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5 11:36: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特别市民，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05年的北京“两会”有特别的意义：2005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又是十的编制年；2008年奥运工作的全面启动；落实北京2020年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计划等等。因此，2005年北京“两会”倍受瞩目。北京市的各类媒体对这一重要政治活动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那么，2005年北京“两会”报道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特点呢？下面就让我们通过点击关键词的方式来解析2005年北京“两会”报道的主要特点。
一、关键词之一――特别关注
用“特别关注”来概括北京媒体对北京“两会”报道的重视可能再合适不过了。对2005年北京“两会”，各类媒体（包括政府网站和媒体网站）都给予特别关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以及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媒体都对“两会”报道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拿出重要版面和黄金时段进行这一战役性报道，精兵强将，精心准备，精心策划。因此，用“特别关注”来形容媒体对北京“两会”的重视并不为过。媒体对2005年“两会”特别关注的原因，一是因为2005年北京“两会”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二是北京市民对今年的北京“两会”予以空前关注，这一点从首都之窗、千龙网等网民来信可以看出。如“首都之窗‘两会’网民来信”中在“京城百姓关注热点问题”一栏里仅“交通”一项，截止1月27日10时，就有23368位网民查看过。“住房”一项有3120位网民查看过。据报道，截止1月26日早上9点，网民对北京市政协全会的点击率已经超过了1200万次。会议期间，市民参与程度空前，突破市政协网站首次开通时点击率13000次的记录。再看1月17日晚，北京电视台“北京热线”栏目播出一期“代表面对面”节目。节目中刘黎等四位代表公布了自己的联系电话。第二天刘黎代表刚走进办公室，电话就此起彼伏，应接不暇。那一天她接了几十个电话，许多人抱怨电话打不进来，刘黎估计一天中打电话的市民不会少于100人。由此可见京城居民对2005年北京“两会”关注的广度和热度之高。除此之外，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性传媒也给予很大关注。
二、关键词之二――民生
关注“民生”问题成为2005年北京“两会”媒体报道的显著特点。这里以新京报1月27日的A04-A15版特别报道――2005北京“两会”来说明。新京报的特别报道关注的主要内容如下：
特别报道（一）：政协提案关注交通拥堵；
特别报道（二）：北京城中心人口和产业将东移；
特别报道（三）：专职代表在北京不可行；
特别报道（四）：北京拟取消外来人口暂住证；
特别报道（五）：新“绿卡”抬高门槛引争议；
特别报道（六）：关注低保政策；
特别报道（七）：回龙观交通调查；
特别报道（八）：回龙观交通改造；
特别报道（九）：春节和采暖季用气有保障；
特别报道（十）:琉璃厂文化区规划、标租房腾退；
这些问题大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老百姓关注，媒体自然不会忽视。根据“首都之窗‘两会’网民来信”情况统计分析报告（二），截至2005年1月25日晚20时，“首都之窗‘两会’网民来信”栏目共计收到有效网民来信410封，网民点击查看达到28901人次。从网民的来信和点击查看次数来看，最受关注的是交通问题，其次是外来人口和住房问题。分析报告表明，新京报的这组特别报道十分准确地抓住了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首都之窗‘两会’网民来信”栏目将市民关心的事情分为14类，除以上三类外，其它类别受市民关注的关注度排名依次为：社会保障、教育、城市规划、医疗、环境、政府工作、农村、公共安全、其它、民主法治和奥运。此外，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也都围绕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来报道，北京青年报专门开设“北京‘两会’・民生”版。
可见，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的报道思想在媒体中正逐步得到落实。
三、关键词之三――合作
媒体间加强合作，是2005年北京“两会”报道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合作已从传统媒体之间，进一步延伸到新老媒体之间。合作是资源的共享和整合，合作可以使媒体拓展功夫的空间，从而达到互利共赢的效果。以下是几个例子：
新京报与新浪网合作，推出2005北京“两会”专题，并开通市民互动邮箱和热线电话，为读者和“两会”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并刊登部分市民来电及其来电调查。
首都之窗与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合作共建“网民来信”栏目，市民可以拨打热线96102或发送短信参与“两会”。
北京市政协通过与首都之窗、市政协网站等北京五大网站联动，建立信息传播和沟通的网络群。
信息是无限的，而媒体的资源是有限的，媒体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无限信息只有依靠合作、资源共享。只有合作，尤其是异质媒体的合作，才能突破媒体自身的技术壁垒，获得在自身技术框架内无法获得的资源和竞争优势。2005年北京“两会”报道表明，加强与其他媒体的合作，尤其是与新媒体的合作已经成为多数媒体的一种共识和趋势。
四、关键词之四――沟通
信息的单向传播，是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一道难以填充的鸿沟。这一点历来为受众所诟病。如今传媒业的发展和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为改变这种局面提供了可能性。这一点，在2005年北京“两会”报道中得到了体现，也就是新老媒体普遍开始重视“沟通”问题，为受众和代表委员以及政府建立交流沟通的平台和渠道，从而也为自己的报道开辟了新的渠道，引来活水。下面是首都之窗网站“2005年‘两会’专题”展现的网友与委员交流沟通的一个场景：
[主题]:感觉采暖费用太高
[作者：嘉宾访谈网友
发表于：2005-01-25]
现在我们每建筑平米要交30块钱，感觉费用太高，我们不像城镇居民有采暖补贴，我们农民没有钱，感觉有点负担不起。
委员回复：
张三力委员回复：
这是一个普遍问题，我们取暖问题在调价过程中，缺乏一种尊重居民的过程。缺少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取暖费调到30元一平方米，原则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具体到每一户每一家的话问题还不少，老百姓收入不一样，把取暖费调到这么高……
首都之窗网利用自己政府网站的优势，开设“最新网民来信”和“最新代表、委员回复”，在代表委员和普通市民之间搭建沟通的平台。
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栏目专门开设“两会互动”版块――“王娟走两会”。依托栏目现有短信号码在观众中的影响力，开通“两会短信互动平台”，向市民征集意见、建议和选题线索，其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线索做成报道播出，其他的由上会记者转交给相关的代表委员。如首都经济报道1月26日播出的报道《收费管理 细节待规范》中，短信和热线成为构成节目的主要要素，成为市民与政协委员安仰东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北京晚报请人大代表值守“两会热线”，就教育等热点问题与市民进行交流和探讨。该报“两会热线”开通第二日，一小时内接到1258次拨打，“两会热线”的热度可见一斑。
沟通让委员、代表们能与市民更亲密地接触，更广泛真切地了解到民意，从而使其更好地代表民意、反映民意，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参政议政，履行自己的职责。沟通也让媒体接近了受众，获得了新的资源。
五、关键词之五――网络
2005年北京“两会”进一步显示了互联网作为新技术新媒体的象征的天然优势，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如何认识网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如何利用网络来了解民意，从而更有效地施政？
据CNNIC的数据，到去年12月底，中国网民的数量已达到9400万。估计目前已经达到1亿左右。数据和趋势说明，网民不再是特殊的一群，而是普通的社会成员，不再是小众，而是大众。从某种意义上讲，网民就是公众。网民对北京市政协会议的点击率过千万，就是一个明证。
网络媒体大都有互动设置，如论坛、留言版以及即时聊天等功能，这使网民对新闻传播的参与度空前提高，空前提高了普通民众的话语权。有学者将互联网技术称为“民主”的技术。这意味着，在网络时代，普通民众可以得到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他们可以在网上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由此施展自己的影响力。普通市民的影响力通过网络在2005年北京“两会”得到鲜明的体现，普通市民的话语权也通过网络得到了传播和空前重视，当然传统媒体也功不可没。
为更好的了解民意，北京市政府运用网络开展多种形式的沟通、互动活动，以促进提案更加透明、更加贴近市民。比如，去年年末开始，尝试的通过网站点评提案活动，在今年“两会”前，首次大规模向市民征集提案线索。
新渠道的建立和拓展，使北京市政府更加贴近市民，从而受到好评。这说明，政府越来越注意利用新技术和新媒体提供的空间和平台来施政。同时，也表明新媒体在政府施政以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渠道”作用得到重视和彰显。
一、当前新市民子女较多的学校阅读教学现状
阅读教学一直以来都是语文教学的一大难点，和古文、作文教学并称初中语文教学三难。新市民子女与本地生源的阅读基础存在很大的差别，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阅读积累较少。相对于本地城镇生源的学生而言，新市民子女往往经历了多个学校的辗转求学，平时在家庭中也缺乏充足的阅读资源，导致阅读积累明显不足。
2.学生阅读习惯欠缺。阅读既是看书的过程，也是感悟的过程。笔者经过调查发现，许多新市民子女在阅读习惯方面相对欠缺，在读的时候没有养成一边读书、一边批注做笔记的良好习惯，往往是一读而过、一读了之。
3.学生阅读空间受限。现行语文教学课程中并没有开设专门的阅读课程，加上这些学生平时也没有养成坚持读书的良好习惯，导致学习活动中没有能够积极拓展空间进行有效阅读。
4.学生阅读资源匮乏。除了学校图书馆借阅书籍之外，很多新市民子女学生很难有更多的途径获得一些优秀的刊物，无论是购买书籍的数量，还是订阅书刊的书目都相对都不足，没有能够为学生的阅读积累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促进阅读教学成效提升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必须综合着力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推进。
1.开展阅读重要性的教育，让学生增强阅读兴趣。阅读活动要想有效深入开展，必须要充分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笔者向学生介绍了许多名家名著，带领学生感悟不同文体带来的神奇享受。无论是从优美的散文中悟人生，还是从犀利的杂文中剖析各种社会现象，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阅读的趣味性、重要性。学生这一头重视起来还不够，我还通过家长会、倡议书、电话沟通等方式与家长联系，让家长们特别是那些新市民家长认识到阅读对于学生来说是必要的，是要给予支持的。
2.强化课堂阅读教学改革，让学生学得轻松快乐。课堂是阅读教学的主要阵地，如何全面有效的提高阅读成效，必须要抓住课堂这一载体，对阅读教学进行充分的改革。在课堂教学环节需要改进教学流程，由单纯的老师问学生答逐渐引导学生自己提问题，将教学的重点难点融入其中，引导学生对课文进行分析。无论是对课文主要内容的分析，课文蕴含情感的发掘，课文人物的形象刻画，还是文章的技巧手法提炼，老师在课堂教学中要让学生更多的参与到学习互动之中。另外，老师还要对学生学习成果交流总结环节进行改进。学生分小组对课文内容的思考结束之后，老师可以让学生派出代表进行问题的回答，其他学生共同分析研究，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教师讲解为主的阅读教学，转变为教师引导、学生学习为主的模式，不仅有效活跃了课堂氛围，而且会让学生参与积极性更高，有效提高了学习兴趣，降低了学生畏难的情绪。学生通过深入的分析，对课文内容把握、技巧分析都会更加扎实。在课堂上掌握的这些方法老师可以引导学生用到课外阅读中。我平时要求学生阅读课外读物时也要在笔记本上进行自问自答的练习，然后定时抽查学生的笔记，对于那些有进步的，特别是新市民子女中进步较明显的给予奖励。
3.组织多读多思专项活动，让学生迅速积累底蕴。许多新市民子女语文学习基础薄弱，阅读量更是少的可怜。对此，我觉得可以开展一些读写活动，特别是要向这一群体进行倾斜。笔者结合教学要求开展了多读多思活动，首先要求学生特别是新市民子女加大阅读量，通过大量的阅读来弥补过去一段时期留下的缺陷。新市民子女阅读书籍的匮乏可以通过班级图书角，学生交换书籍等方式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而且市图书馆免费开放后，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应该是能得到满足的。经过广泛的阅读，许多学生在文学积累方面有了显著的增强，有些新市民子女发出由衷的感慨，现在一年阅读的书比过去五年的阅读量还要多。在阅读活动中，笔者还会进行积累方面的指导，要求学生将阅读的成果积累下来。每一位学生都准备读写笔记，平时将优美的语段摘记下来，将好的方法经验技巧提炼出来，让学生在阅读中积累词汇，掌握写作的一些基本方法技巧，这使他们对文章结构的把握更加精准，有效提高了学生文学厚积薄发的程度。多读多思的活动让学生阅读量显著增强，阅读的技巧经验也有效实现了内化吸收，通过这样的专项训练，学生文学底蕴会得到明显增强，成为突破阅读学习困境的有力措施。
4.拓展课外阅读活动空间，让学生兴趣得到满足。对于新市民子女较多的学校而言，除了兼顾大部分学生之外，还要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课外阅读空间进行充分的拓展。从常规的角度，教师可以通过设置课外阅读小组、课外专题研究小组等形式，利用课堂上一些剩余时间组织大家一起进行阅读、探讨、积累。另一方面，老师还可以针对班级一些新市民子女的特殊情况进行个性化的要求，例如以居住地划定一定的半径范围，组织学生在课后特别是假期进行集体阅读。笔者所教的两个班级就进行了这样的尝试，老师或组内学生推荐一本好书，然后在约定的时间内大家一起阅读，谈体会、谈心得，谈文章的写作手法结构等等，通过这种假期自由组合、集体阅读的方式，提高学生的阅读综合能力。无论是采取兴趣小组活动的方式，还是针对特定群体的课后自主阅读，只有拓展了学生的阅读空间，才能让他们语文素养得到快速的提高。
小小自行车。折射文明自觉
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是公共交通和文明交通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公交系统的辅助和补充，对于缓解交通压力、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从2010年开始，张家港市先后投入近3000万元，大力实施公共自行车服务惠民实事工程，项目一期规划建成77个网点，自行车及锁柱2000套；项目二期规模为75个服务网点，2000套锁柱、1200辆自行车，目前全部并网投入运行。152个服务网点分布在市区主干道路、公交站点、商业区、园林景区、广场、居民小区附近，都可以“通还通借”。如今，只要你步行1公里，都会看到一排排时尚靓丽、摆放整齐的城市公共自行车，这为市民的出行提供了方便，更成为市民绿色出行的又一个新选择，有效解决了公交站点与市民出行目的地“最后一公里”问题。
在提供公共自行车服务中，张家港市创新引入了“诚信积分”概念，即每一位本地市民包括外来务工人员都只需提供身份证明，就能办理一张“诚信卡”(磁卡)，无需提交任何押金，甚至连办卡工本费都不必缴纳。市民办理“诚信卡”后，可免费获得100分的“诚信积分”，每次刷卡使用自行车在两小时内归还的，将可增加一分；超过两小时归还的，会相应扣减积分，归还时间越晚，扣分越多；诚信积分归零后，将不能再使用公共自行车。
