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9 18:34:2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风险监管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作者：孙兆鹏 李树涛 单位：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三号煤矿
在现实中，煤矿企业合同管理人员由于竞争压力小，日子过得一直比较舒服，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缺乏风险意识，导致观念滞后、法律知识欠缺、管理方法落后，很难有能力去钻研深层次的合同管理方面问题，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突发的合同管理方面问题，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合同的超前防范意识不强随着煤炭企业的高速发展，部分煤炭企业集团在此过程中，对合同签订风险认识不足，考虑不周全，不少单位签约前缺乏对合同对方当事人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的调查了解，甚至发生不签订合同，擅自搞人情担保，关系合同，盲目签约，造成潜在的合同风险隐患。合同签订过程控制不严格合同审验环节是开展合同管理工作的重点，是关系到合同签订成败的关键。但在煤矿企业现实工作中却存在合同文字不严谨、合同签订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依法订立的有效合同，应当体现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而这需要明确的、严谨的合同文字来体现，不全面、不完整、有缺陷、有漏洞、有歧义的文字常常隐含着巨大的违约风险。另外，合同签订的程序也至关重要，整个合同的订立需要先向煤炭企业经管部门进行法律咨询、论证，对签约单位进行资质审验，并形成初步意见报送审查，然后合同经办部门按照审查意见修改合同草本，最后报公司法律事务部门审查合同，而这些程序在现实操作中往往被简化，从而导致某个节点的风险剧增。合同后续监管被忽视合同签订只是开了一个头，更重要的是签约双方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而我国大型煤矿企业往往忽视了合同及时有效的履行，忽视了合同履行的动态监管，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交货、验收、结算等环节跟踪管理及其在这些环节表现出来的履约资信评价也不能及时反馈到合同管理部门，导致违约行为发生的概率增加。合同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制度不完善煤矿企业的发展壮大需要健全的管理机构和完善的管理制度为其保驾护航，然而目前，我国的煤矿企业合同制度存在着职责不分、权利不明，管理混乱等现象，大部分煤矿合同管理都在企业管理部，其它经营科室还兼任合同业务人员，好多合同管理人员还兼任着考核等其它工作。煤炭企业在合同管理方面虽然有一整套制度，但是很多制度不能落到实处，缺乏可操作性，受到传统体制的制约，擅自搞人情合同、关系合同，致使合同管理部门把关作用被削弱，使其流于形式、形同虚设。
企业要注重培养和选拔高素质的人才参与合同管理，选拔那些爱岗敬业、熟悉法律法规、客观公正、保守秘密、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人员。同时，要抓好合同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后续教育工作，开展好业务培训工作和职业道德教育工作，改善知识结构，加强对合同管理人员的法律培训，加强对合同风险防范制度的宣贯，编制合同风险管理岗位手册，提高合同管理人员捕捉信息、预测风险方面的敏感性，同时，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实行合同管理人员的竞争上岗和定期考核制度，增强合同管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较高素质和责任感的合同管理人员才能从日常的工作中，捕捉到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因素，较早感知未来的合同风险，才能为管理层和决策层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实行合同全过程系统管理国有大型煤矿企业合同管理人员要在与关系单位签约前加强调查，充分了解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履约能力等，减少企业利益受损风险;合同管理人员还要注重合同审查签订工作的严谨性和合法性，要对草拟的合同项目的语言、条款、权利、义务、程序等内容严格把关，确保合同符合国家标准，保证签约双方严格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合同签订后，合同管理人员主要就是做好合同履行记录，跟踪合同履行过程，把好合同的结算关，以免出现违约的情况。
整个过程顺利进行仅仅依靠合同管理部门很难完成，需要合同管理部门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实施有效的管理，才能得以实现，建立煤炭企业合同风险预警机制国有大型煤矿企业集团进行多元发展，要强化合同风险管理意识，建立合同风险监控预警机制和综合效益评价体系，定期进行企业合同检查分析，及时感知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比如:当工程合同履行过程出现怠工、质量等问题时，施工监督部门要能将信息及时反馈到合同管理部门，合同管理部门根据情况进行分析处理或提出法律建议。同时，合同管理部门要建立针对突发违约事件的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划定风险预警线，对各种潜在风险进行适时监控，能够迅速甄别情况，及时采用协商，仲裁或诉讼等方式，减少煤矿企业的经济损失，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完善煤炭企业合同管理制度完善的企业合同管理制度是防范合同风险的有效途径，国有大型煤矿企业要建立规章制度，不断完善合同的资信调查、审批、会签、审查、登记、保存，合同档案管理制度，完善检查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使企业合同管理工作从事前、事中到事后全程受控，使合同管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法律化。同时，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做到管理机制流畅、职责明确、规范运作，从而使合同管理部门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外部性；信息不对称
1金融创新监管的现实理由
现实中，由金融创新风险所造成的金融系统不稳定，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金融机构稳定性产生的影响。金融创新是使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各种新型的金融交易已经不在旧监管的框架之内。随着金融创新与证券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有别于传统资产负债的表外业务，有的甚至超过表外业务的一到二倍，成为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重要内容。
（2）对于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与基本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当代大量金融创新工具，为投机活动创造出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由于大量衍生交易成本低，保值者和套利者在衍生市场用同样的资本可做数倍于现货市场的交易。而且利用衍生证券的杠杆特性，进攻更具数倍威力。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能量，不断进攻泰国金融市场，触发泰国金融危机。
（3）对发生金融系统危机可能性的影响。当代金融创新一方面直接加强了金融机构之间、金融市场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间接推动了金融业务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资本流动国际化为主要表现的金融国际化趋势，致使局部的金融风险极易转化为全局性的金融风险，从而削弱了金融体系抵御局部风险的能力，使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随之降低。
2金融创新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由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风险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社会成本又十分巨大，因而，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政府介入进行监管，以降低有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若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我们也将得到同样的结果。在经济学界，几乎一致的观点认为：在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公共物品等领域内，仅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是无法保证其资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效率的。
（1）外部性与金融创新监管。
外部性是指在提供一种产品或服务时社会成本或利益与私人成本或所得之间存在的偏差，也就是一些经济主体在其生产、消费过程中对其他经济主体所产生的附加效应。它反映了个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对其他微观主体非价格方面的影响，即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发生作用。这种影响对他人来说，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正的效应通常我们称之为正外部性，又叫外部经济，负的效应我们称之为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尽管从理论上如“科斯定理”所说私人会有走到一起协商消除外部效应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搭便车”问题难以避免，各方协商的成本太高，因此，人们偏好以加强管制的办法来消除外部性。
金融创新领域的外部性，实质与金融创新的双面性有关。金融创新主体推出一次金融创新措施后，可以增加创新受众的福利，同时会给经济、金融运行乃至金融制度的变革带来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①促进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满足客户需要。②提高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金融创新产品为各种金融机构增加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提供了更大的回旋空间。③提高金融市场的有效性。金融市场是金融产品交易的市场，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得交易的参与者不断增加，交易量也不断扩大。这样金融市场就日趋成熟，市场的有效性不断增加，从而降低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这就是金融创新外部经济的表现。至于金融创新外部不经济的表现也是多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金融产品创新的外部不经济。由于金融创新产品的高度虚拟性和高杠杆性，使得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规模急剧扩大。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在利润的驱动下会积极的参与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倘若某家银行因从事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发生倒闭，由于公众的心理预期，因而可能在同业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其它金融机构倒闭。在经济政策方面则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发挥。②金融创新市场的负外部性。衍生金融市场运作的复杂性导致了交易价格的波动性和传染性。由于一些衍生工具的交易本身涉及到多个国家，本质上具有传染性，这样就使得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了远比衍生工具出现之前复杂的多的债券债务关系，一旦某一市场出现波动，便会迅速传导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甚至使市场交易主体和监管当局猝不及防。③金融创新加大了支付系统的脆弱性。由于金融创新在金融机构之间创造出远比过去复杂的债券债务链条，再加上达到天文数字的金融规模，使得支付清算体系的脆弱性更加严重，一旦支付系统发生故障，那么给金融交易带来的混乱不可想象，从而由此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将会十分严重。
（2）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创新监管。
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人并不了解全部的与交易有关的信息，这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也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策略行为或机会主义。特别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知情较多的当事人一方还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以衍生工具为主的金融创新工具市场也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衍生工具的交易过程中，交易者之间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信息在不同的交易者直接的分布是非对称的，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能产生机会主义倾向，即具有信息优势的当事人为获得更有利于自己的交易条件，可能故意隐瞒某些不利于自己的信息，甚至制造一些扭曲的、虚拟的信息，机会主义将会导致契约风险或契约行为的不确定性。
因而，在做出决策时，必须依靠预测和判断，这也意味着金融市场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包括金融创新产品市场也存在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风险。
（3）不完全竞争与金融创新监管。
虽然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已经相当高，然而并非不存在不完全竞争。某些交易所的会员与交易规模庞大的机构投资者，可能利用掌握的内部信息为己牟利。个别大户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可能认为的操纵市场，使得衍生工具的交易价格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导致衍生市场的价格风险。另外，在市场经济中还存在一个垄断与竞争的悖论问题，即竞争是市场发生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在自然的竞争状态下，市场竞争往往最后导致行业的积累和集中，形成垄断。垄断一旦形成，垄断的一方则会在衍生产品的交易过程中占据优势，破坏这个市场本身所需要的产品成本——价格结构，影响服务质量的提高，最终导致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增加，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总而言之，由于金融创新领域市场失灵的种种因素，决定了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实施监管的必要性，从而确保整个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稳定。
参考文献
［1］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刘宇.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4）.
