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2 10:01:58
【摘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指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引起的不完全可逆，呈进行性加重的一组肺部疾病。由于反复发作加重病情，给病人身心造成很大痛苦，影响病人的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造成家庭和社会负担。为减少或防止该病急性发作，消除或减少疾病引起的功能障碍，改善病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高生活质量，我科从2004年5月～2005年5月对30例临床平稳期COPD病人实施一系列护理干预，得到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选择住院及门诊确诊为COPD的病人30例，其中男26例，女4例，年龄60～82岁，病程均在5年以上。入选病人均为临床平稳期，有严重心肺功能衰竭及语言沟通障碍者除外。
1.2方法在第1周举办2次集体讲座，系统讲解COPD的有关知识及护理干预的内容，并进行一对一指导。干预后采用电话联系、随访了解病人对护理干预内容的掌握与实施情况，嘱病人有困难随时来院，护理人员帮助指导并纠正缺陷。比较干预前后病人对生活的自我评价、主诉症状的改善、肺功能测定值。
1.3护理干预内容
1.3.1呼吸体操锻炼即将腹式呼吸和扩胸、弯腰、下蹲等动作结合在一起，每日2组。具体要领:平静呼吸4次～8次，立位吸气、前倾位呼气4次～8次，单举上臂吸气、双手压腹呼气4次～8次，平举上肢吸气、双臂下垂呼气4次～8次，平伸上肢吸气、双手压腹呼气4次～8次，抱头吸气、转体呼气4次～8次，立位上肢上举吸气、蹲位呼气4次～8次，腹式缩唇呼吸4次～8次，平静呼吸4次～8次。
1.3.2全身运动的耐力锻炼根据个人情况选择步行、踏车、登梯、游泳等运动。此项锻炼应从低运动量开始，循序渐进、因人而异、适可而止，以免造成运动损伤。开始每次坚持5～10min，每日3次或4次，逐渐延长至每次20～30min，每日2次。锻炼时监测心率，最高心率指标为170减去年龄。
1.3.3氧疗的指导告知氧疗最终目的是延缓疾病的发展，延长病人的生存期，而不是仅用来改善症状。对那些认为吸氧越多越好或气促症状好转就减少吸氧时间者予以纠正，要求病人每日吸氧达1.5h、流量为1～2L/min。
1.3.4营养指导嘱病人掌握少食多餐、摄取适中能量的原则，并增加鱼类和水果摄取等。
二、结果
2.130例COPD患者接受护理干预后对生活质量的评价。
2.230例COPD患者干预前后主诉症状比较。
2.330例COPD患者干预前后肺功能各项指标比较。
三、讨论
COPD是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病人由于呼吸困难，往往引起运动受限，进而产生肌肉萎缩，体重减轻;由于活动减少，从而与社会脱离，产生孤独感与压抑感，这些改变相互关联，形成一种复杂的恶性循环，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COPD由于肺泡过度膨胀，加之气促呼吸频率快，呼吸肌常处于疲劳状态。呼吸操锻炼可增强膈肌、腹肌、下胸部肌肉的活动，改善其收缩功能，减少呼吸肌疲劳的发生，可使呼吸肌做功能力增强，用力呼气后肺泡内残存气量减少，肺泡膨胀程度减轻，从而改善肺的通气功能；腹式缩唇呼吸能有效提高气道内压力，防止呼气时气道过早塌陷，利于减轻二氧化碳潴留，改善通气功能。全身运动可以增加病人四肢肌肉力量，改善因慢性疾病引起的骨骼肌功能障碍，可以改善病人对体力活动的恐惧和焦虑心理，增强锻炼信心，增加运动耐力。长期氧疗可提高肺泡内氧分压，增强氧弥散能力，提高动脉氧分压，增加组织供氧，改善心、脑、肺、肾的功能，降低肺动脉压力，改善呼吸困难，增加运动耐力。COPD病人食欲低下，在进行康复锻炼时能量消耗进一步增加，导致体重下降，因此，合理的营养指导利于病人预后。
表130例病人接受护理干预后对生活质量的评价（略）
表230例病人干预前后主诉症状比较（略）
表330例病人干预前后肺功能指标的比较（略）
通过对COPD病人实施护理干预后，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行为活动耐受、睡眠质量等生理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同时在人际交往、家庭支持方面也较干预前有所增加；咳嗽、咳痰症状明显改善（P均<0.01）；第1秒用力呼出量、1秒率明显提高(P均<0.01)。与张建华报道的呼吸康复训练12个月后1秒率预计值较康复前差异有显著性，病人的肺功能逐渐得到改善相一致。由于病人在康复训练中受益，主观运动意识增强，同时家庭、朋友、社会对COPD病人给予了帮助和支持，从而促使病人能长期坚持康复锻炼，达到康复治疗的目标，即减轻症状、增强体力、积极投入日常活动、提高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张建华.呼吸康复训练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华护理杂志,2004,39(7):504-506.
［2］周玲君.呼吸训练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现状与展望［J］.护理研究,2005;19(3A):478-479.
关键词：生命周期 微博 舆论预警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5（c）-0229-02
微博是自媒体时代最受欢迎的新型网络应用，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微博以其便捷性、即时性、开放性等特点吸引了大量的用户，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微博用户数已经达到了3.09亿[1]。微博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化沟通和交流平台，自“郭美美事件”等产生自微博舆论事件爆发后，微博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舆论场，逐渐成为互联网的舆论中心。
生命周期就是指事物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生命周期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大体上分为产生、成长、成熟、衰退等阶段，在每个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特点。生命周期理论被较多的运用在了产品、企业、客户、行业等经济管理学科以及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中。学者孟小平认为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2]。舆论的持续性的特征决定了其具备生命周期的特性。
1 微博传播环境下的舆论预警
舆论预警“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在社会运行中出现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灾害等危机和风险的萌芽，在没有爆发之前所实施的一系列舆论调控[3]”。舆论预警是控制舆论事件发展的重要方法，通过对舆论的走向、发展进行判断，将舆论预警的主要对象――不良和负面舆论（违反道德良知、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等）处置在萌芽阶段。从这个定义理解舆论预警对于及时对舆论进行干预、引导和调控，抑制其不良和负面影响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能让舆论的监管者处于主动地位。
传统概念下的舆论预警关键在于预测，包括舆论规模的预测和舆论走向的预测两个方面，只有在做出准确的预测之后才能进行对于舆论的预防、引导和调控。而微博因其媒介自身的特性为舆论提供了快速生成和扩散的环境，相较于传统的舆情预警，微博传播环境下的舆论预警很难做到将不良舆论处置在萌芽阶段。
作为拥有庞大用户群的媒介平台，微博目前已经成为重要的舆论阵地，一些重大的网络舆论事件都是首先在微博媒介产生然后进行广泛的传播，引起较大的关注和影响，例如2011年导致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郭美美事件”，事件起因于新浪微博上一位名叫“郭美美”的用户将其个人描述改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并在微博上炫富，因其所谓的“红十字会”背景引来了大量的关注，该事件导致公众对于红十字会的运作监管产生了广泛的质疑，进而引发了慈善信任危机，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如果在此事件中能够对舆论进行有效的预警进而进行合理的引导，那么舆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小得多。因此，微博传播环境下的舆论预警需要引起重视。
微博舆论预警不能仅理解为“防患于未然”，由于微博媒介中信息传播迅速，一条微博发出后能在短时间内能引起巨大的转发评论，进行核裂变扩散式的传播，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舆论都能有效且及时的进行“萌芽状态”下的预警和引导调控，就好比一场突发的地震，在不能做到预测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后续的预警和防控来减轻其带来的危害。因此，笔者认为微博舆论预警应该是预警和引导调控相结合的一个系统，微博媒介传播环境下的舆论预警是应该存在于舆论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的。
2 舆论生命周期对微博舆论预警的启示
在此之前已有学者对于舆论的生命周期进行了一些研究，韩立新、霍江河[4]基于“蝴蝶效应”将网络舆论划分为显现期、成长期、演变期、爆发期、降温期和长尾期。刘鹏飞[5]将网络舆情分为引发期、酝酿期、发生期、发展期、高潮期、处理期、平息期和反馈期等不同的阶段。两者虽然都对舆论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但并没有对各阶段的特点进行分析说明。谢科范[6]等认为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可以分为若干阶段，将网络舆情的生命周期分为五个阶段：潜伏期、萌动期、加速期、成熟期、衰退期，并对各阶段的特点进行了阐述，但其进行的划分缺少对于舆论衰退后续阶段的关注。
根据生命周期的一般特征，借鉴文献[6]的研究成果可将微博中舆论的生命周期划分为萌芽期、快速发展期、稳定期、衰减期和平息期。例如在“复旦大学投毒事件”中，事件最初在公众之中只为少部分人所了解，舆论处于萌芽期。在复旦大学官方微博事件的消息后，以此为刺激点，通过微博的传播使事件在短时间内引发公众的大量关注和讨论，舆论处于快速发展期。此后，公众期待事件的处理结果，对于事件进行持续的关注，舆论处于稳定期。在上海警方通过微博通报逮捕嫌疑人后，事件得到初步的解决，事件关注度开始下降，舆论处于衰减期。经过一段时间的衰减后公众对事件的关注逐渐撤销，只有小部分公众持续关注舆论，舆论进入平息期。结合微博舆论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特征对微博舆论预警做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在舆论的萌芽期，舆论事件在公众之中只为少部分人所关注，在这一阶段应对于重点潜在问题的相关关键词进行监测。根据中国舆情网对于舆论事件的分类，目前我国主要的舆论事件共分为突发事件、执政形象、公共管理、民生问题、经济发展、法制等六类问题。重点监测这六个大类的舆论事件的相关关键词并进行统计分析，及时发现舆论的潜在动向，并进行相应的调控。每一个舆论事件想要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都必须存在一个刺激点，处在萌芽期的舆论只有在刺激点出现后才会进入快速发展期，对于刺激点的监测效果决定了舆论预警的初期效果。舆论的萌芽期是微博舆论预警的第一个关键时期。
在舆论的快速发展期，由于事件刺激点的出现，事件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的关注，舆论的预警重点应该在监测作为公众的参与程度以及事件在微博传播中的关键节点，在快速发展期开始初步的引导调控，进行意见领袖的介入。在微博的传播机制中意见领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们用友大量的粉丝的每一条微博都能引发较多的转发与评论。他们介入到事件之中，能够更好的对公众进行引导。
在舆论的稳定期，舆论事件的关注量较为稳定，对于微博舆论来说，舆论处于稳定期的时间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较短，在这一个阶段的舆论预警重点在于监测关注量的变化情况与舆论事件的进展情况，在引导与调控方面继续进行意见领袖的介入，加强把关人的作用，例如充分利用微博平台中与舆论事件相关的官方微博，通过官方的声音进行舆论疏导，这一阶段是微博舆论预警的第二个关键时期。
在舆论的衰减期，关注量开始减少，在舆论预警上应持续监测关注量的变化情况、舆论事件的发展情况，在引导与调控上注重对于舆论事件的处理，促使其尽快解决，在这个阶段应加强正面引导，从而加速不良舆论的衰退。在这一阶段利用议程设置进行引导调控，为公众引入新的话题使受众分流，干扰并提前使得其生命周期进入平息期。
在舆论的平息期，稳固已经达到的成果，对于进入平息期的舆论应促使事件的问题尽快解决。此阶段的预警重点在于监测已经下降到接近稳定的舆论关注量的波动情况，判断舆论是否会反弹，同时进行更加深入的引导，以尽量消除不良和负面舆论的不利影响，防止舆论事件再次出现刺激点而导致产生新的关注，例如在“复旦投毒事件”中由于事件结论未能及时公布，使得与之相似的发生在十几年前的“清华朱令中毒案”重新成为了舆论热点事件。这一阶段是微博舆论预警的第三个关键时期。
3 结语
本文从生命周期的视角对舆论进行了生命周期阶段性的划分，分析并提出了微博舆论预警的这三个关键时期，这三个关键时期是舆论最容易出现变化和波动的时期，其预警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微博舆论生命周期的舆论预警处置效果。
目前，对于微博不良舆论尤其是微博谣言的治理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微博较强的开放性，使得用户在发表微博的时候没有受到过多的约束，把关人的缺失导致谣言容易扩散，各大微博平台也对谣言进行了集中的清理微博自身也在进行技术手段上的监管。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国内主流微博平台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例如实行微博实名制、颁布微博社区公约，以规范微博用户的行为，提升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此外新浪还成立了微博社区管理中心，通过管理中心能对微博中的不实信息进行举报，经查实后能及时给予相应的处理。这些措施在加强微博舆论治理净化微博环境上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R].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3：35.
[2] 孟小平.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36.
