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5 07:29:30
生活在海河流域中不同区域的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危机，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
比如京城百姓，危机似乎是个与之无关的告诫。除了不断上调的水费与愈演愈烈的沙尘暴之外，人们并未感受到危机的来临。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缺水的艰难；也不必操心每日的污水排向何处。近年来，北京市河湖整治大有起色，水边环境与景观得以改善，湖上又见飞回的水鸟，河里重开欢乐的游船，都成了市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绿色食品虽贵，却也渐受青睐。但是，面对世上少有的这座人口千万、地位特殊、不依傍大江大河却仍在膨胀之中的超级城市，保障供水安全的巨大压力以及由此与周边地区构成的尖锐冲突，就不大被关注得到了。
要说天津市民，危机早就不是耸人听闻的传言。1981年密云水库改为专供北京城市用水，天津市饮水陷入困境。直到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通水，才结束了天津人民喝苦咸水的历史。但是，工农业发展仍靠超采地下水在维持。目前，天津地下水漏斗中心水位下降到了105m，引起的地面沉降达1—3米不等，暴雨之后，涝水难排。城市水环境虽经治理有所改善，但是周边仍在恶化之中。2000年，因大旱连年，滦河上的潘家口水库几近枯竭，国务院第6次决定引黄济津，投巨资从千里之外的黄河紧急调水4亿m3，才解了天津渴水之急。而今，市民对生态环境危机的体会，除了水少、水脏之外，又添了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市场上农产品、水产品虽然丰富，但是谁知道是不是要命的污水灌养的呢？
至于流域中的其它地区，半个世纪以来，生态环境的急剧演变，则是经历了令人由喜转忧，由忧生畏的过程。五十年代大修水库，流域中调蓄洪水的主要场所，从平原洼淀迁移到了山区；六十年展机井，地下水位开始下降，平原区大片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为流域中灌溉农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50年来，海河流域中的人口翻了一番，粮食产量却增长了近6倍。海河流域面积只有全国总面积的3.3%，人均水资源量305m3，只有全国平均值的1/7，但是人口达到1.22亿,占全国人口总数近1/10,而生产的粮食占全国1/10，人均粮食还高出了全国的平均水平[1]；同时，还要支撑起北京、天津这样急剧扩展的超级城市。流域固有生态系统的平衡，必不可免，也是无所顾忌地被打破了。
就在人们为发展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为巩固与扩大发展而不遗余力时，流域中生态环境恶化的危机不期而至。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湖泊干涸、湿地萎缩，水土流失、沙尘暴肆虐，地下水过度超采，几近枯竭，并引起了地面沉陷、海水入侵等严重问题，对流域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对于流域中、东部与滨海平原区中生活的居民来说，生态环境的危机，已是威胁生存，而单凭自身又无力摆脱的困境。
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危机与流域内人类活动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人看到了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先后赶超发达国家的历程。他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产生了严重的水问题。但是，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的水平之后，就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提供了较强的实力。但是，海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已经处于危机的状态，而人均GDP尚不足1千美元，这就迫使我们要因地制宜地探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环境改善之路。
目前，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危机仍然处于激化的过程中，局部有所改善而总体继续恶化，且区域间的冲突加剧。本文从深入探讨危机的成因入手，提出流域治水方略调整的阶段性目标，与生态环境恢复的若干模式，建议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研究课题。
二、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症状
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分析,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症状主要表现为：
（1）有河皆干。根据对流域中下游5787km河道的调查统计，常年有水的河段仅占16%；常年断流（断流时间超过300天）的河段高达45%；有河皆干，不仅使平原地区失去地表水源与地下水的补给源，而且干涸的河床成了风沙的源头，积留在河道内的垃圾与污染物也成了地下水的污染源；
（2）有水皆污。流域中87%的污水未经处理就排入了河流与水库。全流域9951km的水质评价河长中，受到污染的河长（水质劣于Ⅲ类）达75%，其中严重污染（V类和超V类）的河长高达65%；水库、湖泊甚至地下水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水灌溉、养殖已达到了威胁人体健康的地步；污水排海已对渤海湾的渔业资源带来了灭绝性的打击。
（3）湖泊干涸、湿地萎缩。20世纪50年代流域中湿地面积9000km2，世纪末湿地面积与水库面积总和只有3852km2，湿地面积减少了57%。
（4）地下水几近枯竭。目前，地下水年开采量达243亿m3，超采65亿m3，其中浅层超采24亿m3，深层超采41亿m3。从50年代以来，已经累计超采地下水近900亿，形成了9万km的超采区，和10多个大面积的地下水漏斗区。90年代末，深层地下水已形成整体联片的地下水位下降区，面积达5.6万km2。目前开采的含水层（组），将在10—15年内疏干，有3000万人生活的地区将面临地下水资源枯竭的危险。超采地下水还引起了地面沉陷、海水入侵等严重的问题。
（5）水土流失。海河流域山区面积约占流域面积得60%，地形起伏大，土层浅薄，植被稀少，森林覆盖率仅有10.4%，水土流失面积为10.6万km2，约占流域面积的1/3。水土流失成为海河流域土地退化、土壤沙质化、山地石质化的主要根源，可使原本人多地少的海河流域，进一步丧失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同时还加速河床、水库的淤积，加剧沙尘暴的肆虐。
以上介绍表明，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各种症状都是以水为主体，或者说，水是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核心要素。正因为如此，这场危机又被称之为海河流域的“水生态危机”。
自然界中，不同区域所形成的不同的生态系统，是由当地占优势的地理气候环境所决定的，并仅能适应环境要素一定幅度的变化。受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的影响，区域的环境要素处于不同程度的变化状态，因此，生态系统也总是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当环境中某个或某些不稳定因素的变幅或变速超过一定限度时，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会因受到强烈的冲击而紊乱，甚至发展到局部或整体的崩溃并威胁到系统自身的安全，即系统处于了危机的状态。要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态或重构系统新的平衡，就必须要准确把握系统危机的成因。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成因分析需要从自然与人为两方面进行探讨。
三、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自然成因
一般而言，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生态系统，适应性较强，但是生产力较低；反之，生产力较高的生态系统对环境平稳性的要求较高，对气候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较弱，或者说，是较为脆弱的生态系统。
历史上黄河北流的自然作用与京杭运河修建的人为影响，形成了海河流域诸多河流汇聚天津入海的局面。平原上大量的湖泊洼淀，是调蓄洪水的主要场所。这种环境下形成的生态系统，对海河流域的气候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与自我恢复能力。但是，这一生态系统的产出较低。历史上，海河流域的人口比今天要少得多，但是一直需要依赖南粮北运，才能保证京京畿重地的供给。
海河流域生态系统的灾难性威胁，首先是来自于不稳定的气候环境。我国东部地区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降雨具有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变幅很大的特点。而海河流域处于半湿润的过度地带，大旱大涝、连旱连涝、旱涝交替伴生的现象更为显著。历史文献中常用“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和“一片，灭顶之灾”一类的词语来描绘大旱、大涝后的情景。例如明崇祯十年至十五年（1637—1642），连年大旱，“河北九河俱干，白洋淀涸，淀竭、河涸现象遍及各地，人相食的现象频频发生”。遭受一次严重的水旱灾害，数以万计的灾民会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灾区往往需要多年时间才能恢复到灾前的水平，同时水生、陆生的动植物种群也会濒临绝境。
可见，大旱大涝、连旱连涝的自然灾害一旦发生，不仅对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而且对于仅能适应气候环境一定变幅的自然生态系统，亦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海河流域持续大旱，白洋淀干涸7年，若不是依靠古人所不具有的筑库拦洪、机井抽水的能力，历史上华北平原赤地千里的惨景必定重演，社会经济与生态系统整体上会受到更为灾难性的打击。
除了年内年际间的旱涝变化之外，较长时间尺度的地球温暖化趋向也对海河流域产生了影响。地球气候在我国隋唐年间有过一个偏暖期，随后长期偏冷，直到19世纪后半叶，再次出现增暖的趋势，并在地球上部分地区带来降雨量总体趋减的干旱化问题。在总体转暖的过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气温一度下降，在全球曾引起小冰期来临的恐慌；到七十年代后期，气温再度转升，全球温暖化受到日益普遍的关注。我国东部地区近百年来也呈干旱化的趋势，“这种干旱化趋势与全球增暖有一定的联系。东部干旱最突出的是华北地区”。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河流域呈现用水量增加而降水量总体上下降的趋势，加之人口翻番，人均水资源量从700多m3降到305m3。为支撑社会经济发展而持续增加的用水量，主要是不断挤占流域中生态环境用水的结果，使得保障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构成了尖锐的矛盾。
显然，资源型缺水是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自然原因。这一认识表明，①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海河流域固有生态系统的平衡必然要被打破。由于流域固有的“自然环境”，既无力支撑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能保障流域生态系统的安全,因此，生态环境的恢复，决不能以回归从前的“平衡态”为目标，而需要发挥人类的能动力量重构新的平衡；②在重构平衡的过程中，应注重考虑增强生态系的自调节与自恢复能力，以适应多变的环境。
然而，在资源型缺水的地区，人类重构平衡的力量何在，如何把握力的作用方向与力度，如何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则需要从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人为成因作进一步的探讨。
四、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人为成因
海河流域自古就是我国人类活动强度较大的地区。流域内的生态系统，早已不是单纯的自然生态系统，而是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的混合系统。在该系统中，随着人工生态系比重的不断加大，系统总体上对环境平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脆弱性也随之加大。
因此，海河流域的发展，对水利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从历史上开运河、筑堤防，到现代建水库、挖减河、打机井，直至跨流域引水，人类需要不断规划、建造出规模更为庞大的水利工程体系，增强对水的时空分布的调控能力。对于人类来说，水利工程是将水害转化为水利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一旦疏于治水，水旱灾害就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50年来，山区水库的大量兴建，使得流域中调蓄洪水的主要场所，由下游平原搬到了上游山区。据统计，历史上淀泊总容积最大时243亿m3，几乎相当于今天海河流域1900多座水库的总库容。但是，今天，湿地与水库面积的总和只有3852km2，仅为20世纪50年代9000km2湿地面积的2/5。水面减少，可以降低流域水资源的蒸发损失，增加大量耕地面积，满足了当时以粮为纲的发展需要。其间，地下水开发能力的不断提高，为保证大旱之年夺丰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上跨流域引水的措施，也支撑起了大城市的发展与扩张。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河流域的水问题日益突出，并逐步演变为生态环境的危机。
①由于连年干旱与需水量增加，水库成为重要的供水水源。水库过度拦截基流，导致河道相继断流，河流生态系统几近毁灭，并大大减少了下游平原地下水的补给源。
②流域中大规模打井，无节制地超采地下水，使得地下水位急速下降，部分地区几近枯竭。一旦无水可抽，当前依靠超采地下水维持的经济必将遭受沉重的打击。
③在流域中污水排放量成倍增长的情况下，水污染防治不力，有河皆污，更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大量有毒有害物质沉积于流域之中，导致土壤与地下水的污染，华北平原将长期受到“尿毒症”的折磨。
④山地开发，保护治理措施不力，加剧水土流失与石质化，最终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由于人与自然之间陷入了恶性互动的状态，人类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行为，反过来威胁到了自身的福利与可持续的发展。显然，人类活动失度、失当、失控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人为原因。
从深层次上进一步探究，生态环境危机的发生，表明我们长期缺少对生态系统价值的基本认同与保护意识，缺少能够有效促进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流域水管理体制，缺少把握适度、激励自律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缺少公正、广泛的社会监督体系。在资源型缺水的海河流域中，用水浪费的现象却十分普遍，污水的处理率与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也都很低，许多转变观念、健全管理、利用成熟技术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依然严重存在。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社会腐败的风气更是庇护了部分人贪得无厌、急功近利、掠夺资源、牺牲环境的行为。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人类活动失度、失当、失控，却难以适时纠正的根源。
上个世纪中，一些起点较低、而人均GDP陆续超过了10000美元的国家（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虽然也付出了牺牲环境的代价，但是同时积累起了相对雄厚的资本，为随后大规模的环境治理奠定了经济基础。然而，在海河流域的发展模式下，生态环境已经进入了危机状态，人均GDP依然不过1000美元。这种发展模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却无力为环境的治理积累起资本。传统的水利工程体系，只是为了保障这种发展模式而规划、建设与运用，以至于会被一些人误判为造成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元凶”。
以上探讨表明，在资源型缺水的海河流域中，生态环境危机的克服，不是现行水的管理体系与管理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流域中的水利发展必须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方式的调整，海河水利自身面临着发展战略与治水方略调整的重大课题。
五、海河水利发展战略与治水方略调整的阶段性目标
海河流域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生态环境危机的发生，既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又是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动因。在这一转变中，新的平衡尚难达到，但是人与自然之间恶性互动的关系必须扭转。水利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环节，必须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与治水方略，实现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向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转变。
现代水利在其成熟的过程中，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不断提出的更高的需求，必须不断增添新的功能，突破传统观念，调整管理体制，改进技术手段，扩大投资规模。表1说明，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用水量与用水保证率大为提高，传统工程体系无力解决区域与城乡之间水资源合理配置等问题，需发展资源水利；接着，水体污染与其它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解决水质、水量统一管理等问题，形成了环境水利；其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建立安全、舒适、秀美、亲水的生活环境，诞生了景观水利。至此，现代水利的发展，还只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求。随着人们对生态系统价值观念的改变，人类认识到水利不仅要考虑人的需求，也要考虑生态系统的需求，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又发展起生态水利。
资源水利、环境水利、景观水利与生态水利，不是治水阶段的更替，而是现代水利内涵的逐步扩展与提高。每上一个台阶，都意味着在观念意识、管理体制、技术手段、投资规模等方面的突破性进展；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提高，而不是对原有基础的否定。现代水利，如果不能在各层面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就无力解决相应各层次的问题。
对比表1可知，我国现代水利的发展，欠账太多，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流域过去的水利建设，无疑为今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如今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危机，又暴露了现有水利系统应付新问题的能力不足。水利系统如果要胜任生态环境恢复的重任，必须在观念、管理、技术、资金等几方面逐步谋求实质性的突破。
海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在水利发展战略与治水方略调整目标的选择上，不宜简单划线。景观水利与生态水利的层次目前只有局部地区有能力追求，大多数地区近期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仍属于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的范畴。
六、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若干模式
在过去短短的50年中，海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态环境的危机在一些区域已经达到了威胁可持续发展的严重程度。生态环境的恢复，成为海河水利的重要使命。
在人类活动密集、资源型缺水的区域，生态环境危机的形成，往往意味着环境要素的变化超出了自然界自身能力可恢复的范畴。因此，生态环境的恢复，难以简单地通过人类活动的退缩而回复到过去的状态。根据林镇洋等（2001）的综述，生态环境的恢复有四种模式可以选择，即复育、修复、改善与再造，其特征经整理，列于表2。
针对海河流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与生态环境危机的不同表现，流域内生态环境的恢复，不可能仅仅依靠某一种形式，而是需要因地制宜选择不同的形式，或者是多种形式的综合运用。比如城市周边保护与恢复部分天然湿地，可称之为修复；而围绕南水北调工程制定海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恢复计划，就是一次重建新的平衡的再造过程。
