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3 13:43:5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典诗歌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在现代中学语文教材里，最为有情怀的莫过于“送别”，话题度一直是历代文人高尚情操的必选。送别诗也是现代重要诗歌题材之一，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便选入了多首送别诗,对于学生人文情感的培养、审美情趣的熏陶、表达能力的提高等都有重要的意义。教材中的送别诗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学生课外学习过程中的优秀送别诗和中国古典诗歌中同类题材作品,总结它们丰富的情感内涵和深刻的教育意义。
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也有众多送别诗,对于学生人文情感的培养、审美情趣的熏陶、表达能力的提高等都有重要的意义。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送别诗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学生课外学习过程中的优秀送别诗和中国古典诗歌中同类题材作品,总结它们丰富的情感内涵和深刻的教育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高效可行的教学策略,并用于实际的教学中。
送别总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送别诗概述,分别从送别诗的界定和发展两个方面对送别诗进行概括性的梳理和总结。
第二章对中学语文送别诗进行深入探析,以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送别诗篇目为线索,进行篇目的梳理,同时结合课外一些优秀的送别诗作,对其表现出的思想感情和主题内涵进行提炼和归纳,继而总结出中学语文送别诗对于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教学意义。
第三章立足中学语文教学,从当今中学语文送别诗教学现状出发,以古典诗歌理论为理论指导,结合新课标对于古代诗歌鉴赏的要求,探索新课程背景下送别诗的有效教学策略。从分析要素,把握送别基调、诵读涵咏,感受送别情感、意象分析,体会送别诗境、品词析句,鉴赏送别手法四个方面来进行送别诗的系统化教学。
第四章为中学语文送别诗教学的实践案例,通过中学语文送别诗的导学案、说课稿、教学设计三个方面来检验论文思想的可操作性,展示研究的成果。文前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综述和研究方法。文后附录部分则附录了笔者在湖北省黄梅县第一中学实习期间所做的对于中学语文送别诗教学现状的一份调查问卷和分类统计卷,用以分析当今送别诗教学现状。同时,笔者总结了近几年来高考诗歌鉴赏试题中对于送别诗的考察篇目和考察内容,用以验证论文思想的实用性。
例1:《兵车行》是语文必修教材中的篇目，诗人饱含情感地叙事，鲜明而强烈地显示了诗人对穷兵黯武政策的谴责和抨击，表现了对人民群众的深深同情和关切。教学目标设置可为：鉴赏并积累名句；通过诵读理解作品内容;联系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理解诗人关心人民疾苦、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是以诵读为线，引导学生通过联想、想象来再现情境的方法来理解诗歌的内容。
例2:在进行《唐诗宋词选读》时，可选取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曰夜记梦》《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两首词为一组进行教学，把属于同一词牌但风格迥异的作品进行对比阅读，引导学生全面地了解苏词的风格，进而走入苏轼丰富而充实的内心情感世界,在鉴赏的过程中进行诗词鉴赏方法的梳理。
由此看来，同样是高中语文古典诗词教学,但必修课的教学与选修课的教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两类课尽管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但选修课提供给学生的能力培养空间更大，是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的主要途径。
怎样上好选修课呢？笔者根据我市在开设选修课的做法，以《唐诗宋词选读》的教学为例，提出几点建议。
一、明确教学目标,有的放矢地设计教学
明代大思想家王守仁在其《训蒙大意》中，曾精辟地论述了古典诗词学习对学生成长的重要作用，我们不妨将其作为《唐诗宋词选读》教学的终极目标，即通过古典诗词选修课的学习，不仅使学生“诱之歌诗以发其意志，导之习礼以肃其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而且“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在《唐诗宋词选读》的教学中，对于此选修课的教学目标,青岛二中的邹欣老师有过与古人相似的描述“如果经过两个半月唐诗宋词的学习，学生大体了解了李白的狂放，杜甫的沉郁，李煜的凄婉，柳永的缠绵，周邦彦的雅致，李清照的清丽;知道沉淀千年的唐诗宋词全是富裕自由的大唐盛世、风雨飘摇的宋代王朝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食粮，从此对古典诗词产生熟稔亲近的感情，不再把学诗、背诗视为畏途，反觉乐在其中：这样也就够了。我们教一首诗或词,根本目的不在于翻译、背诵，而在于熏陶、感染，在于人格的培养和审美趣味的提高。”目前，选修课教学面临的困难是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无法像必修课那样对各种知识教学点进行详细而充分的展开。因此，如果不能对选修课进行合理的课时安排,很可能因时间紧而完不成教学任务，无法达成教学要求，更谈不上高效。为了解决好这一困难，提高教学效率，选修课教师可以在进行选修课的教学时，事先选择好每一个单元的切入点，从某一角度入手，把几个文本整合在一起读精研透，品精析透，同时把阅读鉴赏的方法贯穿其中，确保学生每节课都能有所收获。
二、研究教法，确定怎样教
《唐诗宋词选读》作为中国文学的精华，教师教着有劲，学生学得也有兴趣。但是相对集中地进行单一文学题材或体裁样式的学习时，很容易让师生产生“审美疲劳”。因此，这就要求高中语文古典诗词选修课的教师必须在课型的多样性上下功夫，让课堂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学生爱学，教师爱教。具体如下：
(1)起始课
应向学生说明《唐诗宋词选读》的学习目标，进行学法指导。如诵读、多积累、学习鉴赏的方法、多动笔写等。可以简要地梳理唐代以前的中国诗歌简史,如传统、魏晋五言诗、建安风骨、山水田园诗派等，为后面的诗歌鉴赏储备必要的文学史知识。每单元教学也要怡当地介绍唐、宋文学史。因为诗与史相联，要想充分地准确地理解唐诗宋词的内涵，教师讲授诗词必须深谙“知人论世”之道，如讲李白的诗歌，如果教师不讲李白的诗风与盛唐气象之间的关系或讲不清楚，学生对李白诗歌艺术成就的体会就可能理解不到位。不把诗人和作品置入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教师就不能带领学生站在一定的高度去鉴赏诗歌丨如某教师在讲授《将进酒》时，因为没有介绍李白创作这首诗的背景，结果导致学生与诗人的对话、与作品的对话等环节无法深入展开，致使学生对诗句的翻译和感悟只能是脱离文本的是自话自说！
(二）鉴赏课
一要特别重视诗词的诵读。诵读对于促进语文课堂教学的改革，对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对于提高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鉴赏、审美与想象能力，对于促进学生语感的形成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要在尊重诗歌、尊重作者的前提下进行鉴赏方法的指导。新课改决不意味着无边无际的盲目散放，要有前提,要尊重古典诗词阅读的规律与本质。学生自我的感悟与生成的前提是与文本、诗人展开对话，了解诗歌中蕴含的情感。
三要在课堂上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各种形式来展示学生对诗词的合理理解与对诗词意境的想象。
下面是学生通过扩写的形式对《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的理解。
又踏上路途，已数不清这是第几次，花已不再攒动，收拾着残蕾凋瓣，小小的杏子隐现枝头，和着风儿与春天招手。春天？噢，已渐行渐远了吧。枝上的柳绵追赶春天的步伐也不那么清晰了吧。路途茫茫,燕子斜飞，寻找着艳丽的风景，时而失望地盘旋，天涯何处无芳草，待到江南赶上春，再和春天永住。
碧绿的池水绕着人家，墙里传来阵阵少女的欢笑，秋千的忽高忽低引逗着她迷人的笑颜和醉人的银铃，围绕着高墙的周围，企盼着“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_村”，眼前能展现佳人的芳踪。高高的围墙无法攀越，欢乐的笑声如花香般时时飘来，演绎出风情万种,你可知我的情义我的醉迷。
笑声终于渐渐停息,佳人呵，你的芳香将我陶醉，你的相貌在我脑中连缀成优美曲线，你可知我对你的_往深情？
(三）探究成果交流课
对于学生的探究活动教师指导要到位，要让学生动手去搜集材料，组织筛选材料,并能形成较为成型的研究性小论文。组织研究性学习活动的次数可根据学生的情况而定，可多可少，但不能不做。教师可以定期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如小论文报告会、专题研讨会(如李杜研讨会)，鼓励学生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师生要对此作出评价，并可将此计入学分。在一个学段的高中语文古典诗词选修课教学的实践中，有的学生写出了诸如《千古明月人间情一浅谈苏轼词中“明月”意象》《刚柔相济的苏词》《水一样的东坡》《李太白与月》《我眼中的李清照》等高质量的小论文。
（四）“小先生”课
这是把过去由老师引导学生学习，变成让_些诗词功底比较扎实的学生来组织课堂的学习。
具体安排如下:事先教师将要讲诗词分配下去，并提供部分参考资料，而把备课、讲解、检查、反馈等教学环节全部交由学生完成，教师只是及时地查缺补漏，最后予以全面的总结评价，使学生更牢固地掌握所学内容。讲课的学生由于从以往听课的学生暂时变成了讲课的老师，课堂身份发生了变化，所以既怕讲不好，又担心讲得不如其他的学生，因此全部准备得都非常认真、充分；而听的学生也听得格外认真,他们不仅要参与课堂的学习，还要评价讲解的情况，主动学习的效果非常好。
三、遵循循序渐进、引而不发、主次分明的教学原则
古典诗词选修课教材因其内容与形式本身的特殊性，既不同于古典诗词必修课的教学，也不同于现代白话文的教学，前者有充足的课时逐步攻克语言难点，后者则基本没有文史常识障碍，因此，对于古典诗词选修课教学而言，“与初学讲书，教弟子先将该讲之书理会-遍，方与讲解，只用俗浅,如闾阎市井说话一般。至于深文奥理，天下国家，童子理会不来，强聒反滋其惑。今之学者,只是虚套相欺，可哀也己。”（明?吕坤《四家翼-养蒙》宋代大教育家朱熹更是主张“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远者大者”(《朱子语类》)。古人讲授古典诗词之循序渐进之法，即使今日亦有借鉴之必要。
由于学生受自身学识和生活阅历的局限，对于蕴含于古典诗词本身深层次的人文问题缺乏应有的自觉，而这怡好也是古典诗词的魅力和价值所在。教师必须循循善诱，启发引导，使学生健康地迈入古典诗词的人文殿堂。《礼记?学记》上说“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以小鸣，叩之以大者以大鸣”《孟子?尽心上》所谓“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毂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讲的都是启发、设问的重要性。古典诗词选修课的教学，目的在于激发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兴趣，开启学生的心志，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向知识的广度涉猎，向知识的深度探索，因此，教师必须精心设计问题，掌握引而不发的教学平衡,始终使学生处于学习的最佳动力状态。
由于选修课的教材篇目较多，很多语文知识点与必修课重复或接近、相关，因此教师的讲授必须主次分明、详略得当。为了取得“善师者，学逸而功倍”而非“不善师者，学劳而功半”（明?陆世仪《思辨录辑要》的教学效果，教师必须懂得并能熟练运用“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详论也”（宋?苏辙《新论下》的教学艺术。
四、鉴赏与写作的结合，鼓励学生尝试文学创造有的学校将《唐诗宋词选读》的基本教学思路定位
在“铺垫?渗透一诵读?鉴赏一落实?拓展一碰撞?生成”上，并通过诗词写意（或素描）、文学小评论、写颁奖辞、仿写古典诗词等方式来感悟诗人以及其艺术人生。这种鉴赏与写作相结合的方式,不仅培养了学生较为扎实的诗词鉴赏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仅使学生在选修中国古典诗词的学习过程中提高了写作的能力，而且提高了学生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评价能力，提高了鉴赏水平。
关键词古典诗歌教学人文素养教学方法
时代的发展要求教育承担起对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重任。语文学科当仁不让，尤其是语文课本中涉及的古典诗歌，它们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结晶，有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是人文教育最丰富最全面的现成教材。
然而，在实际的古典诗歌教学活动中，由于应试教育客观上还有相当的市场，机械、刻板的教学方式依旧流行着。一些老师只抓住高考常考查的题型来组织教学，对那些意象、语言、表达技巧等标准化题型反复操练，很少对诗词进行人文性的解读；或者只是让学生背诵，默写；或者篇篇逐字逐句串讲，老师阐述内容、分析句法，学生自己体验的时间少。这些做法往往扼杀了学生学习古典诗歌的兴趣，使之难以体会其中蕴含的精神和智慧。久而久之，枯燥乏味、单一呆板的教学形式会使学生“腻味”、厌“学”甚至厌“看”。因此，古典诗歌教学要充分考虑文体的特点，既要有利于学生理解诗歌内容，又要有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课堂是学生学习语文的主要场所，但是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单一的诗歌教学形式以及当代流行文化的冲击，学生会对古典诗歌产生厌倦心理，欣赏能力比较低。所以，要想通过诗歌教学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首先要从改善课堂教学入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知人论世，调动学习兴趣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古文学批评中一种传统的方法，由孟子提出。鲁迅也说到：“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要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样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人的学习活动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要想在古典诗歌教学的课堂上吸引住学生，首先就要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因为学生对故事性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因此结合诗人的生平事迹进行教学，便是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一个很好的办法。由于现在学生的知识储备匮乏，他们对古代诗人及其作品知之甚少，在讲述诗歌的过程中论及诗人背后的故事，解读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进而走进诗人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作诗人的“知音”。这样学生所学的就不仅仅再是一首单纯的诗歌了，还有一个丰满而充满个性魅力的诗人，会使学生不仅对所学的诗歌内容产生期待心理，还可以在故事中受到诗人人格魅力的感染，提升精神境界。
比如学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时，讲“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故事，体会李白特立独行自由洒脱的性格；读苏轼和秦观的词，讲“乌台诗案”的故事，感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比较苏轼和秦观面对人生困境时的不同反应；读杜甫的诗，讲“杜甫草堂”的由来，体会杜甫一生漂泊，命途多舛，像天地间的一只沙鸥，却始终心怀天下的博襟；读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讲“昭君出塞”的故事，体会“才士不遇”的悲哀；读李清照的词，讲她和赵明诚的感人故事，感受词人的家愁国恨……每一首好诗都是诗人用他们的真性情乃至生命写成。就如太史公云：“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因此，把诗人的故事讲给学生，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引起他们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给学生提供一个与诗人进行心灵交流的平台，超越时空的界限去感受他们的生命，感悟他们的情感，引起他们心灵的震撼。在教学中，教师要多搜集一些诗歌背后的东西，用诗人们独特的人生经历来感染学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 借助多媒体，全方位感知文本
中学生还没有深刻地接触社会，生活经验不丰富。诗人生活的时代背景，诗人特殊的思想观念他们还不是很理解，由于时空的阻隔，学生无法在头脑中再现当时当地的历史风物，这就阻碍了学生对客观物象的把握，也不利于提高其审美鉴赏力。利用多媒体，再现当时的风土人情、服饰器物，配以画面、音乐，从视觉、听觉等方面刺激学生的感觉器官，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深刻领会诗歌内涵，激发其学习兴趣，也有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诗歌。
例如讲授王维的《山居秋暝》时，在讲授作品之前，先让学生欣赏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图画描绘的是关中景色：重山叠峰，草木蒙茸，山石坚硬，山势雄健，丰富却多变化，有空间感。在欣赏完图画后再来为学生讲述作品，为学生明确明月、清泉、松、竹、浣女、莲舟这些意象，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随着夜色愈来愈浓，月华如水，在林间投下斑驳的影子，波光与明月涵漾着一片澄澈的光辉，明净而清幽。清澈的泉水淙淙流过山石，打破了夜的宁静，洗衣的姑娘们回来了，清风传来她们清脆悦耳的笑声。此时，抽象的诗句转化成了一幅富于美感的月下秋山图，学生自然产生了兴趣。