[3] 陈彬，费从容.谣盐惑众后的思考――兼论新闻媒体的舆论预警责任[J].视听纵横，2011（3）：35.
[4] 韩立新、霍江河.“蝴蝶效应”与网络舆论生成机制[J].当代传播，2008（6）：65.
关键词:利率预测;利率决定理论;多元回归;时间序列
中图分类号:TL364+.5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1(c)-0042-01
一、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利率的不确定性给行为主体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具体到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指的是利率的不确定性给商业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商业银行控制利率风险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对利率变动方向的预测,准确把握利率走势,并据此决定自己的利率敏感资产负债缺口来控制利率风险,即是利率风险进攻型管理;另一种则是商业银行通过控制资产负债利率敏感性缺口来控制利率风险,即缺口管理,它是一种保守型的利率风险管理。而利率风险进攻型管理基于对未来利率的预测,准确预测未来的利率是利率风险进攻型管理有效性的关键。对未来利率的预测,包括了对未来利率变动方向和未来利率变动幅度两个方面的预测。前者是基于利率决定理论来判断影响利率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变化如何影响利率的变动;后者则是通过建立利率的决定模型(包括多元回归模型、时间序列模型或包括相关因素和自回归因素的动态模型)来完成。
二、利率决定理论
利率决定理论有古典利率理论,流动性偏好利率理论,可贷资金利率理论,基于IS-LM分析的利率理论等。其中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可贷资金理论分别从货币的供求和债券的供求两个角度分析实体经济对利率的影响,两种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有时是一致的,如对通货膨胀因素的分析,两种分析得出的结论都是通货膨胀(或预期通货膨胀)将导致利率升高;更多的时候两者是互补的,可贷资金理论偏向分析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利率的影响,而流动性偏好理论则能更好地分析货币债券以外的其他金融资产或实物资产的属性的变化以及政府活动的增减对利率的影响。在少数因素的分析上又存在差异,如居民收入对利率的变动方向的影响是相反的分析结果。因此要准确地预测未来利率变动的方向和变化的幅度,单纯依靠利率决定理论是无法完成的,只能作为参考,借助利率模型来对利率作定量预测。
三、基于利率模型的利率预测
1、多元回归模型及其缺陷。综合利率决定理论,可以将影响利率变动的因素归纳为:收入的变动、价格水平的变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债券相对其他替代资产的属性变动、政府赤字的增减、投资盈利预期的变动、预期通货膨胀率等。可以用多元回归模型,建立利率变动量(r)和各影响因素的联系,从而来预测利率的变动。运用多元回归模型首先要分析各个可能的影响因素,然后进行筛选,选出重要的变量,同时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而在实际中,很多经济变量都是相互影响,很难避免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另外还需要考虑的一点是对于利率变动的预测是基于对各影响变量的预测的,因而首先需要对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进行预测,但是对解释变量的预测也存在很大的操作上的难度。
2、时间序列模型。基于上述多元回归模型的缺陷,研究者们多采用时间序列模型来作利率预测,模型的表达式为:rt=μ+γ1rt-1+γ2rt-2+…+γprt-p+εt,其中rt,rt-1,rt-2…rt-p分别表示第t期,第t-1期,第t-2期…第t-p期的期末的即期利率,εt表示随机扰动项。通过对模型的估计和检验,可求得系数μ,γ1,γ2…,γp,这样未来一期的利率就可以表示成现在和过去的即期利率的线性表达式,从而可以预测出未来一期的利率值。对未来若干期后的利率,可以通过递推法作出预测。
四、实证分析
选取的样本为2008年4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的上海银行同业隔夜拆借利率,共有250个数据。由于直接对原序列(250个样本)作自相关分析显示其为非平稳序列,于是对原序列作一阶差分,即st=rt-rt-1;偏自相关图显示k>11以后的值都在随机区间以内,p值取3,故模型为AR(3)。对新序列Rt进行AR(3)参数估计。估计出的自回归方程为:st=-0.006312+0.02205st-1-0.066453st-2-0.129387st-3+εt,将st=rt-rt-1代入,得到:rt-rt-1=-0.006312+0.02205(rt-1-rt-2)-0.066453(rt-2-rt-3)-0.129387(rt-3-rt-4)+εt,整理得:rt=-0.006312+1.02205rt-1-0.088503rt-2-0.02934rt-3+0.129387rt-4+εt。
五、模型的预测及结果分析
将样本数量扩展为260个,预测结果与真实观察值以及误差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出,预测值和真实着之间的误差不超过3%,应该说模型的预测结果是良好的。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贺国生.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度量模型与管理模式研究[M].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李焰.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研究[J].财贸经济.2009.9
媒体对于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公众预期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国内外学界对媒体影响公众预期已经有大量研究。鉴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复杂性，中央银行影响经济结果的能力有限，巧妙运用预期管理对于货币政策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描述了中央银行短期名义利率的变化如何转化为产量或价格的变化。无论是传统利率传导渠道，还是汇率传导渠道、股票市场传导渠道、信贷渠道，如果不将公众预期纳入分析框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就不能够被完全解读。考虑到通胀预期中专家和公众预期的异质性，Carroll(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媒体出现通货膨胀相关报道时，公众会关注这些报道，同时形成自己的通胀预期。当媒体通胀指数增加时，即更多新闻报道通胀预期，公众预期与专家预期的差异会减小。与Carroll(2003)的研究相比，Blinder和Krueger(2004)的研究关注电视媒体与纸媒两种途径对人们通胀预期的影响。通过调查，作者发现公众更容易通过电视媒体获取信息形成自己的经济政策观点。前两项研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媒体如何形成公众预期的问题。Reis(2006)的研究从成本角度说明公众面临获取、吸收、处理信息的成本较大时，他们不会连续地而是间断地更正自己的预期，并引入广义inattentiveness模型计算自身最优消费计划。中央银行应当采取相关措施，通过媒体报道主动引导公众预期，从而加强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阐述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的理论逻辑，总结相关实证分析类文章的经验证据，挖掘国内外学者对于媒体中的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脉络和思维逻辑，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理论逻辑
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理论逻辑是指中央银行发布货币政策信息通过媒体影响公众预期，进而影响到公众投资消费行为，最终传导至总体宏观经济的传导路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沟通是现代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媒体作为中央银行沟通的重要渠道，连接着信息的提供者和接收者，传递着中央银行发布的货币政策信息。
(一)传播学理论与信息经济学视角
传播媒介对公众的认知环境活动有极大影响，以至于改变人们的预期和行为。媒体对公众认知的影响研究持续了几十年，并且已经形成了几种关于媒体效应的理论。1.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指出主流媒体对公众认为重要话题的设定是具有决定性的即媒体作为信息的供给方具有主导优势，而忽略了媒体信息需求方的影响。McCombs和Shaw(1972)承认一些消费者会积极寻求信息，但是大部分消费者只会接受信息，不会进行太多成本消耗的努力。而Reis(2006)的发现更偏向于消费者获取信息的不连续性。即使媒体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占据优势，公众对于获取信息也是有一定的选择权利根据获取、吸收以及处理信息成本的大小更改自己对现实经济的预期。与McCombs和Shaw(1972)不同的是，Reis(2006)把信息作为一种商品，消费者根据对信息的偏好和效用选择支付信息的价格。选择支付信息的价格是消费者更新自身最优消费的决策成本。正是因为决策成本的存在，消费者不会连续更新自己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所以，消费者的决策行为表明信息传播是具有粘性的。只有信息慢慢在人群中扩散开来，消费行为才会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到总体消费。
2.培养理论。随着信息传播渠道不断拓展，电视媒体对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培养理论更加侧重电视渠道信息传播效果，并假设公众主要是通过电视媒体获取信息。Gerbner(1969，1972)的研究认为公众对世界的感知存在长期效应，主要表现为主流化效果和回响效果。主流化效果是指本应多样化的价值观，因为人们接触电视而变得与电视呈现的意见主流相似。
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代表的是社会主流舆论，引导公众意见趋于一致。主流化效果理论与传播学中沉默的螺旋理论极为相似。沉默的螺旋理论由德国女传播学家Neumann(1974)提出并且在1980年对理论进行了全面概括。沉默的螺旋理论从传播学现象入手建立信息传播的分析框架。人类的行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环境适应行为。沉默的螺旋理论对人们发表意见行为进行深刻剖析，描述了人们在表达自己观点和想法时的行为。当感觉到自己属于多数派意见时，人们更加倾向于积极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当发觉自己属于少数派意见时，人们会屈服于多数派意见而保持沉默。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行为会形成一个多数派意见逐渐扩大和少数派意见逐渐消减的舆论传播过程。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舆论倾向一边倒正是这一机制的结果。而回响效果理论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也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当电视经验与个人经验达到一致时，回响效果会显著增大，即人们会选择与自身经验趋于一致的意见进行表达。货币政策当局如果打算利用新闻媒介引导公众形成货币政策的合理预期，可以要求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与现实的货币政策相一致并尽可能贴近社会实际，此时的传播媒介效果达到最大。
3.使用与满足理论。与上述理论不同，使用与满足理论倾向于认为公众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通过自身的背景特征和动机选择相关信息。公众受到自身信息需求影响主动介入媒体，而媒体通过传播渠道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同时与其他信息来源相竞争。公众主导信息需求和信息传播渠道间的相互竞争导致公众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甚至公众能够影响新闻报道，即媒体对公众的关注做出积极反应。以上几种传播学理论无不反应经济学最基本的逻辑：媒体作为信息的供给者向公众提供信息。如果信息供给方更强势，议程设置理论和培养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公众采取间接更新自己接受信息的频率以降低成本从而改变自身的消费和投资计划。一旦公众信息的需求方更强势，那么媒体反而会迎合公众舆论，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新闻报道，以此来影响公众预期和行为。
4.信息经济学视角。相比与传播学理论，信息经济学领域对媒体报道影响的研究更加倾向于信息质量和信息不对称，并主要集中于微观领域。Lamla和Sarferaz(2012)的研究揭示公众通胀预期的更新过程。这种信息更新过程归因于个人间信息摩擦。将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引入经济学计量模型中。信息的数量与人们更新预期的频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信息的质量越差，人们就会越多的关注决策时点的信息。与Reis(2006)的研究不同的是，Lamla和Sarferaz(2012)的研究表明了人们在调整信息的过程中除了关注信息的成本，还强调获取信息的质量：获取信息的质量高低会直接影响预期更新的频率。高质量的信息对于良好的决策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现实中，市场信息是不完美的，而且存在扭曲动机，即使公众是理性的并且知道市场缺陷的存在，也会改变行为结果。因此，信息经济学在传播学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公众对于信息质量的反应。在不完美市场中，即使获取信息需要付出高成本，公众也更偏好高质量信息。
传播学理论关注信息传播过程对公众行为形成的影响，详细分析了影响公众预期形成的内在逻辑。而信息经济学更加关注信息的本质成本(Reis，2006)和质量，并主要集中于微观主体决策的形成，有助于为媒体中的货币政策提供微观基础。媒体对公众预期和行为的影响仅仅是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的一部分，需要将媒体的影响纳入整体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分析。
(二)政策传导渠道视角
媒体报道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不可或缺的渠道，中央银行可以利用媒体面向公众进行信息交流，减少信息不对称，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最终实现政策目标。中央银行逐渐意识到，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公众预期进行充分和详尽的解读，为货币政策制定提供大量有用的反馈信息，能够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和有效性。
1.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告示效应。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通过发布媒体新闻通稿或出版货币政策报告等方式向公众传达政策，称为告示效应。新西兰储备银行最早将告示效应纳入货币政策操作中，新西兰储备银行通过告示操作影响短期利率，从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这间接说明了中央银行有能力通过媒体来影响公众对未来利率的预期，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预期到中央银行对政策利率进行调整，公众会通过市场对现行市场利率进行调整，达到政策预期的效果。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预期理论。媒体报道对公众预期的影响主要是从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两种预期理论角度分析和阐述的。适应性预期是指适应性预期的经济主体利用过去的实际值与预测值的误差修正新一期的预测。适应性预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可靠性和适用性十分有限。在适应性学习条件下，公众利用中央银行通过媒体或者其他渠道告知的货币政策信息形成的预期维持经济的稳定性。同时，中央银行信息的透明程度对公众适应性学习行为有着重要作用，能够加快货币政策效果的实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目标是为了减少和消除货币政策制定者和私人部门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提前宣布货币政策目标和做出承诺，促使公众达到预期目标。鉴于适应性预期对信息的利用程度不高，理性预期理论应运而生。经济主体会根据理性预期假设，充分利用现有的所有信息预期经济变量的未来走势。与适应性预期不同的是，经济主体做出预测时需要将当前有用的信息纳入预期中。同时，经济主体运用各种信息来修正自己所做的预期。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考虑当前、滞后还是未来的信息。理性预期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十分严格的数学假设和实践操作性不强使得其难以刻画公众预期。在现实世界中，理性预期与实际公众预期的差异使得理性预期的实用性大打折扣。
媒体中货币政策理论框架的前沿综述从不同视角对媒体中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与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同的是，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理论基础加入了传播学和信息经济学理论，并结合经济学分析基本的供求理论，为媒体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提供支持。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目的是将媒体报道结合整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尤其是央行主动沟通的告示效应和公众预期形成机制，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媒体对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报道作用于公众预期，公众预期的变化会导致未来通货膨胀率、未来短期利率等货币政策目标发生变化，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效果。
三、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经验证据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媒体中的货币政策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公众预期形成和媒体报道行为两方面。公众预期形成和媒体报道行为两方面的研究遵循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但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经验证据。
