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3 06:42: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传统哲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学是德性伦理学。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和孔盂的伦理思想来看，德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它包括状态、性情和习惯等。在西方传统里，它分为勇敢、慷慨、谦逊、节制、大方、大度、温和、公正等条目;在中国传统里，它则分为恭、宽、信、敏、惠、忠、孝、礼、智、义等条目。
一、孔子的德性伦理思想——仁爱、忠恕、修己
儒家德性论的基础是人性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主张性善论。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闭儒家德性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天人合德”。认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本原在天，是天的本质属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因而。第一，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秩序和行为规范的道德纲常。是天经地义的。第二。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一切行为都是以天为最根本的法则的。第三。人类社会道德效法天的自然之道，体现天的“生生之德”，因而维持社会最和谐、最稳定的秩序。总之.儒家德性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之中.又全面渗透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孔子是儒家德性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德性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提出了德性的总括——“仁”
“仁”是孔子德性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对“仁”的用法极其灵活.每次针对不同的学生的不同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对“仁”做出解答，赋予其不同的意义。“仁”的根本含义即“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仁”是以对人的真诚之爱为基础。爱人的基础是真诚的情感的培养.孔子深刻地批判一切假仁假义的行为。“巧言令色。鲜矣仁”用。“刚、毅、木、讷近仁”。“仁”是人心的自然流露。非“直”无以为“仁”。“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血缘之爱.生而具有，情深意切，这种深刻的爱护之情才是为仁的根本。但这还不是仁爱本身，仁爱并不仅仅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必须扩充出去。“泛爱众而亲仁”以至于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甚至进展到“民胞物与”.把整个世界都当作是其自己的生命内在构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君子成人之美”。仁的根本目标是“立人，达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样，仁爱之心，就不再是软弱的情感.它有着深刻的正义感.有着宽宏的力量。
其二.概括了德性的内在规定——“忠恕”
子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日：“唯。”子出，门人问日：“何谓也?”曾子日：“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㈣(《论语·里仁》)“忠”是尽其在我.对人要尽自己的一切能力.孔子提倡“与人忠”旧，反对“为人谋而不忠”;恕是推己及人，人己统一，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是为人处世，实现“仁”的美德。“忠恕”的具体内容就是五德：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日：“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日：“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能做到这五个方面：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就是有了仁德。
其三.指出了德性的层次——圣德、仁德、凡人之德
在孔子看来，德性是有层次的：子贡日：“如有博施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碍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一步的去做，可以说是实践仁德的方法了。
德性的第二个层次是仁德，这是君子所具有的德性君子应具有宽恕的德性：“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旧君子应具有中庸之德。君子应群而不党。“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如此等等，做到这些才算是个君子。圣人之德是德性理想，君子之德是现实德性。
德性还有第三个层次是凡人之德.那就是一般人可以具备的德性。孔子虽深受弟子爱戴，但孔子认为自己是一个凡人。还不具备君子的德性。他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从这也说明，一般人不做君子.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德性
二、盂子的德性伦理思想——仁、义、礼、智四位一体
在儒家思想史上.孟子第一次以“仁义礼智”四德并提。他从人之深层细微的心理情感活动寻求仁爱之心的内在根据.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提出仁宅义路、居仁由义，从内在与外在、基础和行为的统一确立了“仁义”道德的根本内核和道德人生的基本取向
孟子从孔子那丰富庞杂的概念群中将仁、义、礼、智提取出来，重新规定，称之为四德，以此作为伦理哲学概念内核。标识道德之善。孟子从人性善的角度探讨四德的根源.认为四德是人的本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噬就是说，“仁义礼智”四德是人内心所固有的.它发端于人之善。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四德的基础，认为四德来自人们的四种心理状态：“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他从人自然内在地具备“四心”的意义上认为.人之为人在于人之有仁义礼智四德：“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旧他又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是以仁义礼智道德作为人的本质规定之所在。他从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角度探讨四德之l'n-J的联系：“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仁义札智四德是他的伦理哲学中最重要的四个范畴.以四德为骨架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结构就是他的伦理学的整个体系。
孟子认为.仁和义作为德性.其表现形态和层次是不一样的。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仁是内在的，深层次的，义是外在的，浅层次的。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求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强调我们要深刻认识仁义礼智四德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闭。“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人的生命和幸福与道德理想、原则发生冲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的幸福和生命去捍卫仁义道德。所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嗍此即“以身殉道”。这是孟子伦理思想中光彩夺目的一页。也是孟子精神最具感染力的地方。
此外，孟子还提出了存心养性、反身内省的德性修养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_捌由于修养之道在于从“心”内求，因此，在道德实践上，孟子主张“反求诸己”。他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罚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
三、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居敬、穷理、省察
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他提倡德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和谐与美好的社会秩序。
朱熹首先对“理”作了三方面的规定：一是物之“所以然之故”或物之“所以为是物者”，是物之规律;二是物之“所当然之则”，是人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三是物之必然即“自不容已”者.“非人之所能为也”。朱熹认为，“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都是“非人之所能为也”的必然。他说：“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象貌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其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pt他认为德性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他把“理”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德性。他说：“未有天地之前.先有此理”.理是先于天地、先于人类丽存在，这种超时空、超感觉的“理”是字宙的主宰。一切伦理道德准则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问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明。他说：“理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是天地万物至好底表德。”嘲“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名之日仁、义、礼、智。”这就是说，“理”不仅是诸种事物的根源，是根本的理，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其中最主要的德性原则是仁、义、礼、智。要达到“理”的德性境界.必须做到“居敬穷理”。“居敬”就是做事专心致志。谨慎小心，不受的干扰，不丧失心中的“天理”;“穷理”就是“格物致知”，即接触事物，研究掌握其道理。他认为将君、臣、父、兄、弟、夫、妇、事师长、交朋友等不同的角色。规范在仁、忠、慈、孝、友、恭、和、柔、礼、信等方面，这种规范是先天的，符合“天理”的。每一个角色都应当严格遵守。“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只有恪守这种一一对应的伦理规范.整个社会就能顺应天理.因而也就能达到一种和谐。社会就得以健康稳定的发展。
