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9 16:34:04
金融文化是文化与金融相结合的产物，对金融乃至经济活动的影响越来越深远。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共性文化中部分与现代金融发展不相一致的观念形成了一些金融文化认识误区。本文分析了典型的货币认识误区及其产生原因，并在阐明货币本质的基础上提出应重建货币认识。
【关键词】
金融文化;货币;认识误区
1 认识金融文化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社会意识形态。金融文化则是文化与金融相结合的产物，包括货币文化、信用文化、虚实文化、金融风险文化以及金融企业文化等，是人类共性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其根源于各国传统社会文化与金融实践当中，并反作用于金融实践。
在经济市场化、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金融活动不仅对经济政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日益广泛、迅速地创造出新的居于社会文化核心地位的金融文化，其对金融乃至经济活动的制约与促进作用也愈发凸显。从微观上说，不论主动与被动，自愿与不自愿，金融文化都在日益强烈地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从宏观上说，金融文化对一国金融实践和金融制度结构产生持久、深刻的影响。优秀金融文化是保障和推动一国金融及经济发展的软实力，错误金融理念则将金融这把双刃剑的危害发挥得淋漓尽致。如短视信用文化导致一锤子买卖、损人利己现象层出不穷;轻视虚实文化，金融体系创新无度，虚拟经济不断自我膨胀，实体经济却停滞不前;漠视金融风险文化，从业人员风险意识淡漠、侥幸心理、机会主义普遍存在。纵观世界各国，形而下层面的各种金融问题无一不与形而上层面扭曲的金融文化相关。
2 货币认识误区及解析
金融文化既然是文化与金融相结合的产物，必然受共性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固有的意识形态中部分与现代金融发展不相一致的观念以及错误观念指导下的金融实践自加强机制也形成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金融文化认识误区，典型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被俗称为“钱”的货币认识上。货币独有的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功能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一切价值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货币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其化质为量的特性促使人们的生活趋于量化和理性化，由此有人将货币作为首要的生活目标而为之疲于奔命，人情淡漠，人际交往只求功利，更有甚者，为钱不择手段。“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货币虽然使人们摆脱了对物和他人的依赖而获得更多的自由，却又受货币本身的束缚和支配而使自由流于形式化。带着强烈的感彩，许多人甚至认为钱是万恶之源。凡此种种对“钱”的体悟是现代人未能对货币形成科学认识而得出的肤浅结论。
事实上，货币历史浩瀚博大，绝非一个“钱”字了得。货币无论表现在金银上，还是表现在某种价值符号上，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每一位劳动者既是自己商品和劳务的提供者，也是他人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者。与早期的直接物物交换不同，今天我们借助货币这一媒介进行间接交换。在将商品（或劳务）转换为货币，再由货币转换为其他商品或劳务的过程中，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应该代表商品所有者之间等价交换所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这才是货币的本质。交换的前提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等交易，只有在满足对方需求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得。如若交易双方能遵循等价交换之原则，便应是各取所需，实现双赢，不存在某一方纯粹的功利主义。
当今世界货币逐步构成人际交往关系的核心部分，并对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精神世界产生了潜在而深刻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只看到“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一面，任由纯粹手段的货币向内生长成终极目的，却忽视其本质属性――等价交换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客观地说，货币只是一种工具，它既能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可能让人为之着迷，还可能被自私自利、贪婪的人们所利用，少数人投机取巧甚至用坑蒙拐骗等手段攫取货币，本质上就是在掠夺和剥削他人权益。如同当今世界各国流通的货币只是价值符号，不是真实财富，真实财富要靠人们劳动创造一样，货币本身也不是万恶之源，其对人的支配只是形式上的“魔鬼”，无知、贪婪、不劳而获等人性弱点，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我们不能以否定货币来掩盖人性恶的一面给市场经济造成的破坏，这既不利于人们对货币形成正确的认识，更不利于培养现代金融意识，进而阻碍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重建货币认识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货币经济，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后，在逐步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国人对货币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羞于谈钱”到“一切向钱看”的转变，无疑是形而下层面各种经济活动决定形而上层面抽象意识形态的体现，这种自发形成的理念或信仰虽然朴素、现实，但有些未必是对市场化过程的理性反思，其反作用于经济实践便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市场经济实践需要优秀的金融文化理念引导，重建货币认识首当其冲。
作为商品交换媒介和手段的货币，应该代表交易双方等价交换所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即商品所有者在将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使用价值转化为价值时应真正做到等价交换;同样，货币持有者在将抽象劳动转化为具体劳动、社会劳动转化为私人劳动、价值转化为使用价值时亦应做到等价交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明确利人才能利己，对方无利自己也无利，而不是损人才能利己。
现代人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货币，没有道德底线和价值标准，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古人在称上刻“福禄寿”三字，短一两无福，少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今天再以这种对神明的敬畏去约束人性恶的一面显然已不适宜。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的形成来自文化熏陶和生活点滴，需要一个长期积淀的过程。当前经济实践中的种种货币认识误区不能说与我们在市场经济建设初期不重视培养正确货币文化无关。因此，培育货币文化理念必须从小事、从孩子教育抓起。只有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切实推行“双赢”观念，明确利人才能利己，从实践到认知，从认知到行为，循序渐进地培育全民族的现代货币意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认识误区的问题。
【关键词】货币资金政策金融
一、货币资金运行(政策)的传导机制
从传导机制的角度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能够高效率地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促使最终支出和名义收入等最终目标逐步达到均衡,取决于传导机制是否顺畅。所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从货币管理当局确定货币政策后,现实地进行操作开始,到实现其预期目的之间,所经过的各种中间环节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因果关系的总和。理论上,货币政策通过四条途径进行传导。下面就利率传导渠道的运作方式分析其与宏观金融效率的关系。
利率途径一贯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流动性偏好下,货币冲击通过改变资产市场的均衡,来影响消费意愿和投资支出,最后影响整个经济的产出和价格。
凯恩斯认为金融市场的所有资产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货币,另一类是债券。人们在这两类资产之间进行资产组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打破两者之间的均衡,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率的相应变化使金融领域重归均衡;同时利率的变化会在真实领域里通过资本成本效应引致投资变化,再通过乘数效应导致社会总支出的更大变化,从而影响产出和价格。这一传导机制的核心就是流动性效应。
利率传导机制受到一些制约因素的影响会对宏观金融效率产生影响:
第一,利率传导渠道在经济萧条时期是低效率的。这主要是由于投资支出的利率弹性低下和流动性陷阱的存在。
第二,利率传导效果的不确定性干扰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主要表现在货币政策对利率的最初冲击效应和最终效应可能不一致。
第三,利率传导过程的推进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如经济主体的预期以及由此造成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差异;市场上存在的闲置资源的状况等。
第四,利率信息的不充分性。
第五,利率管制会扭曲和切断利率传导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六,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制约利率传导渠道的效率。
其传输的效率则取决于三个因素:
其一,现有资产数量的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程度。
其二,现有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一般说来,资产价值的变动程度越高、融资消费比重越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越短,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于消费活动和总需求波动的影响就越大。
其三,资产收益率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首先,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不同形式的投资行为。一般地,长期投资比短期投资具有更高的利率弹性,私人投资比公共投资的利率弹性高,投资活动的外源融资比内源融资的利率弹性高。其次,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资产持有者和资产发行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收入状况。
结合宏观金融效率可以看出,在资产市场上,如果融资消费大、长期投资、私人投资以外源融资所占比重较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短,货币政策通过财富渠道发挥的效率就高,反之亦然。
二、影响贷款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
1.金融中介体系的反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措施不能为金融中介体系所认同,那么,货币政策就未必会有效地影响到金融中介体系的贷款活动,如商业银行可通过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抵消准备金调整等货币政策的效率。
2.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结构。即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和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之间的对比关系。
首先,若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在整个社会信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于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则试图影响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货币政策必然是低效的。
其次,如果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与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存在替代关系,则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抵消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如果这种替代关系是完全充分的,则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动就不能影响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从而使货币政策无效率。
3.资金需求者的行为。只有在相当比例的资金需求者依赖于银行贷款,同时在银行紧缩贷款时难以获得其他资金来源时,货币政策的效率才会较高。如果企业寻求其他资金来源的能力增强,货币政策的效率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货币政策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进行传导,就是指货币政策能够通过特定的方式,影响到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从而影响到借款人的投资活动。影响资产负债表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主要是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价格的波动。由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内在风险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形成威胁,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格外注意对风险的调节和防范。
三、货币政策时滞与宏观金融效率
在宏观金融政策的运行过程中,一般都要经历确定调节目标、选择政策工具、筛选中介指标、调整政策工具等环节。这些环节的运行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这就是宏观金融政策的时滞。一般而言,政策时滞越短,宏观金融效率就越高。同时,货币政策效率的提高也必须以准确把握宏观金融政策时滞及其变动规律和趋势为前提。
1.时滞的多主体决策特征增大了货币政策的难度,决定时滞的因素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等诸多主体,如果调控当局无法有效把握时滞的形成规律,则货币政策效率将受到影响。
2.时滞较长且多变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率。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宏观金融政策时滞长且易变,中央银行很难准确地预测名义国民收入水平变化趋势、时滞变化趋势和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影响时滞的诸多因素也多处于变化之中,这也会对时滞的变化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金融政策效率。
3.不均匀、不确定的时滞分布制约了金融政策效率的提高。实际表明,金融政策时滞分布极不均匀,十分容易受到客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变化。对于宏观当局来讲,准确地掌握货币政策措施实施后在每一个政策时距内所产生的影响、影响的力度等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行为有时不仅难以有效地抑制经济波动,反而会加剧经济波动,显然,宏观金融效率也无法提高。由此可见,尽可能缩短时滞,减少时滞变化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金融效率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注重危机处理的应急性
