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3 23:49: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依法管理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字：行政法学；控权论；权力限制
一．关于控权论
（一）控权论的历史起源
控权论的基本观点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司法审查是重要的手段，同时重视行政程序。其主张行政法的基本目的在于保障私人的权利和自由，要严格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没有自由斟酌，自由选择的余地，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控权论起源于英美等国，它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的迅速扩张相关。行政权力的扩张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福音，增强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对社会和公众的危害。在为了限制政府权力夸张，胡作非为的背景下，不少学者提出了通过行政法来加强对行政权的控制的主张。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H．韦德是传统的控权论主要代表人之一，他对于传统控权论的分析清晰且深刻，指出了控权论产生发展的历程。[1]“因此，行政法的最初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胡作非为，以保护公民。”[2]
（二）管理论及平衡论的介绍及弊端分析
1．管理论
管理论是从前苏联、东欧各国及我国早期的一些行政法学者提出的关于“行政法就是国家管理法”的定义和相关的理论体系中进行抽象、概括而命名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前苏联学者马诺辛等在其所著的《苏维埃行政法》一书中认为：“行政法作为一个概念范畴就是管理法，更确切的说就是国家管理法”。并进一步认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管理关系。[3]
这一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现已逐渐退出了主流理论的行列。首先，管理论对于行政法价值的判断有失偏颇，强调行政主体的权威，忽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打破了权力的制衡机制，与现代法治发展背道而驰；再次，管理论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其以管理为本位，把法律视为管理公民的工具，过分强调行政特权，缺乏严格的行政监控手段，必会放任行政权的肆意妄为；最后，管理论有悖正义，“正义否认为一些人分享更大的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有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4]
2．平衡论
平衡论是罗豪才教授等在论文《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平衡》中首次提出的。基本内容是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力和义务的关系中权利义务在总体上是平衡的，它既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平衡，也表现为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义务的平衡；既表现为行政机关自身权利义务的平衡，也表现为相对一方自身权利义务的平衡。
平衡论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第一，平衡论没有揭示出行政法功能的本质特点，其平衡是对于利益关系的平衡，这是其他法或者宗教、道德也可以具备的功能，没有说明行政法的个性化的平衡功能所在；第二，平衡论缺乏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在行政领域内，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因各自扩张而出现矛盾，外化为行政权和相对一方权利之间的冲突，平衡在现实中往往是难以达到的。
二．控权论的现实价值
（一）控权论在行政立法上的运用
行政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定和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行政立法要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5]：
1．依法立法原则
2．民主立法原则
3．法制统一原则
（二）控权论在行政司法上的运用
行政司法在行政司法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司法职能，依法居中对行政争议和与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公平、公正裁断的准司法行为的总称，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仲裁旺行政调解等。
（三）控权论运用上的现实性难题
行政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常常会受到各种干扰、阻力甚至损害，而有些干扰和阻力是行政权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排除和克服的，比如，“以党代政”的干预、其他国家机关的干预等等。有些组织和公民当中，有一些是握有相当大的权力的人，尽管在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上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事实上他们却可以倚仗权力来对抗权利，使行政权的运行受阻。这些干预和阻力使行政权不能有效的行使，行政职能无法实现，因此在控权的同时，仍应思考对于行政权的另一方面保障。
三．控权论运用的完善建议
（一）英美法系的相关经验
1．代议机关的审查和控制
在《美国行政法的重构》一文中，斯图尔特教授对美国行政法“传统模式”的基本要素进行了描述：第一，行政机关决定对私人予以制裁的行为，必须得到立法机关的授权，授权的方式是制定控制这些行政行为的规则。第二，行政程序设计的宗旨应当是促进行政机关中立、准确、合理地将立法机关的指令适用于特定情形。正因如此，有助于查清事实的听证程序得到普遍重视，正式的案卷记录得到强调。第三，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程序必须便于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以便通过司法审查来检验和确保行政机关遵守立法机关的指令。[6]
2．激发公务员的能动性优点
论文关键词：非学历教育培训，市场准入，发展路径
在世界经济频繁波动的现代经济当中，教育培训，特别是中国的教育培训市场却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甚至在经济衰退侵袭很多行业的时候，中国的教育培训业却出现了勃勃的成长生机。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的教育行业的特殊属性，使得其与经济波动的周期有错时效应，各层人士对教育的需要是刚性需求。而且教育投资还是一项终身投资。二是因为教育培训业的反经济周期性。金融危机带来产业结构大调整，新兴产业以及新技术需要新的知识技能，危机还使得一些行业发展速度减缓，劳动力市场上求人倍率继续下降，失去工作和准备就业的人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知识技能来增加就业筹码，以便经济复苏后，找到新的工作机会，因此人们参加教育培训就变得十分紧迫和必要；三是教育培训行业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还具有政治、社会和育人功能，政府在严峻的经济和就业危机形势下教育管理论文，对教育培训只能重视、不可轻视，必然通过加大投入和颁布各项支持性措施来促进教育培训行业的发展。但是，面对巨大市场，中国的教育培训行业迅速膨胀和发展的同时，信誉、质量等问题也都暴露无余。为了对教育培训行业更好的实施监管，在赋予教育培训市场以足够的自主发展的空间的同时，做好监督管理的工作，市场准入制度就成为了对其实施有效监管的最重要的一道门槛和保障。
一、中国教育培训市场的市场准入制度发展现状
我国教育培训市场准入制度的发展是近二十年里面才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的。我国教育培训市场准入管理的法律基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一系列配套使用管理办法。全国各省市均出台有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主要包括机构设置审批、机构变更审批、机构终止审批、招生简章审批、招生收费审批、年度审核。整套管理模式与企业管理模式相似，且审批的比重较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的通告中所规定，各省、自辖市、自治区均出台了《关于换发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的通知》，2010正式启用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未取得新版办学许可证者，一律视为无证办学。无证办学均视为市场不准入。
教育培训机构首先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设立申请。行政审批通过后颁发教育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教育培训机构进行经营活动前招生简章和其宣传广告必须进行行政审批备案。审批备案后教育培训机构可以进行正常经营。教育培训机构应于每一年度结束后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年度审核，审核意见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公布，审核意见不能通过的机构，在整改后如果审核意见再次不能通过，取消教育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即市场不准入。
二、中国教育培训市场市场准入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培训市场准入标准设置不合理
如果市场准入门槛较低，培训机构从业范围重叠，培训行业机构过度饱和，形成恶性竞争。培训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必然导致不良竞争甚至恶性竞争，不得不进行价格战争，价格过低导致教育服务质量无法保证就是培训市场混乱的根源。而如果市场准入门槛较高，那些不符合办学条件无法取得许可证，没有许可证的学校难以引资改善办学条件，也无力吸引优秀教师执教，进而造成教学质量无法保证。而随着公办教育机构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将更高，更难拿到许可证。如果设的门槛过高，多数学校都达不到要求时，门槛也就没了存在的必要。
（二）教育培训市场市场准入类别管理缺位
教育培训市场不仅完成了数量上的飞跃，而且还渐渐由点及面形成了涵盖各类教育培训方向的网络，如今教育培训不仅仅是我们熟悉的IT、语言、基础课程等几大类，艺术、职业技能、学位资格、婴儿教育、亲子教育等一些新奇的课程变得随处可见，几乎所有消费者能想到的培训项目都已经成为了现实，而传统的几大培训项目的课程针对性也越来越强，划分的越来越细。而我国的教育培训市场准入资质标准是针对学校特点设置的教育管理论文，并没有针对教育培训机构设置。教育培训机构具有的教学期短和授课灵活和教学内容市场化以及学生少、对场地要求不高，这些特点并没有被资质设置所体现。这样一来就出现了真空的无标准可依的局面。因为没有具体的资质标准，资质审批中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就遭到了挑战。
（三）教育培训机构资质审核程序过于复杂
教育培训机构出现问题，投诉者首先会找到资质审批单位。资质审批单位为了躲避相应责任，制定了极其苛刻的资质标准和极其繁杂的审批程序。教育培训机构为申请资质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都在客观上增加了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负担，忽视了培训市场培育的过程，不利于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做大做强，限制了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发展。
（四）审批部门多，管理部门少
目前，国内不同城市的培训机构，审批部门都有所差异，有的培训机构是教育部门审批的，有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的，还有工商部门审批的，这就导致教育培训市场的监管缺位，管理混乱。近几年由于对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监管严格，办学门槛高，这些教育辅导机构几乎都达不到办学所需条件，于是打起擦边球，都打着“教育咨询公司”的幌子，私下开展教育培训。
三、中国教育培训市场的市场准入制度的设计
（一）市场容量总量设计与控制
市场容量主要是指教育培训服务的需求量，市场预测有助于教育培训机构营销管理者制定正确的营销决策，有助于教育培训机构掌握新知识、教育产品、增强教育培训机构的竞争能力，同时市场容量的测定也是教育培训机构制定科学计划的重要依据。教育培训的市场容量是控制市场中培训机构数量的重要依据。各个地区可以根据一定时期的教育培训需求总量，综合考虑现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存量，来确定一定时期之内的教育培训机构的市场总量规模和准入的进度安排。
（二）市场资质标准科学设定
教育培训机构资质标准的设定应当适应本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实际需求，教育培训机构本身有着很多自己的特点，这些独有的特点是其生存之道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对于不同种类不同规模的教育培训机构应当有不同的资质标准。第一资质必须有详细的分类主要应参考以下几个因素：培训内容、培训层次、培训规模。第二资质必须由教育部门统一发证，由专业评审委员会统一制定资质标准。第三资质必须是动态的必须和市场接轨做到与时俱进。
（三）市场准入的审批程序合理简化
积极推行并联审批、全程代办服务、一表受理、告知承诺、集中年检、网上协同审批等服务模式。进一步完善联席审核制度，联席审核应该实行一次性集中告知、统一受理、集中办件、承诺办件、特事特办、先批后办。并实行超时默认制、缺席默认制。实行牵头部门负责制各牵头部门对协审部门有协调权、监督权，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减少审批事项、压缩审批时限、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审批程序、加强审批制度建设。
（四）完善、明晰市场准入制度的监管主体
《民办教育促进法规》规定，经营类的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由工商部门审批，国家应尽快出台盈利性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办法教育管理论文，制定具体的标准，同时明确教育培训机构教学业务的监管应由教育部门负责。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有关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对教育培训机构进行检查、督导、评估，加强对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管理监督。加强与财政、税务、物价、审计、民政、工商、劳动保障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开展管理工作。政府应明确教育培训市场的主管部门，各司其职，改变“多头管理，谁都不管”的局面，从严规范借教育咨询公司名义打“擦边球”从事教育培训的教育培训机构。
而对于私人性质的社会教育资源提供的教育培训服务，应按照市场规律运行，政府只在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上发挥作用，严格规范其发展；政府部门及公立学校举办的面向社会的经营性培训应与政府、学校脱钩，可以登记注册成为独立法人，也可以并入其他培训机构；对于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培训服务，应由市场和政府双边提供，培训服务消费者部分付费，政府拿出专项资金补贴，委托部分机构实施，由“政府调控价格”，按市场需求杠杆和公平竞争机制进行管理。同时为吸引更多更好机构加入培训，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政府应同时附以机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1]董秀华.专业市场准入与高校专业认证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2007：143-156.
[2]侯可文，李英.国有教育培训机构走出困境的思考[J]. 现代企业教育. 2005 （11）：18-22.
[3]翟立新.印度IT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考察与研究[J]. 《江南论坛》. 2010（4）：78-84.
[4]夏永林，俞驰，刘立.西安地区考研培训市场调查研究[J]. 技术创新管理. 2008：56-58.
[5姚永强.论公平视域下的教育垄断及其规制[J]. 教育与经济. 2008（2）：12-15.
