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1 08:24:4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支持网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是当今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西方，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兴盛于70年代，至今仍在继续［肖鸿1999，3］。而在中国，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起步［阮丹青，周路1990］，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伴随着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其主要研究内容之一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也逐渐增加。社会支持网研究若依据社会网络分析的通常划分方法，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整体网研究，关系研究和主体网研究。目前许多社会支持网的研究者，主要通过检验主体网或个人网进行研究。［贺寨平2001］国内现有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中，阮丹青、张文宏等学者的成果较为突出。
概述：基本程式和内容
“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就是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该文的开篇即指出“个人的社会支持网是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程度的人所组成”，以明确其研究的社会支持网是主体网，即与被调查的个人有关系的所有人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网络。该报告正文分为四个部分，即前言，二、研究方法，三、研究发现，四、讨论。本述评将按照调查报告理想模式所应具备的程式和内容，对该报告总的加以概述：
1）研究的问题及背景。该文是“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网”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之一，因此并未对研究的问题及背景作较详细的阐述，而是在前言部分直接阐述了社会网和个人社会支持网的定义，并指明该项研究分析的范围只限于社会支持网的“财务和精神领域的帮助”。接下来，两位作者简要列举了部分既有社会支持网研究成果，同时又指出，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网的比较研究是一直受忽视的领域，阐明了本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2）相关文献的回顾。该文的研究目标是在“对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社会支持网的规模，网络构成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发现其类似性和差异性及造成这种类似性和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因而，其在前言部分简要地提到几位学者对社会支持网研究的结论。首先是关于西方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成果：Burt和Van der poel等人研究发现，“西方社会，在亲属当中，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比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挥的作用更大。另外，配偶提供社会支持的范围也是最广泛的，人们倾向于从配偶那里获得精神性、工具性和社会性的支持，父母和成年子女也彼此提供精神和工具性的支持……”Wellman和Wortley认为，“社区关系并没有随着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而普遍衰败，只是居住在不同社区的人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建构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时会采取不同的模式。”其次是关于中国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成果，主要介绍了阮丹青“重要问题讨论网”研究的结论、边燕杰的强关系找工作分析和蔡禾等人的研究发现。
3）研究的理论或假设。严格而言，这篇调查报告没有提出其理论框架或假设，是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城乡居民社会网的比较研究，也是一种探索性调查研究。该项研究的目标是试图发现“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精神和财务社会支持网，在网络规模、网络构成模式两个方面的类似性和差异性及造成这种类似性或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尽管这其中有解释性要求，但也未提出具体假设，毕竟它是探索性的，没有假设与限制，或许更利于发现问题。
4）研究的概念及其操作化。本文作者在开篇前言和研究方法两个部分，多次强调只分析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精神支持网”和“财务支持网”的“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模式”的状况。由此可见，该文中有四个关键概念：精神支持、财务支持、网络规模、网络构成。相对而言，四个概念中，“精神支持”和“网络构成”的抽象程度较高。“精神支持”和“财务支持”具体如何操作化作者未作说明，但交代了两种网络成员选择的标准，即“如果您心情不好，想找人谈谈，您会找谁呢？”和“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两个问题。概念“网络规模”作化为网络成员的数量，“网络构成模式”在调查问卷中则被具体操作化为32种人际关系类型（在统计分析中又被归纳为9种）。
5）抽样、样本及总体。作者在“研究方法”部分，明确指出了抽样的详细时间、地点和方法。城市样本是按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居民家庭―18岁及其以上，生日最靠近11月5日的成人等五个步骤，采取简单随机多段抽样，共抽出503个样本。农村样本先被限定在天津市4个近郊区中的西青区和5个县中的宝坻县，再按照乡（镇）――村委会――居民家庭――18岁及其以上，生日最靠近11月5日成人等四个步骤，采取简单随机抽样，共抽出598个样本（实际分析的样本是宝坻县的334个样本）。从作者分析的样本推断，调查研究总体是18―65岁的天津市城乡居民。
6）结果的表达。作者在“研究发现”部分，通过两个百分比统计表，分别描述了城乡居民财务和精神支持网的网络构成及网络规模的类似性和差异性。为了“确定城乡居民在社会支持网构成上是否真正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作者“在控制了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等因素以后，进行了多元回归及逻辑回归分析”，结果以两张回归分析统计表的形式出现，并辅以文字说明。作者在对四张统计表的内容描述过后，将这一研究发现归纳为四句。作者的另一研究目标――发现“造成这种类似性或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是在该文“讨论”部分实现的。其对前面的研究发现部分给予了文化和结构两个方面的解释，由此也占据了该文的半壁河山。
评价：研究方法的运用
通览概述可以发现，该调查报告基本上包含了理想模式的调查研究所应具备的程式和内容。若将该调查归为描述性调查研究，则其报告中未提出理论框架和假设但并未违背研究规范。只是调查报告在讨论部分的大量阐释，占据了全文近半篇幅，虽很有理论价值和启发性作用，但解释的依据基本上不是出自调查分析的内容。本述评拟就对该报告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予以探讨（只针对研究方式，具体方法和操作方式）。
1）抽样方法与资料收集方法。抽样方法总体上可分为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两大类，进一步可细分为简单随机抽样等若干类。调查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自填问卷法和结构访问法。通过对该文“研究方法”的概述，可以知道该项研究中，城市样本采取的是多段抽样，而农村样本的抽取是判断抽样和多段抽样相结合的结果。这一抽样设计总体上遵循了抽样专家科什（Kish）教授提出的抽样四原则，具有合目的性、可测性、可行性和经济性。这些优点尤其体现在城市样本抽取过程中。城市样本的多段抽样过程，在开始阶段保证了样本来源的全面性，将全城6个区全选为调查区域。第二阶段则从每个区中随机抽取了3个街道办事处，再从抽出的每个办事处各随机抽取1个居委会。这一点充分考虑了各区之间差异较大，各居委会差异较小的可能性，在确保随机性的同时，很好地体现了经济性，可测性相结合的抽样准则。但是在农村样本的抽取过程中，抽样的初始阶段是判断抽样，诚如作者所言，“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同质性较强，加上受研究经费的限制，农村样本的抽选区域定为4个近郊区中的西青区和5个县中的宝坻县”。应该说作者这种考虑合情合理，其下文所列材料也证明了被限定两区的代表性，但这多少会使这一抽样设计增加些许遗憾，使读者对其抽样过程的随机性多少有点怀疑。两相比较，农村样本在抽样的初始阶段较城市样本小，通过判断抽样限定了1个区1个县；在中间阶段，数目则大于城市样本，从抽出的每个乡镇中，抽取出3个村委会，而与之相对的城市样本，则是从抽出的每个街道办事处中抽取1个居委会。这一点似乎难以解释作者“农村居民的同质性较强”的观点，而更有说服力的应该是保证农村样本与城市样本的平衡性。当然，任何一项抽样设计都会受诸多因素影响，很难尽善尽美。有一点这样的缺憾，或许也正说明了作者抽样设计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困难性。然而，作者在城市抽取了601个有效样本，在农村抽取了598个有效样本，而进入分析过程时，城市样本仅用了503个，农村样本仅用了334个（宝坻县样本）。然而作者对这些没作任何说明，这会使读者对抽样设计的缺憾有所感受，但也会对所抽取样本的有效性产生疑问。
至于资料收集过程，该文指出“本文运用1996年‘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问卷调查的资料，但未说明究竟是自填式问卷还是结构访问问卷，读者也无从得知。但读者至少可能会由此产生一个疑问：“倘若是自填式问卷，这个针对农民的调查，信度和效度有多高呢？另外，该项调查研究的是“天津市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状况，只涉及“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的小部分。而读者在未被告知“支持网”的研究者是否组织或参与了“社会网”的研究时，完全有理由怀疑这项研究只是一个文献研究，而非调查研究。因为这里不能排除该项目研究者从既有问卷调查的资料中“提炼”出变量予以描述分析的可能。
2）变量设计与操作化。变量设计和操作化是调查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工具建构的基础环节，也直接制约着一项调查的解释性或描述的准确性。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从概述中可以看出，该项研究主要涉及四个变量，即精神支持、财务支持、网络规模、网络构成。作者在量表设计部分，只对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两个变量的操作化给以说明，而未对“精神支持”和“财务支持”给予相应的说明，仅指出了精神支持网成员和财务支持网成员选择的标准。这似乎有点不妥，尤为不妥的是财务支持网成员的选择标准，即“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在西方国家中，这一指标可能非常适用，但在中国使用，却不能反映作为网络成员的配偶在财务支持网中的作用（财务支持网统计表的数字显示，农村居民被访者提到配偶的仅为4.1%，城市被访者提及的也只有5.6%，与西方调查结果相去甚远）。这里有两点理由可以说明这一指标的不合理性：
首先，从财产权观念来看，中国的夫妻间个体财产权观念很弱。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从来只有家庭财产权观念，而没有个体财产权观念。这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私房钱”予以说明。为什么认为夫妻间个人保留一定钱财是“私房钱”呢？因为在中国的夫妻眼中，财产是“夫妻共同体”的集体财产。谁若存私心，想保留自己个人的钱财，则无疑被视为是在存“私房钱”。且这种私房钱数量只是有限的，并且这种行为也不被提倡。夫妻共知共有的财产，仍是家庭财产的主要部分。对于这主要部分的财产，既然是夫妻共有，则使用财产时就不是“借”，而是“拿”。因此普通百姓向自己配偶“借钱”的概念也很弱，尤其是需要“借一大笔钱”时，更不可能想到向自己的配偶借。当然，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个人财产权观念的普及深入，中国夫妻间这种“公共财产权”的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一指标可能也会适用于中国的个人社会支持网调查研究。但在当前似乎难以适用。
其次，从现实生活来看，夫妻间的财产所有权关系难以理清。这里面原因比较复杂，在此只能简单地加以说明。第一，单从家庭的功能而言，中国家庭目前具备赡养、孩子教育、经济等多种功能。夫妻的结合，即意味着家庭的构成。夫妻在家庭中会有不同分工，以履行不同家庭功能，诸如获取财富，抚养教育小孩，赡养老人，料理家务等。由此，夫妻在家庭中的贡献也各有侧重点。即使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中，也很难说，丈夫在外所挣钱财是其私人所有。假如是这样，那么妻子应该得到在赡养老人或抚养教育孩子及家务劳动中的工作报酬。第二，夫妻创造财产时的共同行动使得收获的财产难以分清。这一点在中国大部分农村比较显著。自农村推行以来，来自耕种责任田的财富，往往是夫妻共同劳动的结果。即使流动的农民工，也常常是“夫唱妇随”，夫妻商店、夫妻手工作坊很多，要明确区分夫妻财产困难重重。第三，理财的方式和习惯，仍然使得个人财产权难以独立于“夫妻公共财产权”之外。
可以说有这种难以理清的财产权，使得夫妻间也难以产生向对方借钱的行为，更可能的是配偶双方共同使用财产。因此，无论从夫妻间财产权观念而言，还是从现实生活中的财产权关系观察，这一“财务支持网”所使用的指标，难以测量配偶在个人财务支持网中的作用。也许应该有其他指标的辅助才可。
3）资料分析。该文在“研究发现”部分指出，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民和农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究竟有多大？他们向什么人寻求特定的社会支持？”因而，资料分析的前半部分，通过“财务支持网的构成”和“精神支持网的构成”两张百分统计表，向读者描述了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模式的类似性和差异性。但是，为了“确定城乡居民在社会支持网构成上是否真正存在显著差别”，资料分析的后半部分，随即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予以说明。“财务支持网的构成”回归分析表和“情感支持网的构成”（不知是何原因，使“精神”置换成“情感”，是打印错误吗？）的回归分析表具体展示了结果。在这儿，多元回归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只是被用来确定“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发挥描述，而不是解释性作用。是否可以称之为统计分析方法的“大材小用”呢？
两点思考
通览张文宏、阮丹青两位学者的调查报告，可以强化一种感受：变量的操作化是调查付诸实践中的最困难环节。变量操作化的有效与否直接影响着调查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由此想到，变量的操作化应该因时而易、因地制宜，不断修正和完善。针对当前社会网研究而言，尤其在网络构成的操作化中，应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如现今发达的信息网络，不管这种网络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还是仅仅是一种“虚拟社会”，但有一点是客观现实的,即“网友”们的存在。虽然其不被在现实中认可，但无疑网友可以视为部分人的社会支持网的一部分，他可以是一些人的精神慰藉，从而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支持”的交往对象，所以在操作化“网络构成”时，也可作为考虑的一部分。
另外，变量操作化是建构调查研究资料收集工具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在调查研究中，能否将资料收集工具和变量操作化的关系倒置呢？如：从一项大规模大课题问卷调查资料中，提炼出相当于其小规模子课题研究中的描述或对其建构假设而给以解释。例如，从社会网调查的结果中，提炼出关于“社会支持网”的相关变量，对社会支持网的状况予以研究。如果能做这种倒置，则其研究的结果有多大信度和效度呢？如果在这种倒置关系下，不能像文献二次分析那样有效，研究的结果没有可信性，那么如何防止这种“伪调查”的出现呢？这些也许值得我们去思考。
参考文献：
[1]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1999，（3）：12―24.
