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4 15:26:04
关键词：水文水资源 技术 应用
中图分类号：TV2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1（c）-0105-02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焦点话题，如何科学利用资源实现加速发展是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水文水资源对于经济进步和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价值和支撑作用。水文水资源技术是新时期控制理论、生态科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的综合统一体，对于保障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科学利用水文水资源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在生态恢复、水系治理、环境保护、抗旱排涝、水资源管理等重要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确保社会发展速度的重要支撑。
1 我国水文水资源领域技术存在的问题分析
1.1 水文水资源监测与预测技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近年来，部分地区洪涝与干旱灾害的发生频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与水文水资源监测与预测技术的落后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技术利用率不高，无法与国内经济及社会发展相适应，为此，相关单位还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水文水资源领域的各项灾害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
1.2 节约用水技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当前，国内水文水资源利用管理体系尚未健全，很难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水资源的节约利用。加上，我国水质污染治理技术的不完备以及水资源相关理论知识的薄弱性，需要相关单位加强对节约用水技术的研究和创新。
1.3 针对新型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相关技术还存在一定缺陷
就目前而言，我国很多地区对于城市生活污水、雨水以及河水的开发利用还不充分，这对于水文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为此，相关单位应采取合理措施，加强对废水的开发与利用，有效提升对水文水资源的利用率。
2 水文水资源I域技术应用与推广
2.1 水文信息监测传输技术
为达到抗旱、防洪和减灾的目的，需要进一步加强水文水资源实时监测、预警等相关技术及设备的推广和应用。水文水资源信息监测传输技术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和对大范围土壤墒情等的分析工作，并通过卫星遥感信息技术、在线自动监测技术以及污水水质分析技术等实现对水文水资源的高效监测、数据分析以及远程传输。
2.2 现代水文预测预报技术
为有效提升水文水资源预测预报的精准度，还需要相对延长水文预测预报的预见期，从而为防洪、抗旱以及减灾工作提供优质服务，这也是当前水文预测预报技术主要的工作内容。所以，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相关单位应结合气象及水文预报等技术，对现代水文预测预报技术予以深入分析和研究，并在水文预报中应用大量的气象数值预报产品，有效提升我国预测预报水环境的变化以及防洪、抗旱水平。
五家子站始建于1957年，站址设在蛟河市天岗镇，是汛期辅助站，报汛项目有降雨、水位、流量，观测项目还有水温、泥沙、冰情、水质等。该站预报根据站有天岗和五家子本站，中小河流自动测报系统建设完成后新增加自动测报雨量站2个（见表1）。
2.3 恶劣条件下的水文测报技术
要想建立与恶劣环境相适应的自动水文测报站，就需要加强该地区水文测报技术的研究和推广。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一直居高不下，因此，相关单位必须加强对复杂自然环境、突发水时间以及重大自然灾害地区相适应的水文监测自动测报装置的应用和推广，从而为相关部分应急预案的制定以及相关调度工作的开展提供优质服务。具体来说，恶劣条件下的水文测报技术主要包含水库库容测量、湖泊容积卫星遥感技术、应急监测技术以及自动测报技术等方面内容。为此，吉林分局制定了相关的自动测报系统运行管理办法。
2.4 合理配置与调度水资源技术
为实现多流域及跨流域水资源的统一调配，必须加强对合理配置及调度水资源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具体来说，合理配置与调度水资源技术的相关内容主要包含对干旱半干旱地下水的优化配置和模拟技术、应急输水技术、保护与修复区域地下水技术及流域工程体系调控技术等内容。
3 水文水资源领域技术今后发展的方向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水文水资源的问题会更加突出，为此，相关单位必须加大对水文水资源相关技术的探索和创新力度。同时，加强对信息化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有效提升水文水资源信息的处理水平和处理效率，并将这些信息应用于水文水资源领域中。
4 结语
总而言之，无论是水利工程的建设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水文水资源技术的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环境资源问题，为此，只有大力推广和应用水文水资源相关技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1] 韩吉h.探讨水文水资源领域技术的推广和应用[J].科技与企业，2013（7）：150.
20世纪80年代，AT＆T公司副总经理ArchineMcgill创新的将美国网球教练TimothyGallway所创造的“教练”同企业管理相结合。一种崭新的管理技术即教练技术诞生了。教练技术作为一种管理理念逐渐响彻西方，随着教练技术在心态、态度、人格、情绪、素质、技能、人际关系、亲子教育等个人成长及家庭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广泛传播，各大高校学校也逐渐认识到了教练技术的重要性，纷纷开启与其相关课程或讲座，部分学校如CapellaUniversity，UniversityofMinnesota，GeorgetownUniversity，OxfordBrookesUniversity等已将其纳入教学课程计划中，并给予这类课程相应的学分。英国剑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BrookesUniversity）则设立了“教练与导师实践硕士学位”。在国内，中山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也在不断开展相关培训、专题演讲，部分学校也开始逐步计划将教练技术作为教学课程纳入计划之中。[1]教练技术引入高校，被高校学者、教授等逐步认可，并不断的将其应用于高校管理、教育、就业以及各个专业之中。教练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就是其中之一。
二、研究现状
教练技术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90年代开始被引入中国，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萌芽期（20世纪90年代—2000年）
20世纪90年代，教练技术被引入中国。教练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主要是依托于企业：一种是在华跨国企业将其在北美或者欧洲的教练技术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推广，一种是外国管理咨询公司及其在华的子公司或者办事处在企业中推广教练技术。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教练技术凭借企业这一平台逐步为广大人士所认可，其中部分人士开始尝试将教练技术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到家庭、个人、高校等领域。2001年，“21世纪企业教练发展论坛”在上海的成功举行，标志着教练技术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发展。
（二）发展期（2001年至今）
随着教练技术理念在中国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教练技术的高效性，中国香港和大陆的一些咨询机构开始引进和提供教练技术课程，并颁发相应的证书。部分高校已开设教练技术相关课程。对于教练技术的研究也在逐步增加。据陈国海在《中国企业教练技术》一书中阐述：“迄今为止（2010年），在教练技术的研究方面，国内翻译出版有二三十多种书籍”，比如：Logan，David＆King，John著，赵宏涛译的《教头革命》；佩里•佐斯，苏珊娜•斯基芬顿著，王莉等译的《人力资源训练工具箱》和《人力资源训练完全指南》；托马斯•G•克兰著，陈霜叶译的《企业教练法》等。国内研究著述的书籍也在不断的出版，比如陈国海的《企业心理教练》和《中国企业教练技术》；李中莹的《重塑心灵：NLP一门使人成功快乐的学问》；徐敬东的《唤醒沉睡的舞者／中国式NLP———灵性成长学》；胡谢骅的《把快乐还给自己Ⅱ：NLP创造开心的秘密》等等。相关论文献研究也在不断的发表出版，以CN－KI检索为依据，自2002年以来，共发表有关教练技术论文文献147篇，其中企业类教练技术论文有83篇，占总数量的56．46％，其内容主要是以介绍和引入国外企业教练技术的实践和研究成果为主，内容涉及教练技术的新技术和新理念、实施教练技术的必要性、如何做好下属的教练、领导的教练职能等。比如：陈国海的“欧美企业引进教练技术的模式”，文章分别介绍了基于性格工具度反馈以及教练技能等三种引进企业教练技术的主要模式，并且运用具体案例对欧美企业引进教练技术的实际操作和成果进行了阐述。刘宗强的“教练技术在新员工沟通能力培训中的应用分析”，文中以教练技术为核心，分析了在新职工沟通能力培训中的应用。范晓禹的“企业教练技术再认识”，文中通过科学再认识企业教练技术，引导中国企业对教练技术的定位从单纯的培训课程转向企业各级管理者必备的管理技能，使教练技术本土企业化，有效将人力资源转化为生产力。高校类教练技术论文有28篇，占总数量的19．05％，其主要内容涉及高校管理、教学、人才培训、素质教育、就业、学科应用等方面。例如：何华宇的“企业教练技术应用于学校管理的思考”，文章在对企业教练技术介绍的基础上，讨论在学校管理中应用教练技术的渊源，进而说明在学校管理中实施教练技术的步骤和途径，最后指出了运用教练技术应注意的问题。李慧的“教练技术在大学生职业指导中的应用”，文章主要内容介绍了T－GROAS职业指导模型，教练技术的应用的五个阶段（营造良好关系，使彼此信任；明晰自身需求，厘清职业目标；正视现实问题，明晰可能影响；发散思维空间，创新可行路径；制定行动计划，实现理想愿景）进行研究。丁雯的“论教练技术在高校实践指导教师培训中的应用”（2012年），文中论述了企业教练的理念和方法对高校实践指导教师培训的影响；从目标制定与达成技术“心理教练技术”能力测评工具”激励方法手段等方面，阐述了教练型高校实践指导教师培训内容。刘素婷的“教练技术在大学生潜能开发中的应用”（2013年），文中在分析教练技术的内涵、角色定位、核心原理、步骤与技巧的基础上，探索教练技术在大学生潜能开发中的应用，提出大学生潜能开发的具体策略，旨在通过支持大学的心态改变，促进大学生实现从平凡到优秀、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类教练技术有6篇，分别是王富强，贾铭的“教练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启示”（2013年），文中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启示，
1．遵循NLP前提假设，教师应以学生为本。教师进行一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个前提就是“学生是没有问题的”，教师应该作为协助者，帮助学生自己成长。相信学生自身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他可以做得更好；
2．教师以成果为导向的理念来进行教学和教育；
3．教师应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把自己作为学生的引导者、陪伴者和支持者。[9]王富强，贾铭的“教练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2013年），文章主要阐述了教练技术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刘向辉的“教练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以课堂教学为例”（2014年），主要概述了教练技术的概念、起源以及教练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必要性和应用性；王富强，李玉祯的“教练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应用”（2014年），主要内容是教练式沟通、逻辑层次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案例相结合的应用实践研究。王富强，申秀秀的“教练技术指导下教师如何实现教学主体性———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例”（2014年），主要内容是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下，教师在教练技术的指导下，通过问话式教学提高课堂掌控力，运用教练技术的逻辑层次理论解决教学困惑，运用三脑理论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从而更好的把握教学活动，实现教学主体性。[12]王富强，李玉祯的“教练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应用”（2014年），文章主要内容是在教练技术的指导下学生通过思维方式、学习心态等方面的改变，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从而实现自身的主体地位。迄今为止，大量教练技术相关书籍以及文献的研究出版，表示着教练技术在中国正以良好的趋势发展着。
三、文献研究特点
源于上世纪80年美国的教练技术，现如今已成为欧美企业家提高生产力的有效管理技术，其研究成果也颇丰，然而教练技术在中国还仅仅处于初步阶段。由上图表可总结得到，当前教练技术在中国的研究特点：
（一）教练技术在中国研究的领域特点
教练技术的研究重点虽然仍然在于教练技术与管理的研究，但是研究领域在不断的向外、向深处扩展。由图1数据可以看到，在CNKI中有关教练技术的论文总数为147，而其中有关管理方面的教练技术则占到了总数量的56．42％。也可以看到，整体上企业类相关论文一直高于其它类领域论文数量，教练技术的研究重点仍然集中于企业类的相关研究。从2002至2008年，教练技术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企业类和其它，高校类论文为零，但是自2009年开始，高校类的教练技术相关论文开始发表，占到了总数量的19．05％，并且整体呈上升趋势，教练技术的研究领域在不断的扩大。2013年，思政类教练技术相关研究也开始在不断的深入，论文数量占到高校总量的17．65％，而且研究还在继续发展。
（二）教练技术在中国研究的内容特点
目前，我国对于教练技术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应用性研究、理论研究和价值研究，理念研究相对较少。在具体的查阅论文之后发现，对于教练技术的研究方向一般是集中在教练技术的概念研究；教练技术的技能研究；教练技术与其他辅助技术的比较研究（教练与传统培训；教练与心理咨询和治疗；教练与指导辅导）；教练技术的起源发展研究；教练技术的应用性研究等方面。目前，国内对于教练技术的理念研究相对较少。
（三）教练技术在中国研究的数量特点
教练技术相关文献总量不多，但整体呈上升趋势。从上述曲线图表“总量”线可以看到，自2002年教练技术相关论文研究以来，每年都有相关研究文献的发表，至今为止已发表有147篇论文文献，年平均量为约为12篇，虽然总数看起来不多，但是发展势头良好，而且总体上论文总量也是在不断的上升的。从此也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教练技术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对教练技术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发展。
四、发展趋势
关键词：技术创新，分数阶Logistic方程，平衡点，稳定性
1.引言
所谓创新技术扩散，是指一项创新技术随时间通过某种渠道被社会系统成员所接受的过程(Rogers1983，p•5)。技术扩散过程由创新、传播渠道、时间、社会系统四个关键元素组成。从信息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通过传播渠道，技术创新信息可以在一个社会系统内传播或传向另一个社会系统。信息传播渠道有两大类即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种传播渠道在技术创新采用过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包括了无语言的观察，它对技术创新扩散的范围和速度有重要影响。
技术创新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发展而来的。技术创新扩散过程(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ffusion Process)，是指创新从扩散源向潜在采用者 (技术吸纳体)扩散的过程，它包含两个重要方面，即技术创新与扩散，就是指技术在最初商业化之后的继续推广利用，即技术在其潜在采用者之间的传播推广，它包括更多的需求者采用它，并在扩散过程中还要不断再创新使其进一步完善。任何一项技术，只有在充分的扩散中才能发挥它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系统的角度考虑，技术扩散的过程其实就是各技术系统在特定的环境里，通过技术系统网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因而技术的扩散要受到环境的影响。目前国际上对技术扩散的模式研究主要可归纳为四种基本理论：一是“信息说”：即技术扩散是信息的传播和学习过程；二是“选择说”：即从潜在使用者在对不同技术的价格和相应的预期利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研究技术扩散；三是“积累说”即技术扩散是一种渐聚活动的结果；四是“需求 (N)—资源(R)关系说”：该理论认为，NR不相适应是产生技术扩散的原因，扩散就是技术供需双方的NR协调过程。上述理论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论述了技术扩散的基本原理。根据需求(N)—资源(R)关系理论，技术创新扩散能够进行，是因为存在着技术差距，供方(技术创新源)和受方(潜在使用者)的需求—资源关系相耦合，提供了扩散的外部条件，而一个技术使用方依据创新技术的生命周期制定不同的扩散战略，是为了谋取最大的商业利润，这是创新技术得以扩散的内部动力。因此，只要存在技术梯度和动力机制，以及适当的外部扩散条件，技术创新扩散就可能发生。同时扩散速度与普及率受供给方与需求方的瓶颈约束(生产能力、资源能力、技术能力)的限制。由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创新技术的扩散是多层次、全方位进行的，一项技术创新可以在国家、部门、地区、行业、企业等不同层次间进行。毕业论文，平衡点。同自然界中生物种群的进化过程相类似，创新技术的扩散同样经历一个产生、发展和稳定共生的演化过程，因此本文在充分考虑创新技术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借用生物学动态系统(逻辑斯蒂，Logistic)模型来描述技术创新的动态扩散过程，将创新技术的扩散模式划分成网络式扩散与辐射式扩散两种模式，再根据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对模型进行经济分析，以寻求技术与环境之间的最佳协调状态，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完善与扩散普及。本文的技术创新的微分扩散模型能有效地揭示出技术的优胜劣汰及更新换代的动态进化过程。
2.问题导入
本文考虑如下分数阶Logistic方程的稳定性
（1）
（2）
其中，表示Captuo分数阶导数。当时，方程（1），（2）源于文献[1]，它描述的是互补型技术创新扩散模型。这里表示在一定区域内处于相同经济层次或拥有相近技术水平的两种创新技术，分别表示技术在不考虑环境作用时的增长率，分别表示的市场最大承载力，分别表示技术的相互影响系数（或称扩散强度），式（1），（2）中前面的正号表示两种技术是互补的。文[1]讨论了时，方程（1），（2）的平衡点的稳定性。事实上，分数阶微积分能更真实的描述实际情况，分数阶微分方程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熟知的如分数阶Lottka-Volterra方程，分数阶Chuas,Chen, Lorzen系统等[2,3,4,5]。
本文讨论当时方程组（1），（2）平衡点的稳定性，我们利用文献[3]得到了更简洁的结果。本文中函数的阶导数定义为：
3.平衡点和渐近稳定性
方程组（1），（2）平衡点（或稳态解）定义为如下方程组的解：
（3）
（4）
容易求出其平衡点有。平衡点是渐近稳定的，当且仅当Jacobian矩阵在平衡点附近的所有特征值满足[3]
（5）
下面采用线性化方法[3]讨论四个平衡点的渐近稳定性。
（1）对平衡点，这时，其特征值为：
于是对任意，平衡点不可能稳定。
（2）对平衡点，这时，其特征值为：
显然，由(5)知，对任意，平衡点是不可能稳定的。
（3）对平衡点，这时，其特征值为：
显然，由(5)知，对任意，平衡点是不可能稳定的。
（4）对平衡点，这时经过计算
其特征值为：
，
显然，对且，由(5)知，对任意，平衡点是渐近稳定的。
4.结论
上述结果表明，对互补型技术创新传播模型，由于它表示技术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且扩散过程相互促进，平衡点，或都不可能稳定，即不可能出现那种技术最终完全占领市场，稳定状态只有平衡点，即双方一直共同拥有市场，又会分别开拓其他新市场。特别的，如果，即双方的影响力相同，则双方最终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取决于各自的技术市场容量。对该问题研究有利于避免技术创新由于过度竞争而形成技术资源浪费，促进创新技术的生存和发展，合理配置技术资源。
