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4 01:53: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新闻与传播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所谓价值客体，就是人类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价值活动，活动所涉及的一切客体都是价值客体。在特定的价值活动中，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往往是多元的，对于主体来说，不同的价值客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些属于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属于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则是手段性质与目的性质兼具的价值客体。手段性的价值客体服从、服务于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受目的性的价值客体的支配和制约。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作为主体所涉及到的价值客体相当多，我们根据价值客体的不同性质、地位和特征，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它包括摄影、摄像、录音、印刷、播放等设备，包括交通、通讯等工具，还应该包括新闻事实这一基本的物质条件。摄影摄像等设备以及交通通讯等工具，作为传播主体实现价值目标、价值追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客体，应该毫无争议。但对新闻事实这一价值客体的认识，笔者与一些专家不同。笔者认为，新闻事实属于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其基本理由是：
众所周知，早在1943年就对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为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源于事实，是对事实的反映。这一论断得到了新闻界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新闻是信息”，②也已是业界的普遍共识。由此可见，新闻信息尽管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但“事实本身与对事实的认识是有实质区别的”。③事实与信息所指的客体不同，二者的区分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逻辑起点，新闻价值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把二者混为一谈，必然导致价值理论的混乱。
首先，新闻事实是社会主体价值活动的产物，对传播主体来说，是先在的、既定的、自然的、不可控制的、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传播主体只能把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条件、前提、基础和起点。其次，新闻事实本身不能储存、不能压缩、不能复制、不能共享、不能传播，传播主体既没有权力改变事实本身，也没有权力处置事实本身。但新闻信息不同，新闻信息可以加工、可以储存、可以压缩、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可以传播。④传播主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权利，是采集、加工、处置、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利，而不是处置新闻事实的权力。所以，以报道、版面、节目等各种新闻文本形式出现的新闻信息，才是传播主体价值创造活动的产物，才是传播主体创造的价值客体，即新闻价值客体。如果新闻事实是新闻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价值客体，传播主体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最后一点理由是，新闻事实本身既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也不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以矿难为例，作为事实本身，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没有遭遇这种事实的需要。但是，有关矿难的信息，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会产生强烈的需要，传播者需要有关信息（注意不是需要事实本身）进行传播，受众需要有关信息作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决策和认识的依据。因为矿难信息不仅有助于人们及时进行有效救援，而且能给人们提供前车之鉴，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而矿难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毁坏价值。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报道灾难性事件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事实本身有价值，而在于其信息有价值。由此可见，新闻事实的价值不等于新闻信息的价值（即新闻价值），传播者和受众需要新闻信息，可以获得新闻信息，但不一定需要新闻事实本身，传播者和受众不是当事人，即使需要事实本身，也不可能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事实只能是传播主体进行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物质资料，作为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
把新闻事实归入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并没有降低新闻事实作为价值客体的重要地位。打个比方说，传播主体营造的是信息大厦，事实就是信息大厦的地基。因此，包括新闻事实在内的手段性价值客体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传播者进行价值创造的强大杠杆和物质基础，它的发展和变化标志着传播水平和发展状况，同时也标志着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但需要我们明白的是，工具和资料只是价值创造活动的前提和手段，而不是价值活动的目的。所以，劳动资料在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构成中通常处于较低的位置。
第二类是传播主体的劳动所施加、改变、创造的对象，即劳动对象。如新闻稿件、版面或节目等。而这些都是新闻信息具体存在形式或系统存在形式。所以，在本质上，劳动对象是新闻信息，是对新闻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储存和传播。劳动对象通常表现为直接的劳动成果，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直接劳动成果往往不能直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必须与其他主体的劳动成果相交换，才能完成一轮价值创造活动，才能获得最终的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因此，直接劳动成果体现的是主体的付出而不是收益，是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实现。所以，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果，是传播主体获得目的性价值客体的中介性价值客体，是既具有手段性又具有一定目的性的价值客体。
事实上，新闻信息作为双重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更复杂的因素。相对于传播者的经济目的，或者说在经济意义上，新闻信息具有突出的手段性；但相对于政治理想，或者说在政治意义上，它又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因为新闻信息传播涉及到传播主体自身和公众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信息的传播本身，要比传播效果更具有重要性和优先地位。富有职业理想、民主意识、公众意识、受众意识的传播主体会自觉地把公众、把服务对象的价值目标，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目标，把受众最高的目的性价值客体，转化为自身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此外，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作为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惟一性，它是获得传播效果等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惟一手段。所以在新闻实践中，很多传播者对新闻稿件的采写加工，表现出高度的关注，甚至经常把它摆在与传播效果等同的地位。因为好的稿件就意味着好的传播效果，手段的惟一性和关键性反过来又强化了目的性质。
但从总体上讲，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仍然占主要方面，具体表现是：首先，新闻信息主要体现为传播主体的劳动付出，而不是收益，它不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生存和发展等基本需要。其次，传播者搜集、制作、加工、传播新闻信息，如果获得不了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就像厨师烧制的佳肴美味、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不出去一样，形同废品，目标追求难以实现，自身的需求无法满足，价值活动也难以为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对商业媒体，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其手段性质远远强于目的性质。这些都决定了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强于目的性质。
第三类是传播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要追求、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性成果，即传播效果。传播效果包括新闻报道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我们通常称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和前两种价值客体相比，传播效果才是相对单纯的、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需要的、具有最终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它意味着传播者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收益，付出得到了补偿，需要得到了满足。传播主体采用先进设备，对新闻稿件进行精耕细作，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信息，努力赢得受众，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传播效果，这也是所有媒体的最高追求。所以，对传播主体来说，在一轮完整的价值活动中，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就是传播效果，正是这一价值客体在决定着其他价值客体的选择和创造。
有专家把传播效果也作为新闻价值客体，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传播效果是不是新闻价值客体，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对新闻价值概念的理解，二是传播效果作为价值客体是否具备新闻价值，如果不具备新闻价值，就不可能是新闻价值客体。
关于新闻价值，大体上有两种理解。一种把新闻价值理解为传播效果，等同于传播效果。按照这种理解，如果再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就会出现一个荒谬的结论：新闻价值就是新闻价值客体。另一种是笔者认可的理解，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影响特定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效果是这种属性或功能的发挥，即新闻价值的实现，也即是说，传播效果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实现其价值的结果。即使传播效果具有轰动效应，也只能是新的新闻事实，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新闻事实不能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前文已有论述。
传播效果作为其他价值客体，第一它不是受众的价值客体，更不是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因为传播效果本来就是受众的信息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受众把这种满足，再作为价值客体，再满足自身，甚至再再作为价值客体，再再满足自身。且不说如此循环下去有无可能，是不是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这种把新闻对自身的满足再当作价值客体的活动，是不是还属于新闻传播活动，是不是还在新闻传播活动的链条之中？笔者认为，传播效果对受众而言，已经转化为下一轮价值活动即信息选择的背景和动因，为主体创造出新的价值需要，而不是成为其价值客体，甚至反复地成为价值客体。因此，把传播效果作为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更无从谈起。第二，传播效果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也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因为它满足的是传播主体对经济、声誉、影响力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需要，对传播主体来说，具备的是经济价值和影响力价值，而不是新闻信息价值。所以说，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与把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一样，都是十分荒谬的。产生这种荒谬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专家企图为新闻价值理论构建宏大、系统、无所不包而又整齐划一的理论体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微观问题宏观化，单一问题体系化而导致的错误结论。
二、传播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是多层次的，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客体，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在价值客体构成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与传播主体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如果以客体或其价值来命名价值关系，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就有三种：
第一是与采写、交通、通讯工具以及新闻事实等劳动资料形成的价值关系。因为这些都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在这些客体中，工具又具有标志性，所以劳动资料体现的主要是工具价值、手段价值，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可以称为手段价值关系或工具价值关系。