[2]阮丹青，张文宏，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1999，（2）：108―118.
[3]肖鸿.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1999，（3）：75―85.
[4]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1，（1）：76―81.
【关键词】幸福感 贫困大学生 影响因素
【Abstract】Objective ：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well-being poor college students by analyzing their gender，grade，single-parent families，families living and explore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well-being of poor college students。Methods： Affecting Factors Inventory of Well- being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was conducted on the poor students in the survey。Results： ①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Overall well-being of men and women.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P
【Key words】 Happiness；Poor students；Influence factors
1 前言
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心理健康的一项衡量指标，反映了个人的生活质量[1]。关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是诸多幸福感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大学生是未来社会最重要的生力军，他们的幸福感状态及其影响因素是了解大学生心理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今天的在校大学生，将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的幸福感将会影响几年后社会主流工作者的幸福感，虽然幸福感会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还是有一定的联系[5]。医学生的未来是肩负者救死扶伤的任务，他们的心理状态直接感染者患者，而贫困大学生又是这一群体中的特殊部分，本文欲通过对贫困大学生的幸福感状态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高大学生的幸福感提供实证的教育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大连医科大学七年制11至14级贫困生共259名为研究对象。
2.2 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1）基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级，城乡居住地，是否单亲家庭等。（2）大学生幸福感影响因素调查表[2] ，该量表由7个分量表组成，分别为自我意识、学校学习、人际交往、恋爱、工作与社会适应、家庭环境和休闲活动。
2.3 数据管理与分析
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与管理，用t检验，方差分析，多元逐步线性回归等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研究人群的一般情况描述
按照要求剔除填写资料不完整的问卷后，有效问卷共250份，其中：男生100人，女生150人；一年级92人，二年级58人，三年级59人，四年级41人；来自农村的185人，城市的65人；单亲家庭学生35人，非单亲家庭学生215人。
3.2 贫困生幸福感的性别特征
针对不同性别的贫困生其在幸福感的分析见表1，男生在工作与社会适应方面的幸福感与女性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3 不同年级贫困生幸福感的分析
表2显示，休闲活动方面的幸福感在年级间的比较具有差异性（P=0.005），相对来说，大一、大二贫困生在休闲活动方面的幸福感比大三大四贫困生的高。在恋爱方面的幸福感不同年级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26），随着年级的增加幸福感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其他方面的幸福感差异则无显著性。
3.4 不同家庭居住地及类型的幸福感比较分析
由表3分析可见，在自我意识方面，城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城市的贫困生的自我意识比农村学生的强。城乡贫困生在幸福感总分上存在差异（P=0.032），城市学生的整体幸福感强于农村学生的幸福感。
是否为单亲家庭的贫困生幸福感的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5 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以总幸福感得分为因变量，性别，年级，不同家庭居住地，是否为单亲家庭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只有家庭居住地一个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是。可得影响学生总幸福感得分的因素为生源地。
4 讨论
幸福感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一方面，它受到外界客观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求人们主观上有所感知。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的贫困大学生的总幸福感的差异不明显，可以间接说明在当今社会男女地位基本平等，但在工作与社会适应方面有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男女生将要担任的社会角色有关，说明男生在从事挑战性职业和面对竞争时更容易适应，从而在工作与社会适应方面的幸福感较强。其他方面的幸福感在不同性别间的差异则无显著性。
调查显示，在自我意识方面，城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城市的贫困生的幸福感比农村的强烈，这可能与城市的孩子从小的环境培养了独立自主的个性，所以能够获得在自我意识方面较强的幸福感。调查同样也显示出，城乡贫困生在总幸福感方面也是有显著性差异的，城市的贫困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还是会比农村的好。重庆调查通过对大学生幸福生活标准的统计数字发现，51.1%的大学生认为有很多钱是幸福的。这与当前的大环境和大学生个体的价值观念有关，但有的大学生能正视贫穷，通过各种渠道缓解经济贫穷，并把改变贫穷作为自己不懈努力的强劲动力而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因此，家庭经济因素对大学生幸福感体验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效解决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3]。
调查显示，各幸福感因子以及总幸福感在是否为单亲家庭的影响下的差异是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这说明在当今社会单亲家庭不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从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可看出进入回归方程的因素只有一个家庭居住地，说明城乡居住地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也反映了家庭的经济水平对幸福感的不容忽视。
5 建议
对在校大学生必须要注重幸福感的培养和建立。真正的教育是对个体生命的肯定、激励，要帮助大学生激发对生命的热爱和积极进取的心态，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使学生在现实的学习生活中获得幸福，领悟生活和幸福的真正涵义[4]。
学校也要注重对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教育方式的调整，及在自我评价方面的正确引导。对来自农村的学生应给他们更多的发挥空间来展示他们的才华，从而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1] 张益荣.大学生幸福感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分析[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3）：30-31.
[2] 张作记主编.行为医学量表手册[M].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418-423.
[3] 陈鹏，陈曲.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综述[J].绥化学院学报，2007（27）：178-180.
[4] 李焰，赵君.大学生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11）：168-174.
[5] 王军，张兴权，钱进.安徽省在校大学生幸福感的调查报告[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0）106-110.
为客观公正地开展评选活动，本届评选活动特邀华东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华女子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青岛幼儿师范学校等院校的部分学科带头人组成专家评审组评选，现将结果予以公布（获奖证书随即寄出）。
第三届（2009年）评选活动将自2008年12月起开始征稿，截稿日期为2009年5月30日。第三届评选结果将于2009年6月31日前揭晓。
期待大家一如既往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
全国教师教育学会幼儿教师教育委员会
幼儿教育杂志社
研究生组：
优秀论文一等奖：
周 英（华东师范大学）中班幼儿依恋内部工作模式对其
同伴冲突情境中表现的影响研究
王兰枝（内蒙古师范大学）回归生活课程理念下的幼儿园
园本课程开发研究――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幼
儿园园本课程研究为例
优秀论文二等奖：
广西师范大学
吴慧源 多元文化背景下广西幼儿园艺术教育课程研究
谭 峰 亲子教育机构中教师对家长的指导策略现状研
究――以桂林市A中心为例
赵俊婷 儿歌的教育观研究――基于广西幼儿园课程文
本的分析
辽宁师范大学
翁晓鸣 3岁儿童气质发展特点与自主性相关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
鲍艳辉 促进幼儿主体性发展的教师支持性教学策略的
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
黄美贤 幼儿教师在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的情况及相关
因素研究
本科生组：
优秀论文一等奖：
梅 莉（中华女子学院）早期阅读活动中教师有效阅读指
导策略的研究
杨 云（中华女子学院）中日关于大班幼儿同伴冲突与教
师应对策略的比较研究――日本九州女子大学附
属幼儿园与中国恩儿园的比较研究
章佳颖 （华东师范大学）关于综合主题背景下幼儿园音乐
教育现状的调查
王丽飞 （内蒙古师范大学） 劳动合同法在呼和浩特市公
立幼儿园的实施情况调查研究
陈 丽（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视觉支架式教
学提升自闭症幼儿语言能力研究
马芝（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儿童阅读障碍
的ERP研究综述
苏 姬（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行为异常幼儿 的个案观察与分析
骆晓笑（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幼儿教师专业
成长动力研究――以L老师为个案的叙事研究
优秀论文二等奖：
中华女子学院
刘 欢 幼儿园户外体育游戏开展现状的调查
周惠文 4~6岁儿童对生长和死亡现象认知的研究
刘小娟 公开课对教师专业成长影响的研究
淮北煤炭师范大学
王颖莉 脚手架理论在幼儿数学教育中的运用
首都师范大学
刘晓川 幼儿园教师常规教育观念的研究
吕小烨 不同时期父母教养观念比较研究
张 艳 北京市幼儿教师游戏观的调查
张 菁 关于幼儿园教师对继续教育的期望与现状的对比研究
王雪艳 不同情境下大班幼儿合作行为特点研究
西南大学
张璐琳 蒙台梭利教学法本土化的困境研究
刘淑美 学前专业本科男生专业学习的困惑及对策初探
――基于某大学学前专业本科某年级三位男生
的个案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董钰萍 流动儿童受教育的家庭支持系统结构分析
何一南1987-2007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研究的状况与分
析――基于四种核心期刊的研究
叶 静 幼儿园新手――专家型教师备课比较研究
汪 静 流动人口家庭的儿童虐待调查
卢美君 平阳县幼儿教师生存状态的调查与分析
鼓励奖：
李 娜 刘陈岑 田 甜（中华女子学院）
刘晓娟 赵雪华（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郝芳超 徐 菲 王新洁 张莹雪（首都师范大学）
宋 坤 索长清 王宏霞（内蒙古师范大学）
李梦怡 吴小平（西南大学）
胡 莹 张佳誉 徐丽芳 张 婧 袁慧兰 李慧慧
金晓乐 张放放 张燕飞（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专科生组：
优秀论文一等奖：
安徽合肥幼儿师范学校
张梦 新入园幼儿分离焦虑的成因及对策
周 洁 关于幼儿观看动画片的现状之调查报告
唐守翠 如今的男幼师在哪漂泊――合肥男幼师的生存
现状与分析
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
吴 晓 幼儿园中男女幼儿舞蹈学习的差异研究
姜美玉 中班幼儿的分享行为的研究
阮巧丹 大班幼儿学习习惯培养的实践与探索
连丽芳 初探小班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性别差异
陈青南 大班调皮儿童的社会影响因素分析及对
策研究
杨 飘 小班幼儿自我服务能力现状调查研究
周 虹 5-6岁独生子女独立性的研究与思考
郑婷婷 中班幼儿生活自主性学习的观察与分析
河南郑州幼儿师范学校
张秋平 浅谈民间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价值及运用
青岛幼儿师范学校
方珊珊 中班幼儿游戏合作性的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
宋佳萌 关于青岛市某幼儿园一日食谱中营养成分的初
步分析
广西幼儿师范学校
韦 微 当前城市幼儿存在的主要膳食问题研究及其对策
李汪明 开启选择性语言障碍孩子的心灵
优秀论文二等奖：
合肥幼儿师范学校
李亚男 关于大班幼儿独立性的调查
吴桂香 幼儿园活动室墙饰初探
