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4 17:18:1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 键 词】生态危机 踏轮磨房 资本主义 路径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
生态学理论家福斯特谈到,对于生态危机,人们往往呼吁一场道德革命,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道德才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关键。然而,在他看来,这种思路明显忽略了隐藏在个人道德背后的“结构性不道德”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道德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阶级构成成金字塔状,即由处于社会顶端的极少数人和绝大部分为维持生计而工作的工薪阶层构成的。大部分的社会财富,掌握在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手中。福斯特认为这些人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遵循以下逻辑:
(1)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通过不断的财富积累融入这种全球体制,并构成其核心理论基础。
(2)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由个体经营者转变为工薪阶层。
(3)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将所积累的财富分配到服务于扩大生产的新型革新技术上来。
(4)短缺物资的生产伴随着更多难以满足的贪欲而产生。
(5)政府在确保部分市民的“社会保障”时,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日益加大。
(6)传播和教育成为该生产方式的决定性部分,用以巩固其优先权利和价值取向。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遵循“踏轮磨房”这一特征。所谓“踏轮磨房”就是几乎每个人都是这个“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就必须不断地扩大规模;工人为了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就必须被资本家雇佣,沦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工具。无论资本家还是工人,无论是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还是维持基本生存,他们都不能逃脱资本主义“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不得不跟着“踏轮”的节奏。
福斯特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倾向于投入大量原材料和能源,并用机械代替人力,通过不断缩小劳动必要时间加快生产流程来获取利润。这势必导致自然资源被快速地消耗以及向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显然,这种生产方式是与生态环境相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福斯特进一步探讨了时下流行的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
(一)经济学路径
在解决环境问题上,传统的经济学路径往往呈现出三个提点:一是尽力回避而不严肃地对待生态环境问题,“发展经济所造成的生态资源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则不在正统经济学的考虑范围”[1];二是过分迷信市场的魔力,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环境成本核算和市场激励的手段加以解决;三是没有认识到“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而福斯特从经济学的思维范式和基本理念的变革方面出发,分析并探讨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经济学路径:“环境资源的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所谓“环境资源商品化”就是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将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将环境转化成像其他商品那样也可以进行分析的商品;所谓“自然资本化”,就是将整个自然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视为“自然资本”,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这种观点认为,环境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灵,不如说是我们的会计系统的失效。
福斯特认为这两种路径不能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指出,虽然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纳入到市场体系,在短期内有可能缓解生态环境问题,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的本性,致使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地按照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福斯特把这种“环境资源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的做法斥之为荒诞的“简化主义”手段。以简化主义手段对待自然,按照市场—商品原则来构建社会,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公共产品,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将导致如下三重问题:
一是导致将人类与从前的历史彻底割裂开来,并不能说明人类需求和适应自然能力的充分发展,只能是发展一种与世界的单方面的、利己主义的关系,最终导致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不是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二是应用于自然的经济简化论将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与疑惑,挤压理想主义层面的价值观的有限存在空间,使市场价值支配一切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更为盛行。
三是应用于环境的经济简化论不仅会造成具有道德性质的恶果,而且会造成物质性的恶果。虽然在经济活动中以内化环境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在短时期内可使问题得到缓解,但最终只会进一步加剧所有的矛盾,既破坏生活条件,也破坏生产条件。
(二)技术路径
关键词：一般生产劳动；劳动价值；经济核算；产业划分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1)－0052―05
研究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论者，无论是宽派、中派和窄派等都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角度为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就是一般生产劳动的定义，这个定义对于任何社会形态都是适用的。这是全世界经济学界一直坚持的传统观点和权威观点。但是，这种传统观点和权威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观点导致了经济学界对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长期的、重大的误解以及多年来没完没了、但又没有结果的学术争论。
一、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前提
要准确掌握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我们首先必须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有正确的理解。由于没有正确理解这些基本概念，使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误解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
1．一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按照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过程的分析，劳动对于资本的雇佣关系有两种形式：一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一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或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是指，以前的生产方式本身还没有发生什么差别，从工艺上来看，劳动过程完全同以前一样，只不过现在是作为从属于资本的劳动过程罢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是指，一种在工艺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特殊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产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发生了。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是所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般形式；但是，它同时又是与发达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列的特殊形式；因为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则不一定要包括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基础上，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一般特征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一般特征就是劳动过程直接从属于资本，而不管劳动过程在工艺上以什么方式进行。
2．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包括劳动同货币交换、劳动把货币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销售商品获得剩余价值三个环节。劳动过程仅仅是“劳动把货币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环节。显然，劳动过程包括在生产过程中，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生产过程就有什么样的劳动过程，劳动过程的社会规定性与生产过程的社会规定性完全一样。
因此，劳动过程有对资本的形式上从属的劳动过程和对资本的实际上从属的劳动过程或特殊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马克思又经常把它简称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就像马克思经常把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简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之分。比起多环节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又经常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
3．物质生产领域和物质产品生产领域。
千万不能把物质产品生产和物质生产混为一谈。物质产品，又称物质财富，只是物质生产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本人就明确指出，物质财富是物质生产的组成部分，物质产品生产领域只是物质生产领域的一部分(第26卷，第295页)。马克思指出，“除了采掘工业、农业和加工工业以外，还存在着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这就是运输业，不论它是客运还是货运。”(第26卷，第444页)显然，运输业属于物质生产领域，但却不属于物质产品生产领域。
无论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还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如果在物质产品生产领域来考察的话，劳动过程的结果就总是商品(马克思又经常把它称为物质财富、物质产品)，而且是商品资本。因此，从单纯的劳动过程的结果即商品资本(经常被不准确地称为商品、物质财富、物质产品)来看的生产劳动显然就等于生产商品的劳动。
二、马克思第49卷中有关论述分析
马克思指出，“从单纯的一般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更确切些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表现为生产劳动。但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出发，则要加上更切近的规定：生产劳动是直接增殖资本的劳动或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第49卷，第99页)
这里的所谓“单纯的一般劳动过程”明显不是指脱离了一切社会生产关系、适合于一切社会形态的所谓“一般劳动过程”，而是我们上边提到的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这种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或者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劳动过程，或者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劳动过程即特殊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马克思紧接着所说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劳动过程生产产品与商品。只要劳动物化在商品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中，这种劳动就始终是生产劳动”(第49卷，第100页)这句话就完全证明了我们以上理解的正确性。这里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指的就是特殊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这里的“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指的就是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如果按照所谓的“一般生产劳动”概念来解释，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正确理解马克思使用“劳动过程”一词的确切含义，是理解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关键。
