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3 17:13:4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闽南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在我看来，相比其他学者的闽南文化研究，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有三个特色。
情动闽南
闽南地区地处东南，历史渊源悠久，文化沉积多样，既保留了非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印迹，又有“大陆性”农耕中国非常罕见的海洋文化，其宗教流播、古汉语存留、宗族文化、民居建筑、商业传统、戏曲音乐等方面，既有特色又有丰富性，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可以说，如果有众多学者致力于此，闽南文化研究完全可能成为国内地区文化研究中最有生发力的种类之一。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隔离，原本只是福建省下属行政区划之一的台湾，一跃成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焦点；而因为先后几次文化变故，本来深受闽南文化影响的台湾，也成为一个五方杂处、潜流暗涌的文化复合体。国内研究界由此逐渐出现了一批专事台湾研究的学者，以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等专门研究机构为核心，形成了台湾研究这个颇具热度的专业。与此同时，闽南文化研究往往就被闽台文化研究这个题目所包容了，闽南文化研究从母体的地位跌落，反而经常成为附属台湾研究的一个子课题。这样的研究往往不能深入闽南文化的基质纹理，也往往难以深入地了解闽南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存在，对于闽南文化的解释只能是肤浅的、浮光掠影式的，缺乏地区文化研究的厚实与敦诚。
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则是我所见的最贴近闽南、扎根闽南的研究之一。
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戴冠青教授坦陈自己的研究缘起于“对闽南文化的热爱”，并试图“在‘荆棘丛生的荒草地’上蹚出一条新路”，于是其花费了十年时间，选取了闽南民间故事这个文化沉积最为丰厚的角度进发，以历史传说与现实存在两个维度交互印证，来破解闽南文化的魅力密码。在研究过程中，戴冠青教授本着穷尽材料的原则，阅读了数量庞大的闽南民间故事材料。这些书籍大多属于民间故事系列，民间语言往往比较粗糙，条理性也不可能很强。而戴冠青教授这个出身文艺学、以“美”为本业、视文学语言为生命的作家协会主席，要潜心默志、埋头阅读这些民间故事，倘若没有强烈的本土之爱支撑着，那还真是不很容易做到的。至于说还要在对这些民间故事熟稔于心的基础上，寻其统绪，考其源流，明其本末，再对其进行分门别类，区隔定谳，那就更是不容易了。
正是基于如此认真的态度，在《想象的狂欢》等论著中，我们可以时时看到作者操控着各种闽南民间故事、闽南地区文献、闽台风俗人情，了若指掌，恢恢无间，行有余力，让人不禁慨叹于作者对于所研究对象“穷究本源”的治学态度。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陈益源教授在为《想象的狂欢》一书作序言的时候，谈到阅读本书的“一连串奇妙的景况”，“过去几个月内，仿佛无论我去哪里，《想象的狂欢》书里相关的篇章就会出现，如影随形”，并且慨叹“闽南民间故事实在太丰富了，丰富到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可以发现它们的无所不在，并且透过冠青教授的深入剖析，令人印象深刻，想忘都忘不了”。这种景况的出现，显然不是凭空而出，其实正是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扎实而厚博的实证。
闽南文化的另一种暸望
闽南文化研究方面，经几十年积累，产生了不少论著。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从闽南民间故事入手研究闽南文化，并把闽南民间故事作为闽南文化镜像进行观照，这个角度很新鲜，也很有针对性，目前还很少人做过。而且，戴冠青教授在研究中较好地把细部研究和总体观照结合起来，我认为其专著因此成为目前从一个独特角度对闽南文化进行总体把握的别开生面的论著。
从早期的单篇论文开始，到最近的专著成型，戴冠青教授的闽南文化研究逐步构建出一个非常严整的体系。《想象的狂欢》提出“文化想象与族群记忆”，既提出了“闽南民间故事是闽南地区民众根据闽南社会生活情状想象、创作出来并通过口头讲述的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或传说”，肯定了其“文化想象”的因素，又提出其文化想象中积淀了“闽南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包含有非常丰富的“族群记忆”，以此两种概念出发，提纲挈领。书中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对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解读——内中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民间故事，而且融汇了地理、历史、气候、俗语、戏曲等各种文化因素，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可以说，就是一部关于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研究史。
在章节内部，戴冠青教授的研究也能够做到事无巨细、穷发抉微却又高屋建瓴、分合有度。在“闽南民间故事的艺术形象”一章中，有一个十分独特的部分是介绍朱熹原型的民间想象，作者列举分析了《文昌鱼的传说》、《对天祝词显报应》、《计除恶僧》、《葬大林谷镇蟹精》等民间传说，注意到了闽南民间传说中的朱熹在闽南民众崇儒心理下往往形成法力强大、斩邪除妖的正义神祗形象，而武夷山以及江西庐山、铅山一带的朱熹却多是浪漫抒情、邂逅狐仙的书生形象。并且在此基础上，联系闽南地区历史，详尽地阐述了闽南文化中民众崇儒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成。
温婉的理论沉淀
戴冠青教授做闽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其文艺学出身的理论背景，与其他做民间文学或者地区文化研究的学者相比，出身文艺学的她，在操持各种理论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随处可见厚实的理论沉积。女性主义理论、列维-布留尔的神话学理论、弗莱的《批评的解剖》、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合适合用的理论与观点不断被用来与研究对象相互印证、互相激发，使得本书在理论深度方面得到了极好的延伸。在“闽南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一文中，作者还参照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实际操作了一番，以叙事学理论分析闽南民间故事。在考察了大量闽南民间故事后，作者依据叙事功能的理论进行分析，概括出了几种叙事模式：（1）扬善惩恶式；（2）以智抗敌式；（3）自强不息式；（4）知恩必报式；（5）才子佳人式。并且在具体的模式研究中，提取归纳出几种重要的叙事功能加以分析，这样就化繁为简，对数量繁多的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较好的归纳分类，有利于作者驾驭庞大的文本，也有利于作者从总体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心理方面对这些民间故事进行总结。这一点，恰恰也是做闽南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普遍比较缺乏的。
戴冠青教授的闽南文化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温婉有致的文笔，一个个鲜活有趣的民间故事，还必须有一支生花妙笔将其贯串起来，并且在理论分析的同时，保持文学教授的独特风味，《想象的狂欢》一书，做到了这一点，往往能在娓娓动人的学术分析中，不时透露出其平和雅正的文学韵味。相信这会成为闽南文化研究的学术风景中最吸引人的一个品格。
南音发祥地泉州传承历千年
南音之称为“晋唐遗音”，即是由于晋“永嘉之乱”，中原衣冠南渡，晋人南迁在带来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中原优秀文化。中原古乐的许多音乐遗响，如先秦五音之乐，音阶与宫调理论以及旋法特点，汉代相和歌之“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演唱演奏形式，魏晋时期的古曲谱等，都能在南音中找到印证或得以诠释②，南音乐器中的拍板与南唐《韩熙载夜宴图》中歌者所执之“节”基本相同，连执琵琶的姿势也几乎一样。而“泉州南音所使用的主要乐器，不仅体现了中国古老音乐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沉积，如先秦时期的洞箫、西汉时期的笛、魏晋时期的曲项琵琶、隋唐时期的拍板、宋代的奚琴与三弦等，同时它又是多元文化――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等的融合，其历史衍变过程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多元性、开放性的特征。”③
泉州南音被海内外专家誉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明珠”、“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对南音的评价，田青在《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一书中的序中这样写道：“曾经有人概括泉州南音特点是古、多、广、强、美。其所谓古，是指南音有千年的历史；其所谓多，是南音有大谱、散曲和套曲达二千首以上；其所谓广，是南音不只活跃在闽南地区，而且扩展到南洋群岛和台、港、澳以及欧美的一些地方；其所谓强，是南音历经无数的天灾人祸和漫长岁月的磨汰，还能够顽强地存活下来；其所谓美，是南音既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长撩曲，又有慷慨悲歌、一唱三叹的叠拍声。”台湾学者王镇华把南音称为“大生命的音乐”。泉州南音以其独特的传承脉络与方式，通过艺人春秋二祭的崇奉孟昶乐神祭祀乐事、拜馆等仪式活动，世代传承，薪传不息。泉州南音的传承，历代多是口传心授为主，附以手抄曲本传承，明才有木版印刷的《明刊三种》，清才有《文焕堂指谱》，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才有一些铅印的南音曲选、南音指谱大全等曲本出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泉州开发了南音电脑软件，使古老的南音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更有利于南音的传承。
泉州市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综合性试点，也是2007年6月文化部批准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核心区之一。据2006年《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④刊载，现全市11 个县、区、市共有南音社团230 个，成员7425人。其中晋江市有南音社团48个，成员1704人；惠安县有南音社团16个，成员563人；永春县有南音社团11个，成员360人；鲤城区有南音社团17个，成员570人；丰泽区有南音社团23个，成员652人；安溪县有南音社团22个，成员485人：南安市有南音社团33个，成员有927人；石狮市有南音社团24个，成员有841人；德化县有南音社团22个，成员有326人；泉港区有南音社团4个，成员有392人；洛江区有南音社团10个，成员605人。以上成员人数是指登记在册参加南音馆社的乐员，实际上习乐者、爱好者远不止其统计之数字。从以上的调查统计，充分凸显了泉州市各级政府和文化宣传部门这几年来对南音的保护、扶植的力度，也充分显示了南音在泉州这片故土上的强大人文积淀与生命力。
台湾南管(音)馆阁知多少
说到台湾，我们的话题自然会说到“开台圣王”郑成功和的施琅将军。1624年7月郑成功在日本平户一个僻静渔村出生，1662年由于积劳成疾卒于台湾，享年才三十有九。22年后的1683年施琅(1621―1696)率兵入台。施琅后，采取一系列稳定民心、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设置行政建制，全面开发台湾。自十六世纪末叶之后，汉族大量移民入台，不仅带去生产技术也带去中原文化，十七八世纪之后汉族尤其是闽南地区的泉州人大量移民入台，他们带去了南音、北管、高甲、木偶……南音更是遍布于泉州人居住的村落、渔村、城镇。关于泉州南音何时传入台湾，至今仍很难找出准确的证据，但据泉州历史网的《泉南人名录・施琅》及《靖海纪事》附施德馨《襄壮公传》称施琅“性好音乐，至晚年尤甚，尝集诸词客制新声、谱之乐府。”施琅晚年坐镇台湾，施德馨是其族叔，举人出身，官台湾府儒学教授。二施皆晋江人，所称音乐，即是南音。施琅对南音在台湾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连横之《台湾通史・卷13・歌谣》云：台湾“始尚南曲，间有小调……台湾之人颇喜音乐，而精琵琶者前后辈出。”据有关考证，在二十世纪初，全台湾的南管馆阁至少有一百五十个，几乎只要有泉州移民分布处，“馆先生”开馆，随后成为固定组织，鹿港的雅正斋于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而台南的振声社于今也有二百年，南声社从创始人江吉四先生算起于今也有九十余年。在此也须一提的是泉州晋江深沪的沪江御宾社成立于明崇祯末年（1632年），至今已近三百年的历史，其现存的名闻遐迩的“裂石”琵琶及清朝鹤顶曲柄凉伞更是世之珍藏。
据泉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2006年9月第10期刊载，目前台湾有南音（管）馆阁64个之多。台湾民族音乐学家吕锤宽、许常惠合著的《台湾传统音乐之美》⑤一书中的“汉族传统音乐”部分，对南管在台湾的传布有这样的表述：南管音乐是台湾的两大音乐系统之一，另一系统则为北管。南管音乐普遍存在于……北部、中部、南部、澎湖、金门。它较盛行的时期，据推测当为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吕锤宽在其另一专著《台湾传统音乐概论》⑥中对南管有更多的阐述：“南管为保存于福佬语系社会的古老乐种……南管音乐的历史悠久，传布的地区也较广，因此名称方面呈现多样性，分别有：弦管、南音、南乐、南曲、五音、郎君乐、郎君唱等”、“南管音乐主要分布于鹿港镇与台南地区，而高雄地区、台北市、基隆市以及澎湖、金门等地，也有南管曲的演唱活动”。根据吕锤宽的调查：“鹿港南管馆阁曾有五大馆：雅正斋、聚英社、雅颂声、大雅斋以及崇正声”、“台南市为南管文化荟萃的地区之一，根据说法，当地的南管馆阁亦有五大馆：振声社、南声社、金声社以及群鸣社”。台湾的南管馆阁除了在馆阁内传习展演外，也有在馆阁外进行的，“最早者当为台湾省交响乐团在该年所举办的南管研习，对象为台中市的国小与国中音乐班的学生”，“新型的南管传习活动也在馆阁内进行，以历年来的情形观之，台北市闽南乐府、台中县清水镇清雅乐府、鹿港镇雅正斋与聚英社、台南市南声社与振声社等，均有举办此类活动”。在南音艺人方面,吕锤宽在该专著中的卷首推崇两位盛名的南音艺人，一是黄根柏（1910―1991），“鹿港雅正斋的馆先生，洞箫、二弦的演奏技巧，最为南管音乐界推崇……柏先生传授南管的态度极其严格”，另一位是林长伦（1924―1993），“从民国四十年代开始经营台南市南声社。如果说，将台湾的南管推上国际，为南声社艺术性表现的自然结果，我们认为最大的奉献者，实非林长伦先生莫属”。