另外，音乐和诗歌是密不可分的。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可以有效刺激学生感官，帮助学生迅速融情入境。
比如学习《月下独酌》时，用《高山流水》的古乐声，演绎李白孤傲的心情；在讲授《长亭送别》时，先播放一段《西厢记》的昆曲，拉近学生与这篇文章的时空距离，莺莺悲歌的形象感染学生，可以使之产生期待心理；学习《登高》，用阿炳的《二泉映月》引导学生体会郁积在杜甫胸中难以疏解的爱国情思和羁旅愁思；学习《虞美人》，可以用古筝《倩女幽魂》的凄楚基调将学生带入那个时代，恍惚之中仿佛自己变成了李煜；和着《广陵散》铿锵的乐音，朗诵《将进酒》可以增添雄浑与豪迈的气势……当学生感受到配乐朗诵的乐趣时，笔者引导他们把自己喜欢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换成古典诗歌，他们以出乎意料的热情配出了不少现代流行的诗歌歌曲。学生给苏轼的《念奴娇》配上了《故宫的记忆》，给柳永的《雨霖铃》配上了张信哲的歌曲《雨霖铃》……经过不断的尝试，学生感觉学诗就像玩，是一种有趣的娱乐形式。这样做，产生了很多超越文本的阅读新意，学生也在和歌而唱的过程中感受诗中真味。
3. 比较异同法
比较法在诗歌教学中的运用非常普遍，可以比较相同题材的诗、相同背景的诗、相同风格的诗、同一作者的诗等等。通过比较，突出其共同性和差异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文学修养。
下面介绍几种不同方面的比较。
（1） 在同题诗作之间展开比较
品味相同题材的诗作，有利于把握诗歌的精妙之处。像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和的《卜算子・咏梅》，这两首词虽然题材相同，但情趣殊异：陆游的寄寓了词人忧国伤时、坚守节操的情志以及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的词则显现了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情怀。而王安石《梅花》中的梅花同样也是傲寒，但表现了另一种风度与品格：洁白无瑕而又暗暗给他人送去清香。通过对比赏析，情感意蕴的不同一目了然，从而加深学生对诗歌的理解，例如：教学李煜的《相见欢》，就可以把“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及“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等诗句作比较。
（2） 对诗的意象比较
笔者在讲授贺铸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的课前布置了预习作业：试从古典诗歌中找出用“青山”“流水”“古道”“夕阳”等意象来写愁的名句，比较不同诗人对同一题材多角度的描写。学生纷纷找到相关名句，比如李清照写“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林逋“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长相思・吴山青》），这两首诗歌用“青山”表示国破家亡之愁的沉重而难以舟载；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用“流水”表示亡国之愁如滚滚东流的春江水；王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秦观“斜阳外，寒鸦点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山抹微云》），用“夕阳”“古道”来表示离愁别绪。再来分析贺铸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用“烟草”“风絮”“梅子黄时雨”表示愁之深、之广、之绵延不绝。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理解诗歌创作中“意”与“象”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升学生对诗歌的鉴赏能力。
（3） 在诗的不同情思之间展开比较
学清照的诗词，老师可以把这位古代才女、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女词人传奇的一生告诉给学生。李清照的一生，感情是丰富的，爱国爱家，爱得深，爱得切，可家国两失，只能在凄凉中度过晚年。她“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
过江东”这样豪放慷慨的诗句，讥嘲当政王朝苟且偷安，显示出她超出自身之苦的另一番洒脱和刚毅。她用她的作品诠释了爱和生命的过程，也让她的爱和生命在她的作品里留下了千年永恒的灿烂。李清照凄美的一生，能够深深拨动学生的心弦，让学生对这位超群脱俗的才情女子悲叹感伤的同时又多一份热爱和敬佩。学完李清照的词以后再比较舒婷的《致橡树》，可以体会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
4. 倡导个性化阅读，自由鉴赏诗歌
论文关键词：古典诗词 青少年 道德情感
论文摘要：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典诗词中蕴含的丰富的人丈精神对培养青少年的道德情感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阶段，加强对古典诗词的教学，可以净化心灵，培养青少年良好学风和道德品质。
我国学者鱼霞在《情感教育》一书中说：“情感教育是完整的教育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在教育过程中尊重和培养学生的社会性情感品质，发展他们的自我情感、调控能力，促使他们对学习、生活和周围的一切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形成独立健的个性与人格特征，真正成为品德、智力、美感及劳动态度和习惯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情感和智慧主要积淀在古诗文中。优秀的古诗文，不仅让学生积累了国粹语言，又使学生受到教育与启迪，从而获得情感的熏陶和教育。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古典诗词是一种充满灵性的艺术，包涵着丰富的情感。选入教材的诗歌，大多属于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它所具有的情感性和审美性，适合培养丰富细腻的感情和健康美好的人性。
因此，加强诗词教学中的情感培养与态度体验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诗词借助凝练的语言描写来表现诗人的感情，抒写诗人的思想，这些感情和思想就是我们可以依托的思想和情感的教育。阅读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留传下来的那些洋溢着真情的伟大诗篇时，真挚的情感会给我们带来审美的愉悦和震憾人心的力量。它能以其优美凝练的诗句带给读者强烈的情感体验，在潜移默化中将真、善、美的种子播撒在学生的心灵之中。
一、树立坚定的民族责任感
中华民族是一个坚强而伟大的民族，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独立，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史上，孕育了一大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仁人志士，他们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深沉的民族责任感，是华夏历史上动人心魄的精神文明之花。他们留下来的无数诗篇，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传统。也是古往今来中华儿女的精神支柱和坚定的信仰，这个信仰是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的忧国忧民、是屈原身怀才能，却一生遭遇忧患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贞不屈、是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蔑视权贵、也是杜甫在年迈贫困处境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博怀。吟诵古典诗词，那字里行间挺立着一个个不屈的民族灵魂，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铸造了华夏文明的辉煌，他们忘我追求的豪情壮志，在朗朗书声中能使学生激情彭湃，增强民族正义感和责任心。
二、培养深沉的爱国情怀
著名学者杨叔子先生曾指出：“我们对青少年、大学生加强人文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爱国精神，要有中华魂，要有民族根，而中华诗歌的主旋律和最强音就是爱国主义。”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有很多爱国的诗词，这些诗词充分展现了诗人们炽热的爱国情怀。“诗圣’牡甫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很多诗篇都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全貌和为国而忧、为民而愤的爱国思想。《春望》中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由作者目睹到的一片衰败景象，到为战乱未平、国势危急的忧虑，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安危紧紧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他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亮的肺腑忠言和人格写照。他鞠躬尽瘁的行为，死而后已的决心，聪明睿智的谋略使昭昭爱国之心千古长存。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该把诗歌教学同爱国情怀融合起来，将爱国精神通过诗歌传递给学生，感染熏陶培养生的爱国激情。
三、培育一颗感恩之心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在中国文学史上歌颂浓浓的亲情和真挚友谊的诗歌不胜枚举，如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将慈母深厚细致的爱心与儿子的一片孝心交融在～起，歌颂了伟大无私的母爱，也写出了儿子对母爱的感恩之心；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黾李白听到王昌龄遭贬时所作的一首抒发真挚友谊的诗歌，诗中表现了对王昌龄深切的同情和牵挂。诗的前两句点明了季节、环境及事件：暮春时节，眼前是飘飘扬扬的杨花，耳边是杜鹃啼血般的悲鸣在这种凄凉的氛围里，听说王昌龄被贬到龙标，且己过五溪，岂不更令人忧伤?后两句里诗人把自己的愁心寄与明月，伴着落寞的友人直到夜郎西，人隔两地，难以相伴，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这份患难与共的牵挂正是缘于对友情的珍惜。现在的中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他们对父母长辈的宠爱呵护习以为常，认为别人对他们的关爱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诗词教学要联系实际生活，引导学生理解诗歌中浓烈的至爱亲情和真挚的友情，用诗词独特的艺术魅力去感染他们，使他们懂得感恩从而关爱家人、孝敬父母、珍视友情。朱光潜先生曾说：“自从有了诗歌，人生就不是一件枯燥的东西”，因此，继承和发扬古典诗歌中所蕴含的情感美，使学生感受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对理想和未来的追求，使他们成为一个有责任感，有使命感和有高尚情趣的人。
[关键词]哲学 考据 文学史 罗根泽 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I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300―7326(2009)10―0131―06
一
1933年初，受顾颉刚委托，罗根泽(1900-1960年)在北平编定《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并模仿顾编《古史辨》第一册，借长篇《自序》畅谈自家的学术经历及理想。此后四年，罗氏又续编《古史辨》第六册，由此彻底完成了从学历不太完整的农家子弟向前途无量的著名学者的转型。这中间，1927年之考取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师从梁启超研究“诸子学”，以及随后考取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极为关键。如此学术背景，加上两篇毕业论文《孟子评传》与《管子探源》，不久分别由商务、中华公开刊行，罗根泽的学术道路似乎很清晰；可形势比人强，辗转各大学教书，需要开设的课程，除诸子概要、中国学术史外，还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批评史等。于是，一半是个人兴趣，一半是工作需要，就在这春风得意的十年间，罗根泽时而文学，时而哲学，时而考据学，开始多面出击。
为何如此纵横驰骋?在《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的《自序》中，罗根泽做了如下解释：
做考据吧，按不住自己的奔放的情感。做文学吧，理智又时来捣乱。做哲学吧，哲学要有己见；我呢，觉得凡是己见，都不是最终的真理，最终的真理在若干哲学家之己见的中间：我反对己见，当然不配研究哲学。可是哲学，文学，考据学，又都在被我爱好。那末怎么办呢?经了这一次的徨，最后体察出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自己没有已见，因之缺乏创造力，不能创造哲学，亦不能创造文学。但亦惟其没有己见，因亦没有偏见，最适合于做忠实的，客观的整理的工作。利用自己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因爱好文学而得到的文学技术与欣赏能力，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求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来做整理中国文学和哲学的事业。那时的罗先生，年轻气盛，展望未来，前程似锦，谈起研究计划时，口气实在大得很。关于《中国文学史》，请读者参见他的《乐府文学史》；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期即“诸子研究”中，罗根泽开列了五类研究计划：人的研究、书的研究、学说的研究、佚子的研究、历代人研究诸子的总成绩。就拿第三类“学说的研究”来说吧。可分成“侧重人”与“侧重学术”两种。前一种可分四类，每类罗先生都有拟想中或正在做的具体题目，而其中的第四类“比较的研究”，“细分又可析为四类”。如此发散式思维，以及庞大无比的研究计划，决定了其工作目标永远无法实现――即便再活一百岁。而这还只是其众多规划中的一个。眼界开阔，志向远大，喜欢制订计划，擅长建立框架，论述时勇于下大结论并列表说明，如此做派，极像其师梁启超。
谈论诸子学以及文学史，罗根泽多次引用“本师梁任公先生”的相关论述，明显看得出他很重视自己的师承。可以上《自序》，尤其在分析自家性情与学问之关系时，模仿的却是另一位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
王国维在“三十自序”中，谈及学问“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一困境使得他彷徨无地：
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那一代读书人，普遍有大志向，希望将生命与学问合一，而不仅仅是谋一职业。王国维之治学路径，由哲学而诗歌而戏曲而古史，几次成功转型，给中国现代学术留下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探寻足迹。罗根泽显然从中获得启示，也在30岁左右，借“自序”剖析自家的性情、志向、趣味与学力，最后确定“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忠实而详赡的《中国文学史》和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
此一早年制订的目标，既未彻底实现，也不至全然落空。这或许是所有美好愿望或工作计划的共同命运。“学术思想史”方面，除了编辑《古史辨》第四册、第六册，自家论著主要集中在《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或《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二书互有重叠，也不无差异，可参照阅读。至于“文学史”研究，在罗根泽这里，日后展开为“批评史”与“文学史”两翼。1930年秋，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罗根泽称准备分歌谣、乐府、词、戏曲、小说、诗、赋、骈散文八类，撰写“中国文学史类编”。而1935年发表的《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认定歌谣是诗词乐府的生母，且本身变化极少；“又以文学批评虽不一定也算创作，但确是创作的导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高”，因此，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类编”，删去歌谣，添人批评，仍是八类。
只不过随着学术发展以及本人兴趣转移，“批评史”逐渐自立门户，不再委托“文学史”代管。至于罗根泽本人，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之将“批评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类编”之一，到《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之主张“文学批评及文学史的参取”，再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章“绪言”之专门讨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历陈“文学批评史虽与文学史有关，但文学批评史的去取褒贬，不能纯以文学史为标准”，中间多有变化。其实，放长视线，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一种“文学史”，一点都不委屈，而且，更能体现郭绍虞、罗根泽等第一代批评史家的情怀。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称自己“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因规模过于庞大，没有勇气进行下去，“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对于郭、罗这一代学者来说。在教学、研究及著述中兼及批评史与文学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二