从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的生产劳动和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出发的生产劳动指的是完全相同的劳动。显然，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比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生产商品的劳动，前一种定义是深层的、本质的定义，后一种定义是表层的、现象的定义，比起前一种定义，后一种定义当然是不太“切近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常把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劳动与作为生产劳动的结果的产品或者使用价值混为一谈，他们用产品或者使用价值的特征来反映生产劳动的特征。马克思指出：“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看作生产的绝对形式，从而看作生产的唯一自然形式的这种资产阶级狭隘性，才会混淆下述两个问题，一个是从资本观点来说什么是生产劳动与生产工人的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一般的生产劳动的问题。”(第49卷，第100页) 8 8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是“what labour is produc．tive in general．or what productive labour is in gener-al”的翻译问题。正是由于把它翻译为“什么是一般的生产劳动的问题”，使得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马
克思这里又提出了所谓的“一般的生产劳动”概念，并且认为马克思把一般生产劳动定义为“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果的劳动”。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把马克思强烈反对的观点强加到马克思的头上。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in general，这是个副词，翻译为形容词“一般的”显然不妥；而且in genera1只是一个普通的、大众的、传统的、日常生活用语，反映的是普通人、大众、外行人心目中的想法和见解。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把它翻译为“在普通人看来(或者在传统上)，哪一种劳动是生产的或什么是生产劳动”。因为，很清楚，这个生产劳动定义是非常空洞的、甚至就是同义反复，它显然没有资格成为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经济范畴。
即使如此，我们也要搞清楚这个生产劳动定义的确切含义是什么。非常幸运的是，马克思本人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指出，斯密认为只有同资本交换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而同收入本身交换的劳动决不是生产劳动。“但斯密同时又从片面的传统观点出发，认为生产劳动就是一般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并且把自己的区分同这种观点结合起来，所以在他看来，下面这样的定义是可能的：同资本交换的那种劳动始终是生产劳动(始终创造物质财富等等)。”(第26卷，第264―265页)
很清楚，这里的“片面的传统观点”①，不就是马克思提到的“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果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吗?显而易见，这里的“某种东西”、“某种结果”实际上就是“物质财富”。这个片面的传统的生产劳动定义只是把物质产品生产领域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中区别出来了。
因此，马克思在这段话里提到了两个生产劳动概念：一个是从资本的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概念；一个是从传统的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整个社会的绝对形式的情况下，在整个物质产品生产领域里，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等价于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从资本的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与从传统的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完全重合，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很容易会以为生产资本的劳动和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是一回事，甚至把生产物质财富看成是生产资本的劳动的本质特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会把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劳动概念看成是只反映劳动的物质内容的一个自然范畴，这样就完全取消了作为经济范畴的生产劳动概念存在的意义。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力图用劳动的物质内容来确定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种错误做法，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拜物教观念：这种观念把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如商品，生产劳动等等，看成是这些形式规定性或范畴的物质承担者本身所固有的属性。”(第49卷，第108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拜物教观念把劳动的社会规定性看成是劳动的物质内容本身具有的性质，把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混为一谈，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物化。马克思上边批判的把两种生产劳动概念混为一谈，就是抨击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异化现象。
三、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论述分析
马克思写道：“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资本论》第一卷，第201页)
要特别注意这段话，尤其是我们加上重点号的这几句话。下面，我们对于这段话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1．“这种生产”显然是指资本主义生产。那么什么是“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呢?这就涉及到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问题了。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是所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般形式。因此，“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实际上指的就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2．“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的英文是：“We shall，there．fore，in the first place，have to consider the labourprocess independently of the particular form it asslHnesunder given social conditions．”。显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撇开资本主义生产(it)在给定的社会条件下所呈现出的特定形式(the particular form)来考察这种劳动过程(the labourprocess)”。这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考察的劳动过程是要撇开劳动过程在给定的社会条件下所呈现出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也就是把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所呈现出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统统撇开，抽象出一个共同的劳动过程，这当然就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劳动过程或者说是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3．要特别注意的是，千万不能把“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过度抽象为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一般生产；也不能把“劳动过程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过度抽象为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一般劳动过程。这是犯了过度抽象的逻辑错误。它们的正确意义是指我们目前暂时不考虑“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目前暂时也不考虑“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我们目前暂时只考虑这种劳动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变换过程，而且只就一个劳动者的情况来进行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说的“劳动过程最初是抽象地，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的”和“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完全证明了我们理解的正确性。
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从第201页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一直到第209页的“我们再回头来谈我们那位未来的资本家吧”这一大段文章里，马克思只是谈论了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下面，马克思为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下了一个定义：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①
我们加上重点号的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表明马克思这里所谈的这种劳动过程绝不是什么一般劳动过程，而是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显然，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许多规定也适合于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一般劳动过程的规定：“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
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资本论》第一卷，第201―202页)
在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
在同页的下边，马克思为这里的“生产劳动”一词加上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下注(7)：
“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资本论》第一卷，第205页)
下注(7)的这段文章的英文原文是：“This meth．od of determining．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labour―process alone，what is productive labour，is by nomeans directly applicable to the case of the capitalistprocess of production．”显然这段英文翻译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翻译错误。这段英文文章的正确翻译应该是“只从这种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什么是生产劳动这种方法，绝不能直接地用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场合”。这里把“the labour―process alone”翻译为“简单劳动过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使人们误以为还有什么复杂劳动过程。中国经济学家普遍把这里的“简单劳动过程”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所谓一般劳动过程，把所谓的马克思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角度为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认为就是一般生产劳动的定义，这个一般生产劳动对于任何社会形态都是适用的。这种错误的思路显然与这个关键性的误译密切相关。
马克思这段文章的意思显然是说，不能把从这种劳动过程的角度确定什么是生产劳动的方法用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什么不能用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场合?一方面，这里考察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只是一个人的劳动过程；而在特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劳动过程表现为总体工人的劳动过程，是有分工和协作的劳动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单独都不是产品的生产者，只有总体工人才是产品的生产者。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生产商品只是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之一，因此只从生产商品的角度为生产劳动下定义是不够的，必须从生产剩余价值的角度为生产劳动下定义。
在特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556页)
“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这段文章的英文原文是：“Thefirst definition given above of productive labour．a deftnition deduced from the very nature of the production ofmaterial objects．”显然，这里的翻译是不够精确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上面从物质产品生产的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千万要注意：不能把物质产品生产(the production pf material objects)和物质生产(material production)混为一谈。