无论是复育或修复原有的生态系统，还是改善或再造新的生态环境，首先都必须充分考虑到海河流域气候环境波动起伏大、易大旱大涝的基本特点，将保障生态系统的安全作为基本的前提。海河流域中的生态系统是依赖水利系统维护的自然与人工的混合系统。系统安全性的保障，需要从两方面考虑：①增强对生态环境的调控能力，将环境要素的变化控制在生态系统可承受的限度之内；②对生态系统进行调整，增强系统自身对环境变化的承受能力与自调节能力。以下结合三个具体方案作初步的探讨。
1、推行泛滥允许型的治水模式
海河流域各条河流在山区具有远近交替分布的特征。对于局部暴雨形成的洪水，可以通过在平原上沟通河道间的横向联系，利用河网使得洪水在平原上尽可能得以分散，增加回补地下水的机会。流域山区大量水库的兴建，使得平原地区洪水的压力有所减轻。除了重点保护区的堤防之外，一般河段的堤防，不宜再继续加高。适当允许洪水泛滥，并在面上考虑进一步的减灾措施，以控制洪水的淹没范围、最大淹没深度与淹没持续时间等，既可将灾害损失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之内，又能使地下水得到较多的回补，还可以产生滞水、冲淤、冲污、洗碱、淋盐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1996年海河南系诸河发生了1963年以来最严重的洪水。在已有防洪工程的调控下，虽然造成了一定范围的淹没损失，但是，地下水得到了明显的回升，为随后两年农业的丰收，奠定了基础。由于流域中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方面的重大变化，使得我们已经有可能考虑泛滥允许型的治水模式。
2、在蓄滞洪区部分恢复湿地
海河流域中下游平原一些蓄滞洪区，过去都是湖泊洼淀，具有调蓄洪水的功能。现在湿地大量消失，被改造成良田。随着经济的发展，今后分洪阻力与分洪风险增大，一旦分洪运用，国家补偿的负担很重。如果在蓄滞洪区中恢复部分湿地，不仅可以降低分洪阻力，减少分洪损失，减轻国家的补偿负担，而且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
海河流域中，只有大城市的排污河呈水量稳定增长的趋势，但水质很差。污水用于灌溉，生产的粮食、蔬菜，已经威胁人体健康；排入渤海湾，导致了优良鱼种的消亡。中小城镇与非点源污染完全依靠污水处理，代价太高，超出现有的经济实力。如果仅对污水作满足湿地利用的低级处理，则成本较低，然后利用湿地可对污水作进一步的降解。据调查，许多城市地区的非点污染源（磷、氮、重金属、悬浮固体、生化需氧量）可以在湿地内大量被去除（由于沉淀、植物吸收及分解），去除率可达50%—90%，有效地改进河流水质。在许多河流中，非点污染源所占的比例，高达50%以上，比点污染源还要重（郭振泰，1995）。因此，将洪水资源化与污水资源化结合起来，有望解决维持湿地的常年水源。
目前，蓄滞洪区中生活着数以万计的群众。单纯限制经济发展，蓄滞洪区群众的生活无以改善，承灾能力低下。有的靠直接引污水灌溉、养殖，长期下去必将导致蓄滞洪区生态环境的恶化。而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进，在蓄滞洪区中合理规划、建设以水库、苇地、水田、鱼塘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湿地，增设水的内循环系统，使水库存水在水库与苇地间往返流动，死水变活，改进水质，再供给水田与鱼塘，蓄滞洪区将不仅能够维持调蓄超标准洪水的机能，而且能够在平时增强抵御旱灾的能力，发挥改善、恢复生态环境的作用。达到这一目标，蓄滞洪区就有条件重点发展绿色农业、湿地经济、旅游经济等，有望创造更好的价值。
3、发展河道滩地型污水治理工程
重现河水清流，是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基本要求。然而，流域中有水皆污的问题至今仍然愈演愈烈。2000年全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比1980年增加了一倍，其中87%未经处理就排入了河流与水库。今后，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废污水的排放量会进一步增加。如果真想实现恢复河水清流的目标，单纯寄希望于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是绝对不够的。
污水，一旦进入了河道，就相当于进入了水利部门的领地。利用水系之间的沟通，水利部门目前已经在努力通过合理的调水措施，对严重污染河段的水体进行稀释、置换，控制水的污染程度。但是，在资源型缺水的海河流域，除了特殊重要的城市河段之外，这种措施无能为力。在干旱缺水的年份，即使是污水，也会被步步拦截，直接用于灌溉、养殖。为了恢复河水清流，水利部门必须突破现行观念、管理体制、技术与资金投入渠道等方面的障碍，勇于承担起污水治理的重任。
目前，海河流域中，即使排污河两岸的滩地，也被用来种植庄稼，直接引污水浇灌。长此以往，后患无穷。如果利用河道滩地发展生物-生态污水修复技术（董哲仁，2001），以高水无碍行洪为原则，低水期间，抽污水上滩，经过沉淀、植物吸收及微生物的转移、转化及降解，较清的水回流河道，循环往复，是恢复河水清流、又成本较低的办法。
七、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基础课题
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恢复，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海河水利的重任。治水思路的转变、流域水管理体制的完善，治水对策、技术的发展，水利投资渠道的拓宽等等，是实现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必要前提。传统水利虽然极大地增强了流域中调控水多水少的能力，支撑了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难以胜任流域中协调配置水资源、恢复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为了摆脱困境，必须大力加强前期基础研究，具体建议如下。
1、健全流域水管理体制。资源水利、环境水利与传统水利的一个基本的差异，在于单靠局部地区的力量，已难以解决自身的问题。过去可以筑堤保一方平安，打井供一方水源；但是在水资源合理配置与水环境恢复的问题上，区域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这就需要流域水行政管理机构从全局出发，发挥统筹兼顾的作用。流域管理追求的是系统整体的协调发展，以实现系统整体的长远的最大利益作为管理的目标，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局部地区当前的最大需求。流域管理机构的解决方案，可能是任何局部地区都不会自愿实施的方案。因此必须以立法的形式强化流域水行政管理机构的职权，大力加强流域机构自身的能力建设，使其切实能够肩负起责任，并具备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与教育等手段协调解决水问题的能力。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大形势下，如何健全流域水管理体制，以非工程手段促使工程体系的建设与应用有利于全局与长远的利益，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2、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模式。治水，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除害兴利的活动，历来就带有与自然力相抗衡的特性。传统水利，是以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为导向的。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之间基于水的平衡不断被打破。而人类的治水活动，总是试图在新的层面上，重构满足人类需求的平衡。但是，单纯依靠工程手段的治水活动，难以避免人与自然之间陷入恶性互动的关系。当人与自然的交互式作用超过一定限度时，就可能转为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或者仅满足局部地区的短期利益，而损害其他地区以至整体的长远利益。如何扭转人与自然之间恶性互动的关系，是决定流域生态环境恢复成败的关键问题。
3、增强生态系统的自调节与自适应能力。海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总趋势是系统中自然成分下降而人工成分上升，使得系统的脆弱性不断增加。面对海河流域易旱易涝的特点，只有依靠更为强大的水利工程体系来保障生态系统的安全。如何通过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方式的合理调整，增强生态系统对异常气候的自调节与自适应能力；水利建设如何有利于促进这种调整而非仅仅维系现行的发展模式，是关系到生态环境恢复的成效与代价的基本问题。
4、规范信息管理系统与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在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发展的过程中，以信息化带动水利现代化是基本的需求。没有可靠、实时、完备的信息来源与信息分析、预测技术，就难以实现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的发展目标。但是信息工程与土木工程有许多特性上的不同，如硬件淘汰快，软件需要不断更新升级等。对于土木工程，我们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规范；对于信息工程，也必须尽快建立规范化的管理制度。流域机构如何在信息系统规范化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与管理功能，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5、建立更为合理的投入机制。传统水利的投入机制，无法满足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的发展需求，其效益评价的基本准则，与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的价值观念相比，也已经显得陈旧。传统水利的投入机制不调整，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发展的必要投入就无法保证。如何为现代水利的发展建立起长期稳定、与经济发展同步按比例增长的投入机制，是早就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之上，但是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已经严重阻碍我国现代水利进程的瓶颈问题。
6、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众参与制度。生态环境恶化，是在每一个局部地区都在争取“以最小代价获得自身最大利益”的发展中爆发的。只有“受害者”才是纠正“受益者”不良行为的根本力量。公众参与，在国际上已经被公认，是解决水资源与水环境问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无论公众参与引出了多少麻烦，这一环节只是不断被健全、而不是被取消。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逐步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制度，对于现代水利的发展至关重要。
致谢：向立云、苑希民、梁志勇、吴玉成、李娜、王艳艳等多位专家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谨此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1].王志民主编：海河流域水资源管理研究，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2].林镇洋、钟诗明：都市水环境与生态工程，2001年海峡两岸城市环境规划与管理研讨会论文集，2001。
[3].郭振泰：都市发展与水患，水患何时了——水患与防洪排水研讨会论文集，时报文教基金会丛书⑦（ISBN957-13-1727-6），1995。
[4].董哲仁：受污染水体的生物—生态修复技术，中国水利科技网，2001年12月。
注：
1海河流域水生态恢复研究（初步报告），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2002年2月。
2中国水旱灾害，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年，p.291
3同上，p.31
1技术内涵———协调各类生态关系
综合管理各类生态系统是环境管理中的一项核心内容，所以在定义技术内涵时应将协调地区间、上下游之间、城乡之间及产业之间的生态关系作为基本内容。（1）不地区之间的生态保护关系协调。相邻的两个地区之间存在联系紧密的外部及内部生态链，保护地区间的生态链是环境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不同地区间存在的生态链，尤其是脆弱生态链要进行强制性保护。在保护地区间的生态链时，应综合规划环境管理技术，以便能够将复杂化的生态关系理清，从而推动不同地区间的生态环境建设实现良性发展。（2）上游与下游之间的生态保护关系协调。上游流域与下游流域之间的生态环境通常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在环境管理工作中必须协调好上游生态保护与下游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首先，可以建立起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在建设流域生态保护工程的基础上加快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区、生态镇及生态村的建设进程。对于农村等环境管理工作难以有效开展的区域，则在环境管理中强化应用多种生态技术[3]。例如，可以利用生态保护技术对养殖业或农田种植中产生的污染进行治理，同时防止饮用水源受到污染，从而避免下游流域受到来自上游流域的污染。
2经济内涵———可持续发展
在工业文明形态下，人们多以牺牲自然环境谋求经济发展，环境管理工作也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在生态文明视野下必须处理好环境管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使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1）环境管理应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动力。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社会所提倡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在开展环境管理工作时应注重整合信息流、技术流及知识流，并由此提高利用能量流及物质流的效率，从而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提供有效的助推力。另一方面，应将建设“两型社会”作为环境管理的出发点与立足点，确保生态环境保护能够与经济持续发展能够实现相互协调。此外，应将制定环境污染治理对策，处理收入与环境服务需求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结构效应及规模效应作为环境管理的重点。（2）环境管理的基本任务在于有效激活创新意识。保证社会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不断创新，因此在环境管理工作中应注重充分激活创新意识，将建设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管理目标，通过实施环境管理工作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4]。
3制度内涵———管理工作的创新化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环境管理制度内涵主要指管理工作的创新化，环境管理工作的创新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绿色化、生态化及主流化。（1）绿色化主要是指树立起绿色化政绩观，将环境保护工作成效作为考察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工作效能及效率的重要指标，同时保证环境管理工作考核的制度化、真实化及透明化，从而为环境管理目标的实现提供制度上的保证。（2）生态化管理指的是，在对环境管理制度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应将生态化的方法作为基本原则，建立起符合生态系统秩序的管理制度。（3）主流化指的是确保环境管理工作可以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与支持，并确保公众能够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为了使环境管理工作得到更多的支持，则不但要强化宣传工作，同时还要注意有效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有效利用、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符合当地产业布局、规模及结构的环境管理制度，从而充分发挥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主观能动性。
4结语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丰富了环境管理的内涵，为了能够使环境管理工作能够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协调发展，则应注意把握好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管理的实质内涵。
作者：罗胜单位：广东省河源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工商管理学科是管理学一级学科门类下的一个二级学科群，是以微观营利性经济组织的活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类学科。在不同的高校，工商管理学科的本科课程设计理念具有较大的差异，有的偏重于科学研究，如部分研究性大学;有的偏重于应用，如部分地方性高校或者二本三本院校;有的定位于职业技能和一线应用，如大部分职业技术学院。虽然各个高校的工商管理学科本科课程设计理念具有一定差异，但传统工商管理学科的课程设计理念大致可以概括为基础理论与基础知识、专业素养、基本能力、技能与方法要求以及基本身心素质等几个方面。基础理论与基础知识方面。工商管理学科属于典型的宽口径学科，要求学生掌握较为宽泛的经济管理方面的基础知识:要求学生掌握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现代企业法律方面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熟悉国内企业管理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以及国际企业管理的惯例与规则。专业素养方面。掌握工商管理专业所需的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及必要的专业知识，具有本专业所必需的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基本能力、技能与方法方面。
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能力;具备分析和解决企业管理工作和问题的基本能力;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创新能力和较强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终身学习能力、获取及处理信息能力;掌握企业管理和经营决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能运用现代管理手段和方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决策;掌握企业管理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基本身心素质方面。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生态文明视域下，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计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课程设计的内容与课程评估标准，均没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需求。首先，课程设计理念上缺乏生态意识。如上所述，传统工商管理本科课程设计理念中主要关注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和技能，能否运用这些知识、理论和方法为企业服务。
这种课程设计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只关注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效运行，以效益经济作为企业运行效率的唯一标准，缺乏生态理念，只会被动履行或者隐性逃避企业的生态责任，更不会主动实施清洁生产与生态管理。总之，没有融入生态文明理念的课程设计理念也会培养出相应的缺乏生态理念的企业管理人员们、企业家们乃至企业们。其次，课程设计内容上缺乏环保教育。在工商管理本科课程设计的内容上，无论是理论教学内容还是在实践教学内容中，都难以找到基本的环保通识课程和环保专业课程，如传统的工商管理本科课程设计中缺乏基本的环保课程、日常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教育以及环保实践操作，更不必说企业的清洁生产、循环生产等绿色课程。最后，课程考核环节缺乏环保导向。传统的工商管理本科课程设计的考核环节基本上以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为基点，考查学生解决企业管理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可以认为现有的课程考核环节是单向的以知识和能力为导向的，缺乏基本的环保导向，如没有要求学生进行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方面的社会调查和生产设计，没有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必要的环保知识等等。
二、生态文明视域下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计改革
如前所述，随着人类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工商管理学科也应该融入生态文明理念，越来越多地关注生态环境，不断地进行课程设计改革探索。
(一)生态文明视域下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计理念改革
