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8 01:46:2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物半期总结，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本年段共有学生557人，10个教学班均来自各个小学，有不少是留级了二年或三年学生，并有不少有吸烟、打架赌博等不良嗜好。学习成绩也有十几名学生两科总成绩在10分以下，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
二、工作指导思想
围绕尤溪五中工作计划，结合本年段实际情况来落实我们的日常工作，以强化教学常规管理，以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进教育质量。
三、工作方法与措施
1、 抓德育教育
主要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思想，良好的社会公德心，及文明习惯；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2、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增强他们的道德评价能力和自我实践能力。
3、 结合政教处，开展以《中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把学校规章制度落到实处。
4、 严格执行学生考勤制度。学生无故旷课两节，及时家访，旷课两节以上及时向政教处汇报，做好家访记录。
5、 抓常规教育
配合教务处做好日常常规检查工作，教学工作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6、 加强集体备课，由备课组长定时间，定地点，定出每周备课内容及各时间段，对学生存在的共同问题进行探讨。语文组每周一第三节，数学每周二第二节，英语每周三第三节，政治组每周四第三节，历史组每周四第四节，地理组每周五第三节，生物每周五第四节，由正负片段长点名检查。
具体工作安排：
九月份1、整顿班风，召开〈〈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学生仪容仪表规范〉〉等主
题班会。
2、动员未注册学生返校
3、教师节
4、规范月活动
5、考风考纪教育
十月份1、国庆晚会
2、月考
3、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4、家访
5、观看片，写好观后感
6、做好差生转化工作
十一月份1、半期考试
2、开展勤俭节约活动
3、学生座谈会
4、半期家访工作
5、开展“一帮一”活动
十二月份1、召开全段学生大会
2、交通安全知识讲座
3、第二月考
4、元旦晚会
一、 二月份1、 月考质量分析会
2、加强特殊生辅导工作
3、仪容仪表检查
4、各项活动检查，总结、落实工作
模板一：时光易逝，不知不觉中高中三年的生活就快要结束了。进入高中学习三年来，我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向知识的殿堂稳步迈进。在学习上我一丝不苟，认认真真，爱好看书，总能从所做的事情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在生活中，乐于助人，与同学、室友关系十分融洽。性格活泼开朗，简洁大方，深得老师同学们的认可。爱好体育运动，积极参加运动会，并能为班级争光。不怕苦不怕累，学习上敢拼搏，打扫卫生时，也总是能努力去做好。是老师的好帮手，能为老师排忧解难，善于处理同学之间的纠纷。在高中的三年时间里，在老师与同学们的帮助下，既教育了我，又锻炼了我，培养了我，使我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高中生。我会继续发展自己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做一个更加优秀的人。
模板二：高中生活即将结束，在毕业之际，对自已高中几年来的学习和生活做一个总结和鉴定。通过高中几年的校园生涯和社会实践，我不断的挑战自我、充实自己，为实现今后人生的价值时刻准备着。在校期间，在学校的指导、老师的教诲、同学的帮助下，通过不断地学习理论知识和参与社会实践，自觉自己的综合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升，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专业功底扎实、知识结构完善、适应能力强、具有团体协作精神的青年。
通过学校里系统全面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会用正确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注时政，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模板三：学习上，我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勤于钻研，肯思考，合理(安排好学习时间，理解能力强，思维敏捷，对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学习中摸索出一套符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精益求精，学习效率高。三年来学习成绩优异，半期考、期考等重大考试均居年段第一。在学科竞赛中也多次获奖，高一年荣获第四届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市三等奖;高二年获全国中学生化学竞赛厦门赛区表扬奖，高三年获第十四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省二等奖。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体育体锻达标擅打篮球。
通过高中三年生活的锤炼。在德智体方面，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一个懵懂的中学生逐步成长为品学兼优的“四有”新人，但我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体锻虽然达标，但还须加强体育锻炼，提高成绩，在今后的学习中，我将不断总结经验，继往开来，更好地报效祖国。
1 资料与方法
1.1基本资料
2008年至2010年在我院妇科门诊就诊病人25例，年龄13―18岁，均未婚，15岁以下者16人，出血天数10―30天，其中出血较多伴轻中度贫血9例，B超示内膜>1cm者5例。25例病人全部行血液学及B超检查以排除血液系统及生殖器官器质性病变。
1.2治疗方法
1.2.1阴道出血较多伴贫血组
本组9例病人。用妈富隆递减法止血并辅以对症，支持治疗。妈富隆每12小时服用1片，血止后改为每日1片连用21天，停药等待月经来潮。来潮后继续服用下一周期，若月经量多则月经月经来潮第2―3天开始用药，若经量正常则月经来潮第5天开始用药，每日1片连用21天。妈富隆连用3个周期为1疗程，停药3个月后观察，月经仍不规律改人工周期治疗1个疗程。
1.2.2 阴道淋漓出血组
本组16例病人。B超示子宫内膜>1cm者，先给于安功黄体酮片6mg每日2次，5―10天，停药待撤退性出血，于月经第5天妈富隆每日1片连用21天。B超示内膜
2 结果
2.1治愈标准
治疗1个疗程，停药并观察3个月，月经规律为治愈。
2.2阴道出血较多伴贫血组
9例用药3―6天全部血止，治疗1个疗程月经规律7例，治愈率约78%。
2.3阴道淋漓出血组
治疗1个疗程，月经规律12例，治愈率75%。
2.4副反应
2例轻度感到恶心，胃部不适，1例体重有轻度增加。
3 讨论
3.1发病机理
青春期功血主要由于雌激素对下丘脑―垂体正反馈机制建立不完善，无法诱导垂体黄体生成素高峰，因此虽有卵泡发育，却无发生排卵，从而无黄体形成，月经周期后半期缺乏孕激素[1]。研究表明，青春期功血病人月经周期中睾酮，雄烯二酮及LH均高于有排卵周期妇女，而雌二醇无峰可见。此类病人其内分泌变化类似于多囊卵巢综合症（PCOS）[2]，因此子宫内膜长期受雌激素刺激，而无孕激素拮抗，呈持续增长或增长过长无分泌期改变，出现雌激素撤退性出血。所以，青春期功血主要是无排卵致孕激素缺乏，而雌激素现对足够[3]，临床表现月经周期无规律性及自限性。
3.2妈富隆作用机理
妈富隆为一种低剂量高效复合口服甾体避孕药，1盒含21片，每片含去氧孕烯（DSG）150ug,炔雌醇（EE）30ug，妈富隆除可靠的避孕作用外，尚广泛的应用于临床治疗，如PCOS,痤疮以及调整月经周期等。DSG为左旋18甲基炔诺酮的衍生物，是炔诺酮中孕激素作用最强者，其雄激素活性低，很少有发胖，痤疮等副作用，对代谢亦很少影响，有使子宫内膜由增殖期转变为分泌期的作用[1]，因此，用高效孕激素对抗体内过量雌激素，使过度增殖的子宫内膜变薄且转化为分泌期，同时使月经周期规律，经量正常。
3.3治疗机理
过去认为青春期功血病人雌激素低致大量出血，治疗时单纯补充雌激素促进内膜生长而达到止血。常常采用大剂量雌激素口服或肌注，造成病人胃肠反应较重或臀部硬结，难以耐受，并且在治疗过程中易发生突破性出血，使用方法繁琐，难以坚持。近年研究表明孕激素在子宫内膜止血中起到主要作用，主张少量雌激素配合适量孕激素治疗，既可以修复子宫内膜。又可使子宫内膜不致于太厚，从而使停药后出血不多[1]。妈富隆是一种低剂量雌孕激素复合剂，兼有内膜萎缩法和内膜生长法二者止血作用，从而达到快速止血和调经作用，并且胃肠道反应轻，服用方法简便，易接受。
参考文献：
[1]李美芝.妇科内分泌学.北京[M]：人民军医出版社.
日本生态旅游的历史可以划分为黎明期、调查研究阶段、实践推进阶段、课题提出阶段、全国开展期等5个期间[3]。
1、概念形成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
这一时期，日本开始提出生态旅游的概念，但对“生态旅游”本身的认识还没有形成。1987年成立日本环境教育论坛（JEEF）。1989年，设立日本最早的生态旅游推进团体———小笠原观鲸协会。
2、调查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
环境厅和自然保护学会等有关机构开始着手进行生态旅游的调查研究。为探索国立公园的利用方式，环境厅（现为环境省）以“环境保护型自然体验活动推进方策检讨调查”为题，开始对知床、奥日光、八丈岛、西表岛、屋久岛等5个地区展开为期三年的调研。1992年，日本环境教育（JEEF）生态旅游研究会成立，并以“什么是生态旅游”为主要课题开展持续数年的学习研究。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在对地区旅游企业和游客指导方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于1994年编辑出版了《生态旅游指南》。
3、实践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
这一时期，各地开始学习屋久岛、小笠原、西表岛等较早实践生态旅游地区的先进经验。1998年，日本生态旅游推进协会（JES，即后来的NPO法人日本生态旅游协会）和北海道生态旅游研究会设立。之后，JES在各地举办全国性的大会，为生态旅游的普及做基础性的铺垫。
4、课题提出阶段———21世纪初期
21世纪初，各地设立的团体及导游在生态旅游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课题提出的时机已经成熟。诸如解说技术的提高、充足资金的保证、导游人员的延续等一些实际问题日益突显出来，迫切需要研究解决。2000年，日本自然体验活动推进协会（CONE）成立；2002年，北海道建立生态导游资格制度；2003年实施的《东京都岛屿地域自然保护和适度利用纲要》，规定了关于小笠原特定区域的准入规则；《冲绳振兴特别措施法》规定了冲绳环境保护型自然体验活动（即生态旅游）的推进措施。
5、全国展开阶段
2003年，日本将生态旅游的推进定位为国家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升国民对生态旅游的关注和兴趣。早先致力于生态旅游的地区，如小笠原、西表岛、屋久岛、北海道等具有典型自然环境的地区，也以此为契机，开始在原有旅游地域及未开发的山林山地等地区开展生态旅游。2006年12月，日本全面修改《旅游基本法》，制定通过了《旅游立国推进基本法》。2007年6月，通过《生态旅游推进法》，标志着日本生态旅游体制全面形成[4]。
日本生态旅游推进法
（一）生态旅游推进法产生的背景
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生态旅游因分散旅居的特点对环境造成的负担较小，在世界各国逐步发展起来，并逐渐取代围绕名胜古迹周边区域观光的传统旅游模式。这种旅游模式使游客既能在自然中身心愉悦的活动，又能享受地域固有的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因而受到人们关注并不断聚集人气。在日本，农村生活体验型的绿色旅游和充分利用自然旅游资源并保全环境为目的的生态旅游，也开始不断发展壮大。1998年，以生态旅游运动推进为目标的生态旅游推进协会的诞生，标志着日本生态旅游的正式开始[5]。2002年是地球峰会（即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10周年，联合国将该年度定为“国际生态旅游年”，一时间生态旅游在全球展开。生态旅游作为生态保全型旅游，其推进既减少了环境负荷、可持续的保全环境，又因旅游产业的振兴使地域摆脱贫困，因而深受世界各国关注。然而，对作为旅游资源的自然环境该如何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是各国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为发展经济而大兴旅游，过度开发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若强化环境保全而过分限制，生态旅游的魅力就会大打折扣。要充分利用地域的自然资源，开创出地方特有的旅游产业，同时又能对自然和传统文化进行可持续的保护，生态旅游开发和自然环境管理就必须都要遵循科学合理的规则。日本的有些地方的旅游经营者自己制定规则进行生态资源的保护，如小笠原的“鲸鱼观察”规范，但这种规则是只对有关人员有拘束力的内部规则，对外不具有强制适用的效力。生态旅游要在全国范围开展推进，因这种地方自主规则的适用而产生的纠纷必然会不断发生，这将成为阻碍生态旅游推进的因素之一。必须深刻把握生态旅游的精神实质，在致力于环境保全的同时有序地实施生态旅游，既能按预设的模式发展，又能大大降低管理成本。然而仍有些地区为追求经济利益而降低管理成本，严重破坏了生态旅游的良性推进。为了生态旅游能健康有序的发展，防止对生态环境的恣意开发，必须设计科学合理的管理规则。《生态旅游推进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该法基于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利用，推进新形态的旅游产业，在谋求地域振兴的同时，将旅游引发环境破坏的危险限制在最小[6]。此法的出台，使生态旅游活动的良性推进有了法律保障。
（二）生态旅游推进法的特征和主要内容
1、作为议员立法起草法案被通过
地球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做出选择总会面临两难境地。到2007年，生态旅游在推进中仍面临诸多难题。虽然生态旅游在观念上已被大众理解接受，实践中也形成了具体的操作方法，但是由于垂直领导的行政关系导致的弊端给生态旅游的实施造成很大障碍，当事人甚至不能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方案去操作。对行政关系进行调整需要付出时间，而环境问题却刻不容缓。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振兴地方经济的生态旅游既已广泛推进，就应成为旅游立国的核心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超越垂直领导的行政关系弊端的议员立法成为有效的解决手段。《生态旅游推进法》基于环境委员会委员长提案，以众参两院所有议员赞成而一致通过。
2、是一部同时调整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关系的单行法律
该法第1条明确了立法目的：保护自然环境、振兴旅游、推进环境教育。充分利用地方自然资源振兴地域经济，同时要保护好环境资源。从这个角度看，《生态旅游推进法》堪称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律，加之2006年通过的《观光立国推进基本法》，两部法律成为日本21世纪环境保护与旅游立国的里程碑。
3、以英语“Ecotourism”的片假名“エコツーリズム”直接为法律命名
日本的法律用片假名来直接命名的寥寥无几。“生态旅游”可以用日文汉字“生態観光”来直接表示，但用片假名更能把意思形象的表达出来。生态旅游不仅是指一种特殊的旅游形态，其内涵包括实现推进旅游、振兴地方、保护环境三个要素的平衡，是一个能体现开发和保护并重理念的专有概念。为恰当准确的表述出这种细微的差别，按照英语词汇的片假名来表达书写显得更为贴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生态旅游推进法的贯彻执行也并不只限于环境省，而是包括国土交通省、农林水产省、文部科学省等多个省厅。
4、提出日本型生态旅游的四个基本理念
生态旅游推进法第3条提出了四个基本理念：充分考虑自然环境、谋求旅游振兴、谋求地域振兴、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环境教育[7]。2003年，环境省“生态旅游推进会”提出“生态旅游典型示范地域”进行交叉思考，摸索日本型生态旅游应具备的方向性的东西，这对后来立法层面上基本理念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
5、以各地生态旅游推进协会为基地
在环境省设置的“推进会议”中，明确了日本型生态旅游在三种类型的地域大力推进：像知床和屋久岛那样残存的原始自然地域、以大众旅游为主体的地域“生态旅游化”以及那些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山林山地之间的地域，并将其中的13个地方选定为生态旅游典型示范区。从这开始，日本的生态旅游得到快速的发展，推进以山林山地为主要阵地的“日本型生态旅游”逐渐形成了。与有着广袤自然生态资源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相比，日本的原生自然环境显得非常有限。然而，包含在自然公园里的一部分的中间山林山地，从亚寒带到亚热带南北延绵3000多公里，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宝库。同时，历史积淀形成的与自然环境紧密相关的地域文化，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形态。
日本型生态旅游的主要舞台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山林山地。具体来说，是在农村、山村和渔村，根据情况也可以是城市街道地域和城镇。充分发掘利用地域特有的自然环境，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能够身临其境体验地域独特的魅力，这种旅游形态的应用范围可以无限延伸。为振兴生态旅游，首先设立以市镇村长为中心其他关系人参加的“推进协会”，以协会为中心来选定生态旅游的地域范围、找出地域独具特色的珍贵旅游资源，进行导游培训、设计项目、开发市场，规划设计地域生态旅游的具体方案。在此过程中，国家在宣传活动、技术指导、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给予支援，但仍以各地推进协议会为主体。6、明确规定生态旅游为公民的权利自然环境因国家和地域而不同。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资源振兴旅游，谋求地域活性化，实现可持续的环境保全，这让因人口少子高龄化导致地域活力低下而倍受困扰的日本，找到了地域恢复元气的动力。充分利用地域自然环境的优势，促进往来人口的不断增加，才能建设繁荣的地域社会环境。
在村落区域，子孙不在身边的老人们，用山村的乡土料理款待前来的游客，给他们讲述相传久远的民间故事，并从中获得生活的乐趣和活力。生态旅游运动之初，这样的情景在日本随处可见。而这样的景象靠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来推进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要靠地域自立、自律的能动的完成，这正是《生态旅游推进法》的重要使命。各地的推进协会，没有把地域宝贵的自然资源重新指定为“特定旅游自然资源”。什么样的自然资源能脱颖而出、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无论孩子还是老人都有权参与这类问题的解决。地方居民共同参与，探寻地域珍贵的自然旅游资源，为振兴地域出谋划策[8]。《生态旅游推进法》立法化的最大的效果，便是把原本只是一部分关系人参与的生态旅游，建设成为普遍参与的新型旅游形态，并在各地得到广泛的推进。当然，生态旅游的概念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尚需要时间。正因为如此，生态旅游的推进会让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全遭受怎样的影响，还需对事态发展给予高度关注。根据情况，也有可能需要对法律本身进行修改。为此，《生态旅游推进法》附则规定了本法施行5年后须进行修订。
对我国生态旅游法制化的几点启示
（一）科学界定生态旅游的概念
目前，由于缺乏对生态旅游的统一认识，理论界对其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实践中对生态旅游的称呼也千差万别，使得人们对生态旅游及相关概念的认识相当混乱。必须统一各方面的认识，明确界定生态旅游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将生态旅游的概念与相关概念区分开来。有关行政部门和民间团体在生态旅游概念的表述上要体现保护环境、振兴旅游、促进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等方面的内容。生态旅游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振兴地方经济，同时更好地保护地域环境资源。
（二）扩展生态旅游的活动空间
尽管我国生态旅游的空间范围在不断扩大，一些地方甚至在人迹罕至的原始自然山林区域开发生态旅游，但生态旅游的主要区域仍是各类发展大众旅游的自然保护区等区域。大量人群蜂拥而至，给这些区域的环境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要减轻旅游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荷，就必须不断扩展生态旅游空间。除已开发旅游的自然保护区等地域外，那些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山林山地之间的林地，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也有必要发展生态旅游。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山林山地具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随着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相关法制的不断健全，这些山林山地应成为生态旅游的主要舞台。具体说来，生态旅游的主要区域是农村、山村、渔村，甚至一些生态环境较好的城市街道地域和乡镇。
（三）加强生态旅游的实证调研
生态旅游能否有效推进，取决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情况。有成功经验可取远比“摸着石头过河”、“以环境换经验”的做法要好的多。有关部门要加大生态旅游推进典型区域的调研工作，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编制生态旅游总体规划，形成正确的发展导向。引导科研单位、学术团体积极开展生态旅游的科研课题，深入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科学合理的意见建议，为生态旅游的立法和相关决策提供理论依据。要对经营者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积极性、民众对生态旅游的需求、专业人才的培养、生态旅游对地域环境保护的效果以及旅游为经济发展的贡献等问题进行调研。要对生态旅游取得巨大成就的区域进行经验总结，宣传经典做法及取得的实际效果；要选取不同形态的典型地域进行比较分析，根据各地的资源状况、市场状况等设定具体的发展模式；还要对那些目前看起来和旅游无关的山林和山地之间地域进行调研，逐步探寻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最近很多学校进行了其中考试，有的的人考得不好，失败乃成功之母，经历一次失败，就要懂得去反思，去找弊病。这样才有充足的动力去迎接下一次的挑战。今天小编整理了关于期中考试的总结与反思初三5篇供大家参考，共同阅读吧!
