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6 14:23:14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保护/贸易自由化
agriculturalproducts/tradeprotection/tradefreedom
【正文】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2)05-0076-04
一、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发展及引起的问题
农产品贸易保护是世界各国为保护农业而使用的手段，其侧重点是通过国境与国内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进行保护。它包括边境保护和国内支持两个方面。边境保护是利用各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对农产品贸易进行保护；国内支持是指为保证稳定的货源、优质的农产品、舒畅的流通体系、高效的经销网络、多元化的市场结构和合理的价格体系而对农产品实施的生产、开发、价格和市场方面的保护，其目的在于提高本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1]。农产品贸易保护是农业保护政策最为突出的代表，而其实施的效果也是整个农业保护政策实施效果的最终体现。
虽然贸易保护在工业化时代就已经非常普遍，但为了保障工业的发展，对于农业却一直是采取剥夺的歧视态度。直至20世纪，随着部分国家工业化的完成，经济得到了显著发展后，政策才逐步转向有利于农业的方面，对农业的保护才真正开始，所以对农业的保护通常都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这些国家通过各种保护措施，扶持农业，提高本国农产品的竞争力，表现在贸易上最明显的就是“奖出限入”。虽然这种保护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但由于在发达的经济中，只有很少部分的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并且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受食品价格的影响大大减少，因此，对于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几乎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的保护政策开始，到60年代欧共体的共同农业保护政策，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的农业保护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国农民的收入，增加了本国农产品的供给。在国际贸易上则表现为欧美农产品大量剩余，补贴出口；日、韩农产品生产成本极高，而进口关税壁垒难以逾越。这种情况在80年代达到了一个顶峰，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愈演愈烈，其特性显露无遗。
但是，原有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对国际贸易和各国的农业生产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缓慢，秩序混乱。在国际贸易领域内，农产品贸易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地位。由于农业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关联着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国内政治等诸多因素，所以在GATT（关贸总协定）时代，虽然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不断深入，但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一直游离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体系之外。尽管经历了长期谈判，可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这在一方面导致了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相对缓慢，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工业制成品的平均关税已经从40%降到了4%左右，而农产品的关税却仍然停留在40%～50%之间。同一时期，工业制成品贸易总额放大了近17倍，而农产品贸易总额则还不到6倍；另一方面，多边谈判的停滞不前，也使得国际农产品贸易缺乏必要的约束，各国各自为政，国际农产品市场处于无序状态。
2.各国间贸易摩擦加剧，市场动荡。可以说，在GATT时代，各国出台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基本上属于各国内部的事务。但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交叠在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市场上时，会彼此关联、制约、影响，乃至发生冲突。由于各国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保护高成本的生产和替代进口，并支持不太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出口，这常会破坏出口市场的秩序，使进口市场缩小，竞争加剧，造成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摩擦。在乌拉圭协议达成之前的几十年中，大量的欧美和日美贸易政策的争端都涉及到农产品。而且，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就会对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秩序产生剧烈的冲击，危及到一些国家农产品的供给安全。同时，实施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国家，其保护政策会使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隔离，导致国际市场价格严重扭曲，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脱节，使得经济资源浪费巨大。专家测算，如果解除世界农产品价格的扭曲，将可能给世界带来560亿美元的福利。
3.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应依据各国的自然禀赋进行生产，并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可达到世界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农产品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抑制了国内对农产品的消费，减小了进口，促进了出口，导致了农产品贸易流向的扭曲，并使得国际市场价格疲软与波动。如欧共体在成立之初，许多国家还是农产品净进口国，由于保护政策的实施而迅速地变成了净出口国。有补贴的出口压低了世界市场价格，并使未受保护的、具有生产优势国家的生产者受损，减少乃至放弃生产；而获得补贴，没有生产优势国家的农产品生产者反而会大量生产，以获取补贴。据估计，凯恩斯集团的食品生产者每年会由于工业化国家的保护而损失大约150亿美元。这导致了在世界范围内对资源的错误配置，对各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局部损失，使得农产品的生产处于一种低效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会不断恶化，使补贴国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
4.发展中国家利益严重受损。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保护，主要是制定较高的农产品价格，利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限制进口。然而，80年代以后，由于农业保护政策加剧了农产品过剩，发达国家农业贸易保护的重点便从过去的“限入”转为“奖出”。随着世界农产品市场的恶化，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保护也在不断升级。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每年政府向本国农业部门提供的支付超过非洲各国的GDP总值。美国、欧洲及日本对本国农业的支持占世界总额的80%左右。
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是，一方面通过贸易保护维持国内市场的高价格；另一方面又由于巨大的库存而向世界市场倾销剩余农产品，从而压低世界市场价格。发达国家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手段名目繁多，对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利，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赖于农业及农产品出口。这对于以农业作为主要外汇来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产品价格的疲软和出口量减少将使其外汇收入降低，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生产遇到诸多困难。据估计，若富国减少对本国农产品的补贴，从而改变价格扭曲的状况，则穷国从贸易增加中获得的收益将三倍于它们每年得到的国际援助总额。
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兴起及其相关政策的实质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有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措施已渐渐不能适应形式发展的需要了。农产品的贸易保护导致了产品的结构性过剩、巨额的农产品补贴、混乱的贸易秩序，以及由此带来的愈演愈烈的贸易大战等诸多问题，对原有的贸易保护措施加以调整，推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思想便应运而生，成为了各国的共识。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并不意味着农产品自由贸易时代的来临。通过仔细的研究对比不难发现，现代所谓的“贸易自由化”(tradelibralization)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freetrad)[2]。自由贸易强调的是全面的贸易自由，反对以任何政策或措施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出现于资本主义早期。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发展的贸易自由化，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进行的，有其自身的利益驱使，是一种有保留、有选择的自由贸易。在自由贸易的外衣下，隐含着大量的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内容。这种自由贸易的实施，会随着发达国家不同时期利益、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可以说，贸易保护政策是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均衡、不稳定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只要有国家存在，有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差别和矛盾，贸易保护就不会消失。目前，贸易自由化只是一种发展倾向，而贸易保护也并不会消失，因为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贸易仿佛成为一种理论思想，贸易保护反而是一种事实常态。”
作为国际贸易中焦点的农产品贸易，虽然在贸易自由化上有了一定的进展，但目前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措施远未改变发达国家实施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的本质，新的农产品贸易保护以反倾销、技术壁垒、使用特别保障条款等堂皇面目出现，其保护效应也在不断强化。保护与反保护的激烈争斗引发了许多摩擦与争端，使反倾销案例呈迅速增加之势。同时，为了将外国农产品拒之门外，一些发达国家打着“绿色消费”的幌子，不断强化食品监测体系，相继出台远远高于本国规定的进口食品检测标准，这使得绿色壁垒与技术壁垒问题也日渐突出。再加上在转基因产品上的激烈争论，使农产品贸易上的贸易保护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3]。另外，传统的一些贸易保护措施的作用也并没有弱化，如发达国家对农业生产者的补贴并没有出现下降：世贸组织成立后，日本和韩国的专业农民所获得的生产者补贴等值1996～1998年都为23000美元，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了大幅度增加，分别比1991～1993年增加了5000美元和4000美元；欧盟和美国分别为17000美元和14000美元，都保持了与世贸组织成立之前相同的水平；澳大利亚也保持了与1991～1992年相同的水平[4]。美国众议院在2002年5月2日通过了一项新的农业法案，其主要内容是大幅增加对农业的补贴：在今后10年里，美国政府对农业的拨款将增加到1800亿美元，比现有农业法规定的拨款增加了735亿美元。其中，对农业的补贴将比目前提高70%，补贴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农业的主体，即谷物和棉花生产农场。同时，对畜牧农场及其他农产品生产的补贴也比目前有不同程度地增加。此外，针对畜牧业、水果和蔬菜生产业的土地保护项目的开支也增加了80%，而这些行业过去是很少得到政府拨款支持的。这一议案的出台，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强烈批评，认为这必然会严重冲击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是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严重打击，使人们对“千年回合”的贸易谈判前景感到悲观。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依然在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对本国农产品的贸易保护。虽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发达国家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其政策的实质依然是以贸易保护为核心，而且农产品贸易保护在经济衰退之际还有加强的趋势。当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产品贸易不可能长期成为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特例，要求减少农业保护的压力在不断增加，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已经成为未来世贸组织谈判的重点。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单独对其农产品贸易保护体制作大幅度修改，要想通过多边谈判达成协议，在现有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体系上进一步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千年回合”中农产品贸易展望
1999年底，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千年回合”时，遭遇了重大挫折，未能取得任何成果。直至2001年年底的多哈会议上，各方才同意在2002年启动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并争取在2005年1月1日前结束这一轮谈判。不过，新一轮的农业贸易谈判已经依据农业协定的规定在2000年展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业协定是一个利益妥协的产物，有不少漏洞和含糊之处。虽然农产品贸易体制在乌拉圭回合的推动下有了不小的改进，但由于协议允许发达国家继续执行补贴农业的贸易政策，发展中国家出口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一方面仍面临着高关税限制，另一方面也经常受到发达国家各种非关税壁垒的困扰，这引起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协议履行状况的不满。在此背景下，继续推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出台更透明和更有约束力的执行细节和记录，显得十分必要。尤其是条约中的一些重要条款，如“和平条款”的执行期已期满，如何后续执行亟待明确。所以，世贸组织需要召开新一轮的农业问题谈判加以解决。
