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4 05:38:51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G-L指数Bruelhart指数
一、引言
产业内贸易理论（Intra-industry Trade，简称IIT）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Krugman和Help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新贸易理论。它基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于解释现代国际贸易现象的局限性，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基础上，探讨了同一产业内差异性产品的国际贸易现象。产业内贸易作为一个国家同时进口和出口同一产业内产品的贸易活动，是衡量产业竞争力和国民福利的重要指标。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产业内贸易是由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性、需求多元化和国际投资引起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及其实证分析是近20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文献综述
最早的有关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研究是Verdoorm(1960)在对“荷比卢经济同盟”集团内贸易格局变化的研究中发现这三个国家专业化分工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的不同分支之间。之后Balassa(1966)在对欧共体制成品贸易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制成品贸易的增长大部分发生在以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ITC)体系划分的商品组内，而不是在商品组之间。Grubel and Lloyd (1975)出版的《产业内贸易:差别化产品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度量》是一部最早的有关产业内贸易的专著，其在Balassa(1966)的公式基础上提出的测量IIT指数的公式，简称G-L公式，到现在还是国内计算IIT指数的主要公式。Marius Brülhart(1994)在G-L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边际产业内贸易的概念(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简称MIIT)，并提出了测算MIIT的公式。
在实证方面，在Toh(1982)和Greenaway and Milner(1984)的研究结果中，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在Marvel and Ray(1987)和Clark(1993)的研究结果中，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正。Sharma(2000)对澳大利亚的产业内贸易模型和决定因素进行了探讨，得出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对产业内贸易具有正面影响的结论。
由于产业内贸易最开始出现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晚。在我国国内，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主要从90年代开始。周戈、任若恩（1999）分析了中国的产业内贸易现状，得出中国产业内贸易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认为增加产品多样性和寻求规模经济是增强中国产品竞争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徐娅玮（2001）通过对时间序列对中国整体产业内贸易发展进行了回归分析，认为规模经济对中国产业内贸易影响不大。马剑飞、朱红磊、许罗丹（2002）的通过跨行业的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同样发现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影响不大，外商进入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负。陈迅、李维、王珍（2004）的跨行业截面数据实证分析指出，外资引入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有明显的阻碍作用，规模经济则表现出较好的正相关性，不过影响系数较小。以上的研究都是基于G-L公式计算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该指数是测度产业内贸易的一个静态指标，因此只适合于某一个单一时期；其次，该指数在存在贸易不平衡时难以正确反映产业内贸易水平，即会出现“高G-L指数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情况。国内目前用Brülhart的MIIT指标计算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文章较少，朱允卫（2005）用G-L指标和MIIT指标对中泰1996-2003期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做了比较研究。陆文聪、梅燕（2005）用G-L指标和MIIT指标对中国与欧盟1996-2002年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做了比较研究。而对于用G-L指标和MIIT指标对影响中国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做静态和动态的比较回归分析目前仍是空白。本文旨在此方面做一些简单分析。
三、研究方法
1、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
该指数由Grubel和Lloyd于1975年提出，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测度产业内贸易的方法。标准的Grubel-Lloyd指数(简称G- L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GLi表示第i类产品一定时期的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Xi和Mi分别代表第i类产品的出口值和进口值;i为从0到9的整数， GLi的取值为:0≤GLi≤1，当GLi= 0时，即有Xi = 0 或Mi = 0 ，表明该类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间贸易; GLi= 1时，即有Xi = Mi ，表明该类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内贸易。而衡量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的G- L指数是:
2. Bruelhart 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由于G-L指数在存在贸易不平衡时难以正确反映产业内贸易水平，即G-L指数无法衡量出某一产业进口的增加(或减少)与出口的减少(或增加)之间的关系，若某个产业某年进口的增加量(或减少量)与出口的减少量或(增加量)相等，则G-L指数算出的IIT指数是不变的，而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此，会出现“高G-L指数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情况，不能反映出时间序列的变化，是一个静态的指标。Bruelhart于1994年用边际的概念在G-L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用以测量一定时间跨度的以贸易变量计算的产业内贸易指数(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 index)，简称MITT其公式为：
四、实证分析
1、数据说明：
1992-2005年各分类进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中以《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定标准(STIC REV.3)为基础统计的一位数分类层次上的统计数据。1980-1991年的各分类的进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2005年的以1990年为基年美元表示的中国GDP数据、1983-2005年GDP价格指数(1990=100)的数据同样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库，而1983-2005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本文中，用FDI除以GDP价格指数(1990=100)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用FDII表示。
2、用G-L指数的计算结果与静态回归分析
用公式(1)及各分类的进出口数据算出的我国各分类的GL指数和综合指数见表1，指数为百分比形式。
表1 1980-2005年我国按1位数STIC REV.3分类计算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可以看出我国的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略低于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且除了(1)饮料及烟类和(3)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类之外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工业制成品除了(7)机械及运输设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之外，其余则基本保持平稳 。整体的GL波动也较为平稳，这也说明了用G-L公式计算的IIT指数并不能较好的反应进出口的波动性，存在一定的计量缺陷。现用GL和GDP、FDII做回归分析。
(1) 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表2 ADF检验
(2) 建立二元回归模型：
GL=59.14861+0.00017DGDP-0.136881DFDII-0.071741DFDII(-2)
(27.05)
(4.89)
(-3.84)
(-1.98)
F-statistic=10.28328，Prob=0.000627，R2=0.672845，Adjusted
R2=0.607414，D-W=1..445528，LM(1)=0.258487，Prob= 0.611161，LM(2)=0.384872，Prob=0.824947，可见不存在序列自相关性，White检验nR2=6.675790，Prob=0.351873，可见也不存在异方差现象。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GDP的增长对IIT指数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但影响系数较小。FDI的增长对IIT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有滞后的负效应。这一点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
3、用Bruelhart指数计算与动态回归分析
用公式(3)结合原始数据测算MIIT指数，结果见表3，指数为百分比形式。
表3 1981-2005年我国按1位数STIC REV.3分类计算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可以看出MIIT各指数的波动性明显变大，初级产品（0-4）虽然波动性变大，但各产业MIIT指数并没有明显上升的现象，而工业制成品（5-9）在波动性变大的同时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整体的MIIT指数有缓慢的上升趋势。可见MIIT指数从边际进出口的角度分析，更适合做动态的时间序列分析。下面用MIIT结合GDP和FDI做回归分析。
(1) 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2) 回归分析
MIIT=31.15036-0.352952DFDII+0.000764DGDP-0.000427DGDP
(3.69) (-2.79) (3.83) (-1.68)(-2)-0.228829DFDII(-3)
(-1.98)
F-statistic=6.585608，Prob=0.004005，R2=0.669568，Adjusted R2=0.567897 ， D-W=2.014364， LM(2)=0.629206，Prob=0.730079，可见不存在序列自相关系，White检验nR2=9.129957，Prob=0.331452，可见也不存在异方差现象。该回归方程关于FDI得出了与前面相似的结论，不同点是GDP的增长对MIIT有滞后的负面影响，且其影响系数大于当期GDP增长的正的影响系数。
五、结论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虽然综合的IIT指数和MIIT指数比起改革开放前都有一定的提高，但从各产业MIIT指数的变化情况看，我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并不稳定，起落较大，且初级产品的MIIT相对较低。回归结果更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内贸易水平从长期看是负相关的，这也证明的新贸易理论关于产业内贸易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观点。相比较而言，我国经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造成了我国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的现象，也说明了我国现阶段的贸易主要集中于产业间贸易，即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还是依赖于比较优势。而FDI与产业内贸易显著负相关，说明了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替代性的产业间贸易。90年代以来，外商的大量涌入，主要是为了利用我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且其中有大部分商品就地销售，挖掘了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我国应加大对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力度，加大科研投入，增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积极探索从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途径，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
参考文献
[1]Balassa，B(1966)，European Integr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3.
[2]Dixit， A. and Stiglitz， J. E. (1977) ，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7.
[3]Greenaway， David and Chris Milner(1984):“A Cross Section Analysis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n the U.K.”.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25，pp.319-44.
[4]Grubel ， H，G. and Lloyd， P. J. (1975)， Intra-industry Trade: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Macmillan， London.
[5]Helpman，E.(1981)， “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Economies of Scale an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11， pp.305-40.
[6]Krugman，P.(1979)， “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9.
[7]Marius Brülhart（1994）， “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 Measurement and Relevance for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vol. 130， pp. 600-13.
