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3 03:21:25
【关键词】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理论
文化 生成 发展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1C-
0133-02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它对现代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文艺、哲学及大众文化领域都深受其影响。因此，把握好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意义及本质，成为我们探讨文化（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精神分析学中的无意识理论，更是我们探讨文化生成问题的一个重要入口。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怎样的社会文明观，而在这一社会文明观的影响下，精神分析的未来走向又是如何，这些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精神分析理论的提出及现实意义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了现代西方的人文科学、语言文学、宗教、文艺、哲学、伦理学等多方面，使得这些学科精神分析化。这源于弗洛伊德深受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哲学渊源是叔本华、尼采的学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病患者增多，到了18世纪末，精神病患者开始被社会承认与重视并得到了人文关怀与人道治疗，这为弗洛伊德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弗洛伊德是学医的，他对精神病的解释及治疗是独特的。在这样的哲学、社会、医学的融合背景下，弗洛伊德通过自己的深入反思和实践，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化见解。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病的治疗技术，二是潜意识的心理学说。其中，在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弗洛伊德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无意识”这个被传统心理学所忽视的领域上。在他看来，心理学就是有关“无意识”的科学，人的精神过程就是无意识过程，而意识部分内容只代表人格的外表方面，因而并不重要。同时，无意识领域是人类行为背后的内驱力。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能特别是性本能才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这样一来，性的本能冲动就应该成为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而对精神病人的治疗，主要就是寻找隐藏在病人无意识深处的病原，将无意识“翻译”为有意识，揭示症状的真面目，从而使患者的症状消失。这样的研究，便形成了弗洛伊德自己的理论观点和体系。那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人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问题又有何关系呢？这正是接下来要谈的问题。
二、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化内涵
（一）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与文化
生成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理论上揭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方面――无意识。对无意识领域的研究为全面认识人类文化、社会、道德、精神等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体系不仅关心人、研究人，还以人为目的，一句话，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就是研究“人的文化”，进而从“人的文化”折射出“社会的文化”。因为，人的精神疾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精神疾病的反映。弗洛伊德在创立精神分析学的早期，把人类的心理文化划分为三层，即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到了后期，弗洛伊德则把心理文化发展为人格文化学说。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即无意识，是本能和欲望，它不为社会、不为个人意志所允许，往往被压抑在人的心灵的最深处，也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一种智慧，正如孔子的“明德”理念，即人的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美德和智慧，人要擦亮之使其发挥作用。弗洛伊德还进一步提出了性本能说，认为人的一切活动乃至文艺创作只是依赖于对人的本能欲望中最强烈并最容易冲动的“里比多”的摄取和表现。精神分析学所提出的“超我”，是指挥“自我”向“本我”施加压力的最高层次的人格，一旦这种“超我”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人类完全可以用自我之手加以毁灭。可见，“超我”是后天的产物，产生于自然，但又不属于自然的范畴。
事实上，“超我”是由家庭、社会、文化、历史形成的对人内心世界的压力，是在漫长的社会文明历史发展中，在个体的经验和心理积淀产生无意识，再由个体的无意识凝结成群体的无意识，从而最终形成超越个人力量的社会压力。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下，人有可能失去本真的自我，于是便出现今天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现不同的自我。在文明的边缘，这种社会现象似乎也会成为一种大众的社会传统文化，并一步步地延续下来，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观念、习俗，成为人们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道德选择、信仰模式和思维方式，且深深地隐藏为人们的心理态势。可见，社会文化既是一种定势，是人们思维言行生活情趣的规范，也是一种“无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说，无意识总是蕴藏在人的心灵深处，并不为人所知晓，是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流露出的非自觉的意识。
（二）精神分析理论与社会文化观
最初，弗洛伊德对人的心理过程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后来他把研究目标指向人类社会历史文化上，并提出了有关的社会文化观点，这使得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实现融合，由此而来，一种无意识的心理体系便发展成为一种人性哲学、文化哲学。同时，弗洛伊德还指出：“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之防御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或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显然，文化（文明）不仅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了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包含了社会的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正是由于自然界加给我们的那些危险，我们互相联合起来了，并创造了文明”。而文明产生的内在条件，则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精神特点或人性特点。
弗洛伊德还进一步指出，文化（文明）与本能是相反的，文明就是对本能的超越与压抑。文明还要求限制人们的攻击性本能，在这方面作出牺牲，因而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人类很难感到幸福。在弗洛伊德看来，资本主义文化抹杀了人类社会文化，因为它颠覆了人类社会文明。可见，弗洛伊德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独特的尖锐批评，同时，他还认为，建立文明社会，丰富文化生活，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发展和幸福，而实际上当代社会的文明离人类的幸福期望还具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因而，弗洛伊德认为，要正确认识人的文化，正确对待人的各种本能，必须依靠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既要满足人的本能需求，又要善于引导和控制这些本能的作用，充分发挥社会文明的积极作用，以此来达到解决文明中的冲突。如我们社会所实行的一夫一妻、禁止等制度，其实就是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限定人的性本能的范围的表现，也是社会文明、家庭文明的重要内容。