论文关键词：城镇化，新农村建设，村庄规划，豫东平原，周口市
一、周口市的基本情况
周口市地处豫东黄淮平原，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热条件适中，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较好。因本区开发历史悠久，人口稠密，人均耕地占有量较少。据周口市统计局2009年资料，全市总人口1090.57万人，耕地面积1251.2万亩，城镇化率29.4％。当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1683.44万亩，总产量716.71万吨，两项数据分别占河南省总量的11.59％和13.3％[1]，均居河南17个地市榜首之位。
二、周口市农村村庄规划建设的现状
通过对周口市辖区内部分县（市、区）的农村调查，我们认为目前该地区在村庄规划建设方面存在以下几点问题，第一、部分村庄居民房屋建设布局零散，农民在村头或路边的责任田及自留地里乱搭乱建小饭店、小超市、小加工厂、田间宅院等现象普遍存在；第二、单户宅基地占地面积较大。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农村住户宅基地面积都超出了河南省政府规定的167平方米的最高标准[2]，不少住户宅基地面积超过300平方米，有的甚至超过400平方米；第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质量较差；第四，耕地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第五，土地使用中的违法现象普遍存在。
三、农村新建居民点的情况调查
（一）新建居民点的基本情况
通过走访有关部门，我们了解到该市所辖区域近5年来搬迁新建的村庄数量不多，总体来看，因工程建设或城市开发搬迁的村庄数量多于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的数量。根据调研分析需要，我们选取了H县和S县有代表性的5个新村建设案例，这5个案例中，因高速公路建设、河道防汛整治及城区开发而搬迁新建的村庄各一个，新农村建设试点两个。5个迁建点的建设资金来源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因工程建设、城区开发搬迁的三个村庄，村民的房屋建设资金主要来自相关部门和开发商给予的拆迁补偿，差额部分由村民自己筹集，搬迁责任方对新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相对较少；另一种情况是两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村民房屋建设资金全由自己筹集，村中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由政府一方帮助解决，新村规划基础设施齐全项目管理论文，需投入的建设资金较多。
（二）群众反映
访谈中我们发现，由于各个村庄、各个家庭的情况不同，群众对村庄迁建的反映态度有所不同。因工程建设和城区开发搬迁的村庄，由于搬迁户得到了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且居住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总体来看，他们对村庄搬迁的反映意见不大，但对政府低价征收土地表现出的是更多的无奈。两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由于采取的政策不同，群众的反映意见也有所不同。正在建设的L村由于不存在强制搬迁和限期搬迁问题，目前尚未发现群众有不满情绪。已经建成的Z村，由于经历了村庄的整体拆迁和重建过程，完成了地块的调整工作，村民的反映意见则有明显的不同，那些搬迁前在老村建了新房的农户因房屋拆迁损失较大，对村庄搬迁抵触情绪明显，尤其对村委会拆了楼房盖瓦房的决策更为不满；部分计划建房的农户，因新村宅基地面积没有减小（有的还略有增加），旧房正常拆除不存在经济损失，居住环境和出行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感觉相对比较满意。从Z村和L村村民的普遍反映看，他们对新村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的改变比较认可，但又认为新村各项建设占地面积较大，搬迁并没有节省出土地。
（三）新村规划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地方财力难以包揽更多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入
调查中我们发现，地方党政部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鼓励农民迁村并居，一般都会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为支持Z村的建设，H县委、县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动员”县里条件较好的职能部门对该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对口援建。据Z村村委干部介绍，H县教育局、财政局、民政局、卫生局、公用事业局、交通局、电业局等单位为该村小学、村文化大园、村委会办公楼、敬老院、卫生所、自来水厂、村内外道路、供电及照明等项目建设共计投资3000多万元。新农村试点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大手脚投资建一两个形象工程，如果更多村庄趁机跟风，地方财政根本无力应对核心期刊目录。
2．关联部门对试点区的农村现状缺乏深入调查研究
根据对本文调查的两个试点村有关负责人的走访，我们了解到，在新村规划建设方案实施前关联单位（主要是建设规划部门）没有对当地农村及农民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旧村该不该拆迁，新村如何建设，完全是基层政府部门的领导说了算，规划部门只负责村庄布局和居民房屋建设方案设计，至于试点村建设涉及的农户有多个家庭有建造新房的经济能力，村庄整合后能腾出多少土地，没有单位和个人为此提供相关的调研报告。由于对上述基本信息缺乏全面掌握，结果在实践操作中出现了诸多尴尬局面。如Z村在迁建规划中本打算全行政村6个自然村全部集中到新村居住，但其中两个自然村因新建楼房住户较多村民拒绝搬迁，结果只有四个自然村的村民迁进了新村。表面上看，村庄整合腾出了一部分土地，但实际上由于新村建设宅基地数量增加，村内主干道、环村路及单户宅基地占地面积较大，加上临街门面房、自来水厂、文化大院、敬老院、卫生室等新增基础设施用地，腾出的土地与新增加的建设用地基本持平。而对于该村的搬迁农户来说，由于没有分到老村腾出的土地，又要公摊新村的基础设施用地，结果凡得到一处宅基地的住户责任田差不多减少了1亩左右。如此新农村建设，的确让人觉得尴尬。
3．村庄规划脱离地方实际
理论上讲，新农村规划建设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超前意识，但也应注意与本地实际结合，不可盲目照搬县城或乡镇经济点的规划模式。这里仍以Z为例，一个总人口不足1600人、常住人口不足1000人、距乡政府所在地不到两公里、对外联系并不通畅的村庄，村中却规划了一纵一横宽30米的主干道，主干道两侧规划建设了近450间门面房（占地面积至少相当于110处住宅），由于本地劳动力素质较低，加之发展项目缺乏，目前已建成的门面房用于加工或其它经营活动的不及总数的3％，这样不切实际的规划建设，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也造成了建设资金的极大浪费。
4．农村经济发展缺乏产业支撑
通过对5个新建村庄的调查了解，我们感觉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央新农村建设文件精神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具体表现是，在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文件精神的过程中把新农村规划建设的实践任务几乎全部交给了市、县级规划建设局，同级农技推广部门、能源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则很少参与。从目前的实际看，所谓的新农村建设只是房屋、道路及社区附属设施的建设，规划设计者并没有把发展现代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村富裕劳动转移就业放在重要地位。除此之外，新村建设在太阳能、沼气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5个建设点在规划建设方案中根本没有体现出这一发展理念。
四、对策建议
1．做好农村居民点规划建设的编制指导工作
目前，从全国范围看，新农村建设尚处在试验探索阶段，个别地方虽然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由于各地情况不同，难以在全国普遍推广，如四川成都的“拆院并院”改革试验，浙江嘉兴的“两分两换”试验项目管理论文，天津的“宅基地换房”改革以及重庆的“地票交易”改革试验等[3]都是靠城市周边高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补偿给农民实施搬迁的。周口经济发展落后，城市化水平较低，近期城市发展用地少，农村可以整合的土地多，如果政府方面在农村住房建设管理问题上不采取一定措施的话，新的一轮建房很快会掀起，以后再进行村庄布局规划需要考虑的问题会更多，拆迁的难度会更大。眼下对于政府部门来讲，关键是做好县（市）域、乡（镇）域村庄布点规划工作，无论建设新村还是整治旧村，都应尽快给群众有个明确的表态。
2．坚持依法管理土地，刹住农村乱搭乱建乱占耕地的歪风
前已述及，目前该市农村住房建设混乱状况的形成，主要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前期对土地使用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监管和处理不力造成的，如果继续放任自流，后期治理整改的难度或将更大。针对目前的现状，我们认为最有效、最可行的办法是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及河南省政府有关土地管理和村镇规划的法律、法规文件精神，用法律手段制约乱占、滥建现象的发生。
3．抓好试点示范工程建设
综合对周口市5个农村建设点的情况调查，我们认为，该市新农村建设工作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前期试点示范工程建设不够成功，群众参与的意愿不强，积极性不高，甚至有的试点建设对新农村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如不切实际的规划造成的土地资源浪费，强行迁建使农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等。因此，我们建议，基层政府在以后的工作中对农村试点工程建设一定要给予高度重视，在政策措施的制定、规划建设方案的实施、建设资金的筹集等方面多做调查研究，根据各自发展状况和各类村庄的不同特点，积极探索不同的村庄建设和治理途径。根据我们的调查体验，我们认为试点示范工程的建设应该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对那些规模较大、基础条件较好、布局较为合理的村庄，或虽然规模不大但区位优越、生产生活便利的村庄，要注意基本保持村庄整体布局结构和农民住房现状，重点做好公共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着力发展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事业；第二、对那些因城市扩展、重大工程建设等需要整体搬迁的村庄，可采取土地置换等方式另选新址迁建新村或直接迁建到小城镇、中心村；第三、对那些村庄规模偏小、位置偏远、基础设施配置困难的村庄，可就近集中向基础设施条件好的中心村迁建；第四、调整充实旧村中的“空心”部位，合理安排公共基础设施或住宅建设。第五、拓展农村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广泛吸纳社会各方面资金支持本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周口市统计局.2009年周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Z].
[论文摘要]现有的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患，应该引起关注。研究者针对行政关系调整所提出的不同思路，平衡论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但是，平衡论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功能。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和相对方都是兼具控制和激励作用，而且有助于形成行政共识。
行政过程属于公共管理的微观范畴，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管制、指导、协商、控制及监督等，在过程中表现为相对平衡与绝对失衡的不断转化，在本质上存在着许多种矛盾和悖论。如何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实现行政过程的动态平衡，既有效地维持公共秩序，又能切实维护公众权利，是调整行政关系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警惕行政关系的失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但目前仍然面临多重转型的任务。在这段历史性的发展时期，新情况和新现象不断涌现，新问题层出不穷。为了抓住关键时期的发展机遇，在欣喜于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比如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忧。
(一)失序与失衡
“失序”不同于行政关系的“失衡”。失衡是指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在行政过程中的不对等关系。“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失衡有可能是有序的，也有可能是失序的。如果行政过程中的主体都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或者如果不认可这种失衡，但局限于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呈现出有序性。但如果行政过程的主体不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并且诉诸于不符合法治要求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表现出“失序”。
在目前的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在大部分情境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但这种相对优势面临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甚至是(暴力)对抗，而且社会对行政行为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以致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另一方面．相对方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维权技能在不断提高，但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参与机制和维权渠道尚不健全，使得一些本属正常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容易诉诸于极端之举。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对抗行为，公信力不断下降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往往选择以危机管理的名义去强力控制。
在强制与对抗的互动中，如果上级部门或领导认为下属部门的行为有悖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会以指示、批示、批评、惩罚等方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使行政关系的优势转向相对方。在整个过程中，行政关系的调整既不是自我纠正式的，也不是有序的，往往取决于特定问题、特定领导以及特定情形。
(二)行政关系失序的表现
以上海某些区出现的“钓鱼式执法”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执法机关的不正当执法方式，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方大多选择忍气吞声，因为表达诉求的渠道非常有限，而且成本高昂。行政关系的失衡格局纵容了一些行政主体更加毫无顾忌地选择执法手段，这也为互动关系的逆转埋下了伏笔。当个别相对方选择极端的方式表达抗议时，其他感同身受的相对方即刻予以响应，社会公众由于惊诧于行政主体的肆无忌惮而为指责行政主体的公共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于是，行政主体至少处于舆论上的弱势地位。在该事例中，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起因是个别相对方的极端行为，而非有序的参与和表达；实现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上级部门的关注，而非相关主体的协商与讨论。
又比如，近年来各地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城管”)普遍面临一个三元困境：城管如何执法，才能既维护城市的市容市貌，又能让城市小商小贩合理生存。城市环境属于公共产品，其供给要依靠行政主体的强制手段；小商贩的存在既是民生需求，也满足了一些社会需求；而对于小商贩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社会公众本身也是矛盾着的，在享用这些服务时会赞成小商贩存在的合理性，而在其它时间，则希望小商贩尽量不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行政实践中，这些矛盾都集中到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行政关系上，造成城管工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甚至出现“一管就有冲突、一放就有投诉”的现象。如此周而复始，不仅未能解决城市管理的根本问题，反而影响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如果不正视行政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仍然以危机管理的思维沿用个案处理的方式，行政关系将会陷入失序的境地，其表现就是行政主体或者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强力控制，而相对方要么不参与，一旦参与就会酿成群体性事件。
二、调整行政关系的不同思路
如何防范行政关系陷于失序，既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维护公共秩序，又能切实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在相关研究中，先后出现过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等理论。
(一)管理论
管理论主张维护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认为行政过程的有序来自于行政主体的指导和相对方的服从。应该指出的是，管理论并非完全排斥对相对方权利的保障，而是将保障从属于对行政秩序的追求。另外，也不能简单地将管理论视为行政特权的等价物。因为如果法治相对健全，并且在行政过程之外设计了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相对方的权益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得到保护，那么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依然是面临实质约束的。
在实践中，欧洲大陆一些法团主义文化的国家的行政管理过程更接近于管理论。在这些国家，行政主体在法定职责权限内享有绝对优势，管理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在政治运行中，致力于维护公众利益的组织和集团是由国家和政府所创造并规范的。一方面，这些利益表达组织具有垄断性，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与行政主体的互动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话语权。因而，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的优势地位受到政治过程的约束，这也意味着行政关系的失衡由政治关系来调整。
