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本论文

第1篇

一、三度的法律理论

因此，有一更充分的理由，我们可以说，如法学家所假定之抽象的法律，从未在时、空任何一点上存在过。抽象的法律，系属于本质的范围，并非存在于真实的世界。在真实的世界，除了有此和彼特殊个别的法律外，别无他法。

每一个别特殊的法律，均具有三度：

（一）时间度：所有法律均存续于一定时间中，都具有时间的属性。柏格森学派的用语，谓时间“吞食”一切存在的事物。因此具体存在的法律，亦不能免为时间所吞食。

（二）空间度：所有的法律，均在一定的领域，或对一定的人民（如游牧民族），发生效力，没有一种法律，其效力范围是普天下的；它的管辖权是毫无限制的。

（三）事实度：所有法律均与事实有关，在逻辑上，有什么是关于这件事的法律？询及“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律师亦将为此类问题所困扰。每一法律均统制一定的事件，或一类的情事。不论它是真实的，或是拟制假定的事实，均构成法律的一面。

可见，每一法律均有三度，无时间，无效力范围，和无事实争点的法律是不存在的。问题常是“什么是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关于此一案情或彼一案情的法律”？

二、法律三度论的一些成果

（一）法律三度论一被接受，则法律学便进入一崭新的领域，它不再是一种形式学科，而变为一种归纳的学科。当律师询及“什么是统制此时此地，某一类特殊案情的法律”？这一问题时，他便不再依赖纯粹的演绎方法。即把制定法当为大前提，事实当为小前提，而以所得结论当为法律。然而此事并非如是简单。因为如果此一制定法是十年前通过的。在案情发生时，已获致新意义；或者由于废止；或者由于其他外在环境的变迁，它甚至可能已经失其功效。换言之，时间可能吞食此一制定法，而且吸尽它的所有精神，这制定法已不再是法律了！我了解：一制定法是否可因失其功效即被废止的问题，常遭争议；并且亦因不同的法律制度，而有不同的答案。例如，西班牙民法典有一规定：“法律仅能经由后法和无效加以废止后，与其相反的习惯和实例，才能有效的援用”。然而，我们必不为文字所骗；因为权威法学家苏卡摸拉（Scaevola），曾就此一规定批评说：“是否此一原则在实务上完全适用？我人不无怀疑。当一法律条文失其功效，而有一习惯形成，并与之相对抗时，由于此一法律条文不能应乎时代的需求；或者生活于此一时代中人们的理念，所以纵使立法者仍执拗的欲强加保留，也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可在同法第五条第七项第六款中得到明确的证明。它规定：‘凡为变戏法或以斗牛为业的子孙，均丧失其继承权’。此一法条，虽未为其他后法所废止；但是并没有人遵从其规定”。事实上是时间吞食所有制定法，自亦包括防止时间吞食的法律在内。

如果上述的情形，在那些以制定法明白规定，制定法不能因其失去效用，即迳认其被废止的国家是确实的话，那么，在没有此类规定的国家，则更是真确。叶尔斯生（Erskine）在其名著《苏格兰的法律原理》（PrinciplesoftheLawofScotland）一书中曾谓：“习惯当其与制定法同等建立于立法者的意志之上时，即具有同等效力。因此，当一制定法得为另一制定法所废止或解释，则一制定法亦得由社会共同的习惯所解释，甚且得因后来与之相反习惯的对抗，而丧失其效用。”纳年（Nathan[校者按：此人名待查]）在其《南非的普通法》（TheCommonLawoftheSouthAfrica）一书中，亦持相同的看法。他说：“不仅后法可废止前法，而且前法亦得为习惯所废止。盖以人民表现其意志，初不因运用的方法不同而有别，所以法律不仅因立法者的意志而更改，而且可因制定法的失去效用，并为社会大众的默示同意所变更”。

时间乃一不速之客，不论愿意与否，它都会溜人法律的宅第。前门拒之，它便会由后门悄悄地溜进。

（二）法律三度论的逻辑另一成果，便系所有的法律均与事实相关。法律与事实共存亡，法律并非产生于事实发生之前。谈法律而不言事实，诚属荒唐！

因为没有两个案件彼此案情毫无差别，所以我们不能从彼案的判决而演绎此案的法律。我们只能用类推的方式，以彼案的判决类推适用到此案。类推的方法是归纳法。运用此一方法所得的结论，并未提供给我们绝对的确定，而仅能带给我们合理的确定。律师可运用一种类推的方式，法官亦可运用其他更适合的类推方式。换言之，类推的方式，容许一可变性的广大边际（awidemarginofvariability）存在。因此，与其谓法律为逻辑的演绎，不如谓其为预测之事，较为适宜。未若逻辑的演绎，预测多少容易导致错误。

第2篇

第二、 它是由法律规定的。民法的基本原则虽也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但它须具体化，由法律固定下来，不是以法律条文规定下来的内容，不能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只能是一些“学说”、“习惯”或“精神”。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章第3条至第7条的规定即为“基本原则”，因此一般认为只有在此章中规定的原则才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第三、 在民法中的最高命令性。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将被一贯视为法律的基础，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引申和发展法律的原则、规则和制度【7】，是无可争议的、必须遵守，它比那些非基本原则和从原则中引申出的必须遵守性还强【8】；违反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尽管是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但还是无效的【9】。三 民法基本原则作为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如前所述，民法的基本原则都是法律条文规定下来的内容，既然是法律规定的，当然也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具有法律效力。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效力具体表现在：其一，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解释、理解民事法律的依据和补充法律漏洞的基础【10】。任何法律的适用都离不开对法律的解释、理解，理解是否准确，解释是否合法，都要靠以其是否合乎基本原则来衡量。其二，民法基本原则是从事民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和处理民事纠纷的依据【11】。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不能违反基本原则，违反基本原则的行为也就是违反民事法规的行为，即民事违法行为。民法是规范民事主体行为的法律，民事主体在实施民事行为时，要符合民法的具体规范，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因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更准确，更概括，更容易掌握和理解。因此，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既要遵守民法的具体规范，又要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在民法中缺少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后者更为重要。四 民法基本原则应当成为司法裁决的法律依据民法基本原则作为法律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这决定了司法机构和仲裁机构可以依民法的基本原则来裁判案件和处理纠纷。对此，虽然在一些学者之间和司法实践中有些争议，但各国无论在民法理论、法律规定或司法实践，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既然民法基本原则是从事民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和处理民事纠纷的依据，那么法院或仲裁机构审理或处理民事案件，不论调解，还是裁判，都不能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确定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合法，哪方的行为应当支持，哪方的行为应当谴责或不予支持，必须依据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判断的基本标准。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适用民法的具体规范要接受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所作的判决不能违背民法基本原则和民法的具体规范。引用法律基本原则进行裁判，这是各国民法所允许的，中国当然也不应例外。不仅法律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可以作为民事判决的依据，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习惯或法理也可作为审理民事案件的依据。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施行的《台湾民法典》第一章第1～2条就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民事所适用之习惯，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 【12】，其明确规定了以习惯、法理补充法律的方法。在司法实践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第3期公布的“莒县酒厂诉文登酿酒厂不正当竞争案” 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上诉人的行为“不仅违反了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的公民、法人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而且违反了第5条的规定，侵害了被上诉人合法的民事权益，依照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上诉人的这种行为，还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是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必须予以制止。被上诉人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必须由上诉人赔偿。” 【13】作出了终审判决，这也为我国司法机构通过直接适用民法基本原则作出裁判而形成的一个开创性的判例。参考资料：（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7月修订第三版，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549页（2） Dictionary of Law 2nd.ed. by Peter Collin Publishing Ltd 1992 ，第428页（3） Black's Law Dictionary, Fifth Edition，by Henry Campbell Black, M.A 1979，第462页（4） 梁彗星著《民法总论》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2001年5月法律出版社第2版,第48页（5） 杨立新主编《民法》教育部 规划教材 200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版，第一章第二节（6） 孙国华主编《法理学》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1995年5月法律出版社第1版,第158页（7）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1995年8月法律出版社第1版,第45页（8） 孙国华主编《法理学》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1995年5月法律出版社第1版,第158页（9） 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10月14日 关于雇工合同应当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问题的批复（10） 梁彗星著《民法总论》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2001年5月法律出版社第2版,第48页（11） 杨立新主编《民法》教育部规划教材 200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版，第一章第二节（12） 《台湾民法典》第一章第1～2条（13）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第3期公布的“莒县酒厂诉文登酿酒厂不正当竞争案”

第3篇

——雅克布·格林《论法之诗》 

一、苏力提出“语境论”的缘起 

所谓“语境论”，按照作者的观点，就是在不脱离当前国情的情况下，系统化、规范化地对各种社会问题予以理解和反思。 那苏力为何要提出“语境论”呢，而且还要以之为做学问研究之根本方法并期在中国学术界推而广之？苏力先生究竟有一种怎样的希冀？基于客观的观察视角与朴素的道理认识，笔者发现，苏力先生是在努力寻求研究法学问题的“尚方宝剑”，是在用自己独立的学术人格与操守在法学界开辟出一条新路，姑且不论其结果如何，但是苏力先生这种敢为人先的学术品质，就已为国界多数学者所敬仰。 

作者虽然在美国留学，接受到学术前沿的先进思想，但是始终情系祖国，他一直以来都在探寻中国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他所密切关注的是中国的人和事，他所想解决的问题、改变的现状都是中国化的，正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这个立场上，他才提出“语境化”的研究进路。由宏观而微观，从抽象到具体，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目光反复移转，才是研究法学问题的根本之策。 

苏力提出“语境论”的直接原因，这就要谈到当前（大体指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法学的研究方法，学界共识，那就是对于空理论的讨论往往超出社会现实而存在。苏力教授在《法律与文学》一书中試图打破这种现状，一方面，他不再过于强调法学概念的研究方法，而是创新性地提出了“语境论”的进路，即社科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实证主义研究；另一方面，他以法律与文学为阵地，从中国传统戏剧中汲取素材，抽象出法学问题并加以验证，从而与第一方面实现了一个完美的互动，这种良性的互动在“语境论”的平台之上尽情演绎着苏力先生的智慧，对此笔者钟情不已。 

二、“语境论”之路如何走 

所谓语境论的进路，是指坚持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中心关注，力求语境化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 “语境化”这个词是由著名学者苏力先生率先提出的，由于他在做学问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这一方法原则，并且这一原则为他的学术体系的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苏力先生的语境论思想作为一种法学研究方法逐渐为国内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并得以广泛应用。 

苏力先生在《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中明确地对何为“语境论”、为何“语境论”，以及如何“语境论”做出了详尽的阐释，而且论证的逻辑性很强，因而笔者在此不再赘述，仅仅结合苏力教授一直以来颇为关注的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合理性问题，也是最能体现苏力先生学术创新性的问题，通过一条语境化的进路进行探讨。 

本书除了导论之外共分为四编，分别是“历史变迁”、“司法制度”、“法律文化”以及“方法问题”。在这四编之中，前三编无疑是整本书所讨论的重点，在这三编中作者从历史、制度、文化者三个宏观层面结合具体的问题展开论证，逻辑严密，层次清晰。在第一编中，作者集中讨论了制度变迁的问题，第一章讨论复仇制度发生的历史条件、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其制度要求（包括意识形态要求）及其弱点，由此探讨制度变迁的历史必然和逻辑。第二章借《梁祝》来探讨制度的历史变迁中个人力量的渺小和珍贵。 第二编的三章分别是“窦娥的悲剧”、“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以及“清官与司法的人治模式”，集中讨论了司法制度。第三编的两章分别是“德主刑辅的政法制度”与“戏剧空间与正义观之塑造”。第六章、第七章则指出传统戏剧趋向于塑造了一种以实质正义为主导的正义观。 

接下来笔者试举一例透过“人”与“公民”的辩证关系看待语境论这种分析方法对国家目的认识的影响，让我们来对比分析语境论的意义。亨利·梭罗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人”是优于“公民”的，“人”是纯自然状态下的产物，而“公民”则是一政治性语言，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公民”是生于“国家”之后的，因此，它并不独立，反而带有一种附庸色彩。既然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便可以说人是优于国家而存在的。国家是公权力的象征，人（公民）是私权的主体，公权与私权自古以来就是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反复博弈的过程中，智慧的人类总结出一条真理——私权神圣，公权的目的是保护私权，而不是侵犯。 

除此之外，公权的存在毫无价值。在弗里德曼看来，从本质上说，国家仍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国家既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所以，弗里德曼说：“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否则的话，这种个体与国家职能的本末倒置必然会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那些将国家当做最高目的去努力为之创造价值的人注定是悲哀的，因为国家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国家充其量是一种手段，是国民将自己权利最大化的一种手段。

    　大到每一个章节，小到每一个问题，辗转之间，都会出现“语境论”的影子，挥之不去。作者行文之魅力正在于此，放得出去，又收得回来，有的放矢，随性自然。语句之优美、文底之深厚、论证逻辑之严密无不令人折服！ 

三、 跳出《法律与文学》看“法律与文学” 

《法律与文学》是苏力先生的一本书，某种意义上讲，苏力教授的这本书是“法律与文学”运动的一个产物，那么要想研究中国的“法律与文学”，仅仅立足于中国国情也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学者们的思想要纵横万里、漂洋过海，对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做一番研究，并在纵向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横向层次化的解构，如此方能知晓其实质，并更好地应用于中国法学界。 

但碍于篇长有限，笔者在此对其源源以及发展状态不再赘述，仅仅做一番横向分类的规范化解构，因为这种研究方法与《法律与文学》这本书的行文逻辑关系最为直接，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本书的写作背景。 

“法律与文学”运动中的法律与文学大体分为两支：“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前者着重于对戏剧、小说中的法律秩序描写的研究；后者则运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来帮助阅读和解释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主要包括宪法、制定法、审判和行政规则、判决意见等），这有时也被人称为“法律中的文学”。 但苏力教授并未局限于此，他将其划分为四个分支：作为文学的法律，文学中的法律，有关文学的法律和通过文学的法律。具体细节不再赘述，笔者这个论证视角只是从抽象画化的“法律与文学”具化出一个小问题——法律与文学的分类。也许选例不具代表性，论证也没有说服力，但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法律与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法律”？二者在本土化的研究进路中究竟存在什么交集？这一系列问题并不单单是一本《法律与文学》就能够解释清楚的，但至少，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进路，是文学与法律在中国本土的一种进路，这本书将学界的争端拿到桌面上来，而不是避而不谈。苏力先生与其他学者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看待问题的方式，他不是站在学术高度就问题而评论，而是在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加以剖析，是从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这种研究问题的方式又被苏老先生称之为“本土化研究”，这种研究方式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毕竟有很多东西不是照搬西方就能够做得来的。 

四、苏力眼中的幸福 

“人活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莫过于要对自己始终都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无论什么时候你始终都要相信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从个人上升到社会层面，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泱泱华夏，难道文学与法律都是经不起一点敲打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只是我们后人对那些精华没有很好地挖掘，这才是问题的根本。那么这就使我们感觉到太幸运了，古人不必表达，只需强调实践就够了，而现代文明社会则不同，不仅要做还要表达它，即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所以我活在这个时代是很幸福的，因为有话不说就好像有痰不吐，那感觉很不好受，比方某个男生喜欢某个女生，暗恋她、关心她很久，但是迟迟不敢将那句话说出口，这样看来那个男生一定是很痛苦的。” 

幸福这个字眼是最难捉摸透的了，每个人心中对幸福都有不同的定义。对于苏老先生而言，他的幸福就是抱着坚定的信念，对中国法律文化做出自己的理解，这也就是苏力先生对我国法治事业进展的最大的贡献。苏力先生感受到自己的幸福，这份幸福为他在学界努力开辟新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以“语境论”为研究问题的方法与进路，将法律与文学完美地结合起来，于纵横交叉之间，我们看到了美，更看到了法律人的责任与使命。 

注释： 

苏力.法律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4，36. 

苏力.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中外法学.2000（1）.1. 

