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4 21:37: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戏曲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国传统的戏曲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具有诸多的优势和特点，这些优势及特点方便了戏曲文化和群众文化活动的融合工作。这些优势和特点包括了以下几点。
（一）基础群众性特点。
我国的戏曲文化始于民间，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基础的群众性特点一直伴随着戏曲文化的发展。在新的文化环境中，虽然戏曲文化在文化工作中经常被群众所误解，但是在部分的群众中其基础群众文化的特点依然存在。
（二）独特的地方性特点。
在我国的群众文化工作中，其地方性特点极其显著。在各地方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具有地方特点的文艺活动具有很好地市场。在这一点上，我国的戏曲文化具有极大的契合性优势。我国的各个省份地区都存在地方性的戏曲，这些戏曲在出现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地方文化特点已经密不可分。所以这种戏曲文化的地方特点在群众文化活动具有很好的发展优势，很容易和群众文化活动进行融合。
（三）非遗保护工作的推动。
在我国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中，非遗保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利用这一工作积极的推动戏曲文化与群众文化的融合工作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工作。在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中，将非遗保护与群众文化活动结合的工作经常被采用，而我国的各地方戏曲文化都处在各地区的非遗保护名单中。利用这一优势，将戏曲文化和群众文化活动进行融合，可以收到非遗保护工作的积极推动。
二、做好戏曲文化与群众文化融合工作所采用的方法
在将戏曲文化和群众文化进行融合的过程中，基层群众文化部门在实际的工作中积极开展了研究和实践工作，利用一些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很好地开展了这一工作。
（一）利用政策手段引导和支持融合工作
在戏曲文化和群众文化融合工作中，政策性的指导作用是很重要的。利用政府的政策性指导和支持，可以使戏曲文化在文化工作中更好的发展。这种引导和支持工作主要包括了以下的几项内容。一是资金投入政策。在进行戏曲文化和群众文化融合工作时，需要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这时单独依靠基层文化组织自身的资金投入是难以满足工作需要的。在这时就需要政府在的相应的政策方面进行投入。这种投入不仅仅是指财政补贴方面的资金，还包括了利用政策吸引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到戏曲和群众文化活动中来等一系列的工作方法，使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文化工作中，解决文化活动的资金问题。二是做好文化开发抢救工作。在戏曲文化中，大部分的戏曲文化出现了市场困难的情况，还有一部分的戏曲文化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断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戏曲文化和群众文化的融合工作就会出现困难。三是做好宣传导向工作。在戏曲文化和群众文化融合的工作中，政府经加强积极的宣传导向作用，利用良好媒体宣传渠道，对戏曲文化和群众文化进行大力的宣传工作。
（二）做好传统戏曲文化的创新工作
传统的戏曲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及其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文化的瑰宝。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一些传统的文化内容已经不适合现代人的文化需求和欣赏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戏曲文化中的一些内容正是最好的表现。这也是戏曲文化在现代社会出现萎缩状态的原因之一。但是现代的群众文化工作中，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是对于传统的戏曲文化不了解的中青年人群。所以要做好戏曲文化和群众文化的融合工作，就必须做好传统戏曲文化的创新工作。这些创新工作包括了以下的几点。一是传统剧目的改良工作。在戏曲传统剧目的改良工作中注意在传统中求创新的原则，利用合理的方法对于传统戏剧中的不合理进行改革，但是不能全盘否定传统戏剧，要有原则性的进行改良创新工作。二是新剧目的编写工作。这种新剧目的编写工作应注意在编写过程中合理的加入社会中真实的事件和任务进行描写。
三、结束语
关键词：戏剧艺术；张庚；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戏剧学；发展；贡献
中图分类号：J803 文献标识码：A
张庚(1911―2003)，湖南长沙人。1927年开始参加戏剧活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运动，主要从事戏剧理论批评工作，于1936年出版了《戏剧概论》。1938年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1942年出版了在“鲁艺”讲课用的教材《戏剧艺术引论》(1981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再版)，并发表了《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抗战胜利后，到东北任鲁迅文艺学院副院长。1949年后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并任《戏剧报》主编。“”后任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等职。出版的理论著作有：《新歌剧论文集》(1951)、《扩大上演剧目的几个问题》(1956年，通俗文艺出版社)、《的人民性》(同上)、《论新歌剧》(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同上)、《戏曲艺术论》(1980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张庚戏剧论文集(1949―1958)》(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庚戏剧论文集(1959―1965)》(1984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此外，他还主持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戏曲艺术概论》等书的编写工作。
作为一个资深的戏剧理论家，张庚坚持真理，敢讲真话，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致力于反对戏曲领导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戏曲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他先后写了《正确地理解传统戏曲剧目的思想意义》、《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改革”戏曲》0等文章，不赞成唯成分论，认为“衡量一个剧目中有无人民性，决不能单单抓住其中的肯定或否定人物的阶级成分来予以强调”，反对“把阶级斗争的复杂图景简单化为一边是坏人――统治阶级。一边是好人――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者。”在普遍认为传统戏是传播封建思想的渠道的年代里，要做到这点非常不容易。在忠孝、节义的评价问题上，也表现了张庚的卓识。他认为：“忠、孝、节、义这类的思想，固然有封建性的一面，但也不是没有人民性的一面”。并举《杨家将》等戏曲为例说，《杨家将》、《精忠记》的人民性，“正是表现在那与‘奸’尖锐对比起来的‘忠’”。“《三上轿》所以感人，也还是那有人民性的‘节’”。对鬼戏，他也不全盘否定。他认为以鬼魂形象宣扬恐怖、迷信，为封建统治服务，就是坏鬼戏；鬼魂形象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就是好鬼戏。在庸俗社会学流行的年代，讲出这一真话要付出巨大的代价。20世纪60年代初的《戏剧报》为此发表了10多篇文章，整整批了他一年，同时挨批判的还有赵寻、岳野。不管别人如何厉声质问，他就是不轻易妥协，还写了为自己辩护的文章。他回到《戏剧报》后，仍坚持原来的观点。
张庚常常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处思考。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既反对全盘继承及不赞成戏曲改革的错误主张，也极力反对抛弃传统、用话剧的方法改造戏曲的做法。“”后不久，戏剧界刮起了一股彻底否定传统、否定艺术规律、否定戏曲的冷风后，张庚没有像某些人那样模糊了自己的方向，而是一反戏曲衰亡论、戏曲夕阳论，提出戏曲尚处于自己发展的史前期的鲜明论断。这自然不是故作惊人语，而是他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认为：当前的世界文化，既不可能是西方文化单独发展，也不可能是东方文化一花独放，而必然是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在这个大背景下，各民族文化会进一步发掘自己的价值，做出超越本体的跃进。这个预测是有科学根据的。的确，对现代戏曲艺术来说，它在影视的冲击下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在新旧交替的蜕变中获得新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庚称它尚处于自己发展的史前时期，并不言过其实。
张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写的论戏曲改革的论文，虽然有许多地方对庸俗社会学作了认真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摒弃了事，而是带有鲜明的建设性。他在《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改革”戏曲》一文中，写了段小注：“戏曲改革”是在解放初期提出来的。那时提出“改戏、改人、改制”，完全必要，但“戏改”七年后，“三改”基本任务已完成，“戏改”就没有了具体内容。如果把“戏改”这个名词搬用到戏曲艺术的发展提高上来，必然导致什么都“改”，而艺术的发展是不能用“戏改”的方法去做的。“因此，我提议取消‘戏改’或‘戏曲改革’这个名词而代之以戏曲工作、戏曲创作、戏曲整理、戏曲艺术等名词。”他这段小注，提出了应注重学术建设，不要动辄提出“大破大立”的大问题。这对缓和紧张的文化气氛，形成正常的戏曲理论批评的文化环境是非常有益的。正是从注重建设出发，张庚在1962年、1963年，接二连三地论述了关于“剧诗”――戏曲应称为“戏剧体诗”或“诗化戏剧”的主张。
张庚学贯中西，有深厚的外国文艺理论功力。“剧诗”说便是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参照系提出的。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并无“剧诗”的概念，而据西方的传统看法，“剧作也是一种诗，和抒情诗、叙事诗一样，在诗的范围内也是一种诗体”。这和我国古代美学家，把戏曲看作诗(非案头阅读的狭义的诗)的观点是一致的。张庚的“剧诗”说，自然不是简单地袭用前人的传统观念，而是在深入研究中国文学和戏曲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外传统美学思想，体现了整体性的观点，与过去某些戏曲研究家机械地罗列艺术现象的做法明显不同。它抓住了戏曲有别于其他戏剧艺术最本质的特点，是立足于我国戏剧实践提出的一种崭新的美学见解。从他对“剧诗”的内涵、“剧诗”的传统、“剧诗”的言志、“剧诗”的构成、“剧诗”的意境等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把“剧诗”与抒情诗、叙事诗并列，不仅是把戏曲提高到诗的境界看，而且是为了改变戏曲与文学日益分离的局面。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去掉戏曲的综合性，而是要求戏曲既要有文学性，又要有戏剧性，有行动，有严整的结构，即用诗的形式写有戏剧性的、行动中的人物性格。
张庚对“剧诗”的理解，有一个发展过程。他在1943年写的《鲁艺工作团对于秧歌剧的一些经验》和1948年写的《秧歌剧与新歌剧》中讲的“剧诗”，主要局限于秧歌剧、新歌剧和话剧，研究的范围多半指剧本语言形象精炼、感情浓烈、节奏鲜明的诗化，后来才逐渐扩展到戏曲艺术，尤其是戏曲艺术整体诗化上。在《戏曲艺术论》中，他用了一整章的篇幅的来论述“剧诗”问题。他认为，戏曲与诗歌关系源远流长，口头的诗歌发展走了一条民歌――说唱――戏曲的道路。戏曲不论从编剧、表演的角度看，还是从整个舞台艺术上看，它都是舞台演出的诗，属诗的艺术范畴。戏曲的审美特性可以举出千条万条，归纳成一条就是诗性，这便是张庚“剧诗”说的核心所在。由于张庚比较科学地把握了戏曲艺术的本质和特殊规律，因而它不仅对戏曲艺术的革新实践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完全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有特色的美学学派。
张庚在戏曲研究方面著述甚丰。他的专集、论文集和他主编的书籍，到80年代中期已有16种，论文约200多篇。其中《戏曲艺术论》既是他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戏曲学的奠基之作。他与郭汉城共同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托体宏富，立论精深，史料翔实，把中国戏曲发展的全部历史囊括在结构通显、风格独具的框架之内，驾驭在前后久远、上下广袤的时空之中，是一部可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相媲美的杰作。在戏曲方志学方面，他是领导者和带头人。在声腔剧种史方面，他同样有开创性的贡献。总观他的戏曲研究，不论是写“论”，写“史”，写“志”，他都把包括戏曲在内的戏剧艺术看作是一个高度的综合整体，把戏曲文学与舞台艺术、音乐艺术和表演艺术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戏曲既是时空艺术的综合体，也是语言艺术、音响艺术、造型艺术的综合体，因而从事戏曲研究，不但不能像某些理论家那样将其视为案头作业，而且也不能孤立地将其拆零研究，而必须紧紧抓住戏曲作为一种独特的综合性的舞台艺术进行探讨。张庚自己研究戏曲，不但把综合性看作戏曲的一种本质属性，而且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出发点。为此，他较早较快地进入戏曲本体论的领域。如《中国戏曲通史》一书，注意加强艺术部分的论述，辟专章论析音乐、表演、舞台美术。这种案头文学与舞台艺术紧密结合的结构方式，充分地体现了戏曲作为综合性舞台艺术的特征。在《戏曲艺术论》中谈到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时，他也设了“戏曲艺术的统一性”专节，专门论述戏曲为什么叫综合艺术，并对各种有个性的艺术，如何在综合中发挥为故事本身服务，以及如何让各种不同的艺术，在一个戏里发挥其所长的问题作了精彩的阐述。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的前言中，他把自己的观点归纳为：戏曲“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的综合性，使中国戏曲富有特殊的魅力。它把词曲、音乐、美术、表演的美熔铸为一，用节奏统驭在一个戏里，达到和谐的统一。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的感染力，形成中国独有的节奏鲜明的表演艺术。”把戏曲看成是综合艺术，前人早就有这种看法，但把综合的概念用来研究戏曲艺术，则是张庚的独到之处。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更好地总结戏曲的经验教训，为指导当代戏曲的发展服务。