(二)控权论
控权论主张限制或取消行政主体的主导地位，从而彰显相对方的权利优势。这种理论认为在大多数行政实践中，行政主体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反而会滋生一系列问题，比如权力滥用、腐败、限制相对方的自由等。所以，控权论主张政府最小化，认为大多数公共事务都可通过市场和私人组织得到解决。另外，控权论的基本假设是，行政过程是由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活动所组成的，国家不具有主体性，只是一个各种势力互争雌雄的竞技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被命名为“新公共管理”的运动席卷全球，一度垄断了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所有话语资源。这场运动的基本思路就是控权论，主张公共管理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经过30多年的实践，如今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股潮流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有其情境性，有其局限性。尤其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空心化、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并没有实质性地促进公共福利的改善，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分配结构失衡等。
控权论在多元主义文化的英美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较为盛行。在这些国家，政治活动的主体是各种利益集团，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受到多种主体的限制和监督。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主张对公共权力保持质疑和挑战的态度，因而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是一种被普通公众所广泛担忧的存在物。如何限制行政主体的权力，确保相对方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的肆意侵害，是这些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主要议题。
(三)平衡论
平衡论是中国行政法学界的创新，认为无论对行政主体还是对相对方，都应在法治原则的统治下加以制约和激励，以实现两者在利益关系上、法律地位上，以及在制度、机制的构建和运作等方面的平衡。从理论上说，平衡论主张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具体而言，平衡论“既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既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同时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
作为一项本土化的创新，平衡论在中国行政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从文化角度看，平衡论的思路符合中国的中庸文化，主张通过调和来解决矛盾，而不是诉诸于零和的博弈与对立。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平衡论试图在政府与市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取得平衡，符合中国在转型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态。
尽管平衡论的响应者众，但质疑声也不少。其中与管理实践关联度最高的质疑来自于具体的平衡机制：如何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相对方滥用权利)，又激励行政主体积极作为(相对方积极参与)。主张平衡论的研究者详细探讨过公务员制度、行政指导等具体的平衡机制。在此，笔者着重分析参与式绩效管理作为一种平衡机制。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
要实现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既不能只突出行政主体的权力优势，也不能只强调相对方的权利本位。就此意义上，我们赞成平衡论兼顾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的观点。不过，行政法领域的研究者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平衡功能。
(一)绩效管理的发展与不足
绩效管理是管理实践的重要工具，也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议题。比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市就尝试用现代方法测量和评估行政部门的绩效。但是，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目标多样性，行政过程的委托关系具有多层次性，不同行政主体的产出难以横向比较，以及公共产品缺乏类似市场这样的价格发现机制，因而相比企业绩效管理，政府绩效管理实践进展更为缓慢。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政府绩效管理广泛地采用企业绩效管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比如顾客导向、平衡计分卡、绩效合同、绩效规划等。不过，从已有的案例材料看，这些工具的引人并未显著改善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
近些年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绩效测评工具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具是否与问题以及环境相匹配。如果政府绩效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大规模地采用绩效合同，并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那么不仅不能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反而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嫌贫爱富”，使公共服务丧失应有的公益性。如果整个国家所处的阶段是快速发展时期，一味地模仿其他国家的限制政府活动范围的绩效管理方式，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而会使整个社会陷于断裂，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尚无法承接起政府转移出的功能。
(二)参与式绩效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先后采取过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效能监察、政风行风评议、服务承诺等形式。这些做法在提高行政效率、健全行政监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比如，大多数绩效管理形式都是封闭性的，没有设计公众参与的渠道。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群众评议政府、社会满意度调查等。在目前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中，公众参与最多的环节是对具体行政部门的评估。以南京市为例，该市自1999年以来，一直坚持“万人评议机关”的做法。每年年底，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发放评议问卷，要求对所有的政府机关进行打分排名。北京、珠海、杭州、海口、银川、昆明等城市都先后开展过“万人评议机关”的活动。
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一种理念，参与式绩效管理主张社会公众应有效地参与到对政府绩效的测评和管理过程。公众参与绩效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对施政目标的讨论，对评估体系的建议，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估，对绩效结果运用的监督。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并不仅仅局限于“万人评议机关”的形式。从行政关系的有效调整角度看，公众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测仅仅是一个起点，并没有穷尽参与式绩效管理的内涵。
如果缺乏政府信息公开作为配套工作，公众的评测失去了基本的信息基础，只能依据感性认识．不仅不利于行政主体改进工作，反而可能消耗公众的参与热情。比如在不少地方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中，将所有行政部门不分类别地排列在一起，导致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普遍得分较低，而主要服务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得分较高。南京市2001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委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政公用局、市房地产局、市容局、市规划局等；北京市2003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最高的部门是市乡镇企业局，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交通委、市建设委、市城管执法局、市政管理委、市规划局等；昆明市2008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政协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规划局、市城管局、市建设局等。
由于各个行政主体的工作难以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因而群众的评议大多数只能作为评估各个部门实际工作的参考材料，这就引发了一个如何对群众评议做出反馈的问题。如果给出积极反馈，比如南京市2002年根据群众评议结果调整了几个部门的领导班子，就会面临“群众感知是否为充分统计量”的问题，毕竟各个部门的法定职责对群众感知有直接影响。但如果不对群众评议结果做出积极反馈，那么群众对评议活动的参议热情就会快速消退，从而使评议活动陷入名存实亡的尴尬处境。
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不是简单地将公众动员起来定期为行政主体给出评测分数，而是包括目标设定、体系设计、信息生产、结果使用等环节的全过程参与。那么，为什么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有助于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促进行政关系的调整
1．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而言，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绩效目标为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设定了目标，指标体系则引导行政主体按照预定方向实施管理。如果公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被纳入到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中，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对公众需求的回应度就大大提高。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行政主体的管理目标应该融合公众需求和部门法定职责，即行政主体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其中原因在于，公共需求的表达有其内在矛盾性，而且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多种多样的公众需求应该有一种提炼和合成过程，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公共利益。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根据脆弱性和敏感度的强弱程度，将行政主体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别，每一种类别所对应的公众参与形式分别是：广泛协商、自主决策、自由裁量和听证会。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强但脆弱性较低，则可以考虑召集相关公众的代表参与讨论，比如举行听证会。这样既可以节约管理成本，也能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而且将行政关系的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类管理行为包括价格管制、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城市市容管理等。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和脆弱性都很强，就必须预先准备好公众广泛和深度参与的方案，因为这一类问题往往是引发行政关系失序的主要领域。这一类管理问题主要涉及社会治安、动拆迁、民生问题等。所以，对于公众参与，行政主体应该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既充分了解各种公共需求，吸纳其中合理之处，又要主动建立有效的利益合成机制，避免行政过程的不连贯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有助于控制行政主体的方向，又能使行政主体保持一定的自主性。
2．对相对方而言，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通过设定相应的渠道，将公众诉求的表达引导到讨论绩效目标和监督绩效结果等方面，使公众参与呈现出有序性。
在城市管理中有一个著名的“垃圾桶问题”。在扔生活垃圾时，居民通常都希望垃圾桶离住所越近越好，因为方便快捷；而在扔完垃圾之后，居民又通常都希望垃圾桶离住所越远越好，这是出于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考虑。如果只注重部门的法定职责，即便科学合理的垃圾桶设置有时也无法获得相关居民的理解；而如果只注重居民的诉求表达，垃圾桶可能无立足之地。实际上，不仅仅垃圾桶的设置，包括公交车站、通信基站、电力设施等许多公共产品的规划选址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合理的参与途径，行政相对方的诉求表达很容易演变为群体性事件，使行政关系面临严重考验。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设计了有效的参与途径，公众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不仅能激励公众参与公共管理过程，而且也能避免行政过程的冲突。
关键词：医院的档案管理现状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2-0273-02
医院档案是医院的宝贵财富，加强对这一信息资源的管理，对医院现代建设尤其重要。医院档案是医院管理工作中的凭据，是医学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医院进行宣传教育的生动资料。医院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档案管理模式，加强档案规范化管理，就必须在调查医院档案管理的基础上，了解医院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简析其原因，并分析研究对策才能更好地做好新时期医院档案管理工作。现就医院档案管理的现状与对策谈一下笔者的粗浅看法：
1医院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
1.1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档案收集效率不高。
1.2对医院档案内容界定不清，管理范围不明。
1.3档案意识不强，档案利用率较低。
1.4档案管理分散，不利于档案的完整和安全。
1.5档案管理人员业务水平不高。
1.6档案工作硬件投入不足，档案现代化管理水平不高。
有些医院由于医疗用房紧张，致使档案用房狭小，不符合档案保管的标准。另外，档案管理设备陈旧，管理技术落后，也制约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近年来，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但运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管理档案的却较少，一些档案工作还停留在手工手机、检索，信息量小，不利于档案的收集，利用和开发。
2加强医院档案管理工作的对策
2.1加强学习《档案法》，提高依法归档的自觉性。大力宣传档案工作，使医院领导、职工都充分认识档案的重要性，认识档案与自己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密切关系，更好地支持档案管理工作，从而促进全员档案意识格局的形成。《档案法》规定：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此外，医院管理干部及医院、教研人员的档案法制观念淡薄，甚至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档案法》的基础精神，缺乏依法归档的自觉性，因而学习、宣传《档案法》非常重要。
2.2档案只能集中统一管理，不能分散管理。运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对档案进行统一管理，这是建立统一的、科学的档案工作制度，推行档案工作标准化管理的基础。实行档案统一管理，才能对综合性医院档案进行规范化管理，真正地、充分地发挥其凭证和利用作用。
2.3建立科学的档案管理体系，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促进档案工作规范管理，建立科学的档案管理体系，健全档案管理制度，是促进档案工作规范管理的关键。各医院要结合本单位档案工作实际，根据《档案法》、《医药卫生档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订一套比较科学、完整、系统、切实可行的档案管理制度。对各科室的各类档案材料进行集中统一管理，统一考核，使档案管理与医疗业务同步考核评价，同步发展。
2.4加强培训、结合实践，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档案管理人员素质直接影响档案管理水平，医院要将档案人员培养纳入医院人才培养计划，全面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一是通过专业培训、继续教育、知识更新、进修学习等提高业务和知识水平。二是深入临床一线调查研究医疗、教学和科研对档案信息的需求，不断总结探索档案管理工作，适应档案业务发展，推动档案管理水平的提高。
2.5加大投入，提高配备，实现档案的现代化管理。加强资金投入，引进现代化的技术和设备是实现档案现代化管理必须的条件。一方面要提高档案保护设备和技术现代化的配备，如档案库房的去湿、空调设备，高效灭虫、灭火设备，这些设备和技术的应用是档案现代化管理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要引用计算机管理，用计算机储存整个医院的各种业务、行政上的档案，方便使用者及时查找、阅读，既节省时间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利用计算机管理可以减少档案的有效空间，保存信息方便简单，也增加了其保密程度。因此，医院应充分利用计算机管理应用设计完善的软件和网络等现代办公设备，实现档案管理的自动化、现代化。
2.6建立医院档案三级网络管理模式，为档案的开发利用可靠依据。由医院院长或副院长直接分管，形成一个以分管院长全面领导，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负责，各科室负责人和专、兼职档案员为成员的医院档案三级网络管理模式。医院的档案管理应统一领导、统一机构、统一制度、统一保管，从而有利于贯彻上级精神；有利于组织监督各职能部门的档案工作；有利于档案的收集和利用；有利于解决档案综合管理中的人员、经费、设备等问题；有利于医院档案的安全、完整，为医院档案的开发利用提供可靠依据。