在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这使得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趋于多样化。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世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部门在金融风险预防方面、治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目前形势下国际组织对于危机处理的应急性比较关注，危机出现之后才实施治理，这样就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定的损失，这与当下社会发展将危机制止于萌芽中的要求不相符。除此之外，在对金融危机实施处理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是几个国家临时组建一个机构，就一些金融危机实施商讨，一旦危机过后，此种合作就会消失，这就使得目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稳定性有所缺失，对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极其不利。
2.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管理不到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金融合作中一个主要的金融组织，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基于美元而组建，在那个年代下对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一定的益处，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及基金组织的原则与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已经不相适应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主要是以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为主体，约占货币基金组织的56.09%份额，但是发展中国家占有国际基金组织份额不到50%，这就使得在发达国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很好的发挥作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却存在一定的阻碍，这就需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管理。
二、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的方案
1.强化各个国家之间的联合，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的监控
国际间金融合作的实质是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监控。国际投机资本的疯狂是使得金融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总交易额急剧上涨，以实现每天1.5万亿美元以上的交易额，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已经高于7.2万亿美元，然而金融投机者一直在寻找漏洞，伺机制造风波，以追求高额的利润。当前国外的经济学家倡导金融自由化，对于监控与管制的重要性有所认知了。所以，一定要强化各个国家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各个国家之间资金的融通，以更好的应动流动性危机，这样可避免金融投机者钻空子，对国际金融市场薄弱环节实施有效的监控。
2.确保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趋于完善
众所周知，世界上目前所有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发挥着重要效果，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其使用的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不足，比方说，在沟通与协调机制方面的缺失。在1987年和2001年的《巴塞尔协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还有以后陆续召开的相关会议使得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协调得到些许进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世界各个国家有了较频繁的贸易往来，因为各个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有所差异，同时世界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需要各个国家要实施联合，以实现对经济危机进行很好的解决，保证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与国家的相处都是靠利益来维持的，为渡过金融危机，国家之间的沟通、协调一定要本着公平的原则，这有助于促进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改革。
3.确立多边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制度
在区域经济和国际金融逐渐一体化的影响下，应该确立多边范围的国际金融监管信息储备中心，就相关文件、资料进行必要的交流与沟通，例如可通过监管联席会议,的召开，对主要的问题实施交流，一起来探讨解决问题的良方，实现国际金融监管的成本的降低。与此同时要加强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将银行监管的灰色区域减少，创造银行海外机构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有效监管机制。
4.建立统一金融监管国际标准
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是国际监管组织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核心内容和有效形式。当然这个统一标准也应充分考虑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实际。但是，包括巴塞尔协议，IOSCO标准，IAIS标准在内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都是为成熟的市场量身定做的，然后在对其进行修改，试图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历次发生在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证实，这种修补后的标准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国家成为世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最薄弱关节。因此，在制定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时一定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5.加快实现全球性综合并表监管
目前，在欧共体成员国与十国集团内已经实现了并表监管。按照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对现行会计准则作必要修改。对于并表监管内容，针对银行跨国经营的特点，可就资本充足性、贷款集中程度及国家风险优先考虑，而对目前尚不能实现并表的项目，也必须从综合监管的角度出发，对整个银行集团综合评估。
三、总结
关键词：货币政策；融资约束；现金持有行为
一、绪论
尽管现金是企业获利能力较低的资产，但却是一个企业成立、周转、偿债、投资的必要因素，因此企业保持一定的现金持有率以应对各种可能的情况。但是企业的现金持有并不是固定的，内部治理和管理环境以及各种外部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影响。以往的研究基本都是从企业的治理环境、行业特征对企业的现金持有特点进行解释，但是这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包括现金持有变化在内的多种行为。本文从宏观的货币政策角度分析其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的冲击效应，即从宏观货币政策结合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去解释企业现金持有行为。选择这一角度的原因是银行信贷渠道作为我国企业资金来源的重要的渠道，而货币政策是影响银行信贷的重要因素，此外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制度不完善的地区，融资约束程度可能会更强，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更为重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货币政策与现金持有变化
货币政策影响微观经济活动的途径主要有利率途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由于我国特殊的金融和制度环境，我国的货币传导途径主要是通过以银行为中心的信贷渠道4，5。信贷传导渠道（包括利率传导渠道）影响微观企业活动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影响企业外部的融资成本和融资规模对企业的资本支出和投资行为进行调整6。由于我国金融体制与国外存在很大差异，金融环境和制度较为特殊，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中重要的重要，企业的外部融资除了少数的未规范的的民间金融，商业银行仍然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7。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也承认了这一事实，2009年时任银行监督委员会主席的阎庆民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中国的M2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高达180.6%，这远远超过了欧盟（100%）和美国（60%）的平均水平，而且银行信贷的基本上上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M2是影响信贷的直接因素，而且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所以文章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经济个体的现金持有呈现出这样一种规律：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货币供应量充足，此外投资机会也较多，持有现金会造成较高的机会成本，企业会采取较低的现金持有策略，并降低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而当货币政策趋紧时，处于预防性动机企业会增加现金持有水平，并且提高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第一个假设：
H1：货币政策紧缩程度与企业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正相关。
2.融资约束与企业融资
货币政策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效应，这种非对称效应会主要是主管预期、传导机制和市场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8。而货币政策是与预期、传导机制、市场制度的有效性紧密相连的国家短期调控政策，并且它存在着逆周期的现象，这也就意味着短期需求是企业在货币政策调整中的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不同企业满足其短期需求的方式并不一致：低融资约束企业很容易的通过进入信贷市场之外的其他市场（商业票据市场）来满足其短期需求，化解货币政策的冲击，而高融资约束企业只能依靠信贷市场或者不规范的金融漏损满足其短期需求。由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更难获得信贷支持，所以在面对货币政策和经济环境波动的冲击时，相比于低融资约束程度企业，它们更有可能提高其现金持有以应对各种风险11。基于上述论述，文章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融资约束程度越到的企业现金持有更容易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为了全面考察我国近十年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本文选择了我国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5年到2012年，间隔为季度，这主要考虑到货币冲击具有短期性的效应。本文公司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新浪财经。为了保证研究的稳定性和可行性，本文剔除了特殊行业和数据不全的企业，最后得到了32352个样本数据。
2.模型设计
文章借鉴了Almeida等和祝继高、陆正飞的回归模型，提出本文的基本回归模型
Cash1=β0+β1MC+β2MC*LFC+β3CFO+β4SIZE+β5BMC+β6Year+β7Industry+ε （1）
Cash1=β0+β1MC +β2CFO+β3SIZE+β4BMC+β5Year+β6I
ndustry+ε（2）
3.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为了考察货币政策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冲击效应，本文将主要的被解释变量定义为现金持有比率的季度之间的差异，同时现金持有比率也是考察货币政策对样本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影响，本文将现金持有比率也纳入了考察的范畴。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货币政策和融资约束，货币政策变量运用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中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融资约束程度分别用了KZ指数、产权性质、规模衡量。选择KZ指数作为判断标准的原因是企业的融资约束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化解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和企业的投资机会密切相关，而且它能最大限度的反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的结果，此外KZ指数综合考虑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现实状况。KZ指数的具体算法如下：首先，按照是否发放现金股利、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和现金、经营现金流（NCF）与总资产之比进行分类，如果发放现金股利，KZ1=0，否则为1；如果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现金与总资产之比、NCF与总资产之比低于中位数，KZ2、KZ3、KZ4、KZ5=0，否则为1；最后算KZ1-KZ5之和，并将其按照排序逻辑回归模型与现金股利/总资产、资产负债率、托宾Q、现金/总资产、NCF/总资产进行回归，求得系数，最后用估计系数求出估计值。按照上述程序，本文计算的逻辑回归的结果为KZ指数=-37.98*现金股利/总资产+3.69*资产负债率+0.62*托宾Q值-6.64*现金/总资产-13.5*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KZ指数的评判标准为如果企业的KZ指数大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65%分位数时被认为是高融资约束企业，如果该企业的KZ指数小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的35%，被认为是低融资约束企业，中间程度的为中等程度的融资约束企业。选择产权性质的原因是国有控股程度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与银行和掌握信贷资源分配的政府建立关系，即便是拥有极强抵押能力的大公司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本文将产权性质分为非国有企业、地方国企、央企三类，并赋值为2、1、0。
选择企业规模的原因是小公司由于成立时间较短，信贷风险较大（无充足的抵押品），严重的成本等比大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高12。本文按照总资产35%、65%分位数将融资约束程度分为三类，并赋值为2、1、0。
（3）控制变量。本文借鉴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选取了上季度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化程度和企业资产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3.回归结果分析
表2模型二是现金持有增长率与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回归分析结果。首先货币政策指数系数为正，这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持有与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当企业面临货币政策紧缩时，会出于预防性动机提高现金类资产在总资产的份额，当货币政策紧缩程度降低时，企业会降低现金类资产的增速，文章的第二个假设得到了验证。其次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与融资约束程度的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其与MC系数之和大于零，这说明了融资约束程度越强的企业其现金持有的变化程度更大，这验证了文章的第三个假设。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滞后效应，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BMC的系数为显著为负，这说明了货币政策对企业的现金持有变化有负面冲击，这与祝继高、卢正飞的滞后货币政策对现金持有没有解释能力的结论相反，但是货币政策的短期滞后规律与经济环境有关。