朱熹主张重德轻欲，认为人欲是罪恶的，而天理才是崇高的。“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这就是说，尧、舜、禹三代帝王心术是天理流行，社会上所有的现象都是至善的、光明的：而三代以后的帝王，心术都是人欲之私.社会的一切现象也都是混乱、黑暗的。而治世的目标就是铲除三代后的人欲、恢复三代的天理。他强调天理并不是要消灭人欲，而是要使人欲服从天理，人正当的欲望是与天理相符合的.只有不正当的欲望才与天理相违背，这时只要统治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只要把握好一种尺度.就能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这样.世界就将处于一种美好的境界。
在治国德性上他提倡“仁者爱人”。他认为，求仁是人的道德修养的目的.只有战胜了人欲，恢复了天理，便叫做仁。“仁是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阅。他认为只有实行德治，统治者才能使天下归心，才能以静制动。也才能“以寡而服众”。
朱熹还特别重视道德修养。认为“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是圣人。人们应当以圣人作为修养的模范、标准。他认为加强道德修养应该积极促使青年实践、立志、坚毅、用敬、求知、践实。他说：“学者大要立志。”对于立志.朱熹认为“为学须先立得个大腔当了。却旋去里面修治壁落教绵密。”闻“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闻。立志是朱熹求知进学的出发点.因为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识得道理原头.便是地盘。”嗍不然.则无从下手。道德修养贯穿于人的始终。而学校之道德教育对于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朱熹将学校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小学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忠”、“孝”、“悌”、“信”等一般的道德伦理规范“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大学阶段就要在此基础之上“明其理”，即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使其“明明德”，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
同时.朱熹在道德修养方面继承了孔盂的观点.认为修养要着力于三个方面。即“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朱熹认为我们能够尽自己的心。尽自己的力.来实现道德上的至善.这就是忠。他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我们能够推已及人，在积极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消极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叫做恕。“忠是无一毫自欺处，恕是称物平施处。”他解释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尝不同，则道之不远，于人者可见!故己之所不欲，则勿以施之于人”。忠恕相互联系，“‘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日：‘无忠，做恕不出来’。”人们真正做到了“忠恕”就到达了“仁”的道德境界，“合忠恕，正是仁”闷。信者诚也。所谓诚，朱熹认为“诚者。天之道，诚是实理自然，不假修为者也。诚之者.人之道，是实其实理，则是勉而为之者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之道也。”
关键词：英国；新制博士；博士生教育；启示
近年来，英国博士生教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新的博士生教育项目的产生与发展。受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影响，为应对知识经济、市场竞争等提出的新挑战，弥补传统哲学博士职业技能培训的缺失，英国博士生教育在传统哲学博士的基础上，先后衍生了专业博士（Professional Doctorate）、课程博士（Taught Doctorate）、论著哲学博士（PhD by Published Work）、实践博士（Practice-Based Doctorate）、新制博士（New Route PhD）等类型，培养目标从单一的以学术为业走向职业分化。本文以英国颇具特色且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制博士生教育为研究对象，介绍其产生背景、培养目标、开设学校和专业，并从入学标准、课程设置和导师指导三方面分析其人才培养特点，以为我国博士生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提供启示。
一、新制博士生教育的产生
20世纪90年代，英国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一是哲学博士学位的实用性受到了质疑，雇主们认为博士毕业生并未具备长期职业生涯发展所需的技能；二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大学面临的财政困难及随之发生的大学教职岗位的缩减，导致博士毕业生获得学术职业的机会减少；三是哲学博士的毕业率常令人不满意，导致人们对哲学博士学位的培养模式和目的进行重新思考；四是针对新兴学科，尤其是专业领域，传统哲学博士并不适用；五是非全日制学习的需求日益增加，要求博士生教育的培养模式更加灵活。1993年，英国政府在《实现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Realising our Potential： A Strategy for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白皮书中指出，博士生教育在公共财政经费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应使对其的财政投入物有所值，不仅能满足纳税人的利益，也能满足博士生个人的发展需求。[1]
2000年，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总结了美国博士生教育的特点：一是丰富学生的学科知识，而不是局限于博士论文的狭窄领域；二是使学生具备重要的通用技能；三是开展团队合作；四是定期开展正式评价；五是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六是开展研究项目，进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学位论文。这与英国哲学博士聚焦于培养单纯的学术职业所需要的学术研究能力形成强烈的对比。因此，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开始思考英国博士生教育的未来，建议重新定义博士生教育的学习课程、增加明确的培养内容、拓宽博士生的技能和知识领域。[2]
2001年，在英国政府、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和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的全力支持下，英国10所著名研究型大学发起了新制博士生教育项目。新制博士生教育符合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QAA）制定的博士生教育标准和原则。
新制博士与传统哲学博士属于同等学位，是一种教育选择。新制博士生教育不是对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的取代，而是对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和专业博士生教育的继承与扬弃，兼取两者之长、避其所短。它保留了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注重学术研究能力和专业博士生教育强调职业技能培养的特点，通过增加通用技能和教学方法的培训，克服了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因缺少职业技能培养和专业博士生教育因技能培训过度专门化带来的博士生就业的单一指向性，新制博士能胜任大学教学、企业管理、政府和公共服务等工作（如图1）。
二、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目标与开设专业
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国博士生教育应对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产物，由英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开设，涵盖4大学科120多个不同专业，为博士毕业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就业和职业发展选择。
（一）培养目标
新制博士生教育以培养大学、企业、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等领域从事管理和应用性研究的创新人才为目标。它不仅适合致力于追求学术生涯的学生，而且适合意欲进入企业或工业领域发展的学生。新制博士生教育毕业生是独立的研究者，具备相应的个人能力和可迁移技能：精深的专业知识，宽厚的学科知识，教学技能，团队合作、问题解决和交流的技能，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表达能力，媒体的相关能力，商业方法和经营能力，知识产权意识和能力，技术转移能力，创建衍生公司、高科技公司的能力等。[3]
（二）开设学校
就学生的研究经历、授予学校的声誉和学位的价值来说，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国提供优质教育的里程碑。新制博士生教育由英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开设。2003年，开设学校扩展至34所顶尖研究型大学（见表1）。
（三）开设学科与专业
