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9 17:04:58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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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兴趣分组法;本土化
一、引言
宏观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EmiNakamura、JónSteinsson将宏观经济类比于气象学，二者都涉及高度复杂的一般平衡系统，人们基于经验数据总结出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并形成各自的理论体系。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凯恩斯的主张政府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思想成为了主流，《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也成为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圣经”，备受推崇。60年代末期蔓延的“滞胀”使得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陷入了现实的麻烦中。而极端自由市场主张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滞胀”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解释，自由主义又回到历史的舞台上。同时凯恩斯主义也在一个个麻烦中不断修正和发展，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逐渐成熟，并最终成为了新的主流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目前宏观经济学教学中仍然主要研究政府宏观调控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而同样致力于宏观经济研究并且被评为“20世纪仅次于凯恩斯的、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较少被搬上课堂。而对于如此复杂的体系已经不是一个学派的理论能解释得清楚了。因此，在宏观经济学课堂上让学生接触到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思想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宏观经济。本文将结合我国经济变革历史和教学经验，引入不同学派经济主张的兴趣分组法对非经济学专业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进行讨论，并提出改革思路和措施建议。
二、研究背景
宏观经济学作为经管类的专业基础课程，不仅是经济学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课程，也是管理学等其他专业需要重点学习的课程。对于不同层次和不同培养目标的学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也存在差异，研究型本科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存在差异，而在应用型本科院校里经济学专业和非经济学专业的宏观经济学教学也应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较为直观地体现在课时和教学目标上，在非经济学专业的宏观经济学课时设计上比经济学专业少，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经济学专业的宏观经济学一般为48学时，而非经济学专业为32学时。非经济学专业的宏观经济学教学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掌握宏观经济一般衡量指标和宏观经济学运行原理以及了解我国宏观经济现况，而经济学专业宏观经济教学目标中包含对基本模型的掌握和应用。但是，这种差异不能仅局限于课时和教学目标的差异，更应该体现在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上。但是由于高校教学规章制度等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面对不同的课时和教学目标，高校教师较难作出相应的教学调整，缺乏为此进行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动力。同时，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传统教学内容理论依靠图形、模型和公式等推导演变，理论性较强，学生理解比较吃力，特别是学术层次较低的一些应用型高校的学生。因此寻找有效的教学方式、组织合适的教学内容以及引入具有现实意义的案例对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中的问题
(一)学生缺乏学习兴趣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较为抽象的课程，涉及较多模型推导和数学公式分析，传统本科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就涉及IS－LM模型、AD－AS模型及开放经济中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这些模型让很多学生心生畏惧，尤其是数理思维较弱的学生，他们很难在枯燥的模型分析中寻找学习宏观经济学的乐趣，掌握及应用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就更无从谈起。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掌握宏观经济学中的理论模型又是很有必要的，他们未来可能继续深造，为未来学习高级经济学打下基础;此外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在他们本科后期的经济学专业课程学习中的重要基石。
(二)非经济专业学生对宏观经济学不重视，理解存在误区
非经济专业学生对于宏观经济学重视程度不够，在理解上也有偏差。由于未来的学习中涉及经济学的课程不多，学生对经济学的态度不够重视，导致微观经济学理论知识不扎实，缺乏微观经济学理论知识学习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则更加困难。同时也导致了非经济专业学生在一些经济观念上存在偏差。例如，对经济发展模式理解的偏差。对于一个国家在发展模式选择的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主张，各个国家也顺应自身的发展特征选择较为合适的发展模式。在非经济专业学生进行经济发展模式偏向上的调查中发现学生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更加偏向凯恩斯主张的国家调控派。参加调查的197名学生中仅有33名更加偏向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以国家调控为辅，164名学生选择了以国家调控为主，自由市场经济为辅。在调查中发现学生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认识明显不足，学生虽多来自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地区，但是由于和市场接触少，对经济学的学习和认识不足，因此在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上存在认识的偏差。
(三)教学中缺乏对中国案例的分析
经济学起源于西方，发展于西方，传统宏观经济学也是对西方国家近几百年的发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研究体系。基于国情的特殊性，将宏观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体系照搬到中国的讲台上，教学便失去了联系实际的基础，很多指标也不能给学生更切身的体会。例如，很多院校选择保罗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学作为教材，该教材的特点就是简单易懂，理论不偏不倚，但是教材中的数据多取自美国经济，缺乏中国经济现状的有关数据，而中国数据却是中国大学生所应该重点认识和理解的数据。同时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来源于西方，但是我国经济体制和西方有较大的差异，经济发展的路径也存在差异，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显然不能满足国内的应用型教学的需求。再如，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国有企业始终是中流砥柱，虽然近年来国有经济比重有所下降，但在能源、通信、航空等领域依然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对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一些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低，以及部分行业的国有企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也是我国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把握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当中应当充分面对来自市场的挑战还是应当适当对其进行保护，国有企业改革应当从哪些方面改进，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而在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教学中没有体现这些带有很明显中国化的素材。
四、非经济专业宏观经济学改革模式探索
针对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出现的几大问题，结合非经济学专业的宏观经济学教学目标，对非经济学专业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进行实践探索后得出以下改革建议。鉴于各高校的教学层次和培养目标有所差异，应根据不同院校进行调整。
(一)教学框架上简化宏观经济学理论，强化理解和应用
对于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主要是为其带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使其了解宏观经济现状，理解宏观经济政策。因此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应当弱化，而强化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逻辑的现实应用。本次教学改革对宏观经济学的整体框架进行的调整主要包含:1.宏观经济学基本概念、衡量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2.宏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中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从需求方面来说就是国家或地区从哪里可以赚钱，涵盖了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四大方面的学习，从供给方面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赚的钱如何来分配，财富的分配最终按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分别计入工资、利息等。3.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宏观经济学是解决和解释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的学科，因为宏观经济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产生了不同主张的宏观经济学流派。这一部分主要探讨经济危机、贸易摩擦、失业、通货膨胀以及贫富差距的问题。4.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宏观经济政策旨在通过政府财政及货币的手段来熨平经济波动，使得经济平稳增长。而政策必须依据一国或地区自身条件来制定，因此这一部分主要是结合我国当前国情，读懂我国的经济政策，同时通过研究地方的经济发展历程，能够为地方未来经济增长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教学方法上引入兴趣导向分组法教学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模式主要是教师讲解为主，理论性较强，一般课堂较为沉闷，师生互动较为困难。在对非经济学专业的宏观经济学进行教学改革后，课程内容较为简单，突出应用性，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对提高教学效果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次教学改革在非经济学专业的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采取了兴趣分组法，该教学方法曾被用在其他学科的教学实践中，有着较好的教学效果。此次教学改革并非完全照搬前人的改革经验，而是对兴趣分组法结合宏观经济学知识进行了创新。学生在学习了宏观经济的绪论和宏观经济基本指标后，基本对宏观经济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后，选择一个基本的立场，即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辅、政府调控为辅的“弗里德曼方队”，还是以政府调控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凯恩斯方队”。在未来的学习中，学生从自己选择的立场出发参与不同专题的讨论。在进入宏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及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学习中，教师会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提供给学生不同的专题，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题在所在的方队进行组队，新的学习小组利用课后时间进行讨论学习并形成学习成果，两个方队的小组进行成果展示和辩论，教师在双方辩论后进行总结和点评，并将双方的学习成果和表现计入平时成绩。
(三)教学内容上引入更多本土案例
在宏观经济学的教材里，国内的教材多偏向理论化，国外的教材缺乏与中国实践结合的内容，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更直观的感受，此次教学改革也引入了中国的历史及当代经济的相关案例及材料。例如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加入世贸组织、“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让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2018年GDP总量是1978年的244.73倍，人均GDP为167.59倍，创造了“中国奇迹”。如何解释“中国奇迹”和总结中国发展经验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学生在学习宏观经济学时也应该对我国的发展经验有所了解和思考。
五、结论
政府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中应该是一种择优选用的原则，应该帮助消费者和产业者知道新形式下的最好的技术、生产渠道、发展模式或者是调高效益的方法。我们的国家由于名族众多，地域广阔，可用于发展的艺术和文化底蕴也是最多的，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和心里下，其经济行为和协调关系也不一样，因此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会对艺术与文化认知的意识形态产生差异，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调控下有三种模式（图1）。一种是以个人或者是团队合作形式的自由经济模式，通俗地来说自由经济模式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法治与国家行政规范的指导下，对社会人文与艺术传统因素的个体经营模式，特别是在艺术与文化产业集聚区，此种模式尤为明显。其实早在19世纪后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有了类似的手工艺作坊，并由此而孕育出了各种行会经济体制，自由经济模式的有事在于其调节市场经济的转变作用，同时实现各民族歌地域之间历史、艺术、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上，起到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杠杆行为作用，并对社会储蓄与保险承担责任。另一种是企业的集体职能模式，这种模式一般可以理解为集体协调市场经济的行为，艺术与文化可以使个体的发挥，也可以使以集体为载体的创造性经济活动。现在各种以高校为载体的产业园、高科技软件应用；以艺术文化娱乐中心为载体的影视、动漫、展示；已消费为主体的各种民族旅游、映像互动等等。这种集体协调可以使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可以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而由此形成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与艺术历史文化的演绎，政府经济管理机构的改革、政府经济宏观计划的协调、艺术与文化产业金融系统、企业模式、劳资关系都十分紧密的相互联系在一起。第三种是国家政府职能模式，国家和政府在行政市场体制中起指导性调控行为的作用，，建立和健全有法律规制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文化的市场经济在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中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新加坡模式。由功能完备的职能部门来控制投资和艺术产业的发展，这种宏观经济的调控无论是在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宣传传统与道德界面，更加具有充实性，且具有长久发展的潜力。
二、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分析
