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1 22:32: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传播社会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网络动员 作用机制 自媒体
当前自媒体规模庞大发展速度极快，社会影响力日益剧增，舆论的聚合效应凸显，其在舆论场的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现阶段国情所限，社会化的自媒体所承载的社会功能远高于一般的沟通工具与信息途径，它承载着包括内容传播、法律审判、国际博弈、商业营销等各种功能。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敏感话题、民生等问题时，自媒体中各种言论会纷纷出现，正确的与错误的、主流的与非主流的、情绪化的与理论的观点相互交织，使得统一认识的难度加大，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频繁发生的网络动员活动，正在对我国社会和媒介生态格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成为近年来的网络热点和政府管理难点。
一、当前我国自媒体网络动员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通过对相关期刊、文献整理分析后发现目前学术界对网络动员该课题有一定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动员的管理。这一方面典型的研究如南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徐祖迎博士其毕业论文就是研究《网络动员及其管理》，在这篇研究论文中，他分析了网络动员如何成功发起以及网络动员对传播双方的不同影响，论述了网络动员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评价的二元对立、侵犯公民权利、对公正审判的干扰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尊重和保障民众网络表达权的基础上，对民众的网络表达权进行合理的限制。
2、网络动员机制研究。这一方面研究的文章不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涂光晋教授2013年01月发表于《新闻界》的《基于新浪微博平台的网络动员机制研究》。这篇论文研究根据参与者卷入程度的不同,将微博动员分为线上动员和线下动员两个层次,并试图从社会心理和人际传播两个角度分析微博动员区别于以往网络动员的新机制。
3、网络动员的应用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网络动员的具体应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网络公益的共意动员》、《网络动员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免费午餐’为例》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倪宁教授2012年9月发表于《国际新闻界》的论文《全球性网络动员如何可能?――基于《KONY 2012》的案例考察》，通过分析网络动员的资源优势与动员机制，提出全球性的网络动员情感建构，可以从两个层面：1、道义感的情感唤起；2、草根化的身份认同。该论文认为网络动员是构建全球公共领域的有益尝试。
通过对上述关于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研究文献整理分析后发现，目前我国对自媒体网络动员有一定的研究，但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有些分散、零碎，综合性的研究也一般基于行政管理或社会学的视角。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研究目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自媒体网络动员成因、类别等基本问题尚无具体统一的界定；二、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研究较零散，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如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社会心理机制、人际传播机制、资源动员机制的等研究都只存在于个别论文的零碎片段中，缺乏整合。三、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政府控制与调节缺乏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对策。
二、当前我国自媒体网络动员研究中的难点
1 海量的资料与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
“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及管理对策”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选题，它会涉及到众多的自媒体网络动员事件。自媒体网络动员事件参与的人物大多匿名、分散、去中心化，@些网络动员事件的相关信息庞大，时常属于亿计，对如此巨大且分散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有着较大的难度，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与技术分析能力。
2 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
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的研究目前尚无整体论述，需要做出理论性的解释框架。这些研究涉及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对研究者的基础理论积累要求较高。本课题研究者学科理论背景为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统计学等虽然有所接触，但目前未有更深一步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积累。因此，如何把握与整合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成为该选题涵待解决的问题。
3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自媒体网络动员监控、引导、管理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工程。自媒体网络动员虽然存在着如成员相对匿名、波及范围广、随热点的转移快速爆发和消退、去中心化、组织性差、难以控制等特点，但是现阶段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产生、扩散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的，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支撑对相关IP及数据的整理分析。如基于互联网IP、cookies、网络机器人等技术：在用户层面可以明确的分析是谁、他的喜好、传播了什么事件、传播地点、传播内容、传播使用媒介；在内容层面，可以明确展现话题关键词、内容热点、话题讨论的集中区域、内容转载频次；在自媒体网络传播媒介方面，可以明确呈现不同媒介的话题量、介入方式、扩散方式。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管理应该着手建立基于大数据的自媒体网络动员监控、引导、管理体系。网络事件都有着特定的要素如时间、地点、人物、内容等，技术方面可以针对相关关键词作监控，如4月3日晚“朝阳区798艺术区的和颐酒店遭遇陌生男子袭击”这一网络动员事件，如果有将朝阳、袭击等作为关键词监控，并设定一定的警戒级别，及时推送到相关管理部门，可以在网络事件发起的初始阶段及时涉入，增加应对主动性。同时也应该建立自媒体网络动员管理的责任清单制度，及时处理与反馈。
立足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建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网络动员监控、引导、管理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工程。除了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全景、作用机制、政府管理方式与经验有全局的研究外，它还需要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有一定的研究。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的研究要能够导出一套衡量内容、传播、事态的变量，变量的导出需要大量数据、资料、案例的整合分析，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统计学相关的知识。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工程量大且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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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基地是在浙江省社科院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基础上成立的。在过去的10年中，在理论研究上，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共承担全国社科基金课题、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以及福特基金会、加拿大CIDA等国际基金会资助课题十多项。在教学上，与浙江师范大学联合招收社会学专业女性社会学方向硕士生，在浙江师范大学法政经济学院为社会学专业硕士生教授女性社会学必修课，在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和美国密西根大学联合招生的妇女学研究生班上，负责设计“社会性别与中国社会”课程和组织师资，并教授“妇女越轨与对妇女的越轨”专题课程。同时，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还承担了“妇女性健康热线大学生志愿者培训”、“浙江省地市工会女工部长社会性别意识培训”等培训项目以及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社会一心理一医学新模式救助妇女”、“浙江省女性健康热线”等行动项目。
今后3年基地的工作思路主要是：继续以研究为中心，以教学和行动为两翼，三者合一、三者联动；争取得到单位领导、有关部门和学界主流进一步的支持；继续提升相关能力，增长相关知识，包括学术研究、教学、行动、组织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开拓知识性的行动，积累和传播行动性的知识；进一步推进浙江省妇女研究、妇女学教学和有关行动，担当积极的协调人的角色；进一步在全国女性社会学建设和发展中发挥骨干作用；在推进全国妇女／性别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相关行动中，发挥积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今后3年的计划主要有：(1)在学术研究方面，继续协调全国有关研究力量，组织出版妇女发展蓝皮书系列；进一步开展有关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反对商业性易及预防妇女犯罪方面的研究，出版有关的专著；继续发展海峡两岸妇女学界的交流，编辑出版台湾妇女学界的研究论文；广泛深入地开展妇女学，尤其是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发表更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工作，推动青年骨干的成长。(2)在教学(培训)方面，继续在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生中开设女性社会学必修课，并尽可能扩大女性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生招收人数；进一步指导学生撰写具有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努力培养一批既掌握妇女理论，又具有较高女性社会学专业理论水平的专业人才；根据已有的力量，积极组织和参与有关妇女学方面的科研人员培训、师资培训I和学生培训。(3)在学科建设方面，继续在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在课程设置、学术研究和项目行动方面，发挥骨干作用和组织协调作用；进一步协调全省和全国力量，根据新的成果，出版女性社会学方面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发挥“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的力量，以一种新的活力，更广泛和深入地推进妇女／性别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妇女研究会、中国社会学学会等主流学术机构，以及中国社会性别与发展(GAD)网络、全国反家暴网络等妇女非政府组织建立更多的联系，以进一步发挥该基地在全国学科建设中的地位。
