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6 14:23:1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自由贸易，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泰国之所以能成为具有吸引力的贸易伙伴，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泰国全国有近8000万人口，接近东南亚人口总数的20%。
泰国与包括马来西亚和越南在内的周边国家有着良好的运输网络。
与同一地区的其它国家相比，泰国的进口税率相对较高。例如，客车的进口关税高达80%，肥皂、香波等用于个人护理产品的进口关税高达30%。
与泰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一些商品可以享受零关税待遇，这将为此类商品进入泰国市场提供捷径。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又有着各自的独特之处。所以，各项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的关税减免方式以及相关的条件都是不相同的。有关泰国自由贸易协定安排的差异概述如下：
泰国―澳大利亚
该协定于2005年1月1日生效。协定涉及了双方在贸易中的很多商品，对于商品原产地规则有详尽的一整套规定。比如：每件商品如要享受该协定的优惠，则必须满足的一定的条件。以泰国客车出口到澳大利亚为例，需证明客车40%的制造材料原产于泰国本地，才能享受协定规定的优惠。另外，商品归类的改变也可说明原产地的情况，但规定要求本地材料的比例需要达到整个产品价格的90%。
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两国同意实施一项有效期为十年的, 关于第三国采购原材料的规定,即在实施此项自由贸易协定时，对从双方商定名单中第三国采购的纺织品和服装材料，可按两国的原产材料对待。例如，如果双方商定的商品中有越南的丝绸，泰国的纺织品制造商就可以将此丝绸作为泰国本地材料将其制成品出口到澳大利亚。
泰国―印度
此项自由贸易协定正在洽谈中。此协定目前仅执行了双边早期收获协议，包括从蔬菜、水果到电视等84个税则号项下的商品。按照与印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惯例，符合原产地条件的商品，将从2006年免税进口到印度。与印度目前的关税税率（平均20～30%）相比，这项协定应带给泰国出口商不少利益。两国就全面达成协定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之中。
泰国―中国
另外一个特别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中国与泰国之间在2001年签订的。其从属于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项下早期收获协议。这个双边协定扩大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早期收获协议的适用范围，其本意在于使泰国更多的商品可享受早期收获协议所带来的优惠。2003年,中国和东盟签订扩大协议,这项新的协议使其它东盟国家享受了同样的优惠待遇。
如上所述，泰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其多样性。例如，其与澳大利亚之间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规则详尽，对有关纺织成品的材料原产地采购有着特殊的规定；中国与泰国之间的自由双边贸易协定的制定更赋战术性，着眼于现时，再根据形势变化作相应的调整。
随着日益增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施行，泰国海关将面对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利用这些协定将商品进口入泰国。泰国海关面临的挑战主要有：
第三方发票
在有些贸易中，往往存在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不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缔约国任何一国）负责货物的买卖，然后安排货物直接运输到泰国。如此产生的问题是发票上的卖方和原产地证上的发货人、价格等是不一样的。对此，泰国海关应该制定相应的规则，比如规定关于此种情况下所需要提交给海关的文件。
原产地证
不同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了不同的原产地标准。每一个协议所规定的原产地原则的不同，导致泰国的出口商需要根据不同的规则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有些自由贸易协定要求的是官方的文件，而有些可能要求的是出口商自己出具的申报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泰国出口商的工作量也就日益增加，造成单据的差错率升高。制定统一规范的要求可能将有助于减轻出口商在此方面的负担。
泰国HS编码的统一
现阶段，世界各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业发展的如火如荼。从接包方视角来看，印度、菲律宾、爱尔兰、迪拜、韩国等国家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离岸服务外包最为成功。基于此，本文选取印度诺伊达经济特区、菲律宾克拉克自由港区、爱尔兰香农自由贸易园区、迪拜自由区、韩国马山自由贸易区作为研究对象，并从其离岸服务外包发展概况、政策措施、发展成绩等视角进行深入剖析，对比情况见表2。
（一）印度诺伊达经济特区离岸服务外包印度诺伊达经济特区主要发展的是信息技术离岸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诺伊达经济特区成立于1985年，占地面积125．45平方千米。近年来，诺伊达经济特区凭借先天的语言（英语）优势①，大力发展离岸服务外包并取得了卓越成就。其主要做法包括：一是印度早在甘地执政时期就制订了《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发展培训的政策》，此后陆续针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又推出一系列的放宽措施。2005年5月，在考察了其他各国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印度国会又正式审议通过《经济特区法案》。法案对经济特区离岸服务外包业的审批制度、准入标准、机构设置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规定，为经济特区内离岸服务外包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基础。二是诺伊达经济特区积极建立软件技术园，为新进企业提供成功离岸外包的经验、提供高效和可靠的服务。这些举措吸引了IBM、富士通、LG、三星等大量的外资企业和大量的IT外包商，主要开展业务包括信息技术服务离岸外包、呼叫中心、研发外包、商务流程离岸外包。三是设立风险投资资金，主要针对软件及信息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软件进口关税从100％降至零，服务外包企业的所得税实行5免5减半。凭借这一系列的扶持措施，目前，印度诺伊达经济特区业务流程外包服务行业一片欣欣向荣②。据统计，包含诺伊达经济特区在内，印度攫取了全球信息技术离岸外包市场总额的一半以上，以及业务流程离岸外包市场总额的46％；另外，据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企业协会估计，到2020年信息技术离岸外包和业务流程离岸外包的产值将双双增长近2倍，达到1750亿美元。
（二）菲律宾克拉克自由港区离岸服务外包菲律宾作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通过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离岸服务外包，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其中业务流程外包规模仅次于印度，成为全球第二大业务流程离岸外包承接国。克拉克自由港区作为菲律宾重要的一个自由贸易园区，其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发展十分成功。菲律宾克拉克自由港区成立于1992年，占地面积320平方公里，为促进离岸服务外包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一是为提高离岸服务外包人才的竞争力，爱尔兰政府专门对克拉克自由港区进行拨款，设立面向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的“应用型人才培训基金”，对不符合离岸服务外包公司录用标准的应聘者发放培训券，免收各种技能培训费用，还承诺将通过培训后达到就业要求的人员就业后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再用来补充培训基金③。二是克拉克自由港区对离岸服务外包业采取多项鼓励政策，开展“国际服务业鼓励计划”，致力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同时启动“投资优先计划”，将离岸服务外包业划入优先发展产业范畴。其他鼓励措施还包括：在克拉克自由港区开展服务外包业务的外资企业，前6年予以免税，免税期后可继续享受只交5％的营业税的特殊优惠待遇；自由港区内离岸服务外包企业还可免税进口特殊设备及材料；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在当地购买货物和服务免交12％的增值税。三是菲律宾政府针对克拉克自由港区离岸服务外包业对数据安全性的需求特点，建立了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及信息保密制度，用以增强离岸服务外包发包方的信心。比如菲律宾政府先是通过“共和国法令8293号”颁布《知识产权法》，紧接着又通过了《数据安全和隐私法》④，突出对知识产权、数据安全的重视。这无疑对增强克拉克自由港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有脾益。经过菲律宾政府及克拉克自由港区离岸服务外包行业协会的共同努力，菲律宾在全球服务外包领域的知名度蒸蒸日上。目前，菲律宾已占有全球离岸外包市场份额的20％以上，仅次于印度。在呼叫中心方面，菲律宾已超过印度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三）爱尔兰香农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爱尔兰香农自由贸易园区软件和信息离岸服务外包业的发展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崛起时间为80年代后期，并在90年代中期得到迅猛发展，逐渐成长为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强国，其主要发展的是信息技术离岸外包。在发展信息技术离岸外包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在全球企业开始运用计算机系统开展业务，新兴的离岸信息服务与需求市场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之际，香农自由贸易园区迅速抓住机遇，积极利用自身地理和语言优势吸引全球软件企业，并成功收获大量美国软件企业进驻，成为美国企业进入欧洲发展离岸服务外包的桥头堡①；二是爱尔兰政府通过向自由贸易园区内的香农开发公司投资，并与由香农开发公司签订100～130年的长期租赁合同，香农公司以较低租金取得建设用地，进而以低价转租给自由贸易园区开展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公司，使得自由贸易园区地价平稳又兼具竞争力；三是积极学习借鉴跨国公司入驻园区带来的丰富培训、管理等方面经验，辅以政府多方面激励机制，最终香农自由贸易园区离岸信息外包产业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受香农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利好的国际号召力影响，大量跨国软件公司进入爱尔兰香农自由贸易园区，国内从信息技术离岸外包的企业也由1996年的390多家，急剧增加到到2014年的1000多家。爱尔兰已经成为欧洲发展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四）迪拜自由区离岸服务外包迪拜外包区（DubaiOutesourceZone，DOZ）于2004年宣布设立，是世界上第一个专注外包业的自由区，主要发展的是信息技术离岸服务外包。其成功经验主要有：一是为促进离岸服务外包发展，迪拜通过皇室法令，从批准一家外资子公司的加入（48小时迅速完成审批）、签发签证（24小时）到确保新办公室的冷水机是满的（迪拜外包区大楼的管理者们负责装修和布置办公室）等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外包区广泛授权。二是迪拜将低廉的劳动力和现代化基础设施相结合，吸引到想把从呼叫中心到金融研发机构的信息技术密集型活动都外包出去的公司。外包区为外包提供商建立了覆盖欧洲、亚洲、美洲及中东等的全球性外包业务网络。同时启动了一个为投资者而设的居住计划，建设了各项活动、娱乐、休闲设施，为专家们提供各种居住及生活上的便利。三是迪拜外包区为吸引更多的外包企业，制订了配套的设施服务和优惠政策。其中主要包括：100％的免税，暂定50年，包括企业所得税、收入税、关税；100％的外国独资；货币自由兑换；收入、利润自由汇出；低廉的房产成本及法律支持；启动当地人才市场建设、加快人才培训；快速简单签证、便捷通关基础设施、一个窗口业务服务等。
（五）韩国马山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韩国于1970年设立马山出口自由区，开始以传统劳动力密集的加工制造业为主，在2000年之后逐渐增加贸易、物流、流通、信息处理、服务业等功能，后更名为马山自由贸易园区，积极发展信息技术离岸外包、业务流程离岸外包以及知识流程离岸外包，现已成为韩国服务离岸外包业的聚集地。其主要做法包括：一是为促进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韩国废除了财政经济部的《关税自由区法》，其内容被吸收、合并到产业资源部的《自由贸易园区法》之中，通过把性质相似的两部法律合并，使复杂程序简单化，通过将两个区合并运行达到最佳效果；二是园区不进入韩国国内的商品不受海关监管，不涉及关税，可以自由流通，投资自由；三是在政府管制放松背景下，马山自由贸易园区由于受土地紧张等制约，积极推动园区产业结构升级，采取鼓励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的措施，如对涉及国外商务的高技术服务业实行免征七年所得税的政策，远远优于制造业。截至目前，具有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占园区企业总数80％以上。
二、对中国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前，印度、菲律宾、爱尔兰、迪拜、韩国等国家自由贸易园区积极发展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为中国的自由贸易园区开展离岸服务外包提供了重要参考模版。