（一）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行为特征艺术与文化作为一个新兴的知识性意识形态产业，首先需要的是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指导，从当今世界关于文化产业的实践经验来看，宏观调控的手段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例如1997年的“创意英国”全球推广计划，在税收、出口计划、财政支出所给与的发展战略计划，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国民消费意识的增长。其次艺术与文化的行为特征需要受到规范的约束和保护，艺术和文化从意识层面上来说是我们的精神财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更是政府职能机构对于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经济学之父霍金斯就曾经提出，文化与艺术需要有传承的载体，这种载体是一种价值，体现在知识的民族性、文化的差异性、对社会的贡献性上面，所以要有完备的法律和宏观的政策去促进它，只有这样，我们的创造活动才有价值。第三，个体与团队的作用在往往可以创造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种创造性思维不仅可以带动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在绘画、设计、电影与时尚、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我们的将来都会给予深刻的影响，而艺术与文化不仅仅是简单的创意产品的价值，同时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只有激发出这种行为才能促进社会的共同繁荣和文明的进步。第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行为需要产业经营的主体，只有通过市场的运作与开发，才能够在市场与消费者之间搭建起桥梁，这些产业经营的主体利用资源和环境，提高全民整体素质，这不仅是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也对社会整体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对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经济增长从来都不曾像现在这样备受关注，近50年来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做的能比中国更出色，如果让我们穿越到从前，以一个历史者的眼光来看中国现在的复兴，不难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于宏观调控下渐进式的市场导向，改革开放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康庄之道，经验告诉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局部性的市场导向与改革往往是在取得成功之后再随之推广。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又处在转型期，艺术与文化的创意与发展也符合我国宏观调控机制的中“微观先行”的思路，现今中国的高储蓄额对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如果不考虑到社会消费能力以及社会主动投资的可能性，那么中国经济也可能会出现高储低开的局面，只有通过刺激消费与改变投资方式，促进资本积累才能有利于经济发展。以江苏省为例，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前兵，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每年的增长率超过25%，高于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的增速，据统计2011年，江苏文化产业产值达到1500亿元，占GDP比重的3.4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0.7个百分点（表1）。从诸多数据可以看出，现在中国经济宏观调控重点已经从开放投资转向了扩大内需、增强消费的理性控制阶段。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投资一度出现过热的现象，导致了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随着中国经济由计划统制模式走向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不在是由国家宏观控制供需比的单一模式，随着改革的深入，可以预期的是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一定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的需求和消费比率，但是由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所遗留下的高储率以及银行投资贷款项目过热的问题，会导致文化创意产业在现有的经济体制转型中不能以主力军的姿态出现，但其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经济转型期的文创产业在当前进出口投资疲软，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作为改变现有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消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对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平衡的影响近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的GDP平均增长率都在10%以上，但是从社会经济内外平衡的研究来看，现在的经济体制构架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状态。就国内而言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国民经济的内部吸收成分，即消费投资额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很低，国内的经济增长都是政府企业在投资涉外进出口项目或者是基础设施中体现出的价值逆差；从外部环境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开始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把其纳入国家经济宏观协调的范畴中加以深化，以美国为例，其创意产业早已成为国家最大的出口产业，好莱坞影视、迪斯尼主题公园、第五大道等等。据统计，2011年，仅美国的知识产权产业就约占国家生产总值的5.24%左右。在美国艺术与文化创意作为知识经济的核心，成为其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当前的世界经济已经不在是资本积累初期的意识形态了，多元化、金融性、创造性已经成为现今社会发展的主流，在中国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需要对艺术与文化创意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上升到战略高度，这不仅对社会繁荣稳定、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增加经济增长点、促进社会就业率，都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之一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增长与传统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有所不同，现有的快速经济模式并不适合于艺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短期的经济增长是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所不能带来的，它需要资源配置循环利用，需要先发展后规范进而边发展边规范，并逐步转向先调控后发展的过程，利用艺术和文化的附加值实现经济增长转向，同时依靠新技术改善结构的优化整合，影响体制改革，同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有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能体现当前社会对于知识价值体现的一种新形式，兼顾传承与中国的没学道德，同时体现地投入高回报的经济增长特色。在这里可以运用经济学GNP的模型修订指标来衡量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性，即GNP=GNP-Dm-Dn+A，其中Dm代表人力资本的折旧，Dn表示资源配置的折旧，A表示折旧资本的再利用。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是在中国现有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宏观调控下，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资源利用率等因素，考虑进人文发展指数（HDI），通过艺术与设计创新提高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以当前中国社会的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思维能力，而艺术与文化不仅可以使经济增长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方向。
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构架模型
（一）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因地域而异，人文风情也不经一样；由于历史原因、民族传统与风俗习惯的不同，国家在对待文创产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要有不同类型与之适应。大体上来说，一类是投资性财政政策或者是激励政策模式，在鼓励和帮助的机制下，扩大财政支出，降低税率，减少各种规费和地方性税收，以刺激需求和吸引外部资金流动。另一类是有计划财政支出政策，提高税率，控制需求平衡。利用激励模式促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高就业率和消费水平，提升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对于那些需求过度，供需比不平衡，财政支出过高的要采取稳定有效的措施，一切从有利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思路出发，做好宏观调控工作。
（二）社会资源分配以及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特别需要对社会资源的有利分配，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应该按文创产业的生产要素进行分配，通过再分配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收支水平，计划协调好资源的社会供需比，既要保障对经济增长的有效利用率，同时也要对资源的分配所带来的风险和回报率做好预判。国家宏观调控文创产业的手段一般由税收来调节社会、地区间的极差水平，同时通过转移支付调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比，还有最为关键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作为调节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艺术和文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权与国家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息息相关的经济体模式，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系统中法律规范的约束和保护，因此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的目的，而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宏观调控还应该有另一个层面的内容即文化的传承。
（三）文化创意的产业政策对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并不是一味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强调经济增长实际上不能忽视艺术品和艺术家在创造精神财富时的不确定性，需要在宏观经济体制调控中加以体现，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刺激市场消费水品，同时增加教育投入和素质培养，例如美国国家博物馆、艺术馆、美术馆、设计中心等艺术文化中心占城市公共服务的比重有87%以上，免费对外开放以及参观的几乎占95%以上，城市基础文化建设的比重占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47%。依据经济最优投资模式主要受国家就业率增长的驱动原理，目前的中国实际处于经济投资过度，未来就业率水平下降的经济过渡期，我们在文化基础建设投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因此国家对文化创意产业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有“倾斜”的政策，要有合理的维护和适度的竞争机制，不能盲目的追求规模经济。
（四）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机制下的构架图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需要有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政策的引导，而有利的经济增长点；有竞争力的知识产权；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都能让中国的经济摆脱过渡依赖对外贸易的被动局面，减少外部需求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但是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性边界十分模糊，因此需要从经济学宏观控制的角度来量化分析，给出了关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机制下的构架图（图2）。从构架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业的增长模式对国家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构成了一个外循环的过程，如果单从国家GDP即国名生产总值上来看是不能体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以及社会艺术文化教育水平、创新科学技术等诸多相关因素的，但是从构架图上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出文创产业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国家宏观调控机制起到深刻影响作用的，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内需不足，特别是社会储蓄率过高而物质消费水平偏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于基础设施和制造投资比重太大，而对文化、素质、教育、艺术等公共服务投资严重失衡。从构架图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应向着有利于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方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在宏观经济调控下的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应抓住机遇和挑战，依据地域文化以及科学发展的优势，不断完善自身产业模式，从长远的角度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宏观科学的市场经济体制。
四、结论及补充
论文摘要:宏观经济学模型,是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本文中,我们首先选取了四部门构成的宏观经济理论,并根据现实的经济情况,构造出了一个联立方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并通过了识别。接下来,我们从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筛选出需要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并对估计出的参数进行了四步的检验。最后,我们得出了这个方程,并对这个模型的优缺点进行了讨论。
一、引言
所谓宏观经济,是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而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是在一国的宏观经济总量水平上,把握和反映经济运动的全面特征,研究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国民经济和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并可以用以进行宏观经济的结构分析、政策评价、决策研究和发展预测。本文中,我们选取了经典的四部门(消费者、企业、政府、国外)经济的国民收入构成理论,作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以此来建立模型。
二、模型的构建与识别
1、模型的构建
首先,根据四部门经济的国民收入构成理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等式: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其中,Y表示GDP,C表示居民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NX表示净出口。
我们假设政府购买和净出口额作为外生变量,由系统外部给定,并对系统内部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而居民消费和投资这两项指标,又都由当年的GDP决定。根据这些设定,我们分别建立居民消费和投资的方程,如下:
C(t)=a(0)+a(1)Y(t)+u(1)(t),t=1978,1979…2005,2006
I(t)=b(0)+b(1)Y(t)+u(2)(t),t=1978,1979…2005,2006
因此,最后我们得到了如下的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
C(t)=a(0)+a(1)Y(t)+u(1)(t)
I(t)=b(0)+b(1)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2、模型的识别
由于我们完备的结构式模型为:
C(t)=a(0)+a(1)Y(t)+u(1)(t)
I(t)=b(0)+b(1)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结构参数矩阵为:
10–a(1)-a(0)00
01–b(1)-b(0)00
-1-110-1-1
此时,g=3,k=3。
对于第1个方程,有
Β0Γ0=100
-1-1-1
此时,g(1)=2,k(1)=1。
因此,R(Β0Γ0)=2=g-1,所以该方程可以识别。
又因为k(1)=1,则k-k(1)=2>g(1)-1,因此,该方程为过度识别方程。
对于第2个方程,有
Β0Γ0=100
-1-1-1
此时,g(2)=2,k(2)=1。
因此,R(Β0Γ0)=2=g-1,所以该方程可以识别。
又因为k(2)=1,则k-k(2)=2>g(2)-1,因此,该方程为过度识别方程。
而第3个方程,是平衡方程,不存在识别问题。
综合以上结果,该联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是可以识别的。
三、实证研究
1、数据的选取
我们从《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得到如下样本观测值,用来对模型里的参数进行估计(见表1)。
2、参数的估计
我们将数据导入Eviews软件中,并在软件中进行操作,对各个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我们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到如下模型:
C(t)=2286.983+0.388730Y(t)+u(1)(t)
I(t)=-1222.740+0.415093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3、参数的检验
首先,我们对模型进行经济意义检验。
在本模型中,模型参数估计量的符号、大小、相互关系,都与现实经济运行情况相符,因此,我们认为,本模型能通过经济意义检验。
第二,我们对模型进行统计检验。