我国社区灾害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1总体发展不平衡
从总体上看，各地社区灾害风险管理开展程度不一，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的整体发展水平不平衡。主要表现在:①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社区灾害风险管理人力、物力和财力都较落后;②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的减灾能力建设依然十分薄弱。
2社会化参与程度不高
社区灾害风险管理社会化参与程度不高。首先，表现在社区居民还未真正参与灾害风险管理的全过程，如风险评估、应急预案编制等活动很少吸收当地居民参与;社区民居参与群测群防、疏散演练的积极性不高，减灾的责任感不强，需要落实经费补助。其次，当前我国主要致力于减灾救灾的民间组织发展缓慢。究其原因:①自身內部制度不完善，如财务、监督和培训制度［35］;②有利于民间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还不完善，民间组织面临体制约束、社会资源不足、社会资本匮乏、制度性支持缺乏和公益捐赠不足等局面［35－36］。此外，企业支持社区减灾工作存在问题和局限。中小学在社区减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也发挥不够。
3缺乏有效的社区减灾综合协调机制
从当前中国的现实看，社区减灾工作基本都是依托社区村(居)委会来组织落实，社区干部基本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社区干部缺乏防灾减灾知识，临灾应急处置的专业水平不足，难以有效地承担起社区减灾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一方面，社区减灾还没有列入部分村(居)委会重要日程;另一方面，社区村(居)委会对增加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网络)的重视不够，社区成员间信任度不高等。这些都不利于社区综合减灾工作的开展，特别是难以形成政府、组织及成员之间的互动和配合。社区缺乏有效的综合减灾协调机制对防灾减灾效果有很大影响。例如，群测群防在具体操作层面运行难度较大，存在组织、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网点建设运行不规范、信息报送不畅通、重监测轻预防、经费不足等问题［30］。徐玖平等［24，26］研究了NGO参与灾后援助联动和重建的综合集成模式，对NGO开展社区减灾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但在当前社区减灾工作中，企业、NGO、政府、专家及社区民众之间怎么有效协调有待进一步探索。
4社区缺乏有效的防灾规划和应急预案
近年来我国“一案三制”的应急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大多数社区的防灾规划和应急预案缺乏针对性，有的社区预案只是模仿上级部门的预案内容，应急预案没有充分体现社区的特殊性、资源的整合、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等［37］。防灾规划、应急预案的编制大多靠政府完成，公众参与度不高，且大多数预案没有经过演练和实践的考验，公众对防灾规划和预案的知晓率较低。Pearce［38］认为公众参与社区灾害管理规划是可持续减灾的重要保证。Brenda等［39］认为制定社区灾害管理规划必须了解其中高危人群的社会和经济现实，要充分重视弱势群体的作用。
5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力度不够
部分政府和社区公众对灾害风险存在侥幸心理，对防灾减灾宣传教育重视程度不够，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宣传教育缺乏制度化保障［40］，尤其在中小学校、农村社区和企业施工单位，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缺乏长期性。由于防灾教育的不足，公众灾害防范意识普遍薄弱，自我安全防护知识匮乏、参与减灾的主动性不高，即便是城市社区也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社区应急文化体系［41］，如上海市有近91.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缺乏防灾减灾相关知识技能，希望更多地了解、掌握”［42］。灾害风险意识不足一方面导致人们过度开发和利用资源，如砍柴取薪、滥垦土地、随意建房、施工、开矿等，为安全隐患埋下伏笔;另一方面导致灾害应急能力不强，如2012年“6•28”宁南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共造成白鹤滩水电站施工人员20人失踪，20人遇难［43］。从近年来的灾情统计看，工矿企业发生群死群伤的概率较多。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反思印度洋海啸的教训后指出，最大的教训是没有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和缺乏对居民的灾害教育培训［12］。Srinivasa＆Nakagawa［44］认为人们应树立危机意识，以印度洋海啸为契机，学会更好地为未来的灾难做准备。因此应高度重视防灾减灾宣传教育。
6社区防灾减灾资源缺乏有效整合
由于缺乏有效的综合减灾协调机制，社区防灾减灾资源缺乏有效地整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灾害预警预报精度不高;②缺乏统一的应急队伍，参与社区防灾减灾的志愿者呈老龄化;③应急避难场所、应急物资管理及维护权责不明;④减灾资金有限且有限的减灾资金没有得到有效使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垂直层级分配资金，社区层面资金往往不足［45］。设立社区防灾减灾的专项资金，并纳入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是可持续减灾的重要保证［46］。然而，当前中央财政并没有明确支持社区减灾工作的经费预算，地方政府对社区减灾的投入也受制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此外，灾害风险分散机制和经济补偿机制滞后，造成融资渠道不畅［47］，从而加重了政府应对灾害的财政负担，在片面政绩观驱使下当地政府很难保证将有限资金用于灾前防御，这个问题在贫困地区尤为突出。此外，由于缺乏有效协调机制，各涉灾部门资金分散使用且不注重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估，减灾效果不显著。
我国社区灾害风险管理的展望
根据国内外社区灾害风险管理的实践经验，针对目前社区灾害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社区灾害风险管理需要加强的方面。
1促进社区灾害管理立法
我国针对社区层面没有出台相应的减灾法规，因而社区很难在防灾减灾方面做到有法可依。未来我国应在社区灾害风险管理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社区减灾的法规建设，在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层面不断完善社区防灾减灾的相关条款，如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各级政府、企业、社会和公民的减灾职责和协调机制，合理分担各地及各级政府财政投入比例，完善应急预案编制和实施规范等，并实现“预防文化”宣传教育的制度化。
2建立社会参与的长效激励机制
关注社区的潜力和需求是社会恢复和灾害管理的重要原则［48］。应充分考虑到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关注点、经济状况，社区的资源状况与社会背景，效益与效率等原则，探讨各利益群体的参与激励机制。主要考虑的内容有:制订扶持政策，建立伙伴合作机制，为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和志愿者提供宽松的活动平台，针对不同需求开展有效的培训等。社区灾害风险管理的挑战之一是保持社区层面防灾减灾的持久化［49］。因此，如何建立长效的社会参与激励机制，营造全民自觉参与社区灾害风险管理全过程的文化氛围，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重要课题。
3健全参与式社区减灾机制
加强各利益相关者在灾害风险管理各个阶段的协调性和参与性尤为重要［49］。我国社区减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建立健全参与式社区减灾机制，确保社区减灾工作高效实施。今后应该探索的内容主要有:建立社区减灾委员会，健全防灾减灾综合协调机制，完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参与、分工协作的防灾减灾决策和运行模式，建立健全社区资金优化、信息共享(如预警预报等方面)、风险分担(如灾害保险)、人才培养、应急保障、群测群防、绩效评估、监督反馈(监控灾害防治工程、建筑施工及应急预案执行等工作)等减灾机制，保障社区减灾工作有效实施。
4加强社区防灾减灾综合能力建设
在了解社区灾害应急能力的基本状况和综合水平基础上，通过宣传、培训、教育、演练等方式，提高公众灾害风险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50］。“你准备好了吗———市民灾害准备指南”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对社区居民进行灾害教育的范本［51］。该指南为家庭提供了如何针对各种灾害的具体指导，实践意义很强。我国的《震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过程中环境风险规避指南》［52］，在指导人们识别和减少环境风险上具有积极作用，但目前尚未在社区普及，且该指南对使用人员的知识基础要求较高。因此，一方面应进一步做好推广工作，另一方面需要结合广大社区实际，针对不同灾种设计编制通俗易懂又具体翔实的实手册和挂图［53］。同时，还需要鼓励人们广泛参与社区灾害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实施，重视全民尤其中小学的防灾减灾教育，加强社区应急物资储备、人才队伍建设，健全交通、通讯以及防灾减灾基础设施等，树立预防文化观念，以提高社区防灾减灾综合能力。
5加强社区灾害资源化利用
自然灾害如果合理调控，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资源。如九寨沟昔日的一系列堰塞湖经自然保存，成了今日著名的海子风景区，同时增强了河谷岸坡稳定性，大大减少新的崩塌滑坡的发生［54］。加强社区灾害资源化利用，把防治灾害与脱贫工程、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工程建设紧密结合，实现减灾与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贺晓宇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通过CoVaR实证方法利用4家国有银行和2家私有银行的股权收益率值求得中国银行相对其他银行的风险溢出值和各银行相对中国银行的风险溢出值、各银行相对整体银行系统的风险贡献度。结论：中国银行与招商银行的关联程度最高，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的关联程度较低。同时招商银行对于银行系统的风险贡献率最高，说明了私有银行在发展私人业务上与投资民众联系更紧密。
【关键词】CoVaR法；风险贡献率；审慎监管
一、引言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金融机构之间风险传播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尤其是银行等传统资机构在危机爆发时对于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传染贡献程度，而巴塞尔协议也将审慎性监管划为银行监管的主要形式。
在衡量监管必要性条件中，巴塞尔协议主要集中于考察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率和损失准备金率等指标。在理论上衡量审慎监管的必要性条件，Adrain和Brunnermeier（2008）的working paper中提到了利用计量条件风险价值的增量和其对总体风险贡献率来衡量。
二、本论文研究对象、数据处理和采用的原理
（一）研究对象和其数据选取
由于我国银行的特殊性，大规模的上市银行基本为国有，其对于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本论文选取了中国几大国有银行。农业银行的上市时间较晚，数据的量不能满足本论文的实证需求，舍去农业银行，确定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为研究对象。同时为方便计量，添加两家资本规模最大且上市时间较早的股份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
论文的数据选取范围：2008-20112年。受到财务数据报表限制，本论文研究数据的性质是季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本论文选取采用的原理方法
1、风险价值
本论文的计算基础是风险价值。风险价值指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某一金融资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最大可能损失：VaRa=inf {v|P（WT￡W-v）31-a}（公式1）。
其中a表示一定的置信度水平，WT表示T时刻期望财富量，W-v表示最大损失量及在险价值。
我们也可以采用Jorion（1996）[2]中提出通过数学的标准化计算可以得到一个计算VaR水平的公式：（公式3），其中 是标准化后的股票收益率分布，且其置信度水准是a。 是收益率标准差， 是计算的时间区间。
2、q分位数回归
（公式4）
公式4中，Qy（τ|x）为关于x的条件分位数，Qμ（τ）为随机扰动项的分位数。对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则可采取线性规划法（LP）估计其最小加权绝对偏差，从而得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得：（公式5）
本文中由于风险价值是定义在一定置信的度水平下的最小损失量，所以采用此回归方法。
3、关于CoVar方法的具体讨论
定义P（Xi
公式6表示在a的置信水平下如果i银行的风险价值为VaRia，则基于这一水准下的j银行的风险价值为CoVaRaji|xi= VaRia。
i对j风险溢出贡献率可用：ΔCoVaRj|iq = CoVaRj|iq -VaRj （公式7） 表示。
如果j表示的是整体银行的风险价值，则公式（7）就表示某一i银行对于银行系统整体的风险溢出贡献程度。
三、实证过程结果分析
（一）实证过程
在处理股权收益率时选择每季度结束日的收盘股价价，计算收益率公式为：Ln（Pt/Pt-1），其中Pt为计算日股票收盘价，Pt-1为股票计算日前一期股票收盘价。为增强计算准确率，将算得的收益率扩大十倍。选取95%的置信度水平，并且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得到Za的值为1.658。利用公式（3）进一步得到各个银行单独的风险价值，留备用。本文以中国银行为例，见表1，得到中国银行对其他每家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和其他每家银行对于中国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
（二）实证结果分析
单个银行对其他银行以及系统的风险溢出贡献中首先分析中国银行对于其他银行的风险溢出影响，在中国银行陷入困境时建设银行的风险价值最大，即建设银行此时风险绝对值是最大的，再之是招商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银行。再考虑中国银行对于风险溢出的贡献程度，中国银行对于招商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率是最大的，再之是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这种风险溢出的贡献率程度最大化也说明两者银行之间的关联性是比较高的。
再之，分析每家银行对于中国银行的影响。发现如果当招商银行陷入困境时其对于中国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是最大的，其次是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通过上述，得知国有银行之间的关联程度反而相对较低，而大型国有银行和大型的私有银行之间的关联度是非常高的。
若考虑每家银行对于整体银行系统的风险溢出贡献值，可发现招商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绝对值是最大的，其次则是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如果再进一步考虑风险溢出贡献的相对值即风险溢出贡献率。
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我国股份银行已经逐渐在实力和整体重要性上有赶上并且超越众多国有银行的趋势。实证对于审慎监管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即监管机构在选择那些重要性银行进行重点监测时应该考虑各方面因素，考察其风险的相对值而非风险溢出的绝对值，同时注重银行的业务与投资者等民众的紧密程度而非只是资产规模的大小。
参考文献：
[1]Jorion， Philippe， 1997， “Financial Futures： Risk Management”， Published by Irwin Professional， Chicago.