[8]周戈、任若恩：《中国产业内贸易现状及制造业的竞争力》，《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6期。
[9]徐娅玮：《中国产业内贸易的现状与成因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1年第12期。
[10]马剑习、朱红磊、许罗丹：《对中国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2年第9期。
[11]陈迅、李维、王珍：《我国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12]朱允：《中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7期。
[13]陆文聪、海燕：《中国与欧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12期。
[14]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
一、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与我国国际收支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是指一家跨论文联盟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之间以及国外子公司之间在产品、技术和服务等方面的交易活动,交易行动主体归根到底是同一所有者,不同国家两个经济实体的交易结果会影响两国的国际收支,但内部贸易交易价格是公司内部自定的,交易方式和动机服从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于跨国公司自身而言,有着独特的利益优势,如利用转移定价可获取高额利润,通过母子公司间技术内部贸易,增强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中的技术垄断地位与竞争优势,通过内部贸易可以调拨资金,有效保证特定产品的生产与原材料、产成品的供销优势。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也给我国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通过转移定价形式的内部贸易侵吞了我国的经济利益;垄断先进技术使我国招商引资的初衷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降低了其与我国上游企业、下游企业的关联效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际收支的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居民(resident)与非居民(non-resident)之间全部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特别强调了居民与非居民,目的是全面反映构成国际收支的内容,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国际收支反映了一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对外贸易状况、对外开放程度,也反映了其在一定时期内部发展情况及其趋势,现在国际收支往往是一国制定经济政策尤其是贸易政策的依据。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收支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地位不断提高,国际收支构成变化显著,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追求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某一年度的短期平衡,而重要的是中长期(如2-3年,3-5年)内保持的国际收支动态平衡。然而,结合近几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可以看出,我国表现为长期国际收支顺差失衡,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当前我国国际收支顺差式失衡问题依然突出。
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影响的原因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表现为不同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属于国际收支计入范畴,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影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我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与引资的"双增长"促进了贸易的飞速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蔓延,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急剧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都有很大突破,跨国公司交易中涉及中国的交易比重年年攀升。在200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下降13.5%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投资增长了111%,达到559亿美元,对外投资与吸收外资的比例已升为 1:2,实现了"双增长"。
(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占跨国公司贸易总额比重持续走高。2003年全球最大的财务咨询公司之一安永对 22个国家的641家母公司和200家子公司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以转让定价为代表的内部贸易占跨国公司的贸易比重升高至73%,内部贸易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乃至全部经济贸易中的主要贸易种类。
(三)内部贸易中多样化贸易形式深入国际收支的构成内容中。内部贸易涵盖商品、劳务、技术、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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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样化的有形无形贸易形式,而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也包括货物、服务,收益,经常转移项目等,资本金融项目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等,可见内部贸易中的各种交易形式均在国际收支中充分体现,这种影响深入而广泛。
(四)我国的出口加工制造地位决定论文联盟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成为跨国公司在华贸易潜在主要形式,其变化与国际收支状况休息相关。为获取和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跨国公司大多将子公司设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子公司相当于公司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中国正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加工、初级制造基地,跨国公司纷纷选择中国为其投资对象,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内部贸易量无论从数量、规模、空间上看都极其巨大,这与国际收支状况有密切的联系。
三、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的具体影响
(一)有利于进出口贸易量增加,但实际贸易增加额远小于理论增加额
虽然大部分跨国公司出于避税的原因不愿把内部贸易数据公布于众,官方从海关或其他进出口贸易管理单位得到的统计结果也无法分辨出哪些属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相关机构预估其比重占70%-80%,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转移价格为代表的内部贸易从发生次数、贸易额、贸易量等每年都在急速上升,这无疑有利于我国进出口贸易量的增加和贸易额的增长,反映出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转移定价出于跨国公司内部考虑,往往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加之中国是加工贸易基地、初级产品制造大国,生产利益往往流入发达国家,因此实际增加的贸易额比正常价格交易增加的贸易额小得多。
(二)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
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的突出贡献不仅在于它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而且改变了国际贸易的结构,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
1.内部贸易促进了资本的国际流动
从资本输出的角度看,假如中国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则母公司在中国,子公司在国外,母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使外流资本的收益增加(否则这些资本不会投到国外去),也使留在国内的资本变得相对稀缺,平均收益上升。对于中国劳动者而言,本国资本外流会减少他们的工作机会,使本国劳动力平均工资下降,资本输出会使中国劳动力利益受损。但是,从整体上看,资本的收益会大于劳动力的损失,整个社会从资本流动中获得净收益。从资本输入国的角度看,假设我国为外商投资对象,子公司设在我国,则得益的主要是我国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使就业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收益增加。另一方面,外来资本流入会使国内原有资本收益率下降,假设不考虑资本流入的外部效应(如引进外资同时也引进了先进技术,使本国为开发资源或闲置劳动力充分利用),引进外资给本国劳动力带来的收益也会超过本国资本的损失。因此,资本的国际流动使资本输入国也获得净收益。
2.内部贸易促进了技术的国际转移
跨国公司往往在生产、获得、掌握和组织技术性资源方面有突出优势,内部贸易带来的技术的直接转移对我国技术创新发展、生产水平提高有显著贡献,同时带来技术外溢效果,其形式主要有示范和模仿效应,联系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
(三)对国际收支平衡表各项目的影响
1.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货物""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以及"投资收益"这三个账户的影响上。从表1可以看出,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货物贸易顺差的猛增,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大。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导力量。
表1(资料来源:据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2000-2009年整理)
从直接的数据来看,跨国公司对中国国际收支的效应在2004年以前都表现为负,但这仅仅是显性效应,实际上,跨国公司的进入,还通过进口替代、提升中国出口的结构、促进国内相关联企业的竞争能力等方面给中国带来了不少有利于中国国际收支的隐形效应。这些隐形效应虽然不能通过数据直观地为我们所看到,但却对中国的国际收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应该在有利的显性效应、隐形效应下,因势利导,促进我国国际收支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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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直接投资项目上,贷方表示每年新增的直接投资,借方表示跨国公司每年从中国的撤资额。由表论文联盟2中的数据可知,中国fdi基本逐年递增,到2008年中国fdi差额达到了1448亿美元。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投资额相对较小,这导致了中国"直接投资账户"的长期顺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也使得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在2004年达到1106.60亿美元顺差的顶峰后开始迅速减少,并在2009年再创新高,预计未来的发展会更有利。
从表2中我们还观察到,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差额占资本和金融项目总差额的比重都超过了100%,在2006年甚至超过了1000%。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账户不仅完全抵消了其他账户产生的逆差,而且还令整个资本和金融项目呈现大额顺差。可以说,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是中国近些年来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可见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国际收支影响之大。
(四)对国际收支呈现的变化的影响
原本国际收支反映出来的变化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而仅成为国际收支表象反映,要探究国际收支内在真实的资本流动或贸易交易需要把一国国际收支状况与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结合起来衡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1.一国的国际收支的顺差还是逆差已不能反映该国在贸易中是否"绝对获利"或"绝对失利"。近年来,不少发达国家紧紧抓住中国贸易长期顺差的现象,不断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使我国贸易频频受挫,部分行业的贸易状况在迅增与疲软间徘徊,不利于中国产业发展。但究竟中国一方在贸易中是否真的"顺差"并获取利益,中国是否在频发的贸易争端中早已失去贸易优势,如何真正全面科学的衡量一国国际收支真实状况等问题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值得深思。
2.由于内部贸易是跨国公司内部行为,因此外界无法准确得到内部贸易的具体统计结果与实现效果,但其存在与作用不可估量,因此国家外汇管理局、税务总局、商务部等职能部门可以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管与年终审核,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大致情况或趋势考虑以适当的方式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或附表、附注中,以澄清国际收支过大的顺差或逆差原因,防止国际社会无端揣测或担忧。
3.内部贸易的转移价格往往为标准成本,低于正常市场价格,因此内部贸易的大规模存在会造成出口创汇率、出口盈亏率、出口换汇成本、贸易依存度等贸易指标结果出现偏差,不利于战略决策或贸易促进改善,因此应尽量剔除内部贸易造成的非系统误差,新的贸易评价指标体系亟待形成完善。
四、中国面对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对策与思路
(一)加强对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监管。树立利用外资的标准是引进外资的质量、效益而非外资数量的观念,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定,加强税收征管,建立监督征管体系,健全我国相应的法律法规或制度规范来限制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行为及内部贸易、转移定价避税等,维护我国经济利益。
(二)鼓励本土企业加大技术研发与创新,利用国内竞争机制迫使跨国公司转移技术和技术合作,"技术本土化""管理本土化"趋势可降低内部贸易发生机会。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发展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1
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路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 世纪的英国，完成于20 世纪30 年代。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这些理论为古典贸易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绝对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如果其中一个国家对一种商品具有绝对的成本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对另外一种产品拥有绝对的成本优势，则这两个国家可以利用本国的优势，分别开展这两种产品的生产，并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这两种商品的交换，满足各自的需求，并都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绝对优势理论要求从事某种商品生产的国家对此商品生产具有绝对优势，否则不能从事此项商品的生产，也就不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而很多国家并不具备这一绝对优势。李嘉图将绝对优势理论进一步完善，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且这些国家生产商品也不一定非要具备绝对优势，这些国家应该集中力量生产那些相对利益较大或相对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满足自身的需要，并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优取重，两劣取轻”。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是对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完善，共同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商品的生产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要素，而且假定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是固定不变的。
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使各国生产商品时投入的成本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商品的价格差异，进而各国进行商品交换，产生了国际贸易。要素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
二、新现象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以及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国际贸易进入了空前发展的趋势。但是战后的贸易模式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并不相符合。这与经典贸易模型所预测的结果并不一致。美籍学者瓦西里·里昂惕夫对模型进行验证后，发现美国的贸易与H-O理论不符合，这一结果的产生推动了战后一系列贸易理论的诞生。战后的贸易新现象也得以诠释。战后的贸易理论也在不断解释新现象和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当代国际贸易中出现了下列新现象，对贸易理论构成了挑战。
1.发达国家间“水平贸易”的发展
遵循传统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国际贸易应该以垂直贸易为主，并且应该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开展国际贸易。但是，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核心地位。而且，这种地位始终保持不变，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这一贸易现象。
2.制造业的内部贸易形成与发展
具备规模经济特征的制造业，在战后其内部的国际分工变得愈加精细化。而且出现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因此，其内部贸易的发展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因此，传统的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贸易理论面对这同一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也束手无策。
3.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已经逐渐从垂直分工的层面转向水平分工的方向。甚至出现了网络分工的新形势。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具备产业链细分的特征，在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影响下，制造业国际转移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公司内部的贸易开展迅速上升。而这一增长对于传统贸易理论来讲也是具有一定的挑战，其宏观研究的传统理论难以解释这一内部贸易增长的现象。
4.区域集团内部贸易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源于20世纪50年代与70年代之间，形成了第一次发展的浪潮。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掀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高潮。几乎一半以上的全球贸易都产生在各个区域集团的内部。因此，面对这一区域范围内部贸易量的提升，仅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诠释其原因。
三、国际贸易新现象的诠释
针对上述的国际贸易新现象提出的挑战，基辛、凯南、格鲁伯、费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展开深入地研究，进而提出了新要素贸易理论，将原有的生产要素定义范围加以扩大，人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加入考虑的范畴内，并且充分分析资本和劳动以外要素的功能，从而构建各自的假说条件，进而形成相应的理论。其中，林德首次从需求方面探讨贸易的原因，得出了偏好相似理论。并且提出影响需求结构的首要原因就是收入水平。这些理论对发达国家的水平贸易做出了详细的诠释。此外保罗·克鲁格曼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不变的假设，进而提出了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主要原因的观点，很好地解释了国际贸易大量发生在同类产业内部的现象。他的研究结果成功地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而进入到20世纪90年，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再次出现促进了跨国公司内贸易理论以及产品内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才国伟,舒元.我国对外贸易与世界技术扩散[J].国际贸易问题,2009(11).