期中考试总结反思初三1时间似流水，学期已经过半，期中考试也已来临，而就是短短两天，期中考试也结束，我自信满满的走进考场，却垂头丧气的走出了考场，可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能让下次的考试考好，我做了一次小结。
我数学一向很好，可是这次却考了那么点分数，翻开卷子一看，红红的大叉一个接着一个，看的我额头直冒汗，再仔细一看，这些题目没一道不会做的，不是计算错误就是审题不清，犯的竟都是低级的错误;而语文在基础题上居然扣了好几分，这让我心痛不已，下次考试之前一定要好好复习基础知识，而作文也扣了不少的分数，整篇文章苍白无力，像是在打流水账，可是我也很无奈呀，肚子里啥都没有，想写也写不出来，我不由暗暗后悔，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坚持每天写日记并增加阅读量;再看看英语呢，我就更是对自己无语了，这儿没加“S”，那儿忘记了问号，分数毫不留情面的被减去了，可是没有一题是我不会的，这都是粗心大意的结果，即使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我告诫着自己下次一定要认真检查，绝能再这么浮躁。
我知道这次考试老师和家长都对我有着很大的期望，可是我却让他们失望了。对于这点我感到十分抱歉。但通过这次考试我也发现了自己不足点，俗话说的好，有失必有得嘛。
首先我要改掉考试不认真读题不仔细的坏习惯。我做题时总是只看了前面一半后边的要求还没看到呢，答案便已近写了上去，往往会使我失分。这也许和答题技巧有关系，但总之我在以后的考试过程之中一定要审题认真，仔细读题，把题目看准、看好。时间允许的时候要多检查几遍，绝对不允许自己再犯类似于此的无谓的错误。
其次，我还要加强语文、数学、英语三门主科以及政治、历史、地理、生物和物理的习题强化。通过考试，我终于明白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平日大家都聚在一起做一样的题目，感觉不出来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可是一旦考试，才发现原来那么多考试题目是我从来看都没看过的。只怪自己平时上课听得不够认真，练习题做的太少。我绝不能允许自己再这样继续下去，因此，我一定要加倍努力，从这次考试之中汲取教训，为下一次考试做好准备，打好基础。
考试技巧贵在练习与生活之中。考试之前我要制定周详的复习计划，不再手忙脚乱，没有方向。平日生活学习中学会积累，语文积累好词好句，数学也要多积累难的题目，英语则是语法问题，多做完形填空等练习题也是提高英语的好方法，并且下次考试时一定要倍加仔细，绝不能再犯低级错误，绝不能让会做的题目再做错了。
期中考试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我还是有机会的。下一次考试，我要更加努力，一定不让老师和家长失望。而对于各科科目，我希望老师不要对我失去信心，虽然我这次考得并不理想，但是我相信自己的实力。下一次考试，我一定会努力的考好的!
期中考试总结反思初三2经过一番努力过后，期中考试终于考完了，而我的期中考试成绩并不是很不理想。考过之后才发现自己错了很多不该错的题目，现在真有点后悔当初复习时没有找到方法。在班里面的排名也不是很理想。
考试过后的几天，我总结自己这次没有考好的原因：
一、平时没有养成细致认真的习惯，做作业的时候，我的字也很草，可以看得出我的心没有投入进去。考试的时候答题粗心大意、马马虎虎，没有看清题目的“字眼”，导致很多题目会做却被扣分甚至没有做对。
二、我准备不充分。无准备之仗很难打赢，我却没有按照这句至理名言行事，导致这次考试吃了亏。例如说政治、历史、生物、地理就没有背好，有很多题目我不会做，都是乱写的。
三、没有解决好兴趣与课程学习的矛盾。自己有很多兴趣，喜欢打乒乓球等。作为一个人，当然不应该同机器一样，让自己的兴趣被平白无故抹煞，那样不仅悲惨而且无知，但是，如果因为自己的兴趣严重耽搁了学习就不好了，不仅不好，有时候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要合理安排娱乐与休息之间的关系。
以后我要养成以下几种习惯：
一、课内重视听讲，课后及时复习。
二、适当多做题，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
三、调整心态，正确对待考试。首先，在考试的时候，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这三个方面上，爸爸曾对我说过：“考试时先找简单的做，难的先空在那儿，因为如果先思考难的题目话，简单的题目就没有时间了。”特别是对自己要有信心，永远鼓励自己，在考试前要做好准备，切忌考前去在保证正确率的前提下提高解题速度。对于一些容易的基础题要有十二分把握拿全分。我想：如果做到了这些，考试一定会考好。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决心：平时锻炼自己，强迫自己养成细致认真的习惯，做家课作业时，字要写的规范;并学有余力地积极发展兴趣爱好;考试前做好充分准备，有一句话说的好，失败乃是成功之母!这次失败了，并不可怕，只要总结方法，准备充足，我相信，在下次考试中一定能取得辉煌成绩!
期中考试总结反思初三3这次考试的结果，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或许是期中考试考得太好的缘故吧，毕竟那样的成绩，整个初中阶段到目前为止只遇到过两回，仿佛中了彩票似的。期中我足够幸运，但期末就没有那种运气了，甚至运气还更糟糕一些。这次期末考试，由于我已经初三了，所以初三的期末考试提前了一个星期。原本就没有多少复习的时间，现在时间就更少了。我个人认为，初三的学习就好比一列火车，一旦开始行驶，就以很高的速度一直向前奔去，来不及回头，看窗外的风景。我个人本不是一个很迷信的人，但这次的预感却出奇地准确，这是巧合吗?考试前，爸爸出差去了，要等到考试后才回来。这意味着我只能孤军奋战，如果有不会的题目就再也没有人教我了，我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在我考试的那天早上，妈妈做了一个噩梦，她梦见我们家的房子全都倒塌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钢筋混凝土造的房子，怎么可能倒呢，何况我们又不住在一楼)，但她没有告诉我，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而我考试那两天，突然发了急性肠胃炎，饭都吃不下去，每天饿着肚子去考试，而等我考试考好了，这种症状却又奇迹般地好了，实在有点诡异。以上的只是客观原因，主观上的原因影响的成分应该更大。我被期中的成绩所麻木，没有提早复习，等到我意识到的时，为时已晚，连学校的作业都应付不过来，更别提花时间去复习了。我在考场上头昏脑胀，不会做的错了，会做的也错了，所有考试考下来，除了第一门数学考得好之外，其他几门都挂了红灯，有点甚至创了历史新低。考完试后，我只是很麻木地看着小说，玩着电脑，无所事事。我尽力不去想考试，但我最终不得不去面对。比以往有所改善的是，我这次并没有过分伤心，我甚至没有哭(当然，我没有抑制自己想哭的欲望，只是心里已经麻木)。我问妈妈这算不算是一种堕落，但她却告诉我这表示我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我只能对她苦笑。考试并不是说每次都要取得好成绩，当然这也不是说成绩不重要，而是通过每一次考试，我们都能有所收获，在考试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期中考试总结反思初三4期中考试结束了，我也该对本次语文考试做个分析和总结。
我的语文成绩是78分(全班最高分81分)，这个成绩非常不理想，是我期中考试7门课程中唯一一门没上80分的。
首先是选择题。共10分，我扣了4分，出错率是很高的。错的是“病句判断”和“成语是否用得恰当判断”。期中“成语是否用得恰当判断”一题是自己看错题目了;另一题“病句判断”是真的没弄懂，不会做。本来是不要加“事迹”两个字的，我把这个病句错认为没有病句的一项选了。看来基础知识掌握得不牢靠、不扎实。
第二大题默写。我因为有一个字不会写，导致最后丢分1分。下次要多看书，多默写，保证每次默写都要过关才行。
第三大题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我也丢了1分，原因是我的建议提得不够好，没有理解。
接下来是阅读题，分现代文阅读和文言文阅读两部分。
现代文阅读错得比较惨，总共扣了6分。主要原因是我的阅读理解能力不够，理解不到。以后要多做赏析，多阅读。
文言文阅读丢了3分，主要丢分在“翻译句子”和 “翻译词语”上。也是基本功不扎实，平时没真正理解。
最后是作文。这次作文我被扣了7分，算是扣得比较多的了。问题可能主要出在：一，我没有把格子写满;二，文中的好词好句不多;三，开头、结尾也不够精彩。
通过以上分析，我觉得以后自己要朝以下方面做好，成绩才有可能提高。
1、要多读书。
语文的学习主要在于多读书、多积累。通过读书可以多积累许多好词好句，这对我的作文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2、要对读过的文章反复赏析。
哪些好词好句用得好，作者通过这篇文章抒发了怎样额思想感情，这些读完书后都要思考。
3、对文言文要多翻译，现在考文言文阅读，很多题目都是翻译，每看一句文言文都要知道它的意思，要真正理解。
4、要细心。
有的地方因为看错题目而丢分真是太可惜了。
我相信，只要我按照上面所说的要求做了，下次考试一定能比这次考得好。
期中考试总结反思初三5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九年级的第一学期大半时间已经过去了。本学期进行了几次考试，基本上考查初三学生物理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基本技能的落实情况，难度与升学考试试题相当，知识点比较全面，体现物理与生活的联系。通过几次考试，让我较为准确地掌握了本校初三物理教学的整体情况，为下一阶段的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也指明了方向。为此我对我的前半期教学工作总结反思如下：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学生基础知识掌握的不牢固。
2、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差。
死记硬背是学生的通病，分析、比较、归纳总结运用不够，致使有些开放性题、信息类题，学生不敢放手做，失分严重。
3、计算题的训练程度不够，导致本次考试失分严重。
4、上课语速太快，部分学生跟不上，没听懂。
5、教研活动参加的不够积极，没有充分发挥集体办公的优势，由于今年政教处安排的活动多我的课量相比较大没时间和其他同科同级科任老师交流，以自为政单打独斗，导致成绩相差很大。
二、教学中应该重视的几个问题：
1.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教学。
上新课时要让学生确立正确的基本概念，有很多概念要举一反三，单元复习和总复习时也要重视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复习。
2.重视物理过程与方法的教学。
既要重视学习的结果，更要重视学习的过程，让学生在过程中了解研究物理问题的方法，要让学生知道知识的发生过程。听了会忘记，看了能想起，只有做了才有可能真正理解。
3.重视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
学生在解答的过程中语言表达不流畅，不合理、不科学、不规范，解题步骤混乱。在课堂教学中要留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独立思考和叙述物理问题，必要时让学生当堂表达和交流。在课堂上给学生布置的口头作业要检查。
4.进一步重视物理知识与实际的联系。
挖掘与物理相关的生活生产实际和相关的物理现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逐渐改变从概念到概念，从规律到规律，从练习到练习的教学方法。创设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情境，贴近学生生活，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充分利用“生活中的物理”资源包。
5.进一步重视纠错和补缺补漏教学。
对于某个问题，学生能够发生几次甚至十几次相同的错误，其原因在哪里?学生在第一次就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要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概念和方法。要重视学生原来曾经出错的题的复习，经常对表面上跟原来的题差不多，但实质上题目的意思已经有所改变的题进行适当练习，避免学生出现思维定势而造成错误。
三、今后工作及打算：
1、多向教学成绩突出教学经验丰富的惠老师学习请教。
2、多挖掘教材精心备课，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多和其他同级同科老师多交流关注中考的最新动态等。
3、认真上课，做到每节都要有学案或教案。
认真批改作业，关心后进生的学习，及时做好教学总结和反思，增强教学的质量意识、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责任意识。
4、做好自己所任教学班级的日常教学管理，三分教七分管，切实管好学生。
关键词 栓皮栎；特征特性；人工林；栽培技术
中图分类号 S792.18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9-0206-04
栓皮栎别名大橡子（Quercus variabilisB1），壳斗科（Fag-aceae），栎属（Quercus L），属大乔木树种，是安徽省大别山区最重要的经济树种和用材树种之一。树皮即栓皮，也叫软木，具有比重小、弹性好、浮力大、不透水、不透气、耐酸、耐碱、绝缘、保温、隔音、防震、耐摩擦、耐腐蚀、不易与化学药品起反应等特性，经过加工可制成软木砖、软木纸、软木塞、软木垫等多种产品，用于医药、食品、建筑、机电设备等方面，是国家工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料。又因木材致密坚实、强度大、纹理通直，为建筑、车轮、船舶良材；耐冲击，适于作枕木、矿柱、地板等；栓皮栎火力强、燃值高，是良好的薪炭材；栓皮栎的果壳可提炼烤胶，用作黑色染料；枝干材可培养木耳、香菇、天麻、灵芝；其发热值20 444 KJ/kg，是烧制优质木炭的原料；果实可酿酒、作饲料；树叶还可饲养榨蚕。栓皮栎根系特别发达，适应性强，能改良土壤，皮不易燃烧，还是营造水源涵养林和防护林的优良树种。
1 栓皮栎地理分布
栓皮栎原产地中海沿岸，目前世界各地广泛栽培，其地理水平约分布在北纬22°～42°，东经99°～122°。在中国北自辽宁南部、燕山山脉南坡以南；西从太行山起，延至山西的吕梁山、中条山、陕西北部的黄龙山，到甘肃的小陇山、麦积山，经甘肃南部到四川西部山地和川西高山峪谷地区，达云南贡州地区；南至云南的文山、蒙自、石屏、西双版纳，广西的西北各县，广东的乐昌一带；东从辽东半岛旅大区开始，经山东的崂山至江苏、浙江、福建沿海低山丘陵，跨海到台湾，一直到广东东北部的沿海地区。栓皮栎在安徽省也是分布甚广，几乎遍及全省各地，但分布不均。主要分布在大别山北坡的六安市，占全省栓皮栎株数的76.89%。并集中分布在金寨县，占总数的56.4%，大别山南坡几个县只占3.4%。黄山及天目山的山系占11.7%。早在1952年大别山林管处在未修建梅山、佛子岭水库时曾进行水源林调查，就发现山上有大量栓皮栎天然纯林，尤其以金寨县为多。1953年安徽林业厅林产工作队曾在金寨南溪区竹畈乡槐树坪公山试剥栓皮，从此金寨县开始栓皮生产和栓皮栎直播造林，同时开展栓皮栎中幼林抚育。
2 栓皮栎特征特性
2.1 形态学特征
落叶乔木，高达25 m，树皮深灰色，深纵裂，栓皮层极厚。小枝淡黄绿色，初微被短柔毛，后变光滑，具显著皮孔。牙卵形，尖钝，黄褐色，长3～5 mm，鳞片卵形或三角状，上部具缘毛，覆瓦状排列。叶长圆形、长圆状披针形或长圆状卵形，长8～17 cm，宽2.5～6.5 cm，先端渐尖，基部广楔形，圆形或近心形，上面深绿，除被短柔毛，脉上被灰绒毛，后变光滑，下面被灰色短绒毛，缘具刚毛状锯齿；柄长5～35 mm，初被绒毛，后变为光滑。雄花序穗状，着生当年生新枝上部或当年生新枝基部，长6～15 cm，花梗和花序轴被长柔毛，花常数朵簇生；花被2～3裂，罕4裂，裂片卵形或广卵形，具疏柔毛；雄蕊常5罕较多；雌花单生新枝或前年生枝叶腋，罕见花簇生，子房3室，坚果几圆形或卵圆形，长10～25 mm，几乎包被总苞中，仅顶端微露出；苞鳞钻状或线性，反曲，被短柔毛。花期4月上旬，果熟期翌年9—10月。
2.2 生态学特性