张庚不仅是戏曲理论家，而且在戏剧史领域也卓有建树。他研究戏剧史，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还在1932年，他就从事现代文艺史的研究，在武汉的《煤坑》上发表了《与新文艺之开展》的论文。1938年，他在鲁迅艺术学院讲授《戏剧概论》的同时开设了中国话剧史课程。在史料奇缺的情况下，他亲自整理油印了《中国话剧运动大事编年》，后来发表在1949年东北出版的《人民戏剧》上。1959年，他又在《戏剧报》上连续发表了《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第一、二章，其笔墨始终集中在话剧本身，尤其努力突出话剧历史演变的轨迹。由于他没按当时的流行观点着重分析早期话剧的政治思想内容，而更多地从艺术规律上分析总结，再加上评价历史人物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派的戏剧理论和戏剧活动没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这便招来抨击，致使“初稿”无法再写下去。
张庚的戏剧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那些从书斋里培养出来的理论家不同，张庚是从戏剧艺术实践走向研究工作岗位的。他研究戏剧，时刻不忘总结舞台实践经验，又反过来指导戏剧创作实践。他总结的实践经验，除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戏剧运动的实践外，还有他本人30年代探索话剧、40年代探讨秧歌剧、50年代后由歌剧转到戏曲的一系列艺术实践。
《闽》著原型为作者200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该著作的完成是建立在作者多年对歌仔戏不懈努力钻研以及多次往来闽台两地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歌仔戏作为中国戏剧发展史中最为特别的区域性戏曲剧种，其艺术发展已深深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迹，它经历了从闽南到台湾的传递，经历了闽南的地域性回传，见证了同一个剧种在两岸地区共同繁荣发展的全过程。歌仔戏虽然发端于台湾，但寻根溯源还是根植于大陆文化，有力地证明了闽台两地“人同宗、艺同源”。正如王耀华先生所言：“两岸四十多年的隔绝所形成的‘同源异流’……歌仔戏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和曲折坎坷，它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全著共分五章。第一章“歌仔戏音乐历史简述”，通过对闽南歌仔与台湾本地歌仔两次交融全方位进行了梳理，追溯到两岸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与歌仔戏从形成到发展之间一环套一环，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歌仔戏在台湾本土异地变迁的历史背景进行详细阐述。第二章“歌仔戏音乐源流初探”，在拥有第一章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对锦歌七字调、杂碎调的演变，歌仔戏常用哭调、杂碎调的源流逐一进行解析。第三章“歌仔戏旋律音调结构分析”运用音调结构分析方法对歌仔戏音乐进行溯流探源。第四章“歌仔戏音乐的创作与表演”从历史构成、社会维持的视角，总结出歌仔戏音乐所拥有的四种特性：乡土性、杂凑性、地域性和变迁性，尤其是在“地域性”这一方面的表述上，作者认为“台湾的歌仔戏具有典型的移民文化特征，善于吸收新调、注重音乐的表演性，紧跟时展步伐，是歌仔戏音乐在台湾较突出的表现特征。”（209页）最后一章“歌仔戏音乐与人文背景”回顾反思了“闽调台腔”产生最根本性原因，认为“从歌仔到歌仔戏，实质上是一种‘闽调台化’的演绎过程。”最后以画龙点睛之笔收尾。
二、综合评析
（一）理论建构严密，层层递进
如果把论文比喻成人的躯干，那么理论建构就是躯干的骨骼，它决定着整个作品的走向。本书首先从第一章闽台两岸歌仔戏的音乐历史开始阐述，逐层深入至歌仔戏音乐的源流问题研究。有关戏曲音乐源流问题研究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议题，就好像安徽的黄梅戏，至今还存在着起源安徽安庆还是湖北黄梅的争论，有些专家学者在源流问题上是至死不渝。那么，如何才能准确判断一个剧种的“源”与“流”，最重要的就是让“音乐来说话”。所谓音乐，对于戏曲艺术来说就是“唱”腔，戏曲中的“唱”是一种常见的最突出的艺术表现手段，中国众多戏曲剧种正因为唱腔之不同，所以能够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这些风格特色迥异的戏曲艺术大都是在当地民众的思路、表情、风格，尤其是地方语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而各地地方戏曲剧种的舞台语言，毫无例外的都是以当地的地方语言为标准的，我们在考察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不难发现，传统生活方式和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不仅密切联系，而且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民间生活方式的直接转述，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的积淀。作者通过对大量田野调查获得的音响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记录、整理和归类，对音乐唱腔的本体从中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视角进行分析，“对歌仔戏的旋律音调类别进行归纳总结，并认为这是对歌仔戏音乐进行溯流探源的重要方法。”（173页）任何一种戏曲艺术创腔发展最终要落实到音乐的舞台表演上，因此接下来作者对歌仔戏的音乐创作与表演进行了相关的文化解析，认为戏曲无论如何变化发展，如果没有观众就失去了戏曲存在的意义。著者层层递进，逐层解析，把闽台歌仔戏音乐的源流发展最终归结到历史变迁中的音乐本体变化，确立“闽调台化”这一基础立论。整个著作的理论体系逻辑严密，层层相扣，浑然一体。
（二）“融入”与“跳出”的研究方法
无论是民歌研究还是戏曲研究，采用什么样的视角（立场）都有意义，关键在于所持的视角（立场）的自觉，自觉了也就客观了。①而作者正是秉承了这样一种观点在“融入”和“跳出”之间不断地转换，力求资料、评述客观真实，去伪存真。作者在后记中曾经这样说道：“我是听着、看着歌仔戏长大的。”尽管这只是童年里的一个成长片段，但是优美的唱腔早已深深刻在作者的脑海，而艺术上的互通有无对于局内人有时候会产生习以为常之感。当局内人成为研究者时，如何在歌仔戏音乐源流问题上，不带有任何乡土的情感偏见，以局外人的角度审视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就一定要以“局外人”的身份跳出，真实、客观地对已有文献资料以及自身田野调查所得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辨析并且善于采用，尽可能地避免自身文化环境的左右。因此作者并没有以一个得天独厚的局内人而自居，而是更加深入地到闽南地区进行调研，采访了大量与这方面息息相关的研究学者、歌仔戏民间艺人以及专业演员。对歌仔戏的音像、图、文、谱等资料进行收集。此外作者还利用每年两岸举办歌仔戏交流研讨和观演活动的机会，走访台湾歌仔戏民间戏班及专业团体，收集有关资料，感受、调查歌仔戏流行地的民风民情。作者双视角观点的正确运用，使得该著作的研究论证令人信服，深入人心。
（三）坚持文化脉络中的戏曲音乐研究
音乐是一种文化体现，坚持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既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重要表现，也是作者作为一位民族音乐学者的学术态度。而《闽》著作者也深知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并不只是音乐本身，她在著作开篇这样写道：“歌仔戏音乐的历史，是一部海峡两岸民间音乐交流、融合的历史。”但是在闽台歌仔戏研究中要涉及到大量的音乐形态分析，如何分析音乐形态与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紧密地交织起来的文化进行讨论变得尤为重要。以书中第二章第一节为例，该节主要讨论的是“锦歌七字调如何由民歌形式演变成戏曲音乐的歌仔戏七字调的。”书中在对各个音乐演变时期音乐的形态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关注音乐在区域时空转换中受到多种多样的文化现象影响，包括语言、周边优秀音乐剧种、以及社会大环境等。在该篇章，可以看到作者在论述之时借鉴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如陈进传等著的《宜兰本地歌仔陈旺枞生命纪实》、台湾传统艺术中心筹备处编《听到台湾历史的声音》等，《闽》著中历史文献与本体分析，二者相得益彰。
三、余论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思路
1.研究对象
上海戏剧学院叶长海教授认为,"对戏剧的研究,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层次内进行:一是案头文学,二是舞台演出,三是剧场活动,四是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研究者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研究,视野可以更加开阔,切入点可以更加丰富、多元。当然,也可以表述为:戏剧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戏剧史、戏剧理论史、戏剧演出史、戏剧剧场史、戏剧文化史、戏剧传播接受史等,都可以是戏剧研究的对象。
本文研究的对象即是明代的家庭戏剧演出这一文化活动。主要针对在明代戏剧发展的过程中,家庭戏剧演出的内外因、存在形式,演出内容、演出特点及演出对戏剧甚至是其他艺术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为了进一歩明确研究对象,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对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争议的几个概念进行必要的厘清与界定。
"戏曲"与"戏剧""戏曲"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末明初陶宗仪的《南村缀耕录》,但此后的曲论着作却少使用甚至提及"戏曲"这个词,曲家论曲常用的只是南曲、北曲、杂剧、南戏等词。直到清朝晚期姚燮的《今乐考证》出现,"戏曲"才首次作为一个演出艺术的概念,在曲家的曲论着作中"被"使用。而"戏曲"一词作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用于戏剧性表演的"曲体"和"文本"的概念被大量使用,则是在清末民国初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需要注意的是,也正是从王国维开始,"戏曲"一词才被广泛地用来作为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以及近代以来的京剧、昆剧、秦腔、梆子、滚调等地方戏、地方曲调的总称。
关于"戏曲"与"戏剧"::者的关系,有代学者提出了 戏曲:戏剧的一个种类,一种样式"2的观点。从世界表演艺术形态的度和:者"能指"的范围来讲,"戏剧"是世界上一切以语言、动作、音乐和舞蹈为辅助手段来达到叙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艺术的总称,其中包括古印度梵剧、中国古典戏曲、古希腊悲剧,以及后来世界各国出现的新的戏剧性表演艺术方式,比如话剧、歌剧、能剧、亚剧、地方曲调等等。而"戏曲"仅仅是指产生于中国古代的带有戏剧性表演的艺术方式,比如宋元杂剧、明清传奇和京剧、梆子、滚调等地方戏、地方曲调。
因此,在此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将使用概念外沿相对更大的"戏剧"一词作为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总称。"家庭戏剧演出"关于"家庭戏剧演出"这一文化活动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周华斌认为始于宋金时期,康奔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中"夫民家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的记载。而中山大学黄天骥、康保成等学者则认为,无论是汉代,还是宋金时期,其所谓的家庭戏剧演出都只是一些以歌舞、杂耍或逗笑片段为主的包含戏剧艺术因子的演出,并非真正的戏剧演出。元杂剧虽然是成熟的戏剧样式,但是,就目前可以见到的文献记载来看,他主要的演出场所在勾栏瓦舍。因此,家庭戏剧演出的出现,最早应该在明代。事实上,元代末期已经出现了以散曲演唱为主,偶尔也演出杂剧的家庭戏剧演出活动。比如杂剧作家杨梓所蓄"家僮"就是当时家庭戏剧演出的一个重要团体。学者们之所以对"家庭戏剧演出"这一文化现象的最早出现时间各执一词,很明显是因为大家对"家庭戏剧演出"这一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不同。因此,在此篇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将以黄天骥、康保成等人的观点为理论基础,结合前人的相关成果,对"家庭戏剧演出"的概念作出以下界定:
兀代水期,尤其是明代以来,以厅堂、宅院戏台、楼船作为演剧场所,以家庭的交际、庆贺、娱乐或艺术实践为目的,组织戏剧家班或邀请商业戏班、个别着名优伶,甚《是聚会举办者亲自出马、施粉傅疆充当演员等方式进行的屮国古典戏剧的演出,都可以称作"家庭戏剧演出"。
2.研究思路
中国古典戏剧是一种文学性与舞台性高度结合的艺术形式。因此,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研究,应该是围绕以剧本文学为基准的戏剧文学研究和以演出实践为基准的戏剧传播接受研究两条线索逐歩深入展开的。
尽管当前的中国古典戏剧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对戏剧文学各层次的研究上,但是,近二十年来,已经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戏剧的传播接受问题。虽然他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具体,但是,已经较广泛地涉及到了剧作家、演员、观众、戏剧评论家、戏剧理论家、戏班班主、出版商、剧场以及声腔剧种等戏剧传播接受的多个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努力对于开拓中国古典戏剧研究的新局面、新途径,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甘肃秦安；蜡花舞； 现状综述；戏曲文化
中图分类号：J7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175-02
一、甘肃秦安蜡花舞研究现状综述