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文化、文明的发展，并看到了文明与本能的联系和差异。但他把文明与本能分裂开来，认为文明就是对本能的否定、限制与压抑，这是不全面的。因为，本能总是以文明的形式表示出来，受文明的制约。同时，在文化（文明）的引导下，本能也会得到健康的发展。
（三）精神分析与文艺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发展虽然意味着本能的压抑，但这种压抑是可以得到补偿的。这就涉及精神分析理论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在弗洛伊德看来，文艺的功能就在于使读者和作者所受本能欲望的压抑都得到补偿或变相的满足。一切文艺作品都和梦一样，是欲望的化装，是一种弥补。实际生活上有缺陷，在想象中求弥补，于是才有文艺。这样，文艺创作整个过程无非就是始于自我并终于自我。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文艺观的基本观点是：文艺本身是在某些受压抑的迫切需要的推动下创造出来的，是某些无意识冲动的升华，是得不到满足而转入其他排遣途径的性能量的创造物。因此，文艺是被压抑的本能升华的结果，是无意识的象征表现，具有梦境的象征意义。而文艺作品则是一种下意识的愿望，它使人获得一种无意识的满足，从而使压抑的本能得到了一种健康的满足。可见，弗洛伊德的文艺观一方面是提倡无意识，另一方面是主张幻想，从而形成了新颖的文艺心理系统。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艺观并不是从社会生活而是从个人心灵中去寻找艺术创作的根源。它否认了现实生活对个人心理及文艺的影响，又把艺术完全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这种文艺观使文艺脱离了现实，走向虚无缥缈，最终对文艺是有害的。
三、精神分析的发展趋势
现代精神分析的特点基本上都是在弗洛伊德和荣格所建立的精神大厦的框架内，那么，精神分析的未来又该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是“适应性”的概念。“适应性”的概念对精神分析的整个框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适应的才是健康的”。因此，人们便发现，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适应自己发展的东西，而适合自己的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只有这样，人才获得一种真实的健康，而不是失去适应而进入一种“亚健康”状态。
其次，是精神分析的生物学趋势，即人的心理活动接近于动物习性。但是，把人“生物化”也是一种危险，如用克隆人去发动战争，这与今天美国研究的用机器人去发动战争一样，最终会毁灭人类的社会文明和物种文明。
最后，是东方哲学引导着精神分析的发展，或者说是精神分析被东方哲学生活化。东方哲学的起点是整体观，强调的是天人合一，而精神分析在方法上基本是分裂的、破坏性的，强调的是主客观分离。可见，现代精神分析中的一些系统观点，无不受东方思想的引导和影响。
总之，精神分析实现了两极化的发展，一极是分裂性的，一极是强调整体和综合，甚至是整合。但更大的希望在于精神分析与东方哲学的融合，可以说，精神分析的未来在东方。当然，这只代表笔者个人观点，也有人认为精神分析的未来在西方。但作为东方的一分子，我们更应该肩负起精神分析未来发展的重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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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车文库.弗洛伊德主义评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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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光荣.弗洛伊德社会文化观述评[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
[9]张宁.精神分析学一个重要概念演变的文化意义[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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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祖伟.精神分析理论与现代社会文化[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关键词】精神分析 批评方法 美学理论 哲学
引言
艺术批评对于当代艺术批评而言，其理论根据和方法来源脱离不了对当代艺术创作以及对当代人精神生活产生影响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这些思想流派的主要源流是西方启蒙主义兴起后产生的两大思潮，即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前者以人为本，强化了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后者偏重于理性，希望用科学逻辑来认识世界、解释规律。现代性是伴随二元对立产生的，如康德的优美与崇高的对立；尼采“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对立等，在这种对立矛盾中，人开始发现自身主体性的价值，从对客体的崇拜与再现回到对主体性的反思与表现，艺术在其间被视为一项重要的媒介，审美思想的变化也表明人在不断寻找本源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艺术批评思路正是在这样的美学思想变化下，不断调整和改变的结果，将审美活动本身变成一个历史性的过程。
现代主义美学的基本特征
进入20世纪后，现代主义美学和艺术将“表现”作为一个起点，以对客体世界的无视、否定和人类主体性的凸显为核心。艺术的方式不再是对一个客观的自然对象的模仿，而是主体独立创造或构成形式的呈现。艺术与审美获得独有的根基和独立的形式，不再凭借外部的权威（自然、神性、集体）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浪漫主义的从主观性向主体性的转化使艺术成为生命实体，从而去寻找自我存在的方式。这种以生命主体为哲学根基的美学思想――如从狄尔泰、齐美尔的生命哲学到伯格森的绵延说和创化论、沃林格的抽象艺术意志论，再到克罗齐“直觉即表现、表现即创造”的理论和佛洛伊德本我与潜意识的精神分析理论等，均将生命本身的原创力（originality）放到艺术创作的核心，把艺术视为生命本身的同一性活动，是生命的升华。
现代主义美学分为两个交叉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确立“表现”作为艺术与审美活动的内在原则，回答了“‘表现’原则所依据的本源是什么”的命题，其所涉及理论包括移情说、生命哲学美学、抽象艺术意志理论、精神分析美学、直觉表现说等；第二阶段，确立了“表现”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回答了“艺术最终实现什么”的命题，其所涉及理论包括克莱夫・贝尔的艺术论、英美新批评派文本理论、完形心理美学、卡西尔和苏珊・朗格的符号形式哲学美学等。延续形式美学与实证美学同唯意志论美学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分离出形式结构与人文社会两条泾渭分明的理论流向，也出现精神心理这样从实证走向对非理性的讨论的思想线索。
精神分析美学及其代表人物
走得更远、影响更深的是精神分析美学，它分为弗洛伊德和阿德勒、荣格等的精神分析以及拉康和德勒兹为代表的后精神分析筛鼋锥巍G罢呷妨⒘宋抟馐对谌说木神构架中的核心地位，并通过对无意识精神架构与诸多外在因素的关系的分析，向其他人文社会领域辐射；后者把结构语言学和解构主义引入精神分析，产生了深具后现代性质的精神分析理论。精神分析理论从研究方法上借助了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具有实证科学主义的一些特征，它和医学及生物学的原则有所交叉，但当其跨入纯粹的精神和文化的领域时，就不得不与实证科学的精神发生分离，而成为披着科学和美学外衣的表现主义理论。