这里暂且从俗，尊重现有的学科分野，让“批评史”与“文学史”并驾齐驱。这么一来，罗根泽的业绩大致体现为诸子学、批评史、文学史三大块。这方面，周勋初有精彩的论述。周先生是罗先生晚年在南京大学时的得意门生，对其师学问的理解与论述相当精辟，其中的“盖棺论定”尤其值得关注：
总的看来，罗先生在诸子学的考辨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绩，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他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在材料的发掘与格局的定型上。他在文学史方面的开拓，则有逊于前二者，未能取得相应的成绩，这是有其原因的。
所谓“原因”，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罗先生，受时局影响，转而走“以论带史”道路，教训十分深刻。关于罗先生的学术业绩，到底是诸子学第一，还是批评史领先，可以讨论；但文学史只能叨陪末座，这点大概没有疑问。
按照时下的学科分类，罗根泽先生的文学史著述，主要是1931年文化学社印行的《乐府文学史》、1955年五十年代出版社所刊《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和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下面就主要围绕这三书，讨论罗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乐府文学史》是罗根泽设想的《中国文学史类编》的第二编，分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两汉之乐府”、第三章“魏晋乐府”、第四章“南北朝乐府”、第五章“隋唐乐府”、第六章“结论”，共290页；加上12页《自序》，在草创时期，也算是一本很像样的专著了。因体制新颖，此书曾吸引众多目光，以至直到今天，谈论中国诗歌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史”时，一般都会提到它。
作者之所以分类撰写“中国文学史”，理由是：“我相信一种文学的变迁的原因，和并时的其他文学的影响，终不及和前代的同类文学的影响大。”也就是说，论及文学创作时，将文类内部的规制与承传，置于外部的时代风气之上。可最为关键的第二至第五章，也仍然是以朝代为线索。如此“以类为经，以时为纬”、“以类为编，以时为章”，作者希望达成的目标是：“指望读者一方面得到各类文学的竖的观念，一方面也得到全部文学的横的观念。”
此一“文学史类编”研究设想，确有创新之处。不过，意识到的历史责任与承担者的实际能力之间，其实是存在差距的。作者称：“我这本《乐府文学史》，采取他人说最多的，两汉则有先师梁任公先生的《美文史》里《两汉乐府》一章(未刻)，唐代则有之先生的《白话文学史》里《八世纪的新乐府》一章。”可仔细阅读，你会发现，此书更像是一册课堂讲义，多为铺陈与综述，少见精彩的深入探讨。
这确实是一本大学教材，作者还没来得及撰写众多相关的专业论文，故线索清晰，但底子单薄。这一点，作者心里很明白。1934年10月，罗根泽曾借《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的“引言”，讲述其研究乐府的历程!
余于十八年秋，应河南大学之聘，以乐府教坊，讲授学子。十九年秋，移讲席河北大学，整理旧业，对原用讲义，大加修改，以乐府一部分，命名《乐府文学史》，交北平文化学社付印。出版后，续有新获，觉应当增删之处仍甚多。二十年秋，又移讲席北平，在燕京大学讲“乐府及乐府史”，除以已出版之《乐府文学史》作教本外，又成《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及此文两篇。若谈论罗根泽“乐府研究”的成绩，单凭《乐府文学史》远远不够，非将《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南朝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拉进来不可。换个角度，新刊《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若能兼收1930年代公开出版的《乐府文学史》和1950年代内部印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无论其学术水平高低)，当更能体现罗根泽的“文学史”业绩。这样，方可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罗根泽说诸子》鼎足而一。
不过，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罗根泽先声夺人，表达自己的学术志向：“生平有一种怪脾气，不好吃不劳而获的‘现成饭’，很迷信古文大家的话：‘凡菜蔬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也。’《中国文学史》虽然已经有了许多的本子，但被逼于不吃‘现成饭’的我，却不能不来尝尝‘手植手撷’‘其味弥甘’的滋味。”这种白手起家、发凡起例的大气魄，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确实是罗根泽著述的一大特点。
1955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论集》，收文六篇，共119页，其《后记》称：“文学的发生、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伟大的古代作家是遵循着现实主义传统，表现了很高的人民性。”在作者看来，发掘“现实主义传统”与“人民性”，乃“祖国文学史工作的不可免的重大任务”。若《古奴隶社会的奴隶歌谣》、《陶渊明诗的人民性和艺术性》、《李白爱祖国爱人民的一面》等文，乃解放后作者适应新环境，认真学习新理论的成果。可我以为，此书最值得欣赏的，还是考辨性质的《绝句三源》；此文撰于1944年，十年后增加“三点补充”，没有引入任何时髦理论，反而显得质朴可爱。
这六篇文章全部进入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后者收文42篇，582页。算篇数，三分之二撰于解放前，三分之一撰于解放后；但若计算字数，则旗鼓相当。集中文章，最早的是1929年11月20日脱稿，刊于《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一期的《五言诗起源说评录》，最晚的是刊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这两篇长文，前后相隔30年，论述风格迥异：一考据为主，一以论代史。与其说是作者学术兴趣的转移，还不如说十分形象地体现了时代风气的变化。
《五言诗起源说评录》引述13家说法，从晋人挚虞《文章流别论》到近人徐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以“根泽案”的形式展开论辩。其中谈及“本师梁任公先生著有《美文史》一书”，称扬其“兼用考证的直觉的两种方法”。文章最后，得出如下结论：
公元前二、三十年(西汉成帝时)，已有纯粹五言歌谣，为五言诗之原始时期。
公元七、八十年(东汉章和时)，已有文人五言诗，为文人初作五言诗时期。
公元一百四、五十年(东汉桓灵时)，已多优美之五言诗，为五言诗完成时期。
公元二百年后(汉、魏之交)，五言诗笼罩一时诗坛，为五言诗全盛时期。
周勋初先生对此文相当欣赏，称：“这样的结论，因为是从大量的材料中客观地概括出来的，也就经得起推敲，可以信从。”延续此等以大量资料考辨，解说某一文类起源的，还有《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绝句三源》等。
在《五言诗起源说评录》结尾，作者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希望有所提升。于是，有了如下的“曲终奏雅”：
今国内文学家无虑千百，而文学史家则无几，以故时至今日，尚无厘然有当于人心之文学史也。根泽窃为此惧，思竭绵薄，勉力于此。其工作计划，拟先将中国全部文学，分为若干类，如诗类、赋类、词曲类、小说类……。再于每类中分为若干小问题以研究之，兹篇其嚆矢也。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罗根泽1929年已经形成分类撰写文学史的设想，而不必等待1931年《乐府文学史》的刊行；第二，作者原本也是主张先做专题论文，而后才写总体论述的专著。按此标准衡量，两年后之刊行《乐府文学史》，显得有点仓促。
至于30年后发表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就述学文体而言，与小心求证的《五言诗起源说评录》风马牛不相及。表面上高屋建瓴，从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以及高尔基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人手，转了大半天才“言归正传”。作者熟悉中国文学的相关史料，从远古神话一直数落到曾朴的《孽海花》，结论是：
综上所述，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经过三个阶段：一、不自觉
的“真实的描写”阶段，包括自远古的歌谣神话到《诗经》中的《国风》和《左传》以及其他书中所录存的人民讴谣，时间是远古到春秋时代――即到公元前五、六世纪。二、自觉的“真实的描写”阶段，包括自《左传》到元、白、韩、柳的诗文及理论批评，时间是春秋末至中唐――即公元前四、五世纪到公元九世纪初年。三、除了“真实的描写”，还“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阶段，包括自唐代传奇小说到晚清谴责小说，时间当公元八、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年。M(”)努力爬梳众多史料，只是为了印证“恩格斯、高尔基的正确指示”，这一时代潮流，虽难以回避，实不敢恭维。生活在50年代中国的文学史家，有冷眼旁观，有干脆搁笔，也有当时积极参与、日后自我调整的，可惜，罗根泽先生过早去世，没有这样的机会。以如此“宏文”收场，与作者当初“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忠实而详赡的《中国文学史》”的志愿相去甚远，能不让人感叹唏嘘?
上海古籍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有些文章可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补充。比如，《苏轼的文学思想》就延续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两宋文学批评史”第六章“苏轼及其他议论派的述意达辞说”的思路，而又有较大的推进；至于《笔记文评杂录》(九则)和《笔记文评新录》(四则)，提要钩玄各种宋人笔记中的文学观念，可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附录的《两宋诗话辑校叙录》对照阅读，进一步坐实了郭绍虞的评价：“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
三
作为文学史家的罗根泽，喜欢“宏大叙事”，若《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中国诗歌之起源》、《散文源流》等，还有《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开篇必是“绪言”，义界与分期，从头说起。朱自清表彰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平了”，但以下这句话，却蕴含着某种批评：“罗先生的书除绪言(第一册)似乎稍繁以外，只翻看目录，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为他抓得住的原故。”明显地，北大哲学门毕业的朱自清，并不喜欢罗著的“绪言”。可这总共14节、长达30页的“绪言”，是罗著的特色。从“文学界说”一直讲到“编著的体例”，确实是哕嗦了些，很多“常识”没必要如此大张旗鼓。可罗根泽肯定不这么看，会认为这是体现其“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的绝好机会。几乎每做一个课题，无论专著还是长篇论文，罗先生都想来一点总揽全局的“绪言”。其实，引述时髦理论，非其所长；讨论著作体例，属于操作层面。在同时代的人文学者中。罗根泽并不具备与外国新学说直接对话的机遇，也缺乏就文学或人生展开深入骨髓探究的能力。早年的“爱好哲学”，主要体现在思路清晰，擅长条分缕析上。相对来说，我更看好其“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求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认定此乃其文学史著的最大特色。若能更加执着于自己这方面的擅长，加上对于文类的敏感，罗根泽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本可做出更大的成绩。
如此事后诸葛亮，很可能不为罗根泽先生所接受。原因是，罗先生有更加宏大的目标。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中，有这么一段：“中国文学的历史很长，文学及其他书籍真是浩如烟埃，一人的精力当然无法全读，更不用说细心研究。所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应当从大处着眼，但必需从小处人手。”因此，罗先生制订一“以论文为始、以通史为终的步骤表”：
第一期：各种文学史论文
第二期：各类文学史、各代文学史
第三期：中国文学通史
只是人寿几何?哪经得起如此庞大且周密的研究计划。不过，这也是罗根泽先生可爱之处：只考虑学问之“可爱”与“可信”，而不考虑计划可行不可行。此文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但提及十几年前编著《乐府文学史》，据此推断，当撰于1940年代。大处着眼小处人手，这当然是做学问的正路，可研究者往往高估了自家的时间与精力(更不要说才华)。
“千古文章未尽才”，学者何尝不是如此?做学术史研究的，当有更多悲悯之情。茫茫学问路，除了规避外界的风刀霜剑，还得有把握机遇以及克制欲望的能力。在所有学者中，罗根泽的“人生规划”不见得是最为成功的，但像他那样坦诚，不断地自我表白，实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除了诸多精彩的专业论文，我推荐罗书中那些有点繁复、略带自恋的“自序”、“绪言”以及“研究计划”，因其能让我们了解前辈学者的思考与探求、奋起与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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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政教之论；审美原则；维面；阐说
政教批评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基本批评观念与批评理论之一。它是指在开展文学批评时，批评主体从儒家教化及其审美原则的角度对作家作品所进行的理论批评。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政教批评有其源远流长的承传发展线索，从一个视角映现出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色，具有独特的观照意义。本文对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政教审美原则论予以考察。
一、诗歌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
我国古典诗学的政教审美原则论发端于春秋时期。孔子是最早提出中和审美原则的理论家，其《论语·八佾》云：“《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孔子从儒家中庸思想原则出发，认为《关雎》一诗在艺术表现上秉持了适度把握的原则，具有哀乐相谐的中和之美。其《论语·子路》又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对中和的原则从理论上予以阐说，他将士人中偏于两极之人称为“狂者”和“狷者”，认为他们的言行都是不合中和之旨的，是与一般人的行为准则所不合的。左丘明《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云：“《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左丘明推扬《春秋》在表现方式上微婉合度，含蓄而深寓旨意，认为它较好地起到了劝善惩恶的社会功能。孔子、左丘明对微婉合度的中和原则的倡导与论说，成为后世文学政教审美原则论之滥觞。
汉魏六朝时期，是我国古典诗学政教审美原则论进一步凸显的时期。此时，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的论说主要体现在司马迁、扬雄、《毛诗序》作者、刘勰等人的论说中。司马迁《史记·屈原传》云：“《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习舾司马迁承继孔子以来的中和审美原则论，论断《诗经》的主要篇什合乎中和之旨，他一反时人对屈原《离骚》露才扬己的指责，认为《离骚》怨而不露，诽而不乱，是合乎儒家中庸思想原则的。之后，扬雄《法言》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晚年的扬雄对自己早年致力于创作大赋深表后悔，他曾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扬雄在经过创作的长时间历练和反思后，他晚年崇尚华丽而合乎典则的。诗人之赋”，对过度渲染、一味追求夸饰的。辞人之赋”不以为然，体现出自觉地以中和审美原则指导文学创作的自律性。南朝时，刘勰《文心雕龙》多方面论说到文学批评的政教审美原则。如：《宗经》篇云：。《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摘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刘勰将温柔敦厚视为诗歌言说人的心志最本质的风格特征与审美要求，他界定具有。温柔”审美特质的作品是最容易感人至深的。《明诗》篇又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刘勰进一步强调诗歌要温柔敦厚、持人情性，他将孔子等人以来所倡导的中和批评准则倡扬了开来。
唐代，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的阐说主要体现在孔颖达、刘蛲、徐衍等人的言论中。孔颖达《礼记·经解》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ZS]船孔颖达进一步提出。诗教”的论题。他认为，《诗》、《书》等作为。六艺”各有所教，其教化也各有特点，其中，诗教乃。六艺”教化之首，在发挥教化功能中具有突出的作用和地位。孔颖达将。诗教”的最基本精神与特征概括为。温柔敦厚”，这从内在质性上对诗教的本质予以了界定，从此，汉代以来人们所常言的。温柔敦厚”作为诗教的核心观念之一，一直影响到历代文论家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孔颖达对。温柔敦厚”作为《诗》教之义的解说，在古典诗学政教之论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之后，刘蛲《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云：。昔之采诗，以观风俗。咏《卷耳》则忠臣善，诵《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诗教也。岂主于文哉!
