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9 05:59: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艺术品鉴赏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鉴赏之“道”的多元化
1.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审美之“雅”与“俗”
民间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中国古代汉族的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无论其音乐创作人员是民间艺人、文人还是宫廷乐师、宗教人士，也无论其表现目的是反映人民日常生活还是服务于文人修身养性、交际言志，是为宫廷享乐或为宗教服务，从其音乐表现因素来划分的话，可大致归纳为普通民众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等。故中国汉族古代传统音乐之审美归属，一为普通民众，二为文化精英或上层阶级，三为宗教民众，其中宗教民众又与普通民众群体有所重叠。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关系密切，如将宗教音乐视为民众音乐，这意味着中国古代的汉族传统音乐，按照音乐风格与受众群体来区别，主要可划分为“雅乐”与“俗乐”两大部分。当然，此处的“雅乐”非指中国古代宫廷祭祀活动与朝会仪礼中所用的音乐，而是指审美意蕴与审美表达均符合儒家“中和”之道的音乐，也就是所谓的文雅类的音乐；此处的“俗乐”泛指古代各种民间音乐。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当中，可视为文雅类音乐的，主要包括魏晋以来的琴乐、宋词调音乐、清宫廷音乐以及昆剧等；俗乐则最大量地涵括了历朝历代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唐代宫廷燕乐、民间说唱音乐以及绝大多数的戏曲音乐、宗教音乐等。
“远古时期，属于娱乐形式的‘乐’是没有雅俗之分的。”[3]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逐渐分为雅和俗两大类。这样的音乐文化格局本属中国古代音乐常识，但目前众多的有关中国音乐审美的文献，总是或强调中国传统音乐“和静、简易的审美观”[4]，或强调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特征是“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气盛化神”的审美追求、“立象尽意”的最高境界[5]等。从最大范围、最高艺术特征的美学角度论述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特点，难免使人觉得中国古代汉族的传统音乐，全是那些乐简意深、文质彬彬的音乐作品，而忽略中国历代汉族俗乐文化的审美特点。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当中写到：“……我们应当注意到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与中国思想史的学术研究传统相类似，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学者们，主要关注着中国古代文雅类的官方主流音乐文化的审美特点，坚守着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雅正”传统，从而使雅致音乐文化的土壤――全民化的民间俗乐消失在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虚无当中。
2.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多元组合
历经时间考验而传承至今的中国古代普通民众的俗乐其实并非低俗的音乐。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古代汉族传统音乐当中的雅致之乐，它的最初往往也是俗乐。俗乐的生命力就在于“俗”，俗得有民族特色，有大众品位，俗得清新又活泼。雅致的音乐如果没有俗乐的滋养与洗刷，必将走向雕章琢句、绵软气弱的萎靡不振的地步。虽然雅俗也可相互转化，但俗乐精品，往往俗中见雅、大俗大雅、雅俗共赏，这也就是所谓的“俗到家时便是雅”[6]。
我们承认，“在中国历史上，抒情美典是最为上层文化所赞许，又对整个文化圈最具影响力。”[7]中国古代儒家推崇雅正之乐，隆雅鄙俗，致使中国古代官方音乐理念始终崇尚着“中和”之道。但“大体上，任何文化有上层的美典，也必须有低层的美典。中国经过几千年的演变，终于以中国文化型的抒情美典为主导，但其他美典或同时并存，或在某一集团、某一时期甚至成为主导美典”[8]。在任何人群聚居之地，一定会存在许多并不优雅也不含蓄更不精致但却是普通民众甚为热爱的音乐。中国古代传统音乐的历史是如此悠久，中国地域是如此辽阔，人口是如此众多，音乐文化大一统于“中和”之美只可当作如是观，圣人们的宏大的音乐美的追求，与中国丰富的生活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古代官方所提倡的主流音乐思想并不能左右汉民族全部的音乐格调布局，古代汉族传统音乐文化是多种思想文化的组合，这是历史的真实。
学术界对汉民族的起源问题现已持多元论。秦汉之际方成型的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汉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以其先进的经济制度与高文化结构，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将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以及蛮、俚、僚、等西南少数民族逐步汉化；又在宋辽金元时期与契丹族、女真族等北方少数民族长期杂居，在民族大迁移运动当中将不少少数民族同期同化。[9]汉民族文化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文化汇聚的历史，古代汉族传统音乐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融入后的音乐文化产物。
二、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鉴赏之“术”的多样化
丰子恺曾明确表示，对于不同的艺术类别，“应当根据它们各自不同的美学特性而具有不同的鉴赏方法，应当掌握各类艺术鉴赏活动的特殊性。”[10]鉴赏者对同一类音乐进行鉴赏，因为艺术鉴赏本就有审美创造差异，所以鉴赏差异客观存在；且不同类的音乐鉴赏途径与方法，技术层面的差异也比较大。
1.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雅致音乐类的鉴赏之“术”
前面提及的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当中的文雅类音乐，主要包括魏晋以来的琴乐、宋词调音乐、清宫廷音乐以及昆剧等。
文雅类的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的鉴赏有一些具体的鉴赏技术要求。如琴乐，它用不同音色、不同风韵的泛音、实音与散音音点，吟揉绰注、轻重疾徐的演奏合成了一条虚实相间的旋律线，又用如生命脉搏般的自由散板节奏，营造出了琴乐律动的从容。在古琴音乐当中，虽然散板的精神贯穿始终[11]，实则是“形散而神不散”。这种浓淡相间的音乐时空布局，构建出了一个“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心灵与自然相映衬的审美空间，丰沛的艺术张力从中或激越或悠缓地布局了出来。所以琴乐的鉴赏之“术”，主要应当注意它的“美点”至“美（旋律）线”，它的节奏律动、音乐曲体空间布局之美，等等。
虽然宋词保存至今尚有两万多首，但我们现在能够鉴赏到的词调音乐仅有南宋姜夔的词调音乐作品17首（其中自度曲14首）。姜夔的词调音乐作品被视为中国的古典艺术歌曲，品鉴它的时候，除需要运用中国古代文学鉴赏常识、词调美学知识以外，在歌曲曲调的分析处，鉴赏者还应知晓宋词均（“韵断”）与乐句的音乐布局关系，用均的疏密与音乐表情之间的关系，均处即是歌唱表演的击节处等艺术常识。词调音乐作为文学与音乐之双璧，字调与曲调是否合律还需要音韵学的基本修养。
昆剧的腔词声韵关系与词调音乐基本一致，昆剧的文学性强是这个剧种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与词调音乐不同之处应当是它的戏剧性，鉴赏它也就相应地增加了中国戏曲艺术特质的分析与欣赏，如所谓的超时空、程式化、虚拟性、综合性，等等。另要注意昆剧亦歌亦舞的表演特点，昆剧音乐构成的基本规律。昆剧的歌唱风格也迥异于其他剧种，明代沈宠绥的《度曲须知》曾叙述其歌唱特点为“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清圆，收音纯细”。如要比较简易地揭示出它的歌唱特点，罗艺峰所谓的“川剧的‘叫’，秦腔的‘吼’，昆曲的‘吟’，越剧的‘唱’”[12]可资鉴别与审美。
