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3 07:46: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学术思想，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 要] 系统地记述了石学敏教授的学术 思想。在中医理论上,弘扬针灸,倡导正统,首次对14经脉361个穴位的功效主治进行 了系 统的归纳和总结,完善了腧穴学的理论体系;阐发经旨,明辨病候,科学地对十二经脉的病 候体系进行了破译和阐发,确立了治疗大法和针灸处方,发展了经络学理论。在临床上,倡 用"醒神"、"调神"法治疗急危重症;推崇泻血,祛邪扶正;选穴精当,讲究配伍;以神 统针,注重感传;针药合用,力求实效;坚持中西医结合,用夏变夷,融西贯中。
[主题词] 名医经验 石学敏 针灸学
Research on Academician Shi Xuemi ns Academic ThoughtMa Yanf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ianjin College of TCM,Tianjin 300193)
[Abstract] Professor Shi Xuemens academic thought was introduce d.In theories of TCM,he summarizes syst ematically efficiency and indications of 361 acupoints of the 14 channels and ves sels,perfects theoretical system of acup oint science,elucidates conception of ch annels,differentiates symptoms and signs ,scientically elucidates the system of s ymptoms of 12 channels,establishes thera peutic principles and prescriptions of a 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develops the theory of channels;Clinically,he uses p rinciples of "restoring consciousness"an d "regulating mentality" to treat immine nt and serious diseases,and has agreat esteem for purging blood and strengtheni ng the body resistance to eliminate path ogenic factors;Selects appropriate acupo in ts and pays attention to acupoint prescr iption,pays attention to needling sensat ion propagated along meridians,and combi nes acupuncture with medicines and insis t s on integrated treatment of TCM and wes tern medicine.
[Key words] Famous Doctors Experience;Acup Mox Science
导师石学敏院士系饮誉海内外的著名针灸学家, 国 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学院副院长,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院 长。他勤奋求实,博大精深,学验俱丰,尤其善于临床治病,善于用针灸治疗急危重症,广 得病家信誉。笔者在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有幸跟从导师学习,亲聆教诲,受益良多。兹将 导师的学术思想胪列如下。
1 弘扬针灸,倡导正统
导师非常重视中医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尤其尊崇《内经》,他认为《内经》是中医学术 理论和原则的渊薮,要学好中医必先通《内经》。多年来,他不遗余力地研究《内经》,并 不断以新成果充实、完善自己的学术观点,且用以指导临床实践。去芜存真,刮垢磨光,发 皇古义,崇古而不泥古,是导师治学的一条原则。遇有疑难,他尤其重视旁征博引,反复推 敲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发扬光大,提出自己的见解。譬如关于腧穴功效主治,历代文献 对于腧穴功效主治的认识只是罗列了一些病症,而缺乏用中医理论对穴位的功效进行高度的 归纳和总结,以确立其主治证候。导师根据历代文献并结合现代临床实践,首次对14经脉 361个穴位的功效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完善了腧穴学的理论体系。
又如关于《灵枢・经脉》篇"是动"、"所生病"的概念,历代医家认识极不一致,聚讼纷 繁 ,各执一端。对此与真实再现发病症候息息相关并与针灸临床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导师 通 过对历代文献的反复研究,又结合大量临床研究,摆脱了诸家之争论,从更高的层次指出: "是动"、"所生病"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对十二经脉及其相联属脏腑由生理转变为病理 所产生的各种症状、体征、传变和转归的综合性记述,应包括病因、病位、发病缓急、病程 长短、标本、虚实、转归、预后。他将 "是动"、"所生病"的概念进行了具体概括。如 表1。
再如,历代针刺手法在刺激的计量方面概念模糊,欠乏规范操作,使得医生难以掌握, 并影响了临床疗效的提高。导师认为针刺手法的实施是针刺治疗疾病关键环节,自1981年以 来,在中风治疗的基础上总结了九种疾病针刺规律,首先提出针刺作用力方向、大小、施术时间、两次针刺相隔时间等针刺手法量学的四大要素,改变了历代针刺 忽视计量的状态,提出了针刺手法量学新概念,丰富和发展了刺灸学。
2 阐发经旨,明辨病候
成书于两千年前的《灵枢・经脉》篇是经络理论的基础,十二条经脉的主治病候是其中的重 点 内容,是指导针灸临床实践的重要依据。然而由于古代汉语深奥难懂,历代对于病候的诠释 和阐发多"以字解字",使学习者很难领会其实质。导师认为:在针灸已成为世界医学一个 组成部分的今天,作为针灸发源地的中国针灸工作者,应该对十二经病候有一个确切而完整 的概念,还《灵枢》经旨以本来面目,赋历代认识以新的内容。导师结合现代临床实践,对 每一条经脉的病候群进行了剖析、划分,并与现代相关疾病进行了对照研究,科学地对十二 经脉的病候体系进行了破译和阐发,确立了治疗大法和针灸处方,发展了经络学理论。兹举 例以见一斑:对手太阴肺经的病候,《灵枢・经脉》云:"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而喘咳、 缺 盆中痛。"《铜人》注云:"膨膨,谓气不宣畅也。"马元台说:"膨膨肺胀者,虚满而 喘 咳"等等,众说纷纭。导师指出:"肺胀满",是病人的自觉症状,是患者的主诉,是指 憋 气、短气、动则气不够用。"膨膨而喘咳",是形容咳喘时声音的洪亮有力,咳时面部青紫 ,喘则张口抬肩。这些气机升降方面的病变,主要是由于肺失肃降所致。"缺盆中痛",缺 盆指锁骨上窝,是两个肺尖部;作为肺的发病,首先反映的是肺尖部,但也反映到下部,出 现胸痛;从经络学说讲,缺盆部虽为十二经之通路,然距肺尤近,故在剧烈而频频的喘咳振 动下出现缺盆疼痛。这组病候病因上为外邪诱发,发病急,病程短,其性质属热属实。临床 见于大叶肺炎、支气管炎、哮喘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上呼吸道感染、肺结核等。导师 相应提出以下治法。(1)咳嗽治则:宣肺止咳。选穴:①鱼际、太渊、列缺。②孔最、天 突 、尺泽。操作:鱼际直刺1寸,太渊直刺0.5寸,列缺逆经而刺1～1.5寸,孔最直刺 1.5寸 ,尺泽直刺0.5～1寸,诸穴均施捻转提插相结合的泻法。天突针尖与胸骨柄呈平行线直 刺 1.5～2寸,施捻转的泻法。以上二方可对证选用。(2)喘(急性期,属热属实阶段) 治则:宣 肺平喘。选穴:①背部大杼至膈俞华佗夹脊穴。②风门、肺俞部刺络拔罐。操作: 华佗夹脊穴均施捻转的泻法,刺络拔罐疗法以每罐出血量5～10毫升为度。对二方同时施 术。
3 醒神调神,拯救急危
醒脑开窍针刺法是导师在辨证辨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下,结合西医学,立足于中医"神"的 学说而创立的治疗中风病的大法。导师提出中风病的根本病因病机为"窍闭神匿、神不导气 ",确立了中风病的治疗法则以醒脑开窍、滋补肝肾为主,疏通经络为辅,在取穴上改 变了以阳经穴为主的传统配穴原则,而以阴经穴为主,取水沟、内关醒脑开窍,三阴交滋补 肝肾,极泉、尺泽、委中疏通经络,并对所选腧穴的进针方向、针刺深度和施术手法等方面 做了重大创新,使之操作严格规范,从而创立了醒脑开窍针刺法,创立了"醒神""调神 "的学术思想。
导师认为:百病之始,必本于神,凡刺之法,先醒其神,神调则气顺,百病除矣。导师倡用 "醒神"、"调神"法治疗急危重症,疗效显著,取得重大突破。如,导师用醒脑开窍针刺 法治疗中风患者3000多例,治愈率达56.47%,总有效率达98.47%;用醒脑 开窍针刺法治疗 假性延髓麻痹患者325例,治愈率达68.92%;用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病窦综合征患 者30例, 治愈率20%,显效率63.3%;用醒脑开窍针刺法抢救中枢性呼衰患者26例,抢救成 功率为50 %,存活率达25%。此外还将醒脑开窍针刺法用于血管性痴呆、心肌梗塞合并心律失常等 的治疗,均取得良好的疗效。
4 推崇泻血,祛邪扶正
近世针灸医学渐有存毫针刺法和部分灸法而忽视九针中砭法的倾向。导师详研刺血疗法,如 《灵枢・小针解》云:"满则泄之者,气口盛而当泻之也,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 也" ;《素问・腰痛篇》云:"刺之血射以黑,见赤而已""……横脉出血,血变而止"等等 ,指出刺络疗法具有清热解毒、通经活络、消痈散结、活血止痛、祛瘀除邪之功效,对于 表虚阳热,气血瘀阻,风毒疫邪所致之病症确有良效。只要辨证准确尽可大胆用之。导师对 支气管哮喘,面肌痉挛,周围性面瘫急性期,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诸神经痛,软组织损伤 ,丹毒,急性乳腺炎,淋巴腺炎,静脉炎,带状疱疹等多种疾病应用刺络疗法。导师指出: 在临床治疗中泻血以祛邪,疏经祛风,务求其尽,单纯刺络法为血液自然流出,或稍稍挤压 针刺局部,往往瘀血留驻不消,贼邪伏而不退,用闪火罐造成罐内负压,可达血尽邪出,且 可控制出血量,以求疗效。导师的刺络术操作包括刺络术、闪火拔罐术。
导师运用刺络疗法,强调选穴配方。如对臂丛神经痛,导师治以行气活血,通经止痛之方。 养老为手太阳郄穴,主治急性疼痛,天宗、肩外俞系小肠经穴,痛点多位于手太阳小肠经之 所 过,取之可疏通经络,活血以止痛。导师治疗臂丛神经痛取养老、痛点、天宗、肩外俞等腧 穴。
5 选穴精当,讲究配伍
在针灸处方配穴方面,导师主张用穴要少而精。他在辨证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和运用正统的 配穴方法,灵活机动,力专效宏。导师善用特定穴,并化裁出其他配穴方法,现介绍如下。
5.1 善用特定穴 临床上如急性热病,肢端麻木,昏厥,常用各经井穴刺络放血;喘逆 气 急,多取肺经的郄穴--孔最,配八会穴中气会--膻中;咳嗽、喘急的呼吸系统疾病,多 取肺 脏的俞穴--肺俞和募穴--中府。导师十分欣赏"经络所过,主治所及"的观点,认为循 经取穴,远近相伍,是针灸治病的重要原则。
5.2 同名经配穴法 所谓同名经即手足太阴、手足厥阴、手足阳明、手足少阳、手足太 阳 等十二经脉的概括。这六对同名经在人体头面躯干上部交接联系构成经络系统上下联系的一 种途径,即中医文献中常提及的六经。同名经配穴法是在同名经"经气相通"的理论指导下 ,在手足同名的两条经脉上各取一穴,组成"穴对"而应用于临床。导师常运用同名经配穴 法来组成不同的配穴处方。如:高血压、癫、狂、痫取两厥阴的内关、太冲;胁肋痛取两少 阳经的支沟、阳陵泉等。这种"穴对"精巧玲珑,圆机活法,为导师临床屡验不爽的常用处 方。
5.3 交汇经配穴法 交汇经配穴法即按经脉的交叉、交汇情况来配穴。某一病变部位有 数 条经脉交汇或某一病症与数条交汇经脉有关,都可按此法配穴。导师临床常运用此法,如其 创立的醒脑开窍针刺法就是依此法配穴的。中风病的总病机是"窍闭神匿,神不导气,肝肾 阴虚"。督脉起于胞中,上行入脑达巅,故泻督脉与手、足阳明经之会穴水沟,调督脉、开 窍启闭以醒神安神;补足厥阴肝经、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的交汇穴三阴交以滋补肝肾、 醒脑开窍,且足厥阴肝经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汇于巅;内关为八脉交会穴, 通于阴维,属手厥阴心包经之络穴,泻内关以宁心安神、疏通气血。又如:髀枢部有足太阳 、足少阳经交汇,故临床髀枢部疼痛常取环跳配秩边、承扶、阳陵泉、承山。泌尿、生殖系 疾病多与任脉、冲脉以及足三阴经病理变化相关,临床常取气海、关元、中极,配太冲、太 溪、三阴交治之。
6 以神统针,注重感传
针灸治病,自古就强调"得气"。《灵枢・九针十二原》云:"气至而有效"。气至何处呢 ?据《针灸四书》言"气至病所"。在历代师传中,对如何才能气至病所,言及不多。笔者 3年来跟随导师查房,观摩导师的针刺手法,其手法独成一家,稳健、轻柔、有韵律,充满 灵活机动,循、摄、弹、旋、刮、震、颤,或慢如流水,或迅如闪电,潇洒自如,尤其是他 的凤凰展翅飞法更是惟妙惟肖,漂亮得好似凤凰在飞翔。笔者还有幸亲身体验了导师的针感 ,他进针手法快捷、轻巧、无痛,最奇妙的是进针的同时就有舒适的得气感。
导师指出:进针时既要遵循《素问・针解篇》"义无邪下者,欲端以正也",进针的姿 势必须端正,又要遵循《针灸大成》所云:"凡下针要病人神气定,息数匀,医者亦如是, 切不可太忙,又须审穴在何处……少待方可下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无痛与入穴的要求。 欲使针感直中病所,必须注意治神和守神,不断实践,历历不爽。现在导师在临床上"气至 病所"已成为必然效应的一项准则。其具体操作如下。
6.1 专心致志 针刺或艾灸时,按《灵枢・终始》规定:医者应严肃认真,"必一其神 , 令志在针",必须全神贯注,精力集中,细心观察病人神气的变化,体会针下的感应。同时 令病人专心致志,使其精神高度集中,静心而意守病所,如此才能使医患之间心心相印,神 气相随,得神取气,提高疗效。
6.2 凝意治神 用针之际,必使患者凝意、精专而不散,乃可刺。即针刺或艾灸时,嘱 患者将注意力有意识地移往病所,守定不移;医者根据患者神气的变化,选用适当的针刺补 泻手法。怎样才能使病人神定而气至呢?一是要用医者的双目观察病人的神态、目光,通过 医患间的目光暇接,使病人安定下来。二是要通过谈话减轻病人对针刺的恐惧和疾病的忧虑 等,使病人精神聚合,心情舒畅,神气内守,安静地接受治疗,然后进针。针刺时针尖方向 依病情而定,为达到气至病所,针尖方向应朝向病所,配合适当的手法,患者立即或逐渐出 现酸、麻、胀、重、触电感,有时还可能出现凉、热、痒、痛、虫行感、气流感、上下传导 及水波样感的针刺或灸治感应直达病所;医生手下可有沉、紧、涩的感觉,用手触摸腧穴周 围,可感到肌肉由原来的松弛变为紧张,有些原来因病而痉挛的肌肉可由紧张变为松弛,病 症立即减轻,某些久治不愈的症状也霍然而去。正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言:"效之 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
6.3 密意守神 《内经》谓:"针已得气,密意守气勿失"。针刺或艾灸时,出现经气 感 传,针刺得气后,病人应摒弃杂念,牢牢意守病所,以意领气,自然气至病所。此点至关重 要!若半途放弃意守,针感亦往往随之消失。此时医者仍专心致志于针端,手法亦和缓轻柔 、均匀绵软,才有利于针下神气不散。若手法快速猛烈,或骤然终止施术,其结果与病人放 弃意守病所相同,针感亦容易消失。当气至病所,病人感到病症减轻或消失时,方可停止施 术。此即《灵枢》"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亦即《灵枢・终始》"气至乃休" 之意。
6.4 接经通气 若患者因个体差异或精力分散一时未能获得经气感传时,医患双方应进 一 步强化诱导,彼此配合密切,遵照《灵枢》"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的古训,或用后世 的"接经通气法",在同一经脉距离病所的近端,选2～3个穴位依次针刺,或用"以意通 经 广按摩法",在与病所相同的经脉路线上,循、切、扪、按,使其经气感传,"气至病所" 以获良效。此即《灵枢・终始》篇的"必一其神,令志在针,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 神,气至乃休"之旨的灵活运用。