此外，技术创新的扩散程度与环境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同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共存的技术，当处于竞争状态时，双方相互抵制，此时谁的竞争力强，谁就会最终赢得市场，实现技术市场的优胜劣汰；当处于互补状态时，双方相互促进，两种技术取长补短、共同完善。无论双方是处于竞争还是互补状态，在一定的条件约束下，双方将共同瓜分市场，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若技术之间相互促进，则双方可以长期共存，而且各自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会远高于它们互相阻碍的情形。为了避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所带来的创新技术资源的浪费，双方应和平共处，并以最大限度和最优的资源配置去开拓新的技术市场，并对创新技术不断进行完善。毕业论文，平衡点。毕业论文，平衡点。另外，如果“新”技术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能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旧”技术完全淘汰出局，而扩散到整个市场。毕业论文，平衡点。毕业论文，平衡点。技术创新的互补微分扩散模型能有效地揭示出技术传播的进化过程。毕业论文，平衡点。本文的内容可推广到其它生产技术存在的情况，为技术创新的传播方式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聂荣，潘德惠等.技术创新的反应扩散模型研究.运筹与管理，2005，95-100.
[2]E.Ahmed,A.M.A.El-Sayed,H.A.A.El-Saka.OnsomeRouth-HurwitzconditionsforfractionalorderdifferentialequationsandapplicationsinLorzen,Rossler,ChuaandChensystems.PhysicsLettersA,358(2006)1-4.
[3]E.Ahmed,A.M.A.El-Sayed,H.A.A.El-Saka.Equilibriumpoints,stabilityandnumericalsolutionsoffractional-orderpredator-preyandrabies,J.ofMath.Analy.Appl.,325(2007)54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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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Podlubny.FractionalDifferentialEquations.AcademicPress,NewYork,1999.
【摘 要 题】理论纵横
【关 键 词】理论图书馆……
1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与历史任务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应当是系统总结19～20世纪世界图书馆学的理论成果，在准确把握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历史基础的同时，确定新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建设——理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而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设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理论图书馆学的基本任务一般可归纳为3个组成部分：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通过建立起上述两个系统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构筑图书馆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1.1 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
（1）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应具有如下理论功能：
①准确把握并系统阐述图书馆的哲学本质
对图书馆的名称与概念的准确把握是对其哲学本质理论把握的前提。关于图书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称谓，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关于图书馆的概念，各国也往往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认识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这些具有不同民族和历史文化特征的社会称谓和定义不仅直接反映了图书馆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而且对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中图书馆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就图书馆的社会称谓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院”、“馆”、“楼”、“阁”等一系列名目繁多、各具细微语义差别的社会称谓[1]。就图书馆的概念而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大体而言，世界各国对图书馆概念的定义基本上有3种不同的角度。其一是从图书馆的内容角度加以定义，指“为阅读、研究和参考而收集的一批书”；其二是从图书馆作为一种具有藏书和阅读功能的建筑和场所的角度加以定义；其三是从图书馆作为一个具有文献收藏和利用功能的社会机构的角度加以定义[2～7]。然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伴随社会的进步、图书馆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化，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将关于图书馆概念的最终认识统一在分别从上述三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的统一之上。
根据以上对图书馆概念的认识，图书馆的哲学本质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记录、承载于一定物质载体和社会载体并传输于相应传通媒介的人类知识的集合。即图书馆的本质是其知识本质、技术本质与社会本质三者的统一。这三合一的统一体由作为精神层的知识本质、物质层的技术本质和社会层的社会本质三个层次结构而成。就是说，图书馆作为人类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其精神内容，而且有其物质存在手段和物质存在形式，同时还有其社会存在手段和社会存在形式。即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在精神、物质、社会这三者关系中，图书馆精神层面的知识本质是图书馆本质即其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基础与核心要素，即图书馆本质的核心层；图书馆物质层面的技术本质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赖以物质性存在的技术手段，是人类知识的物质外壳，是人类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中间层；而图书馆社会层面的社会本质则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与技术本质的统一体赖以社会性存在的社会手段，是以信息技术为表现手段的人类知识的社会外壳，是人类精神、信息技术与具有相应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的现实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外层。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整体。吴慰慈教授所提出的图书馆中介性的本质，其深层意义即应是以这一由精神、物质和社会这三层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性综合性很强的哲学本质为基础的[8]。图书馆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其中介性这一本质特性，以信息和知识为内容，以信息技术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手段，在人类历史上有效发挥着精神媒介、物质媒介和社会媒介的传通作用。
②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是：与具有一定历史文明特征的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相联系的人类知识的集合。这一知识集合是表现为人类知识的历史文明形态。
③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技术本质。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是：关于人类知识、信息的记录、存储、传输技术的社会应用形式即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形态。
④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社会本质。图书馆的社会本质是：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
⑤阐释构筑在上述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基础之上的社会属性（基本属性和一般属性）的社会功能。
⑥阐释图书馆社会功能的社会实践形态——社会职能。
⑦阐释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
⑧揭示通过上述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所反映出来的由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内在的社会生存依据、社会发展基础和社会发展动力所构成的关于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
⑨揭示图书馆在与其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时代背景这些外在因素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这些外部联系所构成的图书馆的社会运动规律。
⑩揭示通过上述内在规律与其社会规律的互动与融合所形成的关于图书馆本质与其事业发展的总规律[9～10]。
（2）在阐述图书馆事业发展总规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阐述其社会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其理论关键是在准确把握图书馆本质的基础上，把握以下图书馆与相关社会要素的互动原理。
①图书馆与其知识本质的现实基础——人类知识的互动。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是图书馆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对象，是图书馆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依据，其发展和发达程度是人类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所达到的历史水平的历史标志。人类知识发展的直接结果对图书馆而言就是其本质和内涵的深化。而图书馆本质和内涵的深化反过来又为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构成了具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意义的重要一环。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资源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作为人类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系统的社会标志的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构成了人类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图书馆与人类知识以及人类文明三者内在的统一与一致以及这种统一与一致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准确把握21世纪图书馆本质与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依据。
②图书馆与其技术本质的现实基础——信息技术的互动。
图书馆是信息技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所揭示的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因此，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具有天然的和本质的内在联系。正因其如此，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信息技术的每一次变革与飞跃，无不引发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剧变与进步。而图书馆作为信息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主要的社会应用领域，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促进信息技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当然，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同时交织着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发展的互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互动与同步发展的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所引发的历史效应决非图书馆的消亡，而恰恰相反，是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迅速发展与历史深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正在给传统图书馆带来根本性冲击的今天，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意义重大。
③图书馆与其社会本质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和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在与其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与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对人类知识资源进行整序、存储、传通和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所形成的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构成了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沿革。
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反映在社会表象上，相应表现为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三种性质不同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特质形态的结合与统一构成了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即图书馆的社会形态是其具有一定历史时代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现实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统一。
在人类文化史上，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各国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往往呈现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形态。
以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形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类客观知识得以空前活跃与便捷的方式生存与交流的虚拟空间。这一虚拟的知识空间，启动了人类客观知识虚拟化的历史进程，结束了人类客观知识只能固化在物质实体之上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知识形态——由单一的物质实体形态转变为实体形态与虚拟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消长的互动形态。图书馆信息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的质变，必然引发其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发达国家所十分重视并竞相实施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已经启动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21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其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趋向不仅仅是理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图书馆界所十分关心和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构成了图书馆与其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的互动原理。对这一原理的准确把握，是把握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前提。与人类文明相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与历史进步的方向相一致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规律。
1.2 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
以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为基础构建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应考虑以下研究内容：
（1）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
通过对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结合对图书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把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与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建立起内在联系，构筑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基础。
（2）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基于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必须把其研究工作深入到关于图书馆的本质——人类知识的研究。这样就必须把哲学及其分支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作为其核心层次——哲学层次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对知识的研究，不仅关注人类个体认识和个体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的个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同时更十分关注作为社会群体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这样，社会学与其分支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学、社会认识论必然是其第二个层次即与其核心层次相对应的社会知识层次的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的信息技术本质，图书馆学必然十分关注信息技术与社会特别是与图书馆之间互动关系与相互影响。这样，科学学、信息科学便构成了当代图书馆学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与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一社会本质，传播学和与之相关的知识交流学、文献交流学、情报学、档案学、知识社会学等，以及文化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分别从社会知识信息交流、社会经济、社会管理乃至社会文化诸方面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社会与文化理论层次的科学基础。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信息知识资源是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在这一形势下，越是高层次的社会竞争，越体现为对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组织管理与开发利用的科学水平上的竞争。因此，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管理的核心领域。与此同时，以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信息管理科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社会管理学学科群的核心研究领域。从研究对象角度加以分析，21世纪的图书馆学显然是信息管理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11～13]。基于整体大学科群与小学科群乃至具体分支学科的关系，社会管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层次和理论层次构成了21世纪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学与众多学科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图书馆学在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图书馆学应在与上述各相关学科的交流与互动中，一方面及时吸收这些学科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理论营养，一方面用自己的学术思想促进这些学科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当代科学的整体发展。就是说，21世纪的理论图书馆学应该发展成为上述众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成果，形成21世纪综合性最强，最能代表本世纪科学整体发展趋势的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