如前所述，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计理念上缺乏生态意识，因此必须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工商管理课程设计的整个过程。不仅关注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和技能以及能否运用这些知识、理论和方法为企业服务，还应关注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是“生态人”———具备强烈的生态意识，主动履行企业的生态责任，主动实施清洁生产与生态管理，生态思维成为一种常态，并将其融入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型企业。从而践行教育的共同目标———个人的发展、适应环境及与社会互动。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高校工商管理学科的课程设计，就必须确立新型的生态知识观。传统的课程体系信奉客观主义知识观，将知识视为普遍的外在于人的真理。个人见解无法融入给定的课程知识体系。对知识客观化与科学化的追求以牺牲个人知识与见解为代价。而新型的生态知识观融入了学生个人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强调对生态知识的深刻理解与重新建构。
由于学生这一个体的参与，学习知识不再是纯粹的认知活动，它与学生对生态文明的兴趣、情感、信仰等态度相关，学生的个人生态生活、个人生态知识、个人生态经验也构成了课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成为教师与学生共同创造的资源与材料，面对课程知识，师生获得“某种尊严和言说的权力”。在课程设置的生态目标上，应致力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自主性的协调发展，注重一致性与差异性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以及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的辩证统一;在课程设置的内容上，应突破狭隘的科学知识的束缚，谋求科学知识课程与生态文明理念的完美融合，使得工商管理课程体系之中渗透生态文明理念和环保体验等人文精神，把科学知识、生态文明理念、社会道德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进入每一个学生的意识，成为每一个学生的事业成就过程之中，使学生的个人生态知识、环保意识与社会责任成为他自己的特殊精神世界，并在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置中占有重要位置，使得生态意识成为工商管理学科学生的一种习惯思维方式。
(二)生态文明视域下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计内容改革
王牧华、靳玉乐等学者认为，生态主义课程是运用生态主义理论研究课程的产物，它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以生态主义理论为指导发展起来的课程及其理论;有关于生态主义理论的课程;为了实践生态主义而发展的课程。以生态主义理论为指导发展起来的课程及其理论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它包含了广泛的课程形态及其理论。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工商管理课程主要是指第三种涵义，即为了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而设置的课程，目的在于在高校的工商管理学科中更好地传播和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在高校工商管理学科课程设置的具体内容与实施之中，可以采取如下几点措施:第一，设置若干关于环保生活常识、企业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系统设计、企业关于环境方面的社会责任等选修课程或讲座，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必须选修一门或者若干门课程并达到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
同时加强隐性生态文明教育，使学生从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滋养，养成“生态人”的思维习惯。第二，设置绿色实践课程。主要包括设置绿色课程实践和设置绿色社会实践。绿色课程实践方面，学校可以通过相关课程的野外参观和调查，让学生深刻领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建立工商管理“清洁生产”或“生态教育”校内外课程实践基地，组织学生进行清洁生产或节能减排实习体验或模拟实验;利用节假日组织安排学生到荒野中体验与实践，激发生态环境悟性，让学生在融入大自然中体味自然环境、热爱自然环境、保护自然环境。绿色社会实践方面，可以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学校或社区环境保护实践或社会调查。如生态或绿色协会组织学生开展建议废除一次性方便筷、回收旧电池、垃圾分类、节能减排、减量消费、生态消费、环保知识竞赛等活动，深入中小学和居委会开展生态宣传教育活动等;积极组织学生参与一些环境问题的社会调查，如环境与疾病发病率的关系、企业排污对社会的危害、企业实施生态生产对自身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等，从而认识到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企业实施绿色生产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使得工商管理学科的学生在环境知性、悟性和德行方面形成健全的生态人格。
(三)生态文明视域下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考核环节改革
【摘 要】经济的快速增长容易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可持续发展方面研究开始成为热点，积极寻求与地球资源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和政府的共识。为实现可持续发，本文重点探讨了如何实现对环境生态进行科学管理。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科学管理
管理学不仅重视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而且还强调管理哲学的指导。它不仅重视组织外部生态环境对组织生存和成长的影响，而且关注组织与所有内、外生态环境的有机统一联系。管理生态学的建构使人与组织和管理生态环境构成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在吸收以往管理理论精华的同时，能够补充以往管理理论的不足。从生态学与管理学交叉的视角，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探讨组织与管理生态环境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生态有机统一关系，提出管理生态学的相关理念，对其进行框架分析十分必要。
生态管理学的建构对于促进现代管理学的研究具有极大促进作用，促使其摆脱了在管理学内部开展研究的窠臼，开创了系统、全面引入生态学观点研究现代管理学的新路径。管理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方面是生态学走出纯生物学的圈子，实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盟，最终形成生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现代管理学自身生态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一）在历史上生产力不十分发达、管理环境相对比较稳定的条件下，管理理论关注组织内部的管理，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解决当时的一些管理问题，是因为它们处在相对稳定的管理环境之中，所作的管理也只是ψ橹内部的管理，这时的管理还处在就管理论管理的阶段。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供给的不断增加，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组织的管理环境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变化趋势，那种“就管理论管理”的管理理论已难以适应时代和学科发展需要。注意科学的管理理论必须与具体的管理环境相适应已经势在必行。
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工业社会的出现使管理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人们对管理作用的普遍重视，表现为不单管理学家和实际管理人员在从事管理研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等的兴趣。他们从各自领域进行管理经验总结和拓展。
管理是一种极为普遍、复杂的活动，其范畴涵盖从日常的家庭管理到国家管理等内容。正是由于世界的广泛性和事物的复杂性，给实际操作管理的管理人员去认识和探索管理的本质带来挑战。现代管理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其管理的内容、过程、环节和因素复杂多变，以致于最机智的管理者在种种情形下也会感到难以驾驭。鉴于此，学界在做不懈努力，希望透过复杂的管理现象探索到管理的本质，无论这种探索多么艰辛。
现代管理环境的时空扩大化，表明在当今社会任何诸如企业、政府、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管理活动，从微观到宏观都不能脱离管理环境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而是必须由封闭走向开放，在日益扩展的管理环境时空范围中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就是说，现代管理者面临的将是一个视野开阔的现代管理环境，如若缺乏操纵这种现代管理环境的能力，要实现有效管理都将不可能、不现实。
现代管理环境的立体化，表明任何特定的管理活动如若不能充分利用和大力开发立体化的现代管理环境，管理者势必失去其立足之地。这实际上要求管理者在组织设计上不能简单采用直线化和平面式思路，管理方式必须是多层次多形式。否则，现代管理者的任何管理活动都可能因与现代管理环境的不适而失败。
（二）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思想生动地体现在《周易》、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儒家的生态直觉思想等之中。其中《周易》以阴、阳为基本符号，用来表示两种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基本特性，并用来说明日月运行、季节更替、气象变迁以及生命有机体的生长、成熟、衰老、死亡等一切对立事物的循环转化。阴阳五行学说是研究自然界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的学说，通过阴阳双方相互转化和制约来揭示生命体、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运动。阴阳五行学说用自然界的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将整体世界分为五个系统，它们相互滋生、相互制约，这些对自然整体的认识包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
管理在本质上是对一定组织的管理，而一定组织又是处于特定的管理环境之中的。管理的目的就是使管理系统功能优化，通过合理的手段和方法，合理地组织、协调组织与管理环境。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它通过物质的气态、液态和沉积循环方式，在其他自然力共同作用下与别的生态系统交换物质和能量，最终参与地球化学循环。而作为管理系统来说，其同样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必须与管理环境系统、组织内部系统发生必然的联系，任何脱离外界的、绝对封闭的管理系统是不存在的。对生态系统和管理系统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使生态系统与管理系统最终融合为一个更高级、结构层次更多、功能更复杂的管理生态系统。
利用多学科进行研究，视野更宽，论述更全面，影响更大，“管理就是决策”的思想表明现代管理系统已经进入到了比较高的阶段。战略管理使得管理有别于其他商业机能（营销、生产、会计、信息系统等），是把所有这些机能凝聚了起来，从而使企业与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融为一个整体。这一思想强调决策是和管理环境联系在一起的，管理环境是决策的起点，也是管理理论生态趋势的进一步演进的体现。
随着科学管理和行为科学在管理实践中的广泛应用，管理转化为生产力，并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发展，从而使得组织所处的整体环境发生极大变化，它要求管理学能够帮助组织有力地应对外部环境。创新管理、企业再造以及学习型组织等新潮管理理论的产生，也推动了现代管理学的进一步演变。
建构生态管理，走可持续发展管理学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深化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内涵方面的认识，进而有助于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同时，走可持续发展管理学之路将可持续发展理论精髓运用到现代管理学的研究当中，研究各种管理问题的深层原因，寻求解决这些管理问题的办法，这样就能够大大地深化对现代管理学研究的层次，丰富人们对现代管理学的认识，推动现代管理理论体系建设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型政府建设；多中心治理
党的十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及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运用现代治理理论的精髓去指导生态型政府建设，成为新常态下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多中心治理理论是治理理论中的重要流派，其多元分析的视角对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型政府建设的现实背景与内涵释义
1、生态型政府建设的现实背景
当前，大气污染、气候变暖、森林锐减、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一系列国际性环保条约和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对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环境的挑战更加严峻。一方面，依靠“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与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种过度透支环境承载能力的经济拉动方式不仅使得政策、资本对经济的边际拉动效应持续减弱，还使得自然环境千疮百孔，居民生存环境趋于恶化；另一方面，2016年，我国GDP增速为6.7%，低于2015年的6.9%，经济的下滑使得就业的压力空前加大。新常态下，如何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成为横亘在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面前的一个难题。
2、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内涵释义
从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百年历史来看，关于行政生态的相关理论并不太多，代表人物主要有约翰・高斯、弗雷德・里格斯等，他们都主张从环境和行政互动的角度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比较有限的理论研究中，公共管理对环境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忽视了生态环境对公共管理的外在影响和约束，这不能不说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缺失。结合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到行政生态学侧重研究自然环境与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它主张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必须把对环境的适应和互动纳入考量范围，这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渊源。国内学者黄爱宝曾提出，生态型政府实际上意味着一种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并把该项职责纳入到基本的政府职能与公共管理目标之中的政府。
基于上文对生态型政府建设提出的现实背景与内涵的分析，结合一些专家的观点，本文认为生态型政府建设应该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前提下，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基本的政府职能，在行政文化、行政体制、制度建设与公共政策中，全面贯彻生态文明的理念，实现生B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平衡。
二、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渊源与内涵
英国学者迈克尔・博兰尼首先提出了多中心的概念，他认为自发秩序有助于实现真正的自由，而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可以实现社会功能。哈耶克也曾对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进行过经典的论述，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则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对多中心理论做了实证的分析和研究，从制度理性选择学派的角度出发，使多中心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其实是人这个个体，从自由人的个体出发，衍生出组织的多中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塑造了不同组织的价值和文化，由此建构了价值和文化的多中心格局；最终，在多中心的人、多中心的组织、多中心的价值与文化体系的共同作用下，诞生了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和决策体系。许多国家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做出了很多制度创新、政策实验和管理创新，比如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财政制度中的分税制、自贸区建设，法国的边缘社区治理，美国的社团管理制度等，均深刻体现了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和价值。
三、多中心治理与生态型政府建设的价值逻辑分析
1、科学价值
遵循科学价值，就是要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张云飞教授指出，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必须要体现整体性，必须要坚持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这两种规律的统一性。生态型政府建设也要从这种统一性出发，综合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把握好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这两种规律。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基于对人、组织、公共资源管理的一种探索和创新，比如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就旨在探索在文化习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社群组织如何形成自发的秩序，从而对集体行动中机会主义形成遏制，促进公共利益的持续发展。
2、民主价值
民主是一种政治价值，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利益表达机制。由于不同地域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民主在生态型政府建设中的价值就更为重要。生态型政府建设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组织的现实条件，在不危害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根据外部性的大小，允许不同区域和组织根据客观环境的不同在生态治理领域实施不同程度的自治，有效赋权，提升生态治理水平。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多个中心自主治理，各个中心发挥利益相关方的信息优势、文化与传统优势，民主决策，自我管理，实现善治。
3、公平价值