（一）建立健全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相关法律法规目前，中国的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离岸服务外包服务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这不仅会造成外商担忧，还会影响他们将业务外包转移到自由贸易园区的决心。因此，中国应根据本国实际，借鉴国外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离岸服务外包在法律法规方面的成功经验。首先，出台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行业标准。受“重制造、轻服务”传统观念影响，中国一直存在服务价值不受重视现象，许多企业不得不把项目中的产品和服务合并报价、以产品收益弥补服务收益。因此，订立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行业标准，对于提高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的标准化程度是一个契机。其次，构建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业的监管体系。离岸服务外包业的监管日益成为影响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加强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业的监管关键措施是逐步落实以下几点：建立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和人员资质资格评定体系、认证认可体系、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等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体系建设，推动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安全的绩效考核，开展服务外包信息安全认证评估，引导和支持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尽快建立健全内控机制等。再次，对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信息安全方面进行专门立法，设立数据安全中心。目前，中国已有基本完整的信息安全法律框架体系，但在信息安全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不断加强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行业在信息安全方面的保护力度。例如，出台配套的相关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信息安全法，用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另外，还可以在自由贸易园区设立专门的“离岸服务外包数据中心”，确保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离岸服务数据安全等。
（二）提升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信息公共服务印度是第一个着手树立品牌形象的离岸服务接包方，其独特的品牌优势为印度在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市场确立了地位。就中国而言，应大力提高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信息公共服务水平，打造“中国服务外包”国际品牌。首先，中国应借鉴印度成功经验，在海外市场宣传中树立中国统一的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品牌，宣传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的质量，通过各种会议、会展等场合宣传、展示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形象；其次，积极筹建和完善自由贸易园区内具有领导和影响地位的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协会、组织，针对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行业法律政策方面为政府提供有效建议，开展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营销与品牌建设，协会应积极动员、组织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拓展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市场，积极展示中国离岸外包服务提供商适应国际市场的能力，重点发展在国际上代表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的领军企业①，统一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信息，踊跃参与国际离岸服务外包行业贸易展等；再次，自由贸易园区离岸外包服务行业协会应代表中国离岸服务外包行业，就国际离岸服务外包标准、预期、趋势及最佳惯例等内容对自由贸易园区内各接包公司进行培训，遵循国际规范针对整个行业，定义关键性术语与定义，促进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与国际市场平滑接轨。
（三）加大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产业扶持力度政府应继续完善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环境，提升对自由贸易园区离岸外包产业的扶持力度。根据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的成功经验，国家应充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帮助自贸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首先，充分发挥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政策的促进作用，扩大政策覆盖面，在自由贸易园区积极制定并拓宽最新的优惠政策涵盖面，填补现有离岸服务外包产业推动体系的空白，延长政策时效，充分体现政策的普惠性。例如采取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产许可证的放宽政策、离岸服务外包服务软（硬）件进出口关税及其他税（如营业税）的减免政策，对涉及国外商务的高技术离岸服务外包项目免征所得税等。其次，加强重点领域的支持，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领域指导目录，拓展行业领域，推动从主要依靠低成本竞争向更多以智力投入取胜转变，打造以可持续离岸外包服务交付优势为内容的国际离岸服务外包核心竞争力②。再次，对自由贸易园区内符合条件的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单位开展服务外包人才培训、资质认证等给予补助。例如对获得CMMI（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CMM（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PCMM（人力资源成熟度模型）、ISO27001／BS7799（信息安全管理标准）、ISO20000（IT服务管理）、SAS70（服务提供商环境安全）认证以及其他相关国际资质认证的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可按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奖励。
（四）增强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自身的综合能力是获取更多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离岸服务外包订单的有效措施。首先，应提高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与客户交流沟通能力。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是开展离岸服务外包合作的首要前提，包括语言沟通技巧以及对离岸服务发包国文化背景的理解能力两个方面，这些能力的提升对进一步加深服务外包双方的信任与理解，帮助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争取更多外包订单十分重要。其次，提高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的管理能力。企业管理能力的提升主要是指自由贸易园区内离岸服务外包企业通过比如资格认证等方式证明自身的离岸服务外包能力与服务水平，使海外服务外包客户直观了解自贸区服务外包企业的能力，增加对企业的认可度。再次，提升离岸服务外包企业承担项目的交付能力。承担项目的交付能力包括离岸服务外包接包企业的一系列技术、业务、服务等专业能力，其中技术能力主要指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的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业务能力指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对其所服务的外包业务的理解和掌握能力，服务能力指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具备的向客户提供全方位、完善的外包方案能力。唯有如此全方位增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综合能力才能坚定国外客户信心，为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打下内在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国外;自由贸易园区;立法
一、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历程
纵观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自由港阶段。这一时期的自由贸易园区以自由港的形式出现。自由贸易园区发展进入第二阶段是在二战之后，即出口加工区阶段。这一时期的自由贸易园区大多以出口加工区的形式出现，即在一国领土内划出特定区域进行出口加工，进行隔离管理，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欧洲的香农自由贸易园区是最早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园区的第三个阶段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即自由贸易园区阶段。
二、自由贸易园区的典型模式
由于各国存在着历史条件、地理位置以及经济环境的差异，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现状也有所不同。(一)欧洲物流集散模式，地理位置以及交通条件是这一模式的首要因素。西欧沿海城市充分利用其便利的航运条件，通过设立自由港来发展其港口贸易。(二)亚太型综合型模式，即园区内功能多样，不再是以出口或是物流等单一的业务作为园区发展模式，涵盖了转口贸易、出口加工及金融、商业、旅游等各种服务业。(三)美国商贸结合模式，其典型特点便是园区的主区和辅区制度。即在主区内，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而在辅区内，则简单进行加工和装配制造。
三、国外自由贸易园区主要法律制度
(一)管理法律制度
对自由贸易园区的管理一般采取国家管理和园区管理相结合的方式。以美国对外贸易区为例，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对外贸易区采用的是政府主导，市场为辅的管理模式。联邦政府设立对外贸易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的对外贸易区进行管理，在海关监管方面，主要有海关部门负责对进出境内的货物进行监督。对外贸易管理委员会与海关是联邦政府授权的中央管理机关，即体现了美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体制。其次，在园区管理方面，美国采用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在对外贸易园区内，由园区所在地州政府与园区内企业分工管理体制，政府充分相信企业能够依法经营管理，政府起到是事后监督管理的作用。此外，美国最具特色的管理制度为口岸关长制。其最典型的特点在于由关长负责对外贸易区进行管理，同时也是具体执行管理职能的机构。
(二)税收法律制度
税收优惠是自由贸易园区的优惠政策之一，通过关税豁免和其他关税减免，可以降低企业的运作成本，吸引境内外投资，促进了经济发展。1．在关税豁免方面，根据园区“境内关外”的法律特征，只有货物从园区进入本国市场时，才征收相应关税，外国或本国产品进入园区或从园区运入境外，则不征收任何关税。2．在其他相关税收减免方面，以美国为例，美国在税收减免方面设计的税种较多。例如，免除州和地方的从价税，出口退税等。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均为企业降低了运营成本，提高了企业的效益。在欧洲，以香农自由贸易园区为例，国际上通常以香农自由贸易园区作为首个以出口加工为主的自由贸易园区。相对于美国来说，香农自由贸易园区的税收优惠主要以补助的形式进行减免。
四、启示与借鉴
在自由贸易园区建设过程中，需要立法来为其提供制度保障。在法律制度的建设方面，主要涉及的是管理、海关监管、投资以及税收等法律制度。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达到扬长避短的作用。
(一)在管理法律制度方面，在我国成立首个自由贸易园区之前，我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际上发挥着自由贸易园区的部分功能。但是，我国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管理出现了部门职能交叉的现象，全国并没有统一的管理机关，地方政府分工不明，管理出现矛盾现象。因此，我国在建设自由贸易园区的过程中，需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可以美国为参考，引入市场管理体制，实现分工有序管理。
(二)在海关监管法律制度方面，传统的海关监管程序繁琐复杂，通关效率较低，不仅浪费了海关资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企业利益。因此，在海关监管方面，我国要进行不断创新，学习国外便利化制度，简化通关手续，提高海关监管效率。
(三)在投资法律制度方面，我国传统的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单一，缺乏吸引力，因此，我国应该在充分了解外商需要的基础上，参照欧美国家经验，采用多种税种优惠政策，以降低投资成本，增强吸引力。