通过上面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消费和投资两个方程的R-Squared的值,分别为0.986370、0.992586,因此,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都非常好,可以通过拟合优度检验。我们再看变量的显著性。由上表可以看出,两个方程中变量Y的系数的t值分别为44.16973、59.90907。我们给定一个显著性水平α=0.05,查t分布表中,自由度为,α=0.05的临界值,得到t(α/2)(1)=6.314,小于两个方程变量Y的系数的t值。因此,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第三,我们对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
我们使用图示检验法,对模型进行异方程性检验。做出散点图如下:
从以上图中可以看出,两幅散点图中,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散点扩大、缩小或复杂型趋势,即两个方程中的随机干扰项,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变化。因此,我们认为,本模型可以通过异方差性检验。
再来看随机干扰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性。从上边三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程的Durbin-Watsonstat的值分别为0.203004、0.281410。查D.W.分布表,我们可以知道,当n=29,k=2时,按1%的上下界时,dl=1.12,du=1.25。因此,三个D.W.值都小于dl,随机干扰项存在一定的正自相关。可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等方法进行进一步修正。
由于本模型的前两个方程中,解释变量只有Y这一个,因此不会发生多重共线性问题。
最后,我们对模型进行模型预测检验。
我们查找到了本次估计中未使用到的2007年的中国GDP数据,并带入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得出的各项数据,与模型估计的值,比较好得符合。
至此,我们完成了该模型的检验。
四、结论与评价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最后得到了如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C(t)=2286.983+0.388730Y(t)+u(1)(t)
I(t)=-1222.740+0.415093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这个模型,优点是比较简明,在应用它进行经济预测的时候,使用很方便,分析所用的数据也比较容易得到。所不足的是,该模型只能分析和预测宏观经济中最基本的量,不能详细地分析和预测整个经济系统的细节环节。对比如清华大学研制的256个方程联立构成的“中国宏观计量经济学CMET-1”等更为细致专业的模型,本文中使用的模型还是太显简略,还不能用于对国家经济的深入分析预测,尚有很大的改进和细化的空间。
参考文献:
[1]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一）尝试教学
尝试教学是一种让学生在旧知识基础上先来尝试练习，引导学生进行讨论的教学程序结构。其基本特征是“先试后导、先练后讲”。尝试教学法能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改变传统的注入式教法。例如，宏观经济学中投资这个概念对初学者来说很容易造成困惑，而投资问题在宏观经济学中十分重要。对投资的正确理解，是掌握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关键。在教学中，如果教师讲、学生听，学生还是难以把握投资这一概念。因此，笔者在教学中用尝试教学法，先一开始要求学生进行尝试练习，使学生处于主动的地位。一旦学生在尝试练习中遇到困难，发现投资与日常生活中投资的含义不同，学生便会主动地自学课本或寻求教师的帮助，学习便成为学生自身的需要。然后教师导入新课，在新授课过程中使学生把握投资与资本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投资与日常生活中投资的含义不同，懂得经济学中的投资是指厂商购买资本或对资本的需求，是厂商增加或更换资本资产的支出，明确要从资本的角度来理解投资。最后，教师再次进行课堂作业并给予课堂小结，以此巩固对投资的理解。采用尝试教学的关键是两次尝试题的设计，达到“温故知新”的效果。尝试题以发散型的多元思考题型呈现，与课本或学习材料的例题相似，便于学生藉以自学课本或学习材料，共同讨论和尝试解决问题。进行第二次尝试练习时，可配合课本的题目来进行，利于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二）自学辅导教学
自学辅导教学强调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教材内容，自己练习、检查并改正错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自学辅导教学的具体步骤包括：启发引导、阅读课本、自做练习、知道练习结果、教师小结。自学辅导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满堂灌，把教学从着重灌输知识、技能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独立的阅读能力、审题能力、思维能力和操作能力。例如，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这章内容，理论性强，没有什么数学模型，同时对学生来说并不是全新的内容，如果在教学中采用满堂灌的方式，教师讲、学生听，课堂教学必定显得枯燥乏味、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因此，笔者在教学中尝试用自学辅导教学法，先从旧知识引发新问题，提出问题：你们在上章中了解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实践中是如何实施的呢？由此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再让学生阅读课本，该做练习时做练习，并核对答案。最后，教师小结，纠正错误，解决疑难问题。再比如，GDP的问题也难以把握，在教师讲授GDP的概念之后，为使学生全面把握和增强理解GDP，以及有关GDP的评价问题，可以在教师的帮助下，由学生自己查阅相关文献，搜集资料，制作成PPT，来讲授相关内容。在学生讲述之后，教师进行总结和点评，最后要求学生提交学习心得。采用自学辅导教学的关键是将课堂大部分的时间交给学生，教师只需巡视课堂，不打断学生的思维，只对有问题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并发现共性的问题。小结时，做到有的放矢，纠错解疑，规范学生做题，梳理知识使之系统化。
（三）专题讨论教学
专题讨论教学是通过专题讨论的方式实现对学生知识的传授和思维能力锻炼的一种教学模式。专题讨论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能够挖掘学科魅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并能激活学生的思维，增强综合知识的能力。对于一些学生相对熟悉的、比较感兴趣的内容，专题讨论教学法可以达到好的教学效果。专题讨论教学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教师设计好多个专题，让每个小组选择感兴趣的专题，由小组成员共同完成。然后给学生1～2周的时间收集资料，并利用本章学习的知识进行分析讨论。接下来将每个小组讨论的结果用PPT的形式展示，派1～2代表做演讲。同时，课堂随机抽取几位同学做评委，对每个小组的表现点评打分。最后由老师做总结发言，分析讨论的结果，并对该专题进行更深入的陈述。同时要求每个小组根据课堂讨论对专题报告进行修改，每个组员提交1份个人研究报告，小组提交1份总报告。例如，在讲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时，可以先让学生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在课堂讨论当前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对我国劳动者、企业主等阶层的影响。在讲消费理论时，要求学生查阅中国储蓄资料，分析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喜欢储蓄？在讲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时，要求学生查阅资料，以我国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为时代背景，讨论政策组合的实际应用情况等。采用专题讨论教学的关键是教师应该精选专题，控制好学生陈述的时间，把握课堂节奏，带动气氛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自主学习教学中注意的问题
自主学习教学方法优势明显，体现了以学生为本、师生平等的教育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独立性和非智力因素的发展。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教学难度增大、教学结构松散、教师的指导地位难以保证等等。笔者认为，要扬长避短，在宏观经济学自主学习教学安排中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证足够的授课学时
自主学习教学不否定理论讲授的作用，宏观经济学课程的难度和复杂性，使得宏观经济学的本科教学应当以理论讲授为主。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宏观经济学》本科课程的授课时数约51学时，这只能保证讲授最基本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为顺利实施教学范式改革，运用自主学习教学方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拓展教学内容，必须在原有授课学时的基础上至少增加16课时，即每学期至少达到68学时。
（二）培养学生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
实证分析是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析方法，要想做好实证分析，学生必须具备收集和处理数据的基本能力，这也是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改革顺利实施的保证。因此，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应当指导学生利用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库等公共资源收集数据，并传授一些基本的处理原始数据的方法等。例如，在讲“国民收入核算”、“失业与通货膨胀”时，可以指导学生利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搜集中国名义GDP、GDP平减指数、GDP增长率、失业率、CPI、PPI等数据，让学生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有总体的认识。在讲“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时，其中涉及货币政策问题时，则可以指导学生利用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库，搜集中国历年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数据，让学生大体了解中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
（三）建立科学的学生考核机制
实施教学范式改革，应当纠正以考试成绩衡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的偏差，扩大评价的内涵和范围，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并重。因此，《宏观经济学》课程科学考核的标准应是多重的，丰富学生平时成绩的考核方式。在考核中应注重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如课堂研讨与辩论的表现、自主查文献讲课的表现、课程作业的表现等。着重评价学生掌握方法和能力的程度，考察学生团队合作能力。
（四）加强教学团队建设
[关键词]国家审计；宏观经济管理；作用；对策
一、我国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尚显不足
自1982年我国恢复建立国家审计制度20多年来，各级国家审计机关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神圣使命，不断开拓进取，审计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监督制度。审计监督在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领域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国家审计工作也随之暴露出一些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审计独立性不强。这种监督模式没有反映政府在财政上受托于国家权力机关、最终受托于人民的财政关系，不能真正体现国家审计“政府花钱，人民监督”的本质要求[1].缺乏外部监督的强制性效力和政府行为的公开透明。各级人大和上级政府难以及时、准确、完整地掌握本级政府的经济活动，不利于实施有效监督。
（2）审计范围受到一定限制。按照国际惯例，凡是使用财政资金的或者拥有国有资产的，都应当纳入审计监督范围，但现阶段我国国家审计还没有完全肩负起全面审查国家财政收支和评价公共资金使用效能的责任。（3）审计内容不够全面、深入。我国20多年来的审计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审计内容上还局限于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的传统审计领域，审计目标上基本没有超出检查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的范畴。近几年来，审计工作虽然涉及到一些绩效方面的问题，但尚未把绩效审计作为一项独立的审计类型进行全面实践。（4）审计形式单一，审计效应存在滞后性。我国的国家审计基本上还限于事后审计，事前审计和事中审计不够。对经济活动监督，必须在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要加强制约与监督。特别是决策环节，如果决策失误，仅仅靠事后审计不能挽回损失。（5）审计效果不明显，审计成果利用程度不高。目前我国审计查处问题的纠正率不高，审计执行难的现象比较普遍，审计成果利用程度还偏低。（6）审计人员宏观意识不强。缺乏从宏观上和制度上提出审计建议，还没有发挥出审计服务宏观经济的作用。
二、进一步发挥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作用的对策
（一）健全审计监督机制，解决国家审计不适应宏观经济管理要求的矛盾
1.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强化国家审计的独立性。独立性是有效、公正监督的前提条件，审计的灵魂是独立性。国家审计机关对政府缺乏独立性，就难以对宏观经济管理进行独立公正的评价，这是审计理论中不争的道理[2].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审计体制改革比较理想而又现实的做法是：（1）国家审计机关仍保留在政府序列，但同时向本级人大负责并直接报告工作。（2）提高审计机关的行政级别，其级别和干部管理可以参照法院、检察院的模式。（3）在各级人大设立审计工作委员会，或将目前的预算工作委员会更名为预算与审计工作委员会，负责预算审查和日常审计事务管理，中央和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在向政府报告工作的同时直接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审计工作报告。这样既可满足国家审计为国家权力机关加强政府预算监督服务的需要，适应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克服现有审计体制的弊端，保证审计监督的独立性和覆盖面，同时审计机关保留在政府内部，可继续为政府服务，保持现行国家审计在政府经济监管中的优势和作用。此外，这种改革没有对现行审计机关做大的机构变动和职能调整，也不需要国家进行较大的人、财、物投入，改革成本较小[3]，而且是在我国现行宪法框架内的微调，暂不需要修改宪法。
2.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审计监督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法律地位。我国《审计法》出台于1994年，虽经2006年初修订，但由于不能突破宪法框架，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预算法》、《审计法》等法律法规虽然对在国家预算管理中实行审计监督作出了规定，但对于审计监督在国家预算管理中的地位、作用和职责等规定，仍然不是十分明确，预算法律还没有把审计监督真正纳入到国家预算管理体系中[4].而国家金融审计与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着交叉重复、监管资源效益低下、“监管误区”和“监管盲区”同时并存等问题。从长远来看，我国金融审计目标应该是促进政府金融管理机构充分有效地行使权力以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据此，《审计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应明确规定审计机关开展金融管理绩效审计的职责、权限。因此，需要逐步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条件成熟时再对《宪法》相关内容进行必要修改，进一步明确国家审计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3.加强国家审计与其他权力监督主体间的协调配合，建立健全宏观经济监督网络体系。国家审计作为民主与法治的工具，必须与其他权力监督主体建立科学、规范的协调机制和法定的联系程序，使审计效益通过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高效运作达到最大化。目前，与国家审计关系最密切的权力监督主体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政府最高首长的领导监督，二是人大常委会对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三是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国资委等部门对党政及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监督，四是新闻媒体和纳税人对政府行政绩效的监督。从实践情况看，国家审计与各权力监督主体间的联系机制虽已经建立，但又亟须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不断完善，特别需要制度化、程序化、法制化。此外，在国家整个经济监督体系中，除了审计监督以外，还有财政监督、税务监督、金融监督、工商行政监督、物价监督、海关监督、统计监督等。审计机关可以通过对财政、金融、税务、海关、工商行政管理等专业经济监督部门的再监督，克服各专业经济监督一方面不够独立超脱而另一方面又相互掣肘的负面影响，促使这些部门正确运用自身的监督权力，从而形成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经济监督网络。
（二）完善审计监督职责，充分发挥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职能作用
1.深化财政审计，规范政府预算管理行为。多年的审计实践表明，审计机关通过开展本级预算执行审计和下级决算审计，查处了大量的预算执行中违法违规问题，在促进预算执行的合法性、保障预算执行结果反映的真实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这种审计还没有成为国家预算管理的一个必要环节。如果某一个预算单位的预算执行没有经过审计机关的审计，并不会影响其下一年度的预算，也不会影响财政部门编制决算和人大批准决算。而且目前的预算执行审计和决算审计是分开进行的，将预算执行审计与决算审计分开进行，不仅预算执行审计和决算审计都是不完整的，还分散了审计资源，影响了审计效果[5].当前，深化财政审计需要做到：（1）紧紧抓住公共财政这条主线，关注和分析财政支出的投向，关注财政资金分配的公平、效益，细化部门预算，规范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2）突出整体性、宏观性、效益性和建设性，要从总体上把握预算执行情况，关注全局性问题，进一步提升财政审计的层次和水平。（3）积极探索财政审计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把各种类型的审计有效地结合起来，发挥审计的整体优势。因此，必须在实行部门决算审签的基础上，将预算执行审计与决算审计相结合，构筑完整的预算审计监督体系。