大多数人都认为，培养一个人对精致艺术的鉴赏能力相对比较困难，因为精致艺术的意境、神韵、气势等审美构成品格较高，品鉴它对鉴赏者的文化修养、联觉通感等音乐鉴赏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古代汉族音乐当中的雅正艺术，如琴乐、词调音乐与大部分宫廷音乐、昆剧等均吻合言近旨远之艺术要义，如将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结语所云的“深文隐蔚，馀味曲包”，陆机《文赋》当中所言的“石蕴玉而生辉，水怀珠而川媚”，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篇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诸多言语，用于阐释雅致艺术的审美特点，这将大大提高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雅致音乐的审美成效。
2.中国古代汉族传统民众俗乐的鉴赏之“术”
如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汉族民歌文本进行研究，很容易得出“到了明代（主要指明中期以后），民歌才算是完全解放了自己”[13]的文本民歌研究观点，因为《诗经》与《楚辞》《乐府诗集》等历史性的民歌文本相比于明中后期的民歌文本而言，更具规范性与蕴藉有度的文学特征。笔者相信，中国历代的汉族民歌元典都是清新活泼、真挚动人的普通民众的心声。我们现在所读阅到的历史性的一些汉族民歌文本，绝大多数是经过文人润笔、官方许可才采编流传至今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是儒家教化思想的产物，而民歌作为民众艺术的一种普通体裁，在生活当中“矢口寄兴”“放情长言”，整体的艺术特点应当是真切而生动，简朴而深刻。“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专门诗家的诗而上之。”[14]民歌地方风味浓郁，沁人心脾，文学价值并不低。对于民歌的鉴赏之“术”，固然文词与曲调均需鉴赏，但其人文性、民族性的鉴赏才是民歌鉴赏的根本。
清代说唱音乐可供鉴赏的主要有京韵大鼓与苏州弹词。这两种说唱曲种的共同艺术特征，是唱腔的叙述性、抒情性较强，口语化明显，地方语音的音韵美完全渗透在说唱音乐的唱腔当中，演唱极具个性，等等。[15]要鉴赏好这两种说唱艺术，一定得适当了解它的唱词框架特点，句式组合特点，语音的辙韵与用韵特点，唱腔的板式、腔型特点，伴奏音乐的艺术特点。在此基础上才能详细了解刘宝全的京韵大鼓表演特点，清中叶之后的苏州弹词陈调、俞调、马调的演唱特点等。说唱音乐的鉴赏，尤要注意其说中有唱、唱中有说的独特艺术组合方式，享受说唱音乐因为语言与音乐的丰富结合而产生的音韵美。
清代戏剧音乐鉴赏主要鉴赏中国早期的京剧艺术，但京剧第一代“老生三鼎甲”既无录音又无录像保存并流传他们的京剧表演艺术，我们只能从“新三鼎甲”之一――谭鑫培的极少录音当中了解中国早期京剧的某些艺术特点。京剧艺术自谭鑫培开始才统一使用京剧的音韵规范，这也有利于我们鉴赏现今存在的京剧艺术。鉴赏谭鑫培的京剧表演势必得了解京剧板腔体声腔结构特点，西皮、二黄两种主要声腔及其音乐特点，伴奏乐器与伴奏音乐特点，京剧行当与脸谱，京剧的“唱、念、做、打”有机结合等相关的艺术因素。除去戏剧艺术的基本特点，如要熟悉这种戏曲音乐，得从唱腔的外部形态入手。如同昆曲可从一支支曲牌入手，秦腔可从一种种板式入手一样，“而行当分腔发展得比较完善的多声腔的剧种如京剧，则又加了一个‘行当’的层次，所以在京剧的每一个唱段前，总要标上行当、声腔、板式三项内容。如旦腔西皮二六、生腔二黄散板，等等。”[16]所以应注意京剧每一个行当的唱腔唱词结构、基本句型与其他变化板式等艺术内涵与艺术形式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艺术表演特点；且同样的行当唱腔板式，在每一位优秀的京剧演员的表演当中又独具魅力。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深化戏曲程式化的艺术认识，提高京剧艺术的审美能力。
文雅的古代汉族传统音乐与普通民众的古代俗乐并非绝对对立。且不说那些不同类的音乐文化之间决不会壁垒森严、泾渭分明，单说雅致的上层人士们享受的音乐文化与普通市井民众的民间音乐文化之间，历史上始终处在一个相互影响与相互交融发展的态势当中――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实为一个多元化的音乐文化整体。
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具体的鉴赏之道与鉴赏方法的多样，并不说明鉴赏之“道”与鉴赏之“术”的截然对立。严格而言，“术”在“道”的具体范围之内，“术”是“道”的具体体现。但在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的鉴赏当中，如果只有“道”而没有“术”，此“道”将为“虚道”。我们强调，古代汉族传统音乐的鉴赏教学一定要加强各种艺术品种鉴赏方法的研究，即必须向学生介绍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鉴赏的基本程序与鉴赏途径、鉴赏此类音乐需具备哪些文化修养、取何种文化视角进行多维认识（此中涉及到了审美之“道”的具体对应），等等，至此方可评论其鉴赏教学真正做到了“授人以渔”的教学水准。在“术”的训练基础上，学生升华形成对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审美之“道”的音乐文化的认识，即对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的整体文化特征有所把握，依此才能确定音乐鉴赏主体的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知识，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稳定性质的内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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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现代陶瓷艺术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我们对现代陶瓷艺术的艺术定位、发展方向等诸多问题的探索虽然刚刚起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现代陶艺必须在市场中寻找自我,离开市场的经济支撑,为艺术而艺术的封闭式创作是没有生存的空间，也体现不了它的价值。
陶瓷,是人类在生存空间中最早出现的几种艺术形式之一。从初始的以实用为目的,渐渐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增加了美学的功能,使其成为集实用和欣赏为一体的工艺美术品,最终,陶瓷又摆脱了实用的初衷,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欣赏品。由此基础上衍生的现代陶瓷艺术,则具有更多的价值内涵,其中尚待我们进一步认识的有商品价值、装饰价值和收藏价值等几项,但是要怎样通过市场来肯定这些价值呢？这是我们现代陶瓷艺术工作者所要面对的课题。
艺术品市场，首先是市场，然后才是艺术。艺术家在禳中羞涩时会使他们在艺术的道路上举步维艰，一个再有抱负的艺术家若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支撑，他的事业发展往往会成为一个幻想，即使他才华横溢，贫穷却能使他自生自灭。我们的艺术家大多处于物质生活的初级阶段，他们的当前使命是：除了修炼心中的艺术之外最重要的是如何成为一个生财有道的商人。作为一个陶瓷艺术工作者，应该下力气去了解现代陶瓷艺术品市场，去研究这个市场中带根本性的规律。那么，我们就应该从下面几个方向去认识并熟悉它。
一、现代陶瓷艺术品的特点与品质
现代陶瓷艺术作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纯雕塑作品,第二类是画于平面瓷板上的瓷画作品,第三类是器物造型和釉彩绘画相结合的作品。每件陶艺作品都是独立的欣赏对象,并不受环境条件所影响。但目前大多数艺术的消费者购买陶艺作品,是作家居装饰，这样和现代建筑的环境的相容性和互补性便成为购买者的考虑因素。纵观目前创作的一些现代陶艺作品,或大而无当或过于矫情,难以被大众接受。强化现代陶瓷艺术的装饰性,应注重时代感、多样性和轻型化。
时代感—历史上各个时代的陶瓷作品几乎都与当时的生活居住环境协调一致。现代居室采光充足,色彩明丽,线条简洁,那些题材陈旧,纹饰琐碎,釉彩沉闷的作品已无法适应。