(四)在税收法律制度方面，我国建立与国际接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系列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完善国内关于关税、区内企业经营税收、所得税等相关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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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回合谈判与“贸易促进授权”
之所以说多哈回合已经死了90％, 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布什政府手中的“贸易促进授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俗称“快行道授权”）即将于明年7月到期。如果在今年年底之前各方无法达成最终协议,留给布什政府说服国会议员通过协议的时间将所剩无几。而一旦布什手中的“贸易促进授权”过期,国会又没能继续授予总统这一权限,签署多边贸易协议的主动权将从白宫转移到国会。无休止的附加议案和修正案,将最终让通过协议变成天方夜谭。这可不是吓唬人,克林顿就是因为在第二个总统任期没有获得快行道授权,使得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近五年的时间里,WTO新一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根本无法开始。
美国的“贸易促进授权”,是指由国会议员表决是否给予总统以全权贸易谈判资格的一项授权。一旦总统获得国会的授权,总统将责成其贸易谈判代表参与多边、地区及双边贸易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再由总统提交国会审议通过。国会议员要么通过协议,要么否决协议,不得对协议内容进行修改,也不得在协议议案之后附加其他议案一同进行表决。这一授权的要害在于,国会通过授予总统贸易谈判全权,将贸易保护势力的院外游说压力最大程度地转移出去。
另一方面,总统实际上将谈判的工作交给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USTR）,由贸易谈判代表负责具体谈判事宜。贸易谈判代表这一职位更加特殊,他不仅是政府的阁员,同时要对国会负责。通过贸易谈判代表这一“行政中间人”,总统和政府也避免了直接面对贸易保护势力的政治压力。于是,在“贸易促进授权”程序下达成的“政府－国会－贸易谈判代表”这一三角形结构,为最大限度地削弱国内贸易保护势力的影响,尽力促成以最终实现自由贸易为目标的多边贸易谈判进程,提供了政治策略上的保障。
如果总统无法取得“贸易促进授权”,那么根据法律,总统无权代表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此时,贸易谈判代表所代表的将不是美国政府,而是美国国会。贸易协议由贸易谈判代表提交国会后,国会议员有权力在协议后面要求修订案和其他附加议案。这就给各位议员通过修订案或附加议案代言院外利益集团和各自选区利益提供了便利。理论上,纵然林林总总的附加议题得以在国会通过,面目全非的贸易协议也将被WTO所驳回。考虑到WTO规定,协议必须获得所有成员国的批准方可有效,上述情况一旦发生,多边贸易谈判也就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进行了。
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美国是当今全球贸易中最重要的贸易对象。无论多边、区域还是双边贸易,美国在最近三十年里始终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也正因此, 美国总统能否取得“贸易促进授权”就成为多哈回合谈判能否进行下去的决定性因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布什任内,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而多哈回合一拖再拖,加之面临2008大选年以及布什和国会并不算太好的关系,政府在2007年7 月之后获得新一个“贸易促进授权”的可能性不大。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多哈回合谈判死了九成并非危言耸听。
全球自由贸易的深层危机
就在拉米宣布谈判暂停之后第二天,美国、欧盟和G20（发展中国家集团）的贸易谈判代表们,就开始迫不及待地相互指责对方为协议达成制造了太多人为的贸易保护主义障碍。他们似乎都忘了,就在之前的G8首脑峰会上,最发达的八个工业国首脑们还在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尽最大努力促成多哈回合的重新启动,并承诺通过完成多哈回合来向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实质性帮助。事隔一周,这些都已彻底沦为空话。
美国的舆论一致批评欧盟在降低农产品关税上缺乏诚意。这一说法明显欠缺公平。表面上,美国同意今后5年内减少60％农业补贴的承诺要大大超过欧盟 38％的农产品关税降幅。但双方真正的冲突并不在于对方削减农产品保护的幅度上。欧盟原本希望通过降低农产品关税,换取其他国家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大幅度的关税降低,发挥欧盟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势。但欧盟的麻烦来自两方面,首先是法国为首的传统农业保护势力不肯进一步降低农产品关税,令欧盟在美国的开价面前显得底气不足又缺乏诚意;此外,其他国家也不肯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税降至令欧盟满意的程度。内外夹击,让欧盟的谈判余地丧失殆尽,从而失去了达成协议所必须的灵活性。
而美国方面计划削减60％的农产品出口补贴,只是美国政府在多边贸易谈判时所惯用的“扩大出口”政策的筹码。通过大幅度减少某些产品的贸易补贴,并做出促进自由贸易的政治姿态,进而在美国产品进入他国市场的“市场准入”方面要价强硬,借以发挥出美国产品的比较优势,抵消削减补贴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损失。这不过是将欧盟的做法改头换面――换句话说,美国并不比欧盟有更多的 “诚意”。
以印度和巴西为首的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表现出来的强硬姿态,似乎说明它们真的在顾及全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可实际完全不是这样,根据欧盟和美国的要求,作为对削减农产品关税的回报,印度和巴西要将本国的工业品进口关税降至最高15％,关税降幅超过50％。这让印度和巴西觉得吃了亏,于是他们要求欧盟将关税削减幅度增加到54％,美国的农产品补贴削减幅度也要增加到70％。谈判变成了各方漫天要价,所有各方都缺乏足够的诚意。当然,印度和巴西这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真的担心谈判失败,它们有自己的算计――全球性的多边贸易谈判失败对他们而言损失并不大,相反,可以通过双边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来弥补这些损失。
是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国,现在都热心于更容易达成协议,更容易凸现政治和经济效果的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但双边贸易协定往往会极大地有利于协议中贸易强势的一方。而首先努力推广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的国家恰恰是美国。为什么是美国？因为长期而言,这种变通的贸易游戏将是 “赢家通吃”,而美国恰恰最有可能成为这样一个“大赢家”。这要感谢美国前副国务卿、布什政府第一任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深谋远虑了。他曾经说过,“通过把全球、区域和双边谈判结合在一起,美国正在自由化中创建一个竞争机制,从而把美国放在一系列开放市场谈判的核心位置上。”这几乎成了所有热衷双边和区域谈判国家的心态。
事实上,佐立克的智慧只有利于双边或者区域性贸易谈判中贸易最强势的一方,而不利于相对处于弱势的一方。而且,一旦将之理解为多边贸易谈判的有效替代,将最终威胁到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的发展。
类似多哈回合这种多边贸易谈判的好处在于,穷国可以和较发达的发展中大国结成有效的集体谈判联盟,同发达国家在贸易条件上讨价还价。换句话说,穷国可以通过多边贸易协议“搭便车”,最大程度地回避自身谈判能力的弱势地位。而一旦变成双边或区域贸易谈判,这些穷国就不得不直接面对远较自己发达的国家,在谈判力量高度失衡的状态下达成的贸易协定,到底对哪一方更为有利可谓不言自明。用双边或区域贸易谈判代替多边贸易谈判,使得穷国在分享到全球自由贸易的好处之前,就已经被不得不接受的双边和区域谈判打垮了。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 贸易效应 引力模型
一、引言
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自此中国与东盟正式开启自贸区建设的进程。2004年起“早期收获计划”开始顺利实施，有效促进了区域内农产品的贸易。而对于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的新加坡来说，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金融发展或是社会建设方面，新加坡在东盟十国中都处于领先的地位，且经济持续增长。因此，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往来也必将越发紧密。
2008年10月，中国与新加坡签订自贸区协议，新加坡成为东盟成员国中第一个单独与中国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国家。经过双方的努力，2000――2015 年中国与新加坡之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呈递增趋势，双边贸易额从2000年的331.5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795亿美元。此外，比较进口和出口的数据可知，虽然中国对新加坡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整体上增长，但出口总额的增幅显著高于进口总额，表明中国对新加坡进出口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的现象。
在进出口结构方面，莫瑶（2016）指出双边贸易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初级产成品比重较低。中国从新加坡进口的货物中，初级产品的进口额出现负增长现象，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额大体保持着正增长趋势，工业制成品总额不断扩大。从中国对新加坡出口货物结构来看，中国对新加坡出口的初级产品总额和工业制成品总额均呈增长趋势，且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远高于对初级产品的出口额。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双边减税的进程，加强了两国在货物、服务贸易等领域的经贸合作关系。中新两国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预示着中国与新加坡的经济合作展开了新的局面。在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规模迅猛增长的态势下，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贸易合作关系也发生显著变化。分析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两国贸易产生的影响，并探讨成功的经验，有利于为正在进行中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借鉴，为如何更好地运用自由贸易区的优势发展贸易提供建议，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通过阅读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研究内容较为丰富，而针对运用引力模型来分析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研究则不够全面。本文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贸易创造效应以及对比其贸易转移效应对我国从东盟国家和从其他贸易伙伴的进口产生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项义军，厉佳佳（2014）指出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建立，促使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两国根据自身优势重新分配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而随着两国贸易合作深化，贸易额也将会再达到高峰。此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新贸易的合作，贸易创造效应会占据主导地位。于翱翔（2015）指出，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额的增长会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积极影响，它们之间的均衡关系是长期且稳定的。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成立后所带来的两国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将会刺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