赵 方 关于教师对幼儿奖励方式的初步调查
锁孝雯 关于同伴交往中“被忽视”幼儿的现状及成因的调查报告
刘冉冉 关于合肥市幼儿园大班教学“小学化”倾向的调查分析
廖韫玉 蚌埠地区城乡大班幼儿任务意识发展差异性的调查
苏晓妹 有关幼儿入园准备工作的调查研究
余 彤 孩子在幼儿园安全吗――幼儿园接送和门卫制度的完善及实施
郑州幼儿师范学校
范小颜 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现状的分析与思考
乔 莹 谈幼儿数学活动区的开展与指导
未克青 “否定”式教育对幼儿成长的影响研究
谢 丹 幼儿攻击的成因及矫正
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
罗晓丹 中班某幼儿攻击的矫正研究
严圆圆 实习幼儿园小中大班区域活动的探索
林 丹 新老师管理幼儿园过渡环节的策略初探
施冬婷 新老师对小班表演区调控组织的基本指导与策略
林 红 幼儿喜欢什么样的老师――来自于对大班幼儿的调查
陈真真 小班幼儿新入园分离焦虑成因及策略研究
林 燕 小班幼儿社会与家庭环境的相关调查研究
高丽丽 小班幼儿的告状原因及应对策略
王佳秀 浅谈台实幼大二班语言区的创设
青岛幼儿师范学校
秦续姣 浅谈新教师如何提高教育策略与机智
邵 分析小小班幼儿的自理能力
刘 楠 大班幼儿在园遵守集体规则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的调查
广西幼儿师范学校
张悦涵 异性玩具对幼儿性格发展影响的研究
罗合亮 解开孩子“对着干”的心锁
韦柳媛 幼儿与同伴冲突的原因探析
卢 巧 城市家庭环境对幼儿与同伴交往的影响
文 雯 幼儿语言过早成熟刍议
石富莲 教师吓唬幼儿的现象分析
施 慧 谈谈幼儿园师源性心理伤害
赵 露 谈谈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鼓励奖：
黄丽倩 王 璐 张 咪 李伟伟 张婷婷 韩 萍
陈 辉 许媛媛 尤亚平 韩兰兰（安徽合肥幼儿师范学校）
万 雪 王罗敏 刘 欢 付 慧 牛 圆 张晓玲
曲 佳 董 旭 姚 笑 刘翠莲祝 琛（青岛幼儿师范学校）
罗雪梅 周瑜征 陈 芳 汤媛媛 郑自新 郭慧兰
张 云 刘安娜 张 瑛 张 利 陈 娟 严 媛
陈丹凤（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
【关键词】 乡镇中学 留守儿童 外语学习 动机研究
本文是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1JK0343)的部分研究成果。
研究背景
学习动机是在语言学习诸个体因素中最具能动性的因素之一。早在1940年代，Marchwardt就开始研究支配语言活动的基本动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由于大批专家学者的涌现，使得动机研究领域显得空前活跃，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研究者们开始把目标转向动机的动态本质。 研究者们除了依赖社会心理学的框架外,他们还从主流动机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框架内，对外语学习动机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从而大大拓宽了他们的研究视野。
我国的英语学习动机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桂诗春教授1986年率先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动机情况作了调查，揭开了国内动机研究的序幕。进入 21世纪, 动机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新格局，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动机研究工作者（如吴一安、刘润清等 1993，文秋芳等 1996，张文鹏 1998，石永珍 2000，王慧莉 2000，武和平 2001，杨国俊 2002，王有智 2003，高一虹 2004，李楠、吴一安 2007）。但目前的动机研究成果中, 针对中学生的动机研究不多，而对于乡镇中学生，没有被研究工作者单独列入动机研究的对象，更不用说研究者们会去关注乡镇中学留守儿童的学习动机。
研究意义
农村留守儿童随着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开始而产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附属品，且随着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而日益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越来越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条款，力图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而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同样也受到了教育部和全国妇联的高度重视，他们分别通过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着力解决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在2010年7月，在教育部所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改善农村学生特别是留守儿童寄宿条件”，从而把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陕南地区，虽然尽享着秦巴汉水所赋予的壮丽景观，却没有能够使其真正实现“跨越发展”的矿产资源。同时，由于缺乏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过硬的产业基础，以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限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背井离乡，成为进城务工人员，导致陕南地区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长期以来一直居高不下，同时也为地方政府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和困难。
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在乡镇中学外语教学师资力量方面，显得尤为突出。而学生的外语学习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可能会影响到学生的升学就业问题，同时也可能直接影响到学生对于其他科目学习的态度。因此，本项研究试图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指导下，以推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贯彻落实为目标，通过对陕南三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乡镇中学留守儿童外语学习动机研究，帮助他们了解自身在外语学习中所存在的问题，以探寻外语学习的途径，提高他们的外语学习水平，培养外语学习的能力。进而为当地的乡镇中学以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一手的材料和数据，为学校和地方的教育教学改革工作推进提供参考。
研究对象
本项研究是在陕南三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的乡镇中学中，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抽取了其中的10所乡镇中学中的2050名在校初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总共发放了问卷调查表2050份，收回有效问卷共计2005份，回收率约为98%。然后通过对所回收的问卷信息进行初步整理，了解研究对象的相关信息。
数据分析
根据数据整理的结果显示，在所回收到的2005份有效问卷中，留守儿童共计992人，占被调查人数的49.5%，而非留守儿童共计有1013人，占被调查人数的50.5%。陕南乡镇中学留守儿童的数量在被调查的学生总数中，占据了近乎一半的比例，由此可见这一特殊群体队伍之庞大。为了进一步了解留守儿童的外语学习动机方面的特点，借助SPSS13.0软件，对所收集到的数据分别进行了分析如下:
首先，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Paired Samples Test）对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外语学习动机问卷的均值进行检验，留守儿童的均值（Mean）为3.3553，标准差（Std. Deviation）为0.53590，均值的标准误（Std. Error Mean）为0.09784，而非留守儿童的均值（Mean）为3.3860，标准差（Std. Deviation）为0.57199，均值的标准误（Std. Error Mean）为0.10443,而双尾检验值，即Sig.(2-tailed)为0.016，虽然大于0.01，但是还是小于0.05，由此可见，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外语学习动机问卷调查中的均值还是存在有显著性的差异。也就是说，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外语学习动机方面存在有一定的差异。
既然被试的两个群体之间在外语学习动机方面存在有明显的差异，笔者对非留守儿童的外语学习动机又进行了分析。数据分析主要是通过SPSS 13.0软件进行的。首先进行KMO检验及球形检验。根据检验结果，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e Adequacy）的值为0.893，偏相关性很弱，非常适合因子分析。同样，根据Bartlett球形检验，Approx. Chi-Square的值为9202.537，df值为435，拒绝单位相关阵的原假设，P值为0.000，P
在利用SPSS13.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时，对问卷的因子分析归纳出6个动机类型（兴趣动机，成绩动机，情景动机，成就动机，出国动机和爱国动机）。当特征值为0.5时，其能解释总变差的85.93%。各种动机类型中相应题项的因子负荷分别如下：
1. 兴趣动机(对目的语及文化的内在兴趣)方面：对英语国家的人及文化感兴趣(0.75),爱好英语歌曲及电影(0.90),爱好英语文学作品(0.76),对语言学习有特别爱好(0.68),喜欢这门语言本身(0.74),对英语一见钟情(0.87)，其解释方差为31.98%。
2. 成绩动机(通过考试获得升学、毕业等)方面：入学前是为升学考试(0.90),入学后为获取毕业证(0.89),父母/学校要我学(0.98),入学前取决于学习成绩(0.84),入学后取决于学习成绩(0.90),为了出国或升学考试(0.87)，其解释方差为29.69%。
3. 情景动机(课程、教师、教材、班级的影响)：取决于是否喜欢英语老师(0.84)，取决于英语课的质量(0.83)，取决于所用教材(0.79)，取决于是否喜欢我的英语班(0.79)，上大学前取决于是否喜欢我的英语老师(0.84)，其解释方差为16.44%。
4. 成就动机(试图追求和达到目标的驱动力）：让我获得成就感(0.90），找到一份好工作(0.90）,有用的交流工具(0.89), 不辜负父母的期望(0.98),人生敲门砖(0.94), 是教育程度和修养的象征(0.93)，其解释方差为10.49%。
5. 出国动机(出国寻求教育和工作机会、体验文化)：移民国外(0.96),出国寻找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0.82),更好地学习其他文化知识(0.92),出国亲身体验英语国家的文化(0.81)，其解释方差为6.22%。
6. 爱国动机(通过英语了解世界、报效祖国)：学英语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0.87),学好英语才能够为中国尽力(0.91),为了了解世界(0.82)，其解释方差为5.18%。
研究结论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首先我们可以肯定是，在外语学习动机方面，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之间存在的差异具有显著性。其次，在外语学习动机类型中，虽然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兴趣动机和成就动机中表现得极为相似，但通过因子分析后我们不难看出：（1）非留守儿童的影响外语学习动机的因子负荷量均高于影响留守儿童外语学习动机的因子负荷量；（2）留守儿童在成就动机、出国动机、爱国动机方面的表现均逊色于非留守儿童。
综上所述，影响留守儿童外语学习动机的诸多要素尽管类似于影响非留守儿童外语学习的要素，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要消除这种差异，建议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人以及有关教育工作者，能够采用多种方法，培养学生多元化外语学习动机，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配合当地的外语教学工作者，搞好外语学习，为将来能够实现更高的人生目标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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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儿童行为问题；危险因素；Rutter教师问卷；logistic回归
Reseaching on Ratio of Children behavior Problems of Teacher Questionnaire and R isk factors in Kunming. Xuan Xu, Kang Chuanyuan, Liang Zhizhong, et al.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College, Kunming 650032, P.R.Ch 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ain dangerous factors in behavi or problems of school aged children. Methods Rutter Chi ld Behavior Check list by teacher was applied to investigate 956 primary student s. Results The ratio of children be havioral problems is 14.08%, It is 3.13:1 that the ratio of boys to girls; It isshowed in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at: the main risk factors in be havior problems of school aged children are sex, fellowship, time cared by paren ts, money cost on children and peace in family. Conclusion Thechildren behavio ral problems were caused by complex factors and increased with the age, It is su pposed to take synthetical ways to prevent and deal with.