多样化—现代居室功能细化,卧室、客厅、卫厨都有装饰区别,除传统的瓶炉盘尊外,瓷板、壁饰、挂件、摆件都应设计和制作,其中卫生间装饰历来是空白,陶瓷不怕潮湿,具先天的优越性,仅此一项就是很大的市场。
轻型化—现在大多数家庭居室改善,面积扩大,因功能的细化,每一空间又不会很大,过于巨硕的造型会使购买者望而生畏。轻型化是扩大陶艺作品市场的必要条件。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信息技术的先进与地球村的构筑,使世界再也不是分散的板块。而是被日益紧密联系起来。流动开放的环境,互联网的快速方便,带来了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艺术这一块,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也屹立在我们的城市里。不少外国艺术形式和风格已被一部分国人接受和认可,也为现代审美需求注人了许多新鲜血液。在这种历史趋势下,开放性的开放部分成为现代陶瓷艺术体现当代人们审美需求具有的可贵品质。
二、现代陶瓷艺术品与市场的关系。
张贤亮先生说得好：艺术有它的游戏法则，商品经济也有它的游戏法则，二者不可套用。许多文人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下海之后不是呛水就是淹死。艺术的法则中创造性是第一位的，你得我行我素，商品经济却不同，他的法则是价值规律，你的所作所为要迎合市场，要讨悦买主，要顺应商品潮流，要大家有利可图。
要让现代陶瓷艺术品进入市场，首先当然应该了解买方喜欢什么样的艺术商品。鲁迅说过一句非常形象的话：“焦大不爱妹妹”，那些纯艺术的作品，曲高和寡，在当前这个形势下是不会有多少经济效益的。追求高品味的艺术品只是那些精通艺术的收藏家和博物馆，遗憾的是这部分人在艺术市场中所占的比例太小，形不成市场气候。我们艺术家能否选择一种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你的奋斗目标仍矢志不渝地去攀登艺术高峰，你也不妨多创作一些市场欢迎的商业性作品，以求获得物质帮助来扶助自己所追求的事业，相辅相成，岂不乐哉。
现代陶瓷艺术品进入市场，千万别忘了包装，在艺术商品中，作者就是商标，名人就是著名的商标，有了著名的商标作品就好卖。推出一批名人是市场的需要，因为大多数顾客对于陶瓷艺术品的鉴赏能力还不太高，他们的鉴别方法只能从商标上来甄别。艺术名人是那些艺术圈中鹤立鸡群者，有极高的市场信誉。好产品也离不开好广告，我们的宣传机构要采取各种手段向社会广泛深入地宣传名人，尤其是宣传那些后起之秀的青年名家。实事求是地介绍他们的艺术成就，宣传他们的艺术特色，让社会真正了解他们的价值所在。
要将现代陶瓷艺术产品打入市场，要熟悉艺术市场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学会推销自己，我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是寻找合适的经纪人。艺术市场的建立是由经纪人和艺术家共同完成的，经纪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艺术家为社会，高明的经纪人会有办法把你推向市场。我们的艺术家要大气，真正让经纪人获得实惠，他们才会有积极性，当一支高素质的经纪人队伍形成之后，各类画廊，艺术商店才会兴起，艺术市场的许多配套工程也就会建立起来，如权威性的艺术品鉴定机构，艺术品当铺，艺术品的保险机构定会应运而生。到时，国家再制定一部关于艺术市场的法律，保护艺术家和买主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买卖方在艺术品交易中出现的一系列具体纠纷也就有法可依，陶瓷艺术正常运转对于提高陶瓷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尽快提高国民的文化艺术素质也就是一句话了。
三、现代陶瓷艺术品的价值
现代陶瓷艺术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商品价值；装饰价值；收藏价值。
在历史上,中国陶瓷与丝绸、茶叶一样,是重要的贸易品,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的中国文化,其实是有着十分可观的经济利益的。因此,陶瓷的商品价值是明确的。但是,现代陶瓷艺术的纯艺术化追求,似乎淡化了应是与生俱来的经济属性。具体表现为创作和市场的脱节。
脱节之一是艺术形式和社会欣赏口味的差异。当代陶艺家在不断追求新颖的艺术手法,因过于超前或偏离大多数人的欣赏水平,很少有人会买一件自己完全不懂以至不能达到赏心悦目的艺术品,这便打击了市场购买力。
脱节之二是市场价格和实际价值的偏离。现代陶瓷艺术作品动辄上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一件,平心而论,无论从艺术价值和制作成本来说,都是购买者心理上无法承受的。
脱节之三是作品数量和市场需求的脱节。市场需求的理论平衡是永远无法追到的,但可以调节到较为合理的程度。现代陶瓷艺术作品的总体趋势表现为比例失调的供大于求,呈现从艺术品位讲阳春白雪多下里巴人少,从作品价格看高档品多大众化少,从使用价值看纯欣赏性多兼欣赏与使用为一体的少。这些脱节的存在制约了陶艺生产的发展,是值得予以重视的。
和传统艺术陶瓷相比,现代陶瓷艺术更强化作品的欣赏功能,具有装饰价值。陶瓷的装饰价值有一个逐渐被人们认识的过程。中国古陶瓷有日用器和陈设器之分。陈设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装饰物,但尚存“实用”的外形。可以追溯到明晚期的瓷板画,是纯装饰意义的陶瓷品。瓷板正发展到清末民初,出现了浅绛彩和新粉彩两大品种,使人们认识到陶瓷品的装饰价值。现代陶瓷艺术的建造基础便是欣赏功能,无疑为其装饰价值确立了前程。
对于现代陶瓷艺术品的收藏价值，中国人历来持保守态度,产生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的崇古心理,总以为老祖宗的东西样样都好,新的哪怕再好也不足道。二是当代艺术尤其是陶瓷之类的工艺品大多粗糙简陋,确实无法和古代珍玩相比。因此,现代陶艺家和收藏家之间的通道是封闭的,只要打开这一通道,才能给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提供经济前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要做两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培养市场。和中国收藏家不同的是,国外艺术品收藏并不以时间久远为收藏前提。几个世纪以前的无名画家的油画仅值数百美元。当代大师的精心巨作价值几百万美元。艺术品价格的高低的决定因素是艺术价值。现代陶艺作品釉彩的理化性能远超古代,不管是釉上彩、釉下彩都能应用自如,呈色艳丽。先进的技术条件加上现代艺术手法,以更能符合现代人的跟美观。因宣传上的局限性,现代陶艺作品大多数人还知之甚少,不会欣赏,不懂价值,造成陶艺作品乏人问津的局面。
其次是精品意识。现代陶艺作品正处于剧变之中,艺术风格,表现手法都未定型、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在探索中自然会不成熟,现代陶艺作品中精品虽有但比例很小,大多数作品仍较粗糙甚至毫无美观可言。对于陶艺家来说,精心做好每件作品,不但是为了不欺骗消费者,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有精品就必定有市场。
现代陶瓷艺术品的市场和价值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市场才能体现艺术品的价值，有艺术品的价值才能繁荣市场，才能促进艺术品市场的发展。现代陶瓷艺术品要想得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市场中寻找和挖掘自身的价值,离开市场的经济支撑,为艺术而艺术是不现实的。可以预料的是,现代陶瓷艺术品的市场化进程或早或迟会发生,这也将是现代陶艺成熟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刘玮林，现代陶瓷艺术的价值内涵，中国陶瓷，1994
无论是山水还是人物，水墨或者重彩以及现代绘画，看过谢天成的画，你都会感觉他作品的力量到了画外，他所描写的物象之生命力、活力，均体现出气韵生动的绘画审美原则。
谢天成先生的笔墨功夫来源于扎扎实实的童子功，他天性酷爱临帖练字，“书画同源”，以书入画，悟性是先天的禀赋。青年时他在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学习西洋画，有扎实的西方古典绘画技巧，之后他跟随艺术大师刘海粟学习艺术十多年，感情甚笃，有着一段令人称羡的经历。在大师那里他不仅承袭了老师的艺术理论与技法，还取得了更多的进步和创新，他的泼墨山水大笔挥洒、泼写兼施、浑厚蓊郁而自成天趣，泼辣淋漓而别有韵致。正如刘海粟大师评论说：“吾弟泼墨山水气势不凡，其中有广阔的美学空间，逸气横流。”