第4篇

【论文摘要】 《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已经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各种形式的讨论和研究持续不断，本文从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角度浅谈对《环境保护法》修改的见解。对环境保护法律基本制度包括哪几项，并无定论。本文立足《环境保护法》既有的明确规定，先分析其存在的缺陷，然后选取已作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限期治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清洁生产制度，对其的修改和完善提出建议；再对需要增加的许可证制度和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作了阐述，使其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也是《环境保护法》修改之本意。 【英文摘要】Amending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has drawn intent attention of various fields. Discussions and researches are under way in kinds of forms . The paper points to the basic legal system and gives some advice on the amendment. There is not a consensus opinion on the content of basic legal systems.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visions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First， the paper states the shortages of basic legal systems. Then， illustrates how to amend some of them， such as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Governance in Appointed Period System， Polluter Pays System， Clean Production System. At last， expounds that the law should prescribe Licensing System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 System.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should adapt to the times， which is the original idea of the amendment. 【论文关键词】《环境保护法》；基本法律制度；协调 【英文关键词】“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basic legal systems； harmony 【正文】1989年，我国对原有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进行了修改并颁布实施，至今已有18年。该法对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健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新的环境保护法律陆续制定、实施，原有的法律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的飞速发展，环保事业的兴旺和国民环境意识、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急需进行修改。特别是其中确立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建立市场经济对环境保护的规范与需要。对《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从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着手，有助于建立和完善整部环境保护法的基本结构和内容，也能与各单行法保持协调一致，发挥其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宪法”作用。 一、《环境保护法》中确立的基本法律制度 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法的目的、任务，按照环境法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确立的、普遍适用于环境与资源保护各个领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对具体环境法律规范具有指导、整合的功能和提纲挈领的作用；在适用对象上具有特定性，适用于环境保护的某一类或某一方面。各个基本制度之间相互配合形成相对完整的规则系统。 由于环境保护法律众多，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因此对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说法。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曾将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归纳为八项，即所谓“老三项”：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和“新五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但理论界并未形成定论。根据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特点，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的制度归纳起来有环境标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报告及处理制度。 二、《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在当代，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其终极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现已经将可持续发展制定为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在环境保护领域贯彻这一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其应有之义。而《环境保护法》并没有明确地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指导思想，其第1条的规定表明了该法单纯注重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公益追逐经济私益。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便直接导致《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基本制度存在诸多不足。 第一，从宏观上看，《环境保护法》的内容过多的集中在污染防治上，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仅仅是少量的政策性宣示，规定非常抽象、原则，可操作性差。因此，该法中规定的基本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是适用于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方面的。例如：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但是在《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单行法中对自然资源权属制度、许可证制度、有偿使用制度等作了不同程度的规定，而在《环境保护法》中有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却未有明确规定，这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法地位不符，也使得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迟缓，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 第二，《环境保护法》是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立法背景的，其基本法律制度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计划、行政主导色彩。行政命令性、行政强制性措施条款占据全篇，政府及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干预过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很难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比如，制定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未体现区域性、灵活性特点，政府行使限期治理制度的决定权，环境主体单一，群众参与不足等。 第三，受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强烈影响，以填补立法空白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创新为基本目标，1993年以后，共有18部单行环境保护法律被制定修改，有的已经进行过多次修改。新制定、修改的法律在顺应了新的环境保护理念、贯彻了新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规定了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如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清洁生产制度等；一些基本法律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已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得到修改。这些变化没有及时地反映在《环境保护法》中，使得该法处于尴尬地位，有损其作为基本法应有的效力，且各个单行法之间不协调，重复规定多，更不利于环境保护法制的建设和完善。 三、《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 《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有些已经暴露出了不适应新形式的缺陷，亟须进行修改，同时也要在《环境保护法》中增加单行法已经确立的基本法律制度，与之保持协调一致。 （一）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法》，修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条款 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始于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经过不断的发展，在2002年8月通过并于2003年9月施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它是环境保护法“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环境立法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环境管理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产物。 相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法》中的相关条款已显陈旧、滞后。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环境保护法》第12条和第13条，有三点明显不足：一是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单一。第13条只规定对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把破坏环境的建设项目排除在外，同时环境影响评价也只是针对建设项目。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的规划环评只字未提；二是忽略对环境影响评价对象的后评价。第13条规定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只包含了预测性评价内容和防治措施，而《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还要求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进行跟踪监测；三是公众参与的规定缺失。《环境保护法》全篇中对公众参与未有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众参与当然就得不到体现。而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得一项重要内容，虽有 不完善之处，但较之《环境保护法》是有进步的。 《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无疑要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作出总结与提升，囿于其基本法的地位，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侧重于基本性规定即可。 首先，扩大环境影响评价对象的范围，增加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性规定。具体的评价内容、工作程序、文件审批等可以《环境影响评价法》为依据。只要对环境能够产生或可能产生影响的规划和建设项目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其中就包含了涉及到生态保护的规划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这一点不容忽视。更值得一提的是，《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的评价对象也不尽全面，尤其是对法规和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没有作出规定，成为该法的一大硬伤。另外，虽然规定了规划环评，但有一部分规划如国务院的规划，市级、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编制的规划未被囊括，还有部分规划的环境评价从其编制和审批来看，也有事实上被轻视的可能。为了真正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战略环评必须得以重视。它除了包括规划环评，还包括法规和政策环评。但是，开展战略环评的难度也不小。缺乏系统的战略环评理论和技术方法，部门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等。因此，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能否全面引入战略环评将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的工作。 其次，增加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跟踪监测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不仅包含评价的结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后续的跟踪监测同样重要。这样的规定使得环境影响评价条款更完满，也能与《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遥相呼应。 最后，对于公共参与，应该放在《环境保护法》总则中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使其能贯穿到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这也是环境保护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对限期治理制度的完善 限期治理制度作为我国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之一，在环境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除了《环境保护法》对限期治理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外，《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单行法都有相关规定。 依据《环境保护法》第18条、第29条、第39条规定，限期治理针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或者是位于特别保护区域内的超标排污设施；限期治理的决定权由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行使；对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事业单位，除了加收超标排污费外，还可以处以罚款或责令停业、关闭。总结其特点，应从以下方面改进： 第一，扩大限期治理的范围。从《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两类限期治理的范围来看，没有包括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情形。而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中都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污染源进行限期治理作了规定。《环境保护法》应该作出同样的规定，从而强化国家的环境监督管理。 第二，将行为违法性作为限期治理的构成要件。《环境保护法》中不论是否污染严重，还是超标排污，都没有将它们定性为违法行为，限期治理也只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而《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早已确定超标排污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其中规定的限期治理是一种行政处罚手段，具有法律制裁性。因此，《环境保护法》中应该将违法性作为限期治理的要件，这样有助于强化企、事业单位的环境责任，提升污染防治的效果。 第三，将限期治理的决定权按辖区下放到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法》将限期治理的确定权授予给对被治理单位有直接管辖权的人民政府行使，而环保行主管部门只有很少范围的限期治理建议权和较低层次的决定权。这突出表现了“命令－控制”型环境管理模式的特点，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易助长“地方保护主义”之风，也不利于该项制度经常全面地实施。由环保主管部门行使限期治理的决定权则有利于权责分明，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制度发展趋势的需要。 第四，增加对环境破坏进行限期治理的规定。《环境保护法》中的限期治理重点是针对环境污染行为。而对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时的限期治理鲜有规定。限期治理作为恢复、补救措施同样适用于严重的环境破坏性为。例如，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对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环保部门也应对责任人作出限期治理的决定。 （三）对排污收费制度的修改建议 排污收费制度是实施环境管理的一 种经济手段。它源于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些单行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2002年修改制定的《排污费征收适用管理条例》已突破了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将超标排污行为规定为违法行为。《环境保护法》第28条和第37条的规定表明超标排污行为并非违法行为，超标排污的只需交纳超标排污费。而《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早已将超标排污修订为一种违法行为，即“排污收费，超标处罚”。同时，依照《标准化法》和《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即是违法，应给予行政处罚。所以，《环境保护法》应尽早确定“排污收费，超标处罚”制度，将其推广到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领域。 2、修改按单一的浓度收费为对不超标排污的按排放总量计征排污费；转向按浓度和总量收费。《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排污收费制度是建立在对污染物实行浓度控制的基础上的，未考虑区域的环境容量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不利于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都明确规定了在特定区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度，《排污费征收适用管理条例》的规定也实现了由单一浓度收费向浓度与总量相结合收费的转变。实践中也已经采用了浓度与总量相结合收费的模式。这种转变要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反映出来。 （四） 明确清洁生产制度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其实质是贯彻污染预防原则。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选用、生产工艺技术的采用和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等各个环节 实行全过程控制，真正从源头上防止、减少污染，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环境保护法》第25条是对清洁生产的规定，但仅仅是作为企业所应承担的义务，没有规定义务违反后所应承担的责任，对于政府在清洁生产方面的责任也未有提及。2003年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对我国的清洁生产制度较详细地作了规定，比较丰富和完善了清洁生产制度，但很多地方存在不足，例如，着重于对工业生产领域的清洁生产的推广和实施，对公民个人在生活领域如何消费产品的问题没有涉及；同样，对政府及有关部门推行清洁生产的责任的规定不足。因此，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引领下，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环境保护法》有必要对清洁生产制度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定，在《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基础上，将相关规定的原则性与全面性体现出来，如明确清洁生产制度的主体、实施、责任等。 （五）增加许可证制度的规定 许可证制度是指环境法所确认的，对从事可能造成环境不良影响活动的开发、建设或经营者，必须向有关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发给许可证后才能从事该项活动的一系列管理制度。 实行许可证制度意义重大。它是加强对排污者监督管理的有效手段，是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我国环境管理战略思想三个转变的具体手段。我国许可证制度广泛地被运用于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大气、水、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方面，对矿产、森林、渔业、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方面等。相关的单行法、地方性法规或规章等为许可证的实行也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却没有规定。即使该法的内容偏重污染防治方面，也未对排污许可制度有所涉及。在理论和实务界探讨最热烈的也是针对排污许可证制度。因此，在《环境保护法》的修改过程中，要将许可证制度作为基本法律制度规定下来。特别是对排污许可证制度，在污染防治一章中，更应予以明确。排污许可证制度具有明显和丰富的功能多样性、灵活机动性，适用于污染防治管理的全过程，是环境监督管理中普遍采行和优先适用的重要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集中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排放上，环境噪声污染没有在单行法中作出规定，对占海洋污染绝大部分的陆源污染物排放没有设置许可证制度；并且各项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法律依据不同，设定主体不明，层级混乱，程序也不健全。如《水污染防治法》中未规定水污染物的排放 许可，而《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水污染物排放学许可证暂行办法》、《淮河和太湖流域排放重点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相对完整作了规定。《办法》自行设定行政许可权，违反了《行政许可法》有关行政许可设定权的规定。对此，在《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中确立排污许可证制度，统一规范，将对散落于各单行法、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产生指导性意义，也易于对该制度进行梳理、整合与拓展。 （六）增加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 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和排污费制度是征收环境保护费的主要内容， 它是对“污染者 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原则的反映，是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理制度之一。而《环境保护法》因侧重于污染防治领域，仅规定了排污收费制度，其第19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太过原则、模糊，对于采取何种措施及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具体规定。而实行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能够保证生态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持续发展，也为生态环境破坏的恢复和治理提供资金保障，凸显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地位。我国除了《森林法》规定了森林生态补偿基金和对占用林地单位开征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法》中规定的草原植被恢复之外，在生态环境补偿费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建议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增加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对征收的对象、范围、标准等基本内容作出说明。 四、结语 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是相对动态发展着的，作为《环境保护法》的支撑，在经历社会一系列变迁之后，理应作出适时调整。而《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是个很好的契机。正是此时，要抓住时代的脉络，贯彻新思想、新理念，以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为基石，完善作为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期待这次的修改能为环境保护法律事业的欣欣向荣推波助澜。 【注释】 周珂著：《环境法》，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李启家：《中国环境立法评估：可持续发展与创新》，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3期。 李淑文：《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立法思考》，载《求索》2007年第1期。 吕忠梅著：《环境法学》，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第249页。 周珂著：《环境法》，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 77页。 李启家、蔡文灿：《论我国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整合与拓展》，载《环境资源法论丛》第6卷

第5篇

关键词：清末 版权文本 《大清著作权律》 文化基础

一、 清末版权法律文本的出现及其现实意义

西方法律、法学输入中国，大致可以甲午战争为界点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甲午战争，和由甲午战争到清朝灭亡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输入西方法律、法学者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洋务派，且以国际公法为多；后一阶段的“修律”工作则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端，[1]这一阶段也是我国现代版权制度形成和诞生的时期，理应成为我国近代版权史研究的重点。

现代版权观念和立法经验传入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西方商品大量涌入中国之时，西方文化也开始渗透中国社会，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思想、思潮也随之进入中华古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力主变法图强，建立资产阶级的法治国家。早在1903年4月，严复就上书当时的学部大臣张百熙，要求实行“版权立法”，保护“著、述、译、纂”者的权利。[2]蔡元培等也有过类似主张。版权法律文本的出现，体现了这一阶段我国版权制度发展的成就。《大清著作权律》颁布于1910年，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因而未及实施。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尽管存在着立法技术粗糙等缺点，但它的制定和颁布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文化，顺应了世界著作权立法潮流，冲破了封建的印刷特权，对后世著作权立法和观念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基本原则和法律体系为北洋政府、政府的著作权法所继承。中华民国初建之时，《大清著作权律》与民国法律无抵触的内容一直被沿用。直至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北洋政府著作权法》，该法共45条，除少数条款有增删、合并外，内容基本抄袭《大清著作权律》。[3]

其实，《大清著作权律》作为近代我国第一个正式版权法律文本所带来的更为可喜的变化是版权文化上的。如果说西方法律、法学的输入只是传播了西方法律文化，只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那么，清末进行的法律改革，则是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的分水岭。[4]尽管《大清著作权律》实际上并没有产生过什么法律效应，但这个法律既是当时社会上已有相当影响的版权意识和版权要求的反映，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意识。如清末民初的绝大部分小说都标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或类似字样。[5]史实说明，《大清著作权律》产生前后，在风气渐开的古老中国，版权观念已趋向普及和深化。体现在《大清著作权律》中的是现代语境中的版权保护理念，相对于我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版权理念已经具有了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版权保护中国家职能的转变——由文化控制到保护“民权”

从公元前1千余年的周朝到清朝末年，基于禁止思想传播、保护皇朝统治秩序的目的，历代皇帝及朝廷多颁布了禁止非法复制令。如，公元835年唐朝文祯皇帝颁发禁止复制与年历、历书有关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可能被民间用来预测王朝的灭亡之日。唐朝还在灭亡之前颁发过禁止复制国家法令、史书、妖言妖书以及关于佛教与道教的书籍。宋代还出现了私人著作受审和登记制度，目的在于控制思想、惩治异端，受审范围包括与政治、军事、朝廷事务有关的材料、科举考试试题、地图、色情书籍等，违者要被鞭答100竹板，并被销毁其复制品。若非法复制星象图，则被流放3000里以外。明清在此基础上，更加紧了思想控制，乾隆皇帝于1774年颁发命令中要求所有文学作品都要接受检查。[6]

也许我们更应该把出版前审查和对翻刻的其他限制，以及针对异端材料的厉禁视为更大的控制观念传播的网络的一部分，而不是要建立——不管是为印刷者、书商、作者还是其他人——知识产权制度，这才是更为真切。实际上，从20世纪之前中国所有现存的、表明国家努力提供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事例看来，完完全全是为了维护皇权。这些官方的保护只是稍带而肤浅地（如果真有的话）触及对个人或并非国家的实体的财产利益的创造或维护，或是涉及对作者地位或发明创造性的褒扬。[7]安守廉教授是从中国的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得出中国的版权制度只是政府文化控制政策的一部分。国家的注意力明显地集中于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而远不是在所有权和私人利益上。[8]这无疑具有其合理性。

《大清著作权律》则非常重视国家在著作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在著作权的权利主体的确认上，“凡著作物归民政部注册给照；凡以著作物呈请注册者，应由著作者备样本二份，呈送民政部；其在外省者，则呈送该管辖衙门，随时申送民政部。”可以看出民政部是著作权确认的行政主体，而著作权的产生依赖其注册给照。国家在著作权的产生中扮演了权利授予者的角色。其次，《大清著作权律》规定了著作者权利的保护以及对于侵权的救济措施。尤其是文本第四章第二节专门规定了六大“禁例”，对于著作者权利的规定可谓详尽。在权利救济上，文本第四章第三节规定了对侵犯著作权者的处罚。著作人的著作一旦受到侵犯，可诉诸法律请求保护，由审判衙门受理并判定给予相应的处罚。并具体规定了罚款、赔偿损失等救济途径。[9]可见这些权利的救济与实现全依赖于“审判衙门”的受理与判定。

综上，《大清著作权律》中的政府的工作与任务不再是文化控制而转变为对于著作权的确认和保障了。这一重大的转变是著作权由国家授予下的特权向著作者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国家在著作权保护中的角色转变，是中国版权制度近代化的重要前提和表现之一。

（二） 版权保护主体的变化——由以出版者为主到以作者为主

我们看到我国古代的版权保护除了由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以外，也存在着私人进行版权保护努力的范例，这样的情况似乎与文化控制关系不大。[10]但这些范例与现代意义上的版权保护有重大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我国古代的版权保护大多数只是对于出版商利益的保护而不是作者权益的保护；近代版权制度的本质性特征在于对作者权益的保护，而不再是早期的对于出版商的“特权”授予。而在我国古代现有的成例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对于出版者的保护，“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许覆板”，这样的牌记、这样的禁令最多只能算是一种“特权”授予，而不具有现代语境中的以保护作者权益为中心的版权含义；其二，版权保护的努力是局部性的、非连续性的，并没有得到制度性的回应；尽管我国出现了很多保护版权的范例，在历史上产生过地方性保护，但它们作用很小，存在时间很短，直到1903年中国才出现通行全国的有效的版权法；其三，对于权利人的权利诉求，国家并不能适时做出有效的回应；在我国古代印书专利甚为罕见，除非有特别充足的理由，不能经政府批准。至少有好些此种专利特许，是因为当事人的地位。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清代学者李渔的范例，他“发明”的信纸被人模仿，李很气愤，用很有力的言语威吓，意于出版所在地之衙门把模仿者控诉，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到底那样做了没有，但是可以想象任何衙门也不会给他保护或是赔偿他的损失的。[11]可以看出，在中国语境中，国家并没有也不可能把作者的权利诉求看成是一种民事权利而加以适时的保护。

《大清著作权律》系统的规定了著作权的权利主体、权利期间、著作者权利的保护以及对于侵权的救济措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文本第四章第二节专门规定了“禁例”：1、凡是经过呈报注册给照具有著作权的著作，他人不得翻印、仿制及用各种假冒方法来侵损著作权；2、接受作者作品的出版发行人，不得对原著进行割裂、改窜及变匿姓名或更换名目进行发行；3、对于他人著作权期限已满之著作，也不得加以割裂、改窜及变匿姓名，或更换名目进行发行；4、不得假托他人姓名发行自己的著作，但使用别号则不受此限；5、不得将别人编著的教科书中的问答题，擅自编写成问题解答来发行；6、对作者未经过发表的作品，他人未经著作稿原主同意，不得强取抵债。对于著作者权利的规定可谓详尽。在权利救济上，文本第四章第三节规定了对侵犯著作权者的处罚。著作人的著作一旦受到侵犯，可诉诸法律请求保护，由审判衙门受理并判定给予相应的处罚。并具体规定了罚款、赔偿损失等救济途径。[12]

综上，《大清著作权律》开启了中国版权保护主体的转移，即从主要保护出版印刷者的权利转移到保护著作者的权利，一改过去漠视著作者权利的态度，对著作者的权利做出了比较完整的确认以及规定了比较完整的救济途径，从而改变了版权史的分期。尽管有学者指出：《大清著作权律》没有采用西方国家著作权自动产生的立法观点，而是顽固地采用了注册登记制，并可以对上述作品进行审查、登记、注册，通过这一程序有效地控制一部分著作的出版发行权。此后北洋政府和政府为了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钳制进步文化思想的传播，他们甚至比《大清著作权律》更变本加厉，增加了许多剥夺作者政治权利，维护其黑暗统治的内容。[13]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是不中肯的。《大清著作权律》由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布版权法。中国本身既没有此类法律可资借鉴、参考，只好将东西方现成的法律译出作为立法参照。中国由于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在著作权立法的时，较多的关注了日本的著作权法。而《大清著作权律》规定“凡著作物，归民政部注册给照”，是参照了日本的立法例，日本著作权的登录则属之内务部。[14]而后这一制度的被滥用并非制度本身之过！

（三） 版权保护中财产权观念的变革——由忽略到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可以用一个“义”来概括，这实际上意味着对于“私”的否弃。我国古代的全部道德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面。这固然不能够消除人们的私欲，但它至少可以把私放在一个不合“理”的位置上面。私是不合“理”的，这种精神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度，并且因此将私的活动、私的关系有效地限制在了一个尽可能低的水准上。[15]

中国古代对于个人物质财产权利轻视的态度，在对待知识财产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有限的我国古代对于版权保护的成例来看，几乎没有权利请求人是要求保护作者的财产权的。正如学者所言：吾国著作权发达甚早，惟保护思想之意多，保护财产之意少。故向来学者著作，往往以刊刻之资，丐助亲朋。而有力者刊印遗书，几视为慈善事业之一种。[16]面对一些私家刻坊见利忘义，专以“复板为业”，权利人更多的是从书籍的完整性、自己劳动的应受尊重着眼论及权利的，而未提及自己的财产利益。如晚清版本学家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曾记载过这样的事例。宋淳佑八年(1248年)二月，杭州国子监受会昌县丞段维清之请，了保护其已故叔父段昌武撰述的《丛桂毛诗集解》的文告:维清窃惟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倘或其他书籍嗜利翻板，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17]从我国现存的有关史料来看，出版者“恐嗜利之徒”“翻版营利”乃其标注“牌记”之初衷，而从实际的权利救济来看，官府很少对其财产权利加以保护，最多也就是说“毁其（翻版者）翻版”，而对财产补救只字未提。营利出版商要获得国家对私人版权利益的保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它可能需要权利主体与官府有某种密切关系。出版商的诉求向官府表达后，即使得到实现，也仅限于个别的、局部的保护，不可能大规模地推广。[18]叶德辉对此曾论道:“此亦自来书坊禁人翻雕已书之故智也。……至其他官刻书，则从无此禁例。”[19]宋代并无关于保护版权的立法规定，如果出版商自身力量有限，对版权的保护能多大程度得以实现也是有疑问的。针对宋代出版商要求禁止他人翻版的行为，叶德辉曾评介道:“可见当时一二私家刻书，陈乞地方有司禁约书坊翻板，并非载在令甲，人人之所必遵。特有力之家，声气广通，可以得行其志耳。”[20]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封建法制的滞后，作者、出版者关于“不许复版，翻印必究”的权利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装饰书籍牌记的空文。他们关于合理使用、巧合及剽窃的卓越见解，在缺乏著作权保护机制的条件下，只是一种没有法律意义的道德文章。[21]其实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官府根本没有把版权看作是出版者或作者的财产权，指望在一个没有权利意识的社会中出现保护版权中的财产权的理念，无疑是痴人说梦！