二、陕西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近年来，陕西省委党校在妇女，性别研究及干部培训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在培训渠道上不断拓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妇女理论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主体班次，已成为市厅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县委副书记县长进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优秀科级干部培训班的必上专题；发挥“三秦大讲堂”平台，邀请著名妇女发展研究专家宣讲妇女研究新成果。二是利用党校优势资源举办不同主题的培训班。(2)在培训内容上不断完善。在主体班次、领导干部研究生班开设的“当前领导干部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中，设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妇女发展与社会和谐”、“领导艺术与女性参政”等专题。在面向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开设的《宪法学》、《发展社会学》等课程中，都设有“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国策”等内容。培训内容越来越全面、系统、深入。(3)在培训能力上不断提高。陕西省委党校现有教授和专家学者100多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专家学者。这些力量分布在不同的教研部门，从事哲学、经济学、法学、党史党建、科社理论与实践、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妇女理论与实践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4)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创新。近5年来，基地有十余人次参加了各种层次女性问题理论研讨，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未来3年内，该基地争取打好基础，有所突破。一是科研有所突破，在3年内出版1-2本女性学方面的专著、1本论文集。二是培训有所突破，在培训的人数、内容和质量上更能满足需要。三是结构有所突破，与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和妇联建立更加广泛深入的联系，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基地将从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不仅关心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更关心社会公平环境；不仅注重政策体系完善，更注重实践推进进程；不仅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更重视热点问题探讨；不仅支持女性学者投入研究，更要吸收男性学者参与，力求将为进一步推进妇女，性别研究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辽宁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辽宁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是在成立于1998年的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基础上成立的。在过去的几年中，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每年专门举办辽宁省妇女领导干部培训班1-2期，共培训女性领导干部近500人次。开设妇女观研究、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妇女干部成长的心理路程等专题课，并且多次举办有关妇女问题的专题研讨会，发挥教员、学员二方面的科研优势，集中对妇女解放理论新发展、女性领导干部成长规律，尤其是对于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中女性存在的突出、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取得良好成效。如《可持续发展需要妇女的参与》、《影视传播与妇女生存环境》、《妇女参政优势互补》、《加入WTO对中国妇女就业的影响和对策》等论文在《中国妇女》、《党政干部学刊》等全国、全省较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并且每年都有论文入选省妇联所举办的各类研讨会。
今后3年基地的工作思路和计划是：要充分利用本校教学、科研优势，发挥党校教育的特点，以理论为指导，实行跨学科、多角度对妇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继续深入研究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基础之上，更加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对于妇女参政、妇女教育、妇女权益保障等问题要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与学员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1)要重新整合研究力量，加强学科队伍建设。要以基地为依托，发挥本校妇女问题研究专家的学术带头作用，并吸纳有热情的青年教师，尤其一些男教师参加，从男性视角研究妇女问题，力争建立一支跨学科、多层次的研究队伍。同时，又要借助外力与有关部门同行专家联袂攻关。(2)扩大培训规模。把妇女／性别研究纳入学校主体班教学计划之中。增加专题讲座的数量，并且要根据不同班次、培训对象设置课程，抓住热点问题进行互动式教学，加深学员对妇女／性别实践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推动妇女，性别问题研究。(3)设立专项课题。实行校内招标，并发挥全省党校系统优势，跨市区组织课题组。对于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妇女工作难点问题追踪调研，为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服务。(4)扩大学术交流。每年要随时举办专题研讨会，聘请省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来此讲学，拓宽视野，开阔研究思路，并及时组织参与全国、全省各类妇女／性别问题的学术活动，不断学习、提高研究水平。同时，又要与妇联等实际工作部门搞好合作，促进基地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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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回顾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预测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趋势。认为:体育社会学将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中的第一热点学科，学术水平将跻身世界前列，学科知识将在体育院校(系)中得到普及，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将更加明显，研究视线将紧跟时展和体育实践步伐。
1国际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情况
体育社会学是十九世纪末才初见端倪的一门新兴学科，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体育社会学最先产生于发达的欧美国家。1898年，美国学者发表了世界上最早的体育社会学论文。二战后，体育社会学在世界各国得到了迅速发展。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都积极开展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工作。由于体育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1964年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次年由该学会主办的《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刊物出版，这标志着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将跨越国家和地区走向世界，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正是该学会的成立，带来了自1964年以来，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世界许多国家都加人到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行列，像中国、韩国、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迅速展开。1980年北美体育社会学学会(nasss)的成立，标志着体育社会学在地区研究中正形成集团优势。为了从组织上强调可以广泛参与的学术性，以促进该学科的深人发展，1994年7月，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改名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目前，该组织现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260多个，分布在世界48个国家中。进人新世纪，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已连续举办了五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这对促进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2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2. 1引进创建阶段
与国际体育社会学相比，我国体育社会学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只有台湾省进行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并于1977年出版了赵铁的《体育社会学》专著。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和体育事业的蓬勃开展，我国大陆学者也随之开始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在最初的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引进了国外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这其中既有直接翻译发表的国外资料，也有编译发表的国外研究成果。在1980 ~1986年间，我国学者就直接翻译发表了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16篇;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参考国外资料的基础上发表了介绍体育社会学的文章，使我国学术界和体育界对国外体育社会学的轮廓和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和沈阳体育学院较早介入了体育社会学研究，并各自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形成了集体优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开创体育社会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创建工作，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1983年，江苏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体育社会学学术团体—江苏省体育社会学学会。从1984年起，在一些体育院校像北京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等院校陆续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或讲座。在刘德佩先生的努力下，1986年，沈阳体育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体育社会学教研室，并于同年在沈阳举行了全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交流会。这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创建工作的完成。
2.2加强巩固阶段
1987年，国家体委在《关于加强体育理论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要“有计划地加强体育社会学研究”。自此，我国体育社会学进人了加强和巩固阶段，体育理论界开始着手加强和巩固我国体育社会学方面的建设。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加强体育社会学研究，在《决定》颁布的同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将《中国体育的社会学研究》列人了“七五”规划，成为“七五”期间唯一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体育领域课题。与此同时，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也成立了体育社会学学科组，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学术研究上的组织保证。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于1987年、1990年和1992年分别在苏州、北京和银川举行了三次体育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增强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热情。科研和教学是学科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只有将学科纳人教学体系才能系统地批量地培养具有学科素养的专业人才。为此，部分师范院校体育系将体育社会学纳人本科教学计划，使我国体育社会学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有了保障。这一时期，在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学者也陆续回国，大大增强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后劲。后来，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成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2. 3快速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体育社会学加快了发展的步伐。1994年6月，中国社会学学会成立了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学会每年定期举行学术活动，进一步鼓舞了全国的研究热情。同年，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ssa)将汉语列为该组织的副工作语言，这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开始了较为广泛的国际交流。随着体育事业对我国体育社会学专业人才层次需求的不断提高，1996年上海体育学院首次招收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之后不少院校把体育社会学列人了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计划，一些院校还建立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后流动站。至此，我国体育社会学已形成了函授生、专科生、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力量。