【Key words】 Children Behavior Problems; Rutter Teacher Questionnaire;Risk 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儿童行为问题妨碍儿童心理健康成长和社会化[1]，其相关因素较多。关于学龄儿 童行 为问题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2]。发达国家报告其检出率已达5%~30%[3]，为研究我市儿 童行为问题的状况及影响模式,我们于2005年3~7月对昆明市城乡结合部956名1~6年级学龄 儿童的行为问题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昆明市以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选择城乡结合部小学学生为调查对象，共计9 23名6～14岁儿童，男466人，女457人。
1.2 方法 采用英国Rutter设计的儿童行为教师量表，Rutter教师问卷总评分≥9分，为有 行 为问题。“A行为”总分>“N行为”总分归“A行为”；反之为“N行为”；A总分=N总分者为 “M行为”(即混合)。量表可靠性高，经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测试，灵敏度90.2% 、特异度100%,总有效率91.4%[4]。
教师问卷由班主任填写，问卷填写前由专业医务人员与各班班主任一起统一标准，然后对每 个学生实际观察的情况如实逐项填写，同时父母填写20项变量的一般问卷调查。回收有效资 料923份，回收合格率96.5%。最后将所有资料核对整理,再将相关调查因素编码、分级并用S PSS 11.5软件作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 见表1、表2和表3。从表1可看出，教师问卷检出率14.08%，男 童21.23%、女童6.78%。男女检出率之比为3.13:1(χ2=39.875,P
表2显示，问题男童以A行为为主，检出构成比为64.6%，较女童54.8%高； 问题女童则以N行 为为高,检出比为32.3%,比男童26.3%高; 问题女童M混合行为构成比12.9%也比男童9.1%高， 男童和女童行为问题类型有显著差异(χ2=1.014,P
从表3可知，随年级增大，行为问题有增加趋势(趋势检验χ2=13.79,P
2.2 儿童行为问题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923个学生，以行为问题评分作为因变量， 以20个有关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定α水准为0.05。最终选入4个主要危险 因素，依据偏回归系数的大小,它们分别是：性别、伙伴关系、父母教培育儿童时间、花在 儿童身上的金钱、家庭和睦情况。
3 讨 论
本教师问卷研究结果表明14.08%的城乡儿童有行为问题，高于王玉凤报道的8.34%(教师 问卷)[4]，与曲阜市徐丙龙报道的11.68%类似[5]。男女童行为问题检出 率之比为3.13:1， 男童行为问题发生率明显较女生高，与国内外报道类似[6,7]。在男女童的行为问 题分类比 较显示，男童A行为（行为）较女童更多见；女童则以N行为（神经症行为）更为多见 [8]，差异极其显著 (P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表明性别、伙伴关系是儿童行为最重要的两项危险因素。男童作为行 为问题危险因素之一，与行为问题检出率相一致，亦反映男童较女童更易出现行为问题。伙 伴关系提示加强学校心理卫生辅导，团队意识和同伴和睦交流在学龄儿童心理中的重要性。 也可能表明学校教师更注重教学的秩序、纪律和同学关系的和睦，而儿童在学校接触的人比 在家明显增多，有许多的机会互动发生矛盾。所以较容易显现和被观察到攻击、违纪行为。儿童行为问题症状具有情景性[10,12]。
父母教育培养儿童时间（父亲受教育程度低）、花于儿童的金钱（家庭经济条件差）及家庭 和睦情况本次研究中也进入回归方程。文化较高父母更了解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家庭经 济条件好则有能力投入更多金钱培养子女，支持文化经济差异对儿童行为导致偏异的影响 [5]。家庭和睦因素提示：儿童良好的行为模式及其心理发育的成熟需要一个稳定 和有安全感 的环境[13]。表明城乡儿童行为问题受到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生物学因素有可能构 成了行为 儿童的素质因素。而环境因素,教育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构成了行为问题的诱因和调节因素 [11]。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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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警校生 心理健康 状况 疏导对策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6C-
0100-02
一、警校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国内一些学者曾用心理症状自查量表（SCL-90）和大学生人格调查表（UPI）对包括警校生在内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通过比对研究发现，和其他普通高校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相比，警校生的心理状况有相似点也有不同之处。此外，同是对警校生的研究，不同的研究也不尽相同。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分析这些共性和个性，加深对警校生心理健康性状的认识，从而为制订有针对性的、高效能的教育管理和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其一，警校生和其他普通高校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的相似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阳性检出率相似。十多年来，在警校生和普通高校生中发现抑郁、焦虑、强迫、人际关系和适应不良、人格障碍和精神病等问题的总概率在13%～30%之间。这个概率范围说明，大部分警校生心理状况良好，其阳性概率在同时代的其他普通高校生检出率波动范围内波动，不像一些其他特殊职业院校生，如艺术学院生（5%）和体育高职生（9.4%）那样明显偏低于普通高校生。二是相关病因关系相似。在校生心理问题与家庭教育、生存压力、城乡差异均有相似的较稳定的差异分布，即家庭教育不良、亲子关系紧张、家庭结构不完整、乡村长大、经济困难等属性与各种心理症状正相关，而属性的另一端与心理症状呈负相关。三是常见的心理问题相似，人际关系、恋爱、情绪、学业就业等问题多发，而且多发问题的年级差异也很相似：大一的适应问题，大二的人际关系问题，大三大四的恋爱和就业问题。
其二，和其他普通高校生相比，警校生的心理适应问题比较常见。首先是紧张感，警校生活要求遵守一日生活制度，作息、训练、学习、内务、警容都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其次是就是单调乏味感。有些新生刚到警校时对各种警务训练感到新鲜，一上训练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可过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训练科目也就是那么几项，日复一日单调重复的训练，就丧失了兴趣。
总之，警校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其他普通高校生心理健康的差异性并没有体现在问题检出率、相关病因、年级特征上，而是表现在额外多出的独特的警校适应性问题，这种一般加特殊的关系，体现了现实任务性状对心理结构的刻画。
二、警校生心理健康疏导对策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总结和提议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注意抓住以下重点群体和关键项目。总体而言，家庭结构不完整、亲子关系紧张、家庭教育不良、乡村长大、经济困难等属性或多或少地在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附加因子等10个因子上与对应项有显著劣势，所以首先要摸清在校生的这些基本情况，然后进一步地筛选和区分这些高发群体相应的侧重项目，最后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疏导，这是针对包括警校生在内的高校学生共性一面的对策。另一方面，则是针对警校生特有而鲜明的军事化管理带来的心理适应性调试问题的策略。在严整警容、严明警纪习惯作风养成的过程中，服从命令和接受批评是在所难免的，处理不好可能成为压力和不良情绪的应激源。此外就是单调、紧张、有序的警校训练生活的适应问题，如何积极地实现从个人自主生活向集体愉快生活的转变，建立新的目标、兴趣和能力素质增长点就成了心理健康工作的关键。
（一）注意校际差异
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外出请假都有严格的限制，奉行一日生活制度，集体生活占据了学生绝大部分时间。应为学生重新找回热情，重构目标，激发竞争，焕发使命感、荣誉心。非警校生的社会生态状况与其入校之前有较大的相似性和易适应性，但是警校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个人自主活动时间急剧减少，集体统一行动的时间占据了大部分的在校时间。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条件，开展好的现有集体活动，提升集体生活，特别是其精神生活的样式、质量和满意度。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学生的想法，发挥和利用学生的潜能和素材，开发新主题新样式的集体活动，改变老套陈旧的内容和形式。有研究发现，体育文艺活动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培养人际交往能力、调节情绪和预防心理障碍。结合本校和不同年级群体特点，开展丰富、充实和有针对性的体育和文艺活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是有很大帮助的。例如，孤僻、怪异、优柔寡断的学生可以选择球类、集体接力、拔河等项目；腼腆、胆怯的学生可进行武术、射击、体操等活动；而急躁、易怒的学生可以选择琴棋书画、太极拳、慢跑、竞走以及游泳等项目；缺乏信心的学生应选择简单、易完成的项目；对遇事紧张的学生可以让他们多参加激烈的比赛；对自负、逞能的学生可选择难度较大、动作复杂的技巧性活动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总之，大学阶段是信念价值观和个性定型的重要环节，有较大的可塑性，因此，教师和学校方面的因素不可轻视。教师的心态、价值观、道德修养、言行举止有意无意中在感染学生，学校管理科学与艺术的现状无时无刻不在塑造灵魂，虽前者务虚，后者多务实，各有侧重，但是都应以积极心理学的原则精神一予统之，不可松懈。
（二）注意性别差异