这里出现的“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使几乎所有研究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经济学家误以为马克思从简单劳动过程出发的生产劳动定义是生产劳动的一般定义，这里的“物质生产”一词表明马克思把一般生产劳动严格限定在物质生产领域，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能构成一般生产劳动，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错误，也是一个长期禁锢中国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教条，这使我们几十年来一直误解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
实际上，这里的所谓“从物质产品生产的性质本身中得出的”生产劳动概念，实际上就是“从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概念，即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的角度”看的生产劳动、“从单纯的劳动过程本身的角度”看的生产劳动和“从生产商品的角度”看的生产劳动，实际上说的都是一回事，反映的都是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介学说
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些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
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运用生产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难看出，“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现象形态或者说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形式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形式或技术条件的演变，反映了劳动的自然形式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内容。
“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逐渐建立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过程，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升级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这个演变过程不仅有物的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的关系，而且后者是本质的、最重要的。它们表面上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手工到大机器，表面上是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其背后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马克思总是运用由现象到本质，由形式到实质的方法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果抛弃了这个方法论，就会犯割裂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二重性的错误，从而使得《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偏离正确轨道。
四、总结
笔者认为，将生产方式直接与生产关系对应的做法是对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方向上的某种程度上的偏离。然而，不论是“生产关系说”还是“劳动方式说”，它们都只强调了生产方式二重属性的一个方面-社会属性，不重视或忽视了其自然属性的内容，从而是值得商榷和批判的。因此，作为政治经济研究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只能是作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的生产方式，这里的生产方式不能被除此之外的任何一个经济范畴所代替，若要全面理解生产方式，必须坚持生产方式的二重属性。
作者：李明 单位：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1）历时态分析。
资本主义历经原始积累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迎来了当前的在全球范围扩张的国际垄断时代，但从未改变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始终是为了资本增殖的实现。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演变，是基于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呈现的基本经济特征的不断发展。其中一个明显的具体表征就是资本组织方式的变化，如股份公司、跨国公司的出现。同样，资本主义各个不同阶段的演变，也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范围的扬弃。但这种转换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资本增殖。因此，无论哪个时期的资本主义，都是围绕资本增殖的实现而运行的。不同的是，前期资本主要以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态，作为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执行职能；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促生和促使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即信用货币由单纯的商业流通进入一般的流通中，实现货币资本化，完成借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执行职能。同时，基于信用制度的借贷资本，因信用制度自身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和使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性质，打破了货币化的资本在原有形态下同一时间点上的单一职能，实现了同时“不仅为一方即卖者补偿资本，而且被另一方即买者作为资本来支出，来预付”。这样以来，以此二者为物质基础的新生产方式就把原来“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会出现，是因为在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的作用下，新的生产方式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但当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与其生产根本目的——价值增殖过程相对立时，就只会加速这种对立性——矛盾的爆发，正如金德尔伯格所描述的那样，金融危机出现的频率之高、影响程度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再次验证了马克思理论的预见性。而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后并能得以发展，同样，是因为它满足和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需要——资本增值。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要求生产社会化水平不断提高与之相适应，生产的集中导致垄断的形成，以金融资本为资本形态的资本随之应运而成。产生于垄断市场结构之中的金融资本的形成加剧了市场对货币资本的需求，这种相对稀缺的需求便成了扩充货币、加强金融创新的动力，与此同时也加强了金融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耦合。
（2）共时态分析。
无疑每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都以资本增殖为目的；资本形态的演变亦是为了谋取最大可能的物质利益。只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注定只是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谋取利益。同时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意识“个体”理性——资本与资本“他者”之间的对立，完全成就了物性资本割裂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单个资本循环运动和作为整体的社会总资本循环运动的有机统一性，而部分资本或绝大部分资本在短期内的增殖与整体财富的增长又极可具不同步、不一致性。这也为资本主义生产无视更多人和全民的利益，无视生产与消费的共生性，无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共生性创造了现实的可能。从而势必加剧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和资本形态的演变，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根本目的——资本增殖的工具和附属产物，商品生产和商品的使用价值更是附属物的附属产物。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就决定了资本被赋予具有支配一切社会资源的客观强制性权力，即形成资本力量，在资本自在运动中表现为资本人格化的单个或少数资本家的利益，支配与组织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社会经济结构的建构。同时，在虚拟资本充斥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资本的脱域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资本本身和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形态引致的矛盾得以空前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转嫁。无疑债务危机的爆发正是诠释了这一新的特征。金融危机其实是继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以国家地理区域为主要殃及范围的经济危机之后转移到虚拟经济领域、以全球为“场”、变金融衍生产品等新兴商品为介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形态，即金融危机是资本形态发展到虚拟资本时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当代表现。
（3）金融危机的根源。
由历时态和共时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一切形式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皆是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资本本身即资本逻辑——马克思毕生最重要的两大发现之一。包括目前由次贷引发和因债务形成的两大世界金融危机，依然没有脱离资本逻辑这一重要分析框架。危机呈现于由实体经济领域到虚拟经济，源于资本形态的演变，资本时间和空间的扩张，形成了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变换。而且，这种资本主义危机形式的变换，只是在不同阶段，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为了尽可能适应不断前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允许的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自身固有矛盾的再次呈现。资本运动始终以资本增殖为其出发点和最终的目的，资本逻辑从未改变，只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表现形式——资本的形态在变。就像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重心转移一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公共资本以及资本未来其他新形态的出现，越来越更为广泛地表现为取决于社会的需求——欲望体系的变动趋势，以缓解和分散根源于资本逻辑的社会冲突，从而使之能够持存，实现永无止境的增殖目的，直到冲破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极限。
2、资本逻辑与良性可持续发展
资本逻辑揭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正如“现代文明的本质重要规定是资本主义文明”，充满种种经济社会问题的现代社会的本质重要的规定亦是资本主义属性。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即是现代社会经济问题的矛盾根源。然而资本逻辑的深层本质，不仅是经济问题的根源，还表现为资本逻辑的现实性确认乃是一种日益升华的精神意识化过程。其严重后果在于与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对立。资本逻辑是当代经济社会各种重大问题的罪魁祸首，有悖良性可持续发展——经济、环境和社会作为一个相互滋生、共同促进、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
（1）资本的主体性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对立。
资本的主体性，是指资本支配劳动者、支配资源、支配一切资本之外所有生产要素以及在由此产生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以资本为主体，以实现资本自身诉求为唯一目的，其他一切对象化为客体的属性。分析资本的主体性，就要从资本作为主体的产生入手。在商品流通中，使商品流通过程的产物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的流通形式“G—W—G'”，这一循环是“从货币一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其“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作为交换价值的资本在这种由资本本性决定的没有止境的运动中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因此，资本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非资本形式存在，成为支配一切的主体，不是因为作为物态形式的资本的功用性；而是因为商品社会内生着资本的主体性。货币只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一切实体的即各种商品都可以是资本的存在形式。“所有商品的共同实体——不是作为商品的物质材料，从而作为物的规定的那种实体，而是作为商品，从而作为交换价值的那种共同实体——就在于：商品是物化劳动”，而唯一与物化劳动有着质的区别的对应的是非物化劳动，即在改造自然物物化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劳动。人是劳动的载体，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人就是资本唯一的对立面，“非资本”。而资本只有同资本的对立面——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相联系，才是真正意义上质的交换，才能实现资本不断的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本性，实现自己增殖的目的。鉴于此，人只是资本自为目的活动的手段和工具，只要资本为主体、支配一切，人就只凸显为作为物的有用的对象化属性，作为使用价值的载体；资本的主体性决定了资本在存在层面上与人相对立。人受制于资本的奴役，有悖人的本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相对立。泯灭了人的本性，又谈何基于人的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资本作为主体必然背离人类社会的初衷和最终目的，偏离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与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相对立。