表3产权性质作为融资约束标准的分析结果，表4为资产规模作为融资约束判断标准的分析结果。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以所有A股上市公司2005年-2012年的四个季度（32352个样本）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进行考察。在对国内外现金持有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之后，构建本文的理论和模型框架，通过逻辑回归和其他数据筛选的方式构建企业的融资约束指标，进而将该指标与货币政策紧缩指数相结合研究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货币政策的趋紧程度与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基于预防性动机进行调高现金持有率，当货币政策宽松时，由于没有预防性动机，企业会降低现金持有的速度。
第二，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企业随着货币政策的紧缩对现金持有的调整不同。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在银根紧缩期间，为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满足未来投资需求，高融资约束的企业会增加更多的现金，而货币政策对于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冲击会因为其自身的产权性质、规模效应和自身在资金市场的地位而相对较小。
2.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由于货币政策在不同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非对称效应，货币当局在决定或者调整货币政策走向时，要辅以灵活的信贷利率政策，区别对待不同融资约束程度（规模、产权性质）企业。 此外金融市场的信贷歧视是货币政策造成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所以政府部门应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对于企业而言，首先应该对自身的融资状况作出合理的评估，融资约束除了外部的因素影响外，自身“原罪”也是无法避免的，正视自身的状况，然后在做出合理的现金现金持有策略。对于容易受到调控政策影响的融资约束企业，应该考虑自身的经营、规模、财务状况做出合理的流动性安排，如果在信贷市场无法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应该考虑现金类资产的替代品，比如同样流动性很强，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经营的商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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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创新；货币政策；有效性；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060-02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与财政政策一起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有形之手”。中国确立了中央银行体制以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逐渐成为主要的调控方式，其实施手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中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却并非尽如人意，其根本原因是中国货币政策信号在经由金融领域传递到实体经济的过程中，由于传导链节受阻效率不高造成的。金融创新的模式和途径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通过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和参考。
一、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较低的原因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指货币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其实施的效果与调控预期的差异是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中国经济持续升温以及宏观层面上的诸多问题，都与流动性过剩有关，而这恰恰是货币政策最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央行近几年的核心任务就是回收流动性，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此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与调控目标尚有较大差距，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仍处高位，而且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也被打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提高，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二是年初制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被突破。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造成货币政策有效性较低的原因。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通常，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国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率的直接影响，而这种效率是特定的金融制度、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主要原因有：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金融市场不健全，融资结构单一，公众预期不稳定，地方政府不合理的投融资行为等。这些问题是由于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引起的，在短期内很难有效的解决。
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使得货币政策失效。目前，中国成本型通货膨胀压力巨大：一是国际粮食价格进一步上行的可能性很大；二是资源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保持持续走高趋势。保持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但通常只对需求推动型通货膨胀能够进行有效的调控，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则无能为力。
3.资本自由流动使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较大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及资本自由流动，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和强度受到很大制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冲击很大。中国对外贸易的不均衡造成人民币的巨大升值压力，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央行不得不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大量投放人民币，同时在利率政策的运用上，要考虑中美利差因素，这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造成较大影响。
二、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理
金融创新是指变更现有的金融体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以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金融创新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1.金融创新改变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商业银行充当重要的作用，中央银行的调控目标和意图通过商业银行传达到经济社会中。金融创新降低了商业银行在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商业银行为了在激烈的金融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大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的力度，证券业务、表外业务和服务性业务的比重不断加大。这势必削弱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特别是随着中央银行以公开市场业务为主进行货币政策操作，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传导中的作用日益明显。
2.金融创新改变了货币需求结构，降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随着经济发展，货币需求总趋势呈现增长态势，但是，金融工具的创新却从结构上弱化了货币需求。许多新型信用工具，如银证通、银保通，除了具有一定的投资功能，还具有良好的支付功能和变现功能，使得货币需求的构成发生了变化，降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
3.金融创新放大了市场化效应，弱化了行政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理财产品业务对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影响值得关注。理财产品作为银行资金来源，却不是存款，因而不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理财产品的收益率由市场决定，而且多数情况下高于存贷款利率，这在利率水平上与货币当局调控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政策意图是一致的，但是，货币当局却不能影响或作用这部分资金运用比例，这对有效调控流动性不起作用。
4.金融创新增大了货币政策传导时滞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金融创新使金融市场运行更加繁杂多变，资产更具流通性，价格也更具易变性，分散了货币当局的注意力和控制点，影响了货币当局的正确抉择，加大了货币政策的内在时滞；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导致金融业务大量交叉，新型金融工具的运用与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使得利率与汇率政策的传导更具有不确定性，传导时间更难以把握，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外在时滞，给货币政策的判定效果带来较大困难。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得出中国目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高的结论。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需要对中国金融创新实施有效的政策措施，降低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在政策体系方面，针对金融创新的灵活性，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创新机制和动态自我调整机制，运用不同的政策方式，借助不同的政策工具，进行灵活调控。在政策主体方面，针对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弱化，进一步提升中央银行的地位，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政策操作方面，针对金融创新工具的多样性，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更多重视货币政策操作对社会公众的导向性影响，通过调整社会公众的预期，实现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在政策环境的改革方面，针对金融创新对传统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必须适当加快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改革转轨风险，循序渐进，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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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货币经济学分支启示
1导言
1900年，瓦尔拉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上著名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型。随后，瓦尔拉斯首创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之一。然而，这个几乎涵盖一切的、一般均衡体系却不能包容货币理论。货币就一直被当作是外在于均衡体系的扰动因素，相对价格的决定与货币价格(名义价格)的决定被视为互不相干的两码事，经济学也因此被分成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两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这就是经济学说史上有名的“两分法”(Dichoto?鄄my)。为了体现均衡存在的一般性，统一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打破传统的“两分法”便成为经济学界要解决的首要课题。
近一个世纪中，多数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为货币分析建立“微观基础”而最终将货币“纳入”(Integrate)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所谓“瓦尔拉—希克斯—帕廷金传统”便是代表。但由于受到广泛质疑，迄今为止，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统一仍然是货币经济学有待攻克的难题之一。
正当主流经济学家沿着传统研究路径艰难跋涉之际，以尤金·法马、列兰德·伊格尔等著名货币理论家为首，推出了另辟蹊径并号称“新货币经济学”(Neo-MonetaryEconomics，简称NME)的理论。他们同样力图证明瓦尔拉体系的合理性，与其他学派迥异的是，他们非但不想把货币“纳入”一般均衡世界，反而欲通过取消货币以维护瓦尔拉体系的一致性。这样，“新货币经济学”框架下，不存在相对价格与物价水平决定相分离的问题，其实际上是通过取消货币而达成改造后的货币理论与传统的价值理论相统一。换言之，瓦尔拉体系之不能“容纳”货币，不仅不是其缺点，反倒证明它是对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合理描述。鉴于新货币经济学的与众不同，它被称作“没有货币的金融学”（J.Smithin，1994）。新货币经济学又由两个分支组成，即“BFH体系”和“法律限制学派”。
2“BFH体系”
1983年，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与伊格尔（Yeager）注意到，在布莱克、法马和霍尔先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均设想了一种完全竞争条件下金融体系的运作模式，它完全不同于现实中以“货币”为中心的金融运作机制，为货币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角度，于是按上述三人的姓氏首字母将其命名为“BFH体系”。
布莱克(1970)是提出这种思想的第一人。他采用“思想实验”的办法，设想如果实行一种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则社会的支付体系将不存在任何外在货币，或者说“通常意义上的货币将不存在”，支付将以五种方式进行：直接物物交换；以普通股票为交换媒介；以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经“银行”确认的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纯粹的银行负债为交换媒介。布莱克思想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首先提出了分离货币职能的论点。
法马（1980）设想了一种不需要使用货币的竞争性支付体系，称其为“纯粹的记账交易系统”。在这种系统中，银行的作用是运作一套可以通过会计科目之间的转账来实现财富转移的账簿系统，交易可以完全避免现金的媒介，“任何实质的交易媒介或购买力暂栖所的概念均告消失”。的。这样的经济当然是非货币经济，它的好处在于只有相对价格的决定而避免了价格水平的决定问题，于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这种经济的最恰当的分析工具。