关键词：金融发展；国际贸易；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7-0070-04
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HO)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认为，要素禀赋、技术和规-模经济是比较优势的来源，并以此决定两国的贸易流。而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对国际贸易模式有重要影响。Kletzer & Bardhan(1987)加入金融因素后的HO模型表明，金融领域的发展给一个国家更依赖于外部融资的产业带来比较优势。因此，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也是比较优势的一个来源。沿着这一思路，许多学者近年来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证探索，获得了更加稳健的证据。
一、金融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Kletzer & Bardhan(1987)分析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的融资功能。他们认为信贷限制较低的国家会专业化于使用外部融资的产业，而信贷市场限制较高的国家要么面临更高的外部融资成本，要么面临信贷配给，因此将专业化于不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Baldwin(1989)第一个建立了金融市场是比较优势来源的模型，他证明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经济更容易分散需求冲击的风险，生产风险产品的企业面临更低的风险溢价和更低的边际成本，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能更好地分散专业生产风险商品的风险。Rajan & Zingales(1998)认为在金融发展水平非常低的国家，外部融资的成本非常高，使用更高比例外部融资的公司也必须承担更高的借款成本。Levine等(2000)认为，金融发展能使资金更好地分配和减少信息不对称，这会导致外部融资成本的减少。不同国家之间的公司特点在信贷限制上也会产生信息不对称。他发现在OECD国家，金融领域对产业专业化的影响大于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差异。Beck(2002)利用56个国家36个产业的数据，发现在1980～1990年期间，使用更多外部资金的产业的平均出口额在金融发达国家更高。Manova(2005)也认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贸易量有正的影响，特别是那些高度依赖于外部资金的产业中的公司。此外，他还认为在本国金融发展的任何水平上，自由化都提高了外部资本的可得性，自由化对贸易结构的影响进一步提供了金融发展独立于其他制度的证据。
二、固定成本融资和流动性限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固定成本融资对贸易的影响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的存在很久以来就被国际贸易的文献所认可。公司融资研究表明，对那些无形资产或者难以观察的资产，以及公司或者个人特定型资产进行投资的融资问题特别严重。Roberts & Tybout(1997)发现，一个公司的当前出口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以前的出口经验。他们在哥伦比亚公司的样本中发现，以前的出口经验提高出口的概率达到60％。他们由此推断沉没成本在公司的出口决策中必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Bernard & Wagner(2001)对德国的研究以及Bernard & Jensen(2004)对美国的研究以及Becker & Greenberg(2004)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包含了前期成本和金融摩擦的出口模型中，Becker & Greenberg(2004)用双边贸易数据证明更发达的金融系统与更高的出口相联系，特别是在固定成本很大时，金融发展对出口的边际效应更高。
(二)流动性限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虑了异质公司的新贸易模型认为，如果国内公司的生产力达到了临界水平，这个国家将出口商品给潜在的贸易伙伴，这样他们能获得正利润。除了生产力问题，流动性资金的限制也可能影响公司的进人决定。有大量研究流动性限制对公司重要性的文献，Gemer & Gilchrist(1994)指出，当货币紧缩时，小公司的生产缩短，这是流动性限制重要性的进一步证据。Campa & Shaver(2001)使用了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制造公司的面板数据，发现出口商受到的流动性限制比非出口商少，也发现出口商的现金流也比非出口商稳定。他们认为正是国外销售的所提供的稳定现金流放松了出口商的流动性限制，而不是反过来。但Chaney(2005)通过一个具有流动性限制的垄断竞争模型认为因果关系与之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一些公司面临了更少的流动性限制这才使得他们能出口，而不是反过来。在流动性受到广泛限制的经济中，或者外部资金成本很高的经济中，公司将不具有足够的生产力进人出口市场。
三、融资方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融资贷款对贸易的影响大约一半的世界贸易是通过信贷进行的，供应商通过交易双方的商业银行给外国买家贸易融资贷款。对买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买家，来源于国外供应商的贸易融资贷款是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Jinjarak(2004)用美国4位数产业的数据证明融资成本决定了国贸模式。对于每一个产业来说，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影响的传递率与产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和贸易贷款使用正相关。此外他使用美国商业银行和七国集团债券的贸易融资贷款的数据，发现贸易融资贷款的数量与总进口额、进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以及银行债权额正相关，在系统性银行危机期间，融资成本和国贸模式的关系也依赖于贷款安排(比如贷款期限)、商业银行规模(是否是货币中心，是大还是小)以及债权人的种类(是商业银行还是官方银行)。
(二)债务融资对贸易的影响当一个政府向外国借钱时，他可能会拖欠偿还本金和利息。在债务的主流模型中，借款人通过把债务和贸易限制联系起来以威慑拖欠行为。特别是他们使用贸易限制和其他商业限制来强迫这些国家支付债务，对拖欠国施加贸易限制是债务文献中最经典的惩罚。但Joshua Aizenman(1991)指出，在本国债务危机和其他金融扰动期间，贸易依赖度较高的产业的外部融资可能会比较有保障，这将减少债务国的经济混乱和提高他们未来的支付能力。Jeremy I.Bulow(2002)指出，债务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培养贸易和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最大化资本流。Tomz(2004)研究了19和20世纪债权――债务关系连接的重要性，他发现没有明确的或者隐含的证据表明国际债务的拖欠会引起贸易制裁。Jinjarak(2004)也强调了为了解决国际债务问题，除了借入国和债权国讨价还价能力之外，金融政策不能与贸易政策相分离。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认为不仅需要认识到各国融资成本和债务状况不同，还必须理解经济中不同部门贸易和金融的联系。
四、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汇率波动对国家贸易具有负面影响Arize(1996)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八个欧洲经济体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不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实际汇率波动的增加对于样本国家的出口需求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不论这些国家是否是ERM(Exchange Rate Mechanism)成员国。Doroodian(1999)运用(G)ARCH模型分析印度、韩国和马来西亚的数据表明，汇率的不确定性对贸易量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Barkoulas，Baum & Caglayan(2002)的研究发现，源自于微观结构冲击和基本因素的汇率不确定性减少了贸易流的变动，然而和政策创新的噪音信号相联系的汇率不确定性却增加了贸易流的变动。Baak & Listrijono(2003)运用重力模型分析了东盟1990-2002年的数据，结论是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有负面的影响。但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影响减弱。
(二)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明显Cotur(1985)发现几乎没有证据支持汇率波动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Gagnon(1993)模拟了有调整成本的动态最大化模型，得出了相似的结论。Kor & Lastrapes(1989)运用VAR模型发现汇率波动只解释了进出口的一小部分变化。Brada和Wei(1993)运用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发现即使汇率波动减少了贸易，和受限制的商业政策相比，其效应要小得多。Ruhl(2003)认为高频率的汇率波动只会引发贸易粗放边际的微弱调节，这解释了为什么汇率波动对贸易流动影响如此小，而对关税和配额的变化却如此大。
(三)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具有正的影响Koray ＆ Lastrapes(1983)使用(G)ARCH模型发现汇率波动的增加可能和国际贸易的增加相联系。Assery & Peel(1991)使用了误差修正模型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McKenzie和Brooks(1997)发现了美国和德国进出口和汇率波动有着正的和显著的联系。Chaney(2005)研究了存在流动性限制情况下贸易的粗放边际。他认为当汇率升水时，一些现存的出口公司在国外市场失去竞争优势，停止出口；但同时，以外币表示的本国资产价值提高，那些受到流动性限制的公司开始出口。在一些情况下，实际汇率的升水可能实际上导致了总出口的增加。
五、金融与国际贸易的其他关系
(一)金融与创造新贸易关系Eaton，Kortum & Kramarz(2001b)使用法国出口商的数据分析发现，法国总出口的绝大部分变化来源于出口商数量的变化而不是每个公司出口的变化，这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形成新的双边贸易关系。Rajan & Zingales(2003)认为资本化的提高将在总体上导致双边贸易关系的数量提高，特别是在那些更加依赖于外部资金的产业。但是大量双边贸易持续为0的现象与上述论断矛盾。Helpman，Melitz & Rubinstein(2005)认为，从1970年以来世界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贸易伙伴之间出口数量的增长。而不是新的双边贸易的发展。Acemoglu & Zilibotti(1997)证明在资本稀缺的国家，风险厌恶的投资者为了更好地分散风险，宁愿投资低回报但启动资金要求较少的项目，这样不利于新双边贸易关系的形成。Antoine Berthou(2007)认为金融发展和出口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他的模型表明：(1)金融发展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以及贸易伙伴之间的出口量具有正的影响；(2)在初始金融发展水平很低和很高的国家，金融发展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的概率以及对贸易伙伴间出口量的影响更大；(3)初始金融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金融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概率的影响比对贸易伙伴之间出口量的影响小。
(二)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也有少数学者反过来研究国际贸易的发展对金融发展的关系。Blackburn和Hung(1998)认为通过规模效应，贸易自由化能加速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降低金融中介成本，产生更高的增长率。Aizenman(2003)从理论上研究了国际贸易开放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他认为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控制成本增加，最终导致金融改革的发生。也就是说，金融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副产品。Do & Levchenko(2004)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跟实际产出存在着均衡的关系。产出的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由于国际贸易会影响产出的变化，因此国际贸易也会影响金融发展。然后，他们用一个多国实证检验证明了自己的模型和立论的正确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的关系。
六、国内研究
在目前所看到的文献中，国内的研究相当少。白当伟(2004)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以及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用世界77个样本国家1965-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金融发展的确是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对中国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不存在长期关系。郭云峰与刁德霖(2005)简要地介绍了2002-2004年之间的一些文献。齐俊妍(2005)介绍了国外将金融发展因素引入HO的理论框架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说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资本禀赋和促进技术进步来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梁莉(2005)认为贸易开放度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是贸易开放促进了金融发展而不是与之相反。沈能(2006)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从反馈份额看，更多表现在金融规模对国际贸易的因果关系，但金融效率与国际贸易负相关且不存在任何因果关联。此外，他还考虑了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其结论是：(1)金融发展有利于地区开放度提高；(2)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涉不利于外贸；(3)我国部分地区的出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非正式金融。
七、结论
论文摘要:80年代以来，安徽省国际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迅猛发展。该文利用协整检验(Co - integra-tion Test)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运用安徽省1985 - 2008年数据检验了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的长期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安徽省国际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是贸易投资一体化。在此基础上，提出安徽省应该注重国际贸易投资政策的协同关系。
1、引言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贸易和FDI之间呈现出双向促进、互为高度融合、合为一体的经济现象，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直接结果。安徽省对外开放程度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提高，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发展，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各期资料，安徽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从1985年的163万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4. 9亿美元，同时出口贸易年出口额由1985年的3. 07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13. 5亿美元，进口贸易年进口额从1985年的1. 23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0. 8亿美元，(表1)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具有明显的同步性和关联性(图1)。安徽省FDI与国际贸易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是否存在长期的互为因果关系，即贸易投资一体化。本报告将通过安徽1985一2008年的样本数据，利用协整检验(C。一integration Test)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来进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安徽省贸易投资的政策建议。
2、文献综述
西方学者蒙代尔(R. A Mundel1957)最先提出外商直接投资(FDI )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理论模型。其研究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结果表明在存在国际贸易的壁垒会产生生产要素一国际资本的流动，而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会产生国际贸易。当两个国家的资源察赋、技术水平相接近时，这种替代效应尤为明显。马库森(Markuson ，1983 )则认为蒙代尔关于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替代性是在严格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如果放松假定，则会导致要素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费农(Vernon ，1966)则从动态角度阐述了FDI对贸易的替代效应。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伴随产品生命周期运动而展开，是对企业出口贸易的替代。日本学者小岛清( K. Kojima. 1978)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提出了FDI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指出由于FDI是从投资国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可以在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出新的贸易机会，从而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总量。[2〕对FDI与国际贸易关系的争论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Pain和1Vakelin (1998 )对11个OECD国家1971一1992年的面板数据作回归分析，发现FDI流出会减少出口，而FDI流人会扩大出口;Zhang(2001)将中国分为高FDI、中FDI和低FDI进行研究表明，在高FDI的沿海地区，FDI与出口有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在中FDI地区显示出口引起了FDI，而在低FDI地区声DI对于出口发展起决定作用。Liu ( 2001)采用中国和19个贸易伙伴1984-1998年贸易和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FDI和贸易的关系，进口增加引致了进口国的FDI，而FDI又引致了出口的增加。
3、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相互促进的内在机理