在回答“表现”的本源的问题上，从实验心理学出发的精神――心理批评思路，如立普斯等人的移情说，由视觉审美心理为一种器官运动的内模仿理论发生一定程度的偏转，得出美不可能是客观的而是存在于观照者心灵与观照对象发生的共鸣时的结论，故而审美观照应是一种主观活动。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作为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在美与性的结合上承袭了尼采的一些思路，他认为性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和社会的成就具有最大贡献。其后，弗洛伊德用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①的结构替代潜意识前意识意识的结构。本我是被压抑的原始本能，相当于潜意识。超我是幼年时由对父亲或是母亲的自居作用生成的理想自我和良心，为自我建立好坏、善恶、美丑等价值判断，社会的理想与价值观也是由超我传递到后代。自我在本我之上、超我之下，其任务就是把外部世界的影响施加到本我之上，并试图以现实原则取代本我中的快乐原则，其功能就是自我保护。对本我的压抑就是通过对自我的控制来实现的。在这一结构中，每一方面都具有自主的人格，本我虽具有本源性，但自我取代了它成为中心。从某种程度而言，弗洛伊德将压抑合法化，被压抑的力的能量成了文化、艺术等创造性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文化的改造和发展来源于不断出现的个人为公共利益牺牲其本能的享乐。这种促使本能冲动舍弃直接获得满足的目标，转向其他更为高尚的社会目标的状态，弗洛伊德称为升华，并认为艺术和审美就是通过压抑获得的动力。自主性无意识成了艺术创作的本源，创作主体不再是具有意识的作者，作者自身只是受无意识力量左右的被动工具。在这种无意识的自主状态下，艺术创作就是古代神话运作中的“神性的迷狂”，弗洛伊德将这种“神性的迷狂”视为一种最高的创造力。他认为，幻想是本能或者无意识领域所保留的对付压抑和痛苦的有效特权。幻想被艺术家所拥有，是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基本内容。在普通人那里，它则以梦（白日梦和夜梦）的形式出现。弗洛伊德把艺术创作与梦、游戏联系起来，对儿童就是游戏，对成人则是幻想。艺术家与作家的敏锐知觉能帮助他们透视他人的潜在情感，揭露其潜意识心灵，而他们仍要对幻想加以美学规约，这样或许将减弱其表现无意识的力度，但允许在艺术中出现本能的越轨表现。可见，无意识的自主性和其自行对于对象的创造才是精神分析美学作为表现主义美学的真正内在动力和根基。
弗洛伊德将审美和艺术置于非理性的本能之下，摆脱了道德和理性的束缚，将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美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瑞士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同弗洛伊德一样，给予无意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不同的是他对形而上的本体不感兴趣，认为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限制了力比多（libido）的概念范围，而将历史文化传承和环境影响等诸多因素纳入观察视野，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认为这是比“个人无意识”更深的层次，并来自先天的存在。荣格认为原始人将心理活动“客体化”，诞生了“集体无意识”，这个过程是集体的、客观的、历史的。他强调集体无意识是超越个体的，是具有本体意义的先验存在的心理存在，它也像意识一样有知觉、感受和思维，也同样具有目的和直觉。荣格同时提出了“原型”的概念，认为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深层心理结构，其呈现或者存在形式就是“原型”（archetype）或者“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他的原型概念受宗教和哲学两方面启发，如宗教讲上帝造人，上帝即为人的原型；柏拉图讲，世间万物都是按照理式仿造而成的，理式即为万物原型。荣格就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原型实际上就是本能的无意识形象，如果换句话说，也就是‘本能行为的模式’。”②他归结出原型的三个特点：①原型具有自主性；②它不断从隐匿中复合并不断重复；③它被激发后具有强制性。为了说明原型的概念，荣格把神话研究中的“母题”关联起来，他认为神话、传说、宗教圣迹、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就是集体无意识原型的自画像。他指出，梦是我们象征系统知识的主要来源。③无意识不会以理性语言来描述自己，只有用象征的言语来言说；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各自有不同的象征语言，后者意义更为深广；所有原型都是真正、真实的象征，无法用符号和语言彻底翻译和描述，它们含糊暧昧、不可穷尽。荣格对象征的理论分析，改变了象征只是作为修辞学范畴的历史，扩展了审美和艺术活动的认识，并由此发展了原型批评的理论。
荣格在谈到集体无意识对艺术和审美活动发生作用时，选用歌德创作的《浮士德》为例。他认为，当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在诗人或艺术家的无意识世界里被激活时，它们就构成一种有自身生命的东西，这就是“自主情结”（autonomous complex）。它是艺术家心里分离出的一部分，在意识之外，即可表现为对意识活动的干扰，又可表现出一种权威性，驯服自我去完成它所设定的目标。
荣格还从精神分析角度将艺术家分为外倾性和内倾性两类，进而把艺术创作分为心理学型和幻觉型两类。按照荣格的解释，心理学型的创作类型主要局限于生活经验的范围，可以被意识所理解；幻觉型的艺术则针对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构成的艺术领域，其不依照日常经验，超越人的情感和理解范围。心理学型和幻X型艺术创作的划分正是理性与非理性审美意识的分野，凸显了现代艺术转型期的审美变化。
雅克・拉康（Jaques Lacan）是继弗洛伊德和荣格之后最有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学家，他提出了“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他认为精神分析应该是一门人文科学，是以结构语言学为方法论基础的文化――符号阐释学，这是他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区别。拉康通过人对追逐镜像的幻觉和“能指覆盖所指”命运的揭示，为后现代的思想注入悲剧和虚无的底蕴，以符号秩序、想象秩序和真实三方面构成的人类存在之境，隐含着人类面对现代社会困局的某种启示。
精神分析美学对艺术批评的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弗洛伊德与荣格对语言隐喻、符号象征背后隐藏的本能冲动的揭示，成为“语言转向”的一条路径，影响到其后的艺术批评及思想理论。在受形式美学和实证美学影响产生的形式――结构思想路线中，更是将形式语言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加以研究和考查，摈弃传统批评中的形式与内容二元论的思路，将艺术批评从社会历史的外在性转向文学艺术的内在性。在这一线索下，影响了从现代转向后现代时期的形式艺术论、文本美学、结构语言学、新批评理论、分析美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艺术批评及其理论思潮。“有意味的形式”“形式先决”“艺术即媒介”等著名的批评学说在此基础上依次出现，构成了从现代到当代的美学流派百家争鸣的格局，精神美学分析成为20世纪重要的批评理论及方法的基础，对西方和中国艺术批评的体系构建起着重要作用。
注释：
①弗洛伊德著，傅雅芳译：《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②荣格著，冯川译：《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96页。
③荣格著，张月译：《荣格：人及其表象》，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第42页。
参考文献：
[1]荣格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
[2]弗洛伊德著，张唤民译：《弗洛伊德论美文选：作家与白日梦》，知识出版社，1987。
[3]张德兴：《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论文关键词：精神分析法 文学批评 弗洛伊德 西方文学思潮 新视角
20世纪人类在政治、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促进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与繁荣。尼采、康德等哲学家从各自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出发，对文学创作阐述了不同的观点与主张，成为西方文学思潮的重要思想源泉；l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思潮在欧美国家粉墨登场，形形色色的批评流派精彩纷呈，形式主义、新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解构论等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来去匆匆，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西方文坛。