栓皮栎对气候适应性广，分布区域内年平均气温7.2～21.7 ℃，1月平均气温-5～2 ℃，极端最低气温-24～-10 ℃，7月平均气温28～32 ℃，极端最高气温32～35 ℃，年降水量500～1 600 mm，年降水量2 000 mm左右（黄山）也生长良好。对土壤要求不严，酸性土、中性土、钙质土都 可，pH值在4～8均能生长，但以向阳山麓缓坡和山坳，深厚、肥沃，排水良好的壤土和砂壤土生长最好，所产的栓皮厚而软，容易采剥。超过30°以上的陡坡，所产的栓皮多气层、难采剥。在干燥瘠薄和低洼的土壤上生长较差。栓皮栎是喜光树种，但幼苗能耐庇荫；根系发达，主根明显，细根少；萌芽力强，至老龄不衰老；具有抗旱、抗火、抗风的特性。栓皮栎林能较好地净化环境，吸收和转化空气中的重金属元素，对大气CO2增长的趋势有反馈调节作用，发达的根系可有效减少降雨对地面的侵蚀，拦截泥沙流失，缓冲径流，稳定表土，在分布区水土保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栓皮栎虽然耐旱耐瘠薄，但在水肥条件好的情况下生长最好。生长情况因立地条件不同而有很大差别，一般1～3年内地上部分生长很慢，一般每年高仅生长20 cm左右，尤以瘠薄、干旱地区更是这样；4～5年后生长加快2～3倍，每年高生长0.5～1.0 m，胸径生长0.5～1.0 cm，最快分别可长1.5 cm和2.5 cm；10～25年进入高速生期；25～50年为胸径生长盛期；30～60年为材积生长最高峰期。
3 人工林栽培技术
3.1 采种育苗
3.1.1 采种林分选择。采种林分的起源要明确，应尽量在天然林中进行采种。如果在人工林采种，需在栓皮栎纯林或在林分组成中栓皮栎占6成以上的混交林中进行，林分结构比较一致，林分内个体间年龄差异较小，一般不超过1个龄级；密度不能太低，林分郁闭度以0.6～0.8为宜。林分没有被人为地砍伐和破坏；林分起源以实生林最好，萌蘖林次之。采种林分应达到结实盛期，以中龄林分为宜，无严重病虫害，生产力较高，周围没有低劣林分或近缘树种。林分没有被人为地砍伐和破坏；林分起源以实生林最好，萌蘖林次之。采种林分面积应较大，至少设置半径为30 m的圆形标准地，能生产大量种子，以保证种子供应[1]。
3.1.2 采种。金寨县栓皮栎种子成熟期一般9月下旬至10月中旬，种子的采集可在成熟前10～15 d进行，采集时间过早会影响种子质量。种子成熟时种壳棕褐色或黄色。良好的种子应该是棕褐或灰褐色，有光泽，饱满个大，粒重，种仁乳白色或黄白色。栓皮栎落种过程可分为3个时期，即落种初期、落种盛期和落种后期。故应在落种盛期时进行种子的采收。 栓皮栎属于大粒种子，可采用林地捡种和优树采种。地面捡种应该在优良林分内或者优良大树下。优树采种时可采用上树、竹竿敲打及地面收集且不可砍树采种，注意种实脱落前，清除地面杂物。
3.1.3 采种后处理。种子采集后，要妥善处理和贮藏。栓皮栎种子无休眠期，含水量很高，气干含水量为40%～60%。果实成熟后，在适宜的温度下，很容易发芽。新采收的种子含水量高，呼吸强度大，堆积过厚不仅容易发芽霉烂，而且多受虫食。因此，采收后应立即倒在通风阴凉处摊开（厚度为平铺6～9 cm）晾干，每天翻动2～3次，至种壳由深褐色变为浅棕褐色。一般阴干后种子重量比原重量轻10%左右方可贮藏。贮藏前需用0.5%的敌百虫粉以1∶100的质量比拌种堆起，再用沙撒盖在上面，以不见种子为度，经24 h后，即可杀死象鼻虫和虫卵，也可用磷化铝或敌敌畏密闭熏蒸24 h，然后贮藏。
3.1.4 种实贮藏。秋季随采随播，不需贮藏，也可防止虫蛀。准备翌年春播种的种子需要贮藏。栓皮栎种子属于安全含水量高的种子，适合湿藏，贮藏要因地制宜，贮藏期间要求保持湿润，以防种子失水干燥而降低发芽率；温度以0～5 ℃为宜；通气良好。通常有下列2种贮藏方法。一是室内沙藏法。选通风干燥的室内或棚内，先铺1层沙，接着铺1层种子，厚度5～6 cm，如此一层沙、一层种子堆上去，堆的高度不超过70 cm。也可将沙和种子拌在一块堆藏，但无论哪种，堆中间都必须间隔竖立草把，以利通气，防止种子发热霉烂。二是干藏。将充分干燥的种子，置于干燥环境中贮藏。分为普通干藏和密封干藏。普通干藏：将充分干燥的种子，装入麻袋、箩筐、箱、桶等容器中，置于低温、干燥、通风的库内或普通室内贮藏。适用于短期贮藏。密封干藏：将充分干燥的种子，装入已消毒的玻璃瓶、铅桶、铁桶、聚乙烯袋等容器中，密封贮藏。为防止种子吸湿、受潮，容器中要留有一定的空间（种子约九成满），并放入木炭、氯化钙变色硅胶等吸湿剂，然后加盖，用石蜡、火漆、黏土等密封。吸湿剂的用量一般木炭为种子重量的20%～50%；氯化钙为1%～5%；变色硅胶约为10%。无论采用哪种贮藏方法，都必须注意定期检查，发现有霉烂或鼠害等要及时处理。
3.1.5 播种。苗圃地应选择在造林地附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通风透光、灌溉便利、交通方便的地方。土壤以砂质壤土、轻壤土或轻黏壤为适宜。地下水位在1.5 m以下，切忌选择低洼易积水遭受晚霜危害的地方为苗圃地。
圃地选定后，必须提早深耕、细作，江淮之间育苗一般采用高床育苗。规格为：床高15～25 cm，床长10～20 m，床面宽110～130 cm。播种前要施足底肥，并对土壤进行消毒处理，一般用黑凡375～750 kg/hm2。苗床育苗的，播种一般采用条播或手工点播，床长10～20 m，宽1.1～1.3 m。每隔15～20 cm开1条播种沟，沟深6～7 cm，沟内每隔10～15 cm平放种子1粒，株行距10 cm×20 cm或15 cm×15 cm。发芽率90%的种子，播量2 500～3 000 kg/hm2，可培育壮苗（平均高40～50 cm，平均地径0.6～0.8 cm）22.5万株/hm2。
营养钵育苗的，选用规格12 cm×20 cm的营养钵，备好营养土，施足基肥，进行土壤消毒，人工装袋或机械装袋后浇足水，水略干即可将种籽直接点播到营养钵中，每钵1～3粒，覆盖好草，搭好遮阳棚，加强圃地管理。苗子育成后，待需要造林时可再随时栽植，保证造林成活率。
3.1.6 苗期管理。播后要做好间苗、补苗、松土除草、防旱防涝、追肥等苗期管理工作。幼苗出土前后，必须保持苗床一定温度，要注意灌溉和松土除草。每次大雨后，必须在苗床上加盖1层细肥土，以补充流失土壤。在施足基肥的基础上，因地因苗适时追肥，第1次在6月上、中旬生长旺期，第2次在7月下旬左右，即第1次新梢生长基本停止时追肥，以提供孕育二次新梢的养分。为培育栓皮栎壮苗，一般要育苗2年才能出圃。同时，为了促进须根发育，通常第2年春要进行移植。由于栓皮栎主根发达，垂直主根生长很快，而侧根往往很少。因此，当苗木长出2～3片叶子时，就可切根促进苗木多发侧根和须根，提高造林成活率。
3.1.7 苗木标准。苗木分级标准主要有苗木形态指标和生理指标2个方面，包括苗高、地径、根系状况等。一级苗应具有下列特征，苗干粗壮端直，具有一定高度，充分木质化无徒长现象，枝叶繁茂，色泽正常；根系发达，主根粗壮具有一定长度，侧、须根较多，根幅大；苗木重量大，根冠比值大，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一般荒山造林用1～2级苗。次生林地补植苗要用一级苗，以保证造林质量，提高造林成活率。
3.2 造林地选择
栓皮栎对土壤要求不严，酸性土、中性土、钙质土都可，pH值在4.0～8.0均能生长，但以向阳山麓缓坡地和山坳、深厚、肥沃、排水良好的壤土和砂壤土生长最好。因此，营造以用材和栓皮结合的人工栎林，应选择在阳坡或半阳坡且土层深厚肥沃、湿润的壤土或砂壤土上造林，林木生长快，栓皮产量高，质量好且易剥皮。营造水源涵养林、防火林等，对立地要求不高，薄土层、山脊陡坡、石质山地以及山口迎风处均可造林，阴坡易受冻，所以林地应尽量选在阳坡和半阳坡上。
3.3 精细整地
3.3.1 整地方式。根据地形、土壤条件、植被类型、劳力等具体情况，可因地制宜采用全面、等高带状、鱼鳞坑整地等方法[2]。全面整地适应在缓坡（5°～15°）的低山、丘陵或波状起伏的荒山、荒地进行。带状整地适宜在坡度为20°～30°的山坡地，在坡面按等高线开挖成带，带宽50～80 cm，栽植时再在带上挖穴。在坡度较大，超过30°且地形又比较破碎、土层薄、岩石多的地段，多采用鱼鳞坑整地。
3.3.2 整地季节。整地季节有提前整地和随整随造。最好提前整地，有利于植物残体的腐烂分解，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有利于改善土壤水分状况。冬季整地时间一般为11月至翌年1月，春季2—3月造林为宜。
3.4 造林方法
3.4.1 直播造林。直播造林适宜在立地条件较好，且鼠害危害较轻的地方采用，现在可以采用种子包衣方法解决鼠类危害。不需贮藏种子和育苗，省功省时，比较经济。采用穴播、缝播和孔播3种方式，以穴播成苗率最高。穴播：播前整地，挖穴规格为30 cm×30 cm，深度20 cm左右，每穴3个点，每穴下种3粒。缝播：用锄头镢挖以窄缝，为一播种单位，下种2粒。孔播：用一圆锥型木棍或钢扦，在造林地上打孔，孔呈三角形，每孔为1个播种单位，下种2～3粒。直播造林一般在翌年的3月至3月底播种，用种量为37.5～52.5 kg/hm2，每穴播种2～3粒，播种深度以4～6 cm为宜，根据经验，覆土厚度应为种子短轴直径的2～3倍，用脚踩实。
3.4.2 植苗造林。苗木种类主要有圃地苗、容器苗和大营养钵苗等。也有从造林地因间苗挖出的点播苗。目前生产应用最广的是圃地裸根苗。栓皮栎幼苗主根特长，可达1 m以上，为提高造林成活率，起苗时，应留主根20～25 cm为宜。一般一年生苗造林较好，根小，截根损失少，栽植容易。栽时入土要深，要求根际舒展。若成活率低于80%，应该在造林后的第2年补植[2]。
3.4.3 林窗点播造林。安徽省宜在11—12月秋、冬播，也可在3月春播。但秋、冬播较春播好，可免除种子贮藏和损耗，且成苗率高，苗木比较高而粗壮。据相关试验表明，冬播比春播苗高平均提高22.7%，平均地径大26%。能提供造林的合格苗，冬播为93%，春播为82%。在退化林地点播，林窗大于4 m2需要点播，点播穴的深度5～10 cm，密度0.5株/m2。在荒山荒地上点播，要清理灌木和杂草，清理出的空间直径0.36 m2，在空间核心点播。每穴播2～3粒种子。
3.5 造林密度
栓皮栎初期生长慢，自然整枝差，为培育通直良材，提高栓皮质量，造林初植密度宜大，郁蔽后通过间伐获取小径材和薪炭材，以调整相应的立木密度。立地条件较好，株行距宜采用（1.33～1.67）m×（1.16×1.67）m，栽植3 600～4 500株/hm2；立地条件中等，适宜的株行距（1.0～1.5）m×（1.5～2.0）m，栽植4 995株/hm2；立地条件较差，其株行距为 1.00 m×（1.67～2.00）m，栽植4 995～6 000株/hm2。
3.6 造林后抚育管理
播种出苗后宜在5月中旬进行初次除草松土，有条件的可适当施复合肥，每穴施10 g左右，要求距苗根5 cm左右，严禁干施化肥，施肥1个月后需及时进行第2次除草松土，增强幼苗的抗旱能力，同时进行幼苗期抚育。
3.7 幼苗期抚育
栓皮栎的幼苗期抚育主要包括从播种出苗或植苗造林苗至胸径2 cm的阶段，同时包括早期除草、松土、间苗，后期修枝、抚育，实现人工林天然化培育[3]。
3.7.1 除草松土。消灭杂草，疏松土壤，可增强幼苗抗旱能力。全面整地，1～3年内，结合林粮间作，除草松土必须在近苗10～30 cm处。带状和块状整地造林，第1年在7—8月抚育1次，第2年和第3年，每年抚育2次，第1次在5—6月，第2次在8—9月，带面和块面随着幼树生长逐年加宽，每年向四周外扩展15～20 cm，3年林地基本上达到全覆盖。可结合除草松土修枝对鱼鳞坑进行整地。
3.7.2 间苗。栓皮栎直播造林2～3年后出现分化，穴内出现争光争肥等现象，为保证优势木顺利迅速生长，须及时除去部分纤弱苗。间苗强度、次数和具体时间因立地条件而异，一般立地条件好的地方，幼树生长快，间苗时间早、强度大、次数少。立地条件差的地方，幼树生长慢，间苗时间开始的晚、强度小、完成时间长，每年进行2～3次，可在数年内完成。
3.7.3 平茬。为培育主干通直良材，在造林初期，对主干不明显或萌蘖成伞状的丛生植株可采取平茬措施，造林2～4年后，用利刀或锯平地面砍去，抽出的萌条1年便可达到或超过原有高度。
3.7.4 修枝。栓皮栎主枝扩展较快，造林初期，冠幅半径每年向外扩展12～20 cm，四年生平均冠幅1.0～1.6 m。因此，应进行修枝。修枝季节一般以晚秋和早春较好。这时树木休眠时期，整枝时树皮不宜撕裂，开春时遇愈伤组织形成快，伤口容易愈合。切忌在雨季或干热时期修枝，以防伤口渍水感染疾病或伤口很快干燥，影响愈合。修枝方法需以“既能培育少节，又不减弱生长量”为标准。以修除“强力枝”（枝条最长最大枝）以下的枝条为原则。一般3～5年，即可适当修枝，修去下层枝、畸形枝，修枝一般为十至十五年生，保留树冠约占树高的2/5～2/3。以后每隔3～5年修枝1次，此时除下层枝外，对“强力枝”以上的遮荫枝、枯死枝及影响主干圆满的枝条必须除去。修枝刀口宜小、宜平，因愈合力与枝条粗细关系密切，大枝修剪后，很难愈合，会造成干材腐朽。截面紧贴主干树皮而平，这样伤口较容易愈合。具体操作办法：大枝用手锯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人工修枝是培育无节良材的抚育措施。修枝要适当，以免影响栓皮栎生长，树高2～5 m的冠高比为2/3；5～9 m的保持1/2；超过9 m以上者，保持1/3以上。修枝季节应在冬季，宜修平，不留树桩，切勿伤皮。
3.8 林分幼龄期抚育
林分幼龄期抚育指造林后，经过3～5年幼苗期，目标树种定居成功，乡土灌草进入，树冠交错，促进大别山栓皮栎林分郁闭度提高，此时需要按照（透光伐）近自然经营的方式进行第1次幼龄抚育。首先要选择目标树，已经影响目标树生长的干扰树。先标记后采伐，为目标树的生长创造条件。
3.8.1 目标树及干扰树标准。栓皮栎人工林培养周期是50年，10年为1个林龄发育阶段，分幼龄、中龄、近熟、成熟、过熟5个阶段。目标树在森林经营中需要重点培养，达到高品位、大径阶，附加值达到很高才能采伐利用。目标树分为用材目标树和生态目标树。用材目标树需长期保留，并完成天然更新、达到目标直径后才利用的林木，标记为“Z”。目标树是生命力强、干材质量高、实生起源、损伤少的个体。标记后的目标树就意味着要将其培育成大径级林木，对其要持续地抚育管理，并按需要不断间伐对其生长有影响的干扰树，使其达到目标直径，当有了足够的第2代下层更新幼树时，才可择伐利用。生态目标树又称特殊目标树，是为增加混交树种、保持林分结构或生物多样性等，并对目标树有辅佐作用的林木，记为“S”类；干扰树是影响目标树的生长、需要在近期或下一个生长期择伐利用的林木，记为“B”。在抚育择伐过程中，通常根据林分结构和林木间的竞争关系进行分析，以确定每次抚育择伐的具体对象即干扰树。
3.8.2 透光伐。在幼龄林中的第Ⅰ龄级的前半期，即林分开始郁蔽时进行。目的是为了主要树种不要被次要树种所压，使主要树种占优势，砍去部分次要树种，同时割除杂草、藤蔓。密度过大的纯林，也应伐去其中生长不良的个体，改善林木生长发育条件。间伐强度20%左右。在幼龄林第Ⅰ龄级的后半期，即林分完全郁闭后进行。继续完成透光伐未完成的工作，还要伐去主要树种中的劣质木、生长落后木，通常在郁闭度0.9以上的林分中进行。
3.8.3 乡土灌木、草本的引入及保护。在造林后栓皮栎生长达1.5 m以上时，为了增加林地水土保持功能，要有意识保护进入林地的乡土灌木和草本植物，以增加林地总覆盖度。但乡土灌木和草本植物的生长不能影响栓皮栎个体生长。在造林五至十年期，凡影响目标树种生长的杂灌草，要及时抚育修剪或者砍伐，以保证目标树生长。
3.9 伐桩萌蘖苗抚育
如先前是栓皮栎皆伐迹地，因栓皮栎萌蘖性很强，伐桩萌条成丛生状态，由于枝条间对光照、水分和营养的竞争激烈，整个萌条高和基径的生长都受到影响，依靠萌条自然稀疏，耗时长，根据孟令彬等[4]对辽东栎伐桩留存萌生植株生长与结实的研究结果，采取人工调控萌条数量，即在伐桩上保留2支和3支萌生株的丛高生长优势明显。调控丛的新生枝数量、总长度、总生物量较未调控前有较大增加，保留2支萌生株的丛类型增加的尤为显著；叶片数量、叶片总生物量与未调控前相比增加明显，叶片面积按保留萌生株数量由多到少逐渐变小。调控后，每丛保留3支萌生株的丛产生的种子最多，但自然状态丛种子单粒重最大。研究结果表明，可在栓皮栎皆伐迹地的每个伐桩上的枝条进行疏伐，保留生长健壮的2～3个萌条进行培育，可促进萌条高、基径和生物量的增长。
3.10 栓皮采剥
一般十五至二十年生的栓皮栎，胸径13～15 cm，栓皮厚达1.5～2.0 cm，即可第1次采剥（初生皮），约隔10年再生皮增殖到1.5～2.0 cm厚时，可进行第2次采剥，以后每隔10年左右采剥1次直到100年以上。
从根部5～10 cm起，按1 cm分段，环树干周围横切锯口，切口深度较栓皮纵裂痕底面深一些，然后选皮的纵裂成一直线的沟，用刀割开，再用刀尖撬开，即可取下环筒状栓皮。树干要剥的光滑、干净，以免影响再生皮的生长和降低质量。如剥皮不慎，误伤内皮，应立即在伤口上抹沥青，以防虫菌危害[5-7]。
每年6—9月都可剥皮，其中以6月、7月、8月 3个月为最好。此期气温为20～26 ℃，树木生长旺盛，水分充足，树液流动快，栓皮易剥离。长江以北，秦岭以南，在6—8月采剥；秦岭以北采剥时间更晚更短；低山区（800 m）采剥时间早些；高山区（1 400 m）采剥时间晚些；立地条件好，采剥时间早，立地条件差，采剥时间晚；幼树比老树要早些。
采取分段分节筒状采剥皮法，1节1 cm长，胸径15 cm的树干剥1节，30 cm的树干剥2节。在较暖的阳坡，初次采剥，则1次剥到枝下高3～6 m，此称为“一杆子通到顶法”。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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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孟令彬，包维楷，庞学勇，等.萌蘖调控对辽东栎留存萌生株生长与结实的影响[J].应用生态学报，2006（10）：1771-1776.