第二是传播主体与新闻信息形成的价值关系。传播者采制新闻信息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要，而不是自己的信息需要，但在满足受众的同时，换来受众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关键因素形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新闻信息对受众来说，体现的主要新闻信息价值即新闻价值，与受众形成新闻价值关系。但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体现的主要不是信息价值，而是一种交换价值、传播价值。所以它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不是新闻价值关系，而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传播价值关系。正如交换价值要以价值为基础，但交换价值并不等于价值一样，传播价值要以新闻价值为基础，但传播价值并不等于新闻价值。传播价值关系也不等同于新闻价值关系。原因在于，新闻对受众主要是新闻信息价值，但对传播者来说主要是交换价值或传播价值。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直接影响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价值则是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具有的影响传播者的属性或功能。新闻价值以受众的需要为价值尺度，传播价值则以传播者的需要为价值尺度。新闻信息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但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它只是传播者交换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等价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传播者与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价值关系，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是传播价值关系。
第三是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等收益性成果之间的价值关系。传播效果是传播主体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它体现着传播主体的理想、信念与追求，体现着传播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对传播主体既具有精神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它从精神与经济两个方面满足传播主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按照习惯，人们通常以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或其价值，或者获得这一价值客体的方式，来表示整个一轮价值活动中的价值关系，那么，传播者与传播效果之间的价值关系，就可以称为传播效果价值关系。因为传播效果是传播这一活动方式带来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传播价值关系，并把这一价值关系，作为传播主体在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所有价值关系的简称，或统称。因为这一价值关系是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价值关系的主线，在各种价值关系中占有主导和支配地位。
三、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的关系
新闻传播活动中有两个主体是正确的，但他们并非是共同主体。作为主体，他们处于不同的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作为主体，出现在传播者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传播效果之间形成的传播价值关系中；受众作为主体，出现在受众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新闻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与受众，当一方处于主体地位时，另一方总是处于客体地位，而不可能同时作为主体出现在同一价值关系中。具体地说，在新闻价值关系中，受众是价值主体，新闻信息是价值客体，而新闻信息是传播者劳动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传播者在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受众的需要，在以客体的身份或地位服务主体。而在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是价值主体，传播效果是价值客体，而传播效果是受众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因素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受众在获得信息满足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付出满足传播者，并因此在这一价值关系中处于客体地位。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传播者与受众是互为主客体，而不是共同主体。“共同主体说”，尽管基本用意在于提高受众的地位，但在理论上混淆了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价值主体及其客体的混乱。四、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实生活中，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造成这种价值关系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大体上有四个：
第一，传播主体具有复杂性。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存在，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追求会造成传播主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差异。在西方政党报刊时期，政党报刊追求的最高目的、甚至是惟一目的就是宣传效果，很少考虑赢利问题。新闻报道的手段性质极为明确，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制造假新闻也是政党报刊惯用的手段之一。所以这个时期作为政党报刊的传播主体，其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是宣传效果，而不是经济收益，更不是新闻信息。商业媒体比较复杂，但赢利始终是媒体的重要或主要目标，甚至有极少数商业媒体把赢利视为惟一目标。现在，无论是政党报刊还是商业媒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往往兼顾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极少把其中一个作为惟一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就媒体内部而言，传播主体包括媒体内部的编辑记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管理者与编辑记者之间，记者与编辑之间，采编人员与经营人员之间，都存在诸多的内部矛盾，也会导致对价值客体定位的偏离和游移。
第二，价值客体本身具有复杂性。传播主体面对的不是单一的价值客体，而是一系列的价值客体，不同价值客体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会导致传播主体对价值客体的性质和地位定位变化。
第三，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具有复杂性。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会造成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在某些环境下，工具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工具就必然意味着拥有结果，工具就会被视为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在某些时候，劳动对象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劳动对象就必然意味着结果，对象就会被视为目的性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社会环境变化，尤其是政府新闻宣传部门管理政策的变化，也会很快体现为媒体内部的冲突和压力，导致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
第四，传播活动具有复杂性。传播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而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螺旋上升结构，先进的采编传输工具是为了生产好的新闻稿件，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是为了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是为了采写更好的新闻稿件，更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往复循环，永无止境。哪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哪是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在循环中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哪怕是最单纯的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手段性质；最单纯的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目的性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任何价值客体都会体现出多姿多彩的性质。
注释
杨保军：《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第74页。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李衍达：《信息世界漫谈》，清华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7页。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超级秘书网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硕士；实践；师资；考核方式
一、调查中呈现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与实际脱节
当前传媒界急需复合型人才，而我国普通高校的新传研究生教育模式还只停留在理论教学上。据调查，该校新传教育采用最多的教学方法中，有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理论教学”。而学生理想的教学方法则是“实践性教学”（63%左右）。这样高比例的“理论教学”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很可能在以后的工作中产生采写恐慌，写出来的东西没有深度甚至没有逻辑，更不要说做研究了。现在普通高校的新传硕士生培养仍以学术型为主，这显然有悖于社会需求和多数学生的意愿。应由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对新闻实务进行钻研，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从学校的考核标准来看，大部分高校的考核侧重点在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上。学校除了要求学生完成课程考试、学位论文外，还需要发表学术论文，并把的级别、数量同奖学金以及其他奖励的评定挂钩。这种片面追求学术研究指标的做法，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且还可能滋生学术腐败。
（二）师资力量不足
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曾说：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此次调查中，有一半以上教师都在30岁以下，呈现年轻化趋势。普通院校毕业的教师超过50%，80%的人最高学历为硕士，职称仅为讲师。可见，现在国内普通院校的师资水平并不高，且研究生导师的数量与不断扩招的学生数量不成正比。调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教师毕业于新传专业，一半左右的教师没有媒体从业经验。对于新传专业硕士的教育来讲，并不是教师年纪越大、学历越高越好，有很多媒体人都只是本科毕业（数据来自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调查，本科学历的媒体人占75%），这些人员虽然学历不高，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样的人才在国内高校当老师，可以弥补很多学历高但没有媒体从业经历的教师的不足。同时，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教育模式，改变教师学识构成，提高业界人士在教师结构中的比例。
二、教育模式的转变
（一）增加学生实践比例
从新闻传播学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出发，学校可以邀请业界名流阶段性地给学生讲课。这样一方面可以给高校新传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很多新的思路和举措；另一方面，还可以加强高校和媒体之间的联系，破除行业壁垒，汇聚社会多方资源，为我国新闻传播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好处。除此之外，还可以组织教师到媒体一线去实际工作，以方便教师了解新闻传播方面的最新动态和趋势，从而使课堂内容尽量多地贴近实际。最重要的还是要多制造机会让学生去媒体实习，在课程设置中增加新闻实务教学内容的比例。专业硕士在有限的在校时间里，如何学习更实用、更紧迫的内容，具体开设哪些课程等问题，最好综合老师的专业能力和学生需求方向两方面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实践性教学和案例教学，以增强学生的批判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改革研究生考核评价体系
学术研究是需要积累的，研究生的学术造诣未达到一定水准时，用强制性规定逼其勉强发“论文”，这种揠苗助长的做法并不可取。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水平的重要标准，对于真正立志于做研究、搞科研的学生来说，学位论文必然不会让其发愁；但对于怀揣着其他目的的人来说（调查结果中，想考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人60%是“希望增强竞争力”和“兴趣爱好”，40%为“回避职场和社会压力”，20%左右的人选择了“父母和亲朋好友的期望”），学位论文无疑是道坎，更不要说部分学校强制要求在一定级别的期刊上发论文。在考核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方面，目前国内普通高校缺乏相关规定、具体措施和评价标准。此次调查中，关于“高校教师对现有新闻学生能力考查的方式是否合理”这一问题，有50%以上的教师认为“不太合理”。新传硕士研究生的考核与评价体系要与时俱进，考核的方式也要逐步多元化，根据本专业特点制定差异化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方式。例如，把实习纳入教学环节中，用实习取得的学分取代在期刊上发论文取得的学分，用实习期的表现和作品来作为衡量奖学金或者其他评价体系的标准。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有多种，如调研报告、规划设计、案例分析、文学艺术作品等。如果毕业生能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专业实习作品，就应该允许其参加毕业答辩和申请新闻学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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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骏飞.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向何处去［J］.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1）：78.
［4］童兵.新闻改革新思路和新闻教育新突破［J］.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3（4）：4.
［5］高钢.媒介融合趋势下中国新闻教育的改革思考［J］.新闻学论集，2013（1）：141.
［6］曾建雄，曾俊，邓文艳.新闻传播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危机与转机——关于变革国内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层思考［J］.现代传播，2010（3）：126-127.