（3）21世纪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
1人文与技术
1．1人文概念及其内涵所谓人文，即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按照普遍的观点，即指“把人作为一切事物即世界的标准的理论;其根本观念是从人类自身角度来思考以人为中心的各种社会关系。其实质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精神的价值。”图书馆作为人类社会知识宝库，其人文精神是指在图书馆工作实践的过程中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以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体现人文关怀，作为图书馆活动的宗旨。图书馆学是研究人的学科，具有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自图书馆诞生之日起，图书馆事业就与人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它始终关注的焦点是人类文化的保存、传播和延续，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约翰逊认为:“在书籍和图书馆的历史中，人的因素始终是最重要的。”施蒂格强调:“人文价值观念是图书馆职业的核心。”谢拉提醒人们:图书馆事业“主要还是一个人文主义事业，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著名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中前四条都直接面对读者，跟人有直接联系。图书馆人文和人文思想是图书馆在社会历史变迁和科学变革中不致消亡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图书馆与其他文化教育和信息交流机构竞争的重要优势。我国《图书馆服务宣言》明确表达了图书馆人文理想和目标〔1〕，指出图书馆是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阅读权利，以读者需求为一切工作出发点的开放知识与信息中心，在服务与管理中体现人文关怀，为全社会普遍提供以人为本的平等服务、人性化与便利化服务，承担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社会功能，和促进全民阅读、缩小社会信息鸿沟的使命。
1．2技术概念及其内涵技术是人类为实现社会需要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手段、方法和技能的总和。法国科学家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给技术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具有目的性、社会性、多元性的特点。在图书馆学界，人文主义论者基本上是把“技术”概念作为实现人文价值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习惯地将技术概念外延缩小到以现代通讯网络和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领域。但就图书馆事业领域而言，技术概念还应包括传统的编目规则、分类著录、排架标架、文献加工等传统的图书馆工作技能。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图书馆技术还应包括图书馆为实现其发展和服务目标而采用的各种办法与规则，如图书馆制度、法律、图书馆行政管理等。技术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图书馆发展早期的手工作业阶段，其专用技术主要是图书的分类、典藏、校雠、目录等方面的技能。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与图书馆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给图书馆事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首先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以MARC应用为标志的图书馆行业信息化程度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果，改变了图书馆工作流程、服务方式、服务规则。其次，技术改变传统信息格式，原有的学科术语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比如图书概念的演化:图书－文献－文献信息－信息资源，以及网络图书、数字出版等，现今已不再新鲜，甚至有人认为数字化技术会改变我们如何书写，如何阅读，如何形成知识。比如，读者概念，传统意义上是指到馆的现实读者，而现代意义上的读者则是指利用图书馆实现信息获取的一切用户，包括虚拟读者。图书馆的概念也超越了物理空间，不仅指实体的客观存在，也指具有一定系统化信息知识的虚拟存在。再比如，各种类型或模式的图书馆联盟存在，以及数字阅读、虚拟参考咨询、知识导航等现代图书馆服务功能的拓展，包括一些专门为弱势群体阅读服务的专有设备和技术的应用，使得图书馆人文关怀、普遍均等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了现实意义。
1．3人文与技术的论争技术与人文之间的矛盾和抵触，由来已久。西方自17世纪以来，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知识，形成两个学派。人文主义往往以理想的方式想象世界应该怎么样，现实世界也的确有太多的缺陷，人文追求给了人类前进的永恒动力;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变革，一度使技术由手段变成了目的，不断迸现的技术亮点，甚至使作为目的的人文相形黯然。在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科研究中，人文体现于价值层面，而技术则是为实现这种价值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它们是属于两个层次的概念。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倡导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人文理念，对技术抱持偏见，造成了图书馆学的分裂。1953年，谢拉指出，图书馆学对图书馆工作的技术方面缺少必要的注意。徐引篪、霍国庆认为，“正是因为图书馆的保守性质，新生的情报学不能见容，最终导致了图书馆学的不稳定与情报学的分离”。而对图书馆学理论而言，经历这场分裂，主流图书馆家终于放弃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价值取向，重新回到了关注图书馆相关技术和应用性研究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检索技术与机器编目技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数字图书馆研发为核心的技术研究主导了图书馆学，数字图书馆或网络资源开发与利用等技术问题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热门课题。我国图书馆界在20世纪90年代对图书馆的这两个问题经过了初期的概念解析和体系化探索后，在二者的关系上渐渐出现了两种相左的观点，特别是在人文和技术孰主孰从的问题上，出现了较大的冲突，冲突的焦点就是人文和技术谁将能主导图书馆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文技术之争升级。它不仅仅改变了图书馆自动化研究等原本属于IT应用的领域，也改变了文献资源建设、文献标引与编目、信息咨询与服务等传统技术研究领域。信息技术的发展甚至影响了理论图书馆学。它严重冲击了理论图书馆学研究，同时也改变了理论图书馆学的价值取向。在图书馆研究主体方面，现代信息技术使传统图书馆学理论面临危机，不仅不能解释客观现实，更难预测图书馆发展的未来，理论失去应有的韧性。〔2〕甚至出现“图书馆消亡”危机论调，图书馆学的科学和人文精神有没落的趋势。
2论争产生的根源就人文与技术之争看，“图书馆危机”并不是空穴来风，引人深思。
2．1不管是图书馆学研究还是图书馆事业实践，都必须关注社会环境的变化。图书馆危机不单是来自图书馆内部，而更多的是来自图书馆所处的外部信息和技术环境的变化，来自人类社会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传递、处理和保存模式的变迁，整个社会信息链的变迁给图书馆带来巨大的挑战。基于传统信息链的图书馆服务无法适应新的信息链机制，从而造成图书馆服务渐渐游离于主流社会信息交流机制，图书馆不再处于社会信息链的中心环节。这是图书馆危机的根本原因。从图书馆发展史看，20世纪中叶发明了叙词表等信息描述组织系统，以及被视作最具革命性的图书馆行业迈向自动化、规范化和全球化的MARC应用〔3〕，到后来以共享书目数据而形成图书馆联盟(这种联盟最成功的例子就是OCLC)，再到“书目控制”理想的实践，图书馆一直处于社会信息链中心环节。但是进入1990年代，信息技术真正成为改变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信息技术改变了信息生产、组织、传递、存贮与利用的原有格局，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与阅读行为，图书馆人试图用书目控制的原理对网络世界的数字资源进行有效地揭示组织和控制，这一理想以OCLC先于Google启动的NetFirst项目的失败而搁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Google为代表的基于网络机器人的自动发现的搜索引擎的成功。这充分说明图书馆界对社会环境变革所带来的影响估计不足，对人在知识信息方面的需要认识不够。
2．2人文与技术的此消彼涨，所暴露的问题便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人文失落”与“技术至上”〔4〕的论调便是佐证，说明图书馆学的发展正经受着社会发展、尤其是信息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史上，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技术范式、人文范式、知识范式、认知范式、信息资源范式和制度范式等〔5〕，存在要素说、矛盾说、系统说，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以及知识资源说，图书馆学的一些基础理论到目前还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学者们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这种局面不利于图书馆学正常发展。其次，图书馆学研究中引入或套用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使图书馆学本应该具有鲜明的图书馆人文特质被边缘化了，造成专业思维、专业方法缺失。〔6〕图书馆学必须打破人文传统与技术传统对峙、相持的局面，寻求在理论研究方面创新性突破。
2．3技术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比重的增加有其合理性。观其本质，技术的存在取决于人们的需要。从满足人的信息需求、促进知识信息交流的角度来看，技术无疑因其目的性、社会性和多元性，它能满足人们信息获取、信息交流的需要，适应了社会变革与信息环境变化的需要。图书馆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在图书馆行业的具体体现，是制约图书馆形态演变的直接原因〔7〕，因此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对技术应用的研究也不断得到重视。可以肯定的是，信息技术是图书馆学发展的新生长点。
3重新审视人文与技术的关系
人文与技术是内在统一的。(1)从概念上看，技术本身存在人文维度〔8〕。(2)图书馆存在的价值在于为社会所提供的信息服务，图书馆人文与技术就是在促进社会知识信息有效交流、实现图书馆服务的同时体现其内在价值的统一。有效和重要的图书馆服务是由用户的需要而不是仅靠技术进步推动的。图书馆不断引入和创新应用技术工具来实现它的工作目标，以此改进服务手段和方式，提高服务效能与效率，提高图书馆服务自身价值，从而实现自身人文价值。因此，当我们把技术应用与图书馆的价值实现紧密结合时，技术本身的力量才充分显示出来。(3)技术与人文之间是一种互相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单从技术本身来看，技术源于人或人类社会的需求，具有鲜明的社会时代背景，其本身就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是工具性的东西，是手段和方法，对图书馆的发展具有强力“引擎”的作用，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人们信息获取、信息交流方面的需求，而且是图书馆服务实现的全过程，它能更大程度地促进社会交流系统高效运转，促进知识信息的有效交流，从而满足人的文化知识需要和社会文化进步。从另外一角度看，技术是科学知识和经验知识的物化，使可供应用的理论和知识变成现实。技术应用与人文相结合，会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技术创新与人文相结合就更显示出技术水平的先进性。(4)人文与技术在帮助人们适应社会变革与信息环境变化方面，实现其自身价值的统一。图书馆学也不是技术科学，图书馆技术的形式、功用、作用方式，无不反映着图书馆所在时空中的社会人文特性，反映着这种技术产生时人们的技术价值观，反映其所在环境的历史特征，技术离不开人文的指引，从人文始，通过技术应用与创新性融合图书馆人文精神，使目的与手段之间互补与整合〔9〕，以满足人们需要，体现图书馆服务的人文价值。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美萌芽，在70年代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传播学派。经过三代学者的努力，它已成为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鼎力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关注媒介技术本身、聚焦于媒介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对技术发展与社会变革关系的反思中，重构理解媒介社会的理论视角。
一、媒介环境学的理论特征
传统的媒介研究包含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大主流，经验学派是对媒介效果的研究，其研究忽略了媒介技术形式变革对社会的影响（沉默的螺旋，枪弹理论等）；批判学派关注大众媒介的内容对社会的影响，其中更多的是媒介的所有权。其源头一部分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是媒介中内容所导致的影响。批判学派不关注传播的效果影响，也忽略了媒介技术形式方面带来的社会影响。
媒介环境学一方面强调媒介和人的关系，媒介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强调媒介、技术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关注媒介的不同形式带来的影响，以新的观念看待媒介技术和社会相互共生关系。
二、媒介环境学视角下的媒介技术历史分期
媒介环境学学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媒介技术的变革是同步发展的，基于这样层面，把人类社会变革按照媒介技术的变革作如下历史分期：
（一）口语传播时代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依靠人体的发声，面部表情，肢体手势动作，简单物品摆放等完成的，传播在近距离实现，信息量少，零散无序。信息传播源是族里长者，是最重要的信息媒介。
（二）文字传播时代
文字的出现使信息传播由听觉符号转变为视觉符号，文字信息量大，精准，易储存，实现异地传播。文字作为媒介的传播，从时间悠久性、即时性和空间的广袤、无界限上实现对信息的传播。
（三） 印刷传播时代
印刷术给人们提供大批量复制信息的途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使信息传播进一步民主化。印刷术给大众传播信息的同时也给大众创造新行业和产业，国家的法律条文通过印刷媒介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
（四）电力传播时代
电报、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媒介技术相继问世。电子媒介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得到巨大改变，因为媒介传播给大众的信息种类繁多，信息量大、质量高。
（五）数字传播时代
新兴起的媒介有电脑、互联网、万维网、手机及不同的社交软件等。信息传播以数字信号形式进行传播，传播速度极快，且及时播报；存储空间大，可云同步，实现全球性传播。数字媒介较电力传播媒介不同的是，使用者可以控制信息流向，实现媒介和使用者的互动传播。
三、媒介环境学视角下的社会变革
“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如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新媒介的内容是旧媒介的延伸 。媒介社会与人类历史发展一样，从口语到文字的传播时代，社会背景不同，技术也不相同，文字出现使信息准确度得到提升，使口语传达过时，文字所表达的内容使言语思维得到再现，发生逆转后出现了印刷技术，印刷技术是被高度抽象化了的言语。而我们今天所处的媒介社会，互联网使人们认知能力得到提升，它使电视功能被弱化，而互联网传达的信息使电视内容得到再现。
媒介对社会的变革产生重要作用。媒介对我们产生影响并不限于内容，媒介技术形式本身一样带来了变革。一切的技术都是媒介，一切的媒介也都是我们自己感官的延伸。媒介与社会关系是非线性的，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是动态的，是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的转化，这个转化并不一定都是前进的，从口语时展到如今的新电子时代，历经了口语（感知的听觉）时代，进入印刷（感知的视觉）时代，逆转回归了电力媒介（听觉和视觉结合）时代。
而媒介环境学的基本洞见：“媒介即讯息”，并非字面的意思，媒介就是讯息，并非侧重内容，在媒介传播过程中，媒介本身的形式比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更为重要。每一个新媒介的内容往往与旧媒介相同，因此，要分辨不同的共同体，理解这些共同体的不同特征，则这些共同体赖以维系的媒介形式本身比他们所交流的具体内容更加重要。
四、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命题
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社会的主导传播媒介发生变化，符号系统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在生理―感知层面，把每种传播媒介当作感知环境，每时每刻都调动着自身感觉器官去感知周围环境。而每个人感知世界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受遗传获取的感觉器官情况，感官赋予每个人不同程度感知世界的能力。
在符号层面上，把每一种媒介看作一种符号环境，由一整套的独特的代码和句法有条不紊的构成符号环境。一方面，我们凭借感官来感知我们周围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又从媒介的符号世界内部去思考、感知物质世界。而语言的内部符号结构和逻辑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参数，在这个参数内我们重新构建周围世界的概念。
总体上看，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思维展开，是以下面的基本理论命题为前提的：
理论命题1：传播媒介不是“搬运工”。不单单只是把数据和信息从原来的地方完整的传输到新的地方，不是无价值标准的渠道。界定信息性质的是媒介的结构。
理论命题2：每种媒介具有不同程度偏向性。其中具体包括有时间偏向、空间偏向、形而上、认识论以及政治和社会偏向等。每种传播媒介均起源于非真空里，都必须以某种物质为载体。
理论命题3：传播技术对心理、感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影响，这些影响中包含正面和负面影响，而这些影响往往与媒介技术本身偏向有关，两者是相依相生的。
其理论命题是一个连续体，其两端是两种不同的解释视角，一端是软技术决定论，在媒介的一系列发展、传播和使用过程中，人是核心，人的主观能动性占据主导地位；相反另一端则归于硬技术决定论，推崇技术至上，技术是引起社会变革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媒介环境学的视角，应该在两端找到平衡，即媒介技术共生论，认为人的能动性在社会变革中虽占有一定的影响，但既不偏向与媒介技术，也不偏向人的能动性，人与技术或媒介相互作用相互共生，而引起的社会变革。
五、重构媒介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英文摘要】in the view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technology is not value- neutral. for this reason, we ought to make an ethical reflection on value —laden technology. through thinking on the technological practice, we find that modern technology is an uncertain activity with some intrinsic risk. the more important, there are many complicated factors of social value and ethics in the process of both design and innovation, which are two key mechanisms of technology. so that, we argue that technology activity is a uniform technology-ethics practice. in order that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benefit from technology, we ought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ocial ethics system.