论文关键词：政府投资，公益项目，目标导向，组合监管
1 研究背景
公益项目，是指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发展的需要，而投入资金建设，且不以盈利为目的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这类项目具有非盈利性质，属于市场机制发生失灵的领域，通过政府来协调全社会的重大投资比例关系，进而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和投资结构的优化。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从初步发育向比较完善阶段的发展，政府对公益项目的管理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该类项目的投资与建设，为社会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公用基础设施，是社会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7月，《国务院关于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加快对政府投资公益项目建设实行代建制。2008年底，面对当时全球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国务院出台了到2010年底主要面向公益基础设施建设的4万亿政府投资经济刺激计划，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发挥政府投资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2010年1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就《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是政府在投资体制改革方面迈出的关键一步，它意味着政府投资监管体制的建设将步入实质性的法制化轨道，违规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第十一条第二款明确提到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出台《政府投资条例》，加快制定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制定中央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责任追究指导意见和代建制管理办法。至此，政府再一次表明了改革投资管理体制，研究和解决政府投资建设监管领域问题的决心。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是一种委托制度，政府作为委托方只能通过契约对建设进行监督和指导，不能直接参与到项目的建设过程中，直接干涉代建人的项目管理工作。课题组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监管领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套针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监管理论体系。体系强调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目标导向，强调代建人纵向自控体系的构建，并引入政府职能部门的横向监管体系，在寻找共同监控点的基础上将二者有机融合。文中将着重研究基于进度目标导向以及合同中心理念的公益项目代建管理监管机制问[①]。
2 代建项目的监管
2.1监管思想
代建需要监管。代建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建设管理体制下政府投资公益项目建设方面的诸多问题，然而若不建立良好的监管机制，就会导致代建管理水平低下，以及代建单位与承包商串通来蒙骗业主的行为。对于代建公益项目而言，政府职能的重点则应放在项目决策、资金运筹和监督管理方面[1]。因此，一个好的建设管理机制需要一个严格的监管机制来与之配套，才能保证该管理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
确立合同中心地位。合同是工程建设市场领域法制治理的具体体现，是工程建设管理利益相关方所必须依据的准绳。在工程建设市场运作中，合同是贯穿整个项目的主线，项目全过程管理目标的实现，合同是基本依据，本质上是合同目标的实现。代建制其实质是一种建设制度，其核心在于业主与代建单位的委托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靠业主与代建单位之间的委托合同来维持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合同在整个项目代建过程中将是一个总的纲领，任何双方应具有的权责利都由这个纲领来确定[2]。因此，对于项目代建行为的监管就应该把重点放在对代建合同执行的监管上。
监管需以目标为导向。“目标导向管理”（MBO，ManagementBy Objective）是一种重要的项目管理方法论，其精髓是目标指导行动。目标具有未来属性，决定了目标管理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主动管理；同时目标管理重视成果和人的管理，是组织系统功能的集中体现。因此，目标导向是监督和评价管理效果的基础。
项目管理协会（PMI）编制的标准和指南性出版物，《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PMBOK）给出了一般项目管理的9大知识领域；我国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T50326-2006)也界定了我国建设工程目标管理的主要内容。作为一般性指南和规范，两者都全面列举和阐述了项目管理所涉及的基本管理结构，可以为所有管理者提供管理指导。费用、进度和质量被定位为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目标，这三大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体现在工程管理传统的三角形分析框架中；曹小琳，韩冰（2002）分析了工程项目目标系统的特征[3]；文艳芳，苏三庆（2009）提出采用六点分析法权衡项目目标系统[4]；任宏，晏永刚（2008）以新的思维视角诠释了工程管理三大基本目标的新内涵，进而提出了从“对立”到“共赢”的投资模式[5]；石碧娟，郭峰构建了建设项目全目标体系，明确了建设项目参与方的责、权、利[6]；赵晗萍，王立文（2000）曾提出项目管理六目标体系（界定、组织、质量、费用、时间和风险）[7]。关于目标管理的学术研究主旨都在于寻找更高效的目标管理理念和方法，以帮助管理者提高管理效率。
近年来，安全与环境管理从国家层面，已被提升到全局和战略的高度。《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规范及使用指南》、《GB/T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等相关规范文件从规范导向角度，形成安全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本研究中将目标导向监管体系限定在进度、质量、费用、环境和安全五大目标范畴。其中的进度、质量和费用是工程管理最为核心以及传统的三大目标；政府投资公益建设项目，因其特别的社会公共属性，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环境是社会公共管理的重点关注问题，安全环保一票否决制在公共工程建设领域普遍推行，因此将环境和安全列入目标导向监管体系，由此界定了本研究的进度、质量、费用、环境和安全五大目标范畴。
2.2监管机制
本课题组提出的监管理论体系要求在整个监管过程都要维持合同管理的核心地位，即任何纵向或横向的监管工作都必须以合同为标准来开展，符合合同内容的给予通过，不符合合同内容的就给予整改，保证整个代建过程自控或者监管工作合法合理进行。五大目标是代建管理工作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是代建监管工作所要求实现的主要目标，所以本体系强调代建人的管理工作以及政府部门的监管工作应该以五大目标为导向来进行，即在合同框架的基础上明确进度、质量、费用、环境和安全这五方面的达标要求，代建人在建设过程中以这五大目标为导向来组织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管理工作，政府职能监管部门也以这五大目标为导向来监督代建人的项目管理工作。该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将在后文中予以详细描述。
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五大目标为导向的监管指导思想为政府投资代建项目的监管工作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基础。强调代建人纵向自控和政府职能部门横向协同的监管手段为监管工作提供了操作方案。该体系具有如下特征：
1）合同是主线，贯穿整个监管过程。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监管工作的设计是以合同文本为基础的，强调合同文本在监管工作中的先导地位。监管部门需在监管工作开始前就认真对合同结构进行分析，将合同目标和合同规定条款落实到项目建设实施的每个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上，依章办事，并不是等到纠纷发生后才去查找原始合同文件以寻求解决的办法。
2）监管工作是以项目管理目标为导向的。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好坏是根据费用、进度、质量、环境和安全这五大目标的完成情况来衡量和评价的，本监管体系提出以这五大目标为导向，意指监管目标的设置是以五大目标为蓝本的，监管体系的构架是以五大目标为基础的，监管体系的工作是以五大目标为指导来开展的，即本监管体系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五大目标的协同。实际上，五大目标主线与合同主线是相互交互的，合同主线可以协调和约束各个目标主线，反过来，目标主线也同样可以查询合同主线的相关内容。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监管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作为实现项目建设目标的一个手段和方式，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建设目标才是最终目的。
3）监管工作是代建人纵向自控和政府职能部门横向监控相结合的。本体系是立体的监管体系，纵向上，代建人按照项目建设阶段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常规的项目管理自我监控，以五大目标的实现为导向来评价和监控自身的项目管理工作，编制阶段工作报告。横向上，由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组成专项监管小组对代建人的代建行为进行外部监管。代建人的纵向自控和横向监管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即都为实现项目最初制定的建设目标，这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各自实现目标的方式和手段上。纵向的自控和横向的监管在合同管理和目标导向的指导下形成有机的立体网络监管体系。
3 代建项目进度监管体系
3.1项目进度的纵向自控体系
代建人需要建立自控体系。自控体系指的是代建人项目部基于全过程目标导向划分若干关键节点，在关键节点之间建立起自我控制、持续改进的约束机制。
代建人作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必须具有相应项目管理资质，其对项目负有直接的建设责任，应全面掌握并控制项目的建设进度情况。进度自控的宗旨就是尽量避免超进度或拖进度的行为出现，代建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实行进度管理的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纵向自控体系是针对代建人的建设行为进行控制，实质内容是对政府投资项目本身进行工程管理工作，因此本文对该体系的设计主要遵照项目管理阶段的划分来进行。
表1 代建人进度管理内容
编号
工作内容
1
编制项目进度管理计划、项目总控制进度计划
2
审核设计进度计划
3
审核建安施工总包单位的施工总进度计划
4
审核各专项、分包工程施工及供货单位的二级进度网络计划
5
审核监理单位的进度控制措施
6
制定设备材料采购工作计划
7
督促并审核各参建单位制定月/周工作计划
8
制定涵盖项目管理部及相关各方的月/周工作计划
9
督促各参建单位建立进度计划的管理体系
10
项目进度计划的前锋线检查（每月一次）
11
参加工程例会、检查和落实进度计划
12
工程进度计划执行情况及影响因素的检查、分析
13
督促赶工措施的制定、落实和综合协调
14
工期索赔与反索赔的审核与处理
15
阶段性工期目标的检查和奖励
16
制定竣工等专项工作计划
17
检查总工期目标实现情况，纳入项目管理工作总结
首先是合同订立前的管理，即对与项目相关的合同进行总体策划。此时代建人需弄清整个工程项目、合同签订和实施的重大影响因素，通过合同总体策划摆正工程过程中的各方面重大关系，以预防因不协调或矛盾而造成工作障碍和重大损失。而政府横向监管部门则要对总体策划要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合同的制定和签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重大问题要予以指导和协调解决。
图4 与自控体系对应的各阶段合同管理内容
确定代建人、设计、施工单位等参与建设的单位或组织的重要步骤为招投标，这个阶段，委托人需要按照代建项目的类型、规模、特点、技术的复杂程度，综合分析项目的总体要求，以法律为依据，在合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通过合同手段维护项目的整体利益的原则来确定相应的招投标合同体系；按照代建项目的资金状况、自身的管理能力、对项目目标的要求、项目进度款支付的方式，考虑确定发包方式；按照代建项目所在区域的法律环境、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物价的稳定性等来确定合同的分解层次；按照代建项目的特点选择合同定价方式。而政府横向监管部门要对招投标工作进行严格地监督，严格审查投标单位的资质以确保达到要求水平，保证招标、评标过程合法合理，避免招投标过程流于形式，确保招投标合同的签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合同分析是指从执行的角度分析、补充、解释合同，并进行合同结构分解，将合同目标和合同规定落实到合同实施的具体问题上和具体事件上，用以指导具体工作，以担保合同得以顺利履行。合同交底的宗旨是按需要明确合同内容，包括合同主体双方的合同交底和合同主体一方内部的合同交底两种。政府横向监管部门应要求代建人对合同文本进行充分的交底，特别是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要阐释清楚，然后在监管部门内容做好交底工作，确保各部门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所负有的监管职责及相应的权利。
合同实施控制是代建项目合同体系的实现过程。该阶段合同管理的主要工作包括如下内容：①代建单位必须建立合同实施的保证体系，以保证合同实施过程中的一切日常事务性工作有序进行，使工程项目的全部合同事件处于控制之中，保证合同目标的实现；②合同实施的监督；③合同实施情况跟踪；④合同变更管理；⑤合同资料管理。政府横向监管部门要依据合同并依法对代建人的项目管理工作进行监管，不能滥用权利强加干涉，有理有节地对合同实施进行控制。
合同实施后要进行合同策划是否准确、风险分析是否全面、实施方案是否有效、判断策略是否运用得当等的总结评价，即合同实施后评价。政府横向监管部门要严格审查合同实施后的分析和评价报告，并对重大问题的处理情况进行备案。
合同管理是全过程动态的，即在签订合同时要减少合同隐患，中期要加强跟踪、诊断，后期要进行总结评价，并在项目建设的全过程中加强与各方的协调和沟通，保证合同的顺利实施及项目的顺利进行。
4 结论和展望
本文研究了关于政府投资公益项目的进度监管机制，在介绍了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的趋势之后，讨论了政府投资代建项目的监管方式，并重点提出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进度目标为导向的代建人自控与政府职能部门横向协同监管的进度监管体系。
文中首先建立了代建人进度纵向自控体系，该体系是以项目建设阶段的划分为线索构建的，重点控制的是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及竣工验收阶段。接着构建了政府职能部门的横向监管体系，该体系是以需要参与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政府职能部门来组织构建的，为实现协同管理效应，本文应用组合管理的思想设计了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组合协同监管委员会的监管机构，并详细阐述了该机构对项目进度实施监管的流程。最后以合同管理为线索对上述纵向自控体系和横向监管体系进行整合，主要根据纵向自控的阶段划分来组织合同管理的内容，并在各阶段穿插了政府横向监管所应注意的问题，从而形成了政府投资代建项目进度监管体系。
政府投资代建项目监管的研究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本文只是从合同和建设目标的角度对监管方式进行了研究，并构建了理论体系。事实上，要将该监管理论体系付诸实施，方式之一就是构建一个基于上述模式的项目进度监管综合信息系统模型，以辅助代建人和政府监管方更直观地把握工程项目进展状况。
辅助监管的信息系统一方面必须是知识库，存储代建项目的总体和阶段性任务，并且允许代建单位有关责任人或者政府投资管理部门了解和查看这些任务知识，以作为建设过程中的进度监管工作的比对标准；一方面是信息资料库，要求系统自身或者相关责任人及时采集项目实施进度信息，以满足有关部门及时检查项目进展情况，而这些活动应该以进度信息的及时更新作为宗旨。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智能工具，信息系统最好能够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准确、合理的分析和处理进度数据，并按照具体管理者的需求和要求输出数据处理结果，最终以计算机的方式实现进度的辅助管理。总之，该管理信息系统，应该实现项目进度从第一手的现场数据收集到量化处理，运用评价方法对工程进度情况进行评定，再参照前期进度WBS的总控任务对评定结果进行预警处理的功能。根据本文提出的理论体系研究上述管理信息系统的模型，将是课题组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1]Saad H. Al-Jibouri,Monitoring system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for project cost control in construc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03, 21(20): 145-154.
[2]乌云娜,牛东晓.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制理论与实务[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6. 57-58.
[3]曹小琳,韩冰.工程项目管理目标系统的建立与控制[J].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5(7):107-110.
[4]文艳芳,苏三庆,董晓宁.工程项目管理目标系统的权衡与控制分析[J]. 建筑经济, 2009, 11:42-44.
[5]任宏,晏永刚.工程项目管理三大基本目标的新思维[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25(10):63-66.
[6]石碧娟,郭峰,方东升.建设项目目标管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基于协调管理的视角[J]. 经济与管理，2008,22(12):34-36.
[7]赵晗萍,王立文.项目的目标管理[J]. 航空制造技术,2000,1:34-36.
[8]刘伊生.建设项目管理[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 133.
[9]肖爱玉.我国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模式的实践与对策研究[D]. 厦门: 厦门大学, 2008.
[10]许江林,刘景梅译项目组合管理标准（第2版）[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9.25.