《大清著作权律》重视著作者的财产权益的最大表现在于其对于著作者权利受到侵害后的救济措施上。根据《大清著作权律》第四章第三节的规定，对于侵权者的处罚以罚款这种财产刑为主。而著作者可以在受到侵权的时候，呈诉之，请求赔偿所失之损失。这种损失的含义无疑是财产上的损失，著作者可以通过诉讼获得财产上的补偿，这对于著作者的财产权保护是很周全的！再从《大清著作权律》颁布的背景来看，当时，中美、中日续修商约关于版权保护条款引起轩然大波之际，国内又引发了北洋官报局盗印文明书局印书的版权纠纷。一方面，文明书局总办廉泉面对官报局的盗版，据理力争版权保护；另一方面，官报局张孝谦总办盗印人家图书，又蛮不讲理，毫无悔意。国内舆论纷纷要求保护文明书局印书的版权，

并解决有关盗版的问题。[22]可以说，对于出版商以及著作者财产权的重视是《大清著作权律》颁行的直接动因之一。在《大清著作权律》的规定中十分注重著作者的版权利益的财产权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清末版权法律文本出现的文化基础

对于清末修律的原因，学者之间有不同的见解。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根据“挑战一回应”的理论范式，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就是在西方挑战下的一个被动的“受刺”过程，即是说，中国人在西方强大的压力之下，只能逆来顺受，被动回应。与此相应，中国诸多的近代性话语和实践也就成了一个模仿西方的结果。与哈佛学派的理论范式相反，“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则代表了西方另一种学术趋向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则是代表。[23]该书引发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近代性并不是西方刺激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中国社会内部自我生发出来的。随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在中国的翻译出版，[24]作为反抗“挑战一回应”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的“中国中心观”在中国学界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是易于理解的。我们认为晚清时代的中国，既有西方带来的“外患”，也有穷途末路下的中国封建社会自身的“内忧”，在这双重压力之下，中国人既有应对，也有自己主动性的思考和选择。即是说，“挑战一回应”的范式无法接纳中国的“主体性”这一根本性的要素。对近代的中国而言，“主体性”一词包含了太多、太复杂的意义。虽然，在近代的世界格局之下，中国的角色不断地被边缘化，但沮丧之中仍有中国自己的智慧、谋略，既有学习也有创造。[25] 台湾学者李明辉也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化的历史动力重要来自西方。因此，中国文化在追求现代化文化的过程中，自始便与该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相关联……在面对现代化的问题而自我转化的过程中，当代儒学一方面致力于现代化的意义，一方面重新诠释自己的传统。这两方面的工作是相互关联，同步进行的，而且都是透过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和消化来进行。”[26]反过来讲，传统思想文化固然难以独自走向近代化，但中国的近代化离不开自身传统提供的思想资源和意义支持。我们所要探讨的就是在清末版权法律文本的出现，文本意义上的版权保护理念也趋于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变以及知识分子对于版权制度的主体性思考，共同构成了版权法律文本的文化基础。

（一）国家正当性理念的重构[27]——民权观念的提出

民权的原生意义是指公民参与城邦权力的资格，带有“民”之意。或者说，民作为一个群体构成国家(城邦)权力的合法来源，以及国家权力运作的最高合法依据。它与传统意义上的一人(如国王)或几个人(如贵族)的相对立。近代以来所演化生成的议会政治就是民权的体现。民权所代表的是一个“群”的范畴，而不是一个“个体”概念。[28]近代意义上的民权理论是由晚清的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们首先引入的，他们对此进行了不遗余力的鼓动与宣传，无论是主张君主立宪制的维新派，还是主张民主共和制的革命派，近代思想家们都特别彰显“民权”观念，他们的“民权”是专门冲着传统专制“君权”而发难的，传统君主制政治因为“民权”的正当而丧失了自身的正当性依据。[29]

国家及其权力的正当性应该落实在人们自由和权利的实现和保障上，而人们的自由和权利是先于国家政府权力的，这是近代西方的典型理论。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众多的思想家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认为应当以“民权”为基础构建新的国家理论，国家应以保障人们的权利和自由为自任。

例如，严复说：“君臣之伦，盖处于不得已也！惟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30]康有为说：“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31]谭嗣同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32]梁启超更是明确指出：“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何在乎？曰：在民约。”“政府之义务虽千端万绪，要可括以两言：一曰助人民自营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而已。率由是而纲惟是，此政府之所以可责也。”[33]

在版权思想的表达中，严复能在近代中国独具慧眼地注意到并正式提出著作者的版权保护问题，并主张国家的立法保护，从而使中国版权的历史，开始出现由封建特许时代向著作者权利时代的转折。[34]他曾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亟论版权保护的重要性和版权对教育事业的巨大作用，要求政府注重版权，实施版权保护制度。严复更呼吁清政府实施版权保护。他说，如果政府能责以实力，郑重版权，则译著风气方能兴盛，人民才能竞相自励。这样，以中国人固有的聪明才智，学界于10年或必有可观成就。假如版权尽毁，或者是似毁非毁，“官为行书，若存若亡，将从此输入无由，民智之开，希望都绝。就令间见小书，而微至完全之作，断其无有”。[35]因此，版权的兴废与国家的贫富强弱和人民的文明愚昧休戚相关。严复再三向清政府陈述实施版权保护对国家社会有利无弊，乃是希望国家能够保护“著、述、译、纂”者的权利。

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板(版)权之关系》一文，针对中国当时版权保护薄弱问题，多方面阐发了他的版权观点。林乐知在文章的最后，还不惮烦言地述说他个人的著作被人翻印、侵权的情况，并且一再强调版权保护对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主张中国政府应郑重版权。“中国人自设之编译所或印书局等，其有益于中国现在社会，已有明效。利息多则为此者亦多，利息少则为此者亦少，必然之势也。然则苟有兴盛中国之心者，宜若何多少保护，令皆乐从于此哉!倘版权之予夺，一出在上者之意，律著者、印者揣揣不自保而灰其心，徒令翻印之徒充其私囊，无论人情之大不平，其亦社会永无进步之一端也。”“兴国在民，保民在国”。[36]

综上，基于新的民权理念的兴起与传播，著作权人也要求国家——作为国民权利的守护者，应该对作为私权的版权加以保护，尽管其出发点不尽相同。他们的版权观点和实践对中国后来的版权立法建制保护，起到了一定的启蒙和引导作用。

（二）个人从“伦”中的适度脱离——个人意识的初步萌芽

从传统而言，中国与现代西方如果在制度层面上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异，则首先是权利的本源问题。现代的西方，其设定每个个人都有完整的权利，但需要让渡一些，由此生成公权利，以构建一种制度形态；而中国的传统是认定每个个人本初没有任何权利，而需由一个全权者给予，由此也可以构成一种制度形态。……从而，问题的实质就在于自由的限度上，在于权利的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不同上。更进一步来说，自由是一个法律传统改造中最为重要的砝码。它比简单的权利量化更为重要，比抽象的人权更为重要。[37]诚如韦伯所言：此处毫无自然法认定的任何一种个人的自由领域存在。在中国的语文里，没有自由这个字眼。……实际上，私人的物质财产所有，一直是被维护得很好的一个制度。然而此一制度是在私人领域长期受到赋役义务之否定后才出现的，并且就西方的观点而言，也没有得到保证。除此，并没有任何受到法理保障的“自由权”存在。[38]在儒家的伦理观念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决不在于、也不应该在于追求个人之幸福，而在于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要传宗接代、光耀门楣；要成为孝子贤孙、忠臣良相。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国传统的身份社会里，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表现为某个家的成员，其次才是其他（如阶级的或地域上的），而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子女在家中无独立之人格、地位，亦无所谓独立的意志。”[39]

而康有为等近代思想家们均强调自由的价值，进而把“权利”纳入“公理”的逻辑结构里。作为正当性意义上的“权利”首先是个人自主的正当性，也即“人人有自主之权”。

康有为曾自信的宣称：“人人有天授之体，即人人有天授之权。”[40]严复亦主张：“生人所不可不由之公理。”[41]“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42]谭嗣同也曾断言：“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公理昭然，罔不率此。[43]” 梁启超更是明确指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使用者也。”[44]

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思想家们进一步指出了“权利”的重要性，并做了必要的启蒙。严复有言：“义务者，与权利相对待而有之词也，故民有可据之权利，而后应尽之义务生焉。无权利，而责民以义务者，非义务也，直奴分耳。[45]” 梁启超指出：“形而上之生存，其条件不一端，而权利其最要也，故禽兽以保生命为对我独一无二之责任，而号称人类者，则以保生命保权利两者相倚，然后此责任乃完。苟不尔者，则忽丧其所以为人之资格，而与禽兽立于同等地位。”[46]还有学者指出“何谓权利？曰：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只有之权利，即与以参预国政之权利。”[47]

在版权文化方面，严复在译书的过程中，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对后世之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的“信”，用现代版权观念，实际上就保护有译者尊重原作者精神权利的问题。到了20世纪之初，严复在译书送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过程中，开始明确提出保护著译者权利的要求，并由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付诸实践。[48]

商务印书馆在1903年9月出版了《版权考》一书，商务印书馆为是书作序，明确阐发了版权保护主张。《版权考·序》中说道，商标、专利、版权法律的完成，“而关系于文明进步者，独以版权为最。驳其说者谓，风气初开，著作未盛，若成一书，必禁人翻印，则行之不远，受其泽者少，不如无版权为愈也。不知著述之士，大抵穷愁发愤者多。积年累月，耗竭心力，得稿盈寸，持以问世。……”商务印书馆注重版权，不仅仅在于控制翻印，而且已开始注重著作者的权利。[49]

把版权作为著作者权利的观念，在沿用《大清著作权律》的民国元年仍得延续。内务部曾通告：“著作物注册给照，关系人民私权。”的“内务部公告”也说：“著作注册，权利攸关。故东西各国，无不特定法规，藉以巩固私权，严惩侵害。”[50]可见《大清著作权律》的深远影响。

综上，近代思想家们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权利”的重要性，并做了必要的启蒙。相应的把版权作为一种著作权人的权利对待，与传统文化视野中的版权意义相比，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三）存“天理”亦存“人欲”——财产利益的重视

我国传统思想的内在演化已经为与源于西方的权利文化沟通、融合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条件，这个基础就在于人在现实生存欲求，也即是所谓的“人欲”获取了价值天平上的优位，人开始走出以上下尊卑秩序为实质的人伦道德世界，其主体性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和张扬，[51]其物质上权益也日益受到重视和强调。

严复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之所以效能不佳，原因在于自孟子与董仲舒以来社会主流价值是兴“义”而不谋“利”，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事实上，道义与功利是不可分的，如果简单地排斥“利”，那么。民众也将丧失求“义”的动力。他说：“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若熏莸之必不可同器。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但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复所以谓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学者，以其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耳。”[52]康有为认为，“天理”和“人欲”不是对立的，人的欲望处于天性，是不能“去”的，“使民有欲”正是“顺天性也”。他强调“圣人不以天为主，而以人为主。”[53]梁启超试图将求利思想扩展为一种与人性相关联的新的“人道”观证明求利活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他提出和阐释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乐”，一个是“奢”。在他看来，“乐”和“奢”为人们的物质欲求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合理化论证和正当化的道德认可，因此而为人们的社会生产劳动和求利活动提供了一个动力源泉。[54]梁启超指出，对“西人愈奢而国愈富”[55]的西方现象，中国人常常是难于理喻的。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奢”是一种浪费，怎么可能出现富的结果呢？梁启超的敏锐和思想的穿透力正在于，他在这种表面上矛盾的现象背后把握了中国现在急需的“新人”的培养方向。[56]

在版权财产权理念上，严复强调借鉴西方版权保护成例，提出版税的问题。在翻译《原富》的过程中，与张元济常有书信往来，严复在信中多次说到版税问题。[57]严复还借鉴西方各国版权成例，向张元济提出让著译者分沾售书利益的版权保护建议。他希望自己所译的《原富》一书能享有20年的版权就可以了。[58]可见其对于自身版权财产利益的重视。

作为近代中国倡导版权第一人的梁启超也十分注重稿酬和版权保护。以他所创办的《新民从报》为例，他实行股份制，共设有6股，除梁之外的出资人共四人各占一股，梁启超不出钱却占两股，就因为他是主笔。可以说他占的两股就是他的“稿酬”的转换。[59]

综上，“人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中终于获得了它独特的地位，而文人们对于自身的版权中财产权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愈加重视稿酬及有关版权财产利益的实现！

三、 结论与启示：

清末我国版权立法的尝试尤其是《大清著作权律》的出现，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我们同意从直接起因上看，它是“枪口下的法律”，[60]是“被动立法的结果”，[61]但从文化的角度，它的出现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近代我国传统文化的流变与知识分子对于版权制度的“主体性思考”为其出现奠定了初步的文化基础。借用著名历史学家庞朴先生的说法就是：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至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开始从物质层面上接触西方文化；第二阶段从甲午战争失败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实际上解决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问题，即文化的中层，而这个中层比较复杂的。思想、制度等都在中间层，所以中间跨过了两个时代。[62]《大清著作权律》的出现既是制度层面创新的直接体现，更是近代传统思想流变包括版权思想发展的有益后果。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文化奠基只是初步性的。正如学者所言：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目的，版权法在中国现代化的焦虑中诞生了。但它将版权保护最起码的个体意识的难题留给了后人，或者恰当地说，它将个体权利意识得以生育的政体机制的改革工作留给了后人，从而注定了中国版权秩序的任重道远。[63]文化为体制之母，版权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冲突是在我国推行和谐版权秩序必须克服的阻力，但文化冲突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其结果是使冲突的文化走向整合。[64]基于此，在中国创建版权文化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一般民众版权文化的素养，这乃是今后相当长时间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一个艰巨任务。

注释:

[1] 张晋藩：《中国法制走向现代化的思考》，载张生主编《我国法律现代化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 沈仁干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讲话》，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页。

[3] 金眉、张中秋：《中国著作权立法史述论》，《法学评论》1994年第2期。

[4] 陶广峰：《近代中西法律文化冲突概观》，《法学》1995年第5期。

[5] 《大清著作权律》公布前三年的1907年出版的《小说林》杂志第3期就曾刊有这样的“特别广告”:“本社所有小说，无论长篇短著，皆购有版权，早经存案，不许翻印转载。”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徐枕亚曾在他主编的《小说丛报》上刊出过不少为争《玉梨魂》等书的版权而写的启事；著名的《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在1904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记》第9回中，曾描写蒙阴县令到省城为自己贴德政条子，也不忘刻上“版权所有，蒙阴县本署”字样，以至闹出了笑话。

[6] 参见安守廉：《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的文化透视》，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3-335页。

[7] 安守廉：《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的文化透视》，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6页。

[8] 安守廉：《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的文化透视》，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5页。

[9] 罗文达：《中国版权法沿革》，载《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10] 现有文献的总结，参见侯建：《中国：世界上最早保护版权的国家》，《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又参见罗文达：《中国版权法沿革》，载《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11] 参见《大清著作权律》，载《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4页。

[12] 罗文达：《中国版权法沿革》，载《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13] 马洪林：《近代中国版权史研究的拓荒之作——评〈中国近代版权史〉》，《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2期。

[14] 《著作权律释义》，载《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15] 梁治平：《礼法文化》，载《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9页。

[16] 陶保霖：《论著作权出版法急宜编订颁行》，载《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17] 周林、李明山主编：《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8] 邓建鹏：《宋代的版权问题——兼评郑成思与安守廉之争》，《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19] 叶德辉：《翻板有禁例始于宋人》，载《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20] 叶德辉：《翻板有禁例始于宋人》，载《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21] 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22] 李明山主编：《中国近代版权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23]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全奇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24]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中华书局1997年版。

[25] 王人博：《民权词义考论》，《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1期。

[26] 转引自龙应台、朱维铮编著：《维新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页。

[27] 此处借用了赵明先生的表述，见其著：《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8] 王人博：《论民权与人权在近代的转化》，《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

[29] 赵明：《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30] 严复：《辟韩》，载《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版，第34、36页。

[31]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载《康有为大同论两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页。

[32] 谭嗣同：《仁学》三十一，载《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

[33] 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载《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页。

[34] 李明山：《二十世纪初中国版权问题论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35] 严复：《与张百熙书》，载《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版，第577—578页。

[36] [美]林乐知著、范述：《版权之关系》，《万国公报》第183卷，1904年4月，转引自李明山：《二十世纪初中国版权问题论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37] 高旭晨：《传统——法系融合之基础》，载张生主编《我国法律现代化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38] 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

[39] 梁治平：《寻找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113页。

[40] 康有为：《大同书》，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页。

[41]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载《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版，第166页。

[42] 严复：《论世变之亟》，载《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版，第3页。

[43] 谭嗣同：《仁学》，载《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50页。

[44]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载《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0页。

[45] 严复：《法意》(第5卷第14章按语)，.载《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46] 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载《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1页。

[47] 《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1901年），转引自赵明：《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48] 李明山主编：《中国近代版权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49] 李明山：《二十世纪初中国版权问题论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50] 李明山主编：《中国近代版权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51] 赵明：《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52] 严复：《天演论》，载《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版，第1395页。

[53] 康有为：《南海康先生口说》，转引自赵明：《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54]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载《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页。

[55]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载《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页。

[56] 赵明：《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57] 严复：《与张元济谈〈原富〉抽版税函（一、二）》，载《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1页。

[58] 李明山主编：《中国近代版权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59] 李明山主编：《中国近代版权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60] 李雨峰：《枪口下的法律——近代中国版权法的产生》，载《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1辑。

[61] 曲三强：《被动立法的百年轮回》，《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62] 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载《东西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讲演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号，第9—11页。