7 针药合用,力求实效
导师十分赞赏古代针灸先贤张仲景、孙思邈"针药合用"的主张。该主张源于"毒药治其内 ,针石治其外"的原则。导师临症,遇疑难痼疾,也往往针灸药物并用。他指出:以药辅针 则十二经气血和,以针辅药则脏腑功能调匀,针药合用,则经络脏腑如被甘霖而无虞矣。例 如导师治疗中风病,常用针灸以醒脑开窍、滋补肝肾、疏通经络,同时又自配方研制成"脑 血栓片"以活血化瘀、醒脑通络、潜阳熄风,每收捷效。
导师擅长针灸治疗技术,对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皮肤科等亦颇有研究。他极力主 张《伤寒》、《金匮》及历代方药之书,习医者不可不学。药之理即针之理也,只有谙熟中 医内科杂病,方能成为优秀的针灸医师。他指出:"针药各有适应症,只有谙熟中医理论, 通晓二者之所长,临症时方能方寸不乱,施药用针切中肯綮"。
8 用夏变夷,融西贯中
导师行医近四十载,他尊崇孙思邈"兼收博览、推陈出新、用夏变夷、恪守《内经》"的精 神 ,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诊疗风格。在他的学术思想中渗透了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的思维 方式。导师的用夏变夷的学术思想的核心就是立足发扬光大中医的立场,吸收现代医学理论 要素,将其融入中医理论中。导师作为中医针灸专家,一贯坚持中西医结合以取长补短,在 教学与临床中,常与西医同道
切磋,共同探讨疑难问题,应用中医和西医两套理论和诊疗方 法会诊疑难病人,并从中汲取西医学的种种营养以丰富自己的学识,提高了教学和临床医疗 质量,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主编了《中西医临床急症学》。
9 小结
作者：张若维 于峥 李清 张宇鹏 单位：济南市中医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江西中医学院姚荷生研究室
徐文弼字勷右，号荩山，又号鸣峰、超庐居士。清代江西丰城人，生卒不详，约生活于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徐氏自幼业儒，乾隆六年中举人，历官江西鄱阳教谕、四川永川知县、河南伊阳知县。其一生涉猎甚广，长于诗文，学养丰厚，著作颇丰，曾著有《汇纂诗法度针》、《新编吏治悬镜》、《萍游近草》等书。徐文弼虽然不是医生，但其生平喜辑录验方，并极重视养生，是当时全国颇有名气的养生家，著有《寿世传真》八卷备述养生之要，在中国养生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后世如《卫生要术》等养生书籍，大量引用其中内容，可见其价值。除《寿世传真》一书外，徐文弼尚辑有《洗心辑要》、《攒花易简良方》及《新编救急奇方》等多部医学书籍刊世。《寿世传真》成书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是徐文弼在广泛搜采前人著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写成的一本养生学专著。全书共8卷，卷一与卷二为《修养宜行外功》与《修养宜行内功》，分述导引按摩与气功养生之法;卷三《修养宜宝精宝气宝神》专述精气神三者对人体的重要性及保养方法;卷四《修养宜知要知忌知伤》是叙述卫生保健知识;卷五《修养宜四时调理》阐明四时调理养生;卷六《修养宜饮食调理》专谈食疗养生;卷七《修养宜堤防疾病》专叙五脏受病之因、辨病之法和免病之诀;卷八《修养宜护持药物》载10余首养生验方，以供人选用。该书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按摩导引、四时调摄、饮食宜忌、延年方药等多方面内容，尤其是重点论述气功修炼与食疗之法，皆为简便易行而又切合实用，而该书前四卷尤其深受习武者重视，少林寺僧采用其中许多内容编入了少林“内功图”。国子监司业113岁的老人王世芳为此书作序称:“于颐性全真之道，却疾延年之方，莫不撷其菁华，导以窾要。明白简易，本末具该，不出布帛菽粟之谈，尽为日用行习之事”，评价甚高。
1养生思想
由于徐文弼不是医生出身，因此在其著作中并没有过多对养生理论进行深入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收录各种养生方法上。但这其中仍然体现了徐文弼对于养生思想的认识与理解，现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养生之道贵在持之以恒。徐文弼认为:“人年纪一老，则百节病生，四体皆患，即此便是苦狱，平日若肯趋早用功，便可免此苦狱”，因此养生乃是人人所必须。然而，养生之理虽然人人皆知，但并非人人皆能遵行，不行养生之法者有三种人:或是依仗身强体健无意养生，或是经营职业无暇养生，或是年老体衰无力养生，这3种人都是错误的。每个人的年寿虽各有定数，但“与其疾痛临身，卧榻，寄命于庸瞽之疗治，乞灵于冥漠之祈祷，何如平时习片刻之勤，免后日受诸般之苦”。因此，人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养生以防患未然的重要性，时刻“坚其信心，策其懈志”，把养生作为“饥之需食，寒之求衣”的日常习惯来养成，方可“防患补益，血气有增，而神足身泰，可以永年”。其次，养生应当选取简便易行之法。养生之道，应当注重日常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当于每日起居逐时戒谨，乘间照常行动，则身无过损，而气可日充，精可日蓄，神可日养，疾可自此却，年可自此延矣。”因此，他在选取养生之法时，着重阐述了日常简便易行的按摩与食疗等方法，而且在《寿世传真》一书中设立专门章节阐述日常生活宜忌与顺应四时调养的内容，尤其是其中十要、十忌、十八伤等内容，这些知识看似平常，日常留心人人都能做到，但却常常为人所忽视，导致严重的后果。徐文弼发前人所未发，对这些日常卫生保健经验与常识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是对养生理论极为重要的贡献。第三，养生之要重在谨防疾病。徐文弼对治病求医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认为从医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后可以语人之疾病”，但由于“良医难逢，真药莫辨”，“死于病者十之三，死于医者十之七”，因此医药虽不可废，但必须谨慎对待。然而“慎医药莫如慎疾病，慎疾病尤宜知疾病”，因此如何避免疾病的发生，即为养生之首务。他在卷七《修养宜堤防疾病》中专篇叙说五脏受病之因、辨病之法和免病之诀，以期“能顺六气之和，平七情之戾，使疢疾不作，岂不甚善”。虽然，徐文弼对于医生及药物的看法有些偏颇之处，但其养生首在防病的观点还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养生之目的在于保全精气神。“精”、“气”、“神”并称人身三宝，“精者，滋于身者也;气者，运于身者也;神者，主宰一身者也”，是中医对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系统总结与描述。徐文弼认为，人体的健康有赖于精气神三者的相互协调，“人身精实则气充，气充则神旺，此相因而永其生者也。精虚则气竭，气竭则神逝，此相因而速其死者也”。故养生的目的即为宁神、养气与保精。而这三者中，徐文弼尤重“全神”，即保持精神的充实与快乐对养生的重要性，并作《全神语》说明古代养生对心理健康的重视。
2养生方法
徐文弼《寿世传真》一书中所述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按摩导引、四时调摄、饮食宜忌、延年方药等多种养生方法，且皆为简便易行而又切合实用之法，“不出布帛菽粟之谈，尽为日用行习之事”。在这其中，气功修炼与食疗养生是其所论述的重点内容，而其对日常养生宜忌的总结，乃发前人所未发，也有着很高的价值。
2．1气功修炼气功修炼根据修炼方法的不同，分为外功与内功。徐文弼对于气功修炼在养生中的作用非常重视，其《寿世传真》卷一与卷二分别为《修养宜行外功》与《修养宜行内功》，详述了气功外功与内功的修炼方法与功效。外功即为按摩导引，具有“行血气，利关节，辟邪外干，使恶气不得入吾身中”之功效。徐文弼认为“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人之形体也是如此。比较其他的养生方法，按摩导引不仅简便易行，而且效果明显，“此诀传自先哲，至平至易，非他奇技异术可比”，“随人随地可行，亦即时即刻见效”。因此，徐文弼十分重视按摩导引的方法，提出“延年却病，以按摩导引为先”。徐文弼将按摩导引的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五官四体，各有所宜按摩者”，即各部位、脏腑的按摩方法，如心功、身功、首功、面功、耳功、目功、口功、舌功、齿功、鼻功、手功、足功、肩功、背功、腹功、腰功、肾功等，他称之为“分行外功”;另一类则是“取前人所定，循序俾得周到者”，即全身导引法，他称之为“合行外功”，并在书中记述有十二段锦诀、八段杂锦歌、擦面美颜诀、六字治脏诀等内容。其中十二段锦功法是在本书中首次出现。十二段锦是在传统八段锦基础上发展而成，包括十二段锦歌与十二段锦图两部分，图文并茂，内容十分详尽。十二段锦共有十二节，除第一节为静思存神的静功外，其余十一节均为动功，包括叩齿、鸣天鼓、撼天柱、摩后精门、攀足等动作。八段锦起源于宋代，是我国民间流传十分广泛的一套气功修炼方法，而十二段锦则是对八段锦的一次重要改良，在气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除了外功按摩导引外，徐文弼对内功修炼也十分重视，在《寿世传真》卷二《修养宜行内功》中，就专论内功修炼之法。他认为，在按摩导引使血脉流畅、肢体坚强之后，还要修炼内功，“调和气息，运而使之降于炁海，升于泥丸，则气和而神静”，如此才能真正达到却疾延年的目的。他在书中主述息心静气的“内功”法，即调息和小周天功法(含静坐、内视、叩齿、鼓漱、咽津和运气于任督二脉)，并附图3幅以说明内功之作法。
2．2食疗养生一日三餐是每一个人维持生命的必需，但食疗养生却往往是被人们所忽视的最简易的养生方法。徐文弼的《寿世传真•修养宜饮食调理》是其重点内容，占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足见其对食疗养生的重视。徐文弼对食疗养生的重视首先体现在他对饮食不当致病的认识上。他认为人们对饮食调理的忽视是导致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举世之人，皆知男女之事必致伤生，即饮食之中，亦谁知纵酒过度必至戕命，至于嗜味纵口，疾病丛蓄，甘陷溺于其中而不知警”，“益病之生也，其机甚微，由积渐而毒始发，及病之成也，第归咎于外感六气、内伤七情，鲜有悔悟于平日口腹之贪饕者”，因此人们必须首先意识到饮食不当的危害性。从病机上分析，“饮食不节，恣食厚味”是致病的主因，“今也饮食不节，恣食厚味，惟恐不及，血沸气腾，济以燥毒，清化为浊，脉道阻涩，不能自行，疾已潜滋矣，犹恬不知畏”。由此，徐文弼在饮食理论上深受李东垣“阴火论”与朱丹溪“茹淡论”的影响，提出“谷粟菽麦，自然冲和之味，有益人补阴之功……烹饪偏厚之味，有致疾伤命之虞。安于冲和之味者，心之敛，火之降也;以偏厚之味为安者，欲之纵，火之胜也。且谷食与肥鲜同进，厚味得谷为助，其积之也久，宁不长阴火而致虐乎……可知茹淡者安，啖厚者危”。嗜味纵口，必致伤生，这固然是人所力戒的，但即使是日常的各种蔬菜，由于其“各有性寒性热之不同，或益或损之宜辨”，若是平时不能留神审择，也会暗中受到危害。徐文弼在摘录、考证多种本草著作后发现，在以往本草著作中关于食疗养生的部分大多错误百出，“或性味彼此枘凿，或损益自相矛盾，甚或侈陈反忌，竟无一物敢入口者”，皆不可信。如他举出某书中言“猪之临宰，惊气入心，绝气入肝，皆不可食”为例，若以此推论，则所有动物屠宰之时都会出现“惊气入心，绝气入肝”，则凡心、肝皆不可食，但书中有“心可入心补心”、“肝能入肝明目”的说法，实乃自相矛盾。似此荒唐无稽之说，不可殚述。《寿世传真•修养宜饮食调理》，是徐文弼在认真考察了各种本草著作，力求做到“删其繁芜，正其悖谬，就常食习见之物，分类而剖之，确而可信，简而易稽，俾饮之食之者，洞悉其物性，审择其损益”的食疗专论。本卷详论饮食之宜忌，并对谷类、兽类、禽类、水族类、菜类、瓜类、果类、杂食类等8类日常食用食物的性、味、宜、忌作了详细的介绍。书中不仅内容非常丰富全面，且均为平日常食之物，内容简易，条理分明，可以作为日常食疗养生的速查手册来使用。这是徐文弼对食疗养生内容做的一次系统的整理与总结，是在中医食疗养生发展上做出的巨大贡献。
2．3日常养生宜忌与四时调养对日常养生宜忌的总结是徐文弼的又一大贡献。人们总是寻求各种各样的养生方法，却往往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有所忽略，殊不知这些生活细节正是养生的关键所在。徐文弼将之系统归纳后总结为“十要”、“十忌”和“十八伤”。“十要”是生活中需要经常做的一些动作，对养生有很大的好处，包括面要常擦、目要常揩、耳要常弹、齿要常叩、背要常暖、胸要常护、腹要常摩、足要常搓、津要常咽、睡要常曲等。“十要”的内容主要是对身体的一些部位与器官的自我保健与防护动作。“十忌”则是日常生活中易常犯的10种错误，要尽力避免，包括忌早起科头、忌阴室贪凉、忌湿地久坐、忌冷着汗水、忌热着晒衣、忌出汗扇风、忌灯烛照睡、忌子时、忌夏月凉水抹簟、冬月热火烘衣、忌久观场演剧等。“十忌”所提倡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使人致病的外邪六而进行防范，属于中医预防医学的内容。“十八伤”则是指18种对身体有伤害的行为，包括久视伤精、久听伤神、久卧伤气、久坐伤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暴怒伤肝、思虑伤脾、极忧伤心、过悲伤肺、过饱伤胃、多恐伤肾、多笑伤腰、多言伤液、多唾伤津、多汗伤阳、多泪伤血、多交伤髓等。“十八伤”是依据《内经》“生病起于过用”的原则提出的，过度劳累一定会导致身体受到伤害，这是养生所必须避免的。以上徐氏提到的“十忌”和“十八伤”乃是人的生活、生理和心理现象，完全戒除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问题在于要适度，适度有益，过度有损，这是自我保健、科学养生的精要。除了日常养生宜忌之外，徐文弼对四时调理养生也非常重视。他认为“延寿之法，惟自护其身而已。冬温夏凉，不失时序，即所以自护其身也”，因此“知摄生者，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至和之常制，调养筋骨有偃仰之方，节宣劳逸有予夺之要，温凉合度，居处无犯于八邪，则身自安矣”。由此，徐文弼在书中简要阐述了四时调理养生的思想与部分方法，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首先是总结了春夏秋冬四时养生的一些普遍规律，然后列举了四时养生的宜忌，其内容虽然非常平实，又常易为人所忽视，但却均十分重要。此外，书中还列举了春季屠苏酒与夏季平安散2个常用方，以备读者查用。
【关键词】学术思想 教学学术 哲学 博耶
欧内斯特・博耶（Ernest L.Boyer）是世界公认的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1990年，博耶作了题为《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下称《学术反思》）的报告，该报告重新界定了学术的内涵，提出了新的学术范式，特别是把教学纳入学术的范畴，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许多大学和学院由此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术范式，反思大学的未来改革。因此，探究博耶学术思想旺盛生命力背后的哲学思考，对于我们理解、传播和发扬学术思想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博耶学术思想概述
博耶学术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美国高等教育功能的失衡与矛盾。从20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大学的科研功能不断加强。大学这种工作重点的变化，促使教师们在科研和教学之间选择了前者。博耶在《学术反思》中提到：大学所关心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从学生转到了教师的发展，专业教育逐渐代替了普通教育，从忠诚于校园转移到了忠诚于职业①。教学与科研的失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质疑和争论。正如布鲁贝克所言：“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学术界展开了对大学本科教育质量的热烈讨论，大学教师公开讨论大学工作重点与培养人才的使命不相符合的问题，纷纷要求改变这种评价方式和奖励体制。他认为在教学方面，科研和著述决定了教师的晋升和终身教职的获得；教师对工作的忠诚被割裂，不能致力于学生和有效的教学。博耶研究了当时的学术活动后发现，对教师而言，从事学术研究被认为是进行学术活动，而教学活动，则被认为是从基础研究派生出来的。