[论文摘要]《劳动合同法》扩大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经济补偿金的适用范围，规范了强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制度和试用期间用工制度，严格限定了对劳动者设立违约金的情形，明确了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时的责任形式和赔偿标准，在立法技术上增加了用人单位规避法律的难度，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
自200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作为立法宗旨，在1994年《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为劳动关系的调整提供了详细的、可操作的规范。
一、鼓励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994年《劳动法》没有对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适用范围、期限以及签订次数予以规定，而且劳动合同终止也不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这样的立法漏洞使我国劳动合同呈现短期化的趋势，用人单位宁愿一年接一年地与劳动者订立短期劳动合同，也不愿意与劳动者订立一个较长时间的劳动合同。这一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职工的职业稳定感和对企业的归属感，影响了其为企业长期服务的工作热情和职业规划，对企业的长期发展、社会的稳定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没有约定明确的到期时间的合同，用人单位要想结束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就只能采取依法解除合同的方式。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同意续订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续订劳动合同的。与《劳动法》第20条的规定相比，《劳动合同法》的新规定不仅扩大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适用范围，而且也降低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转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在立法技术上增加了用人单位规避法律的难度。
另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46条的规定，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满终止，用人单位不续订劳动合同的，也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而无固定期限合同自然终止后(包括劳动者死亡或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两种情形)，用人单位无须支付经济补偿；根据第82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不依法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这两项规定进一步鼓励用人单位选择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二、强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1994年《劳动法》虽然规定了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在具体责任和可操作性方面规定不足，缺乏强制执行力。在《劳动法》施行十余年后，用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现象仍然很普遍，这导致劳动者在追索劳动报酬、主张合法劳动权益时经常陷入证据不足的被动境地。
为了从源头上完善劳动用工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第7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14条第3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劳动合同法》通过这样的利益分配和驱动机制，不但增加了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而且也调动起了劳动者维权的积极性。这样一来，真正督促实施这部法律的不是劳动行政部门而足劳动合同的直接当事人——广大劳动者
三、规范了试用期间的用工制度
针对有些用人单位滥用试用期，变相盘剥劳动者的现象，《劳动合同法》对试用期的最长期限和工资待遇作了详细的规定。该法第19条根据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将试用期的最长期限分为1个月、2个月和6个月三种，而且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第20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四、严格限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的约定条款的适用
1994年《劳动法》对于能否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条款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因此，一些用人单位为了留住人才，不是从提高待遇、改善用工环境等方面人手，而是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高额违约金，例如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者每提前1年解除劳动合同，就支付用人单位相当于一年工资标准的违约金，至于是否对用人单位实际造成经济损失、造成多少经济损失，则在所不问。而劳动者迫于生计不得已接受，其意思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限制。签订这样的合同实际上是剥夺了劳动者自由择业的权利，违背了现代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劳动自由”和“不得强迫劳动”的原则，因而许多国家的劳动立法明确规定不允许对劳动者设立违约金，例如《韩国劳动基准法》和1976年《日本劳动标准法》。
我国《劳动合同法》也顺应了劳动立法的这一发展趋势．在第25条中规定，除j，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后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和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两种法定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五、扩大了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
1994年《劳动法》规定的经济补偿金主要适用于用人单位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或者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而不适用于劳动者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这样的规定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明为劳动者主动解约，实为用人单位变相解约”、通过规避法律来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为了弥补法律规定上的漏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01]14号)第l5条曾经规定了用人单位迫使劳动者主动解约，劳动者仍可依法获得经济补偿的五种情形。《劳动合同法》吸收了这一先进的司法解释。根据该法第38条、第46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有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或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等六种情形之一，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另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6条，在劳动合同终止的某些情形下，用人单位也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对经济补偿金的法律性质，尽管理论分歧较大，但法学界普遍认为它是用人单位在一定情况下应当履行的“强制性义务”，充分体现了劳动法追求劳动关系实质公平的瓿法理念和倾斜保护劳动者的立法技术因而，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在解除劳动关系前事先约定劳动者对该经济补偿金有所放弃或者与劳动者应承担的违约金、赔偿金相抵销的条款。
六、明确了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时的责任形式和赔偿标准
1994年《劳动法》第98条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明显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在实际损害还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作为受害方的劳动者只能请求劳动行政部门给予保护，即使劳动行政部门做出了责令改正的决定，如果用人位故意：予改正，届时应该采取怎样的制裁措施，法律对此又没有进一步的明确规定；而“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则显然是受到传统民法“无损害即无赔偿”原则的影响，由于赔偿标准不明确，受害方劳动者对救济的结果难以预期，这就严重地影响-r其寻求救济的积极性。
关键词：工商企业；信用档案管理；建设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浪潮中，信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和基础，而工商企业是市场经济下各种活动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主体，企业在市场活动中形成的信用档案，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各项经济制度的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工商企业建立信用档案是企业加强管理的需要，是维护合法权益的需要，是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把工商企业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利用价值和应当保密的档案完整地保留下来，是工商企业应依法履行的义务。
工商企业信用档案是指和企业及其法人的基本情况、企业的信用状况相关的文件材料的总和，集中体现出企业在市场行为过程中的可信度、公信度和诚实信用的综合竞争力，是证实企业是否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或有无违法违约、欺诈、拖欠及逃避债务等行为的重要凭证和依据。工商企业信用档案是企业信用最直接的证明，有了它不但可以依法规范企业的行为，也可以使信用企业赢得其应有的经济利润。如果企业抢先一步，早日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就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一筹，占得先机。因此，工商企业建立档案，特别是建立信用档案是档案工作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加强工商企业信用档案的创建工作，对建设社会诚信环境、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1 工商企业建立信用档案的必要性
1.1 工商企业信用档案的建立有利于企业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建立健全企业信用体系，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企业信用体系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信用档案的建立与完善。完整、齐全、真实的企业经济行为材料，是判断和评价企业信用状况的第一手材料。企业信用评价、信用监督、信用约束、信用担保等配套体系的建立，都要依赖于企业信用档案。
1.2 工商企业信用档案的建立有助于组织了解企业的有关情况，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对与企业有来往的组织或个人而言，建立企业信用档案有利于组织或个人了解企业的有关情况。通过企业信用档案，了解企业的经营资质、业绩、历史、诚信状况等，有助于消除市场上信息不对等的状况，保护组织或个人的合法权益。与一些组织或个人合作过程中，相互之间如果没有诚信基础，合作就很难进行下去。因此，企业信用档案在信用大环境下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信用档案准确记载企业生产产品状况，为企业赢得市场商机；第二，企业信用档案的建立是提升企业形象和产品品牌形象的需要；第三，企业信用档案是提升企业经营者社会形象，扩大企业知名度的需要；第四，企业信用档案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企业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能力，对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
1.3 工商企业信用档案的建立，有利于上级主管部门对工商企业的规范化管理。企业信用档案可以帮助企业主管部门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督管理，褒奖遵守诚信的企业，处罚不守诚信的企业，从而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工商部门的企业信用档案在其利用过程中，因与其他档案性质不同，展现出了一些特性，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3.1 针对性强。从企业信用档案利用过程中所服务的对象来看，工商部门企业信用档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由名称可以看出，工商部门企业信用档案的性质就是为了反映企业的信用状况，工商部门的职能一方面决定了它管辖和治理的范围限于在市场中进行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户，而另一方面却也形成了其在规范企业行为、治理市场活动方面的专业优势。
1.3.2 影响范围广。从企业信用档案在其利用过程中所服务的对象看，工商部门企业信用档案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工商部门企业信用档案与社会的每一方面都息息相关，影响着处在市场经济中的每一个活动主体。
1.3.3 资源共享的同时能够保护工商企业的商业机密。从企业信用档案的利用方式来看，在利用企业信用档案的过程中具有共享性和保护性的特征。一方面，社会上任何组织或个人都能获取企业的基本信息，在法定的规范程序下还可获得相关的信用信息，并以此作出信用决策，可有效防范信用风险；另一方面，企业信用档案中的某些内容又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如企业资产状况、企业的交易活动、法人的个人资料等，具有一定的机密性，不宜对外公布利用。[2]
2 工商企业信用档案的基本内容
企业信用档案从形成渠道看，可分为直接信息与间接信息。直接信息是指企业自身活动中形成的信用材料，如企业基本情况、资产状况、借还贷记录、纳税记录、会计报表等；间接信息是与企业相关的单位形成的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材料，如工商、税务、金融、质量认证等部门关于企业经营、纳税、贷款产品质量等记录以及来自客户或消费者的评价。
从具体内涵看，主要包括企业资本信用档案、商业信用档案、管理信用档案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企业资本信用档案，主要指企业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缴纳投资款，按期归还各种借款本息，按公司章程向投资者分配股利；企业的贷款记录，贷款方式、作用，还款情况；担保单位、金额、期限等情况记录等。第二，商业信用档案，主要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进行商业欺诈，按时向购货方供货，以及产品质量记录，产品质量标准、状况等。第三，管理信用档案，主要指企业向外提供真实合法的财务会计报告，严格执行各项合同、协议，按期交税等记录。[3]
3 工商企业信用档案管理体系建设的具体举措
3.1 加大宣传力度，重视工商企业信用档案的建设。工商企业作为经济实体，应该更加重视信用问题。只有充分在思想上重视，转变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无视信用的落后观念，才能在目前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形成规范的企业信用档案体系，达到国家强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信用档案体系建设既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当前亟待加强的重要工作。各企业要高度重视企业信用档案的建立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指定专门的职能部门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做到科学筹划，精心组织，以推动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规范有序进行。现阶段，我国企业的信用档案意识淡薄，不利于企业发展，所以，我们要通过企业报刊、宣传栏、各种会议和培训，加强宣传，营造重信用、讲信用、守信用的舆论氛围。努力增强职工的“信用档案”意识，促使企业珍惜自己的信用记录，这也是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的基础和切入点。[4]
3.2 工商企业信用档案可与业务档案统一管理，做到及时更新和完善。收集是档案工作的首要环节。由于信用档案的来源广泛，它不完全由企业自主产生，因而一定要把好“收集关”，收集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注意内部收集与外部收集相结合，使来自政府管理机关、银行、税务、审计等外部生成的信用档案不至于流失；2.注意集中收集和随时收集相结合，强调随时收集；3.注意专职档案员和兼职档案员相结合，特别注意发挥企业兼职档案员的作用。
3.3 完善规章制度，建立工商企业信用档案管理制度。建立工商企业信用档案，首先要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的管理制度，以此促进企业信用档案有序管理和依法移交。制度制定要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信用档案管理原则、信用档案的形成和归档、信用档案的开发、信用档案的利用等作出规定。培育良好市场信用体系的核心是要建立使守信者得利、失信者受罚的制约机制，确保契约主体权利不受侵害。各有关企业要按照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为企业信用档案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3.4 工商企业信用档案的安全维护。工商企业信用档案中，有些内容涉及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法保护范畴，因此在提供信用档案利用时，注意保护好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利益。只有经过授权的机构，才可以利用信用档案，同时，根据各个授权机构的不同权限和特定需求，提供不同内容层次的信用档案。要在保护好隐私权的前提下，开发利用好企业信用档案信息。企业信用档案建立后就要依照法律的各项规定合理公开。当前，企业信用档案的利用过程中公众最主要的疑问聚集在企业信用档案利用是否会侵犯隐私权。企业信用档案中披露的信息主要是针对企业的财务收入信息和名誉内容，记录企业的优良行为和不良行为，而这些信息通常被人们视为隐私不愿意公开，我们有必要弄清楚隐私权的法律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合理披露企业信用档案，在保护好隐私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信用档案应有的作用。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 一专业档案管理论文，欢迎光临dYLW.neT]
参考文献：
[1]夏凤娟，白爽.对加强民营企业信用档案管理工作的思考[J].黑龙江史志，2008（2）.
[2]赵惠，尚珊.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企业信用档案的利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4（6）.
一、我国现行司法变更权的特点。
1、适用范围有限制。现行法规定了司法变更权的只有三处：
一是《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可以判决变更。行政处罚是国家主管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违法管理论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法规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作的一种惩罚。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依据规定，可以对行政处罚明显失却公正的行政行为适用司法变更权，判决变更行政决定的具体内容。
二是行政赔偿案件中，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依照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应给与相对人合法赔偿。如果因赔偿问题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可以对不服赔偿数额的诉讼请求，依据法律规定的标准判决变更具体的赔偿数额。三是关于行政裁决争议，学界有观点认为因行政裁决争议提起的行政诉讼也是变更判决适用的范畴，理由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笔者认为，行政裁决案件应纳入司法变更权的适用范围，但是仅仅依据此条法律规定，不足以认定。现行法涉及司法变更权的规定目前只有三处，由此可见，可以适用司法变更权的情形较少，其适用范围及其狭窄。
2、适用条件有限制。只有行政处罚明显失却了公正性，法院才能对行政决定予以判决变更。受处罚人的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其受到的行政处罚明显不相称，或者受处罚人所受的行政处罚与其他犯相同或相似违法行为的人所受的行政处罚相差悬殊。但是，“明显不相称”、“相差悬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尺度，何谓“显失公正”，没有明确的标准，在行政案件中，必须赋予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才能予以判断。