刘蛲和孔颖达一样，也肯定。温良敦厚”是诗教的基本特征他明确反对过度的、违背中和原则的。文”。晚唐，徐衍《要式》云，。美颂不可情奢，情奢则轻浮见矣；讽刺不可怒张，怒张则筋骨露矣。”针对。美颂”容易辞不符实的状况徐衍强调要反对过于感情用事，避免轻浮不实；针对“讽刺”容易直露的情况，他又提出反对一味叫嚣怒张的做法，认为这容易使诗作筋骨尽露，缺少感人的意味。
宋代，邵雍、王安石、魏泰、黄庭坚、韩驹等人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都有所论说，他们将政教审美原则较广泛地推扬了开来。邵雍《答傅钦之》对诗歌的审美表现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恶则哀之，哀而不伤；善则乐之，乐而不，邵雍将孔子以来。乐而不，哀而不伤”的话题具体联系善恶观念阐说发挥了开来。王安石《诗义序》提出了。《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于礼义”的论断，对《毛诗序》中的。止乎礼义”之论予以了重倡。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强调。诗主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张也。"黄庭坚也对中和审美原则予以过阐发，他反对。强谏争于廷，怨仇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创作旨向和路径，认为这是“失诗之旨”的做法，此论从一个侧面道出了诗歌创作要持人性情的主张。韩驹《陵阳室中语》则云：。诗言志，当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则道德仁义之语、高雅淳厚之义自具。三百篇中有美有刺，所谓‘思无邪’也。先具此质，却论工拙。”韩驹较早将诗作的社会功用与创作主体心志的邪正联系起来立论。他提出，要想让诗作具有美刺之义，合乎儒家。思无邪”的原则，首先必须要让创作主体。正其心志”，如果主体惰性淳厚，志向纯正，那么，诗作自然便会呈现出中和的审美特征。
元代，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的阐说主要体现在虞集、傅若金两人的论说中。虞集《郑氏毛诗序》认为诗歌可以。变化”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性”，。所谓‘温柔敦厚’之教，习与性成，庶几学诗之道也”虞集把。温柔敦厚”的艺术原则放置到了诗歌审美表现的首位。傅若金《诗法正论》云：先生日：夫子删诗，列于六经，谓其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推之从政专对而无不可也。其所关亦大哉!若作者能以‘思无邪’而不堕不动声色奇怪之失，则固圣人所不弃也。傅若金在孔子所倡。兴观群怨”说的基础上，继续将心思无邪”定位为诗歌思想旨向和艺术表现的准则，其批评观念体现出过度的保守性。傅若金极力主张诗歌创作要有益于教化，要符合以比兴言说的传统，要吻合中和的审美原则，要得情性之正。他在这段不长篇幅的论说中，将儒家诗学政教批评的原则都端了出来。
明代，在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的阐说方面，杨慎，胡震亨、王祚、陈子龙等人对。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和审美原则也予以了高标。如：杨慎《选诗外编序》批评魏晋以来不少诗作，。详其旨趣，究其体裁，世代相沿，风流日下。填括音节，渐成律体。盖缘情绮靡之说胜，而温柔敦厚之意荒矣。”胡震亨《唐音癸签》云：。诗家虽刺讥中要带一分含蓄，庶不失忠厚之旨。”“王祚《学诗斋诗记》云：。诗以理情性，是故圣人有优柔敦厚之教焉。求止乎礼义之中而不失其所感之正，情性之道，斯得矣。”陈子龙《皇明诗选序》云：。诗由人心生也，发于哀乐，而止于礼义，故王者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一些诗论家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展开了理论探讨。如：谭浚《说诗序》具体地对中和艺术表现的内涵展开阐说，他认为，诗的最大功用在于养人性情，由养”到“中”，再由“中”到。和”，他批评。躁者肆而不遏，倨者疏而不缩，濡者咩而不谐，杀者竭而不泽，微者匿而不显。此词逐文变，匪所养也”；认为只有。君子”才能够。喜平则无乐，怒平则无恶，思平则无虑，悲平则无怨，恐平则无畏。”谭浚实际上旨在提倡一种不露声色、悲喜深寓的艺术欣赏与感受观，其论显见深受传统儒家思想观念的沾溉与局圃。又：王直《诗辨》认为孔子删诗，。十去其九”，则。其存者必合圣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畅道德者也”．其温厚和平之气，皆能感发人之善心者可知矣。王直之论，亦体现出对。温厚和平”创作取向的痴迷。
清代，人们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探讨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对温柔敦厚诗教原则的标树；二是从人的性情、品格论说温柔敦厚诗教原则的根源。在第一个维面，冯班、魏禧、徐乾学、田雯、田同之、吴雷发、翁方纲、方薰、潘德舆、何绍基等人作出了论说。如；冯班以“恩无邪”来概括诗歌的思想旨向，其《钝吟杂录》云：“诗者，讽刺之言也，凭理而发，怨诽者不乱，好色者不，故日思无邪。”魏漕《魏叔子文集》云：“诗之为道，主于温厚和平，此不恶之谓也；此于礼义，此严之谓也。”徐乾学《十种唐诗选序》云：“诗之为教，主于温柔敦厚，……惟恐稍涉凌厉，有乖温柔敦厚之旨田同之《西圃诗说》云：“不微不婉，径情直发，不可为诗。一览而尽，言外无余，不可为诗。吴雷发《说诗菅蒯》云：“诗须得言外意，其中含蕴无穷，乃合风人之旨。”
翁方纲《渔洋诗髓论》云：“诗者忠孝而已矣，温柔敦厚而已矣，性情之事也。”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云：“凡作讥讽诗，尤要蕴藉；发露尖颖，皆非诗人敦厚之教。”何绍基《题冯鲁川I小像册论诗》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等等。在第二个维面，赵执信、沈德潜、李重华、纪昀、焦循等人则作出了论说。赵执信《沈东田诗集序》云：“诗之教温柔敦厚，盖必人之天性近之，而后沐浴风雅，扬挖比兴，咀其精英而挹其芳润，庶几有得，非苟然也。赵执信论断“温柔敦厚”的诗教是与人的“天性”有着紧密联系的，是人敦厚性情的体现。沈德潜《施觉庵考功诗序》云：“诗之为道也，以微言通讽谕，大要援此譬彼，优游婉顺，无放情竭论，而人裴徊自得于意言之余。《三百》以来，代有升降，旨归则一。惟夫后之为诗者，哀必欲涕，喜必欲狂，豪则放纵，而戚若有亡，粗厉之气胜，而忠厚之道衰。其与诗教日以慎矣。”沈德潜是诗教的忠实提倡者和维护者，他在清代中期统治者崇盛文道的历史背景下，强调诗歌创作要走微言大义之路，“优游婉顺”，以陶冶人的情性为本。他反对非中和的创作路径，认为在对个性的偏扬中温柔敦厚之道会走向衰落，诗教会日渐式微。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云：“今既藉风雅一道，自附立言，则美刺二端，断不得轻易著手。大致陶冶性灵为先，果得性灵和粹，即间有美刺，定能敦厚温柔，不谬古人宗指，否则于已既导欲增悲，于世必指斥招尤，或谀人求悦，取戾自不小也。”纪昀将人品与诗格紧密联系起来加以阐说，认为人品与诗格是成正比的。他认为，李、杜相较，“忠爱悱恻，温柔敦厚”的性情和气质是杜甫让后人广泛接受和推扬的主要原因。焦循《毛诗郑氏笺》云：“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则听者厌倦。焦循明确将诗的本质属性界定为“温柔敦厚”，他具体从表现方式和艺术内容两方面立论，在表现方式上，强调要以“比兴”言说，委婉曲致，引人回味；在艺术内容上，则肯定“不言理”而“言情”，不追求超过人而追求感动人。
二、词学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
我国古典词学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相对于古典诗学而言数量是很少的，主要体现在清人的一些词学论评中。清代，对词学政教审美原则论予以过阐说的词论家主要有田同之、尤侗、彭孙通、蒋敦复、刘熙载等人。他们主要围绕诗词同道，词的创作旨向要人乎雅正、合于风雅之义来展开其论说。田同之《西圃词说》云：“王元美论词云：‘宁为大雅罪人’予以为不然。文人之才何所不寓，大抵比物流连。寄托居多。《国风》、《雅》、《颂》，同扶名教，即宋玉赋美人亦犹主文谲谏之义，良以端之不得，故长言咏叹，随指以托兴焉。必欲以柳屯田之兰心蕙性，枕言下等言语，不几风雅扫地乎?田同之针对明人王世贞论词所大胆吐露的欲为风雅罪人的言论展开论说。他认为，风雅谲谏在我国古代是具有悠久传统的，《诗经》中的“风”、“雅”、“颂”有功于名教自不必说，就连宋玉这样的才子，也以“美人”之喻托言谲谏之义，较好地将文人之才性与传统政教的要求结合在了一起。
但像柳永这样的词人则创作旨向相反，从创作主体而言，他具有灵心妙舌，但遗憾的是其出语猥俗，不合风雅之义，他将作词之道领向了脱轨风雅的道路。尤侗《<梅村词>序》亦云：“词在季盂之间，虽不多作，要皆合于国风好色、小雅怨诽之致，故予尝谓先生之诗可谓词，词可为曲。尤侗在论评吴伟业词作时，对词作的旨向明确提出了合于风雅之义的要求。此论在我国古代词论史上是较早从正面阐说政教之求的言论。彭孙通彭孙通《旷庵词序》云：“历观古今诸词，其以景语胜者，必芊绵而温丽者也；其以情语胜者，必艳而佻巧者也。情景合则婉约而不失之，情景离则儇浅而或流于荡，如温、韦、二李、少游、美成诸家，率皆以旅至之景，写哀怨之情，称美一时，流声千载。黄九、柳七，一涉儇薄，犹未免于淳朴变浇风之讥，他尚何论哉!……不知填词之道，以雅正为宗，不能冶为诲，譬犹声之有雅正，色之有尹邢，雅俗顿殊，天人自别，政非徒于闺檐巾帼之余，一味儇俏无赖，遂窃窃光草兰苓之目也。”彭孙通从词的创作对情景运用的角度来详细展开论说，认为词与诗一样，也有“以景语胜”和“以情语胜”两种艺术表现的偏重，相对来说，“以情语胜”更容易流于不合风雅之义的艺术表现情态中。同时，词作艺术表现也有情景交融和情景相离两种审美表现的不同情态，相对而言，情景相离容易使词作流于浅俗浮荡的艺术情味中。为此，他将宋代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词人词作划分为了两类，对黄庭坚、柳永词作予以了讥斥。彭孙通最后归结“填词之道”应以“雅正为宗”，在创作旨向的人乎雅正中尽辨“雅”与“俗”的内在本质不同。彭孙通此论体现出深受宋人执着辨分雅俗与贯通雅俗的影响，在古典词学政教审美原则论中是甚具典型意义的。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提出：“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蒋敦复和彭孙通一样，也从正面提出了词作要有“风人比兴”之义的要求，强调要在对事物凡俗和日常生活的吟咏中，体现出深致的寄托。他称扬南宋词人大都能于物有寄，继承发展了我国古代以来的“风人比兴”传统。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词莫要于有关系。
张元干仲宗因胡邦衡谪新州，作《贺新郎》送之，坐是除名，然身虽黜而义不可没也。张孝祥安国于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致感重臣罢席。然则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刘熙载也通过例说张元干、张孝祥二人词作，阐说出诗词同道之理和词作艺术表现亦具有“兴”、“观”、“群、“怨”的效果。他在词的创作旨向上是明确持论有丰厚社会现实内涵的。
三、散文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
我国古典散文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是与诗学理论批评紧密相联的，两者相互纽结。从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人们的文学观念由诗文同体到逐渐异途，形成各异的文体批评观念。因此，在这一长段的历史时期中，我国古典散文政教之论并未开拓出多少独立发展的空间，其政教审美原则论是与诗学政教审美原则论交融在一起的。其论说也主要体现在孔子、左丘明、司马迁、扬雄、《毛诗序》作者、刘勰等人的言论中，我们不作复述。
唐代，对散文政教审美原则的阐说主要体现在王通、李华、柳冕、崔元翰等人的言论中。王通在《中说》中对南朝许多有成就的作家如谢灵运、鲍照、江淹、吴筠、谢庄、王融、徐陵、庾信、谢胱、江总等人都指斥其不足，如云：“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洼，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王通推尚的只有颜延之、王俭、任防少数几人，其云：“子谓颜延之、王俭、任防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对颜延之等人简约典则的文风表现出倾赏之意。王通之论表现出平和中正的文学趣味，当然也同时体现出了其较为狭隘的文学审美观。之后，李华《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云：“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立身扬言，有国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于是乎观之。……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殁而孔及盂柯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李华认为，文章的写作因缘来自两个方面：从内在而言，是缘于创作主体的“六经之志”；从外在而言，则是缘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触动。他批评屈原、宋玉违背了儒家传统的中和艺术表现原则，致使六经之义在他们的创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亦云：“盖文有余而质不足则流，才有余而雅不足则荡；流荡不返，使人有丽之心，此文之病也。”
柳冕从“文”与“质”、“才”与“雅”这两对对立统一的要素范畴来论说为文的创作取向和风格，他反对骋才逐文的创作追求，认为这会导致文章风格的华靡浮荡，此乃为文之大忌。柳冕在这里实际上从文章风格形成的要素上探讨了如何合乎中和创作旨向的问题。崔元翰《与常州独孤使君书》又云：
[论文摘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在人类历史上不可替代的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古老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独领。目前，热衰于学汉语的西方人越来越多，热衷于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人也越来越多。
我国向西方传播东方文明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丝绸之路向西方传送精致的东方丝绸时，也送去了东方文明。早在《马可波罗行记》中就对中国的富庶有大量记载。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闭关锁国的政策让中国看不到外界的发展，当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才认识到自己的文明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让中国国民开始反思自己，与此同时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先进知识分子促使西学大规模涌入了中国。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影响力的扩大，现代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对中国文化充满浓厚的兴趣，很多人都喜欢中国的易经、老子、庄子、论语、古典诗词、书法、绘画、戏剧等等。