在跟随刘海粟大师两次上黄山学画后，他便开始了走自己的国画道路。他的泼墨技法自然承接了老师的审美脉络，笔墨间不免洋溢出老师绘画那种独有的大气作风，与此同时，他潜心研究渴求思变，在平泼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竖立泼墨技法来表现山水和人物。他对竖立泼墨技法的研究，特别是具有难度的泼墨人物技法的探索整整花了20年的时间，可谓“艺痴者，技必良”。
十几年的旅美经历使他在中西绘画的结合上做得更自然，更富有个性，更具有激情。在中国画的创作中，他揉进西洋绘画的理念和技巧，借以丰富中国画的表现效果，从西洋绘画的整体观念出发，加强了中国绘画气韵境界的表现。竖立泼写水墨流动产生的流痕像油画笔触一样的刚健，同时也讲究物理空间和团块体量的厚重感。在他的艺术中，我们似乎忘记了中西绘画的界限与区别，他认为好的艺术品，其意境是博大的、高昂的，宏大的、深邃的，归根结底是广阔的包容。
绘画艺术过实只是生活的临摹，而过高过虚又落入居高临下的态势，他的艺术纯是直观自然而来，忠实地把对于自然界的感情描写出来，很深刻地把个性表现出来。
人的生命在社会存在中分为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谢天成的山水画很显然地区别于其他山水画，他接通了自然山水与人类心灵的气场。于是，自然的山水中有了人类性灵的生命流动，生命力就在这山水中悄然释放。如他1986年创作的漓江山水《雷雨倾山乡》，这是一幅竖立泼墨法的典型作品，是画家主观与自然客观完美结合的作品。漓江是我，我为漓江，这不是画家信笔的描绘，而是作者生命力的表露。大盘水墨在宣纸上泼泻倾盆而下，以主观的感性表现客观的理性，重点显现出自然的生命力。他突破了明清以来文人写意山水画以线皴为主的审美格局和对各种固定繁缛的程式的遵循，而是代之以斑驳陆离的抽象水墨表现技法，超越了山水之间的大美之感，意象纵横，墨渖淋漓，解衣盘礴，超形入神的性情本色。他的山水画并不具有固定不变的格式和形态，有时高古苍润，有时粗野放纵，有时简洁精微，有时壮怀激烈。在那些成功的作品中，无论是从整体把握的水墨结构，还是对局部水墨的处理，都让人体会到，他笔下的形已不再是对形的客观摹拟，而是对形的意象化处理，更多体现出的是他的精神性风采。
对于中国绘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韵，现代人尚美也，美可以跨越国界、跨越时代。谢天成先生一直谦虚诚朴，笃信造化无极的艺术真缔、敢于突破求新求变。大泼墨山水，可以追溯很多大师前辈，但是泼墨人物却少见。谢天成以过人的胆识在1987年就尝试以竖立泼墨法表现人物，其难度可想而知。《敦煌女史》这幅泼墨人物代表作以山一样的重量和气魄意写美人像，真有泱泱大国之气概。画家采用竖立泼墨法，水墨飞流，斑驳力痕情深而恢宏，远观显气度，微处得精妙。水墨画在表现空间感和立体感上进行大胆的探索，真正表现出丽人的生命活力。
几十年的绘画生涯，谢天成除了在水墨画的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涉入书法、油画、现代中国画的学习、研究与创作，创作了大量的作品。1994年创作的表现主义的作品有《远古的神秘》《东方韵》《花的世界》《天堂的呼唤》等现代中国画系列。他以中国的宣纸、中国的颜料、中国画气韵生动的意境，表现出西洋绘画的空间、造型、色彩和现代形式，创作出包含六种不同技巧方法的现代绘画，这批作品在西方和中国的爱好者当中引起了共鸣。在当代中国画坛能够熟练运用中国画传统技法画好中国画的画家可谓多而又多，能够掌握西洋画的绘画特点，把西洋画画得像模像样的也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在中国画的创作中揉进西洋画的某些绘画理念和技巧，借以丰富中国画的表现效果，从而使中国画走出中国人自我欣赏的窠臼，走向世界绘画艺术大舞台的画家则为数不多，谢天成先生为这一目标不懈努力，体现出他对艺术创作生命力永不休止的执着精神。刘海粟大师在评论中写道：“天成已然从前贤的圈子里跳了出来，立定精神，自张一军。我当即在画幅上题了‘日在孟晋中’数语，热诚希望他继续‘孟晋’。”(责编：魏佩)
作者简介：李志，文物收藏家、鉴赏家、修复专家，职业书画经纪人，岭南古陶瓷馆和李志文物修复工作室创建人。现为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鉴定专家，北大资源学院文物学院客座教授，北京东方大学传统文化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教育电视台《艺术中国-文化遗产》栏目专家组专家，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会员。曾参与编写《陶瓷词典》，发表考古论文、美术评论、文章数十篇。
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艺术更是如此，丹纳的《艺术哲学》一书，将艺术的演变道路与特定地域发生的特定艺术现象相连结，从哲学的高度分析艺术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他指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所以我们认为，艺术的发展与地域存在紧密联系。
比如中国的美术创作自古至今都有以地域划分派别的传统，人们（更多是一些文艺评论者）将拥有“独特的绘画艺术理念，形成‘独特美的符号’的绘画者”的集合体称为某一“画派”，而这种“画派”的提法多以地域作为标签。北宋初期，山水画分为北方派系和江南派系。北方派系善于表现雄伟峻厚、风骨峭拔的突儿巨壑；南方画派亦称“江南山水画派”，以“平淡天真、布景平远、秀雅温柔、南方情调”为创作基调。近年来中国艺术繁荣发展，艺术创作的风格化凸显，同一艺术门类下流派渐现。如上海画派、岭南画派、四川画派等一方面代表了美术创作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反映了美术创作吸收地域文化为自身鲜明特色的重要特点……
以地域为视角考察艺术不是什么全新课题，但以地域为视角、按照新的学科门类探知艺术教育的发展态势，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在这种格局下，我们将会看到艺术教育所呈现出的别样风貌，以及近年来中国艺术教育的两个新趋势——精英泛化和大众崛起。
一、艺术学理论：多点支撑，步履维艰
在众多专家的呼吁下，“艺术学”理论冲破各种质疑，一跃成为“艺术学”学科门类下排名第一的一级学科。这种安排是合理的，毋庸置疑的。因为这符合一般人文学科的内在逻辑，正如文学学科有文艺理论一样，艺术学科应当有一门从总体上规制艺术创作思想的子学科。
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地域布局的总体特点是：
1.学科点少而集中。从地域角度进行观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发展的问题所在。全国仅有屈指可数的少数高校开设属于这一学科的专业。截止到2011年，全国拥有艺术学理论博士点的单位有10多家，它们分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拥有艺术学理论硕士点的单位有50多家，主要是：山东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内蒙古大学等。本学科国家级重点学科有一个，就是东南大学艺术学理论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服装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院校的艺术学理论学科都是直辖市或省级重点学科。
这中间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除了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这4所学校的艺术学理论是在“升门类”前后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其余的高校都属于搭顺风车开设该专业，即从原有的专业教育衍生而来，或者是从文学理论衍生而来。即使把所有的学校都算上，其地域布局基本上集中在北京、上海一带。
2.缺乏地域间互相协调共同发展的有效机制。现有的艺术教育单位基本上可分为两类，即“艺术学理论（主要指艺术共性）”和“艺术理论（艺术分门类个性）”。所谓艺术学理论是指凌驾于具体艺术门类上的通用性的艺术理论，如艺术哲学、艺术美学、艺术语言学、艺术传播学、艺术人类学等。所谓艺术理论是指某一具体艺术门类自身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如电视艺术哲学、电影美学、电影语言学、音乐语言学等。“艺术学理论”旨在打通各门艺术之间的壁垒，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构建涵盖各门艺术的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体系。不同于门类艺术学，“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着眼于也不局限于单一的艺术门类的研究，而是侧重从更加宏观，更加着重于思想、文化层面对各艺术门类进行把握和梳理。