面临新一轮谈判，澳大利亚、美国、日本、欧盟、坦桑尼亚等二十多个成员提出了议案。尽快将农产品贸易全面纳入世贸组织框架下，进行有效地约束，已经成为大部分成员的共识。多哈会议确定的新一轮农产品谈判的目标是：显著扩大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机会、分阶段削减并最终消除各种形式的出口补贴和大幅度削减造成贸易扭曲的国内支持措施。为此，谈判的焦点将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1.在市场准入方面，各成员国建议进一步有效地削减农产品关税。目前，采取何种核算方法来对税率进行削减，以及是否给予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和新加入的成员特殊待遇，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由于过去几年关税配额的利用率较低，各方希望能改进关税配额的发放方式，削减配额内关税，实质性增加关税配额的数量，增加关税配额管理办法的透明度。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发达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时，要针对发展中国家有出口利益的产品。
2.在国内支持方面，成员认为，要进一步强化协议对国内支持政策制定的规则，改进“蓝箱政策”和“绿箱政策”，取消影响生产和贸易的价格补贴，实质性地削减补贴水平，提高透明度。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希望在此问题上拥有一定的灵活性，允许他们为提高产品多样性、生产能力和竞争力、营销水平、运输水平、产品等级以及满足检疫要求，提供一定的国内支持。
3.许多成员要求取消出口限制，尤其是那些纯进口国家关心的产品；同时，对出口补贴进行实质性的削减。凯恩斯集团要求全面取消补贴，欧盟、美国则提出要规范出口信贷、国营贸易出口、优惠贷款等措施，以防规避协议。
4.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提出尤其要关注中小国家的利益，强烈要求在新一轮谈判中保证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和优惠待遇。在削减水平、关税约束水平、关税配额管理、补贴等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的成员要求有灵活性；同时，要求发达国家对其出口产品不要采用协议中规定的特别保障条款。
在世贸成员的议案中不难看出，由于政策出发点和利益的不同，各成员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态度差别较大。各方观点的实质，依然还是围绕着贸易保护还是贸易自由化所展开的激烈较量。凯恩斯集团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推动者，其强烈要求立即完全取消对贸易造成扭曲的出口补贴、国内支持，要求用关税作为保护各成员国内农业的惟一手段，大幅度开放农产品贸易；美国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上的立场与凯恩斯集团较为接近，同时，由于自身的特殊原因，还对扩大基因工程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提高各成员农产品贸易体制透明度以及国营贸易问题有着强烈的关注；欧盟、日本和韩国等高生产成本、高贸易保护国家，则反对实行完全的农产品贸易自由，而强调应逐步减少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并强化现有协议规则，此外，他们还积极强调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动物权益等“非贸易关注”议题和农业的多功能性，使农产品国际贸易日趋复杂，有可能形成更高层次的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作为世贸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强烈要求维护自身的利益，但由于各国间在经济、政治利益上的分歧较大，以及谈判实力的缺乏，难以形成统一的声音，只能依据自身的实际条件，依附于某个主要参与方。当然，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谈判的力量和格局，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重视。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3）35-0125-02
从乌拉圭贸易谈判以来， 金融服务贸易成为成员国国际贸易谈判的主要中心议题之一。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后，各国的服务贸易谈判由多边转向区域内部谈判，纷纷加强区域内金融服务贸易的纵深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CAFTA）于今年正式建成，金融服务贸易合作在2007年的CAFTA《服务贸易协定》（以下简称《协定》）中也有所体现。尽管现阶段CAFTA金融服务贸易要素与结构的自由化尚未展开，金融服务贸易合作谈判尚在进行，但在中国与东盟诸国具有交融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共同的金融安全和发展目标的背景下，CAFTA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合作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
1 CAFTA金融服务贸易纵深合作的路径选择
1.1 CAFTA的合作现状
1.1.1 CAFTA《服务贸易协议》金融服务贸易的相关规定及具体承诺现状
在该《协议》中并无金融服务贸易的条款，仅在第15条WTO规则中提及各缔约方承诺遵守有关并适用于服务贸易的WTO协议的规定，除非各缔约方根据第27条（审议条款）通过对本协议进行审议而在将来达成任何协议。同时，在第23条逐步制度中规定各缔约方应按照第27条（审议），在随后的审议中，通过连续的谈判回合，就该部分项下的进一步具体承诺展开谈判，以实现各缔约方间的服务贸易逐步制度。由于尚无根据审议条款做出的新规定，因此，CAFTA成员间的金融服务贸易安排适用WTO的规定，同时，金融服务也应遵循逐步制度的规定，成员应逐步开放金融服务市场。
目前CAFTA成员的金融服务部门开放差异较大，按照是否开放分为以下两类：
①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缅甸、越南的具体承诺。新加坡的《服务贸易承诺减让表》中对金融服务做出了超越WTO的出价，并在银行、保险部门做出了高于其WTO新一轮谈判出价的承诺，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市场准入限制，如在外资银行准入方面，取消了对新国内银行的外资参股股比在40%以内的限制。马来西亚金融部门做出了高于WTO水平的承诺，与其在WTO新一轮谈判中的出价相比，在金融领域做出了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如在保险领域，放宽了对外籍管理人员的市场准入限制。非WTO成员的老挝在银行、保险领域做出了具体承诺。柬埔寨、越南、缅甸的承诺与其在WTO中的承诺基本一致。
②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的具体承诺。中国在CAFTA中并没有开放金融服务部门，较之在GATS具体承诺中开放了外资银行和证券业部门为窄。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也没有在CAFTA中开放金融服务部门。
1.1.2 CAFTA金融服务合作的事实基础
CAFTA目前仍处于欧盟整合金融服务市场第一阶段的前期，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产业结构相似，基本都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各国产业结构相似度高，不利于产品多样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较大竞争压力。生产要素流动性低，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很多，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仍然实行严格管制，而对劳动力在区域内流动的限制更为严格。区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经济结构相似度高、要素流动性低不利于区域内各国之间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制约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合作的深化。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日渐紧密，但经济依存度并不高。虽然近年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日益紧密，但与美国、日本和欧盟相比，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依存度较低。从双边贸易联系来看，中国是东盟的第三大贸易对象，东盟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国家政治制度和体制差异大。此外，东盟国家政治稳定性也是影响地区金融合作的一个不容忽视因素。东盟个别国家社会时有发生一些利益冲突事件。这些因素使东盟个别国家的政治缺乏稳定性，由此可能延缓甚至阻碍区域金融合作的进程。
1.2 CAFTA的金融服务贸易制度的渐进式制度安排
面对CAFTA内部金融服务贸易制度的诸多障碍，金融服务贸易的制度还需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达成。因此，逐步深化的渐进式开放是CAFTA金融服务贸易制度的必经之路。CAFTA的制度可借鉴欧盟一体化经验，按两个阶段展开：
1.2.1 第一阶段：初始制度的具体承诺和重点领域的密切
合作
初步的金融服务贸易制度可由边境金融服务的制度展开。边境地区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应发挥区域优势进入相邻国家发展业务。东盟国家中，缅甸、老挝和越南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这些国家经济金融较为落后，国内银行业并不发达，然而，随着近年来的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世界各国的外资银行逐渐将触角伸延到这些东盟的较落后国家。地方性金融机构相对于全国性金融机构而言，其总部设在地方，对当地周边的市场较为熟悉，且决策较为灵活，因而，中国与东盟接壤及相邻省份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应利用区域优势到相邻国家发展国际化业务或设立分支机构，为促进地方与东盟的经贸合作积极提供金融服务。这不仅有助于地方性金融机构抢先开拓落后国家的金融市场，提升自身经营水平和在东道国的影响力，还有助于取代“地摊银行”的位置，使边贸结算业务不断正规化，从而推动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的进程。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已经有了进行经济金融政策协同的趋向。例如，东盟内部以新的“灵活干预”原则代替“互不干预内政原则”，以缓解政策外溢效应可能造成的对邻国的不利影响。虽然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可能还很难接受灵活干预的原则，但是借用东盟内部的“10-X”原则，可确定一个协调个成员金融机制运行的基本框架和模式，由这些成员的中央银行（或财政部）部长级别的权威人士领衔组成机制的常设机构。常设机构将以定期与不定期的方式对全球及本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进行交流和讨论， 并在此基础上，就地区内（或机制成员经济体相互间）宏观政策的协调与合作进行磋商， 提出对策， 供成员经济体宏观管理当局采用。
1.2.2 第二阶段：进一步制度和区域内金融合作
第二阶段仍为CAFTA金融服务贸易合作深度一体化的过渡阶段，不宜硬性规定成员无视本国实情开放金融市场，但是，各国在前一阶段合作的基础上应当能够扩大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和进行深度的金融合作。1998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在他的《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对东亚金融危机进行了讨论。在他看来，“轻率的国内经济政策如同全球经济力量一样，也是使这些国家经济动辄受到国际金融流动突然变化损害的重要原因”；进而他得出结论：“没有一个调节和管理国际金融的机制， 这是不正常的”。目前东盟各国建立了较为严格的国内金融监管制度，加强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控制。但是，有限的国家金融监管相对于庞大的跨国银行全球经营战略的仍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只要存在这种不对称，各国孤立的国内金融政策很可能通过外溢效应传递到其他国家，东南亚国家内部缺乏协调机制的金融政策必将削弱区域内金融监管的总体效能。因此，一个能调控CAFTA区域金融政策与推动进一步合作的并具有有吸收各国部分金融监管权力的金融监管委员会就有建立的必要。
2 金融服务贸易制度背景下中国的因应对策
2.1 中国对东盟金融服务贸易现状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中国保险和金融服务在1997-2006的大部分年份中为逆差，但逆差在多数年份中不大，贸易不平衡主要由金融服务进口引起。金融服务的贸易不平衡指数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化形态，从1997年的0.84逐渐降到2005年的0.05，2006年突然升到0.72。
美国和欧盟是中国金融服务进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而言，中国金融服务的出口相对较少，企业以商业存在方式到海外拓展不多，多数金融服务出口仍与贸易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根据这份统计分析，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仍非常滞后，中国金融服务业者与美国和欧盟的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差距仍然很大，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还处于幼稚阶段。
2.2 借助新加坡先进金融发展经验
较之GATS中中国对金融服务贸易的承诺，在CAFTA中，中国在金融服务贸易部门仅有水平承诺显然不能满足CAFTA合作与发展的需要。中国入世后，随着国内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同样是WTO成员的东盟诸国也能享受到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作出承诺的相关待遇，因此，中国在CAFTA内关闭对金融服务部门的承诺并没有必要。
东盟中的新加坡在过去20年选择了与香港相似的国际资本中转中心的发展模式， 成为东亚地区与香港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亦已建成比较成熟的离岸金融市场， 成为东盟的区域金融中心。利用中国与新加坡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对新加坡扩大开放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可以吸收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的先进的金融服务贸易管理和技术经验。
3 结 论
中国与东盟各国具有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在全球区域合作广泛的今天，在类似的经济体间建立区域合作，共同应对欧盟、北美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组织的压力是整合区域优势，共谋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应当摒弃成见，用开放的心态和实务的精神通力协作。
尽管CAFTA已然建立了基本的服务贸易框架性协定，但在金融服务部门的具体承诺方面各国仍然有所保留，甚至比WTO的金融服务部门承诺更少。面对世界金融领域区域合作加强的形势，各成员国应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设立统辖区域金融领域合作和开放步伐的金融服务委员会，对金融市场进行区域整体的审慎性监管与进一步合作的谈判机制，对抗跨国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确保本地区的金融安全与经济发展。惟有建立与欧盟和NAFTA相抗衡的区域经济体，以集团优势弥补各国不足，才能在未来的国际金融舞台上掌握真正的发言权和全球政策制定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1] 李国安.全球金融服务自由化与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J].法商研究，2002，（4）.