台湾南管除了有相对固定的南音馆阁活动之外，还举办不少的南音讲习班，如《台湾传统音乐之美》中吕文称：1978年，从台北市晋江同乡会获知，有南管研习班。又如南台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于2005年10月29、30日举办“南管音乐演习会”，主讲人施炳华系振声社前任社长、教授，擅长南管理论研究、南管演唱；蔡芬得系振声社社长及艺术总监，稔熟南管各种乐器及唱法；林秋华系振声社团员、文学硕士等。另南台科技大学推广部还开办“南管初级班”，其教材内容是：南管音乐的历史、特色、视谱法、奏唱法、台语、泉州音练习。
台湾的南管不仅在民间有馆阁设置，大、中学府也有南管学习组织，学校及社会团体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南管演唱演奏会、研习班，以及带南管乐团走向世界，向世界人民介绍、宣传、弘扬优秀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南管。如1979年许常惠“带南声社赴汉城参加第六届亚洲作曲家联盟大会，1981年学界于鹿港召开第一次南管国际学术会议，1982年许常惠再度带南声社巡回法、德、比、荷、瑞士五国，并在法国国家广播电台留下珍贵录音，当晚十时开始演唱，至清晨六时才止，法国听众大为惊叹，电话不停涌入。
两岸南音 同承共荣
闽台一水之隔，两岸人民有共同的血缘，南音是海峡两岸人民同根同源、不可分割的见证，是两岸人民亲和往来的纽带，也是维系台湾和祖国密不可分的精神支柱。1988年8月，祖籍福建泉州安溪龙门乡仙地村、被台湾音乐界誉为“民族音乐的领航者”的许常惠先生⑦来福建访问。随后，福建省民族音乐学家、南音学家王耀华、刘春曙先生于1990年6月25日至7月6日抵台进行访问和学术活动，实现了四十年以来首批大陆音乐学者访问台湾的盛举。随后开展多次两岸音乐交流活动，“闽南语民族音乐研讨会”、“台湾作曲家作品音乐会”、“闽台戏曲艺术研讨会”，以及台湾刘茜、黄玲玉两位女士来福建作民间音乐调查等。
1981年台湾鹿港举办了一次南管国际学术会议。1980年之后，台南、台北、鹿港、基隆、高雄等南管重镇新兴建的社团如：华声社、汉唐乐府、江之翠、中华弦管研究团、咸和乐团以及原旧的社团如雅正斋、聚英社、闽南乐府、清雅乐府等也陆续出访大陆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泉州作为海峡西岸工贸港口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南音发祥地，自1981年以来已举办过八届国际南音大会唱及三届国际南音学术研讨会。2000年2月，在泉州国立华侨大学举办的“泉州国际南音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有台湾吕锤宽的《论南管谱的结构》，廖锦栋、张美霞的《洞箫对南乐的影响》，卓圣翔、林素梅的《南管曲牌的基本腔韵及其衍化》等。
在此，还须特别指出的是，2003年11月由台南胡氏拾步草堂、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合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清刻本文焕堂指谱》，此书大陆已无，是台湾胡红波教授于2000年9月间在台南临安路玉市一书摊发现，高价购买后赠送给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的。在此之前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先生提供的《明刊三种》，收录272首曲词及调名、曲牌，意义十分重大。而《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的出现，填补了明清以来具有极其珍贵史实价值的南音指谱。从《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的台湾回归，充分说明了两岸传统文化长期的传承与交融，也有力证明两岸人民的民族传统文化之根扎得如此深厚广袤。2006年9月由泉州地方戏曲社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两岸论弦管》⑧问世了，该书有大陆的乔建中、刘德海、袁静芳等知名学者著文外，还有台湾吕锤宽的《论弦管谱的发展与演变》、王镇华的《大生命的音乐：南管》、王樱芬的《南管曲目分类系统及其作用》以及施炳华、施玉雯、林珀姬等有关《文焕堂指谱》的学术专论。该书的出版，除了其本身学术价值，也充分体现了两岸学者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共同心声，南音已成为维系海峡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成为两岸人民感情交流的桥梁。前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在该书卷首的题词具有深邃意蕴：“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家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和智慧与力量之源。”在此还须补上一笔的是，台湾学者对南音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仅吕锤宽有关南音的研究的专著就有：《泉州弦管（南管）研究》、《泉州弦管（南管）指谱丛编》、《台湾的南管》、《南管记谱法概论》等。
泉州南音以其古老而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深厚的中华文化的人文气息、扣人心扉的乡音俚调，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地抖落在海峡两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①②泉州历史网.“泉州民间音乐舞蹈”
③袁静芳.《对泉州南音历史源流几点思考》，2000年泉州南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④泉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2006年第2期至第7期
⑤台湾许常惠、吕锤宽、郑荣兴合著.《台湾传统音乐之美》，（台湾晨星出版有限公司发行所2002年2月
⑥吕锤宽.《台湾传统音乐概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3月
⑦王耀华.《许常惠教授的闽台情结》，闽台传统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福建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6年4月
由中国佛教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韩国国乐学会共同主办，厦门南普陀寺和中央音乐学院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承办，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协办的“第三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30日上午在福建省厦门南普陀寺的讲堂拉开帷幕。开幕式由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院长、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袁静芳教授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闽南佛学院院长圣辉大和尚，韩国国乐学会理事长、韩国汉阳大学校音乐大学教授权五圣，先后作了重要发言。
10月30日至11月1日，研讨会在厦门大学进行。与前两次相比，本次研究队伍不仅更加年轻化，而且凝聚了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的一部分学术力量。到会学者42名，包括韩国学者6名、港台学者3名，其中有台湾学者吕锤宽教授和赵琴教授。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43篇。会议围绕中韩佛教音乐的历史研究、现状考察与未来发展，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小乘佛教的音乐特点以及它们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佛教音乐的保存与传承等诸多学术问题展开了探讨。韩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韩国佛教音乐仪式、现代韩国佛乐创作与传承方面。权五圣教授《韩国佛教音乐研究的现况及课程》主要阐述了关于声乐曲梵呗研究的发展状况，并提出了今后对韩国佛教音乐的研究要与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视角及边缘学科领域相结合的目标。韩国古音盘研究会会长李辅亨对现在韩国传承规模最大的、近来最活跃的佛教仪式――“灵山斋”的仪式构造生成做了分析研究。汉阳大学校国乐科教授李庸植主要探讨了《佛教仪式的伎乐音乐》中以歌（梵呗）、舞（作法）及音乐相配合的“乐歌舞”的综合表演艺术形式。“乐歌舞”中提到的蝴蝶舞、钹舞，通过当晚由“韩国庆尚南道马山佛母山灵山斋保存会”演出的传统佛乐《十王各拜斋大礼王供》，使中国学者得以见其独特风貌。
袁静芳教授对《〈瑜伽焰口施食〉仪轨中，咒语、真言的结构布局、表现形式及音乐艺术特征》做了深入的研究，并从中归纳出印度梵文咒语、真言被华化、民俗化的若干特点。针对佛教音乐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继承的焦点问题，台湾学者赵琴《梵呗与佛教音乐概念及实践的演变――兼论商业经营策略在佛教音乐活动中的渗透》、大陆学者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的继承与保护》、陈天国与苏妙筝《佛乐搬上舞台几个有关的问题》以及韩国学者金宝姬《韩国现代佛教音乐〈赞佛歌〉》、尹昭喜《台湾和韩国梵呗的传承状况》等文章提出了新的见解。赵琴博士从一个民族音乐学者与音乐传播工作者的角度，探究了因社会文化变迁，当代台湾佛教音乐概念与实践的演变。她以《大宝法王在菩提迦耶》获2005年第16届“金曲奖”“最佳宗教音乐专辑奖”、“最佳演唱人奖”为例，指出真正有修养的高僧所吟颂出的梵腔及其所达到的宗教情操和心灵境界才是真正的佛乐精华。
中国佛教音乐的历史研究及现状考察方面，我们通过项阳、景蔚岗两位学者对音声供养与佛教笙管乐历史流变的梳理与研究，发现了很多目前佛教音乐考察中存在的问题。项阳《关于音声供养和音声法事》对现存的佛曲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佛教扩大了音声法事的范围，僧尼开始既在音声佛事、也在音声供养中奏乐，这正是乐僧群体得以形成的关键，并彻底改变了僧尼不得动乐的戒律。历史上曾经是音声供养和音声佛事分立，在发展的进程之中得到了合流，从而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佛教音乐文化的性质和意义提供了重要信息。景蔚岗《中国佛教笙管乐源流考索》结合诸多实际情况，对尚存在中国境内的佛教笙管乐迄今至少1500多年的流变历程进行了考索。认为从乐器数量、音色、音量、演奏技法的表现力等多方面的综合情况看，笙管乐器是古今佛教乐队中应律乐器的中坚。这是佛教音乐1500多年几经流变衰微，其他乐器相继失落，唯有笙管乐器贯通古今、得到保留的内在原因。
关于藏传佛教考察方面的文章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多杰仁宗《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宗教乐器符号乐谱及功能》、格桑曲杰《独具特色的佛教旋律乐器甲林和铜钦》、郝毅《中国藏传佛教拉卜楞寺道得儿音乐研究》、桑德诺瓦（和云峰）《论云南喇嘛教的区域流布及音乐传承》、包达尔汗《“莱青”辨释――藏传音乐文化的蒙古化现象探析》、满当烈《青海藏传佛教羌姆调查之一：格鲁派羌姆的地域文化特征》、嘉雍群培《“死亡的艺术”》分别对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研讨会上，对个案与寺院调查的文章占有相当比例，如大陆学者吴学源《云南剑谷俗佛教（阿吒力）音乐调查》、杨久盛《辽宁千山佛乐概说》、傅利民《江西禅宗祖庭宝峰寺佛乐文化考察》、潘国强《大相国寺佛教音乐》等，共15篇。另外，本次会议还开启了对佛教音乐美学思想的探索，拓宽了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的视野。苗建华《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初探》认为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具有视因缘生法，肯定无声之乐，提倡音乐宣教、度人、修身之功，肯定平和、中和的音乐审美准则等特征。有关佛、道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主要有吕锤宽教授的《论佛教焰口仪式与道教朝科咒的音乐》与杨民康的《佛道音乐文化的跨民族传播一瞥――海南道公祭祀音乐中的“目连救母”因素探析》。袁瑾的《水陆法会中的偈》与乔晴的《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遗址中乐舞壁画的研究》两篇文章亦不失其独特价值。
11月1日闭幕式上，南普陀寺首座兼监院、闽南佛学院常务副院长界象法师对研讨会圆满结束表示祝贺，认为此次会议内容丰富、成果显著，希望中、韩、日三国逐步建立起佛教的黄金纽带关系，僧俗两界精诚合作，将法音渲流。针对目前佛乐研究状况，界象法师指出，透辟地体验佛法戒定与严谨地深化学术理论，两者不可或缺。袁静芳教授对南普陀寺的鼎力支持以及圣辉大和尚给予的深切关怀与扶助再次表示真挚的谢意，并对研讨会的特点和学术价值及意义做了简要总结。她以闽南佛学院“悲智”的院训勉励参会学者要勇于创新，以“当更精进，勤求智慧”来作为推动我们从事佛教音乐文化事业的座右铭。
长期以来，佛教音乐文化的学术研究一直在音乐学术界展开，“第三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首次实现了音乐界与佛教界的正式合作。此次会议不仅对于继续推动中韩两国佛教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今后亚洲乃至世界佛教音乐文化研究局面的深入展开奠定了基础。
程 乾 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四年级《品德与社会》主要以家乡为内容展开教学。我们的家乡是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寨上村。据《寨上志》记载，寨上村已经有900余年的历史了。寨上历史源远流长，风物广博和璀璨。四年级《品德与社会》第三单元《家乡，我为你骄傲》，要求学生关注身边的文物古迹，了解它们的保护情况。对此，我们小组成员经过一番实地调查后协商交流，决定将“追寻寨上村的文物古迹”作为开展研究性学习的课题。
目的、内容及人员分工
研究目的 通过开展“追寻寨上村的文物古迹”课题的研究，帮助我们小组和同学们了解身边的文物古迹的保护状态，而且还可以增长知识，提高认识，扩大视野，增加阅历，强化自己的合作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从而激发热爱家乡的情感。