学术著述是学科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我国先后出版了六本体育社会学著述，分别是卢元镇的《中国体育社会学》(1996)和《体育社会学》(2001)、毛秀珠的《体育社会学》(1997)、顾渊彦的《体育社会学》(1999).吕树庭和刘德佩主编的《体育社会学》(2007)。同时，我国许多学者在国内外发表了论文，在体育社会问题、体育分层、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体育与经济全球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社会学研究、体育社会化、老年人体育、闲暇与娱乐体育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己有一定的影响。
3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3. 1学术水平跻身世界前列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国际上已有一定影响和地位。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中，已有我国10多个个人会员和1个团体会员，其中1位学者还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核心—执委会中任领导职务，并担任着《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irss)的编委和《国际体育社会学年刊》(bulletin issa)的专栏撰稿工作。国外多所院校和学术机构邀请我国学者熊斗寅、刘德佩、吕树庭等人到国外讲学。截至目前，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体育社会学论文50余篇，其中许多理论和观点处于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前列，引起了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广泛关注。当前，我国学者正南北携手、东西呼应、不断开拓，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跻身世界前列做不懈努力。
3. 2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中第一热点学科
体育社会学研究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在国外许多国家，不仅越来越多体育界人士关注体育社会学，而且越来越多的非体育界人士也对体育社会学产生兴趣。21世纪，体育与人们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这势必引起人们对体育社会学的进一步关注。在我国，对体育社会学感兴趣并致力于此的人也越来越多。在我国国家级和省部级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体育社会学研究课题所占有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体育社会学科的研究课题。在我国体育类中文核心期刊中，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论文正逐渐增多，并有明显多于其他体育社会科学之势。另据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及学校体育学在国内外均成为热点，其中体育社会学被列为第一位且得票率甚高侧。这些都说明，在我国对体育社会学感兴趣，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体育社会学正在悄然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中的第一热点学科。
3. 3体育社会学知识将在体育院校(系)中得到普及
让每个体育专业的学生了解和掌握体育社会学知识，是新世纪体育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体育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欲把握体育运行的规律，保障其健康持续发展，就必须进行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这已成为世界体育科学界的共识。欧美一些国家不仅在体育院校(系)普遍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普及了体育社会学知识，而且在一些高等院校的非体育专业也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目前，我国大部分体育院校(系)均在社会体育和体育教育两专业中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并把体育社会学作为基础必修课程来开设;许多院校(系)的运动训练和民族体育专业也陆续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以此来加强学生对体育社会学知识的掌握。一些院校还定期邀请学者来校讲授体育社会学专题，不但体育专业的学生感兴趣，而且引起许多非体育专业学生的关注，扩大了体育社会学知识的传播。为适应现代社会对体育人才知识结构提出的要求，体育社会学课程在我国体育院校(系)各个专业中开设已是大势所趋，体育社会学知识在体育专业学生中普及已成为时代的呼唤。
3. 4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将更加明显
自90年代以来，体育社会学经常与其它学科结合来研究体育社会现象，表现出学科边界的“模糊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一些其它研究领域的学者加盟体育社会学队伍，使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常常带有原有学科的痕迹;另一方面，其它学科中的优秀理论和方法被体育社会学研究所借鉴和采纳，故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21世纪，新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将不断推陈出新，中国体育社会学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积极吸收和借鉴新的理论和好的方法;同时，随着国家和政府对体育社会学学科的重视，将有越来越多其它学科的学者加人到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行列。因此，体育社会学研究与其它各学科横向联合、集体攻关的特征将更加突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将更加明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将是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上的一大特点。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硕士；实践；师资；考核方式
一、调查中呈现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与实际脱节
当前传媒界急需复合型人才，而我国普通高校的新传研究生教育模式还只停留在理论教学上。据调查，该校新传教育采用最多的教学方法中，有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理论教学”。而学生理想的教学方法则是“实践性教学”（63%左右）。这样高比例的“理论教学”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很可能在以后的工作中产生采写恐慌，写出来的东西没有深度甚至没有逻辑，更不要说做研究了。现在普通高校的新传硕士生培养仍以学术型为主，这显然有悖于社会需求和多数学生的意愿。应由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对新闻实务进行钻研，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从学校的考核标准来看，大部分高校的考核侧重点在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上。学校除了要求学生完成课程考试、学位论文外，还需要发表学术论文，并把的级别、数量同奖学金以及其他奖励的评定挂钩。这种片面追求学术研究指标的做法，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且还可能滋生学术腐败。
（二）师资力量不足
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曾说：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此次调查中，有一半以上教师都在30岁以下，呈现年轻化趋势。普通院校毕业的教师超过50%，80%的人最高学历为硕士，职称仅为讲师。可见，现在国内普通院校的师资水平并不高，且研究生导师的数量与不断扩招的学生数量不成正比。调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教师毕业于新传专业，一半左右的教师没有媒体从业经验。对于新传专业硕士的教育来讲，并不是教师年纪越大、学历越高越好，有很多媒体人都只是本科毕业（数据来自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调查，本科学历的媒体人占75%），这些人员虽然学历不高，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样的人才在国内高校当老师，可以弥补很多学历高但没有媒体从业经历的教师的不足。同时，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教育模式，改变教师学识构成，提高业界人士在教师结构中的比例。
二、教育模式的转变
（一）增加学生实践比例
从新闻传播学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出发，学校可以邀请业界名流阶段性地给学生讲课。这样一方面可以给高校新传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很多新的思路和举措；另一方面，还可以加强高校和媒体之间的联系，破除行业壁垒，汇聚社会多方资源，为我国新闻传播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好处。除此之外，还可以组织教师到媒体一线去实际工作，以方便教师了解新闻传播方面的最新动态和趋势，从而使课堂内容尽量多地贴近实际。最重要的还是要多制造机会让学生去媒体实习，在课程设置中增加新闻实务教学内容的比例。专业硕士在有限的在校时间里，如何学习更实用、更紧迫的内容，具体开设哪些课程等问题，最好综合老师的专业能力和学生需求方向两方面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实践性教学和案例教学，以增强学生的批判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改革研究生考核评价体系
学术研究是需要积累的，研究生的学术造诣未达到一定水准时，用强制性规定逼其勉强发“论文”，这种揠苗助长的做法并不可取。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水平的重要标准，对于真正立志于做研究、搞科研的学生来说，学位论文必然不会让其发愁；但对于怀揣着其他目的的人来说（调查结果中，想考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人60%是“希望增强竞争力”和“兴趣爱好”，40%为“回避职场和社会压力”，20%左右的人选择了“父母和亲朋好友的期望”），学位论文无疑是道坎，更不要说部分学校强制要求在一定级别的期刊上发论文。在考核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方面，目前国内普通高校缺乏相关规定、具体措施和评价标准。此次调查中，关于“高校教师对现有新闻学生能力考查的方式是否合理”这一问题，有50%以上的教师认为“不太合理”。新传硕士研究生的考核与评价体系要与时俱进，考核的方式也要逐步多元化，根据本专业特点制定差异化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方式。例如，把实习纳入教学环节中，用实习取得的学分取代在期刊上发论文取得的学分，用实习期的表现和作品来作为衡量奖学金或者其他评价体系的标准。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有多种，如调研报告、规划设计、案例分析、文学艺术作品等。如果毕业生能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专业实习作品，就应该允许其参加毕业答辩和申请新闻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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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域性 语言传播 美感 人文精神
播音主持是以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一门艺术。广播播音主持由于其自身媒介特点，只闻其声，不见图像，听众基本是通过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表达、声音传输接收信息。播音员、主持人在节目播报和主持中言语内容及语言运用、表现效果的好坏，作用于听众心理，直接关系着听众对该节目的评价，影响着播音员、主持人在公众心目中形象、地位的高低，也影响了该电台节目质量的优劣。