2.强化金融资产质量审计，高度关注金融运行风险。金融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核心。金融乱则天下乱，无论是亚洲金融风暴还是南美金融危机，都已经非常清楚地教育了我们，金融安全是保证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国家审计机关必须关注金融安全。由于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监督主要依靠监管机构来进行。审计机关对金融机构的审计监督将突出以下几个重点：一是检查金融机构执行国家金融政策的情况，开展对重大金融活动的专项审计或调查。二要关注金融资产质量和风险。金融资产质量是金融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石，也是金融市场繁荣昌盛的根本，没有良好的资产质量，风险就会很大。审计机关要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进行相对准确的把握。同时要关注金融领域的经济犯罪案件，注重发现大案要案线索，坚决打击金融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为国家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三是对监管机构的绩效进行监督评价，关注建立安全、高效、稳健的金融运行机制，促进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履行职责。
3.完善投资审计，提高政府投资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政府投资对于国民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近几年来，国家对于水利、交通、电力、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日益扩大，但审计机关的审计覆盖面却不够广，力度也不够大，能够进行审计的投资项目占项目总数的比重、经审计的投资金额占投资项目的比重还相当低[6].为了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调控职能作用，提高政府投资的使用效益，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审计监督。投资审计应做到建设资金审计与建设项目审计相结合，审计的对象既包括项目建设单位，也应包括设计、施工、勘察、监理、供货等与建设项目直接有关的单位。在审计形式上，要把事前审计、事中审计和事后审计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对建设项目全过程的监督，促进建设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促进投资管理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审计的内容上，除审查企业的账目、凭证、财务文件外，还包括对工程的立项、可行性、资金预算、项目效益评估、执行情况、决策人行为合法性、工程招投标程序合法性、投资资金的拨付等进行全面系统检查评估。当前还应突出对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等建设领域商业贿赂行为的查处力度，针对发现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挖掘根源、查找漏洞、健全相关制度，从源头上防范不正当交易行为的发生，规范建设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4.改进企业审计，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随着政企职责分开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家直接参与对企业的管理将逐步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作为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必须在内容和方式上进行调整。对企业的监督，将不是全面的审计，而主要是围绕一定时期的工作重点，开展专项审计和专项调查。企业审计的重点应是审查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和各种重大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合规性、民主性和效益性，防止决策失误等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损失，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通过企业专项审计和专项调查，一方面可以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帮助企业健全自我约束机制，改善经营管理，促进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提高微观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审计机关通过对微观经济单位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加工整理、综合分析，向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在新的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体制下，企业审计监督的基本格局应是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绩效为龙头，以经济责任审计为中心，以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为主要方式，以抽查社会审计组织质量为补充，向各级人大和政府报告工作，并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5.加强专项资金审计，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审计机关要在履行国家赋予的经济监督职责过程中，通过开展教育资金、卫生资金、文化资金、社保资金、“三农”资金、资源和环保等方面的审计，关注民生民权，关注效率和公平，关注生态资源环境等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种种不协调的问题，揭露和查处各种违法腐败、损失浪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切实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维护广大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民主与法制进程，促进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实现安定有序、和谐健康的社会环境提供有力支持。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推进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国家投入的资金是否及时、足额到位，资金使用效益如何，各项政策措施是否得到有效落实，包括相关政策的制定是否健全完善等等，都是审计应当关注的重要方面。通过这些审计监督，规范新农村建设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及时反映新农村建设中的焦点、难点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为有关部门制定农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依据。
（三）创新审计工作思路，全面提高国家审计服务于宏观经济管理的水平
1.积极开展效益审计，考察政府绩效和责任。效益审计是评价政府工作的有效途径，是国家审计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实现市场机制效益的最大化，而且要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效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健康发展，才能遏制或者杜绝政府公职人员浪费公共资金、破坏市场规律的行为。效益审计关注政府绩效的实质，就是关注政府责任的履行情况，关注审计整改情况，关注审计后的责任追究情况，推进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建立。近年来，我国审计机关在一些专项资金审计中，如退耕还林审计、移民迁建资金审计、政府采购审计、机场建设审计等，在关注专项资金的真实、合法性外，同时也对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效果进行了审查和评价，揭露出一些损失浪费的突出问题，引起了中央、国务院的重视，社会各界也比较关注。今后，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将是审计应该关注的重点。
2.搞好与宏观管理有关的专项审计调查，评估宏观经济政策。这里的专项审计调查主要是针对宏观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展开调查，侧重于加强分析研究，提出审计建议。这类专项审计调查具有宏观性强、作用范围大、工作方式灵活的特点，更有利于发挥审计监督的建设。实践证明，根据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积极开展专项审计调查，是审计机关服务于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形式。从今后发展来看，我们应该更多地采用专项审计调查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审计跟踪调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从宏观的角度提出经济政策执行情况的建设性意见。例如，2001年审计署开展的关于中国工商银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情况审计调查，与当时金融改革的热点紧密相关，具有很高的政策价值。2002年3月，针对河北省某县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审计署某特派办对该县近三年的财政决算开展了审计调查，揭示了拖欠教师工资问题深层次的原因，专题报告经审计署上报国务院后，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关于全国实行由县级财政统一发放教师工资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解决拖欠教师工资这一积重难返的问题，审计调查结果和建议直接为宏观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3.加大审计结果公告力度，促进审计成果转化利用。审计结果公开是一个双向的信息传播和沟通机制，传播的本质就是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沟通和影响的双向过程。沟通的价值是在传播者和受众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实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有步骤地推行审计公告制度，既有利于公众对审计机关的监督，更有利于公众对各种腐败行为、滥用权力行为的监督[7].审计机关负责对国家财政、金融、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国家重要领域和行业的经济监督，而这些领域的审计信息无论对于立法机构、政府部门、消费者，还是国内外的投资者、债权人分析经济环境及发展状况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审计机关必须充分考虑各权力监督主体和社会公众的需要，注重审计信息的加工提炼，提供多种形式的、高效适用的审计信息产品，努力提升审计成果的利用层次，更好地发挥审计服务于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
4.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增强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和宏观意识。为适应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审计机关必须建立一支知识全面、结构合理的审计人才队伍。随着审计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审计事业的发展，对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它不仅要求审计人员具备良好的审计专业技能，还应该是具有丰富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环境学、心理学等方面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而从进一步发挥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这个角度出发，审计人员还必须具备宏观思维的能力，能够结合审计工作为决策部门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和建议。当前，审计机关迫切需要针对不同职级、岗位和知识结构的人员，实施分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培训。审计人员的培训应做好“三管齐下”，即专业知识、审计技能培训和岗位锻炼兼顾，积极探索实施审计干部到财政、金融、发展计划、经济贸易等综合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交流任职制度，以拓宽审计人员的视野和知识面，增强审计干部的宏观思维和大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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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区域经济协调；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號]F124
宏观调控强调通过多种途径展开社会经济控制，维持社会再生产协调状态。区域经济反映了各区域经济水平、状态、规律。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区域经济差距悬殊，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建设的核心，有责任、有义务协调区域发展。鉴于此，笔者结合实践研究，就政府宏观调控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展开分析。
1 宏观经济管理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
1.1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必要性
社会主义市场环境下，政府采取宏观经济管理主要作用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指导、促进作用，优化分配，完善生产资源，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稳定国家经济。而想要保证社会市场稳定还需通过市场自发调控与政府宏观调控，两者结合才能实现百花齐放，增加社会就业率、推动企业发展。同时，还有助于调动政府参与主动性，对促进经济体系完善起到间接性作用，使社会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水平。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宏观调控也存在管理失效风险。宏观经济是以计划指导为目标，对今后经济发展趋势的预见，政府根据经济预测展开宏观调控，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主客观影响如：决策依据信息来源真实性、准确性，决策人员专业水平，政府反应要落后市场发展变化，成为宏观调控最大影响因素。所以，及时对政府行为科学引导保证发挥市场调控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发展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发展。
1.2 宏观调控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区域经济协调是宏观调控的目标。政府想要进行宏观调控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是工作目标，也是区域经济协调有效方法。首先，社会经济总量稳定。经济总量指的是某个阶段国家经济活动总成果的数量反映，宏观经济活动指标的集中体现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宏观调控短期目标即是维持社会供给与需求稳定，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这也是区域经济协调重要途径。其次，社会经济发展。基于长远角度分析，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长期建设发展的战略性指导，及时排除经济隐患，促进国民经济进步。区域经济协调具体而言，就是城乡、城市区域的统筹协调，要求两者必须保持同步状态。
1.3 宏观调控是稳定区域经济的根本需求
首先，宏观调控的基础前提就是计划手段，要求政府对区域经济进行短期、长期计划，适应宏观经济管理计划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次，经济计划。以间接形式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间接管理指的是不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是以市场为媒介通过经济手段对经济发展主要变量施加影响，通过市场传导引导微观经济行为，确保达到宏观经济管理标准。区域经济属于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内容，以宏观调控形式进行区域经济协调。最后，行政方案。行政方案指的是行政单位利用行政权力干预社会经济的有效途径。单位以宏观经济形式综合人力、物力应对宏观经济问题，如利益问题，都要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控制。
2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发展问题也随之暴露，尤其是区域经济失衡问题。现如今，我国经济水平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特别是长江、珠江、京津冀，根据所处地理环境看呈高密集状态。但是，想要通过高经济水平地区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存在一定限制，进而出现区域经济发展不均，影响社会总体经济进步。现阶段我国主要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改革初期得益于上海工业与江浙区域农工相辅，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江苏、浙江的乡镇工业和家庭工业发展迅速。此后，汽车、石油化工、船舶产业迅速兴起，使长三角一直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3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想要通过宏观经济控制保持区域经济平衡，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第一要素是政府以宏观经济管理为方法，发挥着横幅作用。综合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与优势、问题，从而创建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蓝图。相对于个体控制，宏观经济控制更能够规避市场风险、进行市场控制，通过扩大投资、吸引优秀人才、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稳定区域经济，有助于控制区域经济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经济水平提高。