很明显，相当多的一部分高校是忽视这种旨在打通各门艺术之间壁垒、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构建涵盖各门艺术的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体系——艺术学理论的，之所以从表面上看艺术学一级学科有几十家，但大多数学科点是脱胎于艺术理论而非艺术学理论。更严重的现实情况是，专业艺术院校大多不开办艺术学理论学科点，综合性大学艺术学院乐于开设艺术学理论学科点，两者往往互相轻视，即使是在同一地域，互相也不往来，进而造成同一地域间的艺术学理论和艺术理论不能协调发展。艺术学理论原本应该在与艺术创作实践的携手共进中，引领和创造艺术实践，并最终形成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艺术创作也同样需要艺术学理论的倡导和引领。一旦落后于艺术社会实践，都会严重制约艺术自身以至文化建设、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不过，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了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关键性。艺术学理论升级为一级学科，可以切实加强对文化艺术发展表象、趋势以及内在规律的艺术科学理论研究。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注重加强自身有关研究目的、内容、范畴、方法等方面的内涵建设。
3.对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尚处于起步阶段。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应当充分结合所在地域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开展宏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微观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应当具有国际化眼光，及时借鉴国外最新理论成果，将这些成果转化为提升艺术创作水平的动力。通过研究一些特定艺术现象世代传承的原因和过程，上升为艺术理论的升华。比如，在河南南阳的一些县城，在逢年过节时，流行一种特殊的“节日乐器演奏”，乐队由五种特殊乐器组成：一个大鼓手，按照复杂的乐谱敲击一面直径2米、厚1米的空腔大鼓；一个小鼓手，单手敲击一面碗口样的小鼓；一位锣手，单手敲击铜锣；五位锸手，双手拍击两个铜锸；三位铙手，双手各拎起一面近20斤重的铜质乐器。五种乐器分工协作，演奏出令众人振奋的有节奏的打击乐。这种流传上千年的打击乐，与当地的民俗文化、地域文化、礼教文化具有紧密联系。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种音乐问题，更多是一种文化问题。但这种文化自觉却是我们很多专业研究者所不具备的。
二、音乐与舞蹈学：根状结构，遍地开花
音乐与舞蹈学学科呈现出明显的根状结构，即全国几乎所有的开设该学科专业的师资都可上溯到少数几家高校。根状结构的第一层级是拥有强大实力的单科型艺术院校，主要包括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之后向下发散，形成第二层级，包括沈阳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再向下发散第三层级，则是一些全科型艺术院校开设的音乐、舞蹈专业，如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广西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而第四层级是师范类院校，主要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第五层级是一些理工科类院校，主要包括华南理工大学、山东理工大学、湖南理工学院等。
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地域布局的总体特点是：
1.“寻根现象”较为明显。所谓“寻根现象”，是指某一种文化样态在经过不同路径的变化之后，最本质的东西总是指向它最初产生时的地域。音乐与舞蹈学师资大多可“寻根”至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舞蹈学的师资大多亦可“寻根”至北京舞蹈学院。当然，“寻根”并不意味着因循守旧，而是一种文化血脉传承。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源是音乐和舞蹈艺术教育向来坚守着一种“精英意识”，即使在其他所有专业都在大规模扩招之际，音乐与舞蹈专业的招生规模比较稳定。特别是几所顶尖的音乐舞蹈院校，毕业生炙手可热。
2.民族艺术的地域特征比较明显。民族艺术的地域特征与音乐教育的融合，产生了丰富多彩的音乐与舞蹈教育模式。以舞蹈为例，资华筠在其主编的《舞蹈生态学导论》中，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划分为六大文化区——它们分别是：秧歌舞蹈文化区——北方汉族，以北方旱作文化为代表，属于黄河流域文化中心的农耕文化。花鼓舞蹈文化区——南方汉族，以南方稻作文化为代表，属于长江流域文化中心的农耕文化；藏族舞蹈文化区——青藏高原地区以藏族为主体，典型的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以农、牧业文化为代表，属于游牧和农耕混合型文化；蒙古族舞蹈文化区——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温带草原游牧文化为代表，属于北方游牧和定居轮牧型文化；西域乐舞舞蹈文化区——西北地区以维吾尔族为主体，以典型的绿洲文化和游牧文化为代表，属于灌溉农业和游牧混合型文化；铜鼓舞蹈文化区——西南地区多民族，以农耕文化为代表；朝鲜族舞蹈文化圈——吉林省延边自治州朝鲜族，以海洋文化为代表（此文化圈分布于秧歌舞蹈文化区中的亚文化圈）。
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上海音乐学院，该院教务处长周湘林介绍说，学院对挖掘本地地域文化特色非常重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民族器乐领域中一件较为重要事件和新型艺术品种——丝弦五重奏，是胡登跳教授确立的一种民族器乐重奏形式，亦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师生长期艺术实践的成果。其以中国传统弦索乐和丝竹乐为传统承载源，除在乐器组合表层上与弦索乐有某种共性外，又从弦索乐、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等合奏乐的乐器性能表现、组合织体中汲取养分，借鉴并延展而来，可谓深深地烙上了胡先生对于中国民族器乐音乐的独特创作观念和审美情趣。再如，该校作曲系曾组织师生就上海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青浦田歌（上海地区完整优美的原生态民歌，被列为上海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重点项目）进行实地采风，对其传承发展作深入课题研究。一方面，感受青浦田歌的独特魅力，激发创作灵感，增加创作元素；另一方面，促进了解上海民族民间音乐，提升音乐涵养的同时，师生也为其传承提出宝贵建议。此外“立足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在2010上海世博会、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等活动中，上音对于推进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彰显海派文化特有魅力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山东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李晓峰在谈到将音乐教育与地域民族文化特征有机结合的话题时，介绍了该学院的特殊做法：“服务社会既是高校的主要社会责任之一，也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心和良好的从业观的重要途径。我们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做法主要是，通过与文化部门及新闻媒体的合作，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比如我们通过与《齐鲁晚报》的合作，以本院音乐专业师生为主体，组建‘齐鲁晚报爱乐乐团’，以音乐季的方式在山东各地巡回演出，既锻炼了本专业师生的基本功，也有力地推动了山东省的公共文化建设。”