第6篇

关键词: 资本市场改革；《公司法》；《证券法》；多层次资本市场 内容提要: 《公司法》和《证券法》两部在资本市场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的法律的修改对我国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证券法》中证券发行与交易制度的根本改革，使得我国资本市场逐渐摒弃了以前的单一的交易市场、单一的交易方式、单一的交易品种模式。以前的这些制度严重影响我国资本市场实现良性运作。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多重交易市场、多种交易方式和多样化交易品种等与资本市场国际化相契合的国际化市场格局。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的合理构建需要改变资本经营理念，改善政府在资本市场中的监管职能，并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民事法律责任机制。 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中国资本市场也逐渐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愈来愈多的国外投资者和大量资金涌入中国市场，而与此同时国内投资者也把战略投资的目光转向了国际资本市场。此时的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战略性转型的良好时机，伴随中国资本市场战略转型过程始终的一个重大命题是如何构建一个既能推动市场创新和战略转型，又能有效控制风险，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资本市场法律规则体系。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的资本市场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二、适应资本市场改革的法律体系的构建 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多极金融中心之一，其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自身三大转型，即上市公司结构和上市资源的调整、市场结构和资产结构的调整、资金结构和投资者结构的调整。而上述三大战略转型的实现，又必须以中国资本市场法律规则体系的变革为基础。与中国资本市场战略转型背景相适应的法律规则体系变革，至少应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第一，公司法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公司法的完善主要包括减少政府管制、加强市场监管、鼓励公司自治、完善治理结构、健全股东权益保护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并应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公司法》虽然在上述方面都有所进步，但是仍存在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仍有不同待遇;投资者权利保护方面的民事责任不能完全落实到位;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依然受到限制等。 第二，构建与大规模证券发行相适应的法律规则体系。资本市场规模扩大是实现战略转型的必要条件，而中国资本市场原有证券发行规则是与小市场、小发行量的特征相吻合，发行效率低下，难以适应大规模证券发行的要求。因此，应彻底变革原有证券发行规则体系，逐步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立与大规模证券发行要求相符合的“公开发行加私募配售”法律规则，以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和监管成本，并减少发行人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第三，推动我国证券交易制度的转型。证券交易制度在整个证券市场发展中始终具有基础性意义，它不仅决定着证券发行市场的规模、价格水平和证券交易的规律，而且决定着整个市场的观念。中国证券交易制度长期以来形成了场内交易、集中竞价、现货交易占垄断地位的格局，这种单一性交易制度导致股市难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人为操控痕迹明显。新修改的《证券法》不再强制规定单一集中竞价、单一现货交易、单一场内交易，为中国证券市场清除了严重限制其发展的制度桎梏。未来证券交易制度的转型主要包括:变单一主板市场为多层次交易市场体系，变单一竞价交易制度为多种交易制度，变单一现货交易为多品种交易制度 。 第四，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法律建设。资本市场国际化不仅仅是单纯的市场完全开放，更为重要的是市场规则体系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在目前人民币尚未完全实现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阶段，大规模制定推动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法律规则体系尚不现实。但是伴随未来人民币逐步实现彻底可自由兑换，应努力推动内外资税法统一，证券交易制度的国际接轨，从而最终实现中国资本市场投融资行为与法律规则体系的国际化。 三、《公司法》对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2005年10月27日通过的、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对原来《公司法》做了重要修改和补充。在公司设立和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内部监核程度、突出股东话语权和诉讼权、保护投资者利益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并逐步与国际接轨。原来《公司法》有230条， 现在新《公司法》只有219条，看起来条文少了，但内容更加丰富。总体上可以将修改的要点概括为:减少政府管制、加强市场监管、鼓励公司自治、完善治理结构、健全了股东保护机制。 (一)在减少政府管制方面，《公司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降低公司设立门槛。新法将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门槛大大降低。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有采纳授权资本制，但却允许两种公司的资本都可以分期缴纳，而不必一次性缴足，只是要求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而其余部分必须在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 资本制度是公司法的基本制度之一，各国公司法基本都有一套系统完整的关于资本的法律制度。中国公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资本制度的改革。此次修改前的公司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虽然也有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明文宣示，但更关注的是对公司、股东、债权人的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表现出的明显倾向是强调规范、限制和管理，而忽略支持、鼓励和引导，法律规定呈现出过度的刚性和强制性，而缺少应有的弹性和任意性。从根本上说，资本制度改革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目前的条件是否绝对的高或限制是否绝对的严，也不在于简单地取消多少限制、放宽多少条件和降低多大门槛，而在于我们为何和是否有必要对公司设立施加如此的限制。其实资本并不是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根本保障，更不是唯一的担保，过分强调资本在这方面的作用不仅不能实现债权人保护的目标，反而会遏制公众的投资需求，阻碍了许多公司企业的设立和发展。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各地区、各行业之间差异甚大，对于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和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行业，规定偏高的资本额，也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调整出资比例和结构。一是将工业产权扩大到整个知识产权，二是取消了无形财产出资比例的限制，而只是规定货币出资的金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30 %，更为重要的修改是根本改变了对股东出资的立法方式，以一个富有弹性的抽象标准“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取代了原来机械、固化的全面列举式的规定，不仅实质性地扩大了股东出资的范围，而且充分地利用各种投资资源和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满足股东和公司的投资需求。 第三，对外投资限制被取消。新法第15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第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应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数额有限制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因为公司对外投资属于公司的经营自主权，应由公司章程规定，没有必要由法律对投资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进行限制。(1)公司对外投资不再有投资限额的限制，公司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投资，不受净资产的约束。(2)扩大了对外投资的范围，不仅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且还包括其他形态的企业、合伙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等，即允许公司向非公司制的企业投资。(3)明确了对外投资的决策机构是股东会或者董事会，成为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4)明确了公司对外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对其所投资的企业只是承担出资部分的有限责任，不得通过合同、协议的安排成为投资标的企业所负债务的连带责任人。 另外，新《公司法》还取消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审批程序。原《公司法》第77条明确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必须经过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新法删除了这一规定。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还要国务院或者省(州)政府的审批，这是限制股份制经济的发展，这是对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的最大制约。取消这一规定，将大大方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推动股份制经济的发展。同时，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鼓励个人自主创业，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 (二)在加强市场监管方面，《公司法》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第一，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新《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借鉴一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具有法律效力的判例和法律规定，总结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经验，为防范滥用公司制度的风险，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制度规定。在现实生活中，有的股东采用转移公司财产、将公司财产与本人财产混同等手段，造成公司用于履行债务的财产大量减少，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保障公司债 权人的利益。当然，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即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具体情形，诸如何为“恶意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等都需要由最高法院严格把握，通过司法解释作出规定。 第二，对关联交易行为严格规范。正如关联企业出现与发展具有客观的不可避免的性质一样，关联企业最重要的行为———关联交易的存在也是客观的和不可避免的。由于各国法律对于关联企业或关联人概念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们今天所提到的关联方命题已经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弹性，这一概念不仅概括了集团企业内部具有股权控制力和经营决策控制力的一系列企业之间的关联关系，而且概括了不同企业之间基于控制权人亲属关系与利益合作关系而形成的具有间接控制力的企业之间的关联关系。也即是说，在相互从事交易的关联主体之间，某些交易实际上属于关联人意识到其间的关联关系是基于控制权人的意志却故意从事的关联交易，该种关联交易的内容往往为故意不公平;另一些交易则属于关联人并未意识到其间的关联关系，并且其交易并未受到控制权人的意志操纵，此种情况下的关联交易内容则可能是公平的。正是基于这一复杂的现实，各国学者和立法者对于关联交易的法律控制立场实际上均经历了由简到繁的过程，并且将争议的焦点逐渐集中于公平性问题上。 本文认为，关联交易的客观性与不可避免性并不代表其具有当然的公平性与合法性;相反，此种违反市场交易竞争条件的所谓“交易”是可能滋生不公平交易、欺诈行为和掠夺性行为的。如果缺乏法律的有效控制(特别是公平规则控制)，则此种可能的不公平交易将愈来愈多地转变为现实的、必然的不公平交易。由于关联交易本身即具有掩盖或隐蔽交易内容和利益关系的属性，同时在缺乏普遍性法律控制机制的情况下，不公平的关联交易实际处于不被发现或不受矫正之状态，因此，在整体上断言关联交易具有节省社会资源或者产生“社会盈余”始终是令人怀疑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基本结论:一方面，关联交易本身存在具有客观的不可避免的性质，对其加以简单地一概禁止或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为了保障交易公平与交易秩序，法律对于关联交易应当在传统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创造出有效的控制规则。在我国目前的公司法实践中，尚无商业判断规则的存在地位。随着中国公司法制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公司诉讼实践的发展，此类有助于合理公平保障公司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具体公司法规则将或迟或早地在中国法中建立。 在对于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的法律制裁的制度构建中，实质公平原则的建立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建立我国法律实质公平原则的过程中，立法者与司法者应当考虑到如下基本要素:首先，我国法应当为公司诉讼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不同的法律救济途径，以适应公司诉讼当事人不同的利益要求;其次，在对于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的赔偿救济中，必须坚持实质公平原则，而不能满足于传统民法中的显失公平标准，更不能滑入整体揭穿公司面纱的错误之路，这一经验实际上已经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所证实;最后，在构建实质公平原则具体规则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具体规则的宗旨实际上仅在于限制因非适当影响而导致的损害关联公司的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而不是要限制关联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不能使生动多样的公司实践受到简单、僵硬的法律教条之限制，因而我国法上的实质公平原则之具体规则一定会经历由简到繁、不断合理化的过程 。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公司法》在明确中介机构赔偿债权人的责任、减少强制性规范、增加任意性规范方面，也作出了巨大修改。《公司法》虽然有长足进步，但仍然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市场主体的“血统论”依然存在;坚持政府监管至上的治理理念仍然十分明显 ;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同身份仍有不同待遇;投资者权利保护方面的民事责任不能完全落实到位;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依然受到限制等等。 四、《证券法》对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一)发行和交易制度的改革 1.公开发行和私募的兼容证券私募发行是当今世界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投融资方式。美国是较早采用证券私募发行的国家，并与公开发行相互补充。由于这一发行方式的运用能节约发行融资成本、监管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保密性，体现出资本市场的快速融资效率，因此私募发行在多数国家及地区得到广泛运用。由于私募发行的投资人是确定的，发行对象主要是长期投资机构(国际上称“战略投资人”)认购，在发行前对认购程度已有了解，且以明显高于发行价取得优先购 买权，其发行成功率自然会大大提高。 我国也早在1990年底就引进了私募发行的模式。我国早期的内部职工股发行可以找到私募发行的影子， 1993年4月之前的股票发行，实际上是带有私募性质的一种混合方式。1999年《证券法》确立了“三公”原则以后，私募转而被B股和H股发行所广泛采纳，在A股市场上真正出现包销余额的情况下，证券商也不得不启用这一方式作为补充。而近期的证券公司债券定向发行、特定机构次级债私募发行以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也都是私募化运作的证券发行模式。 当然，不可否认，私募发行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投资者数量少、流通性较差等不足，投资者会面临较高的投资风险。目前，对涉及私募的证券发行规范属于分块规则、局部立法，导致私募发行制度的模糊和不确定，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潜在参与者对私募发行活动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导致了实践中的私募发行行为的不规范，加之前几年我国相关立法机关及监管机关对私募发行这一方式重视不够，实践中也未形成有序监管与规范的私募发行市场。 所以，未来在私募发行法律制度的准备方面，还要进行积极的探索。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法律审核效率。发行制度的效率主要指该证券发行制度引致的资源配置效率。在适时推进证券发行制度改革的同时，还必须提高现有的证券发行法律审核效率。一方面，鉴于《公司法》《证券法》已经为上市公司私募发行留下了空间，监管机构应加强配套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出台，对私募发行的申报批准程序、信息披露义务及控制风险等问题加以规范，培育和强化股票发行的市场化约束和自我调节功能，逐步推动证券发行由单一制向多层次发行模式转变。另一方面，实践中可选择一些上市公司作为私募发行的试点，逐步放开、扩大，从点到面，在风险可测、可控、可防的前提下，鼓励上市公司大胆进行金融创新，逐步放开对产品创新的限制，支持采取证券发行新模式和新方法，不断提高证券发行水平。 第二，证券法规建设。法律建设是指在保持较低风险和成本的资本市场筹资情况下，能够制定出更多、更好地使发行人及各中介机构对其行为后果进行合理预期并调整的法律。我们应本着“三公”原则和保护投资者权益的精神，完善证券法律体系，尽快出台与《证券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章程，建立我国多层次证券发行市场体系，科学规划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必须为我国多层次证券发行市场提供基本的法律支持。当然，在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时，尽管有学者提出“要有长远眼光，要留有余地”，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现有证券法律进行修改。我们认为，构建我国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必须充分利用WTO中的保护性条款，结合发展中国家开放证券市场的经验和教训，制定谨慎的开放证券市场政策，实行逐步准入制度，实现结构开发策略，对不同领域的证券业务应该区分对待，诸如跨国并购、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可以向外资证券机构放开，而对国内券商可以细分的领域，诸如IP0发行股票、国债、企业债券承销以及证券咨询等业务，可以加以保护，创造出国内证券发行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条件，逐渐实现国内证券市场国际化。 第三，司法制度的完善和程序公正诉求。公正的含义不仅包括发行制度应对各个股东给予同等保护，而且还指对不同发行人采用同一种尺度加以衡量。发起人和公众投资者既是利益的统一体，又是利益的矛盾体，公正的发行制度，有助于在“证券监管机构与证券发行者、公众投资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和谐的关系，从而使资本市场处于一种有序运行的状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健全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确保证券发行市场监管规范化、制度化，这也是证券市场国际化能够顺利实现的关键。有效执法需要矫正政府角色定位，解除政府的“隐性担保”角色，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券商和新闻媒体的作用。其次，我们应该不断完善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建立股票、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发行的信息披露动态监管机制，对拟上市公司首次发行或者再次发行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进行跟踪核查。最后，应该提高中介服务法律资质水准和服务质量。从对中介机构证券从业开始就着手进行法律规范，使得他们的业务行为符合法律的要求，培养具有国际业务水准的中介服务机构，熟悉或者精通国际证券发行业务的证券从业人员，提高中介机构的公正性。 2.证券交易制度的重大变革 我国的证券市场交易制度长期以来形成了场内交易、集中竞价、现货交易占垄断地位的格局，这种单一性的交易制度导致我国的股市无法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操控的痕迹明显。同时旧的《证券法》关于交易制度的规定也单一化，使得其他形式的交易形式无法获得合法的地位，单一现货交易观念和单一集中竞价交易观念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大敌，造成了我国证券市场中坐庄横行、市场暴涨暴跌的不良现象。新修改的《证券法》彻底废除了禁止信用交易，禁止透支，禁止融资融券，不再强制规定进行单一的集中竞价，单一的现货交易，单一的场内交易，这就为证券市场清除了严重限制其发展的制度上的桎梏。新修改的证券法不再强调单一的集中竞价交易原则，允许其他的集中竞价以外的交易方式的同时存在，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现货交易的局面，这就为我国未来发展多重证券市场和多种交易制度，为现货交易与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交易打开了通道，克服了我国单边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向，为期权、股指期货等多种金融衍生品种的出现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础，刺激了做空机制和对冲交易的出现。具体言之，新《证券法》在交易制度上的具有革新性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多层次市场建立留下空间。我国修改后的《证券法》第39条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这意味着证券不仅可以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还可以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法律框架得以确立。尽管其他证券交易场所的设立还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但是这项大的修改毕竟对于以前完全禁止的场外交易打开了一个出口。 第二，容许其他交易方式。新的《证券法》第40条规定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这就为集中竞价之外的其他交易方式的合理存在打开了立法空间。 第三，证券衍生产品有了法律基础。《证券法》第42条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交易。”虽然该条规定并没有明确指出允许金融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种成为市场交易的新品种，虽然金融期货、期权等交易方式的产生还有赖于国务院的具体规定，但《证券法》毕竟从法律上根本地解除了金融衍生品诞生的法律障碍，为多种金融衍生品种的交易预留了一个出口，这无疑给我国证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双边市场的形成有了法律依据，对冲交易的出现有了制度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新《证券法》第38条规定:“证券公司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在证券交易中引入了融资融券机制，解除了对证券期货、期权等衍生品种交易的禁止性规定，为融资融券打开了闸门，这就为金融衍生物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刺激了对冲交易和做空机制的出现，使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从此均开始出现空机制，最终将导致双边市场的建立。 在我国新证券法的格局下，一旦支持各证券交易制度的具体规则得到健康有效的发展，不仅我国未来证券市场的规模和趋势可以乐观地预期，而且困扰我国证券监管的证券交易规律与投资人观念也将会根本改观。此次证券交易制度的重大变革，将彻底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目前的单一的状况，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多种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同时，值得强调的是，本次修改后的证券法仅仅是对交易制度进行了极端原则的修改，仅仅是解除了原有证券法的生硬限制，而这一制度的真正修改实际上有赖于一系列具体规则的支持。在单一现货交易原则被纠正后，证券监管部门必然还面临着期货交易品种的规则设计，必然还面临着期证分离的制度设计，必然还面临着信用交易结算规则的设计等等。在单一集中竞价交易原则被纠正后，证券监管部门必然还面临着多重交易市场的建立，必然还面临着多种交易规则的设计，必然还面临着集中竞价交易与大宗交易的制度协调。在具体的交易制度与交易规则得到完善之前，我国证券市场还只能是某种发展中的证券市场。 3.多重市场制度改革 新证券法中一项重大的变革当属证券交易制度的变化，特别是变过去的单一市场原则为多重市场的原则 。多重市场原则的确立，可以克服长期以来单一的主板市场对市场发展的需求束缚，不仅使得我国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有效满足，也可以高效地满足股权大量流动的需求，推动市场流动性的进一步提高。毫无疑问，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是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变革和资本市场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将对中国经济未来运行格局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2011年1月31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九条)中就已经提出，在 统筹考虑资本市场合理布局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满足不同类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主张 。2006年12月1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公开提出了建立四个层次的资本市场架构，即:积极培育蓝筹股市场;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板;积极研究、适时推出创业板市场;整合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探索和完善统一监管下的股份转让制度。 可见，在现有主板市场规范和发展基础上，逐步改善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结构，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是未来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建立的必要途径。然而，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中面临诸多问题，例如我国资本市场长期以来很不合理的结构，上市公司质量问题等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件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支撑，部分制度设计仅仅是针对主板市场，而缺乏对层次较低的场外交易市场等的约束。 因此，未来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中应当注意: 第一，进一步深化发展主板市场，主板应当定位于为处于相对成熟甚至传统产业中的大型企业提供资金。面向规模较大、经营稳定、业绩优良的发行人，准入要求高。 第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中的二板市场定位于主要为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提供一种流动机制。国内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浪潮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涉足高科技领域，并通过分拆上市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二板市场的建立也会促进主板市场的进一步活跃。更为重要的是，二板市场的建立为我国证券市场引进了竞争机制，会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向更高层次发展，因而最终是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总之，改变单一的证券市场模式，设立多重交易市场体系，除主板市场外，还要加强二板市场、三板市场的建立，为不同的投资者提供不同地点交易场所，以增强市场流动性，促进市场发展。发展资本市场应在统一的管理框架下，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在统一会计准则、统一制度和严格信息披露的前提下，应允许场外交易市场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发挥中小企业的区域优势，建立包括主板、创业板、场外交易市场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五、我国未来资本市场法律制度完善之建议 (一)积极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全面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法律制度 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会促使我国资本市场的各项法规和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实现对资本市场的全面监管。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不单纯是资本市场的完全开放，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交易体制、会计制度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因而，遵循全球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制度规则是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在国际化过程中，要建立完善的国际惯例法律规范，提高金融法规的透明度、公开性和统一性，重点是强化信息披露程序和内容的统一性，各项会计核算标准的一致性。增强国际监管合作，重点监控资金外流、资本转移以及境外机构的自我操纵，强化对境外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的监管。顺应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潮流，在法律上为混业经营留有余地，为最终实现金融一体化和集团化发展建立基础。我国目前与资本市场相配套的各项法律制度以及行业规范的完善，适应了市场国际化的发展，加强建设法律法规，改进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将成为我国今后资本市场发展的重点。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监管。虽然我国在资本市场监管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在监管经验、监管技术、监管手段等各方面仍显不足。因此，我们在推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制度方面的建设。这既应该包括加强对国内资本市场的监管，更应该包括要加强与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跨国界信息交流存在的障碍问题，才能有效地防止资本市场风险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转移和扩散。 (二)树立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理念，完善相关保障机制 资本市场是一个以投资者为基础的市场，资本市场的制度设计也要树立投资者利益保护理念。美国学者布莱克曾经对成功的资本市场的法律条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成功的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法律前置条件是保证中小投资者获得: (1)准确的公司财务与经营信息; (2)对公司管理层和控股股东诚信的信心(防止公司管理层滥用公司资源和控股股东淘空上市公司的行为)。而要达到这两点，需要包括立法、司法、监管、中介机构甚至媒体和文化观念组成的复杂的制度网络体系的保障。最核心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拥有诚实，专业的司法，检察和监管体系;二是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多重监管组织，包括监管当局、交易所前线监管、自律组织监管、中介机构审计、媒体舆监督等 。有学者根据供给结构 的差异，将资本市场制度变迁的模式分为三类:市场诱致的自然演进型、政府强制的行政主导型以及政府行政权力与市场主体利益共同主导和驱动制度演进的混合型 。从上述三类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资本市场明显带有的行政主导色彩，正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行政干预特点，使得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上一些基础性、技术性制度依然存在重要缺陷，如交易保证金制度、证券交易账户管理制度、证券交易结算制度、市场监管制度和市场布局等多个方面，导致了对资本市场的认识不足、市场自由与行政规制关系不当、市场发展缺乏科学论证、程序性原则缺失等诸多问题的存在。这些缺陷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去解决。 (三)建立完善可行的资本市场违法行为民事制裁机制 事后法律制裁制度是保障市场秩序的最后屏障。证券市场与无形的商品交易市场一样，其基本秩序最终依赖于法律的强行性制裁制度来保障。我们认为，一个健康的证券市场不仅要有完善有效的市场化制度，而且要有刚性而严密的法律制度。应当说，事后法律制裁制度需要有相关的执法队伍，需要有完善可行的执法可能性，需要有一定的执法成本，因此控制证券市场秩序应当慎用执法资源。实际上，在我国证券市场中有过许多有法不依的情况，例如通海高科在发行中的虚假陈述行为，又如亿安科技在交易中的操纵市场行为。对此类违法行为制裁并无法律技术障碍，证券监管部门仅仅是为照顾违法当事人的利益才牺牲了证券市场法制的严肃。不仅如此，在我国证券市场执法中，还始终存在着重刑事制裁、重行政制裁、轻民事制裁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刑事制裁仅仅适用于严重的业已构成犯罪的证券违法行为，它仅仅能够保护证券市场的最基本秩序，行政制裁仅仅能够对违法当事人产生一定的惩戒作用，而只有民事制裁才具有补偿受害人实际损失和惩戒行为人的双重作用。正鉴于此，发达国家的证券监管部门在了解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秩序时，往往将我国证券执法部门对于证券违法行为的民事制裁放在最首要的位置。 从我国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情况看，有以下两类规则将是我国， 法制发展的重点:首先，是证券发行中的虚假陈述规则，此类行为并不同于持续性信息披露中的虚假陈述。其行为构成要件包括:各行为人具有过错(有学者认为对发行人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行为人从事了虚假陈述行为并且符合重大性标准，行为人依据其虚假陈述取得了发行资金，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等四项。而在我国目前的诉讼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受诉行为属于违反持续性信息披露中的虚假陈述行为。此类违法行为不仅构成要件与前者不同，而且上市公司也并没有取得骗取发行资金的问题。这显然与我国的相关立法文件之疏忽有着重要的关系。应当说明的是，证券发行中的虚假陈述行为规则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中均具有重要的地位;我国法律完全应当在其基础上发展起对于有限责任公司也适用的反售股欺诈规则。其次，是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规则，此类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具有故意过错，行为人从事了操纵证券市场的各种行为(其各种行为方式的列举将形成次级的构成要件规则)，受害人受到了实际损失，违法行为人行为与受害人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此种行为控制规则的完善应有三项可完善之处:一是完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各种表现形式，我们认为现行证券法对于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客观表现形式的规定有待完善，我国台湾的法律规定要更为合理;二是要完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中因果关系的解释规则，我们认为现行法可以参照美国法中的欺诈市场理论概括出该因果关系之要义;三是扩展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概念包容性，使之不仅可涵括我国原有的各股操纵行为之要件，而且可以包括我国未来的操纵股指行为之要件，甚至包括我国未来市场中现货与期货套做操纵的行为要件。 注释: 董安生.双边市场与对冲交易的影响、挑战与前景[J].河南社会科学， 2007， (3): 91-96. 董安生，张保华.缺失的合同效力规则———论关联交易对传统民法的挑战[J].法学家， 2007， (3): 59-66. 刘道远.外资并购中垄断的认定及民事责任研究[J].法律适用， 2007， (11): 45-49. 刘慧敏.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战略选择[N].证券市场导报，2006-09-26. 黄运成，葛蓉蓉.股票发行制度的国际比较及我国的改革实践[J].国际金融研究， 2005， (2). 董安生.我国 资本市场变化与相关制度的完善[J].资本市场，2007， (11): 27. 2011年1月31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曹凤歧.建立和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J].中国金融， 2004，(7): 42-43. Bernard S. Black， 2001， 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Preconditions for Strong Securities Markets， UCLA Law Review， vo.l 48， at781-858. [10 ]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 1994: 275.