[2] 宫占奎，陈建国.区域经济组织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一、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理论的含义与重构
所谓贸易创造,指成员国相互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后由于区域内资源优化配置而带来贸易量的增大和由此导致成员国整体福利的上升。所谓贸易转移,指成员国的贸易方向发生了改变,原来向成员国之外国家进口的廉价商品现在转而以更高的价格在成员国内部购买。传统观点认为，贸易转移的结果是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造成了成员国整体福利的下降。
对于贸易创造效应，大多研究都侧重从区域贸易安排导致的成员方相互间贸易数额的净增长上来说明贸易创造效果，但笔者以为贸易创造理论的核心并不在于贸易数额的绝对增长上，而在于成员方相互贸易的增长是否导致了成员方相互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贸易创造效应在于因其而产生的对各成员方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富效力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动态促进效果，而非纯粹的贸易额的增加。这一理论也可很好的回击我们通常对区域贸易安排的一个认识误区：一般倾向于认为，如果两国经济结构越互补，则建立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的经济效应似乎就越大。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如果两国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安排自然会因相互减让关税而增加相互的贸易额增加，但这种增加仅仅是数额的扩大，对促进成员国各自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的质量效应并不明显。相反，如果成员方相互间经济结构比较相似，但在产业链的分布上具有一定互补性，则区域贸易安排中的贸易创造效果更能够促进区域内产业的竞争与整合，从而从质量上整体提高该区域产业的效率和国际竞争能力。
对于贸易转移理论，一般对其持批判态度，认为“贸易转移的结果是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造成了成员国整体福利的下降”。但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建立在理论上的可能性方面的静态的绝对的分析基础上的，即从理论上讲，甲国本来可以对所有国家实行自由贸易，这样在市场的选择下就会进口成本最低的丙国产品而不是成本较低的乙国产品。所以，相对于这一假设的可能性，甲国的消费者支付了可能的更多的成本，也未能最好的促进资源向全球最低成本国家优化配置。但我们都知道，一国对所有国家实行绝对的自由贸易在目前的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区域贸易安排本身便是面临多边贸易安排步履维艰的客观现实下的一种次优选择。例如虽然由于区域贸易安排，产生了甲国的进口由具有绝对优势的乙国（区域外国家）转移到具有相对优势的丙国（区域内国家）的效果，但对于甲国的消费者而言，他们支付的购买价格仍然低于区域贸易安排之前的支付价格，所以其实际享受的福利在现实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同时，对于乙国而言，由于其本身便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再加上区域贸易转移的效果，也便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从而快速提升自己的生产效率，逐步具备绝对优势，最终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全球福利增加。这种贸易转移的动态效果尤以大国间的区域贸易安排为明显。贸易转移的量越大，比较优势越大，则由比较优势上升为绝对优势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虽然相对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理想可能性而言，区域贸易安排中的贸易转移效果似乎是减损了存在于理想中的进口国消费者的福利和世界的整体福利，但却同时也取得了现实中难能可贵的进口国消费者福利和世界整体福利一定程度的增加，所以没有理由对其盲目排斥批判，而应更多的关注其现实积极效应，进行客观研究和评价。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果
1、 中国―东盟原有关税水平分析。理论上认为，区内各国原有的关税水平越高，自由贸易区使进口商品价格下降的幅度就越快，从而它扩大贸易量的作用便越大。由于中国与东盟都属于发展中工业化国家,相互产业结构相似，东盟一直视“中国制造”的兴起为其潜在的挑战和威胁。这样出于保护国内市场的目的,双方对于相关产业内贸易的壁垒原来设置就较高。而现在建立了自由贸易区,要撤除一定的贸易与非贸易壁垒,由此而带来的贸易扩张的可能性也就较大,双方可获得的贸易创造效应也就可能越明显。
2、 中国―东盟供给和需求弹性分析。理论上认为，供给和需求弹性越大，因关税减让而导致的商品价格下降就越能刺激需求，扩大供给，增强贸易创造效果。而供给需求弹性则和各国消费规模与消费能力紧密相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建立起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的世界最多人口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消费规模巨大。从消费潜力上讲，中国、东盟各自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国内人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层次正处于整体提升时期，消费需求和弹性很大。如中国汽车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降低便能立即激发大量的消费需求。所以，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双方关税的削减将更容易产生贸易创造的效果。
3、 国―东盟经济结构相似性分析。理论上认为，成员方的经济结构越相似，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就越大。反之，如果该国与其他成员方有较大的结构差异，自己完全不生产某种进口商品，那么，取消关税只能从扩大需求量方面增加贸易量，贸易创造效应便较小。中国东盟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双方在整体经济结构比较类似，相互间在大类产品上存在着竞争。但在大类产品中的具体产业链分布上，却又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互补。 这种相互间整体经济结构类似而产业链分布结构互补的特点，十分有利于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双方更好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专业化分工协作，实现产业结构整合与升级，达到更好的贸易创造效果。
4、 中国―东盟产品比较优势分析。理论上认为，成员方的生产效率越高，即它的生产成本与该进口国的成本差距越大，取消关税对扩大贸易量作用便越大。虽然中国与东盟同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但其中中国在皮革制品、衣服和纺织品等产品上具有世界性的比较优势，而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却存在较强的比较劣势；相反，印度尼西亚则在资源密集型产品、泰国则在农产品、马来西亚在电子科技产品以及新加坡在工业制成品方面都各自拥有具有世界性比较优势。所以，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可以直接加强各自的比较优势，获取更大的贸易创造效果。
5、 中国―东盟在参加贸易集团之前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分析。理论上认为，一国在参加贸易集团之前贸易自由化的程度越低，它参加自由贸易区后贸易量的增加幅度就会越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这个拥有全球最多消费者国家缔结的第一个区域贸易协定，所以此前其贸易自由化程度是较低的。而东盟虽然早在1963年便开始贸易自由化发展，但“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处在低级经济合作阶段”。所以，双方缔结自由贸易区后，区域内的贸易增长幅度将会很可观。
6、 中国―东盟地理位置分析。理论上认为，成员方地理位置较靠近，则运输成本就不太可能成为各成员方之间贸易创造的障碍。中国东盟天然毗邻，一衣带水，有着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更能促进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转移效果
摘要: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早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热点话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旧有措施的作用在逐渐削弱,但新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对全球各国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机造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原因及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
一、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及贸易保护主义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
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
1.重商主义,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超保护贸易政策,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贸易自由化,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新贸易保护主义,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二、金融危机形式下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2007年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恐慌与危机传染到全球各国,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严冬期”。随着负面影响的不断扩大、深化,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贸易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不少国家和地区为加强对本国产业和市场的保护,采取了各种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进口。伴随次贷危机的深化与扩展,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言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再次出现。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英国首相布朗“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劳工”的言论,都表明在发达国家经济集体步入衰退之时,全球自由贸易可能面临被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所笼罩的危险。
在经济衰退时期,各国倾向于贸易保护是历史惯例。如印度尼西亚已宣布对至少五百项产品实施进口管制,要求进口产品必须申请特别许可,并须加税。俄罗斯也要调高汽车、家禽和猪肉的关税。法国则拟设立一项国家基金,防止本国企业被外国企业并购。美国一些保守派媒体和政客提出购物要买美国货,在经济危机中首先被裁的应是在美工作的外国人,全然不顾这些外籍员工同样是纳税人,同样为美国缴纳了大量“救市所需税款”这一事实。保守势力要求,获得逾1500亿美元救市资金的银行“要优先保证美国公民的工作”。
各国“自扫门前雪”,贸易保护愈演愈烈。经济衰退是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根源。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好像一对孪生兄弟。一国经济衰退,其对本国贸易的保护必有抬头,而当前的情况正激发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提高关税、影响他国货币汇等手段来设置进口壁垒,同时也会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谈判等手段,积极地推动本国的出口,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第三次保护贸易主义高潮,主要是通过非关税限制的行政法律措施和对不盈利的工农业部门给予补贴,以达到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保护其已有市场的目的。自从这种政策兴起之后,非关税壁垒已经取代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
与以关税壁垒为特征的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和形式上的隐蔽性。和可以通过谈判实行减让的关税措施相比,绿色和技术贸易壁垒很难通过外交努力或谈判来弱化和消除,而且其具体形式复杂多变,花样翻新,常以最新科技为支撑。
目前,在金融风暴肆虐全球的形式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阻碍自由贸易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比如阻碍美国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另外还涉及到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争端,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表现为对中国的市场开放提出越来越多要求,相应的进一步开放金融等领域的市场,以此来释放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还要注意一些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其他理由来设置贸易壁垒。比如美国国会中就有人试图依照碳排放标准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一些人以环保的名义支持这种措施,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就成为新形式下新保护主义的三副面具,需要引起各方的警惕。
三、金融危机催生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毒药”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贸易保护主义与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发达国家经济步入衰退总是如影随形。一旦发达经济体经济显著放缓,国内就业压力就会凸显。为了取悦部分利益集团或转移国内选民的注意力,发达国家政府总是将就业问题归咎于外国商品挤占了本国市场份额,从而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进口商品成本,例如提高进口关税、实施进口配额、诉诸反倾销反补贴立法、指责外国政府操纵汇率并要求外国货币大幅升值等。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当地时间13日最终通过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项计划最终还是保留了虽有所软化但仍带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历史经验和经济学常识表明,面对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绝不是出路,而恰恰有可能成为一剂加剧世界经济困境的“毒药”,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加剧金融危机。1929年3月,胡佛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美国表面的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的问题全面爆发。10月,纽约股市崩盘触发金融危机,美国国会将其归罪于国际贸易,胡佛总统于1930年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国际贸易因此几近停顿。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长达10年之久,与美国在危机之初挑起的贸易战有直接关系。此后,国际社会又耗费数十年,才逐步拆除了这一时期高筑的各种贸易壁垒。因此,《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没有拯救美国,而且让全球经济陷入更深危机。