赋于学术思想新的内涵。发现的学术。博耶指出，在学术层面上，我们最终追求的是知识的不断建构和新知识的创造，它按照学科专业特有的规律呈现和发展，这是一种学术的自由。知识的探究始终是高等教育的中心工作，自然也是学术生命重心所在。
综合的学术，即不能孤立的去看现象，要把眼光从自己专业中解放出来，在多学科范围内审视学术问题，在更宽广的眼界中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产生更加深远的认识。
应用的学术，即知识的运用和发展，也就是运用学科知识和技能解决社会问题。
教学的学术，即传播知识，保证知识发展的连续性，教学支撑着学术。博耶认为，教学首先是一种学术活动，是从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开始的并不断对教学实践进行审视的过程。
博耶强调：“虽然我们希望将这四种学术形式作为独立的个体，但我们希望大家明白它们还是相互关联的，并且经常重叠的、相互依赖的整体，每一种独特的形式都包含了其他三种学术形式的每一个。”③
浅析博耶学术思想的哲学基础
博耶学术思想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浅析。首先，博耶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他汲取了前人的哲学思想，以更宽广的视野、从更高的层次赋予学术新的内涵和使命。在论述整合学术时，博耶认为“对于研究工作来讲，真正重要的是知识之间的本质联系。”在论及应用的学术时，博耶认为需要寻求一种方法，把理论研究与实践联系起来。在综述时他认为，“综上所述，学术工作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探究的学术是开端……”。④由此可见，形成联系是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其次，博耶学术思想也具有方法论的特征。博耶在学术内涵问题上超越了教学与科研的对立以及围绕这个对立的争论，他尝试着从更高的层面，即把这种对立统一到“一个学者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样一个本质问题上，从而对学术的内涵重新进行了探讨和界定。
博耶学术思想的知识论基础浅析。博耶注重知识之间的本质联系，提倡全面的知识观，反对学科之间的分裂、知识的分解。正如纽曼在《大学的理想》里阐述知识的整体性和普遍性，“我一直在使用这样一条原则，即所有的知识是一个整体……知识的所有分支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知识的题材本身是密切关联的……”⑤，博耶显然继承和发扬了这样一种思想，他把学术的四大内涵贯穿于知识的发现、综合、应用、传播的全过程。他认为，学术活动不仅仅是知识的发现、综合、应用，更意味着知识的继承和传播。通过完整的学术活动，对知识和真理进行探究，并在师生之间传播知识的交互过程中不断地建构知识、创造知识，从而完成学术的使命。
博耶学术思想的价值论基础浅析。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博耶重点提出了教学学术的概念，实际是“给教学的学术以新的尊严和新的地位，以保学术之火不断燃烧。⑥”这是把教学放在历史和未来发展中的极具眼光的一次价值判断和选择。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写到，大学要把理智的培育作为直接目标，理智培育不是专业教育，而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赫钦斯也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应是培养智性美德（Intellectual virtues），通过智性美德的培养来达到完人，教育制度应该为此目的而设。博耶在《大学：美国大学生的就读经验》一书中写到：“大学是培养优秀品质的重要时期，大学首要的任务是培养有教养的人，他们虽然追求个人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履行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⑦正如博耶所言：“我认为高质量的大学本科教育应该使学生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眼光和全人类的视野。归根到底，人类大家庭的未来并不取决于把武器系统置于太空，而取决于全人类更好的相互理解。”⑧
博耶认为，大学有两个基本的使命， 其一是培养公民，其二是承担社会责任。大学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问题，大学应该是解决国家急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地方。因此，博耶并不排斥科学研究，相反，他认为对学术的探究乃是学术生命的心脏，为了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一如既往地重视研究工作；同时，他还认为应用的学术需要把研究的理论与生活的现实联系起来。
博耶学术思想的反思与转向
博耶学术思想的哲学反思。博耶的学术思想并未完全阐明学术的本体问题。例如学术是什么？学术的四大内涵，特别是教学学术如何定义？其主体是什么？等等问题的描述性阐述成了思想传播的隐患，有学者认为“教学学术”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是一种形式上的诡辩，其目的是为了抬高教学的地位和教师的工资。⑨
博耶学术思想实践转向的现实困难。学术思想特别是教学学术思想如何实现学术的使命和价值？又如何去评价这种价值的存在与作用？
博耶试图从理论上构造对这种学术范式的实践。比如，他提出“创造性契约（creativity contracts）”，认为每个教授都可以根据兴趣自由的转移学术工作的侧重点。这种缺乏制度安排的纯粹的“学术自由”极可能成为回到老路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博耶学术思想的理论与实践转向。继博耶之后，其继任者舒尔曼成为学术思想特别是教学学术思想的传播者和推进者，1999年舒尔曼《Take teaching seriously》一文，把教学学术转变为教与学的学术，使教与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受到了广泛的认可。2004年，舒尔曼在《让教学成为共同的财富》中阐述了教学何以成为学术，并系统地论述了教学学术思想的实践方法。1998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成立了卡内基教与学学术协会（CASTL），推动教与学学术在大学中的发展。1999年，CASTL和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简称AAHE）号召全国的高等院校参加关于教学学术的“校园对话”，共有130多所院校签署了协议，并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教学学术实践。
结语
综上所述，博耶以高度的哲学智慧将教学纳入学术范畴，赋于学术新的内涵与生命力。虽然还存在着瑕疵，但其思想已深入人心。正如美国学者所言，美国现在再也回不到将学术仅视为科学研究的时代了。美国乃至全世界正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一场学术思想特别是教学学术思想的实践与理论的探索运动。
（作者为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副研究员、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③[美]厄内斯特・博耶：《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美国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12～216页。
②[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页。
④⑥⑧[美]欧内斯特・博耶：《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页，第20页，第36页。
⑤[英]纽曼：《大学的理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3页。
摘 要 唐・孙思邈在所著《千金方》与《千金翼方》二书中有很多有关针灸方面的论述。首先孙氏重视疾病的预防和早期治疗;考订并绘制彩色的穴位图,对针灸教学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书中辑录针灸处方千余条,为后世针灸家所推崇;他首次介绍了取穴指寸法,为临床取穴带来极大的方便;强调针刺、艾灸、汤药三者并重,根据病情的需要,取舍应用,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以提高疗效;重视脉诊,认为针灸须先诊脉,而后下针施灸;灸炷的大小,灸之生熟,要根据病情灵活应用;重视经外奇穴,倡"阿是之法",为针灸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主题词 孙思邈 针灸学/历史 《千金方》 唐・孙思邈,京兆华原(陕西耀县)人,自幼笃学,博览群书,通百家言,兼好释典,又通阴阳,推及医药,学识渊博。著《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二书,各30卷。在汇总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充实了不少新内容,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
二书对针灸多所论述,《千金方》卷29、30,《千金翼方》卷26、27、28,均专论针灸,还有不少则散见于其它各卷中,对针灸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1 防病早治 孙氏继承《内经》"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重视疾病的预防和早期治疗,提倡用艾灸预防传染病。曰:"凡入吴蜀地游宦,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差,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指出化脓灸三两处可提高人体抵抗力,以预防瘴疠温疟。既病之后,又提倡及时治疗,曰:"凡脚气初得脚弱,使速灸之,并服竹沥汤。灸讫可服八风散,无不差,惟速治之"。还谆谆告诫:"此病轻者,登时虽不即恶,治之不当,根源不除,久久期于杀人,不可不精以为意"。
2 针灸人图针灸是通过腧穴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而治病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准确地取穴,是治疗的关键。曰:"夫病源所起,本于脏腑,脏腑之脉,并出手足,循环腹背,无所不至,往来出没,难以测量,将欲指取其穴,非图莫可备预之要",庶可"依图知穴,按经识分",然而,"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乃以甄权等新撰为蓝本,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按位分经绘制了三幅彩色《明堂经图》。曰:"其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仰人二百八十二穴,背人一百九十四穴,侧人一百七十四穴,穴名三百四十九个,单穴四十八名,双穴三百一名"。此图虽失,但三图详细内容载在《千金方》卷29中。对针灸教学和发展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辑录针灸处方 孙氏在其著作中除了唐代医家和他的医疗经验外,还收录了许多现已失传的古代医籍内容,其中如郭玉、张文仲、范汪等各家之说,多赖此书得以部分保存和流传。仅《千金方》中载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病症下附方五千余首,此外尚收载针灸处方一千余条,其收集之多,范围之广为他书所不及,有单方、有复方。曰:"卒哕,爪眉头,亦可针,此主实哕"。眉头即攒竹穴,治呃逆,现今还在临床应用。"百邪所病者,针有十三穴",这十三穴即"十三鬼穴"。古人认为,精神疾患是由鬼邪作祟所致,因此称治疗精神疾患的腧穴为鬼穴。处方治症明确,组成合理,为后世针灸家所推崇。
4 取穴指寸法腧穴是针灸施术之处,准确地取穴是针灸治病的关键,它直接影响到治疗效果。孙氏曰:"夫用针刺者,先明其孔穴"。又曰:"凡孔穴在身,皆是脏腑荣卫血脉流通,表里往来各有所主,临时救难,必在审详。人有老少,体有长短,肤有肥瘦,皆须精思商量,准而析之,无得一概,致有差失"。于是提出:"指寸法",如取病者,男左女右手中指上第一节为一寸,中指为三寸。亦有长短不定者,即取手大拇指第一节横度为一寸。食、中、无名、小指并拢横量为一夫。此法可用于任何场合、任何人,"以意消息、巧拙在人",给临床取穴带来极大的方便。
5 针灸药并重孙氏强调针刺、艾灸、汤药三者并重,认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而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也";"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则病无所逃矣,方知针灸之功,过半于汤药矣。"因此,孙氏在其著作中所述的许多病症的治疗采取针灸药兼施的。有些病以针为佳,有些病以灸良,有些病宜用药治,有些病则针灸药同时施用。曰"其有须针者,即针刺以补泻之,不宜针者,直尔灸之"。又曰:"凡中风,服药益剧者,但是风穴,悉皆灸之三壮,无不愈也,神良。"孙氏就是这样根据各种疗法的特长,按照病情的需要,进行取舍应用,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以提高疗效。
6 诊脉刺灸孙氏重视诊脉刺灸,认为:"凡欲针灸,必先看脉",强调脉诊对针灸的指导作用,曰"每针常须看脉,脉好乃下针,脉恶勿乱下针"。在他的著作中就记载了许多根据脉诊症状而施治的内容。曰:"寸口脉浮,中风发热头痛,宜服桂枝汤、葛根汤,针风池、风府,向火灸身,摩治风膏,覆令汗出";"关上脉微,胃中冷,心下拘急,宜服附子汤、生姜汤、附子丸,针巨阙补之";"尺脉沉、腰背痛,宜服肾气丸,针京门补之"。这种诊脉指导刺灸的思想,也值得我们重视。
7 灸须权变《千金要方・灸例》提出了艾炷的大小和灸之生熟问题,曰:"云刺入三分、灸三壮,兹乃举其大纲","手足皮薄,炷小数少,腹背肉厚,炷大数多"。又曰:"凡言壮数者,若丁壮遇病,病根深笃者可倍多于方数,其人老小羸弱者,可复减半"。"灸之生熟,亦宜樽而节之,法当随病迁变"。灸炷的大小,灸之生熟虽有定数,但仍根据病情机灵顺变。
孙氏在书中记叙了许多隔物灸,如隔豆豉、葶苈子等10余种。更记叙了些特殊的灸法,如麻花艾灸、苇筒灸、青布绳灸等,大大丰富了灸法的内容,扩大灸法的应用范围。尤其可贵的是,在记叙用艾炷灸疗蛇毒的方法后,又补充了一个权宜的应急措施,曰:"治蛇毒,灸毒上三七壮。无艾,以火头称疮孔大小热之"。为急救及时,仓促之际,无艾以"火头"代之。这些疗法,都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8 重视奇穴经外奇穴是针灸腧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腧穴,虽在唐前文献有所记述,但孙氏对此特别关注,他在所撰《千金》二书中第一次收载了近二百个经外奇穴的定位和应用。孙氏所收载的经外奇穴,一类是有穴名、有部位及取穴法的,如《千金方》中的当阳、寅门、颊里、浊浴;《千金翼方》中的膝目、泉门、气端、虎口等120多个;另一类是有部位及取穴法,但无穴名的,如《千金方》:"目卒生翳,灸大指节横纹三壮";"卒淋,灸外踝尖七壮";又曰:"小儿脱肛灸顶上旋毛中三壮,即入",等70余处,这些经外奇穴有些在现今还有其实用价值。
【关键词】四川杨氏骨科流派；骨伤内伤学；中医正骨手法；杨天鹏；周太安