在这股声势浩大的西方文学思潮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以其独特而深刻的理论体系对西方文坛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分析、解读文学作品中发挥出十分独特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虽然该理论存在一些诸如泛性主义等不足之处，但总的束说，它对西方文学批评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1精神分析法的主要理论建树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为文学与心理学架起了桥梁，人们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它对文学批评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点：(1)赋予文学意象更多的象征意义；(2)心理学概念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借用与引入，开拓了文学批评家的研究视野；(3)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类型模式”与“心理过程结构模式”的思想为文学批评家对作品人物进行精神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4)他的有关生死本能论有助于分析作品中的死亡主题；(5)他提出的人本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剖析作家传记的传统思路框架。
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是白启蒙思想运动以来最大的人文解放，综观该历史时期的文艺批评，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分析法尽管面对像结构主义、现象学与原批评论等众多文艺思潮的不断冲击，它依然蓬勃发展，影响众多义学大家的创作，除了精神分析法本身的理论魅力之外，还得益于丁弗洛伊德的许多弟子，他们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了导师的学|兑，并为精神分析法注入了新的活力。
2精神分析法对文学批评的贡献
精神分析法为文学批评开辟了全新的研究维度，为长期困绕文学研究的许多难题提供了耳目一新且令人信服的解释。它对文学批评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20世纪西方文论虽然流派纷呈，但是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点：注重文本解读。根据弗洛伊德解读法，文学作品里存存着普遍的象征意义，其中许多象征还与性有关。譬如，精神分析者大多把作品中凹陷、圆形的事物比作子宫。更有甚者，他们倾向干把一座空房予比作是女性生殖器，躲在空房子里的人则象征着试图寻求母性保护；同时，精神分析者通常还把作品里出现的像树干、塔、蛇、高山等意象看作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剧烈的运动，诸如骑马与飞翔，都被看作是性快乐的体现。
20世纪西方的主要作家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无不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文学批评家们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可以更好地挖掘出作品里的象征物及其内涵，有助于透彻地理解作品。
例如，象征主义大师、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他的小说别了，武器》(a farewellto arms)就是借用象征手法创作的杰作。他富有象征意义的书名中的arms一词，不仅表示“武器”，而且象征着“拥抱、搂抱”，也就是“爱情”。此外，小说还自始至终交织地表现了两种主题：一方面揭露战争的残酷、主人公的厌战情绪，另一方面描写爱不断遭遇的挫折经历。
但是，弗洛伊德式的解读法并非无懈可击，其中的对文学美学功能的忽略及其语言媒质的缺省是两大软肋，为此，该理论常常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责难。西尼曾说过，文学是给人“教育与娱乐”的媒体。
搴缪尔主张，写作的目的是教育，诗歌的目的是寓教于乐。由此可见，文学的美学功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且，语言在文学作品中还起到组织结构的作用。
批评者从“自恋”(self—eroticism，即表示儿童对自己身体的欲望)以及“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等表示原始的生物需求等概念中找到更多的象征意义。
其实，弗洛伊德式的很多象征意义往往太随意、太主观，因而经不起深入推敲，有时难以置信。
第二，弗洛伊德关于“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独到论述，对于评论者剖析作家牛平与作品母题之间的关系大有陴益。根据弗洛伊德思想，其情结理论揭示了人类精神领域一个重要的渐变阶段，即自我、超我的出现，人格的发展，从家庭(自然)走向更广阔的背景(文化)。而且，弗洛伊德认为，外在的权威意识与内在的道德感将影响人的一生。由此可以推断，弗洛伊德理论并；限于个体的存在，它还指向更深远的外部世界。
弗洛伊德最早在他的巨著梦的解析》里提到了“恋父情结”这个概念，他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论释，称它为“想实现某种愿望的掩饰性表达”。梦的解析》是一本对“两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
弗洛伊德通过对索佛克劳斯的俄底浦斯国王》与莎土比亚剧作哈姆莱特》进行独具慧眼的研究分析，创立了“恋父情结”理论。国内学者王宁(2ooo年)认为，“恋父情结”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法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也是20世纪莎士比亚研究的一大突破。在弗洛伊德之前，评论家们对哈姆莱特迟迟不肯实施复仇计划，对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众说纷纭。他们禁不住要问：哈姆莱特真的疯了吗?他是不是装疯卖傻?著名英国精神分析学者厄内斯特·琼斯是第一位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莎土比亚作品的研究者。他在题为论运用恋父情结解释哈姆莱特之谜(19l0年)的论文中做出如下的惊人结论：正是凶手克劳迪休斯使哈姆莱特痛下决心报了弑父之仇，解除了童年时代的郁闷情结。为此，琼斯还列举了许多事实，力图证明哈姆莱特在实施报复计划的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亢满矛盾与迟疑的心理状态。虽然哈姆莱特最终报仇雪恨，但他还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另一为名叫诺曼·霍兰的学者运用“恋父情结”论从其他的角度来分析哈姆莱特。霍兰认为，根据精神分析治疗的临床病例，每个儿童的潜意识里都有“恋父情结”，即使在其成长过程中，这种情形也依然存在。根据这个理论，哈姆莱特之所以迟迟下不了复仇计划，是因为他无法解开自童年时代就郁结的那个情结，其次是为他不能释放自己潜意识里聚积起来的欲望能量。所有这一切都为评论家们试图解释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的性格设置了许多障碍。简而言之，用弗洛伊德(1899年) 的话来说，恋父情结所描绘的是一幅经放大、夸张了的儿童画版本。
琼斯与霍兰都着重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哈姆莱特的心理过程，过分强调恋父情结，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剧中反映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其实，如果脱离特定的社会背景，单纯地去研读文本，那么，文学作品就会沦为一堆心理分析的材料，势必缺乏一定的深度与广度。
第三，弗洛伊德认为，意识有三个层次，即前意识、意识与潜意识。三者相互作用，互有重叠，可以转换。后来，他又提出“心理过程的结构模式”。他用“本我”，“自我”与“超我”等术语来表达“本我心理学”与“自我心理学理论。
批评家卡佛尔·考林斯在深入研究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名著《喧嚣与愤怒后指出，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有三大段描写细微、视角新颖的内心独白，就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证明。作品中的本杰明的一段自言自语可以看作是源自“本我”的翻版，昆汀的独白反映了他的“自我”意识，加森的自白则是“超我”的表现。由此可见，如果把这三个人物的表白加在一起，就可以对应弗洛伊德有关人格的三个层次理论。虽然文学创作中内心独白的技巧先干弗洛伊德，但是他的潜意识理论无疑为作家充分利用前意识与潜意识而进行文学创作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卡尔·荣格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他批判地继承了老师的精神分析思想，提出了“体现干原型中”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发展并重新诠释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文学批评家的研究视野。如果说弗洛伊德理论有助干文论家探索人物的个体心理，那么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后来，他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原型批评论)使得文论家可以后退一步、全景式地解读文学作品，这样，从客观上讲，可以排除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许多障碍，展现作品所隐藏的原型。