[5] 张艳芳.小陇山林区栓皮栎的育苗及造林技术[J].特种经济动植物，2009（1）31-32.
关键词：基础医学；整合课程；呼吸系统基础
传统的基础医学教育以学科为中心，包括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等。随着医学教育的改革，整合课程取代传统医学的呼声已愈来愈高。整合课程，在1952年首次由美国西余大学医学院首次提出，顾名思义就是把医学课程中相关的内容进行整合，从而使医学的教育以器官或系统为中心，比如“心血管系统基础”、“呼吸系统基础”、“泌尿系统基础”等。整合课程作为医学教育改革的新宠，不仅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而且使得医学体系一脉相承，使得医学生能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机体的正常运行过程和异常疾病状态，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医学教育模式的主流。
笔者所在医学院已经开始基础医学的整合课程的教学三年有余。每年均开设一个实验班学习基础医学整合课程，两年半期间共开设整合课程10门，包括基础医学概论Ⅰ、基础医学概论Ⅱ、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神经系统基础、呼吸系统基础、心血管系统基础、消化系统基础、泌尿生殖系统基础、血液内分泌基础基础和感染病学基础。笔者作为呼吸系统基础的课程负责人，现简单介绍一下该课程：“呼吸系统基础”，英文名“FoundationofRespiratorySystem”，课程编号411003088，是以基础医学中的呼吸系统解剖、呼吸系统组织、呼吸系统生理、呼吸系统病理、呼吸系统病理生理和呼吸系统药理的内容为整合，全面系统地介绍呼吸系统的基础知识，将形态与机能、基础与应用紧密结合。其教学任务是通过教学使学生能掌握呼吸系统的基础知识并学以致用，引导和启发学生的科学思维和认识能力，为今后能更好地学习临床的呼吸系统疾病做铺垫。“呼吸系统基础”共有24学时，含19学时讲授、3学时研习和2学时的实验。各学科的分配如下：人体解剖学讲授2学时，实验2学时；组织学和胚胎学讲授2学时；生理学讲授5学时，研习1学时；病理学讲授6学时；病理生理学讲授3学时，研习1学时；药理学讲授1学时，研习1学时。分配依据根据传统医学教学各学科在呼吸系统基础中的比重。当然，其他学科的分配也与此类似。
笔者作为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研室的副主任，参与了基礎医学所有整合课程的课程设置、学时分配、大纲编写和人员配备等内容。三年时间的教学工作，让我有如下反思与读者一同分享。
首先，比起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整合课程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上就有更高的目标。由于整合课程涉及多个不同的学科，即是涉及多个不同的教研室承担教学任务，因此在教学管理和连贯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基础医学的整合绝不是“东拼西凑”。对此，笔者认为一定要发挥好课程负责人的带头作用。课程负责人牵头，组织集体备课，增加整个教学组成员的凝聚力，并定时召开会议，遇到问题马上沟通解决。也要定期对整合课程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对课程教学质量进行全面检查总结。这样才能使各学科之间能环环紧扣，并较好地渗透和融合，让各门学科内容有机连贯起来。
其次，与传统的医学教育相比，整合课程的教材还不成熟。由于尚在改革初期，各高校的整合教材均有不同：有的已使用专门的整合课程教材，有的却是根据自身情况自编讲义。而笔者所在医学院，使用的仍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第八版基础医学教材。我院医学生上一门整合课程，要准备五六本相关学科的教材。当然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更多更好的整合课程教材一定会相应出炉。
第三，整合课程需要更加突出医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思维。创新和实践等。除此之外，医学生还必须具备独立学习、自主学习和自我评估的能力。因为医学生不仅要学习医学知识，还要在学习中培养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因为毕业后的医学从业者必须使自己在飞速发展的医学环境中始终保持自己业务水平的更新。作为改革的医学整合课程的学习，笔者认为能够使医学生培养自我更新、创新和批判的精神，这对今后医疗工作中对临床疾病发生机理的认识，疾病诊断和治疗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最后也要谈谈师资。整合课程教学质量的保障不仅靠师资的水平，更要靠教师的工作态度。就我院而言，很多教师除了担任整合课程的教学外，还担任着其他学科的教学任务。由于整合课程又是近些年新开的试验性课程，因此有些教师对于这些课程的教学态度都是应付差事。试问如果一个教师对自己教的这门课程都不热爱，那学生又如何能学好呢？想提高教室的教学热情，也需要一定的难度。如果可以对这些整合课程的教师给予继续教育的方式可能能有较好的效果。比如可以开展组织课程负责人或相关教师到国内外一些已经在整合课程建设上取得良好效果的院校进行培训学习，一来开阔眼界，可以将外面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带回到自己的课堂教学中。二来更重要的是能激发自己教改的热情，回来后能更好地完成整合课程建设和教学。还可以在校内或院内定期开展整合课程教师的培训和交流，或邀请相关外校的相关专家教师到学校进行讲座和面对面指导，或开展整合课程公开课，甚至整合课程教师授课比赛等，这样应该都能大大提高整合课程教师的教学热情和积极性。
笔者曾有幸代表江汉大学医学院去美国乔治亚·瑞金斯大学（GRU）去访学交流。在那里对国外的整合课程也有一定的了解。在美国，整合课程中正常人体与异常人体是分开的。医学生在一年级学习的是与正常人体有关的整合课程，比如人体解剖学、人体组织学和生理学等；到了二年级就开始学与异常人体有关的整合课程，包括病理学和病理生理学等。而在我们目前的整合课程教育中，以呼吸系统基础为例，既涵盖了与正常人体相关的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等，也涵盖了与异常人体相关的病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因此与国外仍有一定的差距。顾鸣敏等也分析了相关情况。医学整合课程改革不仅牵扯面广，改革的度也大，因此在执行过程中一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与问题。笔者所在学院领导也纠结过是否应该将整合进行到底。但是医学教育事关国人健康，因此改革既是困难的，也是幸福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整合课程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充分相信此行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我们要有坚定不移的决心，持续不断的投入，最终才可能将改革推向成功。因此，我院的整合课程的架设和结构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调整。不过随着不断地摸索和进步，我相信我院的整合课程的教学会越来越好，医学教育的整合模式也会越来越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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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乔敏，郭立，贺加等.国外医学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及特点[J].医学教育，2001（6）：19-22.
内容摘要：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关注技术创新的演变过程，认为历史上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以技术上的突破为基础的，由于各个时期的主导技术是不同的，因而技术创新的形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也是不同的。
熊彼特研究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的这些变化，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经济体系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带来发展的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创新活动包括：引进新产品或提供某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发掘新的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建立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简而言之，就是企业家“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它是在经济中引入某种新东西，与技术上的新发明不是一回事。事实上，即使没有技术上的发明，也仍然可以进行创新，而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从历史上看，创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技术创新的发起国是英国，创新在社会系统深化过程中起着根本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为了论证价格是社会经济唯一有效的协调机制，新古典经济学是给定技术和消费者偏好不变的情况下，分析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传统经济学把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变革看作是经济进程中偶然发生的干扰因素，注意到了它们的影响但忽视了它们的出现。最早研究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社会经济活动并做出初步理论解释的是熊彼特（Schumpeter，1921，1942）。熊彼特力图把握历史进程的脉搏，把技术变革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看作是经济生活内部的创新活动，探讨了不断实现这种创新的发展机制。发展是经济生活中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特征与社会经济范式变革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基本完成。工业革命首先出现于工场手工业新兴的棉纺织业。随着1733年飞梭的问世和1764年“珍妮纺纱机”的出现，工业革命揭开了序幕。1785年，在棉纺织业中出现了骡机、水利织布机等机器。同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投入使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动力，得到迅速推广，19世纪40年代，整个欧洲和美国都普遍使用了蒸汽机。蒸汽机带动着纺织机、鼓风机、抽水机、磨粉机，造成了纺织、印染、冶金、采矿的迅猛发展，创造了人们以前难以想象的技术奇迹。人类社会由此进入“蒸汽时代”。
由于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煤炭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特别是18世纪30年明了用焦煤冶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炭为燃料进行冶炼的落后工艺。6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煤炭成为世界的主要能源，如1700年英国年产煤炭260万吨，用了蒸汽机后1835年年产煤炭达到3000万吨，在100多年间增长了10多倍。采煤业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能源，而这种能源又为冶金业提供了新的燃料，英国的冶金业也随之快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技术创新推动着另一个技术创新，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促进着另一个工业部门发展的局面。到19世纪中叶，机器已能成批生产，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新工业部门—机械制造业诞生了。
工业革命引起工业生产的巨大高涨，劳动生产率得到了空前提高，社会产品获得巨大增长。英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强国，所有这些巨大成就都源于工业技术创新，并由此带来的工业体系各组成部分的相继建立，如纺织业、机械制造业、煤炭业、冶金业、近代造船业等。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明者主要是劳动者，他们凭借经验或技能取得许多成果，这些发明成果都是生产经验的总结。其时代技术创新的典型特征是大机器工业代替了手工业，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代替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并引起了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导致近代社会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产生，并开始了城市化进程。一种新型的生产组织形式—资产阶级工厂制度随之确立，并在工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工厂从产权的角度看，属于业主制性质，即资本所有者投资而成为工厂管理者。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生产经营的规模不断扩大，对资本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同时为了分散风险，于是出现了合伙企业。在工厂里，作为企业主的资本家受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驱使，对工厂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内部动力。同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开始自发调节社会经济的运行。资源和产品的稀缺性、市场供给和需求通过价格的信号直接作用于工厂，为了取得更高的市场效率，从而形成了生产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的相互作用机制。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特征与社会经济范式变革
19世纪后半期，德国人奥托发明的内燃机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生产的高涨，被称为近代历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
19世纪，伴随着电磁学理论的进展，工程技术专家纷纷投身于电力开发、传输和利用方面的研究。1834年，第一台实用电动机诞生，电动机进入了实用化阶段。1882年法国的一位电气技师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远距离直流输电实验线路。1890-1891年，从法国劳芬到德国法兰克福架起了世界上第一条三相交流输电线路。随着交流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交流输电为电力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这一时期，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工业重心由轻纺工业转为重工业，出现了电气、化学、石油等新兴工业部门。由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电机、电动机相继发明，远距离输电技术的出现，电气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电力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内燃机的出现及90年代以后的广泛应用，为汽车和飞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也推动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原有的工业部门如冶金、造船、机器制造，以及交通运输和电讯等部门的技术革新加速进行。
20世纪20年代，石油成为内燃机的动力，石油需求和贸易迅速扩大。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苏成为主要的石油出口国，石油国际贸易开始在全球能源贸易中占据显要位置，推动了能源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并动摇了煤炭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主体地位。1967年，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达到40.4%，而煤炭所占比例下降到38.8%。由此，在能源领域人类正式进入石油时代。
作为第二次技术创新中的最大受益国，美国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189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首位。1870年到1913年间，工业生产增加了8.1倍。德国在第二次技术创新的推动下也获得了跳跃性增长。1870年到1913年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2.9%，工业生产增加了4.55倍，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电力、电子、化学、汽车、航空等一大批重工业产业兴起，使这些重工业部门日益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使得工业内部结构由轻工业为主导转向以重工业为主导。这次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转变。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工业生产迅速发展，使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高度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集中化的大资本，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进而形成了少数大资本家垄断市场和生产的局面。市场机制对垄断资本的运行起着自发调节的作用，国家基本不干预经济的运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企业规模日益扩大，企业有能力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用于技术创新，而且企业都希望通过创新来获得超额的利润。为了提高企业承担创新风险的能力和积聚更多的资本，股份制公司出现并成为了技术创新实现的基本战场。创新体制逐步从独立发明走向了研发的企业内部化。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特征与社会经济范式变革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二战结束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
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计算机问世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第一次信息革命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空前的影响，信息产业应运而生，人类迈向信息社会。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产业已占发达国家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的发明，数字通信、卫星通信的发展形成了新兴的电子信息技术，使人类利用信息的手段发生了质的飞跃。
与此同时，人类经济活动规模空前扩大。1913年到1938年的25年里，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共增长了52%，年平均增长不到1.7%；而1946到1970年的25年里，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增长大约4倍，年平均增长6%左右（高惠珠，1999）。
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而且进一步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的变化，从而带动组织管理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改变。例如计算机的推广普及促进了工厂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和家庭自动化，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强化，使第三产业比重上升。20世纪技术进步的历程表明，主要的新技术机会越来越依赖科学知识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次科技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大事件。
参考文献：
1.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九州出版社，2007
正如我所提到的，社会科学在广义上被定义，并有着悠久的进化论历史。关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进化命题，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中诸如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Mandeville,1724）、大卫•休谟（DavidHume，1739）和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等人在内的哲学家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且这些著作早在《物种起源》之前便问世了。尽管这些早期的作家运用隐喻和类比的手法来描述自然世界，但是他们的思想通常独立于生物学而发展。对于达尔文后来提出的生物进化思想，这些早期的进化的社会科学家们认为，他们周围的文化现象显然不是任何由人类或者上帝进行周密计划的结果。就像现在，关于文化和社会变迁与进化的观点强调，占主导地位的结构（的形成）是由长期运行的短视的（myopic）过程所致。因此，曼德维尔把军舰技术的进化描述为是多年增量积累和不断修正的结果，且并没有一种全面规划对其加以指导。休谟提出，一个（与军舰技术进化）相似的过程塑造了在他那个时代盛行的法律主体和政治制度。亚当•斯密论述道，在大头针制造及其相关的机械化生产过程中出现了颇具进步意义的劳动分工，更为一般地说，他对市场经济中经济协作背后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说法，同样也论证了文化和社会秩序以及系统的进步即使在没有整体规划的条件下也能够形成。早在达尔文之前，这些学者便证实，其所获得的复杂而有效的研究成果是长期运行的进化过程所致，其中没有任何总设计师的参与，无论是人类还是神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早期的进化社会科学家们便提出了一个有着达尔文进化论预想意味的理论，但是他们并未在研究中阐明这一进化过程。达尔文伟大的理论成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进化机制，即变异和选择性保持，至少在物种进化方面，进化借此得以运行。这一详细说明具有相当广泛性。仅仅在生物学家一方面开始认识到“变异”背后的含义，而另一方面又明确了“选择性保持”的内涵之后，（学术界）对生物进化的理解才变得十分稳固。但是，达尔文至少在研究中详细说明了进化的运行过程，而这种阐述在早期的进化社会科学中却被遗漏了。因此，曼德维尔对于军舰设计进化的论述并未阐明各种各样的设计属性在何种意义上被证明是有利的，或者军舰能得以幸存并且可以历经多代积累的这一作用机制。类似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斯密。他就那些未被设计的社会秩序在一段时间得以产生和发展明确地作出了一个广泛而具有说服力的论述，但是并未在任何细节上讨论有些社会秩序为何以及如何得以保存下来，而其他秩序则未果。换言之，尽管这些作者对其所提出的有关进化的特殊机制作出了暗示，但是他们并未对这些机制作出详细说明。考虑到达尔文从社会科学作品中获得了一些灵感这一事实，我们一点也不奇怪他会提出他的进化理论不仅适用于生物学，而且有可能对语言、道德思想和人类群体结构在一段时间所发生的变迁都具有一定的适应性。达尔文的理论显然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许多论述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文章。因此，白哲特（WalterBagehot，1872）、詹姆斯（WilliamJames，1897）、凡伯伦（ThorsteinVeblen，1898，1899）和其他学者认为，达尔文的进化机制不仅适用于生物学，还适用于心理、认识论、道德、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进化，虽然这些作者没有一位曾明确地阐释这些细节。众所周知，19世纪后期的一些进化的社会科学的文章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这部分地导致了20世纪早期的许多社会科学家拒不接受生物学的（进化）观点。在1944年，霍夫施塔特（RichardHofstadter）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做出了强有力的批判，并警告社会科学家从生物学中吸收（进化）思想的危险性。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进化理论的发展在阴影的笼罩下举步维艰。