我国最早实行公共自行车的城市是杭州，其后又有不少城市也在公共自行车方面作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这些城市大多实行的是信用保证金的方式，在办理租车卡时交一定数量的保证金，以后使用时按时间计费。而把“诚信卡”作为公共自行车的使用凭证，“诚信积分”作为市民使用公共自行车的信用记录，市民凭借个人的诚信获得政府提供的免费公共服务，这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是一次创新尝试。张家港市作为首个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三连冠的县级市，一方面，随着城乡一体文明建设的扎实推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不断提升，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对市民的文明素质特别是个人诚信有着高度的信任；另一方面，随着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蓬勃开展，市民作为公共服务的受益方，也有足够的文明自觉来维护好城市文明形象。因此。在张家港。一辆辆公共自行车不仅仅承载着政府与市民之间的优质公共服务，还体现着政府与市民包括外来务工人员之间高度的信任。
小小自行车，共享文明成果
在连续三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张家港市始终坚持“共建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的创建理念，把创建文明城市作为为民办好事、做实事的重要过程，每年都安排数千万元文明创建专项经费用于民生实事工程，切实做到“创建过程让群众参与、创建实效让群众检验”，形成了文明城市共建共享的生动局面。公共自行车就是在文明城市创建中的一个生动事例。
张家港市公共自行车服务工程是采取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方式进行，具体模式概括为“设备租赁、服务外包、市场运作、政府监管”，通过政府支付服务费购买企业服务的方式，以达到为市民办实事、办好事的目的。公共自行车所有锁柱、车辆、后台全部设备属企业所有，企业负责日常的调度管理服务工作，政府对每年度项目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管，并按年度运行情况支付租赁服务费。这样避免了政府大量采购研发软、硬件设备，安排大量人员进行日常维护、调度、管理工作，通过成本核算，采用市场化模式可以节省大量资金。
同时，公共自行车服务在功能设计上尽量体现实用、便捷，突出以人为本。譬如，每辆自行车的轮胎都是轻巧的实心胎，这样就避免了我们日常生活经常遇到轮胎气压不足的尴尬。
可以说，从项目一期工程开始，市民对公共自行车就高度认可，每天办“诚信卡”的市民络绎不绝。张家港城管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为了让市民尽快拿到“诚信卡”，增加了社区居委会发卡渠道，原来社区只办理登记不发卡，现在社区既登记又发卡，使市民的办卡渠道更加通畅。如今，在城市中，越来越容易看到市民或骑着公共自行车在上班的路上，或骑着公共自行车在休闲健身。
小小自行车。彰显文明品牌
张家港市公共自行车系统24小时运行、无人值守，这考验着广大市民的道德素养与文明诚信。张家港市民确实也以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公共自行车系统运行以来，没有一辆公共自行车被盗，没有一位市民不归还自行车，就连诚信积分扣分较多的市民都很少。同时公共自行车项目运行以来，涌现的好人好事也不断，市民会主动提醒家人和朋友公共自行车的借用停放情况，遗失在公共自行车上的东西常可以通过后台系统查询找到失主等等。
截止到目前，可使用公共自行车的磁卡数量达到10万余张，根据最新一周的数据统计，二期项目投入运营后，平均每月公共自行车使用量达到40万辆，次，每天平均借车次数已达到近1.35万次，按每次2公里计算，每年可以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8.9吨，氮氧化物0.81吨。
谈到公共自行车项目，张家港市城管局停车管理处王晓东作为项目实施组成员深有感触：“公共自行车项目难就难在服务网点的设置，每个网点在建设前，我们至少去过10次，需要不断地与布点位置附近的单位、门店老板以及房东等进行协商。目前来看，这些网点的设计还是比较合理的，基本上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特别感谢那些协助我们做好工作的单位和门店老板等等，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工作根本没法进行。”
面对张家港公共自行车推进和建设的高速度，项目承建单位上海永久自行车公司董事长陈闪感慨道：“整个项目从开始实施到真正建成，张家港市政府投入的精力和重视程度非常高，建设速度也非常快，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一期近80个网点的勘测、建设和安装，这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其实，从2005年开始，张家港市就制定实施《市民素质提升工程行动计划》，开展了“文明礼仪百家讲坛”、“诚信论坛”、“新市民文明绿卡”等活动，“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的“张家港好人文化”在全社会得到传播、认可和弘扬，极大丰富了文明城市品牌内涵，有近百人获得江苏省道德模范等各级各类荣誉，“张闻明”等文明品牌传遍大江南北，“好人文化”深深扎根在“文明张家港”。
关键词：成人教育；农民市民化；城市化
收稿日期：2007―12―25
作者简介：顾德学（1967―），男，汉族，江苏省睢宁人，苏州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很多城市周边农民的土地被征用，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被剥离出来，农民的市民化被视为解决失地之后农民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农民再社会化的必然选择。但是，人们在谈到农民市民化问题时，更多的是关注户籍制度的改革、拆迁补偿以及社会保障的配套等问题，而忽视了其中非常重要的教育问题，特别是成人教育问题。
一、我国农民市民化的背景及其内涵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体制，这种分割体制使大中城市郊外的农村与城市，缺乏城乡一体化的有机的空间联系，①，最终使得农民与市民在各方面显示出很大的区隔性。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统计显示，全国的城市化率已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4年的42%以上，农村失地人口约4300万，且近几年城市化水平以年均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供的数据亦表明，1987年到2001年，中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 6万亩，其中70%以上是征地。近几年，我国各地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扩大的趋势依然非常强劲。实际上，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城市化的进程：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大兴土木，城市不断地向外扩张。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预测，从2000年到2030年的30年间，我国占用的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失地或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7800万。失地农民的规模将会随着城市化的提速进一步扩大。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主要是先对城乡结合部的农用地进行征用，以满足大规模非农建设的需要。由此，因城郊土地被征用而失地的农民，成为当前失地农民中最主要的一个群体。②过去那种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城郊农村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而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农民也随之转变为市民，农民市民化的问题随之产生，各地也纷纷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作为城市化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对待。为了推动农民的市民化，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打破过去的户籍制度，实现“农民”向“非农”的身份转变，建立了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在就业方面的指导等等，总体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尽管如此，各地在农民市民化这一问题上依然面临不小的困境，其中的困境之一就是这些农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之中。导致这种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对市民化的内涵理解过于简单，往往把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仅仅理解为农民、城市农民工等在身份上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等。在我国，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及其相应的社会权利。这些可以被认为是与国家、政府相关联的技术层面上的农民市民化过程。③其实，市民化的涵义还有另外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些可以被认为是与国家、政府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农民市民化过程。④也就是说，市民化内涵本身包含着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两个同等重要的内容，而过去很多地方政府在推进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更加强调的是技术层面的涵义，基于这种市民化涵义的理解而进行的市民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农民虽然获得了与城市市民同样的身份地位和各种权利，但依然找不到城市的归属感，在城市的生活中难以摆脱来自社会、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被排斥感。因此，各地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加强技术层面建设的同时，也必须同时注重文化层面的建设。
二、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的再社会化与成人教育
对于那些走向市民化的农民来说，如何真正在文化层面上实现城市化是其融入城市的基本条件之一，而要具备这种条件，就我国目前来说，最为现实的途径就是对农民进行再社会化。所谓再社会化是指个体舍弃过去接受的一套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重新学习社会所要求的社会规范与行为方式的过程。可以看出，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实质就是农民的再社会化，它是农民改变原来的农村生活方式以适应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改变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习惯，与城市市民交往并学习、使用城市主流语言，逐步实现文化层面的市民化的过程。再社会化的方式有很多，可以通过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组织等机构来实现，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方式是教育。
对于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来说，他们大多数是成年人，接受为了更好适应城市生活的教育是一种在原有教育背景基础上的继续教育。因此，对那些农民来说，成人教育是最为合适的再社会化形式。与其他教育形式相比较，成人教育在我国农民再社会化过程中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点：
一是在教育形式方面具有特有的灵活性特点。教育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式的社会教育，指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以及法院、监狱对犯罪人员的教养改造等；另一类是非正规的社会教育形式，社会的风俗习惯、群体亚文化、家庭的教育影响等。对我国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来说，一方面由于他们长期生活的环境具有较为浓厚的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色彩，所熟悉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体系与现代城市价值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完全通过非正规的社会教育形式显然难以到达文化层面的社会化目标。另一方面，对于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来说，他们大多缺乏良好的正规教育的背景，重新接受某种形式的较为正规的教育具有内在的要求，但是完全回到过去全日制的中小学教育形式显然不切实际。因此，在目前最为适合对农民进行再社会化的教育形式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教育对象是成人，鉴于成人在年龄、职业、文化基础、学历条件、所处地区和系统的种种差别，除在目标、规格和规定上大致有一个统一要求外，更多地强调其教育途径方式上的灵活性、多样性，以适应不同成人学员的不同要求和不同情况。在办学种类上可采用正规成人教育（成人初等教育、成人中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非正规成人教育（各种政治、文化、技术、业务培训班、岗位培训班）；在办学方式上可采用全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培训等；在教学组织形式上可采用面授式、函授式、卫星电视式、网络学习式、自学考试式等等。这种教育方式的灵活多样性，更能适合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受教育水平、时间、能力素质结构等方面的差异特点，因材施教，增强培训效果。
二是在教育内容上更贴近农民的需求。对于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来说，他们在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家庭以及文化等背景，在面临的具体问题方面总是不同的。有的更多的是一种心理问题，有的则是由于价值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不适应性，而有的则是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带来的问题。因此，对待不同的群体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模式。而成人教育正符合这个特点，正如美国著名的成人教育家梅里安所说：“成人教育各种教学项目无不体现出它们的实用性、功利性和职业性。”⑤成人教育是对各类成人的再教育，是为用而教，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较强。成人教育可以根据市民化过程中农民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分别进行心理咨询和辅导、城市价值和精神的讲授以及新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宣讲。