（2）资本的逐利性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和动机就是追求最大程度的利润，资本的本性就是增殖，就是逐利的。资本的逐利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立在于资本的无限扩张性。这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本性。资本的产生最初以货币的形式存在，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G—W—G'”已质的区别简单商品流通“W—G—W”，后者只是占有使用价值、以满足一定的需要或者满足最终的消费为限；相反，前者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商品仅是整个过程的中介介质而已，仅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是没有止境的了，并且因为只有存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才能实现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无限的。这种“无止境、没有限度”的运动亦即所说资本的无限扩张性的雏形。随着资本形态的演变，不断地变换着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然而这只是运动的表现形式因资本形态的不同也有所不同。以产业资本形态存在且真正能带来价值增加的资本，必须借助商品为介质方能完成资本的流通，这也是仅能真正反映资本增加值的物质承担者，但这个物质承担者只是作为交换的手段存在，为谋取无止境的增殖，作为附属物的商品也需被无止境的制造出来。无止境的制造商品一方面需要无节制、无止境的开采一切可利用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导致生态破坏和对劳工的残害；另一方面作为只是以量的增加为目的无视消费的生产必然导致供需失衡引发实体经济领域的经济危机。而且随着发展到生息资本的出现，使资本的流通可简化为没有中介的简练形式“G—G'”，就成了后来发生在虚拟经济领域危机的铺垫。因此资本的逐利性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对立，直接表现为生态危机、对劳工的过度压榨即人作为资源的不可持续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周期性危机。
（3）资本逻辑的核心——主体性与逐利性的统一。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资本逻辑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体性与逐利性的统一，这决定了作为主体的资本的意志实然表现为物质利益至上。对物质的崇尚，代替传统等级制社会对权力的崇尚，不仅符合了资本增殖的需要、满足了人作为生命体存在的基本需要，而且也从经济规则升华成为主要高度同一的社会运行机制。因此，在资本本性的驱使下，人的物欲也得到了迄今为止最大可能性空间的解放和展现。这也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得以空前快速发展的根源，作为消解传统等级制社会结构的事物——资本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负载着一种强制性的客观力量激活了人性所拥有的贪婪的和疯狂的占有欲即“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根——人类争取自身利益的欲望”。当然，这里的欲望只是人作为物的自然属性的欲望，并且资本逻辑也仅限于通过满足人的生命体的物质需要来维持和生产劳动力以实现资本增殖的目的。在这一目的性过程中，人也异化为物格的工具。人不同于其他任何存在实体，人不仅有维持生命实体存在的需求，还有追求生命意义的价值需求。因此，人是物质和超越物质的精神的统一体。但资本只有单一向度的物质诉求，其必然与人的非物质诉求相冲突，并抑制人的非物质诉求。因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自身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的制度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映，其必然服务于资本意志。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必然转化为社会意识，物质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在拜物的价值导向和服务于资本意志的制度约束和规范的双重驱动下，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成为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同的唯一途径。即“在资本逻辑刺激下，每个人的功能和需求的发展必然是单向的”这是资本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目的的根本对立，是引发种种社会失范的根源，也是其作为特定历史范畴必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所在。由此可见，资本的主体性与逐利性的统一，使其演化为整个社会的高度同一的社会机制，使人物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物质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致使引发种种社会失范，是与人类社会最终目的相悖的根基。资本逻辑在本质上是反良性可持续发展的。
3、启示及建议
基于人与自然与社会系统逻辑关系的思考，将从“一体三维”——“一个主体”、“属性维度、认知维度、实践维度”，探寻在限制与发展资本之间保持合理张力的途径，既消除资本及资本逻辑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对立，又充分发挥资本推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1）确立人的主体地位。
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既是限制资本的根本途径，也是其根本目的。资本及资本逻辑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对立在于资本的主体性，把本应是手段、工具的资本提升为了目的，而人类社会的主体——人被贬为了工具。因此，扭转资本与人的主客体关系，是消解这一根本对立的根本途径。人作为主体，不同其他任何自然物，人是类存在的价值主体。人作为有生命的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不仅只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即类存在物，虽然最初只是表现为部落体，群居动物。人不同于动物，“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正因为如此，只有人作为主体才可以平衡有序地进行一切生产，这是实现持续的良性有机循环的前提。
（2）限定基于资本逻辑的资本于经济领域。
限定资本及资本逻辑于经济领域的关键在于剥离资本逻辑主导人的价值领域，使资本逻辑的产物——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不再成为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惟一途径；而且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与人的幸福感的提高成绝对的正比，这是因为人自身属性的二律背反——生存的功利性与超越功利的价值性的对立。人是作为有机生命体自然属性有效需求的有限与永远面向未来的未特定化的社会属性的无限的统一体。这个意义上，资本于人就不再能够是一切社会活动的“生产关系”，而是仅限于是满足部分需求的经济性生产层面上的“生产关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除了基于物质利益的联接还需要有更为黏连的价值认同等契合关系。唯如此，资本于人类整体而言，只是满足人的自然属性的工具；人也就不再是单向度的人，物质财富也就只是体现其自我实现的维度之一。因此，应限定资本逻辑于经济领域。
（3）培育辩证的系统思维能力。
当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能够把“‘全体性’的‘类’概念、‘主体间性’、‘他者’这类概念以哲学学术的方式赋予时代思维语文学并转化为日常话语的时候”，资本作为当前最有效的经济发展工具，也就只能在事实性中表现为自为自在的与“他者”，并且与同类的部分相对立。这就要求作为能动的类存在的主体——人发挥有益的影响，实现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平衡持续的状态，而这一实现对应的就是用动态发展的视角全面地考察和分析空间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对象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的能力，即辩证的系统思维能力。
（4）推动科技生产力发展。
世界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些重大趋向性变化，这些变化基本上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全球化。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不能不与研究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只有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行了客观、系统、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才能得出反映客观实际的、有充分说服力的科学结论。二战后，随着信用经济，股份经济和信息经济的迅猛发展，资本的内涵和特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正在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演进，从实体资本向虚拟资本演进，从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演进。揭示资本的这些变化，对于揭示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资本向社会资本演进
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资源，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十分鲜明和尖锐，资本统治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追求资本增殖和资本积累是资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动力和目标。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导致财富在少数资本所有者一方的积聚和积累，贫困在大多数劳动者一方蔓延和扩大。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无限增长与社会有效需求矛盾日益加剧的社会基础，是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不断爆发和日趋深刻的社会根源，是劳动者反抗资本统治斗争日益升级与激化的社会原因，是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的突出表现。
随着科学技术和重化工业等的发展，由于机器设备的增加和复杂化，以及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投资额的增加，作为各个独立存在和运作的私人资本，已日益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客观上要求个别私人资本联合起来组织股份公司。个别资本联合组成股份公司，不仅仅是财产组织形式和企业经营形式的变化，它标志着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变。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有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资本主义私人资本、私人企业、私人财产和私人产业的扬弃，标志着社会资本、社会企业、社会财产和社会产业的诞生；其次，这种扬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进行的，因此这种社会资本、社会企业、社会财产和社会产业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三，这种变化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又有了新的重大发展，突出表现在资本的社会性更加扩大化和深化。这些变化是经济全球化和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是资本主义私人资本“自行扬弃”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部分质变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缓解了物支配人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
2、实体资本向虚拟资本演进
随着金融经济、股份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发展，工业社会正在向信息社会过渡，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态也日益从实体资本向虚拟资本演进。虚拟资本是与生产资料等实体资本相对应的，是以有价证券、有价信息形式存在，并能给其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形成现代虚拟资本的因素首先是货币，但货币作为虚拟资本的历史并不长。发行和使用纸币是货币史上的一个质变，越来越多的货币及其衍生物脱离实物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形成了货币与货币的交换，货币与货币衍生物的交换，从中获利，从而形成了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
形成虚拟资本的另一因素是信息。信息作为人类精神的、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心理的活动，一开始就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人类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信息就有了信息经济和信息资本。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是信息经济和信息资本出现的一个重要条件，科学技术已经能将自然界存在的波性物质(声波、生物波、电磁波、引力波、光波等)转化为技术，如电子，徽电子，光电子、光纤、卫星、遥感技术等，使信息的采集、识别、传输、存贮、处理等独立运作和独立存在，并形成通讯、咨询、广告、电子商务等服务性产业，为物质生产和实体经济服务，从中获取收入。