3.1 促进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就是扩大投资，鼓励科技创新、扶持第三产业。首先，推动区域经济朝市场化发展，开放市场、建立完善的法律体制和市场制度、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保证产品、生产资料等走进来、走出去，推动社会经济进步。同时，要求政府打破行政性贸易壁垒，发展多元化、互补性的区域市场。其次，鼓励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政府综合有利产业资源，健全指导机制与产业制度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在原有产业资源下以财政刺激形式带动企业走向科技创新，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水平。最后，扶持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包含各类服务和产品，有助于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的同时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政府应在制度政策上给予帮助，为第三产业谋求更多福利优惠政策，并进行劳动力教育培训，提高专业水平、生产效率。
3.2 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
关于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政府应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其中，留下来是将区域高学历、年轻劳动力、具有创新、创造意识的人留下来；引进来则是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资源。具体措施：首先，加强与金融、贸易、投资战略的互动，尤其是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贸的互动。“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现代社会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也是推动留下来，引进来的双向互动。其次，为外来人才提供更多福利政策，将优秀人才放在重点开发区，有助于达到人才流动的聚集效益。再次，政府应加大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就业支持，尽可能缩小与高经济水平区域在卫生、教育、文化、医疗方面的距离。最后，发展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专业水平，更好地适应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3.3 国家战略与地方战略协调
首先，秉承着产业承接和吸收同步、环保、产业技术适度的原则，选择利用适合的产业和技术加以承接。其次，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与自贸试验区建设协调，创建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重塑沿海开放高地优势。“一带一路”地区与自贸试验区叠加，全面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在国内大环境下实现双向投资协调发展。最后，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以政策为导向使本土产业和转移产业实现融合，避免出现转移产业同质化问题。此外，长三角区域政府推动本土产业转向中西区域，基于宏观经济调控下创建优势互补的经济开发区。
论文摘要：住房难题当之无愧地成为政府与百姓共同关注的最主要的热点问题。本文选定美国作为我国法治借鉴的蓝本，从完善调控体系、选择调控模式、运用调控手段等方面归结出美国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一、国际宏观调控状况总览 在世界两大阵营之中，宏观调控问题的解决可谓是“殊途同归”。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现代化市场经济时期。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历史性胜利，使“国家干预经济”在美国、进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被当作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滞涨”为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之后，取而代之的“混合经济”理论开始独占鳌头，八十年代初，经济法体系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逐渐实现了自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市场规制法”向“宏观调控法”的转变。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出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的趋向。反观发展历程，从“政治国”、“经济国”进而到“法治国”，从消极片面的“夜警国家”到全面干预的“国家之手”，从“弥补市场缺陷”的国家干预经济到“塑造国家的未来”的现代宏观调控，法律，尤其是经济法在规制国家行为过程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现代法治国家，宏观调控法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各国经济法的核心内容。从体系架构上讲，各国现行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现代意义上的计划法；第二，政治意义上的经济决策法；第三，各种作为调节手段的法律，可以细分为财税、金融、土地、外汇管理、信贷等方面。在制定法律、构建体系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有所相通，但也各有不同。德国市场经济采取的是社会市场模式，形成了以金融决策及其立法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日本市场经济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模式，形成了以计划法、产业决策法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英国与美国市场经济采取的是消费者导向型模式，形成了以财政与货币决策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 二、美国模式的经济法评析 在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政府都会或多或少地干预市场的运作，[11]差别在于这种干预的力度与方式不同。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政府将传统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方式赋予了明确的法律效力，[12]将财税、金融、外汇等法律化、制度化，进而打破了先期“放羊式”的消极管理模式，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法律法规，二战后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一套日趋完备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宏观调控立法”逐渐成为经济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起主导作用的组成部分。[13]在房地产领域，美国政府同样采取了许多积极的调控措施，集中表现在： 1、美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 美国没有中国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概念，严格的说，应该从美国宪法规定的国会调控权来理解有关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在美国，房地产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依据是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三项的“贸易条款”。从联邦法律来看，美国宪法有关贸易的条款经过最高法院的逐步解释，使联邦的经济管理决策权已经涉及到越来越多的重要领域，房地产领域就是一个典型。 在房地产财税立法方面，美国非常重视对房地产保有的征税，并以之作为调控房地产业运行的重要手段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征收环节来看，大多数国家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而在房地产经营环节征税相对较少。一方面，极大地鼓励了不动产的流动，刺激了土地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高额的房地产保有税率避免了业主控制或低效率使用房地产，刺激了交易活动，这既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繁荣，又推动了房地产市场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在金融方面，为了保障货币政策的实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倾向于制定一系列与金融决策相适应的金融法规。1913年，美国颁布了《美国联邦储备法》（即中央银行法）；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政府开始从金融领域着手大规模地干预房地产市场；1934年，《住宅法》的出台以法律的形式预设了房地产业的发展趋向。 在土地方面，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共同通过环境保护立法的方式部分规定了“土地利用规划”问题；州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调控地方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有关“促进海岸开发”的法规，又如州政府通过颁布建筑、划区、环保等法规加强其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权；州政府还会通过法定的房地产税征收权、房屋征用权强化对土地的管理。 2、美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决策 论文摘要：美国享有宏 观调控职权的组织、机构有：白宫办公厅，财政部，商务部，决策发展办公室，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等，在性质上属于联邦政府的职能部门，但是并未排除了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合法性。 美国政府相继建立了预先批准制度，加强了对进入房地产经纪业的限制；同时又采取一系列住房优惠决策，[14]对购房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保护；颁布、实施各种与土地利用相关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法规，加强了政府对土地的控制；通过设立土地使用价值税、土地填空税收优惠、选址地价税等房地产税收决策，限制房地产商的投资、开发行为；通过提供政府补贴住房[15]等优惠决策，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利益；此外，收集、管理房地产的基础数据也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16]。 三、美国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1、建立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体系 经济法视野下宏观调控与法的融合，是现代国家机器职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当社会本身的力量不足以在私法的第一次调整中维持下去，国家担当起第二次调整的重任。[17]无论是作为“国家战后的疗伤器”，还是“经济危机的救急方案”，当其他一切调控手段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发挥作用，法律手段被当作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时，建立宏观调控立法体系成为大势所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市场经济，对宏观调控法有一种天然的渴求，这种渴求落实在对GDP做出巨大贡献的房地产业[18]之上，即要求我们建立并完善一种可操作性强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体系。 2、选择适合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模式 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因各国社会经济模式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宏观调控模式。美国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更侧重于对财税调控和货币调控手段的运用，调控目标上更关注于对购房消费者弱势群体一方利益的保护；德国受社会法治国家理论的影响，更青睐于以金融调控手段和立法手段的运用，调控目标上更关注于经济实效。而即使在同一类型的社会经济模式之下，宏观调控模式也各有特色，例如，日本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同样是计划法主导型，[19]日本同时重视产业决策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体系，而当时的中国过分强调了经济总体的计划性，严重影响了产业经济的良性发展，最终权力的膨胀遏制了法治的进步。 3、找准规律，活学活用房地产宏观调控手段 在不同宏观调控立法模式之下，同一调控手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功能仍是相通的，区别在于运用手段的力度不同。例如，在多元化选择之下，“财政决策”得到了各国的一致认可，“金融决策”次之，然后是其他投资决策、消费决策等，这是由各种决策功能的不同决定的。财政决策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决策利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首选。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手段的运用也是灵活、易变的。例如，处于经济赶超时期[20]的国家更加重视计划手段的运用，或者同时擅长运用产业决策的调控方式；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稳定期或者成熟期的国家，调控的重心转向财政决策法，进而与金融决策法综合运用。 4、淡化意识形态，回归经济法价值诉求 首先，不同意识形态之下的法治之治，在理念是共通的。例如，对正义价值的追求，无论是美国“资本权力+国家权力”的干预模式，还是中国“劳动权力+国家权力”的干预模式，再到德国对“资本与劳动”的一视同仁，资本主义在“正义价值”层面耦合了社会主义对“公正价值”的追求。[21] 其次，经济法追求的是社会公平，或者说是实质公平，这并不与效率优先相矛盾。在宏观调控领域，首先强调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由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配置，如果分配格局导致差距过大，则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通过财政法和金融法来调控，实现实质上的平等。 再次，对“人权保障、以人为本”理念的强化。马克思将人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任何法律关系问题也都可以最终归结为人的问题。经济法所表达利益的全局性与总括性与个体利益的保护并不冲突，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之家是紧密相连、一脉相承的。 最后，提高政府调控的“服务意识”。正是由于服务理念的缺失，才导致了政府行为的失当。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法课题，它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也是经济法所倡导的法治理念
一、模型与设定
基于研究目的且不失一般性，本文的模型经济中仅包含了作为消费者的家庭以及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并且企业部门由构成CPI的8大部门组成。家庭作为消费者，其追求的目标为最大化其一生效用的贴现值（DiscountedValue）之和；家庭的消费支出由家庭成员为8大部门生产企业提供劳动力所获得的工资来承担。与已有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类似，家庭可以进行物质资本的积累，物质资本积累具有与储蓄类似的功能，进而家庭可以实现其一生消费的平滑化（Smoothing）。通过向企业提供物质资本，家庭还可以获得租金。不过，由于物质资本具有一定的专用性特征，因而物质资本投资存在调整成本（AdjustmentCost）。物质资本投资调整成本的存在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外生冲击发生时，某一特定部门的投资难以及时作出调整，进而使得外生冲击的效用更具持久性（陈利锋，2014b）。已有的研究，如杨柳等（2014）发现这一调整成本在当前的中国是客观存在的。家庭消费的产品来源于构成CPI的8大部门，这些部门的生产企业雇佣家庭的劳动，采用Cobb-Douglas技术生产出具有差异性的中间产品，并将其加总为最终产品；企业将加总之后的产品出售给家庭供其消费。家庭与企业通过以上关系而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构成了本文模型经济的主要元素。模型经济中生活着大量具有无限生命的家庭，这意味着模型经济中不存在家庭的消亡。同样，模型经济中也不存在人口的增长，这一设定主要是为了分析的便利考虑，也可以使我们集中分析代表性家庭的优化问题②。1．代表性家庭的行为家庭成员购买8大部门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消费，并向8大部门企业提供劳动力。与Merz（1995）以及Galí（2013）等已有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类似，家庭不同成员之间是完全风险共享的①。具体的，家庭最大化如下效用函数：其中01为贴现因子，()tCj与和()tNj分别表示第j种产品的消费和部门j使用的劳动投入，和分别为消费和就业的风险偏好系数，为保证稳态存在的参数。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部门j取值为1至8，分别表示食品（部门1）、烟酒（部门2）、衣着（部门3）、家庭设备生产及维修服务（部门4）、医疗保健（部门5）、交通通讯（部门6）、娱乐教育文化部门（部门7）以及居住（部门8）。与王佳等（2013）、Foerster等（2011）的研究类似，基于分析的便利性考虑，家庭对于各个部门生产的产品的消费风险偏好系数以及劳动的风险偏好系数均相同，即家庭成员的消费偏好与就业偏好具有跨部门不变的特征。则资源约束为：其中，j为部门j的价格在CPI中的权重（Weight），()pj为不同部门生产的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ktR为物质资本租金率，tI和tK分别为投资和物质资本；且不同部门由于对于投资品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物质资本投资存在一定的不可逆性，即投资调整或导致成本。基于此，与Christiano等（2005）以及Galı´等（2007）的研究类似，部门j的物质资本的动态积累方程为：2．部门生产企业的行为部门j的生产函数为如下Cobb-Douglas型：其中，j为部门j物质资本对于产出的弹性系数；()tsj为供给冲击，Foerster等（2011）依据美国的数据将其设定为随机游走（RandomWalk）形式，但是我国学者，如王佳等（2013）以及武康平和胡谍（2011）等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建模中均将其设定为平稳的一阶自回归过程。具体的，供给冲击为：其中，为供给冲击的持续性，te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2a的独立白噪声过程，ts为总供给冲击，jv为部门j对于总供给冲击的反应程度。显然，当0jv时，经济中仅存在部门供给冲击；而当1jv时，整体冲击一一对应地反映在部门供给冲击中。3．优化条件基于以上设定，家庭效用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4．市场出清定义1ln()tttPP为整体通货膨胀水平，而1ln(()())jtttPjPj为部门j的通货膨胀水平。依据式（3）可知，二者之间存在如下关系：式（10）意味着整体通货膨胀水平为部门通货膨胀水平的加权平均，这与我国CPI的核算方式一致。式（2）构成了模型经济中的资源约束，式（4）反映了投资的动态变化，式（5）为企业的消费品生产函数，式（7）至（9）为模型优化条件，式（10）反映了部门通货膨胀与整体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式（6）反映了部门冲击与整体冲击之间的联系。因此，模型经济中包含了185个方程（6N2N2176，以及9个外生冲击）。另外，当市场出清时，经济中的总资本为8部门资本的加权。