从历史经验看,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什么也保护不了。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美国等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引发贸易战,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信奉保护主义的人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四、贸易保护主义有弊无利,中国应如何应对
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已成为必然,各国为消化过剩产能,拉动本国经济,或通过采取提高关税、限制配额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来设置有形壁垒,或通过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等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构建无形障碍,但这些措施不但无易于危机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危机,使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
贸易保护法案并不是救命良药,而是一剂可怕的毒药,最可怕的是受伤的是整个世界: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因美国股市暴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至今还令人记忆深刻,而同样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美国国会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法案,该法案大幅提高了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引起了其他国家同样的贸易保护报复,结果引发各国之间的贸易战争。面对危机,各国以邻为壑,全球贸易额大幅缩减,加剧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很快伤及当时最大的出口国——美国自身。全球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而美国的出口总额也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左右缩减到1932年的12亿美元。这个当时在国会议员眼里可以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一剂良方妙药成为后世学者认为的“最大的错误”。
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还将对一些贫穷国家造成灾难性影响,使目前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过去几年,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不少贫穷国家经济逐步发展、民众生活逐步改善。但随着金融危机持续发展,不少贫穷国家再次陷入困境。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一国未受保护产业部门及消费者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统一大市场,在这个大市场中,各种要素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贸易壁垒的降低或取消加速了要素资源的流动、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全球消费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所需的“国际化”商品。如果某国实行贸易保护,将直接或间接增加进口商成本,进口商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本国消费者,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此外,保护措施使非保护产业的生产者为受保护产业生产者提供了强制性补贴,产生的收入转移效应往往得不偿失,还会造成利益分配的扭曲。
其次,贸易保护会造成出口国贸易及经济急剧下降。如果在危机中某个国家(一般是贸易大国)率先实施严厉的贸易保护,会使向其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骤降。随之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作为拉动出口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贸易的迅速萎缩会导致大量出口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从而拖累该国经济快速滑坡。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对中国而言,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只有积极参与博弈,埋头苦练“内功”。对外,在现今的体制和规则下,该说的话要说,该打的官司要打,该采取的反措施要采取。商场如战场,与狼共舞,就要有狼一样的生存竞争意识。对内,要适应世界贸易的形势和环境,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国家经济内需拉动的比重。要着力提高产业的技术档次,包括环保要求,掌握更多的自主核心技术。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了积极努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稳定、增加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密切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等等。中国还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税负等措施。最近,中国政府又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从2008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国将增加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同时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中国将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及时调整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挑战,而务实合作是战胜危机的有效途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命运已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加强合作,携手努力,同舟共济,才能有效应对危机。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危机关头越要坚持开放与合作。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加大危机的严重程度,还会使危机持续更长时间。因此,各国要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推进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从而为世界经济早日渡过难关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严国辉.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黄晴.人民日报海外版.
[3]周世俭.财经,2009-02-10.
[4]明金维.新华国际时评,2009-2-14.
[5]李小年.文汇报,2009-2-16.
[关键词] 中国 日本 中日自由贸易区 双赢
一、引言
从中日两国外交正常化恢复经贸以来,中日贸易额从1978年的的接近5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667.8亿美元。根据国家商务部统计,2008年中国对日本出口1161.34亿美元,同比增长13.80%;中国从日本150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2.50%。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贸易伙伴。日方统计表明,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总贸易额的10.4%,日本居欧盟、美国之后,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我们认为根据中日经济贸易发展的要求,建立中日自由贸易区是可以考虑的。
二、 中日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所谓的中日自由贸易区就是指中日两国为取消中日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实现中日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安排。
中日自由贸易区理论上的可行性。陈岩(2001)对两国自由贸易区的理论可行性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证。中日自由贸易区也是适用的。一般而言,自由贸易区的静态效应初步包括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两个方面。当自由贸易区中一个国家的一些国内产品被来自由贸易区中另一个国家的较低生产成本的进口产品所替代时,就产生了贸易创造。如果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自由贸易区内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那么贸易创造就增加了成员国的福利。同样,贸易创造也增加了非成员国的福利,使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福利有所增加。如果组成自由贸易区后,先前的贸易伙伴关系发生改变,即一国把与贸易区外低成本的某个国家的相互贸易转变为与贸易区内高成本成员国间的相互贸易,这就是自由贸易区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就贸易转移本身来说,是减少国家福利的,因为它把生产从效率较高的非成员国转移到效率较低的成员国。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效应取决于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之间的比较,一般来说,当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时,则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有利的。进一步地,自由贸易区除了可以带来静态福利效应外,还可获得动态效应。这些动态效应是由于竞争的加强、经济的规模化、投资的增大以及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的动态增长效应。一般而言,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所产生的动态效应被认为比静态效应要大得多,而且更为重要,这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决定因素。陈岩(2001)对两国自由贸易区的理论的分析,包含且超越了一般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分析,这也适于中日自由贸易区。
中日自由贸易区实证与实践上的可行性。就当代而言,从中日两国贸易恢复后,出现了快速增长。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中国对日本出口1161.34亿美元,同比增长13.80%;中国从日本150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2.50%, 2008年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总贸易额的10.4%,值得指出的是,从1992年到2003年,日本曾连续12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随后被欧盟、美国赶超,日本成为居欧盟、美国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除了贸易外,日本对华投资也是双方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投资中国的比例在2004年增至19%, 2007年对华直接投资比2006年又增长1. 9%。2008年投资项目达到1438个,实际投资金额达到36.52亿美元。对于日本来说, 中国依然是亚洲第一位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地。就中日贸易结合度而言,陈岩(1999)指出在1991年就已经大于1在1.2与4之间。从2000年起到现在中日两国的贸易结合度则在2到4之间。从国际上实行自由贸易区的实践来看,中日两国贸易的结合度比一些实行了自由贸易区的国家要高。就中日贸易区的福利增加而言,我们的预测是短期将增加500亿美元的贸易额,有助于中日贸易突破3000亿元的选择。
三、 跨越现有的制度框架来推动中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对于中国和日本而言,中日两国国都是WTO、APEC和 “10+3”的成员,这三重框架为三国政府高层领导提供了会晤和磋商机制和制度。特别是“10+3”机制和制度。首先在1999年在日本的提议下,中日韩开始了在“10+3”框架内的三国政府首脑年度会晤机制。在此机制的推动下,三国已经启动了经济研究机构的合作,成立了三方信息技术工作组。2002年开始“10+3”框架下的中日韩三国首脑年度会晤已成固定机制。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在上面的三个合作机制下,建立中日自由贸易区,与它们并不冲突,反而有利于上面三个机制的自由贸易为取向的运作,因为促进自由贸易是几个方面的共同点。因此,我们认为可以跨越现有的制度框架来推动中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第一步要在关税上中日实现自由贸易区的要求,而后再逐步在非关税壁垒等方面实现自由贸易区的要求。我们相信,从总体上看,中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日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它将为中日经济贸易构筑了一个新的经济贸易合作的平台,将促进中日关系的长久和平、健康、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1、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是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相互彻底取消商品贸易中的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商品在各成员国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来自非成员国进口商品的限制政策。有的自由贸易区只对部分商品实行自由贸易，如“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内的自由贸易商品只限于工业品，而不包括农产品。
2、这种自由贸易区被称为“工业自由贸易区”。有的自由贸易区对全部商品实行自由贸易，如“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区内所有的工农业产品的贸易往来都免除关税和数量限制。
（来源：文章屋网 ）
你死我活的两条道路
有观点认为，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将本届首脑会议上的34个美洲国家划分成了29个国家对五个国家的两大阵营。但若从对立的严重程度上看，笔者倒认为划分为三大阵营更为确切。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29个国家为第一个阵营，以巴西为首的四个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为第二个阵营，委内瑞拉则为第三个阵营。其中，美国等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斗争，有别于同巴西等四国的分歧――不是如何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你死我活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马德普拉塔，除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本身外，吸引人们眼球的还有两大焦点：一是与首脑会议唱反调的第三届“人民峰会”；二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与本次首脑会议几乎同时举行的“人民峰会”高举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旗帜，将美洲自由贸易区与布什、与死亡划等号；而查韦斯则分身有术，是美洲国家中惟一既出席了首脑会议、又在“人民峰会”上发表演讲反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总统。其实，“人民峰会”与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唱对台戏，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缩影，而查韦斯与“人民峰会”之间的一唱一和，又达到了“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的效果。