第7篇

内容摘要：在“法治道路”这样一个很大的字眼下面，本文运用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比较，理论与实际的多维连接，主次矛盾的辨证关系与联系发展等方式和角度，讨论了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东方的法与西方的法在起源，和性质上的区别；中国社会的变革规律；法在中国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法治道路的具体展现；怎样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文章站在一种本源的角度上，创造性的引入了中国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与西方的“物界”式发展道路的概念，进而归纳出了各自的法治道路：即西方的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东方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又通过深刻的剖析，将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及法治道路的变换轨迹划分为七大阶段来进行深入的展示，其中的第六阶段与第七阶段是预见性的提出来的。文章最终把落脚点定位于当今中国所处的法治阶段，点明了当今中国最可利用的法治资源，也阐明了现阶段中国法治道路的具体推进方式。

关键词: 人界式发展道路 物界式发展道路 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 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

序 言

“依法治国”的思想从法学界的学术话题上升为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可能是中国的法学家最激动不已的事情，也是中国法学界的骄傲。关于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问题，当前的法学家们(主要是法理学家)大致正在做两件事：一件是编制法治蓝图，比如，说明什么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特征、价值和方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价值研究的方向；另一件是剖析法治现实，分析从人治到法治转型过程中的现状、路径与未来可能出现的实际走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实证研究的方向。也有许多人把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来做，把法治目标问题与法治现状的分析结合起来思考。应该说，无论哪一种方式，其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或许在更多的现实的中国人看来，法学家谈的“法”无论从效力上还是从认同的程度上又都倍显乏力。于是在本文中，我试图尝试一下从社会发展道路的本质规律的角度引出法治道路的本源，并在理论上介定出它不同类别与阶段的特殊性，进而从一种更宏观更深刻的角度来把握中国式的法治道路的位置与走向，或许这样的方式和理论更适宜并有助于当前国人的法治观念和信念的认可与增强。

毕竟，中国距离真正的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要走。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法治道路、为什么要走这样的道路以及它目前处于怎样的进程中，又具体应怎样完成等问题就是本文所要重点阐述的。

一 法的缘起

法，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的结晶，一种文明的标志。在人类漫长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它在东西方不同的土壤里分别孕育成型，并且分别以不同的特性昭之于世，相映生辉。

（一）西方法系的发展

那么东方的法与西方的法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异同？首先来看一下西方法学的历史：西方法学起始于古希腊，当时，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法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和人们认识和感受的对象；同时，古希腊的哲学非常发达，发达的哲学开发了自由民认识和评价社会现象的能力，促进了政治学文学美学伦理学等专门知识体系的形成。在丰富多采的政治学伦理学文学美学作品中涉及到一系列法理学问题，诸如：法与权力理性的关系，法与人神自然的关系，法与利益正义，人治和法治，守法的道德基础和政治基础等等。从西方法学家的角度，这些问题是法学的症结，永恒的主题。这些法学史上最初提出的问题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论述，对西方法学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

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古代西方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顶峰。在罗马帝国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简单的商品经济和复杂的财产关系。法律调节机制和法律秩序越来越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也越来越复杂。法律事务需要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来处理。后来，由于奥古斯都大帝建立了法学家官方解答权机制度，法学家的声誉大震，法学不仅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成为罗马法的渊源之一。

中世纪是西方社会最黑暗的时期。基督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上帝的世界观，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学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之成为神学中的科目。一直独立的法学消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学思想的消失。事实上，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述中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阿奎那通过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法律思想吸收于神学之中，保存和发展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思想。到中世纪后期，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注释法学派脱影而出，对法学的保留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十三 十四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西方法学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和变革。一批出身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把君主或人性看作国家和法律的基础，使法律和法学从天国回到了人间。这个时期法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文主义法学派的产生。他与注释法学派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出现和法律统一化创造了思想理论和技术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他们成为把古代法学和近代法学连接的纽带。而后，于十七世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在革命中普及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时代要求既需要法学也解放了法学。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更是需要法学。并且出现了与中世纪神学世界观分庭抗礼的以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反对神权主张人性，反对专制主张自由。也最终奠定了以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主义等资本主义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1〕。从以上的脉络，我们不难看出在西方社会进程中，法的发展几乎贯穿始终，其巨大作用显而易见。

（二）中国法系的发展

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历程：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法律文化遗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学研究就很兴盛，并有专门的法学著作问世。其后历代都有丰富的法律思想。但是，直到二十世纪，法学始终被包围在封建主义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中，独立的法系无从谈起。从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角度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夏商西周时期出现的以天命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法律思想。具体呈现为以德配天，名德慎刑的思想和政策。而后，春秋战国的几百年是中国法学兴起和大发展的时期。当时各种学说百花齐放，儒，法，墨，道四家都对法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法家的贡献尤为突出。儒家从人性善的哲学出发，强调圣人，贤人，圣君，贤相个人的统治力量，重视道德礼教的作用，主张礼主刑辅，综合为治，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哲学论证。墨家以天意乃法为根源的法律观出发，主张以天为法，循法而进；他们还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信念，主张在经济上重视生产，节约，利民，在刑罚上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从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出发，反对制定一切礼法制度，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无为而治甚至断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与希腊圣哲柏拉图的政治法律主张不谋而合。这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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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古代法学非常昌盛。但是，这种局面随着秦朝中央集权的专治主义的出现而终止。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学在所有思想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同一时期，出现了根据儒学原则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释的刑名律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律学成为正统的法学，是法学的代表。而以儒家法律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也垄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学领域。法学亦成为儒学论理学的附属〔2〕。

（三）东西方法系的本性的异同

抛开近代的革命阶段而单论及之前的变革历程，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发展虽经历着改朝换代的巨变，但法所呈现的内涵及外在的展现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同时我们应注意到，西方社会进程中的最高统御力量是“上帝”，但是从整体来看，上帝似乎并未深入到人们具体的世界观之中，相反古希腊的圣哲们对各领域的颇具平民性质（缺乏政治色彩）的思想却对社会的发展，法系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而中国的最高统御力量是皇帝，尽管皇帝以上还有“天”的存在，但是在百姓心中，似乎皇帝与天是一体的，统御力量的重心在皇帝。东西方这两种神本位思想与人本位思想的根本差别，体现了各自人种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探求方式，追逐生存与理想的方式的差别，也是两种法系从概念，内涵，效力，以及发展路径的不同的最本质的原因所在。在西方，法所扮演的“角色”，处于不断的充实之中，并且始终起到了改变人的世界观，推动社会进程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上帝仅是一个符号，是一个人们填充对自然探求欲望的寄托，是人们要控制自然的欲望的体现。而他们真正发展的重心在于“物界”（这是我很牵强的给出的概念，旨在表现一种侧重于人以外的大自然为主体，以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对自然界不断深入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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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道路：这条路与西方的法系发展道路恰恰相反。人们探求之路的重心在于“人界”（即一个与前边提到的物界相反的概念，它侧重于从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协作，能力等方面入手；并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着重于从人的引导驾御为中心从而达到一种与自然的协调的境地）。华夏子孙把统御自然的力量重心放在了人的自身上。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大道的一统”，“天人的合一”。这种改造力量集中体现在了“天”的儿子——皇帝的身上。由此，一种为了保持这种“人界”道路的存在与发展的规则便脱影而出，这便是中国意义上的“法”。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法要以天道德义为核心，以忠义仁礼为指导思想，以刑律为主要内容，因为这里拥有着无处不在的“人界”规律；而少有工商牧渔等以私法关系为内容的侧重于“物界”道路的规范。正是由于驾御人的本性所在，使得中国的带有西方意义的法律规范少之又少，而且效力低下，并且带有强烈的辅工具色彩。如果从相对于西方法的角度讲，我们对此也可以形象的给出一个名词——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至于这种法治道路在中国社会进程的各个阶段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体现了怎样的发展规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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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社会的变革规律及法的用

上一章我们从本源的角度引出了中华法系，进而概括出了中国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的成因。但是，这样的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的孕育又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纵观中华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及几乎不变的生产方式占据着统治地位，也占据着中华民族的史页中最重的一笔。由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发展，而是原地转圈，中国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对此观点，我一直以来都表示强烈的否定，下面我从几个角度来阐释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及法位于其中的角色。

（一）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的成因的理论根源

首先，孔孟老庄精辟的人文哲学；政治家兵家独到的文韬武略，忠义仁礼的治人思想；诗词歌赋的人文文化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独具的精神财富所凝聚的巨大力量无疑是一道占据着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的宏伟靓丽的风景线。这些成果尽管是处于封建社会，但是其所阐释和追求的“大道无极”，“天人合一”，“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等等崇高的思想文化的结晶早已超越了西方意义上的封建枷锁，而是一种永恒的真谛，它体现着一种不同的社会演进方式（即人界式道路），尽管不易被察觉，但是它确确实实存在着。

为了更好的阐述中国特有的法治道路的运作规律的存在，下面我需要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探求一下它存在的理论根源：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终级目标是人自身极大的安排事物的能力直至与自然的“合一”。然而，是侧重从“物界”入手还是侧重从“人界”入手，便分成了两种追寻大道的方式。从物界入手，社会的发展似乎要“平稳”的多，“理性”的多。但是起初人文的力量的有效合一与凝聚相对会比较弱一些，其统御人群，发挥集体协作的的力量也小的多。因而，在起步阶段要逊于“人界”道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他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制约而独自发展，但是我要说明的是：这种制约就人或人类社会本身而言具有巨大的“弹性”。因为，人同万物相比具有独到的特殊性，人是万物之灵，大自然从诞生人的那天起，就将自身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凝结在了人的身上，与自然（包括人类社会自身各主体之间）的相辅相成，协调循环是易于感悟而又最难感悟的。当意识介入到了这种最高层次的框架边缘时，便会对“小利，小欲”漠然处之（更具阶段性，具体性的表现如中国古代的名句“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所描绘的境地，这与生产方式的先进与否，及物欲享受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直接作用关系），在构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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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是处于封建社会，就具局限性。那要首先看是“物界”道路的封建社会还是“人界”道路的封建社会。就“人界”道路而言，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历史的局限性，而不是囚禁于某种社会某种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因而，由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决定的中国法治道路亦具有这种强烈的“人界”色彩。

（二）人界式发展道路的各阶段概况剖析

以下我们从中国社会发展已经历及将经历的各自阶段来阐述不同进程中法的作用。中国社会的发展即是从“人界”重心向物界”重心逐渐转化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我认为大致应包含这样七个阶段：一，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阶段；二，性善性恶的深入剖析与对立阶段；三，君本位的忠义仁礼思想体系发展成熟阶段；四，对君本位的批判及对苍生本位思想的初现阶段；五，苍生本位的初始形成阶段；六，“天人合一”的“无欲”的局限性成熟阶段；七，苍生本位的思想极大成熟的阶段。这其中，前四个阶段里的法系概念是具有纯中国式的“人界”道路性质的法律。第五，六两阶段的法系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西方“物界”道路的法系概念的色彩，但无论从实际效力还是从深度广度的内容上都还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一时期正是第一章所提到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的特点最为明显的时期。即维系社会发展的并为人们公认的“游戏规则”（即权力和感召力的重心）依然明显的展示着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的色彩。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亦经历着“人界”道路的渐入顶峰和“物界”道路的逐渐成型直至基本成熟。在这里我从法律的角度分别给予这两个阶段另两个名称：特型的平等法律的阶段；局限型的平等法律的阶段（具体含义下面将阐释）。第七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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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界式发展道路各阶段的法系特征

接下来，我们从本源的角度具体解析一下以上的法治进程：就前四个阶段而言，统治阶级为了控御人而研究人，从而在一段时期内（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哲理思维还是儒法的道义权术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法在这里的作用似乎仅仅是维系一种客观的不作为，并未突现其巩固统治角色。而后，从秦汉到唐朝，这种方式逐渐成型，法的作用便为了促使这种统治思想的贯彻保驾护航，也正因为侧重保护的是一种思想，一种礼仪，一种信念，所以法作为一种最强有力的工具所呈现的单一性就集中体现在了刑律上。而这种信念是统治者生存的本钱和底线，所以就更显得“裸”（即：一旦“越轨”则邢酷法严）。顺势发展，中国人界道路步入了封建社会的人文体制成熟期。与此同时，附属于其上的“物界”道路的发展也随之步入了盛世。集中表现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士农工商等各领域各行业的蓬勃发展（大唐盛世）。但随之尔来的就是“人界”道路的内在弱点的逐渐突现。究其内在原因，可以理解为人界道路追求的是超脱的崇高境地。而这种境地本身就包含着忽略一般“物界”道路的制约规范的特征。其走势即缺乏众多的细节规则的制衡，从而面临着巨大的反作用力（亦可通俗的称为“诱惑”，来自自身的以及外界的），因此其轨迹也是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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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两种阶段交接期，旧阶段处于突破饱和状态，整个过程俱在失衡，其与新阶段的交接转变必然存在着这样的过程：高峰——低谷——直至平稳。这是从“人界”道路的角度看。从另一方面讲，这一间隙期正是“物界”道路成型的端倪。如时期倡导的共产主义模式，在当时极大的凝聚了人民得力量，但是，当这一时期的“人界”道路聚变的根本原因（即生存危机）解除后，“人界”道路又在逐渐的恢复一种巨大的弹性。这种弹性与以往的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第五阶段，苍生本位的初始形成阶段）。与此同时，中国也步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阶段，因为西方“物界”道路意义上的法的前提是平等和大多数人的人权，而此时的中国在形式上也已经开始了这种历程。这也正是我将又一名称——特型的平等法律的阶段赋予它的原因。而这期间法律的辅助作用主要体现在了以下的三个方面，一：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人界式道路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与所有的层面都占有主导地位。在其极为成熟的局部领域或地区，真正的法治化就有利于系统全面的实施并在之后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这种作用对其他人界式道路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又有着侧面的辐射作用。再则，法律领域内的既为西方采纳又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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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人界”式道路正处于超越第五阶段奔向第六阶段的进程中。那么，相应的中国式的法治道路还要经历哪些坎坷，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克服并完成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的最高阶段，是我在下一章将要综合论述的。

三 中国法治道路推进的历程及方式

上一章我们已经论述了中国法治道路现阶段处于第五与第六阶段的交接位置。下面我们具体来阐述一下怎样由第五阶段过度到第六阶段。

（一）当前中国法治阶段的概况及任务

第五阶段的“特型”的原因我们已经论及，是中国人界道路发展方式的一个必经阶段。经过第五阶段的洗礼后的法律，代表了相当的民众利益，人民当家做主的力量也有了一定的展现。但是重心依然在政府，更进一步讲，在统治阶层（不是阶级，因为在第五阶段的“人界”道路转型后，西方意义上的阶级在我国已经不存在了）即中国共产党的掌握之中。法律的平民性较淡，即便是规定了也难以全面实施。此阶段最为显著的是两种性质的规则的存在：即明规则和潜规则。明规则的载体显而易见，成文的法律规范，政策文本；而潜规则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的“特权”的集中表现，它将中国“人界”道路中的极具特色的人文思维方式在政权的层面上凝聚。究其本质，中国人愿意追求一种不受约束，无所不为的境地。当这种意识处于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时，则光彩万丈；相反逆潮流而动时，则不择手段。不论是上升还是下降，中国人习惯透过某种束缚追求实质的效用。更进一层，从法的角度讲，即如果不遵循会怎样，怎样才能不守法，追求的是不遵循规范的能力。而西方人则侧重于怎样利用法的规范保护自己。因此，东西方“人界”与“物界”的发展道路的不同，决定着其崇尚的方式的不同，信任的领域亦不同。因此这一时期的法不具有完全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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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演变的过程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接下来我们首先需要阐述一下未来的目标，即第六阶段——局限型的平等法律阶段的具体特征。“局限型”在这里并不是指一部分人应遵守，另一部分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遵守（那是第五与第六阶段过度期的特征），而是描述了一种状态，是上一章所阐述的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中的以“人界”方式为引导社会前进的重心的一个制高点阶段（即第六阶段）。这种制高点在中国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上大致应经历以下三次成熟：

第一次，是以大唐盛世为代表的，它凝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代表着一种以人（将人至于神的位置）为中心的统御自然万物的哲理）思想与封建忠义思想的结合。第二次，是以时期为代表的，由于直接的生存的危机与内在的人文力量的弹性极限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天人合一“（这里的“天”已经触及到了一种从社会协作角度的大同意识）的传统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交融结合。第三次，应该在我们将为之奋斗的第六阶段，这一阶段成熟的标志为“天人合一”思想与“容纳的自然化，人欲的平淡化”的完美结合。下面首先看，何谓容纳的自然化：容纳，这里主要指一种既浩瀚又平静的心态和境地；而自然，则集中表现为一种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客观世界根本规律的很大程度上的平衡。而这里最为集中的是体现在政治人物身上的“大国心态“。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觉得中国以“人界”为重心的发展进程的极点是在一种局限的生产力水平下（因为还未转移到以“物界”为重心的第七阶段，因而生产力水平不会十分高）达到一种引领阶层（社会力量的重心）的普遍的相对“高能化，高德化”（就前边的人欲平淡化而言）；与此同时，现代意义上的法系力量亦能借此机会发展壮大，从而完成社?