造成中西方文明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崇尚中庸和平，西方提倡崇力尚争。这也是中国文明吸引西方社会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西方文化是以斗争为基本的思想，赫拉克利特在西方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学说。他认为：“应当知道，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同时，西方的价值观念中鼓励人们追求现实功利，展开竞争，努力获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导致在获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人变得冷漠、自私、精神空虚。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西方的精神危机。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孔子讲求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儒家的中庸思想“需要每个人都‘抑其血气之刚’，将实现社会平衡的要求作为调整个人言行的尺度，做到‘允执其中”。要求‘温良恭俭让’，并具备五美德‘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方能‘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与儒家中庸思想相应的是道家“柔弱、守雌、处下、不争、无为的中道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此间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果给各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同时随着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西方道德和政治乌托邦的崩溃，造成了西方人民精神流离失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获得以宁静、和平为精神宗旨的理念成为众多西方人的期盼。于是作为精神依托的老庄思想和佛教思想便成为西方人寻求心灵解脱的一剂良药。众多的西方人开始迷恋古老的老庄哲学传统。而且，“现在，西方已然普遍接受了如下看法：封建帝制下的儒学既是强有力的、又是柔韧的信条，它的强有力足以使它把它的价值观强加于世人，它的柔韧足以使它在长达两千年间不断自我调节而适应着不断变化的形势…”·儒家作为中国文明这一巨大的人类成就的中心传统，值得人们重视和尊重。”可见，老庄思想、佛教思想、儒家思想都得到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推崇。
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社会的吸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汉字、书法的热情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兴趣的起点
西方人对中国汉字的兴趣由来已久。在莱布尼茨编辑《中国近况》一书时，就对刚刚传入不久的中国汉字特有的非拼音式、靠线条为主的象形文字大感新奇。绪论中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更让莱布尼茨感到惊奇的是，那么多形象迥异的文字居然只有很少数量的不同组合读法。这对以完全建立在拼音文字为母语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惊奇一直延伸到20世纪。从莱布尼茨、柏应理、马若瑟、狄德罗、克洛岱尔到谢阁兰，再到艾田蒲，西方的大诗人们都对中国文字钟情不已。
西方人对汉字的兴趣与对书法的兴趣紧紧连在一起。西方人对“书法”很感兴趣，并将其直译为“美丽的文字画像艺术”。他们看到中国人能够从文字引发出一整套传统，并融合了哲学、生活感悟与墨艺，不禁叹为观止。
早在18世纪西方汉学家就开始收藏书法作品，当时美国最大的书法收藏家是古尔洛夫，他最重要的两件藏品是黄庭坚的《廉颇问蔺相如》和米芾的一件早期作品。60年代初，美国的书法收藏得到了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是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系东方艺术史教授方闻。后来方教授发表了数篇研究中国书法的博士论文，此举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对中国书法的了解，推动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书法研究和教学。
二、西方人从中国古典诗歌中看到不同的世界观、时间观与空间观
中国是诗的国度，在我们古人的心中，诗歌是最崇高、最美好的艺术，是他们和世界交流的最佳方式，也是他们与后人对话的最好手段。在我们古诗里所体现出来的那样一种天然的诗歌情怀，那样一种艺术的直觉、生命的感悟，不仅深深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而且也会感染全世界各民族的人们，尤其是中国古诗所体现出来的玄远空灵的意境，更是现代西方人所孜孜以求却又望尘莫及的。西方人从中国的古典诗歌中看到了一种不同的世界观、时间观与空间观。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受到推崇是顺应了西方现代诗歌、语言学、符号学和艺术上的各种探索的需求。同时，也顺应了西方文化中追求精神性的一面。美国意象派诗人艾兹拉·庞德，对于中国古诗中生动呈现的意象及那种玄远的意境如痴如醉，随即狂热地投入中国诗歌的翻译工作，并且爱屋及乌，学习并翻译了好多优美的篇章。1945年庞德因涉嫌法西斯罪被捕，入狱时只带了一部《四书》和一部中文字典。埃兹拉·庞德以其译作《华夏集》为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结合创造了契机。英国学者阿瑟·韦利是英国20世纪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被誉为现代英国介绍中国文学最有成就者。他翻译了大量中国古诗，采用直译的手法。不押韵，而注重诗歌的韵律和意象。他使中国古诗进入了西方普通读者的视野，并对西方汉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有美国诗人费诺罗萨近乎一生都在学习中国古典诗歌、诗剧，这些人莫不为汉学西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在与西方的碰撞当中，中国传统文明首先带给西方的印象是中国人的沉稳、人情、善良
对于西方人来说，_中国人永远是个谜。中华民族是一个既有着突出个性又有着优良传统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忧国忧民、以德化人、和谐持中等，这是世上其他民族所无法匹敌的。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是最富有魅力的，尤其是他们身上时时刻刻都表现出来的沉稳干练。
受儒家思想影响和熏陶，中国人重“天理”和“人情”，做人要讲“通情达理”、“重情重理”、“人情人理”、“情理交融”等等。从以上的成语可以看出，传统的文化环境决定了为人处事既讲“人情”又讲“天理”，并且把“情”放在“理”之前。中国人最崇尚情谊，把个人、家庭、社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人讲究尊老爱幼，一家三代生活在一起，重视培育孩子，有非常清晰的丈夫妻子的角色定位。他们也把自己的国家当作家庭，所以中国的家庭关系相当牢固，中国文化里对家庭的责任感根深蒂固。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下，每个人都会时时感到竞争的压力和参与竞争的疲惫。这时候，若拥有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交往圈，及时得到他人感情上的支持和心灵上的慰藉，人生才不会过于悲苦。西方社会崇尚个人主义，疏于“人情”交往。当个人碰到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时，自杀、吸毒就成为唯一出路。所以，马尔库塞说西方社会病了，西方社会的未来必须潜心学习东方的儒家精神。
中国人注重责任心，在现实生活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种民族大义之责，我们用这种民族大义之责换取一个民族的长久的生存和发展。“在其位，谋其事”，这是工作的职责，我们用这种工作的职责来换取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父慈子孝，夫妇和顺，兄友弟恭”，这是家庭的责任，我们用这种职责来换取家庭的和睦。
关键词：“信、达、雅” ；影响；诗歌翻译；体现和缺失
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根据自身翻译经验结合古人所言，在《译天演论例序言》中提出：“译事有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言一出引起翻译界的呼声一片，称赞者大有人在，质疑者也不乏其人，还有不少翻译家取“信、达、雅”中部分发出肯定之声，也有取部分并加入自己理解另得三字标准之人。总的来说近百年来，严复的翻译思想对中国翻译界影响重大，对“信、达、雅”三字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严复本人除了提出“信、达、雅”和“达旨”的翻译思想外更有洋洋洒洒近170万字的翻译作品，其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有《天演论》、《原富》、《社会通诠》、《注意》、《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名学浅说》，而其中《天演论》一直是译届时贤所热议的译本。按照严复的解释，我们可将“信、达、雅”之“信”理解为忠实原文，“达”指语言通顺畅达，而“雅”根据陈富康在《中国译学史》中的叙述，“偏重于美学上的‘古雅’”。对于严复这一翻译思想，译界人士的见解有三类：第一，称赞严复翻译作品并赞赏“信、达、雅”翻译思想；第二，只赞同一部分的；第三，赞同一部分并且加上自己理解形成新的三字标准的。而本文作者以为，在不同的时代、文化、社会背景下，对于一个概念的理解应是与时俱进的。自严复提出该翻译思想至今近百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不少变革，对于译学界更是如此。故而，本文接下来将简单介绍之前所提到的三种见解并加以评论，另外会分析在当今社会“信、达、雅”在不同类型的作品翻译中的侧重点。
一、译界于“信、达、雅”之见解
严复的“信、达、雅”三字原则一出，便引无数译论者竞相评论。首先，其中有不少人对此三难推崇备至，例如郁达夫（1924）在《读了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中称“信、达、雅”三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而常乃慰（1984）称严复将“信、达、雅”三难看做“文章之正轨，译事之楷模”，真是极其中肯的认识，这三事是无论作家或译家共同必须的修养。郭沫若（1954）在《谈文学翻译工作》中高度肯定这三字标准称：“严复对翻译工作有很多的贡献，他曾经主张翻译要具备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他这种主张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完备的。”徐永焕（1963）在《论翻译的矛盾统一》中称：“严复的‘信、达、雅’显然直到今天还是一般人公认的翻译标准。”90年代初，陈富康在其专著《中国译学史》中这样评价：“继往开来，言简意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从以上所述的几位译论者的评价中不难看出他们对于严复的主张的态度是赞扬的，认为“信、达、雅”是几近完美的。其次，赞扬之声之外，也有译论者进一步解读“信、达、雅”，并认为在翻译实践中这三字宜取部分以用之。这类论述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肯定“信”、“达”否定“雅”的。例如：在《怎样提高我们的文学翻译质量？》中，张威廉认为，“信”、“达”这两个词已经足够说明对译文质量的要求，“雅”的提出是多余的。齐宗华在《略伦口译》中结合口译实际，强调信与达是主要的。另外一种是赞同“信”、“达”并再加一个字来阐述自己的翻译观的。例如：刘重德曾提出“信”、“达”、“切”。总的来说不论是赞扬，批评或是全盘否定，“信、达、雅”三原则一直是译论者的关注点。肯定者能够在这三字原则的指导下进行有效的翻译实践，部分肯定者取其认为的精华加以应用，而否定者在否定的同时根据自身实践经验提出适合自己的方法继而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因此，“信、达、雅”这三字原则总体上对中国翻译界带来的是推动和助力作用。
二、“信、达、雅”在诗歌翻译中的体现
f到将“信、达、雅”作为翻译译事楷模来指导翻译，《天演论》首当其冲作为评判的代表。而不得不说的是，也正是这部译著引来众多议论。而早期的译论者们有人称赞《天演论》古雅优美，文学性很强，是“信、达、雅”之集中体现。也有人诟病《天演论》翻译违反了严复自己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天演论》是译自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撰写的两篇论文”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与伦理》）和”Prolegomena”（《进化与伦理・导言》），这两篇论文主要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严复的翻译在当时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引无数爱国人士深思。而对《天演论》的诟病则是严复翻译中的一些改动，比如改第一人称为第三人称，以及将许多英国的俗语、典故改为中国的传统按语等。这些译法无疑在形式甚至是内容上未达“信”。而考虑当时国情，懂英文人士较少没有条件了解外国文化，这种改变也情有可原，严复用一种曲折求进的方法使译文更加易于当时的中国人接受。而采用文言文翻译则是做到了他所言之“尔雅”，但这也为后代的翻译批评论者埋下伏笔，反对的译论者大多认为“雅”字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影响“信”和“达”的。事实上，严复所说的“雅”在《天演论》里的应用只是为了服务当时的目标读者――有知识的士大夫。因此这一点毋庸置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不妨从目标读者的角度来考量“雅”是否符合严复的标准，即诗歌的英译是否完成了译者对目标读者所想要产生的影响。英译诗歌的目标读者是热爱中国文化或者有意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那么这些读者首先英文水平是过关的，能够读懂英文并准确理解意思。其次，目标读者对中国具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而英译诗歌的目的是发扬中国的古典文化，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雅”不可与严复当时所说同日而语，但从完成译者心愿的角度来看，也达到了异曲同工之妙。
自“信、达、雅”提出至今近百年，大有人前赴后继的证实或者证伪。也有人解读出不同的意义来应用并自圆其说。故而，翻译理论是总结自实践而又高于实践可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信、达、雅”三原则不论作为翻译理论还是评判标准时日已久，凡物存在必有其存在之合理理由，作为近百年后的又一代翻译工作者，在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文本来分析应用严复“信、达、雅”三原则。
要以“信、达、雅”三原则来探讨诗歌的翻译，那么首先要说说诗歌是什么。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中国人一般最初接触的便是朗朗上口的《咏鹅》或者《静夜思》。因此在一开始人们对诗的印象是：有特定的字数，五言或者七言；有特定的格式，律诗或绝句；有特定韵律，首韵或尾韵等等。但在接触国内外各种类型的诗歌后，便发现除了上述的规律外，诗歌不论篇幅形势如何，往往言词有力精干，表达内容和情感丰富。如朱乃长教授在《英诗十三味》中所定义：“诗是一种比一般语言表达内容更多，而且表达的更加有力和巧妙地语言形式。”那么，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三原则在评判诗歌翻译时是否有效呢？选诗句翻译来加以分析。
曹操《短歌行》中有一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翻译：
译本一：
The stars are few， the moon is bright.