三是成人教育更加有利于利用社会资源。农民的市民化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需要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与支持，而成人教育为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渠道。成人教育既有自己的独立体系，又被包含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之中。它不仅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工作和社会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成人教育在利用社会资源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化的师资资源。与普通教育对师资的要求不同，成人教育更强调实用性，教师可以针对具体的教育内容而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普通高校、社区学院或职业技术学院、贸易与商业学校、其他学校、中小学校、各级政府机构、劳工组织与专业协会、社会私立机构、私人教师等等。二是资金筹集的社会化。资金是教育发展的基本和必要条件，资金筹集方式的社会化，表现为多渠道地集资。在很多国家成人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了较大比例的经费外，很多企业、产业部门及雇主也在成人教育经费方面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同时，民间团体和个人也积极投资成人教育，从而保证了成人教育资金的来源，有力地保障了成人教育的发展。
正是由于具有以上几个方面的优势，成人教育必然能够在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和重要的角色，从而推动我国城市化进一步顺利的进行。
三、发挥成人教育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功能
目前，由于对农民市民化的理解比较狭隘，各地在对待农民市民化的问题上只是简单地停留在户口变更以及保障体系的建立等技术层面上，而忽略了教育的功能，特别是成人教育在其中的重要功能，这也是目前很多地方农民市民化面临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把成人教育作为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对待。
首先，各地政府应该把成人教育纳入到农民市民化的政府工作中。各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地方政府应该充分意识到农民市民化问题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仅仅只涉及到农民户口以及农民失地之后的生计这些简单的内容，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离开了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是难以使农民真正实现市民化的。为此，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推动成人教育更好地得到落实和推行，通过各种政策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到成人教育的行列之中来。政府应该对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成人教育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协调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整合所辖区内的学校、企业和社区等各方面的教育资源，以提高教育培训的效益和质量。政府确保在成人教育方面的资金投入，扶持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加大对参与成人教育的农民的补贴，特别是针对自己无力承担教育费用、又没有就业单位的农民，这一做法更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对那些举办成人教育的机构和组织，以某种形式进行适当的资金上的扶助。此外，政府也可以牵头建立针对农民的成人教育培训基地，有计划地对农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
其次，在教育内容上，基于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的需求，有针对性的组织成人教育活动。对于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来说，成人教育应该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的教育：一是应该增强城市价值理念的教育。成人教育应帮助被征地农民了解城市的特点和功能，了解城市活动的基本规律，了解工业化、社会化生产所带来的行业区别和职业分工，了解他们生活的城市，认知生活的环境空间和风貌。成人教育应帮助被征地农民了解城市活动的规则，包括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约定俗成的习惯，了解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角色的多样性。被征地农民必须树立起规则意识，树立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法制观点等。二是公共意识的教育。城市是人口高度聚集的地方,人们活动的公共空间远远多于农村。成人教育应帮助被征地农民增强公共意识，使他们自觉地克服自我为中心的盲目的自主性。帮助农民克服举止行为、言论谈吐中原有的一些不文明习俗，改变不适应城市的习俗，使他们掌握适应城市人际交往的礼仪等等。三是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成人教育要针对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特点提供更宽泛的服务领域，培养被征地农民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引导他们积极主动的介入城市社会，主动地吸纳城市的文明，防止他们在身份和生活空间之外的更深层面的心理上的边缘化。⑥
再次，在教育形式上，政府应加强与企业、学校及社区的合作，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成人教育模式。成人教育只有加强与政府、企业、学校及社区的分工与合作，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政府在农民市民化的成人教育过程中的主要职责是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统筹规划和协调，积极筹集培训资金，增加经费投入，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加强监督。企业作为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教育培训的阵地，要端正思想，勇于承担主体责任，采取自行举办、联合办学或委托专业学校等形式，组织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进入本单位的农民进行必要的成人教育。成人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和普通高校积极利用其师资和设施等资源优势，结合农民的不同需求，开展灵活多样的成人教育。社区是连接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是社会的“具体而微”，也是市民化过程中农民教育培训的重要载体和基地。要充分发挥其整合功能，通过开展社区活动、举办培训学校等形式，对农民工进行各种有效的教育。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进行有关成人教育的宣传，利用组织上的优势，动员更多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加入到成人教育的行列中来。
注释：
①林拓．农民市民化：制度创新与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5）67～73．
②赵爽．论失业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制度障碍与途径［J］．中州学刊，2007，（3）121～124．
③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88～95．
④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55～61．
近年来，我区持续实施“蓝天、碧水、绿色、清静”四大环保工程，城区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__年，全区共完成10个生活小区，30个污染源，15个公建单位及11条区管道路的污水收集系统的改造；完成了11条主河农灌河道清淤整治任务，共清污河道7335米，内河水质逐步变清；20__年日空气污染指数（API）大于100的共72天，小于100的293天；区域环境噪声比去年下降0.2dB。
1、市民对目前环境质量状况满意度评价。调查显示，3/4的被调查者对我区目前的环境质量状况感到满意或基本满意，满意率达到76.72，但也有18.3的市民对环境质量现状表示不满意，还有4.99的人表示很不满意。
2、市民对生态区建设的了解情况。通过不断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力度，组织开展生态区建设宣传周、创建生态街道、创建“绿色社区”、环保知识家庭竞赛等主题活动，使生态区建设逐渐深入民心。从调查结果看，有64.32的市民对我区正在开展的生态区建设活动表示了解或基本了解，20.54的市民表示听说过，但具体情况不太了解，有15.15的市民表示不了解。
3、市民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评价。在“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和“当前环保宣传力度”两个问题上，市民的满意率分别为76.76和65.47，市民普遍对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但也有7.16的市民提出当前政府在环保宣传工作方面脱离实际，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
二、市民对我区环境污染状况的评价
1、大气污染——老百姓最头疼的问题。在被问及“目前我区污染较重的问题有哪些？（按污染程度依次选择）”时，53.74的市民认为大气污染是各类污染源中的“第一杀手”，次选比例也达到15.63。其中机动车尾气和工业废气污染最为严重，分别占大气污染的48.71和30.3，道路扬尘、饭店油烟等也是市民反映较多的问题，仙林社区一些居民对无证摊贩的煤烟污染表示强烈不满，要求环保、城管等部门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
2、工业废水和白色污染——影响城市环境两大公害。市民反映的其他污染较重的问题依次是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噪声污染，首选比例分别为18.5、17.84、9.91，少数市民还特别提到了琉璃幕墙的光污染问题。调查显示，市民认为最严重的水污染是工业废水，比重高达54.3，其次是河道源头污染，占32.17，家庭排放污水及其他占13.52。在固体废弃物污染中，有47.58的市民认为最严重的是塑料包装、容器的泛滥，28.02的市民认为是生活垃圾不能得到及时处理，还有22.38的市民认为是废旧电池、电瓶未能有效回收。
3、噪声污染——市民关注的焦点。由于环保、行政执法等部门采取夜间噪声监测，控制施工建筑噪音，加大降噪材料投入等有效措
施，市民在此次调查中普遍反映“这两年耳根清静了许多”，所以有53.47的市民将噪音放在各类污染中的最后一位，但其受关注程度却
大大超出预期想象。（见下图）
三、市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保护环境需要政府的决策行动，更多的是需要全民的参与。此次调查发现，我区开展的打造“绿色城区”活动，扩大了环保声势，宣传了环保知识，市民环保意识得到明显增强。
有49.8的市民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者间支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37.89的市民认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关键是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还有8.79的市民则认为要以经济建设为先。
有59.67的市民表示愿意参加义务环境监督管理和相关的联席会、听证会，希望通过这些形式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显示了很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其中高学历人群参与热情尤为强烈。有27.03的市民表示无所谓，还有13.31的市民不愿意参加。
有67.16的市民明确表示若提供机会则愿意植树，绿化意识普遍较好。但由于现实中真正的机会不多，市民希望有关部门包括相关社会团体能够多提供机会，以调动公众的绿化积极性。
有45.36的市民在餐馆就餐时会使用餐馆的消毒餐具，同时让我们惊喜的是有32.7的市民愿意就餐时自己携带餐具，有21.94的市民选择使用一次性木筷。一些小餐馆由于顾客量小，从成本考虑而放弃使用多次消毒餐具，加上坚决拒绝一次性木筷的顾客并不多，造成了“店家购买，顾客使用”的恶性循环。
有67.86的市民完全支持对出租车、公交车进行“油改气手术”，希望大力发展绿色交通。有8.88的市民持不支持态度，认为只要维持现状即可，一则因为“油改气手术”费用太高，二则如果配套改革跟不上，比如加气站不足，很容易造成交通瘫痪。
四、市民的期望及意见建议
本次调查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收集到许多有关生态区建设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建议、意见，这些意见建议饱含了广大市民对我区的深切热爱之情，也表达出对“绿色城市、居住天堂”的追求与向往。
1、最希望居住的社区是花园式社区。调查显示，40.54的市民最希望其所居住的社区创建成花园式社区。35.76的市民最希望其所居住的社区创建成安静社区，其中以朝晖街道塘南、华联社区，长庆街道吴牙社区以及天水街道环北新村社区呼声最为强烈。16.84的市民最希望其所居住的社区创建成油烟达标社区，其中武林街道的中北、仙林社区支持率最高。6.86的市民最希望其所居住的社区创建成无违章建筑社区，潮鸣街道东河社区和朝晖街道虹园社区的居民对此反映相对较多。
2、最感兴趣的活动是社区绿地保护行动。在被问及“您认为我区的环保工作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时，市民对“城市绿化”、“污染防治”、“环保投入”、“严格执法”等选项的点击率都比较高，分别占53.31、50.62、49.38、46.07。在众多环保宣传教育活动中，有46.28的市民选择了与人居环境密切相关社区绿地保护行动，45.87的市民钟爱于生态考察，42.56的市民希望参观污水、垃圾的处理过程，41.74的市民则对垃圾分类回收活动很感兴趣。
3、调查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见、建议。
（1）长庆街道吴牙社区居民提出，①住宅小区的污水及路面破损后造成的积水对环境造成影响，低洼处要填平。②居民住宅区生活垃圾处理还有盲点、死角，社区要作为卫生的重要问题来抓。③对城市污水管理出口进行清查，严防污水流入住宅区造成污染。④实行环保责任制，做好垃圾分装和废旧电池回收（特别是电瓶车的电瓶应定期实行回收）。⑤要求解决小区汽车废气污染问题。⑥加强环保执法力度，开展环保志愿活动，加强生态区建设的科普知识宣传，持之以恒，在中小学开展生态建设知识教育，从娃娃抓起。
（2）朝晖街道虹园社区居民提出，运河两岸的环境整治需要长效管理。
（3）朝晖街道华联社区居民提出，要在充分分析生态系统的支撑能力及瓶颈的基础上，编制一份能充分体现城区特色，探索创新，规划理念领先，操作性强的生态区建设规划。以景观生态建设为突破口，提升城市品位。建设生态型的中央商务区，坚持以人为本，营造人文生态环境。
（4）朝晖街道塘南社区居民提出，可以学一学东南亚的做法，以法律为后盾，用强制措施保证自然人、法人的行为符合环保要求，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脱离这个前提说环保等于空话一句。
（5）天水街道灯芯巷社区居民提出，①应控制玻璃幕墙，减少光污染。②加强执法力度，马路上经常能看到冒黑烟的助动车、公交车，尾气污染厉害。
（6）天水街道环北新村社区居民提出，①目前电瓶车已大量投入使用，而一年后的废电瓶回收再利用却没有跟上，希望早日有地方可回收利用。②加大宣传力度，使每一个市民都能提高环保意识，政府要多创造必要条件（如植树、绿化），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③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投入较少，如果环保基础设施长期跟不上，要从根本上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是不可能的。
（7）石桥镇灯塔社区居民提出，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将住宅区、生态区和工业园区明显分开来。