公平包括多个层面的含义，从公平的主体来讲，公平包括横向公平、纵向公平以及代际公平；从公平的实现程度来讲，可以分为：形式公平、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生态型政府建设从建立生态文明，促进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运用专项基金支持、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环境予以保护，努力实现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这种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形式公平和程序公平；生态环境保护又是造福一方的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深刻体现了代际公平的内涵；通过生态型政府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经济，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绿水蓝天的自然环境，使每个人都能在健康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发展，在生态环境的角度实现实质公平。多中心治理理论认同不同中心的个性化治理，这首先就体现了追求一种实质公平的精神；在不同中心的自治中，作为个体的人又会在一次次的妥协与交易中达成共识，这种共识会使得中心内人的行为准则由隐性转变为显性，而且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意志，最大程度的实现了实质公平。
4、法治价值
法治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途上，依法治国是重要的制度保障，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的新内容，法治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重大挑战。多中心的治理之所以能够产生，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正是基于契约精神的存在。多中心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则，成功的多中心治理都需要国家有着良好的法治意识和法治传统，全体成员尊重规则，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框架下进行交易，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促进公益的实现。法治精神（契约精神）是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因，也是生态型政府建设所需遵循的基本价值。
四、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生态型政府建设
1、基于多中心视角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理论模型
从多中心的人这个逻辑起点出发，生态型政府建设在顶层设计时应当以多中心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承认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与政府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四者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多中心决策体系。生态型政府建设具体应从法制供给、宏观调控、生态服务及争议仲裁等四个方面予以构建，提供一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多中心决策体系的制度设计。（详见图1）在生态型政府的引领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家庭各个中心能在各自边界内发挥作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内的善治。
2、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路径选择
从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理论模型出发，在明确了生态型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职能之后，我们需要从基本的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职能出发，探索符合科学、民主、公平和法治价值的改革路径，切实推动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
（1）法制供给。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入宪，修订和完善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规章，从宪法和法律的高度对生态权益予以确认，从产权角度为多中心治理模式提供依据，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形成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础。通过法律制度的供给，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达成以下目标：从横向上看，树立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时明确界定政府、市场、社会及家庭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主体地位和作用半径，各个主体可以在市场的规则下进行竞争、合作和交易（如不同企业污染权排放的交易）；从纵向上看，厘清府际关系，列出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基于绿色GDP的政府政绩考核机制，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实现政府系统内部的多中心联动治理。
（2）宏观调控。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综合运用行政、财政、税收、金融等各种政策激发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性。行政手段要发挥好两个作用，一是规划和引导，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环境压力，指导建立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和多样性的自然生态保护区；二是惩戒，对违反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或个人进行处罚；财政手段旨在通过各种横向、纵向财政补贴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增强不同治理主体在生态治理中的财力；税收手段从增加环境污染者成本的角度出发，通过税收使环境成本内在化；金融手段可以尝试利用银行贷款、资本运营甚至众筹等方式支持多个中心参与环境保护。
（3）生态服务。提高政府的生态服务水平，为多个中心的生态治理提供基础设施和生态产品，打破政府对于生态产品供给的单一模式，探索打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甚至个人的多中心的供给模式；加强生态环境动态监测系y建设，建立环境信息定期和预测机制，为各个治理主体提供环境信息基础服务；建立环境保护科技创新成果目录，加强对各个治理主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指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并将生态信用与政府信用、商业信用及社会信用挂钩，降低各个治理主体的交易成本，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约束机制。
（4）争议仲裁。在多中心的治理模式中，面对多个治理主体在生态保护方面的纠纷，生态型政府需要履行争议仲裁的职能，降低维权成本，简化处理流程，维护治理秩序。首先，由各级环保部门主导，建立生态治理争议仲裁委员会，配置环保部门专职人员任职，对内协调不同政府部门在生态治理领域的争议，对外处理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及个人等多个治理主体的矛盾纠纷；其次，指导同一地域的同一类治理主体间建立非正式的仲裁机构，通过自治的机制对争议进行仲裁，鼓励自发秩序的形成和建立，培养生态公民。
生态型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本文试图分析多中心治理理论和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内在价值逻辑，构建基于多中心视角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进行初步探析。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用现代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成果及研究方法分析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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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为中心的公共管理事务，核心在于处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其构建和发展基于经济人（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假设与经济理性前提，单纯关注数量增长或规模扩张。但是以生态为中心的公共管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更多的基于生态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统一体）与生态理性前提，重点在于界定政府及其提供的服务（公共管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这里，环境价值不仅仅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一个议题，而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主导力量，贯穿在政府行为的各个方面，其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
1.节能环保。最大限度减少物质与能源的消耗，尽可能减少废物排放，实现非物化和绿色化；
2.和谐共赢。在公共政策上，强调伙伴关系，平等合作，积极协调各个管理要素，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科学创新。从以人为中心的公共管理转变到以生态为中心的公共管理，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实现结构、行为以及制度的生态转型和调整，预防不利于生态发展的机制形成；同时还需要知识、技术以及制度创新，确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以生态为中心的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管理模式，它将人与自然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依赖于这个整体的发展，它主张人与自然是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强调人和自然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和谐，生态理性虽然有人类、自然理性发展的内涵，但更多的纳入了人与自然伦理关怀的感性内容，为我们描绘了环境友好型公共管理的美好前景。
二、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在中国生态建设中的可行性
随着环境议题的重要性不断增强，需要国际上形成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环境危机治理的公共管理新体系。这一新体系的构建和实现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在公共政策和法律框架上，需要将环境考量列入政府规划和法律制定当中，通过公共行政力量和法律的强制力量来确保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二是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组织的推动。在欧盟等发达国家，这一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体系正处于积极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处理不但考验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也会在实质上影响世界环境发展的格局。事实上，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在我国也是是适用的，从政治可接受上来说，环境友好型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符合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以生态为中心的公共管理实践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策的可行性来说，一是欧盟等先进国家已经有大量的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二是积极践行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有助于促进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型，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和执行力保障。从国际影响上来说，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共识，积极推动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体现了负责任、建设性的大国形象。
三、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要达到这一个目标，需要建立起以生态为中心、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体系，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成败的关键。
1.唤醒社会环境保护意识，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讨论，促使环境议题主流化。公共管理部门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公众积极关注生态环境议题，充分认识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可以由环境部门公开环境信息，为社会讨论提供基本资料；制定生态环境发展的长远规划，将环境保护贯穿在公共管理的所有行为之中；为环境保护讨论提供适当的平台，为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的公共管理提供必要的渠道等。
2.积极探索构建有效的环境友好型公共管理体系。例如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时，必须贯彻环境保护理念，积极扶持生态转型项目，加快生态科学、生态技术的研发，促进国家生态竞争力的成长。在环境制度的建设方面，积极推行领导人环境责任制，建立起环境风险评估机制，在人才选拔、任用上坚决贯彻和体现环境价值。最后，必须要加强环境立法，建立起独立的、更加严格的环境监察制度，并积极碳素建立起环境补偿机制，切实维护环境权。
四、结语
关键词：绿色经济 绿色创新 社会责任 发展 对策
中图分类号：F425 文献标识码：A
1.背景意义及研究方法和目标
1.1选题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绿色创新尤其是企业绿色创新与管理作为创新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制度压力和利益相关者压力是影响绿色创新的主要两大驱动因素，一方面，企业绿色创新受到来自政府、社区以及消费者等环境需求方的压力。企业为了赢得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不得不对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做出响应，这些压力大多来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生态绩效和社会责任的诉求。这些压力促使企业通过绿色创新减少其生产经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企业在满足利益相关者对于生态质量诉求的同时，其绿色创新战略会带来经济收益，这些经济收益的获取可以通过企业满足特定环境偏好型客户的市场需求来实现。此外，寻求持续发展进而获取竞争优势也是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与管理的原因之一。战略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绿色创新与管理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主动采取的战略选择。如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生产成本，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积极开发生态环境产品，有利于得到社会公众和顾客的认可等等。
对于绿色经济和管理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化绿色经济与管理的理论研究。从绿色生态的高度揭示企业发展进程中的社会责任问题，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进而思考可持续发展经济问题，这对于深化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实践上，对于如何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如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有效推进绿色经济发展，大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针对ZB公司存在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对策建议，这对制定和完善绿色经济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意义。
1.2研究方法及目标
本文借鉴国内外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促进绿色经济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观和生态学为研究视野，在相关文献阅读和绿色生态危机现象观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炼和问题归纳，提出本研究的主题为“创业创新时代的绿色经济与管理”。以ZB公司为例，发现ZB公司绿色经济与发展的问题，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多学科交叉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结合思考创新点探索如何进行绿色经济和管理。
本文的研究目标：一是探究绿色经济与管理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在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思考科学绿色生态自然观的构成，为绿色经济与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哲学理论基础。二是全面分析ZB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政府、社会、企业、消费者等多角度全方位分析绿色经济与管理可持续发展问题，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深入分析绿色经济与管理发展问题的原因，提供绿色经济与管理可持续发展对策支持。
2.文献综述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在1987年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在该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定义为：“要在不损害未来一代需求的前提下，满足当前一代人的需求”。该定义特别强调子孙的利益，明确保护水、空气、土地等资源环境的目的，是让子孙后代拥有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可持续地发展和安居乐业。
绿色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追求生态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将清洁生产和其他环保技术转化为先进生产力，节约资源，维护生态环境。绿色经济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传统的产业经济为基础，并且以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内容，以经济和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新的需要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
邓楠在《迎接新世纪挑战深入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环境问题不能单纯就环境而谈环境，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建设世界新秩序和构筑未来世界格局的重要筹码。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将更加关注日趋突出的水资源紧缺、生物多样性减少、臭氧层破坏、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等全球性环境问题。
3.ZB公司的绿色经济与管理实践
3.1 ZB公司现状