The raven southward wings his flight.
英国汉学大师翟里斯（Herbert Giles）译。
译本二：
When the stars are few and the moon shines brightly，
Magpies and ravens are winging their way southward.
台湾人李杏村翻译。
首先，从“信”的角度分析。诗中的“乌鹊”在这里是指“喜鹊”，而译本一中译为乌鸦，译本二干脆已成了两种鸟类。这么看，这两种译本都没有做到“信”，即“忠实原文”。
再从“达”的方面，即从“通顺达意”的方面。以上两个翻译版本都很通顺，将诗中所描述的基本场景再现出来了。忽略不信的部分，诗歌中的场景俱全，通顺达意。
最后，从“雅”来看。在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原则之初，“雅”是指尔雅，即使用文言文使译文优美，但这首诗是将汉语译为英语，我们不能要求其使用古英语来翻译。故而来看《现代汉语大词典》中对“雅”的释义：正；合乎规范；高雅不俗；优美古代指标准语。严复所说的“雅”与第三条释义接近，而在这里分析时可选取“雅”所涵盖的其它标准来作为依据。首先用“正；合乎规范”来看，两个译本均使用标准英语翻译，并没有出现俚语和俗语。而从“高雅不俗；优美”的角度来看，由于语言差异两者都表明了诗的大意但是没有保留诗的韵律。因此只能基本满足“雅”，做到用合乎规范的语言来表述。但结合目标读者以及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来看，这两句翻译可以体现中国诗歌中的意象，使读者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含蓄之美。由以上对两句古诗的翻译可以看出，“信、达、雅”翻译原则也可适用于诗歌翻译的评析中。
自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三原则以来已近百年，这期间不乏有译论者评论严复的理论仅适用于自己的翻译作品，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没有得以体现。这样的评论无疑太过刻薄，对于任何作品的评论都该结合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作者O定的读者群等等。翻译是穿着镣铐舞蹈，难于创作且处处受限于原作。从上述诗歌翻译的赏析来看，“信、达、雅”有它独到的价值和意义，作为译论者和翻译工作者应全方位的观察和应用。翻译的理论大多相同，应用时也是如此，尽可能物尽其用融会贯通使理论回归实践。
参考文献：
[1]严复. 《天演论》译例言[C]∥罗新璋. 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刘重德.翻译原则再议――在海峡两岸文学翻译研讨会上的发言[J].外国语，1993（3）：32-33.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4]郁达夫，“读了生的译诗而论及翻译”，见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90页。
[5]常乃慰，“译文风格”，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第369页。
[6]徐永焕，“论翻译的矛盾统一”，见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81-683页。
关键词：图式理论；古典诗歌教学；“悲秋”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3-0096-02
一、“图式”理论及其内涵
古希腊的哲学著作中最先提出图式二字，只不过其含义与今日大不相同。深化图式理论的第一人是康德，而将之运用到心理学领域是英国的巴特利特。瑞士的皮亚杰将图式理论用于认知心理学中，美国的鲁美哈特创造性地把图式理论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联系起来。美国心理学家维特罗克是该理论的佼佼者，他把图式理论当成是人类学习的生成模式的一种方式。他认为学习的生成过程就是学习者对外界信息主动选择加工的过程，如果大脑中已有的知识与外界的信息建立起积极的联系，那么学习便会取得良好的效果。[1]毫无疑问，阅读、写作均存在一定的图式模式。有研究者认为：“阅读过程是一个随当前阅读的内容不断主动地激活读者背景知识，将当前的信息与先前的信息进行整合，形成文章的情境模型的过程[2]。按照图式理论，如果一个阅读者在阅读某个材料时，无法将大脑中的图式与材料信息建立相应的关系，则其信息的解读是无效的。据此而论，当阅读者无法解读材料时，如果帮助其建立阅读图式与外界信息的联系，或者激活其阅读图式，阅读者便能朝着更加正确的方向解读文本。而且如果图式能从不同角度引导阅读者对信息的理解、破译，能产生举一反三，为创造性阅读与个性化阅读提供条件。
二、在古典诗歌教学中运用图式理论教学的重要性
古典诗歌教学历来是教学的难点。首先，古典诗歌的语言系统与今日迥异，今人与古人处于不同的语言背景与文化背景中，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其次，古典诗歌，特别是近体诗讲究声律、平仄、对偶，语言高度凝练，具有多义性，而中学生的阅读素养不够扎实，尚难把握诗歌之美。最后，古典诗歌的意境十分抽象，最难破解。这些都在无形中增加了教学的障碍。特别是中学生的诗歌鉴赏水平十分有限，不经巧妙点拨，难以体会个中奥妙。而传统的教学法不尽如人意，采用新的教学法也就十分必要了。当然，难点也有突破点。如近体诗的平仄是固定的，押韵的地方也是固定的，教师便可总结其中相类似的诗句。又如古典诗歌的一些意象具有固定含义。如“东篱”、“黄花”、“柳丝”等诸多意象在诗歌中意义大体是不变的。又比如，一些诗歌中的句子，组合形式具有特殊性，如有些诗句全部由名词组成，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这些由纯名词意象组合而成的诗句，意象密集，画面感强，颇似几幅山水画的集合，其风格不尽相同，但其所描绘的景物均有一种苍茫之感。如果我们再仔细阅读，便会发现这些诗词作者有相近的感情倾向。有了这些共同点，教师便可总结这种句式的图式，引导学生加深印象。上述所论的共同点较难以掌握，缘于其尚未形成结构化的知识。结构化的信息以基本规律、基本概念与主题思想为理论依据，体系简易、中心突出，易为学习者所心领神会的，它可以使得记忆变得明晰化，加深印象[3]。从这个角度说，如果能通过图式理论促进诠释诗歌知识点的结构化，便能极大促进对诗歌内涵的准确把握。那么，如何促进呢？首先，应从诗歌中寻找共同的规律，从中寻找出一种共同的“范式”。所谓的范式就是诗歌表现出的一种共同的知识组织形式。例如歌颂春天的诗句，可以从三方面归纳其图式范式。第一，画面的色彩。第二，表现诗人喜悦之情的词语。第三，描写春天景色的意象。其次，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建构诠释诗歌的知识点的图式范式。而且，当旧的图式范式的内容不断发展与深化，便会递进为高一级，新的图式范式。以伤春为主题的诗句为例，如伤春诗原因生成图式为（思征人、报国无门、贬谪外地、仕途偃蹇、韶华消逝、人生感伤、爱情失落……）；情感表现图式为（愤愤不平、哀而不伤、郁郁寡欢、郁结于胸、抑塞磊落、黯然神伤……）这几个诠释伤春诗歌的范式便可成为建构伤春诗歌的图式。这种图式有助于学生对诗歌的联想。最后，探索图式下面的低层图式有助于实现诗歌知识点的结构化[4]。从学科教学的角度来说，不断建立图式有助于对古典诗歌进行深入解读。比如在熟悉伤春诗的图式范式后，还应让其了解低层的图式，如创作背景、诗人生平经历等。
三、图式理论在几首“悲秋”词曲教学中的运用
在古典诗歌里，“悲秋”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且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传统。这类诗歌中，意象的选择，作者情感的特征，诗歌的审美特征等方面呈现出一种范式。为了研究方便，这里放宽了“悲秋”的概念，我们将中学语文课本中，李煜《相见欢》、柳永《雨霖铃》、马致远《秋思》、范仲淹《渔家傲》《苏幕遮》、王实甫《长亭送别》、李清照《声声慢》等归为悲秋作品。首先，从上述作品中，我们可以抽绎出主要的景物意象。西楼、弦月、梧桐、东流水（《相见欢》）；烟波、暮霭、酒、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秋思》）；大雁、落日、孤城、浊酒、霜（《渔家傲》）；碧云、黄叶、寒烟、斜阳、明月、酒（《苏幕遮》）；碧云、黄花、西风、北雁（《长亭送别》）；淡酒、（秋）风、大雁、黄花、梧桐、细雨（《声声慢》）。我们不妨从这些诗词中，归纳出几个频率较高的意象，分别为（秋）西风、（残）月、（浊）酒、大雁。通过对“悲秋”的词曲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某一相近内容作为吟咏对象，其往往会形成某种相似的范式。如“悲秋”词在意象的选择上，首先偏向于选择色彩暗淡、质地凄清的词语。其次，其所选择的高频意象西风、残月、浊酒、大雁，说明了“悲秋”情感的表现有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缘于词中抒发了某种相同的思乡之感。这种思乡之感，教师可根据思乡的特征帮助学生建立起图式范式。马致远《秋思》：“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是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的思念，表达了羁旅行役者的悲凉感受。范仲淹《渔家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表现了戍守边疆的将士对故乡的深刻思念，表达了建功立业与思乡之苦的矛盾心态。范仲淹《苏幕遮》：“黯乡魂，追旅思”表达了词人萦绕不去的思乡之情，是对故乡昔日人事的追忆，难以释怀，不禁潸然泪下。杜甫《月夜忆从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抒发了杜甫战乱中兄弟离散，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通过描写故乡的月亮，倍增对家乡和弟弟的想念。李白《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描写了诗人漂泊他乡孤寂凄清之感，表现了眷念故乡之情，但淡淡的乡愁含而不露。思乡是古诗永恒的主题，但诗人的情感因为处境、身份等因素流露出不同的感受，在讲述“悲秋”词中，教师当举一反三，总结归纳，授人以渔。其次，我们还应抓住反映词句情感特征的关键词句。《相见欢》为“寂寞”、“许多愁”；《雨霖铃》为“无绪”、“无语凝噎”、“伤离别”；《秋思》为“断肠人在天涯”；《渔家傲》为“归无计”、“人不寐”、“征夫泪”；《苏幕遮》为“黯乡魂”、“愁肠”、“相思泪”；《长亭送别》为“总是离人泪”；《声声慢》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怎一个愁字”。“悲秋”有不同原因，词人或者伤离别，或者思故乡，或者忆往昔，或者叹如无根浮萍，其情感倾向十分鲜明，可归结为“悲”与“愁”。教师可进一步延伸，对其他类型诗歌作品进行总结。如“咏怀诗”、“闺怨诗”的情感倾向。最后为作品均显示出伤感的审美风格，这种对“悲”的表达使得作品的节奏舒缓而徘徊，难以消散。当然，除了《声声慢》开头的句子，其他词的节奏均为舒缓的。因而在朗读时，要引领学生体会句尾押韵之处的凄清、悲伤之感。
参考文献：
[1]皮连生.学与教的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莫雷.阅读与学习心理的认知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原名梁秉钧，1949年生，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岭南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创作有诗集《雷声与蝉鸣》、《博物馆》等十一卷。小说集有《养龙人师门》、《剪纸》、《岛和大陆》、《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布拉格的明信片》、《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小说《布拉格的明信片》及《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曾获第一届及第十一届中文文学双年奖。诗集《半途》获第四届中文文学双年奖。在内地出版的近作有《在柏林走路》、《也斯看香港》、《人间滋味》、《书与城市》、《香港文化拾论》等。
2013年1月5日，香港著名作家、学者也斯逝世，享年65岁。
写文章时，他是也斯。写诗时，他是梁秉钧。这是一位文学全才，既是岭南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也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法国大作家弗朗西斯·密西奥称：“也斯是一位探寻昔日传奇的作家和诗人。”香港著名作家叶辉说：“也斯写评论文字，常以散文的笔触、从感性的角度，对问题层层抽丝剥茧，用真实的感觉做出理性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语气的真挚和亲切，不硬套理论，不搬弄令人打瞌睡的术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认为：“也斯也正经八百地写过厚重的‘学院式’的批评论文，但我还是更爱读他那些随感式的富于诗的韵味的诗评。”梁秉钧的诗歌创作也为文化界公认，常常作为香港诗歌的代表人物与世界级诗人对话。
几年前，也斯患上癌症，他积极接受西医和中医的治疗，同时写作不断。香港著名小说家董启章深受也斯的影响，他的记忆中也斯为人乐观，提携后辈不遗余力：“除了香港，他也常常到外国去，交了很多朋友。听说他得了肺癌，大家都很担心。大家也很奇怪：他不抽烟，但为什么会有肺癌？”