本文拟将流传于甘肃省秦安县的蜡花舞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根据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运用舞蹈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究其历史渊源、现存表演形态，从文化功能、审美意识等方面对秦安蜡花舞进行全面且深入的分析。目前，关于甘肃秦安“蜡花舞”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寥寥无几。通过CNKI搜寻，没有检索到甘肃秦安“蜡花舞”研究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在著作方面，直接记载甘肃秦安“蜡花舞”的舞蹈类著作有2本，地方志与陇右民俗文化著作约3本。
甘肃秦安“蜡花舞”以其清新典雅的格调、朴素优美的舞蹈动态成为陇上文化百花园中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与鲜明的艺术个性的一支奇葩。基于目前该地区的调查尚未形成专门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可概括为：一，本着探索与求知的心态，对陇右地区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积淀的民间舞蹈“蜡花舞”进行挖掘、整理和深入探析。二，运用舞蹈生态学形态特征提取法，对舞蹈的外部形态进行综合分析。参考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文献资料研究成果，借鉴其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实地田野调查，从思想、习俗、信仰来解释该地区特殊的舞蹈文化现象。三，基于全国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挖掘、保护、传承之目标，对“蜡花舞”进行探索，以期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响应与促进。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甘肃卷》、《天水民俗录》、《甘肃民俗》等著作中对其有相关的零星记载，但大都停留在资料收集和表层形式的评述上。目前，运用舞蹈人类学、舞蹈生态学等学科方法挖掘“蜡花舞”的内涵，探究其文化功能，廓清其本质的研究文字，至今尚未发现，这便增加了本文诞生的价值和学术意义。
理论意义：一，运用舞蹈生态学的形态特征提取法，对舞蹈形态进行因子分解与综合分析，使其避免停留在对舞蹈表层的文学性描述与浅层的粗线条分析上，对于充实甘肃民间舞蹈的理论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二，通过对“蜡花舞”的历史渊源流传的考察研究，对其现状（表演空间、舞体形态、传承方式、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综合考究与探寻，对于整理和传承民间舞蹈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现实意义：一，通过对秦安“蜡花舞”的现状和时代变迁原因的探索与研究，分析未来发展的困境与对策，提出自己的思考，让其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这一切能够有力的促进当地民间舞蹈的发展。研究它可以给研究当地的文化历史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本文以秦安“蜡花舞”的现实状况调查入手，不但能为其它地区具有相同性质与舞体的民间舞蹈，如：汉族社火活动中的民间舞蹈或汉族灯舞类民间舞蹈进行对比研究埋下伏笔，而且也为深入系统的研究本地区民间舞蹈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甘肃秦安蜡花舞与戏曲文化的联系
伴随着人们生活内容不断增加、丰富而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且具有认同感的重要力量。蜡花舞是秦安民众在其常年的生活环境、社会历史氛围的积淀下所形成的具有某种特定的审美倾向、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在蜡花舞自身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形式中，诸如舞蹈道具、服饰、扮相等也是体现该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特点的具象表征之一。
“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服饰，是人类文化的显性表现，是一个民族最为显著和最为直接的外在标志。秦安蜡花舞蹈服饰同当地社会历史、经济生活以及风俗习惯有着深刻的密切联系，是当地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中华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大地湾遗址的发掘，同时也证明了秦安先民们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曾作出过不朽的贡献。从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各种石器，表明大地湾先民已开始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经济活动。在很早时期，先民们就已学会纺线织布，缝制衣服，并用玉、骨、角、蚌器等物作为装饰。
笔者在对秦安蜡花舞进行史料收集、民间艺人访谈以及现场观看其表演时发现，戏曲文化与蜡花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与民间老艺人赵改儿的谈论中得知，舞蹈服装、化妆都是从戏曲旦角装扮直接借鉴而来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蜡花舞表演的整体装扮与戏曲旦角服饰妆容的实照，它们之间是多么的相似啊！
民间社火强烈的戏曲因素，追溯其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戏曲自汉魏以来，与百戏和，唐代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宋时滑稽戏盛，又渐借歌舞缘饰故事，渐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体制遂定。”汉代“百戏”是早期社火最主要的表演形式，它的繁荣也为戏曲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百戏”是包括音乐、舞蹈、杂技、武术、幻术、滑稽表演等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性表演形式。由于受汉代表演艺术综合性特征的影响，民间舞蹈通常都融在“百戏”中表演。故现今社火中的高跷、舞狮、龙灯、竹马等表演形式，均可视作百戏的遗存形态。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耀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朴、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悼刀、装鬼、研鼓、牌棒、道术之类，有之。至暮呈拽不尽。殿前两蟠竿，高数十丈，左则京城所，右则修内司，搭材分占上竿呈艺解。或竿尖立横木列于其上，装神鬼，吐烟火，甚危险骇人。至夕而罢。”随后，宋、元两代戏剧的兴起，广泛地吸收民间舞蹈作为素材，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反过来它又促进了民间舞蹈的表演。尤其是清代地方戏盛行之际，汉族民间舞蹈吸取戏曲的情节曲折、戏文动听、服饰美观、道具精致等优长，加强了表演性与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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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成都：岳麓书社，1998.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成都：岳麓书社，1998.
在教学模式上，部分教师缺乏创新意识，把古代文学处理成“古代汉语”课的翻版。在教学内容上过于固定，如讲解作家及其作品时，总是按照作者生平、时代背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面面俱到地分析讲解，缺乏新意。在教学手段上仍然采用口授与板书结合为主，虽然一些老师使用了多媒体手段，但基本上是把授课内容罗列在PPT课件中，上课的时候照本宣科，缺乏对教学过程的设计、教材的整合。由于上述原因，学生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情况不乐观，再加上新升本院校的生源素质较差、学生就业压力大等原因，学生普遍对古代文学兴趣较低。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学生更愿意把时间用在外语、社会实践等方面，而不再去阅读那些用文言文写作、对他们来说存在阅读障碍的古代作品，从而影响了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
2新升本院校加强古代文学专业课程建设的措施
做好新升本院校古代文学专业课程的教与学，使本课程更好地发挥作为重要课程在培养应用型人才这一总体目标中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2.1课程设置：实现真正的专业“选修”
很多新升本院校虽然也设有专业选修课，但实际情况是，专业选修课常被规定为必修课，抑制了学生自主选课的自由。为此，我们要注意两点：一是要改变观念，还给学生自主选课的权利，并且要给予学生充分的信任；二是要鼓励教师开设选修课。
2.2教学方法：多样化
在教学方法上，我们应该结合新时期、新情况，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改变过去教师灌输、学生死记硬背的形式，努力求新、求变。
（1）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学生进行自主性、探究性学习。课堂上注重讲授的生动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如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将视听手段引入到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来。讲授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庐山文化、领略庐山仙境，可以给学生播放相关纪录片片断；学习《西厢记》时，可以给学生播放越剧演员尹桂芳的唱段，使学生更深切地体会古人“愿天下有情的皆成眷属”的美好愿望，感受古典戏曲优美的曲调。
（2）在课程教学改革中，推进数字化建设，建立教学网站，不断丰富与优化网上资源，如开设教授论坛、名师课程全程录像视频等，实现网上教学、网上答疑、网上师生互动。另外，利用网络平台宣传表彰学生学习实践成果，建设学生论坛平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加强实践教学。古代文学课程常常被误认为纯理论课程，但实际上，古代文学课程同样能够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方面发挥作用。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首先是课程论文的形式。教师将写论文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包括如何选题、查找资料等，学生按照一定的步骤完成相应的论文。论文的创作过程使学生对于研究对象有更深层次的把握，而且，经过多次练习，学生一旦掌握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今后在学习或工作过程中，就可以利用这一方法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就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另外，还可以采取专门的实践课程的方式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如教师根据讲授内容，布置专题给学生，学生结成小组课下查资料、准备教案，并在课堂上组织教学，由教师做相应的指导。这种方式相对于单纯的课堂讲授，能更充分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科研、语言表达、团队协作等能力。为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古典文学的艺术修养，培养学术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可以以古代文学专业课程为依托，成立“古典诗词社”、“戏曲表演社”、“国学读书社”，由相关老师定期指导学生组织开展有关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与研讨活动，如诗词朗诵比赛、戏曲表演等。
2.3考核方法：加强过程考核
现有课程考核方式存在着重知识轻能力、重笔试轻实践的问题，考核效果难以客观体现教学水平与学生素质能力。为了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学专业课程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我们认为课程的考核方式可以做如下调整：改变原有的单一的以笔试为考核标准的评价体系，将课程的考核贯穿于整个课程的学习过程，注重考查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实践能力、协作精神和职业意识，使考核不仅是体现成绩的手段，更是探求和掌握知识技能的途径与方法。如学习古典戏曲时，学生不仅要掌握戏曲发展的历程、基本常识、经典名作，还要思考古典戏曲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的意义。
2.4加强古代文学专业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
关键词：民族音乐，民族文化，音乐教育
0.前言我国的多民族文化决定了民族音乐的多样性，随着对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对强化民族意识的培养，民族文化已经走进我们的课堂，深化到我们基础的素质教育中。民族音乐教育的实施，可以通过最直观的心灵感悟来升华学生的民族情感，使学生在体会千年文化积累和生活底蕴的基础上，激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从而使之得到传承和发扬。论文参考。
1.高中生学习民族音乐的目的和意义1.1学习民族音乐是时代的要求在外来的流行音乐不断“入侵”的今天，很多中学生特别是正处于审美观形成期的高中生对欧美和日韩等流行音乐趋之若鹜。他们可以对国外的音乐流派侃侃而谈，对流行音乐的乐手如数家珍，然而谈及五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国民族音乐，他们却几乎是闻所未闻。民族音乐的发展，代表了一个民族发展的历程，每一段代表性的音乐都奏响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因此，在提倡弘扬民族文化的今天，无论从个人全面素质的提高还是从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角度上来看，基础音乐教育过程中，同时开展民族音乐教育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必要选择。[1]