ZB公司建于2002年，拥有固定资产原值50亿多元，职工4000多人。建厂以来，累计上缴税金愈80亿元，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自2010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企业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ZB公司出现了产品结构不合理、市场占有率下降、产品严重滞销，库存极不合理等问题，导致企业严重亏损。
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公司领导团队采取有力措施，从调整领导班子入手，果断启用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年轻干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下，建立配套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树立“以人为本、创新管理”的企业形象，形成用共同的理想激励人，用先进文化手段管理企业，用创新管理推动企业经济生态发展。至2015年底，一举盘活资产，当年实现利润10.85亿元。为什么ZB公司能用五年时间扭亏为盈？ZB公司的成功实践和经验，对于我国中小型企业摆脱困境、扭亏为盈、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3.2 ZB公司经营与管理存在的问题
首先，辩证生态思维缺失。ZB公司经济增长是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长期以来单纯地以GDP作为衡量指标。为了增加GDP指标盲目通过高能耗产业发展地方经济。这种不顾后果，甚至以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没有从整体上把握l展方向，割裂了发展经济和维护自然和谐的关系，缺乏整体性。
其次，生态价值观的偏颇。GDP仅仅是经济指标，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被排除在外，长期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导致环境污染严重，从根本上违背了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目的，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致使当地群众生活环境恶化。
再次，环境道德意识薄弱。部分领导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又将经济增长简单理解为GDP增长，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方式，忽视了经济增长对社会、对环境的影响，缺乏关注人民幸福与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意识。维护生态和保护自然环境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但是企业在经营与管理中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导致消费者怨声载道。
3.3 ZB公司问题分析
3.3.1公共产品意识误导
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ZB公司所在城市土地面积不断减少。资源高消耗必然带来高污染，伴随着经济增长，废水、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给当地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研究改造自然的技术，从而获取物质回报。环境保护行为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人们不愿投入太多精力研究环境改善，而是更倾向于利用他人环境保护行为坐享其成。
3.3.2环境绿色教育不足
环境污染问题单纯依靠科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科学技术要靠人来研究，要靠人来使用。而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做事情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具有主动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科学技术再发达，如果人没有绿色发展意识，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可能研究出来，即使研究出来，也会“束之高阁”，无人使用。
人的绿色意识是人对环境问题的看法，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有关环境的思想、观念。人的绿色意识的形成过程中，绿色教育的作用十分重要。绿色教育能够有计划、有目的地帮助人们形成社会所需要、符合一定社会要求或者提倡的绿色观念，也能帮助人们抵制一些批评或反对的环境观念。
虽然绿色教育十分重要，但是我国绿色教育体系缺失，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绿色教育体系仍然十分不完整，与一些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另外，我国绿色教育师资十分欠缺。
3.3.3绿色生态制度不健全
我国虽然颁布了多部与环境相关的法律，但生态文明制度还不够体系化、系统化。首先，环境污染事先防范制度缺失，大多法律是规定了环境污染的惩治措施，但对于产权、使用标准等事先防范并没有明确规定。其次，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由于生态补偿涉及众多的利益关系调整，生态补偿计量存在复杂性、难以衡量性的特征，因此在生态补偿上，理论上探讨较多，而实践中却较少。最后，政府环境责任机制不健全。由于生态价值的滞后性，部分政府基于政绩的考虑，往往不愿意在环境改善上投入太多资源，在环境和经济发生矛盾时，也往往倾向于以环境换发展。
监管体系不健全的首要表现是监管主体缺失，虽然我国法律制度规定了以环境保护部门等相关部门对于环境监管的责任和权力，但对于公众、新闻媒体对环境监管的权利和责任没有规定，再加上信息公开制度缺失、举报制度不健全，民众监督、舆论监督缺位，全民参与的监管机制没有形成。另外，由于我国环境保护的执法权进行了行政区域分割，环保部门受地方政府和上级环保部门双重领导，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关联，在进行行政执法时往往会避重就轻。
3.4 ZB公司问题解决方案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繁荣昌盛的不竭动力，也是企业兴旺发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ZB公司以创新绿色战略的理论，在深入调查研究企业所处竞争与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确定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宏伟目标：依托创新科技、发展绿色产品、突出绿色经济、持续绿色管理、构建持续发展模式的战略目标。创新绿色经济与管理实践。
3.4.1创新绿色产品，创新绿色科技
产品创新是企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条件下生存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企业来说，产品质量提高与绿色新产品开发等要依靠科技创新，既要树立绿色环保意识，又要注重市场效益，这样企业发展才能底气更足，发展更好。为此公司与南开大学联合开发研制出一种新品牌，深受消费者喜爱，公司投资500万元建起科技楼，成立科研中心。
3.4.2 绿色营销，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企业只有面向市场、适应市场需求，才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转变传统的经营观念，开拓新的经营思路，创造新的营销策略，不断寻找发展机遇，把握、利用国内外市场，充分发挥营销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采取绿色营销概念的新方法、新措施，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
3.4.3 突出绿色经济与管理，提高生产力水平
员工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结构要与现代企业、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需求相适应。优化职工队伍结构，为企业发展注入了灵活机制，创新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经济环境变化的要求，公司实行民主评议、竞争上岗、末位淘汰制度，对中层干部按照德、能、勤、绩、廉进行民主考评，按公开报名、资格审查、书面考试、竞职演说、群众评议、会议研究、张榜公布等步骤，增加干部的危机感、紧迫感，增强了中层干部的责任心，激发了干部的积极性。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制度的创新：建立、健全、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技术标准、环境保护制度等，使得公司秩序井然，岗位明确、责任具体、运作规范。
3.4.4 以人为本，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企业管理是个永恒的主题，又是一门创新的学问。管理出效率，管理出向心力和凝聚力，管理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加强企业绿色产品质量认证和物资招标比价采购，重大事件交职代会讨论通过，厂务公开，加强集体决策的力度，避免、减少决策层的失误。建立作风正、会管理、善经营、拒腐蚀、抗风险的开拓型人才团队，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企业走上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切实增强职工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集中有效资金保证职工住房和健康。
4. 结束语
本文在回顾近十年来国外绿色创业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有关绿色经济与管理的研究成果，并分别绿色企业发展战略视角，结合ZB公司实践对最新的绿色经济与管理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介，以期对绿色经济与管理这一全新的概念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并供国内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企业创业创新绿色经济与管理发展，必须有社会舆论的引领，依托国家政策、法律和市场的环境支撑。创新绿色经济与管理是企业的生命之源、发展之源。为了提升生存力、竞争力、创新力、发展力，企业必须源源不断地进行绿色经济与管理创新，以绿色经济与管理创新占据市场竞争的先机，以绿色经济与管理创新开创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之路。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的来临，创新创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创新创业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产物，具有凝聚、导向、激励及协调功能。当前，应关注创新创业初期对财富过度崇拜，忽视创新创业文化的积累和绿色经济与管理，避免“山寨化”和浮躁现象，加强教育、培育创新创业意识，完善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加强管理，优化打造平台，完善创新创业基础设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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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立新.试论循环经济中的矿业开发[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4（4）：26.
关键词：区域环境 环境审计 审计内容 建议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迅猛发展，各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区域环境审计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区域环境审计对推进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引导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参考相关研究文献，对区域环境审计的涵义进行阐述，并回顾相关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区域环境审计的内容，为推动我国区域环境审计研究提供参考。
一、区域环境审计的涵义及其研究现状
（一）区域环境审计的涵义
依据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和环境审计的相关理论，本文提出了区域环境审计的涵义：基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度，审计部门以区域环境承载能力为导向，结合环境污染问题和环境治理的区域特征，通过检查区域环境保护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执行情况，分析环保资金的收缴与管理使用情况，评价区域环境绩效，最终形成区域环境审计报告，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此完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环境保护政策制度，解决环境治理问题，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二）我国区域环境审计的研究现状
1.湖泊流域环境审计。浙江省审计学会课题组（2004）对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综合治理问题进行环境审计调查研究，并从审计机构体制、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会计等多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黄溶冰等（2010）依据复杂适应系统相关理论，探索了适合我国太湖流域水污染审计的治理模式。伍金条等（2010）提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切入点，认为应对国家政策的执行情况、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等方面加强环境审计力度。宋莎莎等（2010）对滇池水污染治理的环境审计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
2.江河流域环境审计。严飞（2004）对江苏淮河流域的环境信息系统建设情况和污染源的控制情况等方面进行了审前调查，发现区域体制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导致环境保护政策未能有效执行，认为应在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中进行资金、项目、污染源治理等多方面环境审计。李芳（2011）在对渭河流域水污染的特点以及工程绩效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渭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绩效审计模式。厦门市审计学会课题组（2013）结合地方审计部门的实际情况，提出应以环境政策评价为目标、以环保项目与环保资金为基础、以环保法规执行为重点，有效开展九龙江流域环境审计。
3.理论体系方面的环境审计。杨肃昌等（2013）对区域环境审计进行文献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把握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与产业发展动态，以区域环境承载力为导向，联系环境问题与治理的区域特征，拓宽研究领域并创新研究方法等建议。审计署驻重庆特派办理论研究会课题组（2013）提出区域环境审计的涵义，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阐述区域环境审计的总体目标与思路。
综合上述研究文献，从研究视角来看，大部分文献是基于审计领域进行研究，对于区域经济、环境管理领域的研究偏少；从研究内容来看，我国区域环境审计大多以合规性审计为主，对环境绩效审计与环境责任审计的研究较少；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所占的比重较大，对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管理学等理论运用较少。总体而言，我国区域环境审计研究主要集中于扩大研究视角、完善研究内容以及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并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研究。
二、区域环境审计的内容
（一）区域环境“免疫力”审计
1.总体承载能力。区域环境“免疫力”是指某一区域内环境对人类活动造成影响的最大承受能力，例如大气、水、动植物等都有各自的承受能力限度，环境污染超过最大限度，这一生态平衡就会遭受破坏。近年来，我国关于重要流域水污染的防治规划，其根本依据就是相关重要流域所能承载污染的最大限度。区域环境承载能力是确立一个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条件，也是建立区域环境审计目标和评价标准的重要依据，审计人员可以通过当地环保部门取得区域环境的最大承载能力。具体来说，审计人员应对区域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确定区域内的主要环境问题，进而探寻区域环境承载能力所适合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环境污染评价标准，制定相应的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制度。
2.当前环境污染状况。审计人员可以通过上级监管部门的检查结果，以及专业监测部门所收集的数据获知区域内的环境质量状况。根据区域环境的总体承载能力，判断该区域内环境污染是否超标，检查区域内各个企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是否在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标准的限度范围内。
（二）区域环境管理审计
1.环境保护政策的有效性。某一区域内的环境保护政策对生态环境保护有效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环境质量的高低，审计人员应通过一系列的程序与方法对环境保护政策的总体目标、具体措施、评价指标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完善政策制度的相关建议。
2.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情况。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情况审计主要包括：是否建立有效的部门协调机制；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建设项目是否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区域内重污染行业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情况。
3.环境保护的规划情况。对环境保护规划的战略目标、具体内容及其指标体系的制定情况进行总体评价；审查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过程与结果；区域内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会计制度与环境保护规划是否充分有效。
（三）区域环保资金审计
1.环保资金的收缴情况。主要审查排污费、垃圾处理费和污水处理费等环保资金的征收是否及时、足额，有无应征未征、违规减免的情况；分析收缴核算的真实性、合规性，以及环保资金增减变动的原因。
2.环保资金的管理使用。主要包括：评价资金管理使用的经济性、有效性；监管部门是否及时、足额拨付环保资金，有无弄虚作假，以及挪用、贪污等问题；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规定，投向是否符合产业发展战略，资金使用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有无因管理不善、决策失误、可行性研究不充分等原因造成环保资金浪费等问题。
（四）区域环境绩效审计
区域环境审计的关键是基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区域特征，对区域内环境保护状况与环境治理进行环境绩效审计，从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审计部门应从动态与静态两个层面，分析区域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现状及其未来的影响。建立合理的环境绩效评价体系，对区域环境保护进行有效评价，分析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现状、未来发展趋势，最终形成区域环境审计报告，提出区域环境保护的相关建议，以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三、推进区域环境审计的相关建议
（一）深化区域环境审计的理论体系研究
我国区域环境审计研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深化研究相关理论体系。区域环境审计的理论体系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理论基础，包括区域生态经济学、环境治理学、政府公共管理理论、受托环保责任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是正确认识区域环境审计、形成区域环境审计基本理论的前提；二是基本理论，包括区域环境审计的涵义、本质特征、目标、内容以及报告等方面，是创新区域环境审计制度、正确指导区域环境审计实践的理论基础（李璐等，2012）。此外，要加快制定操作性强的区域环境审计细则、执业标准和评价指标，解决好怎么审、审什么、怎么衡量等实际问题，使区域环境审计更加制度化、规范化。