3.全球化引发的同质化与地域化带来的异质化相互冲突。这种“根”状结构，本应带来“异质化”和“同质化”两种发展趋势，但具体到这一学科，“同质化”明显强于“异质化”，这便带来了学科发展的大量雷同，上升到整体的学科文化层面，则是循规蹈矩，特色缺乏。全球化发展的浪潮对于传统的守护和发展是毁灭性的，因为传统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差别。全球化影响下相同的生存空间、生活方式，使得艺术家感知世界的方式和生存思考越来越趋于相同。在全球化的发展中舞蹈的发展也受到这样的影响，尽管它带来了某种新鲜的观念和思路，但它是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而出现，由于遵循共同的标准，使得舞蹈越来越没有地域差异。但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他的民族本性而存在，他所受的教育、他所生活的环境、他所说的语言甚至他的思维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反映着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全球化使艺术趋同化，地域化又使艺术个性化，这便造成了矛盾。
位于山西太原的中北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该校音乐学院教授杨立岗介绍说，“我们制定了‘宽基础、重实践、以人为本、快出人才’的办学思想。以‘高起点、同类院系创一流’为奋斗目标，探索教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科研（通过教学实践的科学总结和对山西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改编促进科研，并反作用于教学）、创作（以山西民间音乐为源泉）、表演（以山西民间音乐为特色，加强学生至知于行的实践环节）四位一体的办学模式。所以除了教育部规定的课程外，我们在专业选修课中开设了山西民歌研究、音乐论文写作、音乐评论、专业英语、音乐教学法、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依教学法等课程。”
三、戏剧与影视学：星罗棋布，“盗梦”空间
2011 年全国具有艺术类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院校数约900 所，其中戏剧与影视学相关专业的招生院校达400所左右。即一半左右的具有艺术类招生资格的高校都设有戏剧影视学相关专业，可谓星罗棋布。每年有近20万戏剧影视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涌向人才市场，怀揣着梦想，进入这个“盗梦”空间。
之所以称之为“盗梦”空间，是因为庞大的、遍布全国的毕业生群落与过于集中的就业市场之间产生错位，让很多年轻人的梦想折戟沉沙。全国2000多所普通高等院校中的20%开设有戏剧影视学相关专业，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拥有开设戏剧影视学相关专业的高校。这其中存在大量不均衡现象。首先是地域分布不均衡，电影电视分布均匀，戏剧戏曲稀疏；其次是就业不均衡，电影电视作为综合艺术，就业面相对较宽，专业开设门槛相对较低，就业情况稍好，但戏剧戏曲作为一种对文化环境要求较高的艺术样态，专业开设门槛较高，就业范围较窄。再次，作为艺术的影视更是一种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强势媒体，繁荣发展的现状和分工细化的模式（比如一个电影剧组有3000多人，100多个工种）造成该学科的生源长期处于“过饱和状态”。戏剧戏曲则有被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束之高阁的危险。
戏剧影视学一级学科地域分布的总体特点是：
1.地方政府对文化产业扶持力度决定戏剧影视学是否具备良好的经济环境。戏剧影视学专业建设与该地域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态度和扶持力度对戏剧影视学专业影响很大。综观当前戏剧影视学发展较好的区域，如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西、河南都在文化产业上投入巨大，但回报也是明显的。比如浙江，一个横店影视基地每年吸纳的戏剧影视人才就相当于该省连续5年戏剧影视人才培养数量之和，而北京的怀柔影视城、中影集团、华谊兄弟等文化产业集团，每年吸引了来自全国大量的戏剧影视人才加入北漂大军。
2.对传统文化传承程度决定戏剧影视学发展质量。以河南为例，众所周知，河南是一个文化厚重的地域，民族文化传承的基础较好，豫剧、曲剧等地方戏在全国拥有亿万观众，长盛不衰的《梨园春》《武林风》栏目，实景演出《风中少林》为戏剧影视学教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外部环境。这一点，河南艺术职业学院影视系主任王松林感触很深，该校在课程建设上就采用了在广播电视编导素质教育模块中开设《数学文化》选修课程，主要目的是想扩展学生的思维。而在音乐表演专业的专业拓展模块中开设《河南曲艺演唱》《河南戏曲演唱》等课程，主要目的是加强学生对河南地方戏曲音乐的了解，传承河南文化。在绘画专业中专业教学模块中开设《专业写作与评论》旨在增强学生的专业理论素养。
王松林还说，“我校非常注重地域文化特色的渗透。具体做法，一是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整个专业教学方案实施过程中，聘请一些具有河南地方文化特点的文化传承人参与整个过程，在教学中向学生传达河南文化的独特之处；二是开设一些具有河南文化特色的专业选修课程，如《河南曲艺演唱》《河南戏曲演唱》《河南民间艺术》等，增强学生对河南地域文化的了解。三是举办各种河南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专题讲座。
大学的职能之一是服务社会，我校在这方面也做了一定的尝试。我们的戏曲专业与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栏目合作，为广大戏迷进行专场的戏曲演出活动。舞蹈专业把学生专业实习与社会服务结合，到九寨沟参加实景演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与河南电视台合作共建电视栏目，为广大电视观众送上了新颖的电视节目。在开展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学生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专业技能。我们觉得在这方面的工作还要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的过程必须与开展社会服务相结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检验人才，才是真正达到培养目标要求的合格人才。”
3.高校所处行业为戏剧影视学发展带来特殊机遇。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院长黄建国将这种特殊机遇形容为“强行业特色”，“我院艺术专业毕业生的主要流向为三类：一是影视媒体及相关公司。二是交通运输、国土资源、民用建筑类大型企业，从事文案工作。所谓‘强行业特色’，就是指上述长安大学的三大学科群及其对应的三大行业而言的。文科学生，包括艺术类学生，将行业企业选择也作为主要就业目标之一。三是其他各类企事业单位。就业指导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集体指导和个人指导。集体指导包括就业宣讲会、求职简历撰写辅导、招聘会专业负责人推荐。个人指导包括为每个学生配备实习指导教师、教师向实习单位推荐学生。与学校其他专业相比，艺术类专业毕业生的一次性就业率仍然偏低。”
四、美术学：均匀分布，异军突起
可以说，美术学科是最早引入地域概念的。2008年11月，广西艺术学院就曾经主办过一场以“当代地域美术”为主题的研讨会，详细探讨了当代中国美术学发展的地域分布问题。参与讨论的专家认为，尽管在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下，美术学的地域特征正在消解，但强调地域美术有着积极意义，首先，地域美术不一定与流派联系起来，区域是存在的，可能一个区域里有一种共同的现象存在，但它不一定就是一个流派；第二，地域艺术不能与行政区划联系起来，艺术文化的边界不像行政区划那样明晰；第三，文化艺术是靠它的差异性而存在的，全球化不等于国际化。地域美术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抵抗文化霸权以及行政霸权。
美术学一级学科地域布局的总体特点是：