1.2学习民族音乐是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要求“德、智、体、美、劳”的全面教育理念，离不开美育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影响。音乐教育作为美育教育的重点，能够通过音乐独有的沟通性激发学生内心的共鸣，从而陶冶性情。优秀的民族音乐奏响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难、团结一致的奋进精神，通过这种音乐的熏陶可以使我们从中领会作者的深刻情感，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2.高中进行民族音乐教育的具体措施2.1树立“民族音乐观”的教育理念“民族音乐观”的培养和形成，是音乐教育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成果。现行普通高中阶段的音乐教育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弘扬民族音乐，理解多元文化。高中阶段是学生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学生的基础素质教育格外重要。通过对民族音乐的理解，来增强学生的民族音乐敏感度，同时加强对民间音乐形式及乐器等方面的认知，从中体会深邃的民族文化，培养爱国主义的情感，感受劳动、生活与习俗在渗透在音乐中所形成的强大感染性。[2]
2.2以提高民族主体意识为主导在基础音乐的教育过程中，要确立民族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根据学生的欣赏能力与接受能力的不同，对教授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调整，尽量采用不同风格或形式的教学方式，来丰富音乐教育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的激情形成一种民族音乐文化氛围。 [3]
2.3教育学生热爱祖国灿烂的民族音乐文化在肯定国外音乐美学价值的同时，引导学生正视我国自身的民族音乐，并重新引导学生审视民族音乐的真正价值所在。通过音乐教育的启发，开拓学生审美观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个充满了竞争和利益的社会中，让学生静心聆听纯朴的民族之声，重新审视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定义，为将来的人生发展奠定良好的综合素质基础。通过对民族音乐的教育和性情的陶冶，将中国一路传承下来的文化精髓传授给学生，指引他们未来的发展。[4]
2.3、1介绍和学习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歌
民歌，顾名思义起源于民间，是最贴近人民生活和劳动的音乐形式，是民族音乐之声。通过民歌的学习，体会我国劳动人民的高尚情操，理解民歌的创作背景和它优美的旋律。论文参考。
2.3、2感受、理解民族乐曲
通过对民间乐器的认知，感受民族音乐发展过程中所凝聚的民族智慧财富，很多乐器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通过对乐器的认识，增进对音乐内涵的理解。
2.3、3学习戏曲音乐
戏曲是民族音乐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不仅仅通过曲调而且通过演员的肢体语言来丰富文化的传播。正当外国人把热情投入到中国传统戏剧的时候，我们的学生也应该增进对这门博大精深艺术的了解。戏曲中传承下来的文化内涵，更具历史性和深刻性。论文参考。
3.结语民族音乐之所以举足轻重，取决于他在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是民族文化代代相传的纽带。一首首优美的旋律，琅琅上口的曲调，又或者是带有写实性的作词，都是民族音乐得以存活于民间并传承了几千年的缘由。民族音乐是流淌着的民族文化，是冲刷心灵的清泉，是孕育民族精神的摇篮。民族音乐教育的开展，将为学生打开音乐殿堂里另一条华丽的走廊。在教师的带领下通过对民族音乐深刻内涵的理解和挖掘，有助于培养学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开展民族音乐教育的工作，势在必行并将长期的开展和探讨下去，为我国的民族文化传承打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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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1日至15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武汉大学文学院、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武汉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等海内外近80所高校200余位学者与会，大会收到会议论文共计170余篇。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日本神奈川大学校长辅佐(助理)铃木阳一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黄霖教授等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研讨会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新先生主持。
会议先后共安排了两次大会发言和15场分组讨论，均是采用先主题发言后评议的方式进行。会议包括八个主要议题：明代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个体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研究；明代作家生平、交游研究；明代地域文学研究；明代中外文化交流与文学关系研究；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之关系研究；科举文化视野下的明人别集整理与研究；文学视角下的明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200余位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涌现出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不仅全面反映了正在进行的科举文献整理和科举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也集中展现了明代文学研究的新风貌。因研究成果数量较大，择要综述如下。
一、科举文化研究
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科举文化的研究是会议讨论的重心。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介绍了其主持的大型出版项目“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纂和出版情况，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关注。“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内容重点包括两个方面：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第一批将要出版的书目包括《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策试律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科举史料汇编》、《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等17种，共计约3000余万言，预计2009年上半年开始出版。陈教授将《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总序》作为会议论文提交，他在发言中对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整理出版历代科举文献。“一方面是为了传承文化，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古为今用，让它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参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编纂工作的有关学者罗积勇教授(武汉大学)、王同舟博士(中南民族大学)、王炜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余来明博士(武汉大学)等也分别在发言中陈述了相关文献整理工作情况和科举文化研究的新发现。
科举文化研究不乏热点，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胡小伟研究员的论文《关公：明清科举神》首次指出，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关公在晚明和清代曾被奉为科举考试神。南京大学周群教授的论文《与明代科举》认为永乐十三年编成的《四书大全》“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对明代科举、教育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中国艺术研究院赵伯陶先生的论文《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以“难以化解的矛盾”来总结士人对八股文的复杂心态：相信命数，却又不甘心听天由命，总希望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去突破命运的羁绊，实现理想。南京师范大学陈书录教授的论文《崇祯辛未进士科与吴伟业的负恩愧悔心态及其雅俗文学创作》认为明崇祯辛未进士科造成了吴伟业的报恩、负恩及愧悔的心态，并可见于其传奇与杂剧创作的实践。台湾嘉义大学徐志平教授的论文《科举考试对明遗民杜濬及其诗之影响》则以明末清初诗人杜濬为个案，分析了科举对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诗人杜漕及其诗作、诗风及诗论的影响。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科举文学与“科举学”》界定了科举文学的范围，即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文章和以科举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扬州大学黄强教授的《(游艺塾文规)正续编的文学理论价值》、哈尔滨师范大学关四平教授的《唐代科举题材小说文化意蕴探微》、浙江工业大学万晴川教授的《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与科举制度》、中央民族大学曹立波教授的《明代科举对徐霞客游记成就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李舜臣副教授的《博学鸿儒科与康熙诗坛》等成果也对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二、明代文学研究转贴于
关于明清小说戏曲研究方面的成果相当丰富。香港中文大学周建渝教授的论文《解构批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意义之不确定性》以解构批评的视野来解读小说中的曹操、刘备、魏延等人物，发现“奸雄”、“仁义”、“天生有反骨”等固有结论并不具有确定性。中央民族大学傅承洲教授的论文《天许斋小考》通过相关文献证实，晚明时期著名书坊天许斋斋主就是冯梦龙。浙江大学周明初教授的论文《如何正确理解“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探讨纪德君教授关于徐朔方先生“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学术质疑，认为徐先生更重视考察这个漫长的动态的累积过程本身，而纪教授更关注这个动态过程的最后定点，两者结合才能有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程国赋教授的论文《论明代书坊对通俗小说体制发展的贡献》指出，明代书坊及书坊主促进了演义体小说的演进和定型，加快了演义体小说通俗化的进程。武汉大学吴光正教授的《的宗教描写与作者的艺术构思》认为《金瓶梅》中的宗教描写是作者的精心设计，是作家用来表达创作意图的重要手段，借此可以对作品更好地进行还原解读。此外，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许丽芳教授的《章回小说叙事之内在展现：以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韵文运用为中心之考察》、东南大学徐子方教授的《朱权及其“二谱”》、北京外国语大学罗小东教授的《论“三言”“二拍”的时间操作艺术》、台湾中正大学毛文芳教授的《黄向坚“万里寻亲”纪程与图绘探析》、湖北大学宋克夫教授的《的正视与人生的警戒》、暨南大学王进驹教授的《论明代戏曲创作的“自况”现象》、上海财经大学许建平教授的《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江苏教育学院冯保善教授的《论凌潆初的传奇》、北京外国语大学魏崇新教授的《的欲望叙述》、香港岭南大学刘燕萍副教授的《遗憾、补偿与恶势力》、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周艳博士的《欲望与诗：明代中篇传奇的题诗唱和与性别表现》等著也多有新见。
日本学者多从文献角度梳理小说故事情节或人物的发展演变历史，显示出一定的特色。日本宫崎大学上原德子的《关于刘东山的故事》将《初刻拍案惊奇》第3卷中的刘东山故事与其它多个版本的刘东山故事进行了比较，早稻田大学松浦智子的《“杨家将”故事形成史资料考》以山西杨忠武祠的文物资料为线索，考察了“杨家将”故事在杨氏家族内部的传承，揭示了杨家将故事的“世代累积型”发展、体系化的过程。早稻田大学岩田和子的《杨忠愍蚺蛇胆表忠记考》以“蚺蛇胆”为中心，探讨了王世贞与杨继盛的关系、人物形象以及作者丁耀亢创作此故事的背景等问题。
诗文研究方面也不乏新论。复旦大学郑利华教授的《屠隆与明代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的承传与变迁》以屠隆生平论诗主张为重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的发展趋向。台湾中正大学许东海教授的《明代许黉及其之一考察》将《华山赋》所描写的人文风景和深层文化意蕴结合进行考察，说明其所承传赓续的西岳文化传统以及明代中期士臣的论述轨范。复旦大学黄仁生教授的《明代嘉万之际的文学演变与嘉定派的酝酿过程考论》结合嘉万之际文学的演变来考察嘉定派的酝酿过程，对相关史实进行了澄清。郑州大学李圣华教授的《论嘉定文派》、湘潭大学雷磊教授的《明初初唐派论略》、集美大学苏涵教授的《袁宏道的文学批评意义》、集美大学王人恩教授的《的作者及其相关问题》、香港教育学院中文学系郭伟廷博士《明代黄文焕考论》等也多有新意。
明代作家研究也受到不少学者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的《玉山雅会与元明之际文人生命方式及诗学意义》从多个方面揭示了玉山雅会所体现的文人生存方式，并以此获得把握元明之际诗歌的实际特征与内涵之途径。山东师范大学石玲教授的《袁宏道、袁枚比较论》认为晚明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与清中叶袁枚之间，在价值观念、创作个性、思想内涵方面有无法割裂的承递关系。五邑大学孟祥荣教授的《公安三袁合谱》对“三袁”生平交游、事迹及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补充完善。漳州师范学院胡金望教授的《从看阮大铖早年的诗歌创作和文学交游》、台湾岭东科技大学李栩钰博士《马湘兰相关问题探讨》、台湾中正大学翁燕珍博士《从到》等也对作家生平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清代；知识女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28-03