（二）结合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区域性特征
当前，我国已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依据不同区域的环境承载能力、现已开发程度和未来发展潜力等因素，统筹规划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逐步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国土开发格局，这为深化区域环境审计研究提供了政策支持与指导。同时，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现状存在较大差异，环境治理问题也呈现出区域性差异。因此，区域环境审计应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产业结构特征、环境质量现状与环境治理问题的区域性特征，制定出区域环境审计的差异化审计策略。
（三）加强区域环境审计跨部门的组织协调
区域环境审计的难点在于其区域性、专业性与协同性。因此，审计人员应当注重联合审计机制，借助当地环保部门、水利部门和农业部门的专业条件，了解区域环境质量状况。应当制定跨部门、多领域合作的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由审计部门与其他部门构建联合环境审计主体，加强部门间的组织协调力度，推动区域环境审计跨部门的组织协调与统筹安排，促进经验交流与信息共享，积极有效的开展环境审计。
（四）组建区域环境审计专业队伍
审计部门开展区域环境审计最需要解决的是专业人才缺乏问题。拥有一支专业化程度高，胜任能力强的审计队伍是至关重要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复杂、跨领域性导致区域环境审计涉及很多不同领域的专业问题。审计部门可以借区域环境审计的契机，吸引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生态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专业培训，培养出审计部门自己的专家人才；同时，审计部门可以对内部审计人员进行培训，加强审计人员在环境管理学、区域经济学等方面的理论学习，提升区域环境审计的技术性、专业性与综合性。此外，可以设置环境审计的外部专家机制，形成区域环境审计的专家队伍，提高区域环境审计的效率和效果。J
参考文献：
关键词：环境管护；土地生态管护；农村管护；生态系统管护；土地整治；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中图分类号：F301.21；X32 文献标志码：A
0 引 言
自中共十提出生态文明以来，注重土地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核心需求。开展国土资源的生态管护工作，促进土地资源质量保护与永续发展成为当前及今后发展的重大任务[1]。《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中也明确提出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生态环境的要求[2]，而生态管护则是长期有效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同时，生态管护也是当前及今后土地科学的研究重点之一[3]。相关研究显示，GIS等空间分析工具能够为区别化生态管护措施的实施提供有效的空间格局评价[4]。一些理论及实践研究也为不同土地类型的生态管护提供了经验，如农业/农村[5]，城市[6]，沿海防护林[7]以及河流[8]。虽然对于生态管护已有所探索，但当前中国对于土地生态管护的研究仍然较为匮乏[9]，需要进一步认识其概念内容，并探讨如何在中国推动生态管护的发展。笔者从生态管护内涵、系统的基本特征入手，结合实践研究经验，探讨了土地生态管护相关概念及其内涵与原理，并提出了中国加强土地生态管护的几点建议，以期推动土地生态管护的讨论、研究和实践。
1 土地生态管护的内涵
管护（Stewardship）蕴含着伦理观念[10]，其包括规划与资源管理过程中所应履行的责任。管护的概念已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之中，涉及环境、农村、经济、健康、财产、信息等诸多方面，并逐渐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之一。管护一词虽因情景的不同而不断变化，但其本意却大体相同，即照看他人所属物和日常事务的责任，强调日常活动的影响和责任。充当管护者或行使管护行为，皆属于管护的范畴。国内文献中，则多把土地生态管护中的“管护”二字译为管理（Management）和保护（Protection），即强调土地利用过程中应加强土地生态环境管理和保护的力度，以确保各类土地资源得到合理的永续利用。纵观国外文献不难发现，环境管护（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一词的出现频率最高，而与管护相关的农村管护、土地管护（Land Stewardship）、生态管护（Ecological Stewardship）、生态系统管护（Ecosystem Stewardship）等衍生学科的研究也逐渐被学者所关注。用Google Scholar搜寻最近10年的文献进行统计可知，上述4类学科的文献记录数量比例为12∶4∶1∶03。下面就依次进行有重点的介绍，并探究其与土地生态管护的关系，得出土地生态管护的主要内涵。
1.1 环境管护
美国环境保护局对环境管护一词的界定为：社会的各个组成成员为提高环境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应履行的责任与义务，其涉及的行为对象囊括了所有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个人及群体。而这种责任所产生的价值，能够通过个体、公司、社会群体或政府组织的选择与决策得以体现；亦可借助其连带产生的独特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予以显现；还可以通过环境持续改善、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系统合理保护等行为结果来示范表征[11]。美国环境署于2009年设立了环境管护委员会，旨在为环境署提供环境管护方面的政策及技术咨询，并规定了6个方面的管护目标：①保持清新健康的空气；②保护并修复生态系统的相关功能、产品及服务；③生产清洁能源并予以高效利用；④实现和支持生态敏感性和生态化的土地管理和发展；⑤对材料予以仔细筛选后再施用，尽量选用生态环保型材料；⑥维持水资源质量，并使其尽可能地满足各方面需求。
相比而言，英国则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将环境管护理念引入乡村和环境敏感区域管理之中，并于2005年将原来的通过政策补贴支持的乡村管护计划和环境敏感区域计划合并为农村/农业环境管护计划，以更好地为农民和其他土地管理者开展科学有效的土地环境管理提供支持[12]。其中涉及了4个级别的农业/农村环境管护：普通入门管护（Entry Level Stewardship）、丘陵地区入门管护、有机入门管护以及高级管护。其规定的环境管护目标也更为广泛，主要包括：水体与土壤保护；土壤侵蚀与水体污染防治，雨洪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历史及文化遗产与风貌保护；乡村景观建设，乡村公共通道维护，乡村可达性提升，乡村旅游发展，稀有传统畜禽品种及传统农业生产保护等。每个管护级别都制定了详细的工程技术规程和资金补贴标准。迄今为止，英国已有超过60%的农场自愿参加农村环境管护计划。
1.2 土地管护
土地管护一词主要出现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策文件和研究论文中[13]，其强调的是维护土地环境，包括土壤、空气、水体、生物多样性等的质量和丰富度，发现并保护这些资源所隐含的环境、经济、社会或文化等多重价值，并将之视为公众应履行的一种公共责任。在近年来相关土地管护的案例研究中，涉及的主题词有：综合系统和行动、行为和伦理、景观产品与生态服务功能、景观尺度管理、景观变化、公共产品、看护责任等。值得注意的是，土地管护与英国农业环境管护计划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二者皆以建立环境可持续的乡村景观为主要目标。
1.3 生态管护与生态系统管护
生态管护仅在生态系统管理的文献中提到，强调一般的日常维护，但鲜有专业论文论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系统管理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上都得到了长足发展[1415]，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方法模式体系。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的定义为：在对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功能过程加以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制定适应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策略，以恢复或维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可持续性。近10年文献记录中，该词出现的次数已增至环境管护的1.7倍。如今，生态系统管理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土地、自然保护等各个部门，例如美国土地管理局对生态系统管理定义为：综合生态、经济和社会原则管理生物与自然系统，实现景观的长期生态持续、自然多样性和生产能力[15]。
生态系统管理力求实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功能性，但目前所普遍使用的生态系统管理多以历史状态作为参照，难以对变化做出及时的响应[16]。有学者建议用生态系统管护替代生态系统管理，以更加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特征。生态系统管护综合考虑了社会生态系统的耦合特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需求以及系统的不确定性，以保育生态系统弹性为目的采取适宜的适应性管理，并将资源管理者作为服务和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媒介，而不仅仅是传统管理途径的决策者[17]。这一名词的转变也反映了社会对于更加科学化和多元化的生态系统管理目标和方法的需求[15]。
具体而言，生态系统管护是一种在变化的条件下对社会生态复合系统做出响应并及时修正发展轨迹的策略，旨在更好地获得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并把握关键机遇，满足人类需求。对比生态系统管理原理，生态系统管护强化了可持续发展策略的施用[17]：①降低社会生态服务系统对于预期变化（扰动）的脆弱性；②保育生态系统弹性使其更好地应对扰动及各种不确定事件（如气候极端事件、病虫害暴发）的发生；③对出现的不利发展轨迹及时做出改变。而脆弱性（Vulnerability）、适应性（Adaptation）、弹性（Resilience）和转变（Transformation）亦构成了生态系统管护的中心思想[1718]。
1.4 土地生态管护
环境管护更关注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强调人类社会健康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其又可依据管护对象的不同得以进一步细分，例如笔者所关注的土地管护即为其中一个分支。随着人类活动对于土地扰动程度的不断增加，土地管护也逐渐上升为土地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生态管护，即等同于土地生态环境管护，其核心为实现土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综合管理。就当前发展来看，土地生态管护的内涵应继承环境管护的内涵，并结合土地科学体系和中国土地利用面临的具体问题，充分秉承和遵循生态系统管护的理论和方法，开展土地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景观价值的建设、修复、提升和维护，提高土地的生产、生态和生活等方面的多功能性。综合环境管护、土地管护、生态管护与生态系统管护的相关要点，依据土地生态建设的战略目标，总结出土地生态管护内涵。
（1）土地生态管护是生态伦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2）土地生态管护对象是土地及其支持的各类生态系统（生物和环境），以及其在不同尺度上构成的复杂镶嵌体（景观），并应从土地单元（生产性土地）尺度提升到景观镶嵌体尺度，协调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
（3）土地生态管护内容的重点是维护和恢复土地生态系统的健康，提升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景观功能；在宏观方面，其应优化不同尺度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与生态过程的关系，以提高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保育“土地社会生态”耦合系统弹性。
（4）土地生态管护的行为主体包括所有可能对土地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的个人（农民）、社区、组织、公司及政府等。应重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特别是农民在土地生态管护中的地位和作用。应从行为主体的日常活动（Everyday Choices）对土地的影响入手，开展土地生态健康修复、提升和维护，进行土地生态景观化建设。
（5）应从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经济激励、技术等方面，多角度地构建和完善土地生态管护体系。
2 土地生态管护原则
根据上节对土地生态管护内涵的探讨，结合国内外在土地生态管理方面的研究和实践[1617]，可以发现土地生态管护涉及生态系统理论、生态服务功能理论、生物多样性保护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生态经济理论等[1921]。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事件频发，如何采取有效的适应性管理提高社会生态耦合系统弹性[18，22]，将成为未来土地生态管护重要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内容。依据相关研究经验[2324]，从系统特征角度，提出中国开展土地生态管护的基本原则。
2.1 土地生态管护范式和管护目标
土地生态管护有助于改善人类活动与生态服务之间的互动效果，土地生态管护应从“社会土地生态”耦合系统出发，在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环境友好型管理的基础上，强化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提高土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安全、防灾避险和休闲游憩等功能以及各种生态与景观价值；要从土地单元尺度提升到景观尺度，充分考虑“社会生态”耦合系统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保育“社会土地生态”耦合系统弹性为目标，实施科学的适应性管理策略。
2.2 提高土地生态系统弹性
弹性是系统承受一系列冲击或干扰后，通过恢复和再组织以保持其基本结构、功能、特征和反馈机制的能力，其可应用于任何有自组织能力的系统。对于土地生态系统而言，单一化土地利用是降低生态系统弹性的重要原因，而较低的弹性不利于生态系统稳定，增加了生态系统脆弱性，威胁其可持续发展。因此，应注重发展多功能、多样化的土地利用方式，提升单一地块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促进合理、优化景观格局的构建，提升不同地块间各种生态过程的相互联系，通过建设整体化、成熟化、复杂化的生态系统进一步提升其弹性。
2.3 保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
系统的整体功能决定于对系统结构要素和过程的整合程度、有机组织和嵌套状况。土地生态管护应重视不同土地生态系统在区域、流域和景观上的相互联系和整体性，通过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优化，促进或阻断水土流、物种流、能量流等生态过程，以提高生态系统弹性，应对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不确定性；基于地域生态系统特征，尽可能延续经长期演替形成的、具有生态过程有机整合的地域生态系统空间格局，维系地域山水空间格局，保护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在土地整治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修复受阻生态过程和生物生境，提升土壤有机肥力及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并借助多孔和透水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生态过程的连续性；重建土地生态系统生物关系，通过建立昆虫、微生物、大型动物、乔、灌、草和其他作物的恰当关系，改善作物养分供应，实现对有害生物的控制和对资源的高效利用，重塑农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完整性。
2.4 重视系统层次性和尺度性
土地利用的层次结构主要包括单一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土地利用系统和多个土地利用系统，它们之间具有层次性和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性。不同尺度的土地利用所形成的生态系统结构和生态过程功能也有所不同，当低层次的单元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较高层次的功能性整体时，总会有新的特性在高层次中产生；而同一生态过程在不同尺度上的变化规律也不同。因此，土地生态管护应一方面注意小尺度上的土地利用变化累积效应及其对大尺度生态环境的影响，做好不同尺度生态网络、水土安全规划的衔接和转换；另一方面，应重视不同尺度土地利用生态监测和评价指标的选取，加强生物指标（Bioindicator）、敏感性指标、慢变量（频率和幅度小）指标的监测评价。
2.5 评价和降低土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土地生态管护为降低应对干扰和极端事件（气候变化干旱、洪水和病虫害等）的脆弱性，可通过评价确定可能发生灾害的区域及其危害程度，优化现有基础设施的适应能力；通过土地整理，提高基础设施标准，构建综合预防和应对措施；通过多样化的景观建设、提高应对能力等措施多途径来降低土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2.6 开展适应性管理
基于适应性管理原理，土地生态管护应按照“从实践中学习，以学习指导实践”的螺旋式系统思考程序，强化对土地利用和环境变化等不确定性的认识，重视不同利益群体相关信息的反馈，关注项目实施效果监测评价信息的指示。土地生态管护应加大土地利用对生态系统影响的预测能力和情景分析能力，从而更好地确定重点区域和影响程度，比较各种情景的成本和效益，并提出科学的适应性管理策略，以实现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恢复和正常供应。
2.7 加强动态化管护
土地生态管护应认识变化的必然性，努力顺应生态可变性，并使之逐渐成为土地利用及生态环境变化的导航。土地生态管护应探索生态系统的变化方式、幅度及状态变量，把握其界限和阈值，以维持正常的系统弹性，并确定因这种变化而导致的生态服务功能退化情况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以适时做出相应的管护策略调整。此外，土地生态管护还应高度重视建立项目实施过程和实施后的系统反馈机制，及时对因土地利用改变而导致的生态环境变化进行监测和分析，收集土地利用和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反应，以不断修正规划设计方案，提升管护能力。
2.8 提高管护能力
土地生态管护应尽可能落实到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或是最低层次上。具体来说，土地生态管护组织体系构建应注意以下4个方面：①应加大生态管护能力培育，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管护体系；②从条块分割的部门管理系统转变为跨部门、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协作管理系统；③管护应从注重结果向注重过程转变，且强调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多部门参与和多学科参与；④构建透明的信息系统，并采取直观的可视化工具，以增进决策者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和交流，为后续的行动获取支持。
3 中国土地生态管护发展策略建议
长期以来，中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存在“重视数量、轻视质量和忽视生态”的问题[1]。近年来，中国已加强了土地质量管理，但土地生态管护制度、理论、方法和技术还很薄弱。国际上关于生态系统管理和管护的研究为建立中国土地生态管护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有关生态管护实践值得中国土地生态管护学习和借鉴。基于对土地生态管护的理解，笔者就加强中国土地生态管护提出以下建议。
3.1 完善法规和法律体系
完善法规和法律体系应着重从3个方面展开：①应赋予土地利用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景观价值在法律法规上的地位，使人们不再仅仅关注于土地的生产价值，而是逐渐更着眼于土地的生态和景观价值，使土地得到更为充分的尊重而非单纯的食物供给来源；②应提升个人、组织和政府维护土地质量和生态价值的责任意识，使人们充分认识保护土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和景观价值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③应承认农户在土地生态管护中的关键地位，并构建相应的激励和培养管护机制。
3.2 建立土地生态管护制度