周太安主任，系四川杨氏骨科流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前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骨伤科分会第3届理事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外固定学组委员，《中医正骨》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骨伤》编辑委员会委员。周太安主任继承和发展了杨天鹏中医骨伤科学术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周氏中医骨伤内伤学理论和正骨手法。周太安主任结合现代医学检查手段认识骨伤科疾病，丰富了中医骨伤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并对正骨手法进行归纳、分析、分类和简化型研究，为骨科手术人工智能、外科机器人手法复位等提供了理论支持［1］。笔者有幸于2004—2005年跟随周老学习，聆听教诲，获益颇多，现将周太安中医骨伤科学术思想整理如下。
1周氏骨伤内伤学理论
1．1周氏“正气邪气学说”杨天鹏认为，天之三宝为日、月、星，人之三宝精、气、神［2］。《黄帝内经》提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受中医理论的影响，周太安主任提出了“正气邪气学说”，认为骨科疾患以慢性劳损居多，与生活环境、时令节气、工作性质、年龄、体质等相关，也与正气的强弱有关。周太安主任在治疗老年肱骨外科颈骨折、股骨颈骨折、老年桡骨下段骨折等疾病时，发现多数患者有骨质疏松、骨量减少的情况，分析老年骨折患者正气本虚，不耐外力而致骨折，提出“骨质疏松性骨折”概念。治疗上，以补肾活血为纲。
1．2周氏“首重气血学说”但凡伤科疾患，“气血”为要，受杨氏“三通”理论［2］的影响，周太安主任认为气血以通为顺，气行则血行，跌扑闪挫，必伤气血，血凝则气滞，故用药或施用手法时须注重调畅气机，代表方剂有损伤活血方，并创立代表手法“向心性推法”。向心性推法是指对肢体远端损伤部位由远端向近心端施行推法，其可消除肿胀、畅通经脉。
1．3周氏“治伤重在固肾学说”《黄帝内经》言“肾主骨”“肾生骨髓”“肾者，其充在骨”。周太安主任认为，治疗骨折、筋伤、骨病等骨伤疾患，重在固肾（补肾填精），常用补益肝肾药，如熟地黄、山萸肉、杜仲、羊藿、巴戟天、狗脊、枸杞子、续断等，并配伍紫河车、鹿茸、海马等血肉有情之品增强补肾作用。
1．4周氏“治伤温通为先学说”周太安主任谨遵杨氏“治伤切忌寒凉，温养方能通痹”理论［2］，治疗骨伤一般以温通为先。《黄帝内经》：“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又言：“气血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而不行，温则消而去之。”遣方用药时，周太安主任常用巴戟天、肉苁蓉、鹿角霜、鹿茸等内服以温肾助阳，用川乌、草乌、麻黄、细辛、肉桂之品外用以温通经络。
1．5周氏“顾护脾胃学说”中医认为，脾胃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李东垣《脾胃论脾胃盛衰论》曰：“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周太安主任注重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尤其重视调理脾胃，常用党参、黄芪、豆蔻、山药、白术、茯苓、陈皮等药物。
2周氏中医正骨手法
2．1周氏对传统中医正骨手法的再认识
正骨手法是中医的精华，但各家学说对正骨手法的表述和认识不一。周太安主任实事求是地阐述了正骨手法的现状，重新界定了正骨手法的界限和纳入标准［1］。周太安主任认为手摸心会（触摸法）不应归于正骨手法，而应归于诊法的切（按）诊法；推拿按摩应归入理筋手法中；气鼓是办法而非手法；正骨手法的传统归纳分类有不合理之处，存在基础手法与复合手法混淆不清等问题；正骨手法是指基础手法，而不是过程手法。
2．2周氏对传统中医正骨手法的简化和分解
在三维空间中，物体的运动可以看作是在X、Y、Z轴上运动的合成。周太安主任将此原理运用到正骨手法中，认为正骨手法的实质是在远近段骨外力的作用下使骨产生相对位移，位移的目的是恢复远近骨折端的正常解剖关系。骨折断端的相对运动不外乎轴向运动、绕轴运动及侧向运动，施行手法者的力也可分解成轴向用力、旋转用力及切面侧向用力。轴向用力手法包括牵引、触碰，旋转用力手法包括旋转屈伸、摇摆、回旋等，侧向用力手法包括提按端挤、夹挤分骨等；轴向用力分为反向用力（牵引）和对向用力（触碰），旋转用力分为绕轴旋转（绕法）和绕端旋转（折顶），侧向用力分为对向用力（端提／合骨）和反向用力（分骨）［1］。周太安主任对中医正骨手法进行简化和分解，以简驭繁，便于教学和学术交流，并为外科机器人手法复位提供了理论支持。
2．3周氏中医正骨手法的诊疗特长
周太安主任从事临床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40余年，致力于抢救、继承、挖掘、弘扬和发展杨氏中医骨伤科学术思想，临证强调整体观，提倡内外同治，尤其注重手法研究与应用。周太安主任在诊疗过程中常用对比法，如对比健侧与患侧的皮肤肿胀程度、皮肤温度、肢体长短等，可简单有效地诊断为小儿髋关节半脱位。周太安主任认为，骨折手法复位程序一般是逆受伤机制的过程［2］。正骨施术前，应该仔细分析受伤机制、骨折移位情况、软组织与骨的空间相对位置、阻扰骨折复位的因素等，临证治疗才会取得较好的效果。以桡骨下端伸直型骨折为例，分为骨折断端重叠移位，骨折远端向桡侧和背侧移位3种情况。“欲合先离”（即拔伸牵引）是针对受伤机制的逆过程（即成角折顶）采用的方法，周太安主任认为骨折治疗应注重“欲合先离”。彭志贵等［3］采用手法整复小夹板固定治疗Colles骨折取得良好效果。
3小结
周太安主任长期工作在基层，了解患者的疾苦，对中医正骨手法的认识独到，善于总结、归纳与创新。笔者从正气邪气学说、首重气血学说、治伤重在固肾学说、治伤温通为先学说、顾护脾胃学说5个方面简述了周太安主任在中医骨伤内伤学的诊疗心得，仍觉未能完全领悟周太安主任中医骨伤内伤科学术思想，未来需要更多传承人不断地总结、挖掘、发扬中医骨伤科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壮大中医骨伤科事业，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患者。
参考文献
［1］周太安，潘良春，屈本君，等．正骨手法的现状和探讨［J］．中医正骨，2002，14（2）：43－44．
李东垣对妇人病的独特见解和丰富经验，载于《兰室秘藏》一书。其在妇科学的重要成就，主要为建立了以脾虚气陷、阴火乘土、湿热下注为病机的妇科病证治模式。
1.1主要病机为气虚有火脾胃气虚则脾胃运化功能不足，影响脏腑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气虚，则运化失职，影响水谷精微不能充分传输至五脏六腑，致脏腑的生化代谢功能失调，而引起各种不同病因的妇科病证。
妇人月经病及分娩半产亡血，东垣认为多与脾胃虚及阴火有关。治疗大抵以补气升提或补血泻火为主。如对于闭经的形成，东垣指出：二阳之病乃"妇人脾胃久虚，或形嬴，气血俱衰，而致经水断绝不行。或病中消，胃热，善食渐瘦，津液不生。夫经者，血脉津液所化，津液既绝，为热所烁，肌肉消瘦，时见渴燥，血海枯竭，病名曰血枯经绝"[3]202;伏瘕乃小肠移热于大肠所致，症见"心包脉洪数躁作时见，大便秘涩，小便虽清不利，而经水闭绝不行"[3]202;胞脉闭乃"……因劳心，心火上行，月事不来"[3]203。简而言之，经闭一因胃热灼津，导致血海干枯;二因包络之火蕴结于冲任而导致血少经涸;三因劳心，心火上行迫肺，心气不得下通而胞脉闭。总之，经闭多由火炼血枯而致。
妇人崩漏，其病理变化总的来说是气虚有火，即《内经》所谓"阴虚阳搏谓之崩"[4]。而阴虚阳搏的病理变化，东垣解释为内伤脾胃，气虚不能摄血，而湿热相火(即阴火)反盛，又迫血为崩为漏。东垣所治崩漏分为5种证型：(1)饮食劳倦，心气不足;(2)肾水阴虚，相火妄行;(3)下焦久脱，寒湿大胜;(4)脾胃虚损，血脱气陷;(5)命门火衰，阴躁阳脱。此5种证型所表现的症状都与脾虚阴火有关，只是轻重不同而已。
妇人带下病，亦多与脾胃气虚及阴火有关，临床以湿热下注的方式呈现带下久治不愈。造成湿热下注的主要病机，为脾胃气虚，水湿运化无权，湿邪与阴火交结，下注于下焦肝肾所致。东垣所治带下证，由于气陷日久，阴火多寒化转为寒证，故临床所见带下证多已演变成虚损、虚寒，或为滑脱之证。虚损带下由崩中日久，脾阳下陷引起;虚寒带下由三焦阳气俱虚所致;带下滑脱由脾之阳气陷于下焦，导致子宫寒湿。崩漏和带下病，总以脾胃虚损，中气下陷，相火湿热迫血(或带下)妄行为主要病机。
1.2临证治疗主张升阳泻火李东垣妇科用药颇具特色，为历代医家所不及，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其论妇人经闭，认为多由火炼血枯而致，主张补中益气，使阳生阴长;同时泻其阴火，火去血生，月经自能通利。治妇人脾胃久虚，形体嬴弱，气血俱衰而引起的经闭，主张补益气血而使经血自行;若脾胃久虚，气血俱衰，中气下陷，胞络火邪亢盛而致经闭者，除补益气血调畅血脉外，宜泻胞络中火邪而使经血自行。
东垣治妇人崩漏证以补益气血、升阳举陷、泻火除湿为主要治则，随证加减。因偏湿盛者治以升阳除湿汤，方中以黄芪、炙甘草合防风、升麻、柴胡、藁本、蔓荆子补中升阳举陷，当归益气养血，独活、羌活、苍术健脾除湿。因血虚寒胜者治以丁香胶艾汤，方中以熟地黄、白芍、当归、川芎、阿胶补血，丁香、生艾叶温经散寒。因而经水暴崩不止、失血过多者治以黄芪当归人参汤，以黄芪、人参、当归益气补血，养心安神，黄连、生地黄泻阴火。因中气下陷而气脱者治以当归芍药汤，方中以当归、白芍、熟地、黄芪、炙甘草补血益气，合苍术、白术、柴胡、橘皮以升举脾阳、固护中气，合白芍、生地甘寒泻火。因中气下陷而血脱者治以益胃升阳汤，方中以当归身、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炒神曲益气补血，柴胡、升麻、陈皮升阳举陷，生黄芩泻火。若病损及肾水阴虚，不能镇守包络相火，迫血妄行而见崩漏不止者，则治以凉血地黄汤，方中除了用黄芪、甘草合柴胡、升麻等诸风药升浮脾胃阳气外，更合当归、红花等益气养血，黄连、生地养阴泻火;若病损及肾阳，命门火衰致脾胃虚寒下陷，崩漏不止者，则治以升阳举经汤，方中以附子、肉桂温补命门之火，当归、川芎、白芍、熟地、人参、黄芪、炙甘草大补气血治气血俱脱，重用柴胡、防风、羌活、独活、藁本、细辛大举升浮下脱之阳气，稍加桃仁、红花以去其血滞;若中气下陷日久，致下焦寒湿大胜，气血下脱，症见经漏及水泄不止，则治以柴胡调经汤，以升麻、柴胡、葛根、藁本大升大举风药助脾胃阳气上升，用苍术、羌活、独活以燥其湿而振奋脾胃阳气，当归、红花补血养血，则气血下陷可愈，经漏水泄可止。
东垣治妇人带下，治法大抵以补益气血，温中袪寒，大泻寒湿为主。治虚损带下用补益润燥，振奋脾阳之法，方用补经固真汤，以补益气血，润燥滋益津液为主。药用人参、炙甘草、郁李仁、白葵花等补益气血、润燥滋液，并以干姜振奋脾阳，柴胡升提，陈皮助元气，黄芩泻阴火。治虚寒带下用酒煮当归丸温补三焦，理气升提，药用大剂量茴香、黑附子、高良姜、当归等4味药，温补三焦阳气，并佐炙甘草、丁香、升麻、柴胡等温中理气升提之品，以祛下焦寒湿，炒黄盐、苦楝子、全蝎、延胡索等治颓疝脚气。治带下滑脱，东垣制固真丸[3]207温脾阳固涩，泻寒湿，药用酒制白石脂、白龙骨固涩以治带下滑脱，炮干姜温脾阳、柴胡升提而泻寒湿，当归辛温和其血脉，黄柏泻阳明经伏火，芍药养阴微泻肝经阴火。
总之，李东垣治妇科疾病的学术思想与其元气阴火学说有密切关系，其论妇人经闭、崩漏、带下，多因脾胃虚损，中气下陷，阴火亢盛，湿热下注所致，治妇人经闭，主张以补血泻火为主;治妇人崩漏，以补养气血，升提举陷，泻阴火为主;治妇人带下，以补益气血、温补脾阳、祛下焦寒湿为主。
2李东垣妇科方剂用药规律统计分析
2.1资料来源与方法本文以《东垣医集》[3]207中《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活法机要》、《东垣试效方》，以及《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5]中李东垣所著《医方便儒》、《李东垣医案拾遗》为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收集李东垣所著《东垣医集》、《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中所有妇科方剂，其中《兰室秘藏·卷中·妇人门》载有妇科方剂30首，《东垣试效方·卷第四·妇人门》载有妇科方剂23首，《活法机要》胎产证和带下证共载有妇科方剂16首，《医方便儒》妇人篇载有妇科方剂12首。排除重复使用的方剂，共选用64首作为统计对象。
采用MicrosoftExcel2003和MicrosoftAccess2003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先对所选方剂中药物的使用频次进行统计，再对药物的归经进行统计分析。为了使数据的分析合理，先对原始数据中的有关变量的量纲作0、1变换处理，使量纲保持统一，再分别对药物和用药归经进行统计分析。
2.2结果
2.2.1药物频数统计对这64首妇科方剂所用到的116种药物进行频数统计，其中39首方剂中使用了当归，占60.9%;28首方剂中使用柴胡，占43.8%;24首方剂中使用炙甘草，占37.5%。人参和川芎均出现19次(29.7%)，白术出现18次(28.1%)，升麻出现17次(26.6%)，黄芪、羌活、甘草均出现16次(25.0%)。而出现频次较高的这几味药物，除川芎、羌活外，均为李氏善用之补中益气汤的组成药物(只差陈皮一味，而陈皮的使用频次为12次，亦是使用频次较高的药物之一)。说明尽管是用来治疗妇科病证，但李氏之治疗原则仍以补中益气升阳为主。对使用频次在5次以上的38味药物按其功用进行归类，结果见表1。表1《东垣医集》妇科方剂所选药物功用分类表(仅选取频数大于5的药物)
由上表可知，李东垣妇科用药的治疗原则主要是补中升阳、祛湿散寒，并辅以养血活血、泻火。可见，其治疗妇科病症仍是以其元气阴火学说为主要理论基础，由于妇人以血为本，故在补中升阳的基础上加重调血;且脾虚气陷日久，阴火可转化为寒证，形成下焦寒湿和虚寒，而治疗以祛湿散寒为主。
2.2.2药物归经分析对这64首妇科方剂所有组成药物(有归经的共614项次，其中白葵花、白绵子、红豆、童子小便无归经)进行归经分析。药物的归经以《中药大辞典》、《中医大辞典》、《本草纲目》、《中药学》(六版教材)等作为主要参考标准，如有争议，请教专家意见。结果见表2。表2《东垣医集》妇科方剂所有组成药物归经统计表由上表可知，归脾、肝、肺、胃、肾、心经者较多，特别是归脾经者最多，占一半以上。频次比较少的为归膀胱、胆、大肠、小肠、三焦经，本次所选方剂中并无药物归命门和心包经者。
结合表1可以看出，所占比例较高的药物中，归脾经的有：当归、炙甘草、人参、白术、升麻、黄芪、甘草，这些药物在所选方剂中的作用为补脾益气升阳;柴胡、川芎归肝、胆经(足少阳甲胆者，风也)李氏在补中益气类方中以之为引，胃气可感此气之化，随之上升，故作用为益胃升阳。而频数较多的黄柏、黄芩、黄连分别泻肾、肺、心火，在李东垣书中，亦称为泻阴火。可见，虽然所选均为妇科方剂，但其主要治疗原则仍是补脾胃泻阴火;由此推论，东垣脾胃元气阴火学说与其妇科学术思想有密切关系。
3李东垣妇科学术思想临床运用研究
在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诊治过程中，我们观察到患者在月经期肌无力症状常加重，甚至出现危象。2004～2008年，我们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观察了31例重症肌无力危象女性患者，发现在出现病情加重时，有13例与月经有密切关系，占42%。另有已绝经者12例，月经尚未来者2例;而月经正常者仅有4例，占13%。可见，重症肌无力女性患者月经与病情变化有密切关系。分析其原因，此类患者气血亏虚，中气不足，冲任不固，经血失于制约;月经来潮后，气血流失过多，致胸中大气下陷，则发病快，出现危象。此类患者月事之前应注意补中气，可预防病情加重和危象出现。4病案举例
欧阳某，女，42岁，2004年5月8日因"四肢无力，双眼睑下垂，呼吸困难9年余，加重1周"收入院。入院症见：神清，精神差，双眼睑下垂，吞咽困难，言语欠清，四肢乏力，气促，无呼吸困难，无咳嗽，无咽痛，无发热恶寒，口干，纳眠一般，大便调，小便可。查：双睑下垂，眼肌疲劳试验(+)，软腭上提试验(+)伸舌居中，四肢感觉及肌张力正常，双上肢肌力3级，双下肢肌力5级，下肢疲劳试验(+)，生理反射存，病理反射未引出。舌质淡红，苔白腻，脉细弦。入院后，积极完善相关检查，治疗上给予吡啶斯的明片及强的松口服以对症治疗，并交替使用抗生素抗感染治疗，给予脂肪乳、氨基酸、丙种球蛋白营养支持治疗。经治疗后患者病情一度稳定，但于6月20日患者月经来潮时，病情突然加重，呼吸困难，肺部感染严重，并于当日下午请麻醉科行气管插管以辅助呼吸，并加强抗感染、吸痰及其他相关重症肌无力危象的对症处理措施。经上述处理后，患者月经干净，病情逐渐好转，气力逐渐恢复，并于6月28日上午11时成功脱机。脱机后患者病情明显好转，呼吸顺畅，手足肌力恢复，较入院前明显增加，无明显不适之诉。给予带药出院。出院后门诊复诊。整个病程都服用以补中益气汤为基础方加减制成的强肌健力口服液和强肌健力饮。
按：本病例属中医学之痿证，辨证为脾肾亏虚，大气下陷，且在月经期加重，出现危象，治疗时采用补中益气、升阳举陷的方法取得较满意疗效。患者为中年女性，因饮食不节，情志不调，身体劳累而发病，加之脾肾亏虚，气血生化无源，正气不足，外邪易袭五脏，致使五脏衰败。另一方面，由于患者气血亏虚，中气不足，冲任不固，经血失于制约，月经来潮后，气血流失过多，致胸中大气下陷则发病快，出现危象。因抢救及时，给予营养支持后，随着月事的干净，患者病情逐渐趋于稳定。
【参考文献】
[1]陈荣洲.朱丹溪调经理论之研究[J].中国医药学院杂志，1991,1：9.