[2]毛奉君，2011：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问题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第9期。
【论文关键词】 期货市场;交易所;期货公司;套期保值;发现价格
【论文摘要】 期货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的产品工具，是表明市场经济发育阶段的重要标志。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期货市场的概念入手，对其发展历程、目前发展状况、前景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1 引言
期货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国际期货市场自1848年在美国出现以来，经历了由商品期货到金融期货、交易品种不断增加、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主要期货交易所有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东京工业品交易所等。
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对完善国内资本市场结构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开放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将为企业风险管理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发挥更大的作用。
自1990年郑州商品交易所成立至今，我国期货市场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在基本法律法规框架监管下、在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下、由四家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180多家期货公司组成的、由市场各主体参与的、能顺应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期货市场体系。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扩大，我国期货市场将进入一个质变式发展阶段。本文就目前期货市场的情况和发展前景以及金融危机下的启示等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2 期货市场的由来及发展历程
期货的英文为Futures，是由“未来”一词演化而来，其含义是：交易双方不必在买卖发生的初期就交收实货，而是共同约定在未来的某一时候交收实货，因此中国人就称其为“期货”。世界第一家商品远期合同交易所是1570年伦敦开设的皇家交易所。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1985年芝加哥谷物交易所推出了一种被称为“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协议，取代原先沿用的远期合同。使用这种标准化合约，允许合约转手买卖，并逐步完善了保证金制度，于是一种专门买卖标准化合约的期货市场形成了，期货成为投资者的一种投资理财工具。期货市场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勒说过：“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缺少期货市场的经济体系”.没有期货市场的市场经济，不是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趋向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风险管理的场所和工具。因此，一个健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离不开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最早萌芽于欧洲，是买卖期货合约的市场。这种买卖是由转移价格波动风险的生产经营者和承受价格风险而获利的风险投资者参加的，在交易所内依法公平竞争而进行的，并且有保证金制度为保障。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期货市场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3 金融危机中期货市场角色分析
期货市场的不完善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不完善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金融衍生品是风险对冲或转移的有效工具，但同时也具有高风险的特质。这次金融危机原因之一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他通过“蝴蝶效应”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共振,其影响还在扩散和深化中。这场危机使人们意识到,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现代金融创新在促进风险分散渠道多元化、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也扩大了金融风险,引起了全球性的危机。次贷危机给金融机构造成巨大损失被发现得很晚,这是因为新的金融产品已经达到了相关机构风险评估的极限。一些评估机构对于新的、复杂的金融产品没有经验,它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由于次贷危机的严重性不亚于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人们开始从各个方面对这场危机进行反思,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现代金融创新的“双刃剑效应”。金融创新在促进风险分散渠道多元化、提高市场效率方面卓有成效,但创新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各种风险因素不容忽视。因此,在金融创新日益频繁的今天,如何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如何有效地监管金融市场已经成为严峻的课题。
4 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反思我国期货市场发展
4.1 加强期货市场的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的核心是有效的风险管理，期货市场的风险管理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管理：一是市场制度的稳定性。二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三是市场运作的规范性。四是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障性。上述四个条件的形成和确立，首先取决于对风险处理的能力。如果市场本身缺乏风险管理体系，显然谈不上市场的稳定性，市场不稳定，就难以正常有序的运作，市场公正性也必然会受到影响，更保障不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市场就会风险不断，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保障。
4.2 期货市场应实行法制化管理，用发展的思维统领监管工作
2003年以来，仅仅北京地区先后出台《期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指导意见》、《公司经营管理风险防范指导意见》等，充分兼顾了规范和发展两方面，深受北京地区期货业欢迎。
4.3 走稳健发展之路
我们看到，近年来，证监会积极推进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和稳步发展，进一步明确了监管部门的角色定位，更新监管理念和改进监管方式，加强了期货交易所的一线监管，强化了期货业协会的自律机制，为期货市场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次金融风暴下，我国期货市场之所以运行正常，是有许多期货市场发展和监管的经验值得全球借鉴，比如我国期货公司防火墙的设计更为坚固、我国对衍生品的推出更为谨慎、我国期货市场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采取的逐步渐进策略。相信在中国证监会的热心服务和正确监管下，期货市场的明天会更美好。
参考文献:
[2]周俊全.我国金融期货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现代商业》.2008年第5期
[3]代阳琼.新时期我国金融期货市场初期发展设想.《金卡工程》.2008年第5期
论文摘要：当前银监局的监管手段主要是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随着商业银行的改革、管理、风险控制的逐步到位以及国际上的通行做法，非现场监管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银行非现场监管是监管当局对银行机构实施余融监管的基础方式之。从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监管的 发展 轨迹看，特别是在 金融 危机频发的国际背景之下，“风险监管”逐步成为当今监管主流理念，其大力倡导的监管手段便是非现场监管，亦即存在由现场监管为主向非现场监管为主的逐步过渡趋势。非现场监管是有效银行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持续银行监管的重要手段和方。法2003年，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接银行监管职责后，有必要针对非现场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修改和完善，以进一步提高银行监管的质量:和效率。鉴于此，笔者一对非现场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
一、非现场监管的概念及内容
所谓非现场银行监管，是指监管当局运用 现代 化的监管工具，建立 科学 合理、符合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的监测指标体系，并对银行机构的经营情况进行持续监测、分析、判断和预警，以及时掌握银行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风险因素和突出问题，并采取防范和纠正措施的监管行为。非现场监管作为一种事前监管，其目的在于认识、监测与控制银行业务的内在风险。通过非现场监测，阅读和分析审慎报告、统计报表及其他包括公开信息在内的有关信息，审查和分析银行的财务状况等手段，监管当局可以实现对银行经营与风险状况及发展趋势的持续跟踪。非现场监管常常能反映出银行潜在的问题，特别是现场检查间隔时期发生的问题，从而提前发现风险并在其恶化之前迅速要求银行拿出解决办法。由此可见，非现场监管是贯穿于整个银行业监管流程的主线，也是构建持续性银行监管体系的重要基础手段。
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ls）《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有关内容和当前各界比较一致的认识，一个完善的非现场监管体系应包含以下内容：具有通畅的渠道能获取真实、有用的信息，在单一合并表的基础上收集、审查和分析相关银行信息，并能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具有审慎经营的指标监测体系，通过制定和利用审慎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资产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具备非现场监管信息分析评价系统，能运用统计监管信息，对银行的财务和经营状况进行持续监控。2004年
1．明确非现场监管内容
就是建立起能及时、准确预测和预警 金融 机构的流动性和安全性风险以及系统性与地区性风险的指标体系。根据
【关键词】 商业银行绩效； 资本监管； 非利息收入； RAROC
【中图分类号】 F83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7-0081-05
一、引言
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是银行监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资本充足率成为各国银行监管的核心指标和国际标准；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将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由制度建设推向了逐步实施阶段。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引发了各界对巴塞尔资本监管协议的反思，并导致《巴塞尔协议Ⅲ》的迅速出台。我国也提出了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等银行业审慎监管的措施。杨柳等[1]提出，高的资本充足率一方面为银行的实力和支付能力提供了可靠保证，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代价昂贵的经营成本。过高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往往会使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效率降低，失去发展活力以及核心竞争力降低等。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有何影响？有多大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对增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经营绩效有重要的意义。
在当局对资本充足率实施更严格监管的背景下，我国的银行业面临着危机与挑战，我国银行应及时调整经营模式，走多元化发展的路径，以谋求更好的发展前景。陆晶晶[2]提出中间业务带来的非利息收入，因其不占用银行资产、不受存贷利率影响、风险小、服务形式多等优势，成为银行收益新的增长点和银行未来重点发展业务。目前，我国各个银行逐渐意识到非利息收入的重要性，纷纷积极开拓非利息收入市场。李浩然和马晓娇[3]通过比较发现，一部分学者认为发展非利息收入有利于稳定银行收入，降低银行风险，而有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发展非利息收入是否能够达到风险分散效应，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是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模式调整过程中需要探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综上所述，资本监管和非利息收入对于银行的绩效都有一定的影响，分析研究这两个因素，可以为我国银行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加快调整银行的业务方向，从而有益于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