2004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就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一道提出倡议，用“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来代替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并明确反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在本届首脑会议召开前夕，查韦斯也再次表示，美洲自由贸易区已经死亡，它不过是华盛顿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他号召拉美国家建立一个剔除美国的一体化进程。对于查韦斯的表现，布什总统在本届首脑峰会后访问巴西时指出，美洲国家正面对两条道路的选择：一个是美国倡导的民主制度的扩张之路；另一个是某些国家（委内瑞拉）所主张的历史倒退之路。如此看来，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分歧，早已超出了自由贸易协定本身，实质上是包含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查韦斯继续执政、并且观点没有逆转的话，那么，美国下一步很可能像对待古巴一样，将委内瑞拉剔除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涵盖范围。
勾心斗角的两个大国
然而，美国即使能用“排除法” 打掉委内瑞拉这个对手，也丝毫不会感到轻松，因为实质性的对手还在后面。美洲自由贸易区能否建立的关键，在于以美国为首的29个国家与以巴西为首的四个南方共同市场国家这两大阵营的对抗。美国希望建立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因此必然想方设法让该组织名副其实；而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在拉美具有重要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这使美国不可能像对待古巴和委内瑞拉那样来对待巴西，而只能采取适当策略拿下与巴西等国的谈判，以便为最终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铺平道路。
然而，这个过程将是曲折和漫长的。美国与巴西的分歧主要在于，美国拒绝在谈判中涉及农业补贴问题，而巴西则认为农业问题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对于美国积极推动的服务、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巴西方面则认为不宜纳入谈判。但是，关于农业补贴问题，美国态度很明确――必须同欧盟和日本同步行动，不愿在区域谈判中提前做出让步，因此美国坚持将农业谈判纳入多边谈判框架中；而南方共同市场成员、特别是巴西则希望把投资、服务业、政府采购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同样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框架中。这样一来，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焦点问题，实质上已经分别被美国和巴西单方面转嫁到了WTO的多边谈判框架之中。换言之，他们将WTO“多哈回合”谈判能否成功结束，设定为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能否取得进展的前提。
不出所料，在本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巴西总统卢拉拒绝了美国企图为重开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设立一个明确时间表的建议，并与其他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一致认为，要等到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取得成果后再谈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而且，巴西认为美国必须削减对农产品的补贴，而这些问题有赖于通过“多哈回合”的分别谈判首先取得结果。然而，目前对于“多哈回合”谈判的前景还难以做出一个乐观的估计。
疑云重重的支持阵营
在整个美洲，对待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不同态度，不但成了区分两条道路的标志、分化了拉美国家内部阵营、甚至让委内瑞拉总统与墨西哥总统间大打口水仗，而且也导致在支持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阵营里风波迭起，疑云重重。
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它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为推动自由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各国关税大幅下降，配额也有所减少。但是，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却让自由贸易进程增加了不确定性。
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看来，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不是什么让人惊讶的事。他认为，这都是布什政府糟糕的贸易政策造成的。他写道：“贸易谈判不是经济学家计算福利收益就能达成的，而是由商人的本性决定结果。谈判者如果想找到坚定的支持者，他们首先要找到哪些人从自由贸易中获利了。”显然，布什政府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不过，克鲁格曼没有那么悲观。多哈回合谈判的失利仅是布什政府的原因，很快就会结束。这些错误至少是可以挽回的。相比而言，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就要悲观很多。他不认为这个错误轻易就能挽回，因为“许多美国人认为自由贸易是危险物而不是机会。他们认为目前的自由贸易是对别国昂贵的馈赠”。也就是说，自由贸易是否应该推进，已经上升到人们的认识层面上。美国的工人认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造成了美国中低层的收入很久没有大幅上涨。如果人们都这么想，那么，来自国外的竞争就要受到限制，关税也不会进一步削减来促进自由贸易发展。
我很赞同克鲁格曼关于过去八年自由贸易发展缓慢的见解。在这期间，布什政府和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何时对美国工人表示过一点儿关心？对布什政府而言，什么事都比提出一些政策来提高中低层收入重要得多。但是，如果克鲁格曼对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原因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巴格瓦蒂关于自由贸易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也很正确。现在看来，我们很可能要进入上台执政的时代。如果有关自由贸易妨碍工资增长的声音继续存在，这将对自由贸易进程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
然而，过去几十年，造成美国人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并不是国际贸易规模扩大。人们之所以认为自由贸易会拉大收入差距，原因如下：
――小部分人在自由贸易进程中确实受到很大损失。在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压力下，他们所在的行业在美国衰落了，这些人没有了工作。例如，中国和墨西哥就在制造业的特定领域很有竞争力。
――相比而言，更少的人是自由贸易的大赢家。他们掌握核心技术并具备优秀组织管理能力，把其他低工资国家的工人纳入他们的价值链，从而获利颇丰。沃尔玛和好市多超市的老板就是例子。
――大多数人从劳动分工获利很小。他们的收益不大，却是实际存在的，比如每个去沃尔玛、好市多这样的超市购物的人。
我认为，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收入差距拉大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它们抵消了国际贸易带来的好处。我将这些其他因素归结为以下四点：
――技术转变使得教育歧视日益严重。
新技术将受教育程度和薪水最高的和最有价值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个因素，我们还没有仔细论证，但是，我们能看出事实的确如此。
――美国原来的教育收益长期递增模式被打破。
目前这代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代比前辈接受更少教育的人。过去，美国人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收益就越大，而且收益还不断增长。但是，这种比上一代接受更多教育的模式被打破，而且没有任何经济意义。
――现代经济中，“能者通吃”越来越明显。
信息技术的提高，使得那些有信息、地位或智力优势的人，可以争得更多消费者，在更大市场上发挥他们的优势。在我看来，这也是为什么要增强经济动力，就要减弱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的理由。
――薪酬制度转变，使得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大量美国企业的财富创造不是来自能源，就是来自信息传播。一些人在这些行业走运发了大财，并且人们认为这些行业就是需要运气才能发财的。所以，部分人获得很高报酬对企业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另外一些行业，首席执行官的高薪可能在下一轮工资讨价还价中带来较大问题，或者一个成功的部门经理收入过高可能会引来其收入较低的同事的不忠诚、嫉妒和怠工。因此，这些行业的收入差距有一个上限。但是，这个上限现在被取消了，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自由贸易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自由贸易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或单独关税区组成的区内取消关税和其他非关税限制，区外实行保护贸易的特殊经济区域或经济集团。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东盟自由贸易区包括东盟10国等。狭义的自由贸易区，是指一个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内设立的用栅栏隔离、置于海关管辖之外的特殊经济区域，区内允许外国船舶自由进出，外国货物免税进口，取消对进口货物的配额管制，是自由港的进一步延伸，如德国汉堡自由贸易区。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中国的发展阶段
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总要素生产率(TFP)。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TFP增长是负值，1978年以后明显为正值（见表1）。据此可以简单地判断，1978年以前中国还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就中国而言，虽然实际的TFP增长显示1978年以前是中国以大规模资本积累为主的发展阶段，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第一阶段要到1978年才完成。表1中Maddison的估计是平均增长2.23%，表2则给出不同学者的估计，所估计的TFP增长大体上在3%到4%左右（见表2）。但是Young(2000)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被夸大了。根据他的计算，1978年到1998年中国的TFP增长只有1.4%。然而，即使接受Young的结论，至少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TFP增长亦是正值。如果说1978年以前TFP是负增长的，那么从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确实可以说是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
表1中国与韩国的基本增长情况（1952年－1995年）
（年均复合增长率，%）
附图
资料来源：a要素权重与日本和美国的相同（原表中有美国和日本的数据，这里未引用），如果权重与中国相同，数字分别是2.16和1.80。Maddison(1998)，表3.10
如果大体上判断1978年以前中国还处在以资本积累为主的发展第一阶段，1978年以后是以模仿性技术进步为主的第二阶段，而韩国在1961年以前是第一阶段，1961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是第二阶段，并且现在已开始进入第三阶段，那么，相应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对中国来说就应当是1978年以前以进口替代为主，1978年以后以出口导向为主；对韩国来说就应当是1960年以前以进口替代为主，1961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以出口导向为主，现在则以基本自由贸易为主。如果考察中国和韩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的话，大体上也正是如此。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和韩国都执行了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战略和政策。但是由于贸易战略和政策并不仅仅是被动地去适应发展阶段，它也会影响发展阶段，因此，贸易战略和政策是否适当，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为了更好地讨论中国的情况，先简单分析韩国的情形。
首先，韩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大体上到上世纪60年代初就转向第二阶段应该没有问题，因为韩国的经济增长和TFP增长都从这时起发生明显变化，而韩国的贸易政策转变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但并非突然一下子转变。韩国在出口方面的鼓励和进口控制方面的放松都是逐步的。
其次，韩国政府贸易改革措施在60年代是有反复的，但是反复之后总体上还是不断放松贸易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政府意识到不放松控制反而不利于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但到70年代，为了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韩国总体上的进口控制有所加强，从而被有些学者认为韩国又经历了一个进口替代的阶段。但事实上韩国政府在进口控制加强的同时，对出口还有很强的鼓励，因此总体上应当还是处于出口导向的战略下。然而，这在贸易战略和政策上多少是一种倒退。政策不当加上1979年的石油危机，使韩国在1980年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经济的负增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70年代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并不完全符合韩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
最后，韩国于90年代中后期以人均GDP衡量已达到了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还不是最高的一类。韩国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可以说韩国正在向第三阶段过渡。与此相适应，韩国不仅已经基本实现自由贸易，而且还在努力通过开放服务、金融自由化、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等措施把韩国建设成东北亚的金融中心和物流枢纽。
中国尚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仍应积极主动推动技术引进和模仿，而不能仅消极开放国内市场。
如果承认韩国大体上经历了这些发展阶段，并且其贸易战略和政策基本上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那么对中国的讨论就可以韩国为基准进行。虽然如前所述，中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大体上是与实际的发展阶段相符合的，但是发展阶段本身可能就存在问题，因为中国在1978年以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假设中国从1949年起也与韩国一样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阶段又会怎样？可能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可以做一些比较。