地方台受其所在地域的信息环境、文化规范、受众群体特点等社会因素影响，其语言创作和传播及受众特点，都不可避免带有地域性、地方化特点。所以，进行地方台广播播音主持的语言研究，确立其美学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并使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地方台的播音主持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1.研究现状
目前，对广播播音主持语言论述较多较全面的首推张颂教授的《中国播音学》。《中国播音学》体系宏大，共五编：导论、发音与发声、创作与表达、广播播音主持、电视播音主持，涵盖了播音学理论结构体系的各组成部分。“发音与发声”介绍普通话语音在播音中的作用与应用，说明气息、声音、吐字、共鸣诸方面的生理心理依据及调节使用的法则。这是任何语言工作者为使声音富有美感而必须学习和训练的重要内容，对只闻其声的广播播音员、主持人来说，发音与发声训练尤为重要。
“广播播音主持”一编中，关于播音主持语言，张颂教授专门论述了“通讯播音的语境、语言特点”，以及“文艺播音的语言魅力”、“有声语言创作原则”、“主持语言能力的形成”几个问题，从专业技术角度，结合实例，以效果论述，强调播音员主持人从广义和狭义上都应充分备稿及恰当运用技巧。
张颂教授被誉为中国播音学界的泰斗，他的研究系统且适于应用，处于历史的总结性、现实的基础性地位，而又饱含时代创新元素，对后续研究者有经典性的指导意义。
类似的研究方法和结构的还有付程总主编的《实用播音教程》、吴郁的《主持人的语言艺术》、魏南江的《节目主持艺术学》等。
除了类似专著中对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散论研究，另有为数不多的单篇论文。
从语言修养角度论述的如：发表于《声屏世界》（2006.03）的《广播电视主持人当有“五不语”》，作者李习文，由先哲孔子提出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结合日常见闻，要求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传媒人也要强化“子不语”意识,切忌轻言、失言、乱言。再如职业技术角度的：大同人民广播电台的周少芬同志的论文《浅谈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色》（《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4）、《论播音主持的意境美》（唐文艳，邵阳市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电影文学》，2007.24）等。
综观国内的研究现状，因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本身就是从事播音主持的工作者，所以他们常从节目类型、形态角度讲解播音主持规律及技巧，侧重专业技术性，实践操作性极强。但按播音的构成要素――创作主体及受众，即从新闻学、传播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角度进行专门论述的则较少，即使有所提及，表述也往往较模糊。
而中国传媒大学李凤辉、孟伟两位博士的论文则多少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李凤辉，中国播音学的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论文《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缺失与重构》从传播学和文化学角度强调语言传播中应体现时代精神，充满人文关怀；孟伟有国外访学经历，由其博士论文整理而成的《声音传播∶多媒介传播时代的广播听觉文本》介绍并充分借鉴了国外声音传播的最新成果，将符号学、传播学、文化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声音传播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新思路。
无论是从专业技术角度，还是从人文社科角度，特别是多学科的交叉融通角度，基于普通话口播的语言研究已有一定成效。然而考虑到多数地方台专业人才相对紧缺的限制，地域或方言区的播音主持语言生成规律的研究仍存在不少空白，值得探讨。
2.研究的价值
（1）创新性
对地方台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研究应综合运用播音学、新闻传播学、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的方法，这是对以往单一播音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而研究对象范围将播音主持研究细化至广播播音主持的语言，也是对传统和已有研究的继承并再发展。
（2）理论性
在理论上，多学科交叉融合，采用综合性研究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新闻传播学与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相结合。特别注重文艺心理在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传输和接收过程中的作用，及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社会文化效应。
（3）应用性
广播作为大众文化时代“极富声音魅力”的大众媒体，其播音主持语言应力求以巧妙自然的专业技术处理体现新闻的真实感、艺术创造的美感，以“善”的理念弘扬人文精神，使自身在“视觉文化”的冲击包围中，博得永葆生机的不败之地，创建和谐社会的和谐媒体。
对地方台广播而言，在达到和具有上述广播语言传播的共性要求同时，更要发掘地方文化特色，同中求异，日日逐新，提高广播播音主持语言效果，使之更富美感及文化内涵，培养听众爱听的播音员主持人，打造听众喜爱的地方品牌广播节目。
3.研究的着重点
从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普遍共性和地方台播音的地域特性两方面展开论述。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普遍性研究是地方台播音地域性研究的基础、必要阶段，对地方台播音语言研究的基本规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对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普遍性研究主要依据播音的性质、特征、地位、作用等播音学的内在规律和基本原则，以深入而广阔的新闻学、文艺学、社会学眼光，对广播播音主持语言展开全方位、多纬度的立体式研究，以期把握其真实的现实动态，探求其合理且更好的发展思路。
从声音传播，形象建立的物理、生理属性及传播媒介的特性等角度来看，播音具有自然属性；播音创作要遵循党性原则，受到民族、时代、阶级、社会等因素的限定，因而具有社会属性；播音是新闻传播的最后一环、关键一环，所以具有新闻性；同时，播音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又具有某些艺术的特征，从而具有创造性。
但是，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政治性原则，使播音创作与演员的表演、朗诵、讲演等活动区分开来，在播音的多种性质中，新闻性是主调。对任何类别的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一切探究都将遵循新闻性这一最主要性质原则，围绕此展开论述。
而且，由于大众文化目前的主导地位，某些文化领域特别是传媒媒介对大众文化的误读，对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娱乐消费的误导，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被无限夸大，其本应有的人文本质、人文理性和人文精神，贴近大众文化生活、满足大众文化需要、尊重大众文化权利、反映大众文化理想、提升大众文化人格的积极内涵却越来越受到消解。
所以，从本体论研究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同时，更要从认识论角度，以文化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探讨广播播音主持语言作为大众传媒手段应有的人文精神、文化意义和价值。
（2）基于对广播播音主持语言规律的普遍性研究，在地方台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研究阶段，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从语言本体论角度，论述普通话和方言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形态对素材处理上的差异，地方台作为大众传媒具有推广普通话的义务，以及普通话播音的审美示范作用。
第二，以文化学的原理，说明地方台所处地域的地方性文化需求。
第三，得出结论，提出建议，指明地方台如何将地方文化融合于普通话的大众传播，使其人文内涵和审美素质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张颂.中国播音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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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郁.主持人的语言艺术［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6.
关键词：新闻媒体；企业发展；发挥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当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传播过度的时代。企业需要在传播理念、传播模式和传播内容上进行创新，对现有信息源进行深度和广度上的强加工和强输出。现代企业在重构社会理念、公众形象、品牌策略上如果能够充分借助新闻媒介的力量，不仅能够扩大企业和企业产品的知名度，消除已有的企业危机公共关系，而且更能增强企业的公信力、美誉度，解决广告的可读性与可信度，这也是突破广告传播“瓶颈”的唯一选择。笔者从新闻的视角思考企业如何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和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借以构建理论探讨的平台。
1 客观看待新闻媒体带来的管理机遇
1.1 全媒体时代的新变化
随着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的迅猛的进程，我们已经进入了全媒体时期。全面运用媒介以及终端，以图、文、声、像等元素多层次、迅速的传播信息已变成当下时代的发展一个环节。对于势不可挡的媒体潮流，传媒领域的迅猛进程促使新闻报道的一些新特点逐渐显露出来，还有社会民主法治的普及，新闻宣传以及舆论监督的作用就显得十分必要。不同层次及不同爱好的受众能够随意的选择与自己匹配的媒介，去接受信息且随时实施反馈，因此完成传播效果的优化。对于这种全新的改变，各层次各系统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环境中，在媒介高度有机结合的全媒体环境里，怎样更好的树立一个企业的光辉形象，怎样合理的去宣传以及解决舆情，怎样合理的提升企业措施的改变，变成目前全新的问题。
1.2 抓住新机遇寻找新发展
新闻媒体有利也有弊，针对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信息传播介质的无序化、传播载体的多元化与空间及时间上的优势，提升了舆论导向及宣传的繁琐性。目前社会是一个开放的载体，除去自身针对新闻媒体的抵触情绪，自主的学习及掌握新闻媒体的一些概念，理解新闻媒体在宣传、社会情况、民众需求等方面所拥有的优势，针对企业内部进程的构建，就显得十分重要。利用新闻媒体进行信息，利用畅通宣传的途径，提升企业的形象树立企业文化，新闻媒体载体的全面运用，提升企业的公共服务。只有全面的完善且适应外在条件，对媒体有较为合理的运用，才可以抓住机遇，更深入的促进企业的发展及创新。
2 利用新闻媒介推动企业的发展
企业中的新闻公共关系是以新闻化的模式及措施，对常规传播体系实施革命性的革新与改革，处理了长期以来消费者对广告的抵触及逆反情绪。结合国内外的一些新闻公关案例能够发现，各企业在对外宣传环节采用了差异化的新闻公关措施。
2.1 利用正面启导模式
所谓的正面启导模式指的是企业公共关系人员向媒体投发新闻信息宣传企业核心经营模式、商品的一些相关信息，或者进行“制造新闻”拉动媒体，主动为其制造正面的新闻消息，因此去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及产品的宣传。此模式是企业新闻导向里较为多见的一种模式。因为新闻媒体所做的新闻宣传及报道、专题信息等都拥有客观性以及可信性，要比直观的商业广告更能得到公众的信任，其效果也会非常理想。因此，正面启导模式是一种主动且积极的传播体系，是企业控制一切可利用的机遇“制造新闻”，以吸引新闻媒体的关注，最终达到让新闻媒体自觉不自觉的为企业做宣传的一种主动的新闻媒体活动。
2.2 利用参与启导模式
参与启导模式是让消费者参与到企业的新闻传播之中，因此影响社会舆论，构成对企业及企业文化的认同。在传播社会学里有 “社会参与论”的概念，也称作是受众介入，它的主要理念是促进受众的主动参与，且认为受众亲身参与出现的概念要比被动的从外界听到的概念更容易被认同，而不易轻易动摇。
2.3 利用开放启导模式
一般开放是为了强化新闻传播的真实性，让新闻受众能够感受到一些社会现象的进程，吸收对事件的深层次的认识。在实践活动过程，企业通常会利用开放的新闻公报模式去解决一些相关事件。真实性的原则是时代进程的需要，企业一定从根本上、组织上与信息上做到以诚信为原则，勇于担当负责的理念，就是让企业及时面对危机，也要有实施变危机为机遇的能力，强化舆论监督的真实性，提升管理以及经营理念革新、文传播的更新，用以处理危机与打造企业文化。
2.4 利用典型启导模式
通过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具有代表性的报道拥有很强的说服力及影响力，在公众舆论导向里有着核心意义。目前企业生产经营模式里一定会存在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以及人物、典型经验或者是典型理念，这都蕴藏着新闻价值的信息源，更深层次的挖掘这些新闻信息，找出公众的所想所需，能够实现构建企业形象的目标。新闻媒体公共关系是企业营销的核心措施，目前一些成功的企业如联想与海尔等都在借助新闻媒体，持续深化良好且有代表性的品牌形象，因此也带来十分理想的销量额，或很客观的股票市值，且在合作里赢得了非常好的价码。在借助有代表性人物宣传企业方面能够全面利用名人效应，可以特意强化将某些权威名人与新闻事件有机的进行结合，尽可能扩大影响力，因此提升新闻事件的宣传效果。针对媒介事件的制定，也可和一些盛大节日进行有机的结合，因此推动有代表性的社会舆论效应。
3 总结