社会性别角色差异会引起男女生在心理健康的不同项目上的得分差异。由于社会文化对男女的角色认同的要求不同，所以两者面临的课题和相应的问题也各有侧重，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疏导中也应该有所体现。男生通常要求具有坚强、成熟、有担当等品质，而女生要求具有可爱、温柔、体贴等品质。这一社会要求反应在心理健康上，男生更多地体现在敌对因子上，而女生则更多体现在情绪方面的心理问题，如恐怖等。综合一些文献来看，对于男女生心理健康状况孰优孰劣的问题，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检出率和阳性项目上都有不小的出入。我们认为，这些似乎矛盾的结果其实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变量，即不同家教带来的不同的应对方式和人格结构。社会给男性更大的竞争生存压力，因此，应加强业务、事业和成功教育和培训，使其好斗性用到事业进取心上来，从而避免敌对和人际紧张；而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就宽厚些，亲和、贤淑、美丽就是女性的最大智慧和本色，所以，女性事务上可以平平过，但是良好的亲和力和受欢迎的人际口碑更能让其脱颖而出，因此，女生亲和、顺从、可爱、为人着想的品质和动向应该得到鼓励和养成，从而避免和减少恐惧、焦虑、抑郁等情感问题。
（三）注意城乡差异
城乡差异主要包括经济收入和文化生活两个方面的内容。纵观现有文献，在城乡差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上大多数文献均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即农村学生的心理问题检出率、阳性项目数和阳性程度均显著大于城市学生。如果是用SCL-90施测，常常是10个因子有七八个因子存在这样城乡差异；如果是用UPI施测，也常是在多个关键因子上存在类似的情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信息量的多寡、家庭教育的差异、生存压力的不同等。因此，对贫困生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必须双管齐下，促其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克服自卑和焦虑，完善入校前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应与年龄匹配的心理特质，如自主、自信、勤劳和自我同一性。
（四）注意家庭差异
家庭差异主要包括家庭结构（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残缺家庭、完整家庭）、亲子关系（安全依恋、家庭暴力、和谐民主）、家庭教育（内容上，丰富、欠缺；方式上，权威、专制、民主）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与非独生子女的关系如何呢？这个问题不同的调查研究结果都不尽相同。得出独生子女心理健康水平较非独生子女高结论的作者无非是将此解释为，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教育逐渐趋于理性化，独生子女自幼在家庭中能够得到比非独生子女更加科学、更加规范的教育，使他们更容易形成健康的人格，因此造成差异。而得出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水平更高的结论的作者无非是说，独生子女多于顺境成长，所以柔软、任性、抗压力差，在坚韧、随和、重感情等人格特质上与非独生子女差异显著。其实这个看似矛盾的结论也都共同指向了家庭和谐、家教良好这一更深层次的因素，也就是说，后者是调节家庭结构与子女健康水平的相关关系的更直接的因果变量，这在更深入的相关心理学研究中有很好的体现。
一般而言，家庭完整、亲子关系和谐、民主型教育方式下的孩子自信、随和、不卑不亢、主动热情、有探索创新精神，是家里的好孩子和学校的好学生，社会化和适应力良好；而家庭不完整、亲子关系紧张、专制型教育方式下的孩子更容易形成自卑、退缩、反应过度、任性叛逆的心理行为品质。紧张无助的家庭关系，要么就成为了孩子以前和现在读书期间的压力和负性情绪的应激源，要么就是个体将对父母权威的对抗、负性的情绪和不良行为模式泛化和投射到了以后的生活，比如大学生活中的应急对象身上或是压力情境之中。对于这些群体，应采取怎样的教育疏导策略呢？最好的教育策略就是给予学生足够的爱、足够的关注和帮助。比如，在课堂上多提问、生活中多关心、交流中多鼓励，犯错时多宽容，行动中多认可，方法上多指导，受挫时多沟通。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其成长中缺失的安全感、爱和其他积极的心理成分，使其滞后的心理发展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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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小学生 学习习惯 水平差异 调查报告
正如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所说：“中小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习惯。”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是素质教育赋予班主任与任课教师的应有之责，也是教育的应有之义，“教学生知识”和“教学生养成求知习惯”同属有效课堂教学的目标范畴。遗憾的是，在我国，因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班主任与任课教师习惯于将教学目标窄化为学科知识技能的认知领域，而忽视了对学生学习习惯的正确督导和全面培养，以至于错过了在小学阶段着力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的最佳时期，造成学生后续发展的缺憾。近些年来，我国小学生学习习惯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度已引起学校、班主任与任课教师的广泛重视，［1］针对小学生不良学习习惯的干预实践及实验探索正在各地蓬勃开展。该研究旨在了解T校学生的学习习惯的水平和特点，为班主任工作及后期开展的学习习惯对有效教学的促进策略研究与实践提供实证依据。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是从T校各年级中随机整群取样650名，去掉缺损数据和无效数据后，有效被试为646人。其中：按照性别，男生366人，女生280人；按照户别，城镇户口389人，农村户口257人；按照年级，一年级79人，二年级94人，三年级114人，四年级129人，五年级111人，六年级119人。
二、调查工具
本次调查采用的是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田澜编制的《小学生学习习惯问卷》（LHI）。该问卷由40个正式项目组成，包含学习效果监控、深度卷入、阅读与记忆、听讲专注度、作业承诺、去依赖性、努力管理7个维度，各维度分别包含9、7、5、5、5、4、5个题目。本问卷使用Likert五分量表法，从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分别给予1—5分的评定。经测试分析，全问卷的同质性系数和分半信度系数分别为0.9183和0.8885，各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787—0.8293。各维度得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位于0.584—0.839，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在0.246—0.611。这表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作为鉴别小学生学习习惯的个体差异之用。
三、研究结果
1.小学生学习习惯各因素发展水平的差异
被调查的646名学生在7项学习习惯因素上的得分率高低排序为：去依赖性＞学习深度卷入＞听讲专注度＞努力管理＞作业承诺＞阅读与记忆＞学习效果监控。结果见表1。
表1 小学生学习习惯发展的因素差异
2.不同性别小学生学习习惯发展水平的差异
由表2可以看出，男女小学生在学习习惯全问卷及阅读与记忆、听讲专注度、作业承诺、去依赖性4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女生在全问卷及阅读与记忆、听讲专注度、作业承诺、去依赖性4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男女生在学习效果监控、学习深度卷入及努力管理3个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无显著性（P＞0.05）。
表2 不同性别小学生学习习惯发展的差异
3.城乡不同来源小学生学习习惯发展水平的差异
由表3可以看出，城乡不同来源小学生在学习习惯7个维度及总体习惯上的得分差异均无显著性。
表3 不同户口类型小学生学习习惯发展的差异
4.不同年级小学生学习习惯发展水平的差异
表4显示，从总体上看，小学生的总体学习习惯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表现为，“小一”＞“小六”＞“小二”＞“小五”＞“小三”＞“小四”。多重比较表明，“小一”显著高于其他5个年级，其他各年级间的差异无显著性。从维度上看，被测小学生在学习效果监控、学习深度卷入、作业承诺、去依赖性、努力管理5个维度上的年级平均得分差异有显著性，而在阅读与记忆、听讲专注度2个维度上的年级得分差异无显著性。具体说来，对于学习效果监控、学习深度卷入2个维度，均表现为“小一”显著高于其他5个年级，其余各年级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对于作业承诺，“小一”显著低于“小六”，“小二”、“小三”和“小四”均显著低于“小五”和“小六”；对于去依赖性，“小二”显著低于“小一”、“小四”、“小五”和“小六”，“小三”和“小五”又显著低于“小六”；对于努力管理，“小一”显著高于其他5个年级，“小二”显著高于“小四”、“小五”和“小六”，“小三”显著高于“小五”。
表4 不同年级小学生学习习惯发展的差异
四、讨论
T校被调查的646名学生在7项学习习惯因素上的得分率高低排序为：去依赖性的平均得分率最高，学习效果监控的平均得分率最低。这说明，该校小学生基本上养成了独立学习的习惯，但在学习的时候对学习的目标和结果缺乏必要的监控意识。在今后的教学中，班主任与任课教师应突出学生元学习能力的培养，使他们能够确立自己的学习目标；能够意识到不同的学习方法会带来不同的学习结果；能够意识到自己当前所用的学习方法，因此能监视自己的心理活动；能够从自己采用的学习方法所产生的结果中获得反馈信息，进一步评价自己的学习方法，因而能够依据是否有助于达成学习目标来调节自己所采用的学习和行为方式，以便更好地达到学习目标。［2］
本研究发现小学女生在学习习惯全问卷及阅读与记忆、听讲专注度、作业承诺、去依赖性4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就说明，男女生认知风格及个性上的差异，跟小学女生表现出对学习更为负责任，跟聚精会神地听教师讲课不无关系。因此，本研究提示，小学生学习习惯的干预应重点针对男生，开展对听讲、作业和课外阅读态度辅导，提高他们的学习责任意识。
本研究发现，城乡来源的小学生的学习习惯发展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经济条件的差异还不足够引起小学生学习习惯的发展差异。当然，T校位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城乡学生的经济条件差异逐渐缩小，本研究的此项结论能否推及其他地区的学校，尚待后续研究加以证实。
本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学习习惯在总体上呈现随年级上升而出现总体习惯水平能力下降的趋势，尽管在高年级有局部回升趋势，但从二、三、四年级起出现学习习惯的明显低落期。这就提示，小学生学习习惯培养必须注重发展性教育措施，也就是说学习习惯的全面培养从低年级开始一直到高年级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需要充分考虑性别与年级的差别因素有针对性地施教，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止小学生学习习惯随学习内容难度的增加出现下滑的迹象。
参考文献：
［1］游家水.重视学习习惯培养促进学生主动发展［J］.教育导刊，2005，（10）：35-36.