崆敖囊剂α康闹匦牡囊谱D敲矗庵帧案吣芑本哂心男攵孕裕咛逵值痹跹俗瞿兀科湔攵缘闹⒔嵛蚁胗Φ卑ǎ湍谠谀芰Χ缘闹泄嗣飨缘囊恍┤醯悖ù痈旧辖玻恰叭私纭钡缆返谋厝槐锥耍钊缭谙嗟背潭群头段诔氏值摹叭狈Υ葱隆保岸栌谑导保翱志逋庾濉钡鹊攘痈缘拇嬖凇T倮纯础案叩禄保础叭擞钠降薄F降钦攵灾泄赜械闹⒔岫雎奶赜械姆绞健H说挠饫镏饕赶硎艿挠ǘ栌坝橛鹊取U馄渲杏纫郧橛钅芽刂啤T诜锤卸校泄哺吖俚姆追茁渎恚负醵加肭橛姆抛萦凶胖苯踊蚣浣拥牧怠H缦妹旁痘咚桨傅奶肮偌负跷抟徊话楦荆渲凶钗怀龅氖窃弦涤谇寤笱У南妹攀懈笔谐ふ钥嗣鳎诮邮芗钦卟煞檬保毖圆换涞慕驳溃骸敖鹎腿Φ挠栈笪业挚沟淖。牵苏夤匚夜涣恕薄W阋约湮：χ蟆?

在这个阶段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对以上这些劣根性的破除。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人前进的重心侧重于内，而不侧重于外；侧重于心，而不侧重于物：侧重与人性而不侧重于法律（其原理在上一章的“人界”道路特有的弹性机制中已有阐述）。破除这些弱点，从一般角度而言的方法，主要是在各领域的实践中通过各种强性（党纪，法律）及弱性（政策，教育灌输）的方式，转移人的思维定势，周而复始，增量促成。例如，就其中一弱点而言，何为“缺乏创新”，从哲学的角度讲，万物具有连带关系，万变不离其中，创新从根本上讲也只是转换了一种外在形式，而不创新未必就是不发展，它亦可为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更具潜在力量，等等。类似于这种方式即可应用于“高能化”的历练亦可应用于“高德化”的历练，它对于局部的化解各种欲望，平衡各种心态，增强内在的素质均有着相当的效力。但是因为它具有着更多的权术色彩和逻辑学及心理学色彩，不是本文着力论述的。本文之所以涉及，也是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重心的构造的剖析来为真正平等意义上的中国式的法治社会的成型，成熟，及主导的转化奠定理论上的根基。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本文自始至终力图呈现的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及西方“物界”式发展道路?

囊焱钊肜斫庹庵值缆返母咀呦蚝陀帕颖浠坏墓媛桑侵泄斓冀撞闫瞥谠谌跣裕馔庠谘沽Γ烦墒欤敝链锏降诹锥巍盎实拢ㄕ馐俏业囊桓雠ㄋ醯奶岱ǎ蚨灾褪怯玫涂刂朴姆绞郊巴揪叮芬恢智甯叩钠犯瘢蠊奶ㄇ氨咛岬降摹训娜菽伞谡瘟煊虻木咛灞硐郑钡淖罡镜姆绞剑ㄕ庥肭靶杲竺裰飨诓煌某『弦辉偾康鞯摹耙缘轮喂钡闹喂铰杂凶乓烨ぶ猓R嗍谴诱娲谢ㄏ到胝嬲囊忌缁峤降闹匦慕巧母韭肪丁6艿5逼鹆斓疾阏飧鼋巧模谥泄挥泄膊场?

（二）中国法治的本土政治资源

下面，我借用一个新名词“法治本土资源”来描绘中国的法治现状。而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无疑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法治本土资源，那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共产党又具体应怎样领导中国的法治进程呢？

法治的本土资源〔3〕，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提法。从现实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内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从一些人们熟知的基本事实出发，我们可以简单说明一下，中国实行法治的本土政治资源大致有什么样的内容和意义。

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50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由以上不难看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最大本土资源莫过于政治资源，莫过于政府力量。而中国共产党无疑是这种资源的龙头〔6〕。

（三）当前中国法治化的具体推进方式

下面，来谈一下具体的法治推进方式。我认为，大致分为三层：第一层，即前边提到的以“化欲呈德，大国心态”为核心内容的高能化，高德化的历练。更进一层讲，是一种具有阶段特色的“以德领法”，“以德促法”的过程。这种无论是一般角度的化解方式，还是对根本上的“人界”式发展道路理论的把握都应首先从共产党内的省部级以上的高官抓起。因为这一阶层是重心之所在，是中国社会推进动力的最为直接的具体力量和率先垂范的抽象力量的交汇点。

第二层，其一，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大量，灌输，贯彻现代法律法规及法律观念，健全法律体制（这里广义上讲包括各式法律体制，权力运作体制，政府和官员监督体制，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等等，但是这些方式和路径过于具体，而非本文的宏观导向和论述，因此在这里不做详细阐释），促进与世界的接轨;其二，建立和培育各式的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和人民团体，增强更为具体的维护法律权利的意识和团体力量。尽管从局部上讲，现阶段中国法律很难实现宪法中厘定的宏伟蓝图。但是，也正因为中国拥有独具产生和维系这种蓝图以不同种形式存在的巨大人文力量，促使中国可以走向完美。

第三层，在条件适宜的局部试点，建立既具理想的“高德化，高能化”的领导阶层，又具现代法律意识和素质的市民阶层的行政区域。这有点类似于曾经很有名气的大秋庄等典型的“共产主义”村。但是与之不同的是：首先这是在中共及政府的明确计划内有步骤有次序的实施的；其次在区域内用本文阐释的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理论及由之导出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理念为底蕴与主导，并在实践中使之能转化为更为具体的凝聚力与推动力，以期起到一种引航灯的作用。

行文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了。同时，一种信念也油然而生：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与中国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将中国人民引入一个更为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度。

参 考 文 献

〔1〕参见张文显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法理学》第二章法学的历史 第一节 西方法学的历史 第11页，北京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参见张文显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法理学》第二章法学的历史 第二节 中国法学的历史 第15页，北京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3〕参见苏力教授《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6〕该节内容与注释主要引自蒋立山的《中国法治道路初探》的第四节“什么是最大的法治本土资源”，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后 记

第8篇

一、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立案数量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我国国有垄断企业管理机制的建立健全和国资委、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门对于国有垄断企业监督力度的加强,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能源矿产领域内的职务犯罪数量近几年来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最大的年份为2009年和2010年。北京市检察机关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该领域内立案人数为13人,比2008年下降了56.7%;2010年该领域内立案人数为1人,比2009年下降了92.3%,比2008年下降了96.7%。领域内立案人数的下降一方面说明了通过各部门的共同努力,能源矿产领域内职务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有必要对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的工作方法和机制进行提高和创新,适应新的行业发展环境,发现更多的职务犯罪线索。

(二)电力、煤炭、石化、冶金是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的高发行业

电力、煤炭、石化、冶金四个行业是能源矿产领域的重头行业,同时也是职务犯罪行为高发行业。2008年上述四个行业发生的职务犯罪行为分别占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行为总数的0.0%、30.0%、23.3%、33.3%,合计占能源矿产领域内的职务犯罪行为总数的86.7%;2009年上述四个行业发生的职务犯罪行为分别占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行为总数的46.2%、7.7%、7.7%、15.4%,合计占能源矿产领域内的职务犯罪行为总数的76.9%;2010年上述四个行业发生的职务犯罪行为分别占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行为总数的0.0%、0.0%、0.0%、100%,合计占能源矿产领域内的职务犯罪行为总数的100%。

(三)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区域集中于新生城区及近郊区县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近年来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等传统意义上的老城区内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数占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3%到13%之间,所占比例并不大;而海淀区、石景山区、丰台区等新生城区和门头沟区、房山区等近郊区县则是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的主要犯罪区域,且发案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06年石景山区内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涉案人数占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涉案总人数的4.5%,2007年为18.8%,2008年为47.8%,2009年为28.6%,2010年为25.0%。2006年房山区内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涉案人数占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涉案总人数的28.65%,2007年为26.3%,2008年为16.7%,2009年为9.1%。

(四)单位一把手、岗位主管仍然构成职务犯罪的高发人群,但是普通岗位职工职务犯罪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数据显示,构成能源矿产领域内职务犯罪主体的主要人群仍然是单位一把手和具有某项实权的岗位主管,2006年一把手和岗位主管岗位涉案人数占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涉案人数的56.0%,2007年占37.9%,2008年占26.6%,2009年占38.5%。单位一把手和岗位主管一直是我们职务犯罪预防的重点人群,但是值得引起重视的是近年来能源矿产企业内就职于普通工作岗位的职工职务犯罪的数量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2006年普通岗位职工涉案人数占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涉案人数的12.0%,2007年占27.6%,2008年占63.3%,2009年占30.8%。例如,2006年至2008年1月间,犯罪嫌疑人朱久林在担任首钢总公司质检总站煤焦检验站取制样员期间,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对大同华昊实业有限公司及鞍山冠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供应的煤炭进行检验时弄虚作假降低含水量,获得赃款10900元。

(五)职务犯罪的主要手段为接受回扣、手续费以及隐匿、扣留公共财物

通过查阅能源矿产领域内职务犯罪案件的相关资料,我们发现该领域内的职务犯罪主体有40.9%采取如下两种犯罪手段:一是将自己管理或经手的公共财物加以隐匿、扣留,应上交的不上交,应支付的不支付,应入账的不入账;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犯罪手段集中体现出了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财产型犯罪的特点,同时也提示我们能源矿产企业在财务管理、权力监管方面存在着制度漏洞。

二、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的原因

(一)行政垄断地位为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的发生提供了温床

国家对于能源矿产企业过分的保护和溺爱使得能源矿产企业缺乏必要的竞争压力,即使是企业亏损了也自然由国家来救济和补偿。如此一来,经营者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与企业整体效益的提升就很难实现实质上的统一,经营者肩上的担子轻了手中的权力却并没有减少,这就为经营者恣意使用手中的权力提供了温床,当遇到权力寻租的邀约时,经营者就有可能置企业利益于不顾,恣意的出租手中的权力。

(二)必要监督制约机制缺失大大降低了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的犯罪成本

国家对于能源矿产企业监管的主要设想是通过绩效考核机制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效监管,但是目前来说国家对于能源矿产企业的监督管理并不尽如人意:国资委在能源矿产企业监督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明确,国资委与其他监督管理部门的关系也没有明确;能源矿产企业与原直属部门的关系,以及和国资委的关系更是没有明确;能源矿产企业绩效考核机制更是处于探索阶段,并且举步维艰。

第9篇

「关 键 词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现代都市，社会学

一、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基本前提的生态环境

研究都市的法律文化，首先要抓住“都市”这一基本要素。都市给人的最表象的特征就是它不同于乡村的生态环境，都市法律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下生成和演化的。所谓都市生态环境是借用的生态学概念，即对植物、动物机体适应环境的研究。在自然界，有机体通常系统地分布在一定的空间位置，从而实现物种之间的某种依赖和平衡状态。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首先将生态概念运用于对城市的社会学分析，主要探讨城市空间分布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提出城市布局的 “同心圆”[1].我们这里借用生态环境的概念，对都市人口、地理、街区、、资源、居住等“自然因素”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关系进行分析，说明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前提，展现都市法律文化区别于现代乡村等其它法律文化的都市特色。当然这种分析需要大量的微观实证的考察，在这里，我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些基本的轮廓和进一步研究的进路。

1.都市人口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与乡村一个最明显的自然特征就是人多且成份复杂。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与都市人口有复杂关系，但是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是基本的，即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

（1）都市人口规模对都市法律文化的

单位空间人口规模扩大，导致对人口的管理更依赖普遍性的规则，并且趋向理性化，如果只依靠个别调整或非理性方法，不仅成本巨大，而结果必然是混乱；众多的人口在争夺都市资源过程中，像自然生态环境中发生的情形一样，必然产生分化，各自占据不同的行业，处于不同的职业位置，导致有秩序的“生态分布”，并形成“共生”和“依赖”的“生物链”；由于“见多不怪”，所以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注的可能性减少，出现都市人的“冷漠”现象，不关心别人的“家长里短”，都市成为“陌生人社会”，个人的自由度增强。可见在都市里，人们更容易具有理性的观念、遵守普遍规则的观念、秩序观念、个人权利的观念等等，而这些正是现代法律文化的基本元素。

由于人口众多，从总体上原子化程度提高，但是在微观层面，更容易形成“亚群体”的关系，也就是与乡村比较，人们在都市众多的人口中更容易找到与自己兴趣、爱好或利益相同的人群，从而结成小的生活圈。所以都市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如行会、协会、同乡会、职业团体等等，在这些组织里有它自身的规则和文化，更能实现“自我统治”。这正是市民社会产生的土壤，而市民社会是现代法律和法治观念的社会基础。

人口众多对法律文化的影响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一点，在中国，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特别重要。上海有近1800万人口，每天还有300万左右流动人口，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而上海是一个中国家的城市，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和充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市民不遵守交通规则，环境卫生意识较差、个别地区秩序比较混乱等等。我们认为，这些现象除了市民法律素质之外，可能更多是人口与城市的承受能力问题，是一个“客观问题”而不是“主观问题”。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城市也有这种现象，如大量的贫民区的法律文化较差，一个人到了贫民区也就“不守规矩”起来，到了高尚区就变得 “循规蹈矩”。这同样不只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物质基础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应该是我们考察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应采取的唯物主义观点。

（2）都市人口结构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人口与都市文化生成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都市人口的复杂结构，主要有年龄、性别、种族或国别等。我们以上海为例说明：

首先，来看年龄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上海人口的年龄结构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原上海市民老年化加剧，新上海移民呈年轻化样态。而在新移民中，除了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口外，还有大量的外来务工的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正是这种复杂的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导致不同人口对法律文化生成和传播的作用不同。例如年轻人口更容易接受现代法律文化，而老年人口可能更具有传统法律文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原上海的老年人口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由于更早地接受上海这一现代化都市的文化影响，不一定比新从乡村来的年轻人口对法律文化接受差。

其次，让我们来看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与上海法律文化生成的关系。种族问题在美国等国是重要的分析纬度，在我们国家，起码在上海不是突出问题。但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大都市，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对上海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具有重大影响。上海有大量的外资人员、外国留学生、观光人员等等，还包括地区、港澳地区的人口；同时上海还有巨大的来自安徽、山东、江西、湖南等内地进入的人口。这些人口在上海人口中的比例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上海法律文化。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会带来现代的法律文化，从内地落后地区来的人口带来更多传统法律文化，从而对上海法律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

以上我们对人口规模结构与法律文化生成关系的分析还很简单，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说明，在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传播和接受中，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2.都市空间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空间因素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征，又反过来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样态。我们这里讲的都市空间主要指都市的地理位置、街区的分布、居住的场所和交通的布局。都市生态学认为都市空间分配是一个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布局。我们认为，都市空间的形态还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受一个城市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1）都市的地理位置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地理位置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我们认为以下都市地理位置，对都市法律文化影响较大：沿海城市、商业重镇。就中国的情况来看，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更加方便，和现代文明接触更加频繁，所以法律文化较浓；而内陆城市相对闭塞，开放程度较低，所以法律文化力量较弱。商业重镇一般处于大江大河或其它交通便利之处，所以商贾云集，商业文化基础较好，而商业文化与法律文化更加接近。上海既是一个商业重镇，又是沿海城市，一方面，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故其商业可以说是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另一方面，上海身临环太平洋区域的前沿，和世界一些最发达地区的法律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上海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成为我国法律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对上海法律文化的培育也就不能忽视其地理位置因素的作用。

（2）都市街区的分布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街区的分布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反过来对都市法律文化又产生重要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建设应该考虑都市街区的布局所能发挥的作用。

首先，街区分布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在西方近代国家的都市里，由于其法律文化是以工商业社会和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所以都市的中心或黄金地带往往是商业区，而非国家机关[2].一般而言，法律文化更重视社会而不是权力。例如上海市政府，原来在上海黄金地段的外滩，而现在则搬到人民广场，以及徐汇区等其他城区。我们认为这是上海法律文化进步的表现。

其次，街区分布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影响力。我国现在还有很多都市的黄金地段或中心城区是国家机关，典型的如北京。处于城市中心或副中心的机构，与一个城市或区域不同方向人口的距离基本相等，因此对城市各个方向的影响力是大致相等的。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商业区，表明商业文化在城市中处于中心位置，商业文化影响力大；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权力机构，表明权力文化影响更为显著。我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法律秩序的建立与法律文化的形成，更多的需要国家权力的推进，因此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机关处于城市或城市区域的中心地带，既方便市民的接触，也有利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文化的传播，所以在一定的阶段是具有合理性的。

再次，都市街区的分布影响法律和法律文化的支配范围。例如在都市中心，法律及其文化处于支配地位；而在都市圈外围的城乡接合部非正式的制度及其文化往往具有很强的力量。又例如，在地面街区法律及其文化是主流；但在地铁等地下街区，往往有更多的违法和犯罪。

（3）居住场所和交通布局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居住和交通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无论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法律文化，还是作为观念意识的法律文化都与其紧密相关。