3. 1国际贸易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促进机理
3.1.1国际贸易通过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以公司“内部需求导向型”的“引致对外直接投资”得以产生。由于公司内贸易额的发展为规模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使得更为细化的国际分工在成本承受能力上成为可能，从而以国际分工为依托和条件、以公司内部需求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得以发展。
3.1.2跨越国界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所获得的可观收益对后续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了持续激励。
3. 1. 3产成品贸易所隐含的未来乐观预期和实现的企业利润目标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增力口。
3. 2外国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机理
3. 2. 1国际分工的细化、深度发展通过扩展企业在地理和空间上的原有边界来利用原本无法利用的资源，以实现其发展贸易的功能。
3.2.2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对“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国际贸易”提出了主观要求，即跨国公司要想通过内部贸易的方式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必须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基础和前提。
3.2.3基于东道国市场需求增长趋势的外国直接投资日益增加，并直接导致产品贸易的发展。
4、实证分析
为了从定量角度考察安徽省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安徽省1985一2008年期间的年度数据，采用协整检验(Co一integration Test)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进行实证分析。FDI是各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EX代表各年度的出口贸易额，IM代表各年度的进口贸易额。由于取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后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各序列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变换后各变量分别为LNFDI ， LNEX ， LNIM 。
4.1单位根检验
在时间序列分析中为避免谬误回归现象而导致结论无效，因此应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的存在即为时间序列非平稳的表现形式，所以平稳性检验可以转化为对单位根的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主要包括PP法、DF法和ADF法三种，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一Fuller)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从而对时间序列X，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a为常数，t为趋势项，P为最佳滞后期数，为随机误差项。
现作如下假设检验:
当y=0时，则说明X‘存在单位根，从而该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当y显著小于0
时，则说明X，不存在单位根，因而该时间序列是平稳的。若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则必须对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直至n阶平稳，此时的时间序列被称为n阶单整，记为，I(n)。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变量LNFDI ，LNEX ，LNIM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LNEX ，LNIM，LNFDI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LNEX ， p LNIM ，p LNFDI均为平稳序列。由此可知，LNEX ，LNIM，LNFDI均为I(1)单整序列。 4. 2协整关系检验
如果若干个服从单位根过程的变量的某一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称这一稳定线性组合为协整关系，协整分析描述了这些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协整关系的检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最典型的Ea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ADF检验的EG两步法，但它通常只能检验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二是Johansen提出的基于VAR模型对协整向量系统进行极大似然估计检验，它可用于检验多个变量，同时求出它们之间的若干种协整关系。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
首先，建立VAR模型:Yt=。
其中，Yt为LNEX ，LNIM和LNFDI所构成的列向量、A为系数矩阵、C为截距项、为随机误差矩阵、t表时期、i表滞后期、k表示最大滞后阶数。本文对最优滞后阶数的选取是基于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残差分析来确定的，即根据AIC，SC准则来确定。
其次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本文使用Eviews6. 1软件进行处理，结果如表3和表4;
4.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协整检验的结果，国际贸易与FDI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如果X的变化引起Y的变化，则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特别地说“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X应该有助于预测Y，即在Y关于Y的过去值的回归中，添加X的过去值作为独立变量应当显著地增加回归的解释能力。第二，Y不应当有助于预测X，其原因是如果X有助于预测Y， Y也有助于预测X，则很可能存在一个或几个其他的变量，它们既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也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
现考虑两个时间序列，要检验是否为的原因，可以构造以下两个回归模型。
有限制条件回归:
其中，P和q分别是Y和X的滞后期，而且是任意的。如果同时显著地不为0，则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反之亦然。现作假设=1 ，2，??，q)=0，即“X不是引起Y的原因”，再分别对上两公式进行回归，并得到回归的残差平方和，进而构造F统计量:F＝。F服从第一自由度为q，第二自由度为T一（p＋q）－1的分布，若F的计算值比给定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大，则拒绝Ho原假设，即X是引起Y的原因。然后检验"Y不是引起X的原因”的原假设，做同样的回归估计，但是交换X与Y。若两个检验的零假设均被推翻，则表明X与Y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将以安徽省1985一2008年的数据为分析样本，对FDI与进口、出口之间的因果性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同样考虑滞后期的问题，并取滞后期为1年。
5、结论与安徽省贸易投资政策建议
5. 1结论
本论文通过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了安徽省FDI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FDI和国际贸易存在长期的互为因果关系，即贸易投资一体化。
关键词：国际贸易政策 公共选择理论 政治经济学
问题的提出
基于古典的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使贸易参与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其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保护贸易政策会使其社会福利遭受损失。因此，各国政府首选的贸易政策应当是自由贸易政策。但是现实的经济中贸易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导致理论与实践背道而驰。此外，从贸易政策保护的形式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关税比配额和自动出口限制要好，但实际贸易保护形式的设置为何常常是反其道而行之？政府在采取措施进行贸易干预时为何更多是限制进口，而不是促进出口？跨越不同行业、国家及不同制度背景的贸易保护水平存在差异性，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总体趋势下，贸易保护的手段更加隐蔽和多样。对此，传统的贸易经济理论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了探究理论与现实中的差异的真正根源，学者引入了一种新兴的贸易政策分析框架—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大大加强了对对外贸易政策抉择的解释力。
相关理论综述
（一）理论分析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模型来解释和描述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制定的政治意图、过程、机制和结果，具体可以分为“实证的”和“规范的”两支。
1.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实证研究。Corden（1974）提出的社会利益模型利用社会福利函数方法进行分析，认为政府是仁慈的，不愿意看到社会中任何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贸易政策的目标就是实现公平和收入均等化，贸易保护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手段。Baldwin（1984、1985、1989、1996）在个人利益模型中认为政府官员是由公众选举产生，他们作为贸易政策的提供者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作为贸易政策的需求者，与政府形成了供求关系，共同决定贸易政策的价格（关税率或补贴率）。民主政府模型试图将以上两种模型进行折中，认为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必须兼顾自身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由于受到民主制度的约束，政府的贸易政策是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
2.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规范研究。Krueger（1974）率先提出寻租理论阐述了贸易限制、外汇额度和政府采购等行为导致的垄断会产生社会福利损失。同年，安妮·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首先使用了寻租的概念，认为社会利益集团通过寻租影响政府的决策，会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是一种资源浪费。Bhagwati（1982）提出了直接非生产性寻租活动理论，他认为直接非生产寻租是指通过从事直接非生产性活动而获得利润的方法，这些活动产生金钱收益，但是并不生产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与劳务，也不产生生产这些产品与劳务的投入品。
3.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Kindleberger（1981）和Gilpin（1987）提出的盟主理论指出当世界经济中存在一个超级经济大国时，自由贸易体制将会盛行。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利在国际间进行分配的模型，理性的政府会根据本国与他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而自动调整其贸易政策。Ienberry，Lake and Mastanduno（1998）的社会中心论认为贸易政策是国内政治力量的利益博弈的结果，同经济学研究中的个人利益冲突非常相似。与社会中心论相对立是Baldwin（1985、1996）提出的国家中心论。这一理论把国家利益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国家领导者制定和实施特定贸易政策就是要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体现出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赋予其独立目标进行研究的本质。
（二）实证分析
Grossman and 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利益集团院外活动的影响下，贸易政策和政府不同收入转移政策偏好如何受政治捐赠的影响。该模型以美国贸易政策抉择过程为研究对象，较好地说明美国贸易政策产生、制定和实施和变化的内在理论逻辑。Helpman（1995）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特殊要素模型和个人效用函数框架，对贸易保护的形式和程度进行了出色的分析。Rosendorff（1996）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模型说明从关税保护措施到非关税保护措施（VER）的内生过程，成功解释了从零关税到VER贸易政策形式连续变化的过程。
而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实证检验研究，主要有Ohm（1987）的韩国检验、Rajapatirana、Mora and Yatawara（1997）的拉美国家检验、Edwards and Lederman（1998）的智利检验等，这些检验大都说明了国家政治领导人经济思想转变对本国贸易政策转变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实证检验主要包括：Branstetter and Feenstra（1999）利用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提出了一个分析中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治过程的模型，并结合中国1984-1995年的数据进行有效估计，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是一个受到政府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程度逐步降低，成为对中国贸易自由化的一种政治经济解释；盛斌（2002）把贸易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决策的权力范畴来建立模型，较好地检验和分析了影响中国保护结果和水平的决定因素。
【关键词】基尼系数；外贸依存度
1.引言
关于贸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国内外的学者进行了非常丰富的研究。在国内，学者们大多选择将全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行业、城乡之间的差距等。本文选择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有其特殊的意义。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迅速，2010年实现生产总值40903.3亿元，外贸总量突破4658.1亿美元，位居全国前列。而随着总体经济的增长，江苏省居民收入也呈现迅猛上涨趋势。2010年，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5116元/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涨至8980元/人。但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下，苏南，苏北，苏中地区存在非常显著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有其历史渊源、地理因素、政策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本文将从贸易的角度来考察这种收入差距的成因。
2.文献综述
2.1 国外研究
Andreas Savvides（1998）对收入不平等和贸易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是对不发达国家来说，贸易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收入分配更不平等；而贸易开放程度对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几乎没有什么影响；Antonio Spilimbergo （1999）对要素禀赋、贸易开放程度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要素禀赋，在土地或资本充裕的国家，贸易开放会降低不平等。而在技术充裕的国家，贸易开放会加剧不平等；Lindert and Willianmson（2001）通过考察全球化和不平等程度的历史得出结论：过去的两个世纪，世界经济的不平等程度加深了。一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间断性地上升和下降，更多地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而另一些学者转向公司层面来研究国际贸易是如何作用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Bernard and Jensen（1997）通过对美国公司的研究发现，80年代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提高主要是由公司出口增长导致。这是从公司的层面来分析贸易所带来的影响。Bernard and Wagner（1998）通过研究德国公司的出口发现，较为成功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并使用更多熟练劳动力。
2.2 国内研究
戴枫（2005）则通过理论模型与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最后得出结论：以基尼系数表示的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以对外贸易依存度表示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王少瑾（2007）选取了我国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是进出口的增加与FDI的大量进入都导致了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鲁晓东（2008）认为对外贸易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外贸易与不同要素察赋的结合对收入分配产生的联合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3.模型设定
3.1 收入差距的测度
经济学中测度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有很多，绝对差异、相对差异、洛伦兹曲线、泰尔系数等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本文选取基尼系数作为测度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上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1998-2009年的基尼系数。
3.2 变量的选取
根据研究需要与实际情况，我们拟引入以下变量：
被解释变量：江苏省基尼系数（Y）。
解释变量：外贸依存度（X1）、城市化水平（X2）、工业化水平（X3）、政府财政支出（X4）、就业因素（X5）、教育因素（X6）、就业因素（X7）。
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些变量都对基尼系数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不能排除它们在统计上可能会出现不显著的情况。我们通过相关系数的检验，确定变量之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逐步回归法进行估计。
4.实证分析
4.1 模型
经过逐步回归分析，我们最终得到关于基尼系数（Y）与外贸依存度（X1）和城市化水平（X2）的回归方程：
通过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OLS回归，我们得到结果如图1所示。