关键词：教育公平 投入 制度 城乡 地区 阶层
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说：“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伟大工具。教育公平了，社会才能公平。”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教育公平意味着机会公平，作为一种社会调节器，使各种人都有公平晋升的台阶。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教育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勿庸置疑。然我们也看到在抢速度、重效率的同时，教育均衡的问题被忽视，而由此导致的教育公平问题正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制肘。目前，我国综合国力已跃居世界第二，然“知识改变命运”对部分国人来说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教育甚至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严重损害着社会公平。
一、投入不足及制度问题造成教育不公
首先，政府的财政资金对教育的投入比例严重不足是最大的问题。从繁华的城市到最贫穷的乡村，到处能看到这样一句响亮的口号:“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2008年汶川地震中全地区倒下的近7000中小学校舍一夜间就埋去数以万计的学童，而学校废墟不远处座座屹立的政府大楼，却在昭示着除天灾的无奈，人祸所造就的悲剧更显得触目惊心。在很多国家级的贫困县，政府大楼建得豪华和奢侈，而小学的教室却极其简陋、破旧。有媒体报道，在个别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双双突破百亿元大关的省级百强县的一些中小学校里，孩子们却不得不自带桌椅上学。百强县，强的是经济，强的是钞票，可教育没有得到“强”。
其次，制度设计缺陷、监督机制的缺乏及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给权力寻租、教育腐败提供了空间。当公权力偏离正确的轨道，以其傲慢与张狂的态度毫无顾忌地破坏教育的生态，违背教育规律，明目张胆地从中谋取利益时，这个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就变得令人堪忧。教育领域本应为一方净土，但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是腐败无孔不入在玷污着这块圣地。投入不足已成教育发展的掣肘，公共财政又惨遭蛀虫的侵蚀则更是雪上加霜。让每一笔教育经费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无疑是所有关心教育者的良好愿望。
二、城乡二元及地区差异造成教育不公
有着8亿农民，城乡差别显著的的中国，在农村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为城市的两倍，但其得到的教育投入总量还不到城市的50%。曾经有一位澳大利亚商人携巨资来中国打算兴办中小学，到一些大城市的中小学考察后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惊讶地说：“世界上最好的学校不在香港、日本，也不在美国，而在中国大陆。” 这位外商没有到中国农村的一些学校看过，如果看了，他肯定也会惊讶不已，不过这应该是截然相反的一种惊讶，是面对城乡学校巨大反差的惊讶。农村教育资源贫乏的问题，已说了很多年了，国家也加强了对农村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但投入相对需求仍是微不足道的，城乡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仍然在拉大，甚至已到了直接危及生命安全的程度。既然教育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基石，那么，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是希望藉教育改变人生。所以，许多贫困地区贫困家庭想方设法供孩子读书，以便走出偏僻的山区，贫脊的田园。可悲的是，教育资源十分贫乏的农村，却无以支撑起农家的希望，“日益稀薄衰败的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等级化显出教育公平问题仍在恶化”。
教育公平受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影响，据统计，目前“以初中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例，东部地区平均为304元，而西部地区仅为121元，东部与西部地区之比约为2.5：1”。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一些中心城市集中着全国的大部分优质的教育资源，而西部和一些贫困地区的教育力量要薄弱很多，“马太效应”在教育领域内充分体现。
三、阶层分化及机会缺失造成教育不公
在城市化进程加剧的大潮中，中国有2亿农民工默默地奉献着他们的辛劳，然而与他们的希望相连的孩子的教育问题却成为这个相对弱势的群体不可承受之重。来自《工作日报》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子女正面临着“难以融入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多多，初中毕业基本是城市容留他们接受教育的极限；众多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等一系列问题。“当身居都市的人们在为孩子怎样才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烦恼时”，农民工子女正在“期盼着能有一张安稳的书桌”。7000万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为我国义务教育中最为困难与薄弱的环节。
瑞典有一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曾分析说，穷人为什么穷？就是因为穷人穷。为什么富人富？就是因为富人富。穷人的穷是什么？因为穷人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没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跟富人没有平等的起点，所以后来的报酬就很低，而且这种不平等会造成后代收入进一步拉大，产生代际效应，而富人则恰好相反。社会是分层的，如果扼杀下层社会进入精英阶层的可能通道，导致精英阶层对财富、知识和物质的垄断，就会扼杀社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而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供给才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流动的机会和希望。教育的不公平实际上加大了社会的不公平，如果农民永远只能是农民，农民工永远只能是农民工，社会大众就会对未来失去希望。正因此，中国的教育政策必须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个底线公平，然后在平等的资源供给的条件下，每个人再去实现个人卓越。
教育是社会公平的核心，是公众信心之源，而实现教育公平的重任复杂而艰巨，我们“要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以发展促公平，以改革促公平，以政策支持促公平”，从而满足民众需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参考文献：
[1]车辉.聚焦7千万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渴盼一张安稳书桌[N].工人日报,2009,12
通讯作者：林丽英
【摘要】 目的 了解韶关地区供电系统体检人群胆石病患病情况，为有针对性制订防治胆石病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以2010年5～8月在笔者所在医院体检中心参与健康体检的韶关地区供电系统3530例体检人群为研究对象，胆石症采用B超诊断。结果 供电系统体检人群胆石病患病率为9.54%，其中男性患病率为7.56%，女性患病率为12.78%，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胆石症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在51～70岁年龄段达到峰值。结论 供电系统体检人群中胆石病患病率较高，应加强此类人群的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
【关键词】 供电系统； 胆石病； 患病率； 健康干预
胆石病是我国的常见病，具有分布广泛、发病率较高的特性，在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人群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别。韶关地处广东粤北石灰岩地区，是结石的多发地带，为了解韶关地区供电系统体检人群胆石病的患病情况。笔者对2010年5～8月在本院体检中心参与健康体检的3530例韶关供电系统体检人群的体检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2010年5～8月在笔者所在医院体检中心进行健康体检的韶关供电系统在职和退休人群共3530例，其中男2193例，女1337例，年龄23～78岁，平均50.5岁。按年龄分四组：A组（≤30岁）、B组（31～50岁）、C组（51～70岁）、D组（≥71岁）。
1.2 方法 采用本院统一编制的健康体检档案表格。内容有三部分：第一是体检人群的基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个人饮食习惯、运动情况、病史及人体学指标（身高、体重、血压、体重指数）；第二是实验室生化指标：空腹抽取静脉血作实验室生化检测；第三是辅助检查B超、心电图、胸部X线透视等。
1.3 检测仪器与诊断标准 使用B型超声诊断仪在体检人群中普查，受检者检查时需空腹12 h以上，B超检查为具有丰富经验的影像学医生操作，使用机型为德国产小狮王、亚当超声仪，探头频率为3.5 MHZ。诊断标准：胆囊或胆管内强回声团伴有声影，胆囊内结石可随的改变而移动［1］。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学方法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男、女性患病率情况 见表1。3530例体检人群共查出胆系结石337例，总患病率9.54%。女性胆石病患病率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男、女性胆石病患病率状况（n,%）
注：男性与女性患病率比较，P＜0.05
2.2 各年龄段组胆石病分布状况 见表2。四组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C组胆石病患病率最高。
表2 胆石病各年龄段分布状况（n,%）
注：四组患病率比较，χ257.186，P＜0.05
3 讨论
3.1 胆石症即胆道内胆汁的某些成分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析出、凝聚形成石头而导致的疾病［2］。笔者本次统计的韶关地区供电系统体检人群胆石病患病率为9.54%，与郑青松等［3］报道湖南电力职工胆石病调查报告中胆石病患病率9.61%相似。有关胆石病的环境危险因素，国内外开展了不少研究，发现年龄、性别、饮食、代谢以及地理环境因素与其有关。年龄是胆石症的公认危险因素［4］，本统计也显示发现，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更易患胆石症，其中51～70岁年龄段发病率最高，达13.89%。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基因表达效应日益显现，胆囊、胆管的收缩功能减弱，容易使胆汁淤滞，导致其中的胆固醇及胆色素等成分淤积，以及与饮食习惯、运动较少有关［5］。再加上51～70岁这个年龄段有部分人群是身居要职，应酬多，工作压力大，本身是代谢综合征的高危人群。胆石症患病率在性别上的差异，女性高于男性，可能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改变，周期性生理变化以及妊娠、哺乳等因素，加上供电系统生活条件较为优越，常食高脂食物，胆囊负荷加重，使胆囊排空功能降低，致使胆汁淤积形成胆结石。
3.2 体检人群的健康干预
3.2.1 增强对胆石病的认识，胆石病虽然不是一种恶性疾病，但它并发症多，而且容易反复发作，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对体检人群中有胆石病症状及手术指征的胆石病患者要请肝胆专科诊治，解除思想顾虑，增强信心，配合治疗，减少并发症。对于无症状“安静结石”胆石病者要提高其防病意识，定期复查B超，注意饮食起居，保持良好心态。
3.2.2 普及合理膳食知识 胆石病的发病原因与饮食和生活模式密切相关。因此，健康干预要做好如下几点：（1）平衡膳食，改善饮食结构，减少膳食脂肪，补充优质蛋白。（2）适当限制每日热量摄入，避免暴饮暴食。（3）体质指数超重，肥胖者要减轻体重，以改善内脏脂肪堆积，降低血清LDL-C水平，从而促进胆固醇逆向转运。（4）每日三餐，定时定量，避免不吃早餐，少吃或不吃动物油，烹饪最好用植物油，不吃油煎和油炸食品，多吃蔬菜水果。
3.2.3 培养运动习惯 运动可以使胆囊肌收缩力加强，加速胆汁排空，减少胆汁淤积，使胆固醇结晶析出减少，不利于胆石形成。运动依据个体化，选择合适的有氧运动如跑步、走路、骑自行车、打球等，每周运动3～4次，每次运动1～2 h。
4 结论
胆石病是一种常见病，在供电系统定期进行健康普查，检测胆石病的易患人群，及时给予健康干预，培养人们自觉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胆石病的预防有一定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曹海根.实用腹部超声诊断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231.
［2］ 吴同法.胆石病//陈灏珠.实用内科学.第10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716-1723.
［3］ 郑青松，刘家钰，谢建军.湖南电力职工胆病调查报告.中华现代临床医学杂志，2005，3（1）:90-91.
［4］ 谭柯，李红，王佑娟，等.成都地区体检人群胆石症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分析.现代预防医学，2009，36（12）：2217-2219.
论文摘要：目的调查中学阶段学生视力状况，研究产生屈光不正的主要影响因素。方法用单纯随机方法，选择有代表意义的农村与市区中学各两所，对所有在校生进行屈光测定，并测定教室照度、采光系数与采光角，镇写户外活动时问与每天学习时间。结果城市中学近视人数和眼数均高于农村(x=86.40，P<0.001)，随着学龄的增长，视力不良状况亦逐渐加重，呈正相关关来r=0.927，p<0.01)。男女性别问无差别。高中阶段明显高于初中阶段(x2=21.04，P<0.01)。结论影响近视发生的因素有:学习负担重，户外活动少，大气污染与学龄长等。提示预防近视应科学地安排作色时问和充足的户外活动。
由于中学生的视力发育还不完善，且他们的学生任务繁重，用眼时间相对较长，同时许多学校又受到应试教育、教舍、教学经费等因素的制约，使学生的视力障碍问题愈显严重。目前学生的视力问题最严重的是屈光不正。了解和掌握影响学生视力障碍的因素，为预防屈光不正，减少发病人数，降低近视度数，并为以近视为主的屈光不正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共对1670名城乡中学生3340只眼进行了研究，现报告如下。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按单纯随机方法选择新乡地区四所具有代表意义的农村和市区中学，对其所有在册学生进行视力测定，共测定有效人数1670例3340只眼，其中男834例，女836例。年龄n~18a，平均14.46a。在所测学生中，有其它眼部疾病而影响视力者，不作为有效例数。
1.2方法调查测试前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使用统一的5米“E”字形对数视力表(上海医疗器械厂)，箱内装有2只30瓦日光灯管，表面照度达到1ooolx以上。表面无反光，光线均匀。统一标准和方法，受检者与视力表相距sm，检查远视力(包括裸眼视力和近视者的矫正视力)，先右后左，每个视标停留3~55，每一行缺口的4个方向都检到。4.0~4.5行以下的视标不能认错1个，4.6~5.0行视标允许认错1个，5.。以上允许认错2个，否则按其上一行视标的视力记录。统一在用眼2h后马上进行视力测定。由专业人员边测定边检查有无眼疾，并及时填写调查表。测量和记录教室的采光系数、采光角以及教室的照度。对所有被测人员的视力只计算裸眼远视力。
1.3视力分度标准5.0及其以上者为视力正常;4.9及其以下者为屈光不正性视力不良。4.9-4.7为轻度，4.6~4.4为中度，4.3以下为重度视力不良。
1.4资料统计检查记录以眼为单位，结果用才检验，并计算相关回归结果。
2结果
3340只眼中，视力在4.9及其以下的不良视力788只眼，近视率为23.59%，其中城市高于农村(X2=86.40，P<0.001)，具有极显著统计学意义，见表1。女生近视率略高于男生，但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近视率与学龄呈正相关关系(r=0.927，p<0.001)，见表3。近视率与学习负担呈正相关关系，与户外活动呈负相关，同时与遗传因素有一定关系，与室内照度和采光系数关系不明显。矫正后的视力均有所提高。
3讨论
学生视力下降是影响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用眼不卫生是导致这种以近视为主的屈光不正的主要原因，调查结果令人忧虑。资料显示，城市中学生近视发生率明显高于农村，这与国内资料基本一致。其原因与学业负担有明显的关系，学业负担愈重，视力下降愈严重。资料还显示，城市中学生每天户外活动包括上学、放学路上等，绝大多数不超过2h，近视的学生一般在lh左右，时间低于农村中学学生。有资料显示，女:男为1，0.965，经丫检验，无统计学意义，这与文献报道稍有差异[a1。农村地区中学生视力状况较城市中学生好的另一个原因是:空气清新、建筑密度较低、远眺机会多、视力能有充分的调整和休息。农村中学的校舍近些年来有较大的改善，但照度还与城市平均相差42lx，采光系数小于城市，采光角稍大于城市，但农村中学生的近视人数少于城市，近视程度也低，这与户外活动时间长有密切关系。
则会加重视力的下降。特别是初三年级与高三年级，视力不良率均显著增高，说明学生由于升学压力的影响，学习时间长，负担重致使近视发生率明显增加。分别与低年级比较，初中部r=128.71，p<0.001)，高中部，X2=10.78，P<0.001，均有统计学意义。除此外，尚有诸如遗传因素、大气污染等。由此再次提醒校医、教师与家长，减轻学生负担，增泌体质，使学生得以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吴宝珍.1985年-1990年大同市中小学生疾病监测报告.中国校医2992;6(6):6-17
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研究组.199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中华预防医学杂志1997;31(1):42
孙苏.天津113中学1981一1988年学生视力不良动态分析.中国校医1992;6(5)，24-24
[关键词] 12岁儿童；龋齿；牙龈出血
[中图分类号] R780.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5（a）-0100-05
Investigation on oral health status of 12 years-old school children in Langfang City and its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LIU Min1 GAO Ping2 SUN Peng1 HAN Yongcheng1
1.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Dentistry, Beijing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0, China; 2.Langf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Center, Hebei Province, Langfang 065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oral health status and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of 12 years-old school children in Langfang City, Hebei Province, in order to provide basis for development of targeted oral health promotion project. Methods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adopted. A multiple stratified and cluster randomized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gain 907 12 years-old school children from Guangyang District, Sanhe City, Yongqing County, Hui Autonomous County of Dachang and Wen'an County of Langfang City. Oral health examination and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collect related information.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permanent caries was 28%, DMFT was 0.51, the percentage of filled teeth among filled and decayed teeth was 18%. The pit and fissure caries of first molar consisted of 77%, and the percentage of children with dental calculus was 29%.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showed that 44% of children reported to brushed teeth twice a day; the percentage of children reported gum bleeding was 45%; however, only 8% of children recognized they had gingivitis. 33% of children claimed they could gain oral health knowledge in school. Conclusion Sealant program is recommended for high caries-risk subgroup of 12 years-old school children based on the high prevalence of pit and fissure caries in first molar. School-based and integrated oral hygiene instruction program are urgently needed.