在20世纪前半期，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947，1950）和哈耶克（FriedrickHayek，1937）都发展了重要的进化理论，熊彼特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机制，而哈耶克则着眼于研究社会秩序的进化。有趣且与此相关的是，熊彼特明确地驳回了将其理论和生物进化论联系起来的观点。哈耶克仅在其职业生涯的末期才开始探索在他看来对文化和生物学同样适用的共同的进化原则。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内，社会科学领域明显显现出进化论复兴的迹象，其中一部分理论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但是重要的部分并不多。在不同的文化领域，进化论成为了关于传统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人类学中，许多学者提出，他们所研究的社会中的文化和社会结构需要被理解为一个“变异、选择性保留和新的变异”的过程，这与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的生物进化过程非常相似。（Cavalli-Sforza，Feldman，1981；BoydandRich-erson，1985；Durham，1911；Richerson，Boyd，2005）。正如近来克罗夫特（Croft，2000）所描述的那样，关于人类语言在一段时间内如何变迁以及不同语言之间关系的进化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并且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正如本文的许多读者所意识到的，在过去的40年里，一个关于科学知识的进化理论逐渐涌现出来。在这里，许多重要的作家具有哲学背景，且进化的认识论领域同样得到了波普（Popper）和坎贝尔（Campbell）的发展。作为一名学者，我的研究兴趣在于探究长期运行的经济变迁。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我开始相信，把长期运行的经济变迁中的许多方面看作通过进化过程进行运转的程序大有裨益，并且发现自己与许多早期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一群正在努力建构演化经济学理论的现代经济学家们志同道合。霍奇逊（Hodgson，1993，1999）、威特（Witt，2003）、尼尔逊和温特（NelsonandWin-ter，1982）、尼尔逊（Nelson,1995）等人对这一观点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现代演化经济学理论的进化吸收了上面提到过的几种特殊的传统；长期进行的经济变迁的确包含了技术的进化、以技术为基础的科学和商业公司与工业结构的变迁。但是，与着眼于这些特殊变量的进化理论传统相比，演化经济学趋向于以不同的协同进化过程为发展方向，这些过程关乎经济活动和绩效能否更广泛地发展。在“进化社会科学中的进化性质”这一章节，我将对上述不同领域中的进化理论做简要描述，同时试着论述现代演化经济学理论的动力系统的特性。
二、当代进化社会科学的分支
（一）对科学的一个进化论式理解科学“进化”命题的提出已有一段时间，但是在最近几年，该议题似乎被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普遍接受。（HenryPlotkin，1982，2002；DavidHall，1988，2001）。既然很多读者对文章本身都比较熟悉，那么我的论述就可以简明一些。我将努力建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选择过程理论，该理论包含了科学知识的进化。当前的科学进化理论被广泛接受，的确取决于波普（KarlPopper，1959）理论的影响，该理论论述了科学及科学真理的本质。但是当前流行的特殊的进化构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唐纳德•坎贝尔（1960，1974）和之后那些对其构想作出补充或提出争议的作品。运用坎贝尔所提出的术语，新的科学假设或科学理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盲目的”，因为他们的发起者在首次提出这些理论或假设的时候，并无法确切地知道其将如何演进。因此，新的科学理论与“突变”有相似之处，因为有些理论将会获得成功并成为科学体系的一部分，或许还会替代一些旧的理论，或者在一些方面对旧理论进行修正或补充，而另外一些理论则会遭遇失败。波普认为，我们不可以证明科学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可以篡改它们。能够解决科学问题并且未被篡改的新理论会被补充到科学体系之中。换言之，被运用和“未加篡改”便成为对科学理论适应性特征的恰当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波普和坎贝尔都把科学视作一个相对统一的原则，他们的观点表明科学界共同来追求真理，这是集体进化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与科学家个人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期望而独自提出其独特理论概念的事实是相容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即科学的两面———同时具备合作精神与科学意识———仅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该理论引出了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何种因素决定了哪些理论需要经受严格的检验以及何种理论还未建立起来。（迄今为止）仍未经过严格检验的一整套“理论”并不一定拥有相同的理论基础。有些理论可能从未经过严格的检验，仅仅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无关紧要或者是荒谬的。另外一些理论可能刚好与当前普遍流行的理解相契合，以至于它们并未经过直接的检验就被吸收进科学理论之中。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伪造手段的探讨。在许多情况下，经检验而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模棱两可的，我们有理由怀疑其运行的方式或者其本身是否合适。一个似乎不能通过检验的理论，常常可以通过精心修正或改善而得以修补。这些问题为理解更为复杂的进化科学理论打开了大门，而非仅仅是对坎贝尔构想的简单解释。“社会建构主义者们”认识到并且陶醉于这些复杂的理论之中（BrunoLatour，1986）。他们提出，一般而言，很少有理论或者科学论证曾经是完全伪造的，甚至是已经通过了一些将一切视为决定性结论的检验。在一个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存在着不同观点的情境中，科学的观点便意义非凡，以及哪些被视为科学的事实并被发表在知名期刊上供研究生们学习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科学层面上的问题。尽管政治和声望的确在决定一个科学论证的命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主流科学随时间而发生变迁问题的大多数学者们显然相信，社会建构主义者们夸大了他们的案例，认为那些新兴的或者至少是受到重视的科学假说，均受制于检验，并且那些充分的检验足以用来客观明确地监控企业。基切尔（1993）和赫尔亦强烈地表达了这一观点。那么科学取得进展了吗？虽然社会建构主义者们对此表示怀疑，并且托马斯•库恩也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可以说大多数主张科学进化的理论家，其中包括波普、坎贝尔、基切尔、普洛特金和赫尔等认为，（进化）过程确实能够产生进步，这至少是研究所追求的方向。尽管有时我们会误以为自己理解一些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理解，并且通常朝着更好的方向来理解问题是很困难的。总的来说，科学使得我们对自然及其如何运转的相关知识的了解日益增多。
（二）技术：作为一种实践的进化主体许多分析人士都提出了技术进化的观点，并且来自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的大量文献涌现出来，用以集中研究现代技术的进化。尽管其学科背景不同，但是罗森•伯格（NathanRosenberg，1976，1982）、爱德华•康斯坦特（EdwardConstant，1980）、尼尔逊和温特（NelsonandWinter，1982）、克里斯多夫•弗里曼（ChristopherFreeman，1982）、乔瓦尼•多西（GiovanniDosi，1982,1988）、斯特瓦夫（StanleyMetcalfe，1998）、乔治•巴萨拉（GeorgeBasalla，1988）、乔尔•莫克（JoelMokyr，1990，2002）、彼得罗斯基（Petroski，1992）、萨维奥蒂（Saviotti，1996）、沃尔特•文森蒂（WalterVincen-ti，1990，1994）和齐曼（Ziman，2000）等学者的相关分析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为了使下面的讨论保持简单化，在此我将按照文森蒂的观点进行论述。在文森蒂的研究理论中，技师群体无时无刻不面临着许多问题、挑战和机会。其所列举的大多例子均与飞机技术有关。他所完成的最好的案例之一当属飞机可伸缩起落架的发展（Vincenti，1994）。文森蒂观察到，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飞机设计者对如何改进联接轮组与机身和机翼的标准模型颇为了解，考虑到新的机身和机翼的设计以及更为强大的发动机能够大大提高飞机的飞行速度，因此这些新的技术和配件便应运而生。他们意识到，使机轮与更具流线型的设计相结合具有不同的可能性。他认为这些不同的可选方案有些是盲目的，坎贝尔在相同意义上也提出了这一观点。这并不是说，工程师们在思考和尝试解决方案时忽视了技术的限制和可能性或者一个成功的设计所必需的条件。当然，他提议尽管专业知识和目标偏好集中于寻求解决方案，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可能性。此外，工程师们也不能确定何种方案最优，并且在决定在何地下注上也存在着分歧。这种不确定性，以及那个认为“不确定性只有在操作环境中通过事后竞争才能得以解决”的命题共同成为了进化理论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与探索其它的可选方案相比，轮子的可伸缩性特点更有助于解决问题。因此，此处的“适当性”便被定义为，能够更为有效地解决特殊的技术问题。有人可能会提出，对于标准的识别只是将所分析的问题推后了一个阶段。何种因素决定了一个解决方案优于另一个呢？有时，文森蒂写到，似乎技术问题上的标准是与生俱来的，或者取决于技术界所达成的共识，就像坎贝尔这样的科学家群体那样，他们相互合作共同推动技术的进步。然而，文森蒂也认识到，飞机设计者大部分受雇于许多相互竞争的航空公司，与那些得到其竞争对手采纳的设计方案相比，这些公司的盈利率受到了其所采用的飞机设计方案的质量和成本的影响。但是问题解决方案的优劣与否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市场”、乘客愿意支付的费用和与不同设计方案有关的成本等因素。在飞机这一实例中，军队和航空公司一样也是重要的客户之一。因此，飞机的进化至少部分地反映了军事和民用的需求与预算。关于选择标准和机制这两种不同观点，至少部分地反映出一项技术的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一项技术是人工制品的集合或者是无论何时都能运转的运行程序，例如飞机由特定的公司来制造并且被特定的航空公司使用。另一方面，理解本身需要包括并超越设计概念，且获得技术界成员的一致认同。在技术的进化中，这两方面是协同进化的。关于航空技术进化的思考引发了我们观察一些看似与科学领域中的进化存在着显著差别的事件。判断一项新的发展进步与否的标准仅有一个。与增进对一个领域的理解相比，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或者提高绩效则更为困难。然而，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许多新的科学发现或理论之所以被相关领域采用，这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解决之前一直令人困惑的问题。另一个显著区别体现在，飞机或者飞机零部件的新型设计通常是由许多经受过技术培训的工人开发出来的。这些工人的行动得到了相关领域的商业组织或其它研发组织的配合与支持。尽管科学的进步往往被视为科学家们个人研究的结果，但是研究进一步表明，这些差异可能并不那么显著。在许多科学领域里，研究是一种团队活动，并且在大多数领域，研究受到了正式实验机构的支持和配合。认为技术发展上的进化按照自我意识运行的有关文献，往往不会明确地讨论新技术的扩散。尽管关于创新扩散的大量文献很少明确认识到扩散是进化过程的一部分，当然事实确实如此。对此我们可以预测，一项成功的新技术（例如具有伸缩性的飞机起落架的设计）取代旧技术的原因，部分在于引进新技术公司的扩张，另一部分原因是其他公司对于该技术的采用。关于这个科学的例子，一些学者争论到，技术的进化遵循着一条可能被看作“进步”的路径，甚至还存在着一些衡量技术适应性的客观标准。比克尔等人（WiebeBijkeretal，1987）在书中研究了各种关于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否认存在着客观的技术标准，或者否认市场仅仅反映稳定的偏好。在此观点下，除了那些在社会内部有其自身的运行方式的组织之外，主张技术“进步”便成为无稽之谈。另一方面，文森蒂团队中研究技术发展的进化论者们深信技术进步确实存在，并且回答了那些质疑将现在的飞机和50年前的飞机进行比较和将现在的药物与二战前的药物进行比较等问题的读者们。
（三）商业组织和实践此项研究提出，组织和实践的“进化”与关于科学和技术进化的研究不太一致。罗马内利（Ro-manelli，1991）在她的评论中也认同该观点。为了达到研究目的，我们在此将关注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Chandler，1962，1990）的研究。该研究关注的是具有现代多元产品企业特征的复杂结构是如何出现的。随后的一些文章也对钱德勒的观点进行了补充或持有反对意见。这里所讨论的历史非常有趣，因为那是一个关于协同进化的故事。协同进化并非基因和米姆的进化，而是技术和商业组织的进化。钱德勒认为，各种各样的技术发展，特别是发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电报和铁路技术的发展，为一些大规模组织生产且产品范围相对广泛的商业公司提高产量和增加利润创造了可能性。他描述了各种被尝试过的组织创新。尽管其关注焦点在于那些“成功”的创新。但从他的阐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并非所有的创新都能成功。钱德勒在某种意义上与文森蒂的观点相类似，其“适应性标准”体现在新的组织形式能够解决一种组织问题。假定那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够确保一个公司以较低的成本运营，或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以更大规模和范围运营并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正如坎贝尔和文森蒂一样，钱德勒显然在管理者的案例中看到了一个群体，但是他同样也看到了公司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他认为，那些率先找到并采用有效的管理风格和结构形式的公司，会战胜那些没有这样做或者延迟采取行动的竞争对手。钱德勒在对大型多维公司的发展的阐释中强调，顶级公司的管理者需要时常关注市场效率，实行分权的同时仍要控制各种大型多元化的官僚机构。者们强调了关于进化的组织模式的不同方面———他们极力降低具有特殊技能的工人的重要性，并因此将力量转移到资本上。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Fligstein，1990）就企业适应性问题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该观点强调了企业应该对一些改革后的法律制度、公共政策以及企业应如何组织和运作的政治观点市场作出回应。有关新背离（departures）的选择标准似乎是相似的，但是与上述实证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在商业组织与实践如何进化和商业技术的进化方式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新技术首先在实验室或其他实验场所被开发和检测出来，之后才会进入实际生产线。文森蒂有关飞机技术进化的分析强调了通过实际生产线的体验性学习的重要性，但是他也认识到大量的学习和检验是在生产线之外进行的。相比之下，对新的商业组织和实践模式进行试验和检验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这表明，商业实践中的创新往往更为“盲目”和随机，与技术创新相比，这种研究缺乏关注，这就是我对实证性证据的解读。另一方面，在实际体验中所学到的那些知识可以而且确实能够推动我们在适当的地方改进实践。商业组织与实践的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的第二种不同体现在复制性方面。在保证飞机起落架良好运行的设计上工程师们有着非常好的想法。尽管不同公司的设计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是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设计和经济决策所致，而非不能够设计出类似的事物。相比之下，在钱德勒所描述的组织变迁的历史中，尽管一些公司经常把其他公司的实践当作普遍性的指导，即使我们期望完全的复制，但这显然还是不太可能发生。近些年来，一系列关于复制商业实践难题的研究取得了进展（WinterandSzulanski，2000）。但另一方面的事实也很清楚，对商业实践的理解相较于对现在技术的理解而言仍然很肤浅。这就使得商业实践中的可靠的模仿和成功的创新比其在技术中的更为困难。一些行业中的技术创新是竞争的重要工具，对于那些在此类行业中运营的公司而言，人们可能期望看到，成功的公司拥有能够促进技术创新的一个组织结构和一套惯例等，从而保证其赢得或保持市场地位。另一方面，如果潜在的技术或市场环境发生改变，这样技术创新的方向也需要发生转变以增强其竞争力，而建立起来的公司在调整过程中可能会比较迟缓，现有的一项广泛的实证研究证明情况确实如此（TushmanandAnder-son，1986）。
（四）经济变迁的进化理论如上所述，经济学中关于进化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尽管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成为了主流观点，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熊彼特和哈耶克，持续探讨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进化观点，并且对当前盛行的经济活动结构作出了进化论解释。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内，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转而研究演化经济学理论。对于许多支持进化论观点的经济学家而言，其主要兴趣在于理解推动经济变革的过程，并且他们发现进化论观点能够自然而富有成效地达到这一目的。许多演化经济学家为科技进化的理论研究作出了贡献。一些经济学家在致力于商业组织和实践的进化研究中，特别关注那些能够保证公司有效创新的因素。然而正如我前面所提出的，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特征在于分析复杂系统的动力机制。许多进化模型的设计旨在阐明先进的工业国家中经济实现不断增长的过程，在这些国家，资本集约和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实际工资率以及人均收入均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标志，技术进步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推动力量（NelsonandWinter，1982,第7章）。其他的进化模型关注的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在这些产业中，竞争在相当程度上通过产品创新来实现，熊彼特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论述了这种产业。接下来我将主要介绍后一种演化经济模型的特征。这些模型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其中公司是技术创新的基本来源。公司在任何时期引进的创新都源于某些公司的特定因素，例如他们的研发开支及其研发方向，以及一些随机的因素。换言之，一个研发努力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一个市场中的公司在某一时期能否良好运转，取决于其所提供的产品特征函数及其生产技术，所了解到的消费者的偏好和信息，此外也与其他公司提供的产品有关。竞争使得一些公司获利而另外一些则利润受损。盈利的公司会扩张其规模，亏损的公司则会收缩。反过来，这一时期公司的绩效又会转而影响其自身的研发投入程度和性质，这些将会随机地决定哪些创新会被引入到下一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和动力机制同时决定了科技进化和产业结构的进化方式。从模型的角度讲，这种动力机制可以被具体化。在有些情况下，需要尽可能简化结构以便通过方程式求解。熊彼特的竞争演化模型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模型都是如此。可以说，当他们被引入这种方式时，进化模型在解释经验性的动态模式如何生成方面就会做得很好，至少从定性的角度来看。在我看来，这意味着经济学分析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进化社会科学和进化生物学
上述进化社会科学理论与物种进化的现代生物学理论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但是其间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区别。在这两个领域中，现代的相关研究都致力于探究经过变异、选择、重新变异等步骤而实现变迁的广义的达尔文进化理论。但另一方面，它们在结构和过程的细节上显然存在重要差异。在我看来，如果与进化概念相联系的进化过程的特征足够广泛和普遍，以至于这两个领域中具体的进化细节也能够一致，那么普适达尔文主义便是可接受且广受欢迎的。为了实现那种普遍化，我想提出的是，诸如科学、技术、商业组织等进化事物至少存在着四种错综复杂的特征———为了方便起见，我把所有这些都纳入人类“文化”这一广泛的概念之下———这需要在一个宽广的分析框架下进行探讨。首先，在不同的代际和选择过程中，人类的目的、智力以及深刻的理解力常常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选择标准和机制很少直接涉及人类生存和繁衍问题，某种组织的利益可能会面临受损的危险，但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发生。再次，无论何时，人类文化本身不能简单地根据个人的实践和信念特征来定义，而应看作是一种群体属性。人类文化进化的这些方面都涉及了第四种重要的差异，即文化中的人类个体和群体及其进化方式，与物种进化中的基因和生命体的进化方式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其他学者对人类文化进化的各个观点也多有论述。在此我将致力于把这些观点与我之前所述的有关人类文化方面的进化过程联系起来。