Method:Least Squares
Date:09/16/11 Time:20:50
Sample:1998 2009
Included observations: 12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0.772875 0.091337 8.461803 0.0000
X1 0.000659 0.000249 2.650130 0.0265
X2 -0.004386 0.000745 -5.884596 0.0002
R-squared 0.943864 Mean dependent var 0.363068
Adjusted R-squared 0.931389 S.D. dependent var 0.057044
S.E. of regression 0.014942 Akaike info criterion -5.356958
Sum squared resid 0.002009 Schwarz criterion -5.235731
Log likelihood 35.14175 F-statistic 75.66228
Durbin-Watson stat 0.658811 Prob(F-statistic) 0.000002
图1 方程回归检验结果
4.2 统计意义检验
从图1中，可以看出：样本可决系数达到0.9439，认为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F检验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X1、X2的变量系数大于临界值，说明外贸依存度、城市化水平对基尼系数有显著影响。
4.3 实证结果分析
外贸依存度（X1）前的系数是0.000659，表明开放程度对基尼系数即收入差距有正向影响。我们可以判断，在1998-2009年期间，外贸依存度每增加1%，江苏省基尼系数将增加0.001。
5.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江苏省贸易的发展对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苏南地区由于地理上受到上海的辐射，较早地开展了对外贸易，贸易发展优于苏中、苏北地区，贸易的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城市化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人口转移，城镇人口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上升。
5.2 政策建议
首先，要继续加大对外贸易，实现总体经济的增长。但是要逐步改善贸易条件与贸易结构。同时，在大力发展苏南对外贸易的基础上，苏中、苏北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贸易，缩小与苏南的差距。
其次，提高对农村的政策扶持，带动农村贸易与其他产业的发展。鼓励农产品出口，在税收政策和其他政策上给予优惠。大力培养人才，特别是高技术农业的教育培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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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中美贸易
纵观国际贸易发展史，贸易自由化从未得到广泛地实施。现实与理论的背离，促使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贸易限制措施和贸易保护的合理性。传统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政策选择上，民族国家总是采取关税等贸易壁垒来维护其自身既得利益，国际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如今，萨缪尔森和他的学生巴格瓦蒂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的争论，使贸易摩擦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此领域，国外拥有大量文献,国内文献也日渐丰富,所以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对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有现实意义。
一、贸易摩擦概念界定
贸易摩擦概念多是通过表现形式来界定，这种界定存在以偏盖全的缺陷，没有揭示出贸易摩擦的实质。王厚双将贸易摩擦定义为经济战的一种表现形式，认为“经济战的实质是发展机会与生存空间的争夺战，因而贸易战是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本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需要，为争夺商品销售市场而展开的限制进口与扩大出口的激烈对抗”。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贸易摩擦已经延伸到国民经济诸多方面。赵晓、柳阳认为贸易摩擦是国际经济摩擦的子集，国际经济摩擦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种相向行为或是由此行为产生的一种结果。笔者较为认同后者看法，本文定义为“在经济社会中具有一定经贸关系的各经济主体，为了在双方经济交往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获得满意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与经济伙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有三方面含义：一是适当“接触”是摩擦产生必不可少的前提，贸易摩擦产生前提是国际交往的存在；二是摩擦是相向运动的结果，因此，贸易摩擦取决于国际贸易交往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相向行为；三是作为相向行为的结果，贸易摩擦会导致非正和的博弈结果，即不会使双方都受益的贸易摩擦。
赵晓、柳阳将贸易摩擦分为商品贸易摩擦、制度摩擦与文化摩擦；赵谨提出微观经济摩擦、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与技术性贸易摩擦五种分类方式。分类的意义在于，由于引发不同经济摩擦原因不同，解决手段也不同，明确摩擦类型有利于一国建立贸易争端预警机制，可以针对不同摩擦采取不同对策。
二、贸易摩擦成因的理论研究
任何经济现象都有理论基础，贸易摩擦也不例外。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按照分析角度不同，可将贸易摩擦成因理论分为三种：一是从微观经济角度分析；二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三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
（一）贸易摩擦微观理论
微观贸易摩擦理论是指由贸易一方对另一方出口激增造成的贸易摩擦分析,由贸易双方在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变化和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引起。一部分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另一部分是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
完全竞争市场上不会形成贸易摩擦，但如果市场失灵，相互交往的国家间就会出现国家经济扭曲问题，出现贸易摩擦。为这一理论做出贡献的是巴格瓦蒂（JBhagwati）和琼斯（RJones）。他们认为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如果交易条件难以满足，就会出现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另一个重要理论是由哈罗德（Rharrod）、迪克西特（Dixit）和诺依曼（Vnorman）等提出和发展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其囊括重要命题包括：当失业增加和收入下降超过在自由贸易情况下的福利时，该国就会放弃自由贸易，转而实施贸易保护，进而导致两国贸易摩擦。所以依据H-O理论创建的特殊要素模型，并以此为理论基础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是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应用理论。
以不完全竞争为前提的理论分析又涉及三个领域：其一，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各国政策的介入能够改变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收益后果，结果便会因追求收益的重新分配而引起各国的贸易摩擦。日本学者广濑宪三在此理论中加进制度因素，强调国家间经济制度不同的可能性有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近来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研究也表明，国家间结构和制度差异是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相互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的企业生产活动中存在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对该领域做出贡献的主要学者有帕那格里亚（A.Panagariya）、三边信夫和后藤纯一等人。他们的分析模型都有一个相似分析步骤，即首先分析存在外部效果和规模经济时国内自给自足的经济均衡，然后讨论外部经济联系条件下的均衡，接着比较两种经济均衡的收益水平。
其三，国内国际产业结构和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间产业结构静态和动态的不相配，是贸易摩擦频发的深层次原因。根据上述分析表明，贸易摩擦微观理论体现了国内经济和世界市场相互作用，同时，也说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在处理贸易摩擦时，斗争与妥协都是重要的，都是正常的国际关系。
（二）贸易摩擦宏观理论
从国际宏观经济学角度对贸易摩擦解释一般是从两国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方面入手。有两种分析方法，一是利用弹性方法进行分析：根据公式CA=TB+NF（其中CA表示经常项目,TB表示贸易余额，NF表示来自国外净要素支付）进行分析；二是储蓄-投资缺口法：以小宫隆太郎为代表，利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核算基本公式，即：Y=C+I+G+X-M。整理得：NX=Y-C-I-G=S-I。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影响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因素就是影响贸易差额的因素。
中美贸易摩擦研究中，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是利用弹性方法分析的；而麦金农教授等大部分经济学家是利用储蓄-投资缺口法分析的。我国学者施建淮指出上述两种方法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分析都是片面的，主张从全球视角来看待美国贸易逆差。
综上，主流贸易理论分析的优点在于使我们的思想脱离了贸易限制不能获利这一传统理论假设的禁锢。但上述都存在理论逻辑上的缺陷，无论是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的政策存在性提供一般性的、坚实的“科学”依据（盛斌，2001）。
（三）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理论
贸易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纯贸易理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存在性的困惑，它另辟蹊径地从收入分配角度出发，引入公共选择理论范式，从政策决策过程角度来探究贸易干预的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代表性的理论有霸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管理贸易理论。
霸权理论认为当世界上存在的一个经济超级大国逐渐失去它盟主地位时，外部竞争冲击压力将迫使它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以维持自己经济利益。这很好解释了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在纺织品、农产品等领域实施贸易限制的情形。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代议制及投票规则下，人数较少而利益分布较为集中的一方对投票结果的影响更大。Stigler和Peltzman等人指出：政府很少追求那些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相反，政府寻求的是那些使之政治支援最大化的政策。
管理贸易理论则认为管理贸易是一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次优模式。经济学家K.Bagwell和R.W.Staiger通过建立Bagwell-Staiger模型把管理贸易理论一般化,并进行分析。而T.J.Prusa和S.Skeath采用案例分析法将Bagwell-Staiger模型进行扩展，认为现代商业政策已经明显受到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运动影响，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手段成为WTO框架下合法的也是最重要的管理贸易手段。
经济学家对贸易摩擦问题研究的这一路径转换，不仅生动地描述了贸易摩擦的动态演进过程，使之更加符合现实世界中贸易关系的发展变化和政府、企业的行为选择，也丰富了贸易摩擦问题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思路。
三、中美贸易摩擦实证研究
2000年以来，在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间，引发了关于美国贸易政策不同观点的争论。萨缪尔森（P.Samuelson，2004）与鲍莫尔（W.Baumol，2000）主张贸易保护，而主张全球化、自由贸易、鼓励接受“外包”贸易的则是萨翁上世纪60年代的弟子巴格瓦蒂（J.N.Bhagwati，2004）。Elizabeth Van Wie Davis在《1995-2000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视角》中指出中美产生贸易不平衡并进而引发贸易摩擦是由于中国缺乏政策透明度以及不能完全执行两国签署协议造成的；但美国商会会长兼CEO Thomas J Donohue则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某些争端责任不在中方，中国并不是在有意操纵汇率。由此看来，国外理论界和商界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所持观点不太相同。
同时，国内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微观方面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反倾销问题为主。尹翔硕、王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东亚因素》侧重研究“贸易迁移效应”；中国已经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代，赵晓提出应从战略角度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于铁流，胡方提出应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改革；卢艳铃认为低价倾销的客观存在是成为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导火索。
宏观研究方面，许承明以1983-2000年美国历史数据实证研究得出：美国利率长期偏高倾向以及贸易伙伴对美元资产及储备需求推动，造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王义中则根据标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和国际收支理论建立计量模型，采用美国1982-2002年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影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原因是其国内因素；王蔚认为美国认定我国“非市场经济”有许多宏观因素，包括资本项目下的兑换受限、政府过度强调出口创汇等。也有学者从政治角度分析，李昌风认为中美频繁发生贸易摩擦是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种极强的偏见；刘志涛认为是美国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
综上所述，国内各种相关研究差别不大，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得出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和建议。笔者认为：实际上，中美贸易摩擦有多层次的原因，其表面原因：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人为原因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统计不一致；真正原因：中国产业结构中确实存在转移性和结构性问题。
四、展望
国内外对贸易摩擦理论研究已经具有一定基础，但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还不太一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可以预见，今后此方面会成为研究热点，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同时，国内理论界也会在理论依据和应对策略方面总结出新观点，更真实反映摩擦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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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产业内贸易;战略性贸易政策;新经济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019-02
1 引言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以表彰其在“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区位方面的分析”取得的突出成就。克鲁格曼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了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提出了国际贸易新理论。以此为基础,克鲁格曼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同时将国际贸易新理论的思路运用到分析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活动的集中与聚集,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
2 产业内贸易
古典经济学时期,斯密认为两个国家生产相同产品时的生产成本差距是贸易发生的原因,而李嘉图则进一步认为,只要两个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不一样,则这两个国家之间就有理由发生贸易。不过,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释不同的国家之间为何会有机会成本的差别,也没有预测国际贸易的格局。
1933年俄林吸收了他的老师赫克歇尔(E.F.Hecksher)的观点,建立了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各国机会成本差异或比较优势差别的原因是它们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因此,赫俄理论对国际贸易格局的预测是:各国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它们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它们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据此,贸易应该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那些国家之间发生,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生。
然而二战后,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发生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而不是传统人们熟悉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及不同行业间的贸易。此时,克鲁格曼成功的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别化和不完全竞争对之进行了解释。