首先，如果以韩国为基准进行比较，中国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折点应当比1978年更早一些。韩国是在1961年开始转变的，按照Maddison的估算，中国1960年的实际人均GDP为878美元，与韩国1950年的876美元相若（韩国1960年为1302美元），因此，中国比韩国晚了大约10年时间。但如果按照官方汇率计算，韩国1960年的人均GDP为79美元，中国为218元人民币，按改革开放前大体上1.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官方汇率，约为145美元；如果按改革开放之初的内部结算价2.8元人民币算，则为78美元，与韩国相似。另外，用劳动生产率来比较的话，按照Maddison的估算，如果以美国为100，中国和韩国在1950年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7和10，韩国比中国高3个百分点，或者说高30%，但是到1973年，两国分别是6和14，韩国高8个百分点，是中国的两倍多。这一方面说明，韩国6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比中国快，因而经济发展也比中国快，另一方面也说明，中韩两国在50年代的差别不是很大，至少没有10年的差距。因此，大体上可以判断，中国最快应当在与韩国差不多的60年代初，最晚也应在70年代初就可以向第二阶段转变。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和当时的国内外特殊条件，中国未能实现这样的转变，相应的对外贸易战略和政策也就一直维持着一种“极端的”进口替代。
第二，即使是在第一阶段，中国其实也不必实施如此“极端的”进口替代政策，因为第一阶段的进口替代其实是为了帮助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起步。但是中国由于在50年代一边倒向当时的苏联，并且由于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使得中国事实上难以实行比较宽松的贸易政策以进口必要的机器设备和各种投入品。因此，很难说第一阶段的贸易战略和政策是与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吻合的，只能说，这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经济环境下没有办法的一种选择，但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
第三，中国自1978年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后，贸易战略和政策也逐步转向出口导向，应当说是基本上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并积极推动了经济发展。这在总体上与韩国60年代以后转向出口导向政策后的发展相似。积极推动出口的政策使得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并带动了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增长。但具体地看，两国还是有不少差别。一个差别是中国的国家大，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只是一般地说，中国的发展阶段在1978年从第一阶段转向了第二阶段，并且现在还处于第二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沿海和内地、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差别还是相当大的。因此，贸易政策的转变对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可能也不一样。另一个差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比韩国晚了近20年，但是中国的贸易改革进程相应地比韩国要快。以关税为例，中国2000年的平均关税率为15%，而韩国在1985年的平均关税率还有21.3%；中国的非关税壁垒覆盖率1991年－1993年是11.3%，而韩国在1984年－1987年期间为8.8%。与此相应的还有一个差别是，中国的贸易改革，特别是90年代以来进口壁垒的迅速降低是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密切相关的。中国不仅在谈判期间大幅度地降低了贸易壁垒，而且在最后加入的协议中进一步承诺，中国加入WTO后将加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较快地开放国内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而韩国在1967年加入GATT前的谈判没有中国这样艰巨，韩国加入时也没有像中国这样的承诺。
中国未来的战略和政策
如果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第二阶段，与之相应的贸易战略应当是出口导向，那么中国加入WTO后，开始大幅度削减进口壁垒，同时也降低出口鼓励的力度，是否意味着中国将走向自由贸易，从而与发展阶段的要求不符？应当认为并不必然如此。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并不必然意味着我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重点都转向自由贸易。
一方面，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贸易，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入关（加入世贸）以后仍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采取了有政府干预的贸易战略和政策。中国加入世贸所做出的承诺也未超出大多数WTO成员事实上承担的义务。虽然中国加入世贸后确实有不少政策措施受到限制，但是并非没有措施可用，在鼓励出口方面，在引进技术、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仍然有许多政策措施可以采用，包括出口退税、关税结构、汇率政策、卫生检疫、技术标准等等。
另一方面，即使在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有一个从政府高干预的出口导向到低干预出口导向转变的过程。韩国曾经是这样（有过波折），中国在90年代的贸易改革也是这样，加入WTO只是继续加快这样的转变而已。我国在降低保护总水平的同时可以调整保护的结构；在降低鼓励出口力度的同时也可以调整鼓励的范围。
总之，由于中国还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因此仍应积极主动地推动技术引进和模仿，而不能消极地开放国内市场。在降低政府干预总水平的同时坚持低干预的出口导向战略和政策，而不应迅速走向自由贸易。
资料来源：王梦奎(1999)，第168页。HuandKhan(1996)；李京文等(1996)；Bosworthetal(1995)；翟凡(1999)
如果判断中国从1979年起进入一个以模仿性技术进步为主的发展阶段，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该阶段是否已经结束？中国何时进入、或可以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第三阶段？这里一个重要的指标是R&D的支出。中国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990年为0.71%，1995年前后都是0.6%，直至2000年才达到1.0%。虽然缺乏上世纪90年代以前R&D支出的数据，但是可以肯定，80年代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会超过1.0%。这一支出比重比发达国家平均2.5%以上要低得多。如果中国的R&D支出相对很低，而TFP增长较快，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主要利用国际技术推动发展，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还处于第二阶段。
韩国的发展阶段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之间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别，各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后来，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每个国家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获得“比较利益”。
衡量各国产品的比较优势一般有两种方法。其一是用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等于产品A的人均产量与其他产品的人均产量之比，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越高，比较优势就越明显；其二是用产品的相对成本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生产成本等于产品A的单位生产成本与其他产品的单位成本之比，产品相对成本越低，比较优势就越明显。〔1〕
实际上，用以上两种方法衡量各国贸易的比较优势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国际贸易理论中通常引入“显示比较优势系数”（RCA，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s）来衡量比较优势。〔2〕该系数定义为：i国k产品贸易量占i国贸易总量比重与世界k产品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比重之比。如果该系数大于1，视为i国k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若小于1，则视为具有“比较劣势”。从动态观点看，该系数上升，视为i国k产品具有动态“比较优势”；若该系数下降，则视为动态“比较优势”下降。
二.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1980～1994年）
表1列出了中国农业密集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劳动密集产品、矿产密集产品共四类资源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的变化。计算样本年分别为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和1994年。
表1中国不同资源密集产品显示比较优势
系数变化（1975～1994年）
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
进口
农业密集1.2232.0220.71951.2020.8639
资本密集1.3231.2151.4881.1411.170
劳动密集0.76170.90060.96361.0990.8996
矿产密集0.36330.13490.21330.35520.5710
出口
农业密集2.2581.6651.4911.2671.023
资本密集0.31740.35920.25570.54870.5358
劳动密集2.4813.2923.3233.0193.561
矿产密集0.74730.87281.2510.77680.5459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1975～1985年数据使用IEDB估计数计算；1990年和1994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计算。
1.进口
农业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经历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1980年为2.022，1985年下降为0.7195，1990年又上升为1.202，1994年又下降为0.8639。资本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呈现上升、下降趋势：1980年为1.215，1985年上升为1.488，1994年又下降为1.170。劳动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1980年为0.9006，1994年为0.8996。矿产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1980年为0.1349，1994年上升为0.5710。上述系数表明，中国农业资源、矿产资源、资本资源相对稀缺，不具有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理应利用进口贸易比较优势。但从实际系数看，只有资本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超过单位1，而农业密集和矿产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均小于单位1，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产品和矿产品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采取“高度自给自足”模式，没有充分发挥进口比较优势。
2.出口
农业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呈不断下降趋势，1980为1.665，1994年为1.023，但仍具有比较优势。安德森等人认为，一个国家越是缺乏耕地资源、经济增长越迅速，其农业比较优势下降速度就越快。〔3〕中国在粮食出口方面已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非粮食农产品（如水产品、畜产品、水果、蔬菜、烟草等）出口仍具比较优势，从而导致整个农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在下降。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其系数呈不断上升趋势，1980年为3.292，1994年为3.561。资本密集产品出口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一系数1980年为0.3592，1994年为0.5358。矿产密集产品出口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一系数1980年为0.8728，1985年上升为1.251，而后不断下降，到1994年已降至为0.5459（见表1）。这表明，1980年以来，出口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充分利用了比较优势，农业密集产品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资本和矿产密集产品已不具有出口比较优势。
3.资源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与我国资源禀赋状况的关联度
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劳动力供给人口占世界总量的1／4以上；耕地面积和水资源二大农业资源十分紧缺，均占世界总量的7％；煤炭资源和水电资源十分丰富，分别占世界总量的10.97％和13.22％，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十分贫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2.34％和1.20％；资本资源相对紧缺，国内投资额占世界总量的3.4％；技术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以表现一国技术创新和技术发明能力的国际专利数而言，中国仅占世界总数比重的0.27％。各国的自然禀赋是很难改变的，但是通过国际贸易可以改变获取资源禀赋的能力，同样可以形成自己的相对优势。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需要国际出口和进口市场，只有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的资本密集、农业密集、矿产密集产品，吸纳更多的国际资本，引进更多的国际技术，才能获得更多、更大的国际比较利益。
三.各类资源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的国际比较
表2计算了1990年和1994年中国、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农业、劳动、资本、矿产资源密集产品贸易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表3计算了1965至1994年期间日本、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台湾、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
表2中、美、日、澳四国显示比较优势系数
1990
澳大利亚中国日本美国
进口
农业密集0.54371.2021.6560.6146
资本密集1.1861.1410.54661.019
劳动密集0.94281.0990.78021.134
矿产密集0.49810.35522.1881.073
出口
农业密集2.2431.2670.09591.222
资本密集0.22200.54871.5701.196
劳动密集0.15103.0190.50260.4753
矿产密集2.2580.77680.12890.4339
1994
澳大利亚中国日本美国
进口
农业密集0.56180.86391.9500.5867
资本密集1.2371.1700.57581.050
劳动密集0.93500.89960.98361.122
矿产密集0.58050.57102.0270.9952
出口
农业密集2.6971.0230.08621.094
资本密集0.39430.53581.4881.197
劳动密集0.19873.5610.51140.5402
矿产密集2.8370.54590.17940.3535
Note: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isdefinedasacountry’ssectoralsharedividedbytheworldsectoralshare.