还应特别指出，货币及其衍生物和信息是密切不可分的，二者的结合与融合是虚拟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从信息方面来说，不能获利的信息不能成为资本。信息要获利就必须进入市场，成为买卖对象，借助货币及其衍生物来运作，将其价值转化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货币。没有货币及其衍生物作为依托和载体，信息是不可能成为资本的。从货币方面来说，货币及其衍生物所以能成为买卖对象，在于它们的价格不断涨落，存在买入与卖出的利差，有利可图。而价格的涨落主要来自于信息的变动，发达的信息不仅能迅速反映各种资源的供求关系和资源配置状态，而且对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予以表达，对人们的心理预期予以反映。
在当今世界，虚拟资本数额和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信息与货币相互结合形成的虚拟资本的大发展，使资本范畴泛化，使资本占有更加社会化，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虚拟资本使社会核心资源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加大了经济运行的投机性、风险性和泡沫性，也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第一，虚拟资本使社会核心资源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变化。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是土地，工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是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料，而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今天，在信息经济和虚拟资本大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的核心资源正在转向了金融。金融现已成为特殊的战略性和全球性资源，用电子商务武装起来的金融业务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互联性和扩散性，大大加速了生产要素的转换和流动，降低了生产和流通成本，因而金融资本也日益成为政府调控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和经济杠杆。
第二，以虚拟资本为基础的信息经济推动了经济的强劲增大，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信息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形成了信息网络和网络产业，包括网络贸易、网络银行、网络企业，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以及各种网络服务的建设、生产和供给等经营活动。信息网络把整个世界联系起来，摆脱了时空限制，使所有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第三，虚拟资本加大了经济运行的投机性、风险性和泡沫性。虚拟资本的发展一方面对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投机性、风险性和泡沫性。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相比，它的运作具有更大的变动性、灵活性和投机性。投机是市场经济普遍现象，经济领域的投机就是对商品和资产未来价格走向的赌博。金融资产价格的投机，不像实物资产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它的增值或贬值也往往是脱离实物经济而独立动作。金融运作形成正反馈时，金融资产的价格和收益率就将提高，就会产生进一步上涨预期，从而吸收更多的资金进入金融市场。
第四，虚拟资本使资本范畴泛化，使资本占有更加社会化。虚拟资本的发展不仅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使资本的核心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组成要素及其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力已成为多层次的复杂系统，生产力构成的变化导致生产资料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生产资料主要是指机器、厂房及其附属设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生产自动化、信息化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扩展，生产资料范畴在泛化，微机系统、网络系统、信息系统等都已成了生产资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随着信用经济、股份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发展，能转化为资本的载体也在日益广泛。除货币之外，股票、债券、外汇及各种金融衍生物都成了投资和获利的工具，都成了资本的一种形式，因而资本范畴比生产资料范畴更加广泛化。生产资料和资本范畴的泛化使一部分人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垄断日益困难，为生产资料和资本占有的社会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条件。
3、从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演进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学术论争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界定的标准，我国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般来说，学界都倾向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统一的关系体上去找寻答案。比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组织必须能生产出剩余价值，劳动组织要真正存在雇佣劳动，并此种生产关系还须逐渐发展壮大。还有人认为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包括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当做媒介的商业和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地租形态的发展变化。”[1]20世纪90年代以来，魏千志在《明清史概论中》提出，界定资本主义的萌芽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简单来说就是工人拥有自由；生产资料所有者是为了获得利润，获得社会价值才生产产品；雇主用大量的工人以维持生产规模和产量。[2]
虽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得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于历史的不同时期，但进入80年代后，绝大多数的学者肯定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最早出现在明代，确切地说，是产生于明代中后期。自然，即便是已得出最终的结论，但终究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如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应出现在明代早期，还有学者主张是在明后期至清早期。2但大体趋势是承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因素萌芽于明代中期，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则进一步发展。主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战国、两汉、唐宋、元代的学者，都只关注了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某一要素，或是生产中存在的协作方式，或是有大量的自由雇工的出现、或私有生产关系的存在，如雇主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私有化等。但这些要素很少能够在一个时期同时出现，即便出现，其地域范围也极其有限，多半是限定在经济较发达的江南和沿海地区。[4]比如宋代，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如果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生产关系中的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发展等方面又受到强烈的封建束缚，并未见松弛。同时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也一直未减退。因而，宋代只能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所以，综合而论，明代以前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只是带有一定的偶发性和不确定性，并不具有普适性。而明清时期之所以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时期，笔者认为正是因为经过前几代的经济发展，此时的社会已积累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化的必要因素，如果唐、宋、元三代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准备阶段的话，那么明清不论是从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发展还是劳动者的雇佣属性来说，都基本满足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尽管弱不禁风，但毕竟还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艰难的诞生了。[5]
二、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的封建关系较为松散，缺乏对市民阶层的控制，所以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是出现时间早、完成速度快、资本主义关系要素具有完整性和典型性。即便是与中国有着类似历史特点的日本，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方面却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中日两国都在18-19世纪拥有棉纺业，但日本的棉纺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发展速度快，所以其资本主义程度较高。
第一，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脆弱。当时，中国社会生产虽然出现了一些变化，但基本结构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农业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主经济，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是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手工业中产生的资本主义要素对农业生产、经营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自然经济无法解体，封建经济结构的坚固性使商品经济无法登场，始终束缚着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进程。
第二，发展缓慢，易于夭折。封建专制主义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强大的阻碍力。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比如：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明清的“取具保结”法和限制对外贸易的法令、限制民间手工业发展的法令等。这些都极大限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本已脆弱的生产关系更加不堪一击，自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即宣告终止。
第三，产生的地域有限，影响力不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只局限在江浙及东南沿海地区，尽管在陕西和山西也有了一些商业活动，但总体而言，资本主义仍难以蓬勃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的萌芽充其量只能算作是部分地区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程度上的变革。
第四，权利意识薄弱，未形成资本主义关系必需的文化环境。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一直作为传统中国的思想准则，其“重义轻利”、儒家总是视国家和天下为一家一族，当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以及社会整体利益、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总是毫不例外地强调个体利益应服从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并提倡一种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精神。因为缺少资本主义因素存在和继续发展的土壤，所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定是不会长久的。
三、结论
有学者认为中国根本就不曾有过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断，笔者认为尽管在明清时期，主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并未发生改变，依然是小农经济占据优势，而且政治统治上也是在实行君主专制，但应当看到中国的经济是在不断地往前发展，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初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场和一种新型的劳动关系――雇佣，尽管当时整个社会
还是处在一个封闭的超稳定的系统内，但不能因为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形式未发生改变就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发生。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生产力的发展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必然带动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既然我们已经承认明清时期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那么就没有必要否认与之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所以，笔者认为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判断标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应该诞生于明朝中后期。