关于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新加坡自贸区贸易效应的研究：林琳，李怀琪（2015）从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两方面对中国――新加坡自贸区建立后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包含的变量有各国GDP、距离变量、两个贸易区的时间虚拟变量，运用混合效应的引力模型，得出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成立对非成员国的贸易转移效应相对较小，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贸易效应以贸易创造效应为主的结论。俞雷（2013）考察了2008年至2011年的数据，比较了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向新加坡的出口额和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额的影响。选取其他九个主要贸易伙伴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了中国同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而对中国出口新加坡的促进作用在减弱。因此，新加坡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受益者。成利沙（2012）除传统变量以外，还加入了利率、开放度水平、汇率、金融危C等变量，运用1995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得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中国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了中新两国的双边贸易，两个自由贸易区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的结论。
通过阅读文献，本文发现已有研究的不足：1.数据大多用的2012年及以前的数据，需要数据更新；2. 没有进行贸易转移效应在不同区域的差别比较。本文在已有优秀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更新了数据，另一方面对比了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对于东盟成员国与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转移效应，弥补了贸易转移效应对比的分析，希望能为更好地发展自贸区提供政策建议。
三、理论模型
贸易引力模型是度量贸易流量和估算贸易潜力的重要方法，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许多研究运用引力模型来研究自由贸易区产生的贸易效应。贸易引力模型的理念最初来源于物理学领域著名的理论万有引力定律，它是指任意两物体之间的相互引力与质量成正比，与距离正反比。最早将引力模型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是Tinbergen和Poyhonen。陈雯（2002）指出在1962年的一次演讲中，Tinbergen第一次提出要运用引力模型来研究双边贸易流量。而Poyhonen从1963年开始在德国用引力模型来解释国家间贸易流量的问题，他们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研究的核心都是考察经济规模和距离对世界贸易流向与贸易流量的影响。他们指出，两国双边贸易量的规模与两国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Xij=GSi MjΦij
其中，Xij表示 i国到j国的出口价值，Mj表示j 国所有的特定因素，表征进口国的总需求，Si表示i国所有的特定因素，表征出口国总供给愿望。G表示与i和j无关的变量，例如世界自由化程度，Φij表示出口国i进入j国市场的难易程度，通常用两国首都或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或语言等变量来表示。
在研究中，通常将基本形式转化为对数线性形式，如：
lnXij=α0+α1lnYi+α2lnYj+α3lnDij+α4Pij+εij
其中，Xij： i国对j国的出口值，Yk（k=ij）：k国的国民生产总值，Dij：i国与j国间的距离，Pij：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虚拟变量，εij：模型误差。
在引力模型后续的发展中，这一模型被学者们添加了更多的解释变量，如人均收入、汇率、是否拥有共同语言或文化等等。
本文用中国向贸易伙伴的出口额与进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中国与贸易伙伴的GDP、距离、人口乘积、中国――东盟自贸区时间虚拟变量、中国――新加坡自贸区时间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根据经验和经济原理，中国的GDP规模对于中国的进口额有正向影响，贸易伙伴的GDP规模对中国的出口额有正向影响，两国之间的距离对进出口额有负影响。人口乘积对于进口贸易额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人口数量越大，总需求越大。两一方面，人口越多，人均收入越少，人均需求越小，因此人口乘积对进口贸易额的作用方向不确定。而对于出口贸易额，匡增杰（2015）认为人口变量对出口贸易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加，国内分工深化，产品总量增加，这将会增加国内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会导致国内产品需求增加，减少国内产品出口。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新加坡自贸区建立的时间虚拟变量对于中国的贸易额预计有正的贸易创造效应和对其他国家负的贸易转移效应。
四、经验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检验
1、贸易创造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是将贸易从低效率生产的本国生产者转移至高效率生产的区域性贸易协定成员国。本文考察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建立对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贸易额的影响，分别从出口与进口两个方面来考察。描述经济总量的变量一般有GDP、人均GDP等，考虑到如果加入过多变量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所以本文只包括了中国与新加坡的GDP来描述各自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由于只有一个国家，所以不包含距离变量。模型构建如下：
线性化的进口贸易引力模型：
lnEXt=α0 +α1lnCGDPt+ α2lnSGDPt +α3P1t + α4P2t+α5lcpop_lspopt +εt（1）
t=2000，2001…..2015 α0，……α4 为系数，εt 为随机误差项。
线性化的出口贸易引力模型：
lnIMt=β0+β1lnCGDPt +β2lnSGDPt + β3P1t + β4P2t +β5lncpop_popt+μt（2）
t=2000，2001…..2015 β0，……β4 为系数，μt 为随机误差项。
其中EX、IM分别为中国从新加坡的出口和进口额，CGDP表示中国以现价美元计算的GDP总量，SGDP表示新加坡以现价美元计算的GDP总量。P2是虚拟变量，由于新加坡槎盟成员国，所以用P2表示中国――东盟“早期收获计划”在2004年的开始，2004年以前P2为0，2004年以后为1。P1也是虚拟变量，表示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2008年10月该自由贸易区建立，所以P1在2009年以前是0，在2009以后是1。
（1）平稳性检验
（2）多重共线性检验
Variable | VIF 1/VIF
----------+----------------------
ddlCGDP | 2.32 0.431207
ddlGDP | 1.92 0.520615
ddlcpop_pop | 1.44 0.695301
P1 | 1.30 0.768397
----------+----------------------
Mean VIF | 1.74
VIF检验表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3）序列相关检验
经过序列相关检验，当被解释变量是ddlEX时，拒绝原假设，存在序列相关，需要修正序列相关；当解释变量为dlIM时，不能拒绝原假设，不需修正序列相关。
2、对于东盟国家的贸易转移效应和对于其他重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转移是指在形成自由贸易区后，一国减少从生产成本较低的非成员国的进口，转而向生产成本比较高的成员国进口。本文研究的是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贸易转移效应，所以考察的是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建立对中国从非成员国进口的影响，不涉及中国对非成员国出口的影响。根据此思路，在引力模型中，可以用虚拟变量P1来度量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从非成员国进口所产生的影响，即贸易转移效应。为了对比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建立对于东盟成员的贸易转移效应与对其他主要的贸易伙伴的贸易转移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取除新加坡以外的9个东盟成员：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缅甸、菲律宾、文莱，以及日本、韩国、德国、美国、俄罗斯、巴西、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印度这十个中国较大的贸易伙伴国作为对比分析。
模型为：
lnIMit = β0 +β1lnCGDPt+β2lnGDPit+β3lncpop_popit +β5P1t+β6lndisi+εit（3）
t=2000，2001…..2015 β0，……β4 为系数，μt 为随机误差项。
在分析中，本文采用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面板数据的优势在于涵盖更多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规避单一数据类型的时间和个体差异，增加模型拟合的效果和准确性。
（1）平稳性ADF检验
（2）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检验
蒋冠（2015）指出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方法通常可以分为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三类。混合方法是指不加区分地对任何个体和截面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固定效应方法适用于系数效应方向一致、大小相似的情况，细分为个体固定、时点固定和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方法是指将原来固定的系数作为随机变量进行回归。通过检验，本文模型中的随机效应显著，且通过Hausman检验，无法拒绝原假设，故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二）数据描述
引力模型变量说明、数据来源及系数预期
描述统计量
（三）经验结果分析
1、贸易创造效应
这里采用2000―2015年中新双边贸易与经济数据，运用Stata12计量软件检验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得到如下结果：
在进口模型中，R2为0.67，表明拟合优度较好。虚拟变量P2前的系数为正，表明“早期收获计划”对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有促进作用，与预期一致，但显著性并不高。而虚拟变量P1前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有负的影响，因为林琳，李怀琪（2015）认为 2008年正值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而新加坡作为主要的贸易型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大，弱化了对于进口的促进作用。此外，中国的ddlGDP在7.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与中国的GDP规模即总需求有着较大关系，与经济理论相一致。由于人口的增长对进口的影响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人口增长带来总需求的增长，进口需求会增加，二是人口的增L导致人均收入的下降，人均需求下降。在本文的进口模型中，人口乘积前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与我们预期相反。
在出口模型中，R2为0.7，拟合效果较好。虚拟变量P1前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具有出口贸易创造效应。此外，新加坡的ddlSGD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国向新加坡的出口额与新加坡的GDP规模有着密切关系，与经济理论相符。
将虚拟变量P1与P2前的系数相比，发现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相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较大。由于中国――新加坡与中国――东盟相比，所涉及的贸易范围更广，关税减让力度更大，因此中新两国的经贸合作进一步得到了加深。但二者的系数的都较小，说明贸易的创造效应并没有完全发挥。
2、贸易转移效应
对韩国来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商务外交事件。而且这也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许多年前，韩国就曾与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相比之下，对于欧盟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欧盟的出发点倒是值得更多的关注。迄今为止，欧盟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各国之间多边贸易协定上，而此次与韩国正式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使韩国成为与欧盟签订双边协定的第一个亚洲国家。至此，欧盟和韩国历经三年的马拉松式谈判终于修成正果。据说，这项自由贸易协议将大大消除双方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
应当看到，欧盟是多边贸易不断发展的结果。但它的多边程度已经很高，欧盟已经拥有27个成员国，欧洲央行都有了，欧元也有了，成员国之间互免关税甚至人员与货物自由流动更不在话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欧盟国家只是注重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容易做的事情几乎都做了，很难再寻找更多发展空间，相反，欧盟在贸易方面的双边合作却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经济体，欧盟在积极寻找双边协定的对象。