【关键词】价值负载/伦理反思/技术—伦理实践/良性互动机制
value load/ethical reflection/technology-ethics practice/posi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
【正文】
技术哲学家c.米切姆（carl mitcham）认为〔1〕， 技术由以下四类要素互动整合而成：①作为对象（人工物）的技术，包括装置、工具、机器、人工制品等要素；②作为知识的技术，包括技艺、规则、技术理论等要素；③作为活动的技术，包括制作、发明、设计、制造、操作、维护、使用等要素；④作为意志的技术，包括意愿、倾向、动机、欲望、意向和选择等要素。其中，各类要素的划分不是静态的区分，它们在互动整合过程中，已因相互渗透而成为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要素。
技术构成要素的异质性表明，技术是负载价值的，而对技术的价值负载的深入认识直接关涉到两种基本的技术观。一方面，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者认为， 技术所负载的独特价值主宰着人类社会文化价值的变迁； 另一方面， 社会建构论（
socialconstructivism）者将技术看作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显然，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技术的价值负载是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的。
技术的价值负载，使我们必须对技术本身作出伦理上的反省：技术依据的认知基础是主体际的建构事实，技术在本质上是与风险相伴的不确定性活动；同时，作为技术的核心机制，在设计和创新中，伦理和价值因素往往受到忽视。为了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道德伦理制约应该成为现代技术不可或缺的内在维度；换言之，技术活动应视为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技术变迁应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1 技术的价值负载
海德格尔认为，在有关技术的哲学思考中，曾流行一时的观念是雅斯贝尔斯对技术所作的工具性和人类学诠释〔2 〕：①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手段；②技术是人的行动。这种观念认为：“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3〕
由于这种观念把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后果割裂开来，从这种技术工具论或价值中立论的立场出发，需要规范的只是利用技术手段所要实现的目的和实际达到的后果；换言之，对于技术这种人类行为，一般的伦理准则即可对之加以规范，无需特殊的伦理考量。
然而，有关技术的哲学、历史、社会学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和后果并非绝对分立，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有关技术非价值中立的讨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自律的力量，即技术按自身的逻辑演进，“技术命令”支配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技术是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的价值独立性，甚至将现代技术视为一种自主地控制事物和人的抽象力量。埃吕尔指出：“技术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4〕
对此，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科学是对自然实体逐步逼真的描述，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沿着与科学进步相类似的逻辑体现了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不断提升，因而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效率，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生命进化的客观自然趋势。由此，技术进步应该是人性进化的标准，而一切由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包括各种形式的异化），将为新的科技进步所弥补，科技发展最终将促成道德伦理体系的新陈代谢。
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则认为，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有一种非人道的价值取向。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最大危险是人们仅用工具理性去展示事物和人，使世界未被技术方式展示的其他内在价值和意义受到遮蔽；如果现代技术仍作为世界的唯一展示方式存在下去，道德对技术的控制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悲观论者对技术进行了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批判，呼吁人们反思技术的本质，认清技术对人和事物的绝对控制，以寻找对现代技术的超越。与乐观论者相反，悲观论者对现代技术具有的独特价值取向持根本否定态度。
与技术决定论相对应，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根植于特定社会情境，技术演替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强调人在支配和控制技术方面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在现实社会情境中，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相关社会群体）是有具体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具体人群。不同行为主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一方面，可能使某项具体的技术成为相关社会群体价值妥协和利益制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项技术成为处于优势的相关社会群体所追求的东西。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各项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之间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使技术决策成为一种分立性的行为；因其往往不顾及整体和长远后果，加剧了由主体认知局限性和其它复杂性因素造成的技术后果的多向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
从价值揭示的角度来讲，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较技术决定论更具启发意义，而这种技术观又源自科学观的建构论转向。依据早期的“标准科学观”（standard view of science），科学理论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摹写式描述，现代技术的科学基础绝对客观且与主体无涉，所谓技术的内在逻辑和独特价值等技术决定论的话语由此取得合法性。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汉森、奎因、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研究，将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60年代末，爱丁堡学派等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举起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大旗， 开始用各种社会因素诠释科学认知〔5〕， 声称科学理论所揭示的实在是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所建构的实在。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遭遇到了各种诘难并有其自身的困难， 但情境（ context ）、 偶然（ contingency ）和建构（construction ）等概念，
已经成为后经验主义者反思科学认知（cognition）时的共同信念。 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建构论科学观的产生：①科学理论是偿试性建构活动的产物；②科学理论是科学共同体的主体际共识。沿此进路，比克（w.e.bijker）、平奇（t.j.pinch）、 拉图尔（b.latour）、柯林斯（h.collins ）等人提出了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6〕，进一步将技术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立场本身，而在于它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这是一种去蔽，即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使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观点受到质疑。
虽然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对于技术所负载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们分别从两方面揭示了技术的价值负载：①技术具有相对的价值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为技术对客观自然规律的遵循，还表现在技术活动对可操作性、有效性、效率等特定价值取向的追求，而这些独特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具有动态的重构作用；②技术是包括科技文化传统在内的整体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技术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向，不仅取决于客观规律，还动态地体现了现实的社会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如果对这两个互补的方面加以综合，我们将看到，所谓技术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力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
2 对技术的伦理反思
由于技术负载价值，而且它所负载的价值是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渗透融合的产物，技术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工具、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一种神秘的自主性力量，我们应该透过技术的价值负载，进一步分析技术的运行过程及其核心机制的伦理意蕴。
现代技术的认知基础的主体际建构性和技术活动的价值负载及其复杂性表明，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在现代技术运行过程中，技术人员与其说是把握了知识的应用者，不如说是处在人类知识限度的边缘的抉择者。因此，技术决不仅仅意味着由所谓科学真理决定的正确无误的应用，科技的发展已经使风险成为内在于现代技术中的构成要素。面对技术难以消除的固有的不确定性，科技工作者需要综合考量科技和社会文化因素，方能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其中，伦理因素的考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能够接受何种风险？”“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怎样决定？”“用什么标准？”“谁来确定这个标准？”等问题都是技术实践中必须解答的伦理难题。
站在一个相对中性的立场，我们认为，技术的核心机制是“设计”和“创新”。纵观现代科技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到，如果说近现代科学把世界带进了实验室，现代技术则反过来把实验室引进到世界之中，最后，世界成为总体的实验室，科学之“眼”和技术之“手”将世界建构为一个人工世界。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设计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创造性活动之一。设计行为贯穿于一切技术活动的始终，但由于设计是一种目的性的、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活动，完美的设计是不存在的。在现实的设计活动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所谓模型方法。模型方法的主旨是通过简化抽取相关的影响因子，以有效地实现设计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简化的主要目的往往是保证制造的便利，而非遵循事实的规律，并且简化模型在很多情况下就实现技术指标而言是卓然有效的。但很显然，基于模型方法与简化因子基础之上的技术指标，是技术的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之一；同时，在模型式设计中，社会价值伦理因素往往被视为无关宏旨的因子而略去。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诸如世界是一座精确的时钟之类的机械隐喻，和人脑犹如电脑之类的信息隐喻，已经以一种时代观念的形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的思维方式之中。
创新是经济化和社会化的技术体系的主要发展动力。创新是一种广义的设计，涉及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新的组织管理形式等诸方面。我们注意到，不论是传统的技术创新线性模型，还是流行的链环模型，所关注的主要是研究开发体制、经济环境、市场需求和组织形式等产业和经济因素，而社会伦理价值和社会文化倾向或受到忽视，或仅被看作是一种不甚重要的外部因素。
我们还注意到，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很长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技术中性论和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因此，技术设计和创新主体或者只关注技术的正面效应，或者仅将技术视为工具，只是等到技术的负面后果成为严峻事实的时候，才考虑对其加以伦理制约。许多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的技术活动则往往只顾及其利益和目标，绝少顾及其伦理意含。当技术的恶性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对其加以伦理制约时，结果常常近乎徒劳——旧的“坏”技术难以克服，新的“坏”技术层出不穷，伦理价值体系似乎始终在被动退让——好一幅技术发展的虚无主义图景。本世纪以来，核危机、全球问题等恶性现象，以及“先制造，后销毁”，“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类的现实对策，都反映了这种思路的局限性。
著名思想家弗洛姆（e. froom）曾对现代技术发展的两个坏的指导原则提出质疑。这两个原则是〔7〕， ①“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情都应该做”；②“追求最大的效率与产出”。显然，第一个原则迫使人们在伦理价值上作无原则的退让，第二个原则可能使人沦为总体的社会效率机器的丧失个性的部件。为了使技术服务于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这一最高的善，从根本上摆脱这两个坏的原则，必须从技术的设计和创新阶段开始，将伦理因素作为一种直接的重要影响因子加以考量，进而使道德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之一。本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环境工程、工业生态化、并行工程、学科际多因素技术评估等新的技术实践都反映了技术伦理制约内在化的趋势。
3 走向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的良性互动
通过对技术价值负载及其过程的反思，我们看到，技术过程与伦理价值选择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故可以将它们视为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的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显然，技术—伦理实践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环境，而达至此目标的一个基本途径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技术发展所可能遭遇的社会冲突。为此，必须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两种因素的良性互动，将技术活动拓展为一种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
在技术发展历程中，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显见的社会因素外，许多隐含的社会伦理价值因素，例如，群体利益分配、文化选择、价值取向、权力格局和伦理冲突等，一直在发挥着重要影响。但是与显见的社会因素相比较，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决策者以及公众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较为模糊，尚未达成明确的共识。这样一来，造成了多重危害：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较少直接主动考量伦理价值因素；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伦理价值因素时，公众不能对其价值取向作出评判；某项技术中的价值选择的受益者乐于维持共识不明的现状……事实上，人们对技术的不了解，与其说是对技术因素的无知，不如说是技术所隐含的价值因素未得到公开明确揭示的结果。因此，为了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首先必须公开地揭示和追问技术过程中所隐含的伦理价值因素。
其次，在技术—伦理这一异质性实践中，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不仅应充分考虑技术过程中的伦理价值因素，使技术内在地接受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制约，而且还应该在深刻地领悟其中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上，主动地和创造性地构建开放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这种体系，既秉承原有的普遍性的伦理精神，又使伦理体系及其精神实质随技术—伦理实践领域的拓展而拓展，是一种可随技术变迁而调适和变更的开放的框架。
其三，技术主体在技术—伦理实践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质上体现了技术主体责任。技术是人的实践形式，而人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上唯一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生物，所以，在技术—伦理实践中，核心的伦理精神不只是信念或良心，责任是更为重要的伦理精神。而用责任意识去衡量相关人员的行为，较以至善的信念作标准更为明确具体〔8〕。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责任的特殊性：科技人员的责任是与难以逆料的巨大科技力量相伴随的重大责任。对此，西方责任伦理学大师忧纳斯（hans jonas，1903—1993）认为应该强调“责任与谦逊”。他指出，由于科技行为对人和大自然的长远和整体影响很难为人全面了解和预见，存在一种“责任的绝对命令”（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9〕，这种“责任的绝对命令”又呼唤一种新的谦逊。 所谓新的谦逊，与以往人们因为力量弱小而需保持的谦逊不同。其原因在于，科技力量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人类行为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主体的预见和评判能力。鉴于此，技术实践的主体需要确立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意识。
其四，由于现代科技具有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特征，为了有效地履行责任，技术的相关主体必须诉诸文化际和学科际的努力。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使技术从构想和设计阶段开始就尽可能地考虑到更多的影响因子。舒马赫（e. f. schumacher）主张的“中间技术”运动和一些国家的技术评估活动，都是这种努力的现实体现。
鉴于以上基本认识，我们认为，为了克服技术的加速变迁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巨大惯性之间的矛盾，将技术活动拓展为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必须建立一种互动协调机制——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的机制。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往往使技术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新技术，尤其是一些革命性的，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带来伦理上的巨大恐慌；另一方面，如果绝对禁止这些新技术，我们又可能丧失许多为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新机遇，甚至与新的发展趋势失之交臂。显然，除了某些极端违背人性的技术及其运用应受到禁止之外，对于大多数具有伦理震撼性的新技术， 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和捣毁机器的卢德主义 （ludditism）都是不可取的， 而较为明智的方法是引入一种伦理“软着陆”的机制。
所谓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就是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会公众对新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新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其二，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新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