[2]陈荣洲.刘完素妇科学术思想之研究[J].中医药杂志，1999,10：169.
[3]金·李东垣.东垣医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4]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66.
[5]金·李东垣.东垣医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5]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一是认为黄宗羲为启蒙主义者，这一派的源头很早，清末梁启超、刘师培等人已有此思想，梁启超将黄宗羲与卢梭相提并论，刘师培更是认为“其学术思想与卢骚同”，这种观点影响很大，后来侯外庐、萧蔻父等人接受了此种说法。二是认为黄宗羲的思想经历了由心学向气学转变的过程，如钱穆等人。三是将黄宗羲定位为心学家，否认黄宗羲由心学向气学转变，主要代表作是刘述先的《黄宗羲的心学定位》。第四，学术界近些年有学者以“工夫本体论”看待黄宗羲，如杨国荣等即认为本体并不是表现为先天之存在，而是随着工夫的展开而逐渐形成的。
前辈学人们的观点各有其论据支撑，孰是孰非不能简单下一定语，笔者以为从黄宗羲一生的治学经历来看，黄宗羲的思想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这里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黄宗羲一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后人黄炳垕说：“（黄宗羲）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则至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从他从事的活动来看，大概有以下三阶段：一是崇祯十七年前，奔走于朝堂，为父鸣冤，参加党社，二是顺治六年以前，主要活动是抗清等；三是顺治六年以后，基本上脱离了政治运动，着力于学术研究。
这三个阶段中，党人与游侠阶段，基本上是为国事奔走，等到黄宗羲脱离抗清运动之后，即“终则至于儒林”时期，方才正式投身于学术研究，这个阶段大致从1649年开始，到黄宗羲去世的1695年。而这个阶段，从黄宗羲学术思想的演变来看，大致又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649年至1667年期间。黄宗羲此时主要关注的是政治问题，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尤其是明代的政治进行反思，而对理学关注的并不多，对理学的一些核心概念的理解也与后来大相径庭，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明言：“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这是裸的性恶论的调子，与他后来坚挣性善论，可谓是天壤之别。笔者将这个阶段视作为黄宗羲的前理学阶段。
第二阶段，即1667年至1676年，是从《子刘子行状》到《明儒学案》之前，这一时期，也就是黄宗羲由刘宗周的遗书中，逐步走进宋明理学领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著述有《孟子师说》、《子刘子行状》、《子刘子学言》等，此时“学问必以六经为根柢，游腹空谈，终无捞摸”，黄宗羲通过对刘宗周遗书的体会，对于宋明理学中的一些概念有了一些体会，但是这并不像刘述先先生所认为的一样，以为已经基本上奠定了黄宗羲后来的思想体系，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如对于气的论述，基本上已经定型。在这一阶段，黄宗羲对一些核心概念的理解并未定型，比如理与气的关系，对比《明儒学案》，这一时期的黄宗羲，强调重视工夫，认为气是宇宙的起源，反对朱子的“理在气先”的思路。进而在强调气的基础上，把理的存在给取消了，认为“理”是“以其（气）不紊”而言名之曰“理”，“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而行”，正是由于过分强调气，而理则有沦为“名”的倾向，即刘述先所说的“气一元论倾向”。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刘先生这个说法是针对黄宗羲整个学术生涯而言的，并不是像我那样只是将“气一元论”看做是他思想的一个阶段，但是虽然有这一层的差别，但是我觉得刘先生这种说法用在这一时期的黄宗羲身上很合适，因此便借鉴了刘先生此种说法。此时的黄宗羲在本体论上，可以视作是气本论者，但他自己并未意识到，从黄宗羲的整个著作来看，他一直是站在心学的立场上来说话，但此时的他，显然与心学的路子有大不同，实质上是气学的思路。笔者将其视为黄宗羲理学的第一阶段。
第三个阶段，1676年至1695年，代表是《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两书。学界一般是将《孟子师说》看做是黄宗羲学术成型的标志，并不再将两部学案划开。但理气观上，这两阶段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理学第一阶段，黄宗羲将理看作气的性质良能，而并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而在《明儒学案》中，理并不只是一个“名”了，黄宗羲意识到了“理”的重要性，对明代学者的“气”“理”关系的论述都有所反思。这一时期，黄宗羲的思想，已经从“气一元论”中走出来，理已经被黄宗羲赋予了实体的意义，理与气的分别也得到论述，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了，气是作为一种实体而存在，理同样也是一种实体了。这种思想可以视作是理气相混的一元论。在这个时期，理升格为形而上之实体，虽然它不能离气，也不能先于气。黄宗羲此时的思想，较之他的理学第一阶段，在理气观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要注意的是，第一阶段的许多思想仍旧被黄宗羲所继承下来了，如宇宙论上气为宇宙之本原以及对工夫的强调等。是为黄宗羲理学的第二阶段。
学术思想的变化，影响了黄宗羲的学术研究。在他的前理学阶段（1649年至1667年），黄宗羲主要关注的是明代的政治与历史，著述主要包括《行朝录》、《海外恸哭记》等晚明小朝廷的史实以及《易象数论》、《明夷待访录》等书。这一时期的他，对理学概念并无深究，将人性视作是自私自利的，这与后来两阶段对人性的诠释全然不同。
1667年后，黄宗羲转向理学研究。这种学术的转向很明显的体现在他的理学研究之中。在黄宗羲理学的第一阶段（1667年至1676年），其主要的理学著作有《子刘子行状》、《子刘子学言》以及《孟子师说》等。这一时期，黄宗羲为气一元论者，这时，他的理学批判主要集中在对朱熹“理气二元论”上（朱熹是否为理气二元论，尚存争论，但黄宗羲认为朱熹是），反映出一元论与二元论的矛盾。他批评朱熹将理视作为实体的做法，认为宇宙之间只有气，理只是气的功能。这种宇宙论、本体论上的一元论，延伸到了人性论上。张载程朱用“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来解释人性善恶的问题，将天地之性视作天理，气质则有清浊之分。黄宗羲认为这种做法也是将理气割裂，因此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只有气质之性的存在，性在气质之中，理不能离气而独自存在。
在黄宗羲理学的第二阶段（1676年至1695年），由于他的理学思想由气一元论向理气相混的一元论转变，导致他在理学研究上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一时期，黄宗羲在理学上的著作主要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一书，黄宗羲仅是完成其框架，具体内容则经多人之手，并且，此书之完成乃在黄宗羲去世之后，因此此书之观点未必尽合黄宗羲理学第二阶段之思想，书中多引用黄宗羲在第一阶段之观点。）
在这一阶段，黄宗羲在理学批判上，由第一阶段对理气二元论的批判转向对气一元论倾向的批判。在黄宗羲看来，王门主流中的王畿、钱德洪、邹守益以及欧阳崇一等人，是“认气为理”，否认“未发之中”的存在。而这些，其实就是黄宗羲在其理学第一阶段的观点，因此这一阶段可以看做是黄宗羲对自己理学第一阶段的批判。而对“工夫即本体”的观点，黄宗羲也进行了反思。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一方面表示，“工夫即本体”的观点并无问题，这个观点正显示了工夫与本体相互依存而不离；另一方面，又认为这句话容易误导学者，使得学者“只在事上磨练”，不知从“良知”上用功，导致将“工夫”视作“本体”的错误。黄宗羲批评王门主流的“认气为理”，“只在事上磨练”，而对被王门主流所排斥的聂豹却大加赞赏。聂豹主张“归寂”之说，认为“未发之中”存在，学者应该直指良知本体去修养，而不能只是在事物上做工夫。这种观点被王门主流排斥，而黄宗羲却认为，聂豹的这个说法正是体悟了王阳明的良知之说。
绮石先生,乃明末之人,姓名、居里、及生卒年代皆无从查考。所著《理虚元鉴》两卷,为我国最完备的治虚劳专著。然汪氏书成身殁,未及梓刊,现行之本,乃据清柯怀祖抄本所得。是书对虚劳辨证因,详施治,审脉法,正药讹,精纯邃密,自成体系。原序云:“绮石先生医道高玄,虚劳一门,尤为独阐之宗。”而柯氏称其治虚劳不在仲景之下,并非过言之辞。且其对“清金保肺”之阐发及运用,更是别有心悟,独擅胜场,不仅为虚劳理论开拓了新的境界,而且对后世诊治本病起了重要启迪作用。本文兹就其这一学术思想作一探讨。以求获得汪氏诊治虚劳的精髓,有备于临床之运用。
1 补偏救弊 创立新说
虚劳之病,《内经》有劳伤之载,《难经》有虚损之论,仲景合二者之说而名“虚劳”,并设专篇以论之,遂开治虚劳之先河。嗣后元葛可久之《十药神书》虽为论虚劳之专著,但略而不详,发挥不多。明龚居中于1630年辑著《红炉点雪》亦为治痨瘵之专书,是书以水亏火炽金伤立论,对汪氏不无影响,但注重于痰火学说。绮石先生深达先贤之遗训,论虚劳一以《素》、《灵》为宗,兼采各家之长,斟酌于李东垣、朱丹溪、薛立斋之间,认为“斯三先生皆振古之高人,能回一时之习尚,辟岐黄之心传者,然皆主于一偏,而不获全体之用”。因此汪氏扬长弃短,宗其法而不泥其方,取东垣重脾胃而舍其辛燥之虞,免伤清肃之肺金;法丹溪之滋阴而去其苦寒沉降之流弊;效立斋之温补而不徒用桂附之类以助其郁热。不偏不倚执两端以用中,提出治虚劳三本(肺、脾、肾)、二统(阴虚之证统于肺,阳虚之证统于脾)之说,实具真知灼见。然主脾主肾之法,自东垣、钱乙开其端,天益、介宾、立斋、献可、中梓等恒有发挥,至绮石时已趋完善。“而清金保肺一著,尚未有透达其精微者”,故汪氏跳出窠臼,独立新说,详以论肺。全书论治虚劳以“清金保肺”为主旨,其效系三家所出之法“一曰清金保肺,不犯中洲之土……;二曰培土调中,不损至高之气……;三曰金行清化,不觉水自流长,合金水于一到也”。是可佐而证之。汪氏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与虚劳之疾以肺痨为多见有关,另一方面乃是以前人多论脾肾少论及肺为基奠的,亦是补前人之不足使后之学者免囿于“脾肾”而拘泥不化。
2 病机重火 伤肺尤甚
“清金保肺”乃绮石先生治虚劳最突出的思想。而“虚劳由火说”则是他产生这一思想的根源。所以他在分析虚劳病机时力破相沿因袭之旧习。大胆从火立说,连创“心肾不交”、“木火刑金”、“虚火伏火”三论。认为不论外感之邪、或七情过极、劳倦内伤均易化火为害,而一候火邪所起,则其上亢不羁,炎烈之性为害最速,且伤津劫液,铄石流金之能更胜一筹。故不论是伏逆之火,或为君相之火,对肺金之损特甚。其云:“唯肺之一脏属金,金畏火克,火喜烁金,故清肃之脏畏火,此言其脏质也。肺居膈上,其气清,其位高,火若上冲则治节失令,而痰滞气塞,喘嗽交加,故其至高之部极畏火,此以其部位言也。”肺为火烁乃是形成虚劳之本。后世医家持此论者大有人在。《笔花医镜》中云:“虚劳之症,大症也,固有真阴亏损,虚火烁金而然。”而诸火之中,又以“伏逆之火”对肺危害最著,汪氏云:“独忌伏逆之火,出于阴虚阳亢,火乘金位,谓之贼邪。以其火在肺叶之下,故名伏。以其火只星星,便能使金令捍格,故名逆。”而外感风、寒、暑、湿、燥亦只有触发伏逆之火才能为患。寄寓于此,汪氏对虚劳之症状多以火阐发之。如肺为火迫,则治节无权,清肃失令,精微不布于上下,留连胸膈,滞而为痰,即发劳嗽;阴虚火动,火盛生风,风火相煽,厥逆上冲,血络受损,血菀乱涌,便成吐血;火气炎上,真阴燔灼,肺脏渗而发干咳;郁怒伤肝,不能发泄,则火郁于肝,金不生水,水火不相既济,而阴火复炎,遂致痰血凝结而发生痰中带血;凡七情内伤,久则精亏而燥,内而五心烦热,外而营卫不和,便生骨蒸。故凡劳嗽、吐血、干咳、痰中带血、骨蒸内热之症,皆为火邪烁金而致。诚其所云:“可见虚劳之证,皆由于火乘肺也。”而汪氏所论之火,多为虚火,乃阴虚火亢使然。总而言之,“若夫阴剧阳亢,木火乘时,心火肆炎上之令,相火举燎原之焰,肺失降下之权,肾鲜长流之用。”是绮石先生阐发“虚劳由火说”病机之总括。
3 阴虚劳证总统于肺
肺为五脏之天,秉清虚肃降之性,司诸脏之治节,外合皮毛,内调四渎,喜洁净畅通,故饮食水谷之精微,由脾气蒸发后悉归于肺,经其宣肃,若雾露之溉,敷布一身,上荣七窍,外调肌腠,下封骨髓,内涵五脏,中和血脉,故其云:“肺固自能为气血之主也。”清•唐容川氏更明确地提出:“津液足,则胃上输于肺,肺得润养,其叶下垂,津液又随之而下,如雾露之降,五脏戴泽,莫不顺利,而浊阴全消,亢阳不作,肺之所以制节五脏者如此。”且肺与肾为母子之脏,肾虽为一身之真阴,但肺为之源,只有源流不竭则肾水才能充盈不涸,而肺中津液充足,燥金得以涵养,则金清火伏,若肺阴亏虚,不但肾失其源,而火亦由之而起,本脏自焚,虚劳乃成。故尔其云:“阴虚劳证,虽有五劳七伤之异名,而要之以肺为极则。”从而提出了“阴虚之证统于肺”之说,而其养阴清金保肺之治则亦因之而生。但是,汪氏所说的“阴虚之证”多指与肺有关的肺痨一类疾病。正如其所说的“就阴虚成劳之统于肺言之,约有数种,曰劳嗽,曰吐血,曰骨蒸,极则成尸疰”是也。而其更精辟可法之处,还在于他并非标一而废百。其所立之“阳虚之证统于脾”及治虚“三本”之说,大可与此相媲美。
4 清金保肺 法备药精
虚劳之治,历代总不越乎《内经》“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以及“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的原则。后世医家多注重补脾、补肾两端,盖此乃出于先天之本,及后天之本之说也。汪氏对此不但重视脾肾,且在“虚劳由火说”及“阴虚之证统于肺”思想指导下,不拘规范,独辟蹊径,认为制肺脏之伏火,保金脏之津液,乃治虚劳之又一大法则。因而提出“清金保肺”之说。只有金清火伏,肺阴充沛,则肾得源泉而生化无穷,肝得金令之肃而火不致亢,心得治节之令而下交于肾,君相安位,脾得以宣发精微而升降有序,不致困遏中焦。故阴虚劳证总不离乎清金保肺以为治也。而欲使金清火伏,劳证得疗,其之关键在于养肺中之阴津,阴液得其复,虚火何可燎。因此,汪氏用药喜欢清润之品,既无滋腻之弊,又顺肺脏之性。极力反对苦寒之物,认为虚劳之火,乃虚火也,而苦寒沉降多有亡阴之弊,使阴亏而火更炽,且知、柏之类伤胃滑脾,中土既溃,绝金之源,意在清金保肺,而肺更受其害。大凡劳证初起,外感之邪未清,肺中阴津已亏,此时宜清理表邪,如柴胡、前胡之属且加桔梗、贝母、兜铃之类清润而不滋腻者以清理肺金,顺达其性,撤其邪,养其阴,庶免关门留寇之虞。若此时“骤清骤补骤敛,则肺必致喘促不安,邪气濡滞,久而不撤。”而用药对柴胡、桔梗二味尤其赏之,尝谓:“柴胡升清调中,柔肝缓脾,清热散火,理气通血,出表入里,黜邪辅正,开满破结,安营扶卫,……在虚劳初起,或为外感时邪,应为必须之品。”而桔梗性升气浮,禀微苦之味,能清金,载陷,降火,保肺,且其质不燥不滞,无偏胜之弊,故实为顺达治节之令的首品。久服能“清火消痰,宽胸平气,生阳益阴”。若外邪已,元气耗散则宜清源补敛。清凉滋阴以治其终,其云:“治肺之道,一清一补一敛,故麦冬清,人参补,五味敛,三者治肺之病不可缺一者也。”诚为得当不易之语,常用之品有元参、麦冬、五味子、生地、丹皮、地骨皮、百合、桑白皮之类。而丹皮、地骨皮二味为易知、柏而用。近来研究证明对结核病发热确有较好退热作用。且所创清金甘桔汤、清金百部汤、清金加减百合固金汤等,乃步其治法所出之佳剂也。此法后世成为治肺痨之主要治则,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且绮石先生于每一症中又列不同之治法,加减运用,以示辨证论治之规范。总之,其或清或润,或疏或降,运用自如,比率适中,实达炉火纯青之步。
5 脏腑相关 兼调益彰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之间生克乘侮互为影响,密切相关。《万病回春•虚劳》在论述五脏之间病机关系时明确提出:“肾水突虚,不能平其心火,心火纵炎,伤其肺金,是绝肾水之源,金水衰亏,不能胜其肝木,肝木盛则克脾土,而反生火……”既然清金保肺可以和调五脏,则调他脏亦可获清金保肺之能。故尔汪氏认为,虚劳之证,虽以肺的症状为多,但并不机械地以肺病而专治肺,而应从整体入手,每在清金保肺之中兼他法以调之,实可获相得益彰之功效。
5.1 培土生金:脾胃居中土,为后天之本,乃气血生化之源。人“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生者也……”(李中梓《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故绮石治虚劳非常重视调脾,提出“阳虚之证统于脾”,乃与“阴虚之证统于肺”相提并论。且土为金母,土培金生,则至高之地胥有赖也,士材亦云“脾元健复则生金而保肺”,故“土旺金生,勿拘泥于保肺”。汪氏培土之法,虽效法于东垣而极力反对用辛燥之品,“二陈之燥,平胃之烈,固当忌之。”平素喜用参、芪、术、苓、山药等冲和之品,认为人参大补元气,在阴补阴,在阳补阳,可升可降,能温能清,三焦并治,五脏咸调。茯苓能培土益金利水,得土气最厚,能调三部之虚,虚热虚火,湿气生痰,凡涉虚者皆宜之,且无迅利伏之弊。而黄芪能入肺脾,甘以补中,重以实表,主宰中州;白术为土部专经之药,能培土以生金,芪术二味,一以建中,一以实土而作基址。于此可见,汪氏之培土,实有“肺脾兼顾”之功,正合李士材“补脾养肺,法当兼行”之告。本法对脾土素弱,脾胃不实,肺金受损之人,对证用之常获事半功倍之效。
5.2 平肝制木,以刑金之火:肝为刚脏,禀春木之气,体阴而用阳,张锡纯云:“肝恶燥喜润,燥则肝体板硬,而肝火肝气即妄动,润则肝体柔和,而肝气肝火长宁静。”若阴血亏虚或七情内伤则刚亢之性失其柔和之体,君相之火相激而横肆上逆刑金犯肺,耗伤肺津。于此之治,汪氏本治病求本之旨,每于清金之外加白芍酸以收之,丹皮辛润以抑之,二物能制木之过,又能滋水之枯,肝体柔和则君相安位,自无阳光之陷,不治肺而能获清金保肺之功。
5.3 滋阴降火,交通心肾:肾为五脏六腑之根,内含水火二气,肾水上滋于心,心火下交于肾,水火既济,君相安位。故士材云:“肾水旺,则心火有制而不致于灼肺。”若肾阴亏虚,君相妄动,心失所制,虚火顿起,徐春甫曰:“肾水不能上滋,心肺皆无所荫,咳嗽,吐血,咳血之症作也。”所以滋补肾水,既可交心肾于顷刻,不致烈炎伤肺;又可荣上源,使肺阴得复。常用生地、萸肉、石莲肉、杞子、酸枣仁之类,壮其水,培其元,交其心肾,救其燎原。
5.4 通调水道,澄清肺流:肺为气化之源,主治节之令,而司通调水道。《内经》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若肺为伏火蒸灼,则水道瘀而不通,金气失其下降清肃之令,一者不能为脾敷布精微,二者水津瘀阻,泛积成痰,而变生他病。故汪氏治劳嗽,吐血之症,必以导水为先务,常将泽泻、牛膝、车前子、桑白皮等导水下行,顺应清肃之品加入清金剂中,既能祛肺中之痰液,又能使有余之火从下而泻,更能使补益之品得其前导,使补而不滞,一举而三得,诚有神禹治水之功。而利水之品不可用猪苓、木通等消阴破气,直走无余,免伤人体之正气。