[Key words] 12 years-old school children; Dental caries; Gingival bleeding
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患龋水平以12岁儿童的龋均作为衡量标准，根据既往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我国12岁年龄组恒牙龋均一直低于1.1，属于“很低”的等级[1-3]。近些年人们物质生活逐渐提高，口腔保健的发展相对滞后，有可能导致患龋增加，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正经历这样的进程[4]。因此有必要定期监测各地12岁儿童的患龋状况和相关行为危险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防治措施。我国中老年人牙周疾病负担重，根据2005年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道，35~44岁中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仅为14.5％[2]。青少年时期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状态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控制牙周病[5]。根据全国及各地既往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报道，12岁儿童口腔卫生状况差[2-3，6-7]。
廊坊地区尚没有开展过口腔流行病学调查，近些年地方政府认识到口腔预防保健的重要性，计划开展口腔健康促进项目。为此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廊坊12岁儿童的口腔健康状况，了解其相关的危险因素，为有针对性地制订口腔健康促进策略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廊坊市辖2个市辖区（安次区和广阳区）、5个县（三河市、霸州市、香河县、永清县、固安县）、1个自治县（大厂回族自治县），代管2个县级市（文安县和大城县）。首先按照行政区划分进行分层抽样，从2个市辖区中随机抽中广阳区；从5个县中随机抽中三河市和永清县；大厂回族自治县纳入研究；从2个代管县级市中随机抽中文安县；共5个地区纳入研究。12岁儿童从小学6年级或者初中一年级中选取，每个区县按生源类型分为城市为主和城乡混合两层，每层内抽取1所学校，选取抽中学校内所有12岁儿童。本次调查首先向所有被抽中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925份，在口腔检查当天收回问卷，完成口腔检查并收回有效问卷的学生907名，应答率为98%，没有应答的学生主要是因为口腔检查当日未到。
1.2 临床检查
口腔检查在学校现场进行，使用人工光源、口镜和CPI探针。龋齿的检查参照WHO标准[8]，只记录成洞的龋坏，分别记录每个牙为完好、龋、因龋充填或者因龋缺失（DMFT）。本次检查将龋坏牙（DT）和因龋充填的牙（FT）分为窝沟来源、光滑面来源和不能区分三种类型，判断的依据参照第二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的调查方法[9]。所有前牙的龋坏（或者充填体）均记录为光滑面来源，前磨牙和磨牙的龋坏（或者充填体）区分来源，具体如下：①如果龋坏（或者充填体）只位于窝沟点隙或者光滑面，则分别记录为窝沟来源或者光滑面来源；②如果窝沟点隙或者光滑面分别有龋坏（或者充填体），则记录为光滑面来源；③如果龋坏（或者充填体）波及范围大，残根或者残冠则记录为不能区分。两名经验丰富的检查者完成所有临床检查。两名检查者对龋判断的标准一致性检验Kappa值为0.84，属于完全可靠的范围。
记录牙结石状况，检查16/17、11、26/27、36/37、31、46/47指数牙，有牙结石记为1，没有牙结石记为0，缺失牙记为X，其他情况记为9[9]。用Dean氟斑牙指数检查氟斑牙状况[10]，0为正常，1为可疑，2为很轻，3为轻度，4为中度，5为重度，9为不做记录。两名检查者中，一名具有多次氟斑牙检查经验，该研究者检查的样本进行了氟斑牙评价，另一名研究者没有进行过氟斑牙检查的培训，其检查的样本人群没有评价氟斑牙情况。
1.3 问卷调查
采用结构问卷，由学生自行填写，本问卷之前用于2005年全国第三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2]和北京地区系列流行病学调查[3]，主要内容包括：口腔卫生行为和饮食习惯、就医行为、自我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评价、对口腔保健的态度、对牙龈炎和含氟牙膏的认知以及口腔保健知识来源等信息。
1.4 统计学方法
口腔检查表和调查问卷双录入Excel，核查无误后转入SPSS软件，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双变量相关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获得有效样本907人，平均年龄为12岁7个月，城市为主儿童406人，占45%，城乡结合部儿童501人，占55%，各地区人数及男女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各地区调查对象性别和年龄基本信息
注：与三河市比较，*P < 0.05
2.2 患龋状况
全市28%（255名）的12岁受试对象恒牙有龋坏，DMFT为0.51，各地区之间的患龋率和龋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表2 不同地区12岁年龄组儿童患龋状况
注：DT：龋坏牙；FT：因龋充填牙；DMFT：龋失补牙数
所有受试对象龋失补总牙数为464颗，其中，龋坏牙379颗，失牙1颗，因龋充填牙84颗，龋补充填率为18%。第一恒磨牙龋坏225人，占总人数的25%；龋坏牙数357颗，占龋失补总牙数的77%；除外1颗第一恒磨牙因龋缺失外，其他龋坏和充填体均源自窝沟。在调查人群中第二恒磨牙已经萌出的有607人，占67%，不同牙位龋坏情况见表3。本调查样本只有14名儿童的41颗第一恒磨牙进行了窝沟封闭，接受封闭的儿童比例是1.5%。前磨牙和磨牙的所有龋坏/充填体均位于窝沟，占所有龋坏/充填体的95%。
表3 不同牙位龋坏情况[n（%）]
2.3 口腔卫生状况
本研究有29%的受试对象（259人）能检出牙石，其中，三河市牙石检出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0）。各地区牙石检出率见图1。
图1 不同地区12岁儿童牙石检出率
2.4 氟斑牙流行状况
本研究共有571名受试对象进行了氟斑牙评价，其中，文安县的氟牙症指数为0.49，其他地区均小于0.4，详表4。
表4 各地区12岁年龄组氟斑牙指数
2.5 相关危险因素
2.5.1 甜食的摄入本研究有超过36%（312名）的受试对象（应答人数863名）自我报告每天至少进食甜食1次，各个区县之间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0），见图2。睡前进食甜食的行为在本调查中极少，只有3%（28名，应答人数898名）。
图2 不同地区12岁儿童每天进食甜食的百分比
2.5.2 口腔卫生行为及对含氟牙膏的认知和使用本研究有44%（395名，应答人数892名）的受试对象自我报告每天刷牙2次及以上，45%（400名，应答人数892名）能做到每天刷牙1次。每天刷牙2次及以上的比例在各个区县之间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8），见图3。有77%（682名，应答人数884名）的受访者回答没有听说过含氟牙膏，不同区县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0），见图4。在听说过含氟牙膏的学生（202名）中，29%（54名，应答人数185名）报告自己现在用含氟牙膏，42%（76名，应答人数181名）认为含氟牙膏对牙齿有好处，见图5。
图3 不同地区12岁儿童每天刷牙2次及以上的百分比
图4 不同地区12岁儿童自我报告没有听说过含氟牙膏的百分比
图5 听说过含氟牙膏的12岁儿童认为含氟牙膏对牙齿作用的
认知构成比
2.5.3 对牙龈炎的认知本研究有8%（68名）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有牙龈炎，58%（517名）认为没有，另有34%（308名）回答不知道（总应答人数893名），但报告刷牙或者吃东西时牙龈出血的比例是45%（264名，应答人数591名），远远超过8%的比例。牙龈出血后77%（202名）的儿童选择清水漱口，41%（107名）会注重刷牙，就医的比例低，只有7%（19名），见图6。75%（670名，应答人数891名）的受试对象已经认识到刷牙出血是不正常的，60%（527名，应答人数883名）认同细菌是引起牙龈发炎的主要原因，58%（511名，应答人数880名）同意清洁牙齿（刷牙、使用牙线等方法）能预防或者减少牙龈出血。
1：注意刷牙；2：清水漱口；3：用盐水或者药物漱口水漱口；4：服用药物；5：请牙医治疗；6：不理会；7：其他方法
图6 牙龈出血后12岁儿童采取各种措施的百分比
2.5.4 对口腔保健的态度绝大部分受试学生对口腔保健持积极态度，认同个人后天保护、定期口腔检查和预防能促进口腔健康，并且认识到口腔对自己生活的重要性，见表5。
表5 12岁儿童对口腔健康态度内容的认同情况
2.5.5 知识来源途径被调查对象获取口腔健康知识的来源比较丰富，其中有约1/3的学生能从学校获取口腔健康知识，见表6。
表6 12岁儿童获取口腔健康知识来源途径
3 讨论
本调查样本12岁儿童恒牙DMFT为0.51，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属于“很低”的等级，与以往研究结果相近[2-3，6-7]。绝大部分龋为开放性龋，龋补充填率低，说明治疗滞后。龋洞早期充填成本低、痛苦小而且效果好，建议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家长对儿童恒牙龋坏的认知，并促进家长带儿童尽快就医，防止龋坏进一步加重。
12岁是第二恒磨牙萌出的时期，本样本人群中第二恒磨牙萌出率为67%，但已有5%的学生发生龋坏，占所有龋坏牙数的11%。提示该年龄段的儿童处于龋易感期，要抓住时机加强干预。本研究中，窝沟来源龋坏占所有龋坏的95%。第一恒磨牙龋坏占所有龋坏的77%，全部为窝沟龋，接受窝沟封闭儿童的比例极低，只有1.5%，而第一恒磨牙龋坏的儿童有25%。窝沟封闭是预防第一恒磨牙龋坏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11-12]，建议在人群中开展适龄儿童窝沟封闭项目。考虑到该地区恒牙患龋率低，在项目开展过程中要严格适应证，筛选出龋易感人群和龋易感牙齿，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廊坊地区属于高氟区，现在大部分区县的饮水经过水氟控制[13-14]。文安县氟斑牙指数超过0.4，流行强度为“边缘”，其他地区均为“阴性”，体现出政府控制水氟浓度的成效。本研究非氟斑牙专项调查，结果仅供参考，同时建议日后开展氟化物摄入和氟斑牙流行状况的系统研究。
本调查中12岁儿童每天刷牙的比例接近90%，但自我报告牙龈出血的比例很高，而且牙石检出率接近30%，说明12岁学生刷牙清除牙菌斑的效率不高。问卷调查还发现12岁学生缺乏口腔卫生相关知识，接近一半（45%）的儿童自我报告有牙龈出血，但认为自己有牙龈炎的比例只有8%。虽然大部分受试儿童认识到牙龈出血是不正常的，但对牙龈出血的原因和预防措施的认知需要进一步提高。三河市牙石检出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可能的原因是三河市受试对象的平均年龄是13岁，而其他地区都是12岁。提示12岁儿童牙石形成速度很快，必须尽早开展有效的口腔卫生干预措施。
此外，本调查中12岁儿童自我报告睡前进食甜食的比例少，说明长期以来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调查人群对含氟牙膏的认知程度低。绝大部分儿童对口腔健康持积极态度，口腔健康知识主要来源于大众传媒，可喜的是有约1/3的学生报告能从学校获取口腔健康知识。提示可以通过学校这一平台加大对学生的健康教育，廊坊属于已经控制的高氟地区，尤其要澄清在该地区使用含氟牙膏的相关问题[15-16]。
综上所述，口腔卫生差、牙龈出血比例高是本研究12岁儿童的主要问题，建议充分利用学校平台加强对学生的口腔卫生指导。12岁儿童第一恒磨牙窝沟龋高发，建议在适龄儿童中开展窝沟封闭项目，但同时考虑到第一恒磨牙在人群中龋坏的比例是25%，在进行窝沟封闭时要严格掌握适应证，筛选龋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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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2-10本文编辑：程铭）