一、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
土地所有者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获取地租。所以，任何地租都是以土地所有权的存在为前提的。“而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地球的一定部分，把它作为排斥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就在于说明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经济价值，即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实现。”[695]
1、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的形成及特点
土地所有权具有各种不同的历史形态，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式，它是在改造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和破坏小农土地所有权基础上形成的。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地主在政治上法律上的特权，使他们只能够依靠土地所有权来分享一部分剩余价值。“这个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一方面是直接生产者从土地的单纯附属物的地位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土地被剥夺。”封建土地所有权，不管它们的法律形式如何不同，都转化为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土地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只代表一定的货币税，这样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的经济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简单地说，就是摆脱了一切传统的附属物”。
再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采用多种方法对小农土地所有权加以剥夺，使广大农民破产，变无产者。这些破产的农民和他们的土地被集中在新的土地所有者手中，这样资本主义就创造了适应自己生产关系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2、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
一切形式的地租，都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自己、增值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指出：“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地租就是农业资本家为获取土地的使用权而交给土地所有者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实际的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使用场所，作为把自己的资本投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来经营的资本家即农场主。这个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家，为了得到在这个特殊生产厂所使用自己资本的许可，要在一定期限内按契约规定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一个货币额，这个货币额就是地租。
二、级差地租
1、级差地租的形成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农业中，面积相同质量不同的土地，租地农业资本家向土地所有者交纳地租数量不同，这就表现为级差地租。马克思假定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一样，是按照生产价格出售的。因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农业资本家才能获得平均利润，从而才肯投资于农业。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本主义土地经营权的垄断，一部分农业资本家租种了优、中等地，就会排斥其他资本家再利用它，其他资本家只能在劣等地上进行耕种。在平均利润率规律作用下，种植劣等地的资本家也要求获得平均利润，这样，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就必须由劣等地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来决定。农业资本家把等量资本投资在优等地和中等地上，比投资在劣等地上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产品。那么优等地和中等地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劣等地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决定的社会生产价格，因而在平均利润之外，还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些超额利润转化为级差地租，交纳给土地所有者。
土地作为生产条件，它质量优、劣的差别只是产生级差地租的自然条件或基础，不是产生级差地租的原因。因为生产条件的差别在任何生产部门都存在，但是一般不存在对使用较好生产条件的垄断，因而不能像种优、劣等地那样形成持久性的超额利润。在农业中，只有当土地自然条件的差别同时与土地经营的垄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级差地租才会形成。
2、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
雇佣工人在肥沃程度较高或位置较好的土地上创造的超额利润转化为的地租这就表现为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Ⅰ）。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和土地位置的差别这两个形成级差地租Ⅰ的条件，在同一块土地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一块土地，可以是肥沃程度较高但位置不利，也可以是位置有利但肥沃程度较低。这样，土地加入耕作的顺序就可以有各种不同情况。级差地租Ⅰ既可以在耕作向劣等地扩展时产生；也可以在耕作向更优等地扩展时产生。（版权所有）
以上我们只是把级差地租看作是投在面积相等而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如果我们连续追加投资于同一块土地，而具有不同劳动生产率所产生的超额利润而转化的地租称之为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级差地租Ⅱ）。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社会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在耕地有限的条件下，仅靠开垦新的耕地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农业便越来越多地采取集约化的耕种方法。也就是把资本连续投在同一块土地上，采取新技术、新设备等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由此带来的超额利润而形成的地租就是级差地租Ⅱ。
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的区别，在客观上是由于对土地的两种不同的投资方法引起的。级差地租Ⅰ，是以不同地块的肥力和位置的差别为条件；而级差地租Ⅱ，除了这种差别外，还以同一地块上连续投资的生产率的差别为条件。并且，级差地租Ⅱ并不立即全部转化为租金流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在一般情况下，地租的数量在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签订契约时就已经确定。所以在租约有效期内，由追加投资带来的超额利润归农业资本家所有。但是，一旦租约期满，土地所有者就会考虑到土地上现有的投资的利益，在重订租约时提高地租。于是，这部分超额利润就会部分或者全部转化为级差地租Ⅱ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因而，租佃资本家对于在租期内不能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投资不感兴趣。他不愿进行永久性的土地改良措施，而是在租期内，尽量掠夺土地，因此土地的生产能力会受到破坏。以上通过对级差地租Ⅰ、级差地租Ⅱ的分析表明最坏的土地也能提供级差地租。
在农业中，由于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不是由平均的社会生产条件决定，而是优劣等地的生产条件决定，因而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总和不像工业产品那样，它大于个别生产价格的总和。这个差额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虚假的社会价值”。
三、绝对地租的形成和发展趋势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耕种任何土地都必须交纳地租，这与土地的等级无关，只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必须交纳的地租，这就形成了绝对地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最坏土地“不提供一个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即地租，就不可能被人耕种，那么，土地所有权就是引起这个价格上涨的原因。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产生地租。”绝对地租的形成，一般是以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为条件的。由于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农业科技进步比较慢，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一般低于工业部门。因而农产品在按其价值出售的条件下，就会形成一个农产品价值高于其社会生产价格的余额，这个余额就构成了绝对地租的实体。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眼光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投入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会逐步提高。而作为农产品价值与生产价格差额的绝对地租数额，将取决于农业和工业相比的相对发展程度。马克思预测，绝对地租将会随着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相对提高而缩小。
四、农业以外的地租及土地价格现象
非农业用地地租主要包括建筑地段地租和矿山地租，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存在，租用任何土地，都必须支付地租。非农业用地地租同样具有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等形式。“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瀑布、富饶的矿山、生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地球的一部分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会以地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多走。”[871-872]
1、建筑地段地租和矿山地租
建筑地段的地租，是资本家为了修建各种建筑物，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地租。建筑地段地租的基础和一切农用地地租的基础一样，是由真正的农业地租调节的。但是，与农业地租相比，建筑地段地租又具有其显著特点。首先，在建筑业中，土地位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地理位置好的地段，比如都市的繁华区、靠近车站、港口等地区的土地的地租就比远离这些地区土地的地租高。第二，在建筑地租中，垄断地租占有显著优势。如拥有温泉、瀑布等特殊地段，其可以提供特殊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是垄断价格，从而形成垄断地租。
随着人口的增长，对住宅的需求会增加，对房地产的投资就会增加，土地上的建筑物会越来越多，土地资本的利息和折旧也会随之增长，这样会使建筑地段地租有上升趋势。另外土地投机也会使土地所有者任意提高地租。
矿山是物质财富的储藏所，交纳矿山地租是为了取得挖掘地下财富的权利。资本家为租用矿山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地租就是矿山地租。真正的决定矿山地租的方法，是和农业地租完全一样的，也需要交纳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
2、土地价格
一、农奴制改革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自由劳动力
例1 “农奴制改革后，工厂、矿山、铁路的工人数量迅速增加。1865～1890年增加近一倍。到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无产阶级各阶层的总人数将近2200万人（相当于全国人口的18%），其中在大工厂、矿山和铁路部门的产业工人约280万人。”这段材料与农奴制改革的哪项措施有关（ ）
A. 农民在法律上是自由人
B. 农民通过赎买可获得一块份地
C. 村社负责农民份地赎金和赋税的缴纳
D. 建立地方和城市自治机构
解析 题干中材料展现的信息是农奴制改革之后，俄国工人数量陡增，这说明工业领域出现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如果转化问题，此题相当于在问“农奴制改革的哪项措施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大量自由劳动力？”
“二一九法令”规定农奴自法令颁布之日起获得人身自由权，可以自由处理个人和家庭事务，地主不能再把农奴当做商品买卖、典押或者交换。所以农民获得了法律上的自由权。当农民无法养家糊口时，就会到市场上出卖劳动力，这样就为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B、C选项也是农奴制改革的措施，但是其影响并不在为资本主义提供自由劳动力方面。D选项是亚历山大二世在政治领域的改革措施。
答案 A
点拨 材料选择题主要考查两点：一是对材料的审读能力；二是对知识点的理解能力。同学们在读材料的时候，首先要读懂材料在讲什么，先解读材料，然后学会将材料的内容转化为熟知的知识点；其次，这类考题注重的是对知识点的理解而不是单纯识记。例如选项中多个选项都是农奴制改革的内容，但是每一项措施各自会产生的影响和具有的作用都不同，只有真正全面理解了各项措施才能准确解答。
二、农奴制改革为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资金
例2 “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富农，为积累资本，除了以代耕的方式剥削贫农以外，还用高利贷对农民进行盘剥。富农就是依靠这种掠夺性的剥削，添置新式农具，购置耕地，雇佣大批劳动力，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由此可见，农奴制改革之后，地主通过对农民的剥削（ ）