英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新制博士生教育开设学科包括艺术、人文、语言，经济、社会科学，医学，以及工程、科学和技术四大类，涉及120多个专业。其中，工程、科学和技术学科及其下设专业开设的新制博士教育项目最多，其次是经济、社会科学和艺术、人文、语言学科及其下设专业（见表2）。
三、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特点
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国的一项国家计划，旨在使博士生具备大学、企业、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的领导者所应具备的各种能力和素养。为此，新制博士生教育提供了高质量的学习课程、实践学习和高级研究经历，在丰富学生的学科知识和提升其专业技能的同时，通过开展跨学科学习扩展学生在新的研究方向上的专业特长。具体来说，在入学标准、学制与课程设置、导师指导等人才培养过程方面，新制博士生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一）入学标准与传统哲学博士相同
新制博士生教育为学生提供了一条获得博士学位的“快速通道”，被授予荣誉学士学位的本科生即可攻读新制博士生教育项目；对于取得硕士学位的学生来说，新制博士生教育将拓展和进一步发展他们的专业和可迁移的通用技能。
新制博士生与英国传统哲学博士生的入学条件相同，主要包括学术水平和英语语言水平两个方面。与哲学博士生教育一样，所有学科和专业的新制博士生教育项目都面向英国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开放，但目前，主要面向国际学生，为国际学生提供获得博士学位的新路径[4]，使其具备研究能力、其他技能和广阔的学科知识。
（二）课程学习、专业技能培养和论文研究贯穿整个博士生教育阶段
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国为应对迅速扩展的全球人才市场对博士毕业生知识和技能提出的新要求而产生的，以美国顶尖大学博士生教育为参考标准，学制为4年，将所学专业的正式课程学习、广泛领域的研究和专业技能培养与具体的论文研究相结合。通常，课程学习占40%，专业技能培养与撰写毕业论文占60%[5]。学士学位获得者即可攻读新制博士生教育项目，课程为相关专业的硕士课程；如果不撰写博士论文，学生可完成要求较低的硕士论文，只取得硕士学位。
课程学习主要安排在第一年，其余三年的教学时间所占的比重逐年递减；专业技能培养包括专门技能和可迁移的通用能力两个方面，主要安排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但第三年和第四年也有所涉及；论文研究则贯穿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全过程（见图2）。可以发现，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前期强调课程学习，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用于研究的时间逐渐增加，到第四年时，学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开展研究并撰写学位论文[6]。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培养模式类似于北美的博士生教育模式，但又不同于北美模式。它将课程学习贯穿于整个博士生阶段，而不像北美模式那样将课程学习全部安排在博士生教育的早期阶段。[7]
如在布鲁内尔大学，新制博士的学术研究要求与传统哲学博士一样，科研训练贯穿博士生教育全过程。课程内容包括通用技能和特定学科的专业技能培养两部分，共计120学分，课程学习主要在前3年开展，以为学生开展学术研究提供知识和能力基础（见表3）。所有新制博士生都必须选修培养通用技能的五大课程模块，专业技能培养的课程模块则呈现出学科差异。
（三）个别指导与合作指导相结合的导师指导模式
新制博士生教育兼取了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学徒制”个别指导和专业博士生教育合作指导的特点，在合作指导的基础上保留了哲学博士“导师制”亲密的师生指导关系，将一对一的学术指导与小组指导、讲课和导师辅导相结合。在整个博士生培养期间，学校为新制博士候选人设立导师指导小组，为学生的研究项目提供建议，监督学生的学习进程和成绩，定期提供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采用传统的由内部和外部专家组成答辩小组的形式，学生进行口头答辩方予通过。
在德比大学（University of Derby）的新制博士生教育项目中，学校为每位新制博士生配备两位导师，一位为责任导师（Director of Studies），另一位为第二导师（Second Supervisor），两位导师都在学生开展论文研究工作的过程中给予学术指导。两位导师定期单独或一起约见并指导学生，责任导师是博士候选人学术研究的首要责任人，负责监督学生课程学习和研究工作的进展，为学生提供积极的学术和生活帮助；第二导师通常负责对学生的学术研究提供补充性指导和帮助。[8]
在布鲁内尔大学，每位新制博士生配有两位学术导师（Academic Supervisor）和一位项目教练（Programme Coach），学术导师对学生的学术研究负主要责任，支持和监督学生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项目教练与学术导师协商后，在整个博士生教育阶段为新制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和通用技能培养提供支持。具体来说，学术导师的职责是就研究的性质和预期目标、研究项目的计划、文献和资料来源、课程学习、必要的方法论、范式问题等对学生进行指导；通过定期的导师指导和研讨会与学生经常联系和开展讨论；当学生有需要时，能及时约见或安排其他导师约见学生，提供建议和帮助；对学生的论文研究给予详细的建议，使学生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递交学位论文；在合理的时间内对学生的论文研究提出建设性评论；根据学校规定，定期召开导师会议，组织学生在讨论会或导师会议上汇报学习和研究情况；通过年度汇报，发现学生论文的问题与不足；为学生提供指导，使其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对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建议与支持。项目教练的职责是鼓励学生在整个博士生教育阶段审查和反思自己的进步与个人发展；对学生提出的所有问题给予帮助，在研究过程中对学生的个人能力发展提供专业指导和帮助；帮助学生确定学习需求和探索解决方案；帮助学生理解新制博士生教育的独特之处，鼓励学生与学术导师开展建设性的合作，确定开展某一研究所需要的学习要求。[9]
四、思考与启示
课题名称： 儒家孝道与现代家庭养老
学生姓名：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注：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档，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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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写毕，感慨良多。三年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回首过往，2007年9月踏入哲学院伦理学殿堂，一个书生的书海独行，品老师们思想的盛宴，曾经是那样的快乐。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着一个伦理学梦，真正想学一点伦理学，不过，感觉自己的心是浮躁的。伦理学，这是一门智慧的学科，三年研究生时光，自己或许还是滞留在“水面”，并没有沉入“水底”，但想来还是欣慰，学习过程中，我也向业师杨清荣教授聊过这个问题，杨老师告诉我，要想真正学进去，学深入，必须静下心来研读，必须有一种坐得住冷板凳的精神，必须有一种耐得住寂寞的心境。按照杨老师的说法，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我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
这篇论文从选题到最终成文，得到了业师杨清荣教授的精心指导。从选题来说，还是得到了杨老师的肯定的，因为在此之前，哲学院伦理学专业的师兄师姐们未曾涉足这个论题。但杨老师告诉我，研讨王阳明致良知的伦理思想，相关的文章很多，要想写出新意就有难度，如果没有写出新意，文章就会变得平实。我还是写了这个论题，是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人参考这本身也就是一种价值吧。说到业师杨清荣教授，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课堂上的讲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严谨并具有逻辑，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他修改到文章的字词与标点符号，他的严谨与逻辑体现得淋漓尽致。杨老师主要讲授伦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立身严谨，立教严谨，有儒者之风。学生们可以感受得到，杨老师对自己从事的学问、对传统文化的精义与价值由衷的热爱。他对学生的开导可谓是尽心的，对杨老师的关爱、教诲，学生会铭记于心。
感谢专业老师刘可风教授、胡真圣副教授、陈燕副教授。课堂上，刘可风教授的幽默和智慧、胡真圣老师的视野与和蔼，陈燕老师的认真和执着，给了我很大益处。对他们三年来对我学习上的帮助和教导，我深表谢意。感谢已经到学院工作的倪瑞华老师，她的环境伦理学课堂上，主张学生要有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法，给了我启发。感谢已经去上海任教的葛四友老师，我上过他的课，在课堂上，他讲授如何做研究写论文，他教授的“证成”理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也特别感谢龚天平教授，在我撰写论文期间，龚天平老师送给我邓名瑛老师写的书，《寻找生命之真——明代心学的本体追求》。拿到书的那一刻，我打开扉页，上面写道：“龚天平2000.9.25湖南长沙”，我猜想，或许是龚老师在读博士时看的一本书。简单的字迹，刻画着一个青年学者的学术情怀。
感谢论文开题报告时给我建议的王文贵老师，虽然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没有在课堂上得到王老师的教诲，但王老师就我的论文如何写得更加好，给了许多建议。感谢论文评委张春香老师，虽然也未在课堂上得到张老师的亲授，但在论文答辩时得到张老师的指导和建议，我想说，谢谢您，张春香老师。
最后，感谢我的同学杨建军、张宁、姚云、高明才、周鹏、汤美岚、吴昊、张婷婷、李吉艳，三年的同窗生活，我们真诚以对，和睦相处，杨建军的担当、张宁的睿智、姚云的善良、高明才的言谈、周鹏的热情、汤美岚的活跃、吴昊的爽快、张婷婷的质朴、李吉艳的思想，这一切的一切都感染着我。此地烟花，他年风雨，这段情谊，愿我们且行且惜。
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总体结构特征