2010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开始进入到政府的工作议程。而市民化作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过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市民化的背后存在着不同主体的利益博弈和冲突，如果不能有效地化解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强制性地从上而下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有可能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抑或加大其市民化后的社会风险。本文从利益相关者主体的角度分析不同利益主体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行为逻辑，因为只有搞清楚不同利益主体在市民化过程中的行为逻辑才能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确定合理的市民化路径，否则乱开药方，损害新生代农民工利益。
一、整体利益的宏观逻辑：中央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行为逻辑
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等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行为逻辑。为何要实现市民化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诉求影响着他们的行为逻辑。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中央在考虑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时依从的是整体的宏观逻辑，即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于推进城乡一体化、扩大内需以及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各种权益有着重要的意义。
1.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手段。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城市，城镇化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要想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的良性互动，就必须减少农村人口的总量，实现部分农民的市民化。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事实、对城市无限的向往以及对农村情感的逐渐疏远决定了其市民化是一个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扩大内需的需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障碍。在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大马车中，出口严重受阻，外部的经济环境不佳，我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从依赖出口转向扩大内需。而新生代农民工巨大的消费潜力，决定了其市民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据测算，如果每年有1000万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实现市民化，完整享受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将使我国经济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
3.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利益的重要方式。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缺失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权益严重缺失。而在现有的城乡二元分割体系下，要想维护其权益必须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使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
从中央的角度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扩大内需以及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利益的重要方式，因此中央政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态度相对来说比较积极。但是中央政府理想中市民化政策目标的实现却不是由中央政府单独决定的，一系列效果的显现仍然需要关注相关政策的配套及其执行者地方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态度及行为逻辑。
二、区域利益的中观逻辑：地方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行为逻辑
相对于中央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积极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逻辑不同，地方政府在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其态度则显得相对消极。地方政府侧重的是地区利益的中观逻辑，地方政府在考虑全面接受还是排斥抑或继续坚持现状等都与其在市民化过程中的利益选择密切相关，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是区域化利益的中观逻辑。因此地方政府从保护本区域利益和个人政绩的角度，更倾向于对新生代农民工采取经济上的接纳和制度性的排斥，即对那些有着足够经济能力的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了其社会管理的难度等。
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增加地方政府的经济负担。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地方政府造成的直接压力就是经济支出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并不是实现其身份的变化，而是居住的市民化、社会保障的市民化、劳动就业的市民化、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的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应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后需要享受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的提供基本上都是由地方政府负担，在经济发展仍然作为地方政府官员主要考核指标的绩效评价体系下，地方政府首先需要考虑的并不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措施。如果要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实现市民化，一系列公共服务的提供就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按照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测算，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需支付社会总成本约2.5万元，2亿农民工及其子女市民化，需要支付社会总成本约5万亿元。如果没有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这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态度。
2.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直接加大了社会风险管理的难度。地方政府经济成本的支出是一个显性的支出，而社会管理成本的支出却是一个巨大的隐性支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直接增加了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难度。特别是在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分化不断显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多元化的背景下，如果不能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后一系列公共服务需求，就有可能造成地方社会的不稳定，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比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后将要面临着强烈的阶层分化与冲突的风险。如果没有有效的风险化解机制减弱社会分化以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仍然难以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归属感。而且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后如何有效缓解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所带来的治安、交通、环境卫生、计划生育等压力，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处理不好还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而这一系列市民化后的风险都由地方政府负责，这就可能弱化其对市民化的积极态度。而且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不断的经济竞争导致其更加的注重经济利益，而城市化后可能导致的社会管理矛盾以及经济支出的风险使得任何一个理性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大范围的市民化。
一、培养阶段
在很多国内旅游城市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被问及当地的旅游资源和去处，当地市民大多仅能给出一两项最具代表性的，甚至给出“没什么好玩的”之类消极回应。这一方面说明政府部门在面向当地市民构建信息平台、营销传递等方面仍大有可为。另一方面，说明当地旅游企业，特别是有门票门槛的旅游景区等与当地市民之间存在着“对立”。即旅游企业在占用当地公共资源时，是否能给予当地市民足够的反哺，也是影响市民口碑优劣的重要因素。在散客日渐“横行”的今天，当地市民对游客的影响最为直接，且口碑效应不亚于媒体和客源地现场推介营销，其营销覆盖面还将极大扩展。因此，怎样将当地旅游业发展成果反哺于民，提升市民知晓度，提高市民参与度，建立市民口碑营销，成为政府和旅游部门关注的课题。
（一）创新研发模式建设工具
2013年4月，结合烟台多样、优质的旅游休闲资源，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参与、全民受惠”的原则，面向烟台当地市民发行烟台《市民休闲护照》（简称“休闲护照”），并将其列为旅游主管部门当年的重点惠民工程，作为培养阶段的主要实施工具。休闲护照首先具有旅游消费优惠功能，首批参与提供服务优惠的50多家单位，现已达70余家，提供了最低3折、平均5折的优惠，价格均低于或齐平旅行社等批发价，并以协议形式予以明确，优惠幅度、范围、力度前所未有，在各县市区均设立办理点办理纸质版休闲护照，并配套电子版护照App，方便不同习惯人群使用。持休闲护照至每家单位消费一次，总价可节省3000余元。“同游同享优惠”政策，护照持有人可携他人进行消费，同样享受优惠。优惠政策看得见、摸得着，且从以往阶段性、临时性，转变为固定化、常态化，极大提升了市民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借助休闲护照手册、特惠日活动等，打造了宣传展示烟台旅游休闲资源的新平台，引导着市民的休闲行为，营造了全民休闲氛围。
（二）信息化手段保证工具
运行顺畅按照信息化、精准化的要求，引入了双向反馈式的信息化精准营销模式，专门设计开发了休闲护照数据库管理系统。通过休闲护照的发行和使用，从办理、使用到统计、反馈等环节，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当地市民旅游者的数据库，能够精确了解其旅游行为和需求，进行全程信息监控和管理，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信息推送，时时进行信息互动，保证了全过程的精准统计和有效评估，克服了以往旅游信息服务单向、模糊宣传、针对性不强的弱点。
二、形成阶段
烟台休闲资源丰富，涵盖范围广泛，着力培育滨海度假、海洋旅游、葡萄酒休闲、黄金体验、胶东文化、鲁菜美食、农庄采摘等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在模式形成阶段，为休闲护照的发行配套了特惠日活动、媒体宣传等推广手段，通过价格杠杆，撬动当地市民的出游，市民在体验各类休闲旅游服务的同时，养成了休闲出游习惯，形成了当地市民旅游市场。从而增强了休闲意识，规范了休闲行为，提高了城市休闲品味。
（一）多角度、立体化宣传扩大覆盖面
在休闲护照的发行过程中，将其搭建成了宣传展示烟台丰富的旅游休闲资源的一个立体化的平台。除休闲护照手册内信息展示，同时配套了网站专版推广、主题活动推广、多种媒体宣传等宣传手段，新媒体的微博、微信这些双向的信息方式，打造了立体化宣传平台，将护照参与单位的信息进行全面推广。通过前期信息采集，结合护照发行和举办的各类活动，在对护照持有人消费记录跟踪的基础上，通过时时信息和定向推送，对护照持有人进行休闲行为指导，这种信息化精准营销对于培养市民休闲意识，引导市民休闲行为起到了显著作用。发行4年，护照手册及App展示受众超过60万人次，网上推广受众超过8000万人次，纸媒及电视超过3000万人次。宣传力度、范围和效果，都远超企业单独广告投入，对烟台休闲资源的宣传作用非常明显。
（二）更新、拓展优惠单位保证新鲜感
通过休闲护照的发行，除了烟台最具代表性的景区如蓬莱阁、龙口南山、张裕酒文化博物馆、烟台山等A级景区全部在列，餐饮、酒店、游船、中医理疗等闲休资源也纳入其中。为保证休闲护照的新鲜度，淘汰掉优惠政策执行不到位、服务质量不稳定的，增加优惠力度大、服务有特色、质量稳定的新的优惠单位，为休闲护照的平稳发行奠定基础。休闲护照宣传和使用的效果越来越好，更多的旅游休闲企业愿意参与其中，对于烟台休闲旅游企业和资源的梳理和培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以特惠日活动为杠杆撬动行为产生
为保证休闲护照的持续曝光，推出配套产品——休闲护照特惠日。在指定日期，以每月2-5期的频率（淡季少，旺季多），为休闲护照持有者提供超低价甚至免费的特惠，增加体验附加值，截至目前已举办200多期。同时，不断对活动进行创新升级，推出“休闲课堂”等子活动版块，寓教于游。通过每个月特惠日活动信息，为市民出游提供参考，让更多市民有机会参与到旅游中来，享受旅游，从而转变为烟台旅游的宣传员。
三、自主营销阶段
自主营销阶段，即内生性营销，实际是前两阶段的成果。通过发行和使用休闲护照，让本地市民对烟台休闲旅游资源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切实的感受，通过“口碑营销”，加强了旅游目的地的宣传营销，有更多的烟台人宣传自己家乡的旅游资源。
（一）推动了“烟台人游烟台”
旅游经济不仅是“门票经济”，更是人气经济。在发达国家，景区门票收入所占比例还不到旅游综合收入的20%。尽管目前国内不少旅游景点“涨声一片”，但实际上，旅游带来的内需拉动效应远不止于门票收入。推出休闲护照，降低“门槛”吸引客人，看似门票收入减少，但可以在食、住、购、娱等旅游要素的开发上，大做文章，直接带动整个产业链条的全面繁荣。休闲护照不仅给本地市民带来实惠，也为护照提供服务优惠单位创造更多机遇。
（二）拉动旅游产业经济增长
自发行以来，休闲护照办理数量超过20万份，持休闲护照消费人次超过60万人次，有效提升了烟台休闲旅游城市形象，拉动旅游业发展。另一方面，拉动了淡季旅游休闲市场。作为北方旅游城市，烟台同样存在淡旺季分明的特点。特别是景区，经常面临旺季游客接待不了，淡季门可罗雀的问题。休闲护照在五一、国庆黄金周等旅游旺季的使用有一定限制，而在淡季给予更优惠价格，促使当地市民在淡季出游，对景区的客流量起到“削峰填谷”的调节作用，实现了“淡季不淡”。
（三）兼得社会效益双丰收