二、文献综述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大部分学者分别从资本监管或者非利息收入某个单一的角度来分析其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一）资本监管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吴玮[4]研究发现在实施资本监管后，银行对贷款加强监管，使不良贷款率降低。另外，资本监管还有利于银行业务的转型，银行会减缓扩张贷款业务，这使得银行利润主要来源大大缩水，因此银行不得不重视中间业务的发展，特别是非利息收入。王文佳[5]认为近几年我国银行通过增加资本积累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在监管压力下，资本监管对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没有形成有效约束，但对资本充足水平较低的银行有较好的监管效果。许友传[6]在对57家银行有关数据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就监管压力对我国银行业资本调整和风险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尽管监管压力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明显的影响，但对核心资本率变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二）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蒋莉[7]认为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非利息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且对我国16家银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非利息收入和银行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手续费佣金收入相关性比较显著，其他非利息收入跟银行绩效的相关性不显著。娄迎春[8]通过实证分析法对银行绩效与非利息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现阶段银行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并不明显，认为主要是非利息收入在银行收入中占比小，非利息收入每笔业务平均承担的费用过高所致。王珊珊[9]通过考察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非利息收入与银行资产收益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段玉琴[10]的研究结果表明，提高非利息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增加银行的收益，但对国有银行绩效的影响并不如股份制银行明显；另外非利息收入能够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稳定银行收入。尹超[11]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得出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会对其经营绩效产生正影响。通过发展非利息业务提高银行的资本收益率是一个合理的途径。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很少考虑外部因素即资本监管和内部因素即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综合影响。另外，在考虑对银行经营绩效影响时，主要集中研究盈利水平或者风险水平的某一方面，而较少从盈利和风险综合平衡的角度去考察银行的绩效。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用的数据来自于CSMAR（国泰安）数据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各商业银行年报。选取了其中10家上市商业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2007―2014年度的数据，涵盖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两大主要的商业银行类型。
（二）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样本银行资本监管和非利息收入对绩效的综合影响，而不是不同银行之间的差异比较，所以本文考虑采用变截距模型，如公式1。
（三）变量的选取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银行非利息收入占银行整体业务收入比例作为衡量银行非利息收益的指标（NIR），采用资本充足率（CAR）作为资本监管的核心指标，而采用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作为衡量银行经营绩效的指标，同时，选取银行总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变量解释如表1。
其中，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作为衡量银行绩效的指标，综合考虑了收益和风险两方面的因素。同时，参考窦尔翔等[12]的计算RAROC的方法，即假设ROC等于ROE，分别取各银行的移动标准差（3期移动平均）作为计算RAROC的分母，以权益收益率（ROE）作为分子，从而计算出各银行在2008―2013年度各年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的值。本文构建了以下指标，以反映经过风险调整的银行盈利能力，见公式2。
RAROCi，t=ROEi，t/σROEi，t （2）
其中，σROEi，t表示银行在2008年至2013年期间权益收益率的移动标准差，RAROCi，t表示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计算结果如表2、表3所示。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表5是样本银行CAR、NIR、ROE和RAROC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1.从总体上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状况较好，样本银行中的资本充足率（CAR）都达到了巴塞尔协议中最低资本充足率8%的要求，平均值达到11.84%。
2.我国的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银行业收入的比例（NIR）相对不高。样本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为17.20%，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与国外大银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从均值来看，国有银行中的中国银行的占比最大，比值为31.58%，这是因为中国银行从中央银行分得了国际结算业务这一有竞争力的非利息业务的缘由。非国有控股银行中，非利息收入占比最大的是招商银行，达到19.90%，浦发银行占比最小，为9.62%。说明非国有控股银行之间非利息收入占比差距较大，非利息业务发展不平衡。
3.样本银行经过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平均为12.90%，银行权益收益率（ROE）相对较低。权益收益率是上市银行重要的盈利性指标，样本银行ROE均值仅为18.62%，上市银行整体绩效水平偏低。ROE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在非国有控股银行，浦发银行的ROE值最大，为30.03%，华夏银行的ROE值最小，为11.20%，说明非国有控股银行之间绩效存在一定差异。进一步分析可知，按RAROC和ROE均值排名在前五的上市商业银存在差异。按RAROC排名，排在第一名的是兴业银行，达到22.49%；而按ROE排名，排在第一位的是招商银行，ROE值为21.94%；都排名在前五名的只有兴业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这说明经过风险调整之后的银行绩效指标跟没有经过风险调整的纯绩收益效指标的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也说明了考虑风险的必要性。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计算ROE时的净利润没有像计算RAROC时的经济资本那样考虑是否真实反映了银行当中存在的不同风险。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于考虑风险的RAROC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作为因变量，资本充足率、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解释变量，银行规模即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的自然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利用EViews 5.1软件对前文公式（1）的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中可以看出该回归结果通过了F检验的显著性检验。CAR的系数通过T检验，并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本充足率在一定程度上能直观反映出对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的影响，但是同时影响的程度比较小，从上面的结果中可以看出，CAR系数为正，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资本充足率的提升，提高了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以上回归结果说明，随着新巴塞尔协议对CAR要求的提高，资本监管力度的加强，银行对贷款的监督和管理进一步加强了，为信贷业务提供了正向的激励：资本监管制度实施之后，资本成为了上市商业银行的稀缺资源，银行不敢轻易放贷，从而不仅减少了不良贷款业务降低不良贷款成本，也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资本监管对银行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
回归结果中，非利息收入占比与银行的收益系数为正，即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提升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增加了收益。但是，由于T检验的不显著，说明非利息收入占比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其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该结果与蒋莉[7]的研究结论一致。当前银行界的非利息收入波动性比较大，我国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内部构成因素还不够完善以及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受非利息业务成本因素的影响。以上原因可能致使其与银行绩效关系不显著。
从表6中还可以发现，所选择的控制变量能较好地解释被解释变量。资产总额自然对数（Y1）的系数通过了T检验，是显著的，说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显著的受到资产规模影响。Y1的系数为正，说明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跟银行的资本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Y2）的系数也为正，对银行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但T检验不显著；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自然对数（Y3）系数为负，但与银行绩效的关系不显著。
（二）基于不考虑风险的ROE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进一步采用ROE作为被解释变量，替换公式（1）中的RAROC，探讨CAR、NIR等变量对其的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中，回归的结果表明该模型调整的拟合优度只有0.124452，相比前面用RAROC的评估方法，调整的拟合优度达到0.323832，拟合优度相对较低，模型比较不理想。同时，回归结果表明，没有通过F检验，CAR、NIR、Y3对ROE的解释并不显著，没通过t检验的显著性检验，用ROE的模型没有比RAROC的模型好，也表明了RAROC相比ROE是一个更好的绩效指标。
值得关注的一点，在此次模型检验中，资本充足率（CAR）的系数为负数，也就是说资本充足率（CAR）跟权益收益率（ROE）负相关，ROE的提高，并不能提高银行绩效和利润。相反的，在上面的模型中，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可以提高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提高银行绩效。这主要是由于在计算ROE时只反映了绩效当中的收益因素，没考虑风险因素。相反，RAROC考虑了风险因素，解决了ROE指标存在的单一问题，这表明运用RAROC绩效评价方法，可以有效降低风险，通过风险调整测算的RAROC指标更能准确说明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情况，增强了其绩效评估的有效性。
五、结论
本文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角度，综合考虑资本监管和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采用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RAROC综合反映绩效中的收益和风险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资本监管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风险调整后的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与纯收益指标ROE不相关。随着资本监管制度的实施，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不仅使得银行信贷业务的规模有所下降，还降低了银行信贷业务的扩张速度，使银行主要营业收入――利息收入缩水，但同时也促使银行从粗犷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降低了经营风险。因此，我国监管部门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经营绩效具有正面影响。
另外，模型中非利息收入与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之间没有显著性的关系。从参考的文献中，可以发现蒋莉[7]和娄迎春[8]也得出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绩效没有显著性关系的结论。但是当他们考虑细分不同类型非利息收入时，却可以发现佣金和手续费收入份额对银行的绩效具有显著正效应。这一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业务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其发展还未能够构成规模经济，不能为商业银行绩效带来显著效应，提高银行绩效。商业银行管理层应加强对非利息业务的拓展，加强银行自身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 杨柳，潘焕学，胡彦君，等.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关联性研究[J].金融经济（理论版），2014（16）：74-79.
[2] 陆晶晶.多目标行业贷款组合优化模型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 李浩然，马晓娇. 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综述[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10）：104-106.
[4] 吴玮. 资本监管与银行贷款影响机制及原因分析[J].上海金融，2011（5）：60-64.
[5] 王文佳. 资本监管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调整与资产风险的实证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6] 许友传.资本约束下的银行资本调整与风险行为[J].经济评论，2011（1）：79-86.
[7] 蒋莉. 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D].江苏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8] 娄迎春.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J].经济师，2008（4）：240-241.