首先，中国都市居住区域和交通布局更多受国家法律规划的控制。例如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改造的重要任务是住房问题。为此上海市政府在住宅布局规划、撤迁安置、功能配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这种城市改造中呈现的法律行为，对市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的影响巨大。

其次，都市居住和交通关系更多表现为正式的法律关系，而不是自然的血缘和习惯。都市的居住和出行方式跟乡村比较，更多符合法的要求、依靠法的运作。例如上海人的住宅基本关系是法律上的物业管理法律关系，而不是亲戚朋友等血缘道德关系。水、电、煤气、保卫、环境等都依靠陌生人供给，彼此遵循法定或约定的规则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因此人们的居住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又是都市法律文化孕育的基本场所。又例如，在上海人们出门都离不开交通，很多人每天上下班花费在道路上的时间为3、4个小时不足为奇。现代的交通如轨道交通、地面交通、私人轿车等，没有一样离得开正式的法律规则的调整。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的城市交通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相应地，上海的交通布局和人们的交通行为方式将成为都市法律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和内容之一，也成为塑造都市法律文化的重要因素。

二、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内在根据的社会因素

关于文化生成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一些相对立的理论范式[3].首先是“唯心范式”与“唯物范式”的对立。作为三大古典社会学家之一的韦伯认为，是人的文化观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形态和发展，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形式理性主义传统，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西方法律社会的形成，形式理性决定了西方社会的基本轨迹。同样作为伟大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先驱的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其次是“结构范式”与“互动范式”的对立。作为结构范式的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文化是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文化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内化到个体之中，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而互动范式则认为，文化是微观互动的个体的主观定义，互动产生文化，而不是文化决定互动。

我们认为，“我在文化之中，文化在我心中”，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础根植于作为结构性要素的社会存在，如现代都市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现代都市社会分层、现代都市社会组织、现代的法律制度和制度、现代都市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等；但是在承认这种结构性要素的前提下，个体的微观互动仍然是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途径，如现代组织的运作、现代性大众消费、市民与权力的互动、以及现代性仪式、法律和法学研究等等。因此，这里既有对都市法律文化宏观结构背景的分析，又有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主体行动和主观意义的微观分析，是一种宏观结构背景下的行为分析。

1.现代产业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经济基础在于现代产业，现代化都市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工，即把工作划分为人们专门从事的许多不同的职业。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人们的相互依赖性加强。根据迪尔凯姆的看法，角色的专门化会加强社会团结。人们通过互相依赖，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有机的团结”，而不是作为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体间的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相适应的是更多强调权利、平等和合作的现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迪尔凯姆称为“协作性法律”，即现代法治和法律文化；与机械团结相一致的是更多强调义务、不平等和控制等以惩罚为中心的法律，或者因血缘、地域而不能不发生的道德、风俗、习惯性强制。[4]

现代都市产业结构[5]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世界上一些最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主要是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基地。例如上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海的产业发展目标是国际贸易、、航运中心和信息港，所以主要发展第三、第四产业。现代都市这种产业结构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因为这种产业具有更强的超越时空性，所以更依赖于信用机制。法治而非人治、正式的法律规则而非道德和惯例，才是现代都市产业需要的最根本的信用机制[6].例如，人们把终身积蓄的财富交给银行、投资基金、证券市场，不是因为了解这些组织的人品和道德，而是相信法律和法治。

所以，现代化产业的存在和运作离不开法律环境的保障；同时，现代化的产业本身就是法律文化的表征。没有现代化的产业，就不可能有现代都市法律及其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深刻洞识。

2.大众消费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化的产业导致大众化消费。在现代都市里，大量的消费品被现代化的产业生产出来，大众消费成为现代都市最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是区别于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最显著的标志[7].“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山珍海味、天下美食、国际名牌，这些在传统乡村社会只有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能享用的东西，都市普通百姓都能享用。随着大众消费在都市的普及，与之伴随着的消费文化也就进入千家万户。消费不仅成为一种、成为一种身份或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各种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制度、消费者维权活动、消费者组织在都市出现；消费信贷、消费保险、消费合同等现代法律制度和规则成为都市市民的生活常识。这样，现代的法律文化也就随着大众消费普及到普通市民身边。

不仅如此，文化本身也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在传统社会或乡村，文化是一种奢侈品，所谓文化活动只限于所谓的精英阶层；而在现代都市，文化生产成为一种产业，“文化工厂”、“文化消费”的概念已是司空见惯。因此过去只有少数权力精英和职业精英，如政府官员、法官、律师等才掌握的法律知识，现在也能被大众所接触。总之，大众消费带来大众文化，而这种大众文化正是现代法律文化最重要的滋生土壤。

3.都市社会分层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在社会精神文化的生产中也处于支配地位。现代的社会学理论也认为，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标准除了经济地位，还应该包括权力、声望、文化资本等纬度[8]，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使个体区别于其他人的因素越来越不是基于经济或职业因素，而是基于文化品味和闲暇嗜好”[9].因此文化和社会阶级、阶层相关联，不同的阶层的法律文化多少是不一样的，其对法律文化的态度也是不相同的。

西方古代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层是法治建立的社会基础。在现代都市，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的概念，他可能包括从服务行业的雇员到学校老师、专业医疗人员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在当今西方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里，人口中大多数属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之所以是法治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都相对较小，所以他们是希望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力量，他们的经济地位既依赖法治的保障，又是法治秩序稳定的根基。所以，上海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同样不能忽视上海的社会阶层的因素。

4.现代都市社会组织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组织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更重要。组织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如），给我们的成长加上标记（如学校），并且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又看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如殡仪馆），所以我们的一生都离不开组织。韦伯最早对现代组织的兴起提出系统解释，他认为组织是以一种跨越时空的、稳定的方式把人类的活动或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协调在一起的一种手段[10].现代组织是科层制，科层制这个词由蒙西尔·德·古尔耐（Monsieue de Gournay）首先使用。他把一个名词“办公室”和一个来自希腊语的动词“统治”连在一起，因此科层制指官员的统治。在典型的科层制之下，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等级，所有的任务都由程序化的、严格的制度来控制。韦伯进一步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层制不可避免地要扩大。

科层制本身需要依赖正式的法律制度来组织和运行，科层制使都市生活相应地“格式化”，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为，公行为和私行为、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等都必须按照理性的规则来进行。这种依照正式的、理性的规则来行事的特征，就是法律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5.政治权力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在现代都市环境下，政治权力无处不在，都市里集中了更多的官方机构和公权力的代理人，因此有更多的官员、警察、法庭等。这些政治权力与市民的互动，催生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传播。例如，都市政府与市民互为法律文化的主角，权力要受到公开监督，执法要经严格授权，并应程序公平；政府免费的公园体现了政府对民众平等的关怀和尊重，公民争取更充分休息权的诉求也得到了回应；公民也可以通过了解政务来行使自己监督的权利。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一样，政府控制的主要是政策、财政性资金等社会资源，这就会要求去建立一个法治的政府并严格依法行事；企业要求平等对待和自由的竞争，对政府规制提出合法合宪的法治要求。

在的都市，权力推进文化的力量往往更大。例如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根据市民产生法治的，上海应该有更多的法律文化。但是就的情况而言，北京而非上海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中心。北京有中国一流的法律院校和科研机构；强大的媒体向全国传播着法律文化；更多的法律和实用型人才汇聚北京；最先进的法律思想和研究成果产生于北京。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法治是国家推进的而非市民社会演化的，国家权力和官方推动是法律文化的生成的主要力量。

三、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机理

法律文化的生成，通常的观点是基于国家的推动或者社会的自发生成，西方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二元对立关系，尽管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有走向重合的趋势；而我们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统一整体，尽管目前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现象。现代都市法律文化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作用的条件下生成、传播、并为民众接受并进而到国家与社会。

（一）都市法律文化的产生

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不是出现的。它们必须经由（通常是有组织的）社会行动创造出来。[11]法律文化在文化之中比较特殊，由于法律文化的特殊性，它并不是简单地由单个的个人或者一个小的社会群体就可以产生的，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和社会的合力生产出来的。

国家以许多方式影响了法律文化的生成。其一、国家与地方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运用权力来塑造法律文化的基础——法律制度。在立法过程中国家对法律的和思想进行选择，按照其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进行法律制度的建构，国家以其权力为法律文化的生成作了方向性的选择，在多种可能性中确定某一种为主流的法律文化。其二、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对法律文化生产的环境产生影响。国家在建立行政机构时，对机构的权力作出了相应的限制：有机构内部的限制，如内部监督部门；机构之间的限制，如相互分工制约；同时存在机构外部的限制，如舆论监督，公民信访等途径。这些对于行政权的限制主要是通过程序来实现的，由于设定了良好的程序，使得行政权力的行使经过程序的过滤得以实现公正、平等，而对于法律文化的主体——公民来说，在参与行政行为的时候可以切实感受到法律制定的程序所追求的法律文化的精神。这种存在于每个人周围的法律环境对于法律文化的产生与接受有着无比寻常的作用。其三、国家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文化的精神作出诠释。法律文化的形成还有赖于人们的法律观念，依赖于人们的法律信仰。我国学者谢晖指出：“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空白的、法律是无望的。”[12]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些国家就会得到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13]国家以公正严明的司法裁判，透明清楚的司法程序，体现法律追求目标的司法解释，对参与以及关注单个案件的个体会形成强烈的亲身感受，其判决的倾向性将会对个体的法律信仰的形成进而对于法律文化的生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社会是法律产生的基础。作为一种具有国家意志性、强制力，且普遍有效的社会规范，法律产生并运行于利益的冲突与协调之中。而其在产生之初发生了异化，即在利益调适中更多地承担着维护专制特权统治秩序的角色，直到近代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并使国家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需要，民主精神和法律至上的要求才得到确认和弘扬。[14]近代市场、契约自由、民主政治的孕育了法律。而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利益主体是形成法律观念和建立法律国家的根本性因素，正如郝铁川教授所述：“现代法律建立在相异的多元化所有制（产权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经济基础之上。”[15]市民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当这些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法律上表达他们的意志。这种要求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现代法律最初始的根源。市场经济使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这些社会分工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在那些从事同一职业活动的人们所应具有的同质性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就其性质来说，可以视为职业群体内部的共同价值观念，它对职业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起着指导和制约作用。而这些职业道德为了让社会中的个体一进入这个圈子就遵循这些规则，就有了让这些规则上升为法律的需求，而国家为了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也有必要用法律来规范各个行业的行为。这样社会生成的规则就提升到了法律的层面。

国家与社会在实现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实现了法律文化的生产，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律手段。首先，从表面上看，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然而实际上立法者对社会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秩序演变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前瞻性的了解。法律社会的法律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以及公民代表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将运行在市民社会中的规则通过立法机关赋予法律形式予以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反映有效运行在实际生活中构成社会秩序的社会规则、规章，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是反映少数人的需求，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带来社会的普遍遵守，只能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维持。这样的法律只能是恶法，不是真正的法律。其次，法律的普遍遵守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法律受到尊重并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守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要求。法律在其创制的时候应该广泛地体现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意志，法律一旦形成，它就被赋予了国家的政治形式，具有某种强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以强制的方式推行法律。法律秩序的构建应以市民社会普遍自觉地遵守法律为基础，而这种“法律至上”的观念是法律文化的核心理念，也应该作为法律文化的共同价值基础。恰如杜尔凯姆的观点，社会整合的基础不是卢梭所说的理性契约，不是斯宾塞所说的出于利益的自由竞争，也不是孔德所说的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整合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正是这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为社会秩序提供了保证：它使理性契约得以缔结和履行；使利益竞争得以进行；法律制裁得以实施；国家权力得以执行。[16]

（二）都市法律文化的传播

在一个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同样的机会获得所有文化的。相反，各种文化客体基于社会化组织的生产和文化传播，达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群体。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也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是文化如何传播的结果。[17]

文化传播的拥有和控制，以及哪些内容被传播，涉及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大众传媒在都市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信息的获得大部分来自各种媒体。就我国的现状来看，国家控制了大众传媒的主流声音，如报纸、电视台、广播，国家对其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国家有倾向性地报道、宣传一些事件，在公民中大范围地进行思想上的影响，改变或者建立起其对于法律文化的理念。如孙志刚事件，国家完全有能力将该事件压下，使其无法见诸于任何文字，但国家任由媒体渲染、评论，这是因为国家为建立法律对公民做意识上的引导。权利意识和人权观念是法律文化的基础，如果公民缺乏这些意识，法律文化是建立不起来的，而媒体的持续性大范围的宣传将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反思。国家继而又在法律上做出合乎民众期待的反应，则使大众本来尚存的疑惑变为清晰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建立或者改变正是国家运用传媒进行法律文化传播的目的。

都市的异常发达，作为大众意识形态建立的主要方式之一，国家将教育作为法律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其中包括全国大范围的普法运动，也包括从中学开始的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国家虽然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传播归根到底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文化的分配和享受，是一种沟通人与人的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都市法律文化是集体创造的结晶，当然也离不开都市社会成员的集体参与。尤其是在都市群体文化中，人们通过参与群体性的活动，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促进了都市法律文化的发展。国家控制了大量的传媒工具，但是无法控制所有的媒体，互联网以及无线通信技术的，大大加强了社会个体的交流技能，而且不必担心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都市人群的娱乐活动丰富，有大量的互相接触的机会，口口相传对法规或者案件的评述时常影响另外的个体。都市法律服务业发达，服务业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法律知识的传播。法学的演讲，对时事的评论等活动也对个体进行教育。

（三）都市法律文化的接受

所谓“文化”，就是指特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套习惯性思维或行为方式，是社会习俗与道德规范的总称；如果人的言行不符合当地文化，就会引起普遍的反感、反对、指责甚至压制。[18]法律文化的产生与传播其最终目的是让社会成员所接受，并且按照既定的规则模式行事。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之所以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因为它“为社会成员之间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相互行为提供了一套共同的标准。其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时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更重要的是，法律文化价值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共同的立场。每个社会成员接受了一套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观念，也就类似于形成托马斯所讲的共同的”情境定义“，他们在行为和互动过程中就会处于它的指导之下，遵循法律文化价值中所内含的以及引申出来的规范要求，并以此来规定、控制和协调相互交往的联系和冲突。当这种相互交往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19]，同时，也正是在共同价值观念的作用下，这些制度化规则才具有了合法性，得以有效的运转。

国家在传播法律文化时运用了主动的灌输式的模式，更多的是停留在灌输法律规范的层面上，运用各种手段使社会成员了解国家法律文化的取向，并鼓励或者强制大家遵守国家既定的规范。而这种情况下民众对法律文化的接受是有限的，大家了解了一些法律规范，也照着这些规范去做了，但是其并不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去做，而大部分仅仅知道如果不这么做我将受到何种惩罚。这种被哈特称为“外在观点”的看法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毕竟通过国家的传播、教育等能理解“法律”精神的社会成员是少数。而大多数按照规范去行为，又了解规范的背后意义的社会成员是从行动中得到感性认识的，这种面对自身利益或者感受另一个体利益因受到规范的约束而变化的认识，使社会个体真正体会了规范的内涵，并进而接受它。一个个体在进行一项诉讼的过程中，会去一些法律知识，会去了解司法制度，在其行为的过程中他便内在地接受了法律的理念。而在社会成员进行经济交往时，最重要的是信赖利益，信任产生于值得信任的行为，其在社会中是否存在，取决于该社会的习惯、习俗以及规范——简单地说取决于文化。这种行为模式是参与到这一行为中来的每个人都遵守并且长久地保存下来的。每一个想要参与进来的人都必须事先了解这些规范，并且他也乐意去了解它，因为他想知道这些规范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利益。在经济交往中的个体的行动在相互影响着，每个人在行动之前就已接受了这些规范。规范对于社会个体对规范的接受来说提供了一个范本和目标，而行动却是社会个体达到接受规范的途径，同时行动在不断打破规范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规范。

（四）都市法律文化的固化

文化最终都会有一个物质形态以及固定的行为模式的表征，固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社会个体对文化接受的表现，大家接受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价值取向渗透到社会个体对物质形态、制度规范以及行为模式的创造、选择、使用上来，法律文化也不例外。

法律是严肃的，不能随意更改，例如法庭被建造得庄严肃穆，人们对于法律的尊敬被完全复制到了法庭这个建筑上。法律的价值其实与法庭的建筑样式并无关系，但是人们在对法律产生了敬畏之心后，潜意识里觉得法庭就应该被建造的庄严肃穆，使人看到法庭就被一种严肃的气氛所笼罩，这种对法律文化价值的品位已经被凝固住了，所以不管哪个国家的法庭、法院的建筑都是显得十分威严，而这种威严并不仅仅是权力的体现，它所反映的是法律的内在价值追求。法律追求公平、平等，于是天平被用来当作法律的标志，独角兽被尊为法律的象征。建筑、标志都是文化的产物，反映了大众对文化的看法。又例如，在我看来，法官这一形象已经不是一个人物形象，而应该是一个抽象而又具体的概念，是一个能对事实做出公正裁判的法律的替身。可以感受到的是，当一个社会个体听到“法官”这个词汇的时候，第一反应并不是他是谁，是哪个人，而是他能公正的断案，能给出公平的判决。这样的情况就是法律文化氛围内法官形象的固化。当然法官的着装、法庭的设置、用语、程序都有助于法官形象的固化，然而应该明确的是，最终能使法律文化固化下来的还是法的精神。

社会中的个体以及群体的价值选择是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在互相冲击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妥协，否则将会出现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局面。在妥协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当这种相互交往的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而规则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人们在接受了规则之后的行为就变得合乎常理，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反映法律文化的行为就被固化下来。就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基于共同的认识，创立了法规，民众根据交通法规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这样日常性的行为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大家再做出相同的行为时就会变得无意识，并不需要刻意去做这件事，因为这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注释：

[1]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2]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3] 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6－16页。

[4] 参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319－320页。

[5] 现代产业主要分为四类：以农业为典型的第一产业；以制造业为典型的第二产业；以服务业为典型的第三产业和以知识生产和信息服务业为典型的第四产业。　第二、三、四产业一般都布局在都市。

[6] 参见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27－62页。

[7] 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8月，第143－175页。

[8] 李培林、李强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出版社2004年9月，第6页。

[9] 转引自[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374页。

[10]见[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438－441页。

[11]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12] 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自序第3页。

[13] [希腊]柏拉图：《法律篇》，《西律思想史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5页。

[14] 参见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7-148页。

[15] 郝铁川：现代法治“尚异”，检察日报，2000 年3月5日。

[16] 参见郑杭生、洪大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从文化的角度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7]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宪、许钧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第10篇

学 院 (系)

主修专业年级

副 修 专 业

学 生 姓 名 学号

指 导 教 师 职称

日 期

学生毕业论文题目(采用小2号宋体加粗,居中)

一, (宋体小3号加粗)

1, (宋体4号加粗)

2,(宋体4号加粗)

二,(宋体小3号加粗,居中)

拟参考文献(宋体4号加粗,居中)

(仿宋体小4号)[1] (期刊文献的著录)第一作者名(逗号)第二作者名(圆点)文献篇名(圆点)刊物名称(逗号)年号(逗号)(期号)

第11篇

[关键词]法律与文学，后现代性。语言。权力

“法律与文学”运动扩展了国际法学界和文学界学术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系列的新方法，新范式，尤其在语言和权力等方面的争论和研究更具反叛性，表现出深刻的后现代特点。