借助荣格的理论，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无意识的语言结构。在荣格看来，“法乐士”(phallus)就是一种指代，而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但是弗洛伊德的不足之处在于他过分强调了“法乐士中心”批评。
第四，弗洛伊德主张操纵“本我”的能量来自推动满足人类欲望的“本能”。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死亡与爱情是人的本能的两种基本形式，因为死亡促使“恢复万物的早期状态”，即回到生命的起始地点，而爱情表明“保存能量”的另一方面，即“力比多”(1ibido性欲)。
弗洛伊德称“力比多”为“取自情感论的一种表达”，因此，把它“看作是爱情的量化尺度”。用精神分析论的术语说，“这些爱的本能就是性本能”。可是，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不能容忍这种含有“侮辱性”的称谓，他们批评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文学作品时简直是“泛性主义”大行其道。弗洛伊德认为，“本能由历史决定”。
为此，他举例证明自己的主张。他说，有些鱼在产卵期宁可历经千辛万苦，也要把卵播撒在离平时生活区很远的特定水域，自然界的这种奇特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概括地说有三种途径可以释放或者满足“力比多”：(1)直接投射到异性身上；(2)和心理医生交谈有助干减轻性压抑；(3)事业上的成就和精神升华可以一时满足或者平息性欲的冲动。
《著名诗人艾略特的长篇诗作荒原》表达了人类的永恒主题一一爱情。作品开头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生活在荒原上的人们在极度的空虚与绝望中挣扎，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爱与性。
艾略特借助大量的独白、对话、描写与隐喻，诗意地向读者展现现代的人们如何渴求满足本能一一性欲。所以，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如果“力比多”压抑时间过长，就会产生“阉割情结”(castrationcomplex)。
最后一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研究作家传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传统的文学评论家很看重作家生平与创作背景，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为此，他们常常遭到形式主义批评家的严厉批评。然而，精神分析法可以为文学批评开拓崭新的视角：批评家不必置大量生动的人物心理描写干不顾而沉溺干烦琐肤浅的细枝末节。
运用精神分析法研究一些著名的作家传记，可以得出颇为新颖的结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说，有些批评家认为杰克·伦敦只是擅长干写作动物题材的作家而已，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倍受批评界的冷落。但是，1977年出版的《杰克·伦敦传记》为杰克“平反正名”带来了契机。批评家们通过细读这本传记，并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惊喜地发现，他的小说里蕴藏着恋父情结。从杰克的传记得知，他的童年颠沛流离，历经r许多生活坎坷，他患过精神紊乱症，达对他以后的性格、情感与创作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批评家们通过解读杰克的传记，重新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他既是赫赫有名的小说家，同时又是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当然，运用精神分析法研究作家的传记并非是万能的，不过，只要使用得当，就可能在文论研究里取得新的成果。
3结语
总而言之，当我们从全方位考察精神分析批评时，就会得出以下的结论：弗洛伊德理论因其独树一帜的研究视角，对西方文艺批评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他创造性地从心理学引进的“恋父情结”、“恋母情结”等概念极大地丰富了文学阐释的内容与手段，有助干研究者独辟蹊径，努力揭示被长期蒙蔽的隐含意义，从跟以往不同的角度去评价文学作品，去重新审视文学价值，从而不断挖掘作品的深层内涵(connotation)，甚至可以改变某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笔者曾以“引入概念辨析，加强思维深度”为主题，给学生做过多次指导，并提炼出三种有效的方法：
1．拆分核心概念，区分内涵和外延。
2．引入矛盾概念，写出对立中的统一。
3．引入相似概念，辨析二者（多者）区别。
为了更好地说明以上三点，下面以几则实例加以说明。
一、拆分概念
师：有的时候，对议论文论题或论点中的核心概念我们不妨咬文嚼字，一分为二，分别对拆分后的两个概念作内涵的剖析和外延的界定，充分挖掘二者意义的区分，从而显出思辨的深度。下面给大家三个题目——“看见”“融合”和“锻炼”，想想可以怎样构思？
（学生思考后交流）
生：我选择分析“看见”，先区别“看”和“见”二者的内涵，再谈二者的关系。
生：从“锻炼”一词来看，一个是金字旁，一个是火字旁，分析“锻”和“炼”的区别或许可以从这里切入。
生：对于“融合”一题，可以先充分论述“融合”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再将其分为“融”与“合”作进一步“精确”阐发。
师：好，那我们动笔写一写。
（5分钟后交流）
生：我写“看见”：人们用自己的眼睛不仅去寻找光明，而且认识世界，这源自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看”是用眼观察，“见”是用心体会，只有仔细用眼观察生活，方能凭借自己的学养智慧用心体会，进而发现事实的真相，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选择“看”似乎自然而然，然而由“看”是否真能有所“见”，以及所“见”多少和真实与否难以轻易界定。换言之，我们“看”的方式往往决定我们“见”的内容，而唯有用不带成见、纯粹的视角，才能使我们获得切实和真实的所见。
生：我尝试对“锻炼”进行分析：“锻”是重锤打，“炼”是烈火烧。火，考验真金；灾难，考验勇者。在艰苦的环境中淬炼自己的意志、能力，这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一个优秀的人是靠磨砺成材的，能够选择适当的环境磨砺自己的人将会是这个世界最好的适应者。
师：很好，两位同学写得有深度。说明拆分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有深度的立意，形成深刻的观点。其他同学还有吗？
生：我是先合再分，在整体论述“融合”的多方面的意义后再拆分二者作补充阐述的：“融”，在万象盛色的簇拥中彰显本色，故能成就文化的多彩与丰富；“合”，在广阔无垠中探索一条狭长之道，故能造就思想的深度与高度。然而，“融合”并不是巅峰的保障，亦非成功的必经之路，它是世界大体之趋势，但在这股潮流中，核心的内涵不可丧失，本质的价值不可颠覆，否则思想文化的融合将只是棱角的打磨机，招致一种趋于平庸的圆融。
师：很不错，说明拆分概念还可以帮助我们拓展思路、推进文意，使你的论述更严密。
二、引入概念
师：议论文的论点，往往带有肯定或否定的趋向，当我们肯定（或否定）某一趋向（或现象）时，可以适当引入与之矛盾的概念，从否定（或肯定）的角度，进一步辨析二者的差别，来加强思维的深度；或引入相似（或相关）的概念，辨析二者（或多者）的区别，使文章对论点的分析更为深入透彻、无懈可击。
请看下面这幅漫画（投影）：
漫画作文也是材料作文的一种形式，有时比材料作文更复杂，既需要关注画面中的形象，又需要关注画面中的文字。漫画中刀刀狗选好了地儿，上完了饵，下好了钩，定下心，做好了垂钓的一切准备，然后说了一句“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大家看立意行文时怎样引入概念进行辨析？
（学生思考后交流）
生：材料中是看似简单的画面和一句话“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这句话从整个画面来看有思维的张力。首先，“鱼”是客体，对应的主体即“我”，“鱼的事”即对应“我的事”，由此我们可以辨析“鱼的事”和“我的事”两种不同的为事观和处世观。
生：我由“鱼”想到了“渔”。刀刀狗的话折射的是一种垂钓的心态，它不是单为鱼而垂钓，也不是专为结果而等待，因此可以比较辨析“鱼”和“渔”，或者由此引申论述“捕鱼者”和“垂钓者”的不同。
师：你们俩是引入了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其他同学呢？
生：也可以整体理解这句话。在一般人看来，它反映的是一种“无为”的心态，但这句话置于漫画中，表面上看似无为，其实质是一种“有为”，有时候，看似无为的“有为”即“大为”，由此，文章可以辨析“无为”和“有为”这两种心态。
师：很好！你是引入了矛盾的概念进行辨析，并运用矛盾对立与统一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更富有思辨性。