5.5 养荣润燥,以滋肺金:景岳云:“人之将生,本乎精血之源,……非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荣者,血也,阴也,阴血充足,肝得之则其体柔和,心得之则君火有制,肾得之则龙雷潜伏,自无虚火相激之害,一旦阴血亏虚,火失其制,君相亢烈,乃上肺金,使金不能举清降之令,精微不于上下,滞而为痰,此时只有清其肺则邪自降,养其阴血则火自平。若徒清其金而不养其荣,譬犹欲借风以灭火,适得其反,火得风助烈焰愈炽,而养荣之品,当归、生地、丹皮之类,又以生地为首选之品,其清润滋养化源之功,五脏咸喜,且无熟地之滋腻。汪氏用此法合杀虫断祟(獭肝、百部)治疗尸疰传劳之证,功效卓著,所出獭爪丸、百部清金丸加减运用以治肺结核,屡获显效,此外如清金养荣汤、固金养荣汤、清热养荣汤、加味固本汤等,均为运用此法所出之方。
《医宗金鉴》约成书于1742年，由吴谦主持整理总结清以前的中医学术成就。其中《外科心法要诀》由当时的御医祁宏源编纂。祁宏源为《外科大成》作者祁坤之孙。祁宏源在《外科大成》序中说“今上谕太医院判官吴谦等纂医宗金鉴一书，以源世外科医，钦命纂修。源识简学陋，何所与能，惟悉取先王父大成之意旨而敷扬之耳。”故后世认为《医宗金鉴》之《外科心法要诀》是以《外科大成》为蓝本写成。但是，笔者将《外科心法要诀》痔疮篇经与《外科大成》、《外科正宗》等医籍比对，略有异议，简述如下。
1 关于痔漏的概念
《医宗金鉴》的痔疮篇包括痔与肛漏。开篇即有“此证系生疮，有生于内者，有生于外者。初起成儡，不破者为痔，易治;破溃而出脓血，黄水浸，淋漓久不止者为漏，难痊。”
考《外科大成》痔漏篇，已将痔漏清晰分开，沿用赵真子家传的本的“二十四痔”及肛漏的“漏有八”的说法。与《医宗金鉴》完全不同。
再看《外科正宗》有“久则崩溃成漏，新则坠重刺疼，甚者粪从孔出，血从窍流，气血日有所伤，形容渐有所削，若不早治，终能伤人”的说法，与《医宗金鉴》颇为相似。
上溯到金元以前，最为普遍的说法是痔久不愈成漏。如《儒门事亲》有痔“不愈，变为漏”;《兰室秘藏》有“痔疾若破，谓之痔漏”;《东垣十书》有患痔疾若“稍纵嗜欲，腐溃脓血，或逗留汁，岁月已深，旁穿窍穴，即变痔漏”;《丹溪心法》有“诸痔久不愈，必至穿穴为漏”;《永类钤方》有“五痔，久不治，则成漏”等。可见《医宗金鉴》痔疮采用通行的说法。
2 关于痔漏的分类
《医宗金鉴》认为痔疮的各种名称均“名因形起”，当时有二十四种分类。但从二十四痔图的名称却与《外科大成》列赵真子家传本的“二十四痔”差别较大，详见表1，也不能说明是沿用的《外科大成》说法。表1 元明清不同时期二十四痔比较表
同时，更加强调这种分类临床意义并不大，主要还是按病因病机分类的观点。故在原书中并没有像《外科大成》那样，对二十四痔详细描述。
3 关于痔疮的病因病机
《医宗金鉴》认为痔疮的发病之因“总不外乎醉饱入房，筋脉横解，精气脱泄，热毒乘虚下注;或忧思太过，蕴积热毒，愤郁之气，致生风、湿、燥、热，四气相合而成。”并将临床症状进一步分析，认为“如结肿胀闷成块者，湿盛也;结肿痛如火燎，二便闭者，大肠、小肠热盛也;结肿多痒者，风盛也;围绕，折纹破裂，便结者，火燥也。”
《外科大成》论痔漏的发病机理说“予阅内经惟云：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盖为饱食则伤脾土，脾土伤则不能荣养肺金，肺金失养，则肝木无制，而生心火，侮肺金克脾土，于是可所胜而侮所不胜也，然饱食而成此症者，必有其因，其因惟何，盖因饱食之后，或暴怒，或努力，或枯坐，或酒色妇人或产难，小儿或夜啼等因，致使气血纵横，经络交错，流注而成此痔矣”，其按脏腑五行的说法，盖采用《兰室秘藏》的说法，但并未在《医宗金鉴》中被采用。症状分析“如其肿者湿也，痛者火也，痒者风也，闭结者燥也。”基本相同。
考《兰室秘藏》在论述秦艽苍术汤时有“大肠头成块者，湿也;作大痛者，风也;若大便燥结者，主病兼受火邪，热结不通也。”可见其观点可能源于金元的该种说法。《医宗金鉴》最大的特点是将各种症状综合分析，更加适合临床。特别是“围绕，折纹破裂，便结者，火燥也”成为现代肛裂分析诊治的主要中医依据。
4 关于痔漏的证候
(1)以肿块为主要症状的痔疮描述为“结肿胀闷成块”、“结肿痛如火燎”、“结肿多痒”、 “坚硬”、“顶大蒂小”、“顶小蒂大”，也有“内痔不出”。(2)以便秘为主要症状的痔疮：描述为“二便闭”、“围绕，折纹破裂，便结”。(3)以便血为主要症状的痔疮：描述为“血箭痔，生于或里或外，堵塞坠胀，每逢大便用力，则鲜血急流如箭”可在“粪前粪后”;“肠风下血，点滴而出”有“粪前”和“粪后”出血的区别，为酒毒，进一步发展，可出现“唇白，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的气血两虚症状。(4)以疼痛为主要症状的痔疮：从“俱用止痛如神汤”可知。(5)勤苦劳役，负重远行，以致气血交错而生痔。(6)有产后用力太过而生痔。(7)有久泻、久痢而生痔。(8)有久患痔而后咳嗽者，取效甚难。(9)久病咳嗽而后生痔者，多致不救。”(10)痔已通肠，污从漏孔出。(11)漏有管。
5 关于痔漏的治疗
《医宗金鉴》重视内外同治，至今仍是我们诊治痔疮的宗旨。(1)痔漏初起：“初俱服止痛如神汤消解之，外俱用菩提露或田螺水点之。” 止痛如神汤出自《外科启玄》，与秦艽苍术汤药物相同，显然是遵从金元至明的观点，不似《外科大成》首用凉血地黄汤。(2)痔漏肿块：“若坚硬者，以五倍子散，唾津调涂之，兼用朴硝、葱头煎汤洗之。”五倍子散见于《外科正宗》，仅有“朴硝、葱头煎汤洗之”稍有《外科大成》的影子，即“熏洗方”(药物组成为地骨皮、槐花、韭菜根、朴硝、白矾、苏叶、葱头7味药，水煎沸后，倒入筒内，令患者坐在上面，四周遮盖，尽量不要透出药气，先熏后洗，待痔出黄水最好)。(3)外痔：“顶大蒂小者，用线勒于痔根，每日紧线，其痔枯脱，随以月白珍珠散撒之收口;亦有顶小蒂大者，用枯痔散枯之。”则符合《外科大成》之意，有“凡痔头大根小者，以线扎之。头小根大者，用药枯之。”，但是所用药线及枯药均不是《外科大成》中记载的。(4)内痔：“内痔不出者，用唤痔散填入，其痔即出;随以朴硝、葱头煎汤洗之。”唤痔散可见于《外科大成》，但也见于较早的《外科正宗》，均相同。(5)“又有因勤苦劳役，负重远行，以致气血交错而生痔者，俱用止痛如神汤加减服之。” 《外科大成》未见此种治法及方剂，分析同前。(6)“又有血箭痔，生于或里或外，堵塞坠胀，每逢大便用力，则鲜血急流如箭;不论粪前粪后，由肠胃风热，而兼暴怒成之。初服生熟三黄丸，若唇白，面色萎黄，四肢无力，属气血俱虚，宜十全大补汤倍川芎、参、芪服之，外用自己小便洗之，童便热洗亦可，其血自止。”此为《外科正宗》治法，只是将二地三黄汤之名改为生熟三黄汤。(7)“亦有肠风下血，点滴而出粪前者，宜防风秦艽汤” 防风秦艽汤为《外科正宗》治疗痔疮所出第一方，出自金元《东垣十书》、《丹溪心法》。(8)“粪后出血者，为酒毒，宜服苦参地黄丸。效后必多服脏连丸二、三料除根。”苦参地黄丸为《外科大成》方。(9)“又有产后用力太过而生痔者，宜补中益气汤，加桃仁、红花、苏木服之。又有久泻、久痢而生痔者，宜补中益气汤加槐花、皂荚子煅末服之。”(10)“如痔已通肠，污从漏孔出者，用胡连追毒丸酒服之;服后脓水反多者，药力到也，勿以为惧。如漏有管者，用黄连闭管丸服之，可代针刀药线之力。凡痔未破已破及成漏者，俱用却毒汤烫洗。”却毒汤为《医宗金鉴》特有，其药物组成为“瓦松、马齿苋、甘草(生)各五钱，川文蛤、川椒、苍术、防风、葱白、枳壳、侧柏叶各三钱，焰硝一两，水五碗，煎三碗。先熏后洗，日用3次。”另“或用喇叭花煎汤(喇叭花即土地黄苗)，日洗2次。”见于《外科大成》家传痔漏方，原文为“家传痔漏方 喇叭花，(即二地黄苗也)三月内未开花时，连根采来，阴乾，每用五钱，水三碗，煎二碗，滚两三次，另用韭叶五钱，用酒水各一锺，煎八分，空腹服，渣午後服，隔二日再一服，内外如式治之，一切新久痔漏，1月除根。”
6 关于痔漏的方剂
《医宗金鉴》所列主治方剂13首，出自《外科正宗》有10首之多，包括田螺水、五倍子散、药线、枯痔散、唤痔散、生熟三黄汤、防风秦艽汤、脏连丸、胡连追毒丸、黄连闭管丸;而出自《外科大成》仅有2首，即苦参地黄丸，另家传痔漏方1首。可见《外科正宗》在治疗痔疮方面对《医宗金鉴》的影响之大。但是，《医宗金鉴》也有自己明显的观点，如开门首方即不同，用止痛如神汤，而《外科大成》用凉血地黄汤，《外科正宗》用防风秦艽汤，此三方剂成为后世治疗疾病的基本方;如创制外洗方剂却毒汤，一直沿用至今。
1对肝癌病因病机的认识
关于肝癌的病因病机，祖国医学很早就有相关阐发。《灵枢·百病始生》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医宗必读》也曰：“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难经·五十五难》曰：“积者，五脏所生……积者，阴气也。”根据经典理论，崔师认为肝癌的产生主要是机体正气虚弱，以致邪毒侵袭，饮食不节，脏腑蓄毒，七情失和，气血乖逆，继而引起气滞、血瘀、痰凝、湿聚、热蕴、毒结，日久不散，而渐生肿瘤。而正虚之中，脾虚至为关键。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虚化源不足则正气不足，无力抗邪；脾失健运又可以引起气滞湿聚痰阻，日久元气衰微，又可加剧癌肿的进展甚至转移。据此，崔师认为肝癌的病理基础为脾虚气滞，痰瘀毒结，而脾气亏虚是癌变发生的关键。
2治疗遵循“治肝先实脾，脾健肝自愈”
《难经·七十七难》云：“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亦明确指出：“夫治肝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崔教授深悟经旨，在治疗肝癌时从脾论治，强调“治肝先实脾，脾健肝自愈”。随着病情的发展，肿瘤毒素的作用或抗肿瘤治疗(手术、放疗、化疗等)都能使脾胃受到损伤，出现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倦怠无力等。脾胃虚弱，健运失职，后天气血津液生化乏源，加之肿瘤严重消耗，故容易引起恶病质。脾胃功能减退也给进一步中医药治疗带来困难。如果继续给予苦寒或攻伐的抗癌中草药，采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以毒攻毒等治法，则脾胃极易更加受损，对肝癌的治疗不利。
崔师提出“养正则积自消”，对肝癌患者侧重于健脾益气，扶正固本，以增强患者自身抗癌能力，同时为祛邪创造必要的条件。中晚期肿瘤患者气血俱衰，癌毒壅滞，严重影响其生存期及生存质量。因此在肿瘤的治疗上强调补正气，培真元，通过健脾益气、扶正固本、免疫调节，以增强机体抗病能力，从而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归。肝癌虚实夹杂，但均以虚证为多。从临床上看，肝癌早期来就诊者较少，中晚期患者占大多数，大约半数以上的患者已有腹水、腹壁静脉显露或黄疸等情况。虽然表现为虚实夹杂，但以虚证为多。
崔师常告诫我们：“大积大聚，衰其大半而止。实中有积，大毒之剂尚不可过，何况虚人之积？滥用攻伐药物，不仅癌肿不见缩小，反而戕伐正气，损伤体质，有时可引起上消化道出血、肝破裂等并发症。”对多数病人采取健脾益气为主，兼以消导，或清湿热，或予燥湿，可使近期症状改善，远期疗效也较好，部分病例癌肿得到控制而能带瘤长期生存。“四季脾旺不受邪”在肝癌治疗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意义。
崔师从病因、病机、症状、病变的转归、饮食调养等多方面着手研究，提出了治疗原发性肝癌需要区别中医“肝”和西医“肝”之异同。肝癌的疾病病变部位在西医讲的“肝”，而它的病机不是属于中医的“肝”，而在于中医讲的“脾”。肝癌病的本质是“脾虚”，它的病机演变是由不同的内因、外因，导致脾虚，由脾虚而气滞，由此在“肝”这一部位产生结块，形成癌肿，再由此而形成湿热、血瘀、阴虚等不同证型。健脾益气、理气化湿等都是肝癌治疗的大法，而健脾益气更是需要贯彻于肝癌治疗的始终。当然，在肝癌的发展过程中，从“脾胃”的损害开始，还可以累及其它脏腑，临证之时还应辨证论治。
3遣方用药，精心灵活
中医学经过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和历代医家的不懈实践，形成了许多临床行之有效的方剂，这是中医学中很有特色的宝贵财富。崔师善于吸取传统医学的精髓，根据患者的不同证情，精心组方遣药组成健脾益气方：黄芪、白术、西洋参、薏苡仁、茯苓、白术、丹参、炙甘草等。方中西洋参、茯苓、白术、甘草为补气健脾之剂，黄芪、丹参可加强健脾和胃之功及去瘀生新，使脾气健旺而气血生化有源。薏苡仁经现代试验研究已经表明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1］。
健脾益气方多为甘温和缓之品，能扶助正气，长期应用无明显不适。由于肝癌的病因病机复杂，除涉及脾胃外，还有很多兼证、变证。针对不同的肝癌患者和肝癌发展的不同阶段，配合清热、化湿、养阴、消导等治则，可最大限度地提高肝癌的疗效。肝癌最常见的症状是纳差、腹胀、恶心呕吐、腹泻等脾虚食滞表象，可加神曲、生麦芽、生谷芽、焦山楂、莱菔子、荷叶、紫苏梗、厚朴等以助脾胃升清降浊畅通全身气机，如出现水肿和腹水者可加用大腹皮、车前子、泽泻、泽兰、桑白皮、葶苈子等，黄疸者可加用茵陈、栀子、郁金，呕血便血者加仙鹤草、三七粉、白及，肝气郁结者加用柴胡、青皮、香附、香橼、佛手，食积化热者加用连翘、石膏、栀子、黄连，湿热内蕴者加用茵陈、黄连、黄柏、龙胆草，肝癌肿块属于瘀血者可酌情加用桃仁、红花、丹参、赤芍、郁金、土鳖虫、水蛭，而肿块属于痰积可加用海藻、昆布、夏枯草、半夏、牡蛎、山慈菇、黄药子。另外辨病必须与辨证相结合，在辨证立方的基础上，酌情配伍具有抑制肿瘤作用的中药如山慈菇、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鼠妇、蛴螬、藤黎根、猪苓、龙胆草等。
4注重调畅情志，饮食摄生
某些肝癌患者性情急躁易怒，得病后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殊不知此为肝病之大忌。七情在肝为怒，暴怒伤肝，肝郁不舒，或肝气暴亢，乘脾犯胃，化源匮乏，使肝体失养，脾胃失和，正气受损，则病势转重。有些患者或嗜食肥甘厚味，或贪食生冷辛辣，均可损伤脾胃，使湿浊内生而加重病情。也有一些患者对病情丧失信心，忧伤过度，劳伤心神，使病情反复加重。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久病则肝肾之阴日益耗损，这些均是导致肝癌难以治愈的重要因素。崔师常向病人讲解不良情绪对疾病的负面影响，使其保持良好心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他还要求患者科学饮食，禁烟戒酒，忌食辛辣生冷食物。
总之，崔师在治疗肝癌时，立足于扶正祛邪，着眼于调理脾胃，辨证施治，知常达变，最终取得满意疗效。笔者因随诊时间有限，也只是窥其一斑，有待今后进一步学习和体会。
今年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杰出的教育家芶清泉教授诞辰100周年．先生的学术生涯长达七十余载，他对我国原子分子物理、固体物理、高压物理、物理力学等学科领域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在相当长时期内，先生是这几个学科发展的规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所培养的众多弟子现在都是这些学科领域的科研中坚力量，甚至有的已成为学科领导者．他编著的《原子物理学》和《固体物理简明教程》著作直接影响了我国几代物理学子的成长．同时，由他创刊的《原子分子物理学报》以及他与经福谦先生合作创刊的《高压物理学报》这两个学术交流和成果平台大大促进了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学术繁荣．在分享先生这些杰出贡献的同时，我们通过回忆和总结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深邃智慧，以表达对恩师的敬意，起到承前启后和促进学术进步的作用．高压下原子分子物理是先生提倡和发展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其中蕴藏着深刻的学术思想．上世纪80年代，我国科学事业迎来空前的大发展期．一方面，国防需求提出了大量的高压凝聚态物理问题，另一方面，原子分子物理学已经发展到能够解决某些工程需求的水平．
特别是计算科学的迅速发展，使解决高温高压极端条件下某些物理问题成为可能．在此背景下，先生提倡从原子分子物理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高温高压凝聚态物理问题，与国际上基于电子能带论发展的固体物理相比，这种以发展原子分子物理新方法解决高温高压复杂问题的思路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学术思想．这个思想的基本内涵包括:(1)物质构成观:认为在高温高压下物质体系仍然由某些具有局域电子结构的相对稳定单元构成，如分子、原子、或离子等;(2)结构变化观:认为在高温高压下这些相对稳定单元的几何结构和电子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内发生变化，如键长、键角、取向、原子壳层结构、电子密度分布等;(3)相互作用观:这些相对稳定的结构单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即“原子间力”，如长程库伦力，范德瓦尔斯力等;(4)能量最低原理:认为体系结构单元划分、结构变化、和相互作用这三个环节必须受能量最低原理约束，如通过变分法求解体系总能量．不难发现，先生所提倡的高压下原子分子学术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系统性方法论．它在方法论上体现出分析与演绎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体现了还原论与重构论的统一．当人们采用分析法和还原论思维在研究孤立原子分子物理问题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自然会面临演绎和重构的挑战，即如何基于局部的微观分析方法获得对高温高压复杂体系的系统认识．这个学术思想既为原子分子物理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解决高压凝聚态物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因此，它包含深刻哲理、丰富内涵、深邃智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科学意义．高压下原子分子物理学术思想在先生指导博士研究生论文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在王新强博士的学位论文中首先提出“离子重叠－压缩模型”解决碱金属氢化物晶体的高压状态方程和高压结构相变问题［1，2］．在这个模型中，氢化锂晶体被认为由氢负离子和锂正离子构成;在高压作用下氢负离子的电子云密度分布会由于离子间电子轨道重叠排斥效应而受到压缩;在晶体结合能表达式中包含了正负离子间库伦势能、邻近离子对之间的短程排斥能、以及由离子的电子轨道压缩效应引起的部分压缩能贡献．排斥能和压缩能的取值受体系总结合能极小条件约束．这个模型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先生关于高压下原子分子物理的学术思想，其中计算工作完全采用解析波函数和量子化学计算方法完成，计算软件由研究作者自己编写，给出了准确的晶体结合能．先生一直非常推崇这项研究工作且把它当作典型范例推广，并希望理论研究能指导实验工作．随后裴春传博士参与到氢化钠和氢化钾体系的研究工作中，也获得一定成功［3］．与国际上流行的晶体能带计算方法相比，“离子重叠－压缩模型”的物理图像最为清晰，它强调在晶体中电子云重叠排斥效应的局域性贡献．在随后几年中，先生安排博士研究生继续推广这个研究思路，同时希望指导实验研究获得更大成功．芶先生安排我利用刚建立的二级轻气炮加载设备开展氢化锂高压状态方程与相变问题的实验研究，该项研究得到经福谦先生的支持;又安排张中明博士采用相同的计算方法解决碱金属锂的卤化物(LiF和LiCl)的高压状态方程问题．但这两方面研究结果都出乎意料．实验发现实际氢化锂晶体在高压下比模型计算结果更易压缩得多，表明上述模型并不如预期的完美［4］．张中明和我在王新强博士指导下将原先计算NaH和KH体系的程序用于LiF和LiCl体系研究，计算结果与预期差别也很大．不难发现，NaH和LiF，以及KH和LiCl，本来是两个等电子体系，计算方法不能同时描述这两个体系就意味着理论模型存在明显缺陷．为此，先生感到很困惑，他也意识到“离子重叠－压缩模型”可能低估了次邻近离子的贡献．由于研究计划受阻，张中明的博士论文改为解决氟化钠和氯化钠晶体的高压状态方程问题［5］．高压下原子分子物理学术思想在后续研究工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自“离子重叠－压缩模型”在实验验证和理论推广两方面都遇到挑战之后，该模型的进一步完善问题成为需要解决的关键．为了避开离子压缩和次邻近离子贡献等因素，我们将这个模型应用于氦原子体系．我们注意到，先生本人早前计算过两个氦之间排斥势(即氦原子对势)，并计算过氦气的二阶维里系数［6］．我们采用这个势计算液态氦的Hugoniot曲线，发现计算结果与实验测量结果偏差很大［7］．这个结果让我们意识到“离子重叠－压缩模型”推广到高压情形时面临自身问题，这个问题既不来自离子压缩效应(因为氦原子极难压缩)，也不来自邻近粒子贡献，而在于它忽视了多体相互作用．事实上，当多个原子或离子的电子轨道发生重叠时，具有波动性的电子会发生复杂的干涉效应，导致电荷密度分布发生明显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破坏了短程排斥势能按原子对的可加性，即表现出复杂的多体相互作用特征．