从总体结构而言，王国维的接受具有明显的单一性，而朱光潜则几乎一开始就表现出折衷综合的倾向。所谓单一性是指王国维对叔本华、康德及其他西方哲学家的接受中，没有刻意融合不同的理论以形成自己的综合性体系。而所谓综合性，是指朱光潜在接受过程中有不完全自觉地融合各家美学观念于一体的倾向。王国维的时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引介正处于初始阶段，接受的方式比较简单，一般都只是以西方某一家为介绍或评述对象，报纸杂志上频繁出现的标题是“某某的学说”如《卢骚之学说》、《卢骚之政治学说》之类，即使是这样简单的标题下介绍的内容也往往是道听途说，极不准确。王国维在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理解和研究上远远超出同时代人，但在接受方式上，仍然停留在单一性接受的水平，从他的各篇论文标题上即可看出，如《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书叔本华遗传书后》、《汗德之哲学说》、《尼采氏之教育观》等等。在进一步的具体运用中，他一般也只取叔本华一家之说，如《红楼梦评论》、境界说，单纯性特征非常明确。《叔本华和尼采》虽涉及叔、尼两家，但他是在进行比较研究，并无意综合两家形成自己的理论，只有《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在形式论上，略有贯穿几家，自树一帜的倾向，但这几家具有明显的内在一致性，所以并没有显出融合的倾向。事实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主要来自叔本华，至于康德、尼采、席勒等，他所选择的基本上是与叔本华一致的观念。接受的单纯性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时代性的局限，但就接受过程而言，也自有其优势，那就是更容易准确地把握接受对象，不致因为要融化各种观念而产生牵强比附的缺失，而这种缺失是综合性接受中经常出现的。
过程特征的差异
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美学和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从内在逻辑来看，其接受过程颇为不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的性格、心智和学术追求。
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是带着激情的，他初读叔本华哲学的片断文字，即为其倾倒，及直接读到叔本华主要著作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叔本华的天才论和悲观主义气质引起他强烈的共鸣，其认识论尤使他心折，而“搜源去欲，倾海量仁”的同情伦理学，使他甚至想“奉以终身”。3这就简直有点宗教的虔诚了。王国维最初接受叔本华哲学是全面的，甚至包括其教育学、遗传学，他虽也注意却并未注重其美学，即使文学评论如《红楼梦评论》，主要的理论框架并非叔本华的美学，而是其伦理学，其悲观主义的人生观，美学是次要因素，当王国维在对叔本华进一步研究时，他觉察到叔氏本体论和伦理学的内在矛盾，这时他渴望能够在哲学上有所创造，因为他自视极高，不愿只停留在对别人的研究上。可是，对西方哲学史的了解既激起他的雄心，又淹没了他的信心，想在哲学上独创一格谈何容易，而人生的痛苦与其他感情需要发泄，他于是致力于词创作，甚至还想搞曲创作。但要作诗人，他又自觉理性太强，美学既能充分运用其理性，而又直接与文学发生关系，于是他对叔本华的接受由面到点，叔本华哲学的矛盾得以消解，而尤可注意者，王国维以词话的方式和捉摸不定的境界概念来表述叔本华美学的核心观念——理念，使有可能针对叔氏美学提出的尖锐批评都找不到落脚点，境界也就和美本身一样即迷人而又难以确切把握，恐怕正是这样才如此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显出长久的魅力。这样王国维从全面接受叔氏哲学到集中接受其美学，最后把叔氏美学化入传统背景和审美经验，在接受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至少在已完成的文学批评史或美学史上是如此。
朱光潜接受克罗齐先以美学为主，实际上很大程度并非朱光潜与克罗齐有什么深刻的契合，而是因为克罗齐美学当时风靡欧洲，朱光潜多少有些被动地卷了进去。克罗齐美学与其哲学关系密切，他把精神当作一个整体，美学只是对精神活动的一种形式的研究，把握其哲学对理解其美学相当重要，所以当朱光潜发现自己没能准确领会其美学时就转向整个哲学，甚至克罗齐哲学的渊源，使接受达到一个新层次，最后又由对哲学的理解和批评转向集中批判其美学，这样走过了与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完全不同的历程，朱光潜最初接受克罗齐时也非常佩服，但从来没有达到充满激情的程度，所以他既不象王国维那样能马上深入接受对象，也不象他那样，激情一退，就转向另外的方向。朱光潜的接受过程是韧性的持久过程，这对于他最后在整理西方美学史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必不可少的。学者各人禀赋不同，寻求最适于自己的学问方式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以取得成就至关重要。不过就接受克罗齐和其他西方美学家而言，朱光潜一直存在着纯粹学术以外的动机，也就承受着不利于学术的压力，这成为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障碍。
接受中的转化
王国维和朱光潜的接受方式有一个相似的特征，那就是缩小了叔本华和克罗齐美学的范围，并把抽象性转化为具体性。中国传统文化习惯于以具体的例证表达抽象的观念。就传统文论而言，除了《文心雕龙》以外，其他几乎都是在对文学作品的具体鉴赏中表达文学观念，诗话词话这样的体例就体现了中国文论的典型的文体方式；这是西方所没有的。即使是《文心雕龙》，也多在对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论述中显示作者的观念，极少有人抽象地去探寻美的意义和本质，更不会把对美的探索当成哲学探讨。叔本华和克罗齐美学都是在最广义的范围中探讨美的本质的。叔本华的美在理念论是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他的美学一直探讨的不只是文艺形式，而是对一切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哲学把握，文艺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而且理念这一概念并非为了美学而提出来的，而是为他的本体论提出来，构成意志本体和现象之间的中介，来解释本体意志的单一性与现象世界的杂多性之间的矛盾。尽管这种解释并不成功，4但足以说明他的理念论所覆盖范围之广泛，而美学即对理念的研究也就几乎无所不包了。克罗齐的美学是对直觉的研究，直觉是认识的最基本方式，不限于对文艺作品的论述——不过克罗齐的艺术也和直觉等同，远远超出一般艺术的范围——这样，使他的美学实质上相当于一种哲学认识论，而且他确实是把美学当作对认识而不是对美的研究，尤其不是对普通意义上的文艺之美的研究。王国维除了对叔本华的纯粹介绍外，他所接受的叔本华美学思想一般体现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极少抽象地谈论美，即使《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带有抽象性，他也是着眼于文艺，古雅之美的提出则完全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审美特征的总结，因此可以说他对叔氏美学的接受过程是一个具体化和集中化过程。朱光潜对美的抽象探讨相对多一些，但他曾提出一个著名论点，那就是美学应该以研究文艺为主。事实上，除了对克罗齐的直接介绍和批评，即使在对美进行理论论述的时，也不断地以文学和艺术为例证，并不象克罗齐那样作哲学认识论探讨。不过有段例外的时期，那是五十年代的美学论争时期，美学作为哲学在争论，他自己后来为此而看轻当时的论争。总的来说，他的美学也落在文学艺术作品上，明显地缩减了克罗齐美学所指的范围。而朱光潜试图以经验心理学来阐释克罗齐的思辩性美学，也可以看作接受中的具体化过程的另一种表现。
传统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一个越来越引起注意的论题是现代学者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对待传统的态度，以及对学术传统的具体继承和突破。现代学者的成就一方面体现在以西方学术方式和具体观念对文化材料进行整理和阐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自身对整个文化传统的深厚素养。我们曾涉及王国维和朱光潜与传统的关系，这里再从他们接受叔本华和克罗齐的方式上探讨这一问题。
王国维和朱光潜在对待传统价值观的态度上，即使在最亲近西方文化的时候，批评也是相当温和的。他们在接触西方文化前，都打下了较深厚的旧学功底，尤其伦理价值观，他们在传统的薰陶中几已定型。尽管王国维在一些文章中曾发泄过“天才的愤懑”，显示出对环境的强烈不满，甚至在崇信叔本华时期还以西方价值标准对国民及传统审美趣味进行了贬斥，但他从来没有对作为理想的儒家价值观这一文化核心进行过批评。朱光潜除了五十年代以后出于压力批评过传统价值观——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人而言，仍非常温和——以外，一直很少表现出对传统的批评态度。但是在刚接触西方学术的时候，他们都对传统学术方式给予了相当低的评估。而且试图以西方学术改造传统。王国维《哲学辨惑》中认为西方学术优于中国传统：“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孰优孰劣，因不可掩也。……且欲通中国哲学，又非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5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他自己在对西方哲学史尤其是对康德、叔本华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后，确实致力于以西方学术的眼光来整理评价中国哲学史，最著名的是他以性、理、命这三个哲学范畴为线索研究哲学史的《论性》、《释理》、《原命》三文，他以叔本华、康德的哲学对几个概念进行阐释，再对中国哲学史上各家见解进行评价。从几年前发掘的一些佚文看，王国维还用系统方法对从先秦诸子(老子、孔子开始)一直到清代的戴震、阮元的哲学进行了研究，这些论文大都概念清楚，条理分明，与传统哲学大为不同。在接受叔本华时期，他还从学术心态和治学方式方面对传统进行了否定。《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认为中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主要是因为传统文化过于注重实用，而不重视纯粹的真和美的研究，他在论及孔子这样的哲学家，杜甫这样的诗人都想当政治家，而国人的观念也不允许独立的哲学家和诗人存在后说：“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葸然以听命于众故也。”6
王国维从思维方式上对传统学术的批评无疑几乎达到了全盘否定的程度，他认为中国学术尚未进入自觉阶段：“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辨(按：当为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之地位也。”7