总的来说企业的管理系统为了打造企业文化及构建良好公众形象要有目的、有意识的按照新闻事件的特性，合理的制造一些宣传的新闻实践，用以吸引新闻媒体前来广泛报道，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力，为企业的知名度与企业文化的树立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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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功能主义；传播功能；社会结构；传播主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戴宇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作为社会学中的重要一脉，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发轫于19世纪的社会有机体论。孔德将自然生物有机体的结构与功能类比为人类社会结构与功能，系统性地阐述了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初步思想。在孔德看来，社会乃是一种有规律的结构，是一个由各个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视角经由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得到进一步扩展，发展了称为“必要条件的功能主义”思想。也就是说，为了使自己适应某种环境，有机体必须具备某些必要的条件，斯宾塞将其归纳为“支持”、“分配”和“调节”。在这一研究传统下，默顿、帕森斯、亚历山大、卢曼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功能主义理论做出了补充与修正。概括来看，功能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是：第一，社会拥有一个类似生物有机体一样的结构；第二，结构之中存在部分一整体之间的关系，各个部分承担自己相应的功能，维护着社会整体的良好运行；第三，各个部分同时受到整体的制约，受限于其在整个结构整体之中所处的位置；第四，除非社会整体发生变化，否则各个部分不可能独立承担整体变化所需要的条件。
可以肯定的是，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一直是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取向。这一视角经由拉斯韦尔、默顿和施拉姆等人的引入，在传播学研究中被明确化约为关于传播的社会功能考察。进而，由此开展的一系列关于传播效果的经验性研究均牢牢把握住了大众媒介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核心概念。
一、历史视野中的功能主义传播观
倘若仔细考察美国功能主义传播观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两条殊途同归的线索。一条是明线，发端于拉斯韦尔至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到施拉姆；另一条是暗线，在芝加哥学派中关于传播社会功能的探讨中或多或少的有所提及，在帕克处达到鼎盛。
最早关于传播社会功能的明确表示出自拉斯韦尔1948年的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在文章中，拉斯韦尔提出了传播学界广为人知的“5W模式”，并且明确将传播的社会功能划为三大部分，即“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在拉氏那里，大众传播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既需要负责为大众提供必要的生存信息，又需要协调各个社会部分之间的关系，最后承担了必要的社会文化的保存职责。拉斯韦尔将传播定位于一种“功能的承担者”的角色，试图通过锚定传播的这一角色来在理论上梳理出传播与社会的关系。
拉斯韦尔开创性的发现自然启迪了后者，也开启了美国传播功能主义研究的先河。美国学者哈特在梳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时却刻意忽略了拉斯韦尔，按照他的观点，功能主义传播学研究应该始于拉扎斯菲尔德、默顿和赖特。这是因为，相较于拉斯韦尔，他们贡献了确定功能分析的可行界定，能够用来寻找传播的具体运作和媒介效果。的确，衡量一种研究的范式建立与否，必须考察其是否在方法论上具备成熟的可重复性研究手段。在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合作的《大众传播、流行品位与组织化行为》一文中，两人强调了大众传播对于现代社会的三种功能。相对于前任研究者拉斯韦尔，一方面，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承接了他的功能主义视野，将大众媒介明确视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独立的部分。但另一方面，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也开始质疑大众社会理论对传媒影响力的判断缺乏可靠依据，指出对传播效果进行经验研究的必要性：“仅凭收音时间并不足以判断广播内容对听众产生了何种影响；仅凭面相大量受众，也不足以确定传媒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在当时已有的传播效果研究领域里，通过验证的知识贫乏的可怜”。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后续的研究中，为何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会陆续转向实证主义研究，他们注重经验证据的态度，也促使了传播学领域中的效果研究、受众研究能够向更多客观化、可见的行为测量转变。而默顿发明的“焦点小组”（Focus Group）的研究方法，也被广泛采用于对受众解读信息的实际情况的定性测量中。
由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开启的“可供检验的传播研究”至施拉姆那里已经发展完善。施拉姆开创了一系列的传播学研究科学化检测手段，并且完成了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制。由施拉姆以降，传播功能主义研究正式将研究定位在“控制研究”、“内容研究”、“媒介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五个方面，并通过广泛的实证性检测来进行传播活动的考察。广义上的交流已经完全被窄化为一种事关传播功能与社会结构的理论，在功能主义学者看来，传播就是为了维护既定社会结构的良好运作。
除去以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开创的传播学经验研究这条明显外，在早期的社会学研究中，芝加哥学派也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传播与社会的关系。芝加哥学派中，对于传播的功能清晰表述的是帕克。首先，不同于美国主流学派的“刺激一反应模式”，帕克将传播这一观念理解为解释。因此，如何合理对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做出合理的解释便成了传播的题中之义。通过着眼于报纸这一当时的大众传播媒介，帕克认为报纸与城市的形成与稳定之间息息相关。报刊使得城市的各色居民可以互相沟通，“报纸是城市范围内通讯传递的重要手段，公众舆论正是以报纸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的”。在帕克眼中，美国城市中的移民报刊发挥了移民的“美国化”作用。移民正是通过报刊互相联系，并且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关注报纸上所提供的“美国的现实”，而非他们祖国的现实，最终使他们脱离了母国文化，融入了美国生活。因此，不难看出，帕克将城市视为一个健全的有机系统，而报纸承担着该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功能：指示现实和凝结城市居民。
作为杜威的学生，帕克显然承接了老师对于传播的广义理解，在他那里，传播就是解释。但随着对于城市报刊的考察的深入，帕克逐渐将“解释”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窄化，最终化约为“解释现实”。一旦将解释的含义坐实，亦即将其理解为对于现实社会结构的合理化，那么传播就被自然而然视为一种具有目的的手段，一种为了满足社会结构良好运作的“工具”。那么帕克后期转向考察移民与美国城市之间的关系就不足为奇了，正是通过报刊这一当时最广泛的大众传播系统，移民彻底地融入了新的生活。
二、比较的视野：反思与批判
通过以上一明一暗的两条历史线索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功能主义传播研究的推进，传播本身已经逐渐“体系化”乃至“制度化”了。也就是说，传播与其诞生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一提到传播，必然就会涉及到其存在的社会结构以及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问题。例如在赛弗林和坦卡德看来：“大众传播可以三项特征来确定：它较大数量的、异质的和匿名的受众；它的消息是公开传播的，安排消息传播的时间，通常是以同时到达大多数受众为目的，而且其特征是稍纵即逝的；传播者一般是复杂的组织，或在复杂的机构中运作，因而可能需要庞大的开支。”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式的把握功能主义传播的三个显著特征：它承担了一定的功能；它服务于既定的社会制度；它是一个独立传播主体，机构有目的性的活动。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启示我们，一个独立的话语构型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其意义生产的实践过程。并且，意义本身又预先假定了其各种生产的条件和状况。倘若我们将功能主义传播观视为一种“话语结构”，那么有必要考察在其意义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建构其自身的“可能性条件”。事实上，在传播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功能主义绝不仅仅只是唯一的研究范式。诚如詹姆斯・凯瑞的区分：“从19世纪传播一词进入公共话语时起，美国文化中就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传播概念”，即“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也就是说，某一种传播研究范式兴起总会遮蔽掉另一种研究范式的种种资源。承接上文梳理的功能主义传播研究历史脉络，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其理论构建之中有哪些隐而未显的预设，并且这种预设又遮蔽了哪些其余的学术资源。
（一）何谓传播功能：传递意义或共享世界？
显然，在功能主义传播观的视角下，传播被单纯的理解为意义的沟通，服务于整个社会这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大众媒介被视为一种“手段”或者“工具”，去达到沟通双方之间的相互理解，最终维持社会有机体的良好运作。比较典型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在后期研究中直接将大众传播等同于报纸，因此他的研究关注点在于报纸是如何作用于美国都市的城市交往，以及报纸最终如何更好的为城市秩序所服务。
回到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库利的理论中，传播的意义就并不仅限于此：在库利看来，传播是一种广义上的交流方式，传播的功能不仅仅是为了形成制度性的“社会秩序”，更是要满足个体的生物性的“人类本性”，“没有传播，人类的心智将仍然局限于非正常的、不可辨别的状态之中”。因此，传播的功能在两个方面与人类挂钩：宏观社会层面，人与人的交流构筑其一个自然的共同体；微观个体层面，传播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条件，是人的本性之所在。倘若将传播的功能仅仅化约为一种满足社会结构的手段，就忽视了传播对人类个体精神层面的塑造与维系。
而在库利同时代的杜威看来，传播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影响。他将传播与社会的终极价值挂钩，“在一切事务中，交流是最为奇特的”，而且，交流“具有独特的工具性和独特的决定性……交流使人能够共享对社区有价值的物体和艺术；交流使意义提升、深化和巩固，造成共享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交流具有独特的决定性”。在杜威看来，文化是共有的社会经验和个体经验的结果。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交流，连接成一个意义分享的共同体，而这种“大共同体”（Great Community）正是人类生存的终极追求。所以杜威区分了两种交流的功能，它是“具有独特性的工具性和独特的终极性。它是具有工具性的，因为它使我们从沉重的事务压力中解放出来，使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的事物世界中。它是终极的，因为它是对于为整个社会所珍贵的对象和艺术的一种分享”。
作为芝加哥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库利和杜威显然为传播的功能提供了丰富的含义。但随着帕克的报纸研究的推进，传播的功能已经潜移默化的转向了意义的传递。这种关于传播功能的预设一直统领着后续的功能主义传播研究，也遮蔽了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探讨的丰富性。因此，功能主义传播观的第一个预设在于――传播是为了传递意义而存在。
（二）何谓社会结构：预先给定或现实建构？
在功能主义传播观的视角下，社会显然是一个预先给定的系统。众多的子系统依附于这个整体性的结构，发挥着各自的功能来维系整体的正常运行。这种观点淋漓尽致的体现于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合作的《大众传播、流行品位与组织化行为》一文之中，拉氏和默顿直接将大众将大众传播置于既有社会系统的体系之中，强调大众传播对于社会的三个作用：“组织社会行动；维护现存的社会；宣传社会目标”。这种研究取向一方面刺激了后学学者可量化的方式去测量这种效果，另一方面也使得学者们共享了统一的研究前提――一个预先给定的、封闭的社会结构。