3、可以选择适用。法律明确规定，行政处罚明显失却公正时，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变更判决，也可以不适用变更判决。法院有权选择是否判决变更。在司法实践中，基于选择变更的法律规定，法院很少真正考虑实际情况再予以选择，往往是要么统一判决变更，要么根本就不予适用。又由于显失公正原本就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判断是否明显失却公正的标准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这种情况下，给与法院以选择的权利虽然可能导致法院适用变更判决的随意性，但是符合立法实际，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实际案情可能非常复杂，有些情况下，法院并不比行政机关更清楚作出原行政决定的实际情形，也不比行政机关具有更加了解案情的优势，法院有可能因为变更判决而导致实际上的不公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以选择不适用变更判决，如此可以充分发挥行政权和司法权各自的优势。因此，在现有规定下，强化变更判决在适用上的可选择性，突出变更判决的选择性特点，可以避免司法权过分的干涉行政权。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1、没有明确界定“显失公正”的判断标准。现行行政诉讼法尚未对显失公正作出直接而明确的界定，只是简单指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可以判决变更”，何谓显失公正，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有些学者认为显失公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畸轻畸重、处罚不平等、责罚倒置、没有可行性、反复无常等。这种看法的弊端主要在于它只围绕行政处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来相应设定显失公正的内涵，而没有从显失公正本身来揭示其含义，这显然不能全面而准确揭示“显失公正”的真正内涵。此外，显失公正是极其抽象的概念，以此作为界定行政处罚是否适用变更判决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
2、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现行法不仅将变更判决的适用限定于行政处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而且进一步限定于只有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才可以判决变更。可判决变更的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只能是具体的行政处罚，其它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理等都不能成为变更判决的对象。
3、显失公正与的界限不明。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在其自由裁量权限内，但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目的、宗旨，并且极不合理。一般是故意为之，如故意考虑了法外因素或故意不考虑依法应当考虑的相关因素，明知自己负有义务，但故意延迟，反复无常同一情况不同处理等；显失公正大多是过失所致。的直接后果一般是违法，显失公正的后果一般是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不合法。法院对的行政行为行使的是撤销权，而对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行使的是变更权。
4、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少。治安行政案件历年来在所有的行政案件中所占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但是法院最终以治安处罚显失公正作出变更判决的案件却不多。法律规定对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是否判决变更，由法院依据具体情况选择适用，实践中，有些法官为了避免与被诉行政机关冲突并不适用变更判决。曾有记者采访一位行政庭的法官对于显失公正的治安处罚为何不直接加以变更时，该法官坦言：“某些治安处罚虽然确实显失公正，但是并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界限，再说行政诉讼法只是规定可以变更，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往往要么维持，要么责令原机关重新作出治安处罚”。
针对现行司法变更权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键词]高校；学生工作；人性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6 — 0124 — 03
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规模发展阶段，高校数量增多，在校生数量激增，现在全国高校数量在2000所以上，在校学生3000多万，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阶段跨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如今高校从规模发展阶段进入了内涵发展时期，而如何提高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其中学生工作是保证培养质量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这就需要从理论上不断加强对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研究，从实践中不断探索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新路径，以此来提升管理水平，创新管理机制。
一、人性化管理概述
1.人性化管理提出的背景
人性化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模式提出来是经过管理理论和实践100多年发展的结果。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管理领域形成了科学管理理论，其运用于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的代表就是“泰罗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把人视为物，以物为本，实现了管理的机械化、程序化和标准化，实行非人格化管理，他们主要依靠强迫、控制、指挥和惩戒等手段，辅之以金钱的刺激，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提高生产效率，也称为传统管理模式。科学管理理论重视物的因素，把人当成机器，制定和出台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措施，辅以金钱的刺激，对人实行严格管理，以此来提高效率，其忽略了管理过程中人的因素，未注意到管理和生产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管理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20世纪2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进行了著名的“霍桑试验”，提出了人是“社会人”的假设，后来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理论，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奥尔德弗的ERG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沙因的“复杂人”理论、卢因的群体动力论、利克特的支持关系理论等。
行为科学理论是将人作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假设基础上来看待，而不在仅仅把人当成“经济人”。它们认为人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人的因素是管理的核心因素，管理过程中应该采取“民主化”和“人性化”管理，通过多种方式满足人的各种需求，以此激励他们在管理中的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管理效率。行为科学理论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优化了管理的效果，它强调人的作用，关注人性，按照人性的需求和满足来优化管理。
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产生了企业文化管理理论，它不仅汲取了科学管理理性的一面，又吸取了行为科学理论“人性”的一面，同时注重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的系统理论。“企业文化理论与以往理论不同，他不是将将激励的理论和方法落实到单个员工身上，而是过渡到树立企业的整体共同价值观念上，以形成企业强大的凝聚力。同时在管理过程中注重文化的调控职能，把硬性管理技术和软性管理艺术结合起来，刚柔并济，从而在管理中将理性与人本主义结合在一起。西方管理客体思想由‘物本管理’演变为‘人本管理’。”20世纪90年代，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在生产中具有核心的地位，人是知识的载体，对人的管理从体力劳动者的管理转变到脑力劳动者的管理，从而使人本管理发展到能本管理阶段。能本管理，是以人的内在知识、智力、技能和实践创新能力为本，比人本管理更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更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实现了知识经济时代以能力特别是实践、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价值。能本管理阶段是人本管理的高级阶段，是人本主义思想的集中根本体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现代管理论不仅强调了严格管理的理性一面，更关注管理过程中人性的一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这为在管理过程中采取人性化管理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由于人性化管理在企业管理过程中的成功。因而由企业管理领域扩展到多个管理领域，从而出现了人性化管理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运用。
2.人性化管理的含义
所谓人性化管理，是一种管理模式，它注重在管理过程中以人为本，关注人性要素，尊重人、理解人，以此来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管理效率和工作业绩。人性化管理的实质是充分尊重、理解和信任被管理者，给予其关心和帮助，为其提供发展空间，从而挖掘其潜力，发挥其创造才能，人性化管理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高校学生工作人性化管理是指学校对学生工作队伍和对学生的管理过程中合理满足从事学生工作队伍人员的物质和精神性要求，十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和特点，充分调动学生工作队伍工作的积极性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的一种管理模式。
3.人性化管理的内容
人性化管理是根据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来实施管理的，是将人性学理论应用在管理理论中，由传统的物本管理变为人本管理，人性化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围绕满足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基本要求来实施的。首先是在管理过程中要采取各种措施满足人的自然属性方面的基本要求，主要包含人的生理的需要，如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身体需要和人的安全的需要，如生命、财产、职业等方面的安全需要。
其次是在管理过程中满足人的社会属性方面的基本要求，主要包含人的社会交往、受尊重程度和实现人的自身价值等方面。这就要求在管理过程中从管理理念到管理措施充分做到以人为本，尊重人，理解人、信任人，满足人的各种基本社会需要，为其成长和发展提供机会和广阔的空间，从而实现人的自身价值。
最后是正视人性的特点，保留传统管理模式的长处，以人性化管理为主导，做到人性化管理和传统管理的有机结合。传统管理在保证管理的有序化、规范化方面有其优势，在管理过程中首先要实行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不能一味地排斥或反对传统管理，相反人性化管理应该在传统管理的基础实施，做到人性化与和传统管理的有机融合，在保留传统管理优点的基础上实施人性化管理。因而在人性化管理的内容中首先必须制定和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管理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人性化管理措施。
二、高校学生工作人性化管理的意义
1.高等教育理念的改变，需要高校学生工作人性化管理
我国高等教育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照搬了前苏联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原则和体系而形成的，其强调高等教育单纯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注重专业知识教育和理论教学而忽视了人的发展及其能力的培养；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脱离社会经济发展，闭门办学，专业设置、学生数量和办学规模随意性大；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也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重专业理论知识的教学而轻实践能力的培养，重专业素质培养而轻视人文素质教育。在这种理念下形成的高等教育机制和体制，在当代已经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对高等教育提出来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培养出满足社会需要的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还要承担大众化教育的艰巨任务，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因而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我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高校的学生工作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要责任，应在“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理念下，树立“以生为本”的工作理念，把学生看成高校的生存之本，学生工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全体学生的成人成才。
2.传统管理模式的弊端，呼唤学生工作人性化管理
我国高校传统的管理模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管理理念上强调严格管理、绝对服从；管理体制和内容僵化，实行制度化、行政化管理；管理方法单调、多依靠经验管理，缺乏创新。这种管理模式的优点是整齐划一、循规蹈矩、易于操作、便于管理，但学生成为被管理对象，且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地位。这种管理模式的主要弊端就是管理形式单一、内容统一的机械式管理模式阻碍了管理人员和学生积极性的发挥，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创新性。随着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人才的创新性要求，这种管理模式已经阻碍了管理效率的提高和人才质量的培养。因而高校为满足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特点，需要在学生工作管理模式上做出变化，改变传统管理模式，采用人性化管理模式，改变强制性管理而采取服务性管理，转变教育管理理念变管理为服务。
3.新时期大学生的特点，要求学生工作人性化管理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当今我国在校大学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自我意识增强，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思想更加开放，价值取向多元化；生活条件优越，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就业压力变大，心理承受力较差。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校学生工作“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已经阻碍了人才的培养，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人才创新性的培养要求。高校学生工作要顺应时代潮流，改变以前刚性化管理模式，依据大学生的特点，根据不同层次，不同个体的学生做出符合学生个性特征的教育管理工作，从而实现人性化管理。
三、高校学生工作人性化管理的策略
高校学生工作实行人性化管理，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工作和调动两个主体的积极性。一是加强学生工作队伍建设，调动学生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二是加强学风建设，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1.坚持人性化管理，调动学生工作队伍工作积极性
高校学生工作的主要实施者是辅导员和班主任，在管理工作中要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培养一支责任心强、素质高的专业化工作队伍。
（1）坚持以人为本，设计和制定工作制度
高校的辅导员、班主任是一支人数众多的专兼职学生工作队伍，加强这一支队伍的建设，是做好学生工作的关键。各个高校在制度设计之初要根据人性化管理要求，制定辅导员、班主任的任用、培养和管理各项制度，为学生工作人员在制度层面创设一个培养人，提升能力的制度平台。
（2）贯彻人性化理念，确立工作激励机制
在管理过程中，要以人为本，关注学工队伍人员的自身发展，满足其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需求。为此要确立一套完整的、合理的激励措施，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首先是建立工作绩效机制，设立专项经费，奖励在工作中做出成绩的辅导员或班主任；其次是建立职务和职称晋升机制，教育部在2005年1月出台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了辅导员具有教师和行政管理干部的双重身份。要根据这个文件精神，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职务和职称晋升机制，对于那些在辅导员岗位上工作达到一定期限，成绩突出，而职称问题又没有解决的，可以设立非领导职务岗位，解决他们的待遇问题，从而为其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3）坚持人性化管理，创设良好的工作环境
在学工人员编制上，高校要按照教育部1：200（辅导员和学生）的规定，及时足额配备辅导员，减轻辅导员工作量，让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做好学生工作；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改善其生活条件、办公条件，为其提供便利的工作环境；在工作上，加强辅导员、班主任业务培训，通过建立定期专业培训和日常例会等制度，加强工作交流和培训，建立一支学习型的学生工作队伍。
2.坚持人性化管理，调动学生学习、工作的积极性
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主要是两个平台建设，即学生日常行为管理平台建设和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平台建设。前者为学生成人成才提供一个安全的、有序的环境平台，其是基础性平台，后者为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提供了一个锻炼和成长的平台，其是层次提升的平台。
（1）以人为本，打造安全、有序的学生常规管理平台
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有科学合理的制度作保障，高校根据国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要依法治校，从严管理，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管理行为；要将管理与加强教育相结合，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高校要坚持以生为本，制定各种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抓好学生的日常行为管理。首先是学生安全工作，主要包括财产安全、交通安全、生命安全。做好安全工作先要对学生灌输自我保护的思想，然后是学生工作部门要抓住学生“人头”，即要清楚学生何时何地在做什么，这就要求高校对学生在校期间要设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和检查方法，做到管理到位，不能听之任之；其次是加强学生生活习惯的养成教育，保证学生按时起身，按时上课，按时就寝，从而形成一个学习有氛围，生活有规律，安全有保证的良好环境。
（2）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
人性化管理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内动力，高校学生工作要从关心学生切身利益着手，满足现代大学生个体利益的需求。首先是进行思想引领，加强专业教育，以就业和创业为目标，改变学生对专业学习的认识和态度，激发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其次是采取有效地激励措施，设立各种奖学金制度，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综合奖学金，专业的考级、考证过关奖，考研、考公务员奖等；再次是邀请知名学者、教授给学生开设一些高质量的讲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是有针对性的分层次进行学习辅导。对学习困难的学生，设立学生学习互助组并且辅导员、班主任老师要经常关心和帮助他们，使其走出困境，顺利毕业；对立志考研，考公务员和考各种专业资格证书的同学，学生工作人员要为学生参加辅导班，如考研英语、数学辅导班、公务员考试辅导班、司法考试辅导班，提供力所能及地帮助。
（3）以生为本，搭建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平台