最近接触了两个数据，对“传播效果”的问题又有一些新的思考。一是对受众做的关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一个网上调查，其中在回答“你认为《焦点访谈》对准的焦点是真正大众关注的焦点吗”问题时，选择“是”的为38.54％，选择“否”的为51.5％。虽然这样的调查未必全面和准确，但至少说明，即使广泛受到欢迎和好评的《焦点访谈》，也还有不少受众是不满意的，觉得她并没有真正关注大众所关注的焦点。另一个就是我们在本期发表的“新闻调查档案”中披露的数字，反映了受众认知与媒介建构之间的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尽管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却也反映出我们的媒体与大众的期待、大众的需求尚有差距。我们常说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但动机的正确并不一定会导致理想的结果。倘若我们的媒体距离受众的心理感受太大，怎么能真正地去引导人？这里就有宣传的艺术和引导的水平问题。希望新闻传播界同仁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和认识，共同探讨如何提高我们引导的艺术性和传播的实效性。
本期可读的内容不少，建议读者别忘了读读《申江服务导报》的“揭秘”文章。都市类、生活类报纸应该怎么办，她的读者定位、功能定位、内容定位怎样，报道的价值取向、文化品位如何，以及怎么把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等等，此文均有涉及。借用时髦词藻，可以把这篇文章视作一本“办报完全手册”、“实用小辞典”。因此不妨去“点击”一下，或许会对改进传播效果和办报效果有所借鉴。
前几天，应邀去杭州参加一个新闻业务论文笔会，与杭州新闻界的朋友们座谈交流。不少记者编辑都将写好的论文带来，大家一起切磋采编艺术，探讨新闻理论。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为杭州同行的真诚、好学和钻研精神所感动。由此又想到新闻论文问题。应该说，论文的发表固然是评定技术职称的标准之一，但写论文决不仅仅为了评职称。靠突击炮制论文，未免太急功近利。假如平时在采编实践之余，就有一点探索研究意识，写出一些有感而发、有所见地的论文，尽可以从容应对。而我们的新闻专业期刊也能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得以“减负”“降压”。这样的实际效果是否会更好些呢？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报讯由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22届河南新闻奖新闻论文奖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河南日报12篇、大河报3篇、大河网3篇作品获奖。
本届河南新闻奖新闻论文共评出一、二、三等奖获奖作品85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报送的作品《以创新思维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作者：朱夏炎）、《正确把握党报创新的变与不变》（作者：常法武）、《提高党报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手段》（作者：王俊本）、《党报人物报道的探索与突破》（作者：李中华）、《党报理论传播“第一印象论”》（作者：崔同）、《挖掘“草根典型”的人性光辉》（作者：郭传廉）获一等奖；《一曲浑厚悠长的报业之歌》（作者：肖建中、赵春喜）、《精细化操作“添彩”人物报道》（作者：李琳）、《培养记者的敏锐性思维》（作者：王晓欣）、《做出新意 写出信心》（作者：阙爱民）、《以评论“镜鉴”社会过程》（作者：刘哲）、《大型政论文章的结构解析》（作者：张学文）、《应对危机：活动策划有“五招”》（作者：李启松）、《让“眼睛”更明亮》（作者：李文波）、《政府网站与政府信息公开》（作者：梅章华）获二等奖。
本次获奖论文紧紧围绕当前新闻传媒业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选题新颖，内容扎实，视野开阔，从不同侧面反映了2009年度河南新闻事业改革与创新发展所取得的理论成果。②6（王 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科学技术引领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科学传播必不可少。科学传播不仅仅是向公众传递科学进展，也是以科学精神武装公众和与社会其他资源互动从而实现技术转移的过程，同时，它也是公众要求科学界为自己提供公共服务的民主过程[1]。《中国科协科普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到2008年，全国科普人才总量已达176万人。但我国科普人才的发展现状仍不能满足科普事业发展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需求，与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专职科普人才数量不足、水平不高，兼职科普人才队伍不稳定、作用没有充分发挥，面向基层的科普人才短缺，科普创作与设计、科普研究与开发、科普传媒、科普产业经营、科普活动策划与组织等方面的高水平科普人才匮乏，科普人才选拔、培养、使用的体制和机制不够完善。这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瓶颈。为此，《中国科协科普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培养和造就一支规模适度、结构优化、素质优良的科普人才队伍，科普人才总量至少比2010年翻一番[2]。要做好科学传播工作、增加科普人才总量，科技工作者的传播能力建设必不可少。而要提高科技工作者的传播能力，既要通过在职培训和机构培训来改善其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也要对将来会走上科研岗位的广大在校本科生、研究生进行传播素质的培养。
1发达国家科学传播素质培养现状
发达国家的科学机构长期以来非常关注这方面的工作。麻省理工学院（MIT）比较媒体研究中心主任JamesParadis教授在其经典著作《MIT科学与工程传播指南》中指出：“传播对任何专业必不可少。在科学与应用科学中，写作本身就有助于知识的形成，并让同行及更广泛的大众能获得它。”[3]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上出现的多部科学传播的专著，都把科学传播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内在过程，将论文写作所代表的科学界内部交流与为大众写作所代表的科普交流有机地结合起来，而科技工作者的科学传播素质，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关键。
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很重视科学界与公众及媒体的交流与沟通。从机制上，促成这种沟通的，主要是3类部门，一是科学界的公共信息部门（与我国科研机构的宣传部门功能并不完全相同）；二是广大科技期刊；三则是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开设的EurekAlert！及各国科学媒体（媒介）中心（ScienceMediaCentre）在内的中介服务机构。西方科技界公共信息部门和公共信息官员（PublicInformationOfficer，PIO）的作用，不仅仅是向公众宣传本机构所取得的科研成绩，同时也是一个沟通公众需求与科学家信息甚至是选题立项之间桥梁的部门。在西方，几乎所有的科研机构都有专职的公共信息部门和公共信息官。他们不仅会把本单位重要的科技进展制作成新闻稿向媒体，还会经常参加各种公众活动，了解媒体与公众的信息需求，是否可以通过本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得到满足。而且，他们还会与刊发科学家论文的重要学术期刊联系，探讨如何将本院所的科研论文制作成新闻。在发达国家，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都建立了比较固定的信息和信息反馈渠道。诸如《科学》杂志、《自然》出版集团和爱思唯尔出版集团，都会向记者们旗下期刊发表的重要论文新闻稿、摘要及其全文。这些新闻稿，主要由的科学家所在的科研团队撰写，多数时候科学家团队是应期刊要求撰写此新闻稿的，也有时候由发表该论文的期刊委托记者撰写。而且，一些大的出版集团或专业出版社还会对有固定联系的科研团队进行科学新闻写作方面的培训[4]。
通过大量的科学传播实践工作，西方国家的科学界在传播能力的培养上得到了很好的提高。但反观我国国内的情况，由于文理分科以及理工科本科以上教育长期忽视文化素质培养，导致理工科学生乃至科研工作者缺乏传播写作能力。科技出版专家、科学网博主何学峰表示：“中国的大学里就是缺少了这样的基本素质训练，所以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毕业时，除了少数优秀的自学能力强，老师水平高要求严的学生外，大多数学生的中文表达水平在高中毕业时的水平上还要打上个七八折。”[5]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我国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的缺乏。大学新闻系和其他培养传播人才的专业很少对本科生进行科学素质的培养。两种情况综合在一起，导致我国科学传播的人才相对缺乏，科技工作者参与科学传播的情况很不理想。
2欧美知名高校传播素质培养情况简介
在欧美发达国家，由于社会和体制对科学传播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因此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比较重视培养未来科技工作者在传播方面的素质。其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此尤其重视。MIT创建于1861年，其立校之本就是教育和开发最新的科学技术。在麻省理工历任校领导心中，科学传播的位置都很重要。该校现任校长SusanHockfield博士讲道：“对于我们很清楚的是，只有把知识想作一种公众福利泽被四方，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我们才能与众不同。”也正因为如此，MIT高度重视该校学生的写作训练，科学写作尤其是重中之重。
在新的2011—2012学年的秋季学期，MIT共开设了39门写作课，其中大约有11门与科学写作直接相关的课程（如表1所示），其他课程则大部分为比较通用的散文写作，也包括文学领域的小说写作、诗歌写作、莎士比亚诗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类课程名为跨学科写作，主要着眼于能培养学生文理兼顾的能力。这11门科学写作类课程，大部分是开给本科生的，由于MIT的理工科学生占压倒多数，自然也就是以理科生选修为主。在科学写作项目负责的11门科学类写作课程中，一半是比较基础和广泛的科学写作，虽是很基础的内容，这些课程也都根据教师各自的专长进行了细分，并且都在课程上加上了新媒体字样（sciencewritingandnewmedia），表明这些课程不会忽略新媒体的作用。例如，一门写作课的课程要求上写着重点进行医药领域的写作，另一门课则重在阐释科学写作与大众沟通的关系，还有一门写作课将技术的传播纳入了视野。除了科学写作课外，MIT还开有科学新闻课，也同样是面向理工科本科生开设。在强调写作方面，科学新闻与科学写作课程并无不同，但科学新闻课程结合作为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的教师的经验，更多容纳了新闻操作方面的一些因素。除了这些入门课程外，MIT还为感兴趣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了科学应用文写作（es-saywriting，分成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春季学期开设）、科幻小说写作、科学创意写作（科幻小说写作的后续课程，春季开设）、脚本写作，并为计划专门从事科学写作的研究生开设了高级科学写作研修班，后者是每周3个上午的高强度小班训练。迄今为止，90%的高级科学写作研修班的学生都在从事科学写作的工作，其工作既包括科学记者，也有实验室的信息传播人员，还有自由撰稿记者或科学作家。#p#分页标题#e#
而高级科学写作研修班的研究生，都是来自科学写作硕士专业。他们本科如果来自MIT的，大部分选修过各种科学写作类课程。除了这门延续一年的课程，以及科学应用文写作和更小的、与硕士论文相结合的独立研究科学写作类课程外，科学写作专业硕士生可以在哈佛和MIT两校数以千计的课程中自由选修与科学（含科技政策和科技史）相关的课程。在这两所世界最优秀，又有非常强的互补性的大学的结合下，学生可以获得一揽子的科学专业知识学习的机会。以能源领域为例，在哈佛肯尼迪学院选修能源政策，在MIT则可以选修各种能源技术概论，同时可以在哈佛商学院选修能源市场管理，而在MIT的斯隆商学院选择能源技术管理课程。除了由相当于系的科学写作项目开设的科学写作类课程外，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系、历史系（侧重于科技史）和科技与社会项目也开设了不少提高学生科学传播与理解科学的社会理论的课程