2012年，也斯依然从容参加各类文学活动，是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
为中国诗人重新定位
也斯本名梁秉钧，小学时读遍家中由内地带到香港的五四作品。朱自清编的《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是他的新诗启蒙，他还喜欢朱自清、闻一多、周作人、李金发、徐志摩的作品。当时香港的旧书店老板曾用速印机翻印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诗集，为文艺青年青睐。梁秉钧就买过卞之琳、穆旦、李广田、王辛笛的诗集。他的舅舅到台湾读书后，又带回一些台湾的诗集，使他开始关注纪弦、痖弦。
就读浸会大学英文系时，梁秉钧开始研究现代诗。他回忆：“当时我很想理解外国的文学思潮。1960年代是一个压抑又躁动的年代，法国、美国有学生运动，中国内地有‘’。香港正迈向现代化，东西文化互相冲击。我在这都市成长，遇到的新事物想寻找对应的写法。但是‘五四文学’很少写到这种城市，所以我向法国、东欧、拉丁美洲的文学寻找参照。”
浸会大学毕业后，梁秉钧辗转任职多间报馆，熟悉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认识了许多传媒界、艺术界的朋友。他前后写了八年专栏，内容涉及书评、影评、艺术评论。1972年，梁秉钧和朋友合办《四季》杂志，第一期尝试做了加西尔·马尔克斯专辑。他找来一些朋友，通过英文、法文将《百年孤独》的第一章及马尔克斯的四五篇短篇翻译出来。第二期则做了博尔赫斯专辑。直到1982年，加西尔·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大陆、台湾才开始翻译其作品。梁秉钧说：“我们在香港比较早接触这些东西，也很想借鉴这种有热情也有艺术性、社会关怀的文学。”1978年，梁秉钧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养龙人师门》，尝试用魔幻写实手法写香港的都市面貌。
1978年，梁秉钧赴美攻读研究院，1984年获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梁秉钧发现比较文学涉及面很广，跟哲学、历史、艺术、电影等都有关系，而这些正跟他以前的工作紧密相关。写博士论文时，梁秉钧关心现代主义的问题。他本来想做的题目是研究美国诗人，例如庞德、盖瑞·施耐德受中国古典诗的影响，后来他发现美国学界研究诗歌的材料很多，反而是研究中国诗歌的材料很少。他认为中国新诗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一方面是战乱与政治的变幻，使文学家受到很多困扰，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作品。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文学跟英美奥登、庞德的现代主义完全不同，梁秉钧于是尝试用理论去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诗人重新定位。他认为：“闻一多对神话、《楚辞》、《诗经》很有见地，没有抛弃传统。周作人、鲁迅旧文学的功力深厚；到后一代的林庚，他的诗有不少旧诗词的痕迹。沈尹默、吴兴华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深。当时好像有一种非此即彼的观念，不是西化就是传统的，其实他们是做了调和的。所以，1940年代的新诗可能是最成熟的，没有表面化地跟传统对立，也没有表面化地抄袭和借鉴西方的东西，比较成熟地消化了两方面的东西。冯至、穆旦、郑敏、辛笛这些人的诗是比较成熟的，能看到1940年代的时代背景，但另一方面也注重诗的艺术性。”
梁秉钧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史丹福大学、哈佛大学的藏书中找到了很多材料，重新发现了一些诗人诗集，终写成论文《抗衡的美学：中国新诗的现代性：1937-1949》。同一阶段，他还完成了诗集《游诗》，这本诗集除了受当代美国后现代诗风的冲击外，也向40年代的诗人吴兴华与辛笛等致意。
写完论文回港任教后，梁秉钧仍然保持收集新诗材料的习惯。1987年到上海交流期间，他访问了孙大雨、罗洛、施蛰存、辛笛，同时继续寻找另外一些诗人的下落，如广州的梁宗岱、欧外鸥、李育中。他说：“我一直对香港和广州的关系很有兴趣。当年的诗人李育中、欧外鸥、林英强、侯汝华、刘火子，都跟香港有来往、他们办杂志，发表作品，或在港生活。以前有‘省港澳’之说，粤剧的戏班很自然在省港澳演出，当时没有海关，大家交流顺畅。”
研究南来文人的历史
也斯曾任教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后为香港岭南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课题，都跟社会现实有关。他说：“我在学院里面是没那么象牙塔的一个人。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我在报馆工作过，做过记者，我也试过通宵当新闻翻译，明白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所以不会只是在学院里高调地讲理论。”
近年，也斯尝试整理1949年之后南来一代文化人的历史：“当时很多文化人来香港之后，丰富了香港的文化，为香港带来一些正面的能量。”对于这些南来文化人，也斯如数家珍：“宋淇带着清华才子的才情，来到香港，在学院内外筹措；刘以鬯从上海来，有点继承了穆时英、施蛰存那种都市的、现代的风格，来到香港写作，在商业社会进退周旋；曹聚仁的杂文、古典文学、文史修养很好，他也做记者，有时候他写的东西，左右都不讨好，始终有点不得志；从上海来的叶灵凤，多写书话以及香港掌故；还有徐，从过去浪漫的《风萧萧》转到写小人物的《江湖行》以至后来较哲理性的小说；上海来的还有易文，他是一个导演，也是一位小说家，后来在邵氏、电懋等，拍了很多电影，也写了很多小说；还有费穆，来到香港成立龙马电影公司。”
从广州到香港的文化人也是也斯关注的对象：“力匡1950年代过来写诗和小说，是挺受重视的一个作者，也做编辑。他来香港后，写了一些怀乡的东西。他的小说也写得很好。后来他去了新加坡。写小说的还有齐桓、黄思骋等人。戏剧电影方面有李晨风、卢敦。”
也斯提出了“后殖民”的观念：“后殖民就是殖民时期结束之后的年代，这是时间上的划分。但是‘后殖民’还有一种意思，就是破解或反省的意思。其实殖民时期过了，大家是不是真的对殖民地带来的问题有一些反省和破解呢？这是第二层意思。这两层意思未必是同步的。殖民时期结束了，未必是我们所有人就立即能够去破解殖民带来的迷思、生活的形式、思想的方法。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是一个殖民之后的时期，但这个时期也不是很容易去面对、整理、思考的。在人的各种生活里面，殖民的影响可能还是存在的，未必能够有一种反省或者破解。我就是想写这种矛盾。”
也斯一生深爱香港的生活与文化。对“香港是文化沙漠”一说，他曾笑道：“在殖民时期，政府对文化方面特别不鼓励。投钱进去的行业是演艺，因为演艺可以是一种娱乐，娱乐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政治上、思想上的问题。1950年代的作家做了很多工作，对于今天也有参考作用，但是政府没有很好地整理，所以年轻一代也不认识这些东西。某方面来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也可以说它不是。沙漠，好像是说这个环境一直不是很鼓励文化上的发展，但是很奇怪的是，有很多人在这里做了很多事。如果有人愿意去整理，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值得看的东西。香港写稿的人可能是两栖动物，既写商业流行的小说，也写一些严肃的小说。沙漠也有仙人掌，有很多种不同的植物，如果不只是要求一种玫瑰花，那就可能有其他的植物，这些东西可能也是值得看的。”
热爱电影、旅行、饮食
除了诗歌，也斯热爱电影、旅行、饮食。1960年代，他还是中学生时，香港有一个电影协会，专门放映外国的艺术电影。当时的法国文化协会在每年三四月也会举办法国电影节，将最新的法国电影带过来。也斯由此看了很多法国电影、意大利新写实主义、德国电影。1970年写专栏之前，也斯已经在一些报纸杂志写影评了。他回忆：“当时电影对我们的冲击也很大，有些时候，我是通过看电影，才发现了不同的欧美文学。所以，电影给我带来一些不同的启发、不同的叙事方法，对我写诗和小说也有影响。比较文学跟跨媒体也有关系的，比较文学也有研究文学跟艺术、电影的关系。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也修读了很多电影课，以前用电影教书的时候，学生就比较容易进入它的世界，可以通过电影再介绍他们去看文学的作品，讲理论的东西。”
《读诗・陶渊明》是新思想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该书将书法作品图片与诗文解读相结合，虽然以“创新”作为新思想的主旨所在，但实为借用古人的人生态度来反观时代问题，通篇洋溢着作者对“道”“仁”等先秦哲人理念的观照，并不惜笔墨过度诠释靖节先生诗句来抒发文化信仰和文化传承的自我胸臆，让人不得不产生质疑：作为古典诗词的经典代表，曾被钟嵘、萧统、王国维、叶嘉莹等古今大家一致推崇的陶潜作品如何就变成了今人调侃古人、感慨人生的工具？
一、调侃式鉴赏，能否真正起到疏讲古诗词的作用
作为经过洗礼而流传至今的古典文学作品，思想与形式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其思想之深邃不可摆脱古汉语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具有语言韵律特点的诗歌，文言的表达更是进入其思想内涵的必然途径。从这个层面来说，新思想丛书对五四以来提倡白话文写作的文学革命宗旨持否定态度，认为五四仅仅是对晚清文风的批判，并非对封建礼教乃至更久以前文风的反思，这显然对五四以来思潮演变缺乏宏观的把握和认识。宗其名义为重新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来进行古代诗歌解读，实为宣扬道家、儒家思想中辩证、“仁”“义”等经世致用的生存理念。
我们说《大话西游》是《西游记》的戏仿，强调的是经典叙事文学作品被电影技术魔幻化处理、情节与角色性格被谐趣化对待，甚至是后现代式的颠覆与重写。所谓以佛法之名而上下求索、历经磨难百态的师徒三人，最后都在无厘头的情爱哲学和娱乐取经神圣感的哈哈镜中变为附属品。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无独有偶，《读诗・陶渊明》带着对古代文人精神调侃的情绪，以儒道哲学中“道”这一终极真理，在品读诗歌过程的同时装上了一面当代社会弱势群体心理状态的凸透镜。
全书出现“道”字多达140余次，遗憾的是却没有对“道”的内涵加以区别辨析，而是一“道”到底，真真把一个“道”字当作鉴赏陶诗的万能工具。例如，序言中强调“道统”认知的回归，基本属于对中国哲学中“道”的所有指向的涵盖，即点明全篇鉴赏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于对“道”的认识。在对《饮酒二十首・衰荣无定在》进行疏讲时，把本有天伦与人伦之分的“天道”与“人道”不加区分地对待，认为陶渊明的人文理想就在于天人合一。同时，文中“天道不亲”应为“天道无亲”此处为校对问题，其下句“常与善人”同出自《老子》，主要讲的是自然规律对于世间众生并无差别对待，但会青睐擅长遵循它的人。此处的“善”并非与“恶”相对，而是指善于假道，遵循规律的人。该书作者用来理解“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这两句本来讲的是规律既客观存在又存在交互变化，是作者看透世间运行规律，辩证对待世界的达观心态所在。
与此一脉相承的是对《饮酒二十首・积善云有报》的疏讲。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典故运用在本诗中，主要在凸显品德的传承与某种信仰的坚持。该书作者理解为“妥协才是人类最伟大的品质，它克制了欲望、控制了能力，使人类的精神获得了升华，这就是道德的力量”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对古文进行理解诠释，主要有注、疏和正义三种形式。其中“注”指对古书的注解，狭义的“注”只指注解，而广义的则包括传、笺等。“疏”相对“注”而言，是对“注”做进一步的解释。“正义”解释经传而得义之正者称为“正义”，“注”“疏”有时也可称为“正义”。例如，对老子《道德经》的各种评注、读记、注疏自先秦至元代恐怕已有近百种，更不用提当下对先秦诸子经典著作进行各种解读的出版物。
既然“疏”以“注”为基础，作为正式出版物至少应该有最基本的注出现在参考文献或者后记、索引等部分，本着对古文经典负责的态度让读者对诗文最基本的解释有所参照，但全书未找到一处参考的注解书目，实在令人遗憾。其名为疏讲，但实为以自我的方式在戏说古诗文的前世今生。
疏讲文字中除了强调道家哲学的世界观，还从另一个侧面隐含了作者对当下文化现象的感性体会，作为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色彩和关注问题的局限性。正如唐代孔颖达为《诗经》做注解时说：“关雎麟趾之话，是王者之风，文王之所教民也。” 《四库全书提要・诗集传》八卷有宋代朱熹的注解，“淑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太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实为“王者之风，后妃之德”这一有争议解释的出处。在《饮酒诗二十首・栖栖失群鸟》的解读中，作者的调侃时代意味凸显出来，除却第一段文字较忠实原作，余下部分成为借题发挥、倾泻思想洪水的洋洒文字。
该书作者以当代人认为搞茶艺、画室、读经是在振兴传统文化的文化现象为切入点，强调缺乏文化信仰才是文化传承的症结所在。以书画市场现状，强调文化产业和艺术市场在运行过程中对利益的过分追求，以及对文化信仰与职业操守的伤害，有意识做出反思却浅尝辄止，作为疏，离题太远，若作为专题讲座讲稿，却可以展开来谈生发出一个更加吸引人的主题。