这种理论前提是自然而然的吗？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早在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中，他一反经典的社会学研究将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作为研究对象，而关注于社会化的交往形式。借用康德追问“先天的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名言，齐美尔也试图探索社会得以综合的先验条件，追问“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对于齐美尔来说，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在于一个可供经验检测的“社会本体”，而是要考察社会“各种要素本身里先验存在的条件”，通过这些条件，“各种要素现实的结合为社会的综合体”。社会实际上存在于每一个栖身其中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之中。换言之，社会是这种联结关系的体现，正是由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互动、相互作用，才形成了社会的全部样貌。所谓的社会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互发生作用的形式，而不是单纯的将社会看作预先存在，去探寻满足维系这种结构的客观条件。
同样对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探寻出现在马丁・布伯的视野中。布伯强调主体存在于交往之中，没有交往就没有主体。人生存的基本事实既不是个体，也不是集体，而是存在于所谓“居间者”这种彼此关联的状态之下。布伯将这种居间的关联状态称为人类生存的“本源性关系。他一反常态的将主体消解，提出人的原处即为“我一你关系”，即主体是被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连接关系建构出来的。进而，在布伯的视角下，对于社会的考察也应该置人人类相互连接的关系之中，而不是相反。
而到了现代社会学家吉登斯那里，社会结构与人类行动者本身存在着有机的互动。吉登斯一反功能主义的观点将社会视为“僵死的结构”，而是强调所谓的“结构的二重性”。“社会制度的结构既是媒介又是社会行动的产物”，因此，“一切社会行为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位于时间一空间里，由能动的人以有技能、有知识的方式组织起来”，而功能主义“使客体优先于主体，结构优先于行为”。通过将结构与社会行动置于互动的关系之中，吉登斯反对功能主义将社会结构视为“铁板一块”，而是强调人类的行动既受制于既定的结构，又拥有改变乃至建构新的结构的能力。
功能主义传播观的理论建立在社会有机体基础之上，那么社会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是预先给定的、自然而然的、去历史化的产物。这种研究取向直接影响了后续传播研究的发展。并且，作为“预先给定的社会”这一理论前提，一直未被反思地存在于当今的主流传播研究之中。
（三）何谓传播主体：“我思”主体或建构主体？
对于传播的理解，功能主义将其化约为理性的主体对于他者的意义传递。也就是说，传播的主体是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cogito）主体，他发挥着独立的自我意识，并且有着清晰的传播目的和诉求。
但是，这种自明的主体一定是自然化的吗？早在芝加哥学派的库利就曾明确的看到自我实际上是在社会交流中形成的，并不存在一个预先给定的独立自我。库利强调交流对于构筑自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交流是构成自我的必要手段”，因此，库利用“镜中我”替代笛卡尔意义上的主体，强调传播在形成主体意识中的巨大作用。传播实际上是人类心灵功能的外在化。
而到了米德那里，他已经完成了社会学研究从个体心理意识转向社会心理意识的过渡。米德认为，传播是一种行动过程，社会关系通过个体的传播被纳入到自我的构成过程中。因此，人的“自我”意识事实上是通过意义的传播活动而形成的。自我是“主我”与“客我”的统一，前者是个人的主体意识，后者是周围观察他的人对自己的态度、评价和角色期待等。自我的形成是个人社会化过程，即个人适应社会的过程，但形成后的自我反过来也会积极作用于社会，在这其中，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戈夫曼则认为自我是现实中的自我表演，主体存在于自我的表演之中。因此，在戈夫曼描述的面对面的传播情境中，个体事实上是会根据传播活动所发生的“舞台装置”的不同来采取不等的“表演”，从而扮演复合这个场景期望的不同的“角色”。那么，自我再也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而实际上就是这些表演的角色的集合，这些角色的展现又依赖于个体的传播行为。
随着后现论的逐渐发展，理性主体的地位不断的受到动摇，甚至化约为诸种话语网络之中的主置。诚如利奥塔所言“自我什么也不是，但自我并不是一座孤岛，自我存在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比以前更复杂更具有流变性。不论男女或贫富贵贱，每个人都不外乎是被安置在特殊网络中的某些网结上，不管这些结是多么细小”。而在波斯特那里，传播主体与传播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以至于已经被传播技术所构建的复杂网络所决定：“主体已不在居于绝对时/空的某一点……这一主体被重新指定身份，在符号电子化的传输中被持续分解和物质化”，成为了新交流技术下多重的、碎片化的、漂浮的、信息实践中的主置。简而言之，“自我构建本身变成了一项规划”。
通过比较的视野可看出，对于传播主体的探讨绝不仅仅只理性的、自主的主体，而是存在不同研究取向的学术资源。功能主义传播观受制于其研究视野，将主体定义为笛卡尔式的“我思”主体，并且不加反思地运用于“后现代社会”的语境之中，必然成为其研究的一个缺陷所在。
三、结语与展望
总的说来，功能主义传播观强调整体一部分之间的稳定关系，从而媒介被视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发挥着维持社会有机体良好运行的功能。因此在该研究范式中，研究者均统一共享了“传播的功能即传递意义”、“社会结构是预先给定的”、“传播主体是理性主体”的三大预设。这三种预设虽然是该研究的逻辑起点，但如果一味不加反思的将其运用于当代传播研究之中，必然会造成其研究的局限乃至狭隘。本文通过将其理论预设置于比较的视野之中，探索了各个学科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传播功能”、“社会结构”、以及“传播主体”的不同解读，有利于打开功能主义传播观之外的更为宏大的视野。
知识增长规律对电子期刊的影响
从17世纪到20世纪，这种科学思想经过后人不断的修正、补充和完善，一直为科学家和学者所接受，这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增长模式对人类科学发展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种观点是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的修正、检验型的知识增长模式。这种知识增长模式认为：科学知识增长“并不是指观察的积累，而是指不断一种科学理论、由另一种更好的或者更合乎要求的理论取而代之[4]”。波普尔认为，知识从本质上都是暂时性的，我们无法证明知识的绝对性，却可以检验证明其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的因素，科学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不断地在证伪、反驳中提高其必然性，才使科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波普尔还用以下公式概括地描述了知识增长的规律：P1TSEEP2[4]。P1表示提出问题，TS表示再找出解决问题的试错方法，EE表示清除错误，P2表示在解决了最初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问题，新问题又进入到解决问题的试错阶段，然后清除了错误，又引发了新问题，一直这样周而复始的发展下去。这个过程是一个反馈的过程，科学进步正是遵循着这样一个反馈机制，科学知识便得到了增长，科学发展于是便没有了终结。这一理论的应用结果就是每个科学家都应尽可能的阐述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应尽可能多地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去不断地进行辨伪和反驳，才能使科学走向更进一步的精确。第三种观点是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革命型知识增长模式。库恩认为科学发展具有按一定规则、周期出现的结构，由此而建立起的科学、按照“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的逻辑规律而向前发展的模式[5]。以上三种知识增长模式其实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他们都存在一定的合理因素和借鉴意义，对我们研究学术传播系统的发展有着理论、方法上的指导意义。我们正是在这种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研究学术期刊的发展，研究其对知识增长方式变革的贡献，研究学术期刊在学术传播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系统反过来对其质量的控制，从而促进学术传播活动的繁荣和最终达到知识增长的目的。科学知识的增长是有规律可循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人对知识增长规律不断的进行探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普赖斯，他通过对物理出版物(主要是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哲学会刊》)数量增长情况进行定量归纳分析，揭示出了科学文献指数增长规律。从对研究者的数目、科研经费、科学文献数量等计量参数研究中，普赖斯发现，从1665年第一份科学期刊问世以后，每隔100年文献数量就会增加100倍，大体以18年为一个倍增周期，每15年为一次稳定倍增。1962年普赖斯用计量方法提出了科学知识增长规律用指数增长曲线来描绘，称之为“普赖斯曲线”。这一曲线只是知识增长的理想模式，普赖斯并没有从理论上对其知识增长模型进行解释，也没有考虑社会其他复杂因素对知识增长的影响，这方面的不足因科学社会学的兴起而有了很大的改观。因此，要研究知识增长的规律还应当应用科学社会学的知识对知识增长规律作出定量和定性的分析。从科学哲学对知识增长方式理论和经验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学知识的增长与文献数量的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传统图书馆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但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发现，知识增长与文献数量关系又不是呈绝对的正比关系，这就需要对影响知识增长的各方面因素在科学交流系统中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层次、结构等进行统合分析，才可能全面的搞清楚知识增长的方式和规律。只有在搞清楚知识增长的方式和规律后，才可能对电子期刊在科学交流系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作用与改变原有系统等问题展开深入地研究。
网络电子期刊的发展方向及策略
电子期刊是学术出版传播的又一次革命，是现代信息社会多元化学术转播的一种发展方向，它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它的出现不仅仅是增加了一种新的学术传播媒介，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现有的学术出版传播模式，引发了传统学术模式的调整和整合，同时使得知识增长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就目前而言，要使电子期刊有效地健康地发展、使之更好的来促进学术传播活动，有必要解决好以下问题。深化出版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在期刊电子化进程中，一方面，应加快实现期刊管理、运行由出版事业向出版产业的转变，真正确立期刊出版部门和机构的法人地位，在财务、用人制度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真正拥有企业自，改变发行策略，形成竞争格局。这些变革需政府给予政策、法制上的保障。另一方面，网络电子期刊部门，还应注意建立起规模产业，建立完善的出版企业产业链，从期刊产品开发到服务，从管理到经营，从政策、法制到资金流通等各个方面，要为期刊全面电子化、网络化创造良好条件。第三，应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良好的网络运行模式，要引入竞争机制和期刊定量评估指标体系，并应用引文分析法和期刊质量判断法对期刊质量进行定量评估，评选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实行期刊品牌战略，在研究者中形成广泛影响，吸收专家和优秀研究者的注意，将优秀稿件相对集中在核心期刊上，尽快建立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加强网络电子期刊的质量控制电子期刊质量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电子期刊的出现打破了原有格局，期刊质量控制在原有内容数量控制、编辑质量控制、出版质量控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期刊质量控制的新课题。电子期刊的质量评估主要应从数量、质量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从数量方面来说，判断期刊质量最典型的是引文分析法，通过期刊论文之间引用和被引用关系来定量判断期刊质量，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期刊自身情况和刊载论文的学术规范、研究深度和广度来评估期刊质量、则采用的是质量判断方法。期刊的社会影响对期刊社会信誉度的建立、对作者的吸引等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期刊自身情况的判断标准(包括期刊办刊的宗旨、目的和用户群；期刊出版速度；期刊载文量；论文、评论、时事通讯等的比例和刊期；期刊、出版机构、编辑和编辑部的社会名声；期刊论文的学术质量；期刊的发行数量；期刊的印制和版式质量等)对期刊质量评估也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标准也是期刊出版机构和编辑部门应努力的方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期刊论文的学术标准，因学科内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论文中作者在理论、方法上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规范化的语言和编辑标准，进而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和知识的增长等是人们要强调的最重要的学术标准。