RCA[k][,i]=(T[k][,iw]/T[,m)/(T[k][,ww]/T[,ww])
subscriptirepresentsreportingcountryi
subscriptkrepresentscommodityk
subscriptwrepresentsworld
subscripttrepresentstotalofcommoditygroupofinterest
Trepresentstrade(eitherexportorimport)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表3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变动
年份日本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台湾中国
19652.9827.1293.2070.75181.7112.475
19702.1416.7554.6630.71613.6692.502
19751.8546.9284.8530.83244.5692.481
19801.1766.6884.9580.92425.2403.292
19850.8205.2414.6980.61444.3133.323
19900.5063.7413.0600.61772.7563.019
19940.5113.3242.0380.44801.9483.56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1.进口
日本充分发挥了农业和矿产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其系数分别为1.950和2.027；美国充分利用了劳动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其系数分别为1.170和1.237。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资本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为1.170，低于澳大利亚水平；农业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为0.8639，远低于日本水平；矿产密集进口比较优势系数为0.5710，远低于日本水平。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在进口方面实行的“半保护”和“半开放”混合政策，大大限制了中国像日本那样发挥进口紧缺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
2.出口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为3.561，远高于与其他国家；农业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为1.023，略低于美国的1.094，大大低于澳大利亚的2.697；资本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为0.5358，低于日本的1.488和美国的1.197，略高于澳大利亚的0.3943；矿产密集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为0.5358，大大低于澳大利亚的2.837，略高于日本的0.1794、美国的0.3535。总的说来，80年代以来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两大政策，使得中国在出口方面发挥了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7％，可以视为成功地利用“比较优势”战略的国际范例。
3.未来中国仍将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系数
与日本和“四小龙”相比，1994年中国劳动密集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为3.56，低于1980年香港为6.688、南朝鲜为4.958、台湾为5.240的水平。这表明，中国劳动密集产品还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与日本和“四小龙”所不同的是，中国不会出现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系数迅速上升和迅速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日本和“四小龙”地域狭小，国内市场规模有限，产业结构变动迅速，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较快，必然要将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境外转移。而中国则不需要跨国境转移，仅是跨区域转移，即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散和转移，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扩散和转移。这种东亚的“特例”，使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系数将是一个缓慢攀升的过程，而不会像日本和“四小龙”那样出现这一系数过早下降的趋势。
四.中国走向21世纪发展战略的选择
从建国以来，中国发展战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50年代的“赶超战略”；60年代的“四化战略”；80年代迄今的“翻番战略”，或称“转型战略”。
本文认为，中国走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应当选择“比较优势战略”与“贸易自由化战略”。提出这一战略的基本依据是中国基本国情以及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中国只有劳动力资源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在农业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矿产资源、资本资源和技术专利资源处于明显的比较劣势和竞争劣势。当中国进入21世纪时，由于总人口规模将由12亿人增长到2020年的15亿以上，GDP总量将增长10倍，贸易总量将增长10多倍，因此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的矛盾将十分尖锐，中国不可能再像80年代那样完全依赖国内资源来支撑巨大经济规模并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食物需求和资源消耗需求。这就决定中国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从而实现中国国家发展目标。
比较优势战略和贸易自由化战略的内容是：基于中国各类重要资源在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劣势，选择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积极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适度进口中国长期相对紧缺的农业资源密集型产品（如粮食）、能源密集型产品（如石油、天然气）、矿产密集型产品（如铁矿砂），积极引进先进国外实用技术，大量吸收国际资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主动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上述战略的目标是：在下世纪初期（202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和贸易大国。这一战略包括如下要点：
1.有效地开发和进口农业、能源、矿产资源
1994年日本和美国总人口数占世界总人口比重分别为2.2％和4.7％；日本农业密集产品进口量占世界总量的12.64％，成为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美国为9.59％；美国矿产密集产品进口占世界总量的16.27％，成为世界第一大矿产品进口国，日本为13.13％；而中国农业密集产品占世界总量的2.38％，矿产密集产品仅占世界总量的1.57％。中国从国际市场获得农业和矿产资源的比重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也远低于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目前中国在进口粮食、石油制品、天然气、化工原料、有色金属矿等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均未达到单位1，未充分利用这些长期紧缺资源的进口比较优势（见表4）。从长远的国家利益来看，在这些紧缺资源产品上保持全面自给自足的成本是巨大的，无疑放弃了国际贸易所带的互利互惠。中国大量进口农业密集、矿产密集产品是十分有利的，应当由目前“高度自给自足”型向“基本自给、适度进口、积极进口”型转变。例如粮食净进口率目前不足2％，短期指标应提高到5％，中期目标提高到10％，长期目标提高到10％以上。〔4〕世界银行也认为，如果中国努力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从长远看，既代价高昂又不能持久，而应突出中国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利用较自由的农产品贸易作为经济手段，促进高效益的国内生产。世行预测2020年中国粮食进口量约达到3,000～9,000万吨，净进口率为5～13％，仅相当于那时中国出口总额的1～2％；〔5〕石油净进口率由以前的4.5％，逐步提高到长期的40％以上。〔6〕世界银行建议，中国应实行能源消费结构多样化战略，适当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减少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7〕同时应积极鼓励国内厂商到海外投资农业（主要是粮食）基地、能源基地和矿产品基地。
2.有效地生产和出口丰裕资源密集产品，“以资源换资源”
中国农业资源十分多样，有耕地面积9,497万公顷，宜农荒地3,535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6,303万公顷，可利用草地31,333万公顷。此外，还有大面积的滩涂、浅海滩，亚热带地区达48万平方公里。因此，应当形成多样化农业生产格局与贸易格局。中国在粮食生产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在生产非粮食的农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例如1994年水果和蔬菜出口额达29.4亿美元，显示比较优势系数为1.609；水产品出口额达23.2亿美元，显示比较优势系数为1.763（见表4）。就中国的利益而言，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产品如水果、蔬菜、水产品，进口较多的耕地密集产品如粮食是十分有利的。
中国又是一个多样化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国家，在出口原煤方面具有竞争优势。1994年煤炭及制品出口额为10.5亿美元，显示比较优势系数为1.941，占世界出口市场的5.754％，煤炭出口量2,430万吨，仅占全国煤炭生产总量的2％，有相当大的出口增长潜力。铅、锌和锡三大有色金属出口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分别占世界出口市场的9.967％，6.993％和15.58％；水泥出口具有竞争优势，占世界市场的5.081％（见表4），水泥出口量为452万吨，仅占全国水泥生产总量的1.1％，也有很大的出口增长潜力。这表明中国有条件出口丰裕资源换取紧缺资源，以出口增长促进进口增长，以便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的矛盾。
表4中国主要产品进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及显示比较优势系数
进口
年份占本国贸易占世界总显示比较总值
总数比重(%)数比重(%)优势系数1000美元
农产品
03水产品19900.19190.27480.1773102378
19940.50021.2030.4373578310
041小麦19904.04214.459.3272156528
19940.83087.2632.640960577
042水稻19900.02170.28570.184411594
19940.12232.3240.8448141488
044玉米19900.08910.45840.295847577
19940.00010.00190.0006179.0
045其它19900.00020.00710.0046122.0
谷物19940.00000.00650.0023104.0
05水果19900.15580.14420.093083137
和蔬菜19940.08920.15410.0560103212
06蔗糖19900.73012.9301.891389475
19940.38593.1261.136446160
074茶19900.01320.25510.16467091
19940.00160.08420.03061941
099食品19900.06970.48910.315737219
19940.05850.52530.190267709
112酒19900.01590.04350.02808532
19940.00900.04310.015610431
12烟草19900.24370.96770.6246130013
19940.02790.16890.061332343
22油料19900.03880.17900.115620725
19940.05390.46460.168862375
矿产品
28金属19901.4061.8001.162750050
矿物19941.6364.7781.7361891629
32煤、焦19900.13900.31750.204974165
碳、煤球19940.03020.16180.058834934
331原油19900.79440.20430.1319423806
19941.3600.90380.32851573387
332石油19901.1750.63400.4092627015
产品19941.7842.3370.84952063082
341天燃19900.05090.08510.054927191
气及制品19940.25620.82230.2988296305
351电力19900.21932.6571.715117020
19940.09302.2570.8203107572
51化学19902.8981.4160.91461546258
制品19942.2011.9820.7207254157
56化肥19904.87920.0512.942603133
19941.66513.714.9851925516
58塑料19902.8392.1181.3671514968
制品19944.6886.2172.2595421118
63木材及19901.0572.7451.772564197
制品19940.88003.6051.3101017410
64纸制品19901.3961.1090.7161744784
19941.7092.6100.94891976309
65纺织品19909.8914.9533.1975276498
纱、织物等19948.0637.1102.5849323051
66非金19900.84940.57400.3705453151
属矿19940.92201.1580.42121066051
661水泥等19900.07140.45790.295538112
建筑材料19940.12091.5180.5517139837
67钢铁19905.3462.5491.6452852035
19948.2477.8272.8449534909
681银铂19900.03740.23220.149819956
等19940.01420.21760.079116449
682铜19900.45421.0000.6459242297
19940.76953.5221.280889655
683镍19900.01400.16830.10867511
19940.02270.70140.254926293
684铝19900.52800.94050.6071281685
19940.50891.7150.6236588395
685铅19900.00460.17190.11092470
19940.00620.62480.22707225
686锌19900.01290.16240.10486896
19940.06942.1720.789680272
687锡19900.00460.18520.11952463
19940.02532.3680.860829298
商品总量1990100.01.5491.00053345133
1994100.02.7511.00011561362
出口
占本国贸易占世界总显示比较总值
总数比重(%)数比重(%)优势系数1000美元
农产品
03水产品2.2064.0992.1731369785
1.9165.2261.7632319422
041小麦0.00080.00360.0019558.0
0.00830.07440.025110055
042水稻0.13552.2621.19984135
0.42528.4662.856514608
044玉米0.64994.2272.241403561
0.780310.863.655944270
045其它0.08973.6611.94155717
谷物0.05204.2941.44862997
05水果2.8333.5301.8711759522
和蔬菜2.4264.7691.6092936125
06蔗糖0.51132.7151.439317514
0.36193.0471.028437928
074茶0.664615.738.340412710
0.243213.254.472294359
099食品0.13221.1250.596582096
0.13451.2720.4292162811
112酒0.08690.28300.150053966
0.09380.48390.1632113600
12烟草0.27451.0380.5508170460
0.56723.3841.141686359
22油料0.99655.9863.174618769
0.55035.5001.855666016
矿产品
28金属0.28220.53050.2813175241
矿物0.09680.37100.1251117142
32煤、焦1.2153.8422.037754985
碳、煤球0.87105.7541.9411053989
331原油5.4781.7780.94273401861
1.6531.1550.38972000305
332石油1.5961.1320.6006991554
产品0.64630.95830.3233782144
341天燃0.00420.00920.00492610
气及制品0.00240.00920.00313024
351电力0.01230.14110.07487673
0.17793.3431.128215383
51化学2.7631.7330.91921715726
制品2.4402.4420.82402952689
56化肥0.04070.20370.108025318
0.05360.50520.170464911
58塑料0.44670.41350.2192277391
制品0.40090.58480.1973485179
63木材及0.47791.5550.8248296739
制品0.65060.8960.9772787336
64纸制品0.47310.46150.2447293814
0.50520.84150.2839611406
65纺织品11.596.9263.6727201610
纱、织物等9.6939.2623.12411730312
66非金2.1191.8400.97571316206
属矿2.0852.8090.94772523169
661水泥等0.60525.0812.694375838
建筑材料0.44075.8331.968533321
67钢铁2.0651.1930.63291282475
1.5431.5730.53071867129
681银铂0.03780.27570.146123510
等0.01310.25740.086815972
682铜0.20230.52390.2778125620
0.18060.87550.2953218541
683镍0.00470.08010.04242975
0.09583.3831.141116006
684铝0.23280.49560.2627114605
0.20000.72400.2442242108
685铅0.05142.4731.31131925
0.08999.9673.362108818
685锌0.04970.78780.417730896
0.20756.9932.359251139
686锡0.13865.6362.98886113
0.171116.585.594207147
商品总量100.01.8861.00062091411
100.02.9641.00012100632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3.有效地引进国外技术和利用国外资金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技术发明能力不强，国际专利申请批准数仅占世界总数的0.27％。这些决定了中国创新技术在较长时期内应主要来源于国外，即利用“后发优势”，走“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之路。“用市场换技术”将是中国的长期策略，但是农业技术、高新技术和军事技术仍应“以我为主、引进为辅”。