主要研究内容 其一，走进寨上村，实地考察，采访老人协会会长和有关人员，了解文物古迹的保护情况，并给文物古迹实物拍照，建档（见下表）。其二，通过网络搜集自己需要的资料或图片、报刊资料等深入研究学习寨上村的文物古迹。其三，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共同探讨，做好记录，进行分析，撰写研究论文，汇报展示与成果交流。
人员分工 组长（黄庄瑜）：调查住地附近有关文物古迹，负责协调工作和撰写本课题报告。组员（朱欣颖、邱丹、洪莹）：分工合作，利用家居的便利，就近调查，查资料、访问或拍照等。
研究心得与建议
从这次追寻寨上文物古迹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中，我们才发现，同学们居住的寨上村竟有这么多的文物古迹，之前走过、路过却没有留意到。这次，通过实地调查，拍照、建档案，搜集网络资料，走进富有闽南特色的陈恭献公墓园，走进富有闽南建筑特色的湖陈大宗——陈氏大宗祠，走进中西结合的洋楼——陈有才故居红番仔楼，走进具有文物价值的陈永得古大厝，走进典型的闽南士大夫府第——陈厚泽故居芸香楼，确实增长了不少见识，也让我们学会分享与合作，学会如何开展研究性学习，增强保护文物古迹的意识。
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部分村民对文物古迹的看法，对红番仔楼的主人陈有才的生平事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陈有才造福寨上村，为寨上村建红砖村道、举办多次政治活动，建小学、盖教堂，具有人穷志不穷的拼博精神，那种致富后不忘本，爱国爱乡，建校铺路，济乡扶危的高尚情操，将永远被后人崇敬和怀念。令人遗憾的是，随着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外来员工不断涌入殿前街道，寨上村有些文物古迹正面临破坏、拆除和消失。比如，大石湖之大石窟底于1994年因建设而毁，坡里石基牌——圣旨碑于特区建设时被毁，大夫第——陈厚泽故居芸香楼，现楼成危房。
针对这一现状，我们向殿前街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政府出面，组织有关部门集中进行一次文物古迹调查，把有保护价值的及时列入保护范围，采取保护修复措施。第二，政府要宣传文物古迹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让全社会都来热爱、关心寨上文化建设和文物古迹保护，提高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第三，建议政府每年适量增拨经费，为开展文物古迹保护和研究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第四，加强对重点文物古迹的保护开发，塑造一批精品景区景点，带动寨上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壮大。
同时，积极向学校少先队建议，发出《倡议书》，呼吁所有的同学和家长共同重视寨上村文物古迹的保护。
倡议书
尊敬的家长、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近期我们实地调查了寨上村的文物古迹，发现有些文物古迹正面临破坏、拆除和消失。建议大家立刻行动起来，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我们倡议，应该做到“五不三要”。“五不”：（1）不能在文物重地制造垃圾；（2）不能在文物古迹周围建与古迹不协调的建筑物；（3）不要把文物古迹随便带走，影响景观；（4）不要在文物古迹上乱画乱写乱刻乱涂；（5）不要把文物古迹当成许愿池，向其投抛硬币。
“三要”：（1）要呼吁政府重视古迹保护，制定古迹保护条例；（2）要树立文物古迹保护意识，积极参加少先队组织的文物保护教育实践活动；（3）人人当文物古迹保护义工，发现破坏文化古迹的行为立刻制止。
关键词：卧；语音演变；戈韵
中国分类号：H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8-0195-01
“卧”是生活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语之一。东汉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对这个字的解释是：“卧，休也。从人、臣，取其伏也。”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认为：“伏大徐作休。误。卧与寝异。寝与床。论语寝不尸是也。卧于几。孟子隐几而卧是也。卧于几。故曰伏。”由此看出，“卧”是个会意字，其中“臣” 表示竖立的眼睛。“卧”的本义是：人伏在几案上休息，眼睛呈竖立形。卧也经常出现在一些成语、俗语中，如“卧而不眠”、“卧榻之侧，岂许他人酣睡”。前者的“卧”是我们所熟知的动词，后者的“卧”的词性却是名词，表示寝室之意。“卧”也经常出现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如唐杜牧《阿房宫赋》中的“长桥卧波”；宋陆游《示儿》中的“僵卧孤村不自哀”。
“卧”在各地方言中的读音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不考虑调类，根据《汉语方言发音字典》中对“卧”的读音的统计，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种情况：[?o]、[o]、[?ou]、[?u]。为什么同一个字在各地的读音却是这样大相径庭呢？因此，本文试图以“卧”为例来窥探中古戈韵部字的一些细微的发展变化。
“卧”在上古属于疑母歌部字，郭锡良先生拟音为[?ua]。《宋本广韵》去声卷过韵下有“卧”字，反切是吾货切。宋代徐铉校正《说文》引用了徐锴的反切“吾货切”。郭锡良生生拟音为[?u]。从郭先生的拟音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上古到中古，“卧”的声母方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同属于疑母[?]。如果说拟音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不能代表“卧”上古、中古同属疑母。那么我们可以从反切方面得到证实，“卧”的声母的反切上字是“吾”，许慎《说文解字》中“吾”的反切是“五乎切”，代表声母的反切上字是“五”，《说文解字》中“五”的反切是“疑古切”，而“疑”是古疑母字中的代表字，根据陈澧研究反切方法的基本系联条例，“卧”“五”的反切上字可以系联为一类，因此从上古到中古，“卧”同属疑母[?]这点是确信无疑了。然而语音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渐变的积累，还是会使古今的语音产生较大的差别的。因此，到了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卧”变为了零声母这点也是不足为奇的。但在韵母方面却发生了较大变化，“卧”上古属于歌韵，中古却属于过韵，合口一等去声果摄。根据郭老先生的拟音，我们可以推测它的实际音值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只是元音向后高化了。声母[?]在很多方言中也得到了保存。例如广州话、闽南话、苏州话、上海话中都将“卧”的声母读为[?]。潮州话中将“卧”读为[o]，可能是由于声母脱落，而韵母却得到了保留。自唐宋发展到今天的普通话，它却变成了[uo]，不但声母发生了变化，主要元音也由[]变成了[o]，这些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声母的变化是很好解释的，从《广韵》到《中原音韵》，声母系统是不断简化的，影、喻、疑三母合流为零声母，因此，“卧”的声母消失这点在学术界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本文在此不再论述。
但是韵母的主要元音是怎样变为今天的[o]的，此处需要做比较详细的分析。
相比《广韵》而言，《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也被大大地简化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古音中原来的入声韵失去了塞音韵尾[-p][-t][-k]。没有收入声韵，这就意味着宕摄、山摄及咸摄的部分入声字韵尾将变的与戈母完全相同，如此便出现了很多的同音字，这就会给人们的记忆与交流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现代汉语中根据所结合的声母的不同，原戈韵字在现代汉语中的读音有以下几种：
由此可见，“卧”的韵母各种方言读音在“戈”母字的今读韵母中有许多相同之处，从这点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卧”的各地不同的读音是原来的主要元音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在今天这个时间层面上的反映呢？而这种变化我们是否可以断定它也会恰好地表现在同一方言同一韵部的不同分化上？若可以，那么又存在一个“卧”的韵母[o]、[uo]、[u]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普通话中的[uo]是否处于后阶段呢？这又给我们深深的思考。
根据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的观点，中古到现代的o（?藜）的戈韵一等字的元音高化了，可概括为uao（?藜）（戈韵平声一大部分字和仄声）；uuo。戈韵基本上变成了o（?藜）和uo，这只是简单的变化规律。
现代汉语普通话戈韵字大部分都读成“uo”，这可证明属于中古戈韵“卧”的韵母“u”的确是发展了，这从实例上证明了戈韵字在历史的语音变化中元音确实是高化了。
戈韵变化的复杂性体现在开合口的问题上，其一，舌齿音开口呼变成了合口呼，同原先的合口呼合流了；其二，喉音合口呼的平声字大部分变为了开口呼，同原来的开口呼合流了。喉音合口变开口的条件是平等的，但是也不是十分严格的。
在广州、闽南、潮州方言中，“卧”的韵母都是[o]，而这些南方地区的读音存有古音的成分较多，这一点在戈韵字的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读音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另外上海“卧”的韵母是[u]，所以笔者推测“卧”的中古韵母[u]元音先高化为[o] 后高化为[u] ，这些韵母的变化都是有声母[?]存在的，这在现代的方言中都能找到证据，语言就是活化石，现在方言中存在的古音成分在某些方面确实能起到很好的证明作用。后来可能随着声母[?]的消失，“卧”的韵母就变为了[uo]。
据此，根据前面的图形统计，笔者对戈韵字的语音演变作如下推测：
戈韵与原唇音字相拼，韵母变为现在的[o]；
戈韵与原舌音字相拼，韵母变为现在的[uo]；
戈韵与原牙音、唇音相拼，韵母的变化为现在的[ia][u][ua][e]，这点比较复杂，因此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处于戈韵变化的中间阶段。
由上可大致推测，在疑母戈韵字的部分语音演变中，上海较广州、闽南向前进了一步，若按笔者推测的继续发展下去，可预测未来这部分字的声母[?]可能会随之消失。以上在对韵母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声母的发展变化相对韵母而言表现的比较缓慢，也相对保守一些，而韵母的语音演变则要表现的迅速、复杂得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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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普通话 中介语 动态演变
“地方普通话”又称“方言腔普通话”“方言区普通话”“蓝青官话”等，是各方言区的人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受自己母方言影响而形成的、带方言色彩的普通话。“地方普通话”研究不仅可以为普通话的规范和推广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为国家制定相关语言政策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还可以帮助方言区人提高普通话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应用价值。本文从研究历程、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梳理和总结三十年来“地方普通话”的研究成果，探讨其发展前景。
一、研究历程
“地方普通话”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林宝卿在《闽南方言区学生常见语病初析》中首次提到“受方言影响的普通话”，引起人们对“地方普通话”的关注。此后，陈亚川、李如龙、陈建民、陈章太、姚佑椿等多位学者纷纷发文探讨这一问题。不过，80年代的“地方普通话”研究仍处于萌芽时期，研究内容主要局限于其性质、特点及其地位等方面，且研究成果不多。
1990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举办“普通话与方言问题学术讨论会”，60多位学者提交了与“地方普通话”相关的论文，“地方普通话”成为该次会议讨论的热点，有力地促进了“地方普通话”研究，并使之得以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地方普通话”的地位得以确立，学界普遍认识到“地方普通话”研究的重要性，展开对各方言区“地方普通话”的探讨。
21世纪以来，“地方普通话”的研究进入繁荣时期，研究成果丰硕。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地方普通话”的性质、特点和功能等问题;研究方法多样化，除采用描写法，还有学者尝试结合语音实验的方法对“地方普通话”进行深入与细致的定量研究。个案研究和理论研究更是齐头并进，不仅补充了语言学理论，更推动了各地方言与普通话研究的进程。
二、研究范围
三十年来，“地方普通话”研究范围逐渐扩大。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性质、特征、地位及规范等方面。此后，研究范围扩大到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发声学、语言测试等方面。
（一）“地方普通话”本体研究
本体研究着重描写“地方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比如：陈亚川《闽南口音普通话说略》（1987）、姚佑椿《上海口音普通话说略》（1988）、王文虎《四川口音普通话的语音特征》（1994）、王咏梅《龙岩新罗区“地方普通话”的语音特点》、陈蒙《“济南普通话”语音研究》等描写分析了“地方普通话”的语音特点;邝永辉《粤语影响下的韶关市城区普通话词汇的特点》（1996）、田皓《地方普通话常见词语失误分析――以湖南腔普通话为例》（2006）等描写了“地方普通话”的词汇特征;周润年《析金华“地方普通话”》（1990）、曾子凡《“港式普通话”剖析》（2000）、张建强《铺门“地方普通话”语言特征分析》（2008）等则全面描写了“地方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特征。
（二）“地方普通话”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从语言接触角度出发，研究普通话与方言的接触规律、变异机制等问题。如：顾钦《语言接触对上海市区方言语音演变的影响》（2007）、陈建伟《临沂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研究》（2008）、傅灵《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研究――以长沙、上海、武汉为背景》（2010）、曹晓燕《方言和普通话的语音接触研究――以无锡方言为例》（2012）等论文以语言接触理论为指导，研究方言与普通话的共变规律;劲松、牛芳《长沙地方普通话固化研究――地方普通话固化的个案调查》（2010）、李庐静《地方普通话方言变项的使用和扩散――以福建永安普通话“来去”句的调查分析为例》（2013）、《福建永安地方普通话共时变异研究》（2013）等论文运用语言变异理论，研究地方普通话的变异规律。