严格的清代知识女性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于90年代，繁荣于21世纪近十余年。目前学界对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主要在作品解析、人物考述、思想意识、文化生活、家庭教育、婚姻与交际等方面，成果喜人。尤其是近十余年，论著日丰，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以大陆学者为主，兼顾海外学术成就，试对近二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以供学界讨论批评。
一、大陆学述成果研究追述
清代知识女性研究是女性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清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为使清代知识女性受到应有的关注，大陆学者们做出了不懈的探索。
（一）知识女性专题研究
1.时期的知识女性。论及这一时期知识女性的文章非常多，大多认为时期以女学生和女教师为主体的知识女性，已向近代转型，他们对起推动作用，但其社会地位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他们的自我解放思想和政治意识开始觉醒，交际与活动空间不断扩大。沈智在著述里，曾对知识女性的办刊活动进行了详细剖析[1]。李兰萍对女知识分子的精英――晚清留日女生的特点及其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究。魏中林、花宏艳《晚清女诗人交际网络的近代拓展》（《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指出晚清女诗人的文学与交际网络包括家族网络、媒介传播网络、以学校为核心的私谊网络和以社团为载体的会社网络。在晚清女性自我意识和政治的觉醒、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角色的建构几方面论文也不少。王庆宏从清末妇女解放的背景、内容和特点及其影响都做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妇女解放思想片面追求男女平权，妇女解放主体局限于小资产阶、资产阶级范畴[2]。沈蓓绯《与近代女性社会角色的建构》（《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则从女性主体意识、政治意识、家庭角色重塑方面探讨了知识女性社会角色的建构。
2.知识女性的特点与生成因素。乔玉钰《一生几许伤心事， 不向空门何处消――明清才女的皈依佛、道之风》（《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2期）指出明清相当一部分才女皈依佛道的现象及其原因。杨银权认为清代知识女性的知识通过家庭、婚姻生活、交游等途径获得，清初和清末知识女性关注社会事务的特点鲜明[3]。郭蓁《论清代女诗人生成的文化环境》（《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认为良好的家庭熏陶是清代知识女性们生成的一重要因素。此外，郭英德认为清代女子“才德不相妨”观念的流行，为普及女子文学教育提供了机缘。
3.作品出版与文化生活方面。张聆雨将清代知识女性的作品出版途径归纳为：男性亲属、老师或藏书家、好友等非亲属女性、作者本人刊刻四种[4]。蒋勇军的《清末民初女子文化生活与女性意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以知识女性为研究主体，介绍了清末知识女性接受教育、创校、办刊、举办慈善事业、开展文娱活动、反对封建文化陋习等文化生活。而崔景博士论文则从文学创作、交游活动、女性形象及生存环境、女性书写的流传于传播等方面进行了研究[5]。韩淑举《明清女性阅读活动探析》（《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年第1期）一文，研究了清代知识女性的阅读书籍种类及其阅读特点。
4.家庭角色与职业方面。关于清代知识女性的家庭角色问题，不少学者在论著里有涉及，但专门论述的文章不多。侯杰、秦方以《大公报》几位著名女编辑、记者为例，探讨他们的人生历程、婚姻家庭，以此解读清末知识女性的家庭角色[6]。逯慧娟的《略论清末民初知识女性的职业状况》（《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指出清末知识女性向教育、医疗、出版社等领域渗透独立谋生，总结了其职业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5.思想观念方面。李静、刘蔓通过对《名媛诗话》的研究，认为传统知识女性对“贞节”观念是十分认同的，尽管无奈，但他们还是以守寡、殉节、伤害身体的方式来表达对“贞节”的恪守，往往将不幸归结于命不好[7]。张磊在《中国近代知识女性的教育观》（《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9年第3期）阐释了近代知识女性的教育观，即兴女学、男女同校、掌握知识是男女平等的基础。 段继红在其论文中揭示，清代知识女性渴望寻求志同道合、同声相应、注重精神和情感交流的理想婚姻[8]。段继红、 高剑华《清代才女结社拜师风气及女性意识的觉醒》（《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指出，清代才女冲破传统拜师结社、广泛阅读，女性意识开始觉醒。鲍震培的《从弹词小说看清代女作家的写作心态》（《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孟梅的《论明清女性剧作家的“谪仙”情结》（《艺海》2012年第9期），则从写作心态与作品中饱含的期盼去挖掘清代知识女性复杂的内心世界。
（二）人物研究
清代知识女性人物研究已有一定数量颇见功底的文章问世，其中群体研究的文章较多，为数众多的广大知识女性仍被冷落于角落，个案研究亟待深入。
1.比较研究。李玮玮的学位论文部分章节从宗教、词情、爱情、友情几方面对三位女词人做了比较研究[9]。徐莉梅《吴藻、沈善宝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通过对两位知识女性的诗词研究，探讨了两人迥异的创作心态及其原因。
2.个案研究。词人：清代词人中受关注较多的是顾春、吴藻、贺双卿、吕碧成、熊琏、徐灿等人。对顾春的研究文章很多，其中吕菲的《论清代北京满族女作家顾春的文学创作》（《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对其作品进行了赏析。对贺双卿其人有无问题，学界仍有争议，但肯定者为多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其人与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日盛。对吕碧成的研究也不少，主要是从其词作，其人与国际素食运动的关系，中国知识女性的转型这些方面对其进行了探讨。对吴藻的研究主要是从生平考述、其悲苦人生和作品这几方面。
诗人：对清代女诗人的研究成果斐然，研究较多的是沈善宝、恽珠等人。张佳生对满族女诗人进行了宏观研究，列出的清代女诗人达几十人之多，并对比较著名的女诗人进行了评述[10]；朱吉吉的《清代满族女诗人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则更为细化，采用个案方法，对清初期、中期、后期的女诗人进行研究。经过梳理，万鹏、陈玉玲发掘出若干名不见经传的清代无为女诗人[11]。聂欣晗的《清代女诗家沈善宝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是沈善宝研究的一部力作。高春花的《清代女诗人恽珠生平家世考略》（《兰台世界》2011年第23期）对恽珠的生平及恽氏家族进行了考述；杜家骥先生考证了那逊兰保的生平、其家族与清廷的关系，对史籍和论著中的错误进行了辨析，并以那逊兰保及类似史事为例探讨了汉满蒙血缘、文化交融的现象[12]。其他在专篇论述中被研究的女诗人也有不少，列举如下：骆绮兰、汪端、陈静渊、王淑昭、钱凤纶、席佩兰、薛绍徽、杨继端、谢浣湘、汪韫玉、佟佳氏、张令仪、钱孟钿、方维仪、刁素云等。
画家：白英追溯了为慈禧的宫廷职业女画家缪嘉蕙的生平往事，开启了对清代女画家的研究[13]。彭建的《清姿秀骨 俊逸脱俗――清代女画家廖云锦赏析》（《收藏界》2012年第3期）对廖氏画韵的赏析，使女画家的性情跃然纸上。
科学家：沈雨梧教授的集学术性与普及性合一的女科学家传记著作，记录了天文、数学、物理、中西医学、纺织学等各学科的31 位清代女科学家[14]。李敏《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清代女科学家王贞仪的成才之路》（《高师函授》1986年第1期）介绍了清代著名女科学家王贞仪的生平、家世、婚姻及其作品。
其他领域：对其他领域的清代知识女性也有专门的论述。清代女史家有清代李晚芳、陈尔士，戏曲家有王筠，清末著名办报人有胡彬夏和晚清女权主义者唐群英等，而屠揆先的《清代女中医曾懿及其简介》（《中医杂志》1981年第4期）则向我们介绍了清代女中医曾懿及其医学成就。
3.群体研究。有关清代知识女性群体的研究，一些论文用力较深。《清代女诗人研究》[15]一文，对诗人及其创作进行了整体和个案研究；汪青云的《清代女性词人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研究了女性词坛的盛况、词人的生存状况、创作等内容；《关于随园女弟子的成员生成与创作》（《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和张远凤的《清初“蕉园诗社”形成原因初探》（《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是对诗社成员群体研究的代表作。郭蓁认为，清代女诗人群体凸显出地域性、伉俪诗缘、家族化、边缘化、多孀居者等特征[16]。冯曦缘《试论近代女性创作群体的分类》（《甘肃高师学报》2010年第1期） 对晚清女诗人进行了分类研究。
（三）地域性研究
清代知识女性区域研究中，江南市镇是学者们研讨的中心，对苏州、常州、吴地、浙江、徽州、桐城、杭州、上海等地知识女性研究的论文很多，且大多是硕博论文；而对边疆地带知识女性的研究薄弱。在清代知识女性的分布上，付琼、曾献飞认为清代女诗人主要分布在江南，呈现从沿海到内陆、从南到北递减的特点；从各省分布看，可分为名府中心型和首府中心型，清代女诗人群体的分布区与进士群的分布大致吻合[17]。王细芝《清代闺秀诗人的集中分布及其成因》（《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也对此问题进行了类似的探讨。花宏艳《晚清女诗人地域分布的近代化》（《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指出，晚清女诗人的地域分布继承了清以来闺阁文学的地域优势，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湖南、广东近代化较早、较深入的地区女诗人的数量大幅增长。
（四）知识女性创作研究
总体看来，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主要是文学工作者对女性文学作品的赏析展开的，这方面的文章十分多，大多是从创作的成就、特征、艺术风格等进行探讨，史学视角下的研究极为不足。王瑜《清代女性诗词成就论》（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对清代女性诗词的成就分类进行了探析，并对其成就的局限性和原因发表了看法；张宏生《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对清代知识女性的创作成就予以赞扬，对女词繁荣原因阐释了自己的见解；冯晓东、饶晨曦、申国娥《清代女词人创作特征研究》（《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8期）一文指出，清代词人有一门风雅、才名意识、群体唱和三特征。此外还有对女性弹词小说和女性书信体散文书写的研究文章，不再赘述。
二、港台地区研究成果
近二十年来，港台地区清代知识女性研究比较深入。香港黄嫣梨女士通过四位女词人的创作和遭遇，透视清代妇女在国家、社会、婚姻、宗教观等方面的思想转变[18]。中国台湾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1）末章，赏析了金逸、徐昭华、汪端等闺秀的文学创作。中国台湾女学者华玮的《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一书，是明清妇女戏曲创作与批评的主要成果。王力坚的《清代才媛与文化考察》（文津出版社，2006）从诗词、话、书简、戏曲几方面对清代妇女文学进行了研究；他的《从看家庭对清代才媛的影响》（《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一文则探讨了清代知识女性的生成问题。
三、国外研究成果
国外学术界对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视角新颖。美国学者高彦颐从女性视角进行研究，一改认为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才开始解放的传统史观，认为明末清初的知识女性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饱受压迫，他们反而是旧社会的积极构建者[19]。美国耶鲁大学康正果先生的《与・边缘文人的才女情结》（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一节，对清代女诗人贺双卿做了专论。《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美]曼素思著，定宜庄、颜宜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通过（1683-1839）对清代江南女性的人生历程、写作、娱乐、工作、虔信的探讨以强调女性史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女性史》（[日]山川丽著，高大伦、范勇译，三秦出版社，1987）的第七章，谈及了清代知识女性的觉醒等内容。美国女汉学家孙康宜，在其著述里对清代薄命才女―寡妇诗人的文学成就进行了概括[20]。此外，美国学者魏爱莲教授对清代才女的文学生活亦有相关著述。美国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指出女性科技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角色与性别规则，认为妇女非男权的牺牲品，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社会秩序的积极参与者。
四、结语
近二十余年来，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工作成绩斐然，但亦有薄弱环节。人物个案研究极其匮乏，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之外的知识女性群体研究尚需深入。地域性研究不均衡，多聚焦江南，对东北、西北、西南、中部地区知识女性关注不够。研究视角较窄，多从文学赏析角度研究，史学视角下的研究不足，缺少对“人”的关注。此外，研究重两头轻中间，忽视了对清中期知识女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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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子方（1955－ ），男，汉，江苏灌云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东南大学戏曲小说研究所所长，《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研究方向：艺术史论，一般艺术学。)