（一）人类目的、理解力和智力互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首先，人类目的与其深刻的理解力在人类文化进化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人类文化进化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标志着当代人类特性的复杂的行为体和思想不应被理解为是被一连串计划创造出来的，更确切地说，需要将其视为“进化”的产物。很明显，至少在人类文化的一些领域中，新变异几乎是随机产生的，并且在某些方面，选择过程中很少包含有意识的选择方式。然而，对一些文化进化领域中经常涉及的智力、计划、学习、辩论、劝说等行为予以重视便尤为重要。此处所讨论的不是有关行为是否睿智的问题，因为聪明的学习行为是很多物种共同具有的特征。我在这里提到的是人类所具有的独特的想象力和思考各种事件备选状态的能力，以及同其他人交流思考结果并据此而采取行动的能力。意识到人类目的和思考经常会推动创新，这似乎需要一种新的视角来探讨文化进化中的“变异”比生物进化领域中的更加广泛。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进化是指那些现存生物群体的基因、性状和行为所发生的变异，这就是选择得以运转的“基础”。然而，文化进化中与变异相关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人们的思想，人们通过计算、讨论和辩论来探索问题，而非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因此，在一个工程师团队真正研发出一个新产品或新程序并将其投入使用之前，他们会冥思苦想各种各样的设计方案，并逐步从中选择一种设计。商业公司的管理者们可能会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诸多可行的方案，然后才会从中选择一种方案并付诸实践。科学家们在集中研究某一对象之前，经常会认为其所研究的现象存在着多种可能的解释。然而，无论何时，实际发生的变异都仅仅是预期变异中的一小部分，而在最后采取行动之前筛选各种备选方案，便成了选择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一位社会科学家所提倡的，至少进化论在文化变迁的诸多方面都能够适用。我想强调的是，我所坚持的关于人类目的和智力经常在文化进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并不意味着这一过程不是进化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认真地考虑他们所做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被理解为一连串计划作用的结果。但是有关人类文化进化的严格理论并不能做出这样的假设，即人类经常受到复杂情况的影响而无法进行事先考虑。
（二）选择标准与选择机制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过程之间的第二个重要区别就是，虽然在现代生物学“自然选择”中关于有机体所特有的“内含适应性”的理论，为形塑现有生物群体的基因分布的进化提供了基本机制，但是关于许多文化领域的进化，似乎没有任何简单的类比。其中原因基本上有两个。第一，在文化进化的诸多领域中，个人和组织的生存状况并不总是会面临险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模仿也并非集中于个体和组织绩效上的简单而容易识别的指标。因此，选择机制不能被假设为具有“内含适应性”的特点。第二，个人、组织和群体在某一时刻所持的特定信念或开展的特定实践并不会像生物体之于基因那样被锁定，而是可以改变他们。因此，在一个社会的群体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该社会的文化属性还是可以改变的。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方面，其中个体或组织的实践会影响到其生存或扩张的行为方式，并且在这些情况下，文化特性的选择标准与个人、群体或正式的社会单元的发展、衰落甚至灭亡紧密相关。在一些情况下，生物性的生存面临险境。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大量有关民族文化进化的文章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并且文化因素对于个体和群体的生存能力的影响极为显著。现代社会文化中的许多饮食习惯和禁忌，有其各自的起源，并且在一些情况下，他们具有能够保持人体的健康等诸多现实意义。类似的，当前许多医疗方案得以付诸实施的原因在于它们可以维持人的生命。但是有关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条件的思考，可以使我们在有限的程度内对现代人类文化的内容作出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关于食物的偏好问题，我们需要运用其它理由加以解释。现代社会成员所使用的大多数药物并非用来应对威胁生命的情况。尽管在文化进化的各个领域中，个人的生存和死亡可能并不总是处在危机关头，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分析家可以识别出市场或类似于市场的结构，其中组织的生存能力取决于他们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务满足其用户需求的程度，因而在供给商之间经常存在着相当激烈的竞争。因此，如果商业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所采用的技术和他们开展的其他实践不符合竞争需求的话，那么这些商业公司可能就会破产。并且，在市场或类似于市场的环境中，运营良好的公司或个人往往会成为那些经营不利者的模仿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实践与基因以及商业公司与表型（phenotypes）之间便存在着一个较为有趣的类比。然而，即便是在市场背景下，类比也存在着一定的限制。首先，并非所有商业公司的亏损都源于其技术落后或其他商业实践遭遇失败的结果；除此之外，经营不利还与竞争对手强有力地刺激其改变相关的商业实践密切相关，并且很多公司能够这样有效地采取行动。换言之，市场环境中的选择机制可能包含商业判断和作出决策以及公司对此作出的一些改变，它几乎涵盖了一个公司从建立到破产的全过程。那些不够成功的公司对相对成功的公司进行模仿,可能仅仅是为改善其管理状况所做出的一小部分努力。同样的，虽然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市场组织无处不在，但事实并非如此。此外，在许多文化领域中，主要的组织角色是非营利组织或公共组织。在这一点上，小学和中学教育以及医院都是很好的例子。科学也是如此。在这些领域和与之相类似的其他领域中，价值影响选择对于评定特殊行为者的绩效，可能无关紧要或者可以说毫无关联。在科学领域，尽管针对荣誉和巨额经费的资助而开展的竞争可能相当激烈，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竞争并未阐明选择标准的本质，也无法决定科学家所运用的这一新的科学理论能否被广泛接受。从短期来看，一个支持一种特定理论的科研小组，其名誉和资金是收益还是受损取决于他们的研究案例能否在科学界广泛流通。然而，这样的结果无须是长远的。我在此提出的核心观点是，即提出某一理论的研究小组的声望影响了该理论在短期内被接受的情况。从长期来看，因果关系的箭头主要是从一个被提出的理论最后是如何被学科规范所评估出发，通过与其他方式进行对比，指向那些在该理论上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体声誉的影响。在许多文化领域，新元素是被接受还是被拒绝，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满足选择主体的偏好和价值。即使在具有很强市场导向的文化领域中，这一观点也是成立的。因为公司的利润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满足客户偏好的能力。并且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许多文化领域中，字面上的市场机制并不起作用或者作用十分微弱。因此，对文化的进化论分析的核心就是，找到那些在选择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偏好和标准，以及驱使它们的作用机制。
（三）文化：作为一种集合现象文化进化不同于生物进化的第三个方面体现在，或者至少简单的标准模型存在于文化性质本身内部，例如人们的行为、信仰、价值观和规范等，这些都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之中。有一种看法认为，事实上只有个体的属性是真实的，因而只能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去审视文化，或者认为文化进化只是一个在个人主义层面上进化的过程，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文化是一种集合现象，并受到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文化的要素具有实体性，可以对其加以研究。文化以其自身的方式存在，不受特有元素的特定个体或群体的支配。换句话说，文化元素的生命力在于，它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超越那些认同这些元素的个体。此外，就共同文化中的共同认知而言，我们只能将人类社会中的一些特定功能理解为，它深刻地影响了那些分享这一文化的个体。共享文化的重要性和支持这种共享机制的机构，是我所关注的所有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实际上，所有致力于现代科学企业研究的学者们都在强调其团队的性质，无论何时都会对一个共同信念的核心予以支持的机构，以及像科学协会这样的组织用来教育团队中的新成员的学术纪律。在许多技术领域中，类似的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许多参与商业组织和实践的学者写道，先例和公意在商业实践的管理决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上述观点与群体选择，或者说与生物学中的物种选择存在着一些相同之处。但是我认为，将人类文明和那些共享这一文化的个体联结起来的特征和机制，在一些重要方面十分特殊。
（四）文化和社会单元之间的各种不同的联系综上所述，上述关于人类文化进化的特性意味着，文化元素和社会中的个人和团体之间的联系不同于基因和在生物进化中含有这些基因的表型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现在的问题是，把文化单元与人类的基因相类比是有意义的还是会产生误导性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一种文化与该文化中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有命题认为，文化可以被划分为一些类似于基因的元素。这一命题的提出，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金斯（1983）所提出的“米姆”（memes）概念的影响。许多普适达尔文主义者拒绝使用这个字眼，他们提出了“复制者”这一术语。但是，这仍然被定义为，文化可以被视作包含了一系列文化元素的集合，其中至少存在着一些十分类似于基因的特征。当然，关键问题在于，把文化视为一个“复制者”的集合体，以此来审视文化究竟会起到多大作用？而我认为，这取决于文化所在的领域。对于许多文化领域中的进化过程来说，可复制性十分重要。至少从广义上来看，现代科学企业的运转，依赖于科学家群体复制其他科研人员的实验和计算结果的能力。显然，当许多“技术”要素被应用到不同方面时，它们一直是相同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要素可以相当精确地在使用社会治理与建设者之间“转移”。从严格的“可复制性”标准来看，这些文化领域中的复制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失误，但我并不会因使用这一概念而感到不安。另一方面，这些特征中似乎并未包含许多商业实践的因素。尽管我和温特都把组织惯例视为一个组织的基因，但是在此我们最想表达的是，组织行为具有稳定性和耐久性，而不是说它们容易被其他组织转换和复制。有关组织实践的实证性证据，并不总是能够在人工制品中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在我所提到的文化领域的外部，存在着许多其它领域，其中不同的社会成员所作的解释或开展的实践在一些重要方面上存在着差别，并且在那些领域中，当社会中的新成员采纳流行文化的一个元素时，“复制”一词趋向于抑制那些常常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结果。尽管文化元素的可复制性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热议话题，但是似乎很少有人认识到，除非我们强调它的对立面，否则有关文化要素类似于基因的命题很可能被解释为，社会成员“控制”文化要素的方式与表型拥有基因的方式相同，但是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在一些文化领域，某些联系的确是持久性的。似乎大多数人都是持有一定的而成长和生活的，并且其中许多都是政治信仰。但是即使在这些文化领域，有些人还是发生了改变。并且在其他的文化领域，信念或实践方面的改变可能是频繁而广泛的。正如我所强调的，一位技术专家可能会掌握一套新的设计概念，并且不再使用先前的设计理念。一个商业组织无论其首席执行官是否发生改变，它都可以转变自己的发展战略。此外，不论何时，文化元素之间的联系通常只是程度问题，而非种类问题，并且这些联系本身也存在着多个方面。即便我们意识到，一个科研团队的成员们对于一个特定的理论或技术方面的具体知识的掌握程度是不同的。为人熟知的是，关于一个理论是否正确或有用的信念，可能在程度上存在差异。工艺品设计团队中的成员，通常在使用某一特定技术的技能方面是不同的，并且在信念程度上也存在差别，即他们相信采用最合适的技术来服务于特定的目的。一般来说，不像表型与基因这种问题一样只有是或否两种答案，文化元素和社会成员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不能被太过简单地概述。这恰好是我在这里想要提出的一个普遍的观点。结构和机制，作为生物物种进化过程中的核心特征，并不能用来类比人类文化的进化过程。相反，人类文化进化过程所涉及的结构和机制，需要根据其自身的要素加以识别和研究。
四、总结
“去工业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危害，并完善避免“去工业化”陷阱的相关政策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不久在北京举行。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总结2016年经济工作，阐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主线。从全球看，美国奥巴马政府极力推动“制造业回国美国”，德国推出“工业4.0”，特朗普欲加码减税优惠吸引制造业回归。落实中央经济会议提出的振兴实体经济目标，必须认识“去工业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危害，并完善避免“去工业化”陷阱的相关政策。
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取决于其国际竞争力。从经济上看，国际竞争力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把国际竞争视同为国际市场竞争，因此，国际竞争力就是指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其产品的能力；另一个方面是把国际竞争视为国内经济的比拼，因此，国际竞争力就是指一国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能力。制造业在其中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造业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经济各部分的发展；制造业的领先又能使本国商品的市场开拓能力强于其他国家。因此，制造业不仅担负着国家财富制造基石的作用，也涵盖了一国引进吸收能力与输出扩张能力等。
正确认识
一般认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后期，第三产业将超过第二产业比重，并被认为是一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
上世纪后半期，发达国家出现了“去工业化”浪潮，形成几乎一种“周期”的态势。
美国首当其冲。作为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大国，美国早在20 世纪初就实现了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曾达到峰值28%，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和的40%左右。此后，美国经济重心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制造业逐渐转移到其它国家。1980年，金融、地产与专业服务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例首次超过制造业，制造业开始经历趋势性萎缩。随着金融业宏观监管放松，美国金融业突飞猛进和制造业外迁于2007 年前后达到高点。
其它发达国家的趋势几乎与此雷同。日本等国家则在更短时间内完成了这个阶段，同时也留下了更多“后遗症”。
日本经过战后2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此后，日本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不断推进产业转移，也为产业空心化和经济泡沫化埋下隐患。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日本学界长期研究认为，产业空心化是导致产业竞争力弱化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工业化”
有关去工业化的公开讨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去工业化问题淡出；21世纪初，随着美国需求萎缩及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竞争，去工业化再次引起关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大家普遍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金融衍生市场的过度膨胀和第二产业的空洞化是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去工业化研究热情再次被点燃。这一次，大家不约而同的提出，“再工业化”。
系统布署
2009 年10 月，美国失业率最高飙升到10%、GDP 同比增速-4%，经济系统的稳定性面临威胁。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美国经济要从过去维系在金融信J之上的高消费模式，转向出口推动和制造业推动的成长模式。美国政府随即提出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促进法案等。这一系列行动及政策被称为再工业化。
与此同时，西欧各国也纷纷出台再工业化计划和政策。2008年9月，英国政府公布新的振兴国家制造业的战略计划；2010年9月，法国政府提出必须进行再工业化，在“新产业政策” 中明确将工业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2010年，西班牙制定了再工业化援助政策。
这次是认真的。此次“再工业化”战略均通过法案或计划的形式，有力保证了其实施与执行。
而且，本次“再工业化”战略有相应的多层次多方位政策部署进行系统性配合，有效保证了其顺利进行和收效显著。
首先是强化贸易保护措施。所使用的贸易救济手段不断变化，涉及产品范围也不断扩大。比如加强反倾销及“双反”调查力度；加强技术性和知识产权贸易救济措施；甚至通过修改国际竞争规则或建立新机构来实施贸易保护等。
其次，用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回归本土。主要利用税收或补贴等扶持方式。美国取消了把业务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公司所享税务优惠，同时为回巢及高端制造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此外，是加大高科技技术创新投入。欧美政府持续增加创新投入，并鼓励企业增加高端研发投入。美国《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草案增加了133亿美元科技投入，主要流向美国竞争力计划所重点支持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和国立健康研究院。
中国内涵
“再工业化”词条在1968年出版的韦伯斯特词典就有。这是美国作为政策计划第三次提出“再工业化”。而且，确实有一定的效果。
比如，引资效果显著。2000-2007 年美国制造业FDI（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4. 36%，小于同期制造业OFDI（对外直接投资）的5.03%；2008-2013年美国制造业FDI 年均增长率高达7.55%，大于同期制造业OFDI的5.22%。
实体经济持续提振，美国制造业总产值于2009 年大幅缩水后连续高速增长。出口市场强劲复苏，2010-2014年间累计增长了52.76%。其中，高科技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2009-2012 年间，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从2009 年的16.5%上升至2012年的17.3%，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从2009 年的82.6%下降至2012 年的81.6%。但劳动雇佣比重走势正好相反，第二产业劳动雇佣比重下降幅度大于之前的年平均降幅，第三产业劳动雇佣比重持续上升。这种背离说明虽然美国实施“再工业化”，其内涵与我们想象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回迁等迥然不同，回归的制造业是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的企业，其生产率的提高大于其雇佣员工人数的增加，因此，“再工业化”战略也进一步促进了生产业的就业增长。
不错，这次再工业化，不是旨在恢复和振兴传统的制造业，而是一种重设计、高质量、高附加值的“精细工业化”，是通过产业升级，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成果引领和改造其他产业，特别是新能源、信息、生物、医疗、环保、空间等新兴产业。在智能化的大趋势下，服务性不再是制造业的对立面。
同样的倡议，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这一次，应该是通过科技和创新，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融合度变得更高。
制造大国
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与制造业的蓬勃紧密相关。从全球制造业发展的历史看，中国发展的机遇，与改革开放的过程和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后的制造业向外迁移的过程不无关系。
然而，中国还不是个制造业强国。
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与发达国家比仍有相当差距。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式仍以粗放式为主，亦未能形成规模效应。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易受外界经济冲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力红利正在下降，资源过度消耗也使环境压力巨大。中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的90%以上，但只占世界工业制成品的10%左右，竞争力仍有待提高。
近些年，中国与欧美国家贸易摩擦则急剧上升。2010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起337调查中有19起调查被诉方涉及我国企业。欧盟委员会2012年9月宣布对我国光伏组件、电池、硅片等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该争端年涉案金额近1300亿元。日前的“市场经济地位”之争也是一例。中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外部市场均受到挤压。与此同时，欧美等国的产业吸引力相对增强，我国国内却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房价上升、环保压力、税费等，使企业感到运营压力日益增加。
此外，尤其在前些年的“GDP竞赛”中，只想追求速效，不愿意解决对短期增长无效或有负效果、但能够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性问题，采取了一些可能竭泽而渔的措施，强力加大提前消耗，硬性提高虚假需求，甚至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以及无效使用，给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带来了严重的扭曲。时至今日，要把自己打造成“金融中心”的城市数不胜数，对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片面追求已成为普遍现象。经济走向“脱实向虚”。
“中国陷阱”