1.学科点分布均匀，发展均衡。中国的美术教育源远流长，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术思想同样遍布疆域，尽管近代高等美术教育大多都引入了西方美术教育思想，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民族文化成色。反映在美术教育的地域分布上，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美术创作流派均匀分布，与美术教育结合紧密，学术发展齐头并进，在短时期内一些流派异军突起。
2.地域民族文化充分融入美术教育。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院长黄建国说，“陕西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点。在公共艺术教育中，适当地将陕西地域文化的内容纳入课堂教学，比如在《美术鉴赏》中增加对长安画派、黄土派的介绍，在《音乐鉴赏》中，将西安古乐、陕北民歌等极富地方色彩的音乐推荐给学生。学生艺术类社团如戏曲协会组织学生学习并表演秦腔、眉户剧、碗碗腔等地方戏曲。西安是全国影视重镇之一，在影视专业教育中，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影视精品解读》中增加‘西部电影’单元和影视中西部元素的内容；邀请作家、编剧、学者为学生举办‘西部电影’‘西部文学’专题讲座。”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张鹏介绍说，该院非常注重地域文化特色的渗透，以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为切入点，本科为选修课，研究生为必修课。结合学院文化特点建立“教授讲堂”，让每位正教授开设一门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院本课程。积极参加中国教育学会“地方文化资源的课程开发与利用”的课题申报与实践并已成功结题。引进民间木雕艺人、剪纸艺人、皮影艺人进校传授民间技艺，根据地方文化特色编写人民出版社中小学美术教材，并投入使用。
重庆文理学院美术学院院长张咏清认为，艺术讲究个性，而民族性、地域性是艺术的最大个性。张咏清是渝西画派的创始人，而渝西画派正是地域民族文化与美术教育互相渗透的典型成果。“渝西是一片具有沧桑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传统文化沃土，到处是苍山翠竹，人杰地灵。这里有令世人瞩目的大足石刻群，有使游人留连忘返的茶山竹海以及保存完好的古镇建筑等，不仅昭示着过去曾有过的辉煌，更给这片日显现代的土地和城镇提升着不可替代的审美文化和影响力。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化艺术资源，成为我们艺术教学、写生和创作的天然基地。我们将课堂搬到野外，带领学生走进大足石刻，走进文化古镇，走进村寨梯田，使学生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滋养。同时，我们通过考察、分析、研究、借鉴、吸收，为我所用。使民间艺术与学院艺术相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室内与野外一体，技艺技能学习与独立思考相辅，统一的共性要求与差异性的个性表现互补，课堂作业创作化、作品化。尤其是我们进行了石刻艺术的绘画转换和版画再现石刻艺术的创新研究，古镇文化的深刻内涵与现代构成设计相结合等。通过这一系列转换、吸收、融合，使每一个步骤都充满着新鲜好奇，并富有成就感，深深地吸引着学生，感染着作者，使整体艺术教学表现出可喜的新面貌，像‘大足石刻’组画、‘古镇文化’系列、‘荷塘梯田’表现等，均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效果。”
3.全国范围内公立私立美术馆建设不减，美术文化普及效果喜人。在国家文化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全国所有大中型城市都拥有了功能完善的美术馆。美术界艺术创作与展览呈现出多元而丰富的样态。除了艺术展览重镇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杭州、西安等城市，各地均结合自身特色定期举办美术创作交流展示活动。各类型各层次的艺术机构以及大专院校展览馆展览活动异常丰富，展览形式多样，涵盖了个展、联展、主题展、邀请展、回顾展、复制品展、文物及藏品展、文献展、纪念展、捐赠展、跨界展等各种形式，内容丰富，内涵广阔。
五、设计学：“塔”状布局，“道”“器”两成
2012年2月28日，美国洛杉矶——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正式宣布，49岁的中国建筑师王澍荣获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这一代表全球建筑领域最高荣誉首次授予一名中国设计师。普利兹克表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评委会决定将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这标志着中国在建筑理想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此外，未来几十年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成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将非常重要。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如同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一样，要能与当地的需求和文化相融合。中国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方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要与中国悠久而独特的传统保持和谐，另一方面也要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相一致。”
普利兹克的话微妙地道出了中国设计艺术学正在经历着一段黄金发展期。这与舆论界长期将中国设计定位为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恰恰相反。在我们正常的思维套路中，设计往往与创新密不可分，但近年来中国文化的“创新不足”一度成为舆论批判一切文化教育体制的逻辑起点，“没有创新怎么会有设计？”钱学森之问至今仍然回荡在耳边。在这种先天不足的舆论环境中，设计学冲破藩篱，以实实在在的教育成果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塔”状布局，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设计学地域布局的总体特点是：
1.不断加大的就业压力迫使高校不断调整办学思路，寻求与地域文化相融合进而主动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艺术设计教育的共识。设计艺术教育与其他门类艺术教育的显著区别是：与市场的联系比较紧密，产品是设计的目的和归宿，尽管有些艺术设计生产精神产品而非物质产品，但设计必须充分融合地域文化的确是这门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当属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该校美术学院教师王晓玲介绍说，“新疆师范大学教师非常注重新疆地域文化特色的渗透。新疆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以龟兹佛教美术为代表的传统美术遗产，在艺术史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新疆拥有得天独厚的民族民间美术资源，是传承、研究和弘扬传统民族艺术的理想地区。通过这一优势突出办学特色、提高教学质量、形成区位优势，扭转本学科由于地处边远造成的不利处境。我们在课堂教学的内容、教具、教材方面，在创作经验总结、艺术理论探讨、民族美术研究方面，在教育实习、专业实践、艺术考察方面，在理论研究、艺术创作方面，均全面融入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民族民间美术资源，紧紧围绕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积淀和少数民族美术创作题材的优势条件展开。例如，艺术设计专业《民族工艺品设计》《装饰设计》《图形设计》等课程依托新疆本土民族民间建筑、工艺品、服装、陶器、铜器、木器等艺术土壤，采集文化元素，运用于现代艺术设计领域当中，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资源，建立具有区域性特色的艺术设计教学体系。教材是课程建设中的基本工具，我们编写有特色、高水平的地方教材，《美术专业汉语》《高等美术学院基础教学教法——刘建新素描教学教法》《中国高等美术院校教学研究丛书——素描的理念与教学》《中国画》《油画》《新疆民族民间工艺欣赏》等十余本。”