正因如此，对于欧盟与韩国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委员会评价说，它是欧盟迄今所签署的“最雄心勃勃的”贸易协议，也是与亚洲国家达成的首份自贸协定，但绝不是最后一份。
现阶段，韩国是欧盟第贸易伙伴，欧盟是韩国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双方去年贸易额为620亿欧元。据了解，这项协议将给欧洲制造商带来价值190亿欧元的新出口订单。
不仅仅是韩国，亚洲其他国家也表示出了与欧盟合作的兴趣。印度有望于今年年底和欧盟完成自贸协定谈判，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都已经开始了与欧盟签订自贸协定的谈判。与此同时，越南、泰国和日本也都和欧盟共同表达了要缔结双边自贸协定的意愿。甚至，不久前的亚欧首脑会议也成了搭建亚洲国家和欧盟双边关系的平台。
现在看来，欧盟之所以注重发展与亚洲国家之间的身边合作，也的确是“高瞻远瞩”。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亚洲市场发展的现状和潜力让欧盟各国刮目相看，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相比金砖四国中另外两个依靠资源的国家，中国和印度作为产业链的中游能够为欧盟提供巨大的潜在机会。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源产业拉动的，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对中下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并不是十分明显。
从欧盟自身角度看，经历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欧盟经济无大的起色，也很难找到经济增长的亮点，只能维持现状。虽然在危机中欧盟所受影响小于美国，但是欧盟的问题也不小，只是经济体量大，把问题都包裹住了，如果需要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就要抓住亚洲。
依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在2000年至2008年的八年间，欧盟与出席亚欧首脑会议的18个亚太国家以及俄罗斯间的货物贸易总值几乎翻了一番。截至今年上半年，欧盟对这19国的出口已占到其出口总额的29％，从这些国家的进口更是占到45％。目前，出席亚欧首脑会议的亚欧国家占到了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和全球贸易总量的60％。
应当指出的是，欧盟毕竟只是一个“盟”，尚未成为“欧洲国”，因此，对于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内部也并不是“一致”的。欧盟和韩国2007年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双方于2009年10月草签了协议文本，并交由各成员国批准，但这也只不过是“草签”。意大利曾表示，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损害意大利汽车制造业的利益，因此不能轻易赞同此协议。看来。做通意大利的工作也是欧盟韩国之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重要节点。不过，相对于欧盟不同成员国的“小算盘”，欧盟内部各成员国倒更应多打打“大算盘”。在后危机时代更应如此。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的贸易额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据韩知识经济部数据显示，2011年中韩贸易总额为2139．2亿美元，同比增长13．5%，占韩国全年贸易总额的19．77%。其中，韩对华出口1298．1亿美元，同比增长15．7%，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4．2%;韩自华进口841．1亿美元，同比增长21．6%，占韩国进口总额的16．6%。(一)农产品贸易额持续扩大2002年中韩农产品贸易额为19．3亿美元，2011年达到了48．1亿美元，增长了2．5倍。2011年中国对韩农产品出口额达43．65亿美元，进口总额为4．45亿美元。总体来看，中国对韩国农产品贸易处于顺差状态，但出口比重有所下降。
(二)贸易产品类别变动不大2001年以来，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额持续增加，韩国对中国的农产品进口依存度提高，中韩农产品贸易结构变化不大。中国对韩主要出口农产品为玉米、小麦、植物胶类及大米、大豆、辣椒等。中国从韩国进口农产品集中在拉面、兰花、调味汁，板栗、咖啡制品等产品上。
(三)贸易商品结构仍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目前，中韩农产品贸易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主要农产品种类为水产品、蔬菜、水果等。但中国出口产品多为原料型农产品，在农产品农药残留量、动植物卫生安全检疫方面存在不足，进口多为深加工型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还需不断改善，向水平型和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发展。
二、中韩FTA主要争议点及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据韩国研究，签署中韩FTA后，韩国的GDP、进口、出口将分别增加3．1%至3．2%、5．4%至5．5%、5．9%，社会总体福利将增加3．0%;两国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将扩大，特别是中国对韩投资将进一步增加;对两国的外交、安保和东北亚局势也有好处。但对于韩国来讲，农产品市场开放是FTA谈判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中韩两国在地理上临近，生产季节和产品类似。对中韩农产品的单价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除了洋葱和鸡肉外，韩国大部分农产品价格都要高于中国。无条件的开放农产品市场，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会令韩国担心其粮食安全。为保护其本国市场，韩国坚持将大米等200多种农渔产品列在农产品开放领域之外。有关农产品市场开放的主要争议点如下。
(一)适用例外条款的选择标准和选择范围FTA的签署会带来两国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对韩国而言，既要适应贸易自由化的大环境，又要在WTO框架内保证其利益最大化，在缔结FTA谈判时利用例外条款为其敏感农产品争取最大利益就成为必要手段。双方就大米等敏感产品是否使用例外条款的认证与争议将成为谈判的热点，也是影响中韩农产品贸易的焦点。
(二)农产品紧急进口限制措施(SG)的设定韩国在农产品上对中国的依存度相对较高，为了避免中国农产品的进口激增给韩国农民造成重大伤害，韩国会采取直接规避措施，在FTA谈判中必然要提出使用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双方将就是否要采取此项措施、采取措施的条件、启动次数以及采取对象产品等详细内容进行讨论，这些都会对未来的中韩农产品贸易造成影响。
(三)农产品贸易的非关税措施随着FTA缔结后中国农产品对韩国出口增加，韩国政府担心随之而来的动植物病虫害进入的可能性，为保证食品安全问题，将会实施进口农产品安全性措施、检验检疫等卫生措施等非关税措施。针对中国有可能选定部分区域，或选定某种农产品的产区，实行严格的地域限制、农产品病虫害防止或检验检疫措施，或直接对部分产品实施进口限制。这些措施将成为双方的主要争议点，也进一步阻碍了中韩农产品的发展。
三、促进中韩农产品贸易的对策建议
中韩两国自建交以来，贸易发展迅速，农产品贸易成为两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经贸伙伴，也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然而由于韩国对本国农业以及农产品市场的过度保护，农产品贸易成为中韩FTA缔结的一个主要争议方面。为推动中韩FTA的缔结，促进两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提高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认真研究韩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应对其采取的临时保护措施在分析韩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情况的基础上，了解韩国重点保护的敏感农产品，对韩国的农业政策、农产品贸易政策以及其对国内农业的支持措施进行研究，并参照已签订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关注敏感农产品的贸易流量，对韩国可能采取的紧急进口限制、非关税限制措施等农产品贸易限制措施进行预警与应对。
(二)扶持安全农产品出口，加快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培养和扶持差异化、安全化的农产品出口，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这就需要改变传统出口农产品的包装及外观设计，力求新颖实用，优化出口农产品结构;同时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以品牌效应带动出口农产品的质量和规模。也需要构建农产品质量综合管理体系，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减少农药使用、减少病虫害发生，以保证出口农产品达到国际标准，规避中韩FTA中将出现的限制农产品贸易的非关税措施。
(三)扩大产业内贸易规模，调整出口农产品结构为了防止中韩两国少数几种农产品出现竞争激烈的局面，我国应积极调整出口的农产品结构，使出口产品多样化、差别化，实行多元化战略，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应扩大加工农产品贸易规模，与韩国建立良好的产业内分工体系，实行农业生产合作，以减少贸易摩擦与争端，促进双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自由贸易；环境效应；规模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2-0066-01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推动着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发展，自由贸易不仅促进GDP的快速增长而且能改善一国福利水平，所以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有益的。然而，经济学家在考虑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时却通常忽视了环境因素。国际学术界关于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作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贸易有利论，另一种是贸易有害论。但以上两种观点都过于绝对和片面，以Grossman and Krueger（1993）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自由贸易的环境效应问题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各方面相互作用共同产生的综合效应，因此自由贸易对环境的最终结果不能一概而论，要视情况而定。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影响结果也不一样，大多数学者认为自由贸易在短期内对环境的影响可能是消极的，但从长期来看，其影响应该是积极的。
Grossman and Krueger（1991）在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区时首次提出贸易环境效应的基本分析框架，指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者构成自由贸易的环境效应，从此构成了学术界研究自由贸易的环境效应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
1 规模效应（scale effect）
规模效应是指自由贸易由于扩大了经济活动规模而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在生产技术水平、经济结构固定不变以及不存在环境规制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对环境的规模效应是负的。但是，从间接的角度看，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也可以缓解环境压力。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由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引起的经济增长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对清洁环境的需求，这样便利于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为国家保护环境的需求提供了资金支持的保障，国家可以通过加大投入清洁环境的技术来快速有效的保护和治理环境，使其适应更为严格的环境政策法规。
2 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
结构效应是指自由贸易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环境的影响。自由贸易对环境的结构效应影响结果取决于扩张的出口部门对紧缩的其他部门的相对污染的高低，若扩张部门相对污染密集或资源消耗少，那么对环境的影响结果为正，反之则为负。
3 技术效应（technique effect）
技术效应是指由自由贸易推动的生产技术的变化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自由贸易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实现对环境的技术效应，且始终是正向的。
4 综合效应