从语言规划角度入手，研究“地方普通话”的规范问题。相关研究如：陈建民、陈章太《从我国语言实际出发研究社会语言学》（1988）、陈海燕《浅析海南腔普通话在词汇方面应该规范的问题》（2001）等。
（三）“地方普通话”的认知语言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学界对“地方普通话”形成的机制和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相当一部分学者从偏误分析角度出发，研究“地方普通话”中介语的特点及如何纠正地方普通话等问题。如：许长安《大田普通话的普及和偏误》（1991）、顾英华《民族学生汉语口语语音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2003）、王磊、张颖《普通话中介语负迁移及应对策略》（2007）、韩玉华《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浅析香港人普通话中的词汇偏误问题》（2007）等论文探讨了“地方普通话”偏误的表现及其原因。
（四）语言测试中的“地方普通话”
1994年，普通话水平测试正式启动。随着这一工作的开展，大批学者以语言测试为切入点，针对各方言区使用普通话的难点进行研究分析，探讨提高普通话水平的策略，有力地推动了普通话的普及工作。这一方面的成果，如：韩玉华《香港考生在普通话水平测试“说话”中几种常见的偏误分析》（2006）、张建强《中介语理论与PSC论略》（2006）、周萍《上海地区普通话水平测试中韵母偏误的比较研究》（2006）、张玉梅《吉林方言中介语及语言测试》（2009）等。
（五）“地方普通话”的发声学研究
传统的语言研究多凭语言学家用口耳来摹仿语音并依靠音标对语音进行描写。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可以使用仪器分析各种语音，使语音研究更加科学和准确。近几年来，出现了很多从实验语音学角度入手、探讨“地方普通话”语言特征的成果，如：李爱军、王霞、殷治纲《汉语普通话和地方普通话的对比研究》（2003）、韩维新《粤语常用入声字的普通话声调习得偏误研究》（2010）、银沛月《成都口音普通话“去声+去声”双音节词重音研究之简介》（2010）、李宁、孟子厚、李蕾《山西普通话的语音特征分析》（2011）等。
在上述研究中，以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成果最为丰硕，认知语言学和发声学研究则处于新兴阶段，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三、研究内容
“地方普通话”研究的内容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理论研究和个案分析。
（一）理论研究
学界对“地方普通话”的名称、性质、特征、界定标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
目前，学术界对这种不标准的普通话还没有统一命名，如：李如龙（1988）等称之为“过渡语”，姚佑椿（1988）、汪平（1990）等称之为“XX口音普通话”或“XX普通话”，陈建民、陈章太（1991）等称之为“地方普通话”，还有人称之为“XX腔普通话”“蓝青官话”“椒盐普通话”等。究其原因，这与每个人对“地方普通话”这种现象的性质和特征的认识不同有关。
“地方普通话”是一种既非标准普通话又非地方方言的语言现象，这已得到学界公认，然其性质如何，各人看法略有不同。侯精一将其视作“标准普通话的地方变体”，郭正彦认为这是“在各方言地区的运用中带有一定程度地方特色的普通话”，李如龙认为它“是方言和普通话这一对立统一物之间的中介，是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相互影响的中间环节”，陈亚川认为“是方言区的人学习非母方言的共同语的过程中产生的中介语现象”。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地方普通话形成于方言区人们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与第二语言习得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很多人赞成陈亚川的观点，如韩玉华、顾英华、刘艺、肖劲松等。
通过对“地方普通话”的性质进行讨论，学界对其特点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如：李如龙（1988）认识到“地方普通话”“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并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在一个方言区的一个时期里，多数人所说的过渡语的两种成分构成又是具有大体一致的系统性的”，具有动态性、系统性、模糊性等特点;陈亚川（1991）进一步谈到“地方普通话”“有其不易改变的顽固性”的特点。
在如何判断“地方普通话”方面，姚佑椿（1989）提出区分普通话的严格标准和功能标准，认为普通话的下限是“能沟通不同方言区的人的语言交际”;谢俊英（1999）进一步提出语音是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是普通话的首要条件，同时应兼顾词汇和语法等方面;肖劲松（2007）提出普通话中介语的七个语言表征。
（二）个案分析
从成果数量来看，“地方普通话”的个案研究远多于理论探讨。笔者共搜集到108篇有关“地方普通话”的研究成果，其中80%属于个案研究。目前，全国各地的“地方普通话”都受到学者关注并作了一定研究。如：陈亚川对闽南口音普通话的研究;姚佑椿、汪平对上海口音普通话语音特征的分析;曾子凡对“港式普通话”的剖析;张淑敏、张兆勤对甘肃“地方普通话”特点的剖析;邵敬敏、石定栩对“港式中文”形成原因、性质和变异手段的探讨;高山对武汉普通话的解析;陈秋娜对柳州普通话的语音体系特征的探讨等。
四、研究方法
20世纪80～90年代的研究以定性法为主，多采用描写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如：陈亚川、刘新中等运用描写分析法对地方普通话的语言特点进行了详细描述。
2000年以后，学界除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还引入调查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如：汪平、杨金凤、赵玲等运用比较分析法将方言与普通话进行对比，对当地地方普通话的特点进行分析和解释;陈松岑、劲松、李庐静等运用抽样调查和比较分析法探讨方言普通话与社会变项的共变关系;刘艺使用定量分析法分析了粤方言区普通话字音的偏误类型及字音习得;韩维新、李宁、孟子厚等使用语音实验法探讨了地方普通话在发音方面的情况。
五、结语
总体来说，国内地方普通话研究已发现不少语言事实，也有一定的理论探讨，在描写其静态语言特征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但总体上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注重对地方普通话的调查描写，但对其形成机制和动态演变的研究不够;其二，个案研究多集中于非官话方言区，官话方言区的成果较少;其三，研究过程未能更好地凸显地方普通话的应用价值。有鉴于此，未来还应该加强“地方普通话”研究。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专项资助项目[11JK0278];陕西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2K08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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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19世纪萌芽时期的近代化中文报刊，是介于“报纸”与“杂志”之间的一种传播媒介，所以有人称之为“报纸杂志混合型”，亦有人泛称之为“报刊”。尽管当时的宗教报刊在出版周期、版式设计与传播内容上与今日之“杂志”颇为接近，但从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它们却是近代化中文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先驱[8]。所以，《台湾府城教会报》也应被视为一份真正意义的报纸。为行文方便，本文一般以“报刊”指称该报，有时亦简称其为“教会报”。
一、巴克礼与《台湾府城教会报》的诞生
谈到报纸的问世，必然要涉及印刷事业；因为没有印刷活动，就不会有报纸的出现。目前有关台湾印刷活动的最早记载，出自《中国印刷史论丛》（史篇）。书中称，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台湾镇总兵官武隆阿曾刻铜活字印《圣谕广训注》。但该书并未明确《圣谕广训注》是否在台湾刊印。如果该活动发生在台岛，则应是台湾最早的印刷出版记录。但据考证，清道光年以前，台湾鲜有中文印刷的记载[9]。台湾第一部新式印刷机出现于1881年6月，是由基督新教英国长老会（Foreign Mission Schem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传教士提供的，目的是“以备印刷罗马字印刷品之用”[10]。而《台湾府城教会报》的诞生，正是归功于这台印刷机。
创刊于1885年7月12日的《台湾府城教会报》，乃是台湾本地编辑、印刷和发行的第一份近代化报刊。因为它采用闽南语罗马拼音“白话字”刊行，而非使用汉字出版，所以我们称其为台湾最早的大众传播媒体[11]。而它的诞生，则肇始于英国长老会的入台与“白话字”的传播。
1．英国长老会台南开教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是基督新教宣教史上的空前拓展时期，基督的福音被传播到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均产生了重大影响。1807年9月4日，英国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抵达澳门。他不仅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而且被喻为该教在华传教的“开山祖”[12]。之后，英国长老会对在中国传播福音的兴致与日俱增，遂派遣威廉・伯恩思（William C. Burns，1815―1868）于1848年前往香港。伯恩思1851年7月抵达厦门，成为该会在厦门地区开展传教活动的第一个传教士[13]。随之，英国长老会便以厦门（1851年确立）和汕头（1858年确立）为中心从事宣教活动。
1858年，中英签订《》，将台湾南部的淡水开放为通商口岸。不久，打狗与基隆两个港口也开埠通商。1860年9月，英国长老会驻厦门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1877）及驻汕头传教士马查肯（H. L. Mackenzie，又名金辅尔）二人访问台湾的淡水及艋等地，宣传福音并分发圣经及基督教宣传品。他们发现闽南语在岛上通行，也遇见一些在厦门听过福音的人。而且，当地人对他们表示友好，乐于听道。于是，他们便极力建议本国教会海外传教部，让其将台湾发展并纳入厦门传教区[14]。这便是基督新教入台宣教的契机与初始。
1864年，杜嘉德与同会另一名传教士马雅各（James L. Maxwell，1836―1921）及三位助手抵达台南，进行为期三个星期的开教调研。1865年5月，马雅各作为第一个正式前往台湾履职的传教士与其助手陈子路、黄嘉智、吴文水等至台，并于6月在台湾府城（即今台南市）开始宣教工作，成立台南教区[15]。
应该说，英国长老会在台湾的宣教事业“是19世纪基督教大宣教运动的支流之一” [16]。
2．巴克礼与《台湾府城教会报》的创刊
1875年，也就是英国长老会台南教区成立10年后，该会年方26岁的巴克礼博士（Thomas Barclay，1849―1935）远涉重洋来到台湾。巴氏在台宣教长达60年，酷爱府城，死后亦选择长眠于斯，葬于台南市基督教墓园。他是台湾教育现代化的先锋，其一生除创立台湾第一所大学――台南神学院外，还将基督教圣经由原典翻译成闽南语罗马拼音字，并推行“白话字”运动，加强教民文化素养的普及与提高[17]。《台湾府城教会报》的创刊，更是他对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一。
台南教区创立近20年，传教区域逐渐扩大，教务联络也随之日趋困难。当时来华传教士人力有限，所以前往教区各地巡视教务的时间自然越来越少。另外，最初本土受洗的教徒大多为生活迷茫之人，本身对基督教义认识肤浅，极易在受到挫折时重新回复到原来的。因此，交流教会内部信息，坚定信徒耶稣信仰以及阐释介绍基督教义，便成了燃眉之急的事。据后来创办的“教会报”第81卷（1892年1月）载文回顾描述当时的情形：“教会愈设愈广，教徒愈来愈多，每人境遇不同，所结的果实也各异，信徒见闻只限于附近地区，较远教会的情形，要看教会报才能明白。凡是登在教会报的，均属重要且需让信徒明白者。如某处教会热心兴旺，有何好规约，有何好榜样，或增设教会，尽力捐献，增聘牧师，人数增长，值得别处教会学习。此外，教会有何毛病烦恼诸事，值得让别处教会预先防患。再者，教会报会提供有才德者言论的园地。未有教会报之前，讲经论道的传教先生虽满腹经纶，但只有附近的信徒能得到教训，远处者无法得到。”[18] 由此可见，当时的教会特别需要出版发行一份报刊，以联结远近各地教会，稳固教会组织，使信徒互相勉励；同时，教会也需要提供一个灵修园地，让对教义有深刻体会者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19]。
另外，西方传教士入台初始，使用的圣经、圣诗等传教读物均在厦门印刷。这对当时台湾的传教工作造成诸多不便。1880年5月，马雅各返英，表示愿意提供一台小型印刷机给台湾教会。1881年6月，印刷机（包括附件，如排字架、铅字等共11箱）运抵台南。但是，当时无人知道印刷机的使用方法。同年10月，巴克礼利用首次返英度假的机会，入格拉斯哥学习捡字、排版等印刷技术。1884年1月，巴氏假毕返台，即于台南新楼前门附近兴建一间印刷厂，并将之命名为“聚珍堂”，俗称“新楼书房”[20]。
1885年7月12日，《台湾府城教会报》创刊号面世，周期为月刊。创刊号为4面，从第二期起至以后数年均维持8面[21]。该报之所以在印刷厂建成后很久才诞生，主要是受当时法国军队攻击台湾的影响。虽然该报的创办工作一直是在巴克礼的主持下完成的，但台南教会直至1885年8月26日的教务会议才正式决定由他来主理社务[22]。巴克礼此后为该报的运作与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3．“白话字”的传入与传播
由于《台湾府城教会报》自创刊至1969年3月的八十余年皆以本土化的“白话字”刊印，所以我们研究其创办，还必须了解“白话字”产生的背景及其在台湾的传播。所谓闽南语罗马拼音“白话字”（peh-oe-ji），即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厦门、台湾一带推行的一种以罗马拼音来标识闽南语语音的文字。它在教会中一直流行，是最重要的传播福音与教育信徒的语文工具，至今已有一百好几十年的历史[23]。