尽管布莱克与法马都赞同自由放任的支付体系，但他们主要还是以“思想实验”的态度来对待虚构的竞争性市场条件，目的在于为现存货币金融制度提供一个对比，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现有制度的本质特性。
霍尔则当真把建构竞争性支付体系作为自己的使命（霍尔，1982）。他认为，在金融事物方面，政府的唯一职责在于指定用作记账单位的计价商品，并强制保证各种合同的执行，除此以外，支付体系如何运作完全不关政府的事。他甚至推荐了一种称为“ANCAP”的记账单位，它由一定量的硝酸氨（AN）、铜（C）、铝（A）和胶合板（P）所组成的“复合商品”来定义。但他同时强调，上述四种商品本身（单独或共同）不能用作流通媒介，否则，ANCAP便成为现代意义的货币，货币流通常见的弊病（货币过多或过少）将损害它作为记账单位的价值稳定性。
具体说来，“BFH体系”具有如下优点：由于取消了货币的发行特权，自动地使政府处于与一般公众相同的金融约束之下，使其不能通过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获得收入；自由放任导致的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使金融创新真正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目前的金融创新多数是为了逃避政府管制，在管制与反管制博弈中浪费了社会资源；“BFH体系”下，由于交易媒介在支付时均按恒定的记账单位计价，故不存在名义供给与实际供给的区别。于是，“BFH体系”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货币对经济均衡的破坏作用。3法律限制理论
“BFH体系”主要采用“思想实验”方法，从逻辑上推论，如果取消货币管制，未来金融体系将如何运作？与此同时，新古典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华勒士、萨金特创立了“法律限制理论”。该理论继承了源于奥地利学派门格尔、米塞斯等人的货币制度研究的进化论方法，从史实出发，分析和解释过去及现在货币金融制度的成因。他们认为，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市场力作用下自然演进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的法律限制所决定。
华勒士（1983）以联邦储备券(美元现钞)、美国国库券、美国储蓄债券为例，指出：它们均无违约风险(但第一种不附息，后两种则支付利息或者采取折价发行)，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后两种附息无风险证券不能像美元现钞那样充当流通手段呢?通过分析，华勒士发现，储蓄债券和国库券的大面额和不可转让发行特性虽然是使它们与美元现钞相区别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不可充当流通手段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还远不能成为充分条件。套利动机会仍然会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来解决大额和不可转让问题。
华勒士指出，之所以付利息的政府无风险债券能够与不付息的法偿货币保持共存局面，原因在于法律限制———中央银行垄断了将大面额国库券拆细、发行小面额法偿货币的业务，并限制私人债务的流通，因此能够使国库券利率高于零，能够使公开市场操作有意义。一旦法律限制有所放松，则各种附息的非货币金融资产均会不同程度地起到流通手段的作用，苏格兰、印度、美国、法国均出现过这种情况。
尽管“BFH体系”与“法律限制理论”在研究方法、论证角度上均有很大差异，两派学者也极少相互引证，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可以互为犄角，使理论体系更加圆满，因此将两派并在一起，称为“新货币经济学”。
4新货币经济学的启示
新货币经济学之所以称为“新”，是因为它一反传统理论先接受“货币”的存在，然后研究“货币”的作用这种思维惯性，出人意料地提出“取消货币会如何”这样的问题，尽管新货币经济学仍带有浓厚“思想实验”色彩的理论体系，但其全新的思路给正经历着货币体系迅速变化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4.1对现有的货币金融理论基础和货币政策要进行认真的反思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货币银行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杰特勒（Gertler，1988）曾经抱怨说：“货币成了宏观经济学中惟一的金融变量，商业银行也因此成为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唯一金融机构”。新货币经济学对金融学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重新对传统的理论格局进行反思。当前世界各国都快速地向高级的信用经济过渡，即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其金融业的发展也往往变化神速。自1999年美国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来，金融业的综合化(或金融百货公司化)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使得各类金融资产对货币的替代性越来越强，货币及货币机构的独特地位日益丧失。且不谈货币内生性越来越强，即使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量，它对储蓄投资、利率等的影响也日渐消减。反过来，如果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出现问题，则引起的经济震荡也不亚于历史上货币危机所产生的冲击力。新货币经济学提出要构建“没有货币的货币经济学”或“没有货币的金融学”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对纠正时弊不无好处。
4.2要加强对传统货币本身特征规律的研究
国内的教科书习惯于照搬传统的货币定义，货币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新货币经济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打破了思维定势，猝不及防地提出为何二者必须统一?两者分离又如何?现在看来，这是关系到货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重大问题，货币经济学要存在、发展，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既然货币本身是分工与专业化的结果，货币职能发生分化也完全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类例子其实并不鲜见，瑞士法郎曾在我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易货贸易时用作价值尺度，但它并不担任流通手段；20世纪70、80年代粮票、油票、国库券作流通手段的历史至今为人们难以忘怀；近年来边境内外地区用此币标价彼币支付的情况也不时见诸报端———它们都是价值尺度(或记账单位)与流通媒介相分离的例子。网络金融活动中，“虚拟货币”替代真实货币而产生的货币无纸化趋势，将对中央银行运用货币供应量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更应成为现代货币金融学前瞻性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亚洲货币合作 文献综述 发展现状
本文受“中央财经大学2009年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过剩货币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项目编号:2009004)
■一、导言
发端于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严重影响,亚洲地区也难逃此劫。由于亚洲各国多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实体面的下滑似乎在所难免;但如果深层次地考虑货币层面,问题也许更严重。亚洲区具备同美元区、欧元区相近的贸易规模,但货币一体化程度很低。这样一方面使亚洲区承担了美元或其他货币贬值的风险;另一方面对全球经济失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事实上,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就开始加快。由于对国际金融机构如IMF在对待亚洲发展中国家危机救助措施的不满,亚洲各国随后就开展了各种危机救助合作。时至今日合作已初具规模,但距离货币一体化或者亚元的出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亚洲货币合作涉及的内容很多,学界一般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余永定等(2002),李晓等(2002)研究后指出,亚洲金融合作的内容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固定的汇率区、单一货币区。政策协调会降低国家之间政策的外部性;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能更好的化解危机;汇率的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单一货币区是区域金融合作的最高层次,也是亚洲金融合作的最终目标。
目前实际的合作主要是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目前的主要成果如 “清迈协定”及后来的多边化、外汇储备池都是作为一种流动性危机的救援机制。虽然在实践中也提出过亚洲货币单位的设想,但并不成熟。而学界的研究热点是亚洲货币合作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即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方式。
本文试图对亚洲货币合作的内容进行全面的梳理,找出其发展脉络和理论依据。首先对亚洲货币合作目前的政策措施进行梳理;然后从理论上对其未来的前景进行分析;最后对其阶段性战略的实施进行展望。
■二、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现状
总体来看,亚洲货币合作的建议被提出后,合作逐步深入。体现在参与的国家逐步增多:由东亚内部、东盟内部的合作转向东盟10+3之间的合作;合作规模逐渐增大:最新的建议提出的储备池规模为1200亿美元;合作框架日益合理:体现在清迈协议之外加强政策协调保障、亚洲债券市场的建设并讨论如何引入亚洲货币。
(一)亚洲货币合作的提出与初步发展
亚洲货币合作的建议由日本首先提出,其萌芽源于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部分亚洲国家对国际组织如IMF在处理危机的方式上不满,于是日本于1997年9月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这个建议最终被搁置,但这并不能阻挡亚洲进行货币合作的愿望。后来的发展主要包括:新宫泽喜一构想(New Miyazawa Initiative);东亚货币基金(EAMF);东盟10+3 监督进程;亚洲借款安排(AAB);东盟10+3的早期预警系统(余永定等,2002)。这些措施侧重发展危机救助机制。
(二)亚洲货币合作的里程碑――清迈协议(CMI)
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合作的里程碑,这在学界得到了认同。余永定等(2002)认为,清迈协议把亚洲货币合作从构想转变为现实。Henning(2009)认为,清迈协议具有重要意义,是后续政策措施的基础,下一步东亚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官员将讨论如何将“清迈协议”转变成共同区域基金,类似于原来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
(三)清迈协议后的新进展
首先,在流动性救助方面,Henning(2009)回顾到,清迈协议后的主要进展包括:2006起探讨的货币互换多边化途径(CMIM);2007年建立的作为货币互换多边化形式的外汇储备池(reserve pool)。今年2月,东盟与中日韩特别财长会议通过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将储备池规模由800亿扩大到1200亿美元;并计划一个独立的地区经济监督机构,以监督基金和地区经济运行。5月,东盟与中日韩财长会议宣布,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池将在今年底前正式成立并运作。中日韩三国的出资额分别为32%、32%和16%。另外20%由东盟10国承担。其次,在金融市场方面,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的行长会议(EMEAP)推出了两期的亚洲债券基金(ABF),东盟+3也提出了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动议(ABMI)。再次,在汇率合作方面,亚洲开发银行和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单位(ACU)的设想。可见,流动性救助措施已日渐成熟,但金融市场的发展还亟待加强。
■三、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前景
尽管在实践中亚洲货币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但理论上对固定汇率区和单一货币区的讨论已经比较多。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比较理想的选择是建立一种固定汇率区。余永定等(2002)在讨论亚洲货币合作的前景时提出了加强区域汇率安排的管理。他认为,在东亚建立一种类似西欧国家建立过的汇率机制(ERM)有助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于固定汇率区内钉住货币的选择上,实证检验上结果表明目前的钉住货币仍以美元为主,但多数学者认为钉住货币应由美元转向一篮子货币。
(一)东亚各国事实上的汇率联动机制
东亚各国在事实上是钉住美元或准钉住美元的,即“东亚美元制”(the East Asian Dollar Standard)(McKinnon,1998、2000)。对于“东亚美元制”的解释有两种说法:“浮动恐惧论”(Calvo & Reinhart,2000)和“原罪假设”(Eichengreen & Hausmann,1999)。Calvo 和Reinhart(2000)指出,东亚国家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浮动恐惧”(fear of floating)。Eichengreen 和 Hausmann(1999)运用“原罪假设”(original sin)指出,在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本国是不愿意使本币浮动的。固定汇率制度(或类似的制度)对东亚国家和经济实体来说成本较低。陈虹(2000)认为东亚采用篮子货币制度,既能避开浮动汇率制对国内经济稳定造成的压力,又可以稳定区内贸易的发展。
(二)亚洲各国货币钉住方式的计量检验
计量检验的结果印证了亚洲各国事实上钉住美元的结论。McKinnon 和 Schnabl (2004) 采用Frankel 和 Wei Shang-Jin (1994)提出的计量方法检验东亚国家(除日本外)的汇率波动性以及估计货币篮子的组成,得出结论:在新的千年,美元在亚洲国际货币篮子中仍然保持其支配性权重。Ogawa Eiji 和Taiyo Yoshimi (2007)用同样的方法评估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尽管在韩元、新加坡元、印度尼西亚卢比和泰铢的货币篮子中美元的比重比危机之前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与官方公布的汇率制度相比,这些货币依然与美元有密切的联系。周继忠(2009)对人民币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行了定量检验,发现美元在人民币参考货币篮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运用移动窗口回归分析方法,发现人民币参照货币篮子的稳定性存在下降的趋势,美元权重缓慢下降,人民币相对货币篮子整体持续升值。
(三)汇率联动机制中钉住货币的选择
许多学者认为钉住美元对于亚洲各国也许不是最优的选择,而应该转为钉住一篮子货币。Kwan(2000)认为,亚洲国家钉住美元制有着内在缺陷,转向钉住一篮子货币并提高日元在篮中的比重有利于克服这些缺陷。河合正弘(1999)指出,东亚钉住美元汇率制是金融危机的触发器,稳定汇率目标的合理选择应该是减少美元比重,加大日元比重的货币篮子。伊藤隆敏等(1999)在1998年对钉住货币篮中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推算出篮中各货币的最优权数。国内学者也有相似看法,余永定(Yu,2001)认为东亚要建立起汇率合作机制,就必须选择某个货币作为驻锚,使用美元作为地区共同钉住的货币存在矛盾,因此东亚应就日元的作用达成协议。
(四)采用单一货币区方法
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欧元的成功启动引起世人普遍关注。Mundell(1961)提出的最适度通货区是理论基础,他指出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和成本。随后的研究,如McKinnon (1963)和Kenen (1969)都采用Mundell提供的分析框架。多年来,由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最优货币区理论也随之不断得到修正和扩展,研究的问题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加入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如De Grauwe (1997)、Dupasquier和Jacob (1997);以及参加货币联盟国家需要有哪些经济特征,如Ishiyama (1975)和Tavlas(1993)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出现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问题的研究,如Frankel和Rose (1996) 、Eichengreen (1992) 、Krugman (1993)和Kalemli-Ozcan等(2003、2004)。对于亚洲国家货币一体化的潜力,高海红(2007)通过采用一般购买力平价(G-PPP)模型分析到,亚洲各国货币一体化的潜力远超现实。范小云和邵新建(2009)认为,港元和人民币具备最优货币区的一些特征,双方应进行更为高级的货币合作。