[9] 王珊珊.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与绩效关系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0] 段玉琴. 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收益和风险的影响[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关键词：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存在的问题，原因剖析，策略研究
1.我国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历程
1.1我国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学定义和特点
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提出，衍生金融工具是指本准则涉及的、具有如下特征的金融工具或其他合同：（1）其价值随特定利率、金融工具价格、商品价格、汇率、价格指数、信用等级、信用指数或其他类似变量的变动而变动，变量为非金融变量的，该变量与合同的任一方不存在特定关系；（2）不要求初始净投资，或与对市场情况变化有类似反应的其他类型合同相比，要求很少的初始净投资；（3）在未来某一日期结算。从衍生金融工具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其具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跨期交易的契约性、杠杆效应和虚拟性的特点：
1.2我国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历程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拉开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股票市场建立；之后借助于股票市场先进的交易网络系统，全国统一的国债流通市场开始形成。此后我国金融市场迅速发展，为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提供了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不过，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此间也由于我国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不完善而造成一段时间的发展坎坷。迄今为止，我国公开交易过的国内衍生金融工具品种主要有可转换债券、外币期货、国债期货、股指期货等。论文参考。
2.我国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监管问题之思考
2.1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目标和内容
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1）是否建立完善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计量、报告和披露原则及具体的交易标准，是否制定相关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2）是否制定和施行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监督及管理层的职责标准；（3）是否建立健全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相适合并与国际衍生金融工具会计规范体系相统一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模式；（4）是否制定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准则，审计师根据准则对审计客户单位的衍生业务进行审计，加强审计师对企业衍生业务产生风险的关注程度，独立客观评价企业财务报告是否公允反应衍生业务给企业业绩和财务状况带来的影响；（5）监管机构是否通过应用信息技术、建立专门的网络系统实时收集分析有关会计信息等手段加强会计的事前和事中监管进而减少传统会计监管的事后缺陷。
2.2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2.2.1风险意识淡薄，缺乏财务警示机制
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加之我国衍生金融工具发展时间较短，那些只为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套期保值或投机而获利的企业很容易因其复杂多变和技术难度等疏忽对其风险的控制，而且最能客观表现企业危机的财务警示机制也未建立。企业投资衍生金融工具导致经营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的例子也是不少的，因此风险意识和财务警示机制对企业及利益相关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2.2.2以小博大的心理导致巨额损失
衍生金融工具的杠杆性看似初始投资较小，但交易过程中涉及的实际金额非常巨大，因为价格每降1%就有可能导致操作者100%的损失，一旦操作者的判断错误或是交易活动出现失误则可能会给企业及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2.2.3公允价值计量、虚拟交易形式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和泡沫化
历史成本是传统会计理论中计量的基础, 即以交易时发生的成本作为入账依据。但衍生金融工具跨期交易的契约性使得从合约的签订到最终的交割有一个时间段，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价值在这期间处于不断变化中, 导致损益的变动无法根据历史成本正确计量，因此，采用“ 公允价值” 加“ 表外注释” 原则,即采用市场价格来表现衍生金融工具的价值变动。但由于公允价值较历史成本更加动态，加剧了资产、负债及以公允价值计量损益的变动，进而加大了市场损益的波动性，而且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通常是一种资金博弈而非实物交易，这样一来，经济的泡沫化则会被放大。
2.3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2.3.1管理者操纵会计准则的应用，浮于表面的管理现象较为明显
国际会计委员会在制定国际会计准时原则上力求统一，但在确认、计量和披露等方面还存在过于理论、抽象、粗糙等问题，加上我国的衍生金融会计体系还不够系统完善，每次出台的政策法规或进行修订都是应急式的。所以，我国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制度和规范的实用性还不够，给管理者留下了很大的操纵空间，浮于表面的管理也只会阻碍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实施效果。
2.3.2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本身存在缺陷，其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论文参考。一方面，会计监管中相关会计准则的漏洞直接影响会计监管的效率和效果。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时间较短及其契约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都冲击了传统会计理论，也大大影响了准则的制定和完善；另一方面，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监管多在于事后监管，而其他金融工具的监管包括事前的制度监管和过程中的监管，这一区别也使得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监管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加以完善。
2.3.3信息使用者缺乏心理准备及条件不够成熟
衍生金融工具会计计量由历史成本模式过渡到公允价值模式或是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存的混合模式，存在着来自信息使用者心理上的阻力。由于历史成本在长期的会计实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生成的会计信息具有可靠性，使得相当多的人认为历史成本模式下的财务报告可以满足大多数信息使用者的要求，而公允模式计量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他们对更改会计计量模式持排斥态度；也有相当多的信息使用者习惯了原有的计量模式，没有做好接受新模式的心理准备，更有部分银行界和保险界人士认为公允价值信息不比历史成本信息更具相关性等。因此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时间来消除信息使用者心理上的障碍。
此外，公允价值完全取代历史成本的条件还不成熟，例如，会计人员专业判断需要精准、评估行业需要规范和完善、评估技术需要提高、社会诚信和执法力度需要加强等。
3.完善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策略
3.1完善我国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理论
实施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和效果的前提在于监管理论和制度的完整和详尽。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监管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会计监管，传统的会计理论不能完全适合这个市场的特殊性，结合我国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特点和实际国情，考虑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大胆创新，独立制定符合这个市场的监管制度和规范，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适用于我国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会计监管道路。
3.2加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会计信息披露力度，及时准确完整地向信息使用者传播有效信息，使这个市场更加公开透明化
第一，改进现行会计报表结构，便于报表使用者直接读取信息，例如，将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类项目按“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分类，权益类项目增设“衍生金融工具影响权益”项目，在编制利润表时加上“衍生金融工具投资损益”项目，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增加有关由金融衍生工具引起的现金流量变化的信息；第二，加强对衍生金融工具表外披露，附加说明明细表中未能列出的特殊合同条款和条件、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如，利率风险）、衍生金融工具确认的时间标准、公允价值的来源及确认和计量衍生金融工具所引起的盈利和亏损的基础等内容；最后，加强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工作，提高对被审计单位衍生业务的关注，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及执行情况着重调查，采用详细的审计技术，运用数学性证据和分析性证据，对不同类型企业给予不同类型的审计报告。
3.3加强以投机为目的的不良交易行为监管
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特点，难免有些投资者存在不良的投机心理，以至于扰乱正常的操作秩序。论文参考。此外，还应加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内部风险控制，无论是从制度上还是在会计确认、计量、报告等程序中都应考虑内部风险的防范和控制，从根本上杜绝会计监管出现更多的漏洞。
3.4强化国内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从业人员的队伍建设
衍生金融工具的性质、结构较为复杂，涉及的经济领域较多，所以，对于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因此，必须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业务理论培训，掌握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管理方法和会计的相关处理原则，减少风险损失，同时也能为有效实施会计监管提供必要保障。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迅速爆发，席卷全球，世界各国普遍遭殃。美国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以及自身的管理和制度等存在的问题，使美国银行业在本次危机中深陷泥潭。2008年全年共有25家商业银行和吸储机构被关闭，其中包括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截至2008年第四季度末，共有252家被列入“问题银行”名单，而2009年年初以来，又有14家商业银行和吸储机构被关闭，并且这个数字还将继续扩大。美国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在2008年为24341亿美元，比2007年下降了73289亿美元，盈利状况明显恶化。在2007-2008年由于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银行业贷款损失和资产负债表中计提的贷款准备金不断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在2008年全年达到151235亿美元，占了整个净营业收入的50.2%，美国银行业的信用风险不断加大。金融危机给了美国银行业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对美国大银行的冲击较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美国银行业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也未能幸免，中国银行等四大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大幅缩水，欧美地区国家战略投资者纷纷减持中资银行股份，给我国商业银行造成了较大数额直接损失，也阻碍了我国银行业的发展。
一、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
房价下跌和利率上升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次级抵押贷款泡沫迅速膨胀和泡沫破灭之后的全球风险共振提示我们，这场危机背后有着深刻的宏观经济金融背景和微观经营基础。同时也与美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体系的缺陷紧密相关。
（一）低利率政策刺激银行次级贷款业务盲目扩张
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为刺激经济发展，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下调至1%。面对如此低的利率金融论文，商业银行都想把充裕的资金贷出去以获取高额利润。次级抵押贷款的高收益率博得了商业银行的青睐，大量商业银行瞄准了这块市场，并展开激烈的竞争，纷纷提出各种优惠政策，争相降低贷款条件，发放大量贷款给那些信用等级在BB级以下的购房者。商业银行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刻意低估违约风险。同时商业银行又将发放贷款所获得的大量资金投放到房地产市场，致使房价持续高涨，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商业银行次级抵押贷款业务的盲目扩张为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埋下了伏笔。
（二）金融衍生品的高杠杆性导致风险扩散
次级抵押贷款的高利润、高回报早已让商业银行忘却了其本身具有的高风险性。银行家们一再降低贷款标准，将眼光锁定那些原本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次级贷款人，促使次级抵押贷款数量激增。次级抵押贷款最终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然而金融衍生产品却将泡沫破灭的影响迅速放大，扩散到全球范围。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NCDs）、抵押担保证券（MBS）、债务抵押证券（CDO）等金融创新产品的出现，使银行可以不用将抵押贷款记录在自己的账面上，而是将其卖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再将其包装，加上信用评级机构的“帮助”，将其以优质证券形式出售给全球范围内的对冲基金、共同基金、退休基金等投资者，转移风险。由于这些衍生产品具有高杠杆效应，对冲基金只需要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能从事交易，基金公司亏损后，银行也受到牵连，而且损失成倍扩大，因此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美国整个金融市场的崩溃，扩散到全球范围内各个经济体。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的大火熊熊燃烧，波及世界经济，我国经济也未能幸免。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银行业的外汇资产业务和我国银行业股权结构的影响，进而影响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程度；以及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使我国的对外贸易、宏观经济发展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了我国银行业的潜在风险程度。具体来说，主要的影响如下：