土地生态管护制度建设应涉及4个主要层面：①创立一种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综合管理框架，提高农户、社区、政府之间的协调和适应性管理能力；②应将管护权下放到尽可能低的管理层级，制定以农户为主体的土地生态管护制度；③逐步建立土地整治生物生境和生态健康医师制度；④完善土地科学专业建设，加强生态学、微生物、植物学、动物学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管护教育。
3.3 完善土地生态管护政策
加强不同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核算、多功能景观价值与动态评估，提高土地生态经济评价的力度，并通过资源补偿、增减挂钩等经济手段协调土地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之间的关系；积极推动农户对土地生态服务管理的参与意识，并制定土地生态管护补贴制度。
3.4 加强土地生态管护战略、理论、方法和工程技术研究
相关学者已对土地生态学和土地生态管护的战略、理论、方法及工程技术进行了探索[2526]，涉及土地生态结构与变化、土地生态评价、土地生态规划与设计、土地生态恢复与重建、土地生态管护等多个方面。而就目前发展程度与需求来看，亟需强化以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1）土地生态管护战略方面：加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监测、评价和建设，推进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建设战略；加强流域土地利用安全格局研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极端事件；加强土地利用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景观特征和多功能性研究，推进特征化、区域化、生态景观化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
（2）土地生态管护理论方面：基于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景观生态学、生态系统弹性、生态经济等理论，根据生态系统管理、弹性管理、适应性管理等方法，结合中国土地利用战略发展要求，构建土地生态管护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导原则。
（3）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内容，提高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开展集生态服务功能提升、景观特征和历史遗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安全、防灾避险、乡村游憩等于一体的城乡一体化绿色基础设施规划。
（4）土地开发和整治方面：一方面，应加强生态服务功能和景观价值评价手段的应用，以更好地提高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另一方面，应开展绿色基础设施工程技术体系和技术规程研究，推进退化土地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景观化建设的步伐，并强化土地开发和整治项目实施前、实施中和实施后的生态系统健康、生态服务功能、生物生态特征（Bioindicator）的评价。
4 结 语
（1）笔者梳理了生态管护及其相关概念和内涵，并结合土地科学研究内容及实践工作范畴，总结了土地生态管护的内涵。综合其理论框架、发展需求以及相关经验，提出了中国开展土地生态管护的相关原则。为推动土地资源“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综合管理，针对中国现有研究现状与政策背景，并借鉴国际发展经验，为中国土地生态管护发展与建设提出了建议，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2）土地生态管护是一个涉及土地、生态、管理等多学科的研究内容，由于范围较广，本文不能做到全面论述，但对于推动中国土地生态管护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一定借鉴。如何将景观生态学、系统生态学、生态工程等生态学理论与技术结合到土地建设中，以及采用生态学的视角与技术来开展土地生态管护，应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关注及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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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Holling首次提出适应性管理（Adaptivemanagement，简称AM），认为适应性管理是将管理策略和实践成果两者之间不断提升和优化的系统性管理过程[1]。在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方面，Taylo（r1997）在论文《森林适应性管理》中提出，森林适应性管理是从管理森林的政策和实践结果中不断学习，并且将这些结果持续运用到森林生态正式管理进程中[2]。王文杰等（2007）认为，适应性区域生态系统管理是以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性为目标，在不断探索、认识区域生态系统本身内在规律、干扰过程的基础上而采取的以提高实践与管理的系统过程。谢晨等（2010）认为，适应性森林管理是一种调整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及其功能，抵御不利气候变化，利用气候变化带来机遇的管理手段。笔者认为，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是以森林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充分认识森林生态系统自身运行规律的基础上，采取适应性管理方法对影响其发展的干扰因素进行动态跟踪管理的一种新型管理方式。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引下，随着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增长必然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影响。改善环境，确保森林面积的有效增加，应对森林生态系统进行适应性管理（AdaptiveManagement），使其遵循自然规律。因此，本文基于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分析资源、环境和人才等因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资源—经济 18世纪到2O世纪初，亚当•斯密、杰文斯、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家从自由市场的“稀缺”层面研究经济与自然资源的关系，提出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存在制约关系。国内的学者在研究资源与经济之间关系时，主要从公共资源补偿机制、环境经济手段、排污权交易、经济激励机制、资源产权市场化等方面研究自然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可见，资源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支撑和制约作用，资源的承载能力制约经济增长的速度、结构和方式。 林木资源作为森林资源的载体，影响着木材加工用家具制造业是否健康、良性发展。自1998年天保工程实施以来，以北方国有林区为例，森林质量明显下降，成熟林面积减少，森工企业危困，地方经济发展停滞[3]，这种变化导致国有林区人口迁出，经济出现负增长。同时，森林资源变化改变了产业结构，木材加工产业比重降低。而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将有助于林木的生长和木材资源蓄积量的良性增加。温作民、赵庆建（2010）在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下构建了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下的森林生产力模型[4]，以更为科学地描述和预测森林生产力状况。 森林对水文产生影响，森林自身的植被覆盖层、土壤层具有很好的涵养水源、调节径流、改善水质、保护土壤和水环境的巨大水文作用[5]，每年森林土壤可蓄水300m3/a，减少地表土壤流失量1吨/每公顷。我国人均水资源的拥有量曾逐年降低趋势，1980年、1990年、1995年、2005年和2010年的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分别为2753m3/a、2358m3/a、2239m3/a、2098m3/a和2300m3/a，①预计到2030年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将从现在的2300立方米左右降至1800立方米以下，水资源的问题俨然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子。国内学者在不同层面论证水资源和经济之间的关联，如王维平、刘品和马承新等（2011）[6]建立了宏观经济水资源投入产出分析模型；王瑜（2007）在水资源环境综合经济核算（SEEAW）的基础上，编制了水资源环境综合经济框架内容，对经济体与水资源水环境的相互关系进行的全面宏观核算[7]。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将优化森林生态系统功能，促进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调整森林林相，提高森林土壤层质量，以发挥其最大的水文作用，增加水资源的供给。 二、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环境———经济 1972年，D•H•米多斯提出“零增长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卫•皮尔斯（DavidW.Pearce）和克里•特纳（KerryTurn-er）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性环境问题，基于环境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在环境价值计量及实现代际公平的途径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核心。目前，由于森林减少及气候变化，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并致使物种多样性锐减。例如，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生态赤字由1978年的人均0.248公顷上升至2003年的人均0.890公顷；在《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出的640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我国有156种，约为总数的1/4[8]。 因此，加强森林生态适应性管理将有助于改善森林生态环境，从森林的角度来调节生态系统间冲突和矛盾。通过森林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管理，可以完善森林生态系统中森林为主导的各部分功能，加强森林质量的建设。高计青（2004）做过测算，在300mm年降水量的情况下，如果全部被森林覆盖的地区水土流失量为每公顷600kg，而没有植被的秃岭荒山水土流失量高达7000kg，两者相差11倍多[9]。将适应性管理的理念融入到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中去，有助于森林总体质量的提高，进而改善森林生态环境，以此来影响整个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三、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人才———经济 人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大量复合型人才能够促进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保障。现阶段，大力发展都市经济圈和特色区域经济战略时，必须以人才作为重要的技术保障。张书凤、沈进（2007）从人才经济弹性（人才经济弹性=GDP增长率/人才增长率）角度分析人才对经济的贡献程度，认为专业技术人才、科技人才和高层次人才这三类人才每增长10%，GDP的增长率将超过10%[10]。据调查统计，89.7%的人喜欢在自然环境较好的地方工作、生活；自然环境的破坏只会带来人才因不可抗力因素而流失，这将是以后人才战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从生态学角度看，人才与其环境因素共同构成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人才与其所在环境共同组成人才生态系统，人才生态系统可以看成是在特定的区域与时间内各类人才与环境所形成的系统。它包括人才个体、群体、环境、组织等。勒温（K.Lewin）的动力场理论从个人与环境关系的角度解释了人的流动现象，即，B=（fP，E）。认为，人是一个场（field），一个人的行为（B）取决于个人（P）和他所处环境（E）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行为取决于个体的生活空间（Lsp）。在个体生活空间里面，徐茜（2010）等人认为[11]，人才在聚集过程中会更多地考虑城市人口环境、经济环境、生活环境、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因此，城市环境与人才集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形成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城市人才环境磁场，形成一个循环，成为城市发展中一对不可分割的复合体。#p#分页标题#e# 通过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将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和创造人才。将大大改善人才聚集过程中的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提高净化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能力，吸收和转化空气中污染物，调节气候变化情况，提高个人生活空间质量。 四、总结 在经济转型期，环境的日益恶化和森林生态系统的日益脆弱，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不断地注重森林生态管理，调整森林生态系统状态，改善环境。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实施过程中注重过程管理，是强调对冲突和干扰适应性调整的一种管理方式。在森林经营管理中，引入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将有效地改善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和人才等状况，改善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管理学；生态环境
管理学不仅重视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而且还强调管理哲学的指导。它不仅重视组织外部生态环境对组织生存和成长的影响，而且关注组织与所有内、外生态环境的有机统一联系。管理生态学的建构使人与组织和管理生态环境构成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在吸收以往管理理论精华的同时，能够补充以往管理理论的不足。从生态学与管理学交叉的视角，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探讨组织与管理生态环境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生态有机统一关系，提出管理生态学的相关理念，对其进行框架分析十分必要。
生态管理学的建构对于促进现代管理学的研究具有极大促进作用，促使其摆脱了在管理学内部开展研究的窠臼，开创了系统、全面引入生态学观点研究现代管理学的新路径。管理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方面是生态学走出纯生物学的圈子，实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盟，最终形成生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现代管理学自身生态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一、现代管理及其发展出路
在历史上生产力不十分发达、管理环境相对比较稳定的条件下，管理理论关注组织内部的管理，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解决当时的一些管理问题，是因为它们处在相对稳定的管理环境之中，所作的管理也只是对组织内部的管理，这时的管理还处在就管理论管理的阶段。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供给的不断增加，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组织的管理环境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变化趋势，那种“就管理论管理”的管理理论已难以适应时代和学科发展需要。注意科学的管理理论必须与具体的管理环境相适应已经势在必行。
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工业社会的出现使管理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人们对管理作用的普遍重视，表现为不单管理学家和实际管理人员在从事管理研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等的兴趣。他们从各自领域进行管理经验总结和拓展。
管理是一种极为普遍、复杂的活动，其范畴涵盖从日常的家庭管理到国家管理等内容。正是由于世界的广泛性和事物的复杂性，给实际操作管理的管理人员去认识和探索管理的本质带来挑战。现代管理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其管理的内容、过程、环节和因素复杂多变，以致于最机智的管理者在种种情形下也会感到难以驾驭。鉴于此，学界在做不懈努力，希望透过复杂的管理现象探索到管理的本质，无论这种探索多么艰辛。
现代管理环境的时空扩大化，表明在当今社会任何诸如企业、政府、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管理活动，从微观到宏观都不能脱离管理环境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而是必须由封闭走向开放，在日益扩展的管理环境时空范围中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就是说，现代管理者面临的将是一个视野开阔的现代管理环境，如若缺乏操纵这种现代管理环境的能力，要实现有效管理都将不可能、不现实。
现代管理环境的立体化，表明任何特定的管理活动如若不能充分利用和大力开发立体化的现代管理环境，管理者势必失去其立足之地。这实际上要求管理者在组织设计上不能简单采用直线化和平面式思路，管理方式必须是多层次多形式。否则，现代管理者的任何管理活动都可能因与现代管理环境的不适而失败。
二、生态学与管理学
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思想生动地体现在《周易》、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儒家的生态直觉思想等之中。其中《周易》以阴、阳两艾为基本符号，用来表示两种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基本特性，并用来说明日月运行、季节更替、气象变迁以及生命有机体的生长、成熟、衰老、死亡等一切对立事物的循环转化。同时任何事物的变化都处在整个系统的循环过程之中，这种从事物整体动态平衡过程中实现协调的思想，就是现代生态思想的精华所在。阴阳五行学说是研究自然界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的学说，通过阴阳双方相互转化和制约来揭示生命体、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运动。阴阳五行学说用自然界的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将整体世界分为五个系统，它们相互滋生、相互制约，这些对自然整体的认识包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
管理在本质上是对一定组织的管理，而一定组织又是处于特定的管理环境之中的。管理的目的就是使管理系统功能优化，通过合理的手段和方法，合理地组织、协调组织与管理环境。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它通过物质的气态、液态和沉积循环方式，在其他自然力共同作用下与别的生态系统交换物质和能量，最终参与地球化学循环。而作为管理系统来说，其同样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必须与管理环境系统、组织内部系统发生必然的联系，任何脱离外界的、绝对封闭的管理系统是不存在的。对生态系统和管理系统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使生态系统与管理系统最终融合为一个更高级、结构层次更多、功能更复杂的管理生态系统。
利用多学科进行研究，视野更宽，论述更全面，影响更大，“管理就是决策”的思想表明现代管理系统已经进入到了比较高的阶段。战略管理使得管理有别于其他商业机能（营销、生产、会计、信息系统等），是把所有这些机能凝聚了起来，从而使企业与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融为一个整体。这一思想强调决策是和管理环境联系在一起的，管理环境是决策的起点，也是管理理论生态趋势的进一步演进的体现。
[关键词]生态对话;环境社会学;生态社会;生态文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族地区的环境、开发和社会发展问题研究”（12AMZ009）、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研究生项目“民族地区的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和社会发展：从理论到实践”（201406390030）与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西部资源开发中环境保护的行动逻辑与结构困境”（K2014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鹏飞，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善待环境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迈克尔・贝尔