纵观历史，中国的问题昭然。中国的工业化卡在了所谓“周期”的陷阱中。一方面，由于发展速度超常，中国制造业与日本类似，在较短时间内就开始追逐制造业“周期”末段，发生了“去工业化”的现象，而更危险的是，中国只是体量庞大，其实根本“工业化”未及。这事实上破坏了中国制造良性发展的路径，形成了经济“脱实向虚”，并且难以回到正轨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起步较晚，还在上一个“周期”之中，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下一个“周期”中来，因此，“未工业化”遭遇“再工业化”的资源争夺战，进一步加重加大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压力。并且，由于我国实体经济本就不够扎，“虚火上升”只会更加重系统风险的可能性。
中国有中国独特的优点，但别人犯过的错误，中国也都在犯。而且由于时间短促，压力集中，消化难度更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在中国，农村人口占比仍高，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
从企业层面来看，应积极应对国际制造业发展新形势和新趋势，借助新的信息技术，实现中高端制造业的升级，一方面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发展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的突破。另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能力，树立企业品牌意识，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但必须注意的是，企业作为微观个体，千差万别，重要的是有充分的竞争和正确的激励，进而才能够形成最活跃、最优质的市场，得到最具价值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因此，市场政策决策和制定者的导向才是其中关键。
改善营商环境
当前至关重要的是，要培育适合企业积极发展的营商环境，以及能够公平优胜劣汰的高效市场。
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强化制造业在作为工业经济中心和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定位，坚决改变一些地方盲目追求虚拟经济指标增长的产业结构政策扭曲现象。因各种原因形成的资产泡沫不但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也打压了制造业的积极性。当地方政府因自身收益而助推房价的时候，才会出现实业因房租太贵而无以为继，同时又因两套学区房就起死回生。但这种童话无异于杀鸡取卵，促使制造业无立锥之地。所以，政策制定和执行必须要放弃短期利益，放眼长期，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和投映于市场的激励机制，提高智力能力，加强监管能力，挤压企业虚拟经济投机行为空间，促使经济脱虚向实。
【摘要题】监狱法学研
中图分类号：DF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246(2002)06-0037-05
行刑社会化是当今世界行刑制度发展的趋势，甚至成为衡量一国先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犯罪学界、尤其是监狱法学界对此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但与国外的理论及实践比较起来，我国仍显得非常薄弱，很有必要加大研究的力度。笔者不揣浅陋，就行刑社会化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加以探讨，以抛砖引玉。
一、行刑社会化的概念
(一)关于行刑社会化概念的不同认识
目前关于行刑社会化的概念，无论国内外的立法还是学术界，都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国内学者对行刑社会化的定义也有各种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行刑社会化指的是自由刑的执行中注重社会因素在矫正工作中的作用，放宽对罪犯自由的限制，加强罪犯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使之易于复归社会。[1]
2.行刑社会化指的是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通过放宽罪犯的自由、拓宽罪犯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和有关的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的正常的信仰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复归社会。[2]
3.行刑社会化指的是监狱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为最大程度的减少自由刑的负面效应，将监狱资源与社会资源有效的结合起来，教育转化罪犯的思想，促使他们最终适应社会而采取的行刑措施。[3]
4.行刑社会化指的是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为避免自由刑的不良后果，通过放宽监狱与社会的隔离程度，拓宽罪犯与社会的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的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复归社会，而采取的确保罪犯与社会生活相接近的行刑措施。[4]
5.行刑社会化指的是不把监狱单看作国家的机关，而把它看作社会事业的一种，社会有过问的权利，并有协助的责任，社会团体替监狱分担一部分行刑事务的现象。[5]
从上述对行刑社会化的不同理解可以看出，它们都揭示出行刑社会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包括：(1)行刑社会化发生在行刑过程中，这说明行刑社会化的工作是在对犯罪执行刑罚的过程中进行的，其对象就是被执行刑罚的犯罪人；(2)反对传统的“封闭式监狱管理模式”将罪犯完全隔离起来的做法，强调罪犯与社会外界的交流和联系，将社会资源充分地利用到监狱的教育改造罪犯工作中；(3)行刑社会化最终的目标是促使犯罪人能够顺利复归社会，成为守法的社会公民；(4)基本上都以社会正常的信念、观念为标准来衡量犯罪人，将这些观念灌输给罪犯，使之能够接受。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方面。
但是也存在一些差异和分歧，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对行刑社会化的定性上，第三、四种概念认为行刑社会化是一种刑罚执行措施，而其他几种概念基本上都认为行刑社会化是一种活动或者现象；(2)在行刑社会化的执行主体方面，这几种概念都没有明确，前四种观点倾向和强调监狱本身的作用，而第五种观点比较重视社会参与力量的作用；(3)在行刑社会化的范围上，是限于自由刑、监禁刑还是其他，意见不一。
(二)行刑社会化概念的界定
我们认为，对行刑社会化的内涵可以从行刑社会化的主体、行刑社会化的适用范围、行刑社会化的目标等几个方面加以揭示。
1.行刑社会化的主体
行刑社会化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或者社会现象，其展开要依赖于一定的主体采用适当的措施。而关于主体，一般认为监狱是行刑社会化的主体，争论主要在于社会组织能否成为其主体。从我国的社会实践来看，假释、缓刑是由公安机关来执行的，而且都是在监狱之外进行的。即使是监狱犯人，监狱外的学校也会进入监狱协助进行社会罪犯的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等等，并不是完全依靠监狱来完成这样的工作。就外国的实践来看，社会团体、公司企业很早就介入到了监狱的工作中，出狱人在社会团体的照顾之下逐渐地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公司、企业到监狱中招收技术上合格的工作人员，有些犯罪比较轻而刑罚也很轻缓的人在社区中有关人员的监督之下进行社会服务，接受社区矫正。有些国家里还实行监狱罪犯自治的制度。国内外的实践都已经明确地说明，行刑社会化的主体不仅仅是监狱，而且包括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
在这里有必要对行刑社会化中的“社会化”进行正确的理解。社会化，是社会学上的一个概念，从严格的角度说，是指人接受社会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作为个体的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并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经由这一过程，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人的个性得以形成和完善[6]。社会化的基本意义在于：人与社会总是处于复杂的相互联系和制约的过程之中，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双向的适应和改造的关系。因此，社会化反映了社会与作为个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社会化过程中，显性的主体是具体的自然的人，而隐性的主体则是社会。二者并不能明确的区分主体与客体。但是就行刑社会化而言，则并非如此。行刑社会化讲求行刑方式的社会化，因而行刑是社会化的客体和作用对象。即，一定的主体改变行刑本身，在行刑的内容中增加社会因素。因此，行刑社会化中的“社会化”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化，而是一种人们通俗和惯常的说法，是指将行刑活动推入社会，从而使之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既然如此，行刑活动就会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一方面监狱向社会开放，就接受社会因素的介入，另一方面社会也成为某些行刑活动的场所。就监狱而言，工作的内容中就有了接受社会团体进入监狱、改变行刑方式的内容，而社会外界也就有了接纳各种罪犯并对之进行教育的任务。从当前国内外的行刑社会化实践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瑞典、丹麦都很重视监狱犯人的休假制度，后者在1971年的刑法改革中专门作了规定。美国一直以来实践社区矫正制度，努力使犯罪人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改造。法国、德国实行“监外走廊”，允许罪犯受雇于监狱之外的公司企业。另外，很多国家也努力推行犯人分类制度、中间监狱制度、建立犯罪人的自治制度、观护制度等等。罪犯的改造不再仅仅是监狱的工作，也是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的部分。不仅如此，出狱人的保护问题也一直是行刑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因此，行刑社会化并不是某一种或者某几种具体的刑罚执行方式的变革，而是一种综合性的行刑变革的观念。
有学者认为，行刑社会化是从三个方面着手的：行刑场所的社会化、行刑主体的社会化以及行刑内容的社会化。[7]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行刑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审视行刑社会化的概念就要从这几个角度出发。事实上，行刑场所的变更必然要引起行刑主体、行刑内容的变化。因为行刑社会化强调罪犯与社会外界的交流，强调社会(团体)参与对罪犯的改造活动，必然会让犯罪人从监狱中走出，走向社会，因此行刑社会化就要求执行刑罚的场所并不仅仅限于监狱(或者其他的封闭机构)，即场所必须可以是社会的开放性或者公共性的场所。场所的变更就会涉及执行主体的变化问题，因为：(1)监狱的工作人员到监狱之外对罪犯进行工作，实践中难以实现，监狱工作人员本来已经担负大量的在监狱里面的任务，人员数量难以满足这种要求，本来行刑社会化的目的之一就是减轻监狱的压力，如果再派监狱工作人员监外工作的话，会进一步加大监狱的工作压力。(2)有些工作，监狱一般来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承担，例如，出狱人的保护问题，监狱本身在社会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以及工作机会、技术培训能力上远远不如有关的社会组织，罪犯或者出狱人到了社会后这些问题如果再由监狱来解决，与没有实行社会化一样不会减轻监狱的压力。监狱本身并不是一个兼顾学校、家庭、企业的全能的社会单位，其社会功能也是很单一的，很有限的。既如此，就应当利用其他的社会单位来加以补充。(3)从经济资源上讲，监狱在经费方面往往会面临“僧多粥少”的困境，这样的花费不仅用在罪犯的身上，而且要支付工作人员的相应花费，和一般的社会单位相比较，并没有相应的减轻压力的功能承担者。而社会组织一般可以利用“积少成多”的优势，动员社会力量的总体关注，借助社会一般成员对社会稳定、安全感的看重而集聚社会的力量。(4)从良好环境的创造上，社会组织本身有一种监狱难以比及的优点，具有一般性的社会亲合力，能够理解罪犯在受到法律否定评价的情形下的实际需要，而罪犯在被以社会化方式执行刑罚时，往往处于社会组织的“控制”之下，给社会组织以主体地位和主动性，显然有利于社会组织本身发挥积极性，真正地配合好监狱的工作。因此，行刑社会化的主体必然会发生变化。当然，随着场所、主体的变化，其内容也必然不同于在监狱中的刑罚执行。这说明，三者之间是一致的，行刑社会化的基本概念应当反映这一点。
2.行刑社会化的适用范围
刑罚的执行方式与刑罚的特点有关，不同的刑罚有不同的执行方式。从我国的刑罚体系看，有死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四种，而死刑有两种执行方式(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中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和自由刑都要限制或者剥夺罪犯一定期间内的人身自由，而死刑、财产刑并没有规定时间，资格刑中的驱逐出境是立即性的，剥夺政治权利有一定的时间。
行刑社会化中的罪犯是否指被判处任何一种刑罚的人呢?显然不是。从上述各种概念可以看出，行刑社会化与监狱的工作有关，而监狱中的罪犯是被判处有一定期间的监禁刑的。但是，本身就在社会上执行的刑罚是否谈不上以社会化的方式进行呢?不是的。从国外在这方面的司法实践来看，行刑社会化原来是针对一味关押监禁罪犯这种模式进行改革的。在理论上的一个根据就是反对将监狱犯罪人“监狱化”[8]，主要表现为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注重犯罪人跟社会发生联系，接受社会上的正常观念。实际上不仅如此，还表现为刑罚本身的改革，设立和完善短期自由刑，有的还注重限制自由刑，例如我国很早就创立了“管制”这种限制自由刑，并且日臻完善，较之于短期自由刑更有优势。[9]其作为我国的独立刑种，是将刑罚执行置于社会之中的典范，也是刑法执行社会化原则的生动体现。社会力量参与行刑工作，在方式、模式、方向上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社会力量的参与，开始于对出狱人的保护工作。但是这样的出狱人也都是曾经被判处一定期间的刑罚的犯罪人。刑罚的法定执行机关能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的刑罚执行活动，只能是对罪犯有一定被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而这段期间需要社会力量介入，促使罪犯与社会正常生活的交流和接触，一些即时性的刑罚执行活动没有必要让社会力量参与，而且社会力量也无法参与。例如，罚金刑的执行，法律规定由法院执行，必要的时候由公安机关协助，社会力量难以取得执行的主体地位。所以，行刑社会化中的罪犯是被判处一定法定期间刑罚的犯罪人。具体到我国，笔者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以及在监狱之外执行的剥夺政治权利都可以适用行刑社会化。
3.行刑社会化的目标
要界定行刑社会化，还需要考虑其最终的目标。在这方面，我们基本同意国内学者的看法，即认为其最终的目标是促使犯罪人能够顺利复归社会，成为守法的社会公民，保证和巩固刑罚执行的效果，确保行刑目的实现。一般认为，只有罪犯回到社会后在自由生活中的表现才能作为完成改造任务的客观标准，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在服刑过程中没跑、没死、不违反纪律便改造任务完成。当今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在极其闭塞的环境下罪犯落后于时代的距离越来越远，回到社会后其生存竞争能力与社会上的人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往往成为生活的弱者，虽深知触犯法律的严重后果，但由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和生存方式，有可能重新走上犯罪道路。为巩固刑罚执行的效果、确保行刑目的实现，减少和避免重新犯罪，必须激发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培养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并使之贴近时展的脉搏，切实学会某些专业知识和实用技术，为顺利复归社会成为守法的社会公民打下扎实的基础。行刑社会化最终的目标是影响其定义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准确界定行刑社会化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谈到行刑社会化的目标，有必要澄清行刑社会化与罪犯社会化这两个范畴的关系。罪犯的社会化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罪犯出狱之后适应社会生活的问题。相对于罪犯在进入监狱之前的社会化，也可以说是罪犯的再社会化。罪犯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是在监狱中进行的，实际上进行了“监狱化”，“监狱化可能制造有监狱人格的人，即对一切都抱有疑忌、仇视的阴暗心理，或在生活中处处表现卑微、顺从，近乎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均以权威者的号令为准。”[10]而且社会生活本身瞬息万变，发展很快，对罪犯来说，单纯实行封闭的监狱管理更不利于罪犯适应社会生活。这说明对罪犯进行“再社会化”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将犯罪人转变为真正的社会人。但是，罪犯社会化与行刑社会化并非一回事，行刑社会化的目标之一可能是让犯罪人社会化，但其本身更强调在行刑过程各个方面社会力量的参与，罪犯社会化的途径之一是行刑社会化。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对行刑社会化的概念作以下界定：行刑社会化就是说监狱与社会组织积极合作，采用多种方式促进监狱罪犯与社会进行正常的交流活动，或者让社会组织在监狱之外相对独立地承担一定的罪犯改造工作，使犯罪人不与社会相隔绝，接受并且实践正常社会生活的基本观念，以便在刑期结束时顺利复归社会，同时做好出狱人保护工作的一项综合性社会活动。因此，行刑社会化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执行的措施，而是包含了这些措施的综合性的活动。
二、行刑社会化的理论基础
我们认为，作为一项行刑原则，行刑社会化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外国刑罚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而确定的，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内容，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共同作用、合力支持着行刑社会化理论。
(一)国外的不同学说
1.刑罚人道化思想
刑罚人道化思想体现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是指要把罪犯当做人看待，充分尊重其人格尊严，不体罚虐待罪犯，实行文明管理，保证其享有各项法定权利，切实关心日常生活并给予相应的物质保障。当代西方监狱学理论强调犯人的为应将犯人视为具有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人，应保障犯人生活、学习条件和探视权、申诉权以及信仰自由的权利等，不能因为犯人被剥夺自由而导致其身体、财产和名誉的损害，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以剥夺某项权利作为额外惩罚，应废除使用残酷的戒具和有悖人道的独居制等。刑事法律是以人权为基础的，在行刑法律运作领域中，罪犯人权保护具有特定的法律意义。[11]而人权是以人道为社会进步目标的，从人权、道义的角度看，刑罚人道化思想对行刑社会化具有深远的影响，是其理论上的依据。行刑社会化强调对于受刑人处遇条件的改善与保护，是人道化思想在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
人类迄今为止的刑法史表明，犯罪本身的残虐性程度变化不大，罪与刑之间关系的根本改变，总的趋势是：刑罚向文明、人道、轻缓的方向发展。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只有天道、王道。人道主义作为刑罚执行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伴随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兴起而出现的。从中西方刑罚的发展演变来看，刑罚体系的中心由死刑、肉刑转向自由刑，刑罚也由繁到简，基本上遵循了由严酷到缓和的趋势。继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人权运动的兴起，维护人权、尊重个人的价值、平等博爱的人道观念深入人心，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自由、平等、人道观念得以广泛传播，人们日益认识到死刑、肉刑的残酷性、野蛮性，强烈要求刑罚的人道化，废除、限制死刑、肉刑等非人道的刑罚。这样自由刑及其执行自由刑场所监狱应运而生，自由刑开始成为刑罚体系中最重要的刑种。自由刑具有可分性、隔离性、伸缩性等优点，符合刑罚人道精神，有利于预防犯罪和矫正罪犯，但自由刑存在罪犯交叉感染、出狱后不适应社会生活、矫正成本巨大等诸多弊端，仍然需要进一步进行人道主义化。这种学说充分考虑作为社会的个人的尊严、价值，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2.教育刑理论
从刑事法理论的发展来看，19世纪前注重考察的是犯罪行为，而不是犯罪人。19世纪后，随着刑事人类学派的兴起和刑事政策学的滥觞，刑事法学者逐步重视对犯罪人的研究。[12]从刑法科学史而言，刑法理论总沿着两条主线发展着：其一，强调客观之罪，注重报应之刑，学界称之为客观主义的刑法理论、刑事古典学派、旧派；其二、强调主观之罪，注重教育之刑，学界称之为主观主义的刑法理论、刑事近代学派、新派。[13]受旧派报应刑思想的影响，近代的西方监狱仅仅是惩罚赎罪的场所，造成监狱中犯人退化和相互交往严重，累犯难以抑制的增加，[14]并不可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适应时代客观需要的新派教育刑理论把刑罚当作教育犯人的一种方法，认为人的可塑性很大，在一定的条件下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必须扩大教育力量、巩固其为善方面，缩小、防止其作恶方面。对于违法犯罪者，必须加强教育和矫正的力度，使其弃恶从善，重新做人，并防止再犯。因而，为达到教育和改造犯罪人的目的，就应当选择各种适宜的方法，不仅运用监狱的措施，而且广泛施用监外的处遇方法，在其获释后的一段时间内，对其进一步加强教化保护，真正起到巩固行刑成果和预防再犯的作用。
教育刑理论由以李斯特为首的刑事社会学派创立。一般来说，教育过程是从根本上培养造就被教育人从事社会生活的过程，教育刑理论可以说是培养、造就罪犯回归社会从事正常社会生活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人适应环境生存的同时被生存环境所塑造，罪犯不是天生的犯罪人，往往是由于不良因素的影响才走上犯罪道路的，但是人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绝大多数罪犯都可以通过教育感化改造成守法公民。因此，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贯彻教育刑理论，对罪犯重新找到正确的人生观和社会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从教育罪犯改邪归正的角度看，可以说教育刑理论是现代社会行刑社会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3.刑事政策学理论
刑事政策学是有关刑事政策的理论研究，是关于犯罪、刑罚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关于行刑上的价值判断的系统科学。[15]刑事政策学是李斯特等人在刑事社会学派的理论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主要研究社会保安措施、刑满释放犯的更生措施和刑罚具体运用问题，注重非刑罚措施的运用，对轻刑犯、初犯、偶犯、青少年犯在可能的情况下，多适用非刑罚措施，在家庭和社会的保护、教育下弃恶从善。
因此，从依靠社会力量的角度，研究行刑社会化是刑事政策学的内容之一，而刑事政策学又为行刑社会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理论学说具有较强的实效性和实践性，从其注重依靠社会力量方面看，可作为行刑社会化的理论基础之一考察。
4.深化的复归理论