(五)人民币国际化与亚洲货币合作的关系
人民币近期开展了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并与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又积极参与到亚洲外汇储备库的建设中。对这个问题,高海红(2009)分析到,现阶段中国大陆已与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等分别签署双边救助互换协议,这可看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而清迈协议多边机制是人民币区域化的一个重要平台,如何以扩大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使用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战略选择。
■四、亚洲货币合作面临的现实困难与可行措施
亚洲货币合作存在诸多困难,如同欧元的诞生一样,“亚元”的产生也不是一撮而就的。在欧元诞生的过程中,“德洛尔报告”和《马约》等所制定的步骤保证了欧元的顺利产生,亚洲货币合作的顺利发展也应该考虑分阶段实施相关战略。
(一)亚洲货币合作面临的现实困难
对于正在进行的亚洲金融合作,很多分析者主要从政策协调和解救危机的机构方面讨论遇到的困难。余永定、何帆和李婧(2002),Lewis(1999)等分析了合作面临的障碍,主要有: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非正规化、非制度化”的特点;各国间缺乏相互信任;各国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差距;亚洲金融合作缺乏“领头人”。Henning(2009)指出,多边化货币互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仍需讨论,如:多边化互换的实质、基金的规模、会员国的选择、会员国的出资额、双边互换是否退出、共同基金是否与IMF相联系等等。
(二)亚洲货币合作的可行措施
1、政策协调机制和清迈协议短期可大力发展
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动荡的挑战下,政策协调需加强。吴晓灵(2007)认为,一方面要加强亚洲合作机制间的协调和整合,提高合作效能;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及区外金融组织的沟通与交流,提升东亚地区在全球金融界的地位及影响力。“清迈协议”是流动性救助机制的基础,短期内仍应大力发展,争取早日把“清迈协议”发展为“亚洲货币基金”。
2、亚洲债券市场要逐步发展
高海红(2008a,2008b)通过对亚洲金融体系的分析,指出当前的亚洲金融体系实际上是美元本位。由于路径依赖,美元在东亚持续占据支配地位,这将延长在地区贸易和金融交易以及官方储备中从依赖美元转向使用本地区货币的进程。因而通过亚洲债券市场可以改进投资基础设施为扩大本地区货币的使用创造基本需求,但这个过程是逐步发展的。
3、亚洲汇率联动机制与亚洲单一货币构想是长远目标
李晓和丁一兵(2008)认为,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动荡的挑战下,制度化的汇率合作机制应对缓行。作为对汇率合作机制的准备工作,当前的工作重点在于加强汇率政策协调、加强各经济体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区域债券市场的建设、将多边化CMI机制建设为多国合作的金融投资基金。
■五、总结
金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政策协商,亚洲各国可以增进贸易一体化程度、深化对区域金融市场的培育、提升亚洲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这个过程不仅包含经济上的合作,政治上的合作也至关重要。中国作为区域内大国,在亚洲货币合作中扮演的角色也格外引人关注。一方面,人民币区域化的过程不仅有助于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深入,还有助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当亚洲货币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限制一定的国家,可能有碍人民币真正成为一个国际货币。所以,密切关注亚洲货币合作的进程,对国家的政策制定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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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财富；资本化；民间融资；实体经济
一、民间货币财富的讨论范畴
本文讨论的民间货币财富范畴主要指广大老百姓剔除日常生活必需品所需货币之外的其他类资金，主要包括现金、银行存款、理财产品、短期债券和股票投资、其他高流动性债权和股权等。为论述方便和容易理解，本文民间货币财富与资金、资本等概念，在一些地方可通用或相互替代。运用中应以合规化的思维、方式、手段，在疏通其传导、引导其投资、防范其风险过程中，促进和加快民间货币财富早日走上规范化轨道，以充分挖掘和发挥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本质功能与作用。
（一）关于“资金”。资金的概念比较宽泛，包括钱财或实物，比如会计上的货币资金和实物资金；它也是理论上和日常生产生活中使用最广泛的术语，比如流动资金、周转资金、存货资金，以及启动资金、投资资金、实收资金等不同用途和不同含义。为简单起见，本文使用货币资金口径较多。
（二）关于“资本”。资本的概念相对资金概念更专业、更狭窄，主要指用于投资增值的各类资金，不同场合有货币资本、实物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等多种表达方式。本文主要讨论货币形态的资本即货币资本，主要用于长期投资，并对未来收益有一定的预期和要求，具有投资金额大、周期长、收益高、风险大等特征。从金融实务看，民间资本是中国特有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其中《浙江统计年鉴2004》将民间资本定义为非政府拥有的内资，指一个国家内部或地区内部的非国有资本和非外商资本的总和。
（三）关于“金融”。《货币银行学》教科书将金融描述为“货币资金的融通”。某种意义它涵盖资金和资本范畴，其概念更专业、含义更深刻、内涵更丰富。对货币资金的筹集、配置、投资，甚至管理和分配等活动，都可纳入金融范畴。金融既是专业名词和技术术语，也是资金的一种运动形态，也就是货币资金的资本化。就民间金融而言，国外多将其界定为“非正规金融（informal finance）”，是指在政府批准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活动（正规金融）之外，所存在的游离于现行制度法规边缘的金融行为。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而言的，民间金融泛指非金融机构自然人、企业以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民间金融与官方金融是相对而言的，后者属于正式金融体制范围内的，即纳入我国金融监督机关管理的金融活动。
本文对民间货币财富资本化的描述：民间货币财富的急剧增加和膨胀，从积极角度看，它是经济增长、人民富裕的象征，也就是广大老百姓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等获得的新价值。如果把它储存起来，可用来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或者为社会和经济建设提供剩余资金支持；若将其用于扩大再生产，那么这部分货币财富就有可能成为企业的流动资金、投资资本等，某种程度也是货币财富更高级形态，即资本化的过程。
进一步分析，如果民间大量的货币财富处于无序状态，从风险角度讲是不好防控的，在效益上也是比较低的。假如这些货币资金膨胀到一定程度，再受到不当利益的诱惑或驱动而成为游资，其对生产生活和正常金融秩序都是不利的，甚至形成巨大“冲击”。但如果将其资本化，通过一定平台和手段进行专业化管理与运用，不仅能最大限度发挥其效用，而且有利于管理和控制其中蕴藏的风险，是一件互利共赢的好事。
二、民间货币财富资本化的意义和必要条件
（一）民间货币财富资本化的意义。一是加强风险管理的需要。风险管理贯穿于金融活动全过程，民间货币财富资本化的过程也是全面风险管理的过程。只要有资金活动，就会有收益或损失，而风险就存在于其中。在当前体制下，对民间货币财富的风险管理还不明确，但事实风险最终还得由资金拥有者、运营者、投资者和政府中的一方或多方来承担、处置。因此，从大金融和社会和谐角度看，加强民间金融活动的风险识别、防控和管理都是题中之义。
二是提高金融宏观调控效果的需要。金融调控作为我国宏图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效果不仅取决于金融主体的公司治理情况，财务约束状况，还与当地金融市场效率，以及民间金融活动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等有关系。如果民间货币财富进行适当的资本化，它必然会适应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变化，进而按照市场化方式履行投融资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这对于提高金融宏观调控整体效果，减少调控挤出效应，都是有意义的。例如，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的情况下，如果国家货币政策趋紧，必然会有一些企业向民间寻求融资，但现实表明，这一状况一般都会提出超额回报方面的要求，也就会无形扩大资金使用者实际承担利率与官方利率的差距，从而对金融宏观调控产生挤出效应。
三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需要。如果能够将区域民间货币财富进行资本化改造，将其纳入整体金融范畴进行统一管理，必然对疏通国家货币政策在区域层面进行良好传导产生积极影响。至此，民间货币资金就会与国家产业、财政和金融、信贷等政策形成更均衡更有效的对接与匹配，从而既促进地方经济科学发展，还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有关文献的研究
197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不论货币如何被定义，货币需求函数都是稳定的，但自1976年戈德菲尔德(Coldfeld)在其著名论文“货币失踪现象的研究”中对货币主义的货币需求稳定的假定条件提出疑问时，人们对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的信念发生了动摇。阿提斯和路易斯、科格兰、阿伦分别对美国和英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货币需求进行了研究，验证了戈德菲尔德的判断。他们发现，传统的货币需求函数对货币需求的预测值低估或高估了实际货币需求。基于以上认识，人们认为，金融创新对货币当局实施货币政策带来了重大影响。泊多尔斯基((Fodolski，1986)认为在金融创新的条件下，由于大量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和货币替代性增强，使得“货币”的定义变得困难和不稳定。如果为了建立货币政策的货币目标，而需要对货币进行定义，那么选择什么口径的货币就十分重要。金融创新可能导致不同口径的货币供给的需求函数发生不同移动。由于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而这些资产的利率又是富有弹性且与货币市场利率相关，使得货币当局在信贷需求对总体利率水平的反应上的影响能力变得更为有限。金融创新带来的货币需求曲线的移动和斜率变化是不确定、不可预测的，这成为货币控制的主要问题。在此情况下，基于使用货币数量增长作为中介目标来实施货币政策，就必须对其持怀疑的态度。
(二)国内有关文献的研究
目前中国对金融创新的研究还不充分，富有重要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的研究成果少。国内的金融创新研究多以西方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但在对金融创新的一般论述中都涉及到了中国的金融创新情况。例如，叶翔(1994)、生柳荣(1998)、李健(1998)、杜婕(1999)、谢亦(1999)、苑德军(2000)、王仁祥(2001)等，刘红奇(1999)、唐文琳(1999)还专门对中国的金融创新进行了研究。他们按照我国金融创新的历史逻辑对我国的金融创新作了经验性的分析，但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系统的、数理性的分析，他们虽然作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缺乏大量的数据和合理的分析方法的支持，可信度都不太高。
二、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货币需求是货币政策选择的出发点，研究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货币需求、货币需求量和货币需求稳定性的变化，是考察创新对货币政策影响的基础。具体而言，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金融创新减弱了货币需求，改变了货币结构
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规模的扩大和在通货膨胀下物价水平的上升，人们对货币绝对数量的需要会增加，但是金融创新却通过金融电子化和金融工具多样化减弱了这种货币需求，使得人们在既定的总资产中以货币形式保有资产的欲望降低，在经济活动中对货币的使用减少，因而导致货币在广义货币和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1、金融工具的创新涌现出了大量货币性极强的新型信用工具和新型存款种类，如银行商业票据，流动资金承兑票据、NOW(可转让支付命令帐户)、货币市场互惠基金、超级可转让支款单帐户等。这些新型的金融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流动性需要，减弱了人们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导致了货币需求的下降。
2、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金融电子化和支付结算系统的革命，缩小了狭义货币，特别是现金的使用范围，使人们的交易性货币需求大大下降。例如，随着多功能信用卡、自动电子柜员机、自动转帐服务、电子化资金转移系统(EFT)等的普及和广泛应用，使快捷便利成为了现代支付系统的特征，数秒之内完成一笔跨地区、跨国界的巨额支付已非难事，货币周转速度加快。转帐结算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普遍使用的支付方式，最大限度地节约了现金的使用，在金融创新活跃的国家甚至出现了号称“无现金社会”的迹象。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对活期存款的需求也大为减少，人们用少量货币便可以完成大量的经济活动。这种变化通过货币结构比率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径，货币结构比率包括三项内容，一是通货占货币的比率(C／M)；二是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率(M／QM+M)；三是广义货币占金融资产的比率(M+QM／Assets)。下表列出了西方发达的五个国家金融创新高潮前后的货币结构比率表。
表中数据表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的通货与货币之比都有下降的趋势，发达国家的c／M之比从平均0.309降至0.224，而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率(M／M+QM)也从平均0.661下降到了0.316。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使得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大大下降。
3、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证券化趋势，使资本市场和介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之间的金融工具普遍兼备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因而日益受到公众的青睐，成为人们资产选择的主要对象。特别是由于他们能给持有者带来较多的收益，提高了持币的机会成本，使得人们在其资产组合中尽量减少货币的持有量，增加非货币性的金融资产，因而其结果也是货币需求减少，货币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下降。
(二)降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
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稳定性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发生：
1、金融创新改变了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引起货币需求构成的变化。由于金融创新中出现了诸多流动性很强的金融工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流动性偏好，从而改变了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引起货币需求构成的变化。借用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就是人们对货币的交易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减弱，而投机性动机增强，表现为用于媒介商品和劳务交易的商业性货币需求比重下降，而用于投机获利的金融性货币需求比重上升。从货币需求稳定性角度分析，由于商业性货币需求受规模变量(主要是收入)的影响较大，规模变量短期内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商业性货币需求具有可以预测和相对稳定的特点。而金融性货币需求则主要取决于机会成本和个人预期等因素，市场利率的多变性和人们心理预期的无理性导致了金融性货币需求具有变幻莫测和很不稳定性的特征。因此，商业性货币需求比重的下降和金融性货币需求比重的上升，将会减弱货币需求的稳定性。