刚才大家的立意构思很好，下面我们用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上面的立意或自己的立意作些分析，用200字左右把关键内容写出来。
（5分钟后交流）
生：我是以《顺物性，尽人事》为题作如下阐发：拙以为，许多事都需要顺物性、尽人事。顺物性，就是指按照事物的天命，不强加外力，顺其自然，以缓和的方式发展；尽人事，是指以顺物性为前提，通过人事的作用，帮助事物正确发展。顺物性是为事的出发点，尽人事是为事的助力器。
生：我写的是《鱼的事，我的事》：漫画中有言，“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鱼的事”是从局外人的视角来冷静审视，“我的事”是自身主动力驱使下的积极参与。“我的事”是“鱼的事”的基础，“鱼的事”是在“我的事”基础上的提升。没有自身对事务的参与，又何来鱼事之观呢？同样，若缺少鱼事之观，“我的事”的道路或许在我们一味冲刺和前进中误入了偏执与不知所措的死胡同，走不出，又不舍离开。
生：我以“无得之心与有得之态”作辨析：刀刀垂钓，或问曰：“鱼何时来？”答曰：“此乃鱼之事。”刀刀可谓是智者，钓鱼者求得并非是大鱼，而是一种怡然自得的心态，倘若过分追求大鱼，垂钓于我何益焉？由此及彼，处于世间的我们何尝不是一个垂钓者？可惜的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当代，我们之中鲜有人秉着无得之心去垂钓。而这缺失的无得之心，在我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唯有拥抱一颗无得之心，我们才能做好每一件事，尽好每一份职。但是，仅止步于无得之心又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在无得之心的基础上怀有有得之态，如此，方可完善自我。怀无得之心，守有得之态，完善自我，完善社会！
生：我就“等、遇和追”谈谈我的看法：“鱼”，可以理解成为一种果实，即指付出一定努力后的回报。然而，并非所有人能一举成功。所谓“大成”，往往是经历落寞、积累、坚持后抵达的相对而言的“满”。“鱼”同“遇”也。我们不妨把它理解成“机遇”，就刀刀而言，等待看似停在原地，但并不是故步自封，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与“遇”同等重要，“等”要比“追”更难得，在我们还没看清方向，找准目标前，值得去等，而在一切努力都已付出之后，我们也应学会去等。最终在“灯火阑珊处”遇见那“鱼”时，每个人收获的不仅是欣喜和满足，更多的是苦尽甘来的淡味。
师：以上同学都写得很好，那么，我们在引入概念辨析时要注意哪些问题昵？
生：引入概念不能太突兀。开头先要分析题目或材料中的核心概念，进而引出相关概念。
师：也就是说要架设由核心概念到引入概念的思维桥梁，否则论述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生：引入概念后要对概念作界定，必要时澄清其内涵和外延。
师：对，要及时界定概念。
生：论述时要处理好核心概念与引入概念的关系，根据不同的题目或以阐发核心概念为主、以引入概念辨析为补充，或全文转换成关系型作文来写。
师：有道理！总之要具体文题具体分析。还有补充吗？
生：引入的概念最好是结构相同、词性相同，这样更能体现出思辨的张力。
生：还有最好是谐音词或形似词，这是由汉字的特点决定的。
师：好，大家说得很好。生活中，我们说1米7的个头和1米6比起来是高个，但和l米9的人站一块儿，就是矮个了。写作同样如此，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发现、有创造，“引入概念辨析”实质是一种比较思维、创造性思维。最后，老师还要补充一点，“引入概念辨析”在打开思维、拓展思路、深化立意上是有效的，但不是万能的，不可滥用；在“引入”时要注意合情合理，切忌牵强附会；要注意启发性，避免陈词滥调。
（上海市崇明中学202150）
策略
李建生老师的课例教的是议论文写作中概念分析的策略。概念分析，是抽象说理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学生写议论文的薄弱点。在议论文写作中，普遍存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对论点进行片面论证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学生不会分析，缺乏分析意识，对现象或问题持混沌的认识，其结果是，写出来的议论文要么观点乏味，要么论述空泛。如何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李老师的课，从概念分析入手，以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为旨归，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在课例开头，李老师概括自己从教学中提炼出来的三种概念辨析法。这三种方法，可以说是深得分析之道。分析，顾名思义，就是分解、辨析，是将一件事物、一种现象、一个概念、一个问题分成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各个因素或各个层次，从中找出它们的本质属性和彼此间的关系。从这个定义来看，分析的要领：第一是要分解、分化，李老师说的“拆分概念”，符合这个要领；第二是要区分、辨析，李老师说的引入矛盾、相似概念，也符合这个要领；第三是要析出，析出各个部分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联系，从而发现主题。这一点在本案例中尚未言及。
写作教学之难，难在文体知识的开发上，李老师围绕概念辨析，开发出三点具体可操作的议论文写作技巧，并结合练习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从学生的表现来看，他的指导的确启发了学生进行批判与创造性的思考，在“写作可以教、必须教”上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当然，这堂课在分析策略的指导上，也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比如，李老师给学生三个词：看见、融合、锻炼，让学生尝试拆分概念，从课堂表现来看，拆分概念似乎被玩成了拆字游戏，说明学生还未真正理解这个策略。
在谈分析策略之前，首先要明白：议论文写作中，为什么要分析，分析什么。因为，分析的目的与内容，决定了分析策略的具体选择和运用。
一、清楚分析的意义与内容
1．分析的意义
在议论文写作中，为什么要分析？一言以蔽之，分析是为了暴露论题的复杂性。还是以“勤奋出人才”为例，如果不经分析，乍一看，该论题貌似很有道理，可是仔细分析成才的原因，就会发现，除了勤奋之外，还有其他种种可能的原因，包括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教育方式民主、家境优渥、社会环境良好、天赋出众、情商高等。甚至，对于勤奋和成才之间的相关性，还可以给出不同的解释，就是那些家境、智力不如人的学生，可能更希望通过勤奋改变现状，而聪明的孩子不是通过苦干而是通过巧干通向成功。根据这一解释，是才华的高低决定了勤奋，而不是相反。分析了论题，也暴露了复杂性，下一步做什么？推敲立论，反复琢磨论点的最佳表达，而不是随便写下一句口号式的论点，诸如“呼唤诚信”“感谢贫困”“享受快乐”，然后寻找例子，跳过论证，直奔结论，真正应了“无知者无畏”这句话。
2．分析的内容
在议论文写作中，分析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读者分析。读者分析对所有文体的写作来说都很关键，对议论文写作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议论文以说服人为目的，要达到目的，就一定要分析说服的对象。通常，读者分析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1)作者与读者的社会关系；(2)读者对题目的了解程度；(3)读者对题目的态度和立场等。那些持不同或反对意见的读者，是议论文分析的重点，分析他们持不同或反对意见的原因，才能更好地确定说服的内容、结构、风格、措辞等。
第二层面是论点分析。议论文的论点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立场、态度的声明（对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你是如何看的），比如高中取消文理分科，你怎么看？支持或反对，就是论点：(2)对策建议（对一个棘手的问题，你怎么处理），比如如何消除教育的不公平？你提出的对策建议，就是论点；(3)评价（对一个事件、产品、政策等的评价）；(4)解释（你认为这个事件的性质、意义、影响是什么）。不同论点，所需的论证方式各有侧重，比如：立场声明类的论点，论证通常分两步走——(1)支持论点，(2)反驳质疑；对策建议类的论点，论证也分两步——(1)原因分析，(2)对策可行性论证。分析论点属于哪种类型，有助于确定论证思路、结构与方式。
第三层面是关键词分析，也可称为核心概念分析。对话题、论题中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分析，目的是为了确立论点、寻找最佳的论证方式。
第四层面是论据分析。论据分析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正确性分析，主要检查论据是否恰当，有没有歪曲事实，是否与论点相关等；(2)可信度分析，主要检查事实或数据的来源是否可信，例子是否具有代表性，权威言论是否具有公信力等；(3)一致性与完整性分析，检查论据是否采用了双重标准，是否犯了绝对化错误，是否断章取义，隐瞒或忽略证据中对论点不利的细节等。
二、掌握有效的概念分析策略
下面，我结合课例，就分析的第三个层面——关键词分析，谈谈具体的策略。
策略一：将概念分门别类，析出子概念