，包括科学传播导论、达尔文与进化论、科学史上的伦理与政治、科学与政治和政策等课程，每门课同时要求学生进行大量的写作训练，也可以用来提高该校学生的写作能力。对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写作类课程，选课人主要凭兴趣选课，不少研究生也会选本科生课程，虽然这没法记学分。笔者旁听了多门科学写作类课程，发现选课人都超过了最大人数限制，不得不协商退课。而从教学的角度而言，每门课的教师可以各有风格，但共同的风格就是讲得少、讨论多，每门课都会布置大量先是阅读、以后是写作训练的作业，然后课上大家一起来讨论。不同的教师往往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业特点来布置阅读任务，有新闻从业经历的教师倾向于要求学生阅读媒体作品，而从事科普写作的教师则往往要求阅读卡尔萨根等大师对科学进行总体论述的综述文章。值得一提的是，MIT的科学写作项目十几名教师，只有一个拥有博士学位，还是多年前转行写作之前的物理学博士，其他人都是业界资深的科学写作专家，包括多位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和普利策图书奖的科普作家。
在考评时，该项目从不要求大家都来写论文，每个人都要用自己领域中取得的成绩，由其同行撰写推荐和点评材料，这些成绩可能包括一本书、一部影视作品，或者是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可能是系列的媒体专栏作品。近年来，麻省理工学院更加强调实践的价值。为了更多更好地吸引社会上的优秀人才进入该校任教，MIT设立了实践教授（ProfessorofPractice）这一职位，该职位不需要进行学术考评，只需要在业界成绩优秀，并具有很好的教学能力即可。哈佛大学也早已设立了这一职位。它方便了哈佛与MIT在传播、社会管理和政府管理等各个专业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除了麻省理工学院外，其他欧美知名高校也很重视这方面的情况，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科学新闻专业介绍如表2所示）、康乃尔大学、纽约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多个分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都开设有科学写作、科学新闻或科学传播课程。这些高校教授科学写作或科学新闻专业的教师主要来自科学新闻与科学写作的实践领域，通常不要求博士学位，也没有强制性的科研要求。实际上，由于科研机构的科研岗位有限，所以很多本来选择理工科的学生，在读完博士后转向了科学写作或科学传播工作，他们能顺利开展工作，与各高校开展这方面的素质教育是分不开的。
3欧美高校传播素质培养对我们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美高校尤其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科学传播素质方面开展的工作，对我们在我国高校开展科学传播素质培训工作有很强的借鉴作用。由于国内多所高校，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很大的影响，因此相对而言，国内的部分领先高校也比较容易接受麻省理工的实践经验。据了解，国内部分高校，如中科院研究生院、湖南大学和深圳大学，都开设了面向全校学生的科技新闻类课程，普遍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选修数量大大超过了预期。这说明，学生对此的需求是很明显的。但由于我国文理分科体制，导致了高校中教授新闻和写作（新闻系或中文系）教师科学素质不高，很难承担起为学生开设科学传播或科学写作类课程的需求。
【关键词】新闻语言 研究文献 新媒体 媒介融合
一、引言
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而信息传播主要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和存在。新闻语言是“通过新闻媒介，向人们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传播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时所使用的语言”。①它区别于文学语言和科技语言，肩负着向受众传递新闻信息，表述新闻事实的特殊使命。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催生出新媒体，新闻传播也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而媒介形态的丰富，又使得新闻语言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目前新闻语言可分为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和手机新闻语言。因此，对当前的新闻语言研究作出归纳、分析、总结，以调整自身的研究方向，适应当前的多媒介融合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统计
以2000年至2011年为搜索年限段，在学术期刊网上以“题名”为搜索前提输入“新闻语言”，再点“精确”搜索得到356篇文献。按学科类别分组，得到各相关学科的篇数（见表1）。
除以上论文文献外，这期间也有学者出版了关于新闻语言学的教材或专著。如黄匡宇的《电视新闻语言学》，对相关的电视语言特征进行了探讨；李元授的《新闻语言学》，重点论述了传统报纸和广播电视新闻语言；李杰的《媒体新闻语言》，从宏观意义上比较了不同媒体新闻语言之间的差异；崔林的《电视新闻语言：模式、符号、叙事》，从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角度，讨论了电视新闻画面与语言的关系；段业辉的《新闻语言比较研究》，立足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大媒体新闻语言的比较，重点讨论了新闻语言的信息结构、衔接、语境、主观化等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吴郁、侯寄南的 《广播电视新闻语言与形体传播教程》，廖艳君的《新闻报道的语言学研究》等文献。
三、研究对象
通过对搜索到的356篇文献进行归纳分析，发现我国目前对于新闻语言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的：
1、对新闻语言特性的研究
新闻及时、准确、真实的特性使得新闻语言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语言。对新闻语言特性的研究占了新闻语言研究的大部分。有直接性研究，如《信息时代的新闻语言》，该文指出新闻语言要力求准确、规范，以增强新闻的真实性；新闻语言要讲究“立言得体”，以增加新闻的亲和力；新闻语言要有时代特色，以增强新闻的可读性。《略论新闻语言的语体特征》归纳了新闻语言的四个特性：叙述性、准确性、接近性和交叉渗透性。也有对当下新闻语言提出批评建议的研究，如《提倡新闻语言多点文学味》，该文提出新闻语言在准确、客观、公正的同时，还应该运用一些文学方法和表达方式让新闻语言变得生动、活泼、亲切、新鲜、传神，让群众喜闻乐见。《新闻语言的弊病与传媒素养的缺失》一文，提出新闻语言存在语言的歧视色彩和媚俗化倾向。对于新闻语言特性的研究，虽然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但他们观点基本一致，没有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
2、对新闻语言的语用规范研究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大量的新鲜词语出现。如泊来词、缩略词、网络流行语等新词新语广为流传。在新闻语言中这些词语也很常见，有些词语正是通过新闻媒体流行开来的。学者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在流行语使用问题上态度褒贬不一。在《新闻语言中外来语的滥用与规范》一文中，作者就指出滥用外来语的几点消极影响：1、忽略视听受众中的大多数弱势群体；2、影响汉语文字的独立性，造成汉字拼盘化；3、人为造成语言的沟通障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4、损害国家和政府的形象。②而《从“给力”现象看大众传播语境下的新闻语言》一文，则认为新闻语言经常运用流行语、俚语、谚语，可以增加可读性，迅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使新闻快速传播。有些学者另辟蹊径，跳出对新闻语言运用流行语好或不好的讨论，转而研究流行语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如《新闻语言中流行语的语言表现形式浅析》、《浅谈新闻语中流行语的运用》等。
3、对新闻语言的比较研究
在新闻语言研究中，比较研究占了356篇文献中的6.7%。这些文献主要分为对新闻语言不同发展阶段的纵向比较探究和对不同媒介、不同文体、不同国家的横向比较研究。
（1）纵向比较研究
新闻语言的发展，离不开特定时代的新闻传播理念和传播技术的影响。我国从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以来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新闻语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这段时间里，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新闻媒体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其主要功能表现为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核心就是肩负上传下达的任务。所以这段时期新闻语言体现出主观、高调的书面语色彩。语言中缺乏理性的客观报道，感性的主观评价大行其道，激昂的字眼、短促的排比句和诗体句成为报道主要风格。③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新闻报道从以宣传为主向以报道事实为主转变，但是这一时期的新闻语言生硬死板，概括性的套话是新闻语言的惯常模式。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和摄录技术的提高，电视新闻语言更加多元化，新闻语言不再是以前高高在上的说教模式，而是更加的平民化，注重通俗、亲切，贴近受众。
（2）横向比较研究
当前主要的媒介传播形态有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对于不同媒介中新闻语言的特点用表2来呈现：
可以看出，由于各种媒体的传播方式和语言构成上的不同，使得新闻语言的特点也不尽相同。
新闻语言和文学语言都具有形象性、生动性，都要求新鲜准确。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新闻语言讲究客观、准确、具体。新闻语言越具体其可信度就越高；文学语言则含蓄、模糊。文学语言为了突出主题和人物个性，经常有意渲染，给人一种模糊的含蓄的感觉。新闻语言的特性决定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信息传递给受众，这就要求新闻语言简单明了，不需要过分的形容；文学语言则不同，为了塑造人物的个性，为了描写和渲染环境，往往是不惜笔墨。
中西方新闻语言因历史文化差异而各具特色。西方新闻语言短小精悍、简练，美联社专门把“简短”作为编辑守则中的一条；其次，西方新闻语言措辞生动、明确有力。强调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语言简朴、通俗、真切、形象、幽默是西方新闻语言的又一特色。西方新闻学强调写新闻报道只准用规范化的语言，不要使用过于生僻艰深的词汇和行话专业用语。④我国的新闻语言则是语言简练、晓畅明了、通俗易懂、鲜明生动、准确严谨。由此可以看出，中西方在新闻语言的运用上都遵循了简短精悍、准确具体等共性，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新闻语言各有自己的特点，体现出不同的风格。
4、对新闻语言的美学研究
不同体裁的新闻语言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要求, 作为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新闻语言也有着它独特的特点和美的自身规律。对于这方面研究的结论大多殊途同归。《新闻语言的美学意蕴》一文中指出：新闻语言要讲究含蓄美。将丰富生动的内容，以藏而不露的方式体现出来，或者用曲折的方式、意到笔不到的方式、曲尽有余音的方式去表现某一思想感情。新闻语言要讲究意境美。新闻作品中要有丰富蕴含和情景相谐的形象和画面；新闻语言要讲究节奏美。新闻语言要错综变化，张弛有度；新闻语言要讲究幽默美。恰当地运用风趣与幽默的笔调使新闻妙趣横生，别具风采；新闻语言要讲究形式美。新闻报道中的色彩、音响、形状要与受众直觉相契合；新闻语言要讲究理性美。新闻语言要客观、公正、准确。而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往往兼具以上几种美。
结语