我们在这里探讨王国维与传统的关系对接受叔本华的影响，却论及他在接受叔本华后对传统的评价，似乎有些离题了，实则不然，这种评价虽然形成于接触叔本华以后，却又反过来对接受方式产生影响，因为接受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时间断面。这种影响既表明也使他对西方的接受不是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而是着力于学术方式的接受，其中包括叔本华的论证方式和抽象分析的方式。尽管王国维疏离叔本华以后的史学、小学研究，很大程度得益于乾嘉学派的具体成果和治学方式，也得益于西方汉学家如伯希和、沙畹、斯坦因的研究成果，但如果注意他论证问题的思路和总体把握对象的能力，确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而“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8因此可以说对传统学术的深刻批判助成了对西方的深刻接受，最后成就了国故研究的功业。
如果说王国维的时代，接受叔本华多少要克服一些阻力，那么朱光潜的时代要想不接受西方文化，那得承受更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是引起的。事实上，王国维主动地投入西方学术和叔本华哲学的怀抱，而朱光潜是相当被动地接受了的洗礼的。他曾自述对待“”的认识问题。“那时我是处在怎样一个局面呢？我是旧式教育培养起来的，脑里被旧教育所灌输的那些固定观念全是的攻击目标。……你想我心服不心服？尤其是文言文要改成白话文一点于我更有切肤之痛。当时许多遗老遗少都和我处在同样的境遇。他们咒骂过，我也跟着咒骂过。《新青年》发表的吴敬斋(按：当为王敬轩)的那封信虽不是我写的，却大致能表现当时我的感想和情绪。但是我那时正开始研究西方学问。一点浅薄的科学训练使我看出是必需的，经过一番剧烈的内心冲突，我终于受了它的洗礼。”9 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接受进入怀疑阶段后，主要还在从事西方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和翻译，但从美学观念上看，古雅说显露出向传统趣味靠近的趋势。尽管我们已论述了境界说与叔本华美学的关系，但表现方式的改变确也显示着接受中的变形与创造，既意味着与叔氏的疏远，也意味着与传统的亲近。《宋元戏曲考》本身是接受叔本华的结果，因为叔本华看重叙事文学，王国维自承受其影响，而对悲剧的高度评价也要归根于叔氏美学，但《宋元戏曲考》中对文学传统的评价与深受叔氏影响的时候相比已发生极大改变。1906年的《文学小言》中说：“上之所论，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离骚》诗词皆是也)，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诗史、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10而《宋元戏曲考》中却截然不同：“(元曲)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1对戏曲价值评价的陡转反映了文化心态的急变，后来更进一步，对西方文化在总体上予以了否定评价。其拟上退位的宣统帝《论政学疏》草稿云：“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厌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于心术者一也。……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12
王国维对西学的最后评价既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也显示其根源于文化的偏颇，说明他于西方文化之精神了解并不透彻，更不用说彻底接受，也正说明王国维受传统浸润极深，他对传统的疏远只是出于青年时期的激情，而生活在痛苦的环境与时代，可望而不可及的传统总给人以幻美——人们难以悟透这种虚妄，即使是王国维这样相当深刻地理解了叔本华的人——不，或许最终王国维已经真正悟透了？只是悟透之后，仍然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
注释：
1．蒋红等编《中国现代美学论著译著提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10版。 3．《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2版，172页。
4．参看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0版，378页。 6．《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02页。
7．《静庵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98页。
8．《王国维遗书•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三》
9．《朱光潜全集》，第3卷，444页。 11．《王国维遗书•宋元戏曲考》，73－74页。
12．《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罗振玉《王忠悫公别传》4页。
关键词：屈原 《天问》 回顾 成果
《天问》是屈原的代表性作品，自古号称难懂。自汉迄今，诸多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其文意渐渐能为人所了解。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索，取得了不凡的成果，笔者就此进行了总结、梳理，希望能对此一问题的研究有所启示和推动。
一、新世纪《天问》研究的回顾
新世纪以来，《天问》研究成果丰硕，大致可以分为考证类、内容综合分析类、相关影响比较类、综述类四大类。
（一）考证类
该类是新世纪以来《天问》研究中最主要的一类，其中又可以分为两小类：一是对《天问》中单字或词语乃至语句的考释疏通。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单周尧的《“后帝不若”解诂》（中国语文，2001.4），翟振业的《“肆”字解读》（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2.1），张燕婴、张玉声的《（天问）“石林”“虬龙”章句新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董晨的《（天问）“顺欲成功”意义之辨析》（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6）；另一类是考释《天问》中某个历史或者神话人物，或某历史或者神话事件。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永明、黄灵庚的《简帛释证》（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谢晨星的《从（楚辞？天问）看夏民族父权制战胜母权制》（中国城市经济，2012.2）等。
（二）内容综合分析类
对《天问》内容所进行的综合分析，可以分为如下五个小类：一是对《天问》内容本身进行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高炳生的《屈原的科学思想价值一一并试解“李约瑟难题”》（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3），有李川的《由屈子职司看“多奇怪之事”》（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周晶晶的《（天问）在那个昆仑神话新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二是对《天问》的思想进行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刘桂荣的《：咏史性的哲理抒情诗》（运城学院学报，2010_3），徐文武的《对“构成思想”的反思》（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_3）。三是对《天问》艺术特色进行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殷光熹的《试论的艺术特色》（云梦学刊，2003.1），陈怡良的《的文学特质及其修辞艺术（上）》（云梦学刊，2009.2）、《的文学特质及其修辞艺术（下）》（云梦学刊，20093）。四是对《天问》创作主题形式地点进行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赵逵夫的《天问的作时、主题与创作动机》（西北师大学报，2000.1），姚小鸥的《（天问）意旨、文体与诗学精神探源》（文艺研究，2004_3），崔楠的《（天问）题旨阐微》（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五是以《天问》为载体探究其作者屈原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殷光熹的《从看屈原的历史观》（职大学报，2002.35L见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1），王磊平、李莲花的《心灵的宣泄――透过（天问）解读屈原》（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陈全新的《从（天问）看屈原的怀疑精神》（青海社会科学，2008，2），石柱君的《从（天问）看屈原历史观》（大众文艺（理论），2009，9）等。
（三）相关影响比较类
首先，对《天问》相关影响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左汉林的《屈原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_3），董雪静的《由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社会科学论坛，2003_3）马庆洲的《论对的影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史建桥的《屈原（天问）对歌诗结构模式地借鉴与超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等。
其次，《天问》相关比较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胡远鹏的《与》（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8.3），董常保、熊刚的《对与所述三代史的异同比较》（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汤漳平的《与上博简之比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2）等。
（四）综述类
《天问》研究或研究史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周建忠的《要籍解题》（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毛庆的《研究四百年综论》（文艺研究，2004.3），杨成虎的《（天问）的研究与英文翻译》（云梦学刊，2005.5），王长红的《宋代研究管窥》（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4）等。
二、成绩取得的原因
综观新世纪的《天问》研究，确实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能够采用其他学科的材料及方法对《天问》进行研究。如鲜于煌的《试论屈原对三峡土家族“盘歌”的影响》，禹经安的《与溆浦壁画和盘歌》，碧莲的《屈原与神庙壁画》，纪晓建的《之“阳离”与楚人太阳崇拜》，刘石林的《楚地丧葬仪典中的“对花”与》，都能结合民俗学、人类学、图像学，对《天问》的某个侧面进行综合研究。