（东南大学 戏曲小说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8）
摘 要：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戏曲史不是一个概念，中国戏剧史的正式形成和戏曲史的正式形成同样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只要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戏剧本质即可，汉代百戏"东海黄公"即可作为一个鲜明的标志，因为它已符合了扮演故事的最基本要求。后者则必须符合戏曲本质即"以歌舞演故事"的要求，其正式形成应以宋代南戏的出现为标志，而且在严格意义上也不包括傩戏等民间仪式性戏剧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戏剧。一句话，戏剧史的概念要比戏曲史的概念宽泛得多。其次，整体上中国戏剧发展与社会形态转型密切相关，在此框架内戏剧发展有自身规律，必须辨证地看待社会分期与戏剧分期的关系，完全将二者等同或割裂皆不科学。基于此，中国戏剧在宏观上可分为古典和现代两部分，各自内部还可分为酝酿、成型、成熟、繁盛以及转型与新生、分化和发展诸阶段。以此展开，中国戏剧史方能真正谈得上名副其实。
关键词:中国戏剧史；中国戏曲史；古代；现代；分期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缘起
迄今关于中国戏剧历史发展研究已基本上理清了中国戏剧史的发展脉络，奠定了中国戏剧史的学科地位，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存在着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
（1）描述性居多。贯穿史实的线索要么按社会性质（古代、近现代）或朝代（宋元明清等）先后，要么按戏曲类型发生先后（南戏、杂剧、传奇、京剧和地方戏等），缺少充分的宏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分期。
（2） 古典和现代割裂，汉族和少数民族割裂,没有将中国戏剧真正作为一个整体艺术看待。由于未能打通古代和现当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现代戏曲及少数民族戏剧研究力度均觉不足，前者且与话剧研究互相脱节, 话剧和现代戏曲研究之间存在着价值观冲突。
（3）戏曲和戏剧界限模糊。“戏剧史”和“戏曲史”交互使用而未能有所区分，显示出编纂者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尚有进一步厘清之必要。
基于此，中国戏剧的历史发展有必要在概念的重新阐释基础上进一步深入。
首先应当表明，戏剧和戏曲的概念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戏曲史不是一个概念，中国戏剧史的正式形成和戏曲史的正式形成同样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只要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戏剧本质即可，汉代百戏“东海黄公”即可作为一个鲜明的标志，因为它已符合了扮演故事的最基本要求。后者则必须符合戏曲本质即“以歌舞演故事”的要求①，其正式形成应以宋代南戏的出现为标志，而且在严格意义上也不包括傩戏等民间仪式性戏剧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戏剧。一句话，戏剧史的概念要比戏曲史的概念宽泛得多。其次，整体上中国戏剧发展与社会形态转型密切相关，在此框架内戏剧发展有自身规律，必须辨证地看待社会分期与戏剧分期的关系，完全将二者等同或割裂皆不科学。第三、思想解放和中外文化交流对于中国戏剧的宏观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15世纪郑和下西洋和20世纪初中国门户开放决定了中国戏剧史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基本走向，戏剧史研究必须考虑全球化的因素。基于上述认识，中国戏剧在宏观上可分为古典和现代两部分，在各自的内部还可进一步划分。
具体而言，中国戏剧史可分为上下两部七阶段：
上篇：中国古典戏剧
第一阶段：酝酿期（先秦）
“酝酿”者，即指戏剧的基本要素此时期皆已具备，但仍未结合成形。
众所周知，“扮演”和“故事”为构成戏剧的两大基本要素。在先秦，以“优孟衣冠”、“大武舞”、楚辞、巫傩和叙事诗、历史散文、寓言故事为代表，构成戏剧的两大基本要素（扮演技艺、建构故事才能）已经具备，并得到长足发展，但二者之间尚未有机结合，只是分别发展：“扮演”并非故事的展开，“故事”亦非扮演者的代言。
第二阶段：成型期（秦汉至唐）
“成型”者，成形也。构成事物的诸要素有机结合，该事物亦即正式形成了。我国自秦汉角抵百戏开始，经过南北朝参军戏、歌舞戏，“扮演”和“故事”得到了初步结合，出现了相对固定的两个演员。另一方面，受梵剧等异域文化影响，以藏戏为代表的我国少数民族戏剧此时期也已开始酝酿成形。表现形态：
① 以“东海黄公”“慈胡忿争”为代表的角抵戏与“百戏”；
② 以“谈容娘”“兰陵王”“拨头”“苏莫遮”为代表的歌舞戏与参军戏；
③ 以《舍利弗传》《弥勒会见记》等为代表的梵文、吐火罗文、回鹘文戏剧；
④ 少数民族戏剧（藏戏，白面具派）开始酝酿并形成。
第三阶段：成熟期（两宋）
成熟戏剧应具备戏剧的全部特征：相对复杂剧情结构的剧本，相对固定的剧场舞台，面向市场观众的职业演员。两个演员的即兴演出注定了中国戏剧尚未进入成熟层次。宋代以后，在面向世俗观众的表演场所――勾栏瓦舍中，“扮演”和“故事”进一步结合，剧情更趋复杂，演员由两个变成五个，文人开始参与，出现了将故事情节用文字形式固定下来的剧本表现形态：
① 城市勾栏瓦舍和乡村庙台为代表的剧场体制；
②以“目连救母杂剧”为代表的宋杂剧与金院本；
③ 以“温州杂剧”“永嘉戏曲”为代表的南曲戏文
④ 宋真宗、苏轼、黄可道及九山书会等参与杂剧词和戏文创作
⑤《张协状元》、《王涣》、《蕴玉传奇》等剧本出现。
第四阶段：第一繁盛期（元至清乾隆末）
戏剧进入繁盛期的标志：一大批一流的剧作家和剧作，一大批一流的演出团体和一流演员，遍布城乡的固定剧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风格流派。所有这一切都是空前的，然而在此时期均已实现了，其特点是以剧作家和著名作品为中心：出现了一大批一流的剧作家及其代表作品，风格流派并已形成；以曲牌联套体为其音乐特征的剧场演出已形成规模，出现了城市和乡村两个剧场藏剧（阿吉拉姆、青海安多）等少数民族戏剧正式形成与成熟表现形态：
①以勾栏瓦舍、乡村庙台为代表的北曲杂剧全民剧场；
②以家乐和职业戏班为代表的昆曲传奇城市剧场及文人戏曲；
③以祠堂、社戏、节令演出为代表的弋阳腔乡村剧场及民间戏曲；
④ 以关汉卿、汤显祖、洪升为代表的剧作家群体；
⑤ 以沈Z、李渔为代表的戏剧创作及演出理论；
⑥ 以元曲本色派、文采派和传奇临川派、吴江派、苏州派为代表的风格流派；
⑦以汤东杰布、洛珠嘉错、次仁旺堆、洛桑益西为代表的古典藏剧作家；
⑧ 以《卓娃桑姆》、《洛桑法王》、《顿月顿珠》等为代表的藏剧名作。
第五阶段：第二繁盛期（乾隆末至“五四”前）
以杂剧和传奇名家名作为代表的古典戏曲创作进入此时期后转入低潮，但中国戏剧繁盛期并没有就此中断，只是让位于以演员及舞台表演为中心，作为一个新的繁盛期到来标志，是以改编前代戏曲名作为主，出现了一批一流的表演艺术家及其表演风格流派，板式变化体取代曲牌联套体成为本阶段戏曲音乐主流特征。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戏剧由藏剧进一步向其他民族戏剧拓展表现形态：
① 花雅之争为其转变动力；
② 梆子腔、高腔、皮黄腔奠定了本阶段戏曲发展的基础；
③京剧前后三鼎甲、四大须生、四大名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最后一个繁盛期的出现；
④贵州侗戏、布依戏，云南的白剧、傣剧，广西、云南两省的壮剧等少数民族戏剧陆续兴起。
中国古典戏剧与中国古代社会相终始，它以古代社会制度、思想观念为背景，反映的是古人的道德情操、审美观念、生活习俗，而最能体现其本质特色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戏曲。
下篇：中国现代戏剧
第六阶段：转型与新生期（“五四”以后至40年代末）
五四促使中国社会开始出现根本性变革，中国社会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作为主流，倡导变革的社会精英对传统文化的猛烈冲击使得中国在帝制终结后整体上进入了现代社会，话剧等标志现代西方的思想文化迅速进入并被精英阶层乃至主流社会所接受，狭义的中国戏剧拓展为广义的中国戏剧，传统开始向现代转变。另一方面，由于数千年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戏曲在下层社会及广大农村仍有深厚的基础，五四对古典戏曲的激进批判并未能动摇其根基，正因为如此，本阶段中国戏剧基本特征――话剧等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和戏曲以演员为中心并行不悖表现形态：
① 话剧等外来戏剧形式的传入并迅速为精英阶层所接受；
② 京剧、昆剧的破与立，戏曲导演制的确立；
③ 欧阳予倩、和梅兰芳；
④ 越剧、黄梅戏、歌仔戏等近代地方戏。
第七阶段：分化与发展期（50年代初至今）
以为标志，统一的中国戏剧及其舞台发生了分化，大陆、港台和海外华文戏剧三大块平行发展，大陆戏剧受苏俄斯氏体系影响，强调话剧民族化和戏曲现代化，导演制在戏曲中得到确立，现代戏曲地位因而在体制上得到广泛认同。另一方面，港台戏剧继续承续民国时期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整个社会改革开放和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大陆剧坛布氏体系取代斯氏体系的权威开始，戏剧观念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更新，三大块戏剧有加强和交融的趋势，经典和现代并存，并逐步向世界戏剧靠拢。
表现形态：
① 话剧民族化与戏曲现代化，戏曲改革及其意义；
② 唱剧、彝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剧的扶持和发展；
③ 焦菊隐、阿甲和黄佐临等戏改型导演；
④“革命样板戏”及其文化意义；
⑤ 探索性戏剧及其文化意义；
⑥ 沙叶新、姚一韦、魏明伦和徐晓钟；
⑦ 中国戏剧的危机与机遇。
中国现代戏剧以中国现代社会制度、思想观念为背景，直接或间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审美观念、生活习俗，传统戏曲和外来话剧等相互竞争而又相互依存是其主要表现特征。
余论
对中国戏剧历史发展的总体研究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戏剧属于综合性艺术，中国戏剧史为中国艺术史的组成部分，传统上为了抬高戏剧的地位将戏剧史作为文学史一部分的做法存在着片面性。换言之，构成文学史一部分的应为戏剧文学史。唯有如此，才能恢复学科和专业的严肃性和逻辑性，从根本上改变戏剧史完全以剧作家和剧本文学为中心的弊病；
（2）戏剧概念的阐释为戏剧史研究展开的基础，所以在谈论中国戏剧史的论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戏剧的定义和本质，避免出现将戏剧因素等同于戏剧本体、戏曲等同于戏剧的简单化倾向和习惯性做法；
（3）戏剧史研究应借鉴艺术史的基本模式，目前世界艺术史研究存在着生物学、进化论、形式主义等多种模式，必须予以参照，但也没有必要为西方是从。“不能否定一般艺术史和门类艺术史的区别。对于有着具象实体的艺术种类（如西方的竖琴乐、芭蕾，中国的国画、昆曲等）来说，研究其发生、发展、、衰落以至嬗变的过程还是必要的，在这方面，不能简单拒绝生物学模式和进化论模式。”②中国戏剧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生长过程，不能仅满足于按朝代先后或简单社会分期的方法，对中国戏剧史的把握可以借助于生物学和进化论的方法把握其自身的发展轨迹；
（4）思想解放和中外文化交流对于中国戏剧的宏观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戏剧史研究必须考虑全球化的因素。15世纪郑和下西洋和20世纪初中国门户开放决定了中国戏剧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基本走向。
① 徐子方《关于当前戏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戏曲研究》（京）第69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徐子方《艺术定义与艺术史新论》，《文艺研究》，2008年第7期。
On the New History of Chinese Drama
XU Zi-fang
(Institute of Drama and Fiction,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8)
Abstract: Chinese drama history is not the same as Chinese Xiqu opera histor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ormer is not the same as the formation of the latter. The former should only conform to the nature of drama of the common sense, and "Donghaihuanggong" of the Han Dynasty can be regarded as a distinct signal because it already satisfie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acting the story. The latter must conform to the nature of the Xiqu opera, i.e. "acting the story in singing and dancing"; its formation should be the emergence of the Naxi opera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in the strict sense, the folk ritual drama and traditional minority drama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a word, the definition of the drama history is much broader than that of the Xiqu opera history. Moreov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ram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form, within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drama has its own principles. We must dialectically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tages and drama stages, and it is not scientific to equate or separate the two. Therefore, Chinese drama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Classical and the Modern, with various stages within each, such as preparation, formation, maturation, prosperity, transformation, rebirth, division and development. Only in this way can Chinese drama history live up to its name.