休闲护照发行后，凭借“花十元省几千”这一巨大的优惠杠杆，取得了发行期不到3个月时间发行量即突破6万份的优异成绩，让旅游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百姓愿意消费的、能消费起的常规休闲品。同时，通过休闲护照这一互动的网络平台作用，市民按照护照索引内容，来检索烟台的旅游信息及相关网站，参加旅游微博、微信等互动，让市民更多的了解烟台的旅游资源，培养休闲意识，参与其中广泛地宣传，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烟台休闲、消费，从而更加广泛的拉动烟台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强化烟台休闲城市品牌，取得了社会效益的兼顾。休闲护照先后荣获了国家、省、市三级的多次荣誉称号及奖励。
（四）内生性营销模式建立
一、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在犯罪预防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一）解决了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的制度原因，实现了从刑事司法的惩罚性转移到公共政策的正义性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城市的外来人口曾经一度成为犯罪的主力军。在当时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很多专家学者都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城乡二元身份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农民工犯罪高发的根本制度性原因。在以后的十多年间，由于历史传统和政府财政等诸多原因，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几乎都没有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①张家港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通过详细易懂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积分管理手段，逐步实现新市民与张家港市户籍居民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妇女儿童权益、住房保障、社会救助等方面基本享有同等待遇，从根本上解决了由于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身份制度和不甚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给城市外来人口所带来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待遇问题，从而使新市民真正能够融入张家港的生活，实现安居乐业。我国传统的犯罪预防模式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犯罪预防主要采取消极性策略，大多是从打击、惩罚、控制、恐惧等有关犯罪的诱因和社会秩序等方面进行研究，而不是对社会正义、授予权利、包容和投入这些建立在积极的社会政策之上的问题进行研究。而张家港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积极的社会政策，它弱化了对刑事司法的惩罚性效果的过分关注，而代之以对社会公正、社会保护和社会管理等的关注，通过一项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公共政策来达到有效减少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的效果。当然，笔者相信预防和减少犯罪只是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为整个张家港市所带来了诸多社会成效之一。（二）倡导了一种价值评判体系，加强了新市民之间的关注度、紧密性以及集体和社会意识价值评判，又称社会价值观，是指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用来评价和判断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是否合乎社会目标与社会要求的准则。新市民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他们并没有一套共同的正确的价值评判体系。而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以简单的加减分以及分值的多少直观地告诉他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光荣的，什么是可耻的，从而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清晰的价值评判体系。而当新市民从积分管理制度中获益，换句话说从这个价值评判体系中获益之后，他们又会更加认同这一价值评判体系。而一个明确的价值评判体系，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相当强的指导性与约束性，其犯罪预防的效果也就显而易见。分清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为基调的研究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重要贡献。她认为以道德为绝对标准，以启发良知的文化是罪感文化。罪感文化靠内心的服罪来行善。在罪感文化中，犯罪感仅仅是犯罪行为人个人的。而在耻感文化中，犯罪越轨行为则是集体的耻辱。耻感文化是靠外部约束力的文化，人们对估计会引起罪恶感的行为感到耻辱。这种耻辱感不会因为忏悔或服罪而消失，因而其约束力强烈而持久。耻感文化是要求有旁观者的，因此它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和密切的社会联系之上的。在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当个人以一种原子的状态存在时，耻感是很难起作用的。只有具有强烈的集体或社会意识，个体的越轨行为才会使其中的每个成员蒙上耻辱感，因而受到集体的排斥，成为预防成员的越轨行为的有力武器。城市外来人口或者说农民工来到一座城市之后，其脱离了原来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关系，直接从现代农村家族这种群体本位的社会结构中被弹射出来。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城市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不再是亲情宗法，而是商品和货币。在这种背景下，外来人口或者说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更多的是一种原子式的存在。而在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实施以后，通过个人的努力使解决配偶和子女的入户、入医、入学成为可能，那么势必有更多的人会选择把配偶和子女接到张家港一起生活，再加上父母的行为可以直接影响到子女的入学和入医问题，因此家庭成员之间势必会更加关注对方的行为，那么家庭就成为耻感文化发挥作用的最小的集体。此外，新市民积分管理中的排名和公示制度，必然会引起新市民对于自己家庭以外的尤其是和自己条件状况相当的人的行为的关注，这又势必会加强新市民之间的关注度和紧密性。著名犯罪学家赫希（Hirschi）在其名著《犯罪原因》中就曾提出，社会个体犯罪行为的发生与否，与其同周围社会结合的状态密切相关，犯罪行为产生于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减弱或破裂时，如果一个人并不关心其他人的希望和期待，那么在此意义上他不受规范的约束，也更易于从事犯罪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使个人更加关注他人的希望和期待，避免给家庭带来耻辱成为新市民在做每一个行为选择时必须首要考虑的。（三）引导城市外来人口（农民工）重返公共利益领域，从而为社区犯罪预防策略奠定基础根据英国学者比尔·乔顿的观点，国家社会关系的不断退化要归因于贫困者与主要公共利益之间的通道被阻断，主要的社会权力运行系统对于贫困者而言是不公平的。既然贫困者被排除在社会之外，那么就需要引导他们重返所谓的“公共利益”的领域，通过部分的为贫困者提供基本的生活收入，来为社区预防犯罪和恢复社会正义奠定基础。乔顿还提出，两种完全对立的社区开始出现，其分别称之为“命运型社区”和“选择型社区”。选择型社区所特别关注的是其中每一个作为个体的家庭的发展，通过相应策略以创建并维持一个舒适、安全、便捷、健康、高贵的私人生活环境，以保证其生活安全。而命运型社区在共同的命运中必将形成长期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因其很少有搬家的机会，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很好的医疗保障，没有一份有着体面收入的正常工作，更无法接触到社会的主流文化，有共同的高度危险的生活方式，如非正常的经济活动、犯罪、吸毒等。[2]城市外来人口或者说农民工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无疑更多的属于贫困者的范畴。他们很多人往往干着城市中最脏最累的活，却拿着城市中最为微博的收入。他们与公共利益之间的通道有着重重阻碍，社会的主要权力运行系统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不公平的。由于自身经济的拮据以及城市的排外性，他们往往聚居在城乡结合部，慢慢形成一个“命运型社区”。而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实施以后，新市民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获得同城化待遇和均等化服务，张家港市级财政在新市民入学入医方面提供的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又使他们在社会再分配领域获得了更为平等的待遇。换句话说，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引导了城市外来人口重返社会公共利益领域。而入学、入医、入户问题的解决，为新市民搬出他们的“命运型社区”创造了更多的条件和机会。而即使仍然生活在属于他们的“命运型社区”中，由于教育和医疗保障等问题的解决，由于城市对他们的接纳和包容，他们原有的高度危险的生活方式也必然会慢慢发生改变，而整个社区的氛围将更加积极向上，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将更加紧密。而一个开放、和谐、健康的社区对于犯罪预防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在犯罪预防领域可能会存在的问题
（一）导致犯罪转换问题所谓犯罪转换主要是指通过“目标加固”将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侵害对象从此地此对象转换到彼地彼对象，从而使其他地区的其他受害人蒙受侵害。犯罪学家通常对转换问题进行四重分类：一是时间转换，即侵害行为会在其他时间发生；二是空间转换，即具有某一共同目标的犯罪类型会在其他地方发生；三是战术转换，即应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实施某一犯罪；四是功能转换，即实施和最初预谋的犯罪不同类型的犯罪。张家港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实施以后，可能导致的犯罪转换问题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空间转换；另一类是功能转换。首先，我们来看空间转换。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实施以后，由于张家港的包容和接纳，城市外来人口（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解决他们本人或配偶或子女的入户、入医和入学问题，换句话说，他们有可能会成为真正的张家港人，从而对张家港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面对张家港的如此“深情厚谊”，那些原本准备在张家港作案的城市外来人口或者说农民工可能从情感上来说就不愿意再在张家港作案。此外，由于实施了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整个张家港会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城市氛围，新市民之间的相互关注度也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结合程度也会大大增强，这些都会在无形中大幅提高犯罪预防的效果。因此这些人即使依然企图选择在张家港作案，但他们得手的机会会大大降低。综合以上两点考虑，那些原本准备在张家港作案的人从方便和成本角度考虑他们可能会选择其他临近城市。也就是说，张家港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实施以后，可能会引起张家港临近城市犯罪率的提升。其次，我们来看功能转换。众所周知，城市外来人口（农民工）犯罪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就是侵财犯罪。张家港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实施以后，由于有助于解决配偶及子女的入医、入学问题，因此很多人会选择把配偶和子女接到张家港一起生活。这就解决了因为囊中羞涩无颜回老家见家人而铤而走险去实施侵财行为的犯罪动机问题。此外，由于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医疗保险的问题，从而减轻了城市外来人口（农民工）的经济负担，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们去实施侵财犯罪的可能性。然而，在侵财犯罪可能会降低的同时，另一类犯罪可能会有大幅提高的可能，那就是制售假证犯罪。虽然《暂行办法》对弄虚作假的行为有着严厉的惩戒措施，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很多人还是可能会铤而走险，而这势必会促使制售假证行业的“蓬勃发展”。见到这一行业有利可图，再加上这类犯罪不像杀人放火这类犯罪如此众所周知，因此法制观念相对薄弱的城市外来人口（农民工）可能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从而使制售假证犯罪的犯罪比例大幅上升。（二）公共资源的有限可能会引起新老市民之间的矛盾，从而催生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能够顺利实施，张家港市巨大的财政支持是功不可没的。虽然张家港的经济实力很强，但是总体的公共资源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当前我国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正处于短缺的阶段，也就是说这块原本仅属于老市民的蛋糕本来就不大，味道也不甚美味，现在又要让新市民给切去一块，因此政府如果处理不当，势必会引起老市民的不满。以前可能是新市民对老市民存有一种莫名的嫉妒和仇恨心理，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实施以后可能会引起部分老市民对新市民的不满情绪。尤其是一些收入较低，生活比较困难的老市民，他们原本就对社会有着诸多不满，觉得他们的利益诉求很难被政府关涉到，如若其中有个别情绪特别激动，借端生事的话，很容易形成，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动荡和不安。因此，张家港市政府应该高度关注新老市民的相处问题，既要关注新市民的诉求，也要做好老市民的思想工作，要让老市民知道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的实施对于整个张家港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利大于弊，而不能让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催生剂和导火索。（三）参与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的机构太过单一，对于犯罪预防的长期效果是不利的如果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看，张家港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是一项典型的多机构协作犯罪预防模式。从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的管理主体来看，张家港市新市民事务中心是以警察为班底，计生、人社、司法等部门人员为补充的正科级单独建制的事业单位。从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的实施过程来看，它需要公安局、教育局、司法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房产管理中心等多个部门的鼎力配合。因此，它确实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多机构协作模式。但是从机构性质来看，就显得十分单一，都是政府组织。