基于自由贸易的“环境三效应”分析框架，许多学者研究了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如Bhagwati（1993），Selden and Song（1994）、Lopez（1994）、Grossman and Krueger（1995）等。他们研究表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综合作用决定了自由贸易的环境效应的方向，从长期来看，自由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善环境质量，即当收入达到某一水平后，规模效应的消极影响会被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积极影响超越。而这一收入水平就是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拐点处所表示的临界值，EKC曲线则反映人均收入和环境退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当一国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右侧时，环境污染会随着自由贸易带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表明此时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是正向的，当一国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侧时，结果正好相反。
Copeland and Taylor（1994，1997）利用南-北模型对贸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南北方贸易自由化的结果是：（1）南北自由贸易促进全球经济扩张，此时产生的规模效应使各国的环境质量降低，这是因为南方国家环境标准较低且污染产业集中，从而加剧了全球整体污染。（2）南北自由贸易中，北方国家通常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南方国家，因此结构效应虽然降低了北方国家的环境污染却使南方国家的环境污染更为严重。（3）南北自由贸易条件下，由于收入的增加使环境税收增加，企业为了避免环境税会对污染采取额外的治理措施，污染便会随之降低，这就是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转移支付产生的技术效应，使全球污染总量相应减少。从理论上讲，当对清洁环境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时，规模效应对环境产生的负作用会被技术效应产生的正向作用抵消。
参考文献
自由贸易战略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为了保护国内经济，对进口货物实施强制检疫等手续繁琐而困难的非关税保护措施，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自由贸易的看法有了极大的转变。
促使日本产生转变的根本因素也许是善于吹嘘的日本官僚们，他们看到东盟的自由贸易已成为现实，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又采取了极具前瞻性的措施。于是，日本有关各方突然意识到，日本面对着一个被分割为许多高度互惠的贸易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南美共同市场等）的世界，这些集团对外来者提供的市场准入非常有限。另外，他们还意识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因为中国正在以日本意想不到的方式采取有效步骤与东盟建立友好而紧密的关系。
自从发现自己身处不利境地之后，日本开始积极寻求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它采取的方法与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略有不同。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日本贸易当局似乎觉得全面的经济伙伴协定(EPA)更为合适，因为它也是一种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金融、能源、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发展领域内的合作。
其他官方消息认为，EPA模式改善了供方环境，扩大了贸易。从供方角度讲，这个模式将寻求：
――消除有关投资的限制性规定，提高交易及观念和资本的流动效率;
――通过取消原材料及零配件的关税来降低生产成本;
――使缔约国成为更为吸引投资的地方。
同时，该模式将通过下述措施扩大贸易:
――取消关税;
――扩大市场准入；
――增加地区内采购。
自由贸易时间表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日本积极展开加入自由贸易协定的活动。
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迄今最成功的一个，是于2002年与新加坡签订的。接下来，日本所签订的协定分别是：2004年与墨西哥签订的EPA，2004年后期与菲律宾，2005年9月与泰国以及2005年12月与马来西亚签订的协定。2005年4月，开始与东盟商谈。目前，日本正与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商谈双边协定。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为回应中国与中国香港及东盟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而采取的。
日本与墨西哥2004年的协定使人们注意到：日本的注意力已经从亚洲各经济体转移。随后，日本又于2005年开始与智利展开协定的谈判，他们还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致力于促进日本―澳大利亚协定（有可能包括新西兰）的达成。
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将继续推行上述策略，甚至可能加速提出协定及批准协定的进程。
EPAs试图达到什么目的
现在看来，日本提升和加速其自由贸易进程，有几个相对明确的目标。
■随着世界贸易额接近10万亿美元，日本作为启运地和目的地在其中占据相当比例，其首要愿望就是维持和开拓贸易渠道。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为了国家根本利益要使其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最大化，日本尤其要考虑其众多世界级的生产商从不断增长的贸易额和巨大资本中获取巨额利润，而这些资本在国内投资中的表现和使用却不尽人意。
■日本还有一个愿望是确保贸易安全和使贸易更具战略性。贸易中断会搞垮日本，因为在东亚地区，日本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对外贸易，其贸易额在国民收入上占据极大的比例，其生产原料和资源更是完全依赖于外部采购。确保市场、通道、海上航线及原材料的安全对于日本来说是一大要务。
■对日本来说，远离美国这个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驱动日本使其贸易更具战略性的原因之一。许多日本公司是为了美国市场成立起来的，但现在看来要进行修正了，有些还很迫切。通过市场多样化，扩大贸易，放宽日本市场准入，促进亚洲经济体的繁荣，日本决策者同时也在寻求市场，使其产品销售渠道更深更广。
■令一些中国观察家深感不安的是，日本优先加速其自由贸易步伐也许是为了削弱在它看来更为自信的中国的影响。有些评论员认为中国正在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主要的经济体，日本也许为了回应这种挑战，而整合与贸易伙伴的关系，发展新的贸易伙伴。
通过观察，令人感兴趣的是日本的EPA尚未实现。因为到目前为止，日本避免与农业出口强国（特别是有附加值的农业出口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避免与那些牵涉敏感问题（例如关键的战略工业）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要真正检验日本对自由贸易是否真的在意，许多观察家更愿意把日本与七国集团和世界经合组织主要经济体签订的协定作为试金石。
可能会有的结果
日本向来就不是推动自由贸易的前沿。然而，随着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不断扩大，对于许多想让本国经济跃上高技术高附加值台阶的国家来说，东盟+3（日本、中国和韩国）也许是必然的选择。日本如果在出站时搭不上这趟火车，那么它的经济自主可能会陷于危险境地。
日本必须真正解决它与东盟+3潜在伙伴之间存在的诸多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问题。要达成与中国和韩国之间的协定有可能非常困难，因为中、韩在日本认为的战略和敏感工业领域拥有很强的基础。最大的潜在障碍将是农业问题，因为在日本和韩国，来自农村的利益仍然备受政府重视。日本需要最终彻底解决的是其战后对外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不能继续损害日本与东盟+3集团内以前的重要伙伴的关系了。
日本一直在玩追赶自由贸易的游戏。将来还会不得不签订更多的贸易协定并成为其中一员，因为如果它不这样做，就有被日益一体化的地区贸易集团排除在外的危险。作为一个完全依赖于对外贸易的国家，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注释：
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指国家间双边或多边协定，旨在于消除海关及国内其他进出口贸易规定，促使经济体系更为协调，地区内自然人、货物和资本的流动更为便利。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际投资；投资环境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6月6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缩写CAFTA，是中国与东盟十国（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十个东亚国家）于2010年1月1日正式组建的自由贸易区，该贸易区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了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提高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同时也促进了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相互投资的增长，发挥了国际投资的效应作用。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环境分析
（一）中国和东盟相互之间投资的有利因素。中国和东盟各国有着有利的环境基础：1、相互间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相似的历史状况，而且规模庞大的华人也分布在东盟各国，这一分布网络成为中国和东盟在相互投资方面的重要联系和纽带；2、地理上的优势，中国与东盟各国相距短，双方可以就近投资，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营风险、投资风险等；3、中国与东盟各国资源禀赋各具优势，产业结构各有优势与特点，双方的互补性较强，合作潜力强，有利于区域内的相互投资和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等等。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双边通过不断地削弱贸易关税，降低或是取消贸易壁垒，为各国之间的相互投资减少阻碍，为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提供了更加便利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随着双边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也促进了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使得投资的阻碍因素不断削弱。
（二）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官方推动作用与支持。从2002年11月4日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10+1协议》），到2009年8月15日《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政府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简称《投资协议》），再到《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等一系列文件的签订，这些协议是服务于自由贸易区的区域性投资安排，它为投资者及其投资提供了高水平的保护，为在中国和东盟间建立自由、便利、透明及竞争的投资体制奠定了基础。在签订协议的基础上，双方互为合作战略伙伴，建立的多种磋商机制，如“10+1”（即是东盟十国与中国）、“10+3”（即是中国和东盟十国、日本、韩国）、“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等，以及永久性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南宁）的建立，都为双方的投资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扩大相互投资合作的范围。
（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的和平稳定。中国与东盟相互之间的投资是建立在经济快速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的。当今世界，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通过不断努力发展，在世界中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经济也快速增长，而东盟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也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发展目标的制定，都有利于双方之间的相互投资和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作用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既会对东道国，也会对投资国产生影响，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产生的影响都不具相同，应将横向分析和纵向分析相结合。以下主要从国际贸易、资本、技术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等方面来阐述中国和东盟的投资作用。
（一）国际投资会引起资本在国际之间的流动。对东道国的投资会导致东道国的资本增加，而投资国的资本减少，提高资本在市场的配置作用和资本资源的利用率。通过国际投资产生的利润或是亏损，会导致资本流入或是流出，从而导致国际收支顺差或是逆差。在中国和东盟的相互投资中，主要是东盟对我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我国的国际顺差。