（一）债券价格下跌导致资产减值损失
美国次贷危机的暴发与蔓延使与次贷相关的证券价格剧烈波动，市值大幅缩水，有些证券甚至面临信用危机，而有些证券则因为发行机构的倒闭而一文不值。尽管我国银行对于海外投资的风险非常谨慎，但在此次危机中还是受到不小的损失。据统计，截至2008年上半年，上市中资银行持有约240亿美元与“两房”相关的债券，在亚洲金融机构中居于首位。其中，中国银行持有172.86亿美元，工商银行持有27.16亿美元，建设银行持有32亿美元，招商银行持有2.55亿美元，民生银行持有2.27亿美元。根据《证券市场周刊》测算，我国六家商业银行中中行亏损额最大，约为38.5亿元。建行、工行、交行、招行及中信银行依次亏损5.76亿元、1.20亿元、2.52亿元、1.03亿元、0.19亿元。
（二）战略投资者抛售中资银行股份
次贷危机的暴发与蔓延使中资银行原有的战略投资者资金缺口加大，不得不以收缩其国外投资以解燃眉之急，这使引入欧美战略投资者的中资上市银行的股权在市场上遭受抛售风潮。美国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中资银行已经遭受了两波抛售风潮。最先是瑞银在2008年底将其所持有的中国银行33.78亿H股抛售，随后是2009年1月7日，美国银行以股份配售方式售出56.2亿股建行H股；紧随其后，李嘉诚基金会通过美林证券配售中行20亿股。2009年1月13日，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抛售所持的全部中国银行108亿股，彻底结束了3年的战略投资。
（三）实体经济受损导致资产质量下降
美国金融危机向欧美国家实体经济的渗透引发欧美国家实体经济衰退，从而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进而影响到我国银行的信贷质量。数据显示2008年11月至2009年1季度，我国对美出口已连续5个月出现负增长。海关统计数据还显示我国对欧盟和日本等地的出口也呈下降趋势。从2008年初到现在，我国的外贸企业越来越举步维艰，根据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公布的，2008年广东省1-9月企业关闭总数为7148家。而不良贷款的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中损失类贷款数额逐季增加金融论文，占总贷款比率也逐季增长。
三、加强我国商业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对于外国发达的商业银行经营体系，我国的商业银行还远远不足。鉴于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可以看到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1，加强信用风险管理，严格控制贷款质量。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活动才刚刚起步，由于缺乏信用风险预警和评估的有力工具，商业银行不能从源头识别、防范和控制风险，信用风险居高不下，严重困扰整个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信用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主要包括道德风险和企业风险。由于我国风险评级机制的严重缺乏，导致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对象信用调查成本高、难度大，造成银行与借款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使我国商业银行面临较高的道德风险；同时，又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主要贷款对象集中在大型企业，且数额巨大，如果大型企业一旦倒闭，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就会受到巨大的打击，使我国商业银行面较高的企业风险。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房价飙升，住房贷款占了银行贷款的很大比例，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这部分贷款的风险也会随之加大，很不稳定。银监会相关调查显示，国内部分省市的房贷不良率连续3年呈现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假房贷”、“假按揭”案件层出不穷。单一的收紧信贷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注意提高个人房贷资产质量，加强个人住房信贷监管，尤其注重评估市场的专业性和客观性，才是防止风险贷款产生、维护信贷市场长期稳定发展，从而避免由此引发楼市和金融市场危机的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所以，商业银行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客户信用审查机制，积极开展对借款人借贷历史、还款记录、违约记录等信用情况的调查，客观评价其信用等级，严格控制贷款质量，审慎发放贷款。
2，加大金融创新产品管理力度，完善金融创新监管体制。尽管金融创新大大提高了效率，为银行创造了新的利润来源，也为银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极端的金融证券化和过度的金融创新导致各种结构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无节制地泛滥，最终成为引发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金融创新具有高杠杆性、高风险性和转移风险的作用，客观上导致市场整体风险的扩大，最终产生系统性风险。并且金融创新的不透明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影响了监管效果。虽然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才刚刚起步，金融衍生产品种类很少，且我国实行了较为严格的金融衍生品准入机制，但是金融衍生产品近年来发展迅速且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吸取教训，将风险管理覆盖金融创新的全过程。尤其是要重视新产品、新业务的开发、销售和运行等各个环节的风险评估、预警和控制，把金融创新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在新产品，新业务推出之前，要确保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管控措施先行到位。此外，在兼顾风险全面管理的基础上应突出重点，对高风险领域与环节进行重点评估并采取更为严格的控制措施。在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监管时不仅要考虑产品本身和对于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要考虑其对于实体经济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这就要求监管部门根据金融创新的发展不断调整金融监管结构和完善市场规则，加强创新产品的市场监测与预警金融论文，增加金融创新的透明度，充分揭示衍生品的结构和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正常运行。
3，高度关注外币风险，审慎开展海外业务。新型金融危机传导的渠道之一就是持有高风险的外币债券。本次危机中，我国主要商业银行持有为数不少的美国次级按揭债券和相关资产，蒙受了不小损失。因此，今后国内商业银行在投资外币债券时，要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和稳健的投资策略。在当前的形势下，不仅要择机从高风险债券中减退，防范和化解存量债券投资风险，还要严把投向关，优先选择信用等级高、发行主体信用评级高于投资级别的债券，严格控制新增外币债券投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要完善外币债券投资的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外币债券投资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同时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要求，充分计提外币债券投资减值准备。另外，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因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而遭受的损失为数不少。比如，受危机影响，中司对黑石、摩根士丹利与JC弗劳尔斯等的投资损失惨重。虽然目前的危机环境有利于国内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和扩张，但盲目并购欧美金融机构资产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必须对并购的潜在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对银行而言，一方面要谨慎开展自身的海外并购活动，在推进海外并购时，要对被并购方的资产质量、现金流、商业模式、企业文化等进行全面评估，还要充分考虑东道国政府的反应，另一方面要谨慎评估客户进行海外并购带来的风险，防止海外并购活动增大企业的信用风险，影响银行信贷资产安全。
参考文献：
[1]．张竞，王静．新型金融危机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J]．上海市：新金融，2009（7），21-24
[2]．石兵，周义琨．浅谈我国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J]．南京市：现代金融，2008（11），15-16
[3]．陈贺．反思美国次贷危机带给我国商业银行的启示．[J]．北京市：农村金融研究，2008（1），40-42
[4]．沈红，孙建华．次贷危机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启示．[J]．南京市：现代金融，2009（2），41-42
【关键字】房地产；信贷风险；主要类型；控制措施
房地产的信贷风险是指银行在办理和经营房地产的信贷业务过程中，受到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造成房地产办理信贷业务的实际收入和预期效益产生偏差，造成房地产企业经济损失的可能。房地产企业的信贷风险既不同于一般的信贷风险，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风险，它与客户风险密切相关，具有不可避免性、全程性、传染性，强烈的信贷风险甚至会引起金融危机，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房地产的信贷风险不仅影响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也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
一、房地产信贷风险的产生原因
（一）缺乏健全的金融体制
房地产行业属于高投入、高收益的行业，其运行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由于金融体制的不完善，信息的不对称，容易给银行的选择带来问题，有些信誉较差、实力较低的借款人一旦获得了贷款，就给银行带来了信贷风险。由于房地产行业的利润高，吸引了很多开发商，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一些不法商人利用银行贷款投资，房地产的高利润也使得银行放松了警惕，放松了对房地产企业的风险评估，导致贷款过度，使银行面临更多的风险。
（二）人们的信用观念淡薄
我国现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过于强烈，受到个人认识、不良习俗的局限，人们的信用观念比较淡薄，逃帐、违约、赖账、违规、诱骗等丧失信用的事件经常发生，特别表现在我国的房地产行业上，据调查，在国家对行业的信用调查结果中，房地产行业居于倒数第四，仅位于酒店、外贸、冶金行业之前，很多开发商只顾自己盈利，完全不顾银行利益，即使有资金也不愿意偿还银行，还是投入到下一个开发项目中去，甚至屡屡用银行贷款进行项目的开发，银行对借款人的经济状况也不能清楚的了解，我国也没有建立个人信用记录，不能了解借款人的真实经济状况。
（三）产权关系不明晰
我国房地产产权制度存在一定的落后性，个人的房产和土地所有权处于分离阶段，很多住宅的产权关系不清晰，抵押物的产权和收益不清楚，土地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但房产是否具有这种功能还不好说，使得债权人的收益得不到保障。我国的二级房地产事业发展比较慢，旧房市场大多不愿问津，新房入市又比较困难，用于抵押债券的住宅难以变现，使银行的信贷风险不容易被分散，同时，由于建筑施工企业过于追求工期，忽视了工程质量，使得很多住房的质量都达不到国家要求的安全标准，很多建筑施工技术也不能达到要求，常见的有上下水管的按照、防水工程、供热系统等，开发商需要对这些不合要求的地方进行修改，造成一定的资金损失。
（四）政府的错误引导
我国赋予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各地政府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做法上，有时候脱离了实际情况，只顾追风，盲目攀比，忽视了地区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肆修建步行街、商品楼、别墅区、旧城区改造等，实施了一系列的形象工程，不但没有给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好处，还劳民伤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政府的支持更是促进了房地产行业的升温，为了使房地产行业尽快开工，政府往往以组织协调插手房地产和银行之间的关系，鼓励银行借贷给房地产行业，有些地方政府甚至给银行信贷下达了任务，政府强迫银行贷款，无论是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和收益是否顺利，政府都不用承担责任，这就加大了房地产信贷风险。
二、房地产信贷风险的控制措施
（一）银行应该具有房地产信贷风险意识
银行应该提高认识，不能仅看眼前利益，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房地产信贷风险的严重性，谨慎的把贷款贷给房地产行业。既要支持有发展前景的房地产企业发展，又要尽可能降低风险。要严格房地产贷款的审批手续，坚决不贷款给不具有资格的企业和开发商，同时，要对贷款进行动态的监督，开发商应该开设独立的账户，定期还款，便于银行掌握开发商的经济动态，杜绝开发商造假获取贷款；合理运用利率杠杆，上浮高档住宅的利率，抑制房地产泡沫现象。
（二）扩大房地产业的融资渠道
房地产行业运行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银行，房地产信贷数额的增多增加的信贷风险，这时候扩大房地产业的融资渠道能够有效分散风险。首先，要促进房地产的证券化，向社会筹集资金，监管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房地产企业的上市要求，鼓励上市；其次，建立专门的房地产基金，专门用来房地产行业业务的开展，鼓励社会群众投资房地产行业，减轻房地产行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再次，房地产企业发放债券，有利于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
（三）提高信贷业务的监管力度
房地产行业向银行借款的数额巨大，信贷风险也大，无论是对房地产企业的发展，还是对银行的发展都十分不利，因此应该提高对房地产行业信贷业务的监管力度。银行应该制定明确的监管制度，包括监管目标、监管方式等等，对房地产的借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对房地产的信贷业务进行检查或者抽查，重点检查房地产企业是否符合借贷要求，贷款时间是否超过十年期限、是否用流动资金来代替还贷资金等，对违规现象要进行严肃的处理，绝不姑息养奸，杜绝以贷谋私、收受贿赂的现象。
（四）政府发挥职能
地方政府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进行指导，促进房地产行业的规范化、制度化，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用地要严格的控制，完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审批程序，避免盲目扩张，稳定房价，鼓励商品房销售，采取政策对房地产行业进行管理，纠正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不正之风。
总结：
房地产行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但房地产信贷业务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风险，这就要求房地产企业和银行都应该具有风险意识，按照信贷风险的类型分析信贷风险的成因，找出降低信贷风险的有效措施，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唐路路.周淑君.龚玉晶浅析我国商业银行个人住房信贷风险[期刊论文]-时代金融（下旬） 2011（2）.