克鲁格曼对一个典型的垄断竞争市场做了两点假设:一是产品的差异性;二是每个企业在制定自己的价格政策时不考虑会影响到其他企业的产品价格。同时假定平均成本曲线随产量增加而下降,代表了垄断竞争企业具有规模递增的生产能力。垄断竞争的行业并不限制企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因此长期的垄断利润等于零。以行业总的市场规模为既定约束,克鲁格曼分析了导致垄断竞争行业长期均衡状态实现的两种关系:一是该行业的企业数目同该行业产品的平均价格之间的关系;另一是该行业的企业数目同企业的平均成本之间的关系。图1中的PP曲线表示,行业中企业越多,竞争就越激烈,该行业产品的平均价格就越低,每家企业的平均定价就越低。CC曲线表示,行业中企业越多,每家企业的平均成本就越高。两条曲线相交的E点是行业的长期均衡点,此时行业中各企业平均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垄断利润为零,对应的企业数目是n。在E点左边,P>C,垄断利润存在,有企业进入行业;在E点右边,P
图1
在垄断竞争行业中,产品的种类是由厂商数目决定的,而各企业的生产规模则是由其市场份额的规模决定的。图1中CC曲线右移到C′C′位置显示了市场规模扩大的效果,行业内的企业数目增加,各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生产规模也就扩大了,从而可以以更低的平均成本(更低的价格)出售其产品。比起没有贸易的情况,每个国家都能专业化生产更小范围的差异产品,并从别国进口本国不生产的产品,每个国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品种上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商品。两个国家同时进口和出口同一行业的产品,就构成了所谓的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
若两国要素禀赋非常相似,那么产业间贸易会很少,而基于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则会占据统治地位。厂商生产有差异的产品,同时,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需求会继续促使两国进行产业内贸易。在一个规模经济起重要作用的世界里,其贸易模式是不可预测的,由于历史因素或偶然事件决定了贸易模式的细节。
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存在时,贸易是有益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报酬递增带来的生产规模扩大效应;(2)产业集中带来的规模经济收益;(3)不完全竞争加剧企业竞争而减少公司数目,使贸易得益增加;(4)产品多样性。
3 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鲁格曼在运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分析国际贸易发生原因的基础上,分析了在寡头行业中,本国政府采取保护措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方式)的重要性。假定:(1)市场由两国两个寡头垄断厂商分割,两者能够在不同市场上索要不同价格,并在第三国市场上展开竞争;(2)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随产出的增加而下降,边际成本曲线向下倾斜。在这两个假定下,一国受到保护企业的销售额会增加,其边际成本将随着生产扩大而递减,而外国企业的销售会减少,其边际成本将随着生产缩小而递增。结果是贸易保护增强了本国厂商在对方国家及第三方市场上的竞争力。
对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克鲁格曼运用了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的例子进行说明。欧洲国家对空中客车支付了少量补贴,但却获得了很大的收益,波音公司却失去了整个市场份额。假定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都能够生产某种有150个座位的飞机,产品销往第三个国家。如果两个公司都生产,则每个公司将亏损5亿美元;如果只有一个公司生产,另一个公司退出,则生产者将获利100亿美元,而退出的公司既没有收益,也没有亏损。此时,两个公司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波音和空中客车的支付矩阵
波音生产退出
空中客车
生产(-5,-5)(100,0)
退出(0,100)(0,0)
在这种情况下,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博弈的均衡结果并不唯一,如果波音生产,则空客会退出;如果空客开始生产,则波音会退出。因为空中客车进入将导致两个公司都亏损。假定欧洲国家意识到占领该型号飞机的巨大市场利润,对其补贴10亿美元,那么两个公司的支付矩阵将变为表2所示;
表2 欧洲补贴时波音和空中客车的支付矩阵
波音生产退出
空中客车
生产(5,-5)(110,0)
退出(0,100)(0,0)
在欧洲国家对空中客车补贴时,无论波音公司是否生产,空中客车只要生产就能够获得正利润,其最优策略必然是生产。如果美国不对波音公司进行补贴,那么它必然退出该市场。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欧洲国家只付出了很少的补贴(10亿美元),就为空中客车带来了100亿美元的利润。
克鲁格曼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工具区分为三类:一是通过税收减让、补贴贷款或者出口信贷等方式给目标产业或企业以金融支持;二是管理部门设置的市场准入限制;三是帮助国内企业进行合作研究和开发或者进行企业兼并。经过实际考察,发现金融支持对于欧洲的空中巴士集团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对市场准入的限制、政府支持半导体及机械制造工业中的企业合作研究,这两项政策可能帮助日本工业提升了同美国竞争的能力。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本国经济采行了战略性保护政策,这种政策迅速提升了日本工业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其结果是使得原先美国在贸易中领先的产业,如钢铁、汽车、电子等产业的贸易优势逐渐被日本所取代。
4 新经济地理学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产品流动可以代替要素流动,要素流动也可以代替产品流动,无论是产品还是要素,只要有一个能够充分的自由流动,就可以得到要素价格均等化。如果两者中只有一个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它们的流动方向是相同的,而且都能使要素价格和消费趋向均等化。但是对于上述论点的后一部分,克鲁格曼持不同观点。他表明:如果产品不可贸易,而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则要素将流向错误的方向(指与传统贸易理论在这样的假设背景下会得出的要素流动相悖的方向)。该段论述的背景假设为:多地区、多产品、单要素(劳动)、规模递增及运输成本较大(几乎能使区间贸易消失),而要素可以流动。
两地区自由贸易模型
地区A的人口禀赋高于地区B(即地区A人口相对多)。两个地区有相似的经济结构――两个产业:一个是存在不可流动的要素投入的农业,另一个是所有投入要素都可以流动的制造业。农业规模报酬不变,而制造业有递增的规模经济。两地区的制造业技术水平相同,即生产函数相同,但生产差异产品。假设两地区的需求偏好是相似的,厂商与工人对于收入都是风险厌恶型的。假设厂商的产品定价策略是根据边际成本和需求弹性来决定的。
三种均衡分析的结论如下:一是,一般静态均衡:B区人口禀赋小,购买力相对弱,面对相对较小的需求,限于规模经济,生产量较小,产品价格相对高。从而生活、工作在B区的人口福利小于A区。二是,两地区不存在贸易和要素流动障碍时的经济均衡:要素禀赋较小的地区B可流动产业(制造业)和产业工人将移居禀赋较大的地区,形成产业群。A地区形成为一个工业带或是城市,该地区居民享受较多且平稳的就业及规模经济带来的低价格(无运输成本),实际工资率上升。B地区的农业人口接受较高的产品价格(有运输成本)。三是,补充说明厂商的生产区位选择:在规模经济效应不变时,当运输成本大于某个临界值,要素的流动就不会集聚于原本就比较丰裕的地方;当运输成本小于某个临界值,要素的流动就会向原本就比较丰裕的地方集聚。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空间成本中的产品运输成本,而对要素流动成本重视不够,该理论认为当运输成本较低时,区域产业活动趋于集聚。在发达地区之间,将形成专业化分工现象,相对落后地区而言最终形成中心―结构。因此,降低贸易成本有利于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而该进程意味着落后地区被锁定于传统产业,有沦为地区的危险,于是这种做法常常受到落后地区政府的反对。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历程,也就是表现为破除影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反对地方保护主义,促进统一市场形成的过程。促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不仅仅是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变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劳动分工不断深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只有落后地区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区域间的技术水平差距得到降低,才能更有利于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有利于发达地区的产业顺利转移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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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全球经济越来越紧密直至一体化的进程中，世界贸易体系就一直没有和谐过，甚至可以说，各种贸易摩擦、纠纷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争端也逐步升级。
贸易摩擦和纠纷的根源是国家利益。但是，世界贸易中的摩擦和纠纷，并不影响我们寻求和谐贸易体系。和谐，并不意味着一团和气，也不意味着整齐划一。在摩擦和纠纷中寻求和谐，也正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主题。
从上世纪30―40年代开始，面对频繁的经济危机，抵制外国倾销，保护国内工业，纷纷采取反倾销行动，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主流。其结果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二战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成为一种共识和追求。“和谐贸易”的基本蓝图就是：创建并维持一个有效的国际贸易体系，减少乃至消除国际资本移动和国际贸易壁垒。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对外贸易连年大幅增长，冲击着固有的传统贸易格局。由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利益、贸易结构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中国外贸的强劲增长、出口扩张日益受到其他国家的关注和牵制，也决定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局部冲突矛盾将长期存在，并外在反映为进口国对我国出口采取的各种贸易救济措施和贸易壁垒。贸易摩擦是正常的贸易现象，它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外贸的实力，新生力量的出现，总是需要新的格局与之相适应。贸易摩擦的解决需要公平公正合理的贸易规则，这也是中国企业的呼声。
和谐的贸易体系，来自于对于贸易摩擦和纠纷的正确看待和处理。对于贸易摩擦，应该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在WTO框架下，通过合作与磋商，冷静地解决问题。正如商务部副部长廖晓琪在日前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05年会上所说，发达国家应当终止对于世界贸易造成严重扭曲的农业补贴，避免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世界贸易造成的阻碍，并为发展中国家提高贸易和经济发展能力提供必要的资本和技术支持。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转变观念，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尤其是要避免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经济的发展设置壁垒。
4月19日，本刊和北大中国经济与WTO研究所共同主办“中国与WTO论坛”，主题就是“共建和谐世界贸易体系”。在此次论坛上，商务部部长助理易小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贸易体系的强烈愿望，也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和谐贸易体系的看法。所谓“和谐的世界贸易体系”，一是通过构建以规则为导向的多边的法制体系，为国际的商业的活动提供一个安全透明的环境，从而促进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二是确保规则的公正，并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公平和广泛地参与，使之能够与发达国家一起从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利益，最终实现全球共同发展。
寻求和谐之美，寻求诚信、公平、自由的世界经贸秩序，是WTO框架的主旨，亦正是本刊关注这一主题、予以特别报道的原因。
本期封面文章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我们对“寻求和谐”的理解：《发展中寻求和谐》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声音；《反倾销愈演愈烈的背后》揭示了贸易摩擦的实质与根源；在《美国人眼中的贸易摩擦与和谐》一文中，美国驻华商务参赞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副主席谈到了他们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看法；《WTO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摩擦的“终结者”？》反映了WTO上诉机构总干事对于争端解决机制的观点；《谁来维护贸易和谐？》则将企业、政府、协会在构建和谐贸易体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对号入座，同时告诉我们，惟有利益各方共同努力，方能形成合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和谐贸易体系。
――编者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3-0064-05
[收稿日期]2008-04-10
[作者简介]孟秀惠，女，山东高青人，山东财政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助教，研究方向：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
一、引言
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输入和输出活动不再仅以发达国家为主，发展中国家成为日益重要的参与者。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更关心的是国际直接投资对本国的国际收支、资本形成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影响。其中，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更大的关联性，二者都是一国经济实现与世界接轨的重要途径，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却都能够通过近似的机制对母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全球化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深入研究两者关系的理论意义与政策价值越来越突出。本文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借鉴已有的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定量检验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外投资对本国产生的贸易效应。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替代或互补?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两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存在替代说与互补说两种相反的观点，且以替代说为主。而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经验研究，则更多支持互补说。
替代说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对外贸易。蒙代尔(Mundell，1957)[1]证明，在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与贸易类似，都不能产生额外的收益，因此，在严格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H-O定理)的假设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完全替代关系。弗农(Vernon，1966)[2]以美国为例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得出，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国际化的提高使得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越来越明显。
互补说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可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小岛清(Kojima，1978)[3]在分析中引入了宏观经济因素，将H-O模型中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资本的范围扩大到包含资产、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使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得出的结论为，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两者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佩瓦斯和史密兹(Pwrris and Schmiz，1971)的研究表明，对外投资可以刺激母国进口，并能带动母国产品的出口。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Helpman and krugman，1985)[4]认为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是很难同外部市场达成交易的，因此就会产生大量的公司内交易和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
不少经验研究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大于替代性的结论。例如，霍斯特(Horst，1974)[5]认为，在较长时期内，母国出口与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之间的互补效应会超过替代效应。利普西和韦斯(Lipsey & Weiss，1984)[6]检验了美国和其他13个主要出口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回归分析表明，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经营活动与美国出口额的变化一致。同样，其他13个国家制造业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数目与出口额也呈同方向变化。另外，关于美国、日本和瑞典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就业的关系研究也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结论。Head和PLies(2001)[7]对日本932家跨国公司1966―1990年间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以水平方式进行投资的FDI对出口产生替代效应，而以垂直方式的FDI则产生创造效应。