在现实的技术活动中，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各国相继成立了生命伦理审查委员会，在一些新技术领域，科技工作者还提出了暂停研究的原则。这些实践虽不能彻底解决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冲突， 但的确起到了良好的缓冲作用。 例如，1974年美国科学家曾建议，暂停重组dna研究， 直到国际会议订出适当的安全措施为止。尽管重组dna研究旋即得到了恢复， 但这次暂停引起了科技共同体和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进而对其利弊得失作了全面的权衡，并制定了研究准则，而这对重组dna研究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10〕。无疑，这是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良性互动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它对我们实现新技术（如克隆技术）的伦理“软着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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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为什么要提出教育技术生态观
(一)当前教育技术生态观研究概况——“有其事，无其名”
南国农先生曾说：“我国的电化教育是先有其事，后有其名，再有其学”[3]。这话一点都不假。在国内，笔者以中国知网为资源库，以教育技术、生态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共检索到188篇文献，这些文献有不乏博士硕士论文，也有期刊杂志论文，其中教育技术领域核心期刊《电化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远程教育杂志》《现代教育技术》《开放教育研究》以及《中国远程教育》和《外语电化教学》等主流期刊都有对教育技术生态观的关注，这表明研究人员已经用教育技术生态观来进行研究，正好印证了南先生所说的“先有其事”这一说法。但是，目前由于教育技术生态观是一个很广泛的话题，因而没有个人能将其完整地阐述，故当前仍没有到“后有其名，再有其学”这一层面。以往的研究提出教育技术生态观，捅破了教育技术学生态视野的窗户纸，也只是“后有其名”的一部分，还需要广泛地去研究。教育技术是关于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而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4]。生态学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生态学是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的比较完整和独立的学科。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的引入，促进了生态学理论的发展”[5]。将生态学理论运用到教育领域，解释教育现象和解决教育问题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即“教育生态学”。将网络和生态学联系在一起则始于美国商务部发表了一份《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的研究报告[6]。鉴于此，国内有学者提出了“互联网生态(InternetEcology)[7]”的概念作为研究互联网生态的指导。通过搜集并整理近几年教育技术学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这些文章或多或少都以生态观的视角审视教育技术的发展、资源的配置以及教育技术发展中的问题，却没有从全局理论的高度提出教育技术的生态观，也没有提出教育技术生态观的意义和指导作用。例如，在《教育技术学的生态观研究》里面，作者仅以生态观的观点来解释了计算机在学校教育应用的问题[8]，而没有将生态观纳入教育技术学大范围，即把教育技术学的各个要素考虑进去。在《信息化教育软件资源的生态资源观及其成熟度模型》《学习资源服务生态环境构建的研究》当中更多的是讨论关于学习资源的生态观的问题，提出了学习资源的设计和开发的模型；《教育技术学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探索》中作者重点论述了“生态哲学”的整体观以及强调普遍联系性为教育技术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和思维[9]，其重点是运用哲学方法论解决教育技术学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样没有深入探讨教育技术生态观的意义。然而，令人感到高兴的是，目前已有文章或多或少都对教育技术生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究，例如杜娟[10]等通过生态视野对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模型进行构建，余胜泉[11]等通过生态观的视野论述了区域教育信息化的推进问题，梁丽娟[12]通过生态观视野论述了信息技术与语言测试深度融合的问题等，这些案例无不表明，教育技术生态观“后有其名”也在进一步完善之中。
(二)学科交叉在其他领域的发展
教育技术生态观可以认为是一种学科的交叉，而学科交叉，往往会大范围引发学科研究范围的变革，促进该学科强有力的发展。例如，16世纪瑞士医生把化学知识和医学知识相结合，开创了医疗化学(现在称医药化学)领域；17世纪笛卡尔将代数学和几何学结合开创了解析几何；18世纪里希特将数学与化学相结合，开创了化学计量学之先河；19世纪化学家们把物理与化学相结合，相继产生了化学热力学、电化学等学科。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影响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领域的交叉性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这一时期相继产生了如信息哲学、文艺美学、进化金融学、行政环境学、应用伦理学、绿色化学(环境友好型化学)、绿色会计学、网络语言学、生物信息学等数种学科。社会科学、思维科学领域的大多数学科也有了长足的发展。2008年北京诺贝尔奖论坛上，世界著名计算机学家姚期智教授在《信息技术背后的科学》一文中指出：“常常当不同学科、不同理论相互交叉相互结合的时候，同时一种新技术达到可用达到成熟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理论上的突破和技术上的创新……一些重大的突破和创新需要学科的交叉结合”[13]。生态化思考为教育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模式，需要我们不断去努力、丰富和完善。
二、定位：什么是教育技术生态观
(一)为什么是教育技术学和生态学的交叉
1.教育技术学与某一种自然科学有关系——系统论观点的支持联系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途径之一，事物是联系的，因而其才可以构成系统。钱学森认为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有机整体又是它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14]。若以此论之，教育技术学和生态学自然都属于同一系统范围内，它们都是学科领域范畴。依据联系的观点，教育技术学必然与自然科学的某些学科有共性或者联系(至于是不是生态学还待定)。但事实表明，教育技术学处于教育学二级学科的位置且教育学已经有以生态学观点来进行研究的范式，这种上位与下位的关系，是一种派生类属关系，对于教育技术生态学的研究不言而喻，系统理论是教育技术生态观的理论基础。当然，系统理论的观点仅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考的空间与可能，教育技术学经过多元化的发展，不得不让研究人员对各门学科产生带来的冲击进行深入的思考，教育技术学与生态学联系与否的论证，还需要教育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支持。2.教育技术学与生态学有关系——教育生态学观点的牵桥引线“生态学”一词在教育研究中正式使用可能始于美国教育学者沃勒。1932年，他在著名的《教学社会学》一书中曾提出“课堂生态学”(EcologyofClassroom)[15]。我国的教育生态学最早在台湾地区展开，20世纪70年代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开始尝试进行教育生态学的研究；1975年，维新书局出版了方炳林《生态环境与教育》一书，被认为是我国研究教育生态学最早的著作；1988年，陈敏豪在《人类生态学——一种面向未来世界的文化》一书中专门写了“教育与人类生态”一章，试图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来思索、探讨现代教育问题，开辟了教育生态学系统研究之先河[16]。当前，教育生态学已在我国形成相对稳定的学科。而纵观人类科学，无外乎有三种：一是自然科学，二是社会科学，三是思维科学。教育技术学中的自主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协作学习等研究可以概括地说教育技术是在思维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教育技术是在思维科学和社会科学支撑下的研究。而系统论的观点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的系统当中，教育技术同样处于该系统之中，并且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发展中孕育而出的新学科，既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知识构成了人类全部领域的知识，那么以此而论之，教育技术也就一定与自然科学领域某门学科有着重叠或相似的地方，即可以用某种自然科学的观点解释或阐述教育技术问题，如图1所示。进一步说，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生态学的观点在教育中的研究促成了教育生态学的发展，既然有教育生态学，而教育技术学属于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那么是不是具有教育技术生态学的观点——教育技术生态观？因此，教育技术生态观是否存在当然是可以值得探讨的问题。如图2所示。图1和图2分别代表以下假设。假设1：人类的知识分为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思维科学知识，教育技术作为一门学科，一定被包括在三种知识领域范围内(黑色多边形代表教育技术学(左)和教育生态学(右))，教育技术学一定与自然科学领域内某门学科有一定的联系。假设2：教育学与生态学形成了交叉性学科——教育生态学，教育学可以与生态学相结合，而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下属的二级分支学科，教育学内部各个学科与生态学的某些学科有联系和关系。
(二)为什么是教育技术生态观而不是教育技术生态学？
1.“学科”+“学科”=“二级学科”虽然研究人员并没有对学科的结合产生这样一种思考：两个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新的学科必然属于其中某一学科或属于这两个学科，即成为他们的二级学科或次一级的学科，不可能与其处于同一级，成为同一级的学科。但是事实表明，上述思考是正确的，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政策学、教育生态学、教育技术学都属于二级学科，都是教育学与某学科结合形成的二级(或次一级的)学科。自然科学领域中，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热力学、电磁学等学科也都属于交叉学科，也属于二级学科。因此，可以认为：学科与学科的结合，会产生属于某一学科的二级学科(或次一级的学科)。2.为什么是教育技术生态观而不是教育技术生态学？由于生态学(代码0713)属于一级学科，且在教育学当中已经有教育生态学也属于二级学科，而教育技术学自身处于二级学科的位置，其与生态学所结合的学科必然不是二级学科，甚至不能成为一种学科来看待，只能认为是一种方式方法来看待，且某一门学问若能成为一门学科，必须具备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研究范围以及概念系统等内容，教育技术生态观的研究显然不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其目前不能成为一门学科来看待。因此，笔者只将其称为教育技术生态观或者教育技术生态化视野的思考方式。
(三)什么是教育技术生态观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科学。民族生态学是生态学发展的最高级阶段，中心问题是探讨特定人群(以民族为单位)社会与自然环境统一体系的结构与功能、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的动态规律性。形成中的教育生态学内部的概念比较广泛，国内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教育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教育与整体的生态学环境(社会的、精神的、自然的)之间的相互关系[17]，一定社会的教育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及其演化规律[18]，以及教育生态学研究的重心趋向于教育生态系统，教育的生态环境与教育效能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教育的个体生态与群体生态的关系[19]等认识，虽然教育生态学内部认识不一，但是基本认识与取向还是比较相同的，即教育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教育现象的科学。那么教育技术的生态观，就是以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解释教育技术现象，解决教育技术问题的观点，把生态化因素渗透到关于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各个环节当中。换句话说，教育技术生态观，即运用生态学观点来解决教育技术问题，借鉴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原理解决教育技术的诸多问题。
三、意义：教育技术生态观能解决什么问题
(一)教育技术的生态化思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技术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既丰富和完善了教育技术在自然学科领域中的理论，又为教育技术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在自然科学不断发展的情形下，科学实证主义屡屡冲击思辨哲学的教育技术学研究，其学科地位一直不稳，甚至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学科[20]。教育技术生态观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对教育技术学认识的补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构成了人类的全部科学，依据系统论的观点，教育技术也一定处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所构成的领域里面。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得到巨大的发展充分证明，教育技术也应该深入吸取其他学科优势来发展自己已是既定的事实。中国古代思想家、儒家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荀子在《礼论》中说“两者相持而长”[21]，本意为荀子对“礼”的看法，但结合实际表明，不同学科相结合对学科自身也有一定的发展。我国著名教育技术专家李克东教授在《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一书中指出：系统科学理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是研究自然、社会以及思维领域内的普遍规律，因而它也适用于分析教育技术应用过程和教育信息传播对象，我们可以利用它的基本原理解释、说明某些现象，表述某些规律，使我们对某些现象的本质加以认识[22]。由此可见，教育技术的“自然科学观”已经有所萌芽，自然科学领域的方法在教育技术的研究过程中已经有所涉足，因此提出教育技术生态观是教育技术学科发展、学科研究开展的必然要求。
(二)教育技术的生态观，从新的视角认识了教育技术，同时又为教育技术作为交叉性学科提供了开放性的观点
从教学理论、学习理论的发展历史角度看，引入教育技术的生态观，赋予了教育技术新的视角，为解决某些教育技术难题提供新的视角，如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MOOCs对高等教育课堂、教育生态的影响等，教育技术生态观的引入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观点。如上所述，我们不妨简称之为教育技术的“自然科学观”，教育技术生态观仅为教育技术学在生态学上的延伸。与此同时，笔者也不禁产生这种思考——教育技术学可以从生态学的视角审视自我：其一，教育技术生态观在切实用到解决教育技术问题时又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其二，生态学的观点既然可以解决教育技术学的某些问题，那么是否存在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来解决教育技术学的问题？如果存在，又会是什么？基于上述认识，可以这么说，即教育技术生态观的引入，为教育技术学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开放性的观点。
(三)教育技术生态观，赋予了教育技术对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的动态性认识
教育技术生态观赋予人们对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的动态性认识，学习活动包括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而生态系统具有动态性和可持续的特点。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可以用于解释设计动态的学习资源，要求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动态的、高利用率的学习资源而不是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孤立的、静止的、低重复率的资源。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学习过程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包括可持续和发展两部分。布鲁纳认知结构理论以及对他对教材编排的思想充分证明了他把学习资源与学习过程当做动态性和可持续的特点来看待的。“每一次学习过程应该看似与原来一样，却在形式上已经螺旋上升”“看似与原来一样”，即为可持续性；“螺旋上升”，即为发展(动态性的体现)。
(四)教育技术的生态观，为教育教学以及学习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教育技术的生态观应用于教育教学以及学习，产生了以教育技术生态观为基本模式的思考方式，教育生态学所倡导的全面地思考、联系地思考和公开地思考[23]，不仅为教师教学提供了组织形式，同时也为学习者思考方式给予了一定的启迪。例如，教师在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习者的思维发展等；在当前网络资源泛滥的互联网时代，借用生态平衡的观点是否可以解决当前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等。再如，根据生态学的原理，在学习资源设计和开发等领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在生态系统中循环的原理等，生态观的引入，还为教育技术学中的技术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生态位的观点认为，同一地区的不同物种可以占据环境中的不同生态位[24]。利用该观点，我们对技术进行“物种”化考量，即在教育系统中，不同技术也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教学需求，这样可以避免资源的盲目配置、浪费、短缺和地利用率等问题。生态学的诸多观点都能为教育教学提供新的视角或观点，我们可以采用类比的方式来解决现实的教育教学问题。
(五)教育技术生态观对教育技术本身的影响
如上所述，教育技术生态观的引入为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提供了开放性的观点，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技术生态观对教育技术学的影响。就教育技术生态观本身而言，教育技术生态观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围绕教育技术生态观又可以提出教学生态观、教学设计生态观、学习资源生态观以及课程生态观等诸多观点。以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学，这种方式可能会渗透到教育技术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行为和范式中去。教育技术从创立起初，技术的不断改变及其潜在范式的重大转移就成为了教育技术领域的特点[25]。生态学观点的进入对于教育技术来说也无异于新型技术入驻教育技术一样。
(六)借鉴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促进教育技术学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最初于1972年提出，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而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26]，又因为“现代教育技术是教育改革的制高点”。这一层层递进的关系证明，教育技术学的可持续发展会影响教育的改革进而通过教育影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技术复归生态学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可以看作是一种循环，这种循环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统一为同一系统中，使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达到了一种自然、社会化的系统。生态系统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某些原理，可以借鉴过来以解释教育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教育技术生态观的重要意义。
四、结束语
中图分类号：F27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7-0093-05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novation and Corporate Value
HUANG Jun， HE Guoliang
（Business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Abstract： Using a sample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13，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corporate value， in addition， further analysi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ownership on this mechanism. Results show that： （1）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can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corporate value. 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 （2） Under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does not exist， but present a negative moderate effect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rporate value. To the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rporate value is more significant， present completely mediating effect.