(一)公众预期形成视角
1.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的实证分析
媒体报道对预期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通胀预期形成的研究。在宏观金融领域，国外学者最先将流行病学模型运用到媒体报道对公众预期影响的研究中。Carroll(2003)将流行病学领域的流行病学模型引入通预期形成机制研究，提出公众通胀预期的形成会受到新闻媒体报道的传染。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源自流行病学领域中公众疾病传播的研究，基本原理与一般流行病传染模式类似：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会在公众间产生传染效应，并且有一定的粘性。我们不难发现，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与Reis(2006)的信息粘性理论十分相似，均强调信息在公众间传播的时滞。信息粘性是基于消费者在获得、吸收、处理信息时所付出的成本，而这种成本会延迟信息的传播速度，导致信息粘性的产生。而Carroll(2003)的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是基于媒体在公众之间传播信息所引起的时滞。Carroll(2003)建立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研究通胀预期基于微观主体的异质性，将公众通胀预期理论模型设定为：居民当期的通胀预期为适应性预期，而专家的通胀预期为理性预期。研究通过区分居民和专家两类群体，将传统货币政策分析进行进一步扩展，对媒体视角的通胀预期形成机制加以说明。当媒体指数增加时，公众通胀预期更接近专家通胀预期。特别是在通胀预期相关报道较多期间，公众对于通胀报道的吸收程度远远大于相关报道较少期间。Carroll(2003)打破了上世纪通胀预期形成机制仅仅基于调查的局限性，将媒体因素纳入公众通胀预期形成机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2.媒体对预期形成机制影响进一步实证分析
Carroll(2003)的研究仅仅从媒体报道数量角度分析了媒体对于公众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并没有考虑新闻报道的质量因素。Blinder和Krueger(2004)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公众观念形成机制，并纳入了媒体报道质量因素。相比于Carroll(2003)的研究，Blinder和Krueger(2004)通过引入基本理论模型说明公众形成观点的渠道更多是电视和当地报刊。但是相比于其他信息来源，电视传播更多的信息，但是质量一般。Blinder和Krueger(2004)得出与培养理论相似的结论：当接触信息的渠道更多时，人们越容易形成观点;但培养理论更加强调信息的数量上的叠加而并非信息渠道的叠加。公众接触信息渠道增加，意味着公众可以以最低成本获得信息，并且通过不同信息的叠加增强自身选择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此外，观点的形成与思想意识、教育等因素相关。从人的角度剖析，思想意识在公众观念形成中起到决定性作用。Blinder和Krueger(2004)的研究违背了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理论的假设，却更加贴近现实情况，认为人们经常使用意识根据自己的现状快速做出决策，而并非根据自身的知识。人们通过意识做出积极或消极的反应，缩短了决策过程，加快了信息在公众间传播速度。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意识的形成是否与人们自身教育和经验背景有关，文章并没有给出答案。Reis(2006)从信息成本角度分析了媒体对于公众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延续了以往研究的假定，得出更贴合实际的结论：公众通过媒体接受媒体信息改变自身的预期，但不会持续关注媒体信息的发布。
3.公众预期形成的异质性
近年来，国外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公众预期形成的异质性进行研究。其中，Lamla和Maag(2012)的研究关注公众和专家预期的异质性。公众预期间的差异取决于新闻内容的异质性和报告的强度，特别是关于通货膨胀上升的新闻。专家预期的不一致并不取决于媒体报道，而取决于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波动。Lamla和Maag(2012)证实了公众是通过媒体报道获取信息改变自身的通胀预期。Pfaifar和Santoro(2013)采用新闻报道和家庭预期数据测试粘性信息模型的流行病学基础，并且强调通货膨胀新闻的无关性、公众预期更新频率以及公众预期的准确性之间的关系。其得出的经验证据从根本上挑战流行病学框架的基本假设，大多数人并不会根据专家的平均预期修改自身的预期，因此并不能说明信息的获取与预期的异质性具有相关性，即居民的通胀预期具有脱媒性。与Carroll(2003)的研究相同的是，Lamla和Maag(2012)和Pfaifar和Santoro(2013)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媒体对公众预期是否有影响以及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因此，专家预期是完全理性预期并与公众预期的异质性假设不能说明媒体对公众预期是有影响的。
4.中国侧重于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研究
与国外学者研究脉络有所不同，国内学者的研究着眼于媒体对公众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影响。张成思和芦哲(2014)首次以媒体视角探究公众预期形成机制。根据媒体量化指标和公众对未来通胀预期的调查数据，张成思和芦哲(2014)检验了媒体舆论是否对公众预期通胀率具有显著影响。文章还构建了媒体舆论、公众预期和现实通胀率的动态模型系统，用以考察三者的动态互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媒体显著驱动公众预期，并且公众通胀预期的粘性程度较高。卞志村和宗旭娇(2014)利用措词提取法构建我国媒体报道变量，重点研究媒体报道对公众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卞志村和宗旭娇(2014)的研究更加强调媒体报道对公众通胀预期短期效应，即短期内媒体报道和公众通胀预期有同向变动趋势。媒体对公众通胀预期的影响程度与媒体相关报道呈正向关系。因此，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媒体窗口让大众更便捷的接触到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信息，有效引导公众，以更好地管理通胀预期。张成思、佟冠良和芦哲(2014)建立基于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证实了我国存在着从媒体报道到公众预期再到实现通胀的传导机制，深化了媒体舆论、公众预期和现实通胀率的动态模型系统。
随着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开始研究网络媒体对公众预期的影响，并挖掘网络媒体和报纸对于公众预期影响的差异性。张成思和芦哲(2016)首次将传播学领域沉默的螺旋理论与流行病学传染机制作为统一的理论基础，分析网媒和纸媒相关报道对通胀预期的传染效应。张成思和芦哲(2016)的研究表明纸媒和网媒涨跌价格报道对公众预期的传染强度不同，形成不对称螺旋。赵林海和刘兴宗(2016)的研究引入贝叶斯模型，分析了宏观经济变量和媒体报道对通胀预期异质性的影响。公众预期的异质性取决于媒体报道的异质性和报道口吻，而专家预期的异质性几乎不被媒体报道影响。赵林海和刘兴宗(2016)首次将媒体报道对于我国通胀预期异质性纳入研究范畴，验证公众预期会受到媒体通胀报道内容差异和语气的影响，同时从信息传播角度证明专家预期可以被看作理性预期，间接说明Carroll(2003)假设的正确性，为今后我国媒体对公众预期形成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研究提供经验证据。
通过理清国内外学者研究脉络可以发现，国外学者更多集中于媒体报道对于预期异质性以及公众预期形成机制的研究。而国内学者研究相对滞后，但并不影响其研究深度。张成思和芦哲(2016)挖掘媒体报道对公众通胀预期形成机制影响的传播学基础，将微观和宏观研究的理论基础有机结合，通过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多方位研究媒体对于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影响。赵林海和刘兴宗(2016)的研究填补了媒体对于我国通胀预期异质性影响研究的空白，说明了公众预期受到媒体传播影响的基本逻辑，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二)央行沟通与媒体报道行为视角
1.央行沟通方式的研究
最初国外学者对于货币政策在媒体中传导机制的研究主要关注央行沟通方式的选择对沟通效果的影响，并没有强调媒体在传导机制中的作用。Andersson et al.(2006)采用1996年到2003年的周数据对瑞典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沟通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者探讨了多种货币政策方式，发现各种货币政策信号(通货膨胀报告，演讲，基本利率变动)影响利率的期限结构，说明沟通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性。Ehrmann和Fratzscher(2007)研究了央行新闻发布会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除发布政策外，央行新闻发布会还会向市场传递改变资产价格、影响资产波动率的信息。同时，新闻发布会澄清有关市场异常信息，尤其是在经济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央行新闻发布会的澄清作用会越发显著。Hayo和Neuenkirch(2015)侧重于探究网络新闻对于金融市场参与者影响程度是否显著。市场参与者的信息来源并不仅限于网络新闻报道。鉴于网络新闻报道的有偏性和误导性，市场参与者只是通过网络新闻来验证自身判断，即网络新闻是一种信息的补充。以上研究基于中央银行沟通方式对金融市场参与者判断和预期的影响，是微观主体和宏观政策研究的结合，但并没有明确讨论媒体报道的影响因素以及媒体在政策信息传导中的效应。
2.媒体报道驱动机制研究
随着媒体效应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不断深化，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媒体报道影响因素以及驱动机制。Bergeretal.(2011)最早研究媒体报道中的央行(ECB)货币政策问题，分析了媒体报道与欧洲中央银行(ECB)的货币政策的关系：媒体报道的倾向性主要受欧洲中央银行信息的影响。央行公告内容以及市场利率意外变化对于媒体报道倾向性有重大影响。当市场发生异常变动时，媒体报道倾向性为负。与Ehrmann和Fratzscher(2007)得出结论类似，央行新闻发布会对政策的解读增加报道的正倾向性。Bergeretal.(2011)还强调媒体报道平滑预期的特性。当通货膨胀率大于目标通胀率时，媒体将更多地报道负向信息，以此来降低公众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使通货膨胀率降到合理区间。此外，文章对未预期到的政策的研究说明了如果欧洲央行传达了货币政策大量且充分的信息，媒体就会对未来货币政策有较为精确的预测，媒体报道就更加正向，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产生的负向效应就会相应减少。因此，媒体报道对于中央银行政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Bhmetal.(2012)对媒体报道中捷克央行货币政策进行实证研究。与Bergeretal.(2011)研究相同的是，Bhmetal.(2012)利用货币政策会议之后媒体发表的与货币政策委员会相关的文章，但却并未得出与Bergeretal.(2011)相同的结论。Bhmetal.(2012)的研究表明市场利率的意外变化并不会引起媒体报道倾向性的变动，媒体对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的报道并不能对金融市场产生负向效应，因此中央银行在设定利率时，没有必要刻意使用平滑利率的手段。另外Bhmetal.(2012)的研究证明了央行公告和发布预测会增加媒体报道正倾向性。结合媒体对公众预期形成影响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大致推导出央行公告和预测发布能够增强媒体报道强度和倾向，从而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的传导过程。媒体报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中央银行沟通的目的是否明确，是否有向公众清晰和充分传达货币政策的意向对于媒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程度至关重要。如果央行并不倾向清晰和充分的沟通，而偏好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媒体将会减弱甚至为市场带来负面信息(Bergeretal，2011)，并增强市场的波动性，不利于市场的平稳。反之，央行倾向于透明和充分的沟通方式，媒体的作用将会由于报道语气的变化而形成的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央行政策信息通过媒体报道传导到信息接收端公众和市场参与者，而公众与市场参与者获取、吸收、处理信息存在差异。公众通过媒体报道接触央行沟通信息，而金融市场参与者只是把媒体报道信息作为市场信息的补充。金融市场参与者更易于通过多种渠道接触市场信息，而公众只能通过媒体接触政策信息，可见媒体语气对于公众感知货币政策有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不同群体对于媒体报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着不同影响。
四、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关键词：中长期径流预报；径流预报；径流分类预报；径流过程预报；大旱大涝预测
中图分类号：TV1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1683（2015）05081706
Classification forecast method for mid to longterm runoff in river basin
LI Hongyan1，XUE Lijun1，WANG Hongrui2，WANG Xiaoxi1
（1.Key Laboratory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Ministry of Education，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1，China；2.College of Water Science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hydrologic cycle，the basic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of mid to longterm runoff forecast are def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act factors of water vapor sources of river basin runoff，the meteorological factors （midterm），climate factors （longterm），and astronomical factors （very longterm） are selected as the predictors，and the tenday，monthly，seasonally （flood） or annual runoff targeting to the outlet section of river basin （or typical section） and drought and flood trend are forecasted.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physical movement mechanism of water vapor system under different time scales，the rationality of “shortterm climate prediction”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mid to longterm runoff forecast is demonstrated.The impact factors for the runoff sources in river basin and their performance are summarized as three laws：the periodic law of astronomical factors is the main rule，which reflects the basic state of hydrological and climatic process；the random law of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has interference on the basic state of hydrology and climate，which leads to fluctuation；and the characteristic law of river basin reflects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from various factors，which has particularity.Finally，the mid to longterm runoff forecas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runoff process forecast in normal year and drought and flood forecast in abnormal calamity year.The former takes the hydrological and climatic elements as predictors whereas the latter takes the astronomical factors as predictors.In terms of service objects，the former serves for the regular operation and scheduling of water projects whereas the latter provides disaster forecast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in 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sistance departments.In terms of publication of results，the former provides the quantitative forecast of runoff process whereas the latter provides the qualitative forecast of level 3 （or level 5） and similar years.In terms of forecast methods，the former adopts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or physical cause correlation analysis whereas the latter adopts comprehensive forecasting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periodicity，randomness，and watershed particularity.