“白话字”传入台湾，主要归功于西方传教士。基督新教传教士入华后，为了更好地接近本地民众，一般采用当地的语言作为传教工具。19世纪初，为方便外国传教士学习本地语言，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erst，1796―1857）、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44）等先后于1837年和1842年用罗马拼音来标记闽南语，并出版学习用书。而将罗马拼音法推行于实际应用者，则是驻厦门的传教士，尤其是美国传教士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1819―1892）。打氏于1852年在厦门刊印一本罗马拼音字的初学指南，并翻译刊行《路得书》[24]。当时，入台的外国传教士大都学习过“白话字”。而且“白话字”也是他们学习本地语言的良好工具，普遍使用于传教事务之中。他们不但习惯用这种文字书写，还以它来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25]。
另外，台湾开教之初，入教的信徒中妇女几乎没有识字者，男子中能读解汉字者亦不过十分之一左右[26]。当时的汉人信徒“大多属于低阶层，未受教育者居多”，“略识或不识汉文”乃早期汉人信徒的共同之点[27]。由于最初的信徒少有识字者，加上学习汉字相当困难，非三五年的时间无以为功。所以，想要信徒在短暂时间内具备阅读能力，传教士只得另辟途径。这样，他们学习本地语言的方法――即识读闽南语罗马拼音“白话字”之法，便成了最佳选择，而且“白话字”容易学习，只需几个月的工夫即可[28]。
巴克礼曾回忆说：“甫抵台湾，我便确信三事，而且五十余年来的经历让我坚信此念。第一，若要建立一个健全而又富有活力的教会，所有信徒，不分男女，都必须自己研读圣经。第二，使用汉字永远无法达此目标。第三，使用罗马拼音的‘白话字’便可达到目的。”[29] 此外，巴克礼还在《台湾府城教会报》的发刊词中清楚表明：“我们所传的道理都是神的教训，假使不是神的道理，我不敢讲。所以，我要请大家来看神的圣经，假使你们都能懂，以后就不必一定要外国牧师来讲道理给你们听。”“因为你们若自己可以看得懂圣经，受神的感化，虽然没有人来解释，你也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可是，你们国家文字真好（意指深奥），很少人看得懂，所以，我们要另外用一种办法，即写白话字（指罗马拼音的闽南语），来让你们看，使容易认识。这种文字同音很少，我希望大家都愿意来学这种白话字，以后我印的东西，你们都可以看得懂，不要因为已懂得孔子的文字，就不来学白话字。同时，也不应看不起它，这两种文字都有用处。不过，这种白话字看起来更容易明白，所以，我们要读它，对以后再读孔子的文字也大有帮助。”“总之，白话字要先学，假使你不读的话，你便看不懂以后所印的东西。所以，我要奉劝各位，教徒或教友，男女老幼，识字或不识字的人，都要快快来学。”[30] 综上所述，巴克礼认为，教徒要理解教会的教义，就一定要经由圣经入门，所以希望他们能自行阅读圣经；而中国的文字很难学习，且甚少人懂，因此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识字与否，都要学识“白话字”。所以，创办《台湾府城教会报》选择使用“白话字”，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为鼓励信徒学习“白话字”，1884年，驻厦门英国长老会牧师佟献理（Tong Hian-Li，音译）发起以“白话字的利益”为题的有奖征文活动，邀请厦门和台湾所属教会的会友参与讨论学习“白话字”的好处。翌年，《台湾府城教会报》创刊号中公布了评审结果，并将第一、二名的文章连载于后来的“教会报”上[31]。
二、《台湾府城教会报》的历史沿革
《台湾府城教会报》自1885年7月12日在台南创刊后，就始终肩负着神圣而顽强的历史使命，不断开拓发展。尽管历经清朝统治、日本殖民以及民国治台等政权更迭，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刊3年8个月（1942年4月至1945年11月），以及由“白话字”版改为中文版的准备期间停刊8个月（1969年4月至11月）之外，一直持续发行至今，被称为台湾发行历史最悠久的报刊[32]。不过，虽然该报始终以台南为基地（今社址仍在台南市青年路），但其名称却是经历数度变更。下面我们通过考察该报名称之更易来考察其历史发展轨迹。
1． 1885年7月――《台湾府城教会报》
马雅各医生初抵台湾之时，台南乃台湾首府。当时的台南是台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仅人口繁多，而且商业昌盛，所以被长老会首选为传教中心。因教会以台湾府为据点创办报刊，故该报命名为《台湾府城教会报》也就不足为奇。虽然1887年原台湾府改名台南府，但该报名称却并未更改。
2．1892年1月――《台南府城教会报》
“教会报”的第一次改名是1892年1月，也就是从第81卷起。其改名的详明原由至今仍不得而知，因为既没发表任何更改名称的声明，也未见其他相关史料记载更名之因。据吴学明博士推测，当时的台湾府已易名台南府，所以，该报改名为《台南府城教会报》乃为当时政治现实之需要[33]。
3．1906年1月――《台南教会报》
1895年中日结束，《》签订后，中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治时期，虽然台湾地方行政机构数度变革，但“教会报”仍沿用旧名，未加变更。直到1906年1月，也就是从第250卷开始，该报才易名为《台南教会报》。此次改名与上次一样，理由不详，而且改名时连刊头设计也未加更易。也许如第一次改名那样，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
4．1913年7月--《台湾教会报》
1913年7月以前，“教会报”主要以台湾南部地区作为报道和发行的对象。而此前的台北长老会，也一直期待创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教会报刊。1911年9月12日召开的台北长老中会第十三次会议，曾决议由陈清义研讨创办教会报刊之详细事宜。陈氏通过市场调查，发现有意预订该会欲出版之教会报者，仅250人左右。加之，当时南北教会合并之事已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商议，故1912年2月27日举行之台北长老中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待日后望南北教会合成之后再行设法”[34]。于是，台北长老会创办教会报刊的构想便告暂缓。1912的2月、4月，台北与台南教会分别通过“南北教会联合章程”，并于同年10月24日在彰化西门教会礼拜堂举行两会联合的“台湾大会”。1913的5月22日，“台湾大会”决议将教会改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35]，并共同使用一种教会报刊。这样，征得台南教会的允诺后，“教会报”自1913年7月，也就是从第340卷始，易名为《台湾教会报》。
5．1932年5月――《台湾教会公报》
1932年3月1日，台湾南部教会大会决议，将原属长老会台南会的《台湾教会报》、高雄中会的《教会新报》和台中中会的《福音报》合而为一[36]，遂自1932年5月起，亦即第566卷始，“教会报”又更名为《台湾教会公报》。但随着日本对英美仇视敌对程度的加深，该报至1942年3月发行第684卷后，迫于台湾总督府的压力，不得不停刊。
6．1945年12月――《台湾教会月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高金声牧师自筹经费，利用原《台湾教会公报》的设备，以个人的名义申请复刊，同时将该报刊更名为《台湾教会月刊》，并于同年12月发刊。但《台湾教会月刊》仅出版一期（即第685卷）后，就被台南长老会所接管[37]。
7．1946年2月――《台湾教会公报》
1946年2月，《台湾教会月刊》发行仅一期后，也就是从第686卷起，即恢复旧名《台湾教会公报》出版，沿用至今。但期间亦有过几次大的变化，如1962年将月刊改为半月刊；1969年3月出第1049、1050卷合刊后，由于受推行“国语运动”的影响，宣告停业，直到1970年1月（即第1051卷）放弃使用八十余年的“白话字”，改以汉字复刊；1973年12月（即第1088卷）又将半月刊改为周刊，直至今日[38]。
三、《台湾府城教会报》的现代报刊特征
《台湾府城教会报》虽是以传播教会信息、沟通信徒灵修、开阔教友视野为主旨而创办的，但其所刊载的内容却异常丰富，所反映的文化也相当多元，而且充分显现出现代报刊的特征。
1．“教会报”的主要内容
吴学明博士通过细致分析，将“教会报”的主要内容概分为以下几个部分[39]：
一是报道教会内部信息。“教会报”具体报道的内容包括各地教会的信息，中会、大会及传教士会议的信息，主日学、小学、中学、女学及大学等各级教育机构的信息，英国宣教师或牧师巡视教会、问道、施洗的信息，各教会牧长的信息，以及本地和外籍传教士所撰游记与见闻的报道，等等。这也是早期教会报刊的共同特色。
二是刊载信仰灵修知识。这主要表现在对教义的介绍和对民间传统的批评。“教会报”创刊的首要目标，就是发展增强教会势力和坚定信徒灵修信仰，所以刊发了大量此类文章。如为增进信徒圣灵，刊载“主日神粮”、圣诗、查经等灵修文章。再如1887年发行的“教会报”，每张均印载有“主日神粮”；一些还刊登有“论弥赛亚”（第174―177卷）、“论祈祷”（第179卷、第230卷），或连载有“庙祝问答”、“辩神主论”、“天路历程”等翻译的传教作品。这些文章可提供传道或长老作礼拜讲道用的参考材料。另外，台湾民间是传教士在台所遇到的最大阻力，因而教会对之予以了不遗余力的批评。传教士对本土宗教神明十分鄙视，对各地的迎神活动也多以其自身的价值标准加以评判，所以，“教会报”在所谓“破除迷信”上着力甚多，如刊登“北港妈的新闻”（第8卷）、“迎佛吵架”（第22卷）、“玉皇、天后、城隍的来历”（第75卷）、“论偶像”（第178―191卷）、“禁“（第185卷）等文章。
三是宣导教会观念主张。鉴于基督教义与台湾传统社会价值的差异，所以“教会报”刊载了大量相关论文，借以引导本地信徒建立正确的信仰观念。特别是当时长老会禁止信徒吸食鸦片、缠脚、养媳、娶妾等行为，因此“教会报”在此方面予以了深入的讨论。如“论丧事”（第57―62卷）、“缚脚的要论”（第75卷）、“论绑脚”（第186―189卷）、“劝人溜脚”（即劝人解放小脚，第154卷）、“台南天足会”（第183卷）、“论鸦片的危险”（第49卷）、“论吸食鸦片”、“论救吃鸦片的人”（第31卷）、“论鸦片”（第217卷）、“论养女”、“请教婚姻的事”、“论利害孩童”、“劝戒嫁娶的条规”（第155卷）、“论风俗”（第180―181卷）、“酒、茶、槟榔”（第327卷）等文，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四是扩展信徒知识。这些知识包括时事报道、天文地理与科学技术。时事报道方面，如“皇帝登基”（第14卷）、“台湾要改做行省”（第11卷）、“”（即中日，第232卷）、“清国战争”（即1900年与八国联军之战，第233卷）、“日俄交战”（第233卷）、“欧罗巴洲的交战”（第332卷）、“女王过世”（第191卷）、“英王即位”（第209卷）、“撞破大船”（即1912年4月14日铁达尼号首航在大西洋沉船事件，第327卷）等。天文地理方面，如“苏伊士运河”（第423卷）、“死海”（第515卷）、“世界最大间的旅馆”（第517卷）、“吕宋”（第344卷）等。科学技术方面，如“铜线信”（即电报，第40卷）、“对时钟的方法”（第134卷）、“如何看罗马数字”、“火车的起因”（第189卷）、“飞行机”（即飞机，第315卷）、“蚊子毒的病”（第211卷）、“鼠疫”（第216卷）、“狂犬病”（第219卷）、“伤寒论”（第305―307卷）等。
另外，“教会报”还以精美的铜版画，图文并茂介绍各种动物，如狮子、驴、骆驼、鹰、刺猬等，介绍造纸厂、制糖厂、煤矿等，给读者以赏心悦目之感。
2．“教会报”的现代报刊雏形
由“教会报”所刊载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该报虽然是为了传教事业而创办，但其所传递的信息却远远超出了宣教的宗旨，既有记录当时台湾社会生活百态与重大事件发生过程的文章，又有类似文艺创作评论之类的作品――前者有如新闻报道，后者形同副刊小品，其功能与综合性报纸无异[40]，可以说是台湾现代报纸的雏形。
传递信息、监视社会、教化读者、娱乐受众，是现代意义报刊所必备的功能。“教会报”从创刊之日起，便以此作为办报方针，且充分展示了这些特征。
在传递信息方面，“教会报”不仅刊载了大量教会内部的各类信息，还报道了许多台岛内外、国内国外的社会新闻。以1887年为例，就有“厦门火药局”、“香港的轮船”、“府城内”、“汕头”、“东港”等火灾报道；有“黄河决堤”、“澎湖的消息”、“澎湖船难”、“台湾铁路”、“电报”等各类新闻。更难能可贵是，该报的时势报道同样具有相当的灵敏度与时效性。如中日期间，连续刊载两国“交战的消息”、“刘钦差的告示”、“和约的条款”等文，接着又发表“论日本国”、“日本的耶稣教”、“日本话的根底”、“日本的水灾”等介绍日本国情与自然环境的文章[41]。
在监视社会方面，“教会报”始终把握时代的脉搏，注视民众的思想，并进而发表与之相适应的评论。如基督新教入台传教之初，普遍遇到本地住民的抵制，其主要原因在于两者宗教观念相去甚远。此时的台湾社会民间信仰，特别是对宗教诸神的崇拜和对祖先的祭祀，可谓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外国传教士宣教事工的展开。“教会报”及时发表了许多讨论和批评当时台湾民众宗教理念与宗教行为的文章，虽然其中的言论是从西方的宗教观念出发，不一定获得认可，但报纸主办者的这种办报策略，作为充分发挥传播媒介对社会监视、引导功能的一种手段，还是值得称道的。
至于教化读者、娱乐受众两方面的功能，这是“教会报”创办的根本目的与宗旨，自不在言。本文在阐释该报的主要内容时已做详明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四、结语
《台湾府城教会报》不仅是“台湾创刊最早的刊物”[42]，“台湾新闻史的肇端”[43]，“为台湾新闻传播发展开创崭新的一页”，而且“在台湾文化史上也是一件大事”[44]。它透过传教士及台湾本地信徒的书写，在报道台湾基督新教长老会百余年来的发展轨迹之余，也保存了相当部分有关台湾社会动态的记录，抒发出有别于官方文本的民间思想。如登载大量长老会最早在台湾推动西式教育，教会各级学校生源状况、学生数目、师资力量、课程设置、经费使用、教学评估等信息；登载教会所属医院及相关医务人员的具体情况；登载早期传教士对台湾原住居民社群的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调查报告；登载有关“白话字”好处的讨论以及这种文字在台湾推广、应用的情形；登载台岛民俗民情、对外交往、自然风物、天灾人祸等等方面的记录，均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可以说，它是研究台湾教会史、社会史、交通史、语言史、文字史、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的活档案。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发掘它的文献价值。
注 释：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2]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25页。
[3][13]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57页，第192页。
[4][8]〔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2页，第5页。
[5]陈才俊：《基督新教在南洋的对华拓教活动》，载《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7期。
[6][19][25][33][38][39][41][42]吴学明：《〈台湾府城教会报〉及其史料价值》，台北：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2002年10月16日―18日），第10页，第2页，第3页，第6页，第7页，第7―9页，第9页，第1页。
[7][32][43]张妙娟：《〈台湾府城教会报〉标题目录（1885―1895）》，载《台湾神学论刊》第25卷（2003年）。
[9]辛广伟：《台湾出版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0][22]Campbell,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p19, p66.