翻阅时下的一些报刊，“异化”一词的使用频率颇高。然而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却发现，作者们大都是望文生义，用错了“异化”的概念。
“异化”（德文“die Entfremdung”，英文“Alien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Alienatio”和“Alienare”，有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的支配等意思。异化作为哲学概念，其含义是指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反对（控制）主体本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根据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后来，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的著作中进一步揭示了异化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随着在中国的传播，异化这个概念在我国有近百年正确使用的历史，主要在学术界。
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对“异化”有三种解释：一是指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似或不相同；二是哲学上异化的概念；三是在语音学上指连发几个相似或相同的音，其中一个变得和其他的音不相似或不相同。第一种和第三种的使用很少见，第二种的使用主要在哲学的意义上，现在已经作为一种常见的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较为普及了。而我国传媒上经常出现的异化一词的概念，多数既不是应用哲学原理，也没有按照词典中的解释使用，而是把异化简单地当作某种事物本身的“异常变化”或“变质”。
例如，《新京报》2012年3月16日A2版的评论文章《消费者“被消费”异化了3・15》，讲的是一些维权网站兜售消费者的投诉信息，使得3・15变成了某些人谋利的工具；《东方早报》2011年9月6日A23版的评论文章《康菲公司的“中国式异化”》，说的是在母国行为良好的外国公司，到了中国却变得行为不端；《新民晚报》2012年2月6日A14版文章《谁把传统节日异化成了“吃奢侈”》，说的是传统节日习俗的“变异”。《新闻实践》2010年第11期杂志封面的文题《记者人脉――思维的异化及影响》、《中国教育报》2012年2月12日第2版的文章《校园安保异化成了“圈养教育”》、《北京晨报》2011年9月16日A4版的评论文章《“少儿不宜”异化》等等，说的都是某种概念、行为或现象发生了变化，或“异常变化”或“变质”。
按照汉语的写作和缩写规范，不能简单地将“异常变化”缩写成“异化”来使用，在语法和习惯上都说不通。况且，很多作者在使用这一词语的时候，不是因为错误地缩写，而是望文生义，提笔就使用这个以前连《现代汉语词典》中都没有的词汇。
词汇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丰富的，特别是近几年，网络文学和社会化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很多词有了新的含义，也创造出了不少新词。《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汉语规范的工具书，其每一次的修订，增收新词和旧词新义是重点之一。大众传媒使用新词或对原词的理解增添新义，都要遵循现代汉语词汇知识的要领，不能望文生义，制造不符合词汇组合规范的词汇，或随意对已有的词汇平添与原词义相去甚远的内涵。大众传媒每时每刻面向公众，词汇的正确使用与否，对社会将产生很大的影响。传媒乱用词汇，会造成公众对词汇的认知混乱，因而传媒使用词汇要谨慎，要遵循语言文字规范，不能想当然地生造出某个词的“新义”而搅乱视听。
除了乱用异化概念外，我国传媒对其他一些词汇的乱用也很多，例如“博弈”这个古老的中国概念，自从20世纪50年代福布斯・纳什的理论在中国借用了博弈这个词以后，博弈特指一种矛盾形态（囚徒困境），而我国现在传媒上博弈一词满天飞，等同于矛盾、斗争，好像换一个词汇就有新的内涵，其实完全没新义，反而把博弈的当代科学内涵给搅乱了。传播学界也有人在词语上跟风，写出惊人的“传播即博弈”的论文。如果学术研究是这样通过玩弄词句完成的，学术就完结了。
“异化”、“博弈”等概念被传媒滥用，反映了我国新闻传播业务的职业规范机制尚没有形成。国外媒体的写作文体、用词等都有一套不断修订的守则，如《纽约时报风格与用语手册》、《美联社风格指导》、《华盛顿邮报风格手册》等。这些根据多年经验积累而形成的守则，使得记者和编辑在工作中避免了很多失误，甚至新闻诉讼。我国新闻传媒界目前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规范，只有面向整个文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相当宏观，难以落实在具体的新闻传播业务上。借鉴国外同行的相关业务规范，是我国传媒在文字使用规范方面应该迈出的第一步。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本刊学术顾问；姜日鑫：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
关键词：易经，八卦园林
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相传伏羲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覆排列，而画为八卦，这是原始的易。后经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
一．八卦的形成
八卦是我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一”代表阳，用“--”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gèn)代表山，巽(xùn)代表风，兑代表沼泽。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在《易经》里有详细的论述。八卦相传是伏羲所造，后来用于占卜。坊间亦用汉字“三求平未，斗非半米”来记八卦符号。
所谓卦，其实是古代劳动人民通过测量太阳位置，从而知季节、记录劳作规律的手段。卦字的右边“卜”字，是象形，表示在地上竖杆子，右边那一点是太阳的影子。“卦”字左边的“圭”字是尺子，用来测量影子的长度位置。论文写作，八卦园林。通过长期测量，劳动人民掌握了春耕秋收的各种季节规律。所谓八卦，应该是在地之八方测量结果的记录。论文写作，八卦园林。所以，八卦是源于中国古代对基本的宇宙生成、相应日月的地球自转（阴阳）关系的理解，是农业社会和人生哲学互相结合的观念体现。
《易传》记录：“易有太极（宇宙），是生两仪（天地）。两仪生四象（四季天象，长日照的夏季为太阳，短日照的冬季为太阴，春为少阳，秋为少阴），四象生八卦。”，而八卦再分“三爻”，自然是指二十四节气。八卦符号通常与太极图搭配出现，代表中国传统信仰（儒、道）的终极真理----道。
二．八卦的发展
传说在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伏羲因此画出了“先天八卦”。殷商末年，周文王被囚禁在羑（yǒu）里【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北】，又根据伏羲的“先天八卦”演绎出了“后天八卦”，也就是“文王八卦”，并进一步推演出了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和爻辞。《易传》是春秋时期的孔子所作。所以《易经》又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意思是说：《易经》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
三．《易经》的内容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论文写作，八卦园林。如果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上日下月为易。论文写作，八卦园林。“易之为字，从月从日阴矣。”、“易者，日月也。”、“日月为易，刚柔相当。” 易历来有一名含三义的说法：一是简易，即“易”虽包罗万象，但有一个最简化的公式或“模式”，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以装进这个“模式”里，都可以用这个“模式”来说明。论文写作，八卦园林。即“大道至简是也”；二是变易，即“易”是讲变化之道的，也就是讲“辨证法”的；三是不易，即“易”虽讲变化，但这变化之“道”却是永恒不变的，也就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经”字的本义是指织布的纵线，跟“纬”相对。没有“经”正，也就没有“纬”成，所以“经”是主要的。人体气血通路的主干也就称为“经”，如：“经脉”、“经络”等；同理，也正因为“经”的重要，所以记载一定阶级最高思想道德标准的书籍、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或宣扬宗教教义的书籍，就称为“经典”、“经书”等。
《易经》包括《经》和《传》两大部分：一是《经》分为《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一共六十四卦；二是《传》一共七种十篇，分别是：《彖（tuàn）》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挂》、《杂挂》和《序挂》（古人把这十篇“传”叫做“十翼”，意思是说“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的）。
《易经》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用《易经》的话来说，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人在获得自然界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条件的同时，更要“裁成”、“辅相”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义，从而达到人之生命目的。《易经》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思维模式，充分注重了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做是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整体。它是《易经》哲学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四．八卦与园林
《园冶》（明）计成著，是中国第一本园林艺术理论的专著。该书首先阐述了作者造园的观点，次而详细地记述了如何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等10篇。论文写作，八卦园林。《园冶》共三卷，其精髓可归纳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两名话，这两名话的精神贯穿于全书。
《长物志》（明）文震亨著，共12卷，它更多地注重于对园林的玩赏，与《园冶》更多地注重于园林的技术性问题正可互为补充。1995年苏州古典园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向联合国递交的文本就将这本著作列为苏州古代造园理论专著。苏州园林申报成功，《长物志》的名声也就大振了。巧合的是文震亨喜爱的或者说擅长的艺术中有两类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体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即苏州园林，古琴艺术。