Key words：mid to longterm runoff forecast；runoff forecast；runoff classification forecast；runoff process forecast；serious flood and drought forecast
中国位于气候环境变化最为激烈的季风区，在地理纬度、海陆位置和青藏高原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独特的东亚季风环流，导致区域（流域）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匀，加之人口众多的社会因素，使得水资源短缺和旱涝灾害频发成为水文工作面对的严峻挑战。
河川径流是大气降水经过流域下垫面的分配与调蓄作用后汇入河槽的水量，是能够被人为直接调度的水资源，也是评价流域水资源状况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河川径流与降水量的时空分布规律大体一致[1]，但是由于受流域的地形地貌、地质条件、土壤类型、岩石性质、植被以及人类活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由降水转化为径流的过程比较复杂，导致河川径流的时空分布更为复杂，因此，流域的径流预报相对于降水预报更为复杂和困难。
中长期径流预报可以为解决天然来水与人为用水不协调的水资源调度和防洪抗旱的防灾减灾提供水文信息支持。流域中长期径流预报的研究对象属于多因素耦合作用的复杂开放巨系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影响因素众多，有的难以进行专业化抽象与概括，乃至准确测量；（2）各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影响因素与径流之间的作用机理复杂，难以进行物理抽象，乃至数学表达；（3）环境变化导致系统状态的非平稳性[23]，如气候变化导致水文循环变化、人类活动导致的下垫面特征变化和跨流域调水直接改变径流的时空分布等，最终导致流域水文资料的非一致性。因此，流域中长期径流预报难以做出精确而可靠的定量预报。
本文从流域中长期径流分类预报基本概念、理论依据和预报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拟在针对不同需求提供实用性预报方法。
1中长期径流分类预报的基本概念
1.1中长期径流预报
一般而言，水文预报[4]按预见期的长短分为：（1）预见期为数小时或数天的称为短期水文预报，如河道洪水预报、流域降雨径流预报；（2）预见期较长的称为中长期水文预报，如旬、月、季或年的径流预报等，其中中期与长期的划分尚无统一界定，通常将预见期在15 d以上至1 a以内的称为长期预报；（3）预见期超过1 a称为超长期预报，如对大江大河或较大范围未来旱涝趋势的预测，有时亦称为水情展望。这里的预见期[5]是指预报与预报要素出现的时间间距。黄忠恕[6]认为不同流域其暴雨特征与汇流时间差异性非常大，严格来讲，不存在以预见期长短来划分预报过程长与短的界限。有关人们对短期天气预报和长期天气预报（实质应该为气候预测）的认识历史，下文还有更为详实的阐述。习惯上把根据水文要素做出的预报称为短期预报，把包括气象（或气候）要素在内的水文预报称为中长期预报。由此看来，短期预报和中长期预报的本质差异在于预报因子的不同。因此，本文根据径流来源的水汽形成机理与影响因素，把以气象因素作为预报因子的称为中期径流预报，把以气候因素作为预报因子的称为长期径流预报，把以天文因素作为预报因子的称为超长期径流预报。预报项目为流域出口断面（或典型断面）的旬、月、季（汛期）或年径流，同时也包括对流域旱涝趋势的预测与估计。换言之，以落地雨为预报因子的称为短期水文预报，其他都称为中长期径流预报。
1.2中长期径流分类预报
根据预报因子的不同，中长期径流预报分为正常年份的径流过程预报和异常灾变年份的大旱大涝预测，前者的预报因子为气象或气候因素，后者的为天文因素。两者在形成机理、预报方法和结果上都大不相同。
在径流形成机理方面，流域的气候特征主要受太阳活动、大气环流和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太阳辐射为来自水文循环系统之外的天文因素，对气候的影响呈周期性；大气环流是气候形势的主导因子，具有季节性变化规律，与此同时，各种影响因素都是通过影响大气环流来实现各自作用，即大气环流为各种尺度天气系统活动提供基础条件，呈现随机性规律；流域性的自然地理特征对大气环流有一致性的作用规律，反映流域响应的特殊性和一贯性。因此，流域的水文气候就是周期性规律和随机性规律的耦合叠加，在长时间尺度上呈现规律性，在短时间尺度上呈现随机性。研究表明[7]，流域径流异常的大旱大涝灾变年份有周期性规律，如嫩江和第二松花江的大旱大涝均存在10 a概周期性，且具有前后1 a的误差。
在预报方法方面，在长序列的观测数据中，径流异常年份的大旱大涝数据无疑是少数的，而正常年份的径流数据占绝大多数。任何一种数理统计方法或数学模型，所模拟的都是众数规律，大旱大涝这样小概率样本不会获得较好的模拟和预报结果。因此，数理统计和物理成因相关分析法适用于径流过程定量预报，而关注于灾害成因及演变规律识别的灾变理论适合径流异常灾变年份的大旱大涝预测。
在服务目的方面，流域径流异常的大旱大涝预报与正常年份的径流过程预报截然不同，前者旨在为决策部门提供是否发生大旱或大涝的灾变信息，丰、平、枯的定性预报足已保证减灾方案制定的方向性；后者主要为水库兴利运行服务，如为发电、灌溉、供水等部门制定较为详细的调度分配方案。
在预报成果形式上，径流异常年份的大旱大涝采用丰平枯分级定性预报，并提供洪水相似年，以借鉴历史洪水过程及灾情状况；而正常年份的径流过程要进行定量预报，才能使结合预报成果编制水库运行优化调度方案具有可操作性。
2中长期径流预报的理论基础
中长期径流预报不仅仅局限于由流域落地雨到河槽径流的产汇流过程，更应探求径流来源的水汽形成原因、条件及其影响因素，而这些内容超出了水文学的研究范畴，已延伸拓展到气象学和气候学的研究领域。因此，中长期径流预报的实质是气象预报和气候预测问题，水文气象学和水文气候学是其学科基础。
2.1长期天气过程
天气预报按预见期的长短通常分为三种：短期天气预报（预见期为2～3 d）、中期天气预报（预见期为4～9 d）、长期天气预报（预见期为10～15 d以上），而预见期在1 a以上的预报称为超长期天气预报。一般而言，长期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比短期天气预报低。
随着人们对长期天气过程及其物理因子研究的加深，已充分认识到长期天气过程和短期天气过程的重大差别：短期天气过程是一种绝热过程，可以凭借大气运动的初始状态做外延预报；长期天气过程是一种非绝热过程，它的变化取决于大气与下垫面的热量交换，而与大气的初始场关系并不重要。经过长期研究，人们逐步认识到长期天气过程存在三种类型和不同时间尺度变化，见表1。
表1长期天气过程的主要类型和时间尺度[6]
Tab.1Main types and time scale of longterm weather process
类型时间尺度可能的物理原因地气环流低频振荡2～6周超长波振动、大气能量（指数）循环天气气候季节变化3～6个月、
6～12个月大气活动中心、地气相互作用、太阳辐射季节变化年代际气候变化26个月大气环流准两年振动3.5 a海气相互作用（ENSO循环）5～6 a太阳活动双振动11 a太阳黑子周期22 a太阳活动海尔周期（磁周期）30～40 a海气相互作用、气候干湿周期80～90 a太阳活动世纪周期短期气候振动是气候变化中最短的变化过程，通常包括月、季、年气候变化和年代际气候变化。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月、季和年气候变化被称为长期天气预报；而1 a以上的气候变化，即年代际气候变化则被称为超长期天气预报。显然，长期天气预报和超长期天气预报概念的界定完全依据预见期的长短，并由短期和中期天气预报延伸而来。从直观认识的角度来看，因其逻辑清楚，便理所当然地被人们接受。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伴随社会生产生活对延长预见期的需求，天气概念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短中期（1～10 d）大气环流状况及其变化是天气学问题，而长期（月、季和年）和超长期（1 a以上）变化则是气候学问题，同时长期天气预报和超长期天气预报主要研究对象和解决的问题而言，如月、季和年的平均环流状况和冷暖（气温）、干湿（降水量）统计特征值等，也完全属于气候学范畴。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长期和超长期天气预报中普遍采用的预报因子逐渐集中在影响大气环流季节变化的物理因素上，如海气关系、地气关系、日地关系和地球物理因素等，这些物理因素是气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称之为气候系统内部物理因素；而太阳活动、日蚀、月蚀和行星引潮力等称为气候系统的外部物理因素。
2.2短期气候预测
20世纪70年代，随着“气候系统”概念的提出，以及世界气象组织开展的全球气候研究计划、国家减灾10 a（1990年-1999年）活动和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学术讨论等诸多因素的敦促下，使用长达百年的“长期天气预报”的概念终于被“短期气候预测”所取代。
短期气候预测是根据大气科学原理，采用现代气候动力学、统计学等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数据库、通讯技术等手段，在研究气候变化成因的基础上，对月、季、年际时间尺度的气候趋势和气候灾害进行科学预测。
3中长期径流分类预报方法
3.1径流过程定量预报方法
径流过程预报可以归纳为基于气象（气候）条件或其它因素的物理成因分析法和分析水文要素自身变化规律的时间序列分析法两大类[78]。
（1）物理成因分析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a.考虑的因素是在已经出现的天气形势下，影响本流域降水量的水汽条件与抬升作用，采用700 hPa或850 hPa形势图，在水汽输送通道上选择目标站的露点或比湿来反映降水量的水汽条件，并采用冷空气强度和地形条件来表征抬升变化，然后由统计方法得出预报结果。b.应用上一旬的平均环流、前期下垫面情况和前期水量等因素与预报对象建立回归方程，来预测下一旬的水量。c.在分析大气环流的超长波与长波活动的时空变化波谱特征及物理量谱特征的基础上，利用谐谱参数或其它环流因子与预报对象建立预报模型。d.根据大气环流前后期的演变规律，由前期环流预报后期的水文情势，概括出几种旱、涝年前期环流的模式，用判断相似的方法进行定性预测。e.以表征环流特征的各种环流指数与环流特征量和其它影响水文长期变化过程的因子，采用逐步回归或其它多元分析方法与预报对象建立定量联系，据此进行预报。物理成因分析法的难点在于如何将复杂的物理过程抽象为数学表达，半理论半经验的经验公式水平只能给出大尺度的定性预报。
（2）时间序列分析的实质是以水文过程要素的相关关系为预报依据，即相关系数越大，影响权重就越大，但客观上，相邻水文要素间并无因果关系（而与影响因素间存在因果关系）。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开始把平稳随机过程的理论应用于径流长期预测。考虑到水文序列一般不具有平稳性，而把水文序列分解成趋势项、周期项、随机项，分项预测后进行叠加，其中周期的识别一般用周期图、谱分析和方差分析来进行。20世纪70年代，自回归模型得到进一步的应用，ARMA（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自回归移动平均求和）模型、季节ARIMA模型，以及非线性门限自回归模型也已用于径流预报。随着数学理论的不断发展，新的数学分支不断涌现，并在水文预报领域得以应用，为中长期径流预报开辟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如模糊数学法[9]、人工神经网络方法[1013]、灰色系统理论[1415]、多层递阶预报方法[16]、混沌动力学[1720]及分形理论[21]、最优组合预测方法[22]、小波分析[2325]和支持向量机[2628]等方法。这些方法考虑水文因素和气象因素，同时采用非线性数学方法来模拟流域径流依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化规律。
3.2大旱大涝定性预测方法
国外对旱涝灾害的研究大多是针对水文现象不确定性规律的模拟[29]，例如，Porporato 等[3033]采用混沌理论分析径流序列的动力特性，Sivakurn etc[34]讨论了径流时间序列的噪声问题以及处理方法，Shozo[35]采用小波变换和分形学方法预测时间序列等等，而针对流域水旱灾害的预测却不多见。由于地理环境、人口和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国外侧重于旱涝灾害形成机理及表现规律的科学探索和防灾减灾的组织管理，而我国更加重视研究流域旱涝灾害的预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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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债回购
引言
目前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过程中，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关注日益增多，这主要由几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国外学者运用一系列经济指标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利率期限结构的斜率对于经济未来时期内的变化具有一定预测作用，如Estrella和Hardouvelis（1991）的研究表明，一个向下倾斜的期限结构往往伴随着未来经济增长的减慢甚至衰退，Bernanke（1990）、Harvey（1991）、Kamara（1997）以及Gerlach（1997）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其次，期限结构的斜率对未来通货膨胀变化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Mishikin（1991）、Jorion和Mishkin（1991）以及Gerlach（1997）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一个向上倾斜的期限结构往往意味着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最后，对于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利率期限结构包含有市场参与者对未来短期利率走势的预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济理论认为长期利率受到预期的未来短期利率的影响，但是其他因素对期限结构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市场流动性的变化和市场参与者对持有不同到期期限的金融产品所承担的风险做出的估计，都会影响到利率的期限结构。如果这些因素的影响是时变的，将使得对期限结构的解释更加复杂。
传统的期限结构预期理论认为，期限风险溢价是不随时间变化的，且长期利率仅由预期的未来短期利率变化决定。就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唐齐鸣，高翔（2002）和史敏（2005）等的研究发现，在常数期限溢价的条件下，我国的利率期限结构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符合传统的预期理论，但随后的样本期内不能给予预期理论以充分的支持。本文通过对我国交易所国债回购市场1997年9月1日——2006年12月31日期间的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试图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的利率期限结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未来短期利率变化。与之前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同之处在于，文章首先拒绝了预期理论中期限风险溢价为常数的原假设，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使用广义矩估计法对预期理论进行再检验，发现其对未来短期利率的变化具有显著影响，且Wald检验认为在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条件下，未来短期利率的变化与不同期限的利率差具有完全的正相关性。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期限结构的传统的预期模型进行简要介绍；第三部分对7天、14天、28天、91天和182天的交易所国债回购利率及各期利率相对于7天期利率的利差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通过GMM方法对样本期内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期限溢价为常数时不支持预期理论，但加上随时间变化的期限溢价时却不能拒绝预期理论；第四部分得出结论，认为随时间变化的风险溢价可能在对利率的预期理论进行检验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且在风险溢价时变的情况下，交易所国债回购利率符合预期理论。