Key words：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value； technology innovation； ownership
Huang和Watson[1]回顾2004～2015年国际著名期刊发表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文献时发现，CSR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研究结论表明CSR能提高企业的声誉、品牌和信任度，吸引消费者和员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企业价值；也有研究发现CSR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研究结论的不一致表明这两者间存在复杂关系或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2]。Surroca[3]采用28个国家599家企业数据，实证发现CSR与财务绩效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加入企业无形资产作为中介变量时，CSR对财务绩效存在间接影响。Saeidi[4]以205家伊朗制造业和消费品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声誉和竞争优势对CSR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Surroca[3]、Saeidi[4]、Park[5]等表明CSR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需要无形资产、声誉和竞争优势（包括技术创新）等其他因素来解释。Blanco[2]、黄?B[6]的研究表明CSR对提高企业价值有着正向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对两者关系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朱乃平[7]研究发现CSR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有积极影响，对技术创新起着显著调节作用。那么，技术创新在CSR与企业价值关系中的作用是怎样的？此外，有研究指出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和技术创新投入方面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存在差异，受更多制度约束的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各个方面都优于非国有企业[8]，而研发投入水平却明显比非国有企业低[9]。那么，在不同产权性质的条件下，CSR通过技术创新来影响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是否有变化？如何变化？本文采用上市公司?檠?本，探索CSR通过技术创新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不同产权性质对这一作用机制的影响。
1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对CSR的投资使得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构建一个更深、更广的关系网，促使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共享和交流外部信息，利用获取的外部信息完善企业内部信息，从而提高公司创新能力[10]。即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的信息交流增加了企业用来创新所需的信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良好的社会表现需要新技术来支撑[11]，那么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就需要技术创新。更进一步，Luetkenhorst[12]认为企业一旦确定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战略，就会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开发新技术，生产出物美价廉、安全环保的产品。即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来完成对利益相关者负责任的战略。基于此，本文提出：
H1：CSR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拥有不同的有形或无形资源，这些资源在企业间是异质且难以复制的，而独特的资源是企业持续存在的动力[13]。同时，提高无形资产投资，是企业保持持久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14]。技术创新是一个企业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提高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15]。投资理论中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投资者在获取到企业自愿披露的技术创新信息后，会理解为企业在传递出技术创新会促进未来企业经营的信息，从而提高其对企业价值的预期[16]。基于此，本文提出：
H2：技术创新对企业价值有促进作用。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所处的环境受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因此企业应当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长期来看，好的CSR绩效更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使得企业绩效与CSR之间表现出正相关关系[17]。另外，企业的CSR活动能改善企业的声誉，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度，为公司创造重要的无形资产，潜在提升消费者对企业的预期[5]。另一方面，社会责任能过滤出高质量的企业，所以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越大的企业越受价值投资者的青睐；因此，买入对社会负责的企业股票组合将长期受益[18]。Mishra[19]在研究CSR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时发现，CSR对企业价值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个作用效果存在滞后。朱乃平[7]以2009～2011年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实证表明技术创新正向调节了CSR对企业长期绩效的影响，而Blanco[2]、黄?B[6]发现CSR能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来积极影响企业价值，技术创新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综上，本文提出：
H3a：CSR能提高企业价值，技术创新在两者间起到中介作用；
H3b：CSR能提高企业价值，技术创新对两者关系起到调节作用。
高敬忠[20]采用1999～2006年636家A股8年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终极控制人性质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重要影响。崔秀梅[21]采用上市公司2003～2004年样本数据实证表明国有产权企业与非国有产权企业在非强制性社会责任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强制性社会责任方面，国有产权企业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无力推动公司创新，且显著降低研发投入水平[9]；袁建国[22]基于资源诅咒效应理论，采用2003～2012年企业的政治关联数据实证表明，企业政治关联阻碍了企业创新活动，我国企业存在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一方面基于政治目标和受制于制度约束对CSR进行投资，占用了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的部分资源；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存在政治资源诅咒效应，会妨碍企业技术创新。而非国有企业考虑更多的是投入与产出的平衡，基于技术创新的CSR可以作为非国有企业的一个平衡之策。基于此，本文提出：
H4：产权性质对技术创新在CSR与企业价值关系中的作用机制有调节作用。
本文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2012～2014年润灵环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库中上市公司为样本。考虑到技术创新的行业性质[22]，本文选取证监会行业分类代码为B、C、E、G、I、N、R和S的样本公司，在此基础上剔除ST公司、数据不全公司和极端值，最终得到2012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332家、2013年403家和2014年422家，共1157个观测值。其他数据来源于同花顺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
22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企业社会责任：目前对CSR的衡量有很多标准和方法，为了保证数据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本文采用润灵环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库中的评分数据。
（2）技术创新：本文主要研究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故采用R&D投入与营业收入比值这一相对指标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替代变量。
（3）企业价值：相比ROA、ROE等一些会计数据指标，托宾Q更能代表企业的绩效和价值，它不仅包含企业过去的绩效，还体现了对企业未来的预期。本文采用托宾Q作为企业价值的替代变量。
（4）控制变量：参考朱乃平[7]关于CSR与技术创新的研究，控制以下变量：公司规模、企业年限、资本结构、现金持有水平、企业风险、管理层薪酬、股权集中度、行业、上市公司板块，具体定义见表1。
下面分两步来验证假设：第一步，为验证CSR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和技术创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建立模型（1）和（2）。随后使用模型（1）、（3）和（4）验证技术创新在CSR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中介作用，使用模型（5）来验证技术创新对CSR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第二步，把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重复第一步，验证产权性质对CSR、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影响。各模型如下所示：
Inno=α0+α1CSR+∑ni=1βi×controli+ε（1）
Tobin-q=α0+α1Inno+∑ni=1βi×controli+ε（2）
Tobin-q=α0+α1CSR+∑ni=1βi×controli+ε（3）
Tobin-q=α0+α1CSR+α2Inno+∑ni=1βi×controli+ε（4）
Tobin-q=α0+α1CSR+α2Inno+α3Inno×CSR+∑ni=1βi×controli+ε（5）
3??证分析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特征值。总样本的CSR评分的平均值为38077，国有企业的CSR平均值高于非国有企业。对于技术创新投入，总样本平均值为2849%，国有企业的平均值为2369%，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平均值3510%。非国有企业托宾Q值平均值明显高于国有企业（2124>1684），表明投资者对于非国有企业有着更高预期。国有企业持有现金水平相对低，负债比率和企业风险相对高，这表明国有企业在信贷方面有优势。
Pearson相关系数表表明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CSR、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线性相关性（篇幅所限，变量间Pearson相关系数表未列出）。变量的VIF值都小于2，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2回归结果分析
表3给出第一步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结果显示，CSR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呈现显著促进作用（α1=0017，p
如表4所示，模型（3）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CSR对企业价值都有促进作用。但模型（1）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CSR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有着显著促进作用（α1=005，p01）。
非国有企业模型（4）显示，加入技术创新后，CSR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α1=0005，p>01），表明技术创新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模型（5）显示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α1=0002，p>01）。在国有企业模型（4）中，CSR对技术创新的关系不显著（α1=0007，p>01），因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而模型（5）中显示技术创新有消极的调节作用（α1=-0002，p
本文用Sobel检验进一步验证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在全样本下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显著（p
4结论与贡献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技术观；和谐技术观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015―06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动力。但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很多负面影响。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重新审视技术的作用，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切合时代要求的技术观。
技术观是指某一时期人们对技术的总体评价，它涉及到人们对技术发展的总体看法，对技术功能的认识，技术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技术观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技术观。技术观在具体的技术实践活动中形成，同时技术观又对人们的技术实践活动起指导作用。现代技术观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技术决定论(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部分条件论(包括生态技术论、文化主导技术观和、技术人文化和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条件总和论(包括适用技术论)。工业技术观在带给人类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给自然、社会和人的存在造成了破坏性，局部甚至是毁灭性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之进行反思、批判，重新审视技术与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技术决定论的修正，这方面大体上沿着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两条线路展开，在重新审视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形成了生态技术观；在重新审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文化主导论和技术人文化等理论。另一方面是对技术决定论的完全否定，形成了适用技术论。这些技术观虽然各自适应了不同发展观的需求，但都割裂了技术系统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的有机联系，与科学发展观的目标系统有一定差距。
二、现代技术观评析
(一)技术的三维角度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技术与经济、自然、社会四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系统。技术是直接的社会生产力，技术系统对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作用是直接的、明显的和巨大的。为了清楚有效地分析现代技术观的演进，我们尝试以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为三个轴向，在x轴经济系统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经济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在y轴自然系统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自然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带来的自然效应；在z轴社会系统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社会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社会效应。这样便形成了不同组合的八个卦限：第1卦限(x正，Y正，z正)、第Ⅱ卦限(x负，Y正，z正)、第Ⅲ卦限(x负，Y负，z正)、第Ⅳ卦限(x正，Y负，z正)、第V卦限(x正，Y正，z负)、第Ⅵ卦限(x负，Y正，z负)、第Ⅶ卦限(x负，Y负，z负)、第Ⅷ卦限(x正，
Y负，z负)。如图1所示。x正、Y正、z正分别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分别受到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经济、自然和社会正效应；x负、Y负、z负分别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不受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经济、自然和社会负效应。由于技术应用导致的效应的不断变化，人们对技术的形成、发展看法不断发生变化，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技术观。下面我们从这个角度评析现代技术观的演进。
(二)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是一种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现代工业技术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相同的社会后果，无论其社会环境如何，技术规则决定一切，任何社会一旦做出发展现代工业技术的决定，则社会后果的模式就将由技术规则所决定。技术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一种力量，技术的状况、影响和后果不会因为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而改变，相反，社会制度的性质、结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等，均要单向地、唯一地决定于技术的发展、推断和控制。技术决定论是现代西方世界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社会思潮，按其对技术应用的效应评价与预测上划分，又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和观点：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
1、技术乐观主义
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是消除社会弊病、造福人类的法宝，尽管技术的发展可能出现消极后果，但这些消极后果终将再为技术所消除。技术乐观主义强调新技术革命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矛盾，消除大工业生产造成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技术异化等现象。从图1来看，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应用不管从哪一个卦限出发，最后都会回到第1卦限(x正，Y正，z正)。西蒙的“没有增长的极限”、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就是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
2、技术悲观主义
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是导致社会灾祸、危害人类的根源，把一切自然、社会的问题都归罪于技术，认为技术对人类的统治是不可抗拒的，技术的发展必然造成文明的殁落。为了消除技术的消极后果，只能阻止技术本身的发展。从图1来看，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应用不管从哪一个卦限出发，最后都会回到第Ⅶ卦限(x负，Y负，z负)。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里夫金的熵世界观和法兰克福批判主义学派的“单向度的人”理论都是这种观点的杰出代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共同缺点是：它们只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问题，把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极端地夸大为唯一的、决定的统治力量，极端地看到了技术的积极后果和消极后果。
(三)部分条件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技术决定论进行反思、批判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大体上沿着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两条线路展开，在重新审视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形成了生态技术观；在重新审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文化主导论、技术人文化等理论。
1、生态技术观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能源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对传统的经济模式和技术范式提出质疑，并逐渐演变为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环保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反思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探索一种新型的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技术观，生态技术观就是这一探索的结果。从图1来看，生态技术观强调技术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受经 济系统制约外，还要受自然系统的制约；同时技术的应用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应以不破坏环境为前提，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V卦限(x正，Y正，z负)。生态技术观指导下的生态技术是指遵循生态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节约资源和能源，避免、消除或减轻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负效应最小的工艺和产品的总称。
生态技术观突破了技术决定论的封闭性、垄断性、排他性、征服性，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生态技术观是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根本目标，科学地利用开发和保护资源的技术价值观。
2、文化主导论