二、模型的参数化
本部分对上述模型进行参数化处理。以上模型中包含了185个带预期（Expectation）的对数线性差分（Log-LinearDifference）方程，一般而言无法求得显式解，因而只能依赖模型仿真（Simulation）技术刻画外生冲击下模型主要变量的动态反应路径，即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ResponseFunction）。而在得到脉冲响应函数之前，则需要对模型的结构性参数进行赋值，这一方法被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以及之后的研究称为校准（Calibration）。这一过程的目的在于通过使用已有研究中得到的结构性参数，使得本文第二部分建立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结构动态因子模型成为刻画中国经济的框架。1．基础参数的校准对于贴现因子的取值，可以依据我国现实的物价数据进行估算，这一方法为王君斌和王文甫（2010）等所使用。依据我国自2002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4季度的物价数据可知，在此期间我国物价平均上涨的速度约为2%，因而可以将贴现因子的取值设定为0.98，这一取值与He等（2007）使用中国数据估计的结果较为接近。对于消费的风险偏好系数的取值，依据国内外大多数研究估算的结果，这一参数的取值为1。这意味着式（1）效用函数关于消费的函数形式为对数形式，这与王佳等（2013）的研究是一致的。而劳动的风险偏好系数的取值，则依据薛鹤翔（2010）的研究将其设定为6.16。稳态投资成本函数的二阶导数S度量了部门j的投资()tIj对于部门的“Tobin的Q”，即()tj的反应系数，依据Zhang（2009）的研究将其取值设定为-1；跨部门不变的物质资本折旧率的取值，则依据He等（2007）的研究将其设定为0.04。模型经济中包含了8个部门的供给冲击以及总供给冲击，所有外生冲击均具有相同的持续性以及标准差，这一设定的目的在于可以比较相同大小的外生冲击下不同部门响应程度的大小。在已有的研究中，也经常设定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外生冲击对于模型主要变量的影响。依据刘斌（2008）采用中国数据贝叶斯估计的结果，总供给冲击的持续性为0.89，对应的标准差a的取值为0.078。2．稳态参数的校准对于一些涉及部门权重的参数需要采用模型变量的稳态值进行校准。对于度量部门价格在CPI中的权重参数j，可以依据实际数据的平均值进行估算。参考国家统计局在2011年对各部门价格在CPI中所占的权重调整之后的结果，本文依次选取食品部门价格在CPI中的权重1为31.79%、烟酒生产部门价格在CPI中的权重2为3.49%、衣着部门价格在CPI中的权重3为8.52%、家庭设备生产及维修服务部门价格在CPI中的权重4为5.64%、医疗保健部门的价格在CPI中的权重5为9.64%、交通通讯部门的价格在CPI中的权重6为9.95%、娱乐教育文化部门价格在CPI中的权重7为13.75%、居住部门的价格在CPI中的权重8为17.22%。对于部门j对整体冲击的反应程度参数jv，本文采用稳态时家庭在各部门产品上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表示，由于在估算各个部门价格在CPI的权重过程中已经使用这一指标，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对这些参数的取值与对应的j相同。3．名义价格刚性参数与生产参数的校准对于8部门生产函数中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j的取值，本文依据其定义进行估算。具体的，依据定义可知：式（13）表明，对于不同部门资本产出弹性j取值的估算，取决于不同部门中间产品替代弹性的取值。但是，已有的研究并未对这一参数的取值进行相关估计。基于便利性考虑，与已有研究类似，本文设定不同部门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具有跨部门不变的特征，进而依据薛鹤翔（2010）等的研究，将其取值设定为2。侯成琪和龚六堂（2013）对构成CPI的8大部门的名义价格刚性进行了估算，得到的取值分别为0.2698、0.6136、0.5152、0.6871、0.3851、0.5242、0.5993和0.2755；对应的经济整体的资本产出弹性，则依据He等（2007）的估算结果取值为0.6；根据式（13）可以得到构成CPI的8大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j的取值分别为0.3815、0.0419、0.1022、0.0677、0.0833、0.1194、0.1650、0.2066。
三、模型动态分析
定义12345678X为8部门通货膨胀构成的向量序列，t为外生冲击构成的向量序列。依据Foerster等（2011）的研究，本文第二部分的新凯恩斯主义一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结构动态因子模型可以表述成如下形式：基于校准的结构性参数，可以实现对式（14）表示的模型进行动态分析。首先，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仅考察部门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对于通货膨胀的冲击效应，即计算部门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以考察在不同部门的外生冲击下通货膨胀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路径；然后，对通货膨胀的波动进行条件方差分解（ConditionalVarianceDecomposition），以考察不同部门供给冲击以及总供给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的作用。1．部门冲击与整体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基于式（14）可知，各个部门的通货膨胀可以表示成外生冲击及其滞后项的函数，因而可以考察一个单位标准差外生供给冲击对于各个部门通货膨胀以及整体通货膨胀的影响。基于篇幅考虑，本文仅仅考察部门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图1给出了1个单位标准差的负向（Negative）部门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下通货膨胀的动态反应路径，即脉冲响应函数。基于这一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整体通货膨胀水平对于食品部门供给冲击表现出最大的反应，在图1中表现为食品部门负向供给冲击引起通货膨胀最大幅度的上升；第二，整体通货膨胀水平对于家庭设备部门冲击也表现出较大的反应，从图1中可以看出，家庭设备部门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具有仅次于食品部门供给冲击的冲击效应；第三，交通通讯部门、医疗保健部门、衣着部门以及总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也具有较强的冲击性效应；第四，居住部门以及娱乐教育部门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作用初期相对较小，之后呈现递增并逐渐收敛的趋势；第五，烟酒部门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冲击性效应在构成CPI的8个部门中最小。另外，整体通货膨胀对家庭设备部门冲击、交通通讯部门、医疗保健部门、衣着部门以及总供给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呈现“驼峰状”特征。这与已有研究，如薛鹤翔（2010）、王君斌和王文甫（2010）所发现的外生冲击对于产出等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类似。更重要的，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表明了部门外生冲击与整体外生冲击对于同一模型变量的脉冲响应具有显著性差异，并且不同部门的冲击与整体冲击的效应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些发现都意味着忽略部门之间的异质性来考察外生冲击对于模型变量的影响，可能引起模型结论的偏误。2．整体通货膨胀的条件方差分解式（14）反映了部门通货膨胀与部门供给冲击的关系，式（6）反映了部门冲击与总供给冲击之间的联系，式（10）反映了部门通货膨胀与整体通货膨胀水平之间的联系。基于以上三个方程可以对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进行条件方差分解。与一般的方差分解不同，条件方差分解的原理如下：其中，tF表示方差分解的值。式（15）表明，条件方差分解的结果依赖于所选择的时期。一般而言，条件方差分解的时期选择设定为第1个时期或者最后1个时期。由于本文结构性参数校准过程中估算参数取值的样本时期为2002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4季度，因而选取2002年第1季度作为条件方差分解的基准时期。基于以上设定，本文对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进行了条件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在图2中。需要说明的是，图2中我们以2002年第1季度作为第1个时期，2002年第2季度为第2个时期，其余依次类推，因而2012年第4季度为第44个时期。同时，为了分析的便利，本文将外生冲击的整体效应标准化为1，因而各个外生冲击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中的作用全部转换成百分比。图2给出了构成CPI的8大部门外生供给冲击以及总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基于这一条件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分析各种不同的外生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各自作用的大小。图2表明，在本文考察期内的大多数时期中，食品部门供给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衣着部门供给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的作用仅次于食品部门；总供给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的作用仅次于食品部门与衣着部门；而家庭设备部门、交通通讯部门、医疗保健部门、居住部门、研究部门以及娱乐教育部门等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的作用则相对较小，不过却具有相对较强的持续性，这种冲击效应的持续性具体表现为在本文考察的44个时期内，这些部门的供给冲击均对整体通货膨胀的波动存在显著性效应。
四、结论与展望
在一个封闭经济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结构动态因子模型中，本文考察了构成我国CPI的8大部门的部门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影响。在采用我国的现实数据对结构性参数进行校准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采用脉冲响应函数考察了各个部门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食品部门供给冲击对整体通货膨胀冲击效应最大；更重要的，部门冲击与整体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具有不同的冲击性效应，这意味着如果忽略部门之间的差异而基于整体经济建模，以考察外生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效应，则可能由于模型设定引起模型结论的偏误。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条件方差分解的方法考察了不同部门的外生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食品部门冲击、衣着部门冲击与总供给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其余部门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却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已有的大多数研究均忽略部门之间的差异而考察整体冲击的效应，本文则在考察部门之间异质性的基础上，考察了不同部门的外生冲击以及总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效应。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将不同部门微观主体的决策行为与宏观经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因此，采用本文的模型所得到的结论，可能比基于整体经济建模所得到的结论更加精确。不过，作为尝试性研究，本研究仍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1）现实经济是开放经济①，而本文则基于封闭经济建模。因此，一个可行的改进方向是，基于开放经济构建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结构动态因子模型，对部门冲击与整体冲击的效应进行分析。（2）本文在建模过程中未将劳动力市场动态考虑在内②，因而，一个可能的扩展是，在本文模型中引入劳动力市场动态，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Imbs等（2007，2011）的研究；（3）本文的研究表明，部门冲击在推动部门通货膨胀的同时也推动了整体通货膨胀水平，那么，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当现实经济中出现了部门通货膨胀但并未产生整体通货膨胀时，货币当局（MonetaryAuthority）是否需要对部门通货膨胀做出反应呢？换言之，货币政策究竟应该对哪些类型的通货膨胀做出反应？本文并未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因而，一个有价值的拓展的方向是，在本文模型中引入货币当局，并考察最优货币政策选择机制。
作者：陈利锋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基本背景
2001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过程，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和新问题。从2000年开始，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高水平上；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进入了周期的上升阶段。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苗头和一系列不稳定、不健康因素。主要是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银行贷款增速偏高，引起煤电油运供应紧张，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粮食产量连续四年下降，市场粮价大幅度上涨。
分析其背景，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拓宽了产业发展的空间；改革的推进使市场主体的活力逐步增强（好的企业，例如民营企业增多）；市场环境逐步改善等。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来自市场的内生性因素不断增强，需求自主增长能力明显提高。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拉动了产业升级。居民在住、行等方面购买活动的旺盛，拉动了住宅、汽车等产业加快发展，进而对产业链条发生了辐射面十分广泛的拉动，带动了产业结构变化和升级。以信息生物产业为先导，住宅、汽车产业为支柱，传统产业全面改造为基础的产业升级主线越来越清晰。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带动了城市化进程加快。伴随着城市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速度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和劳动力向城市加快转移，我国城市化进入又一个活跃时期。1998－2005年间，城市人口比重年均提高1．4个多百分点，比1992－1997年间的年均速率提高0．4个多百分点。城市化为产业升级创造了必要的环境，与产业升级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关系。经济结构转换的能力明显增强，产业自主发展的水平提高了。
这一发展背景下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化以及体制机制问题形成的低成本扩张。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也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的过程。此次增长起源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房地产、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房地产、汽车作为代表消费升级方向的终端产业，与食品、轻纺、家电等传统的终端产业比较，对重化工业和能源运输产业的需求要大得多。2003年与2000年比较，钢材产量翻了一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从产业联系的角度看，住房、汽车是终端产业，重化工业是中间产业，能源、运输是基础产业，相互之间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房地产和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对钢铁、水泥、有色、石化、机械装备等重化工业产生巨大需求，打破终端产业和中间产业原有的供求平衡；重化工业的加快发展也必然对煤、电、油、运产生巨大需求，并打破中间产业和基础产业之间原有的供求平衡。新一轮产业结构失衡导致新的市场供求缺口，并引起价格上涨，形成一些行业利润丰厚的发展空间，刺激相关产业迅猛增长。重化工业、能源运输产业都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其加快发展必然导致投资高速增长。可以认为，这一轮投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新出现的市场供求矛盾的适应性调整。在原有的产业均衡被打破、新的产业均衡尚未形成时，必然出现由结构剧烈变化导致的一些方面的迅猛发展。