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是复归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复归理论认为，所有罪犯都是可复归的；监狱是一个提供矫正罪犯的富有建设性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惩罚罪犯、剥夺犯罪能力的场所。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反思和检讨复归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延伸和深化了有关理论，认为“将一个人数年之久关押在高度警戒监狱里，告诉他每天睡觉、起床的时间和每日每分钟应做的事，然后再将其抛向街头并指望他成为一名模范公民，这是不可思议的!”[16]因此，“矫正的任务包括在犯人和社区之间建立或重新建立牢固的联系，使罪犯归入或重归社会生活中去，恢复家庭关系，获得职业的教育。就广泛的意义而言，即在于为犯人在社会政党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提供帮助。这不仅要求必须努力改变每一名罪犯——这一点曾经是复归模式的惟一目标，而且这需要发动和改造社会及其各类机构。”[17]
犯罪是社会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改造罪犯必须使其置于由多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特定环境中，从事多方面社会实践的体验。在罪犯复归社会前后，只有充分调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合力救助、教育改造和防范犯罪分子，才能保证和巩固刑罚执行的效果，确保行刑目的的实现。由此可见，从依靠社会力量教育改造、防范罪犯的角度，深化的复归理论是行刑社会化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正是复归理论的延伸和深化促成了行刑的社会化。
5.行刑经济化观念
行刑经济化，讲求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的最大社会效益。这一观念与行刑社会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法学、社会科学领域之后，经济分析法学成为当今法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行刑的经济化观念也正是这一法学理论在行刑过程中的充分体现。行刑的经济化成为当今行刑社会化理论与实践所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当然，行刑经济化不能背离罪刑法定和罪刑相一致的原则。对于犯罪行为作出“经济化”考虑的同时，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绝不能无限扩大。行刑经济化是有严格规定的，要求首先考虑可否适用非监禁刑，如果依照事实和法律不适用，则考虑可否适用缓刑、假释等；对于必须适用自由刑的，也要求尽量适用短的刑期，以便留给罪犯重返社会的最大机会。行刑社会化既保持了定罪量刑的严格标准，在客观上又减少了入狱人数，降低了监禁刑的负作用，有利于将罪犯早日改造成功、重返社会。这样既合法又“经济”，充分体现了行刑效益，可以说行刑经济化观念是行刑社会化的理论依据之一。
6.刑事补偿理论
一般而言，犯罪直接侵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弥补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各国法律均规定犯罪分子应给予受害人相应的补偿。正如贝卡利亚所言：“有些人免受刑罚是因为受害者方面对于轻微犯罪表示宽大为怀，这种做法是符合仁慈和人道的，但却是违背公共福利的。受害的公民个人可以宽免侵害者的赔偿，然而他难道也可以通过他的宽恕，同样取消必要的鉴戒吗?!使罪犯受到惩罚的权利并不属于某个人，而属于全体公民，或属于君主。某个人只能放弃他那份权利，但不能取消他人的权利。”[18]因此，依照这种刑事补偿理论，在判令罪犯对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进行赔偿的同时，还应判令犯罪分子对社会进行赔偿。但传统的执行方法很难对社会作补偿，只有在行刑社会化的情况下，犯罪分子为社区提供无偿或低酬的社区公益性劳动，或参加社会化生产等，才具有社会补偿的性质。由此可见，从补偿社会的公正角度，行刑社会化与刑事补偿理论相符合，而且刑事补偿理论是其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一。
上述诸多理论学说和思想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先后为行刑社会化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这些理论一旦产生之后又相互影响，彼此作用，进一步强化了行刑社会化的合理性根基，因而从沿革意义上，上述六种理论思想共同构成了行刑社会化的理论基础，但是具体到一国，是否上述理论都可以直接作为本国实践行刑社会化的理论基础，则还需要有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
(二)我国实行行刑社会化的理论基础
关于我国行刑社会化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我国长期实行教育改造罪犯的方针政策，是对刑罚人道化思想的贯彻和体现。刑罚人道化思想是我国教育改造罪犯、使之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所一贯遵循的原则，是行刑社会化基本的理论基础之一。我国政府一向重视对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坚信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世界，强制罪犯劳动、接受监督的本身就是思想教育的过程，体现了与西方国家的教育刑理论有不同之处。我国监狱法所规定的依靠社会力量改造罪犯的原则，就是行刑社会化的具体体现。通过建立监所内部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或依法在一定条件下将罪犯放到监所外执行刑罚，使被释放者缩短与社会的距离，尽快适应社会，也让社会在短期内接受被释放者以巩固刑罚执行的效果。
我国监狱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工作方针，“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本质决定了行刑的社会化。而且犯罪是在社会多种因素支配下产生的独特社会现象，罪犯来自社会又必须回归社会，因而救助、矫正罪犯和教育改造罪犯，必须使其置身于由多种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特定社会环境中，从事多方面社会实践的体验，最终融入社群生活之中。同时，监狱改造罪犯必须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们的需求变化，这就需要依靠社会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和防范，在其复归社会前后，都要坚持社会化原则。行刑社会化为罪犯提供了亲自接触社会、适应社会的机会，并能逐步使他们重新参与社会、顺利地回归社会，成为适应社会规范的劳动者。行刑社会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尤其我们国家刑罚执行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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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票市场（StockMarket） 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金融（Finance） 竞争（Competition）
[中图分类号]F830 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0）04-0033-04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人类总是在发展中不断走向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作为生产力重要构成的人的智力水平提高、生产工具的替代、科学技术出现新的突破，都会促使社会发展变革加速。如果说在工业革命时代以前，经济的状态还是处于一步步从自给自足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循序渐进式发展，其规模还仅仅局限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的话，那么，在后工业时代即我们今天称作“新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经济发展是借助于信息工程、生物工程和金融工程，使人类获得跳跃式发展的高速引擎，其规模已经自国内向世界市场范围扩张。
我们发现，自二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先后完成了对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使生产布局和市场趋于合理。而发展中国家此时正在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中摆脱出来，寻求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20世纪后半期，不断发展的高新技术为推动社会变革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发动机，值此机遇，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第二次产业结构大调整，即逐步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在本国大力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智力密集型产业，从而形成了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新一轮国际大分工。此时，发展中国家虽然经过战后数十年发展，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起点低，高新技术发展相对滞后，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的大批淘汰型产业的转移，新的世界经济和市场分工一体化的态势由是形成。
新的世界分工格局存在显然不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但问题在于，如果拒绝进入一体化，将会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实力的差距再一次拉大。基于这一原因，也就是我国明知WTO规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也要倾13年努力致力于加入其中，以谋求发展的真正动因。
二、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中国股票市场
当世界经济逐步纳入一体化的范畴，其资本市场也未能游离之外。而且，资本市场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世界经济一体化在股票市场的集中表现在于，各主要国家的市场如纽约、东京、伦敦、巴黎交易所间联系越来越紧密，市场之间的分割日趋减少，“牵一发而动全局”频繁发生。股票作为资本证券化的工具，一种虚拟资本的代表，可以很便捷地在国际市场筹集和融通资金。股票价格指数，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晴雨表”，其联动效应正日益在欧洲市场、美洲市场、亚洲市场，进而在世界统一市场中表现出来。在股票原生工具基础上不断衍生的工具如股票指数期货交易、期权交易，既可以平抑股票市场风险，又可导致“巴林银行”一夜之间陷于倒闭。已经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股票市场更为新的竞争和兼并创造出了一个个神话。从IBM兼并莲花公司，到波音和麦道的合并，再有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青岛啤酒、中国电信、新浪在美国上市，高速流动的资金给每一个企业跻身世界市场创造了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1997—1998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索罗斯之流的“国际金融狙击手”对亚洲国家经济的摧毁，就是将股票市场作为其主战场的。
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中国股票市场，可谓是忧喜参半，有利与不利并存。其利在于：第一，可以增加市场竞争主体，促进竞争局面形成。中国股票市场一旦进入国际化的市场操作，国外的机构、投资者会大批涌入，他们以其资金、人才、经验等优势，对我国新兴市场造成强有力冲击。这对长期安于现状，缺少竞争压力的中国市场应该是一种内在推动力，有助于整个市场的效率提高，服务改善。第二，可以用充裕的国际流动资金来发展自己。众所周知，我国国情相对而言是资源和劳动力充足、资金匮乏为显著特征，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缺口较大。举借国债固然可以解决一部分，但债务终究是要加息偿还的。而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利用股票不退本的特质，可以将境外资金长期锁定在中国企业的生产线上。第三，推进中国股票市场的国际化进程。较之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我国起步晚且发展尚不成熟完善，因此，西方国家历经数百年股票市场的经验教训可为我们所借鉴，避免走无穷无尽的弯路。比如在市场规则、交易品种和工具、计算机技术在交易中的运用、科学的市场监管手段等方面，都可以在融入一体化过程中逐步学习和总结，为中国股票市场走向国际化提供经验。第四，可以化解国际市场和全球经济可能出现的风险。将我国股票市场纳入国际化系统之中，在承担相应的国际市场风险的同时，也就是将由过去国内投资者完全承担的风险转移一部分给国外投资者的过程。因为，投资者不断增多的过程，也就是风险不断地被释放的过程。
中国股票市场作为新兴市场，培育尚不完善，马上就要参与相对成熟的国际市场角逐，显然是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因素。
1 我国股票市值占GDP比重小。评判股票市场规模的重要指标之一是资本证券化率，而我国股票市场市值占GDP比重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其他新兴市场（见表1）。
2 上市公司的数量少，股票市场的规模小。资料显示，1994年，美国纽约、纳斯达克两家证券
表11993年部分国家股票市值占GDP比重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203284396117112107139155195
资料来源：厉以宁主编：《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432000年 第4期
■ ■交易所上市公司为7229家；1993年伦敦证券交易所为2138家、东京证券交易所为2115家。①而我国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1993年共计有上市公司183家，1994年291家，直到1999年底才超过1000家。②3 股票市价总值低于国际市场水平。以1994年为例，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695亿美元、中国台湾2473亿美元，韩国1918亿美元、泰国1315亿美元，中国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总市值435亿美元。③我国1999年的流通市值虽然增长到约0 12万亿美元，但这一指标也低于欧洲中小国家的规模。表2欧洲九大股票市场流通市值国别、市场股票流通市值（万亿美元）英国伦敦2 526德国法兰克福1 187法国巴黎1 111瑞士苏黎世0 651荷兰阿姆斯特丹0 614意大利米兰0 517西班牙马德里0 373瑞典斯德哥尔摩0 272比利时布鲁塞尔0 185
资料来源：《金融时报》1999年11月。4 股票交易量在与西方发达市场相比也是很低的（见表3）。英、美、日资本市场表31993年交易额（亿美元）纽约证交所纳斯达克东京证交所伦敦证交所228341350179308487
资料来源：霍学文：《英、美、日资本市场效率比较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而我国上海、深圳两个证交所年交易额不高（见表4）。90年代以来中国股票市场表4年交易额统计（人民币亿元）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43681366781274396213313072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成就辉煌的2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从日成交量看，上海、深圳两个市场日交易量一般维持在500亿元以下，有时甚至萎缩到150亿元，平均每只股票只有1500万元货币交易量，两个市场总的交易规模不仅大大低于纽约、纳斯达克、伦敦、东京证券交易所，也低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联交所。5 上市股票交易品种不多。我国现阶段除了原生市场的A、B、H、N股现货交易和少量的可转换债券外，就再没有可供投资的股票品种，与其他市场相比，国际化程度很低，这就难以吸引各类投资者进入其间。世界主要证券市场中，在股票原生工具基础上衍生有指数期货、期权、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股票存托凭证等，多品种的市场，有利于广泛吸收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角逐。除此之外，在交易规则、市场监管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相比，我国也存在不小的差距。这就充分表明，我国股票市场面对一体化市场挑战，国际化的程度还是比较低的。特别是中国即将加入WTO，世贸组织早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时，就通过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1997年12月，7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国达成了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同意对外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市场，确定了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参与了GATS谈判，并两次递交了初步承诺，表示一旦进入WTO，将承担开放市场的义务。也就是说，中国要想跨入WTO的大门，必须首先打开本国证券市场的大门。而且，更严重的危机还在于，伴随全球化收购、兼并浪潮，一轮更猛烈的证券市场强强联合、战略重组正在超越国界实施。最近，德国、英国宣布：法兰克福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于2000年5月3日合并，命名为“国际交易所”。④合并后的国际交易所成为欧洲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其证券交易量几乎占据了全球证券交易总量的一半。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还会出现各大交易所合并，从而使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证券市场实现无地域和全天候交易。在世界证券市场一体化的推进中，新兴的中国股票市场是否感到危机已经来临？
三、中国股票市场的国际化对策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资本市场竞争，中国股票市场走向国际化的方向和目标已经确定，只是一个时间早迟的问题。要进入强手如林的国际资本市场，必须要有足够的准备，确保在国际市场中发展壮大自己，而不致于被对手分割和吃掉，其对策主要有下列几点。首先，按照国际惯例规范中国股票市场。国际惯例就是各国进入国际化市场必须遵循的既定准则，这样才有可能相互融通。如同世界杯足球赛一样，各国共同确认的规则是保证比赛能够进行的基础。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起步的时间迟，国情比较特殊，在很多问题上与国际惯例不尽一致。比如占股份比例70%的国家股、法人股在我国长期不准上市流通；普通股、优先股没有明确界定；市场对连续亏损公司没有安排退出机制；万国华等：《证券市场———大趋势》，工商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133页。霍学文：《英、美、日资本市场效率比较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中国证券报》2000年4月29日。霍学文：《英、美、日资本市场效率比较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国外资金不允许进入A股市场等等。这些人为设置的樊蓠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正处于发展初期的市场，但却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障碍。随着我国加入WTO进程的推移，股票市场迟早要对外开放的。国际惯例不会因为我们的规则不一致而进行调整，只有我们努力去服从和遵守国际惯例，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因此，从现在起，我国股票市场就要逐渐根据国际资本市场统一规则调整，并据此修改我国不能适应国际化的法规和准则，使中国股票市场能够与国际一体化资本市场的运作顺利接轨。
其次，借鉴国际市场的成功经验，根据中国实际，扩大市场规模，拓宽融资渠道。一个融入国际化的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能够广泛吸纳国内外资金、满足各类投资者投资需求的市场。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要纳入国际化进程的中国股票市场，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A股B股的合并，其前提是逐步由现行开放的人民币经常性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向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过渡，以此激活长期低迷的B股市场，最终实现与A股市场的合并。二是开设二板市场迫在眉睫。从国际资本市场运作看，凡是成熟发达的股票市场都有二板的设立（以高科技、创业型上市公司为主，日本在股票交易所设立第一部、第二部、国际部）。二板市场独到的功能，如上市资格、交易方式的规定等，是主板市场所不具备的，两个市场并行发展完全可以达到优势互补，扩大国家的股票市场规模。三是考虑恢复STAQ、NET两个法人股市场的交易，并尝试以此为依托，推动国家股逐步走向市场流通。四是向国外投资者开放上海、深圳市场，允许国外企业到这两个证交所上市，使我国上市公司有相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形成中外上市公司竞争态势的良性发展构架。竞争的结果让投资者在择优中受益。当然，采取以上措施都会遇到资金来源和股票市场扩容的消化问题，但只要我们承认居民存款高达近6万亿的现实，填补投资者急于进入中国新兴市场的心理，充分认识到国际化需要我们一一去“闯关”，那么，早闯比晚闯好，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总要比逼到“置于死地而后生”境地要好些。
再次，加速证券市场的体制改革，为全面开放市场作好准备。上市股票多了，市场扩大了，就给市场的制度法规和管理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法规还未跟上市场发展。1994年实施的《公司法》已经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1999年实施的《证券法》也无法应对和处理股票市场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根据已经变化的市场实际进行修订。除此而外，正在参与市场交易的投资基金、即将纳入市场交易的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全方位发展的股票市场呼唤《信托法》、《投资基金法》、《期货交易法》、《公平交易法》尽快出台，使市场得到有效规范，投资者权益能够得到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国际化资本市场赖以运行的基础是市场经济法则，主要依赖于市场自身规律和行业协会的制约进行关系调整。而中国股票市场长期纳入计划经济模式运行，主要依靠政府和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管理，显然，一旦参与国际化竞争后，这一套就行不通了。因此，政府管理要跳出微观领域，着重从规范制度文件等宏观层面进行入市引导，加强调控力度，即使不得不对股票市场的突发事件进行调控，也应该主要采取经济杠杆和手段，如利用公开的市场买卖操作、利率的调整等方式进行，否则，以行政命令左右股票市场，会令广大投资者望而生畏，把握不了股市运行规律，持币而不入市，致使市场发展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