[11]林昌华：《甘为霖牧师―十七世纪台湾教会史研究者》，载《台湾风物》第54卷第1期（2004.3），第167页。
[12]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14][15][16][28]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历史委员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台北：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1995年版，第6页，第7―8页，第6页，第72页。
[17]张明兰：《关于巴克礼博士的人与事》，省略.tw/20030524/news/nxyzh/
[18]《论教会报》，载《教会公报》第81卷，光绪十八年一月，第3页。转引至吴学明：《〈台湾府城教会报〉及其史料价值》，第2页。
[20][40][44]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2页，第73―75页，第71页。
[21][24]赖永祥：《教会史话》（第一辑），台南：人光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61―62。
[23]吕兴昌：《白话字中的台湾文学资料》，台北：台湾文学研究工作室，1994年12月6日，ws.twl.ncku.edu.tw/hak-chia/lu-hen--chhiong/lu-heng-chhiong.htm。
[26] M. Dickson, Letter, Jan. 31, 1872.The Messenger, May, 1872. p113.
[27]陈梅卿：《清末台湾英国长老教会的汉族信徒》，载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台湾》，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6年，第79页。
[29]Edward Band, Barclay of Formos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Ginza, Tokyo, 1936, (Reprinted by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1972.), p67.
[30]潘贤模：《台湾初期的新闻事业》，载《报学》第2卷第5期（1959年），台北：台北市编辑人学会，第25页。转引自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第72―73页。
[31]张妙娟：《〈台湾府城教会报〉教育资料选译――白话字的利益》，载《台湾教育史研究会通讯》第4期（1999.5）。
[34]《台北长老中会第十四回聚集之会录（春会）》，1912年2月17日，第2页。
[35][36]黄武东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年谱》，台南：人光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172页，第262页。
[关键词]一带一路 非遗保护 新机遇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 是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建设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发展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为“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湛江的徐闻古港从汉代开始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人文资源丰富、优势明显。近年来，湛江市委、市政府积极对接国家和省战略，从各方面积极谋划，编制出台相关规划和扶持措施，通过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拓展对外文化技术交流等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的新跨越。这为挖掘、研究、保护湛江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历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把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转化为文化资本，实现产业化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一、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延续发展
自汉朝以来，徐闻古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海运主港。据记载，汉武帝派船队携带黄金、丝织品等，从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出发，沿北部湾直至越南海岸一路南行，绕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南部，再转斯里兰卡，然后将沿岸交换的物品载回中国。南宋末年，元兵南进，闽、潮沿海大批居民从海路南迁，赤坎开始成埠。清末“广州湾”时代的湛江和抗战时间，我国沿海港口相继沦陷，偏安一隅的湛江，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繁盛。上世纪80年代，湛江成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正在大步阔进地向全国海洋经济示范市、广东对接东盟的桥头堡和广东经济发展第二梯队迈进。两千多年来，从湛江始发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谱写下了悠久深厚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和源远流长的海洋文明历史，也留下了一大批富有特色的文化遗产资源。
近年来，湛江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挖掘研究和非遗保护方面的成果丰硕。2001年，近百名来自北京、上海和香港等地的著名专家学者齐聚湛江，考察和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认为徐闻是中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2009年，徐闻沿海发现发掘出西汉典型“万岁”瓦当和大批瓦筒、板瓦;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湛江史学专家陈立新出版了《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一书，该书近30万字，由南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详尽、全面地阐述了湛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2010年，大汉三墩文化旅游区在徐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遗址建成;湛江60多名专家学者、文化工作者赴福建寻根调研海上丝绸之路和闽南文化。2011年，30位专家学者撰写的《雷州半岛闽南文化交流论文集》由《神州民俗》杂志社汇编出版。2009年以来，湛江多部门联合连续成功举办了6届 雷州半岛闽南文化交流活动。2014年湛江市扎实推进湛江“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完成了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点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申报工作;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国宝档案》栏目专程来湛江实地采访，并在央视播出了两集湛江“海上丝绸之路”专题片。另外，湛江市积极挖掘整理相关历史资料，参与省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一批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非遗项目得到保护。徐闻县还编辑出版了《海上丝路探秘》、《汉港长风》、《徐闻县文物志》、《大汉徐闻两千年》、《丝港风韵》、《南海丝路――徐闻第一港》等一批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文集。
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丰富内容
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是湛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块瑰宝，为悠久厚重的湛江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加强对其挖掘、研究、整理，尤其是相关非遗项目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为提升发展湛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新机遇，成为打造文化湛江、建设文化强市、推动湛江崛起的助推剂。
湛江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相关的文化遗产形态多样，内容丰富，项目比较多。在近年来各级文化部门开展的非遗普查、申报、认定中，普查出的1000多条非遗线索、300多个项目中，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近50项。在目前湛江认定为国家级7项、省级34项、市级5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约占30%。
湛江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有民间文学的雷州话、哎话，雷祖传说、狗神传说、荡海王传说、刘三妹传说、贾岛传说、三墩传说、坡传说、寇准传说、白牛传说、三元塔传说、罗候王传说和六爹、关朝、阿阜、官冠等机智人物传说。民间音乐舞蹈有雷州音乐、傩乐，咸水歌、淡水歌、哎歌、艇仔歌、打盘茶等。传统技艺有造船技艺、晒盐技艺、雷州制瓷技艺、廉江制陶技艺、制茶技艺、葛布制作、造纸技艺和诸多传统饮食及海鲜美食制作技艺。民俗有有妈祖信仰、冼夫人信仰、罗侯王信仰、祭海习俗、开渔习俗等。
这些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相关的非遗项目呈现出涉及面广、遗存性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等特点。进一步加大对这些项目相关史料的挖掘、研究，将其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既是非遗保护的基础工作，又可以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非常有意义。
三、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在湛江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充分挖掘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非遗文化资源，发挥其强大的文化激活力、对应力、伸张力、浸润力、持续力，推动文化、创意、旅游等领域的深层次合作和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的转变，是发挥湛江特色优势文化资源，引导推动湛江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是擦亮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品牌。进一步做好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挖掘、研究和整理，把相关历史和遗迹列入国家、省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方案内容。对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遗址进行保护，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非遗馆等，充分展列相关实物、图片和资料。加强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定期举办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加大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宣传推介，定期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编辑出版系列海上丝绸之路书刊等。
二是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通过现代手段和文化创意，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街、文化展示馆、海洋博物馆、文化公园、文化创意园、文化产业园。开发相关漫画读物和动画产品、旅游工艺品，创作相关文学、音乐、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在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打造海上丝绸之路非遗文化传承发展新平台，唤起了人们对传统地域文化的认同感。
三是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充分开发非遗优势文化资源，通过旅游、演艺、影视、创意等各行业资源的整合，构建起特色文化产业或项目，吸引外部资金、智力的持续支持，使其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形成巨大的产业效益。把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城市建设、旅游业发展结合起来，投入财力、智力，做大做强城市特色和主导文化项目，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利用和文化产业全面迅速发展。
四、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保护建议
一是科学规划。“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让一些地方看到了契机，纷纷制定相关规划设想，其中无不将文化遗产的经济开发作为核心要素。但也存在有的地方不顾客观规律进行过度开发的问题。切实做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科学规划，打造管理层次高、保护状况好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利用典范显得尤为重要。
二是保护为主。组织“一带一路”文化遗产调查，掌握文化遗产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尊重文化遗产保护的客观规律，防止为追求局部经济效益，给文化遗产带来不利影响。应严格履行涉及文化遗产和开发建设活动审批，合理确定开发限度标准，确保文化遗产安全。
三是合理开发。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建立保护管理长效机制，成立相关领导小组。加强财政、国土、旅游、建设、文化和文物等部门间的协调，完善重大事项沟通、协商制度，切实做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
四是加大投入。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相关地方政府考核内容，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切实保障“一带一路”相关文化遗产的日常维护经费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抢救性投入。同时，确保各相关景区和单位经营性收入中有适当比例用于文化遗产保护。
参考文献：
[1]王立元.代表委员议国是加强‘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文化报.2015年3月16日;
【关键词】现代南拳；发展状况；趋势
南拳是明代人流传下来的一种拳法，它主要流行于南方，南拳是一类拳种的总称。南拳的拳法主要风格以刚烈迅猛、固守短打为主，这种拳法在中华大地上大显光彩。南拳的流传非常广泛，流传于欧美、日本、东南亚等很多国家。为了把南拳在我国大地上发扬光大，1960年，南拳被我国作为武术竞赛搬上了竞技舞台，并且已经成为各大体育院校的教材课本内容。
一、现代南拳的发展现状
我国南拳的发展中，发展南拳的大省中主要以广东省为主，广东自古以来就有武林流传的说法，并且有非常完整的拳法和套路，记载中记载了很多拳法和套路。到清代末年，这些拳法逐渐被更换和失传，南拳在此期间真正意义上的被流传了下来，南拳包括：洪拳、刘拳和蔡拳等很多不同的拳法，还包括了晚清出现的蔡李佛拳、咏春拳等一些拳法。我国现代的南拳主要以形为拳、以意为神，在拳法动作方面显出了朴素，拳法明朗，整套拳法极富有阳刚之美。拳法主要以上肢动作为主，体现在沉肩坠肘和含胸拔背上。
二、南拳的未来趋势
（一）加强南拳自身的品牌效应。国家对南拳的发展非常的重视，国家专门颁布了以南拳为主的政策，我国政策中规定了对南拳传承人的自资助要求，国家每年会对南拳继承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经费补贴，防止南拳拳法的失传，用国库的经费给予补贴的方式对南拳继承人进行生活上的补贴，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南拳的持续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经济基础，但是很多继承人最在乎的是国家对继承人成就的肯定，更看重自身的荣誉，比如，杰出传承人、代表传人等一些荣誉。在传承人心理精神上的满足比物质上的补贴更为重要。如果有了国家的荣誉认可和社会的认同，就已经大大的提升了自身价值，传承人完全可以由自身的价值来广收徒弟，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进一步促进南拳的传承和发扬，从而使南拳拳法得以保存下来，使南拳的发展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发展中。在以工作的名义对南拳发扬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不但减轻了国家的压力和经费负担，而且使人们对南拳这种文化的认可，为中西方文化更融洽的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对南拳进行培养中，完全可以根据对南拳技艺掌握的熟练程度，很好的对南拳继承人进行不同层次的针对性培养，在培养过程中实行考核机制，同时也欢迎外界人士的监督，使南拳良性的发展。
（二）南拳的非物资遗产的保护。有关部门明确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试点一一福建省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一种非常完善和保护形式，这种保护方式主要是把文化遗产中涉及到的所有需要保护的物品通过有效的保护方式进行保护。在保护中用多种方式的保护，主要包括影像、文字等记录和实物保护等多种方式。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同时，还需要对环境进行合理的保护，比如，云南、广西等一些地区的保护工作正在全面的开展当中，利用文化生态保护区和生态博物馆等一些形式对非物质文化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南拳的发展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品牌效应建立自身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把南拳文化进行原地环境保存，于此同时，把南拳涉及到的环境、实物和相关文化进行全面的实地保护，建立南拳武术博物馆。
（三）南拳继承人培养和学校教育相结合。把南拳培养对象和学校教学相结合，利用这种相结合的方式对南拳进行发扬。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开始对学生进行南拳的基本教育，从课程开展的进度来看，效果不错，并且很多地区学校都开展了比赛课程，对学生掌握的知识通过武林比赛来进行验证，这种比赛开展的进度在一些市区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和宣传力度。各个学校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武术训练队，通过层层选拔，最后和县市级选手进行武林的对决比赛，比赛以竞技武术为主要比赛内容。
三、结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身体素质得不到很好的锻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南拳拳法感兴趣，并且投身于南拳的学习当中。越来越多的竞技武术爱好者投身其中，并逐渐和国际不断接轨，很好的使具有民族特色的南拳套路逐渐走上世界舞台，被全世界爱好者所接受。在欧洲和东南亚地区广泛流传着南拳拳法，在很多国家都有一批批南拳传承弟子，比如，咏春拳、鹤拳等一些拳法已经遍布天下。让世人通过对我国南拳的学习更加了解我国武术和中国悠久的文化。使各个民族文化可以更好的进行交流和互相学习，通过进行国际交流让大家更融洽的在一起互相进步，让中国更多的文化能够和国际接轨，走向国际的大舞台，提高我国的精神面貌。
注：文章为《我国民族传统武术文化解析及其实用套路研究》第十三章节的相关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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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田勇，陈燕萍，覃明路.现代竞技南拳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J].搏击.武术科学，2008（08）.