从体制和机制角度看，由于约束和补偿机制的缺陷，导致了低成本扩张，加剧了扩张的力度。第一，土地开发成本很低。土地通常以协议方式转让，不能通过市场化交易反映真实地价，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不健全或不能严肃执行，一些地区甚至以零地价进行招商。第二，资金使用成本很低。扩大内需背景下，银根宽松，资金价格很低，而在经济升温、货币需求增加、物价上涨以后，利率却没有变化。第三，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成本很低。环保和资源利用方面缺少必要的准入标准和补偿标准，建设项目几乎不计环境、资源的使用成本。我国矿产资源税目前还是按照实物量征收，在煤炭等资源价格大幅上涨时，对资源开采的补偿明显偏低；而且煤、电价格脱节，资源型产品价格的上涨没有相应传导到最终产品。凡此种种，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经济运行和投资扩张成本低的背后，潜伏着一系列体制缺陷，如政府干预过多，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市场机制不健全，价格不能反映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投资风险约束不到位，等等。
综合起来看，是经济增长空间扩大和经济活动成本偏低的矛盾：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产业升级和剧烈的结构变动，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新的增长内容使工业化与城市化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都形成新的巨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土地、资金、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使用成本又很低，容易导致不计成本、忽视效益的低水平扩张，不利于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妨害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因此，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本质上是结构、体制和增长方式问题，是结构矛盾和体制缺陷的综合反映。
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供求紧张，并导致粮价和食品价格较快上涨，其原因和背景则与1978－1990年期间有了很大不同。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1万亿斤；另一方面，城乡居民的粮食消费量则趋于稳定。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从1986年起持续减少，其中城镇居民人均粮食购买量从138公斤／年逐步降低到1995年的97公斤／年；农民原粮人均消费量也保持在1987年的259公斤／年的水平上。到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粮食购买量降低到78公斤／年，农民人均原粮消费量降低到218公斤／年。同时，猪牛羊肉等粮食转化产品购买量也趋于稳定。其中城镇居民人均购买量保持在23公斤左右／年，农民人均购买量保持在16公斤左右／年。年度粮食消费量大体稳定在9700亿斤左右（由于对社会粮食存量，特别是农民家庭粮食周转存量估计上的差异，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为9300亿斤）。在此背景下，粮食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形势，我国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出现根本性改变，并导致了市场粮价持续下降，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市场对粮食生产的调节作用仍导致粮食产量持续减少。正是市场的这一调节作用，导致了2003年粮食产量降低到8630亿斤的水平，人均粮食产量降低到666斤，低于1982年的水平。同时也使粮食供大于求格局得到改变，创造了粮价较快上涨的条件。总体看，这是市场调节下粮食生产适应粮食需求的调整活动，由于市场调节机制以及政府调控职能各自存在的问题，使其表现得比较激烈，波动幅度比较大。粮价和食品价格上涨，成为推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对低收入家庭的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也使政府和社会各界重新认识到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注意加强了城市化进程中对基本农田和粮食生产能力的保护。
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
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起大落，国家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调控的重点，一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和批租；二是银行系统的资金供给。既调控这些要素供给的总量，也调控其投向（明确了控制发展的行业）。由于对非典冲击经济后果的担心，2003年的调控力度比较温和，而且主要运用经济手段（例如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进行。到2004年一季度，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方面的投资过热苗头明显，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比较突出。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央政府果断加大了调控力度，在进一步强化经济手段调控的同时（两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实行差别准备金率制度），开始动用必要的行政措施（冻结土地审批一年，要求地方与中央保持一致，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进行直接审查，对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查等）。通过法律经济手段，并辅以行政手段，对部分行业投资进行直接管理，有效控制了土地和资金等关键要素的供给，抑制了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冲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居民的自主投资，从而缓解了信贷、投资增长过猛，以及土地开发和城市发展对部分居民利益侵害较多，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农业、能源运输等基础产业的支持力度，在市场需求和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经济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此外，还加强了煤、电、油、运的生产调度，加快了规划内的铁路、电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经过这些工作，有效抑制了暴露出来的问题，继续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进入2005年以后，宏观调控措施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进一步增强，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面分析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加注重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和力度，更加注重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要求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综合运用财税、货币、土地供给等政策手段，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控制投资反弹的同时，重点稳定房地产价格、控制房地产投资重新过热；化解外贸顺差扩大带来的贸易争端；与此同时，着力进行改革攻坚，在农村税费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都迈出了重大步伐，并取得显著成效。这些改革对解决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弊端，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都有长远和基础性的作用。这次宏观调控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其特点主要表现在：（1）审时度势，主动调控。（2）区别对待，有保有压。（3）措施配套，注重实效。这次调控既运用我国以往几次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又根据新的情况有所创新，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并同深化改革紧密结合，注重实效，标本兼治。
宏观调控的成效和面临的新问题
在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呈现稳定增长状态。其主要特征是增长速度较高和物价水平较低的组合。2003－2005年，我国GDP可比价增长率持续保持在10％左右，物价涨幅最高为3．9％，2005年已经回落到1．8％。
在这一增长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供求总量关系呈现大体均衡状态。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存在比较普遍的短缺现象。从生活消费品到工业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短缺，这是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波动的重要原因。在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基础上，这一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大多数商品和服务已经不存在短缺现象。近年来经济加快增长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原材料和能源交通短缺的情况，但没有导致各种商品的普遍短缺和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上涨，在市场调节下，随着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大，这些方面的短缺状况得到缓解。到2005年，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价格已经稳定，而且显现出生产能力过剩迹象；能源交通的短缺也在逐步缓解。事物的运动，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控制需求，使经济总量的不平衡趋向平衡，目标明确，相对好操作；但在大体平衡的状态下，稳定供求增长，继续保持平衡，目标则不易确定，操作难度加大。控制力度小，可能出现新的投资反弹；控制力度大，又会导致需求不足和经济偏冷。
第二，市场调节的广度和深度明显增加，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提高。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一是企业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基本由企业根据市场决定。二是绝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由市场供求决定，与国际市场相联系的全国商品市场已经形成。金融、劳动力、技术、土地等要素市场也处于发展过程中。三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01年我国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60％。随着这些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突出，基于市场调节的消费、生产投资活动在经济增长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经济自主增长能力明显提高。与此联系，经济结构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性调整能力也明显提高，近年来原材料工业和其他供给短缺的行业，都出现了快速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场价格的引导。因此，注意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成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
第三，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弊端在更深层面突出出来，行政性的投资冲动仍然比较强烈。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的机制和行为都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市场方面，突出表现为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土地、能源和其他紧缺资源、资金等难以通过市场价格变化反映其稀缺程度，也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就助长了资源、资金需求的快速扩张。政府方面，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介入过多，对一般经济建设活动参与过多；财税体制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政府热衷于上建设项目、参与地方各类投资活动。市场和政府两方面问题的结合，就形成了不计成本、不顾风险、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的行政主导投资热，集中在城市发展和建设方面表现出来。控制难度大，如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宏观经济形势的这些特点，要求既要有效控制行政性的投资热，以及市场引导的投资过快扩张；也要注意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保护和引导好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既要控制需求过快增长，又要防止需求不足。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宏观调控的难度实际上是加大了。要求必须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灵活性、预见性。必须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保持社会供求总量的基本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持续的平稳较快增长。
经济增长面对的另一个情况是，重化工业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比较大。而这些产业的特点是，经济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大，对环境的影响也比较突出。这些产业的发展，既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更加注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特别是注意提高经济增长对人民综合福利的贡献。此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也是加工制造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时期，要求必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现代制造业。
从未来经济增长看，还面临处理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投资与消费关系的问题。2005年以来，在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从总量关系方面显露了两个问题：第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据有关分析，当前我国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水泥、汽车等方面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比较严重；纺织、电力等行业也潜伏着过剩的危险。与此联系，相关产品价格大幅回落，企业利润大幅度降低，亏损企业增加，产品库存增加。第二，进出口贸易不平衡的矛盾突出。2005年贸易顺差达到1019亿美元，为上年的两倍以上。这两个情况表明，我国经济总量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从局部的供给不足，部分产品价格上涨过快，转变为局部需求不足。而国际市场需求对我国产品销售的影响明显扩大（贸易顺差增加也是我国产品净出口增加）。这就要求必须重视需求、主要是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从国际经验看，大国经济都是以国内需求为主。对外部需求依赖过多，会給本国经济增长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而且也不利于协调与他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扩大国内需求有两种选择：第一，扩大国内投资。其特点是可调控度高，见效快。199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针对国内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尚未启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为了防止经济持续回落，政府采取增发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的做法，并取得明显成效；第二，扩大国内消费。其特点是可调控度低，见效较慢。
按:1999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就“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进行了专题研讨。以下是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讨论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当中始终没有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在具体工作当中碰到的比较尖锐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尽管市场经济进展到现在,政府究竟哪些事情能干,哪些事情不能干,实际上还不是很清楚。现在采取的许多宏观经济措施还是政府主导的,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三年国企解困、债转股、开发大西北、发债1000亿、配套贷款1000亿、限产压库等等。这些宏观政策实际上都暗含一个前提,政府是可以驾驭市场经济的。实际上,这个前提本身不存在。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已经不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信息、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资源来确保经济运行逼近多重目标。对于一些经济总量,比方说总投资、总消费、总股价、总价格水平、总储蓄,政府目前也没有办法确保它们的总量和速度。