人们希望电子期刊的表现形式与印本期刊基本保持一致，符合印本期刊的阅读习惯，这样就可以减少对电子期刊阅读的不适应感，促进电子期刊用户的可接受性。目前，阅读习惯、计算机网络设备与条件、费用、检索使用能力等因素仍然制约着期刊电子化、网络化的进程。因此，选择印本期刊与电子期刊并重的发展道路是目前期刊发展的最佳选择。当前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应在提高期刊质量上狠下功夫，为全面实现全程纯电子期刊化、网络化打下良好的基础。注重培育用户市场，切实建立期刊、作者、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信息传播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个别人对于电子期刊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其他人，甚至是大众的思想、态度及行为。作为信息管理机构、出版机构和部门、以及大学和研究机构应积极创造条件，一方面应培养人们改变对电子期刊的看法，激发和加强研究者对电子期刊使用的欲望，同时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并加深用户对电子期刊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应打破单一期刊设立的限止，在作者和用户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让作者的思想、观点、成果等与用户尽量形成实时互动，以加速期刊学术交流的速度，让期刊真正适应学术传播的需要，从而促进知识的增长。
作者：张德云 单位：楚雄师范学院图书馆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常识；知识社会学；社会学智商测验
论文摘要：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但当今社会学概论教科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却往往存在偏误。本文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教师(研究者)与学习者的角度和专家与大众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指出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的关系。只有综合三种不同角度的观点，才可以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这对关系的涵义。
社会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之一。其中，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和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时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它也是社会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对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社会学家们在林林总总的教科书中多少都进行过论述。不过，国内专家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注意不够，要么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要么是只论述其中一点，而不顾及其它，造成误会甚至偏见。由于教科书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他们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教科书的偏误不可小视。本文在以往学界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和综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在以后的社会学教科书中能够较为全面的介绍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一、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
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是指从专业／学科分类体系中怎么确立社会学自身的立足之地这一点来考虑问题的。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19世纪社会科学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逐步建立起来。在已经拥有制度化支撑的社会科学诸学科面前，社会学要有自身的地位，必须拥有与其他先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诸学科更为独特的地方。
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从孔德(AugusteComte)最先提出“社会学”概念到涂尔干(EmileDurkheim)最先获得法国大学的社会学教职，早期经典社会学家虽然没有明确就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说明，但实际上他们有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设，就是科学自然优于常识。比如孔德，他把人类观念进步的阶梯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和科学的阶段。孔德认为，社会学在时间上是最晚出的，在逻辑层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他学科都为它做了准备，而它可以把先前一切学科作为源泉。在他的科学分类里，所牵涉到的问题不包括常识，因为在科学理性的关照之下，没有任何属于常识的藏身之地。
涂尔干则在孔德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涂尔干指出，“孔德这种用历史发展的观念来解释社会的方法，与人们用常识来解释社会的方法没有多大区别。从表面上看，历史提供了社会进化的一个简单程序……因此，对于解释社会进化似乎只能用人的意念了。假如这样来解释社会，不仅是陷入意识形态决定论，而且是将与社会学毫无关系的概念当作社会学对象了。”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方法要求人们不要用常识代替科学，凡是未经科学检验的概念，不能随便使用，更不能用来代替事物本身。”在涂尔干看来，由于社会现象的异常复杂性，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用常识来解释它们。可是，社会学家不能这样，他指出，“社会学者在决定研究对象时，或者在讲授他的研究结果时，都不能乱用科学以外或没经过科学研究检验的概念。社会学者还应该清除常识导致的谬误和前人传下来的习惯中成为科学研究桎梏的部分。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也应该明白这类常识和习惯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才不致于让这类东西在学说上占据重要地位。”
涂尔干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主张，在其《自杀论》一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涂尔干挑选了一个常识看来无非是极端个人化的行为，如自杀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自杀率的研究，他否定了常识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当然也包括当时心理学界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通过这样具体的研究成果，涂尔干清楚的表达了他在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总之，在这些经典社会学家的眼里，树立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显然是要把它不仅与常识而且要与其他已存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相区别，这在他们说来显然不仅是树立学科本身合法性所必须的(我们只要看到孔德、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在创始社会学时在将她和其它学科区隔上所做的努力，便可略之一、二)，而且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看，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在社会学家作为专门职业的层面，也需要考虑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很多社会学家为了求证社会学研究自身对于常识的合法性，往往对此加以说明论证。据美国社会学家的看法，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有三个基本的区别：(1)目标。常识性知识关注的是使用性的活动，是怎样以一种有意义的、可以预料的方式从事这些活动。相反，科学知识的基本目标是为其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识。当科学家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尽力“证明”某种理论时，指引着他的就是常识，不是科学。(2)支持其理论的证据。常识性知识建筑在现行事物的基础上。科学则需要远为广泛的证据，他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收集起来的。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科学家们甚至将努力证明其理论之不成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才能向任何一个接受所运用的证据的规则的人提供系统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证据，证明其理论之成立。(3)系统性。科学理论就其本性而言是清晰的，并且是做过系统阐述的，而常识性理论则是想当然的，并且可能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常识性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这种区别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上。
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透视
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主要是指社会学家作为教师怎样在教学中阐明这对关系。在现代大学教学体系中，社会学概论课程是很多大学生的必修／选修课，对学习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这门社会学的入门课里，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同学们首先就要碰到的重要问题之一。理解好这个问题，可以为同学们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学习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社会学最为发达的美国，几乎每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都会涉及到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美国社会学家WilliamE．Snizek为美国大学选修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新生所提出的一份社会学智商测验(SociologicalI．Q．Test)。
这份测验由30个陈述组成，依一般常识来看，进行判断是没有问题的，难度似乎不大。但根据社会学的科学调查或社会实践表现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陈述的对错与常识的观点几乎都是对立的。这份测验其具体内容，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其结论不一定还适合已经变迁了的社会情境。但同时，这种测验的思路体现了撰写教材的专家们在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上希望透露给这些专业修习者的理想和信念，即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测验，使学生们能够理解，常识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并不一定经得起社会学研究的推敲和考验。
在大陆，目前很多社会学概论教材里面，也仿照美国社会学教科书的思路，提出了社会学知识可能迥异于常识的观点(甚至在这些教材中，所引用的例证也是与美国教科书所引用的例证相同)。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学家刘少杰就在访谈中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进行过评论，其主旨也是与美国社会学概论教材的提法没有什么两样。国内近几年来出版的一些社会学概论教材，如张敦福主编的《现代社会学教程》、风笑天主编的《社会学导论》，朱力主编的《社会学原理》，王思斌主编的《社会学概论》等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国内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评论，仍是立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对立或者至少是有优越性的地方。也许，在他们的视野里，社会学当然与常识不同，甚至与常识的观点正好相反，否则就没有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了!