技术决定论从人的物质需求与满足的过程出发研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得出了现代技术统治人类社会的片面结论。而文化主导论认为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技术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文化仅仅是亚文化系统，同时技术又是整个文化环境的一种结晶，是人类在对自然客体的考察和认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文化主导论侧重于从社会文化把握现代技术的价值、意义及其发展趋势，突出了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文化传统等精神因素在现代技术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默顿(RobertI(ingMerton)在谈到新教对科学的刺激时说：“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思想感情，属于那些永远影响着科学发展的文化变量。”从图1来看，文化主导论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除了受经济系统制约外，还要受社会系统中文化因素的制约；技术的应用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文化效应应为正值，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Ⅳ卦限(X正，Y负，Z正)。
文化主导论否定技术的自主性，强调文化传播、观念文化在推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先导性。现代技术的发展方向、发展动力从根本上说是由价值观念决定或提供的。文化主导论不再把技术作为出发点，去定位现实世界，不再用技术来左右人的思维准则和价值取向，而是把它限制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日本著名技术评论家森谷正规曾对日、美、欧的技术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每一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技术的长处就是它来自日本的环境和日本民族的特性，与本国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环境联系在一起。“每一个国家的技术或制成品，全都是该国文化的产物”。因此不同的地域环境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地理性质决定了技术效应的差别。
3、技术的人文化
技术人文化主张技术的发展要把人置于核心地位，强调科技与人的融合，从而克服技术的无人与无视人的状态。把技术完全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始终围绕人的个性自由、现实生存、未来发展为目的，使技术复归于人的生活世界，并真正成为人的技术。从图1来看，技术的人文化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除了受经济系统制约外，还要受社会系统中人的制约；技术的应用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要以人为中心，社会效应应该为正值，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Ⅳ卦限(x正，Y负，Z正)。
科技史之父乔治・萨顿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没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他们，除非任何一种有效方案都必须有科学的人文主义化。“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故而，科学的人文主义化并没有消解科学、贬低科学，相反则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技术人文化的实质就是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主张一切合乎人性的技术才是人类最需要的技术。
在制约现代技术发展的诸种环境因素中，自然、文化、人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否则，就不可能全面地把握技术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生态技术观、文化主导论和技术的人文化在解决技术决定论所导致的某一方面的负面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部分条件论的缺陷也很明显，完全否定技术的自主性，片面强调某一类限制条件的重要性，无法使技术与自然、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有机地统一起来。
4、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
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是通过批判技术决定论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荷兰人比克和美国人平齐于1987年主编的《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标志着社会建构论技术研究的开端。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认为技术是社会建构物，社会因素决定技术内容，技术的发展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景，技术活动受主体的经济利益、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等社会因素决定，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技术的价值负载。技术不仅体现技术价值判断，更体现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技术主体价值。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分为强社会建构论与弱社会建构论，弱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技术只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强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内容也是由社会建构的，对技术的成功和失败不能简单地根据其效用或内在结构做出功能主义的说明，而需要用社会因素来解释，这意味着技术所以是这样而非别的什么，并不是技术的内在性质，而是社会建构的。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和技术的有效性并非来自于自然，而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从图1来看，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除了受经济系统制约外，主要受社会系统的制约，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Ⅳ卦限(x正，Y负，z正)。
(四)条件总合论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技术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研究技术系统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关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侧面是不够的，现代技术的形成和发展是各种经济、自然和社会条件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条件的总和构成了制约技术存在、发展的技术环境，决定着技术活动的选择空间和发展方向，因而，研究技术环境的整体性质是正确把握现代技术发展特点、趋势及其规律性的重要前提条件。从图1来看，条件总合论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制约；技术的应用应取得经济、自然和社会综合效应，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适用技术理论是条件总和论的代表理论。
适用技术是指能够切合于一定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具体条件，自身具有合理的动态结构，取得最佳的效益以保持与人类和自然持续协调发展的技术系统。印度学者A・K・雷第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适用技术归结为三个目标。(1)环境目标。尽量节约能源，循环使用各种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以促进各地区生态环境的协调。(2)社会目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最基本要求，提供富有创造性和引人入胜的工作，能与文化传统相互交融，促进社会和睦。(3)经济目标。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采用地方资源并生产地方消费品，把经济引向分散经营。
条件总和论的出现，根源于现代技术系统同经 济、自然和社会系统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织、一体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反映了现代技术日趋复杂化、系统化、综合化的特点与趋势。条件总和论有助于全方位地考察技术系统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的关系，纠正技术决定论、生态技术论、文化主导论和技术人文化的片面性倾向。条件总和论重视了技术环境对技术发展的客观制约性，却忽视了技术实践主体适应和改造技术环境的能动性，不能揭示技术与技术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辩证发展过程。
三、和谐技术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的技术理论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目标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还包括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等。经济、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等诸多社会发展子系统构成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系统，现代技术观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系统。
构建新的技术观，必须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评价技术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把技术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放到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经济关系中去加以系统研究的是革命导师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认为技术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但它不能直接决定社会制度和国家的基本性质，不能单独直接地通过技术去说明哲学、政治法律观念、宗教和艺术等的本质特点。同时，技术能否得到顺利发展，技术的成果被用于什么样的用途，均要受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制约，技术应用的消极后果的防治和治理程度，也要受到社会的控制。在批判、借鉴现代技术观的基础上构建和谐技术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和谐技术观是指以人为本，强调技术与人、经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均衡、互动中实现各子系统及整体和谐的技术价值观。
(一)和谐技术观的特征
和谐技术观通过对各种技术观的扬弃，提出多目标的价值取向，它在内涵、原则、目标上体现了与和谐社会要求一致的契合性，这就决定了它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手段和有效途径。和谐技术观之所以能在与工业、生态技术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代表着文明演进的新趋向和时展的新潮流，这些新趋向和新潮流，又是通过和谐技术观的特点体现出来的：
1、随目标的变动性。相对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企业或部门，在不同时期、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同条件下，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在取得最佳效益的总原则下，和谐技术对于不同的目标或更注重节约能源，降低原材料消耗；或更关心扩大劳动就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或更强调维护生态平衡，消除环境污染；或更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等。
2、时变性。和谐技术只能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并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它有一定的时效期，具有鲜明的时变性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环境改变了，和谐技术也要发生变化。
3、区域性。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的不平衡性及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不同，使得和谐技术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浓厚的地方特色。
4、高效性。和谐技术的高效性，不仅指高效率，而且更是指高效益。高效率是对和谐技术高效性的量的要求，高效益则是对和谐技术高效性的质的规定性。和谐技术的高效性，正是高效率与高效益，量与质的辨证统一。
5、生态性。和谐技术的生态性是指它能够服从自然生态发展规律，维护生态平衡，与自然环境保持协调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和谐技术是一种生态技术，是一种环保技术。
6、人文性。在“人――技术――自然”大系统中，和谐技术不仅能够适应自然界的发展，而且还能够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满足人的心理、生理和精神等各方面的需要。
7、协调性。和谐技术可以调节好经济、自然、社会和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益之间的关系，可以实现这些子系统的互补互进。
(二)和谐技术的功能
和谐技术观下的和谐技术是指适应于该国或该地区的内外部环境，能与当地的经济、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在互动中实现最佳综合效益的技术系统。和谐技术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系统，而是社会、经济、环境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谐技术有以下功能：
1、促进自然系统的科学发展，即适应本地的自然资源，有利于综合利用本地的资源、能源，发挥资源优势，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
2、促进经济系统的科学发展，即适应本地的投资水平，产品有市场，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形成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技术经济一体化。
3、促进文化系统的科学发展。即能与本地的文化变迁互为补充，能与文化信仰、习俗等融为一体。
4、促进教育系统的科学发展。即能与本地的教育形成良性循环，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
5、促进技术系统的科学发展，即有利于促进整个技术体系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本地的科学技术水平，使其逐渐达到技术自立。
6、促进人口系统的科学发展，即有利于不断增加就业机会，减少人口就业压力，逐步消除社会不公。
上述六个功能是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和谐技术正是为了寻求最佳的“结合点”，促使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之间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和谐技术的功能如图2所示。
四、“恭城模式”：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技术理论的成功探索
我国很多地区运用和谐技术观指导实践，积极探索，已初见成效。如“恭城模式”。广西恭城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山光、地瘦、人穷，是广西49个贫困县之一。但是，恭城独辟蹊径，通过探索和实践，提出了大力发展沼气建设的思路。随着沼气技术的推广，恭城县找到了一条适合该县发展的和谐技术系统，走出了一条以沼气技术为纽带，带动种植业和养殖业发展，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科学发展的道路。经过20年的生态农业建设，探索出了“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简称“恭城模式”)，催生了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旅游业的发展，正在形成“养殖一沼气一种植一加工一旅游”五位一体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恭城被农业部、科技部、环保总局等国家部(委)、局先后授予了“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级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全国水果无公害生产示范基地县”、“全国园艺产品出口示范区”、“中国月柿之乡”、“中国碰柑之乡”、“全国科普示范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等称号。
恭城和谐技术系统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沼气技术系统发展阶段(1983―1988)，大量发展沼气池；二是养殖一沼气一种植技术系统发展阶段(1989―1994)，“一池带四小”(即一个沼气池带一个小猪圈、一个小果园、一个小菜园和一个小鱼塘)的庭院经济在全县迅速推广；三是养殖一沼气一种植技术系统成熟阶段(1995―2000)，形成了“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式，即“恭城模式”，生物防治技术、无害化生产技术、农业节水技术、水果改良技术、储存保鲜技术等得到应用；四是养殖一沼气一种植一加工一旅游技术系统发展阶段(2001至今)。到2005年，恭城沼气入户率达88％，并建立“规模养殖、集中建池、统一供气”的示范点，还实施了农业科技人户示范工程项目，包括推广水果新品种、新技术、提供信息服务、做好物化技术服务等内容。
关键词：虚拟仪器技术；教学方法；案例教学
虚拟仪器技术是一种涉及电子、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等技术相关专业知识的技术，具有较高的实用性。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虚拟仪器技术渐渐成为了实现自动测试相关系统，以及构建现代测量仪器的重要方式之一，受到了相关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青睐和关注。然而，通过对虚拟仪器技术课程的教学情况调研发现，近年来传统的授课方式已经难以适用当前的课程教学，学生对课程教学中教授的大量的模块和指令已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因此，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急需采取新的教学方式。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重点讨论了案例教学法在虚拟仪器技术课程中的应用。
一、案例教学法的特点
案例教学法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哈佛大学首次在医疗诊断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普遍认为，案例教学法是指教育教育者根据教学目的和要求，选取和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使得学生能够通过该案例，掌握系统的课程知识，进而提高学生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相比于传统的教学方法，具有更为明确的教学目的、更强的启发性、客观性、实践性和综合性。
二、应用案例教学法的优势
将案例教学法引入到教学实践中，能够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互补充，实现教学相长。虚拟仪器技术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涉及到的理论知识和相关软件较多，理论的复杂难懂以及软件的众多知识点和操作步骤，使得学生很难掌握，且极易降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开展相关的知识学习之后，教师可将案例引入到教学过程中，则能够实现将复杂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的案例相结合，构建相关软件的操作技能知识库，并在实践环节，组织学生完成模拟案例，这样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够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思考、分析和讨论。在取得一定的案例教学进展后，教师可通过设计综合性较强的案例，将不同的理论知识和多种应用软件的开发技术结合起来。通过对真实案例的深入讲解和学生的亲自实践，将能够迅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开阔学生的思路，帮助学生理解十分复杂的理论知识。
三、案例教学法在虚拟仪器技术课程中的实施
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案例教学法具有明显优势，但是自身仍存在的一些缺陷，如相同时间内，案例教学法能够教授给学生的知识较少，更多的偏重于实践技能，难以形成较为完整且系统的专业知识等。因此，在虚拟仪器技术课程的案例教学中，需要充分的准备和一定的教学技巧或方式，往往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从案例教学法的理论准备、案例的选择和设计、案例教学的组织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案例教学法在虚拟仪器技术课程中的应用。
1.理论知识准备
虚拟仪器技术课程虽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但是在开展实际的案例法教学之前，需要学生能够基本掌握或了解相关的理论知识，如相关的背景知识、图形化的编程语言基本原理等等。在准备理论知识的过程中，通常要求采取教师讲解结合学生思考讨论、由易到难的循序渐进方式进行，将理论知识的准备作为开展案例教学的先导，将能够为后期案例教学的分析和讨论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例如，课程中涉及到的图形化编程语言，教师可首先讲解较为简单的程序结构、图形显示等，再逐渐增加难度，讲解数字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使得学生能够不断的掌握编程设计和相应的调试技巧。
2.案例的选择和设计
案例是开展案例教学实践的基础，案例的选择和设计是否合理直接关系着教学的效果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可见，案例的选择和设计是开展案例教学法实践的关键步骤。合理的案例通常具备如下特点：1）能够紧紧围绕教学目标和要求，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才能够朝着既定的目标进行探索和学习；2）能够将各种理论知识和操作技巧形成知识链，具有较强的启发性，使得学生在参与案例教学实践的时候，能够及时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教师讲解的操作技巧付诸实践，进而能够迅速掌握应具备的知识和技能；3）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使得学生在充分的思考和分析之后，能够亲自在实践中体验到自主动手的成就感；4）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乐趣，才能更好的活跃学生的思维，进而达到教育、学习事半功倍的效果。
3.案例教学的组织
与传统的虚拟仪器技术课程教学方法相比，引入案例教学法后，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在组织案例教学时，需要掌握一定的教学技巧。本文将案例教学的组织过程分为案例讲解阶段和案例讨论阶段。在案例讲解阶段，在讲解案例之前，教师应当首先指出在讲解过程中，学生应当注意的方面和思考的问题，并指出案例讲解完需要讨论的问题；然后，将演示VI案例，在演示案例的过程中，及时指出其中的关键步骤；最后，再对案例涉及到的相关程序进行详细剖析，细致讲解程序中的主要算法和有关注意事项。在案例讨论阶段，教师应当设计与案例相关的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将思维关注到案例的本身性质上，将案例与相应的虚拟仪器技术的相关理论和技巧结合起来，使得学生能够自主利用学到的理论知识来参与案例涉及到的问题。此外，在讨论过程中，还需要鼓励学生大胆发言，激发学生从多个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能力和习惯，进而实现对案例中存在问题或疑点的全面深刻思考。
四、结语