《园冶》与《长物志》两本伟大的专著在造园思想和原则上是一致的，均突出强调了“因、借、体、宜”原则的重要性；强调造园不是单纯地摹仿自然，再现原物，而是要求创作者真实地反映自然，又高于自然，尽可能做到使远近、高低、大小互相制约，达到有机的统一，体现大地的多姿。它有的似山林，有的似水乡，有的庭院深深，有的野味横溢，各具特色。如苏州拙政园，经过造园家的巧妙布置，这一带原来的一片洼地便形成了池水迂回环抱，似断似续，崖壑花木屋宇相互掩映、清澈幽曲的园林景色，真可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佳作。这与八卦形成过程中，伏羲用的三个对中国人影响很大的方法，即仰视（这是人类独有的权力）、俯视（宇宙所有的东西在你身上统统能找到）、广角（看得很周到、想得很周密）是不谋而合的。
总之，《易经》对建筑学的影响主要和“风水”学说紧密相关，古代的城建布局、建筑设置等都要以《易经》理论为指导，四合院就是阴阳平衡、和谐观念建筑的典型。传统建筑中的“九梁十八柱”等都是从《易经》中获得灵感，故宫角楼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
参考文献
1.[明]计成.园冶
2.[明]文震亨.长物志
3.游泳.园林史(第二版).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关键词：太极拳 哲理 养生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10―0015―03
前言
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拳种之一，其自身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哲学思维，以其博大的文化承载能力和修身养性之功能以逐渐被更多人所关注和接受，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武术的了解多侧重于对其技击层面的探求之上，这从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对武术的一种限制。随着现代人思想和文化意识的觉醒，加之人们对武术的了解，几乎没有人否认武术所具有的健身、养生、技击的特性。太极拳，作为现代中华武术向外传播的一张名片其所具有的艺术属性是不可否认的，人们对于太极拳文化的认同性已经远远大于太极其形本身。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社会需求，作为主体的人在其物质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其更多注重的是一种心理的满足和宁静。太极拳所包含的人生哲理和智慧，所涵养的道德期许正是现代人欠缺和追求的。从中国哲学层面谈太极拳的养生思想，体验人生智慧追求人之本我或许也正是太极拳其价值所在。在其形的习练中，浙悟人生，使心灵由净化而渐进深化。在嘈杂烦乱的现实世界中找寻心理的归宿，真正使身体和心理有所寄托，这才能达到真正的养身，以及促进健康的目的。
1 太极拳中所包含的中国哲学思维
在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上衍生出的中国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以哲理命名的拳种不在少数，但能以哲理详细论述且在拳法习练中贯穿其哲学蕴含的却少之又少，太极拳作为中国武术的代名词和向外传播的名片，皆以《周易》理论贯穿于拳势之中，以其易理阐释拳理，要求练拳象其形、取其义、用其理。太极作为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哲学范畴，其包含着古代人们对于宇宙、自然的一个模糊认识。《易・系辞上》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里所论之“太极”是派生万物的本原。太极本指原始的混沌之气。而其混沌之气处在不断的运行变化之中，运动本是太极的本质屙性，从某个角度而言太极就潜藏着运动的潜能，动静互存，不离不弃，而正是太极的不断运行才有动静、阴阳。又因太极是无形无外之体，因此其运动也并不是人们平时所见物移。
“太极”一词和武术直接发生关联始自清代王宗岳的《太极拳论》：“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屈就伸。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动急则急，动缓则随。虽变化万端，而理一贯”。这是关于太极拳理论最早的著作。太极是心，是心本论者对于太极观念的充分发挥。从另一方面而言，太极拳更多是心性的锻炼过程，不仅要求形态得到充分锻炼更要求排除杂念。太极拳的每个动作都是身体各部位阴阳互变的运动，可以说太极拳运动即是一套阴阳变化之象，将太极阴阳变化之理贯穿于拳势之中使身体部位，似有形之线牵拉，一动皆动，不撇不停，步随身换、手与身应，内外相合整体运动。太极拳强调拳架动作需遵循阴阳变化之规律，才可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练太极拳做到这种平衡，在内可表现为气血顺畅，在外可表现为动作协调，舒展。
2 太极拳对养生思想的启示
2.1 中国传统的养生观念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会产生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点，当一定的思维方式经过原始选择（这里有复杂的原因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正式形成并且普遍接受之后，它就具有相对稳定性，成为一种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程式和思维定势，或形成所谓思维惯性。在中国传统的思维观念中，对于养生的观念是极为重视的，从道教的炼丹术追求长生，到中国中医中所倡导的延年益寿之法都在说明中国早期人们模糊的养生观念，在现代社会，随着人们医疗、卫生、物质生活的充裕，养生再次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各种养生馆、足疗、食疗等等传统的养生方式大量的出现，各种健身馆、瑜伽等身体锻炼场所也应运而生，足见人们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随着科技的进步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寿命也在不断的延长，现代社会各种压力，人们认为通过体育运动、健身等手段大量的出汗，一方面减缓压力，一方面可以起到健身的功效，当然，这种健身的方式是社会中大多说人所采用的，也是短期内见效比较明显的一种方式，通过身体锻炼来起到提高身体健康的目的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但是，要真正起到养生的功效，健身是一个方面而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健心，使自己的心胸开阔，什么事情放的下想的开，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费心劳形，雁过无痕”之意，其意思大致相同，就是使自己的心得到最大化的放松，真正的养生就是使健身和健心完美的结合，并不仅仅就是传统观念中对于身体的锻炼。
2.2 太极拳中的养生观念
使中国哲学现实化、清晰化、直观化的太极拳使人们在现实生活找寻到了一种回归田园的诗意，我相信人们对于太极拳的习练开始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即养生，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生活条件逐渐丰裕的同时更加注重自身的健康，而太极拳在现代社会作为一种健身养生的手段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太极拳动作连绵不断，柔和缓慢对于场地的低要求也或许是现代人所钟爱的一个原因。中国传统养生思想中有一种说法即，大动不如小动，小动不如微动。而这种说法或许更适合于陕节奏生活的现代人，人们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下有时也应该让自己心情得到最大化的放松，所谓养生，身动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一点或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和去掉世间名利的心境。太极拳习练者从最初简单目的的形的训练，到最后慢慢开始对于太极拳其思想的体验是一个过程，即从经验的世界开始慢慢深化到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之上。但，所有关于形的训练都是为了最后的超越，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即是对人的潜力的挖掘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人们渐渐会发现，养生是一种理念、一种境界。这种观念是一种看透一切、回归本我、返璞归真的状态。中国的哲学大师或是对于人生有深刻体悟的人，其心境是安逸的、淡泊的、宁静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看透一切回归本我的状态。这里所言的回归本我，即回到人生本来之状态，无欲无求的思想境界。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似乎一直活在一种焦虑之中，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学习的压力，各种各样的烦恼困扰着人的思想。人们需要让自己的思想得到一种片刻的宁静与休憩，用一种更具哲学化的方式去生活。
太极拳作为一种哲学思维的表达或许更加适合现代人们去习练，太极拳强调习练者，身动而心静，这种状态正是养生的最高境界。慢慢的静下心来，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最充分的放松，抛开一切世俗杂念和烦恼。在意念的驱动下徐徐而动，甚至可以微闭双眼，让自己在充分的无我之境中自然而然的开始习练，感觉自己是在大自然的环境之中，回归大自然的一个生命体，与自然轻轻的对话，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一切的烦恼似乎已经淡去，耳中所听到的是自己的呼吸声，是风声是和大自然交流的声音。真正达到了一种“恬淡虚无”、“宁静自如”的境界，无拘无束，无牵扯勉强，从而感受到大自然无为的状态体悟到人生的本来面貌。让太极成为一种生活，融于生活。这就是一种最高级也最有效的养生和生活方式。所有技术性的练习都只是向更高层次迈进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太极拳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或是养生最佳之方式，或许正是一种心态。对人生有一种寄托，用太极的智慧解释人生哲学的困惑，这应该是现代人所更加需要的一种性情。
3 从哲学层面谈太极拳的养生思想