高校学生工作要坚持学生为本，依据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搭建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平台，为学生成人成才服务。这个平台的建设主要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让学生在各种文体活动、技能比赛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接受教育，得到锻炼，提升素质。首先是开展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要结合一些爱国主义或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开展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主题教育活动；其次是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的文体活动，如读书活动、演讲辩论比赛、学科竞赛、文艺晚会和多种体育比赛等；再次是组织学生参加国家、省、市的各种素质大赛或文体比赛，让他们在不同层次的舞台上展现自己，锻炼自己，不断提高综合素质；第四是建立和培养一批责任心强，敢于勇挑重担学生干部队伍。要充分利用当代大学生参加活动积极性高，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活动能力的特点，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让其在参与学生教育管理的过程中接受教育，得到锻炼，从而提高其组织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最后是深入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当代大学生由于很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自我控制和约束力差，社会适应能力较弱，再加上就业压力大，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因而高校学生工作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对于那些心理问题严重的学生要配合医院和家长做好治疗工作，促其早日康复。
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条件，高校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还处于探索和发展过程之中，高校学生工作应本着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以人为本，采取各种措施，探索出一条学生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的路径，从而提高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管理水平。
本论文为淮阴师范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项目：《大学生课外综合素质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的阶段性成果。
〔参 考 文 献〕
〔1〕〔美〕赫伯特·A·西蒙.管理决策新科学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 〔美〕托尼·布洛克特.管理理论与原则 〔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 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4〕 杨文士，张雁.管理学原理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关键词：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精神指导
面临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行政法学研究的面向需要有所改变，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的兴起以及晚近“软法”现象的萌芽，便是理论对现实的呼应。在二者兴起至僵化的变迁中，笔者观察到这一现象：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在“生存背景、本质属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且二者是互动的，前者往往在软法运行机制中扮演精神指导的角色，而后者亦可以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实践应用的缓冲方法。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基础。
（一）研究困境与相互需求。
新世纪的国内行政法，基于秉承大陆法系“确定性”之要求，与正在全面渗透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之间的矛盾已经日渐明显，早期为缓和这一矛盾而兴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以及近日倍受质疑的“软法”概念，二者在致力于“弥补”、“进化”的路径上虽然有所成就，但同时亦遇到了自身困境：
1.替代“严格规则主义”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理念，难以摆脱国内法律文化的约束，“法律解释体制上的禁锢？？
以及真正意义上判例制度的缺失”[1]（P310-311），使得现阶段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与实践结合所能做到的最大延伸，仅仅只是从一些经典案例的解读中加以暗示，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而学者基于这一观察提出的“赋予法官解释权”、“建立判例解释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涉及到司法改革这一沉重话题，成为现阶段无法逾越的障碍，于是寻找可以规避司法改革的缓冲方法成为必须。颇有意味的是，这一内在要求与晚近兴起的软法理论品格恰好契合，与司法改革相对的是，软法立法目的、价值取向的实现并不需要司法作为保障，软法机制更多依靠“自愿规则”得以运行，它不需要强制力的介入，它强调的不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而是多方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倘若利用软法机制诠释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应用之道，可以很好地绕开“司法改革”的藩篱。
2.对于软法而言。尽管批判逐渐减弱，理论界亦开始对其渊源、运行机制等方面予以一定程度的关注。然而，软法理论本身深化的趋势却很缓慢，这主要是因为：（1）它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国家和司法实践方面也少有支持；（2）“软法理论通常以彻底的主观主义的立法观念为预设前提。依这种观念，国家可以制定任何它们所希望制定的规范，软法规范也是如此”，[2]这暴露了软法机制的最大缺憾――精神指导的模糊性（非理性化）。
而更加为难的是：“软法理性化”并不能依靠其自身，其更多取决于的统摄，但“”这一话语固有的不确定性，却使得于此之下构建“精神指导”存在空洞的可能，于是在公法领域内寻找到一个具体替代机制便是当务之急。在众多理论游说中，笔者观察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应性，正如学者所述：“行政法基本原则承载着人权、民主、法治基本价值和精神”，[3]（P146）如果我们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软法制定、实施的指导精神，一方面可以对软法偏离法治原则、违背法治精神等不利现象予以源头上的治理，实现理性化；另一方面亦可以避免“”话语的不确定，使其更具操作性。
（二）互动的合法性保障。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欲实现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之间的互动，前提条件是二者在本质属性上应为一致，只有确立了此种前提，才能保证互动的合法性，才能保证互动不是由“法律规范”流向“其他社会规范”，不是变相的侵害人权。申言之，本质属性是否一致的核心论调应该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皆应属于法的范畴。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法的关系，对此，学术界并无争议，一般认为原则是法的要素之一。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后者――软法与法的关系。事实是，现阶段软法为法的本质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惑和担忧，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始终认为缺少“强制力”这一基本因素的软法论调，很难取得传统概念上的认同。于是，针对这一问题，软法学者从法社会学角度做了细致的推演，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有些规则根本没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机会，（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将这些规则视为非法律。”[4]比如行业自律规范，柔性法律文本等等；并认为法是“由那些旨在型构或裁定大量人类行为的模式或者尺度构成的，而不是由那些处理单一的个别情形的瞬变且具体的指令构成的。”[5]（P250）无论如何让渡于灵活性之目的，软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属于法的范畴的，是不同于道德和习惯的。软法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关系，从而是人们的行为规则；软法不是对人们的内在心理，而是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从而这种约束力是外在的；软法是一定人类共同体通过其成员参与、协商方式制定或认可的，从而其内容具有相应的民主性、公开性、普遍性和规范性。[6]软法完全契合法的基本要素，软法首先是法。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的既定存在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同时需要注意，这一互动事实并不以本文为起点的，事实上，在过去发生行政活动中，就已经存在着。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的隐性精神指导。
一般认为，软法渊源主要包括：政法惯例、公共政策、自律规范、专业标准以及弹性法条。[7]（P189-201）笔者认为，在既已存在的软法规范中，“行政法基本原则”时常扮演软法规范制定的精神指导角色：（1）要求软法规范的制定必须具备相应程序，如征求意见、召开听证会、草案讨论等等。“卫生部办公厅的征求《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通知”，对于“征求意见”本身为硬法制定的必经程序，但在《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这一软法制定中亦有相应体现；（2）在软法规范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的内容。
如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等。”其分别体现了行政法定、行政均衡以及行政正当原则；（3）作为软法实施的过程指导。
如南通市工商局港闸分局《南通工商局港闸分局二〇〇七年法制工作意见》中就规定：“在执法过程中所有的内部程序、外部程序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一软法规范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参照软法规范执法，要遵守“告知”、“送达”等程序，这实质上是“行政正当原则”对软法实施的渗透。
（二）软法作为“基本原则实践操作”的缓冲方法——以“禁止过度原则”为例。
由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如果否认软法机制的存在，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合法性支持，于是它会主动将软法机制作为其链接实践的缓冲方法，这里我们选取行政均衡原则之子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为例加以说明，“禁止过度原则”主要包含两个要素：“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我们所说的软法缓冲亦是在此二者中发生：（1）、就“必要性原则”而言，其要求如果国家还可以采取其他具有同样效果但使公民负担更轻的手段的话，则现行手段即为不必要（nichterforderlich）的。[8]（P42）对此以软法视角加以理解，即在实现管理论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目的时，可以采用典型行政行为的方式，同样也可以采用非强制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之软法方式，即软法手段可以作为“禁止过度原则”链接实践的考虑方向。例如福建省泉州市德化洵中有7个加油站没有营业执照，当地工商局并没有依照传统做法加以取缔，而是运用行政指导的方法要求停业整顿。最后，有5家加油站完善了手续，恢复了营业，得到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9]（2）、就比例性原则而言，其要求行政主体“若有必要采取行动，其行动手段应该尽可能柔弱，其严厉程度应与其要达到的目的相称或成比例，而不能轻易而随意地动用严格法手段”。[10]（P138）应当尽量运用“合作”、“协商”等软法手段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为软法手段固有的灵活性、协商性等特点，可以使得过程和结果之间的比例达到最优，如近日“江苏省无锡市强拆1241个报刊亭，导致市民无法买报”，便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①三、精神指导的限度与缓冲方法的扩展。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予以精神指导的限度。
从学科分野的角度来说，行政法基本原则才真正属于公法的视野，而“软法”仅仅只是行政管理（尤其是新公共管理）中的概念。“公法关注与类的价值、等级秩序、正当程序、规则与标准、体系的一致性、制度实践的方式与稳定性。而新公共管理则关注灵活性，它假定国家太大、花费太高。”[11]（P142）罗豪才先生在总结软法存在非理性状态时也这样说道：“软法先天的非理性其实只是潜在的、微弱的”[12]（P79）这提醒我们：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追求的价值存在明显的紧张，我们一方面需要以基本原则为指导，将软法纳入社主义法治轨道；同时也要察觉软法与传统公法之间存在的差异，尊重软法本身的属性空间，软法“外在”的非理性，并不等于基本原则的精神指导可以无孔不入。相反，我们要尊重软法灵活、协商、主动纠错等方面的价值，只有在软法违背自由、公平等基本法律价值时才予以干涉。如果我们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过于苛刻，会直接影响到软法本身之灵性，那么互动的实质便成为对软法的否定了。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缓冲方法的扩展。
必须承认，上文所述的抽样分析仅仅只是对实践的深度解剖，大部分的执法主体并没有主动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应当允许软法其在合理范围内延伸，扩大对实践的操作。
1.软法对“行政法定原则”的扩大诠释。随着二战德国形式主义的法治国走向实质主义的法治国，法治国的工具主义思想早已融入了实质主义的法治国思想之中，从“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已是行政法定原则的必然趋势。然而，“实质主义法治”的外延究竟有多大，“实质”之意是否包括政策？是否包括行政惯例？是否包括专业标准等等？如果说否定这些软法渊源，是否意味着行政机关在没有依照法律、法规，而依照上述软法渊源所作行为便有悖于“行政法定原则”呢？从传统理论上来说，这一推论是成立的，但这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例如2006年三月，江苏省南通市下属的启东市公安局出台了一个具有软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出租、客运车辆驾驶员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行为奖励办法》（简称《奖励办法》），文件规定驾驶员如果协助公安机关进行社会治安管理，可以根据立功程度相应扣减其交通违章处罚记分，从传统理论角度分析，这一规定和行政法定原则相违背的，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违章必须扣分，《奖励办法》本身有悖《立法法》。但事实上该行为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做法。这便需要以社会需求为基点，从软法角度扩充理解行政法定原则的内涵。笔者认为，于公共治理模式下的“行政法定原则”，其行为依据不仅包括“硬法渊源”，在软法渊源完全具备基本的理性要素时，应当将“软法渊源”纳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实践对“行政法定原则”的理解。
2.软法对“行政正当原则”的理念更新。在法律对行政控制模式的选择上，“行政正当原则”以其过程监控为优势而倍受青睐。按照传统理解，行政正当原则主要包括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和程序公开性三项内容，具体表现为听证、避免偏私、告知等程序。笔者认为，在硬法模式下的行政正当原则，由于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分割，实质上是很难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如每年举行的价格听证会以及《行政处罚法》听证制度的僵化等等。
在行政管理理论中，“硬法”调控下的法的程序结构是反应型的、防卫型的、封闭型的，相对人所谓的“参与”，实质是“协作”，而不是“合作”。②协作的实质是相对人配合行政机关的工作，被动地、机械地完成行政机关的程序要求，从而使行政机关避免由此而造成的诉讼事件。但是，“合作”是不能被强制的，合作所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因此，我们需要补充对“行政正当原则”的认识，在传统基础上加入“软法理念”，加入软法实施机制中的“定期交流程序”、“学习和批评程序”、“自我评估程序”等等，从而将治理模式下的程序模式，构建为“前摄型的、事前的、开放的、宽容的”合作结构[13]（P138），变“协作”为“合作”，变“单向度的社会控制”为“合作式控制”，变“僵化程序”为“开放协调”。
3.软法对“行政均衡原则”的实践保障。“行政均衡原则”一般包括平等对待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基于上文已经将平等对待原则进行抽样分析，故而此处不獒。笔者从软法角度对余下两项子原则的实践路径予以重新探讨：（1）平等对待的原则。在平等对待原则的逻辑框架中，存在着制定法与习惯法界分，从而构成“禁止恣意”和“行政自我拘束”两项内容。笔者选取后者加以分析，所谓行政自我拘束是指行政主体如果曾经在某个案件中做出一定内容的决定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那么，在其后的所有同类案件中，行政主体都要受前面所做出的决定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拘束，对有关行政相对人做出相同的决定或者采取相同的措施。[14]
其主要意义在于“要求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未有明确、具体规定情况下，应受行政惯例的约束。”[15]（P218）可以看出，其实践路径并不涉及“硬法”内容，更多是依靠软法渊源中的“行政惯例”。故而，在软法话语未出现时，学者对此慎言道：“在公众将行政机关视为自由的威胁而非权益的保护者，是异己的力量而非信赖的对象的情况下，引入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社会效果是值得怀疑的。”[16]（2）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本质上属于一种基本的道德准则。[17]（P228-231）其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与道德之间存有密切联系，对其实践操作的终极手段依靠的亦是行政主体的道德感悟（如诚信政府）。尽管有学者提出以“民主机制”、“法制化”、“司法审查”三位一体模式，从外部环境上建构诚信政府，落实信赖保护原则。[18]（P276-285）但却难以在“行政主体主动性”上有所作为，究其原因，在于硬法模式下法律与道德的清晰界分。然而，这一不足在软法机制中却是可以避免的，软法规范是自我实施的，一定程度上“依靠社会认可、讥讽、信誉等来执行”，它大部分“可以转化为个人道德，人们出于负罪感和羞耻感而自觉遵守它。”[19]（P265）因此，采用软法机制的作用，可以使行政主体出于自身的道德律，主动遵守信赖保护原则。
四、结语。
总之，“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是公法领域内两个不同的理论主题，理论发现仅仅是对既定实践的事后考察。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的互动研究具有双重意义，其对于软法而言，可以利用在判例中总结和成长起来的行政基本原则，予以全方位精神指导，提高软法本身的理性精神，扩大软法理论研究的范畴，更好地实施“公共治理”；同时，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而言，可以运用软法无须“以司法作为保障”、“充分体现合作精神”、“完善行政主体的主动精神”等优势，拓展基本原则的内涵理解，提高基本原则本身的可操作性。
注释：
①2009年2月25日，无锡市城管局在没有经过听证程序的情况下，以“未经合法审批”为由做出决定，关闭、拆除市区1241个报刊便民亭，引起市民强烈不满。参见“江苏省无锡强拆1241个报刊亭，市民无法买报”[N].现代快报，2009-2-25.
②协作和合作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协作是强制性的，但合作不能被强制；合作是建构性的，而协作则是构成性的。合作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而协作仅仅是发生在这些关系和制度之中的总体上被动的行为。参见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J].社会科学研究，2008，1，49—53.
参考文献：
[1][3][15][17]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魏武译。冗余的软法[J].行政法学研究，2008，（2）：124.
[4]刘星。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当代西方法理学的本体论[J].外国法译评，1995，（3）：23.
[5][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6]姜明安。软法的兴起与软法之治[J].中国法学，2006，（2）：27.
[7]宋功德。公域软法规范的主要渊源[A].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德]伯阳（BjornAhl）。德国公法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莫于川。行政管理革新与法治政府建设——应以法治和发展的眼光审视当下的行政管理新举措[M].南都学刊，2008，（4）：41.