为了证实高压下氦原子相互作用呈现出复杂的多体效应，我对一系列氦原子团簇的势能进行多体展开研究［8，9］，将两体、三体、四体、五体关联的贡献分别计算出来进行比较后，发现随压力增加多体贡献确实增大，同时揭示了多体屏蔽效应所导致的对势软化机理［10，11］．采用类氦原子近似，我们计算了氢分子间三体和四体相互作用贡献［12］．随后，我们将氦团簇的研究工作延伸到高压下氦晶体中多体关联贡献的计算，并从结合能的多体展开式出发获得了更准确的总势能计算方法［13－15］．基于新发展的晶体氦多体关联计算方法，我们发展了“原子重叠—多体相互作用模型”，从氦原子间多体相互作用角度解决氦体系的高压状态方程精确计算问题［16，17］．计算结果不仅与现有高压实验观测结果一致，而且在100－200GPa压力范围内给出了可靠的状态方程．为了解决氢化锂晶体高压状态方程，我们改进了“离子重叠－压缩模型”，发展了“粒子重叠－压缩－多体相互作用模型”，并考虑了次邻近离子贡献，计算结果与现有高压实验数据一致，获得了该体系在100GPa压力区高压状态方程［18］．后来，“原子重叠－多体相互作用模型”被应用到其它惰性原子体系，包括氩、氪等体系，都能精确地给出这些体系的高压状态方程［19，20］．高压下原子分子物理问题主要基于电子局域结构的体系而提出，这类体系的总势能可以通过局域累加求得．如果将这种方法用到电子的非局域运动起决定作用的体系，例如金属，多体展开式的收敛性差，因为在这些体系中次邻近原子的贡献大．在固体电子理论非常盛行的今天，“高压下原子分子物理”的提法是否已经过时呢?我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种学术思想强调相互作用的局域性以及从少体系统向多体系统再向晶体过渡的研究思路，具有非常清晰的物理图像，可以直接推广到无序系统和高温液态系统的描述．这是基于总能量计算的固体电子能带论无法获得的认识．再者，基于局域少体相互作用的计算方法不需引入密度泛函近似和对称性限制，它是一种基于量子化学从头算的精密计算方法．因此，即便在崇尚固体电子能带论的今天，高压下原子分子物理仍然具有学术生命力．
作者：刘福生 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高温高压物理研究所
关键词：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方法论；学术刨见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进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胡老经过不断的探索，寻找出了一套颇具个人学术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大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以为指导
胡老一直坚信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整个研究过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最初只考虑到是搞一门专史，对历史分期问题采取了一种被历史学界较多接受的观点一一秦汉封建制说。但随着胡老对经济思想分析的深入，却碰到了一系列按照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于是他依据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果断地放弃了前说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论，肯定西周是较典型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结果困难即迎刃而解。①
胡老在长期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单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会碰到许多不易正确解释的问题。他从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列为社会基本矛盾，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历史分析是一个很有力的指导理论。由此，胡老提出，在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研究中“还须充分运用同志的社会基本矛盾理沦作为分析的武器”，认为“掌握了这一理论武器，会帮助我们解决单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时所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②由此他开创了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先河，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的科学方法。正是在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指导下，胡老准确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对此，胡老曾深有体会地指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③
胡老还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坚实大厦。他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思想史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史，是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有密切关联的，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就应该特别予以考虑”。④基于这种认识，胡老将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为肇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大厦的理论基石，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动的基础上探讨经济思想的变迁，并将其作为贯穿历史上各种纷繁经济观点的一根红线，从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系统框架。所以，胡老始终强调，“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⑤“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体系，是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⑥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关于历史经济问题的分歧意见或观点，都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理论才产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运用经济诸范畴”，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⑦
2．主张以近代习用经济范畴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
许多学者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应该有和它相适应的独特体系，而不能按财富、生产、流通、分配、财政、金融等经济范畴为体系的方式叙述，否则就是以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由于这一观点涉及到应否借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某些“框框”的问题．所以是一种方法沦的问题．对此，胡老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⑧
胡老指出：“任何一种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论范畴，只有在阐述其特殊理论范畴的发展过程条件下，才能显示它本身的特色”。⑨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因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时代的经济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和经济条件；(2)可能把不同时代的或同一时代的各个思想家的经济观进行比较分析；(3)易于探索许多重要经济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阶级关系或经济条件的变化”；(4)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家，传统经济思想大都混杂在哲学、政治等论述之中，将各个经济观点按照经济范畴分别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学、政治等观点严恪地区分开来；(5)经济思想史区别于其他思想史之处即在于它以论述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的经济概念、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为任务，而只有以一定历史时期或人物所接触到的经济范畴为表述内容，才能实现这一任务，更充分地体现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点。⑩
同时，这种表述体系并非是资产阶级学说史的“框框”，其实经典著作就是采用财富、利息、生产等范畴来考察、论述经济学说史的。故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叙述一定历史人物、学派或阶级的经济思想，非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应该且必须采用的，即便“将来从事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编写也必须使用这些范畴。”⑾胡老进一步指出，由于旧有的古代经济思想与近代经济思想在逻辑思维和名词术语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以旧有经济思想的范畴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的基础，而“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⑿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观点对旧有的经济思想遗产进行整理，才能使人们易于理解。因此，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以近代习用的经济范畴为基础，“不仅无可非议并是势所必然。”⒀
3．倡导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视并极力主张运用比较分析的万法。他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⒁针对一些学者反对进行古今或中西对比的观点，胡老坚定地认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⒂
一方面，各类经济范畴有进行对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劳动、消费等，其本身就具备相对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过对比才能体现出各社会形态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思想和客观经济条件的特点。其次，一定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经济范畴，只有通过对比才可能发现其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中西方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差别，且只有把同一社会形态下中西方特有经济范畴进行一番全面对照之后，才能发现中国经济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畴。最后，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货币、商品等，“是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所共通的”，故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它的半殖民地时代的经济思想相对比，也可以与西方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思想相对比。”⒃且只有通过对比才易于发现一定经济范畴的演变过程，并找出它在各个生产方式或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别点。另一方面，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纪后半期西方经济学说即开始输入中国，并成为人们谈论经济问题的惯用模式，而之后传人的的经济范畴在名词术语上仍是沿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范畴．由此他认为，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无论他是以为指导或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都必须选择使用人们所熟习的经济范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而“这样做，已经是在进行一种对比分析”。⒄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既然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旧有的经济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过的由西方传人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这就要求必须进行对比分析。只有通过对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纪中叶前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存废变迁情况，理清其发展演化的历史线索。最后，只有把我国旧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才能使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曾经为经济学说作出过哪些贡献，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才能真正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所以，胡老坚持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进行对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现代化”