从学术期刊网上搜索到的文献数据和我国学者对新闻语言研究的内容来看，对于新闻语言的研究趋向成熟，但是逐一研读这些论文我们会发现这些研究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1、研究浮于表层
通过对现有新闻语言研究文献的阅读，发现不少论文停留在表象层面的概括上，缺乏结合相关学科理论对之进行深入分析。如《新闻语言要讲求“鲜活”》、《试谈新闻语言的准确性》、《新闻语言呼唤生动》等。这些论文属于经验式的总结，并没有运用语言学、语用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对新闻语言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缺乏理论借鉴与学理深度。
2、研究对象狭隘
在上述几类研究中，对语言特性的研究占到了356篇文献的54% ，而语用规范研究、比较研究和美学研究所占比例分别是3.4% 、6.7%和5.9%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新闻语言特性的研究上。即使这样也并不尽如人意，除上述研究浮于表面外，还存在着研究对象狭隘的问题。以电视新闻语言为例，其构成包括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两大类。语言符号系统是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它涵括了书写符号（文字）和声音符号（语言）两大系统。电视新闻语言并不仅仅包括有声语言和字幕，电视画面上的一切信息都是电视新闻语言的组成部分。可是从目前的文献来看，我们仅仅把研究范围局限在对电视新闻语言符号系统的研究上，而对非语言符号系统的各种语言的研究几乎没有。只有《谈电视新闻缺失的语言》和《电视新闻有声语言的思维与创作》谈到了画面的重要性及目前我国电视新闻画面语言的缺失，而对于其他非语言符号新闻语言的研究更是缺乏。
3、研究落后于新媒体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催生出新的媒体形态。以网络和手机为载体的新兴媒介，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近年来，以手机报、手机视频、手机广播、手机杂志、手机信息服务等为代表的手机媒体正在快速崛起，从覆盖范围、受众人数上来讲，手机媒体已成为传播新闻的第一媒介。就目前新闻语言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集中在传统媒体“新闻语言”这一共性层面的特征研究上，而对手机媒介新闻语言的研究，则见不到相关的研究资料。因此，充分挖掘新媒介的语用特点、风格特色及其应用规律，塑造新媒介新闻语言的特性研究体系，已成为学界和业界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随着多媒体时代的到来，新闻语言的融合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语言研究与媒体发展相适应，以满足新闻融合的需要，则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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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吴建清，《从一般性报道谈中西方新闻语言比较》[J].《大众科技》，2005（8）
需要应用研究，也需要基础研究
传媒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传媒经济学赖以腾飞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生命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社会对这门学科的需要程度，还取决于这门学科基础理论的扎实、深厚程度。传媒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传媒运作实际问题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应用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另一方面，因此渐渐滋长了一种价值取向：传媒经济学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要有经济效益，进行应用研究才是正道，研究那些抽象理论有何用？于是，在当今传媒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
这种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倾向影响了传媒经济学科的成长，现阶段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实用主义―――有不少成果乃是传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二是依附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新闻学、传播学、管理学、营销学等等）；三是由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对传媒经济进行多角度、多学科、多层面、多方法的考察，因而，关于传媒经济的内涵、外延、要素、功能，关于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方法、内容等问题上的见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商榷”文章不断。一些文章甚至不屑于进行此类划分和定义，完全凭自己对传媒经济的常识性理解来展开研究，使得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局面。
仅以传媒经济学的定义为例，就出现了许多纷争。现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者中除了原来研究传播学的以外，还有许多是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各学科的研究者都试图把传媒经济学朝着自己研究方向上靠。原先研究经济学的学者认为：传媒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一些知识来回答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些经济现象，必须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传媒问题；研究管理学的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关于传媒业经营和管理问题的研究；传播学研究出身的学者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研究媒介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学科。定义的纷争加剧了“传媒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的疑问。确实，它是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研究范围难以确定，那么传媒经济学是单单考察报刊、广电、网络等媒体，还是包括印刷、造纸、采编、广告、出版发行等支撑其发展的产业链上的各环节，抑或包括数字技术支撑、电信、网络、数字信号处理、传输技术等？是以媒体为研究主体，研究媒体在传媒运作中所起的作用和获得的成效，还是以受众为研究主体，研究受众在传媒运作中获得的利益和受到的影响？是研究单纯的传媒经济活动，还是研究包括影响传媒经济活动的政策、法律、社会大背景？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传媒经济学的归属也成了问题，一些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另一些人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个独立的应用学科。这里又可分为很多观点：
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下属的应用学科的，如周鸿铎教授：“传媒经济是应用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播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也有人认为它应属于管理学、营销学等。无论是哪种划分，似乎传媒经济学就是个大杂烩。
显然，从这些纷争中建立一门与各相关学科相区别的、有自己独特而确定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的传媒经济学是困难的。必须借助基础理论研究，对寓于各相关学科中的要素进行理性抽象，从而把与各相关要领相关学科混合、粘结在一起的概念、原理从这些概念、学科中剥离、独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明确传媒经济学独特的不与其他学科相混淆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并制订出传媒经济学的发展战略。
回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传播学刚引进时也呈现出与今天的传媒经济学研究纷争不断的现象，这或许是一个新学科引进的必然过程。
当时也有一批学者发出呼吁，要重视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仅仅关于新闻、传播的定义就讨论了很多年。检索当时的论文，有关新闻定义、传播功能、传播模式、传播效果研究的讨论比比皆是。当然，大讨论的结果是可喜的，至今，关于新闻学、传播学基础理论已基本定型，新闻学、传播学都已走向成熟，形成了完备的学科体系。同样，传媒经济学的引进也应实施这样的重视基础研究的思路，根扎得深了，才能枝叶繁茂。
在当前传媒经济学界厚此薄彼，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理论研究的背景下，有必要强调重视传媒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但在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上，所有国内学者提交的几十篇论文中，只有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梅笑冬提交的论文《对传媒业流通产业性质的初步认识》属于探讨基础理论问题的。看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需要宏观研究，也需要微观研究
传媒经济学需要宏观研究，但更需要贴近实际、指导实践的宏观研究；需要微观研究，但更需要能抽象出来、引申为普遍原理的微观研究。
从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从宏观方面研究传媒经济的论文居多，探讨传媒体制改革思路、研究报业发展趋势、思考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论文比比皆是，这主要源于中国传媒经济的特殊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传媒的市场化还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话题，此后，传媒市场逐渐放开，这是个变化的过程，传媒管理机构在逐步完善和发展适合国情的传媒政策体系，调整和变革不断，文化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在此前提下，研究传媒经济，就不得不紧跟传媒政策变化，研究影响传媒运作的大环境变化及对传媒运作造成的影响和前景展望，这是特定研究阶段的必然。
同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传媒经济运作都与它们的媒介政策、法律法规分不开。与中国相比，只是西方国家的传媒政策法律体系已趋于完善，不需太多调整。表现在传媒经济的研究上，就是研究宏观传媒环境少，研究微观传媒运作多。
但是，现在传媒经济的宏观研究却存在着不贴近实际，难以指导传媒实际运作的问题。建议引入报刊的退出机制，但却不提及报刊退出之后，原有人员怎么安置、遗留下来的债权债务问题怎么解决；呼吁传媒集团整合由物理变化转为化学反应，但如何去实现，如何有效合理整合资源，却拿不出有效措施来；讨论打破行业壁垒，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但却未考虑引进多元资本后，如何管理多元资本、多元资本如何利益分成的问题；强调应明确传媒产权，强化产权责任，却忽视了传媒产业的现状……。传媒经济学要成为显学，要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必须加强学界与传媒业界的沟通与交流，以实践来推动理论，以理论来指导实践。
传媒经济的微观研究少，而且，许多微观研究属于媒体的成果展示，或经验介绍，业内人士戏称为“述职报告”。此类研究的特点表现在：
以偏概全，常将某媒体的成功归功于某一项新措施的实施，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就现象谈现象，就问题说问题，研究深度不够；重感性思维、轻理性研究，很少运用数理逻辑及经济学理论构建传媒经济模型；研究中描述性、解释性成果居多，预测性成果较少；理论性不够，对于媒体运营实践的指导性不强。这些微观研究不具备科研成果特性，无法抽象成普遍原理，很难被推广，成果作用也得不到发挥。