在议论文写作中，面对话题或材料，如果不想人云亦云，而是想确立有价值有创意的论点，就必须学会从话题或材料中抽取核心概念进行分解。以课例中的“看见”为例，由“看见”联想到另一个关键词“视而不见”，根据态度可将“视而不见”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主观的“视而不见”（对于不想看见的东西，故意忽略或装作看不见）、客观的“视而不见”（由于“视”的方式不当导致看不见）。而后一种“视而不见”，又可以再细分成以下几种情况：看到表面却看不见实质，看到显性的却看不到隐性的，看到当下却看不到趋向……懂一点概念的区分，在话题作文中就会有八面来风的感觉，从整体到部分，从混沌到清晰，的确有助于打开思路，发现主题。
1．分类
分解概念，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先开发分类标准，再在分类标准下确定子概念。以“老实人不会吃亏”这样一句谚语为例。要分解“亏”这个概念，可以开发以下的分类标准：程度、影响时间、存在形态等。按程度，分为小亏和大亏、局部亏和全亏；按影响时间，分为眼前亏和长远亏；按存在形态，分为有形的亏和无形的亏、物质的亏和精神的亏。
2．多角度界定概念
概念的内涵随主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分解概念的另一种办法，就是多角度把握概念的内涵。如“老实人不会吃亏”中，“老实”这个概念，从性格的角度，等同于木讷、胆小、温顺；从能力的角度，等同于愚笨；从道德的角度，等同于诚实守信；从行为的角度，等同于循规蹈矩。
怎样才能多角度地把握概念的复杂内涵呢？可以参考以下步骤：
(1)借助工具书或网络搜索引擎，通过辞典中的“义项”，了解概念的所有内涵。
(2)在没有工具书或网络的情况下，利用汉字的音、义特点，特别是利用汉字的构词法，找出与概念相关的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谐音词、成语、谚语、俗语、名言等，了解概念的各种内涵。
(3)在罗列概念的各种内涵后，还应该为每个概念的内涵确定类别标识，比如，当作者把“老实”界定为“木讷、胆小、顺从”时，应该为这个义项贴上“性格”这个类别标签，这对于议论文写作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确定概念的某个义项的类别标签，有助于作者意识到立论的适用范围，这样可以避免论点绝对化、简单化等错误。比如，“老实人容易吃亏”这句话放到性格层面、交际领域，似乎更有道理，而如果放到道德层面或制度层面，似乎另当别论。
分解概念后，要回到论题，去揣测原论题中概念可能对应的内涵及外延，而观点的创新或主题的发现，就可以从转变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入手。比如“老实人不会吃亏”这句话，“老实”对应的内涵可能是“诚实守信”，“亏”对应的外延可能是“长远亏”，其本义是说，诚实守信的人，也许会吃点眼前亏，但从长远看，生活不会亏待他们。如果我们把“老实”界定为“循规蹈矩”，就可以反向立意“老实人必会吃亏”，来论证创造力才是制胜的法宝。
策略二：辨析概念，发现差异性与矛盾性
概念分析，除了对概念进行分类、多角度界定概念内涵这两种分解办法之外，还可以通过引入别的概念，辨析这些概念的内涵差异以及彼此间的关系，来发现主题。在上述课例中，就漫画作文《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学生引入“渔”“垂钓者”“捕鱼者”“有为”和“无为”等概念进行辨析，将一个形象的话题引向抽象思辨，做法值得肯定。
如何引入别的概念？哪些概念值得引入呢？
1．在种属、交叉、矛盾对立等各种关系中寻找可辨析的概念
以高考作文话题“科技改变生活？”为例。“生活”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概念，讨论这样的话题，不妨从种属关系入手，将“生活”拆分成“生活态度”“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及“生活目的”等子概念，在子概念的罗列中，我们会发现，也许“科技改变生活”更合适的表达是“科技改变生活的部分”，或“有一些生活是科技无法改变的”。同样是这个话题，另一个概念“改变”是一个中性的词，我们不妨从矛盾关系入手，引入“好”与“坏”两组概念，将科技对生活的改变一分为二，科技对生活有促进、提升、改善的一面，也有扰乱、破坏的另一面，概念辨析显然有助于掘进话题讨论的广度与深度。
2．概念辨析是为了发现差异性、矛盾性
无矛盾不分析。差异性和矛盾性是议论文写作中概念辨析的出发点。
因此，假如讨论的话题没有出现明显的矛盾对立的概念，引入概念，制造矛盾，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策略。比如，在漫画作文“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中，“鱼”和“我”是潜在的一组相对的概念，对钓鱼的人来说，鱼来不来本来就是“我的事”，怎么现在只是“鱼的事”呢？这就是矛盾。概念辨析，就要揪住话题中的矛盾点，寻根究底，不断追问：“我的事”是什么事？从“我的事”无关“鱼的事”，可以看出“我”怎样的态度，如何评价这种态度等。又比如，在各地高考改革方案出台后，不少网友呼吁“让数学滚出高考”，理性的读者能从这个话题中析出“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这两个矛盾对立的概念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不难发现，“让数学滚出高考”这种言论代表了教育中典型的功利主义思想，教育追求实用没有错，但“有用”不是教育的全部目的，“无用之用”，也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同样，如果以数学只是教会了数钱的理由要求它滚出高考，那么语文、英语、科学等其他学科究竟让我们学会了什么？凭什么留下？同一领域相关概念的比较，也有助于我们发现话题中的矛盾。
通过相关、相对、矛盾概念的辨析所获得的现象、事物的差异性或矛盾性，在写作中最好以反问句的形式罗列成问题清单，作者可以根据问题清单发现主题（论点），以“让数学滚出高考”的话题为例：
(1)如果只是因为数学太难，为什么非得“滚出”，而不是降低难度？（将“滚出”与“保留”作比较，发现处理方式的矛盾）
(2)如果只是因为数学太难，物理、化学难道就不难吗？（将数学与其他理科科目作对比，发现学科之间的矛盾）
(3)如果只是因为数学无用，语文、英语难道就很有用吗？（将数学与其他文科科目作对比，发现学科之间的矛盾）
(4)让文科生深受其害的，究竟是数学还是数学教学？（将数学与数学教学加以辨析，发现问题归因的矛盾）
——拉康
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尤其是,严格说来所有的文本都是自传性的,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作家为什么要写自己?这是文艺心理研究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他的活动不同于花朵开放,蜜蜂采蜜的地方在于它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而文学创作活动在人类的所有对象化活动中又有其特殊之处,正是它的特殊性给了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而在这整个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中,从源头的意义上讲,创作的动机正突出昭示着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根源。本文旨在对文学创作动机的一种做一些分析,并由此对作家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作出一种回答。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艺术创作,自古有之,并不新鲜。苏联心理学家维戈茨基认为,既然“社会人的心理被视为该时代的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的共同底土,那也就是承认,艺术最直接地受社会人的心理的制约和规定” 。这是一个看似很简单的推理,维戈茨基不过是把它推到显眼的位置,但这简洁明了地为文艺心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给出了不容置疑的理由。
在现代文艺研究中,心理学的方法主要体现在法兰克福学派、格式塔心理学派的一些成果上,但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精神分析文论上。究其原因,这首先是因为精神分析理论在寻求例证的时候,为了普适性的目的,很自然地会找一些人们所熟知的案例,而某一些作家的创作和生平天生就是一个绝对支持的例证,比如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应该倒过来说,精神分析的某些理论发源处就能找到这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其次,大部分精神分析都有一种泛性论的偏执倾向,这继承了弗洛伊德的套路,也跟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一同招致了反感和激烈批评,但是,偏执往往会导致更强的力度,目不斜视地朝着俄狄浦斯情结奔去,这种单纯使精神分析文论本身携带着特有的坚定和韧性。
拉康一再声明,他的理论方向是要“回到弗洛伊德”。实际上他跟荣格一样不满于弗洛伊德后期的泛性倾向,荣格的改造是引入“集体无意识”,以文化的、社会的意识取代弗洛伊德性本位唯我独尊的地位;而拉康找到了弗洛伊德早期的另一条思路:“自恋”模式的自我观念(一般认为,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在《论自恋》和《哀悼与忧郁症》中体现为由自恋产生的自我;而在《自我与本我》、《精神分析概要》中体现的是基于本我的自我 )。所以,拉康说“回到弗洛伊德”并不像研究者们所说,是打着幌子的促销活动,而是一个真诚的治学愿望。