如何准确而恰当地解释、分析和评价古人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讨中一个颇受重视的热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曾发起了一场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即“古人思想现代化”之争．胡老旗帜鲜明地主张“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老指出，所谓“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应该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不遵守列宁所说的“严格的历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当代的东西，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地强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种情况是遵守严格的历史性，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⒅胡老坚决反对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种情况的现代化显然是错误的，几近于无中生有的造谣，这已不完全属于把古人思想现代化范围”，而“第二种的现代化是正确而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所有反对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同志们所认为应该坚持的正确研究态度”。⒆
胡老一再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评论古人的思想和用现代的科学概念与术语去解释古人的思想，进行“古人思想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现代科学成就去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尽管我们遵守严格的历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须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过程．”⒇
胡老认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须的过程：一是“转译”把古人习用的语言，“现代化”为我们今天通用的语言，即将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二是“对口径”，即为古代的概念术语找到现代习用的相应替代概念术语；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无确定术语概括的思想用现代习用的概念术语表达出来，从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这些概念、术语和语言，由于历史的差别，古代与现代必然在内容上有简单与复杂之别，认识上有深浅之别，以及反应客观事物的正确程度之不同，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进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口径、加工和转译等才是真正而正确的把古人思想现代化。”[21]
对于“古人思想现代化”，胡老是一贯坚持的。20世纪80年代已年届80多岁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将古人思想及其有关文献予以现代化成为任何古代中国学术史者所必须闯过的第一关”。而“无论今译、对口径或加工均是治我国任何古代学术思想史者(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和艰巨的任务，其目标正是使古人思想现代化，并无可非议之处”。[22]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创见
胡寄窗先生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大师、专家，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卓越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总结和独到评析上。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从整体上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进行系统的贯通性总结和研究，是由胡老开创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以为指导写出的第一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通史专著，在该书中胡老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1)《管子》经济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对《管子》经济思想作出了系统整理和分析。颇值一提的是对《管子》轻重理论的研究。他不但力排众议，认定该理论成于战国中后期，而且对该理论的内容从研究对象、轻重规律及其运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晓畅的分析，同时独树一帜地指出，轻重理论实质是封建王权与商业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国学者大多认为《管子》的消费观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处理的一部分，因为《管子》既主张崇俭却又鼓励侈靡．胡老则认为，这二者并不矛盾，崇俭是一般情况下都适用的原则，而侈靡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对于《管子》的其他经济思想如货币数量说、自利观念、财政上扩大经济收入和价格；既念等等，亦都有独到精辟的论述。
(2)古代经济循环论的首次发现和系统阐述．中国古代经济循环论后人始终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内涵，更没人作出明确系统的论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书所载“木饥”系“木康”之误，后世辗转传抄，迄今未被发觉，这样就不但纠正了一个史料的谬误，而且首次对这一中国古代经济循：不论作出了系统合理的阐述，认为该学说说明当时人们已察觉到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客观规律，是世界上最早说明社会经济变动规律的经济循环论．
(3)古代人物经济思想的重新审视。胡老对古人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王莽的经济思想，学术界几乎全盘否定，认为其代表了汉代大地主阶级最腐朽集团的既得利益．胡老则对王莽的经济思想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指出王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些问题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认识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条件；非生产性的家庭奴婢人数的增加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缺乏；具有垄断性的生产事业由政府严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对标准价格的设计和对生产成本的重视以及对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认识，更是十分深刻和独到的。所以尽管王莽经济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错误之处且以失败告终，但失败了的经济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错误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对经济问题有一定观察力的知识分子，能对以前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加以综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较深刻的或独到的认识．
(4)古代土地思想、货币理论、财政思想、“重本轻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统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会前期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们设计了各种以小土地平均分配为指导原则的各种土地方案，从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从唐中期开始，土地思想则从解决土地问题本身更多地转向赋役问题，特别是从宋代起，思想家多将土地兼并看成是积重难返不易改变的客观事实，并对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主张定经界和清丈土地成为土地思想的主要内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雏形开始萌生。
2)货币理论。胡老指出，“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理论，而《管子》的货币思想则标志古代货币理论的最高峰，这二者支配了整个封建时期，成为封建地主经济时期经常被引证的货币理论依据；封建地主经济前期虽出现了一些新的货币观点，但经常是点滴的发现或论述，少有人对这些观点作综合的系统研究，且绝大多数均系重复前人的观点；宋以后，由于纸币的出现和流行，给货币理论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内容，纸币问题成为争论最多的议题，而从明末开始白银则不时成为货币议论的中心问题。
3)财政思想。中国古代财政思想是甚为丰富的。胡老对其发展演变的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时期许多基本的财政观点包括量人为出、开源节流、培养税源、平均负担、轻徭薄赋等均已产生，西汉思想家则将其具体化为财政措施，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首创意义，对此后的封建王朝财政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但就其理论来说并未有所突破；隋唐开始发生了重大财政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财政观点，如量出为人、以贫富为差征税等等；宋代起则更多地是对传统财政思想教条的批判、深化和改进。
4)“重本轻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国古代“重本轻末”思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轻末”思想的演变上，具体说来：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战国开始出现轻末思想，汉代则成为一个传统的：经济教条，但汉末即有人对其提出了异议，封建地主经济后期这一趋势更加显明，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对传统的轻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则以新的时代精神宣扬富国，给轻末观点敲响了丧钟。这种对轻末观点的怀疑或公开批判，体现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进步要求，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的反轻末思想更是预示未来新兴剥削阶级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认为，中国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战国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张缓和贫富对立现象，两汉战国末年的分配思想则变为肯定贫富不均现象的合理性，两汉起却又掀起了激烈抨击贫富对立的思潮，而从宋代开始，则较多地宣扬富民思想，反对打击富民的思想日益流传，维护富民利益成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经济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剥削阶级思想家所谓“均贫富”只是用温和的方法以适当缩短悬殊的贫富差距，劳动人民的“均贫富”要求则是以革命的暴力剥夺方式达到财富的绝对平均。
此外，胡老对于古代价值与价格概念、消费观点、干涉与放任等也都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论断，不一一列举。正因如此，学界称誉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领域中开辟出一条路径，和他对许多空白的填补以及对大量未见分晓的问题的澄清，则胡氏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23]
2。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亦作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分析和评价。例如，对于近代官督商办，当时学界大多倾向于指责其对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认为官督商办形式本身也是错误的。当时民营工商业的幼弱、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竞争压力，以及外在融资条件的欠缺，决定了官府参与工商业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办企业，则民营工商业将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缓慢出现，所以官督商办企业开风气之先的创始意义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认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办之说，亦自有客观基础，不应受到责难。又如，举借洋债主张在当时学术界一直受到较多的批评．胡老认为，举外债以兴办近代工业是任何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正常途径，不应当将其同一些由于经办官僚的无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债条件搅混在一起。当时马建忠因倡议举外债以修铁路而备受非议，胡老则认为马建忠所说的外债是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铁路股票以筹集资本，是资本主义世界创办工商业的习惯方式，其倡议举洋债以兴办各种工商事业之论的本身，从理论上讲是不能非议的。
在对近代历史人物经济思想评价上，胡老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称魏源“在经济思想领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国式经济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称述的思想家，同时也是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这一巨大历史潮流的发轫者，所以，魏源的经济思想标志着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之历史变革的转折点”。[24]魏源以后，许多学者大量接触了西方经济学，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因此胡老提出对这些学者的经济思想应以近代经济学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为在以前的经济思想学界多给予较高评价，胡老在肯定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习的先行者的意见加以综合，虽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仍谈不上增加了中国经济思想的什么新内容”；[25]严复是真正传播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惟一学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经：齐学家，因为他只有对许多经济学说或问题的片面见解，缺乏对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范畴的较完整的表述”。[26]等等，不一而足。
注释：
①胡寄窗：《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点意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6期。
②⑦胡寄窗：《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③④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第l页．
⑤⑩⒁⒂⒄⒅⒆⒇[2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⑥谈敏：《回忆我的恩师一一胡寄窗先生》，《财经研究》1994年第4期．
⑧⑨⑾⑿⒀⒃[2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
⑦张立容：《评述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美国政治经济学季刊》1987年第3期。
[24][25][2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第209页、第235页.
参考文献：
[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学术月刊，196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