针对这种微观研究现状，应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使其成为一般性的媒体经济实践决策的科学依据。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很可能并不完全等同传媒经济运作的实际情况，但是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抓住传媒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只要灵活应用，便可帮助人们更好地解释、分析、预测传媒经济运行的规律，帮助传媒经营者制定运营策略。
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传媒经济学不仅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既要避免过分重视定性，轻视定量的研究方式，也要避免过分重视定量，轻视定性的研究方式。
已有多篇文章批判过现今传媒经济学过分偏重于定性研究，而不重视定量研究。如陈积银的《试论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不足与突破》（《今传媒》2004年第7期）、潘力剑的《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闻记者》2004年第7期）、郭炜华的《传媒经济的研究进路》（《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等。有许多学者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教育报刊社的陈中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保卫教授也曾谈到传媒经济学研究缺少定量方法。数据论据能使研究成果的论点更具说服力，量化研究指标建构数理模式也能使研究更具可读性和科学性。但为什么中国的传媒经济学者还是偏重于用定性方法来研究传媒经济呢？为什么在前几年就有人批判这种现象，到了现在依然普遍存在呢？
这主要与当前传媒学术界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有关。最早开始从事传媒经济研究的学者大都是学习新闻传播及其相关专业出身的，中国新闻学传统上更主要地是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经济学的数理统计分析研究手段，缺乏实证研究成果积淀，因而很难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展开研究。
其次是研究传媒经济的学者缺乏进行定量研究所必须的数据。国外传媒许多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它们必须定期披露运作信息，这就为他们的传媒经济学者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公开数据源。从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收到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许多国外学者所做定量研究的数据很大部分都源于上市媒体公司的公开数据，如瑞典延雪平大学国际商学院、瑞士卢加诺大学的CinziaDalZot toandBenedet taPrario的《全球化传媒公司：如何应对跨国传媒实体组织？》、韩国首尔女子大学JaeminJun g的《全球传媒巨鳄的合并与并购：对经营领域、整合模式、国外地区的偏好》、美国乔治亚大学的JunXu的《美国传媒产业的集中：复制与延伸》等。
而国内传媒上市公司极少，非上市传媒则往往将传媒运作视为内部机密，决不外泄。因此传媒研究者无从获得信息，只能依靠传媒运作者偶尔、随意的公布获得。在这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上市传媒的信息披露显得尤为珍贵。去年北青传媒的半年报、年报数据成为传媒经济研究者的宠儿，绝大部分探讨报业经济的研究论文都引用了北青传媒信息披露的数据。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国内学者也非常重视传媒经济学的定量研究，但苦于没有可供利用的数据，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求定性研究。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有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其学术背景除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外,还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具有多学科视角。其中有博士学位的人占教师总数的65%,绝大部分教师有海外留学或长期在国外进修、研究的经历。
学院有在校本科生409人,硕士研究生216人,博士研究生68人。本科教育阶段有4个专业――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阶段有若干个专业方向,包括新闻史论、新闻实务、大众传播、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广告学、编辑出版、新媒体与网络传播、媒介经营管理等等。
最近这些年,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还是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类专业已经达到661个。新闻传播专业显然已经成为高校人文、社科类专业中一个新的增长点。在如此众多的新闻类专业中,每一个学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如何定位,办出特色,就成为学院管理者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学院定位或学院特色方面,我们的考虑是: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是依托北京大学这样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底蕴深厚的综合性大学建立的,对于新闻传播教育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资源。因此,在教学与研究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借势”,也就是充分利用校内资源,汲取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研究之精华,形成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个特色和优势正在逐渐形成。
教学方面,学校历来主张打破学科限制,进行通识教育,走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道路。为此学校在世纪之交推出了“元培实验班”,增设了“通识教育选修课”,为学生在本科基础教育阶段拓展知识、拓宽视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种思路和模式正好可以满足新闻与传播学院人才培养的特殊需要。因为从大的方面说,新闻传播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采写、报道等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客观上要求从业者具备多学科理论基础和宽广的知识面,成为“通识”型人才。因此,最近这些年,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尽可能发掘和利用校内资源,鼓励和指导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之外选修全校通选课,选修第二学位。目前我们的本科生中拿到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第二学位的已经占到学生(本科生)总数的50%。
作为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实际步骤,目前学校正准备进一步打通学科限制,实施文史哲、社会科学等学科群类大类培养的方案,搭建大平台,每个群类中的每一个专业都要为这个平台输送精品课程,提供给学科大类中所有专业的学生。大类培养方案的实施,对于新闻传播学院的人才培养,是非常有益的。
同时,学校对新闻传播学院的发展非常关注,高度重视。为了满足新闻传播学院人才培养的特殊需要,使它与人才市场的走向相适应,学校领导和我们多次探讨,尝试在新闻传播学院进行学生培养模式改革,目的是更加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进行高端建设,使我们的人才优势更加突出。
总之,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的思路就是,依托北京大学综合学科的优势,充分利用校内资源,走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道路。培养知识广博、学养深厚的复合型人才。
我们希望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但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是我们的邵华泽院长对学生――未来的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每个新学期的开始,他都会在讲课中给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学生具有多学科(起码是两个学科)的知识储备,毕业后能够胜任在某一专业领域中进行深谈、深访、深度报道的工作,以及在新闻传播相关领域中进行开拓性、创新性的工作。
从科研角度看,学校非常重视并且一再强调三个方面的结合或接轨:与国外学科前沿的结合(或接轨);校内不同学科研究的结合(或接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或接轨),并且为三个方面的结合或接轨创造条件。
在学校的鼓励和支持下,学院在以上三个方面也进行了努力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与国外学科前沿领域接轨方面,我们借重由北京大学主办的一年一度“北京论坛”的品牌优势,力求开办好分论坛,主题的设定充分考虑到国内外,特别是国际上学术界关注的前沿问题。2006年分论坛的主题是“全球传播、媒介与创意产业”,2007年分论坛的主题是“多元文化、和谐社会与可选择的现代性:新媒体与社会发展”。每年我们都会利用“北京论坛”提供的资金条件,把这一学术领域中的领军人物请来,进行交流。去年就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论坛(也邀请了一部分国内学者参加),他们的论文在《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三辑上以专题形式刊登。2002年至今,学院还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加州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联合举办中国互联网年会,目前已经举办了5届,分别在美国、新加坡等国家举行。