预期理论模型与广义矩估计
一、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模型
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认为，投资N期的预期收益等于未来投资于一系列即期利率得到的预期收益加上一个期限风险溢价，且溢价不随时间变化。令R（N）t为N期的即期利率，则预期理论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1）
式中，（N）表示期限风险溢价，用小写字母表示连续复利（即r(N)t=ln(1+R（N）t)），并定义θ（N）=ln（N），可以得到：
（2）
式（2）两边同时减去r(1)t并整理，得到：
（3）
对（3）式进行简要的经济意义解释，考虑最简单的情形N=2，此时：
（4）
假定期限风险溢价为0，则式（4）表示预期1期即期利率的变化Etr(1)t+1-r(1)r与利率差r(2)t-r(1)t呈线性关系。因此，如果预期短期利率上升（下降），期限结构将上倾（下倾）。同时，式（4）表达了期限结构对预测未来通货膨胀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假定中央银行将上调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进而降低经济增速，如果市场参与者确信通货膨胀率将上升，那么他们也会认为中央银行会在近期上调利率。根据式（4），这意味着较长期限（这里相对于短期来讲的，本文指7天期交易所国债回购利率）的即期利率在本期已经开始上升。如果平均来看市场参与者对经济增长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将会在本期看到一条上倾的利率曲线，并伴随着未来时期内较高的即期利率和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
如果预期是理性的，那么定义：，其中且独立同分布，则式（3）可以写为：
（5）
由此可以得到检验预期理论的回归方程：
（6）
V(N)t为N-1阶移动平均误差，故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来进行回归检验，避免了之前国内学者在分析过程中造成的估计偏误。预期理论认为此时应当满足：α（N）=-θ（N）且β（N）=1。
二、广义矩估计（GMM方法）
Hansen在1982年提出了GMM方法用以解决一大类计量模型的估计与检验问题。这种方法的思想是用样本的矩条件代替模型的矩条件，进而参数的估计值就利用使一个样本矩的加权二次式最小化而得出。其表达为：在一个计量模型中，
Yt=a+BXt+Ut，t=1，…，T（7）
Yt、Xt和Ut是N维向量，设定θ是一个计量模型的q维向量的模型参数，Ut(θ)是N维向量的模型干扰项，Zt是L维向量的工具变量，通常包含一个常数、Xt和它的过去值及Yt的过去值。这样，我们把方程（7）的矩条件写为：
（8）
其中为克罗内克乘号，它使ft成为一个有NL维向量的矩阵函数。设gt是ft的样本均值：，那么要得到参数的估计值，只要找到θ，使得
（9）
WT>0是一个NL×NL正定加权矩阵，结果得出的θ估计值就是GMM估计值。假定方程的零假设是rank(B)=K，我们有B=AC，存在N×K矩阵A和K×M矩阵C，所以我们只需要估计(α，A，C)，为保证估计值的唯一性，对A实行标准化得到A′=(IK,A2)，设θ=vec(a,A2,C)，在系数空间上通过解（9）式就可得到唯一的GMM估计值。
预期理论的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取及统计特征
本文选取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回购市场利率数据，时间跨度为1997年9月1日至2006年12月1日共458个交易周，共5组数据（7d，14d，28d，91d，182d），数据来源于红顶软件。从图1中看到，交易所国债回购利率在1997年和1998年的两年期间呈大幅下降趋势，且波动幅度较高，随后缓慢下降且波动幅度减小，已经从1997年9月的1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2.3%左右。另外在样本期内，短期回购利率大于长期回购利率的情况也多次发生，笔者认为这一现象部分与股票一级市场的IPO有关，在新股发行当天，大量资金涌向A股一级市场，导致市场资金短缺，使反映资金松紧的国债回购短期利率居高不下。
二、期限风险溢价为常数时的预期理论检验
我们使用GMM方法对前面得到的式（6）进行估计，标准误差项通过Newey和West（1987）提出的方法计算得到，因此，回归分析中同时考虑了误差项的异方差性及MA(N-1)过程。结果见表2。由结果可知，在14天、28天与7天期的利差检验中，方程拟合度较低，且Wald检验表明β系数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异于1；91天、182天与7天期的利差检验表明，方程拟合度较高，且Wald检验表明在5%置信水平下不能拒绝β=1的原假设。另外，除14天、28天利差的回归方程外，期限风险溢价均显著为负。总体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常数项期限风险溢价的条件下，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不能得到充分支持，这与史敏（2005）的结果是一致的。
注：*表示在5%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方括号内为Newey-West标准差；Wald检验项内为相应的P值
三、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
较短期限的利差β系数在0与1之间，提示我们从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进行考察或许对于解释交易所国债回购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变化有一定的帮助。Mankiw和Miron（1986）[8]证明了在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条件下，式（6）的β系数估计值变为：
（7）
式（7）表明，若期限风险溢价的方差为0（意味着期限风险溢价与预期利率变化的协方差为0），β系数则为0。然而，若存在一个时变的风险溢价，则协方差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内时，β系数将会介于0与1之间，即前面我们得到的结果。
为得到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在此我们借鉴StefanGerlach（2003）的方法，使用7天期利率的响应方差对数值log(σ2t)作为期限风险溢价的替代，进而将式（6）变换为：
（8）
其中δ表示期限风险溢价的影响。由于σ2t无法直接得到，我们通过GARCH(1,1)模型得到7天回购利率变动的方差（StefanGerlach），并将其对数值作为期限风险溢价的替代变量：
四、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下的预期理论检验
通过GMM方法对式（8）进行预期理论的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中结果可见，14天和28天利差的检验方程的拟合优度有了显著的提高，总体上各期限利率差的检验方程的拟合结果有了改善。14天期利差的检验方程中，期限溢价的γ系数仍不显著，即利差不存在明显的期限溢价，但β系数的Wald检验表明不能拒绝β=1的原假设；28天期利差的检验方程中，γ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考虑了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条件下，式（8）右边的各因素均对预期有显著影响，且解释力度提高；91天、128天利差检验方程的β系数、γ系数均显著异于0，且Wald检验结果与表2相同，不能拒绝β=1的原假设。因此，当考虑了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时，各期限利差的实证结果支持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
结论
本文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回购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与之前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后，虽然利率期限结构不能由传统的预期理论来解释，但是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存在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当把这一重要因素纳入实证范围中时，检验结果支持了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
另外，从最终结果来看，14天、28天利差的检验方程拟合优度仍不到50%，因此，即期短期利差对于未来利率变动仅具有部分解释力度，若用来预测将来的利率变化，还需要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市场流动性、投资者对于未来市场风险的判断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的国债市场不但从组织结构上被分割成交易所债券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柜台市场；而且，每个市场中的产品特点、投资者特征有着明显的区别，使得交易所市场的国债回购利率不能代表整个证券市场的资金价格：第一，从投资主体构成来看，在交易所债券市场中的主要参与主体是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投资公司、企业等；银行间市场的主要参与主体是商业银行、农信社、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第二，投资者需求特征也是截然不同的，例如保险公司主要偏重于长期债券，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需求偏好较为丰富，但是明显表现在对中短期品种的偏好；基金公司明显偏好短期债券；证券公司等其他机构受到资金影响，并不是最主要的长期投资者。第三，从交易动机来看，保险公司更多的是买入持有到期的策略，交易并不积极。由于市场分割和投资偏好割裂，使得交易所市场与银行间市场的国债回购利率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一方面使得国债二级市场利率缺乏联动性，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公开市场操作对货币供给量与市场利率的引导和调节力度。
关键词：功能主义；直译；忠实；信息
一 功能派翻译理论
1 德国功能主义
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赖斯（kreiss），费米尔（hj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等学者提出了功能派翻译理论。该理论以翻译行为的目的作为理论核心，将研究的焦点由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转移到译文所产生的预期效果［1］，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作为功能派的创始人，德国学者赖斯于1971年率先提出将文本功能作为翻译研究的对象，通过分析原文与译文在功能方面的关系，来完成对翻译行为的评定。由于当时赖斯的理论仍是以等值理论为基础的，是一种相对较灵活的对等，因此这种功能方面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原文与译文的功能等值。
而赖斯的学生费米尔奉行功能派的观点，阐发“译文功能论”的概念，提出了目的论（skopostheory）这一功能派的主要理论，指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当考虑的不是译文与原文的贴切程度，而是译文在目标语这个特定环境下预期达到的某种或某几种效果。而后德国学者诺德又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提出“功能+忠诚”［2］的概念，认为“翻译是创作出一种具备某种特定功能的目标语文本。该文本与原文的关系，应当根据目标语环境下的预期功能或某种特定要求加以明确”［3］。从这里可以看到，诺德认为译文虽然需要“忠诚”，但却不一定是原文的刻板再现，而是可以根据某些要求加以改变的。译者需要处理自己同原文作者，读者乃至出版社书商等之间为明确译文预期效果而相互作用的人际关系，从而突现译文的某种特定目的。
2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独特性
从这里可以看到功能派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翻译活动的焦点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不再纠缠于文词句段等字面处理手段，而是着眼于如何再现原作的预期效果，或是实现翻译发起方（initiator）对译文效果的特定要求［4］。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特定的预期效果决定了译文的处理手段。根据功能派的理论，原文是译者为达到预期功能所使用的信息源之一，不再具有唯一的决定性意义，而应当服从服务于预期功能；但削弱原文绝对性的工作并不是无限发挥的——功能派理论的科学性，体现在原文功能与预期设定功能在宏观上存在一致性的特点上，即预期功能无论怎样变化，也不会完全背离原文所体现的初始功能，于是翻译活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就有了足够的保证，这也是诺德提出“功能+忠诚”的原因所在。不过这种尺度的把握同样也是争议的焦点：如果保证“忠诚”？如果不最大程度地忠实原文反而根据功能对原文进行调整，又何来准确有效的译文？
二 有争议的“直议”
那么，究竟为什么翻译要忠实原文，又当以怎样的形式来进行“忠实的直译”呢？理清这个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功能性翻译策略与再创作的本质区别，认清功能派理论与直译的辩证关系。
1 早期直译理论发展
忠实，就是准确翻译，就是“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思”［5］。这是直译理论一个比较公认的概念。但如何做到？围绕这一问题却存在着千百年的争议。
早期的直译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就是以希腊语翻译《圣经•旧约》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在宗教观念的影响下，所谓的翻译就必须是逐字逐句地对应，强调的是原作的绝对尊崇地位，译者没有权力进行修改，任何照顾读者理解的处理都被认为是叛道离经，是不可容忍的。这种翻译理念对后世的影响极大，虽然这种观点只是翻译理论发展初期的阶段，但直到近现代仍有相当多的支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当属鲁迅和前苏联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iadimir nabokov）。鲁迅主张“宁信不顺”，宣称宁可因译文不通顺而令读者“痛苦”，也不改原作原貌［6］，因而也留下了后人存疑诘难的空间；而纳博科夫主张绝对精确地制作复制原作，主张宁可用注释来解释，也要保存译作与原作间高度的形似，甚至在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全文1200页，但译文仅有228页，其余的全是注释。极端的结果就是矫枉过正，乔治•斯坦纳和劳伦•g•莱顿都曾撰文批评称这是极不现实的做法［7］，因为这种做法的本质就是否认翻译的存在，即认为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复制原文；而否认翻译，虽然未必就一定是假命题，但经验主义并不能作为科学验证的依据，在人们真正了解语言了解翻译之前，这么做无疑是比较武断的。
2 近代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而实质上，这种早期的翻译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死译”。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曾在区分翻译类别时，明确指出了直译与死译的界限（literary translation vs interlinear translation）：他认为直译中，目标语文本放弃了源文本的语法形式，而保留了源文本词语的意义；而死译则是同时复制源文本的形式与内容，于是目标语文本自身的语法结构也遭到破坏，就很难承担交际的责任了［8］。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语言的使用场合，也就是有没有根据目标语的实际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直译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