①完全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②促进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③积累了资金 ④富农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农业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②③ D. ③④
解析 农奴制改革的一大局限性在于其本质上承认了地主对农民的合法剥削，使得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但是农民购买份地缴纳的高额赎金、农民所受的沉重剥削都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了地主、富农在农村发展工商业的资本。所以说地主、富农对农民的沉重剥削并非完全阻碍社会进步。
相反，这些剥削而来的资金成为了地主、富农积累资本的一种重要方式，用以投资农业以及工商业，从而进一步改变了俄国农村旧有的封建土地生产方式。地主以及富农开始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农业，这样，农奴制改革之后，俄国农村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以②③④符合题意，①太过绝对化也不符合事实。
答案 B
点拨 这类选择题是材料题与组合题的结合。特别是当题目中的材料给予的信息量较多时，同学们要充分的利用这些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对所学知识的补充。一旦不能清楚的记起知识点时，可以从题干中找出部分答案。例如“积累资本”、“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这些信息就隐含了答案。此外做组合题时，可以使用排除法的做题技巧。
三、农奴制改革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市场
例3 “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富裕农民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同时购买日用品及生产资料。”这表明农奴制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 ）
A. 自由劳动力 B. 资金
C. 市场 D. 政府政策支持
解析 如果忽略材料，直接看问题，这四个选项都是正确的，也都是农奴制改革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因素。但是材料给出的是富农在市场上买卖商品的信息，这说明农奴制改革之后，农村中分化出来的富农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活动，这显然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市场。
答案 C
四、农奴制改革的性质
例4 农奴制改革的性质是（ ）
A. 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B. 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C. 地主阶级性质的改革
D. 农奴主阶级性质的改革
解析 农奴制改革是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首的地主阶级领导的改革，并且改革后，俄国的政治制度仍保留着沙皇专制制度，经济制度仍然保留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但这并不能说农奴制改革是属于地主阶级性质的。
判断农奴制改革的性质是否属于资产阶级性质，核心在于这场改革是否从根本上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根据前面几题所述，同学们知道农奴制改革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自由劳动力、资金和市场。总体说来，这一场改革虽然保留很多封建残余，但它从根本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俄国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所以农奴制改革的性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
答案 B
点拨 判断一场改革的性质不能单纯的只看改革的领导者，关键是判断这场改革能从根本上促进哪种经济的发展。
农奴制改革是推动俄国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在学习这一改革时，同学们要重点注意这场改革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要能够理解每一项措施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后果，而不是单纯的记忆改革措施。只有真正理解了每条措施的意义，这样才能明白农奴制改革作为俄国历史转折点的重要性以及这一场改革的资本主义性质。
1. 1861年改革对俄国工业革命的推动主要表现在（ ）
①扩大了国内市场 ②农奴的解放提供了自由劳动力 ③大量“赎金”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资本 ④农奴获得小块土地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2. 俄国1861年改革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其主要依据是（ ）
A. 改革改变了原有的政治制度和土地制度
B. 改革由资产阶级领导
C. 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D. 改革使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俄国得以确立
3. “对于俄国来说，亚历山大二世属于一种新型的改革者，他像是两面神亚努斯，一张脸孔望着未来，一张脸孔望着过去。”这说明俄国农奴制改革（ ）
A. 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B. 完全违背了封建主的利益
C. 不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
D. 既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封建主的利益，又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4. 下表为19世纪60～70年代俄国机器制造业统计表。
表格中数字发生巨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 农奴制的优越性
B. 农奴制改革带来的积极影响
C. 19世纪70年代，俄国实现了近代化
D. 战争促进了俄国工业生产
5. 农奴制改革的进步性集中表现在（ ）
①封建地主主持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②实现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 ③广大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有利于工业革命的扩展 ④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促进了俄国农业乃至经济的发展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④
关键词：经济危机;资本积累;有机构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什么？长期以来，对于此问题的探究一直是理论界最困难，也是争议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时至今日仍无确切定论。自机器大工业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经济危机史，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挥之不去的顽疾。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面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爆发，作为全球增长的“中流砥柱”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亦面临重重压力，想置身于危机之外似乎愈发困难。因此，对经济危机成因与根源的探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总体说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逻辑展开为基本线索，从分析商品矛盾开始的。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从而产生了商品和货币、买和卖之间的矛盾，形成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引出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进而出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于是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矛盾，进一步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和价值增殖过程中资本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还表现为生产力手段发展的无限性和价值增殖目的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通过资本积累使矛盾不断得以发展和强化，使经济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从而敲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后丧钟。笔者认为，在经济危机的形成过程中，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润实现困难、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更新是经济危机产生的重要条件，也是研究危机成因与根源的关键。
一、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一）资本积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和利润率趋向下降。资本家由于内在贪婪本性和外在竞争压力的趋势，必须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把剩余价值源源不断转化为资本，即资本积累。在资本积累的不断增进的过程是，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并在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必然会想方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降低生产成本，使得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不断提高，同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同时意味着资本利润率的趋向下降。如果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对生产资料的追加速度大于对劳动力的追加速度，那么过去劳动的增长必然快于活劳动（即新价值）的增长，其结果便是总资本所带来的利润率不断趋向下降，反映在社会中就是各种商品的迅速贬值。
（二）利润率下降所带来的停滞和混乱。如果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力量较小，利润率由趋向的下降变为实际的下降，那么就会带来更加激烈的资本竞争。在为利润剧烈地角逐过程中，规模较小、技术相对落后的资本便会因竞争实力不足而黯然退出市场，破产倒闭，成为闲置资本。进一步讲，资本的闲置或毁灭，造成了资本在使用价值形态和价值形态两方面的损失，表现为商品、劳务和要素价格下降，股市下跌，社会信用收缩甚至崩溃。
二、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润实现困难
（一）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源于资本贪婪的天性，甚至连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也深深打上了贪婪的烙印。资本积累不断驱使资本家无止境地追逐剩余价值，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疯狂的贪欲中某得一席之地。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为目的，使得生产在客观上具有一种无限扩张的趋势，不顾一切而尽可能占领市场。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即社会的生产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而言是过剩的。而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则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购买力，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在社会分配中获得的有限工资收入造成的。
（二）利润实现困难导致经济危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决定生产的扩张与收缩的唯一因素就是利润率。资本家完全不会考虑生产和社会的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力和购买力对资本的扩张与收缩没有任何影响力。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增进，利润率具有下降的趋势，利润的实现愈发困难。当不断下降的利润率达到某一点，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达到甚至超过利润率的极限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不考虑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仅仅把刺激消费、拉动需求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便没有击中经济危机的要害，各项政策和措施是难显实效的。
三、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更新
（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暂时摆脱危机准备了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演进过程中，固定资本的更新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断膨胀的过程中，由于供销都比较旺盛，无论是产业资本家，还是商业资本家都不愿意更新旧设备，扩张中的资本更不愿意转行到技术含量更高的领域。但是在经历经济危机的冲击后，面对随之而来的生产大萧条，加之社会游资充斥，利息率、要素价格水平较低，贷款相对容易，资本家在追逐利润的驱使下便开始重新谋划下一步的发展了。他们有的采购新的技术装备，有的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升级，有的转投利润率相对较高的行业部门。总之，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和投资带动了两大部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再次走向复苏和高涨。