在利用“北京论坛”等平台与国外研究接轨的同时,学院还鼓励老师们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并在经费方面予以支持。学院有一个新的规定,每年为所有老师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提供一次经费支持(远程坐飞机往返的费用)。每年一次,年年支持。这样,老师们出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次数就明显增加了。2002年以来,学院共有100多人次赴海外参加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在校内不同学科研究的结合方面,学院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比如由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发起成立,由社会学系、法学院等联合主办的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就有我们的老师参加。他们参与撰写全面反映国内公民社会发展和研究状况的“蓝皮书”,参与公益组织的非盈利性培训以及其他的研究、交流活动。最近,有老师代表学院参加了由北大历史系、国际关系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合作的研究项目,题目是“文明的网络:比较文化与比较政治”。历史系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国际关系学院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新闻传播学院则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各自都把本学科研究上的优势发挥了出来。这方面还要开设相应的课程。此外,我们学院政府传播研究,也引起政府管理学院老师的兴趣,一些基础性的合作已经开始。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学院也是积极推进,大力支持。不少老师逐步将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向实务界延伸和拓展,或者针对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阐释,提供决策参考意见。目前学院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卫生部等政府部门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要新闻媒体都有合作项目,不少课题正在进行中,包括《十一五期间我国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大型媒体集团发展研究》、《中国报业与广告业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发展战略研究》、《中外公共传播模式研究》、《公共卫生事件传播中的风险沟通研究》等等。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被有关部门采纳,并对该部门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近年来,学院教师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国际传播学》、《国际传播学教程》、《跨文化交流学》、《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文化与帝国主义》(译著)、《因特网与社会:论网络对当代西方社会及国际传播的影响》、《网络传播理论与实践》、《电子出版技术》、《新媒体与广告》、《现代出版学》、《中国出版通史》、《中国编辑出版史》、《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实用年鉴学》、《插图本中国图书史》、《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旧中国著名报纸副刊》,《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新闻写作教程》、《超越:北京交通广播解析》、《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等。
关键词：新闻专业 课堂实践教学 实践方式 专业素质培养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教育高速发展，新闻传播类专业在各类院校遍地开花，呈现出超常态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新闻传播类专业批量生产和培养的毕业生大多不能适应新闻媒体的需要，新闻传播类毕业生在媒体工作人数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如何在新的业态环境下提高新闻传播教育的质量，培养出既懂新闻业务知识，又具备多学科知识背景，实践操作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是时代的趋势，也是现实所需。
新闻学专业实践能力的内涵
所谓实践教学是包括理论实践、社会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综合实验及课堂内实践能力培养等教学环节的统称。
新闻学专业实践能力指学生利用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解决社会和专业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专业操作动手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例如表达能力指能写一手规范的汉字，能够规范地写出各种体裁的文章，尤其是各类新闻作品，新闻采访、采写、评论写作等；适应环境能力指对新事物的反应情况，理解、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此项能力分三个方面，分别为生理方面、心理方面和专业素养方面，从新闻的专业素养来说，这可以用来考核学生对新闻的敏感度；自学能力指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一定自主情况下的学习。对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自学能力包括学生对电脑某些软硬件操作的自学能力、自己学习摄影摄像的能力、举一反三的能力等；人际交往能力指与他人沟通时能进行有效交流，并获得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作为采访者能使采访对象尽快地进入主题，与之协作，进行有效交流并获得有用充足的信息，在团队中与队友合作良好；外语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指在实践中能运用外语进行有效交流获取信息，用英文写稿、阅读、主持，运用计算机、网络快速有效地获取资料和进行编辑、宣传；组织管理能力指能有效调动团队的力量，对小组或团队进行组织管理等。
当前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当前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是：“学院式”教育方式、师资队伍缺乏、实践教学课程安排不合理、校内实践基地建设滞后、教学设施设备投入不足、新闻专业理论建设和媒体实践脱节、非新闻专业知识与应用实践的脱节、高校与业界互动不够等。
“重理论，轻实践”是许多院校的新闻专业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脱节现象非常突出，实践课程的比重偏低；实践课课时分配不科学、实习时间短；课程本身缺乏紧密联系，实践模块设置注重单项、缺少融通与综合，进而造成实践教学内容未形成体系化；实践教学未按照由基本技能训练到技术应用能力训练到综合能力训练循序渐进的过程进行，效果差。另外，新闻学专业教师应是“双师型”具有媒体工作经验的教师，然而目前“书本型”教师很多，非新闻学专业的教师大量存在，缺乏对新闻的感性认识和敏感程度。
新闻学专业加强实践教学的建议
（一）强化实践教学各环节的管理
课堂实践教学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通过多种形式，强化培养学生的分析思考能力和基础实际操作能力，锻炼学生动笔、动口和动手的三动能力。教学中要求教师改变传统“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思想，把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教学结合起来，有意识地突出实践教学，使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比例达到1∶1，适当增加实践课程学分比例。教师应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理念渗透于课程教学与活动中，建议所有课程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学、新闻实景采写、版面编辑创新评价等新方法，鼓励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新闻素质。同时要关注社会变化，及时调整教学目标与策略，适应社会需求。
实训模拟操作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通过建立模拟实训、第二课堂等形式，为学生提供一个仿真环境。在开展理论教学如《新闻采访学》、《新闻摄影》、《新闻写作》、《网络新闻实务》的同时，教师要积极开展实验实训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创新能力。在第二课堂中，邀请著名媒体人讲座；鼓励、组织学生举办参加各种新闻活动，比如参与院报、学报、学院网站、大学校园网建设等。
实习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学生在实际工作中，检验教学成果。建议将实习分为小实习、中期实习和毕业实习，预防出现时间短、实习仓促、效果不佳的现象。小实习是利用课余时间和零散实践进行实践能力培养；中期实习是利用寒暑假集中实习。如安排学生到指定实习基地，深入地参与到各种新闻工作中，由新闻单位工作人员带着学生实习；毕业实习是学生的最后实习，同时为就业和毕业论文写作做准备。
社会实践环节。社会实践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中。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因理论知识和技能掌握的程度不同，应具有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两种形式。社会调查适合于任何一个学习阶段。由院校（系）组织，并选派专业教师指导学生深入到媒体一线，开展各类调查，要求学生写出调查报告，交流经验、讨论发现的问题。社会服务是指学校发动学生利用节假日、周末和寒暑假，到新闻一线开展服务。
毕业论文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全方位锻炼学生发现、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安排学生毕业实习，并结合实习内容，撰写毕业论文。毕业实习环节应强化教师指导、教师与学生的紧密配合。
（二）为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提供各类保障
完善实践教学工作的规章制度。依法治学，制度是保证。高校应制定和完善《实践教学工作条例》、《本科生实习工作条例》、《实验教学管理办法》等制度。对教师要突出奖励机制，奖励高水平的实践成果，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学生要完善考核机制，建立实践考核与成绩评定制度，鼓励学生关注实践。
引进和培养“双师型”师资。高校应加强教师的引进与培养。引进教师，不光要重视学历，还要注重其新闻从业经历；鼓励在校教师从事业界工作，到电台或报社等做兼职，还可以进行内部培训，使教师的教学与实践能力得到均衡发展，或邀请外部专家、理论素养高的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授课，实现师资的内外融通。
完善媒体相关实验室建设。新闻学实验室、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要为学生的学习和实践创造条件，尽可能地实行全方位、全天候开放，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发挥实验设备的最大效能。
调动大学资源，为新闻专业学生搭建校内实践平台。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校园电视台、广播站、校报、校刊、简报等各种媒体都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展现自我的平台，学校应创造机会，让学生积极参与这些校园媒体活动，在进入新闻单位实习前，在校内实习基地进行有效演练。
结语
总之，实践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虽然会遇到各种困难，但加强实践教学是大势所趋。实践性教学课程作为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性教学的理念、管理实施、效果评估等，关系到新闻教育的成败。要提高大学生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必须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缩短毕业生上岗前的适应期，通过实验、实习，完善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切实发辉实践性教学环节应有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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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于凤静、何长文：《新闻专业实践教学探索》，《当代传播》，2009（1）。
1利用科技新闻促进科学知识的传播