从国外多年的成功经验来看，多机构协作犯罪预防模式要取得成功，不仅要有政府组织的参与，也要有公民自治组织的参与，甚至还可以有营利性组织的参与。根据笔者调研的情况，张家港市新市民事务中心确实是大力推行自主化管理的，在他们的倡导下张家港在全省率先成立了“新市民共进协会”和“住房出租管理协会”两个自治组织，希望构建“政会互融”的新模式。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两个组织并没有能够在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此外，营利性组织的介入也可以借鉴，例如在入医问题中可以尝试和保险公司的合作，这同时也可以减轻政府的部分负担。作为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的管理主体，张家港市新市民事务中心的警方主导性地位相当明显，这从它的人员构成就可见一斑。新市民事务中心的主任是由当地公安局的一名副局长兼任，专职负责中心的全面工作，此外21名警察专门从事此项工作。新市民事务中心如此浓烈的警察色彩，一方面和我国的传统有关，因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公安机关的职责；另一方面它对于新市民事务中心工作的顺利展开以及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的有效推进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浓烈的警察色彩与新市民事务中心所追求的纯粹的服务型职能严重不符。此外，在警方关于犯罪预防的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古典主义犯罪学派的传统，这种犯罪控制模式既强调事先威慑，也强调事后制裁，而这与当前流行和倡导的福利性政策、社区政策以及重建公共领域等犯罪预防模式是不甚符合的。因此，如果把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看作是一个犯罪预防政策，而警方长期在其中发挥一种主导型作用的话，那么对于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的犯罪预防的长期效果势必是不利的。因此笔者建议，张家港市新市民事务中心在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已经走上正轨的前提下，可以尝试慢慢脱离浓厚的警察色彩，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纯粹为新市民提供服务的组织。当然，在业务范畴内双方依然可以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从而有利于双方工作的顺利开展。
作者：李甜甜单位：江苏警官学院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市民化;城乡统筹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工正在经历着从老一代向新生代的转换。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时代背景、成长环境与老一代农民工有着显然的不同,他们在特殊环境下的心理、情感和诉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但对他们自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将对我国城市化进程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何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切入点,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框架,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及特征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双重转型而出现的特殊群体,本质上是中国二元经济社会体制与现代化进程相冲突的产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催生了两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后出来打工的农民。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80后、90后出生的农家孩子,随着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外向度大幅提高而外出打工。“新生代农民工”――上世纪80后、90后的农民工有近1亿人,约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0%。他们将逐渐取代第一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他们的自身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环境的不同,使他们具有了一些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特征。
1.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机和目标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寻求发展”是其主要动机,“成为城里人”是其主要目标。大多数学者认为,第一代农民外出打工乃是迫于生存的压力,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缓解生存压力而对经济目标的追求构成了其行为选择的本质意义。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进城的追求已全然不同。研究发现,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将外出打工看作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并借此来谋求非农职业转化。2007年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27.4%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1]
2.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面临的就业环境更加复杂。首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科技的力量越来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所以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移是我国适应世界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必然趋势。青年一代农民工虽然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已经有很大的提高,大多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8.92年。[2]但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对劳动力的更高要求,新生代农民工显然不能适应。其次,目前我国高端产业发展严重不足,难以吸纳较多高端人才,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和老一代农民工竞争岗位,还要和大学生在一些低端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等行业竞争岗位。因此,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更严峻的就业环境,需要多次培训或者就业,才能适应当前就业形势的客观要求。
3.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有了朴素的平等和民主观念,对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差距现象不认同。老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是生计型的就业,所以只要是能挣着钱什么苦都能吃,来自城市社会的歧视和很多门槛,他们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生代农民工处在更加开放的社会,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他们已不仅仅追求生存权,把平等权看得比生存权更重要,对公平有很高的期待,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06年对内地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研究的情况显示,80%以上的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关注劳动法规,表达了他们对自身的劳动权利和依法应当享有的劳动保障非常敏感;六成以上关注社会保障,说明他们不再认为保障是“城里人的专利”;三成以上特别关注子女教育问题,则表明他们对平等教育权利的期待。[3]
4.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严重的归宿困惑,是“无根的一代”。第一代农民工到城市打工,多数人只把自己当着城市的过客,他们心底里的真正归属依然是家乡的农村,金融危机后,老一代农民工很多返回家乡,回到他们原本眷恋的土地上。而新生代农民工却成为回不去的一代,他们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对农业、农村、农民等并不熟悉。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而且,很多人在农村并未分得承包田,是无地农民。第一代农民工心中的“温暖家园”,在他们的心目中却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但融入城市,他们很难逾越横在面前的制度、文化的藩篱。他们因此游走在城乡边缘,变成了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人。
以上两代农民工之间的明显差异,迫切需要社会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扎根城市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须市民化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为我们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和切入点,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构建城乡健康发展的制度架构,有利于我们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
二、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切入点促进我国城乡统筹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党和国家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突破。通过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构建农民工公平迁移的全新平台,是联动解决城市与乡村发展一系列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借助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4]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人口市民化与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是 “三位一体”的整体推进过程。在我国,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的阻碍,这个过程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民转化为农民工,这个过程已无障碍;第二步是农民工在社会属性各个方面真正转变为城市市民,最终实现农民市民化,目前这个过程的进展步履维艰。农民工进城受到不公平的社会待遇,城市对农民工来说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按博拉尼的看法,城市化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相互嵌入。而中国农民工在成为城市化主要推动力的同时,却没有获得像市民一样生活的权利,这些人群仍然处于一只脚在打工的城市,另一只脚在农村老家的状态,成为游离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两栖人口”。并没有真实地“嵌入”到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不但生活上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在心理上也对城市没有归属感。因此,中国的城市化是处于“半城市化”的状态。[5]“半城市化”的农民工的长期存在导致中国城市和乡村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不断积累。
1.使我国扩大内需和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限制了经济发展。(1)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将越来越依赖国内消费的拉动,而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不足。据专家估计,我国内需不足的很大原因是农村消费不足。仅以 2007 年为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9210 亿元,县以下零售额仅 14146.3 亿元。广大的农村地区仅为城市消费的 1/4 左右,而农村人口却是城镇人口的 1.23 倍。[6]虽然农民工可以居住在城市,像城市人一样就业和生产,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本身很低,他们不能享受全部城市公共服务,包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所以他们的消费有更多的后顾之忧。(2)农民工作为城市新增就业的主体,长期缺乏教育与培训,劳动力素质长期难以提高,不能满足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需求,致使中国城市制造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步履维艰,产业效率长期提高缓慢,各城市长期处于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竞争的状态。
2.使城乡矛盾不断积累。中国乡村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农业产业效率低下,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社会不稳定,以及农村公共服务缺乏。在四大问题中,前三大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都与农民工问题密切相关。[7]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大都是农村社会精英、青壮年,这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已经造成许多农村地区的衰败、土地撂荒,使农业效益长期下降、农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大量的青壮年农村劳力、有知识的青年农民、农村精英被城市吸纳后,在农村剩下的“留守”人口大多数是老人、 妇女与儿童,据中国农业大学一项针对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显示,“农村留守人口约8700万人,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4700万留守妇女和近2000万留守老人”。[8]“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直接关系着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以上问题的不断积累正威胁到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积极推动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在统筹城乡过程中解决城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特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转轨时期的国家,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对效率的需求, 面对2亿农民工这样一个巨大的人口群体,政府还没有能力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与政府担心无力承受其社会成本而延缓了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土地制度等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9]然而,现代化、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民工市民化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农民工市民化是我们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