（二）固定资本的更新同时为下一次危机的到来创造了新的物质条件。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和投资，意味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广泛采用，生产率提高，生产规模扩大，一方面持续推动着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促进了资本集聚和集中;另一方面，投资的大量增加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资本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相对甚至绝对减少，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贫富差距扩大，从而使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即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再生产比例遭到严重破坏时，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当然，固定资本的更新只是产生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而不是爆发经济危机的条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固定资本的更新是不会带来经济危机的。
以上所述，笔者分别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润实现困难、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更新等多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和爆发的根源。总之，经济危机的演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复合共同促使了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因此，只有综合全面地把握经济危机的成因和根源，才能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深层次矛盾，进而在面对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冲击时能够有效预防和管控危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
“SOLO分类评价法”，全称“可观察的学习成果结构计分法”，是一种以等级描述为基本特征的质性评价方法。
SOLO评价法的创建人比格斯通过研究，把学生的学习结果分为五个层次：
(1)前结构层次：学生基本上无法理解和解决问题，回答逻辑混乱，或同义反复。
(2)单点结构层次：只能涉及单一的要点，凭单一论据就直接跳到结论上去。
(3)多点结构层次：能够找到问题的多个要点，但未能把这些要点有机整合。
(4)关联结构层次：能够把问题的多个要点联系起来，整合成连贯一致的整体。
(5)拓展抽象层次：能够进行抽象概括，从理论的高度分析问题，而且能够使问题本身的意义得到拓展。
SOLO评价法的五个层次反映了学生的思维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越接近后者，思维能力的层次也就越高。由于这种评价方法没有事先设定的标准答案，可以培养学生的多向思维能力，又能确定学生的学习水平，现在已经逐步运用于地理、化学、历史等学科的学业评价中。
就历史试题而言，SOLO评价法几年前出现在上海、广东的高考评卷细则中。2010年高考全国文综新课标卷首次出现利用SOLO评价法评分的试题，使该评价法进入全国师生的视野(2010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覆盖黑、吉、辽、宁、陕、湘，随着新课程的推进，今后还会有更多的省份使用)。由于SOLO评价法具有开放性、直观性，便于拉开不同水平考生的距离，今后将会受到更多青睐。
二、“SOLO分类评价法”举例
例(2010年高考全国文综新课标卷第40题)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笔者对材料一、二作了删减)。
材料一：明清时期，江南城镇附近农户“尽逐绫绸之利”。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职工就有数千人。清初苏州民间纺织机械数量超过官局。“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材料二：自中世纪晚期开始，英格兰的一些乡村手工业快速发展。商人发放原料，回收产品，销往海内外，被称为“原工业化”。在此基础上，“工厂”发展起来。16世纪初，一家毛纺织“工厂”雇佣了1140名工人。机械化逐渐成为新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
材料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试题第(3)问：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对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的认识(13分)。
教育部考试中心没有提供具体的参考答案，只是要求“以对‘历史前提’的认识为中心，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具体的评分办法由各省区评卷点自行拟定。虽然各省区提供的答案有些许出入，但评卷时一般都采取以下范式：评卷的具体操作流程是，首先从整体上确定考生答案的层次和等级，并以该层次赋分区间的平均分为基础分数，然后再依据观点的明确性和深度、论证的角度和力度、与材料的结合度
及逻辑表达等几个方面，进行“加分”或“减分”。
就上题而言，要想得到高分，首先要有论点，即“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一定的历史前提”。对于论点的提炼，可以从恩格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有效信息；考生也可以结合材料反向思维：“为什么同一时期的中国和英国均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英国进入了资本主义而中国却没有进入呢?”这样可以加深对恩格斯言论的理解。然后围绕该论点，通过多角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科技等)进行中外历史对比，以论证自己的观点。最后得出“只有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才能……；否则，就不能……”的结论，完成理论升华。
湖南省评分细则就具体细化为：观点分(2分)，观点明确、较明确、不明确分别计2、1、0分；论述内容分(8分)，有机结合材料并利用中外史实，多角度论证观点，每个要点计2分；整体评价分(3分)，从论述、表达、逻辑三个层面赋分。黑龙江省评分标准第一层次的要求是：观点明确、精当，能够指出资本主义萌芽要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作保障，并能充分利用材料一、材料二中的信息，从政治、经济、思想、科技四个方面中的至少两个方面，对中国和英国的史实进行对比论证，得出“同样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不同的历史前提下得到了不同的发展命运”这类观点。第二、第三层次要求依次降低，如第二层次是仅从中国或英国一方进行说明。
三、如何适应从“采点”到“采意”的飞跃
由于以往的高考试题多侧重知识考查，采用“采点赋分”法，主要强调“量”而不是“质”，只要考生知识点堆积得多，具体项目罗列得充分，就可以得到高分。而SOLO评价法主要评价学生的思维能力层次，不但要求“量”的积累，更要求“质”的升华(从单维到多维，从具体到抽象)。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资本主义在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正在进入它的最高最后的阶段——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迫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调整其生产关系，向全球垄斷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存在三个方面的内在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全球范围；全球生态危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资本的本质就是生产剩余价值。资本作为无限的贪欲，总要不断超出自身力量的限制，它只有不断增殖，才能保持自己的本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不断采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必然造成与国内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垄断资本为了追逐最大利润，必须从对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张和垄断中寻找出路。资本的扩张以全球为最大边界，它就要停止扩张的脚步了，它就要失去其本性了，资本就要消亡了。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新形式、新阶段，它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这种变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时间，但也是有限的。它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资本主义各种内在矛盾的激化，加剧了资本主义对全球市场的依赖，也加大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风险。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全球范围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以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为中心，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剥削体系。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和扩展。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三大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仍然以变化了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着。首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在其任何发展阶段上，不论是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还是全球垄断阶段都不能改变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本质。其次，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内，原来的帝国主义同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演化成东西南北矛盾。但主要的斗争矛头都指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并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综合实力的消长变化以及争夺世界市场、全球霸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并非常尖锐复杂。
全球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首先，全球生态危机是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无限追求垄断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目的就是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全球生态危机是全球垄断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造成的。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在不断强化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不断强化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其次，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就必然不断向全球扩张，最大限度地掠夺全球资源，把污染环境的产业甚至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改善自身的生态环境。这种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加速了全球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各种社会阶级矛盾不断尖锐激化。它们在资本主义的顽症和不治之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得到总爆发和总体现。经济危机使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陷入连锁停顿，强制性地毁灭部分生产力，以求得供求重新平衡，从而恢复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发生，波及范围广泛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每过8～10年就要爆发一次。例如，1972年经济危机，1982年经济危机，1987年金融危机，1997年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于美国华尔街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定期体现。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各个资本家总是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断地盲目扩大再生产，扩大信贷，创造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结果必然造成经常性的市场供求失衡。信息社会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加剧了生产的盲目性和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同步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以暴力方式使资本恢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以更大的规模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的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的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创造着解决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必然被更合理的高级社会形态所代替就是由生产力这种最革命的因素造成的，也是由资本主义竭尽所能地追求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所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