虚拟仪器技术课程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性的课程，案例教学法的引入不仅能够使得教学方式多样，而且能够极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能力，对学生自主学习习惯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表明，案例教学法在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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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当今技术时代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通过回顾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观点，运用历史结合现实、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探求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从而提出未来技术发展的伦理秩序。中国
技术给人类巨大的福社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强烈的惶恐与不安。核技术对人类和平的威胁、基因技术对道德伦理的冲击、数字化技术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及技术应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等使得技术的成果和发展与人类的伦理道德关系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斗争和矛盾，结果使得技术双重社会效应引发了对技术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的争论、技术发展导致了技术生产及技术产品使用中不同利益的冲突。人们在发展技术的同时，愈加关注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但寻找一个普遍的技术伦理理论与规范并非易事，于是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试图从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专门的技术伦理学，但对技术的关注却贯穿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资本论》等著作中包含了其丰富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同马克思技术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实践观、马克思辩证法、马克思发展观等一样，是其全部哲学思想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受到重视进行研究。系统的梳理和探绩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它不仅可以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技术伦理学和伦理学提供方法论指南，而且还有利于技术伦理学形成稳定的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前和未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对于更好的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分析和解决高技术社会和新技术革命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素养、促进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即技术批判维度、人类学维度和伦理学维度。
技术批判维度。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相关领域。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及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深受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影响的主要代表。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中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显得尤为亮眼，虽说卢卡奇没有把它作为主要内容进行阐释，但这种初步性尝试无疑对技术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开创性价值与基础性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法兰克福学派进人技术理性批判的繁荣时期。霍克海默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在《批判理论》中把技术与科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并规定和预示了这一理论的发展方向。阿多尔诺针对马克思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庸俗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唯物主义应与科学的传统理论和世界的笨拙解释区分开来的观点。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的人道主义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指出高级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类似马克思的“高级异化”。哈贝马斯的《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将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结合的主张。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汲取和发挥。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异化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异化根源的回答不尽一致。霍克海默认为技术异化决定于社会条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异化根源在于理性的工具化，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异化原因为科技自身。然而他们的出发点与宗旨完全相同，即从人本学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将人本主义与批判理性相结合。第二，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述技术的社会功能，把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技术批判理论中最具个性的理论特征。霍克海默最先指出，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实现了对自然和对人的双重统治。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尤其是异化思想。中国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是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典型代表。他强调马克思是批判理论的先驱之一，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传统，秉承了美国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理论渊源，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之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他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在物质和观念层面上影响人们的生活，对技术不再诉诸于消极地批判，而是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善于运用案例分析法，强调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与自然环境的保护融合到技术的发展、设计、改造以求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芬伯格的“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与融合所有其早期著作思想的新版《技术批判理论》(2002)是其主要代表作品，其中的《技术批判理论》(1991)与《技术批判理论》(2002)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有关论述。芬伯格将已有的技术研究分为技术工具理论和技术实体理论两类。技术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中性的，无任何价值负载，可以人为控制;技术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将整个社会的世界作为控制对象来重新构造的文化体系，它否认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的手段与结果不可分割。芬伯格在批判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在反对宿命论上它与技术工具理论一致，在赞同技术形成文化体系上它与技术实体理论殊途同归，这种技术批判理论否认技术的中立性，强调技术最终要服从于人为控制。芬伯格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归为三种，一为技术的产品批判，二为技术的过程批判，三为技术的设计批判。为了更适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芬伯格试图发展一种“过渡新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三个过程:第一，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第二，社会的极端民主化;第三，导致创新的新型技术进步。只有完全包含以上三个过程的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余为非马克思主义。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同人一样遭受了奴役，同伦理一样陷人了矛盾。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是以现有技术为固定背景，没有质疑技术和技术体系的社会根源，所以自己的研究方法应与其截然相反。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技术与价值辩证统一，通过一种技术政治学可以创造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此外，芬伯格认为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可能解释取代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社合的合理性，在批判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阶级偏见上建立一种文明变化的连贯战略并不可行。
人类学维度。社会建构论者从马克思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认为技术的本质观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该学派的思想家于20世纪初进行初步的技术社会学研究，70年代知识社会学即SSK (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麦肯齐(D. MacKenzie)与瓦克曼( J. Wajcman)的《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polo-gy》(1985)(即SST)，平奇(T. Pinch )、比杰克(W.Bijker)与休斯(T. Hughes)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1987)(即SCOT)的出版是社会建构论诞生的标志。shaping较construction为更多人所接受，SST成为代表社会建构论的主流术语。根据方法不同分为三种:以平奇(T. Pinch )、比杰克( W.Bijker)为代表的技术社会建构方法、以休斯(T.Hughes)为代表的技术系统分析方法和以卡隆(M. Cal-lon)、拉图尔(B.I,atour)为代表的操作子网络分析方法。社会建构论将技术作为社会利益与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认为技术发展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强调人在技术面前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它否认技术决定论，强调社会对技术的影响，认为技术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是社会的产物，由创造和使用它的诸要素决定。社会建构论以人与社会之间互相创造为出发点，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是建构性的，应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他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关系，人与技术之间的社会建构是互动的，即科学技术的人化和人的科学技术化。该学派的思想家重视对马克思的研究，试图说明马克思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建构论的重要影响，并对马克思人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与关注，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属性予以分析。
伦理学维度。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把对现实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分为欧洲大陆(现象学)传统和英美(分析)传统，在欧洲大陆传统中马克思被排到希勒、加塞特、海德格尔和乔纳斯等人之前。米切姆认为马克思对技术伦理的产生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并把马克思的技术理解为有目的的活动。他把技术定义为四种基本类型:技术是客体、技术是过程、技术是知识和技术是意志。在分析了伦理学与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关系后，他注重高技术伦理学研究，进而考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问题。《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1994)是其技术哲学明显转向技术伦理的标志，《Thinking Ethics in Technology》(1997)容纳了其1995至1996年间技术伦理成果，《Engineering Ethics》(2000)作为大学工科学生教科书，表达了他积极倡导工程伦理学教育的思想。米切姆认为传统伦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们应该如何相互交往;现代伦理学的范围已扩大到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动物、自然界和人工制品等。中国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陈昌曙、远德玉等在论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时涉及了同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相关论述。他们认为伦理观念影响技术活动、制约技术活动，要恰当的处理伦理追求与技术要求之间的矛盾，促进技术发展和伦理完善。高亮华认为技术“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对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图景进行了探讨。刘海文强调“技术负荷政治”，对技术构成特质和运用后果进行了论证。
李庆臻的《现代科技伦理学》一书简单论述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总结为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科技与道德相互作用、科技要为人服务、科技和道德对立的根源、重视生态伦理问题、重视地球伦理和全人类的道德等七点。
李三虎的论文《技术伦理的休漠难题—走进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地位》是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他把当今技术伦理学的争论归结为三个问题:“一是目前技术伦理学使用传统的价值、责任等概念来分析技术伦理问题，出现了诸多矛盾(如运用价值判断处理新技术决策会导致各方固执己见和冲突激化，运用责任伦理无法规定技术后果的具体责任主体等)，从而面临着适应技术发展而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问题;二是技术伦理学仅仅限于技术职业责任或道德范围显得过于狭窄，它将技术发展的外部社会伦理问题归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负责也失公允，而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存在着对技术的重新界定问题;三是技术发展涉及的诸多社会冲突及其解决无疑已经不再限于技术本身，技术伦理学如果要表现出它的实践意义，就不能不关注复杂的技术伦理责任主体关系，而这又必然涉及到政治协调和对话问题。”由此而转入马克思的技术伦理学，尝试解决争论。李三虎认为马克思在实践、异化、道德等概念下曾经对技术进行了伦理思考，在当代技术发展的伦理现实背景下研究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不仅是学术的任务，也是实践的要求。马克思重视技术的伦理问题而不是逻辑和经济问题，在技术时代刚刚出现时就预见了技术伦理问题的重要特征。马克思采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观察技术伦理问题，并将技术功能置于现实及社会背景中进行描述。马克思认为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消除异化现象。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回答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是否通约的伦理问题，他的劳动过程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机器理论解释了事实判断附着道德评价。李三虎正是通过回答“回到亚里士多德还是走进马克思”这一问题，找到了解决当今技术伦理问题的理论基础。
陈芬的《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伦理维度》一文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是国内学界直接论及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又一人。她认为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是一种系统的整体论，而非技术决定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超越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并在人类实践基础上融通了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从伦理维度评价马克思技术观“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单向度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对立，具有重要的价值。”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现状还不尽人意，并存在一定的缺失。
技术批判的缺失。法兰克福学派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虽然对现代技术伦理的建构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但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理解仍存在着某些偏颇性与片面性。首先，脱离历史和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技术伦理批判忽视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以客观理性取代主观理性，无法消除技术的负面效应。其次，对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未能摆脱对技术本身谴责的范畴，它的技术本身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错误论断是不可能动摇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第三，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尽管马尔库塞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技术对社会进步的“重要催化剂”作用，但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散发着存在主义的理论气息，针对技术本身的反人性本质和异化本质，表达了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要求走艺术理性或交往理性的道路，而忽视了人本身力量之大，因而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人在根本上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技术具有解放作用，只用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本身的道路才是人类正确的抉择。最后，芬伯格的批判理论虽说也是在马克思技术批判的传统中进行的，但芬伯格过于乐观地看待技术，低估了技术的消极作用。从技术的民主变革到实现“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芬伯格也缺乏深入论证，空有希望与自信。
社会建构的缺失。社会建构论虽然高度重视技术活动中的主体力量，但并不否认技术活动中的自然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其处理方式存在局限性。它无法用其理论解释技术中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性，如普遍的对称性观点本身就需要完善。社会建构论虽然在理论内容上并未忽略人类行动的目的性问题，但在理论形式上不够重视。关于人类行动建构技术的过程理论即“如何行动”，它论述得较为详尽，而对于这背后的“为何如此行动”则考虑的不够。社会建构论者坚持认为技术活动中的客体的力量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体现，这对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实践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
非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国外学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绝不能忽视。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看来，‘马克思早期的技术批判生命力旺盛，而《资本论》中的批判方式已经不合时宜。法兰克福学派高度重视人的本质和异化理论的批判，丢弃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实际上吸收的并非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忽视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过时论，芬伯格的马克思技术理论的“摇摇欲坠”等主张却是我们应该予以批判的。中国
全面系统性的缺失。对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探讨，国内外学界刚刚起步，还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国外米切姆的技术伦理思想直接涉及到了马克思，但是他的研究还不够深人，比如“考虑周全的义务伦理”其概念本身就十分模糊，且实现起来也有较大困难。国内著名学者陈昌曙、远德玉教授没有直接对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进行论述，他们只是在研究技术哲学时触及到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的部分内容;高亮华、刘文海在讨论技术问题时已深人到了技术伦理学领域，但也仅限于技术的人文价值和政治价值范畴;李庆臻简略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概括为七个方面的内容，有简单化之嫌;李三虎、陈芬对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研究虽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观点，但也仅限于三篇论文，理论视野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