关键词： 《看钱奴》 喜剧因素 喜剧艺术魅力
中国古典戏曲与西方喜剧相比，萌芽得虽早但成熟得较晚，戏曲理论更是直到明清时期才发展起来。西方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不仅拥有戏剧作品，而且出现了相关的理论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其中就有关于悲剧、喜剧的阐释。
喜剧的概念来源于西方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虽然没有喜剧这一明确概念，但是不能抹杀中国古典戏曲中所呈现出的喜剧或者说是幽默特质。这种特质是中国古典文化特有的生成与积淀，可称为中国式的喜剧，它与西方喜剧相比也毫不逊色。
近代以来，中国的学者将相关理论引入，对中国古典戏曲加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典戏曲悲剧、喜剧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喜剧呈现笑的因素使观众得到愉悦，无论中国的戏曲还是西方戏剧中的喜剧，都具这一共性。此外，娱乐大众只是喜剧的表面效果，在笑的背后还有更加深刻的社会内涵和现实意义，本文就以《看钱奴》为探究对象，分析一下这部中国式喜剧的艺术魅力。
一、《看钱奴》中喜剧因素的表现
《看钱奴》所呈现的幽默感都来源于贾仁这一典型人物。作者通过夸张的手法展现贾仁的吝啬，而就是这夸张手法呈现出本剧所蕴含的幽默感和笑的因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贾仁前后不一致的言行。贾仁在祈求增福神之时承诺自己有钱之后“我也会斋僧布施，盖寺建塔，修桥铺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我可也舍的”[1]。而当自己有万贯家财之后，他却是“争奈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别人的东西恨不得擘手夺将来。自己东西舍不得与人。如与人呵就心疼煞了也”[2]。欺瞒之态尽显无遗。第二，贾仁对金钱的极度热爱。贾仁对金钱的热爱可谓十分狂热。他说：“我平日间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我可不知怎么生来这么悭吝苦尅。若有人问我要一贯钞呵，哎呀，就如挑我一条筋相似。”[3]用一贯钞如挑筋一样，将精神上的痛失之感具体落实到肉体上的疼痛，更加生动具体地刻画出贾仁对金钱的热爱。而正是通过贾仁自己之口调笑自己，使观众获得笑的因素。再如他想赖掉买子之钱时的无厘头之语：“一贯钞上面有许多的宝字。你休看的轻了。你便不打紧，我便似挑我一条筋哩。倒是挑我一条筋也熬了。要打发出这一钞，更觉艰难。”[4]一种对金钱的钟爱之情溢于言表，钱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如要失去钱钞，那如损害其身体一样，甚至比损害身体更加严重。第三，贾仁对自己的吝啬。贾仁的吝啬是达到极致的。他不仅对别人耍无赖、欺诈以达到自己不花一分钱的目的，而且更加有趣的是对自己也吝啬至极，最为典型的是买鸭揩油、借斧断尸、遗嘱讨债等几件事情。也恰恰是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蕴含着令人捧腹的喜剧因素。如“买鸭揩油”，本想吃烤鸭却碍于钱的花费只能借机揩油满足欲望。本来回去后，心满意足地“舔一根手指吃一碗饭”，可是事情发生了突变——贾仁吃着吃着困了就睡下了。正在这一时间内，狗舔了贾仁未舔的一根手指。他睡醒后却因此事一气而病，并且是一病未起。这着实为我们带来了幽默感：一个吝啬之人因为如此微小、可笑之事而一病呜呼，真可谓“一根手指引发的血案”。
二、《看钱奴》的喜剧艺术魅力
（一）生动、鲜活地刻画人物以达到娱人的效果。
戏曲作为舞台艺术的一种，主要目的是满足观众某种情感需求，或高兴或哀伤。但是由于它是一种代言体形式，情感的传达只能更多的依托人物的语言来实现，因此避免不了人物的类型化。而《看钱奴》在人物刻画方面却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生动、鲜活的悭吝鬼。爱钱、吝惜钱的贾仁就是在自己临死之前依然悭吝不减，嘱咐儿子死后要用后院的马槽作为棺材；儿子说马槽太小时，就嘱咐儿子借邻居之斧断其尸，防止卷了自家斧头。他的精打细算真是算到骨头缝里。这一系列的夸张语言使观众看到人物吝啬的性格特征的同时，也获得心情或者精神上的愉悦感。笑其算计，笑其视钱如命，笑其悭吝至极，“笑”成为观众对《看钱奴》接受的直接表象，也是对它最为中肯的认可。
“笑”使《看钱奴》收获了喜剧性的舞台艺术效果。杂剧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用特殊的方式使观众以局外人的角度观赏、体味舞台化和艺术化的生活。透过舞台人们体验到人生的悲、欢、离、合。而《看钱奴》正是通过一定程度上的滑稽、调笑与戏谑征服了观众，满足了他们对“欢乐”的情感需求，达到了娱人的目的。这正是作为俗文学存在的戏曲所体现出的社会意义的一个方面，而非前人提倡的“政治教化”。其实对于《看钱奴》来说，它的喜剧因素不仅是为了娱人，而且是为了通过“笑”引发观众的思考。
（二）以喜写悲，揭示人性的扭曲。
《看钱奴》虽然以调笑的方式嘲弄或者说是讽刺了贾仁这一人物，但是它更多的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思考。元代社会是一个在思想意识层面控制相对宽松的封建王朝，所以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农抑商观念受到冲击，一些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头脑和金钱去争取、创造更多的财富。然而农耕社会下所产生的小农意识却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头脑当中，因此他们对钱财尤为重视，他们不肯花费一分却要不停地积攒。其实在外国作家的笔下亦可看到类似的文学形象。如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他身为农奴主拥有大量的财产，但却不停地搜刮，使得他走过的街道一片干净，堪称“马路清扫机”。吝啬鬼是物化了的人，金钱的诱惑支配了他们的一切生活和思想活动。他们活着的目的是无限扩大金钱的占有量。过于追逐金钱导致他们异于常人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恰恰产生了幽默感。正如有学者曾说：“喜剧不是以生活的真实性的描写取胜，而是以对情感的真实描写取胜。喜剧精神表现的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5]观众与读者正是透过剧中令人捧腹的、超越现实的行为获得“笑”，同时也体会到那笑中饱含泪水的辛酸。幽默、笑的背后更是剧作家对命运、人生、人性的深深思考。王国维先生曾说：“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6]剧作家正是通过贾仁这一人物形象来折射当时的社会现实。贾仁的行为不只是一个特例，他代表的是当时元代社会中的一些人或者说一类人。其实这样的描写我们还可以从当时其他流行的文体中找到。在当时流行的散曲中亦有对这类人物的描写。例如无名氏的《嘲贪汉》【商调·梧叶儿】：“一粒米针穿着吃，一文钱剪截充。但开口昧神灵。看儿女如衔泥燕，爱钱财似竞血蝇。无明夜攒金银，都做充饥画饼。”[7]曲中的贪汉也极为吝啬：一粒米、一文钱在他的眼里恨不得以一当十地用，爱钱就像是苍蝇钟爱血一样。他与贾仁真是“志趣相投”。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化的人类意识，它不能不沾染时代、社会的气息，即刘勰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这就是为什么贾仁、贪汉等这类人物会出现在元代流行的文体（杂剧和散曲）当中的原因所在。
三、《看钱奴》的喜剧因素所折射的中国式幽默特质
（一）中华民族达观、开朗的民族文化心理。
《看钱奴》所体现出的幽默感正是中华民族达观、开朗的民族性格，而这种民族性格恰恰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正如有学者指出：“在传统文化的基因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古典喜剧，以自身的艺术方式集中地体现了乐观自信、以柔克刚的民族文化心理。”[8]这也是中国戏曲不同于西方戏剧的根本原因。李泽厚先生曾指出：“我国的文化可谓是‘乐感文化’，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9]正是这种传统的文化心理决定了中国的戏曲充满积极乐观的态度，或以笑调笑对现实的不满，或以笑期待和展望美好的未来。总之，中国的戏曲尤其是喜剧展现的是中国式智慧，同样可以达到西方戏剧中悲剧所呈现的效果——严肃与崇高。在我们的文化中喜剧也同样是高尚的，它不单单是为了娱乐，更是揭示严肃的主题。郑廷玉把元代社会存在的悭吝之人作为戏曲作品调笑的对象，满足观众的情感需要，同时以幽默的智慧展现了吝啬鬼可悲、可憎之处。既然我们敢于调笑现实，就代表我们敢于面对现实，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社会的阴暗面和不公平，期待美好的未来生活。郑廷玉以戏谑的手段展现看钱奴这一人物形象，凸显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达观、开朗的民族文化心理。
（二）寓庄于谐的批判精神。
喜剧是把在悲剧阶段尚未充分展示的矛盾表面化，使之成为虚无的、荒谬的假象，以此来让人嘲笑，因而喜剧的笑同样是一种提高，是一种“净化”，是一种“纠正”。一句话，是一种“批判”。[10]《看钱奴》正是这样。它虽然呈现的是一种幽默感但是在这种笑的背后却隐藏着批判的力量。贾仁的悭吝、欺诈、为富不仁等性格特点是当时元代社会中一类人的集中体现。剧作家将他典型化、夸张化，在他的身上寄托自己对社会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有学者曾说：“喜剧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现象，其效果——笑也就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历史内容。从本质上说，喜剧的笑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批判的武器，它是对已成历史陈迹、残余的旧的社会力量之虚无性、荒诞性的反应；由于这种力量之骇人听闻地违反常识，因而笑常常是不假思索的、直接的、突然的，同时也是无情的。”[11]而《看钱奴》正是通过“笑”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无情的嘲笑与强有力的批判。“笑”成为剧作家和观众对现实批判的强有力的武器，以笑嘲弄现实人生与人性，凸显人生与人性扭曲后的丑态，笑是对丑恶现实的最有利一击。郑廷玉以寓庄于谐的手法将《看钱奴》的喜剧因素发挥到淋漓尽致，在幽默处寄予深刻内涵和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2][3][4]臧懋循.《元曲选》[M].中华书局，1958.1585.