中国的资本量仅占世界总量的3.4％，吸引外商投资是其补充国内投资的重要来源。尽管中国已是居美国之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第二大国，但人均额仍比较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如上海与青海人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差600倍。为此，今后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外商投资于农业、能源、交通、铁路、通讯、大中型水电站和大中城市公共设施，投资于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总之，“用市场换资金”也是中国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
4.大力开发劳动力资源，积极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
由于中国在发展中大国（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中率先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且所占份额迅速上升，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其比重1994年占世界总数的10.55％，大大高于美国（6.30％），日本（4.95％）的水平。由于中国是在利用不足世界4％的资本资源来解决占世界1／4的劳动力就业问题，这对任何一届政府都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决定了中国必须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劳动要素有序的流动，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劳动换资源、以出口促进口”是中国长期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但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后者是指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垄断优势的资源和产品。〔8〕因此应当有选择地发展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产业，一方面通过产业政策和资产重组，形成若干个大型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合资企业集团，达到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以较低的成本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吸引西方跨国公司来华建立生产基地和加工基地，使其技术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构成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不断提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在持续高速出口增长过程中，不断推进出口结构的升级和高附加值化。
5.贸易自由化是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前提
“比较优势”和“贸易自由化”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为促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积累的过程。所谓“贸易自由化”就是放弃传统的“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战略，大幅度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取消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步开放国内各类市场，取消对国外厂商进入中国市场的人为限制，打破少数国有企业对石油、化工、电讯、造船等独家垄断或寡头垄断的格局，开展公平、公正的竞争，对国内外厂商实行条件相同的非岐视的“国民待遇”等。实行贸易自由化的目的，一是主动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二是将国际竞争机制引入国内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各类资源的进口与出口的比较优势。
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但不一定符合部门利益。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9〕曾谈道，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答案很简单，尽管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贸易中得到好处，例如消费者以较低价格来购买物品，但是这个国家内的某些利益集团受到损害，许多国内生产者面临国外产品的竞争，工作机会减少。受损者除非得到补偿，否则他们一定会反对自由贸易。加速贸易自由化已成为世界之潮流，东盟国家2003年实现“零关税”自由贸易区，这本身已对中国构成外部挑战，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过程是对这一挑战的最佳响应。
致谢：本文计算得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卢卫国博士和许心鹏博士的帮助，文中许多观点曾与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系黄益平博士、宋立刚博士讨论，获益匪浅。
本项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主要参考文献：
[1]海闻：《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PeterDrysdale,1988.InternationalEconomicPluralism:EconomicPolicyinEastAsiaandthePacific,Allen&Uniwin,Sydney.
[3]安德森·速水等：《农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中文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胡鞍钢：“中国21世纪粮食战略的基本选择”，《了望》周刊1996年第35期，第15至第17页。
[5]世界银行亚太区中国和蒙古局国别运行处：《崛起的中国：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长期问题和选择》，世界银行报告号：16643—中国，1997年6月。
[6]胡鞍钢：“中国21世纪石油战略的基本选择”，《了望》周刊1997年第9期，第14页至第16页。
[7]世界银行：《蓝天碧水：中国二十一世纪的环境》，世界银行报告号：16481—中国，1997年6月。
关键词: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功运作;中韩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合作中一种最常见的形式?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动机各有不同,比较常见的观点是:由于所涉及的国家较少,自由贸易签约国可以比较容易达成自由贸易协定[1]?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它的成立及成功运作,为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国家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树立了典范?目前,中日韩三国正积极探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但由于政治等各项原因,这一进程停滞不前?所以,我们要考虑中韩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及区域合作的发展?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中韩自由贸易区的相似之处
美?加?墨三国在1992年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经三国议会批准,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从而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的贸易联盟?中韩如果能组成自由贸易区,则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有很多相似之处:
1.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较大
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美国?加拿大是发达国家,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区域内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在中韩贸易区中,韩国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与韩国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的层次?
2.以垂直互补型分工为基础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集团内实行国际产业垂直分工的第一次尝试,三国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和资源禀赋等各方面的差别,使得区域内经济的互补性很强,提供了更多专业化生产和协作的机会,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
中韩两国之间的互补性主要表现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产业的互补性上,中国在能源?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占有优势,而韩国在知识和技术方面有优势?
3.区域内国家经贸联系密切
美?加?墨之间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加拿大?墨西哥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场所?投资方面,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投资场所之一?同样,美国又是加拿大最大的投资场所,这样密切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对促进三国经济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看来,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对外贸易的扩大,而加?墨这两个巨大的市场自然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对加拿大而言,它一向对美国市场存在严重依赖,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除了可以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经贸联系外,还可以获得墨西哥这个潜在的市场?
中韩经贸关系在中国整个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自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以来,两国贸易迅猛发展,进出口贸易额从1992年的50.2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 343.1亿美元,增长将近27倍?其中,中国出口445.3亿美元,进口897.8亿美元,韩国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据韩方统计,中国继续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从投资上看,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呈逐年上升的势头?韩国对我国投资始于1985年,起步较晚,1988年韩国才开始直接向我国投资?1985年至1992年,韩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只有943项,合同金额6.2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仅1.6亿美元?1992年之后,韩对华投资步入快速增长阶段?2006年1—11月,韩企业对华直接投资3 894项,实际使用31.6亿美元?韩是中国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截至2006年11月底,韩累计对华实际投资342.6亿美元?2006年中国对韩投资增势放缓,1—9月实际投资762万美元,截至2006年9月,对韩投资累计8.9亿美元[2]?
4.世界经济环境的压力
加拿大政府国际贸易顾问m.a渥克指出,三个经济水平发展悬殊的国家能够走到一起组建自由贸易区,主要是由于成员国面临的世
界经济环境压力及成员国内部近年来经济协调的结果[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有感于欧共体经济势力的压力以及gatt在推进自由贸易方面的不力,转而放弃原来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集团的倾向,加快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圈的步伐,开始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质性步骤?
中韩建立自由贸易区也存在世界经济环境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几乎所有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参加了一个以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根据wto的统计,截至到2005年,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达300多项,其中大部分是在1990年以后签订的?欧洲是区域贸易协定最集中的地区,目前占全球已实施国家数量的50%以上,同时美洲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与欧洲和美洲相比,亚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一度相对缓慢,但一体化趋势极为迫切?在东亚的合作进程中,中韩日三国备受关注?如果没有中韩日的参与以及三国之间的紧密合作,东亚也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联合与合作?但是,因为三国经济合作的态度和立场差异较大,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韩之间合作的可行性更大一些?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的成功运作及其原因
自由贸易协定通过扩大企业服务的市场范围对经济活动的布局产生影响?在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当一个国家降低它的贸易关税,本国产品在国外的需求会得到增长,这样会促进国内某些产业的发展;另外,自由贸易区还激励本国企业把生产转移到与邻国接壤的边界地区或港口城市,这样产品更容易进入邻国市场[4]?
(一)加拿大?美国?墨西哥都从自由贸易区中获益很多
1.政策的稳定性带来投资环境的改善
投资者希望现有政策稳定不变,且后续政策有保障?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刚好符合投资者的意愿,因为它规定了从行业惯例到贸易服务?投资规则的各项基础政策?并保持几十年或更长时间不变?这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使得投资者信心十足,在区域内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并因此使这一地区在投资和贸易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2.为制造商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创造了条件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拥有4.21亿消费者的巨大市场,11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如此巨大的市场使得贸易区内的企业很容易从规模经济中获益,降低平均成本,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竞争优势?区域内规模经济的取得不仅得益于美?加两大市场,墨西哥潜在的消费市场也是重要因素?墨西哥对消费品中某些技术性产品的需求将大大增加?因此,对于制造商来说,存在着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的大好机会?
(二)其成功运作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
1.模式创新
北美自由贸易区突破了原始意义上的一体化模式(以水平分工为基础的一体化模式),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内垂直分工,同样达到规模经济,解决了发达国家资金相对过剩问题,解决了市场问题,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能携手共进?
2.照顾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墨西哥的利益,实行有差别的消除贸易壁垒安排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条约生效后,立即取消50%商品的关税?但这一义务在三个成员国间的分配是有差别的?协定生效后第一阶段,墨西哥只对来自美国35%的商品取消关税,对来自加拿大的商品,只取消其中的5%的关税,而美国和加拿大,则立即对来自墨西哥的80%的商品免税,这样,使墨西哥得到了很大的优惠,也加强了该协定对墨西哥的吸引力?
3.北美自由贸易区除了以实现商品流通为目标外,还增加了劳务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和促进相互投资等目标,使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大的弹性,为三国间的更高层次的经济合作创造了条件?
三?对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得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运行为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成功的案例,对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
1.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提供了稳定的政策环境,所以,中韩如果建立自由贸易区也会为
中国和韩国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吸引外资,在区域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投资和贸易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2.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制造商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创造了条件,如果中韩建立自由贸易区,也会为中韩两国的制造商提供广阔的市场,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3.从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功运作的原因看,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模式创新为中韩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可能性?北美自由贸易区照顾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墨西哥的利益,这就要求中韩建立自由贸易区时应该照顾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国的利益?北美自由贸易区合作的多层次就要求中韩自由贸易区在多层次?多领域进行深入的合作,从而推进中韩更高层次的经贸合作?
参考文献:
[1] 余永定,李向阳.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4.
[2] 新浪网.cn,2007-01-16.
[3] 侯亚峰.论nafta的成因?走向及对华影响[j].国际经贸探索,1995,(5):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