随着农民工的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更是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迫切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是最迫切需要市民化的群体,如果继续拖延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将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会产生一个规模很大的缺乏归属感的人群,游离在城乡之间,很容易引发涉及面比较广泛、强度比较大的社会纠纷和冲突,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并注意解决的事情。
我们应该直面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健康发展的制度架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最好的切入点,相对于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的社会成本要小得多。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在心态和文化习俗上更接近于市民,是农民工中比较先进、比较积极的部分,解决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就是解决了农民工的主要问题。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切入点,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建立开放融通的经济社会运转体系,对于我国城乡二元壁垒的消融、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三农”问题的积极解决、人的全面现代化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建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架构
毋庸置疑,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生活最大的障碍,和第一代农民工一样,仍然是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现行的户籍制度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制度,阻碍了农民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因此,长期以来,学者和政策研究者都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抓手。然而,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实践中遭遇到的难题是,户籍制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登记制度,由户籍制度还衍生出其他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教育制度、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户籍制度的核心是户口背后所包含的福利差异。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在改变了户籍登记的归类方式或放宽了落户条件后,却发现现行的城市财政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却无法应对加大了的负担,并没有真正实行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真正统筹,做到户口与权利相统一。[10]户籍制度改革的困境,为我们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一个思路,即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涉及到城市户籍制度改革,还涉及到城市和乡村的多项制度改革。其核心是要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体系。因此,必须建立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架构。[7]
1.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居民只有在户籍所在地才能享受到普通公民能享受的福利。新生代农民工流动于城乡之间,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市民化,他们很可能被遗漏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之外。为此,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赋予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以平等的城市居民权益。要加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政策措施,把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转变为城镇居民,逐步形成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体系;当前,特别要把发展中小城镇作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出路和归宿的重点,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同时要剥离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居民权益,特别是以土地为主的多种农村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分配权,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提高农业产业效率,以此为基础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2. 构建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在城乡二元制度的背景下,我们还没有形成城乡平等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大多数城市没有把城乡劳动力资源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没有将农村劳动力纳入就业计划和劳动保障管理,对农村劳动者的就业歧视普遍存在,农村劳动者得不到平等的就业服务, 难以享有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各种就业信息、职业辅导、技能训练和小额信贷、补贴培训等就业优惠政策;农民工的权益维护和社会保障缺位,同工不同酬、工资水平低、欠薪现象多、劳动保护少、安全卫生差。[12]二元制度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等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难以逾越的门槛,并且最易直观地从中反映出不平等。因此,必须彻底取消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限制性政策,按照市场需求配置劳动力资源,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的劳动待遇如劳动收入、劳动时间、劳动合同等方面享有平等的对待,并且积极建立劳动谈判协商机制,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通过畅通的途径,来维护自身合理的劳动权利,保障他们与城市劳动者平等的地位和合法权益,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工同酬、同工同权。
3. 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是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大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很迫切的市民化意愿和极强烈的城市归属感,但他们经常面临失业、工伤、疾病等风险却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客观上使新生代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扎根于城市。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尽快建立以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增强他们融入城市的信心,消除他们和城里人不平等的思想顾虑。
4.增加教育培训机会,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户籍转变、地域转移以及职业转换只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外部特性,农民工市民化的真正内涵是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质量、社会参与等方面与城市融为一体,这有赖于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这就要求政府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建立适合新市民特点的,符合多层次需要的职业培训网,发挥农民工输出地、输入地以及相关用人单位的积极性和优势,携手合作,共同做好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工作,搞好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权益的意识。从根本上提高新市民的文化素质和在城市就业竞争的能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以应对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从而进一步提升农民工自身收入状况、改善城市生活水平。[12]
5.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营造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氛围。目前的双轨制管理模式,没有把农民工作为社区的平等元素,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改变双轨制管理模式,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统筹考虑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努力构建起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特点、满足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子女就学、公共医疗、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真正让他们融入城市、融入社区,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和谐。特别需要看到的是,廉租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尤为重要。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起码的购买大宗商品的能力,就总体而言不可能具有在城市当中安家落户的能力,即便是价格相对便宜的“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对这些人来说,也是无能为力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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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ization of New Generation Farmer Workers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ang Ruolan
Abstract: In view of Jiaozuo part traveling leisure scenic area and the resident leisure condition's investig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proposed that is advantageous in improves Jiaozuo traveling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traveling industry, strengthens the resident ow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the suggestion and the opinion.
关键词：旅游休闲 调查
Key word:Tourism and leisure Investigation
一、调研目的
以“关爱环境、健康休闲”为主题，通过对焦作市部分旅游休闲景区及公园的环境及居民休闲状况调查和了解，争取改善焦作市旅游环境，发展旅游产业。搭建政府和市民联系的纽带，力争把休闲景区建的更好，为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休闲环境。
二、调研对象和方法
1、调查对象: 月季、人民、龙源湖、缝山针、雕塑等公园的休闲市民；青天河、丹河峡谷的当地游客以及人民广场和人流量大的街道市民。
2、调查方法:
问卷调研法：通过问卷填写了解环境保护情况和市民的休闲方式、休闲场所以及对休闲景区的满意度与要求。
面谈访问法：通过面谈访问获得市民对休闲景区环保的意见与建议。
三、调研基本情况
1．环境状况
1．调查结果：共发出问卷143份，有效问卷143份
大众对目前焦作市旅游休闲景区环境的评价比较满意，但是也不容乐观，通过调查问卷反映存在的问题是30.28%的被调查人员认为景区的环境脏乱差，35.92%的人员认为服务行业人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低，景区的服务水平亟待提高。
2.大众集中反映的问题：
调查认为以下几个问题较为严重：
2.1携犬入园。在对公园的调查中，大众对此问题反映较强烈，认为公园管理不够。尤其在月季公园与人民公园中随处可见宠物在园内穿行，不仅其排泄物等对公园的环境有不良影响，而且宠物自身对游人的安全也是一种隐患。
2.2公园卫生环境不好。公园内的厕所卫生状况普遍不好，厕所内水龙头没有水，影响大家娱乐的心情。
2.3对植物的爱护不到位。随着公园的人流量的增多，公园中植物的破坏也严重，市民认为，公园的管理不严格，应树立提示牌或采取强硬的处罚措施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2.4公园内的垃圾乱仍，垃圾桶较少。也有市民反映垃圾乱扔与环保教育水平不高有关。
2.5景区人文气息不够，在景区感受不到温馨的服务。
调研中，有86.62%的市民认为政府需要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其中有34.51%的人认为很需要。政府的投入可用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用于提高旅游休闲景区的建设，包括自然环境、硬件设施及人文环境建设等；另一方面用于环保教育，引导大众在旅游休闲景区文明游玩。同时，调查中发现，51.41%的市民认为焦作市政府对焦作市旅游休闲景区环境的监督力度一般，仅有33.10%的市民认为监督力度比较强，因此政府的投入也可用于加强环境监督方面。