[10][13]瞿小波。软法概念与公共治理——软法与公共治理之关系和软法概念之证立的初步理论[A].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韦德·麦克兰奇兰。公共服务法与新公共管理[A].迈克尔·塔格特主编。行政法的范围[C].金自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 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企业第一责任人；行政赔偿
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作为一项特殊的产品，食品不仅具有反复性、日常性等特征，更是与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损害一旦发生甚至不可逆转。然而从食品工业产生开始，大小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就层出不穷从未停歇。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计食源性病原体的污染每年大约导致7600万人生病，325000人住院，5000人死亡（Mead et al.，1999）。食源性疾病不仅影响了生产力，相当于是对人体能量的另一种赋税（FAO/WHO，1984）。虽然食品消费是私人物品，但与之相伴的食品安全所引发的疾病却会给医疗服务体系带来负担，给经济生产率带来损失。
2009年2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以第九章“法律责任”专章共15条的篇幅对违反《食品安全法》所应承担的行政处罚、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其对于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与此同时，近年来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发，犯罪违法成本较低无疑是当前大量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结果在一定层面上暴露出，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上存在内容滞后缺失或者操作程度低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食品安全法》在实施四年后即将启动新一轮的修订，“治乱用重典”的呼声日益强烈。当然，“重典”显然不仅仅意味着严刑峻法，动辄死刑。食品安全治理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各个环节，对于食品安全责任的规定也需要系统化思维。因此，“重典”应是明确规定和有效落实各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各项法律责任，规定不同层级和程度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在反复评价和反思的动态中发展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本文将主要运用法律责任理论和政府监管理论，分析中国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构成，梳理现有法律责任制度，并针对食品安全法律责任的不同类型，对《食品安全法》的修改和完善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强化民事责任机制：自我规制与损害赔偿
（一）食品安全：谁的责任？
由于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因此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在立法之初就在立法取向上采取了强化“命令与控制型（command-and-control）”的规制方式（高秦伟，2012），甚至实施排他性的规制，前者如废除了食品免检制度（原法第60条），后者如该法第三章对“食品安全标准”作出了专章规定，在立法技术上突出了食品安全标准制定（standard setting）的基本制度与制定程序（陈军，2009；高秦伟，2012）。
在食品安全责任设计上，现行食品安全也是强调政府规制，以政府责任弱化行业组织与企业责任。政府及相应行政部门集中承担了食品安全责任，过分依赖于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未能充分秉承“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未能有效实现政府监管与企业自我规制相结合。背后的原因显然是与食品行业的市场失灵以及诚信缺失密不可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迅速转型至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成为不少企业的唯一目标。在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接连爆发后，公众对于企业能够自我约束的信心跌至谷底，以政府行为干涉市场运作、以政府规制取代企业责任的呼声不绝于耳（国务院，2008）。但是事实上，在实践中，政府责任模式所导致的弊端却已经呈现。仅以三聚氰胺为例，在《食品安全法》实施仅一年后的2010年，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严令禁止的三聚氰胺重现奶业江湖，这对由立法刚刚确立的政府主导型的规制模式而言显然是个沉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有市场经济环境下，将食品安全责任完全交由政府掌控的这一“全能政府”的做法已经不再适用。
在2013年的机构改革中，中央层面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指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可见，本次机构改革的一大特色就在于着力实现政府的职能转变，落实到食品安全领域，以食品生产经营方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理念被重申，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在食品安全事件法律责任规定上重心的转移，使民事责任作为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中的首要责任。
（二）自我规制与损失赔偿
随着科学技术手段在食品领域的运用，现代食品在配方、标准、制作工艺等方面都已经愈加精细和高度技术化，因此无论是多么详尽的立法或者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会给企业留下宽泛而广泛的裁量空间，而执法更无法深入到每项产品的每一环节的所有程序中。因此，实现食品安全的必由之路就是要由市场取代监管，并进而弱化行政手段，强调企业责任。而其中关键就是实现企业和行业内部的自我规制。
自我规制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其几乎可以涉及非政府行为的所有方面（Cary Coglianese，2013）。通过法律授权或政府委托，一定的社会组织承担起公共管理与规制的职能，规制过程的决策和执行均由二者分享，具有社会自治的制度性意义（田飞龙，2010）。在食品安全领域，自我规制就是指食品安全相关企业按照企业的内部规则，根据国家的规格、标准，或者以高于国家的规格、标准的水准独自制定规格、标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控制的行为，主要包括质量管理、信息公开、责任自觉和技术革新等内容（王贵松，2009）。基于自我规制，相关食品企业除履行除法定义务外，还需要履行约定义务，即向购买方承诺其产品所应达到的标准。
基于此理念，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食品安全领域的行政机关未能履行监管行为，就可能被认为是违法的。而根据依法行政的制度宗旨，当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不作为行为违法时，就必须承担相应责任。与此同时，实践中的事例也印证了行政法律责任的必要性。在2007年三鹿奶粉所点燃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责任企业通过破产程序从民事赔偿程序中“金蝉脱壳”，受害者因此追溯无门。人们开始意识到，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民事责任缺位或者脱逸时，以国家财政作为后盾无疑是很好的保障（朱新力，2001；杜仪方，2009）。
（二）食品安全行政赔偿责任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由行政机关承担食品安全的补充责任，其必要性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问题关键在于，建立食品安全行政赔偿制度是否具备可行性？虽然《宪法》第41条第3款“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为食品安全行政责任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但是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仅规定了公务员的行政问责，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法律责任却未做任何规定。
鉴于国库资源的有限性，法律规定并非所有公民任何的权利受损最后都可从国库获得赔偿；普通公民要获得行政赔偿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那么，在食品安全的行政监管中，当消费者权利受损时，是否具备要求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可能性？从理论层面出发，要使得行政机关承担食品安全的行政法律责任至少要具备以下两项条件。
能够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现行《食品安全法》第6条规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同时，《食品安全法》第八章中对各食品监管部门的行政职权所进行的明确规定，也为确定行政机关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提供立法上的可能性。然而，依据行政法一般理论，上述“无固定内容的条款和普遍标准（昂格尔，1994）”的规定在赋予行政权限的同时也给予其大量的裁量空间，而依据行政裁量，行政机关有权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选择其中它认为最为妥当的法律效果（杨建顺，2004；周佑勇，2007）。按照此逻辑，行政机关完全可以裁量为由否定其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疏于监管的行为属于、并从而逃脱行政法律责任。但是事实上，食品领域却具有特殊性。鉴于食品安全领域中生命权和健康权的重要性，为有效约束行政权，学界在判断行政行为时往往会运用到行政裁量缩减论以对抗裁量（李建良，2002）。 在食品安全领域，一般认为，行政机关对其规制权限的行使虽然具有裁量权，但是如果该权限行使侵犯到了公民健康权这项标准，则行政权限就应当受到限制（下山瑛二，1978）。也即，当产生对国民的生命、身体、健康等损害结果的危险时，如果行政机关行使规制权限就能够容易地防止该结果的发生，而不行使则无法防止时，行政机关就应当行使规制权限，否则就可判定其行为违法（王贵松，2007；胡建淼、杜仪方，2010）。
受害者具备资格。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能够认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却并不意味着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受害者就有权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即，受害者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要提起行政诉讼，必须需要证明其与行政机关的行为间存在利害关系。事实上，现行《食品安全法》第1条的规定“为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法”，已经为普通公民行政机关预留了完美空间。因为根据“保护规范”理论，只要“有效的法律规定（行政的法律义务即由此而来）不仅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且――至少也――是为了公民个人的利益，就应当肯定主观权利（哈特穆特・毛雷尔，2000）”。换言之，当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经被作为《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时，行政机关给国民供给安全食品就不仅仅是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障，更是应确保每一个公民生命和健康安全（下山瑛二，1978）。而当公民身体生命因食品安全而受损时，当然与行政机关的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也自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综上，虽然遭遇重重困难，但是理论界对完善食品安全行政责任制度的探索却从未停止。大陆法系对于食品和食品行政自身特征的细致把握，以及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立法中预留的空间，都为设立食品安全行政责任提供了可能性。
（三）修法的动向
今年4月18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现行食品监管体制的弊端，“食品监管职责交叉和监管空白并存，责任难以完全落实，资源分散配置难以形成合力，整体行政效能不高。”一个月后，在今年5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明确提出要建立最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中国新闻网，2013）。鉴于我国食品行政监管现状与现有立法基础，在建立最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契机下，笔者认为在本次《食品安全法》修订过程中应考虑将食品安全的行政法律责任写入立法。只有建立完善可行的行政责任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将权力关进笼子”，从而使得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具体而言，在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问责条款前增加行政责任条款：违反本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或者、、而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与此同时，虽然并不属于行政责任的概念范畴，但是在构建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体系中也有必要对行政问责制度进行一定完善。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或者、、的，规定处以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等行政处分。但是，法条中关于谁来问责、依照何种程序追究等关键要素却并没有涉及，这使得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作支撑，问责机制仅流于形式，极具风暴效应却很难具备实施的有效性。因此也有必要在本次修法中对行政机关的监管问责制度中具体的问责主体、权限、问责客体责任层次、问责事由的标准和范围以及问责程序制度体等进行明确规定，让食品安全问责摆脱“运动式风暴”而走向“常态”。
三、明确刑事责任追究制度：行刑衔接
对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除应由行政机关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外，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还应当基于刑法规定而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学界相关论著已较为成熟，笔者在此不着笔墨（张亚军，2012；刘仁文，2012）。而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食品安全入刑实践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据。但是显然，对于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行为，除刑法处罚外，更常见是同为公法领域的行政处罚。二者与私法领域的民事责任一起共同构成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责任体制。 只有把食品安全行政处罚体系和刑事制裁体系衔接起来，才能有效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并同时防止滥用法律。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界，就食品安全行政处罚与刑法处罚关系的探讨却凤毛麟角。
现行《刑法》涉及食品安全刑法处罚的相关规定是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而《食品安全法》中，行政处罚的规定在第84至第94条。《食品安全法》仅有的刑罚处罚条款出现在第98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应该说，这一风淡云清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实现将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食品安全法》引致到《刑法》的目的。但是如同任何简洁的立法所面临的难题一样，过于模糊的规定方式并未明确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的边界，这为实际落实食品安全责任提供了难度。具体而言，《食品安全法》第84-94条规定了对生产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腐败变质”等行为可以给予行政处罚，而事实上上述行为又均符合《刑法》第143条所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行为要件，或者准确而言都是后者的具体化。那么，二者是否会交叠或者真空？
依照刑法理论，要构成犯罪，要件之一是违法行为必须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的程度。而相较于行政处罚而言，判断危害性是否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严重性，就要从“被侵害的法益”和“违法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判断。对此，刑法泰斗陈兴良教授提出了“情节轻重、数额大小和后果大小”作为区分两项制度的决定因素，而上述标准也成为刑法学界通说（陈兴良，1992）。如果将上述标准适用于食品安全领域，我们发现相较于《食品安全法》第84-94条而言，《刑法》第143条还规定了“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以及“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等表述方式。显然，上述条文采取的是以“后果大小”标准作为行政处罚和刑罚的临界点。通过法解释的方式我们可以认为：生产经营企业一旦出现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相关行政机关就可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但是并非所有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都会触犯刑律，只有当该违法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危害后果时，才可采取刑罚处罚方式。然而，问题并非就此迎刃而解。对于何为“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或者说怎样的情形才可算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对此，《刑法》、《食品安全法》以及国务院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都没有明确说明，它仍然有待于出台司法解释或者法院指导性案件加以进一步明确。
笔者认为，虽然存在必要性，但是在《食品安全法》中对于量刑等进行具体规定显然不现实。倒不如借助修法的东风进而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刑法》143条中“严重事故”、“严重危害”等进行量化，也许是更为便利而有效的途径。毕竟，作为不同的规制手段，刑罚和行政处罚有其各自疆域，不宜随意取代。面对食品安全严峻现状，在“治乱用重典”理念下，更要警惕食品安全处罚走向以刑罚取代行政处罚的极端。
四、结语
从法律规范的逻辑上而言，法律责任的意义在于其是使得法律具有操作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如果缺少了法律责任，那么法律事实就等同于只有行为模式而缺乏具体规范后果的道德规范，法律的操作性和有效性就无从谈起（凯恩，2008）。当然，在食品安全领域，健全法律责任体系的现实意义远不仅此。健康和生命在任何社会语境下都是第一位的，更何况在中国“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文化下，食品安全又是涉及民生、政府公信力甚至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而通过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不仅能够为损害提供救济，更能够通过惩罚方式对其他社会成员实现教育和警戒的作用，从而从源头上预防和抵御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就是要建立起可操作性的综合性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以民事责任作为首要责任，树立企业第一责任人理念，增设自我规制和违约责任条款，同时设立食品安全保险制度，使得损害赔偿更具备实际效果；在民事责任缺位时以行政赔偿责任作为补充，实现依法行政与受害者权利保障相结合，同时进一步明确现有行政问责的具体制度和程序；而作为最严厉的刑事责任，秉承罪刑法定，通过法解释明确相关概念从而实现刑罚责任与行政处罚相衔接。总之，只有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各自分工而又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为舌尖上的安全实现“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陈军，2009：《行政法视野下的自我规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
[2]陈兴良，1992：《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中国法学》第4期。
[3]曾文慧，2007：《论企业对环境污染的自我规制》，《生态经济》第6期。
[4]杜仪方，2009：《从三鹿事件看我国行政不作为赔偿的法律空间》，《现代法学》第3期。
[5]高秦伟，2012：《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基于合作规制的法理》，《中外法学》第4期。
[6]110号，200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废止食品质量免检制度的通知》。
[7]哈特穆特・毛雷尔，2000：《行政法学总论》，中译本，法律出版社。
[8]胡建淼、杜仪方，2010：《依职权行政不作为赔偿的违法标准研究――基于日本判例的钩沉》，《中国法学》第1期。
[9]凯恩，2008：《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0]刘仁文，2012：《中国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11]沈岿，2009：《反思食品免检制：风险治理的视角》，《法商研究》第3期。
[12]宋华琳，2008：《论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从行政法规范体系角度的定位》，《行政法学研究》第3期。
[13]隋洪明，2013：《论食品安全风险预防法律制度的构建》，《法学论坛》第3期。
[14]田飞龙，2010：《现代行政规制的合作性问题――以食品安全规制为例》，载罗豪才主编《软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
[15]王贵松，2009：《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6]王贵松，2007：《行政裁量收缩论――以危险防止行政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7]王和雄，1994：《论行政不作为之权利保障》，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8]王锡锌，2007：《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框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昂格尔，1994：《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谢敏强，2008：《风险控制与食品安全监管策略》，《中国食品药品监管》第11期。
[21]杨建顺，2004：《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法学研究》第1期。
[22]张亚军，2012：《风险社会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及刑法规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3]赵鹏，2011：《风险社会的自由与安全》，载季卫东主编《交大法学》第二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4]周佑勇，2007：《行政裁量的治理》，《法学研究》第2期。
[25]朱新力，2001：《行政不作为之国家赔偿责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2期。
[26]朱沅沅，2011：《食品安全监管的刑法规制》，《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第6期。
[27]左峻德，2001：《推动我国消费商品第三者责任保险机制之可行性研究》，经济部标准检验局主办“推动我国消费商品第三责任保险机制之研究”产官学研座谈会，台北。
[28]新浪网：《国务院：建立最严格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http：//.cn/ c/2013-05-06/185527040923.shtml。
[29]第五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凤凰网：http：///mainland/ detail_2013_06/18/26500969_0.shtml。
[30]下山瑛二：「食品品公害と国の任，『法律第50第5号。
[31]FAO/WH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84，“The Role of Food Safety in Health and Development”，Report of the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Safety，Technical Report Series 705.Geneva：WHO.
[32]Kinsey，J.D.，2001，“The New Food Economy：Consumers，Farms，Pharms，and Science”.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83/5，pp.1113-1130.
[33]Mead，P.S.，L.Slutsker，V.Dietz，L.F.McCaig，J.S.Bresee，C.Shapiro， P.M.Griffin， and R.V.Tauxe，1999，“Food-Related Illness and Death in the United States”.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No.5，pp.607-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