2、金融创新使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变得更为复杂和不稳定，各因素的影响力及其与货币需求的函数关系不确定性更为明显，从而降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例如，金融创新使得市场利率更为复杂多变，而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亦不稳定；又如货币流通速度虽有加快的表现，但这种加快并非是匀速或呈线性运动，而是更为扑朔迷离，难以把握和测算，市场利率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使微观货币需求和宏观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都有所下降。
三、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下几点：
(一)金融创新扩大了货币供给的主体
按照西方正统的货币理论，只有商业银行才有创造存款货币的能力，因为只有商业银行才能接受可签发支票的活期存款。但金融创新中出现了诸多与活期存款类似的新型负债帐户，这些帐户具有较强的存款派生能力；而金融业务的综合化和金融机构的同质化趋势，模糊了存款货币银行(商业银行)和非存款货币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混淆了这两大类金融机构在存款货币创造功能上的本质区别。特别是随着存款证券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市场的发达，“脱媒”现象日益严重，商业银行的存款大量流失，非银行金融机构将其诱变为自己存款的能力大大增加，这使得存款货币的创造不再局限于商业银行，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也都有创造存款货币的功能，随着创新的深入，这种能力还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因此，金融创新以后，在开始混业经营的国家里，货币供给就由中央银行(提供通货)和商业银行(提供存款货币)二级主体，扩展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三级主体。
(二)金融创新加大了货币乘数，增强了金融机构创造货币的能力
由于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供应量，都可以看作是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这两类集合变量的乘积，因此，在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既定时，货币乘数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变量。在20余年的金融创新中，各国的货币乘数几乎无一例外地增大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1986——1994年对16个样本国家货币乘数的调查，美、日、德、英、法五个发达国家的货币乘数从平均5.53增至到了12.80。金融创新之所以出现加大货币乘数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创新改变了货币乘数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些因素一般公认的是通货比率、定期存款比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四个，创新使这四个因素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1、降低了通货比率。通货比率是指公众所持有的通货(现金)与其持有的活期存款的比率。通货比率与货币乘数之间是反比关系。通货比率，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持币的机会成本、金融制度的发达程度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公众偏好、支付习惯等)。金融创新从提高持币机会成本和促进金融制度发达这两个方面，对通货比率产生向下的压力。前者是通过提高通货以外的金融资产报酬率而增大持币机会成本，使公众减少通货持有量；后者则是通过提高转帐结算的速度与便利程度，降低成本费用，改变社会支付习惯等，使公众愿意保有活期存款而相应减少现金持有。在通货比率的下降中，货币乘数反比例升高。
2、定期存款比率有所变化。该比率是指公众所保有的定期存款与其保有的活期存款之间的比率。定期存款比率与货币乘数存在着反方向的变动关系。在金融创新中，非存款性金融工具大量涌现，发达的金融市场提高了银行存款以外其他金融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当银行定期存款作为价值贮藏手段的吸引力降低时，公众在资产组合的调整中就会将一部分定期存款转换为证券类金融资产，从而使得定期存款比率降低，加大货币乘数。
3、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实际提缴率下降。虽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由中央银行确定的，在货币乘数的决定因素中经常被视为外生变量，即不受经济体系内部因素的支配，然而金融创新对这类观点的存在前提及实践结果却提出了挑战。由于各国中央银行一般都对不同计提对象采取差别准备金率，这就为金融创新通过模糊计提对象界限。减少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实际计提的法定准备金提供了余地。
4、银行超额储备下降。超额储备是指银行保有的全部存款准备金中减去法定准备金的部分，在存款货币的创造中与法定准备金具有同样的倍数收缩功能，因而同货币乘数是反方向变动关系。金融创新主要从三个方面减少了银行保有超额储备的意愿：一是因收益较高的银行放款与投资机会增多，加大了保有超额储备的机会成本；二是因同业拆借市场十分发达，降低了借人准备金的价格而提高了便利程度；三是公众对通货的偏好减弱，银行保有库存通货的需求量下降。三方面影响之和便是降低了超额储备比率，从而加大了货币乘数。
(三)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强
货币供应的内生性，主要是指其受经济体系的内部因素的支配程度，它与中央银行的可控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发挥减少货币需求、充分动用闲置资金、节约头寸、加快货币流通速度等作用，改变货币供应的相对量；另一方面通过扩大货币供应主体，加大货币乘数、创造新型存款货币等对现实货币供应产生决定性影响，致使货币供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央银行的控制而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经济体系内部因素的支配。这样，在经历了金融创新以后，货币供应量不再是完全受中央银行绝对控制的外生变量子，除基础货币以外，它受经济变量和金融机构、企业、居民行为等内生因素的支配性大大增强。货币供应内生性的增强，严重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
四、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产生了重大而强有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改变了传统的货币供求机制。不少文献认为，这种改变是导致货币政策失效和金融监管困难的主要原因，从宏观上看是不利的，有的学者据此提出了必须控制创新的建议。笔者认为，金融创新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不能简单地用“有利”还是“不利”来定论。事实上，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利弊兼而有之。上述分析可知，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非都是不利的，其有利的一面不仅存在，而且还是重大的。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有利影响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减弱了人们的货币需求，可以相对节约货币，节约流通费用，更重要的是减轻了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压力；二是扩大了货币乘数，在既定的货币总量下，可以减少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投放；三是通过融资证券化和金融市场的发达，有利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可以扩大操作空间和调控范围，提高操作反应的灵敏度，增强操作力度和效果；四是金融工具多样化和信用方式多元化，可以通过非货币性渠道满足社会投融资需求，从而减轻经济增长中通货膨胀的压力。
当然，创新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要表现在：一是降低了货币需求和货币乘数的稳定性，使货币供求的机制变得十分复杂而多变，从而加大了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难度，中央银行对货币的数量亦不易进行准确的控制。二是扩大了货币供应主体，增强了货币供应的内生性，从而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并使这种控制能力在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时存在着差异，即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的能力大于其减少货币供应的能力。这种控制力的差异，不完全是中央银行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创新的环境中减少货币供应有很大的内生阻力。
正确认识并把握创新对货币政策影响的两面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则可以使我们对创新的利弊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知，金融创新不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在总体上是利大于弊，而且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样是利弊兼存；二则可以促使中央银行调整对金融创新的态度和做法，改变以往的反对或敌视的态度，而采用积极的态度去引导创新，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充分考虑这种两面影响，认真研究如何扬利除弊以缓解其不利影响，充分利用和发挥其积极影响，保证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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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货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述评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6-0038-02
一、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影响
综合国内学者的研究，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货币发行主体地位
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虽然对经营信用卡业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对诸如公交卡、校园卡、VIP卡、优惠卡、打折卡、会员卡等其他类型的电子货币并没有作出一个明确、清晰的界定。当前电子货币发行主体主要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还有是一些特别发行公司的非银行机构（如维萨和国际信用卡组织），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的多元化使中央银行作为“发行的银行”地位受到了挑战。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目前发行的所谓电子货币其实是现金替代物，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不会造成冲击。“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形成真正冲击的是可以无限背书的电子本票和电子支票，一旦技术成熟，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将彻底颠覆央行货币发行的垄断。”
（二）铸币税收入的流失
学者们普遍认为电子货币对铸币税存在着影响。如张成虎基于电子货币的发行冲击了央行货币发行主体地位这样的认识，认为目前电子货币主要由银行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机构发行，对于发行纸币的中央银行来说，意味着其铸币税的流失。尹龙持与之大致相同的观点，认为铸币税“受影响程度与中央银行在竞争发行中的地位、通货使用的范围相关。中央银行发行的电子货币竞争力越弱、现金使用的范围越大，铸币税减少的程度就严重。”而梁立俊从电子货币不会对央行货币发行主体地位带来冲击的理论前提出发，认为商业银行通过资产增加发行电子货币，如果这种电子货币在支付过程中不是同步结算，从支付到结算的时段内，这种电子货币充当了货币的职能，商业银行在发行这种电子货币的过程中获得了铸币税收入。
(三)金融体系的监管功能
科技进步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入到货币创造的行列，更加混淆了它和商业银行之间本来就模糊不清的界限，也迫使中央银行重视和加强对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
但是对电子货币，尤其是电子现金发行主体的认定和监管问题会使得中央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中央银行对电子货币发行权的非垄断降低了其金融调控的能力，故中央银行希望采取措施加强对电子货币发行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如果这样，其结果必然会挫伤民间发行主体推动电子货币运用的积极性，阻碍电子货币的发展。”所以，央行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有效地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学者们更多的还是从宏观上对电子货币作出一般性分析，对电子货币的界定也只是停留在传统的狭义的电子货币，还没有深入实践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探讨。比如说，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网上虚拟货币的出现对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产生了哪些影响?如何有效地消解这些影响？学者们对此深入的探讨不多。
二、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对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影响
赵家敏教授认为：“电子货币可以产生货币创造，也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会受到制约被限制在一定程度”。他基于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模型的分析认为“普及电子货币和电子结算技术可达到降低货币需求余额的效果。”
唐平认为在普及电子货币初期，由于现金还不能完全被银行存款替代，rr(支票存款法定准备金率)、rr1(非交易存款法定准备金率)、e(银行超额准备金率)、t(非交易存款与支票存款的比率)的变化幅度要大过c(流通中现金与支票存款的比率)的变化幅度，这时乘数有变小的趋势。乘数m的变小说明在中央银行改变相同基础货币供应量时，社会创造的狭义供应量M1会变小。在电子货币流通和使用后，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和变现能力增强，货币周转周期将大大缩短。因此，在短期内，人们为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所预留的货币量占实际收人的比例将减少。
(二)对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工具的影响
刘自强等人认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一般是使用M1和M2，但由于电子货币的发行不是集中的和一次性的，而是分散的和连续性的，这就使货币总量的测算变得十分困难。而对于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而言，最常用的是公开市场操作，但由于电子货币多由私人发行，因此损失了铸币收入的中央银行就可能会面临缺乏足够的资产来进行大规模货币吞吐操作的问题。
(三)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李成等人认为电子货币的出现和发展使中央银行依靠这些货币政策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有效性受到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网络银行中涉及存款准备金的资产负债业务的比重不断下降，在纯网络银行中这一比重已接近50%，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作用力度大大下降；第二，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增发电子货币规避中央银行提高再贴现率以缩减信贷规模的制度约束；第三，电子货币使中央银行资产负债大量缩减，很有可能使中央银行因缺乏足够的资产负债而不能适时进行大规模货币吞吐操作，从而减弱公开市场操作的时效性和灵活性。