四、调查结果统计如下
大众集中反映的问题：
龙源湖公园：沿岸湖水有大量漂浮物，清理不及时；管理人员较少；休息场所较少，特别夏天遮阳处很少；休闲服务区较少，茶饮业等几乎没有；人文文化建设缺乏；对车辆管理不严，影响市民休闲等。
月季公园：湖水发臭，影响休闲市民的心情；休息场所如：凉亭、长廊等的数量不足；路灯太少；对人文文化的建设与保护重视不足，如：竹林七贤的雕像保护措施不够，并缺乏对其的介绍说明等。
人民公园：噪音太大；湖水有臭味：人流量大，供休闲的地方少；娱乐休闲方式较少，丰富度不高；卫生有待提高；缺少一些人文文化建设等。
雕塑公园：卫生有待提高，特别是厕所卫生太差；管理人员较少，服务欠佳；缺少一些人文文化的建设及其介绍与说明。
缝山针公园：卫生及其设施有待提高；休息场所和休闲设施较少；管理人员少，服务点较少；路标较少，对外地的游客带来不便等。
对公园的总体评价：数量少，分布不均。
青天河旅游景点：景区内管理服务人员较少，；景区内多山水，应为特殊人群设置一些特殊通道，如对年迈老人乘船设置特殊通道等；休息场所较少，公共设施不全；旅游导向不够明确等。
丹河峡谷景点：景区内的休息场所较少；服务点较少，游客买东西不便等。
五、对相关工作提出的参考意见
5.1相关部门加强管理。明确责任制，对公园的治安和宠物入园加强管理；对公园内的经营活动加以适当的管理和遏制；合理规划种植方式可以适当的遏制市民践踏植物，同时在园圃旁设置温馨提示牌；对旅游休闲区内的饮食卫生和对景区内游客的安全加以重视和关心。
5.2建立良好的制度。在旅游休闲区内放置意见本;进行走访调查,倾听民意;设立举报咨询电话。
5.3提供更多的爱心义务服务。在景区设立老人休息区；设立室内休息室;提供更多的免费导游服务;在景区内通过广播、提示牌等方式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积极环保;建立更多的人文设施,提高景区人文环境。
六、可行性策略建议
加强公园等公共休闲场所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如：严禁车辆进入；增加卫生清洁频率；增大绿化面积；增加休息场所及其设施（如增建一些凉亭，长廊，长凳等）；增加服务点，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增加青年休闲设施的投入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公园休闲等，以打造出和谐的旅游城市，为市民提供更好的休闲环境。
一、着力城市的外观景象，搞好城市的硬环境建设
城市的硬环境犹如人的容貌、衣着、自然举止，是城市的外包装，是见之有形、闻之有声、触之有觉的表层文化，是一个城市作用于人的最初步、最直接的形象，是城市文化素质在物质形态上的直观反映，让人一走进那个城市，就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为此，应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1、精心规划选址。城市硬环境建设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不可逆性。一幢楼、一条街、一座公园、一个广场建成后，很难再改变。一个历史文化景点遭破毁后，很难恢复原貌。如某市一幢大酒楼盖在了一主道的尽头，完全遮住了前面的一处山水自然风光，行走在这里的人们，目力所极之处，再没有以前的空旷、宽敞之感，多少年后这一败笔还成为市民怨声载道的话柄。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城市自身历史文脉、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进行精心规划，不能形成规划选址的败笔。如现在各地普遍兴建的市民广场，其选址就应避开居民区，否则广场上晨晚习功练舞的嘈杂声就会影响居民的休息，引起民怨。
2、创设特色景观。城市景观决定于城市形象，城市文化的硬环境建设主要通过城市景观反映出来。城市景观除了要讲究美学原理、适应时代要求、合乎大众需要外，应着力打造有个性特色的、符合各自城市的亮点、盆景。如青岛有很多红瓦尖顶的德国建筑，与青岛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已密不可分，北京、西安等城市的古建筑反映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苏州因园林闻名于世，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卢浮宫与世界名城巴黎交相辉映。有人提出，将南京定位为历史文化名城，其第一支撑点是六朝文化，包括中山陵、明故宫等；民国遗迹是其第二支撑点，包括中山陵、总统府等；其它如云锦之类的民间工艺，南京板鸭、雨花石等产品，阅江楼这样的风景名胜，秦淮河畔的名人踪迹等都应在支撑历史文化名城中占有一席之地。现在，最俗气的就是各地相互模仿，层层克隆，顺手拿来，形不成自己的鲜明特色。一处广场、一幢高楼、一个街道、一座雕塑，所到之处，所见之景，似曾相识，仿佛故地重游，毫无新鲜之感。为此，在新一轮的城市硬环境建设中，各个城市要充分借鉴历史上的优秀城市文化成果，形成自己的标志性文化建设符号，一如现在只要讲到上海就会让人自然地想起东方明珠，只要讲到大连就会让人自然地想起满眼绿色，只要讲到苏州就会让人自然地想起苏州乐园，诸如此类。我所在的这座城市——南通，被誉为世界体育冠军的摇篮，就此，应做足体育这一“蛋糕”，不妨集中一处或分散多处地竖起城市体育雕塑，甚或干脆形成体育一条街之类的特色文化，让外乡人一走进这个城市就能直观地感受到浓浓的体育情结。
3、推介节庆文化。一个城市叫得响、打得出、名声扬，除了固有的自然资源、自然因素的吸引外，在当代，尤其需要各个城市的自身竭力造势，积极对外推介。现在，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借助于举办一系列的大型活动来吸引国人及至全球人的眼球。如昆明的世博园、大连的服装节、青岛的啤酒节、西湖的狂欢节、南宁民歌艺术节等，莫不如此。拿南通来说，已相继举办了四届港口经贸洽谈会，期间两次举办《同一首歌》的大型广场演出，连续两届举办了世界大城市带发展高层论坛，还举办了首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南通博物苑百年苑庆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百年庆典、长三角协调会、全国航空运动会、旅游文化论坛等，诸如这些，对推介南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起到了很好的自我宣传作用，也对凝聚民心，增强全市人民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和激励作用。
二、着力市民的内在素质，搞好城市的软环境建设
城市的软环境建设就是要注重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与提高，把市民塑造成“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四有”新人，使人一走进那个城市就有一种“山美、水美、人更美”的无限感慨。为此，不妨做到以下几点：
1、宏扬高尚的市民精神。改革开放，忽如一夜春风，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空气，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使人们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国家的许多先进理念和文化。但同时，也不可否定，窗子大开时，伴随着春风，也难免有几只“苍蝇”一不留神跟了进来。由于城市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所以，在城市的软环境建设上，以培育高尚的市民精神为目标显得非常重要。如南通市这几年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举国瞩目的成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全市倡导“助人为乐，奉献爱心”的市民精神，通过新闻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做好事不留名的“莫文隋”（“莫问谁”的谐音）精神，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增强了全市人民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使一批又一批的莫文隋紧跟上来，又一棒接一棒地接力下去，最近又涌现出了如皋市基层邮递员十多年来在乡间小路上做好事的“爱心邮路”群体先进事迹。南通市精神文明的典型新风在全国的新闻媒体上也得到广为报道。在“十一五”开局之际，该市通过在全市市民中广泛征集后，经过筛选审评，确定了“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南通精神，无疑将形成这座城市新一轮社会各项事业大提升的冲击破。南京市通过开展“塑造新时期南京市民精神”主题教育活动，提炼出了“开放开明，诚朴诚信，博爱博雅，创业创新”的市民精神，上海市通过全市大讨论，确定了“海纳百川，服务全国，艰苦奋斗，追求卓越”的市民精神。确定并践行这些市民精神，我们的城市将在发展、建设的道路上一定会开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2、构筑健康的文化方式。套用一句老话：“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如果没有积极健康的文化状态作引导，人们在茶余饭后找不到愉情舒神的地方，紧张情绪得不到渲泄、释放的途径，那必然会滋生出诸多不良的社会丑恶现象。为什么现在有的地方迷信活动四起，赌博之风劲吹，包二奶、艾滋病、吸毒等现象见怪不怪，特别是前几年“”组织肆虐天下、贻害人间，恐怕与我们有的地方不能做到“两手都要硬”不无关系。所以，应提倡积极向上的城市文化生活。如可以在城市里成立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交谊舞等文体协会，开展大众性的全民健身活动，并适时组织观摩、交流、比赛等活动，把群众的注意力和精力引导到这些有意义的活动上来。南通市几十年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濠浜之夜”文艺演出活动，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此基础上借助于新建的市民广场有组织地开展广场文体活动，不仅使人们在炎炎夏日里有了一个兼纳凉且欣赏的好去处，还使一个个有志者、兴趣者借助于这个平台一展自己的歌喉、舞技，成为了不少市民夏日心向往之的一个重要场所，其产生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一、社会教育要强化姓“社”
“社”，指“团体或机构”，是“共同工作或生活的一种集体组织”，因此社会教育要充分强化自己姓“社”这一关键点，充分发挥各类组织的作用。《鲁皖苏浙京沪社会教育考察报告》中说道，“组织民众，实为民众教育中心目标之一，该馆现有团体组织，约有下列数种：……”由此看来，团体组织或者社会组织，对民众教育的实施至关重要。现时期推进社会教育，要利用好各类社会组织，因为其作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是社会共治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因为社会组织的成员间往往有共同的需求和兴趣爱好，内生凝聚力较强，所以要切实加强社会教育各类基层组织（如社区学院、社区教育中心、居民学校）或群众团体组织的建设、组织、培育、训练，让其在社会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组织工作人员来自社区，了解民生需求，发展各种有益的群众组织，或文艺，或健身，或读书，或生活劳作技能，不仅能够提供个性化的特色服务，也能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终身学习需要。当然，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中，要特别关注年龄层次、人群特点与需要需求，让各类群体充分加入、学习、交流，融入、展示、分享，投入、合作、创生；也要关注时间节点，用好闲暇休息休假时间段，让群众充分参与社会教育，乐在其中，醉心于团体组织的学习、活动；还要不断完善群众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建设，切实提升服务能力、治理能力、创新能力和社会互动能力，使地区社会教育致力于公益服务，促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更加有序、有力。
二、社会教育要立足于“民”
如果要问社会教育“来自谁”“为了谁”“依靠谁”，这理所当然是社区群众。社会教育服务社区群众，这是天经地义的。虽然社会群众可能是公务员、教师、工人、小商小贩……但不管是什么身份，在社区，他就是“民”，是社会教育的服务者。
这不仅在现时代，就是在《鲁皖苏浙京沪社会教育考察报告》中所述的抗战前夜也这样说。书中说道，“属于研究者有：（一）山东农民适用课本；（二）山东民间方言；（三）山东民间读物；（四）山东民间戏剧；（五）山东鼓词；（六）山东民教馆之改革等。”从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的研究，可以看出它把“民”字放在重要位置，立足“民间”，关注“民用”，加强“民教”，注重民间方言、读物、戏剧、乐曲、鼓词等的收集、整理、推广。
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民”字，正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源于民，为之民。民众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更有生命力，才能生长、生存、生发。所以，今天开展社会教育，需要立足“民”字，来之于民，高之于民，服务于民；抓住“社”字，关注社会需要，立足社会民生，反哺社会发展。书中还说道，“唯自二十五年度以后，研究生改侧重研究工作，而不主于培养人才，其研究工作，以下列五项为范围：（1）乡村建设理论；（2）县政改革；（3）地方财政；（4）乡村教育；（5）农村经济及合作。研究生得就一项或两项进行研究，于入院之初，即需认定”。此项规定，颇有定向培养的意向。
当然，委培是为了“民”，也就是乡村发展、乡村的民众教育。这种定向确有现实意义。研究生入院及定向选择了上述5项内容中的一两项进行研究，既服务了乡村建设，特别是邹平地区乡村建设的理论水平，又在研究中提升研究生乡村建设上的实践能力与理论造诣，为未来走向“民”，走向乡村，“引归于乡村工作”，实施民众教育，打下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不失一举两得之举。
这也启迪我们在当今推进社会教育过程中，只要有利于当地民众，一定要积极有效地对接高职院校、大学科研院所，可以是属地的，也可以是外地的。以项目合作为驱动，引资源、引优势、引智助教，围绕共同感兴趣的课题建设挂牌实验基地，建立社会教育研究合作联动机制；引援互助，建立合作研究联盟或共同体，开展紧密型校地结对帮扶活动，形成教育一体化“协作链”。当然，这个过程中，区域会出课题、出资源、出资金、出诚意，共同打造百姓家门口多方共赢的共享济时代的社会教育文化资源品牌。
三、社会教育要扎根于“育”
社会教育是我国社会进入现代化、城市化阶段的必然要求，既是建设学习型组织、实现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更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是教育大家庭中的一员，社会教育必须呈现独特的教育性与针对性，即以全体社会成员为服务对象，以社区为基本空间载体，采用传统教育与现代远程教育相结合的技术手段，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社会成员对教育的不同需求为内容，提高社会成员个体的综合素质，提高城市整体幸福生活质量和全社会精神文明水平。
说到社会教育的针对性，书中亦可窥一斑。“其实验主旨在运用民众教育方法以：（1）培养城市民众组织能力；（2）改善城市民众经济组织；（3）充实城市民众知识学问；（4）增进城市民众身体健康；（5）改良城市民众家事管理；（6）丰富城市民众生活意义，特别注意民众组织之健全与充实，使为改进劳苦大众生活与市镇文化建设之原动力。”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民众教育上的针对性是很强的。
“南门实验城市民众教育馆”面对的对象不同于“北夏”和“惠北”，实验项目的目标、主旨、内容、方法等不同，特别是“城市民众教育应着重于劳苦大众生活之改进与市镇文化建设之促进”。因此，作为现时代面向教育现代化建设，面对区域城市化进程，滨湖的社会教育需要认真思考，准确定位，精准发力，拿出富有实效的分层分类内容体系和实实在在的操作方式方法。
需要认真思考，思考什么？可以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身上学习，架构从区级社区学院、镇（街道）社区教育中心、村（社区）居民学校三级纵向不同责任的社会教育平台。区社区学院可依托社区教育中心，开展不同主旨与主题的社区教育研究，如太湖新城华庄、太湖、雪浪地区由乡镇转型为城市，正在成为城市核心区域，村民变为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