不难看出，上述研究主要针对发达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比较匮乏。国内学者大部分是针对引进外资与进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如江小娟，1999；邱斌，2006；张鹏，2006等)[8-10]，而把中国放在母国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且研究方法和结论不尽相同[11-13]，基于此，本文着眼于中国对外投资产业，分别考察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两大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计量检验
本文选取1980―2006年27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相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所收集到资料的可用性，本文作出如下假设：(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两大产业，二者对国内的贸易效应分别用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量大致衡量；(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对两大产业分别选取出口总量、贸易竞争指数和贸易结构三个变量，从总量、绩效与结构等三个角度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因篇幅有限，将原始数据表省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商务部、UNCTAD等)。分别以两大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为解释变量构造原始回归模型如下：
劳动密集型产业：
变量OFDI、EX、TC、TS分别代表对外直接投资额、出口总额、贸易竞争指数②和贸易结构③。为了分析的方便，考虑到对变量取对数并不改变相关序列的特征，本文对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以及出口总额(EX)指标取对数，修正后的模型为：
1．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
(1)平稳性检验 大多数情况下，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在对其进行传统的回归分析时，会由于“变化趋势”的存在而导致“伪回归”问题，即使变量间没有任何关系，也会存在较高的拟合值R，而这样的估计结果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计量分析之前，必须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又称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方法，检验结果如下。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原序列的ADF检验值都分别大于其1％、5％和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原有的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即有单位根。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处理，结果显示ADF值均小
于1％、5％和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原有的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从经济意义上讲，它反映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此，有必要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方法从对象上分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检验，主要是Johansen协整检验。另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检验，是在ADF检验基础上进行的。运用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能更好地进行长期关系的确定，因此本研究中主要运用后一种方法。首先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方程进行协整回归，然后对所得的残差Et进行ADF检验，如果Et是平稳的，则变量间是协整的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关系；反之，则是非协整的，无法据以判断其长期关系。
首先从贸易总量角度看。以出口总额指标(1nEXL)为因变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指标(lnOFDIL)为自变量，用OLS估计出残差序列Elt，然后对E1t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该残差序列E1t。在5％至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这意味着在0．05～0．10的置信区间内两者协整关系成立，即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长期增长的原因。二者的协整方程为：
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在长期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说明该产业对外投资增加时，本国出口亦会随之增长。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可以带动出口额近0．22单位的增长。用同样的方法考察贸易绩效与结构。分别以贸易竞争指数指标(TCL)和贸易结构指标(TSL)为因变量，以对外直接投资额为自变量，对他们的残差序列E2t、E3t分别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都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因此贸易竞争指数、贸易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分别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据此得到二者的协整方程分别为(2)、(3)式。
上述协整方程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竞争指数呈现低度的负相关关系，而与贸易结构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在长期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竞争力会逐渐减弱，而贸易结构则得到不断优化。
2．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领域不断扩大，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比重开始增加，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股新兴力量。考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整体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上述分析过程类似，首先对各变量及其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选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指标(OFDIk)和国内同行业的出口总额(EXk)、贸易竞争指数(TCk)及贸易结构指标(TSk)，运行计量软件Eviews，输入整理后的数据，得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3可以看出，原序列的ADF检验值都分别大于其1％、5％和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原有的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即有单位根。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处理，结果显示ADF值均至少小于5％和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原有的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说明序列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的出口总额、贸易竞争指数及贸易结构等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下面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
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分析类似，也是首先从贸易总量角度来看。以出口总额指标(1nEXk)为因变量，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指标(1nOFDIk)为自变量，对其残差E4t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由检验结果可知，该残差序列E4t在5％至t0％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这意味着在0．05-0．10的置信区间内两者协整关系成立，即二者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说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国内同行业出口长期增长的原因。二者的协整方程为：
由协整方程(4)可以看出，在长期内，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同行业的出口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说明该产业对外投资增加时，本国出口亦会随之增长。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可以带动出口额近0．5单位的增长。
用同样的方法考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贸易绩效与结构。分别以贸易竞争指数指标(TCk)和贸易结构指标(TSK)为因变量，以该产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为自变量，对他们的残差序列E5t、E6t分别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4，各残差都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因此贸易竞争指数、贸易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分别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据此得到二者的协整方程分别为(5)、(6)式。
协整方程(5)、(6)表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竞争指数和贸易结构均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在长期内，随着该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竞争力将会逐渐增强，且贸易结构将得到不断优化，对外直接投资是该产业贸易绩效、贸易结构改善的长期原因。
3．小结
通过考察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相关数据，结合计量分析方法，本部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虽然两大产业的样本序列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它们之间的线性组合却是协整的，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从长远角度看，对外直接投资不会抑制中国的出口贸易，而是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该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总量、贸易结构成正相关关系，与贸易竞争指数成负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较小，说明对外投资可以从量上促进该产业的对外贸易，但是不利于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换言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创造效应，也有替代效应，但是从总体来看，该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净效应为创造效应。
(3)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整方程显示，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同产业贸易总量、绩效与结构等相关变量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该产业对外投资可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亦表现出对贸易的创造效应。
四、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中国两大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分别能够从贸易总量及结构上带动国内同行业对外贸易的增长，两大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净效应均为贸易创造效应，这与前人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呈现互补关系的经验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而且投资方向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该类型的投资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要大于贸易替代效应。同时，信息传输等高新技术产业成为近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兴力量，为提升中国整体的管理、技术水平等发挥了一定作用，实证分析表明，该类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也产生了净创造效应。
论文内容摘要：wto制度的调整对象能否扩展到“贸易与劳工”问题至今尚有争议。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对市场份额的占有，积极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劳工组织对劳工标准的推行配合下，在wto体制内提出贸易和劳工议题。从多边贸易体制本身来说，wto已经为贸易和劳工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制度空间。从发展态势上看，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都将对wto贸易和劳工议题的谈判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实体规范对国际经济关系表现出愈来愈广泛的规制，它触及到传统贸易之外的一些领域，而国际福利标准即劳工问题，也是将影响现行wto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之一。wto内对贸易与劳工问题争论的核心是劳工标准问题。劳工标准本是一国国内劳动法规范的范畴，是一国国内为保护劳工的权益而制定的最低保护标准。1919年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是迄今为止在制定国际劳工标准方面最具权威的组织。
wto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的争论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
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将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是因为一国劳工标准过低会降低一国生产者产品的生产成本，如果该产品出口，就会在价格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从而影响到国外同类产品的销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狭义上应该指与贸易利益相关的劳动条件标准，它包括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劳动环境、福利待遇等，广义上还包括废除强迫劳动、结社自由、组织和集体谈判权、消除剥削童工和消除就业歧视等。国际劳工标准属于国际法范畴，常以协议、宣言、宪章、公约等形式为载体。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是国际劳工标准的主要来源。当然，联合国和其他组织通过的国际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宣言和决定中的有关规定也是国际劳工标准的内容。
有学者提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关税已经大幅度下降，一些传统非关税壁垒也在逐步地被消除。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正利用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教育文化和道德标准的差异，构筑一种新型的、更为隐蔽的国际贸易壁垒——称之为“蓝色贸易壁垒”，也称“劳动壁垒”或“社会壁垒”，这种新型的壁垒就是以劳动者待遇、劳工权利、劳动标准为内容。因此，在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中，国际劳工标准也就成为与贸易相关的一个问题，并一直是成员间争论的热点问题。
（二）wto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争论的历史与现状
贸易和劳工关系问题的发展历史是同经济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从国际层面上来说，美国是最早将劳工问题与贸易挂钩，并一直致力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确立劳工标准的地位。1947年在美国的推动下，《哈瓦那宪章》第7条引入劳工标准条款，但由于美国没有批准《哈瓦那宪章》，引入的劳工标准条款也因此而徒劳。此外，美国在“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中提出国际劳工标准问题，都因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1993年“乌拉圭回合”的马拉喀什会议，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在多边贸易规则中增添“社会条款”，要求将劳工标准问题写进马拉喀什部长会议宣言，试图将这些社会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但也无果而终。不过，马拉喀什部长会议虽然在宣言中没有涉及劳工标准问题，但同意将这一问题交给未来的wto讨论。
1996年在wto成立后的首届部长级会议——新加坡会议上，美国再次将以劳工状况和劳工权益为核心内容的劳工标准作为大会的议题，最终在新加坡部长会议宣言中，将“劳工标准”列为其中一项内容，这表明发展中国家认可“劳工标准”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问题，并承诺予以解决。此外，“劳工标准”列入宣言也意味着wto认可劳工标准，这就为后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劳工问题的争论埋下伏笔。
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受会议场外的劳工组织游行示威的压力，美国政府在会议上态度强硬，坚持将劳工问题纳入wto的管辖，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立场的严重分歧，导致谈判失败。
2000年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第10届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标准问题上达成共识，一致拒绝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并强调团结合作，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强调他们之间立场上的统一，并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2001年开始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坚决抵制，为避免破坏多边谈判，在多哈部长宣言中没有再提劳工标准问题。就此，劳工标准在wto的争论告一段落。
wto贸易与劳工标准之争的原因分析
（一）世界市场份额之争