应该说我国学者在电子货币对我国货币政策影响方面的研究是较为深刻，但是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提出问题有余，解决问题不足。学者们对电子货币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如对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影响以及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等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但对于如何有效地解决或规避这些问题的策略分析稍显不足，即使有学者论及了这些问题，也只是概括性的、宏观的，缺乏详细而有针对性的论述。其二，宏观理论研究有余，实证性研究不足。目前，我国学界对于电子货币给货币政策带来挑战的研究主要为学究式的，从抽象的理论泛泛而谈的研究不少，能立足国内现状做调查研究的可谓凤毛麟角，因而其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就在打折扣。鉴于此，如何立足于国内网络技术、电子技术发展现状，将电子货币理论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应对电子货币挑战的具体策略，将是学者们下一步研究的重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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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
一、引言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为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欧美国家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这意味着向以美元、欧元作为其外汇储备的国家征收通胀税。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对美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对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满再次引发了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热烈讨论。本文在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过程进行反思和对已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目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面对的新形势、新问题，试图探究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新路径。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已取得的成果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认识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其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欲寻求区域货币合作成为东亚各经济体的共识。1997年，日本提出组建总额为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用于解决危机发生时的资金短缺问题。2000年，在“10+3”共同努力下，关于东盟各经济体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协议（CMI）签订。货币互换的总金额为10亿美元，为进一步的货币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2001年蒙代尔基于最优货币理论，提出建立亚元。2003年初始规模为1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ABF）正式启动，2004年扩大亚洲债券基金二期的20亿美元。2008年，“10+3”达成了CMI多边化协议。2009年，“10+3”特别财长会议发表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 扩大了“清迈倡议多边机制”（ CMIM） 共同储备基金的规模，此次会议还要求建立独立的区域经济监控实体。2009年5月， “10+3”财长会议公布， 将于2009年底前完成总值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筹建。在发生金融危机时， 储备库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帮助。
三、关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路径设计的思考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究竟能不能“脱美元化”，合作的目标是什么，构建的思路是什么？
（一）需考虑“美元体制”的持续性
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强劲的经济增长趋势，使得美国成为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各经济体的最终市场提供者。东亚各经济体为发展经济，反过来又稳固了“美元体制”的地位。在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美元的比值稳定的前提下，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和相互依赖的过程。即便是在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美国广泛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肆意将金融危机的损害转嫁到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的情况下，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原因主要有：首先，国际货币体系的变更都是以国际关系格局的变更为前提的。目前，“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虽然已经形成，但是短期内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美国通过其强势的进入霸权实现了对那些向美国输入商品和服务的国家的绑架；其次，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最终市场提供者。近年来东亚各经济出口产品中美国所占的比重总体上虽有下降趋势，但美国依旧是该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因此，东亚地区在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再次，美元依然是强势货币。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即使是在人们一直讨论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情况下，每当全球性或局域性危机爆发时，不论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地点，美元依旧是各国政府和投资者资产保值和规避风险的最终选择，这里就有对选择美元的无奈，也有对未来美元依旧坚挺的预期。欧元诞生后，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强势美元的性子更加凸显。从2008年8月初到2009年5月初，美元指数上升接近15%。而且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暴跌，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但国际资本向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入并没有停止。2008年，投资于非美国政府债券的其他债券的规模出现很大下降，但投资美国政府债券的规模却达到约5080.65亿美元，远超过2007年2303.30 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美国资本账户仍然出现5465.90 亿美元的顺差。因此，现阶段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最重要的背景就是“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
（二）需改变现有的合作路径设计思路
一直以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设计的思路主要针对如何解决和防范东亚经济体资金短缺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既已取得的成果，原因在于两个危机的作用机制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产生原因不同。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东亚个经济体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以及金融体制建设的滞后和金融监管力度的不足。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过度的依赖出口拉动，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当出口竞争力下降时，为避免本币贬值，普遍采取提高利率的做法，引发了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从而催生泡沫经济，当泡沫爆炸时，外资大量流出时，本国外汇储备不足以维持本国汇率时，本币大幅度贬值，金融危机产生。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新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有关的制度创新未能赶上金融衍生品创新的步伐，忽视了对创新使用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以获取暴利的金融部门的监管，金融监管系统漏洞难以及时发现，影子银行过度膨胀，当资产价格下降时金融体系就变得十分脆弱。其次，影响造成的结果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是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支付能力；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的是东亚各经济体资产价值的严重缩水。再次，应对之策不同。针对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其应对之策主要是如何解决东亚各经济体流动性不足和支付困难的问题，清迈协议（CMI）以及之后的清迈扩大协议（CMIM）可以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此次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主要是各国、各地区应加强其金融体系的监督和管理，注重金融监管制度建设的及时与完备，这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既已取得成果所无法解决的。当然，全球层面的相互合作是度过此次危机的必然选择。最后，危机发生时外部环境不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 美国经济正处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 这也是东亚各经济体走出1997年金融危机的重要的外在条件。而此次金融危机是由美国引发的，欧美经济都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这对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各经济体走出金融危机是十分不利的。 所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方向应是危机的防范与经济的共同发展。
（三）合理、准确地设定合作目标
迄今为止，对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毫无争议，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就已达成广泛的共识——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直接的应对经济危机，更应该是谋求东亚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与持续、稳定发展。鉴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历史文化、要素禀赋、经济结构的差异，各经济体对于危机的应对之策是不同的。所以，这种以直接应对金融危机为目标的合作机制不仅不会促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推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阻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危机是非常态的，经济的发展、综合实力的增加才符合各经济体发展的要求。因此，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最高目标应该是东亚各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共同繁荣与稳定发展”。
于此同时，本文认为那些把“脱美元化”作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路径设计时的一个重要目标的做法也是不合理的。如上所述，“美元体制”在现阶段是不可能消除的。历史上所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是一种霸权更替的结果。目前，东亚各经济体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上都还不具备直接变革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因此，若将“去美元化”或者说变革“美元体制”作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会严重阻碍东亚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因此，“美元体制”的持续性仍将是现阶段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大背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不应该是变革“美元体系”，而应该是在“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下努力避免和消除美元体制对东亚地区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谋求东亚地区的持续、稳定发展。
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设计
东亚各经济体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短期内该地区不可能具备“最优货币理论”的前提条件，即共同的文化传统与政治意愿和相似的经济发展结构与发展水平。所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体系的建立必须是一个分步骤、分阶段、多层面进行的过程。
第一阶段，建立、健全危机防范体系。
继续扩大和强化“清迈多边扩大协议（CMIM）”取得的成果，建立制度化的金融机构即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主要负责设定共同基金执行标准、提供和管理区域性的紧急救助资金、评估和监督执行效果，各国的出资份额与该国在组织内表决权和可以申请的经济救助资金之间挂钩；建立一套早期预警指标，以便于及时发现和协调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整体对危机的防范能力。同时，为实现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繁荣，可以依照财富基金的模式建立一个主要投资区域内金融资产的多国合作投资基金。此外，组建2个独立于东亚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评级的非政府机构评级机构，这样既增加评级结果的准确性又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第二阶，组建东亚次区域地区的汇率联动机制。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结构相似性相近的次区域构建一个共同货币篮子。在已经开启东盟自由贸易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中国，构建分别盯住各自共同货币篮子的制度，实现次区域内的汇率联动，限定东亚各经济体币值对中心汇率波幅以防范价格不稳定带来的投机行为。次区域货币篮子的构建以“亚洲货币单位（ACU）”作为主要参考目标。这既可以增强整体区域对外汇率政策的协调性，又可以避免价格环境不稳定造成的区域内各经济体间非良性竞争。
第三阶段，建立东亚地区的共同货币篮子制度，组建东亚中央银行。
首先，在次区域范围内，实现货币的一体化，即用比较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替代共同货币篮子制度。接下来，建立各次区域固定汇率与ACU的关系，形成东亚地区统一的货币联动机制。最后，随着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东亚汇率联动机制的稳定运行，依据最优货币理论（OCA），就可以建立统一的东亚中央银行，实现单一货币——亚元的构想。
这将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按照“充分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分阶段多层面地进行，其最终结果还有赖于东亚各经济体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王敏.最优货币区理论视角下构建东亚货币区的可行性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10）.