（二）国际投资作为国际贸易产物，反过来也会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国际投资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避开东道国和经济集团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得投资者和东道国的企业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而且投资国选择是否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东道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比较投资还是贸易，通过比较出口贸易中的运输成本和直接投资生产中所需要付出的固定成本来选择是投资还是贸易。从这个角度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代替对外直接贸易，投资成为贸易的另外一种形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中国和东盟各国通过相互之间进行投资，代替对外直接贸易，减少相应的成本，促进利润的提高，同时也提高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时有效地占领市场，加强贸易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投资越来越成为各国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三）国际投资会促进技术的转移，对东道国和投资国产生技术效应，而技术效应的产生取决于技术转移的方式，可以是转移给直接投资建成的独资企业以及参与的合资企业，等等。技术转移有利于东道国的技术升级和优化，为东道国带来示范作用，引领着东道国企业的学习与改进、完善；也会形成竞争效应，促使东道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技术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中国与东盟的直接投资既是技术转移的手段，也是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四）国际投资在促进技术转移的同时，也会直接关系到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产业升级和产业内部分工的发展。技术转移产生的技术效应会推动产业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投资国通过改变东道国的要素配置结构，引导消费需求，以及对当地的示范和竞争效应，促进东道国的产业升级，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根据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得出：适当的国际投资也会对投资国产生积极效应，在投资国进行产业和技术转移的同时，开发研究新的更高技术水平的产业，带动本国的技术升级。
（五）从对东道国和投资国的社会效应看，国际投资会提高东道国的就业率、提高人们的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适时的直接投资还会为东道国提供及时的帮助，帮助部分处于资金匮乏期的企业，使得它们能够渡过难关。中国和东盟相互之间的投资，一方面为东道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通过培训和指导员工们为东道国开发了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东道国的人才素质和质量；另一方面相互交流与沟通人才相互互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投资国的人才流失，给投资国造成一定的损失。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前景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相互之间的投资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使得国际投资在这一贸易区内发挥着资本流动效应、技术转移效应、产业升级与优化、促进贸易发展的作用。当然，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但是中国和东盟各国要坚信未来的发展是一片光明的，只要中国和东盟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合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互惠互利，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抓住各种发展的机遇。
在当代的发展中，经济全球化是主流，区域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变现形式，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区域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扮演着领先者们的角色，它们创造着一个个瞩目的成绩，在它们的引领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它们为前鉴，从中汲取营养，又注入新颖的因素，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使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进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着。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投资方面一直主要是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中国国际收支顺差。鉴于此，在以后中国应加强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发挥中国的潜力，提高中国在这一投资体系中的作用，也为东盟各国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促进东盟各国的技术升级、产业升级与优化；东盟各国应继续扩大对于我国的投资，通过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为东道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在实施中，首先应该发挥政策的扶持作用，通过双方的官方支持，更好地促进双边投资的发展；其次，要保持双边投资的平衡，避免失衡，中国要加强对东盟各国的投资，使得这一体系内的投资额得以平衡；再者，双方应积极扩大和创新投资领域，把投资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工业，扩展至服务业，例如旅游行业、环境保护行业等等，既能够实现双方的利益，又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要求。
主要参考文献：
[1]薛荣久.国际贸易.
[2]李荣林，宫占奎，孟夏.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
关键词：自由贸易理论 实践 东西方文化
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对外贸易对各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加大。虽然自由贸易理论主张各国实行自由贸易，但现实中却存在税收、绿色贸易壁垒等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屡见不鲜的反倾销案更是证实了自由贸易理论和现实的背离。
一、自由贸易理论的演变
(一)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
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和俄林。亚当・斯密首先提出了绝对成本学说，他在《国富论》中强调，每个国家都应当利用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分工，专门生产成本绝对小于其他国家的产品，然后彼此进行国际贸易。大卫・李嘉图发展了绝对成本学说。提出了相对成本学说。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某种产品，只要在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就可以进行专门生产，从而在双方贸易中获利。随后，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他的学生俄林提出了资源禀赋学说。他们主张，一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是为了充分利用本国所拥有的充裕资源。各国拥有的资源不同，应尽可能生产资源较丰富的产品来参与国际贸易，以达到各种生产要素最充分、最有效利用的目的。
(二)新自由贸易理论
新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沿着两条主线，一是发展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一是解释新的国际贸易格局。前者称为“新要素贸易论”，后者为“国际贸易新理论”。新要素理论给了生产要素以新的内涵，把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考虑了进去。主要有人力资本论、人力技能论和技术差距论。“国际贸易新理论”主要包括需求相对的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业贸易理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规模经济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把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统一起来。为贸易利益的取得提供了新的解释。即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为基础。其直接形成了源于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学说”，认为每种产品都经历一个在发达国家发明、出口、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再向发达国家出口这样几个阶段，进而构造了贸易动态均衡模型。
二、自由贸易理论与实践背离的历史与现状
从自由贸易理论的演变得知，自由贸易理论都坚持各国实行自由贸易以使双方获取贸易利益，但真正的自由贸易并未实现。
(一)历史上不存在真正的自由贸易
西方近代强盛起来了，西方学者把这种胜利归因于正常竞争和自由贸易，但稍分析历史便知道西方人的胜利几乎没有一项是依靠和平贸易来实现的。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暴力和屠杀：对阿拉伯人的奴役；对中国贩卖鸦片和坚船利炮袭击，其中无不包藏着血腥和不公正。仅从中国来分析，西方学者说是为了自由贸易，帮中国打开了大门。但起源于英国对中国巨额贸易逆差，直接目的是弥补贸易上的逆差。鸦片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本身应排除在自由贸易之外。当时英国的平均进口关税多在30％以上，而同时中国的主要进口关税多在5％以下，实征也在20％以下。即便在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条件下，英国人也没有在自由贸易中取胜。后短暂的几年，直到1888年以后，中国对外贸易才从顺差转为逆差。在这期间，中国的海关权又落入西方人之手，中国被迫给予所以西方列强“最惠国待遇”，只对进口物品征收5％的关税，并还经常减免税赋。但出口物品并不能享受对等的待遇。中国丧失了用海关来保护自己国内经济的权利。而在同时，欧洲大陆盛行着贸易保护主义，李斯特学说也在德国应运而生，这种学说宣称，工业发展后进国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直到20世纪，法国对丝绸征收的进口关税仍高达80％，在号称实行自由贸易以后的英国，对丝绸制品的关税仍高达15％，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平均进口关税一般都在2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垮掉了，相信许多不发达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这种衰败归因于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即历史上不存在真正的自由贸易。
(二)现代也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
现代，经济发展迅速，国与国之间经济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大部分国家本着“和平”和“发展”来开展国际贸易，但贸易程度虽加强，真正的自由贸易还是没有实现。
1 理论上，自由贸易学说误导发展中国家。传统自由贸易学说中，主要有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和李嘉图的相对成本学说。斯密奉劝一个国家应专门生产或多生产以出口本国生产中拥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李嘉图则认为国家应生产或多生产拥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不生产或少生产从国外进口拥有相对劣势的产品。首先。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均服务于英国，更加确立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形成。其次，从假设条件可以看出，二者均利用了2*2*1模型，条件苛刻，真正的贸易不可能依据此理论运行。再次，二者的前提条件是自由贸易。现实中。西方国家做法却和理论中的前提条件大不相同，发达国家利用贸易中不等价交换源源不断地把本应属于发展中国家利益吸收到自己国家之中。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传统自由贸易学说误导发展中国家。现代自由贸易学说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应充分利用自己要素禀赋开发资源以出口发达国家，这是个定位，是个误导。首先。发展中国家生产只能停留在低水平上，对自己资源开发出口也只能是附加值低的产品，况且跨国公司遍布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更多资源被发达国家间接利用。其次，开发资源难以维持，会带来生态危害，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长远发展。