科技新闻传播在前沿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学术期刊与新闻媒体之间的融合已经成为了科技期刊发挥自身作用的重要方式。对于科技期刊的编辑人员而言，他们除了要对一些拟在本刊发表的高质量科技论文进行关注的同时，也需要在科普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作用。自2007年1月起，中国科协启动了“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见面”的制度。从科技新闻的选题、组织和撰写等方面入手，对科技新闻编辑体系进行完善，可以让科技期刊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1.1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突出科学价值
自主创新是科技期刊在科学知识传播过程中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朱倩蓉等[1]以《中国药理学报》杂志为例，介绍了该刊所采取的创新模式，他们针对中药领域所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从中药现代化、天然药物的研究开发和模仿性药物的研究开发工作等多个方面入手，推荐了一批具有研发性的新闻。标准化问题是中药研究领域的一大关键问题。《中国药理学报》与其他医学期刊所共同推出的与丹参制剂有关的新闻稿，就在对淡粉酸盐化合物活性研究问题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规模化、产业化的丹参多酚酸盐制备技术。该刊倡导自主创新、突出科学价值的举措十分值得我们科技期刊编辑同行们借鉴。
1.2与知名科研工作者保持良好沟通
对于中国科学家来说，科研有助于研究生毕业、晋升、基金申报与结题，这些不需要过多考虑公众的因素，因此科学家缺乏向公众沟通科研成果的意识和动力[1]。同行评议制度是科技期刊新闻素材的原创性、科学性和真实性的保障因素。在对科学新闻的作者进行选择的过程中，相关人员首先需要对科研论文经由中外同行评审以后所得到的评审结果进行关注，并要对作者相关领域所进行的研究进行关注，科研工作者在科技新闻的传播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借助科技新闻对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进行提升，科技新闻的编辑、出版人员也需要对一些有影响力的科研工作人员在中外期刊中发表的论文的数量进行关注。
2对我国学术期刊的传播体系进行完善
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期刊的需求也表现出了上升的趋势。在“十二五”至“十三五”时期，我国科技期刊领域始终把握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进行强化的基础上，我国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行业需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的基础上，对人民群众的多样化、多方面的报刊需求进行满足。在对主流刊物的舆论引导能力进行强化的基础上，我国科技期刊业还需要借助以下手段对我国科技期刊的传播体系进行完善。
2.1对从业人员的核心竞争力进行强化
作为传媒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期刊编辑出版领域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对高级采编人才、管理经营策划人才很多专业化技术人才的培训工作进行强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是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团队所要具备的一项重要能力。从市场需求对科技期刊的影响来看，如果编辑人员在论文出版过程中未对市场需求进行充分调查，学术刊物就会出现不符合市场需求、刊物积压和发行量降低的问题。在对学术刊物的受众群体进行关注的基础上，对市场信息和读者的反馈信息进行有效收集，可以在论文作者、期刊编辑和读者之间构建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因而科技期刊的编辑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也需要对潜在的市场需求和读者需求进行充分关注，进而在对科技期刊的对外传播吸引力进行强化的基础上，对期刊的科学传播能力进行强化。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部门也需要构建一种以“编辑”“策划”和“经营”为核心的工作模式。
2.2对行业期刊联盟的运作机制进行完善
中国期刊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离不开中国近些年以来在文化出版，当然也包括期刊出版方面所开展的国际国内合作[2]。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构建，为出版集团与科技期刊编辑单位之间的战略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帮助。集团化建设是出版行业在新时期的主要发展趋势。科技期刊的科学传播能力与出版行业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在未来一段时间，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也会成为科技期刊出版、发行机构的主要发展模式。目前中华医学会已经在对一些医学学术期刊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以协同作战为主要特点的出版联合体[3]。科技期刊出版联合体可以在出版、印刷和广告发行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这就可以为不同科技期刊品牌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出版集团与期刊联盟之间的资源整合，可以让二者之间在产品生产、物资供应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协同性得到强化。二者之间的融合，可以在对科技期刊的经营成本进行降低的基础上，对它们的传播能力进行强化。
2.3利用国际合作加快传播能力建设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科技期刊也成为了中国向世界展示我国科研成果的载体。中国科技期刊等国际化可以让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地位得到有效的提升。目前我国的学术市场具有相对良好的发展潜力，在一些国外出版商对我国学术市场表示关注以后，我国科技期刊可以在与外国出版商进行合作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的传播能力。由于目前我国在期刊出版方面的法律制度尚未得到完善，因而我国的科技期刊在未来阶段仍然需要坚持自主发展的路线。在此基础上，我国科技期刊可以与外国出版商进行合作，对海外期刊的办刊经验进行吸收借鉴，进而在对自身的办刊理念进行提升的基础上，对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发行量进行提升。
3对科技期刊的网络传播能力进行优化
3.1对科技期刊的网络增值服务进行优化
科技期刊网站的构建，是科技期刊经营机构提升期刊传播能力的重要措施。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期刊的受众群体的信息需求也表现出了多层次性、定制性和差异性的特点。科技期刊所提供的以科研文献的目次、摘要（关键词）、全文等信息为主的基本服务形式已经难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以期刊论文为核心，对服务项目进行拓展，是我国科技期刊网站所面对的一大重要问题。现阶段科技期刊的出版发行单位可以在设置用户交流社区、内容推介区和文献资料计量分析统计等模块进行建构的基础上，对信息内容的学术性进行强化。在对内容服务的高容量性、新颖性和实效性等特征进行强化的基础上，科技期刊网站的经营者也可以在对用户跟踪学科前沿信息的积极性进行调动，以便在增加用户体验的基础上，对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进行提升。针对知网、万方等常用的期刊数据库，相关机构可以对数据库的使用费用进行降低，也可以为用户提供一些出论文下载以外的科学化的情报分析信息。
3.2对期刊网站的管理运营能力进行强化
科技期刊的网络传播涉及网络科技新闻的传播、科技论文在社交网络中的传播、移动终端在电子期刊的传播等各种传播途径[4]。对于系统的运营管理人员而言，自身的管理能力的强化，也成为了促进科技期刊传播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在期刊网站的管理工作的开展过程中，科技期刊的编辑人员需要积极参与到网站的内容组织工作之中，也需要对一些重点论文进行点评。在多样化的文章体裁和多指向性的超链接的影响下，科技期刊的编辑人员需要对相关的层级结构关系进行有效处理，并要借助契合的动静图像组合对科技期刊的生动性和活泼性进行提升。在相关网页构建以后，期刊发行机构需要对系统维护、数据维护和网页维护等问题进行关注。网站服务器和系统程序是系统维护工作中的关键内容。对网站服务器和系统程序等内容进行检查和更新，可以让这一系统处于安全的工作状态之中。数据维护涉及到了数据信息的导入、导出和数据信息的后台维护等多个问题。全面化的数据备份体系和数据恢复计划的构建，可以为期刊网站在突况下的运转提供保障。
4对数字化出版模式进行优化
4.1对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建设的自觉意识进行强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期刊的出版模式也成为了期刊自身传播能力的影响因素。数字化出版对传统出版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它引领着科技期刊的发展方向，并成为了科技期刊的发展主流[5]。科技期刊与多媒体资源的整合，可以在对传统的出版方式进行转变的基础上，对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进行提升。针对数字化出版模式给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工作带来的影响。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人员需要在对自身视野进行拓展的基础上，对利用数字化建设加强科技期刊建设的意识进行提升，以便在对最优化的数字化的传播模式进行应用的基础上，对期刊的出版运营方式进行优化。为了让科技期刊的网络投稿平台和编辑交流平台得到优化，科技期刊的运营机构可以通过与政府部门进行协调的方式，对行业之间和单位之间的合作机制进行强化。随着数字化出版技术的不断发展，远程出版、按需出版和数据库出版等数字化出版模式会在科技期刊的出版领域得到应用。
4.2构建统一化的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平台
科技期刊出版业务在我国出版业务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经营规模小、产品结构单一和同质化现象严重的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科技期刊出版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现阶段是我国科技文化领域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在争取政府的专项资金扶持的基础上加快资源整合，成为了提升科技期刊传播能力的重要措施。根据前文论述，对多家科技期刊在资源、设备、技术和人才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进行整合，可以让相关单位对科技领域的专业化内容进行系统化的挖掘，进而在对出版服务体系进行优化的基础上，对科技期刊的产业规模进行扩展。在统一化的在线数字产品编辑出版营销平台构建以后，科技期刊的发行者可以对期刊的受众群体进行有效整合，也可以让文献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有效提升。统一化的公共服务平台的构建，可以让科技期刊发行单位的整体实力得到强化。
4.3对多种形式的产品服务进行完善
在统一化的科技期刊数字平台构建以后，产品内容和服务形式已经成为了科技期刊发行机构所关注的一大重要问题。特色服务体系和延伸服务体系的构建，可以让期刊发行机构从更多的渠道入手，为用户提供帮助，以便让读者借助计算机和数字电视等媒体对一些前沿技术进行了解。
5利用移动传播对科技期刊的信息服务能力进行强化
5.1利用公众号增强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
从科技期刊的发展实践来看，只有不断提升期刊信息化基础平台的服务水平，才能更好地发挥信息化在推动期刊转型和创新管理与服务模式转换中的积极作用[6]。科技期刊与自媒体平台之间的结合，可以让移动平台在信息的持续传播过程中发挥持久效应，从而可以让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一些公众号中所推送的一些科研论文往往可以表现出阅读量大的特点。从公众号的合作形式来看，杂志社、专家与期刊发行机构的微信平台之间可以发挥出资源共享的作用。在一些实体学术会议中，微信平台可以通过现场互动、现场直播等方式，对学术会议中的新成果进行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