[2]钟璐琳.樊犇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业务的风险研究[期刊论文]-经济研究导刊 2009（19）.
[3]人行长沙中支衡阳中支联合课题组 房地产企业风险日趋演变为银行不良资产——对衡阳市房地产贷款风险情况的调查[期刊论文]-金融经济（理论版）2007（11）.
【论文摘要】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估计偏高,因此影响了对金融稳定性的衡量。本文讨论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如何从金融监管的角度应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金融风险相互传递所带来的风险。这对于中国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金融稳健统计在衡量金融稳定性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风暴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性。随着金融业趋向全球化,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加强,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也在增强。此时,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金融稳健统计成为了新时期维护国家经济稳定、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必然要求。
在货币与金融统计中,对金融稳定性的审慎分析包括金融监管统计和金融稳健统计。其中,金融监管统计是从微观层面上,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监管和统计,衡量的是个体风险;而金融稳健统计则是从宏观层面上,对各个金融机构的集体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统计,衡量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即系统风险。
金融稳健统计,是一个国家检测宏观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工作。其核算基础是《国民经济核算》《国际会计准则》和《巴塞尔协议》,在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信用状况的监控方面,金融稳健统计遵循审慎性原则,坚持《巴塞尔协议》中的CAMELS标准,它包括五项考核指标,即:资本充足状况,资产质量,收益与利润状况,流动性和对市场的敏感程度。金融稳健统计涉及的统计对象包括存款机构部门、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部门、住户部门、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其中,对一国金融稳定影响最大的当属存款机构部门。
银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础,因此,巴塞尔协议始终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90年代中期来,由于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巴塞尔协议》中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但国际银行业存在的信贷风险远未消除。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即便在银行资本充足和资本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流动性出现问题也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在2010年12月16日,巴塞尔委员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 III)的最终文本,并要求各成员经济体两年内完成相应监管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虽然目前来看,我国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巴塞尔协议新标准,但是从长远看,我国金融业分步骤地实行。
根据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指导意见》统筹考虑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要求,设定了三个层次的资产充足率监管标准:一是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二是引入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三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
二、金融国际化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在我国,由于商业银行损失准备计提严重不足,因此导致估计的资本充足率严重偏高。此外,对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银行,没有明确的监管措施,并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标准。这些问题是导致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明显偏低的重要原因。伴随着金融国际化发展趋势,各国都在不断地对金融监管进行调整,适合国情的、有效的监管框架是促进金融体系稳健发展,维护公众的信心的关键。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在开放发展中应一些做必要的调整,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的对策有:
1、监管理念、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
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监管行为;从注重金融机构外部监管向注重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及加强行业自律转变,实现社会联动监管;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从目前以防范风险为主的监管向支持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的监管转变。
2、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调配合:
加强综合监管力度,不断提高整体监管的水平和效率,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应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对有些业务和有些领域应当实施联合监管和综合监管,要充分发挥银、证、保之间有效的政策协调的信息共享机制的作用,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3、完善金融法律体系,为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对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体而言,立法之后会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付出高昂成本。如不尽快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填补金融监管的法律空白,外资金融机构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卓越的优秀人才,有可能发现法律漏洞乘虚而入,从而引发恶性行业竞争,影响金融秩序。
4、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为最终的同一监管创造条件:
建立有效的金融金融监管体系是一国金融健康运行的必要前提。但是一国选择何种金融监管体系模式或金融监管体系变迁的路径则取决于其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外部环境。在西方各国监管的发展的发展中,英国、美国的金融监管最具有特色。尤其是监管机构和监管内容的变化最能反映出金融监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加入WTO后,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越来越多地开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会面临外资金融机构全方位的竞争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各金融机构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对策,不仅需要注意各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的提高,更需要注意其安全能力的保障,因此,新时期下金融机构业务,需要我国的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能力的与时俱进,更需要我国的货币金融统计工作加强金融稳健统计的基础,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加强金融体系对抗风险的能力做好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1] 王佳佳.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完善[J].理论界, 2009, (01)
[关键词] 信用风险；宏观经济环境；信用循环指标；违约概率
[中图分类号] F8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1-0152-0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宏观经济中期发展建模：预测方法与应用研究”(批准号：705310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基于行为的若干社会经济复杂系统建模与管理”(批准号：70521001)
[作者简介] 曹汉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中国银行总行高级经理，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任若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竞争力比较、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北京 100053)
一、问题的提出
近20年来，信用风险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这些早期的信用风险模型大多集中对违约可能性(信用评分)的预测，主要强调对样本截面数据，而不是从时间序列角度来分析辨别“好”或“坏”的公司，并且这些模型大部分仅仅考虑了公司本身的状况与能力，而未将外在的环境因素纳入其中。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营环境的快速变迁，公司必须面对许多不确定性，增加了公司经营的风险。信用风险的时间序列或动态行为分析已经广受学术界、业界以及监管机构的重视。
首先，信用风险市场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抵押证券(ABS)，如债券抵押证券(CBO)与贷款抵押证券(CLO)，与信用衍生产品(Credit Derivatives)相似，都允许金融机构在不用破坏客户关系的情况下降低信用风险敞口。这些新信用工具的定价需要利率、违约率、回收率、以及信用利差等的动态行为的足够数据。一般而言，可利用直接观测这些变量的历史数据，或者利用流动性信用敏感工具定价模型来计量这些相关经济变量的动态行为即为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s)。其中信用衍生工具或证券有效性弥补了早期信用评分方法在管理信用风险时的适应能力，同时它也使违约分析的重点从截面分析、时间点分析转换到动态的信用风险管理。
其次，信用风险组合管理需要动态信用风险分析。虽然这些模型基本上都能作为分析信用风险组合的工具，但是对于不同风险种类的分析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可辨别的独特性风险与系统风险情况下，绝大多数独特性风险都能被分散，系统性风险对信用组合最重要。而目前的信用组合模型，如CreditMetrics、CreditRisk+都较少关注系统风险因素的行为。通常而言，系统信用风险因素经常与宏观经济环境有关。因此，如果能将宏观经济环境与系统信用风险因素建立联系，那么有关宏观经济变量的趋势与状态的知识就可以帮助商业银行评价组合信用风险。
第三，监管的发展也需要对信用风险进行动态分析。新巴塞尔协议(Basel Committee on Bank Supervision (2003))建议银行的资本需求(capital requirements)必须直接与交易双方的履约能力(creditworthiness of the counterparties)相联系。同时，新监管架构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银行资本需求的亲周期性(pro-cyclical capital requirements)，并且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增加经济周期的冲击，这可能会恶化经济周期波动。经济增长期间，银行可能会降低经济资本水平，而经济资本水平的降低可能是受到基于近期违约概率估计的风险敏感性资本需求(risk sensitive capital requirements)的刺激。因此，在经济周期的波峰时，经济资本水平可能非常低以致于无法应付后续的经济下降趋势。而在经济下降期间，经济资本的积累同样可能很低。此外，经济资本的增加可能会导致银行信用紧缩(credit crunch)并且因此恶化已经不利的经济环境。亲周期(pro-cyclicality)的问题进一步凸现了对信用评级、违约概率、信用利差以及其它信用风险驱动因子进行动态分析的需要。
本论文主要尝试将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纳入信用风险模型，来辨别外在因素对信用风险的影响程度。希望利用辨别出的外在因素对信用风险的影响，为投资者在评估投资时提供多一层的考量，并建立一个能够纳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式，以供后续研究与实务界应用。
二、信用风险模型的发展历程