而近代语言学的发展，又为直译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不再拘泥于词句等形式上的简单对应，转而开始认识到潜藏在形式之下的内容的重要性，研究“深层结构”。这种理念认为不同话言虽然形式各异，却应当存在更高层次的普遍意义，一种超越语言这种表层载体而为所有人理解的深层“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形式的转化，体现成为各种可以理解的语言［9］；而反其道行之，就是翻译。这种观点的拥护者很多，而真正的支柱却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这种意见更多地强调“功能对等”，取代传统的形式对等，是直译理论发展的一大进步。但遗憾的是，这种理论的视角是对内而非对外的，虽然不断精研内在语义结构，却没有办法看到外在因素对意义的影响，道路难免会越走越窄。［10］
尽管如此，但直译理论在坚持原文这个目标上却一直是最彻底的，面且其相对精确性也位列各类翻译策略之冠。虽然由狭义的假直译（死译）发展到广义的真直译，忠实的标准及内容不停地经因着变化与修订，但忠实原文，准确把握原文意思，却是始终也没有改变过。林语堂先生说过：“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组成的语意。”［11］。忠实原文，所忠实的应当而且必须是原文原意，而问题仅仅是出对“忠实”标准坚持程度上的差别。
三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直译特质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坚持“直译”的本意其实就是为了更加全面而准确地传递信息，使读者能够在较少干扰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获取“源信息”。直译的“直”主要是指坚持信息的真实度，而在文本的具体处理形式上则渐渐开始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而这种尝试也正是功能派的灵感来源。也就是说，功能派与直译也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
1 功能、解码与信息真实
功能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源文本作者在特定的语域背景及特定的语境下，预期自己的作品所能够产生的效果。在这里，语域背景成为解读作品，实现作品价值所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是想完整地通过译作在目标语语域背景下再现原作的预期效果，还是想通过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实现某种特定的功能，语域背景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源语文本。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在文本信息编码的过程中，传递信息的方式，乃至解读这种信息的背景知识，都将走完整解码信息所不可或缺的，或者说，这些也是信息的组成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要素，而仅仅是将文本的意义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姑且假定这一步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没有潜在的语境来进行二次解码，作品仍是不知所云的，因此这样的翻译活动就是没有意义的。
功能派认为，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必须考虑预期功能，这实际上就是将那些被传统意义上死译理论者所忽视的背景，视作与原文文本同等显要的要素，将其视为构成完整信息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解码原文时，就完整地考虑文本信息在特定背景下所能够表达的“真实”信息，并在编码时，将完整表达信息视作翻译的最优先目标，在翻译时从目标语语域背景出发，将该背景下所缺乏的要素实体化，以文字的形式直接表达，或是将冗余要素剥离，删除多余的信息，目的就是达到一致的效果，奈达对此虽有论述，但他对此的认识是“黑箱”式的，即不明述具体的中间过程，只表述最终的结果，这虽然是翻译认识上的进步，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而功能派则提出了相对明确的处理原则，以形式上的背离来换取信息按收的真实，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破坏原意，反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多地保留了原意。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准确”，其实也正符合了直译理论的目标。
2 “功能”，灵活的直译
功能派所阐述“目的”“功能” 的理论，往往做出读为乱译，理由是功能派理论褫夺了原文的绝对化地位，而只将之视为比较主要而非唯一的信息源，更多地强调译文的“目的”以及目标语的语境，因此与其说是翻译，倒不如说是再创作。但这样做的理由，都是为了更完整而准确地传递信息，牺牲形式进而保留意义，这又何尝不是传递“真实信息”的翻译，何尝不是“直译”呢？
功能派的翻译活动同样是在源信息的基础上加以处理，也并没有背离信息准确性的原则，更不是肆意地自由发挥，仍然是固守翻译的种种策略，即使是最“自由”的“发起人决定目的”式的策略，仍然是要以源信息为依据的——毕竟“功能”仍是翻译策略之一，与再创作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种处理的结果，其实无不符合“直译”的标准，因为它真正地做到了广义上的“忠实”，不是忠实了原文的文本，而是忠于作者原本的意图，或是意图之一。换言之，完全有理由将功能派的翻译策略视为直译的一种变体。
3 忠实的“原意”
而另一方面、功能派理论中发起人（initiator）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影响则是另一处争议较大的地方，因为发起人对原文的期待也许并非原文所要表达的本意，那么在发起人预期目标的影响下，翻译未必能够达到“直译”的标准。
而事实上，发起人也是原文作者的预期对象，他对原文的预期，也不可能超越原文预期功能。而功能派的处理策略，则能够动态地分析种种可能的目的，从中提取更有针对性的某种或某几种目的，进而以译者兼读者的身份，更好地解读原文的功能。也就是说，发起人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化而非削弱或是取消了原文的预期效果，因而也是以另一种形式地支持着原文原意，自然也无法将之剔除于“忠实”这个看似严格实则弹性的标准之外。也就是说，这种处理应当并且有理由归于广义的“直译”范畴之内。
无论是手段还是目标，功能派事实上并没有背离翻译标准中的忠实原则。虽然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形式，但却是以牺牲形式为代价换取信息的忠实，这种做法不但在效果上远远优于传统意义上的直译策略，而且究其实质，根本就没有摈弃直译理论中的种种理念，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忠实，也是当之无愧的直译。
四 结论
由于突现理论创新的缘故，功能理论在阐释时过多地强调了翻译的目的性，削弱原作对译文的决定性作用，于是往往被误读为背离直译的忠实标准，也造成了自己在理论上的尴尬处境。但事实上，当深入研究功能派翻译理论之后，人们会发现功能派的这种翻译理论，其实不过是对直译系统的另一种解读方式，无论是从信息内容角度还是文本预期功能角度，功能派理论都是在忠实地围绕着源语文本进行更为合理的处理——只不过这种处理方式与传统观念在形式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因而误读的情况才屡屡发生。究其实质，“功能”和直译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否认功能派理论中的直译因素，不但是对功能理论的误解，也是对直译标准乃至整体翻译理论的误解。不同功能类型的文本在与原文近似度方面的差别，是哲学概念中“量”的差别，是译者根据具体翻译要求加工信息时所作处理的差别，是从属于直译标准这个宏观体系的，而绝非“质”的差别。刻意地将功能派中的直译成分剥离，否认功能理论的直译特征，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不符合翻译实践的。只有进一步摈弃传统的语法式的翻译思想的束缚，把握“功能”的真正目标，才能在翻译实践领域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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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期货价格;影响因素;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4009306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期货市场是在商品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期货市场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0年以来，我国大豆生产迅速发展，在我国和世界粮食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大豆成为国际上备受关注的战略性资源。中国大连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品种中大豆是交易最为活跃的品种，推出之初就受到了投资者的欢迎，其交易规模逐年扩大，较为充分的发挥了期货市场的功能，大豆期货成为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代表品种之一，目前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交易规模位居亚洲第一位。
大豆期货价格是大豆市场运行状况的反映，对我国大豆期货价格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利于大豆生产和加工厂商指导企业经营，而且有利于国家产业和农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宏观调控，并能更有效的促进大豆市场的健康发展，使社会资源实现有效配置。
2 期货价格的相关理论
2.1 均衡价格理论
均衡价格理论假定一个完全市场存在众多的参与者，该市场信息充分、完全，在一系列连续、公开的交易过程中，期货市场将形成相应的均衡价格。
马歇尔认为，在正常的需求与正常供给的均衡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的未来关系估计对均衡价格产生影响。远期期货价格与即期现货价格之间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这一时期内“生产费用”的变动情况，生产费用即生产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的供给价格。商品价格、生产费用变动和商业费用变动共同构成商品期货价格。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完全竞争市场上两种形式的均衡价格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表现为不同地区的价格形式和不同时间的价格形式。
2.2 持有成本理论
在农产品早期的期货市场中形成了持有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的关系可用所谓的持有成本来描述。持有成本等于存储成本加上购买资产所支付的利息再减去资产的收益。现货价格加上持有成本等于当前的期货价格。
持有成本理论根据不同的市场状况又可以分为仓储成本理论和一般倒挂理论。前者认为持有成本指的是存储成本，包括保管和仓储费用、支出费用、质量损耗等，该理论有效地对均衡期货市场中期货溢价现象进行了解释，在期货交易中存储成本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更多的重视。后者认为价格风险存在于现在到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延期的购买与销售行为将面对现货或期货贴水的情况，将产生卖方付给买方的交割延期费或者买方付给卖方的延期交割费，包括折旧费用、仓储费用、利息支出和保险费用等各种费用。
2.3 理性预期价格理论
预期理论有三种形式：简单性预期，这种预期把上一期的价格作为本期预测的价格；外推性预期，这种预期是根据价格变动趋势来预测价格走势；适应性预期，这种预期依据为以前的预期差距。
理性预期理论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穆思提出，约翰·穆思认为对未来事件进行有效的预测即为预期，理性的交易者将运用经济体系的相关结构信息形成预期。
理性预期学派关于期货价格理论重点关注的是期货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间的联系。理性预期学派通过实证分析的多种手段，构建理性预期的期货价格模型，该模型是把理性预期因素加入到传统的预期理论中，其中理性预期因素包括时化、经济走势、幕后操纵、随机事件等。构建理性预期的期货价格模型，其目的在于阐述在受到期货价格影响后，商品现货价格如何形成均衡价格，以及市场的预期价格对于现货市场的有效性和影响方式等。
2.4 有效市场理论
1965年，尤金·法玛在其发表的文章中首次引入了有效市场的概念：有效市场是指这样一个市场，在该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他们积极地参与竞争，每一个参与者都能轻而易举地获取当前影响股价的重要信息从而试图预测单只股票未来的市场价格。
1970年，法玛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给出了有效市场的定义是：在一个证券市场中，如果市场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那么就称这样的市场为有效市场。同年，他提出了三个市场有效性的假设形式：弱式有效市场假设，该假设认为市场价格已充分反映出所有过去历史的证券价格信息；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设，该假设认为市场价格已充分所映出所有已公开的有关公司营运前景的信息，假如投资者能迅速获得这些信息，股价应迅速做出反应；强式有效市场假设，该假设认为市场价格已充分地反映了所有关于公司营运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已公开的或内部未公开的信息。此后，有效市场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现代金融经济学的理论支柱之一，有效市场理论也已成为期货市场价格有效性检验的理论基础。
3 影响大豆期货价格的因素分析
3.1 大豆现货价格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全面预算管理的研究现状进行文献回顾，并详述目前最受理论界关注和认可的基于战略导向的全面预算管理，最后对基于战略导向的全面预算的研究现状进行评价。
[关键词]
战略导向；全面预算；平衡计分卡；文献综述
全面预算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使企业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战略管理的背景下，传统的全面预算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战略导向全面预算因为是在传统的预算中引入战略思想，同时又突出强调战略的导向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以战略为导向的全面预算的研究。
一、国内外全面预算管理研究现状
1.国外全面预算管理研究现状
全面预算是指企业对一定期间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财务活动等做出的预算安排，它作为一种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编制与实施的预算管理模式，凭借其计划、协调、控制、激励、评价等综合管理功能，整合和优化配置企业资源，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戴维·奥利所指出的那样：全面预算管理是为数不多的能把组织的所有关键问题融合于一个体系之中的管理控制方法之一（齐默尔曼，2000）。