第二,有关金融改革。目前,对金融改革的不同学术观点相当多,存在很多争议。金融改革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剩下的是三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利率自由化、人民币可兑换。中国金融改革的顺序和其它国家相反,我国是金融改革都改完了,最后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别的国家金融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利率市场化。从中国整个价格体系来看,所有的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唯独利率价格目前还是管着的。能不能管得住是个问题。
第三,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效果有多大?这两年来,原来觉得财政政策可以引致出需求来,现在看来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多,特别是在消费和非国有投资的增加方面,引致出来的总需求也不是那么大。货币政策究竟在中国有多大作用?现在看来,货币政策在中国是困难重重。基础货币增加比较慢,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比较堵塞。利率已经连续7次下降。1年期存款的名义利率已经到了2．25%,名义利率已经基本降到谷底。尽管通货膨胀率是-3%,实际利率是5．5%,但一个国家的名义利率不可能再低。其它政策,如公开市场政策也不行。工农中建现在手中拿的国库券是最好的资产,不可能卖给央行。扩大再贷款,现在大家不要你的再贷款,这也比较困难。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结构变化中,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发展起了一个很大的非国有部门,它占74%的工业增加值,63%的GDP。但是,我们没有发展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大问题。非国有机构在整个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不到20%,这还算上那些国有股份制企业。自然产生的问题是,创造了不到40%国民总产值的国有部门占有着大多数的金融资产,而创造了70%产值的非国有部门占有着少部分的金融资产。这就产生了双重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坏债发展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发展受到融资的限制。1998年中央政府、中央银行积极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贷款。但是1998年尽管增量有所增加,但非国有经济总的感觉是融资渠道在收缩、在下降。因此,1998年非国有投资第一次出现历史上下降的局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也不能发展。因此,当前宏观经济的问题确实直接和金融体制的问题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改革是当务之急。
怎么实现金融体制的改革呢?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教训是,你想改革这个体制,第一步要做的是去发展新的东西,而不是先去改旧的东西。第二,没有新体制的发展,没有竞争的发展,是不会改革的。国有经济现在之所以改革,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很大发展,市场竞争的很大发展,逼着它去改革。金融体制也是这样,金融体制现在最缺的是竞争。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开放和外资机构的进入。对外开放了,对内竞争怎么发展。而且对内竞争的发展能够培养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水平,能更好地应付国外历史悠久的机构进入中国后的管理问题。我认为,现在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金融应该作为首要的任务来做。这件事情做好了,其它很多事情会跟上,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改革。最近我们作了一些调研。浙江有些信用社是真正私人的信用社,坏帐率为0．06%。地方的中小银行之所以能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因为它运用了许多地方的信息,它的交易成本可以很低,效率可以很高。因此,第一步是创造竞争性的环境。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的运用问题。货币政策现在的效果确实有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通货紧缩、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恰恰是由于金融体制的问题造成的。但是,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并不是说不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即使搞财政政策,也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所认识。谢平刚才讲过,财政发债券,银行巴不得拿债券,它可以当好资产,一年就可以不干事了。然后基础货币不能增加,债券就有了挤出效应,政府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挤掉了一部分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因为政府投资等于把贷款吸过去了,而基础货币并没有增加。如果可以通过其它渠道,比如增加基础货币来发债券。因此,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技术操作问题,也是这几年在宏观政策研究和操作方面值得吸取的教训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宏观司司长李晓西:先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财政政策走来走去,走到了金融改革。大家都知道,财政政策中关系重大的是发国债。发国债这个问题,本来是财政政策,但往前再走一步,就是货币政策,和货币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相关。我们现在的公开市场操作过程中的债券和品种很少,短期的更少。因此,需要丰富的国债品种,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我们现在发国债,都是商业银行接收。商业银行接收后,是在银行间市场上进行交易,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没有沟通起来。因此,国债公开市场操作没有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限制了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也限制了财政政策发国债对经济的作用。一个新的问题是:这两个市场之间能否有一个沟通?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市场呢?各类资本市场的统一就涉及到如何理顺央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关系。一步一步推下去,就会发现,财政政策确实需要金融体制改革的配合。顺便说一句,两个市场沟通起来,需要利率市场化。第二个例子是,从货币政策往前走一走,也会走到金融体制的改革。货币政策最集中的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和上一年相比,M0、M1、M2差不多都增长15%左右,而且货币政策该放宽的都已经放宽。但最近的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了3500家企业,反映的第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问题。一方面,资金供给已经放得比较宽;另一方面,企业感到资金还比较紧张。这如何解释?这就涉及到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利率没有市场化。利率没有市场化,判断货币供给的多少,就没有利率这个最准确的标准,而只能是看同比。同比的问题是,和5年、10年的平均数相比,感到比较合理;可是和超常时候相比,感觉到比那个水平要低。但实际上很难说清是否正常。一方面水库里有水,一方面地里的小苗感到干渴,没有水喝。这就说明我们整个金融体制的传导机制发生了困难。首先,中央银行再贷款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宁可去买国债,宁可少担当贷款的风险,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是不对称的。同时,它自己设立的约束机制也非常强,有信贷员终生负责、三级审贷制等等。商业银行从本质上来看,是国家银行,可以到财政部核减亏损指标。它要是不盈利,是不是就不生存?如果真是西方类型的银行,就不能生存了。不赚存贷利差,凭什么生存和发展?因此,要改革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行为真正商业银行化。货币政策要真想知道供给量的多少,知道钱流到企业中去能否用得起来,就必须要改变金融体制。
三个结论。第一,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相对过剩的阶段,我们的改革也到了攻坚阶段。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统揽全局”。我认为这是改革到目前阶段不能回避的主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改革的推进,发展很难持续。第二,小的政策调整、小的改革,也有助于宏观调控。另外,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是短期的,体制改革是中长期的。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小的制度调整,短期就见效。比如同行拆借市场,现在允许进来七家证券公司,情况马上和原来有变化。大的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当然需要很长时间。就体制改革本身而言,很多小的制度改革,不要忽略。第三,经济体制改革从总体上看是渐进的。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和激进相结合的。一个阶段是激进,一个阶段是渐进。对于激进还是渐进的判断,不能仅从速度来看。有些东西的变化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就是激进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副所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说经济形势好,GDP前三个季度增长率为7．4%,在世界上是很好的指标;净出口在增长;经常项目的盈余在扩大;公布的数字说企业的效益在转好,等等。坏消息也有,物价持续下跌;财政赤字在增加;失业率并没有改善;收入水平看来是在下降。人民银行最近公布存款数据,居民存款在下降,企业存款在增长。对居民存款下降的解释是7次降息加上征收利息税。更基础的原因是收入跟不上。各方面的消息非常混乱。最近得到武汉的一个消息是,尽管7次降息加上加税,武汉的居民储蓄存款仍在巨额增长,据调查,老百姓说存款仍然是储蓄的主要形式。我是倾向认为武汉的居民是对的。目前我们没有几种储蓄形式,实物储蓄没有,股票、债券不能染指,只有存款。消息的混乱,不是一个好现象。从1996年开始,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极为矛盾的状况。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大家都谈结构调整,讲这个词时,大家心里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经济学词典里,特别是官员讲结构调整,就是长线和短线。长线压一点,短线增一点。现在的结构调整则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它是在全世界进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次,是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是在全球经济过剩、通货紧缩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几个背景是非常强的背景。从中国的情况看,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更新它的科技基础,总体来说要提高经济效益。这样一些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此,我们将会有一个长期的中速发展过程。
说得具体一点,现在的有利因素有一些,第一,中国事实上还在完成工业化,工业化是能解放生产力的,从供给方面会有增加,从需求方面也会有贡献。第二,它在进行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尽管没有改革初期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净的效果还是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三,中国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了这样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措施都从传统的控制通货膨胀为主的基点转向促进需求这样一个基点,这是很大的一个制度性的变化。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大的条件存在,中国经济不会太差。
1宏观经济管理的演进历程
宏观经济管理发源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二战后世界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建设时期，在经济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开始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的分析，这是对战争的反省，同时也是对金融体系世界层面上的重要反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谈判过程中，西方国家看到了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的价值，开始告别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说，最终形成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广泛认同，进而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经过60多年的发展，国际市场经济体系在宏观经济管理的条件下，得到了迅速发展，避免了多次经济领域的世界性灾难，这使得宏观经济管理得到全面地认可，进而确定了宏观经济管理的价值和功能。在美国金融风暴的影响下，世界看到了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价值，在主体经济领域人们对宏观经济管理已经取得了共识，认为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要想获得高效、稳定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全面的宏观经济管理，通过宏观经济管理的全面开展和运行来实现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与发展作用。
2宏观经济管理中更好地体现对市场经济发展价值的措施与方法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宏观经济管理，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市场无法自发消除垄断，市场不能够完全体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场不能有效地处理外部经济的问题，市场调节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等。我国的企业为了创造出更大、更多的经济利润，于是纷纷引进国外的最新技术、最新设备，并且加大产量和发展的步伐，以便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占领市场，盲目生产，这样就造成了供大于求的结果，而这些都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加以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非常严峻，西方发达国家实行贸易壁垒，因此，应该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完善和提高，才能满足我国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
3结语
宏观经济管理是从宏观上对市场和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是以区域和国家为主导层面，以政府和主管部门为主体，对市场的资源和发展进行调控和干预，是市场经济体系中重要的途径与方法。宏观经济管理是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与更高高度上对市场经济的调节，对于市场经济建设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深刻的意义，对于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价值更加深远而有效。经济学界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宏观经济管理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要立足于市场经济的特点，在强化宏观经济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层次，在结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实际的前提下，以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为出发点，全面提高宏观经济管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进而创建出宏观经济管理的策略，实现对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保护与支持作用。在宏观经济管理的工作中，应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要树立科学的、批判的思维和方法，在“拿来主义”的引导下吸收国际上宏观经济管理先进的理念和现代化的方法，做到对宏观经济发展的促进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为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立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使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更加符合现代化与市场化的要求，为经济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管理的基础。
作者：李敏 单位：黑龙江省火电第三工程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