信用风险分析最早起源于Beaver (1967) 和Altman (1968)的工作，并且在过去近四十年来取得了广泛的研究与探讨，发展出许多类型的信用风险模型。不同的模型具有不同的特性及相关的理论基础，大致而言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基于会计信息与市场价值所发展出来的模型，如Altman，Haldeman and Narayanan(1977)的ZETA模型，第二类则是以股票价格为基础的模型，如KMV、Moody’s等机构用期权理论发展出来计算违约概率的模型。但到目前为止，并未有具体将宏观经济因素纳入信用风险模型的研究。不过，经由Belkin，Suchower and Forest(1998)与Jongwoo Kim(1999)两篇对信用转移矩阵(credit transition matrix)的研究，替信用风险模型纳入宏观经济变量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研究方向。Belkin，Suchower and Forest(1998)首先将公司价值变动的因素分成两部分，个别公司单独面对的风险与所有公司共同面对的风险，前者可称为个别风险，后者则为系统风险。Jongwoo Kim(1999)运用前述研究的概念，进一步建立较为具体的信用循环指标。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违约概率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关性展开了研究，较具有代表性的是Pesaran等(2005)建立的全球自回归宏观经济矩阵模型GVAR。该模型以Merton(1974)的期权理论为基础架构，以经济的全球化为背景，用横跨25个国家、时间段为1979―1999的季度相关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国内宏观经济变量，包括GDP、CPI、短期利率、汇率、以及全球变量(如石油价格等)的冲击对资产信用组合风险的影响，证明银行冲销坏帐损失与国内外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具有重要关系。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是Koopman等(2005)直接应用时间序列模型研究违约概率的周期性变化。
综合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信用风险作为商业银行业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一直是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监管机构及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话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分析和评估技术仍处于传统的比率分析阶段。随着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赖，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都必须面对并分析宏观经济波动对信用风险(或损失分布)的影响。因此，在此领域，尤其是宏观经济环境与信用风险相关性研究方面，将有大量的工作去做、值得深入研究。
三、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
考虑到本论文旨在尝试将其忽略的外在因素(可分成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两部分)纳入信用风险模型，来辨别外在因素对信用风险的影响程度，因此主要参照Jong-woo Kim(1999)的研究方法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并利用宏观经济变量(GDP增长率，CPI通膨率、货币供应量、失业率等)建立信用循环指标(Z)值，来表示宏观经济情况，然后以此信用循环指标的结果搭配Belkin-Forest-Suchower(1998)的方法，去调整不同经济情况下企业信用质量改变的概率，并修正研究期间银行放款组合价值之信用风险的变动型态。希望利用辨别出的外在因素对信用风险的影响，为投资者在评估投资时提供多一层的考量，并建立一个能够纳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式，以供后续研究与实务界应用。
(一)模型的建立
本论文假设影响公司价值的因素有三个方面，分别为宏观经济风险(Z)、公司经营绩效(M)与个别公司风险(ε)。现将此三种变量定义如下：
1.宏观经济风险
宏观经济风险以Z表示，为所有公司都必须面临的风险，可视为系统性的。这种整体且全面性的风险可能导因于国内GDP的变动、货币供应的变化、进出口成长或衰退、产值提升或下降等。为识别宏观经济风险，首先需要辨别哪些宏观经济变量可以合理仿真未来宏观经济状态。不同的国家，其经济状态各有其特定的全局变量组合代表，Wilson(1997)建议至少应有3个以上的宏观经济变量。此外，随着行业、评级的差异，其辨别的解释变量亦随之不同。再者，在模型估计方法上，随着模型设定而有所差异，其共同处则在于利用过去的变量资料来预测未来变量的可能。
本论文主要是依据Jongwoo Kim(1999)的研究方法，运用宏观经济变量建立信用循环指标(Z)，来表示整体经济情况，再依据信用循环指标的结果，去调整企业信用质量改变的概率。以下是分析方法的介绍。
(1)建立复回归模型
首先，分析投机级公司的违约概率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线性回归关系，再以变量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系数估计(Parameter Estimates)、变量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三个方法作整体模型分析解释。其中：变量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有无直线线性关系；而变量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VIF)则作为该模型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的判断标准。
本研究先利用Probit函数对被解释变量(投机级公司的违约概率)作转换，得出的转换值再与选定的宏观经济变量做复回归分析，并利用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推算宏观经济变量的估计系数。
其中，Yt：表示第t期投机级公司的违约机率，Xi，t-1：表示第i个宏观经济变量在t-1期的值，β：为未知的参数，εt：为随机误差项，h：为选定的宏观经济变量个数。
(2)建立信用循环指标表示宏观经济状况
由公式(1)估计下一期的投机级公司违约机率的转换值后，即可建立信用循环指标表示经济状况。其公式可表示为：
其中，Zt表示第t期的信用循环指标，Φ-1为标准正态之累积分配的反函数，Yt表示第t期投机级公司的违约概率，μ为平均数，σ为标准差。
2.公司经营绩效
公司经营绩效以M表示，本论文以税前息前资产报酬率作为经营绩效变量。Mt值的转换主要应用统计上标准差距离的计算公式：
其中，RAt表示t期公司资产报酬率，μ为平均数，σ为标准差。
为了符合Mt~N(0，1)的假设，本研究假定同行业内各公司资产报酬率成标准正态分布。换句话说，即公司经营绩效的好坏概率呈标准正态分布。式(3)分子中的μRAt即为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也可用ITAt表示，用数字式表示为：
其中，RAt表示t期公司资产报酬率，IRAt表示t期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N为同行业内公司数量。
从式(3)可知，本研究将资产报酬率作为衡量公司经营绩效的指标。为了将宏观经济环境对资产报酬率的影响剔除，并消除行业特性差异，将其减去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后再除以行业资产报酬率标准差，得到的经营绩效指标Mt就等于该公司经营表现与行业平均间的标准差距离。若公司资产报酬率小于行业平均报酬率，则Mt0，表示有正面的经营绩效。若两者相等，则Mt=0。
3.个别风险
个别风险以ε表示，此风险仅与个别公司相关，如新产品开发等。
根据以上分析，那么可以以下列回归式来估计宏观经济风险对公司价值变动的影响，并据此建立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
Rt=w1Mt+w2Zt+w3εt(5)
其中，Rt为t期公司价值变动，Mt为t期公司的经营绩效指标，Zt为t期宏观经济指标，εt为t期个别价值变动风险，w1、w2、w3分别为Zt、Mt、εt的权重。为了保证正态分布的假设，即Rt～N(0，1)，不失一般性，假设①Mt、Zt与εt也为N(0，1)的标准正态分布，即Mt、Zt、εt～N(0，1)；②Mt、Zt与εt间相互独立；③w12+w22+w33=1。
除了以数学式表示本研究模型外，也可以图形表示(如图1)。从图1中可以发现，公司价值变动可以区分为三部分，如同前文定义，分别为宏观经济风险、公司经营绩效与误差限。图中V0代表0期公司资产价值，Nt则为t期公司可能价值概率函数，Vt则代表其期望值。V0至Vt的变动中，V0至V′为受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的部分，影响幅度为w1Mt；V′至Vt则是受宏观经济影响的部分，影响幅度为w2Zt。
此图的例子是当Mt为负，而Zt为正，且w2Zt大于w1Mt的情况。若Mt与Zt两者均为正，Vt、V′皆会位于V0右边；反之，则Vt、V′皆会位于V0左边。换句话说，公司价值可能会因为Mt与Zt而变动，变动的幅度分别为wtMt与w2Zt，总变动幅度则为w1Mt+w2Zt。
(二)模型的求解
在期权模式的信用风险模型中，违约率的估计是以低于临界值的累计概率加以表示。该概率为：
其中，t为期间，V0为0期公司资产价值，Dt为t期负债帐面价值，μ为平均数，σ为标准差。
违约概率也能够在图形上看出。图2为期权模式下t期的公司可能价值分布图，公司可能价值为标准正态分布，所以此公司价值线Nt代表的一样是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函数。图中的横轴并非公司绝对价值表示，而是期望值的距离，以一个标准差为单位。此时只要求出临界值b的数值，即能得到临界值以下的累计概率，以τ表示。
此临界值也可称为违约点(default point)，根据公式(6)，可得临界值b为：
公式(7)所计算的临界值隐含的假设为公司价值低于负债面值就发生违约，但在现实生活中，违约不会在低过负债时即刻发生，而是已经低过负债一定程度之后。其中KMV的EDF模型也不根据上式，而是以公司长期负债加上二分之一流动负债来作临界点。
本研究为求出更精确的信用组合风险及违约概率，将依KMV的方式以公司长期负债加上二分之一流动负债来作临界点。因此，每家公司的临界点均不同。
bt=IDt+ SDt(8)
为了不失一般性，假设t期年底公司普通股市价为P(ST)t；CSt为t期期末流通在外普通股数，则公司t期末的价值与公司价值变动可分别表示为
Vt=P(ST)t×CSt(9)
根据Merton(1974)违约模型，在时间t-1的信息条件下，如果下式成立违约将在时间t发生：
假设：
那么λt将是正的违约门槛，它将随着时间与企业的特定属性(如行业区分)而变化。
因此，在末期t时的违约概率为：
τ=p(default)=p(Rt
综合以上的叙述，本研究的信用风险模型将外在环境因素纳入；外在环境因素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为宏观经济因素，另一则为行业竞争因素。前者指的是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如资金是否宽松、进出口贸易兴衰、GDP增减等因素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冲击。后者为行业特性因素，如行业竞争情况、行业特性等。
四、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年度实际GDP、实际全社会总投资、信贷余额、汇率、全国实际零售总额、全国进出口总额等。各变量均以各个指标各年名义值除以各年相对于1985年的物价指数，折算为以1985年基准的可比值，并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由于论文篇幅的限制，本论文在行业与公司的选择上只选择了IT行业作相关分析研究。根据前文分析，我们可以利用最小平方法(OLS)来计算出方程(1)中的相关参数(如表1)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投机级公司(SG)的违约概率与信用循环指标的预测值(表2与图3表示其预测值与实际的值非常接近)。
各风险因子的权重系数如表3所示。
因此，IT行业的条件信用风险模型(5)可以写成：
Rt=0.277Mt-0.202Zt+0.939εt (14)
下面我们可选择一家IT行业的上市公司进行具体分析。假设该公司在1999年度与2000年度的基本信息如表4所示。
因此，在考虑宏观经济与行业风险因素后，该公司2000年的条件违约概率(PD)可表示为：
τ=p(default)=p(Rt
实证表明，利用本论文建立的信用风险模型，可以计算出公司的信用风险，即可能的违约概率，而且根据违约概率，也能看出信用风险的大小与其变动。
五、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信用循环指标表示宏观经济景气状况，将宏观经济周期因素纳入到现有信用风险模型之中，分析了宏观经济变量与行业竞争环境因素等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建立了能够纳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式。本论文的分析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在考虑宏观经济与行业风险因素后信用风险的度量问题。在我国当前经济环境下，从信用风险管理的角度入手，将能够测量到的不稳定因素纳入到信用风险计量模型中去，使商业银行能够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要求，建立具有长远性、稳定性、前瞻性的更为有效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对增强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将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为了简化分析，本论文以上市流通的普通股股票价格计算公司价值，除必须假设国内股票市场为完全市场外，又忽略了其他影响因素；另外，本研究虽然尽力依文献或实务界的经验去选择合适的变量，并希望能找出最能解释宏观经济的经济变量，但由于宏观经济变量的选取存在一定主观性，容易遗漏重要的经济金融变量，使得选取变量与应变量的关联性不够显著，或多或少会影响模型的预测。
参考文献：
[1] Altmen and Sironi.The link between default and re-covery rates：effects on the procyclicality of regulatory capital ra-tios，2002.
[2] Barry and Lawrence.A one-parameter representation of credit risk and transition matrices，1998.
[3]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Quantita
tive Study 3-Technical Guidance，Oct 2002.
[4] Jongwoo Kim.A way to condition the Transition Matrix on Wind，1998.
[5] Jose A. Lopez.The Empi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verage Asset Correlation，Firm Probability of Default and Asset size，June 2002.
[6] Belkin-Forest -Suchower(1998). A One-Parame-ter Representation of Credit Risk and Transition Matrices.CreditMetrics Monitor，Third Quarter，JP Morgan，New York.
[7] Kim(1999).A Way to Condition the Transition Matrix on Wind， RiskMetrics Group.
[8]蔡方，孙文祥.信用风险的度量和实证分析[J].投资研究，2003，(7).
[9]龚朴，何旭彪.信用风险评估模型与方法最新研究进展[J].管理评论，2005，(5).
[10]赵玉旭.现代信用风险量化模型在我国银行中的应用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