《饮酒二十首・行止千万端》主要讲陶渊明认为身处政治混乱之中当隐居的想法，这一精神与孔子《论语・宪问》中所讲：“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有一致性。但遗憾的是该书作者并未一以贯之地坚持以儒、道哲学思想来品读陶渊明饮酒诗，而是在此单刀直入地讲起了艺术二元论，并认为“道二，仁与不仁而已”是在讲述艺术的标准一是向善、二是为恶，这显然在艺术样式日益多元，艺术批评标准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具有局限性。
二、图文相衬，图文关系处理应更尊重文体特点
在讨论文学经典名著出版这一话题时，经常会涉及插画、插图与文字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叙事性文学作品而言，本不是问题，在雕版印刷兴盛的明清，人们熟知的《忠义水浒全传》和《红楼梦》在木刻版画插图的映衬下，多了几分对时代风貌、人物生活情境的生动描绘，图画内容对应章回内容自然使章回小说成为更多市民阶层可阅读的通俗读物。在此问题上，史家自古有颇多肯定。南宋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在《通志略・图谱略》中曾特别强调十六类知识的古籍不可缺少图，即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历史演变、名物、书。同时认为，造成魏晋以后的学术不及夏、商、周以及汉代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图谱之学不传”[1]。史学家冯尔康认为：视觉史料解释历史具有许多优势。那么在古典叙事文学作品中的插图对研究当时的百姓生活、城市面貌、衣着服饰乃至伦理关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2]如此以来，《读诗》中插入大量书法作品，定有策划者之深刻意图。该书插入作品基本上属誊写原诗之作，因大部分为行草、多枯笔疾书，可与陶渊明本人洒脱又不失风骨的诗歌品位相映衬，尚且算不得图不对文，但有以读诗之名保存墨宝之嫌，从而印证了图文书中图的价值所在。
古人有“读画”一词，即所谓画中有诗，是鉴赏古画的一种说法，但诗不能看，只能读。《读诗・陶渊明》选用书法作品作为插图，而不是更多山水画对诗情意境的描绘，是在强化诵读诗歌的作用。陶渊明诗歌多五言，反复诵读方能体会出古诗的意蕴，若古典文学作品的出版不考虑文体特点，而仅仅从图书美观的角度出发插入大量插图，难免会舍本求末。
本书尽管有调侃古人，借古喻今之嫌，但在选图编图方面尚有可圈点之处。编辑在制作中原本在书中插入画作三幅，序言后的《陶渊明画像》宽衣博带、须髯飘逸，脚蹬谢公屐、右手执杖前行，一副逍遥洒脱的姿态，衣着装饰虽俭朴但神情并无舒展之意，由此可见画者心中的陶渊明还是有鲁迅所言的“金刚怒目”式存在的。以山峦、松柏做映衬，更是强调了古代文人的执着与信仰所在。其他两幅写意花鸟和写意人物，用笔致简，一幅在首一幅在尾本来具有提纲挈领作用，但可惜的是在编辑过程中被删除。中国文人对兰花特别喜爱，《易经》中记载：“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屈原在《离骚》中吟出“余既滋兰之九畹兮”，都用兰草来比喻高尚的君子，两千多年来，文人对兰花情有独钟。兰独具气清、色清、神清、韵清，是花中君子的象征。《尔雅》云：“菊， 治蔷也。” 治蔷，即今之秋菊。《礼记》曰：“季秋之月，菊有黄华。”《离骚》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九歌》曰：“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大凡抒写高洁的人格和孤芳自赏的情操，历代诗人莫不以屈氏为先导，借秋菊春花来比兴来托喻。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更是把古代的咏菊诗歌推向了另一个高峰。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后世诗歌更是将陶渊明的精神与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渊明何处饮，三径冷香中”（王十朋《菊》）;“爱花千古说渊明，肯把秋光不似春”（高翥《》）;“可怜陶靖节，共此一倾杯”（党怀英《西湖晚菊》）;“柴桑人去已千年”（元好问《野菊庄主闲公命作》） ;《饮酒二十首》开篇引文后的《兰菊双清图》可反映出对陶渊明其人的品评，亦能提升该书的文化品位，可惜的是此图后被删除甚是遗憾。
另一幅是作为全书总结性篇章《拟挽歌辞三首其三》之后的《孤独老人》。画作本是书法家本人的抒怀之作，创作时间应在初秋，自古文人伤秋、悲秋之作不在少数，此画本是画家本人对晚年日常生活的一种情思寄托，置于陶渊明对生死观思考颇深的诗歌后面，必有编者的特殊用意。只是陶诗多有“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的 苍凉之感，又有“亲戚或余悲”“托体同山阿”的悲壮感叹。而画家却在闲适中流露出晚年生活清心寡欲，顺其自然的平实心态。画作插入此处略显牵强，后被编辑删除，应是考虑到有图不对文之嫌。由此可见，图文意思相左的现象在出版界出现司空见惯，此书能够考虑到诗歌的文体特点，选用风格相衬的书法作品作为插图，实属用心良苦，虽在删减上有些遗憾，却对经典解读鉴赏类图书如何处理插图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三、古诗词鉴赏图书出版源源不断，利弊何在
以文学经典之名，省去版权、版税等诸多出版环节，如永远不会枯竭的可印刷母版一般，古诗词作品及其鉴赏类图书出版成为国内图书出版的一道家常菜。近五年在大陆出版的以陶渊明作品评注、鉴赏、有声书、原作插图本等形式出版的主要古诗词鉴赏图书逾300种，宋以来刻书业的兴盛，尤其是宋刻元代递修本的出现，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来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图书印刷和出版的兴盛，才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从文化传承角度来讲，古诗词作品被多次印刷出版实在是一件幸事。但从出版质量和对古诗词本身的理解和鉴赏方面来说，是否存在对读者误导、诱导的可能，或者编者费尽心力，希望有全新的解读呈现给读者，却事与愿违？甚至现代图书出版依然存在脱讹不足、校对不严、标引不准确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有效信息的传达？
我们评价古籍善本，一是要接近原作本身，二是要精勘精校精审，这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其次才是精神思想层面的深度与广度。之于现代图书出版而言，尤其是对已流传千年的古诗词的鉴赏与出版，是否更应当以负责任的态度、贴近原著的忠实解读为基础，来生发对古典文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怀？中华书局出版的袁行霈的《陶渊明诗》评注，台北出版的叶嘉莹《好诗共欣赏：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讲录》《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讲录》都是近年来涌现出的编辑制作精良的古诗词鉴赏类图书。此外，由中国书法家协会牵头举办的全国首届陶渊明奖书法作品展也是以一种忠于诗歌审美情趣，旨在弘扬古诗词魅力的有益之举。
《读诗・陶渊明》在对原诗调侃式、个人化的解读中原本怀着对释道文化的崇敬，并想借此方式实现传统哲学思想的现代突围，由此引发我们对当下古诗词鉴赏类图书出版的思考，但这种通过品读来试图对古典诗歌注解进行二次创作的方式是否利于读者欣赏古典诗歌，并从中有所感悟与体会，恐怕只能交给我们的读者去判定。
注释
[1]梁红：《从郑樵〈图谱略〉透视其文献内涵及作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10。
一方面，学生对古代诗歌没有兴趣，学习热情不高，复习就是背术语套路，一到考试，不知所云；另一方面，教师难以创新教学模式，逐篇逐句，内容手法技巧，讲得辛苦，学生鉴赏分析能力却不见提高。
问题出在哪里？可能既有古诗词年代久远，不易读懂的自身因素，也有教材篇目设计缺乏新意、提示设问简单粗糙的客观原因，更有师生教与学的主观原因。
对教师而言，诗歌教学通常采用“写作背景――身世经历――诗歌大意――关键诗句――思想感情――手法技巧――语言特色”这种典型的传统讲解模式。这种模式固然操作性强，层次分明，但往往不注重诗体特点，重理性而轻意境，偏离审美而重讲思想意义，烦琐分析，将一首意境优美，意蕴丰富的诗作，变成了单调、平淡的词句的堆砌。这种教学枯燥无味，平铺直叙，忽视了学生作为审美主体的感悟，学生也基本成了麻木的听众。
对学生而言，很多学生认为古诗词艰深难懂，有严重的畏难情绪，主动鉴赏品味的意识较差，因为长期依靠老师的讲解，形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惰性；学生不能够调动积累，不能静下心来思考品味，浮躁与懒惰决定了疏浅与粗陋。高考的压力，以及对功利的追求，诗词学习不见审美，只为考试。
如何破解这种困局呢？
一、让学生从战略高度认识古诗词鉴赏的意义和价值
1.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个人饱读诗书，就会有学问，有修养，自然而然就会拥有一种非凡的气度。读诗，能使得燥热的心变得宁静；读诗，能使得枯寂的心变得湿润，能使得贫瘠的变得丰富；读诗，能使得平庸的人变得多姿多彩。现代人，想要性情淡定平和，谈吐幽默风趣，气质优雅不凡。必然少不了来自古代诗词的熏陶。而且，“腹有诗书”是干大事业的必备要求。我们做不了诗人，至少也要具有诗人般的气质。
2.营造心灵的家园 由于商品文化大潮的猛烈冲击，人们的精神生活正日趋贫乏和苍白，只图感官刺激，只知急功近利，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变得相当的浮躁、粗俗、苍白的。人总是要有精神的。阅读优秀的古典诗文，就是一剂颇具功效营养丰富的精神良药。走进唐诗宋词，从此不再孤寂。吟吟唐诗，读读宋词，走进那美妙至极的景致，沧桑无比的历史和精彩绝伦的文字汇成的世界，心灵便找到了一个永久的家园。
3.着眼眼前，让学生明了古诗词在考场上的战略意义 古诗词鉴赏高考必考，加之名句名篇默写，分值达13分之多。因为考查难度达到E级，故而是语文科考分拉开差距的关键环节。不仅如此，学用的古诗词还可用于作文。既丰富文章内容，增添文化底蕴，又使文章语言洗练，文采斐然。
长于引用化用古诗词的作者写出的文字往往会让我们感受到古典文化的魅力，感受到它对于作文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古诗词的作用还不仅于此，研读古诗词犹如研究数学一样，从未知到已知，从推想到求证，有一种探究的快乐，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乐在其中，缓解压力。
二、丰富、创新教学手段，以生为本
1.加强朗读 诗歌是感情高度凝结的文体，必须以读者细腻的体味来感受作者所表达的情感。因此，教师需要给学生以足够的时间去咀嚼、品味诗歌，而朗读恰恰是捕捉诗歌所表现的微妙情感变化的一种良好方法。“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诗歌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只有在朗读中，才能充分感受诗歌的韵味；只有在朗读中，才能使学生有效赏析和理解诗歌。
2.适当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诗歌的美是通过意境的渲染和营造来得以展现的，那么，教师就要十分重视引导学生体味意境带来的情景交融的境界。古典诗歌所特有的含蓄、意境和美感，是一种主观感受的过程。这一特点给诗歌鉴赏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适时、恰当地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可以充分地将文本、图像、动画、声音等有机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可以全方位、多层次地获取诗歌的意境，有效地弥补常规教学的不足，调动学生所有的感觉器官，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特定的氛围中，实现以声传情，以形传意，寓教于乐的教学效果。因此，合理地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可以优化诗歌教学过程。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的音画之美进行新课导入或播放范读，从而将课堂学诗氛围营造得更浓。
3.注重比较阅读 对同类题材或内容情感相似或表现手法相同相近的诗歌，作比较分析，如辛弃疾《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与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崔护《题都城南庄》与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对比观察分析，既可激发探究欲，又可丰富课堂容量，还可温故知新，加深印象。
4.让学生“动”起来，促其思索，促其想象，促其讨论，促其探究 可以不定期举办古典诗歌朗诵比赛，可以让学生为诗配乐，为诗配画，课堂展示交流；可以让优秀学生课堂上讲析作品，也可以让学生自主设计诗歌鉴赏题目及答案，课堂上交流展示；更可以给出一些题目，如《谈李清照后期的创作》、《李白诗中“月”的意象》、《谈咏史怀古诗的鉴赏》、《如何把握诗词作品的主题思想》、《谈对比手法在诗词中的运用》，让学生以小组合作探究的形式完成小论文。以上种种方式，核心就是让学生化被动为主动，有事可做，不仅是关注作品，而且能拓展思维，有效提高学生诗词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