2 现实中，新型的非关税壁垒阻碍贸易。使真正的自由贸易难以实现。传统的关税措施来限制进口逐渐被新的贸易壁垒――“绿色壁垒”所取代。由环境保护引起的贸易摩擦或纠纷此起彼伏。所谓“绿色壁垒”，指一些国家把环境因素作为贸易保护的一种武器，以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为原则，设置贸易壁垒，用来影响其他国家的环境政策，保护本国利益的非关税贸易保护。不可否认，有些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有相当一部分以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为名，行贸易保护为实，实质上取代关税的新型贸易障碍，也是经济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手段的高级形式，这已成为影响2l世纪国家贸易发展重要因素。另外，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使国家贸易中的技术性壁垒变得更加复杂，如欧盟推行欧盟标准，对内促进了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对外则建立了新的贸易保护障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履行承诺时处于不对等的地位。
三、自由贸易理论与实践背离的原因分析
对于自由贸易理论和现实背离的原因，本文从东西方
文化差异方面分析。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辨证思维和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用辨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东方人的辨证思维包含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处于永远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适度合理性。
与东方人不同，西方人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成为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
基于以上思维方式。东西方人在义和利关系上持不同观点，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在整体和个体问题上，东方人强调“和为贵”。“天人合一”，西方人则更多讲究标立新说。
总而言之，东方人尊崇天下主义。而西方人尊崇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指人类中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达成的一种身份共识。而天下主义则是对整个人类的认同。从博弈论角度分析。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策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二者会达成不同的经济效益。二者博弈模型如下：
这是个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两个参与者都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自由贸易，贸易保护)。支付矩阵如上图所示，其中单位表示参与者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可以是一百万、一千万等。
当双方都选择自由贸易时，全球福利最大，为$9000。当一方实行自由贸易，而另一方实行贸易保护时，贸易保护一方得到的福利要大于自由贸易一方。民族主义者实行贸易保护、天下主义者实行自由贸易时，前者所得到的利益($3200)要大于天下主义者在同样条件下的利益($1900)。这是由民族主义的重利轻义的特点决定的。而双方都实行贸易保护时，全球福利降至$7000，也是4种情况中最低的。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贸易条件；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参与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是认识已不再局限于参与经济一体化是否能够增加本国贸易效益，而是把目光更多的放在如何在区域成员国之间以及在区域内外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目前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加入了自由贸易区，在自由贸易区内部，若各成员国的贸易条件不均衡，不断出现恶化的现象，会使成员国在自由贸易区内谋求利益的可能性降低，将直接冲击着自由贸易区的稳定与可持续。自由贸易区内的各国参与贸易的条件是准确反映各国利益分配情况的标尺，故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对区内贸易条件的影响和如何更好的维持自由贸易区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 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
1. 动态效应
①规模经济效应：在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成员国成为一个整体，在贸易区内部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巨大的贸易市场，不断扩大的市场为不能达到最适度规模经济的企业提供了把自身的生产和经营的规模调整到最适度规模经济机会。规模效应使得贸易区成员国拥有区域内或者是世界市场上生产某种产品的最高效率。
②竞争效应： 在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的市场是互相开放的，各国同领域同行业的企业就面临着来自成员国企业争夺区域市场的竞争，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促使区域内各企业不断的改善企业管理， 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 静态效应
①贸易创造效应： 自由贸易区成立后，各成员国之间的市场相互开放，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和其他的贸易障碍消除了，区域内各成员国的商品就能够从国内高成本的企业生产转往低成本的国家生产，从而产生贸易创造效应；成员国从生产消费本国的高成本、高定价产品，转向进口低成本、低定价产品，以降低生产成本。
②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效应在生产方面的表现是因为关税的取消，让区域内成员国由生产率最好，成本最低的国家进口，商品转向从区域内部生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成员国，从而出现贸易转移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在生产方面表现为资源的合理配置引发了全世界生产成本的提高和生产效率的降低。消费方面，自由贸易区在一定程度上组织从区域外低成本进口，高成本的供给来源被低成本的供给来源替代，使消费者从购买区域外国家的低价产品转向购买区域内的高价产品，从而增加了开支。
二、 自由贸易区影响区内贸易条件的主要方式
1.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益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
导致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的主要因素为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从贸易创造效应角度分析，贸易创造效应使区内对于某种商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在该国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贸易转移效应角度分析，在区内成员国的商品进口转向高成本的成员国，会增加商品进口的价格，进口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会恶化。而区域内生产国的出口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会导致该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又会改善生产国的价格贸易条件。
2.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益对收入贸易条件的影响
收入贸易条件是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考虑了出口数量。在贸易规模效应角度分析，区域成员国的出口商品的供给量增加了，竞争效应与之相关联的其他效应使得区域内成员国生产率提高了，进而扩大出口的生产和供给；随着产品供给的增加，产品出口数量也会同时增加。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小于出口数量增加的程度时，收入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反之，就会不断的恶化。
三、 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影响我国贸易条件为例的研究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概述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得益于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启动。贸易区成立后，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占到了全世界贸易的13%，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且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
①动态效应：此自由贸易区成立后，使得东盟各国和中国市场融合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成员国企业冲破了市场规模的限制，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市场；且扩大了贸易市场，增加了出口份额，降低了国内的生产成本，取得了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如：从2008年来，中国对东盟各国的出口都在以27.8%的速度前进，而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出口以25.4%的增速进行，这都是贸易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经济效应。此外自由贸易区建立后，我国各类工业制成品逐渐替代了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东盟的一些工业制成品也成为了继传统的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密集产品之外独具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
②静态效应：此自由贸易区的成立，贸易双方取消或降低了关税，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但在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品上，中国和东盟各国都不具有显著优势，双方为了发展各自的经济，在对区内贸易的同时，也会从具有显著优势的非区域内的国家进口产品。可见此自由贸易区成立后区内贸易转移效应并不突出。
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①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而增加的，这也表明中国对东盟进口商品需求的增加。如：2011年中国出口东盟的农产品比2009年下降了17%。2011年我国对印度尼西亚在化纤布和棉布的出口单价同期增长了16%和40%。在进口方面，2011年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燕窝，进口数量和价格同比整张了33%和42%。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后，区内贸易是贸易创造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影响了进出口价格，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是不断恶化的。
②对中国收入贸易条件的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后，中国只有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才能有效的改善收入贸易条件。贸易规模经济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是建立此自由贸易区所获取的最大的经济效应。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出口额在2012年已经增长到近3000亿美元。2004年中国和东盟双边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058亿美元。2012年，中国对东盟的平均关税率降到了0.1%，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30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7.5%，其中中国的出口138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0.1%。由此可见，中国和东盟在贸易和出口数显了稳步，持续的增长。
四、 结论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通过动静两方面效应影响区域内成员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并通过贸易生产率和贸易总量进一步影响着收入贸易条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在不同方面影响着我国的贸易条件。但近年来，此自由贸易区成立的经济效应使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显著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具有重大推动作用。（作者单位：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