一、“法律与文学”的内涵

“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是法学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和法律与文学评论之间的关系，即用法学的眼光和方法看文学的内容(与法律有关的)，用文学研究、评论的方法来研究法律，其实质是一种研究方法。从研究内容上看形成了“法律与文学”中的两个研究方向：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

“文学中的法律”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文学经典名著中的法律问题，即“对小说中法律秩序描写的研究”。它用分析文学名著的方法来增强对法律的理解，尤其是发现法律价值、意义。可以说，“文学中的法律”研究的并不仅仅是文学与法律的关系，实际更多的是借助文学这个载体来注重文学作品中法律与其他社会关系的联系。

“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实质是运用“文学批评和理论中的洞见来帮助阅读和理解法律文本、特定司法判决”，它对语言和解释的方法和运用给予极大关注。诚如J.B.White在《作为司法的翻译》中所述，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法律文本，其阅读都是话语之间的“创造”和。翻译”活动，文学手法可以适用于法律文本，这意味着文学文本与法律文本之间能够进行有效比较，文本处在一种与文化的不断互动之中，这使得文本的意义完垒成为偶然，因而，进入作者意图是不可能的。他为法律学者获得意义的方法重新设定了方向：作者产生文本，读者产生意义。因而，按照所运用的方法，有人把“作为文学的法律”进一步分为“叙事法学”(narrative jurisprudence)和“解释法学”(interpretive jurisprudence)。

二、“法律与文学”的后现代性

从方法论上看，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的。从世界观上看。后现代主义是彻底的多元化、多样性，它没有确立一个理论支点，而是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尝试。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在反叛和背离现代主义的情绪上进行的颠覆性的逆转和标新立异。’在《后现代哲学与法》一书中，李托维茨把后现代法学的特征归结为外部视角和反基础主义。从本质上，“法律与文学”运动与后现代思潮相联系，是后现代法律运动的一支，具有强烈的反基础主义、反内部视角等倾向。

福柯、德里达、萨伊德等对社会批评的理论贡献，如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都为“法律与文学”运动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法律和文学”就是打破原有的研究方法，在对话、穿梭、比较中作出勾连，反对知识存在共识的思想，对传统的哲学家所信奉的客观性、合理性和普遍性提出了挑战。所谓视角的“外转”集中表现在文学批评中多元话语理论的发展，打破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并且推动了“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发展。“法律与文学”运动通过外部视角和反基础主义表现出的后现代性，实际上构成了对当前法治模式的挑战：挑战法治话语，解构基础词汇，开辟新的概念和术语，否认法律的确定性，不在乎法律的结果，而在乎揭示法律过程的不确定；挑战理性至上，诉诸个人的感受，认为对情感的重视就是对法律背后的理性的重视。挑战法律的神圣，否定跳跃性的法治至上口号，呼唤法律的平民化。

三、“法律与文学”的理论基础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带来的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之社会现实为后现代法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而后现代哲学和文学则为后现代法学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哲学上看，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解构式”怀疑思想和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法学研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尼采认为：词语一旦形成，就具有一种凝聚的效果，使得本来丰富的意义内涵被固定下来，并且支配着思想，所以语言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因此，语言不仅不能完全表达出思想和意义，反而起到了遮蔽的作用。福柯继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人之死”的话语权力理论。他认为必须在考察法律问题时清除掉先验的主体观念，从来没有离开权力强制的个人(个体)，而只有权力制造主体。福柯的目的“就是要发掘我们的文化是如何把人(human beings)制造成主体(subject)的历史。”他通过研究近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权力规训机制，指出：“个人无疑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同时他也是我称之为‘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可见，被当作法律主体的“自我”在福柯那里被彻底瓦解为现实的权力关系。在他们看来，任何法律语言和法学话语都必然浸染着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因素。

从文学上看，法国文学批评理论家罗兰・巴尔特的文本阅读理论、美国文学批评理论家德曼的“解构”主义文本观，是颇为重要的。比如，罗兰・巴尔特从文本阅读的角度揭露了另一种“人之死”。他否定传统文学理论中作者的权威地位和读者的从属地位，认为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的读者那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包括文本的作者在内，谁都没有特权赋予文本以终极的确定的意义。巴尔特赋予读者以更自由的阅读方式，在击落作者权威的同时，激活了读者的创造性，他的名言就是“读者之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在传统的法律解释中，法律文本及立法者是至高无上的，解释者、适用者只能遵循它给出的原意。然而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文本的作者与文本的解释者的知识状况必然发生分化，所谓作者的原意是根本无法企及的乌托邦。因此要弥合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尴尬就必须摧毁作者的权威，赋予读者以创生意义的权利。这样，作者之死与读者之生带来了一种政治逻辑的转换：读者参与了意义生成的过程，文本的意义是一个“复调阅读”(巴赫金语)过程、作者与读者共鸣的结果。所以在躺构主义学者看来，一个法律文件、一个契约文本没有什么作者的“确切”意图，只有尊重读者对文本阅读的结果。

解构主义将结构主义非中心化，否认文本有终极意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反思方式，抱着怀疑的态度拆解旧的结构或系统，向人们展示其结构要素，以发 现其不合理的因素，并提供与外部因素重新自由组合的可能性，这样就打破了封闭，走向开放。当然，如德里达所言，解构主义“不可能简单地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法律与文学”运动也旨在建立一种多元的、宽容的、开放的方法论体制。

四、法律、文学与语盲

法国当代的解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符号权力”(smb01ic power)社会学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既是知识工具，更是支配、控制的手段。布迪厄将法律语言视为“有关命名和分类的一种凌驾于一切的符号暴力形式，这种命名和分类创造了被命名的事物”。他指出，法律语言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司法场域中通过复杂的斗争、进行利益的争夺和分配的结果。谁占有法律语言谁就占有相关的资源和利益，争夺对事物的命名权其实就是权力的斗争，整个法学话语系统都和现实的权力结构相对应。

后现代学者对于语言的认识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意义的不确定，强调语言的多义性、歧义性，二是强调语言文字的政治属性、伦理属性，从而揭示出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意识形态背景。他们认为，法律话语并不能够反映社会事件的真实意义，在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并不存在着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另外一些学者将语言、文本与具体的社会过程、历史、意识形态等背景结合起来。巴尔特认为，权力寄寓于语言之中，语言具有伦理和历史性质，语言受着伦理、政治等的支配，包含着价值。这些观点都表明：“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某种意识形态”这些后现代的观点渗透进了“法律与文学”，通过语言将法律与文学联系起来正是“法律与文学”运动者的目的，而对语言的理解的多义性和对伦理价值的重视也正是他们的一贯主张。

“法律与文学”运动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不仅是文学、法学之间的结合，而且也与哲学、解释学、伦理学、语言学等密切相关。而将所有这些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只能是语言文字。后现代以来的理论思潮，基本都将语言研究作为理论资源。余虹说，“正是理论将语言学模式普遍应用于各个学科的研究使理论家们发现了无所不在的文学性”。这句话也道破了法律与文学研究的主要支点就是语言学模式带来法律上的文学性。维特根斯坦的后期研究中认识到语言的“意义即用法”，抛弃了前期从逻辑上判断语言意义的主张；他炮制出“语言游戏”的概念，将语言游戏发展为解决陈述与所指“现实”的关系的措施，或者是为了解决话语及其“外延”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的措施。他建议把“知识”和“真理”看作特定语言游戏的内在特性。语言文字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导致了对意义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问题的对立，从而也带来法律文本阐释的多样性。

弗雷德里克看到了语言、文学与法律的内在联系。语言制造着文学，通过法律展现出一个特定时代的话语，而特定时代又是通过文学来表现的。弗雷德里克说，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将一切文本包括批评之批评文本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提出了独特的解释文学作品的叙事分析方法叙事艺术是人类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人们通过叙事方式去了解历史，形成历史叙事，但历史既指事件也指存在方式，由生产方式决定，因此必须认识主体对过去的理解和阐释行为，因为阐释行为本身也是叙事，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体现，文化制品和叙事形式本身形成‘形式的意识形态’”。文本一叙事一历史一存在方式一意识形态一文本，层层相扣，文学作品就是对历史及其意识形态的反映，它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政治意识底蕴。在后现代法律派看来，把“法律作为文学”是可以的，那么法律文本和诉讼程序也就成了历史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现。

从以上“法律与文学”运动关于语言与法律，文学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法律与文学”运动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一是认为法律和文学语言的意义都具有不确定性，二是认为在语言背后，隐藏着某种意识形态和某种政治文化背景。这样就导致了“法律与文学”运动在内部的分歧和争论，首先在语言这个问题上就很不统一。

五、法律、文学与权力

“作为文学的法律”实际上就是法学家运用文学批评和理论的技巧对法律文本进行内部解读，将法律当作一种“解释”。我们从语言层面上对法律与文学阐释时，发现法律与文学内部的不统一首先就是由于语言意义的歧义性、多义性。但隐藏在法律与文学背后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政治－权力”)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法律的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政治权力，而文学的作者可以“隐藏”在文本背后。法律人与文学学者之间的争论也多集中在文本、作者、读者三者的权威地位上。如果文学要排除作者的主体地位，法律就要保证法律文本的作者――代表某一统治阶级的当权的国家机关的权威地位。法律中作者的地位如果削弱，就会影响到法律的执行力。而在某些文艺理论领域，不少学者就主张削弱或者干脆取消作者在理解文本中的作用，如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论家罗兰・巴尔特就提出零度风格，“体现为对作者主体性的遮蔽，”“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他们认为作者是对文本的威胁，对读者的威胁。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从“作者――作用”角度进一步削弱了作者的地位。他一再强调文本和历史的关系，认为作者是“话语的一种作用”，作者的作用在于表明“一个社会中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由此，文学就不应该试图从一些符号后面寻求真理和意义，而应当视文本为一种话语时间，这一实践既非作者的行为，也不是客观的社会结构，而是权力扩散的结果，他关注的是权力在知识中的弥散。

其次，法律作为一种权力，规定一种应有的社会秩序，而文学提出理想的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所有政治活动归根结底都可视为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因此，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权利的合法性存在于它对已建立的合法程序的遵守之中，由掌握权力的人们来规定什么是法律性，什么是合法程序。道德的缺失使法律更加的细化，而法律细化，使现代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得不转向求助文学，由文学来宣扬一些美好的道德伦理。而文学对道德的歌颂和反映更为普遍，也最能激起公众的认同感。而且。法律化”导致了生活世界的“物化”，使现代人渴求一种“诗意的生活”，一种文学性的生活。在这方面，文学高于了法律。

第12篇

书记员文秘专业知识

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掌握文秘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从事法律文秘业务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专业核心能力：法律文秘操作技能。

专业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刑法概论、民商法概论、行政法原理与实务、诉讼法概论、应用写作、法律文书、秘书学基础、档案学基础、社会学基础、网络技术与办公自动化、电子信息管理、社会调研、应用文写作、秘书业务训练、办公自动化设备使用、文秘业务综合实训、毕业论文等，以及各校的主要特色课程和实践环节。

就业面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法律服务部门的文秘及相关岗位。

本专业培养具有必备的法学和文秘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法律职业岗位文秘工作技能的复合型高等应用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文献检索、司法笔录训练、书记员工作概论、档案管理、法律文书训练、现代汉语与基础写作、秘书理论与实务、计算机与应用。

修业年限：基本学制三年，最长修业年限五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具备法律事务执业能力、掌握秘书技能、会英语、会电脑的应用复合型人才。学生毕业时，要求取得国家秘书职业资格证书。

主要课程：大学英语、英语视听说、专业英语、秘书实务、档案管理、企业管理概论、法律文书、民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国际经济法、公司法、税法、电子商务、商务谈判、沟通技巧、多媒体技术应用、网页制作等。

专业特色：注重塑造形象、提升品味;注重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复合型多元化的职业能力。

职业前景：学生毕业后，既能胜任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法务助理工作，又能从事法庭助理、书记员、律师助理职业，还能从事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行政助理和商务管理工作。本专业就业面广，适应性强，并有潜力成为高级管理人才。

培养目标和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法律文秘专业第一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学生应在掌握专业必备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能力、技术和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二)素质、知识和能力基本要求

1. 素质基本要求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诚实守信，团结合作，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高尚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本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本专业的高新技术和技能;养成正确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和美感，具有一定的认识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积极向上、心理健康，具有自我调控、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知识与技能;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具有一定的体育健身知识和技能，身体素质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 知识基本要求

(1)掌握语言文学类、政治哲学类等基本知识。

(2)掌握法律专业知识、文秘方面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其中包括办文、办事、办会方面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

(2)掌握管理学、秘书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3)掌握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程序的基本知识。

(4)掌握办公室管理、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懂得档案和信息处理的基本规则和法律法规。

(5)掌握公共关系、社交礼仪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规则。

(6)掌握法律公文及其它常用应用文的写作知识。

(7)熟练掌握计算机的理论知识，能运用现代化办公设备进行法律文秘事务运作。

3. 能力基本要求

(1)熟练运用汉语语言的能力，其中包括心领神会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法律咨询、中文写作能力。

(2)运用法律文秘知识进行办文的能力。

(3)运用法律文秘知识进行办事的能力。

(4)运用法律文秘知识进行办会的能力。

(5)具有较强的法律文书制作和公文处理能力。

(6)运用法律和文秘的基本理论知识从事法律文秘运作的能力。

(7)运用基本法律知识进行法律咨询、司法调解和解决一般法律问题的能力。

(8)公关活动策划能力和人际沟通、接待协调能力。

(9)运用计算机进行办公事务处理、法律秘书实务活动的能力。

(三)证书要求

1.获取相应的普通话等级证书。

2.获取全国大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以上证书或大学四极以上证书。

3.获取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证书或劳动部门计算机操作中级以上证书。

4.秘书资格证书。

5.争取获得汽车驾驶证书。

6.争取获取法律秘书相关等级证书。

就业岗位(群)

高职院校法律文秘专业是为司法行政机关，检察院、法院、基层法律服务部门及社会输送熟练掌握法学基本原理、具备文秘业务能力、富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技能型”、“管理型”等职业人才。本专业学生应在具备文秘专业知识、法学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法律文秘业务的基本技能，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良好职业道德、优良的警务素质的综合职业技能人才。

毕业生主要从事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秘书，文书处理，档案管理和公关工作，办公室事务工作，会议组织和服务工作，协助领导处理政务、商务及日常事务工作。亦可从事公检法等部门的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公证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法律服务所、企业法律顾问处的司法文秘，乡镇、街道办和社区的法律服务人员，也可从事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法律秘书培训和法律文秘教学工作。

主要课程介绍

1.秘书学概论

该课程为专业必修课程，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居于提纲挈领的地位。主要讲授秘书职业的性质、特点、能力要求和工作内容，及秘书职业的国际发展情况。目的是让学生熟悉秘书日常工作程序及相关工作方式、方法，具备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成为从事秘书工作的实用型人才。

该课程的前修课程为《管理基础与实务》;相关后续课程为《秘书实务》;后续教学环节是参加中高级秘书资格证考试。

2.秘书实务

该课程为专业必修课，以培养学生办会、办事、办文、办活动为核心的管理服务技能为目的。主要讲授秘书工作的实际操作的技能与技巧，通过秘书案例教学和项目载体教学，以能力本位精神贯穿教学过程，从而使学生全面掌握秘书实务的各项内容、工作程序、方式方法，强化学生的各种现场处理技能，以适应企业、商务、机关使用单位专职秘书岗位的工作需要。

该课程的前修课程为《管理学》、《秘书学概论》，后续课程为《办公室实务与管理》;后续教学环节是参加中高级秘书资格证考试。其中80%的学生须考取初/中级秘书资格证书。

3.文书学概论

该课程为专业必修课，以培养应用型、操作型文秘人才为目标。通过文书学基础理论知识的讲授和相关技能的训练，使学生掌握文书和文书工作的基本知识，并按照公务文书的形成、运转、立卷、归档的工作程序，使学生掌握文书工作的基本技能和非纸质公文的基本知识，具备在基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公文处理、信息管理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该课程系《秘书学概论》、《秘书实务》相关后续课程，是对秘书学的专业细化。

4.管理学基础

该课程为专业基础课。主要讲授权市场营销的管理、战略和策略，结合营销实践，进行具体的操作和策划活动，提高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能力。并使学生了解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组织设计与流程管理、决策、计划、控制、创新管理以及管理沟通与管理信息活动的组织等，逐步使学生树立起重要的现代企业管理意识和管理观念，提高管理的决策能力。

该课程为《秘书学概论》、《秘书实务》、《档案管理实务》的基础

5.法学概论

该课程为专业基础课。主要讲授一般的法，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特征，形成作用、发展、制定和实施等概念、原理和知识。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掌握法学的基本概论、原理和知识，帮助他们增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观念，使学生形成关于现代法律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具备对法律以及法律现象进行较深层次的分析思考和判断能力，为在实践中准确理解和运用法律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该课程为后续课程《法律文书》打下基础。

6.法律文书写作

该课程为专业必修课。主要讲授各类法律文书的概念、功能、内容、格式和写作要领等基本的写作知识。包括公安类法律文书、检察类法律文书、法院审判类法律文书、监狱执行类法律文书、公证类法律文书、仲裁类法律文书、司法鉴定类法律文书以及诉状类法律文书的相关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在具备法律和写作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熟练掌握公安、检察、审判、仲裁和监狱工作以及律师业务工作中各种法律文书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的应用法律操作技能。

该课程的前修课程为《基础写作》、《应用文写作》相关课程。

7.民法原理与实务

该课程为专业必修课。主要讲授民法的调整对象，民法的理念，民法的基本原则，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人身权，物权，所有权，共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债权，民事责任。培养学生熟练掌握民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主要制度，受到法学思维和民法学实务的基本训练，具备运用民法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民事法律问题的基本能力。

8.刑法原理与实务

该课程为专业必修课。主要讲授刑法的概念、性质、体系、解释、制定根据、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犯罪的概念、构成、特殊形态以及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刑罚的概念、目的和种类，量刑和刑罚制度;类罪、节罪特别是种罪的概念、构成特征、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法定刑。培养学生运用刑法理论并根据刑法规定分析和解决实际刑事案件问题的能力。

9.办公自动化

该课程为专业必修课，以培养现代秘书计算机信息运用技能为目的。主要讲授办公自动化的涵义、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功能和模型，以及Windows 98、Word2000、Excel2000、Powerpoint等软件实际应用技能。通过课堂讲授和实际操作，使学生在网络上进行各种操作并建立简单的局域网技术，具备运用网络处理信息技能，掌握现代化通迅技术和文件处理之电传、复印、自动检索、微机处理、电视摄录及中英文打字等技能。为他们将来进入中小型企事业单位能迅速适应办公自动化环境打下良好基础。

该课程终结考核要求是通过省计算机一级考试。

10. 知识产权法

该课程为专业必修课。主要讲授国际及我国知识产权法发展的现状及相关规定，讲授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的有关理论和知识，尤其是商标专用权的法律保护以及专利权的法律保护。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国际、国内知识产权的现状，掌握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的调整范围和特征和知识产权法的主要法律规范，增强他们分析和处理有关知识产权问题和案件的能力。

11.行政诉讼法学

该课程为专业必修课。主要讲授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的基本概念、特征，理解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的基本原则、制度与规则，掌握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的基本原理，培养学生能够运用相关原理解决和处理行政事务及行政争议的能力。

12.劳动法

该课程为专业必修课。主要讲授劳动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尤其是我国现行的劳动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基本原则，培养学习者运用所学的劳动法理论和知识以及劳动法律、法规、政策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能运用所学的知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

该课程为《法理学》、《商法原理与实务》、《经济法学》相关法律学科的后续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