[2]郭媚.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实践与展望[J].财政金融，2011（15）.
[3]李晓.“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J].学术月刊， 2010（06）.
一、背景：
1、97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使东亚各国清醒的认识到，为抵御金融风险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共同合作防范金融风险；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最终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给东亚各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非常明显，在东亚各国货币遭遇冲击，出现短期国际性支付危机的时候，本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但实际上，imf对危机国提出了一系列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苛刻要求，客观上增加了谈判难度，延误了解救时机，最终加剧了危机。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难以应付危机的“传染效应”，又无法求助于外部力量，各国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对抗国际游资短期性冲击，最终导致各国经济遭遇衰退。
2、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集团化成为一股潮流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美元区的建立和欧元区的成功经验使人们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充满了信心；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2002年3月1日欧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美元化等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货币联盟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是成功的，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3、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投机资本规模巨大，东亚国家认识到仅凭一国的力量都不可能单独对抗巨大的游资冲击；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发生，使东亚各国认识到面对巨大的国际投机资本，如果不加强合作、共同抵御危机，势必难以防范和化解危机，进而影响到本国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二、基础：
（一）理论基础
货币金融合作是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从蒙代尔（1961）提出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开始，oca理论由最初的单一分析方法到加入oca成本、收益综合分析，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oca一般均衡模型与oca指数的建立，以及关于oca内生性和政治因素的分析等，逐步将各种复杂的标准系统化，并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较完备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基础
1、东亚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成员国之间宏观经济依赖性加强，客观上需要实现区域内汇率稳定，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开展货币合作。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在80年代后半期显著上升，而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开展货币合作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就会交易成本的降低而越大，所以各国普遍也有深化货币合作的愿望。
2、东亚各成员国拥有丰富的外汇储备，区域内部直接投资的趋势不断提高，资本流动方面显示了比较高的合作性。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合作无疑有利于防范金融危机或进行时候救援。
3、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区域内各国加强汇率机制的协调，开展货币合作有助于防范货币冲击，缓解金融危机。东亚各国在危机中的惨痛教训使其认识到仅凭本国的力量无法对抗巨大的国际游资冲击，更无法有效的遏制危机扩散，合作成为各方的共识。
4、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证明货币金融合作是可行且有效的，东亚地区关于加强货币合作的呼声受欧元成功启动的影响再度高涨，为货币合作提供了舆论准备。目前，东亚各国在开展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工作：1999年11月，东盟10+3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2000年5月东盟10+3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使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从构想变成为现实。2000年8月东盟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2000年11月互换协议扩展到所有东盟成员，总额达到10亿美元，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a）与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bsa)。2005年5月27日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在汉城签署了新的掉期协议，韩国央行与中国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协议扩大换汇数额分别达40亿美元和30亿美元，该协议成为“清迈协议”的延续。清迈构想的实现及其拓展显示了东亚各国开展货币金融合作的信心，为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基础
1、随着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经历改革，东亚各国政府、商界、学术界对于货币金融合作的热情高涨，这无疑为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准备。
2、日本长期以来实行依附美国的政策，但为实现其在亚洲地区的支配地位，迫于东亚其他国家的压力，也需要联合区域内其他国家对抗来自区域外的竞争压力；另外，日本长期以来受经济衰退困扰，为重振国内经济，日本也积极开展对内金融改革和对外金融合作，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作为东亚经济龙头的日本积极开展货币金融合作既有力的推进了合作进程，又给区内各国做出了示范效应。
三、障碍
1、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面临的内、外部冲击作用的方向、影响因素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性为实现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增大了难度，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风俗有较大差别，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由此导致各国在政策协调、产业整合等方面出现了较多冲突。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成员中，既有经济发达的日本，又有经济落后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经济政策缺乏有效协调，各国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合作的难度。
2、东亚地区尚不存在一个具有足够辐射能力的“轴心国”，缺乏能为整个地区决定货币政策并协调区内各国政策的领导国家。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作为亚洲经济实力最雄厚国家的日本，不断提高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中的地位，日元也实现了国际化。但是除政治因素影响外，日本仍面临国内市场狭小、经济疲软、国内金融市场限制过多、日元国际化的程度过低等诸多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困难，所以并不具备担当货币合作“轴心国”的能力。中国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在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地位日益增强，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范围的使用。但是，中国由于国内金融领域问题重重，金融改革尚未全面推广，其经济实力和对东亚国家的影响力还远达不到担当“轴心国”的要求。
3、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而且各国在区域合作中仍固守所谓的“亚洲传统”，缺乏政治上的合作与相互信任，各成员国主权意识妨碍政策协调。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存在机缘，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又有较大差异和分歧，政治上相互视为对手，缺乏信任；另外开展货币合作就意味着各成员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经济政策自自主权，而现阶段东亚各国很明显不会放弃独立制定本国经济金融政策的权利，这必然会妨碍合作中的政策协调。目前，东亚地区也没有类似欧盟货币委员会那样的超越主权国家权利的机构，以及对违反合作协议的成员国进行强制惩罚的机制，这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难度。
4、东亚各国除中国和日本外，产品大多集中在电子电器、石油、纺织品等少数品种，而且区域内多数国家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结构的相似性导致其在国际市场存在激烈的竞争，从而影响区域合作。相对于欧盟和北美两大自由贸易区，东亚各国经济结构雷同程度太高，竞争的激烈导致贸易争端时常发生。
5、东亚各国与美国在经济、政治领域存在着很强的联系，各成员在贸易结算、进出口等多方面都依赖于美国，美国为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必要时可能干预东亚货币合作。美国是东亚各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东亚各国同美国的贸易比重占绝对优势，国际进出口贸易大多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区内成员的外汇储备美元资产由占绝对比例，这些都增强了美国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影响力。为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可能会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实施干预。如1997年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mf)”就是因遭美国政府反对而搁浅。如何正确处理美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政策建议
1、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首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其地位类似于欧洲货币联盟中的德国。货币合作成员国中可能有些会因为政府信誉不佳导致经济政策存在“公信度”问题，这是就需要区域内某一核心国家（该国拥有一个极具纪律性和“公信度”的中央银行）为其它与其组成货币联盟的国家提供“信用”担保。在东亚地区，如前所述，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担当此责任的能力，所以东亚合作的成功首先需要区域内的经济大国增强自身实力，加强国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实现并深化本币国家化，完善金融监控措施，加强经济金融立法，提高本国经济政策“公信度”，形成合作的领导核心。
2、东亚各经济体之间应加强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强化政府之间的信任和支持，扩大金融立法、监管方面的合作。tetsuji（2002）指出“共同监测和政策协调是区域金融合作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东亚地区在1997年11月建立“马尼拉框架”集团；1998年10月确立东盟监督进程，其后扩展为东盟10+3监督进程；2000年4月adb与asean共同成立“私人资本流动监控”工作组；2001年5月檀香山东盟10+3财长会议提出建立东盟10+3早期预警系统。以上这些活动都是各国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的表现。但是，由于政策协调由于需要各国部分让渡政策自主权，因此难度较大。东亚各国应明确合作意向，强化政府间的信任和支持，扩大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真正为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3、建立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建立区域融资便利机制。东亚各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外汇储备，若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就可以很好的抵御外部金融冲击；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单靠一国自身的力量无法抵御大规模的资金流入、流出冲击，更难以限制危机的扩散，所以为避免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事件再次发生，建立区域性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机制，建立区域融资便利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建立东亚各国多边货币互换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充当区域性最后贷款人，管理危机救援行动的机构，协调各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监督和约束各国经济动向，可以提高危机防范和化解的效率，推进东亚区域内的政策协调。
4、积极协调东亚各国汇率政策，改革目前的汇率制度安排，建立区域货币体系。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东亚各国普遍采取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为东亚各经济体与美国经济周期的不同步等其他原因而暴露出明显的错弱型，这又加剧了东亚各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保持汇率稳定对于东亚各国未来的发展而言，尤为重要。为实现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东亚各经济体首先应在现有汇率住下加强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积极尝试可行的汇率制度安排。在条件成熟之后，考虑采用单一货币，成立统一的货币监管机构，在东亚区域内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
5、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衡量，东亚地区在很多方面仍达不到oca标准要求，在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金融一体化程度、通货膨胀相似性、政策一体化程度等各个方面需要进行全面的完善，东亚各经济体应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部分让渡国内经济金融政策自主权，切实开展合作。
展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景，虽然目前开展的合作的领域较窄，合作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仍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但由于合作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东亚各国在合作领域又存在共识，如果东亚各国能相互信任，以长远目光积极开展深层次合作，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仍有巨大的空间和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1、李晓、丁一兵：《论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世界经济》，2002年第11期
2、王雪磊：《论东亚汇率制度协调》，《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12期
3、戴金平、万志宏：《apec的货币金融合作：经济基础与构想》，《世界经济》，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