三、从专大众的角度透视
如果说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还是从知识本身的角度来考察这对关系的话，从专家与大众(门外汉，layman)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则远远超出了知识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更深刻地讨论了社会学与常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知识至少不比常识拥有更多道德优势。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考察，就不是局限于社会学与常识到底有多大的差异，而考察他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应用的范围、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等等。
20世纪70—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专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此外，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也对社会学知识本身以及社会常识做了建构论的解释。比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常识定义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生活的陈述性信念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他认为主流社会科学——惯以纠正常识为己任，这就是偏见。在吉登斯看来，正统共识的支持者“设想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具有一种技术形态。社会科学纠正行动者关于社会行动或制度的虚假信念。如发生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随着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但是，这样一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确包含了对常人行动者所持的关于社会世界虚假信念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其实践的意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为不同。社会科学关注持有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行动者，他们会对他们的行动以及如此行动的条件做理论概括。社会科学涉及一种双重解释，因为在那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理论要发生效力的那个世界，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社会科学不必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解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社会科学的技术观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观念之上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却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因此，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当社会科学概念为常人行动者所接纳并融人社会活动中，它们自然成为社会例行实践中人人谙熟的要素了。这从社区、社区建设、社会指标、社会发展、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等等社会学的专业词汇逐步推广到变成大众的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所以说，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它不会局限为一种专业的话语。
吉登斯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平也认为，与自然不同，在社会一人文环境中，每一个被专家视为“外行”的社会成员作为具有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行动主体都在时时处处参与着社会的建构过程；并且，这既是行动的过程，也是阐释的过程，而他们对在自己的行动参与下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的阐释，若照专家看来也许无非是“常识”而已。不过，情况也有正好调转过来的时候，所谓的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知识，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来，也不过是用某种学术语言讲述的常识。而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常人也是知识者和阐释者，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理论都是在被常人从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断进行再阐释着。正是这种“双向阐释”构成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质。
因此，从反思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等角度来看，常识与社会学的关系就不像前人所认识的那样是简单对立的。这些方面的认识，也使我们更加关注社会事实的主观方面，注意到常人的理解与生活，因此，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更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总的来说，从以上的三个角度考察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知识与社会常识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全面的考察社会学知识与常识性知识二者之间种种变化的关系。从这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结果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社会学与常识之异
社会学包括的不仅仅是社会学的知识，还包括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常识也包括常识性的知识、直接经验的获取知识的方法、直觉从众的思考方式。社会学与常识的区别关系也可以参照前述的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区别来看待。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凭个人经验和普通常识来处理日常事务与解释社会现象，这种方式也可以发展出知识来，就像传统社会以经验累积与传承来建构知识一样。“社会学”不必也未必能“导正”所谓“偏颇”的想法(因为“正”与“偏”是相对地)，但至少能提供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而这个解释通常是经由实证资料的搜集来支持或是经由理论逻辑的推演结果。由于现代知识的建构方式，通常强调“系统”而不是零散，重视“累积”而不是秘方。因此，具有“系统”与“累积”的知识成为现代学术的特色。“社会学”的特色就在强调“系统与累积”，主要能提供我们一般性(即大数法则)的知识。当然这并不能说是“正统”知识，只不过是能透过现代“科学”技术或程序的“实证资料”来加以支持的说法而已。透过社会学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一般”现象(而不是和一个人的想法)，这或许可以帮助一般人跳脱出以自己经验为主的“认知”与视为当然的“常识”。同时，熟悉(常识)使我们“视而不见”，“去熟悉化”则是社会学式思考(think—ingsociologicaly)的第一步，打开我们的社会触觉，让我们“见人所不能见”，看清楚这个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其次，几乎是命定的必须以“常识”为探讨对象的社会学让人们往往以为社会学并无举足轻重或者对实际人类社会贡献——甚至有些人直觉地就去质疑(或者否定)社会学的科学地位。但其实，社会学的知识具有强烈批判品格(尽管社会学之中的某些说法被视为是保守、静态且倾向于维系“现状”(htestatusquo)的)，社会学的这种批判品格也是常识所不具备的。
另外，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在其研究和理论中，也使许多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当普遍的常识性假设成为理所当然(take—forgranted)的东西。社会学最近几十年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对常识性假设进行再考察，对它们做出批判性评价，在必要的地方以经过科学的证据严格验证的观点来取代。
因此，现在也有一些关于“社会学庸俗化”的批判文章，它把“社会学庸俗化”问题提出来，希望使社会学学科的特性更加凸显。在这些论者看来，对社会学家而言，常识只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题目，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的源泉。这种提醒显然是必要的，由于社会学家们都生活于常识的世界里，他们对自己所利用的常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才不至于把常识当成了社会学知识(当然，反过来说，有些社会学家不是从学科、专业的角度出发做出的社会评论，我们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会学的知识或者社会学的理论成果)。
2．社会学与常识的联系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学对社会的介入越来越广泛、深入，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也由原来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社会学与常识相对”的态度要变得不那么肯定了。在社会上，一方面，社会学家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书籍等等媒介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似乎什么样的情况下社会学家都可以发言且常有惊人之语，另一方面，有些舆论把社会学家的工作称为“花大量的钱财去发现尽人皆知的事实”，把社会学家在大众传媒中传播的很多“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学的视角”所作的分析称为“庸俗社会学”。社会学家对社会现实的全面介入与社会舆论对社会学的讥讽之间的张力使得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又重新成为社会学家反思的对象。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危机”，更是促进了人们对社会学与常识(实际上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社会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反思。
如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香港的社会学家张德胜在其著作《社会原理》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评论。张德胜的基本观点是“道不远人”，社会学的规律来自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因此，它自然不会与人们的常识认识太过疏远。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J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24-4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以传播生态视域切人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一二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
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
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
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人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其二，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摒弃了单纯的传播生态理论研究因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科技话语过多而掩盖了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使理论出现失衡等弊病，更注重结合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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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上月买了电脑，借我点钱。”我对上铺说。“没有。”她斩钉截铁。“你睡在我上铺四年呢，没良心的。以后失恋别找我。”我大叫。“那你叫我一声先。”“可可！”她摇头。“亲爱的可可！”她还是摇头。“富婆！”她开始笑。“小花！”她笑得更灿烂。我更加谄媚：“美女呀！小资美女！”哈哈哈，她终于咧开嘴大笑，开始数钱。接过钱我嘀咕，美女？哼，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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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怪MM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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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MM生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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