1.1 预算委托行为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引入了预算管理研究中。在委托理论框架下，预算编制过程被看作是一个信息交换的过程。预算指标值的制定是一个上下级博弈的过程，由于在许多情况，下级比上级掌握更多影响业绩的因素，如自己工作的能力和努力程度，企业确定的预算指标值并不合理，可能出现“预算松弛”现象。所谓“预算松弛”是指预算指标值所表示的预算业绩水平低于预算执行者自己预期可能达到的业绩水平的部分，表现为低估收入和利润、高估成本和费用。一些西方学者根据理论，假定引起参与程度不同的重要因素是从下级到上级的信息传递过程以及这个传递过程对双方的潜在好处，即更全面的信息，以及更优的资源配置、激励计划、业绩和报酬等（Shields and Young，1993）。
1.2预算管理的发展和战略研究
预算管理对组织变革的影响。上世纪后期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了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大范围的买方市场的形成。Wim .A. Vander Steve（2000）运用问卷调查了153个经营单位主要管理者，来检验预算控制类型以及所鼓励的行为可能受到的环境变量影响，如竞争性战略和经营单位过去的业绩。研究表明，竞争性战略可能与较为宽松的预算控制风格相联系。因为“竞争者”比“防御者”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有着更宽泛的产品系列，更依赖于产品开发和革新，这些特点本身就具有长期性质，而且难以量化，这使得依赖传统会计指标过分严格的预算控制变得不合时宜。
2.国内预算管理的研究综述
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认为我国企业预算管理引进与发展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预算管理工作理论方面，其内容就是我国预算管理的基本框架研究成果。余绪缨（1984）率先研究一般系统理论与管理会计的关系。一般系统理论包括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按照这个理论，预算管理是企业的计划和控制系统，包括编制预算、监督预算执行和矫正预算差异三个要素。
于增彪（2002）以中原油田预算管理经验为素材，提出预算管理系统包括编制、执行、计量、分析、报告、奖惩、鉴证和计算机支持等八个模块，并且具有技术、组织、行为和环境等四个层面。这纵向的八个模块和横向的四个层面构成一个新的预算管理模式——全面预算整合模式，用来连接各个层级、各个单位及各位成员，使他们围绕着公司的总体目标而运作。
二、以战略为导向的全面预算体系
战略预算管理体系以卡普兰和诺顿率先提出的平衡计分卡的财务和非财指标为基础，同时强调财务和非财务预算指标的重要性，实现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均衡。战略预算管理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运用多种分析手段和技术方法，提供有关企业财务、学习和成长、内部经营过程、顾客等综合信息，并进行深入分析，以监视各个期间企业及其竞争者的经营过程，它能够从战略高度正确评价企业经营业绩，确立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战略优势地位。
张彦东等（2007）认为战略导向全面预算具有传统的全面预算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它建立在企业战略的目标基础之上，以企业的战略为导向和依据，是企业战略在财务管理上的分解和具体化，从而可以充分地发挥企业战略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引导和控制作用，并依此有效地保证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实施战略导向全面预算，就是要实现战略与预算的对接，使全面预算成为支持企业战略的工具。
汪家常、韩伟伟（2002）认为传统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侧重于对财务目标的预算和控制，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预算体系难以实现企业长期的战略愿景。从战略的角度重新审视全面预算管理，构筑完善的战略预算管理体系，将有助于长远竞争优势的获得和保持。由于战略预算管理的复杂性，由战略预算管理也引发一些新问题：比如风险管理、竞争对手分析、预警分析。基于上述问题，他们提出了紧控制与松控制相结合，弹性预算、概率预算、滚动预算方法在预算编制中的结合运用，谨慎处理由于委托关系的存在而出现的预算宽松问题等解决方法。
三、文献评述
全面预算管理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已经发展了将近100年历史。在此期间，全面预算管理经历了从以财务为导向、以利润为导向以及以战略为导向的三个阶段。国外的研究深入到预算实际执行中具体问题，如预算松弛、预算行为，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而我国预算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预算管理系统层面，这些研究对于企业整体预算管理系统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而对于预算应用中具体问题的解决则缺乏较强的指导意义。
从我国的全面预算管理的研究和实践来看，以战略为导向的全面预算有着传统预算无法比拟的优势，因为其以企业的战略为导向和依据，是企业战略在财务管理上的分解和具体化，从而可以充分地发挥企业战略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引导和控制作用，并依此有效地保证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但是，在实践以战略为导向的全面预算时又会产生一些新问题，比如再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时，对风险因素的考虑；如何根据市场中的竞争对手来制定战略预算。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来解决。
参考文献：
[1]汪家常，韩伟伟.战略预算管理问题研究[J].管理世界，2002，（5）
[2]于增彪.管理会计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关键词：预告；不精确性；历史唯物主义；反自然主义；股票交易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045-02
一、对于《历史主义的贫困》中相关内容的重述
首先就该论点在全书中所处位置进行讨论。在波普尔的《历史主义贫困》中，关于预告对于历史影响的内容是在第五章“预告的不精确性”中出现，并且这一章节也是所有对于波普尔该论点进行批判的学者们引用的唯一出处。（至少就笔者所收录的、对于这一论点进行批判的数十篇文献中都是这样的）而这一章节是在原书的“历史主义的反自然主义学说”这一部分里出现，而这一部分写作的目的，用波普尔的话说“我力图把历史主义表现为一门精心考虑和结构精密的哲学，我毫不犹豫要构造出来种种拥护它的论据；这些论据，就我所知，是历史主义者自己还从来没有提出来过的。”可见，这部分的内容是波普尔个人对于历史主义的归纳与总结，而目的是要“以这样的方式而能成功地建立起一种真正值得攻击的立场。”[1]因此，对于这部分内容的绝大部分论点，波普尔对其进行了攻击。然而就关于预告的这一点来看，波普尔应该是用以继承的，理由如下：在书中“反自然主义学说批判”中并未找到能够说明波普尔对于该论点的批判，并且波普尔的总论点与该论点是一致的，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因此揣测波普尔是继承了该论点。在这点上笔者与广大学者保持一致，即对于该论点，波普尔是认可的。
接着讨论该章节的具体内容。在该章节里波普尔首先借历史主义的口说出“社会预言肯定是非常困难的，不仅仅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而且也由于预告和被预告的事件在相互联系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复杂性。”接着提出著名的“俄狄浦斯效应”（俄狄浦斯杀死了他以前从未见过面的父亲，而这却是使得他父亲遗弃了他的那个预言的直接后果）与股票的例子（假设预测说股票价格将会上涨三天，然后下跌，但是这样的预言出现后，市场里的人会在第三天抛出股票，市场便会提前下跌，从而导致预言失效）来论证这么一个观点：“总之，一份准确而详尽的有关社会事件的年历的这一想法乃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准确而详尽的科学性的社会预报就是不可能的。”
二、对于第一类误解的批判
对于第一类误解的批判相对容易。很显然，少了“准确而详尽”的这组定语，句子的意思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文的那句话本身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构成批判，甚至可以说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一致的地方。比如恩格斯就曾说“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构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从中可见，历史唯物主义的目标是解释历史长河的必然流向，而绝不是每一滴小水花的去处。并且历史唯物主义也承认了在具体精细事件上的偶然性，这与波普尔在没有准确而详尽的社会预报上是相同的（也有可能波普尔在写作本书时便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归纳出这一点，当然这只是臆测而已，在后文中会再次见到相关的论据）。不仅如此，如果从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出发，那么这句话更是与马克思的想法有着惊人的相似。
然而，不知出于无意或有意，由于省略了这个定语，这句话便变成了否认历史一切规律的论点。于是这个论点便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障碍。“现在既然在历史研究中，预言乃是不可能的，历史主义也就是不能成立的。”这个论点也就成了中国部分学者批判的一个对象。这种对于他人论点的错误解读，再对其进行批判的手法显然是不足取的。
为了使得论证更为有力，以下再简单通过股票交易（这一波普尔也同样举过的例子）来说明：由于误读，导致了误读的论点与原论据是不匹配的。
就波普尔原先的论据与论点，可以说有一定的科学性。关于股票交易中，预告对于股票交易结果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实上，在波普尔写作本书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恰恰是价值投资异军突起的年代，原先证券交易理论的主流技术派开始走下坡路。波普尔的这个论据在价值投资鼻祖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著作《证券分析》（写于大萧条之后，一战之前）中就可以看到相似的内容，在《证券分析》一书中，格雷厄姆就是通过这个论据来批判技术派理论的。这种想法也影响了诸多投资人，使他们看到了技术派思想中，关于精准预测股市波动这个想法的不可能性。而也正是从这个时期起，诸多投资人开始走上了价值投资的道路，而价值投资恰恰不再注重对于股票波动的精准预测，而是更为注重股票的内在价值，从而寻找股票走向的长期趋势。所以说波普尔通过股票交易来说明历史不能被精确预测，在具体科学的应用中是得到了验证的。但是如果说历史完全不能被预示，那是绝对的错误。就连波普尔自己在否认历史可预测的时候，也承认在经济中存在一定的规律。而如果我们自己去看看股票交易市场的话，那么在这个市场里确实有着一般的、长期的、大规模规律。比如，在股票市场中，尽管不能通过逻辑来推断，但是就观察的结果而言，在一个百年乃至更长的周期内，在我们人类现今所观察到的各个交易市场中，股票指数是向上的。再比如，如果我们把对象放宽，把股票市场放宽至金融市场中，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通过逻辑推断，并且经得住现实检验的规律，比如说在期货合约到期日，期货价格必然等于现货的价格，证券交易中的套期保值策略靠的就是这个规律。因此说，对于波普尔论点的误解，导致了这个误解的论点与原先的论据的不匹配。这更可以进一步地说明波普尔的本意被歪曲了。
三、对于第二类误解的批判
第二类误解的来源是由于学者们认为波普尔眼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描述精确的历史，并且通过这个论点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首先，在书中，作者从未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精确而又详尽的，因为既然在上文中提到波普尔是在反自然主义这一部分提出的预告的作用，那么历史能够被完全准确地预言应该是拥自然主义学说的想法了。而就波普尔在本文中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应该不站在拥自然主义的一方。这点可以通过分析书本结构来得到。在本书中，波普尔是对整个历史主义进行了批判。而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对象。正因为如此，在这本书中的前半部分，关于历史主义的描述里，并没有进行精细的分类，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反自然主义学说，还是拥自然主义学说。因此，为了更好地揣摩作者的意图，还是要从这部分寻找些蛛丝马迹。
相反，如果我们把逻辑主线延长，看看第十一章里的这么一段话“从我们对历史主义的反自然主义学说的阐述中可以得出，社会科学的短期预告必定要蒙受重大的不理。缺乏精确性就必定严重影响到那种预告……于是根据历史主义的说法，如果我们终究是对社会预告感兴趣的话，则大规模预报（也就是长期预报）就不仅是极其诱人的，而是实际上也是唯一值得尝试的预报。”如果我们再对应书的后半部分，也就是关于反自然主义学说和拥自然主义学说部分的内容，不难总结出一点，那就是：作者在后半本书中的总体论批判、概括化等内容，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批判“历史主义乃是一种贫困的方法，是不可能得出它所许诺的结果的。”这里的结果是指任何意义上的规律，而绝不是带有准确而又详尽这一定语的规律。那么作者通过“预告的不精确性”这一章的目的，是在于引出大规模预报这一概念，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历史主义者只能通过大规模预报来进行预告，而不是极为细节的预告，这为后文批判历史主义的大规模预报埋下伏笔。因此这一章的内容便不如众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用来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
四、误解产生的可能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波普尔这一论点的提出，根本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二者甚至是有相似的结论。但是这个论点却长期以来被中国学者所误解，笔者试图对于这一现象做出一些个人的臆测。
就这章本身而言，与其他所有章节相比，结构清晰、短小精悍且内容最为浅显易懂。通过“俄狄浦斯效应”与股票的例子提出了“准确而详尽的科学性的社会预报是不可能的”这一观点。而股票这个例子则又与人的生活贴近相关，这无疑与其他部分章节的深奥与脱离实际生活形成巨大反差，以至于这章得到了本身所不应有的关注。
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众多学者的论文内都普遍带有为批判而批判的色彩，甚至有人直接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视为真理，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波普尔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谬误。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批判，便在波普尔的书中捕风捉影，凡是出自波普尔的书中，能够成为自己批判对象的论点都引用成为自己批判的对象。于是便导致了对于波普尔的误解与不正当的批判。
五、总结
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在我们对于波普尔的批判中，是否也犯了一些错误：把波普尔的一些只字片语无限放大，认为这就是波普尔对于历史主义的批判。并且从这些本不是批判的论点入手，来反批判波普尔说法的不合理性。如果我们对于一种思想的批判是建立在自身对于该种思想的错误认知上，那么这种批判显然是乏力与无知的。只有更全面地去把握反对者的思想，更深入地思考，才能真正地捍卫马克思主义这面大旗，去批判那些在逻辑上出了错误的反对者。只有以理服人，才能真正地去推广马克思主义，去打动每一个人，来追求那个理想而自由的王国。
参考文献：
[1]何兆武.评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J].社会科学战线，2011（4）.