[3] 张娟娟.南拳竞赛规则演变及发展趋势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11）.
[4] 郭玉峰.世界武术锦标赛南拳运动员得分因素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13（02）.
论文摘要：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专家访谈法对潮汕地区英歌舞进行探讨，分析其体育文化特征。阐明了英歌舞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又充满活力的民俗体育项目，对现代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为传承其文化作出相应的对策。
潮汕偏隅于我国东南沿海广东与福建的交界处，潮人自嘲为“省尾国脚”，三面背山，一面向水，受海洋文化影响，培养了潮汕人敢于拼搏的精神，历来地少人多约束了人们的农耕生活，总面积 10346平方公里，人口 1O00万有余，人均可耕地不到三分田，但造就了潮汕人精细耕作，有“耕田如绣花”之美称，同时商业文化浓厚，潮汕商人(潮商)是古代三大商帮之一，其本土文化独特，属于中华文明的一支亚文化，是一块“十相留声”的神奇土地，更是宋“前七贤”、明“后八俊”，近代千万潮汕英才生长的“海滨邹鲁”。诸多原因让一种融舞蹈、南拳套路、戏曲演技于一炉的民问广场舞蹈在这一带广泛流传，称之“英歌舞”。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娱乐休闲活动得到拓展，英歌舞也由原来的宗教祭祀、节日庆典发展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广场健身方式，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体育，表现出明显的体育文化特征，但是，在我国古代并没有“体育”这个词，体育是 19世纪从 日本传人的，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没有体育，只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体育。本文将英歌舞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探讨其体育文化特征及其社会功能，大量的文献和文物资料体现了体育活动的内容，它们起源于远古人类劳动、战争和宗教，而当这些体育活动从生产劳动中相对独立出来，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存在的时候，即被赋予了游戏的、竞技的、健身的和教育的功效与功能。
一、潮汕英歌舞概述
据说 300多年前，外江戏到普宁、潮阳一带演出梁山好汉乔装攻打大名府救卢俊义的故事，边唱边舞，当地群众学了他们的戏，以后在演出过程中逐渐删去唱的部分，保留和发展舞的部分，而成为今日的英歌。第二种说法是来自少林，l989年 2月 4日《汕头日报》报刊普文《普宁南山英歌》一文中说：“占陇镇早塘英歌的来源，相传是在旧社会早塘乡一位最弱小的农民为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跑到少林寺学习武艺，回来后慑于封建势力，不敢设馆传艺，便把它改编成英歌舞，传教于农民，故早塘英歌又别具一格。第三种是来自秧歌，持此说法的人说，主修《潮州府志》的清顺治潮州知府吴颖在其《潮州风俗考》中有载：农者春时数十辈插秧田中，命一人挝鼓，每鼓一巡，群歌竟作，连日不绝，名日秧歌，并说“秧”与“英”潮音相近，转而成“英”。第四种是由明末清初绍兴名士张岱的《陶庵梦忆》得到的启示，书中“及时雨”一节，说：“壬中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余里中扮水浒……36人，个个呵话，臻臻至至，人马称娓而行。”求雨为什么要扮水浒，张岱说可能是因为水浒英雄的大哥宋江，而宋江绰号“及时雨”，扮演水浒就是要有“及时雨”。在潮汕地区，流传了三千年之久的广场舞蹈，这种广场舞蹈融汇了戏剧、舞蹈、武术等成分，它以刚劲、雄浑、粗犷、奔放的舞姿，构成了磅礴、威武、强壮、豪迈的气势，现在成了人们表达喜庆的一种方式，这种广场舞蹈，就是英歌舞。
二、潮汕英歌舞的体育文化特征
1．英歌舞是民族传统体育与舞蹈艺术融合，具有古朴的民族风貌与共同的历史渊源
远古的原始社会，舞蹈与体育几乎是不可分的，古籍中记载“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蹈之，足之舞之也”。在我国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沉淀深厚，地理环境相对偏僻闭塞，从而使民族体育舞蹈保留了极其古朴的原始风貌，如潮汕地区的英歌舞，此外还有羌族的羊皮鼓舞、纳西族的东巴跳、土人“巴渝舞”等，可以说是远古时代民族历史的一种艺术再现，带有极为古朴的原始风貌。西周“国学”里的学生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乐、射、御”就与传统体育和民族舞蹈有关。在古代，体育与舞蹈没有明确的界限，都伴随着生产和军事活动而产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舞蹈与体育共生共存、形影相伴而交互发展 J。那么，英歌舞其体育属性有着渊源历史。
2．英歌舞与民族传统习俗相结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娱乐性
古代英歌舞多附会为“水泊梁山 lO8将攻打大名府”的故事，它始终保持着“驱鬼逐疫”的实用功能，它总是在过年或民俗节日里演出，只是在我们有意进行改造以后，成为了娱乐表演形式，才可能随时进行表演。在农村表演，要到各家登堂人室，在各个角落喧呼跳跃，直接目的就是要驱逐恶疫病疠之鬼，祈求平安。英歌舞不戴面具而画脸谱，被冠上梁山英雄身份而有固定脸谱以外，其他都是鬼神的脸谱，化装的原则也是愈凶恶、愈奇怪，愈好。脸谱是黑白相间的鬼面，而不是戏曲中已经定型的三花脸。领舞者手里拿的是条蛇，有人硬说这是攻打大名府时用的火把。其实蛇就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的基础。潮汕地区在文化上与闽南是一个系统，是岭南文化中的福佬文化一脉，而“闽”字就是表示门内祭祀“蛇”的民族，就这样成为潮汕民族的一个传统习俗。
3．英歌舞与战争、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当地人民劳动与生活的缩影
据《中国舞蹈史》载：“清初中国南部，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的抗清斗争是非常顽强的，曾给予清朝统治阶级极大打击，当抗清斗争失败，组织练习武术性很强的英歌，即能掩盖官府耳目，又能练兵习武。”这种从生产实践、战斗技能中转化出来的体育运动项目，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体育的以增强 自身体格体能、娱乐为主的体育精神。
4．英歌舞具有很强的健身性，是一种民俗体育活动
现实中的英歌舞熔戏剧、舞蹈、武术于一炉，具有很强的健身价值。英歌舞发展过程也吸收兼容了地方其他文艺样式和体育的因素，丰富了自身的艺术内涵。如英歌队对打套式是吸收融化南拳招式而成，使英歌舞更威武雄壮。而采取体操、队形的编排，使英歌舞更有魅力且更受观众的欢迎。自1931年贵屿“三和兴英歌班”拳师陈卓三传授南拳设计“落女”“对打”四个套式，组成新型对打套式派，熔进武术的英歌轰动潮汕开始。之后又有周修兴教练传授“单打”“对打”八个套式，青年教练洪乌仁从南拳“散手”中选择大战马、割腿、大铁夹、弓步、三角马等步法，吸取通天滚手、玉人照镜、老树盘根、利刀削竹、背棒、山中擒虎、燕子翻身、截虎干字、连环扣手、双龙把月、魁星踢斗、雄狮开口等打法，重新设计单对、对打、二人打、四人打，编成上、下各八套打法。最后又发展至三十套式，有蝴蝶、梅花、八卦阵等十多个表演图案。
三、潮汕英歌舞社会功能
1．丰富岭南文化，提供人们娱乐素材，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形式走上舞台
英歌舞已经由原来的男性群舞发展出女英歌、少年英歌和老人英歌。近年来，英歌也开始走进校园，城乡一些学校为了参加节日文艺游行，纷纷组织过学生英歌队。如潮阳的贵屿华美、龙港、棉城的凤南、凤北、在城的几所学校以及西歧等学校都曾组织过英歌队。2007年 l2月广州体育学院举行了英歌舞比赛，“北京 2008”城市奥运文化广场活动，普宁南山英歌队应邀晋京献艺，让中外客人一饱眼福，使潮汕英歌文化一展风采。在民间，英歌舞更受到民众的普遍喜爱，在宗教祭祀、节日吉庆、广场表演和群体锻炼中都有英歌舞，英歌舞是劳动人民欢度节庆的民间艺术形式，也是人们休闲健身的重要手段。民族传统文化艺术进入现代舞台提供了典范，英歌舞文化深深植根于潮汕民俗历史文化的沃土中，其动作刚劲质朴、民族风情浓郁，深厚的历史文化因素及自然、纯真的原生态品味，都促使英歌舞具有现代舞所不可比拟的艺术表现力。将英歌舞文化搬上舞台、荧屏，成为现代艺术和戏剧表演节目的一部分，一定会大放异彩，成为舞台上的又一朵奇葩。
2．利于文化传承
文化的传承分为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的传承，有形民族文化包括民族文物、古董、服饰、器具等等，无形民族文化就指民族精神、信仰、观念、思维方式等。潮汕英歌舞是潮汕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有很多的潮汕文化的精华就是依赖于民间的英歌舞而得以流传和保存下来的，寄托在英歌舞的发展形式上来传播潮汕文化。英歌舞文化是融潮汕民族舞蹈、民族服饰、民族道具、戏曲、粤剧、岭南武术等有形文化和民族信仰、民族精神心理、民族传说故事等无形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民族文化。通过英歌舞这种体育运动的外在表现形式，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并展现，通过英歌舞的世代传承，民族文化也找到其世代传承的有效载体。
3．提升地域文化品位，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民俗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她产生的是人的整体素质，是人的思想品德、灵魂境界和劳动能力。我们从英歌舞形成发展过程可看到岭南民俗文化的兼容与创新，体现出“海纳百川、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英歌舞这一民间艺术奇葩，随着时代前进而发展，在传承基础上不断创新，到 1996年 11月潮阳已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英歌艺术)。2o06年 5月，普宁英歌、潮阳英歌被国务院公布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对英歌艺术价值与历史文化地位的充分肯定，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更好研究、保护和发展普宁英歌的鼓励和鞭策。
四、对策
1．加强立法，加大宣传，保护好潮汕英歌舞体育文化资源
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好英歌舞体育文化资源的价值，加强立法或制定规则条例，从宏观政策高度赋予英歌舞文化以保护地位，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保护和传承英歌舞文化的重要性，鼓励人们积极地保护和开发潜在的岭南文化资源，也对部分群众对英歌舞体育文化的破坏行为予以规范和约束。加大对保护英歌舞文化的宣传力度，从潮汕民族内部主体出发，使人们在思想意识观念上认识保护、传承英歌舞文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转化为行动上的积极保护和传承。
2．与旅游有效结合，建立岭南潮汕文化旅游链
歌舞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应在展现民族文化特色，保持英歌舞文化原生性、民族性、人文性的基础上，抓住旅游热的大好时机，整合潮汕地区的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统筹规划，突出区域性特点，注重与民族生态旅游、民族节庆相结合，打造岭南文化品牌，形成岭南文化旅游观光的旅游链。
3．与社区体育相结合，将英歌舞纳入大众健身项目的行列中
利用英歌舞可参与人数众多，健身、娱乐功能良好的特点，在发扬英歌舞文化的同时，可对英歌舞的动作特点进行合理的改造，使之走进社区体育的发展行列之中，成为大众健身的项目，更好地为大众健身服务。
4．走进201O年广州亚运会开幕式表演
2Ol0年广州亚运会是传播岭南文化的大好时机，也是英歌舞展现的大好机会，它将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华民族为弘扬团结、友谊、和平、欢乐、进步的奥林匹克精神做贡献的又一次展示，要传承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的一系列理念和宝贵经验，把2010年广州亚运会办成有“中国特色、广东风格、广州风采”，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亚洲体育盛会，争取将英歌舞作为亚运会开模式表演节目，打造广东风格、岭南特色，传播岭南文化。
[参考文献]
[1]蚁哲芸．论英歌舞起源、表演形式、价值及其特性[J]．体育科学研究，2008(1)：53-55
论文摘要：网络语言是信息社会迅速发展下的产物，它和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着眼于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分析网络语言出现的源头及其产生的形式，网络语言的社会影响和商业价值，以及由混乱的语言现象而产生的担忧，从而探求网络语言的生命力。
在信息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网络早已被大家知晓甚至熟练运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1年1月19日在京了《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较2009年底增加7330万人；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3.03亿，是拉动中国总体网民规模攀升的主要动力；网络购物用户年增长48.6％，是用户增长最快的应用，预示着更多的经济活动步入互联网时代。网络已经深入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娱乐，网络所带来的商业价值也是无可估量的。网民已然成为一个特殊的社区群体，在网络社区里，人们有自己的语言习惯，有自己的名称地位，有自己的权利自由……
一、网络语言产生的源头及形式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的，而且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网络语言是伴随着网络这一新型传播方式的发展而出现的不同于传统书写使用的语言。它是在网络这种特定的语境下产生的一种语言变体，是在网络这种特殊的场景下用来交际的语言。如今，这种语言的使用不再局限于网络社区，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
一种语言并非凭空产生，它的出现必然有其源头和原因。回顾2010年的网络新词“给力”，不得不让人惊叹它强大的生命力。传播速度之快，覆盖面积之广是网络语言的显著特点。我们就“给力”等网络流行语现象来讨论网络语言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的。
“给力”一词的出现至今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它的来源是东北或闽南方言，有“很棒”的意思，现在人们习惯使用“给人力量”的意思。还有一派认为它是网络上恶搞现象引发的。由此略知，网络语言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由于社区群体表情达意、信息传递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源头可能是热点新闻，如“我爸是李刚”；可能是网络恶搞，如“神马都是浮云”；可能是娱乐新闻传播，如“闹台套”；可能是电影台词，如“大哥，你是懂我的”。纵观近年的网络语言特点，可以归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方言形式