由混沌走向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易学之太极本就是指宇宙的混沌状态之描述，太极拳之道就是顺应宇宙自然的规律。使身体运动与宇宙大道的运动相联系。在当今而言，太极拳似乎成为了武术的代名词，某种角度而言太极拳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武术界。甚至，人们对于太极哲理的研究思考就是从太极拳而产生的。在中国传统武术的思想体系中，“太极”一词似乎具有更为深层的哲学意味。周敦颐《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与无极，并非是毫不相干的两物。无极是对于太极状态的描述，无极，就是太极得以充分彰显的境界状态。换言之，可以说无极就是太极之初始状态。太极拳的站桩被称为无极桩，其本意就是使身体恢复无极状态，无极桩的上桩口诀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桩的状态为，无我无他，无天无地。”由此我们所谓的无极即是恢复自然状态，松下来，摒除杂念。太极拳的运动技法要求中就明确地指出，凝神静心、排除杂念、回归自然，练拳心贵静、意守中，是意念的自然状态。若意不能守中，在形则有贪欠偏倚之弊，在用则有呆滞不活之病。太极拳这种技法要求即是无极状态的最好体现，由静而动，由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即是此种道理。天地之道与拳术之道是相通的，也是一致的。从终极意义而言，天地之道就是太极拳之道。太极拳的理想运动就是以宇宙万物的运行为其终极依据或原始动力的。通过对于太极拳哲学价值的分析和了解，对于动作的不断练习，使人们不仅在身体层面，在心理层面也步步由净化向深化发展，这也是一种养生的合理体现。
4 结语
太极拳作为中华武术向外传播的一张名片，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哲学价值，人们对于太极拳的习练不仅仅是因其动作的缓慢柔和，适合大多数人的身体特点，更在于其对人生哲学的思考上，通过太极拳的习练，对于人生智慧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思考。太极之美贵在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太极拳的习练并不是简单形的练习而是超越自然的心理训练过程。练拳贵在练心，超越自我使心灵由净化而渐趋深化是太极拳所要向人们昭示的一个道理。太极拳不仅具有用意、运气、活动肢体等传统导引术的优点，还有其“动中求静”的运动方式，通过此种方式和太极拳中所包含的哲学价值使人们不仅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有所了解，更能从中生发自我对于人生的思考，达到养心、养生提高身体健康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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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国元君最近出了一本新书，汇集他在省广电多个部门工作这些年来的“论”类作品代表作，包括学术论文、随笔、阅评文章和媒体评论，共计130多篇，名为《行走的思想》。此著乃是国元君20多年的思想苦旅和“文化乐旅”。
《行走的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文章合为时而著”。全书130多篇文章，均为关注媒体的现实之作。《阅评篇》中的62篇文章，多为一事一议，一文一题。所议所评，视野开阔，宏微并举，是湖南媒体当时的重大事务或普遍现象，有的是出色的成就，有的属于新问题；对成就予以肯定，对问题提出警示。由于这些文章接地气，抓典型，重思考，见理性，准、快、新、活，皆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如首篇《应加大对湘西地区开发的宣传力度》，先评述省内几大主要媒体对省委省政府湘西地区开发工作会议的报道现状，然后提出3条建议，其中第二条建议省委宣传部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一次“走进大湘西”的集中采访活动，为后来全省媒体开展的“走进大湘西”等系列采访报道活动起到了助推作用。从2013年11月5日起，湖南卫视《新闻联播》推出系列特别报道《县委大院》，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该节目播出了6期的时候，11月11日，作者即撰写了《这样的“县委大院”值得夸》一文予以肯定和推介。《立体宣传两型社会建设》、《经济报道的视角创新》等文，则点评了媒体业务的技术技巧创新问题。书中的《随笔篇》等，与《阅评篇》一脉相承，一以贯之。总之，全书的许多篇快速呼应媒体，既从媒体实践中来，又到媒体实践中去，合宜，管用。
今天看来，《行走的思想》见解成于当时而许多观点至今有用，因而兼具著述和史料价值。作者既密切关注媒体现实和实践，更注重阐发传媒理论和思想，追求立言，并企望自己的观点能够“穿越”历史，留存来者，而不是一时应景之作。《论文篇》的前几篇，分别论述新闻批评、新闻真实、媒体诚信、舆论引导、媒体践行群众路线等问题，论述的都是传媒领域需要不断探讨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可以常论常新的重大问题，所论皆务出陈言，创为新说，堪称力作。如《新闻批评的哲学思考》，成文于1999年。文章先论述新闻批评的哲学依据，讲了两条原理；再阐述新闻批评的哲学把握，从四个方面展开。文章追朔论题的哲学本源和固有内涵，坚持理论研究紧扣当前实际，条分缕析，自圆其说，终成一家之言，所论各点至今存而不废。全书一百多篇文章，时间跨度达20年以上，从早先的“三贴近”、反“三俗”、去“四害（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新闻界“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到新近的媒体“走转改”、传播正能量、传媒领域反“”，都有涉及，可谓“踏石留印”。从中，读者得以历历在目地窥见湖南及国内媒体的一段历史行程，见着其间的各个关键节点和精彩瞬间，了解一批有意义有味道的传媒精品和业内掌故。因而，本书对于媒体人特别是年轻的媒体新人和即将入行的大学毕业生，乃是一本很有益的读物。
《行走的思想》给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媒体实践是大有学问的，传媒实务需要科学有用的理论。国元君的新著再一次雄辩地证明这一点。做媒体，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广播电视媒体，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无论什么样的传媒业务，策划还是实操，做新闻节目还是做综艺节目，无论媒体老总还是一线创制人员，其间都有学问，有理论，思想的东西才是定海神针，脑力波长甚为要紧，高出一筹和快人一步从来是媒体致胜的圭臬。懂理论才能有作为，有思想才会出佳作。
网络上最近有关高校的热点问题之一，是讨论大学生要不要写毕业论文的问题，写毕业论文对大学生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因为许多学生越来越不会写论文了，所以毕业论文太“水”，或者学生干脆用别人论文来拼贴，或雇用“”发表。
不要说对社会的责任，对自己也越来越淡薄了，这是大学生个人的过错，还是我们高校的过错呢？无论高校教育整体情形如何，总有一些极具挑战常人想象力的个案使我们若有所思，譬如北大学生毕业后卖猪肉，更有清华哲学系学生毕业后入寺为尼，将自己的论文甚至对人生的终极探索写在寺庙里。
智宏法师现在是普陀山佛学院教师，1995年出家，出家前她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因为“在哲学中没有找到需要的答案”，她选择了宗教，进入了佛门。其实，佛教与中国的道教一样，最初都是哲学范畴上的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极度轻视物质财富，而将人的精神境界看成高于一切的价值。也就是说，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最初都是没有神灵崇拜的，只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为信众的极度崇拜，而形成了神灵体系。一些人将建庙侍神看成了目的，而将人的超度与拯救忽略了。“和尚”的本义是师傅或导师的意思，就是能够通过精神引导，使人们认识到生命的本质意义，忘却生活中的苦难，通过顿悟与修行，使自己灵魂升入涅槃，获得永远的幸福。
和尚引导人们放弃俗世浮华，获得生命轮回中的超度，菩萨则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譬如观音菩萨就是信众们心目中的救苦救难的象征，而地藏菩萨则发誓要在地狱里拯救每一个受苦受难者，然后自我拯救。可惜的是，宗教的东传过程，既是神化过程，也是世俗化的过程，更多的人并不是通过顿悟放弃身外之物，追求生命本真的意义，而是通过烧香膜拜来获得神灵的帮助，以获得切身的利益，观音因此也就成了送子观音与送财观音。现在许多寺庙香火鼎盛后面，充斥着迷信与交易，甚至将寺庙做成了利益集团，香客们在这里似乎是购买精神安慰产品。
清华大学毕业生进人寺庙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她的哲学追问精神使她不可能趋势附俗，另一方面她更能本真地对待自己面对的一切。我们看到智宏从2001年至今，已经收养了26名弃儿，其中的20多名弃儿已经在国内的一些佛学院就读或毕业。为了孩子的读书、生活、治病，智宏法师修建寺院大殿的事一直拖延，“如果看到孩子的苦难，却视而不见，念佛又有什么意义？”是啊，宗教无法论证天国的荣华，但可以直面人间的苦难伟大的宗教体现的是人本主义精神，而非神本主义迷信。
这位清华女生成为比丘尼，并致力于救济孤儿，最使人想到台湾慈济功德会的创办人证严法师。证严法师年轻时即入佛门，看到当时许多穷苦人因贫病而遭受苦难，发誓要为穷人建医院学校，一朴素的想法形成后来慈济功德会“人间佛教”的人文理念。40多年以来，证严法师筹集了逾百亿元新台币的善款，在慈济功德会的帮助下全球各地蒙恩受惠的贫民、病人、灾民不计其数。如今的慈济功德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国际性慈善救济组织，其范围涉及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环保、社区志工、骨髓捐赠、国际赈灾，用慈济的术语来说，就是“四大志业法印”。慈济功德会也成功“登陆”，成为第一个在大陆合法营运的台湾宗教性质的慈善组织。
是什么原因使证严法师由传统佛教转入人间佛教呢？
原来，在证严法师年轻的时候，遇见二位来台湾的西方修女，在交流过程中，修女对证严说，佛教追求的是个人顿悟与超脱，缺少人间关怀;基督教兴办慈善机构，譬如育婴园，收养被遗弃的孤儿，办基督教学校甚至医院，为什么佛教不能致力于这样的关怀呢？一语惊醒梦中人，证严由此走向了人间关怀之路。
2005年秋天，我有幸拜访了位于台湾花莲的慈济功德会总部，发现那里寺庙气氛并不浓，却像一家博物馆，里面没有烧香拜佛，也没有偶像供奉，而是通过清雅的环境来展示慈济功德会的人文理念，大量的图片无声地述说着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所作所为，参观完展示，我最大的感受是，这里没有神的形象，但却通过人的力量，创造了神迹，而且其慈善不是随机性的，而是有组织有方式的团队机构来完成。还有就是没有烟雾缭绕，也没香客喧哗，也就是没有对环境造成污染，没有一些寺庙里无处不在的捐款箱，但他们却有上千万的义工在全世界各地为慈济事业而奉献着。当他们将善款或捐赠转达到受赠对象手中时，他们都在真诚地感谢对方，因为是对方使自己感受到了爱与关怀，付出爱使每一个都受到一份内心的感动。人们发现慈善也是内心的一份情感需要。
现在，大陆的少林寺正在图谋向台湾“扩张”，要在台湾建立少林分寺。台湾的慈济基金登上大陆，靠的是普世关怀，是通过基金对灾难的救助与贫弱的扶持，我不知道少林寺除了功夫，还有没有其他人文关怀的内涵可以在台湾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