关键词：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干预主义；自由主义
前言：凯恩斯创立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对干预主义产生了较大的抵触，围绕着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干预主义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发挥的重大作用，干预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视，并且将之广泛地应用。本文对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两大流派的评述，回顾了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通过对比分析，干预主义更加适合经济发展，并且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论分析
干预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通过国家政策，干预经济发展，使经济发展更加适合于当下发展实际情况。干预主义承认市场的存在的弊端，认为市场必须经过政府的有利监控，才能更好地实现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满足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1]。
自由主义则认为，经济的发展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完全要以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不应该起到任何的作用。自由主义的发展，是源于当时西方君主立宪制国家出现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一个自由空间，完成了封建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度，在那一时期，自由主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进步，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的主导者。
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出现的时间较早，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就出现的经济发展理论，并且对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贡献。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出现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市场，完成了自身商品的倾销。在那一时期，市场具有一定的自由性，并且以卖方市场作为主导。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发展出现停滞，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广阔的占据市场，并且通过技术手段革新，增强了市场的竞争能力。在这一时期，卖家市场的局面开始渐渐扭转，导致很多商品无法销售，从而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一战后，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渐渐出现，使干预主义经济出现萌芽。随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期，也就是1929年-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为黑暗的五年期间，经济危机爆发，导致剩余商品被倒入大海、烂在仓库，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一时期，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移矛盾，开始走上了战争的道路[2]。
而除此之外，像是美国则采取了“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就是发扬了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经济理论，通过国家对市场进行完善，使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能够进行有计划的干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并且一步一步消除了经济危机的恶劣影响。干预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完善了市场存在的弊端，使经济发展在政府的干预下，能够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渐渐开始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注和认可，尤其是在二战后，开始得到了全范围的推广和应用。干预主义经济政府的发展，主要是对“理性人”的一种肯定，认为“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相关制度不过健康，导致市场存在着较大的弊端。日后经济的发展，将实现一种买家为主的市场。即商品的销售，需要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卖家的经济效益。而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显然违背了这一点。可以说，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自由主义的发展，与当时的背景环境是不可分开的。
二、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实践分析
针对于西方经济理论两大流派的评述，本文主要选取的时间段为1929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凯恩斯的干预主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且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二战后，西欧国家普遍采取了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当二战结束后，西欧各国由于受到战乱的影响，建设事业处于百废待兴的发展阶段，单靠企业的能力，很难实现国家经济建设的复苏。在这一时期，各国普遍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到了复苏，并且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时期，经济总量再度位于世界领先地位[3]。
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实践分析，除了西欧国家外，在美国表现的最为明显。上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美国政府的经济发展主要以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为依据，通过政府干预，使美国经济平稳发展，并且保持着较低的通胀率。政府干预主义可以更好地对市场进行调节，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发展情况，指导企业进行经济生产，使企业能够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美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在上世纪末，曾出现过经济萧条的阶段，在那一时期，也是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对抗最为严重的时期。美国资本主义学家认为是干预主义起到了阻碍作用，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那一时期，自由主义盛行，美国总统里根、老布什推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策略，但是并没有扭转不利局面，反而加剧了经济发展的颓势。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继续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并且有效地将“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进行有机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局面，但是在实际上，克林顿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依旧是延续了干预主义[4]。
结束语：综合美国、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实例，我们不难看出，干预主义对于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是自由主义无法相比的。通过对比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两大流派的理论和实践情况，政府干预主义可以更好地对市场弊端进行调节，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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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犯罪数量在经过了漫长岁月的增长之后，终于出现了下降或稳定的态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犯罪预防的经验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呢？
（一）在强调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的同时，要充分认识情景预防的重要性，强化情景预防。英国对情景预防的认识有一个探索过程，有了西方国家的间接经验，我们应尽可能缩短这一探索过程。
目前，我国犯罪的增多，具有极为复杂的原因，既有犯罪动机扩张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控制机制相对弱化方面的因素，更有适于罪犯作案的目标和机会增多方面的因素。针对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强化情景预防，减少易于犯罪分子作案的机会和条件，对于预防和减少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犯罪预防的决策中，对司法预防、社会预防和情景预防各自的功能作用和局限性要有清楚的认识。司法预防，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但在破案率和惩处率较低、司法人员的素质不高、执法的严格性和公正性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不能企望它对于减少犯罪起决定性作用。
社会预防，是预防犯罪的根本措施，但鉴于它所要求的社会改良与其他社会目标（如经济目标）往往会存在冲突，因此，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预防往往难以收到即时的效果。
情景预防，看似一种治标不治本的预防，不过它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易于收到明显的效果。在不能迅速做到“拨火抽薪”的情况下，“点水”也可“止沸”。
总之，一方面，犯罪预防的决策者，对每个方面的预防措施均应兴其利，除其弊，扬其长，避其短，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最佳功能。另一方面，决策者应很好地协调各方面预防措施之间的关系，相互取长补短，对不同类型的犯罪确定不同的预防重点与措施。
（二）加强警察在犯罪预防中的指导和协调作用，在公安机关建立犯罪预防规划、指导部门。我国警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虽然在理论上得到了确认，但是在实践中，警察在犯罪预防工作中的潜力尚未得以充分的发挥，在指导和协调社会各界进行犯罪预防方面，警察大有可为。在司法预防中，警察处在打击犯罪的最前沿；在社会预防中，警察是联系各部门的纽带；在情景预防中，警察的作用更为重要。情景预防的开展，必须以熟悉犯罪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情景为前提，警察是情景预防最为适宜的具体规划者和指导者。
笔者认为，公安部应该建立起一个犯罪预防方面的规划、指导部门。尽管公安部及各级地方公安机关的经保、文保、治安、刑侦等部门均有预防犯罪的功能和职责，但它们均不具有综合性预防的特点，多限于特定的领域，特定的行业，同特定对象发生联系。犯罪预防规划、指导部门则应面向社会各界和公众，全面系统地规划具有可操作性的犯罪预防措施，对全国的犯罪预防提出具体的指导。地方公安机关亦应设置犯罪预防的专职警官，接受必要的培训，全面熟悉和掌握犯罪预防的知识、措施和技术，一方面贯彻实施上级公安机关有关犯罪预防的部署，另一方面结合当地实际，协同社会各界，指导公众开展犯罪预防活动，并为公众提供犯罪预防咨询。
（三）在犯罪预防问题上密切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促进犯罪预防决策的科学化。英国犯罪预防的一大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犯罪预防的理论研究与犯罪预防政策的决策通常是水乳交融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英国内政部犯罪预防常务会议每隔几年都要推出一个报告，对全英犯罪预防政策起导向作用，而报告本身在一定意义上讲则具有科研论证报告的性质，它的形成不仅要以大量的社会调查为前提，并且要广泛搜集、评析、吸收犯罪学的理论研究成果。
在我国，要缩短犯罪理论研究与犯罪预防政策决策的距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理论研究工作者应将国外的最新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成果客观、系统、准确地介绍到国内来。更重要的是，应针对现实斗争的需要，开展实证理论研究，积极提出有价值的预防、治理犯罪的各种方案，以供决策者参考。另一方面，决策者亦应增强科学决策意识，决策过程中注意倾听理论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主动吸收中外犯罪预防的有益成果。目前，在犯罪学研究尚不够深入的情况下，第一个方面的努力尤为重要，只有建树起有力度、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才能对决策产生影响，真正实现两者之间的结合。
（四）动员更加广泛的部门和社会力量投入到犯罪预防活动中来，切实将综合治理落到实处。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明确要求动员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力量治理犯罪，不过其中尚有两个方面工作有待于深化。一是某些部门除了应做好本部门的犯罪预防工作外，应结合自身的工作性质，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参与犯罪预防、治理工作。比如，保险公司即应在资金支持方面和犯罪预防宣传方面增加投入。二是应加强对犯罪预防知识的普及性宣传工作，通过各种途径，花大气力提高全体公民的防范意识，广泛地向公民传授可操作性的犯罪预防方法，形成全民防范犯罪的局面。
附：两点补充
本文是笔者于1997年4月初自英国回国不久写出的。 成文至今将近一年，期间，与文章有关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均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在本文连载的最后一期特作两点补充。
（一）根据笔者了解的英国最新的犯罪统计数据，1996年和1997年上半年，英国警方统计的犯罪数仍在持续递减。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的末尾，笔者依据1993年至1995年英国的犯罪数连续下降的事实预言（鉴于英国犯罪预防与控制政策已臻于成熟）：今后一定时期内，尽管英国的犯罪数量还会出现升降波动，但从总体上讲，英国将迎来一个犯罪数量相对稳定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犯罪持续大幅度增长的现象将会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一些学者看了文章后为笔者捏了一把汗，认为仅凭三年的下降就下结论有一定的风险，深恐1996年以后的犯罪数出现大的反弹。事实是：英国内政部统计公报显示，1996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警方统计的犯罪数又比1995年下降了1.3％。这样， 英国犯罪数的下降就持续了四个年头，累计下降了10.3％。另据笔者刚刚收到的、由英国内政部主办的《犯罪预防通讯》（季刊）1998年第一期所刊载的《记录罪案下降》一文披露，1996年7月至1997年6月一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犯罪数与1995年7月至1996年6月期间相比下降了5.2 ％，这表明，1997年上半年英国的犯罪仍在下降。在此，笔者可以自信地讲，断言英国犯罪将迎来一个相对的稳定期，是建立在比较慎重的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它决不是凭空的主观臆想。
不过，有一个问题不能不在此作一个铺垫性的说明：1997年10月英国内政部大臣宣布，自1998年开始，英国的犯罪统计将有所改变。原来，一个犯罪人实施的一系列案件只统计为一起案件，1998年始，根据“一个被害人一起案件”的原则，一人所实施的多起案件将被统计为多起案件，以便于使警方统计的犯罪数接近于从被害人调查中获取的犯罪数。这种统计标准的改变必将引起统计数据的人为变化，即使在实际犯罪基本稳定或稍有下降的情况下，统计数据显示的情况则可能是上升的。如果1998年英国的犯罪数出现反弹，应客观地将统计标准变化这一因素考虑进去。英国的犯罪数是否相对稳定，不能仅从这一年的情况看，应观察一个相对长的时期。
（二）近一年来，我国犯罪预防与控制的政策正在进行调整，特别是公安机关的调整幅度和力度更大，拿英国犯罪预防与控制政策的沿革与效果作为参照系，来衡量我国目前的政策调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安最高决策层近期在犯罪预防和控制方面的决策，既适应了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又堪称是最富于理性的科学决断。像1997年4 月全国派出所工作会议确定的派出所改革思路，就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安决策，它解决了派出所工作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确定了以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为根本目标，明确了派出所的主要任务是抓管理和防范工作；二是确定了以建立一区一警、一包到底的民警责任制为核心，实现派出所工作机制的改变；三是确定了派出所民警以群众工作为基本工作方式，实现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有机结合。此后不久，公安部又于 6月召开了全国刑事侦查工作会议，改革了三级破案管理模式，明确指出由刑侦部门承担起全部破案责任，以确保派出所实现工作重心由破案向防范管理的转移。
这些重要决策将引导我国警察勤务方式从根本上实现由被动反应警务台主动提前警务转变，使警察真正成为社区中犯罪预防的规划者、鼓动者、联结者、组织者、指导者，成为西方学者所说的犯罪预防“社区协作这一大轮子的中轴”。
这些改革措施，与前些年开始的巡警建设、指挥中心及110 报警服务台建设一起，构成了警务运作方式的具有时代感和战略性的新的整体布局。且不讲它对公安工作的整体意义，仅从犯罪预防和控制的角度讲，这必将大大强化对犯罪的防控力度。
我国公安机关在较短的时间内所完成的警务改革，英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则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了几十年的苦苦探索之后才完成的。这说明，我国公安机关的决策者已经站在了世界警务改革和警学理论发展的最前沿。用科学的尺度来评说目前的公安决策，可以讲，它在横向上居高俯视和吸收了中外警界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成果，在纵向上积极而又适时地把握和驾驭了历史的挑战和机遇。（全文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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