自从1978美国社会学家卡顿（W. R. J. Cotton）和邓拉普（R. E. Dunlap）发表《环境社会学：一个新的范式》以来，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雄心勃勃”、80年代的“歧路彷徨”和90年代的“柳暗花明”①，学科范式渐趋成熟，理论建设和经验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环境变迁的加剧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环境社会学的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机遇。本文以环境社会学家迈克尔・贝尔（Michael M. Bell）和洛卡・阿什伍德（Loka L. Ashwood）在《环境社会学的邀请》②一书中的基本思想为线索，对环境社会学的基元观念、研究对象和核心议题作一检视，并就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进行简单讨论。
一、生态对话：环境社会学的基元思想
“生态对话”是《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中所倡导的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全书的开篇，贝尔和阿什伍德即表明，生态对话是社会与环境之间持续的、没有终结的、相互依存的互动。在这场对话中，其中一个的内在改变会带来另一个的改变。在他们看来，生态对话的提出不仅是基于环境社会学中的因果关系具有“对话式”与“没有终结”的特征，还表明了环境社会学的行动取向――“我们可能无法在此刻停止环境问题造成的伤害，但确实可以做许多事情来改善所有生物的生态状况”①。
生态对话的实质是一种整体的环境观，表明环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可分离性和持续互动性。在此观照下，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人类、其他生物、土地、水和空气”，所有这些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最大意义上的群体。而环境社会学就是要研究这种群体，分析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以及支持所有生命的水、土壤、空气，如何共同分享地球这个唯一的共有地，进一步探讨现实的社会与生态冲突的成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自然的权利与魅力（rights and beauty of nature）则是贯穿生态对话的三个主题。
在笔者看来，生态对话和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最大意义上的群体”等观点，拓展了卡顿和邓拉普、洪大用等学者对于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卡顿和邓拉普认为，“人类例外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NEP）主导的传统社会学过于强调人的独特性和文化的重要性，而忽视环境因素对社会的影响。进一步，他们提出了建立“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NEP）的设想，新环境范式下关于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称为“环境社会学”②。卡顿和邓拉普关于环境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关系”研究的思路，在后来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切入的角度不同，但是施耐伯格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汉尼根的建构主义范式、吉尔贝托・C・加洛潘的系统论范式等都在具体的研究中展现了环境―社会关系的不同侧面。然而，“环境―社会”关系研究对象的确定过于宏观，停留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对经验研究缺乏支持;同时，环境―社会关系的范围也适用于对环境问题进行研究的包括生态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无法凸显环境社会学的独特性。在对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时，洪大用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化为“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影响”，突出了环境问题的“社会”维度，也将卡顿和邓拉普确立环境社会学时对传统社会学的“反叛”走向“归一”③。但是，随着“环境”维度的拓宽和越来越多研究分支（如灾害研究、深生态学、激进动物研究、Critical Animal Studies等）的发展，仅仅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影响稍显褊狭。“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不仅将动物、植物、水、土壤、森林、空气等都看作与人类平等且共享地球共有地的要素，而且把社会学（最初译为“群学”）“群体分析”的理路领到环境研究中，在研究视阈和分析方法上都大大拓宽。同时，这一界定也契合了当前环境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环境社会学立基社会学也包含“走出家门”的雄心得以展现。
贝尔和阿什伍德进一步区分出物质、观念和实践三个层面，作为讨论生态对话的切入点。物质层面是“消费、经济、技术、发展、人口、身体等如何塑造人类面临的环境现状”，观念层面是“文化、意识、道德观、风险、知识、社会经验等如何影响人类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实践层面是“如何把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中的要素结合起来，更好地去解决环境冲突”①。在生态对话的视阈下，物质层面、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始终在发生着互动，因此三者并非严格的概念界限，而仅仅是分析上的体现。这样，环境社会学领域中“可能是最为持久的，并且有时是充满恶意”的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论争②，可能是没有必要的，对学科的发展并无助益，因为环境的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实在论和建构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共存的关系。环境社会学必须揭示的最重要真理之一，是“物质、观念和实践三者间的深刻联系”③。因此，对于物质层面、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下各个主题的讨论，也不脱离对这种“深刻联系”的揭示。
二、物质层面：多位一体的跑步机
贝尔和阿什伍德首先探讨了生态对话中物质层面上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他们依次分析了消费、金钱和市场，技术和科学，人口以及身体等与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现状之间的关联。在论述中，贝尔和阿什伍德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在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生产跑步机”（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消费跑步机”（the treadmill of consumption）④的观点。他们对于技术、科学与环境以及身体与环境的阐述也在学科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总体来看，贝尔和阿什伍德关于金钱和市场，技术和科学，人口以及身体等随后的讨论也是以跑步机（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为框架，构成了对环境问题的物质层面研究的“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
环境社会学中，施耐伯格（Allan Schnaiberg）在对环境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跑步机理论，并发展为环境社会学中的一个主流理论。这一理论聚焦社会结构和制度，认为市场经济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即资本、劳动力和政府构成了“经济增长同盟”，持续追逐利润，使生产的步伐就像在跑步机上一样无法停止，这一过程需要源源不断和持续增长的资源与原材料供给，工业污染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⑤。生产跑步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机制，即经济财富的制造和环境污染的制造。其内在机理是持续不断的投资需求，结果是高投资率的保持和环境成本的不断外部化。贝尔和阿什伍德指出，对生产跑步机最常见的调整方案，一是迫使一些人离开跑步机，将产量降到成本和价格均衡的水平，但这是跑步机上的每个人都反对的;二是做一些竞争性的调整，这在调整之初易获得人们的接受，但常常出现少数大企业垄断生产和被迫退出市场的人寻求创造新的“跑步机”的结果。最终，人们都努力留在跑步机上。但结果却是，富有者们努力将生产跑步机的压力变为使自己更加富有的机会，环境问题则继续为社会普遍忽视。因此，生产跑步机本质上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各利益群体、这些群体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对他人利益关注程度的结果。
贝尔和阿什伍德进一步提出了消费跑步机的观点。他们指出，现代社会炫耀性消费所具有的竞争性与攀比性特点，不断加剧环境风险;同时，消费主义的扩张还抹去了物品所具有的社会精神，个体化愈演愈烈。如同瓦奇泰尔（Paul Wachtel）所指出的那样：“面对着伴随过去那种安全而其乐融融的群体感消失而来的孤独感和脆弱感，人们寻求追求财产来消解。”①但是，人们愈寻求更多财富来购得这些商品，就愈会不断陷入现代经济中相互竞争的个人主义，也就愈削弱了群体性，从而踏上了消费跑步机――不断增加物质消费量却未能带来任何内心满足感的消费全过程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却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生产跑步机和消费跑步机也在发生着“对话”，二者形成互为一体的跑步机――生产和消费跑步机，使它们所产生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互相推动②。但这是一个恶性的对话循环：生产活动创造了不平等，不平等创生了消费跑步机，消费跑步机创造了更大的不平等，进一步加速生产跑步机，从而使得整个循环不断加快，而可持续性、环境正义、自然的权利和魅力被一再边缘化。
技术和科学常被看作是降低跑步机压力的关键。如生态现代化理论所指出的，技术在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中具有重要贡献和潜力③。但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技术不是机械结构而是社会结构。技术的现象学――技术规范将人们封锁在持续的常规行动中，技术的文化――技术被人们无条件地信仰和崇拜，技术的政治――特定技术结构及其社会利益被人们不加批判地强化，极易使人们患上温纳（Langdon Winner）所谓的“技术梦游症”――人们乐意地在重构人类生存条件的过程里梦游。可现实是，一旦付诸实践，技术的齿轮也会嵌入生产和消费的跑步机，变成社会结构来塑造人们的需求和利益。正如这些需求与利益也在塑造着齿轮和跑步机。人类很快便陷入由这些结构所安排的行为规范和文化需求中，掉进技术与经济的双重梦游症中。贝尔和阿什伍德还提出了“身体环境”（invironment）的概念来探讨身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凸显人类的身体作为跑步机的环境后果的主要承担者。他们指出，通过各种大大小小、可见或不可见的方式，跑步机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并引起累积效应，使每个人同经济模式、技术模式、环境污染和环境利益的分配模式联系起来④。因此，身体（进一步，健康）是一项基本和重要的环境议题。
“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不仅是对已有环境社会学理论的推动，而且深刻揭示了人类日常生活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制度方式如何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的发生。这对于如何改革已有的各种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和规避环境风险，具有启迪意义。
三、观念层面：环境意识与社会平等
观念（Ideal）是生态对话中同环境问题相连的又一重要内容。贝尔和阿什伍德首先追溯了环境统治（environmental domination）和环境关心（environmental concern）的意识形态根源，然后基于自然和风险作为人类思考和感知环境问题的观念维度，重点探讨了“自然的人类本质”（the human nature of nature）和“风险的理性”（the rationality of risk）。在观念层面的环境问题的讨论中，贝尔和阿什伍德的贡献在于，从环境意识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不平等问题与人们思考环境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也就是说，社会不平等在环境问题上的投射不仅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上环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环境意识。这一视阈拓宽了环境正义研究、环境抗争研究、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等论题的分析维度和理论宽度。
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环境统治――人类能够并应该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环境――被广泛认可和接受有三大思想根据：基督教、个人主义和父权制①。基督教宣扬的崇尚工作、禁欲和理性等思想将改变自然不再视为亵渎神灵的行为，人类开始以开发和征服的态度对待自然。个人主义强调更大范围群体中个人的重要地位，导致了忽视周围环境的社会行动，人们不断地将自我与身体分离，与地球分离，与生态环境分离。父权制及其衍生的支配逻辑将女性与其生育原型同自然联系在一起并加以贬低，为统治环境、征服女性提供基础。而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的环境关心不断提升，环境运动广泛发展，不仅仅在于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民主思想与体制的普及，更在于自然道德心（natural morality）――人们对超越社会权力、不受利益困扰的纯净领域的共同追求――的回归。自然道德心旨在强调没有偏见的道德观和身份的外在来源。它倡导的朴素、自然客体（人们体验没有社会冲突、社会限制和社会权力的宁静与愉悦）、自然自我（真实自我，而非社会评价的自我）、对物质主义的批判等至今仍是环境思考的试金石②。由此，对“自然究竟是什么”（the human nature of nature）的理解，在怎样组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社会上具有核心地位。“自然”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人类构造着自然，自然也构造着人类。任何一种仅仅将自然作为物质现象或者作为社会构建的观点都是威胁的。风险同样是影响人们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贝尔和阿什伍德认为，风险是嵌入于权力和信任关系中的。而且，由于技术理性的自信，风险正在最大限度上将理性主义延伸到危险和不确定性中。这样，理性主义逐渐成为掌握理性主义优势的人群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使弱势群体陷入风险的“铁笼”，环境风险也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环境统治、环境关心、自然的人类本质和风险的理性等，是从观念上阐释现代社会中的环境问题的主要角度。更重要的是，这些论题都将环境意识同社会平等联系了起来。环境统治中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人们之间、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环境关心中人类对社会公平追求的自然道德心，自然的社会结构观和风险的权力嵌入论，都凸显了社会不平等在人们考虑环境问题的方式中占有中心地位。可以说，社会不平等及其对社会的挑战，正是环境意识长久成为社会和道德话题的重要因子。在环境社会学中，着重探讨社会平等和环境污染的论题已经成长为“环境正义研究”（Environmental Justice Studies）的领域，发展迅速。但是，环境正义目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物质层面上对环境污染在各个社会范畴中的高度分布不均的关注，较少涉及观念层面。环境问题的观念层面研究则将环境问题与社会不平等关联起来，深化了人们对于环境正义的理解。环境正义并不仅仅指涉物质层面的环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同样有社会不平等引发的意识、观念和道德上的内容。因此，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和解决，不仅需要制度、法律等外在力量，也应包括公平基础上的人心、伦理等观念力量的建设，这二者同时也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
四、实践层面：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
实践层面的讨论也是《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中较有特色的部分，突出环境社会学的公共取向和行动取向，即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也需要穿透学院的高墙，面向民众和公共社会，运用知识积极主动地推动生态系统的改善，造福于人类。在这一方面，贝尔和阿什伍德提出了“动员生态社会”和“管理生态社会”的观点，来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动员生态社会的三个要素是：放在一起（conception）、联结在一起（connection）、一起见证（contestation）。“一起”并非易事，哈丁所言的“公地悲剧”既是经济威胁也是环境威胁。然而，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公地悲剧其实仅仅是“个人主义的悲剧”。而人们的动机和选择不仅仅会出于狭隘的自我利益，同样重要的还有社会生活中的情感因素――社会传统。而且，情感团结和利益团结会不断相互塑造并相互维持，形成社会团结的对话（dialogue of solidarities）①。加上作为对话条件的“政治机会结构”，草根环境行动者已在路上。应当注意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中，情感团结与利益团结可能会发生博弈，出现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情况。但是，贝尔和阿什伍德的探讨指出了动员生态社会的“理想型”。
在管理生态社会中，贝尔和阿什伍德强调参与式管理和重构日常生活的重要。参与式管理能够促进实践绩效和民主化，使当地人与科学家、当地知识与专家知识的对话开展起来。重构日常生活可防止参与式管理的过度程式化及精英阶层对参与式管理的利用，避免出现“过家家式参与”。重构日常生活包括物质减量化、生态工业和智慧增长等。二者共同推动管理生态社会的目标――真实环境主义――的出现②。真实环境主义是环境友好行为变得简单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人类不是因为有意识做到环境友好才会选择，而是这样选择会最省钱、最舒适，因为发展到最后，环境主义已经不再是美德，而是一种必须尊重的现实。
五、结语
通过生态对话以及环境问题的物质、观念和实践等层面的探讨，贝尔和阿什伍德富有激情地将我们带进了环境社会学的场域中。如Sage出版社对该书的评介，《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不仅仅是邀请，更是一个诱惑（seduction）。它将环境社会学真切地同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每个人的“当前”联系起来。诚然，该书的分析存在某些不足：偏重物质层面，在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中未根本触及如何消解跑步机的负面后果，生态社会未充分界定等，但仍不损伤其对于环境社会学基本论题的建设性分析和学科发展的贡献。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对话下“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环境社会学的核心关切是可持续性、环境正义和自然的权利与魅力;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可以从物质、观念和实践三个层面上介入分析：物质层面的“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观念层面的环境意识与社会不平等的关联，实践层面的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这些分析理路对于正处在积极建设和成长阶段的中国环境社会学来说，具有学理上的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