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总支书记、教授张勇介绍说，“我们的做法是首先在专业教学中采风、调研；二是民间艺人进课堂，开展示范教学——聘请了一大批各级传承人、民间艺术作为‘特聘专家’‘特聘教授’，使‘进课堂’常态化；三是以‘校地合作’为载体，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全面实践并检阅‘尊重传统，懂得民间，面向社会’办学成效。”
当然，如一些学校对设计专业人才的就业状况表示担忧，唐山师范学院教授徐亮认为，“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社会对艺术类专业人才的需求方向在逐渐转变，室内设计人才也因房地产业的发展而需求不减；平面设计师岗位却日趋饱和；传统的美术学专业更是面临着就业萎缩的局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就业供需矛盾日渐突出，我校美术类毕业生中错位就业、频繁跳槽、有业不就的现象时有发生。美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较低，就业流向多为社会教育资源末端的县、镇学校或民办学校、培训班或作为储备干部，这部分毕业生占本专业毕业生总数的一半以上，进入教育招考的公办学校的毕业生仅为少数，还有部分毕业生因为学过一些设计软件所以应聘到文化传播公司、装饰公司、摄影公司、婚纱影楼工作，与美术其他学科的学生竞争就业岗位。动漫、动画设计专业由于二、三线城市动漫环境、市场的不完善，绝大多数毕业生流向竞争激烈的京津地区，成为北漂一族；环境艺术、室内设计专业也因房地产业的发展而需求不减，但存在兼职多，跳槽多，工作流动性大，自己当老板的少的情况（这与我校此类专业起步晚，创业成本过高有关）；平面设计师岗位却因专业的大众化日趋饱和，就业前景堪忧。美术系毕业生虽然部分能找到工作，但是工作极不稳定，尤其是在装修公司、画室、培训班等就业的毕业生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相当比例的毕业生把这些单位作为就业前的缓冲地带，为自己积攒工作经验和创业资金，准备将来跳到更大的艺术设计公司，或来年再参加教育局的招考。”
甘肃政法学院艺术学院院长白天佑曾经向记者介绍他们的一些独特做法，可以作为设计艺术与地域文化相融合的典范。“因我校是政法类院校，在以法学、公安学科为主体的前提下，如何突出我院艺术设计专业的特色，是我们一直思考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在艺术设计专业下设了应用绘画这个专业方向，有刑侦绘画这个课程，就是考虑尽可能和公安、法学相结合，走一条有专业特色的路子。”
白天佑还介绍说，“地域特色文化是在当地特定的历史、宗教和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它以独特的、稳定的形式存在，是当地人们耳濡目染的最熟悉的事物，也是当地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精神支柱。同时地域特色的文化作为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它的重要性无可毋庸置疑的。失去了这种地域特色文化资源，就等于失去了这个地区最具鲜明个性特点的文化精髓。教学中，我们十分注重地域文化特色的渗透。具体的做法是在教学当中贯穿能代表甘肃文化的彩陶文化、庆阳剪纸等视觉元素，充分发挥教学的主观能动性，挖掘西北地区的人文内涵。”
2.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使设计艺术教育与高校所处经济区的主要产品紧密结合。湖南理工学院尽管以理工科为主，但该院的设计专业却办得有声有色，据该院美术学院院长洪琪说，“岳阳地处洞庭湖畔，也是岳州窑文化发源地，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我们在教学中注意把这些资源等引入课堂，例如：在立体构成、编织、包装设计等课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将洞庭湖的芦苇作为设计材料引入设计之中；在陶艺课中，教师带学生参观岳州窑博物馆，把临摹岳州瓷和开发岳州瓷作为教学内容来展开。许多课程是其他学校相同专业没有开设的，例如：地方美术教育资源（理论、必修）、文化遗产与保护（理论、选修）、纸艺（技法、必修）、编织工艺（技法、必修）、木浮雕工艺（技法、必修）等。”
3.各个地域不同层次的高校分别沿着“道”和“器”的两种层次开展设计艺术教育，成效显著。设计理论界一直以来都有着关于道、器之间辩证关系的关注与争议。《易传·系辞上》记载“形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从艺术是物态化的精神产品这一本质属性来看，艺术具有道器合一的典型特征。一切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对世界本体的“行而上”的思考，对思想观念和内心情感的表达，以及贯穿于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种种思维规律和抽象法则，皆属于道；而一切艺术作品的具象形态及其物质媒介，以及对这些物质媒介的技术性操作，皆属于器。因此，艺术是一个亦道亦器，融道器为一体的有机整合”。近些年，中国设计教育沿着“道”“器”两种层次开展艺术教育，成绩斐然。
如张鹏介绍说，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将艺术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定位为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美术文化人才。首先在国际化合作上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在学院内开设国际实验班、引进外教数名、与国外知名院校实现学分互认、积极开展国际合作项目、互派留学生进行短期与长期的学术交流等，课程体系与国际著名院校接轨，在美术文化人才的培养理念下，根据师范院校的特质强调“文化”的培养。建立人文教育部，开设系列人文教学课程，“美术文化”成为学院教学发展创新的一张名片。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创建设计专业专利设计工作室，以服务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宗旨，引领全校各专业展开设计专利发明活动，现已拥有国家认定的学生专利近百项，有部分专利成果已转化为产品，极大地促进了学院的设计教学。在学院所在地开设两大实验基地，即市属123艺术园区工作室、省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工作室。学院开设的“艺术品鉴赏与拍卖”专业在社会实践服务中也为区域文化建设储备人才做出了贡献。
通过对中国艺术教育地域格局进行观察，我们发现，“精英的泛化”和“大众的崛起”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让我们以浙江艺术学院副院长项仲平的谈话作为本篇文章的结束：
“在我看来，艺术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是一个不容争辩的趋势和方向，客观的事实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这种趋势和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也应该传承和运用精英化教育的理念、精英化教学的模式和精英化教学的手段。
中国的艺术教育正在向大众化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目前，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艺术教育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的结构当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一个侧面和缩影，与文科、工科的人才培养构成‘三足鼎立’之势。这种‘三足鼎立’，既体现在招生和人才培养的数量上，更体现在对社会、对时代的作用和价值上。所以说，艺术教育的大众化发展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存在。既然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必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和社会需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