种质量因素之和;对于群体，人力资本是指包含于一国或者一个地区中人口群体内每一个个体后天所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以及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王金营（2002）延续并发展了李忠民的观点，他认为“个体的人力资本由投资后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和健康构成，且其能转化成商品和服务的效用并最终取得收益”。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本理论也日趋完善。同时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成果的丰硕又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依次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这三个阶段。笔者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研读后，对此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亚当斯密（1776）最早明确提出应把人的能力归为资本，“国民财富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其中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大卫李嘉图（1817）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他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到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资本只是转移了自身价值却并未创造新价值。萨伊（1803）在《政治经济学概要》中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各个行业提高技能从业增加产出的普遍现象。马歇尔（1908）也指出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所有投资中贡献率最高的，它将成为最强有力的生产发动机。此外，欧文费雪也得出了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将促进产出增加的结论。
虽然早期的这些经济学家们都看到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巨大作用，但由于当时劳动者技能素质都还处于初级人力资本的层次、知识技能经验等都十分匮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质的差别，于是古典经济学并没有把人力资本真正当作一种独立的资本。从而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还是比较有限的。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索洛（1957）在应用他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检验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得出产出的12.5%由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得到，而另外的87.5%索洛全部用外省的技术进步来加以解释，然而将劳动和资本以外的其他因素全部归于技术进步未免太过宽泛笼统，无法说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大小。明赛尔（1958）建立了第一个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模型，也提出了最早的人力资本收益函数。他把人力资本投资分为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在其模型中他用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表示人力资本投资量，得出了年收入与人力资本投资量的正向因果关系。乔根森（1987）在《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中发展了丹尼森的分析方法，他将资本和劳动投入分成质量投入和数量投入两方面。贝克尔在其著作《生育率的经济分析》（1960）、《人力资本》（1964）以及《家庭论》（1981）中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教育对经济的影响、从家庭生产和个人资源分配方面分析了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问题等，刚好弥补了舒尔茨微观分析上的不足。
（三）新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在重新思考原有的相关理论后，改进了古典模型中的生产函数，并未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增加了人力资本和知识等要素。美国经济学家阿罗（1962）提出了“干中学”模型，他认为人力资本可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即一种实践性的活动。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人力资本能够不断积累、无限增长从而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动力。罗默（1986）最早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收益递增增长模型”，他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的知识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其中一般知识课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特殊知识产生生产要素的递增收益。随后他又提出了“内生技术变化模型”（1990），模型通过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熟练劳动分析得出内生技术进步提高了投资收益，投资又使知识存量增加从而反作用于技术进步，最后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卢卡斯（1988）以阿罗的“干中学”模型为基础，在《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分析得出人力资本在使某种产品产生报酬递增收益的同时也增加了物质资本等要素的边际收益，人力资本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三、国内外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研究概况
国外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无一例外的都证明了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人力资本引入我国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内也出现了很多相关方面的研究文献。
（一）国内相关研究
1.定性的研究主要有：刘迎秋（1997）苏雪韦（1997）沈坤荣（1997）赵曙明（1998）都指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陈文静、何刚（2008）也指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胡永远、刘志勇（2004）把人力资本分为一般型和创新型，其中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郑艳艳（2009）提到人力资本除了对经济发展的快慢起作用外，还可通过促进地区间合理分工来使经济发展更加持续和长久。李建民（1999）从经济持续增长的视角对人力资本的内生性、生产功能以及其与经济发展的作用后发现中国当前人力资本极其匮乏、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支持机制尚不完备。王雪军（2003）在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特性后提出了发展人力资本一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对策建议。
2.定量方面包括沈利生、朱运法（1997）在对我国1982～1995年间数据定量分析后发现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远大于物质资本。陈昌兵、徐海燕（2002）在对我国1981～1999年产出增长和各生产要素贡献率进行多角度实证分析后得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262，其贡献率则仅为2.4%，而经济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间的相关系数为0.99。谭姝、张文佳（2006）在对我国1978～2000年期间数据运用静态指标体系测算后发现人力资本贡献率为19.8%，低于物质资本的51.9%，从而得出我国仍属于粗放型经济形态的结论。彭芳（2008）使用投入模型对我国1978～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若假定仅存在一种资本投入，那么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7%，而教育仅为36.3%。说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景跃军、刘晓红（2013）在基于卢卡斯模型对我国1990～2010年跨省数据研究分析后发现人力资本对GDP的影响率和贡献率仅为1.35%和10.95%，还不到物质资本的六分之一，从而显示出未来知识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我国应加强加深各类人力资本投资。
（二）国外相关研究
Benhabib和Spiegel（1994）通过分析78个国家的物质资本数据、人力资本指标（1965～1985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GDP数据、劳动力数据后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是因为高新技术和创新科技被受教育人群吸收并实际运用了，而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与经济的增长率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Petrakis（2002）通过比较三个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的国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对教育层次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即发达国家主要靠高等教育来拉动经济发展，而不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Isaac Ehrlich（2007）在对比分析了20世纪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因素后发现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完成了中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来推动。Birdsall（2009）通过分析韩国和巴西两个国家的实际状况，发现他们原本试图不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来改善人民生活及提高国民收入，但结果却加重了对资源的依赖程度，继而导致经济发展速度迅速下滑、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
四、国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研究概况
（一）对全国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
张藕香（2007）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很低、农村人力资本严重流失。乐章（2007）指出农民文化程度偏低是造成农村人力资本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而有效的技能培训将会极大的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周晓（2003）在对1989～1995年间29个省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人力资本对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在较发达地区这一效应更为突出。李勋来（2007）通过对我国1983～2003年有关农村人力资本与经济产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英国关系检验后发现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未陷入“农村人力资本陷阱”。魏文灵（2009）在对全国1985～2006年间的相关数据基于VAR模型动态分析后得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会使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而这又会促进人均纯收入的增加。但是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虽然在短期内更多依赖于农民收入，但是长期来看，更依赖与教育本身。王志、葛玉辉（2013）在对1980～2009年相关数据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后发现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和保健投资）与家庭收入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杨鹤（2014）在对1992～2012年数据整理分析后以传统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模后回归分析发现在建立的农业经济增长模型中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250，0.500和1.750，从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1%，农业产出额增加1.750%，平均受教育年限越多对农业经济发展越有利。
（二）对个别省或部分地区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
官爱兰、蔡燕琦（2013）基于中部地区各省份1990～2011年相关数据，以卢卡斯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农村人力资本开发指标和C―D生产函数，运用Stata软件就这几省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后发现山西江西两省开发效率最高，安徽河南开发效益较高，而湖南湖北均处在中间状态。张风丽（2013）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将人力资本变量引入C―D生产函数模型，对新疆农村1992～2011年数据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后显示新疆农村劳动力投入对经济拉动力最大，但有下降趋势，而农村人力资本对产出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彭傲天（2013）对1997-2012年统计数据构建河南农村人力资本和农民收入的回归模型运用Spss软件实证分析后发现农村劳动力教育年限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1.0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龚立新、杨飞虎（2012）在对江西省农村1995～2010这十六个年度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为64.72%，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贡献率27.41%。李莹华、蔡文春（2011）在对1993～2007年甘肃农村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甘肃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相对较低。
五、小结
人力资本理论的日趋完善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进一步丰硕。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依次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这三个阶段。早期的经济学家们都看到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国外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无一例外的都证明了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