方言也是语言的一种变体，它一般可以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之间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由于语言发展在地域上的不平衡性导致，像粤方言、吴方言等各大方言区可以理解为地域方言。社会方言是指在同一地域内部的社会成员因为身份、地位、受教育程度不同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的语言变体，往往以一个团体出现的，拉波夫曾对纽约市百货公司不同社会分层的人做了(r)音的调查明确显示了社会方言的特点。虽然现在的普通话很普及，但是同属于一个方言区的人还是习惯用方言来进行交流，这种习惯也会蔓延到网络空间。中国的有些地区如四川，它的方言中唇齿清擦音“f”和舌根清擦音“h”不分，闽南语中的前鼻音韵母“en”和后鼻音韵母“eng”不分，在网络上悄然兴起的“灰常(非常)”“huashion(fashion)”“小盆友(小朋友)”便是以方言形式出现的网络流行语。
(二)简写形式
网络语言中的缩语是为了适应快节奏的生活而出现的，同时也是省时省力省钱的利益催生的。网络语言中的缩语有三种：1、图片式。人们在聊天的时候会考虑到经济原则或者是娱乐心理，往往不会输入许多的字来表现情感，而是用简单的图像符号来代替长长的一串字符。想要表达我现在很高兴的心情就用“：-D”，既能节省时间又能很传神地表达情感，诙谐有趣。这些表情符号“使原本冰冷的网络世界披上了一层温情，这种幽默的调侃，夸张的表情打消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对话时的某些顾虑”。2、数字式。例如，很早就在网络聊天中出现的“886”“9494”分别是“拜拜了”和“就是就是”的简写形式。用数字直接代替，避免了打字过程中频繁地在中英文状态下的切换，可操作的效率就提高了不少，而且增添了谈话过程中的一些趣味性。3、拼音字母式。如早期出现的“3Q(thank you)”以及后来出现的一些发泄之语，不便明说就用每个字的拼音首字母来指称，“TMD”“SJB”等等。这些简写形式能够缓解人们内心的焦虑和恼怒，而又不至于显得很粗俗。
(三)谐音形式
网络语言中很多的词语都是以谐音的形式呈现的，如最近比较流行的“斑竹(版主)”“神马(什么)”“围脖(微博)”“鸭梨(压力)”等。这些都是人们在有意无意当中“创造”出来的网络词汇。“鸭梨”是百度贴吧中某一网友无意间将“压力”打成“鸭梨”，随之引来无数网民的效仿。“神马”是红遍网络的“小月月”事件的讲述者所“创造”的，网友们在用搜狗输入法打“什么”时，习惯用拼音首字母“sm”代替，因为打字速度过快，常在打“什么”时打错，打出一个“神马”来。其实，这要是在与个人的聊天中打出“鸭梨”或“神马”倒不足为奇，还很有可能认为是打了错字，仅此而已。但是，有一个事件的推波助澜，那么由此而出现的新的网络词汇很快就被大家传用，并且流行开来。
二、网络语言的社会影响和商业价值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网络流行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语言学着重研究语言在其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中的构造和使用”，网络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语言是一种语言变体，这种变体是特殊的语言现象，是和网络社群相对应的。这种语言的传播不仅仅是特定信息的载体，也不再是娱乐大众的恶搞行为，更多的是把目光投向社会热点事件。比如很早流行的“偶(我)、MM(美眉或妹妹)、GG(哥哥)”等是在追求便捷书写的同时显现个性的表达方式。然而回顾2010年的网络流行语，我们会发现很多是描绘社会现实的，之所以出现表达嘲讽、讥讽之意的流行语，是因为在某些事件中存在荒谬和令人不满的东西，并且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渠道或者平台可以把自己的内心真实情感表达出来，只好躲在汉字的背后把自己的不满发泄一下。正如说“网络犹如一个管轨，可以为网民们提供一个自由宣泄情绪的通路”，如“宅男、宅女”中的“宅”是从日语引进来的汉字，这里体现一种不愿面对现实，还原自我的生活态度。某些流行语的出现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或社会事件，如“我爸是李刚”源于河北大学醉酒驾车撞人事件，“蒜你狠”源于大蒜价格疯涨，甚至超过肉、鸡蛋的价格后人们的无奈，随后相继出现了“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油你涨”等大批三字经词语，形象地展示出食品价格疯狂上涨后人们的无奈和愤怒。网络流行语能够很形象地反映社会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并且传达了人们不能说出来的心声，引发公众对社会 问题的理性思考。
有人认为网络语言应该有自己的使用范围，如果超越了网络这个特定的范围，其势力就很微弱，其生命力就会衰退。我们仍然就2010年的网络流行语“给力”来探讨一下网络语言的商业价值。自从“给力”一词的出现，各种网站、报纸都纷纷使用。在百度中搜索“给力”一词，与此相关的各种视频、新闻成千上万，以下为笔者随手摘抄：
1、美国小伙求婚“给力” 电视广告全程直播
2、鲁能兵发韩国航空公司给力 历届客场首战表现强
3、2010年中国最“给力”的通缉令
而由此出现的“给力网”“给力团”“给力吧”更是目不暇接。我们知道网络新时代广告的投放是根据网站的点击率来进行的，当一个网络流行语的出现必然要引发般的点击率，这就给网站带来更多的商业价值。如今，网络流行语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网络，我们看到了相关的电视节目“给力星期天”，相关的电影剪辑视频“给力时代”进入人们的视线，“给力”一词来势汹汹。一向严肃的党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就用了“给力”——《江苏给力“文化强省”》，短短八个字，一下子就成为网上、办公室、课堂、街巷话题的焦点。可见，即使超越了网络的范围，网络流行语的势力也丝毫不减，它的生命力曾一度坚不可摧。于是，人们开始担忧网络语言会侵入传统的书面语言，开始呼喊语言规范化。
三、网络语言的规范化
“站在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健康多元的社会应该允许存在多个言语社区，网络群体拥有自己的语言习惯很正常。”网络语言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的影响超出了网络，走进了现实生活中的日常交际用语中，甚至渗透到了电视、报纸等媒体。现实的语言秩序令人堪忧，但是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去看待网络语言的“侵入”，而不是一味地否定。网络语言中确实存在众多不合理之处，生造词现象和语法的乱用现象比比皆是，语言的规范亟待实施。王希杰认为语言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具有自我调节功能。混乱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一定量的混乱是语言正常发展的伴随物。倘若它超过了语言系统的承受力，超过了语言自我的调节功能，那么，整个语言系统将会面临崩溃。“网络语言因此有自己的权限，只要网民的言语活动没有超越网络的范围，就应该看作是正常现象”由此可以看出，网络语言流行于现实人际交往中是可以被接受的。语言的规范是一个全民性的任务，规范的主体是民众，语言学家起到指引的作用。规范不是符合语言的内部模式规则，而是要求达到传情达意的效果，是脱离语境的。对于网络语言，我们要懂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网络语言的便捷性、诙谐性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四、结语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出网络流行语的势力很强，覆盖面很广。网络语言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过程，其生命力随着网络的普及(电脑网络、电视网络、手机网络全面地覆盖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愈显强盛，并且在语言规范的推动下，会对我们的日常交际影响深远。
注释：
[1]陈原：《社会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页、第9页.
[2]柏拉德：《社会语言学》论文集，1972年，第7页.
关键词：教学改革模式 “教学做合一” “前校后厂” “项目式教学” “课证合一”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6-0072-02
2008年，福建省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专家组对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的测评成绩为良，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做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染整技术”专业的“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的应用，专家交口赞誉，认为该模式破解了“校企结合”、“工学结合”的难题。一些操作性强的专业内容必须边学边做，交替进行，老师讲得清、学生听得明，在现场教学过程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使得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技能更加牢固。通过有丰富经验的“双师型”教师来带动教学，这样既教会了学生，也培养了青年教师。在“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的带动下，学生能学得更易理解，学得更透彻。为海峡西岸输送了大量的染整急需人才，为海峡西岸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 染整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背景
课堂教学有效性直接关系到课程教育的成败，课堂教学有效性问题成为当前世界范围教学改革探索的热点。我国高等院校传统的课程结构是：基础文化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三段式教学，特点是以学科为中心，强调课程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1]。但是，该教学模式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造成理论学不精、实践学不会，一到工作现场又重新摸索的情况。该模式不适用于我国在扩招以后要求的“要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技能型应用人才”的目标。因此，我们要进行改革，把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结合起来，边教边做、边学边做。学生学的过程也是做的过程，教师教完了，学生也学会怎么操作了，所学的理论也得到印证了。这就是“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的概念。运用“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技术学会了，技能也得到了加强！染整技术专业改革的突破口所在即是“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的应用。依此，构建教学改革框架图如下：
2 染整技术专业教学改革途径
闽南地区的支柱产业是纺织服装产业，其中技术含量很高的环节就是印染环节。2004年，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与天津工业大学合作，创办了染整技术专业。该专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其操作手法，就业过程中能迅速上手即可顶岗作业。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仅依赖于传统模式的教学，则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要进行教学改革，以“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为突破口，进行合理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内容的删减更新。在染整技术教学中的改革，产生了非常理想的效果，毕业生、就业单位及社会对染整技术专业毕业生的工作能力都做了充分的肯定。
2.1改进教学设计
染整技术专业的主干课程为：《前处理》、《染色》、《印花》和《后整理》等。该四门课程合称为《染整技术》，所以该课程共分为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练漂工艺、染色工艺、印花工艺和整理工艺。其教学内容包括：理论教学、实验教学、课程设计、现场教学、工艺设计、项目设计等环节，通过各个环节的教学，在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针对高职教育的特点，重点加强实践性环节的教学，突出动手能力、岗位能力的培养。根据课程特点，本课程的教学设计逐渐形成了四个教学设计，并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与其它课程的先后衔接关系（如下表）：
2.2.1“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的创建
在染整技术专业课的教学中，要求学生掌握染整生产技术，熟练应用计算机测色配色技术；掌握印染打样的基本方法，能够独立进行织物染色和印花的打样，并能够协助进行印染产品质量检测。为此，我们在课程教学中，打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把教学课堂转移到学校实训基地和企业生产车间，对操作性强且难以讲解的专业内容（如圆网印花、长车轧染）进行边教、边学、边做。陶行知先生曾说过，“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2]。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以此创建了“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做到能操作，懂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学生动手实践能力不强的问题，使学生对专业知识技能的掌握更加牢固。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学生对专业的学习兴趣。
本专业主干课程秉承“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边教、边学、边做，把一些课程难以直观讲解的内容带到生产现场，比如带领08级染整技术学生到石狮清源印染厂进行现场参观，在现场得到印证后，回到学校自己动手进行实训，让他们从感性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知。
2.1.2“前校后厂”教学环境的创办
为加强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利用学院董事会既办学校又办企业的优势，即“前校”—学院的教学资源，“后厂”—校外实训基地的织造、漂染、后整理车间的教学资源，实训基地提供我们实施课程教学和生产实训交替进行的教学环境，也为我们开展项目式教学提供条件。有“前校后厂”的教学环境，“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才有实施的条件。目前，校外实训基地可为染整技术专业提供实训条件， 08级09级染整技术专业学生全部到华联针织厂参加现场教学，主要内容为：前处理、染色、印花和后整理等课程为主。
2.1.3“项目式教学”教学模式的运用
为了深化学生的操作技能，开展以生产项目或科研项目为依托的“项目式教学”。在我院06级染整技术专业的毕业实践中，以石狮市科研项目为基础，组织学生下厂进行织物的织造、练漂、染色、印花、后整理以及质量检测工作。学生分组进行工艺配方设计，自己动手实践，分析对比数据，并以此作为毕业论文题目，分组撰写论文，培养了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独立工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