1589.1593.1595.
[5][8][10]朱伟明.《中国古典喜剧史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2.21.169.
[6]王国维.《宋元戏剧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8.
[7]王文生主编，沈祥原编著.《宋元文学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438.
2013年12月4日晚，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一场以“戏韵管弦”为题的音乐会。音乐会上，以青年教师和在校本科生为主体的民族管弦乐队演奏了当代作曲家彭修文的《乱云飞》、郭文景的《炫》、刘长远的《龙跃东方》等民族管弦乐曲；曾健雄的板胡与乐队《秦香莲》、杨春林的京胡、大提琴与乐队的《别》、徐锵的琵琶与乐队《品戏》等协奏曲，以及现代京剧改编的呐子与乐队《打虎上山》、三弦与乐队的《黄连苦胆味难分》等音乐作品。在彰显了以中国传统戏曲音乐为创作元素、以戏曲声腔为典型艺术风格、以器乐歌唱母语化为美学特征的文化精神与追求的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民族器乐专业的学术实力和教学成果。
自上世纪20年代末刘天华受文化先驱之邀在北大音乐传习所开设民族器乐专业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与发展，民族器乐专业的学科建设已然相当完善、成就卓然。现如今，民族器乐不仅成为各大音乐学院里实力雄厚的系科，而且也成为了综合大学特别是戏曲类高等院校里一个具有艺术特色和学术力量的学科。作为一个长年在音乐学院从事民族器乐教学的教师，我深深地知道，几十年来音乐学院的民族器乐专业一直极力推崇和强调的是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的教学体系，为艺术院校和文艺团体培养了为数不少的优秀人才。然而，“戏韵管弦”音乐会却给了我一个新的启发，中国民族音乐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域、多门类、多曲种的文化体系，戏曲学院是集历史文化积淀、传统戏曲表演与音乐精华为一体的艺术殿堂，其民族器乐专业的学科建设如果以多元、多向、多途径为发展模式，是否更加符合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存发展之道呢？“戏韵管弦”音乐会所表达的正是中国戏曲学院对民族器乐专业的定位思考与艺术水准的追求，它所带给我们的正是对设置在戏曲学院中的民族器乐专业学科建设与办学特色的整体性思考。
第一折：源与流
中国传统戏曲有三百多个剧种，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每一个剧种的个性特征主要依赖于音乐的个性特征而得以体现，并得以传承与传播。每一个剧种都拥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主奏乐器和独特的管弦乐器组合架构，从而发出具有典型性和标志性的声音。中国民族乐器的演奏艺术和音乐风格大多是在传统戏曲的母体中孕育、成长、成熟，尔后逐渐脱胎于母体而成为了独立的演奏艺术。如昆曲的竹笛、三弦，梆子腔的板胡，越剧、锡剧、淮剧、扬剧的二胡等，戏曲的打击乐更是了得，不仅能打出行当与角色，而且是世界上屈指可数能打出情节、打出性格、打出性别、打出情感的演奏艺术。
中国传统戏曲犹如一条积累厚重、生生不息的河流，滋养着它流淌过的土地，中国民族器乐专业正是在半个多世纪里不断地吸吮着戏曲音乐的乳汁，润泽着传统文化的雨露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尽管民族器乐已经成为了独立的学科，但是向传统戏曲学习、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永远是我们的必修课，脱离了戏曲音乐乃至民族民间音乐的源头，民族器乐将干涸枯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突然悟到，与民族民间音乐源头零距离的中国戏曲学院民族器乐专业自然能够“近水楼台”、最直接地汲取传统戏曲的营养，以戏韵滋润管弦，以管弦吟诵戏韵，其中既有继承的咀嚼又有创新的思维，既有传统的解析又有时代的探索。由此，“戏韵管弦”音乐会也许能为民族器乐的发展开拓一种新思维，另辟一条通幽的蹊径。
第二折：声乐与器乐
宋元之后，中国传统戏曲高度发展，戏曲艺术不仅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愉悦，艺术的享受，而且成为了中国人传播母语文化、宣传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对其他艺术门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中国戏曲的歌唱方式如：唱如念、念如唱；依字行腔、润腔作韵，板式节拍，音律腔词，律动变化，字词句法等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艺术体系，千百年来，中国民族器乐艺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戏曲声腔艺术的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与西方音乐完全不同的歌唱方式和表演特征。
相对于声乐演唱，器乐艺术具有音域宽阔、节奏丰富、技术复杂、音色多变、风格多样等优势，更善于表现结构庞大、题材宏大的音乐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起，燕守平、王彩云、赵建华、李祖铭等京胡名家曾经成功举办过京胡独奏音乐会，试图用京胡的器乐语言独立表现音乐作品，虽然一时难以断言，但是这种源自于声乐、又超越人声极限的艺术尝试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开启通向器乐艺术的另一扇大门――京胡独奏艺术。其实中国民族器乐的演奏就是从最初简单的模仿声乐到揣摩菁华；尔后又从提炼声腔艺术的精髓到达以生动复杂甚至高难的器乐技术来表达音乐神韵的最高境界。我们可以从20世纪初惟妙惟肖的三弦弹戏《朱砂记》的回眸到如今气势恢宏的民族管弦乐《乱云飞》的展现；从梆子腔里大弦（儿）的酣畅淋漓到板胡协奏曲《秦香莲》的起伏跌宕；从委婉动听的京剧曲牌《南梆子》的回味到京胡与大提琴双协奏的民族管弦乐《别》的时空对话，民族器乐的技法语言所呈现出来的刚柔虚实、轻重缓急、浓淡静动、抑扬顿挫的美学特征，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中国民族器乐与中国传统戏曲的歌唱方式血脉相承、筋骨相连，既可以满足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又可以拓展民族器乐艺术的优势。中国戏曲学院民族音乐会使我们真正地看到了他们追寻中华乐派艺术理想之梦的步伐。
第三折：优势与文化自信
半个多世纪以来，音乐院校民族器乐专业的学科建设已经具有了成熟的教学模式和深厚的学术积累，音乐学院的民族器乐专业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实践，在教学研究、演奏艺术、理论建设、音乐创作和教材积累诸多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教学体系，具有较强的技术与艺术优势。特别是在中西结合的层面和交融点上，强调规范化、科学化的技术训练，坚持一手伸向西洋、一手伸向民间的学术理念，所以戏曲音乐风格的作品一直是音乐院校民族器乐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研究民族民间音乐也一直是音乐院校民族器乐学科建设的学术重点之一。
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的民族器乐专业经过多年的酝酿，①正式成立于2000年，经过十几年专业教学的实践和教学理论的研究，对在以传统戏曲为学科重点的综合院校中民族器乐专业的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索。依托于中国戏曲学院的学术氛围与艺术环境，其民族器乐专业的发展恰恰能够最直接地触摸和深入到戏曲声腔艺术的土壤中，得天独厚地获取传统戏曲文化的雨露滋润。相对于音乐院校，中国戏曲学院民族器乐专业的最大优势在于，他们可以从声腔艺术和传统戏曲音乐的源头直接汲取营养，以形成与众不同的艺术特点和独特的办学模式，独树一帜地跻身于民族器乐专业教学之林。
近年来，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以传统戏曲音乐的核心元素为素材的音乐创作与艺术实践已经初见端倪，由音乐系民族管弦乐队演奏，由谢振强、朱维英、沈鹏飞、陈建中、田春明、马骏、赵石军、向民等创作的京剧民族管弦乐史诗《组歌》；马骏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无题》等戏曲风格的音乐作品，已经逐渐展示其艺术特色与审美取向。
由此可见，音乐院校与戏曲学院的民族器乐专业各有其优势，各有其学术重点，“戏韵管弦”音乐会所展示的正是中国戏曲学院民族器乐专业独占鳌头的艺术优势和豪迈的文化自信。我相信，中国戏曲学院的“声器并茂”与音乐学院的“中西合璧”所形成的优势互补一定能从不同的艺术领域、不同的学术重点推动中国民族器乐演奏艺术和学科建设的发展。
第四折：学科建设与艺术探索
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的民族器乐专业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师资队伍基本由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构成，90%的教师都具有硕士学位。不到四十岁的平均年龄结构使这个群体充满了青春的朝气，精英前沿的知识结构为民族器乐专业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创造性思维和学术洞察的能力。在全神贯注地投入专业教学的同时，他们仍然充满着蓬勃向上的活力参与着不同形式的舞台实践和艺术创作；仍然努力地深入到中国戏曲音乐的沃土里汲取学养、获得知识。
十几年来，在借鉴了音乐学院系统化、规范化、专业化教学方式的同时，中国戏曲学院的民族器乐专业根据戏曲学院的办学特点，不仅在课程设置、教材编选、曲目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的专业教学以及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和补充，成为了中国戏曲学院的教学体系中颇具特色与不可替代的学科之一。从“戏曲唱腔概论”、“戏曲唱腔模唱”、“戏曲音乐应用基础”、“戏曲经典剧目赏析”等必修课程的设置，到“中国当代京剧音乐研究”、“中国戏曲音乐管弦乐发展概论”、“京剧唱腔的和声运用”等选修课程的设置可以看出师资力量的重点与办学方向；从《民族器乐戏曲风格练习》（民族器乐教研室）、《板胡地方风格技巧练习》（牛长虹）、《中国戏曲学院唢呐教程》（单振岳）等教材编写到学术研究，发表了诸如：《戏曲音乐特性音调在板胡演奏当中的使用》（牛长虹）、《论二胡戏曲风格作品的演奏艺术》（徐建）、《戏曲音乐声腔演变探究》（单振岳）、《戏曲乐队中的洋面孔――大提琴运用于戏曲乐队的实践所带来的思考》（聂双）、《扬琴演奏与京剧音乐的深度交织》（钱伟宏）、《现代京剧〈红灯记〉琵琶声部的分析与研究》（王承植）等数十篇学术论文，多方面突出戏曲音乐的学术特色，积极探索音乐学院模式与戏曲学院模式之间的交织点、交融点和交汇点，试图建立一个跨学科、跨门类的教学体系。
浓浓戏韵、声声管弦，音乐会带来的思考是多方位的，传统戏曲的演奏艺术讲究加花变奏不失“严丝合缝”，即兴发挥却又“风雨不透”，以追求“笛似骨、笙似肉、弦似筋、板似魂”的整体音响色彩。脱胎于传统艺术的民族器乐演奏艺术细腻如歌、宽广如潮，以戏曲元素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气势恢弘。期望中国戏曲学院的民族器乐专业在继承与发展、坚守与借鉴、传统与现代的探索中不断成长、成熟。
戏韵的管弦、管弦的戏韵，期待着中国戏曲学院的下一场“戏韵管弦”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