国际劳工标准的提起与wto的谈判所形成的关税壁垒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wto通过谈判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员间关税的不断降低，它所带来的世界贸易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虽然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依然占有比较高的比例，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这种变化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市场占有的份额逐步提高。但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以较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客观现实。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换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实际上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绝对优势，却反而使发达国家感到不安和焦虑。他们将国内经济的萧条、工厂的破产、失业率的提高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认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冲击了他们的市场。
因此，在wto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千方百计试图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施加障碍，非关税壁垒得以频繁运用。其中，劳工标准被发达国家作为非关税壁垒的工具之一试图加以运用，其目的是为了对本国市场给予贸易保护，希望通过这种保护手段来解决国内经济和失业问题，并保证自己强势的市场独占地位。
（二）国际劳工组织对贸易规则制定的影响
国际劳工组织于1919年根据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同时建立。它曾经是国际联盟的一个自主组成部分。二战之后，国际劳工组织于1946年5月同联合国达成协议，接受联合国的领导。国际劳工组织在同年9月举行的第26届国际劳工大会上修改了章程，正式成为联合国所属负责劳工事务的一个专门机构。截至2001年，国际劳工组织已有175个会员国，共制定了184项公约和192项建议书。国际劳工组织宣称在其章程中规定的目标和宗旨，是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实现持久和平，从而使“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为此，它主张应采取各种措施，以便达到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与生活标准，使工人享有正当权益。
为实现其目标和宗旨，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从事国际劳工立法，其中劳工公约分为三种：核心劳工标准，共8项公约，包括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1951年《对男女工人同等价值的工作付予同等报酬公约》等；劳动专业类公约，包括促进就业、社会政策、劳动行政、产业关系、社会保障等；针对特定对象的公约，包括关于妇女、童工、未成年工、老年工人、残疾人、移民工人、海员、渔民、码头工人、家庭工等特定人群的公约。
虽然国际劳工组织的立法对国际劳工保护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国际劳工公约的制定特别是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和需要为基础，所以劳工标准偏高，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很困难，因而公约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施成为国际劳工组织监督、审查的重点。即使如此，发达国家仍然认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威力不够强大。因为有关劳工标准主要通过建议方式执行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而且只能通过合作而不是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监督方式来检查规则的执行情况，如定期发表报告以对各成员国劳工状况进行评估，调查侵犯劳工行为并发布报告。但是国际劳工组织对成员国的违反规则的行为却无法制裁，所以，发达国家主张将劳工问题纳入wto，就是为了能够运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来改变国际劳工组织下劳工公约的“软法”特征。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劳工标准迄今也未被正式纳入wto议题，但是毕竟在劳工和国际贸易的关联性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达成了共识，只是在两者联系的方式和时间上有着极大的分歧。由于劳工标准涉及广泛的社会利益，受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而wto作为一个多边贸易组织，它不可能将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劳工公约都吸纳到条款之中来。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未来wto的贸易与劳工问题的谈判，就劳工标准而言也一定是在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公约基础上，考虑各国社会、经济、法律、历史的各方面因素，建立一个多层次、适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劳工标准。
此外，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来看，国际劳工组织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而wto是游离于联合国之外的一个特别组织。但是，在规则的谈判上，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包括其他国际组织已经形成的公约，对wto规则的制定影响甚大。这一点可以从wto对知识产权领域的规范中略见一斑。在wto将国际贸易体制的调整范围扩展到知识产权领域之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直独家履行着其职责。但是，当wto的工作范围扩展以后，wto就将原本由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处理的对象纳入到它自己的体系中来。据此，可以预见wto与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标准制定中的合作也将存在，合作的方式之一可以像wto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的合作那样，国际劳工组织在wto机构内享有观察员的身份，并对wto的贸易与劳工的相关规则的制定起到重大影响。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企业全球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使命，作为一种国际普遍认同的理念，要求企业在创造利润、为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员工、社区、环境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种突破。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在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赚取利润是其唯一的目标，也是唯一的责任。这是传统经营环境下基于投资—生产—销售—赚取利润的单向循环的经济环境对企业的经济责任的认识。然而近年来，这种传统经济理论即“股东中心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社会上的影响却日益增大。
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必须关注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要求实施企业内部的生产守则，并遵守守则中所包含的社会保障、劳动者待遇、劳工权利、劳动标准等。此外，发达国家在企业的社会责任中，通过生产守则推行责任认证，这类生产守则主要包括英国的“道德贸易基本守则”，欧洲的“洁净衣服运动”发起的“成衣公平贸易约章”，美国“国际社会责任”组织发起的“社会责任8000”（sa8000），美国“公平劳动协会”通过的“工作场所生产守则”。这些守则以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基础性条约”为蓝本，以国际自由工会联盟于1997年12月通过的基本守则为基本框架，引入了独立认证的原则与机制，引入了工人以及第三方表达意见的机制，建立了改善违法守则规定公司状况的补救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及所造成的以劳工问题为中心的新社会经济问题而形成的。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全球推广中，wto各成员内部的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为顺应发展，观念上必然要革新，这就为wto贸易和劳工问题的谈判做好各成员内部的准备工作，使得各成员在应对该问题的谈判时，减少来自国内企业的压力。但是，倡导的企业社会责任只是传递一种信号，代表着企业行为发展的一种趋势，在正式纳入法律体系之前，对企业的这种社会责任要求，更多的是“超越法律”的企业社会责任，它靠的是企业的自律。如果将来在wto法律体系中，加入劳工条款，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就会变成法律责任，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要求。这也正是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目的。现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都在各自国内相继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立法，并通过各种举措予以积极推动。因此，发达国家将企业社会责任广为宣传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之时，离wto贸易与劳工问题谈判成功的目标也就为期不远了。
贸易与劳工议题在wto的发展态势
（一）wto现有的规定
从wto各协议的规定来看，并没有直接对劳工问题进行规范。但在协议中有一些与劳工问题有关联的零星的文字。归纳起来，有以下一些条款：
第一，《gatt1994》第20条第5款的规定。这是被人们认为与劳工问题最具密切联系的条文。《gatt1994》第20条是规定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一般例外，其中该款规定“有关监狱劳动产品的措施”，根据该款规定，各成员对监狱劳动产品的进口可以采取限制或禁止措施。
第二，《gatt1994》第20条第2款的规定。该款规定“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根据该款的规定，在劳工问题上，一项产品的生产如果因不符合劳工标准和条件，那么，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或健康，该款赋予wto成员可以对该类产品的贸易采取限制或禁止措施。
第三，《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在该协定的开篇中就提到“承认其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应旨在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和大幅度稳步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货物或服务的生产和贸易，为持续发展的目的扩大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并以符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自需要的方式，加强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为此，wto为实现此目标理应在提高劳动福利和其他劳工问题上有所成就。
第四，《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前言中表明了该协议的宗旨是鼓励制定和采用国际标准和认证制度，要求各成员方采取的技术法规及标准不致给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协议承认各成员方有权为保证其出口产品的质量、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技术标准措施。在劳工问题上，将劳工标准作为技术标准措施而在wto推行，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命和健康。
第五，《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第一个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多边规则。该协定包含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四种形式，对劳工的流动形式进行了规定。与gatt相比较，gatt规范单一型态的商品跨国贸易，而gats规范四种型态的服务提供，包括服务、消费者服务、生产者服务等跨国移动。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域内的劳动立法和国际劳工标准产生影响。
从上述规定看，劳工问题在wto的规定比较零散和抽象，但是就法律层面而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gatt1994》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等已经为劳工标准的入世提供了制度空间，但是，劳工问题入世的范围和形式，还有待所有的wto成员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共同商讨。
（二）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对劳工议题的影响
wto作为国际组织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活动在国际社会体系中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wto体制内，利益平衡的可能性、与国际经济关系广泛联系的可能性及其制度实施的有效性，使wto也成为其他领域（如环保、竞争、人权包含劳工权利）的合适论坛。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的差异，因此，wto若引入劳工标准问题将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这就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决定性的比较优势，导致其竞争优势的丧失。而发达国家在wto中始终坚持引入劳工标准，其贸易保护的目的昭然若揭。因此，发展中国家认为在劳工问题上，国际劳工组织是这个问题合适的主管机关。
诚然，劳工问题在wto体制内的讨论，自1947年的《哈瓦那宪章》开始直至2001年的多哈部长宣言，始终没有结论。但是拥有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并制度性的维护雇员、雇主和政府利益的国际劳工组织在规制最低福利标准方面却成绩斐然。然而，由于国际劳工组织各种单行公约的成员标准的差异，其效果和目标的实现上仍存在不足。特别是其通过建议方式执行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的方式，使得各国对其公约和建议书的态度只是一种认可和期待，如果在国际劳工组织中将最低福利标准通过贸易制裁的方式实现，那么也会像在wto内讨论劳工问题的结局一样，会给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带来停滞。
但是，以上局面到了2000年有了一定的改变。由于发达国家在wto体制内引入劳工标准的失败，他们把努力的目标转向了国际劳工组织。在2000年的一次会议上，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33条制定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将成员在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中的义务部分地转化为强制性，对成员违反禁止劳动公约可以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如取消关税优惠、宣布其政府成员的入境限制、减少外交往来。
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标准上的工作进步，对wto将产生极大的影响。从法律层面来说，在新加坡宣言中，承认国际劳工组织是处理劳工问题的有权组织，并指出了wto和国际劳工组织应彼此合作。wto 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第5条第1款中也可找到法律渊源。第5条第1款规定：“总理事会应就与职责上同wto有关的政府间组织进行有效合作作出适当安排”。此外，wto将越来越多的其它国际组织列入其观察员名单，包括贸易与环境、经济发展、人权、劳工等问题。因此，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问题上的成就将为wto对贸易和劳工问题的协调起到示范作用，对此，我们不得不保持关注。
（三）区域贸易协定对wto贸易与劳工议题的影响
wto对劳工问题的讨论在1999年美国西雅图召开第三次部长级会议之后被搁置起来，在多哈部长宣言中没有再提劳工标准问题，至此，劳工问题在wto的争论暂告一段落。但是，发达国家并不甘休，他们在wto体制之外大肆推销他们的劳工标准，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北美劳工合作协定》作为其附件，在该区域内率先将劳工问题纳入调整范围，这是美国坚持不懈的结果。紧接着美国在和约旦、新加坡和智利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中，劳工问题都纳入协议的范畴。此外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也紧随其后，在其与智利、哥斯达黎加的自贸协定中都规定了劳工标准的内容。欧盟作为劳工标准的积极推动者，在其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的议程中，也都列入了劳工标准的内容。
发达国家通过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纳入劳工问题，推销了他们的价值观，在区域范围内实施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政策，同时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形成的区域集团力量，增强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谈判影响力，并将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取得的劳工问题的成果输送到多边贸易体制。随着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对外区域贸易协定的增加，在未来劳工问题上的谈判中，wto面临的将不是分散的、单个的成员彼此之间的利益博弈，而是几大区域集团和发展中成员的利益的较量。因此，区域贸易协定中劳工问题的协调对wto劳工问题的谈判将产生深远影响。
结论
劳工问题纳入wto的管辖范围是极具可能性的。发展是wto追求的最高目标，对wto规则、建议或者政策的检验不应该只看它是否“扭曲了贸易”，而更应当看它是否“扭曲了发展”。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一个新议题在wto的态度都应当以发展为衡量的唯一标准，贸易与劳工问题也应如此。当然，任何一个议题纳入wto，都应当与wto权限和范围相吻合。我们反对将wto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反对将与wto的宗旨和职能不相关联的议题强行纳入管辖范围。此外，在wto的议题谈判中，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由于各国经济、历史和文化的差距，wto作为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安排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且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的存在，才会出现一些关于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待遇等安排。从某种角度上讲，任何不适合的但又不违反wto原则的条款都可以商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是现实的需要，而不是仅仅要求发展中国家成员作出让步。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