挥，也不利于我国创新人才的培养。“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清华、北大等高校农村大学生比例的下降等现实提示每位教育工作者，研究和培养农村中学生的创新人格已刻不容缓。
在此之前，国内外有诸多学者对儿童的创造性、创造性人才、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教育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有部分国内学者对城市独生子女创新人格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但他们的研究都未涉及到农村中学生特别是农村留守中学生创新人格的培养研究。
要培养农村中学生的创新人格，就必须要了解和掌握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的现状并进行研究，以便在培养农村中学生创新人
格的教育策略和方法上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所以我们做出了本次调查和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中农村中学生主要指农村出生的高中学生。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目的与对象
本研究主要是想了解和掌握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试图找出一条适合培养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的策略和方法，为以农村中学生为主体的学校开展创新人格的教育提供必要的依据，为推进当前的教育改革，落实创新人才的培养，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研究的对象是泰兴市第三高级中学高中部农村出生的在校生。
2.调查研究的工具
根据《威廉姆斯创造性个性倾向测验》和加利福尼亚人格量表（California Personality Inventory），结合自身研究的实际，设计了《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问卷调查表》和《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访谈提
纲》，从研究对象自身和外部进行了调查分析，因此具有较大可行度和可信度。
3.调查的实施
问卷调查的测试是在课题组的指导下，由班主任协助，以班级为单位统一进行的。科任教师的访谈提纲由教科室统一组织进行。
4.调查结果的处理
为提高问卷调查的信度和效度，在组织问卷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少数城镇出生的学生，进行数据处理时，将此数据排除在外，以便数据更准确更科学。对于他们中的特殊群体，即农村留守中学生，通过调阅档案，明确身份，选取了200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数据采用SPSS10.0 For Windows2007系统进行处理。
教师访谈提纲的处理。课题组成员把具有共同内涵的短语进行汇总、合并，与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验证，以力求找出共性。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问卷调查处理的结果表明：
1.农村中学生在创造性、好奇心、幽默感、自信心方面明显存在缺失
为了从总体上把握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的基本现状，课题组将各项指标进行比较，发现选择“完全符合”学生的百分比创造性仅为25.1%，好奇心为28.2%，幽默感为28.3%，自信心为29.7%，远低于其他各项指标。这说明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在创造性、好奇心、幽默感、自信心方面明显存在缺失
2.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水平在各个学段存在差异，在高三阶段有着显著的下降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高一、高二学生各指标选择“完全符合”“比较符合”的百分比明显高于高三学生，且高二百分比最高，意味着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水平在学段上存在着差异。高三学生在这两项的百分比明显回落，意味着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水平在高三阶段有着显著的下降。
3.农村男、女中学生在创新人格水平上稍有差异
比较农村男、女高中生选择“完全符合”的百分比，可以发现女生在独立、坚持、冒险方面比男生分别高出6.3%、11.2%、7.8%；在好奇心、幽默感方面比男生分别低7.3%、9.1%，而其他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
4.农村留守中学生与普通农村中学生在创新人格水平上有一定的差异
研究还发现农村留守中学生在独立性、冒险性、好奇心方面选择“完全符合”的分别高出普通农村中学生11.3%、8.3%、10.3%;在坚持性、幽默感、自信心方面明显低于普通农村中学生10.2%、9.1%、12.3%。
教师访谈提纲结果整理出如下：
农村中学生在学习上更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知识，习惯于循规蹈矩，对于书本和权威缺乏怀疑精神，不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即使发现问题或者有疑惑也不善于表达出来，缺少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思维方式比较单一，缺乏思辨精神等。
三、讨论商榷
1.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水平总体现状的分析结果显示：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明显存在着缺失，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水平高二年级最高，高三明显有所回落
农村中学生在创造性、好奇心、幽默感、自信心方面明显存在缺失。从发生的时机来看，由于地处农村，受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眼界相对狭窄，不善于与人沟通，以及自身没有认识到探索求知的重要性等有关。
农村高中生创新人格水平期出现在高二，这一结果可能与青春期心理的变化有关。高二学生在关注自身的同时，对外部世界的关注程度也提高，指向于外部世界创新活动的倾向水平也相应得到提高，导致出现期。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事实是否确实如此尚需验证。
高三学生客观上面临巨大的高考压力，家长、老师和社会的期望，以及自身想通过高考来改变目前处境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学业和考试上，其冒险性、好奇心、兴趣等创新人格受到制约，无暇顾及外部世界和创新活动。因此，导致出现低潮期。
2.家庭环境因素对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的影响
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表明：家庭环境因素对于农村中学创新人格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但这一结果尚不足以说明家庭因素对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的发展到底有多大影响，因为本研究中只涉及了农村留守家庭一个方面，并没有涵盖其全部，所以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独生子女的增多，农村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导致部分农村中学生意志不坚强，缺乏进取精神，耽于生活享受，也致使他们在创造性、好奇心和坚持性方面明显存在缺失
农村留守中学生由于父母外出打工，接触较多的是祖父母，祖父母的放任导致他们在独立性、冒险性、好奇心方面较强。但由于平时缺乏与父母的沟通交流，容易产生失落感，柔弱、孤僻、逆反等隐性心理问题导致他们坚持性、自信心不足，说明家庭的温暖与理解对于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
3.性别因素对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的影响
研究表明，女生的创新人格在独立、坚持、冒险方面显著高于男生，这说明女生更富于想象和具有冒险精神。这一结果与一些学者认为，当今我国中小学中，学生的性格有女性化倾向，学生活动能力表现为“阴盛阳衰”的现象等看法相符。
形成这种状况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女孩在青春期发育和智力发展上都比男孩早，到高中阶段进入相对稳定期，平时表现出比男生更有耐性。其次，农村独生子女的增多，“重男轻女”思想得到改变，家长“望女成凤”，为女孩的社会活动赢得了更多的鼓励和更好的教育条件，而“望子成龙”的家长担心男孩“越轨”，对男孩的活动则采取了更严格的控制和教育要求，以致女生在思想和活动上
更具自由和冒险性。最后，在学校教育中，女生的冒险性、兴趣、好奇心一般更多表现在学习中，因此可能受到了更多的鼓励，而“乖孩子”男生是教师心目中的好学生形象，男生在此方面经常表现在课外活动中，有时甚至违背校规班纪，因此，不仅得不到鼓励甚至会遭到严厉的批评，其冒险性、兴趣、好奇心的发展受到更多压抑。因此，生理、期望、教育的要求可能是导致女生在独立、坚持、冒险等方面显著高于男生的原因，其深层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4.社会环境因素对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的影响
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割、农村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现实加上市场经济物质化的负面效应，导致部分农村中学生心理浮躁，不愿生活在农村，幼稚地认为早结束学业而外出打工。同时近年来倾向于以城市生活为背景高考题目的设置、各类自主招生中城市学生的优势等隐性不公平因素，也使部分农村中学生对前途产生了迷惘，从而失去了创新的志向，影响了他们创新人格的发展。
5.学校因素对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的影响
由于农村出生的高中生大多集中在县城或者乡镇高中，学校教育的功利性特别明显，片面追求升学率，过于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分数的“应试教育”模式，不仅忽略了甚至压抑了学生创新个性倾向的发展，也扼杀了教师的怀疑精神与创新活力，造成创新型教师的缺失，教师只能“坚持使用低水平的解释模式与表达模式，同时迫使学生接受过时的知识，造成学生知识负载”，无形中抹杀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创新能力，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四、结论
上述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在农村中学生创新人格的培养过程中，我们需要建立起以学校为主、家庭及各类教育基地等社会教育为辅的培养体系，打造创新型教师团队，引导农村中学生从知、情、意、行上促使农村中学生积极参与各项创造性活动，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他们创新人格的健康发展。
注：本文是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D/2011/02/511）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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