本文拟借用拉康理论中几个关键词来完成对一种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之所以借用拉康理论,除了兴趣使然之外,还出于以下的考虑:20世纪西方文论的引入对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现状产生了巨大冲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世界化与民族化紧密相连,但是中国文论要与世界接轨必须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况且,对话的基本条件是要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可以参与这种共同语言的建构,但不能把人家所有的东西纳入到我们古已有之的那个文论基本范畴体系中去,因为不可“翻译”的东西是确实存在的。当对旧的结构进行修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复存在,就应该吸纳新的范畴。这众多的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成果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在理解中碰撞、在碰撞中理解,在文论界也引发了很多思考和变化,但是却基本没有体现到文艺心理研究上来。而这一个领域对于文论研究又是很重要的。
目前学界刚开始有人将拉康理论应用到文学研究上来,但研究者的方向是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文本内部进行分析,例如张德明《〈红与黑〉:欲望主体与叙事结构》 ,戴桂玉《〈老人与海〉:海明威无意识欲望的表征》 ,没有进入作家创作心理研究的领域。本文正是想在这个领域做一些尝试性的工作。
第一章 镜像场景的引入和一个案例
第一节 引入镜像场景
为了研究的需要,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研究对象的范围,而这个边界仅仅是为了达到理论的严谨性,而实际上没有严格的轮廓。再者,精神分析文论由于自身的原因,在作为它的论据的文本选择上可以说没有普适性。比如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弗洛伊德的父性权威只能解释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创作,而他们又很难归入到一个类别中去。理论在寻求事实支持的最初,很自然地会面朝最有利于证明自己观点的例证,这是必要的举措。至于理论的严密构建和修整,那是更漫长艰巨的后来的工作,并且这工作是不可能完结的——因为理论总要在新的现实土壤中变化发展。因此,例证和观点之间的关系,不仅可能是多对一,也可能是一对一的;理论的普适性取决于具体研究的需要,是相对的。
本文打算给出一个场景,就好比是一个舞台上的某个场面。如果我们的脑海里要呈现出一个舞台场景,必然需要一个取景框,由于它的大小,也就是镜头的远近推拉,框进去的范围和要素会发生变化。前文所说确定研究对象的范围就类似于这样一个取景的过程。出与探讨问题的需要,我们只需要框进几个关键要素。
具体说,本文要给出的是一个作家“写作的镜像场景”,并用拉康理论几个关键词为中心来进行分析。
举一个“写作的镜像场景”的例子:史铁生在《务虚笔记》的开篇设置的场景——“写作之夜”。在这个“写作之夜”里,他仿佛在追寻真实,但“真实是什么呢?真实?究竟什么是真实? 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坐在桌前,沉入往事,想在变幻不住的历史中寻找真实,要在纷纷坛坛的生命中看出些真实,真实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实便随着你的追寻在你的前面破碎、分解、融化、重组……如烟如尘,如幻如梦” 。写作之夜的我也不再是我,而是一个“他”:“那不再是我。无论那个夜晚在他的记忆里怎样保存,那都只是他自己的历史” 。在这一章的结尾,史铁生写出一段与本文主旨相同的文字:
关键词：人格结构 性本能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2-0390-01
一、引言
精神分析学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重要成就。尽管其学生卡尔・荣格以及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在其研究基础上发展了精神分析理论，开创了集体无意识理论和神话原型理论，然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文坛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主要由五部分构成，分别为：心理结构理论、人格结构理论、性本能理论、释梦理论以及心理防御机制理论。中外的文学作品之多不计其数，但是每一部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精神分析学说的痕迹。
二、文学作品中的精神分析理论
弗氏理论是作者背后一股强大却又隐含的力量，千言万语尽是某种精神状态额度体现。本文从人格结构理论与性本能理论两个方面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从而探析弗洛伊德的思想。
1.人格结构理论
弗洛伊德在提出心理结构学说（意识、前意识与潜意识）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人格结构，认为人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层次组成。本我是指人先天的本能欲望和冲动，遵循“快乐原则”;超我代表内化的社会道德对个人的约束，遵循道德原则;自我则处于本我与超我的夹缝中，对这两种冲突力量进行调节，遵循现实原则。
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女主人公苔丝因天真无知而受邪恶的亚莱克引诱，失去了贞洁。之后，苔丝巧遇心地善良却又墨守成规安吉尔，两人海誓山盟，却在新婚之夜，真相揭露时，安吉尔因为道德抛弃了苔丝。小说中，无恶不作的亚莱克正是本我的化身，他从不顾虑他者的感受，反之，为了自我精神和生理上的愉悦不择手段;相反，安吉尔是超我的化身，他仅遵从上帝规定的生活法则，除此以外都是违背原则的，必须摒弃的;苔丝，这位深受两个男人伤害的受害者，是自我的化身。她在这两个男人中间进退两难，最后以悲剧而告终，这正是因为这两个男人所施加的压力与痛苦。
同样，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也映射着人格结构的影子。荒无人烟的珊瑚岛上出现一群因战争而被迫流散的男童，这仿似一个初生婴儿获得自己人格的过程。这群男童却因虚幻的野兽而分裂成派，丧失了纯真与文明，取而代之的是原始的野蛮与专制。杰克愿意接受投票的方式推举领导人是因为学校的教育暂时性地压抑了他的本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追求内心需求的本性逐渐暴露，最终酿成悲剧;西蒙的形象则与众不同。他尽管沉默寡言，却清楚地认识到所有人所处的环境岌岌可危，他是理性与希望的象征;拉尔夫以召开立宪性会议的方式出场，是他对文明社会规律的服。在所有人的关系势成水火时，拉尔夫仍然试图维持秩序，而这却导致了更大的冲突。由此可见，杰克、西蒙以及拉尔夫可视为是本我、超我与自我的缩影，当本我的欲望逐渐增强时，自我则受到更大的威胁。
无论是苔丝还是拉尔夫，故事的悲剧性都在暗示着人性本恶的思想。正如《圣经》对人类的控诉那样，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种下了原罪之因，那么无论怎么繁衍元传承，人类的本性这个结果始终是恶的滥觞，这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所坚持的观点。
2.性本能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即力比多（Libido）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而文学则是的升华。“力比多往往处在社会道德的强大压抑下，因此在无意识中形成‘情结’”[1]，弗洛伊德将男孩的情结称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又称恋母情结，每一个男性在潜意识中都渴望占有其母亲。
弗洛伊德强调伟大的艺术作品表现了人类普遍存在的俄狄浦斯情结[2]。文学史上堪称杰作的三部作品：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卓夫兄弟》，都表现了同一主题，即弑父。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在不知双亲的迷惘中杀死父亲，迎娶母亲，得知真相后，他懊悔不已，弄瞎双眼，自我放逐。而该悲剧的效果“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在于表现这一冲突的特性”（同上）。俄狄浦斯弑父娶母实际上是“童年时代的愿望实现了”[3]。
同样，莎翁的悲剧《哈姆雷特》与此同出一辙，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童年的愿望以及其实现。哈姆雷特本是个机智果断的丹麦王子，然而，当他父亲的鬼魂要他向杀父、夺位、取母的叔叔报仇时，犹豫不决、临阵退缩则扰乱了他的思绪。个中缘由在弗洛伊德看来是因为他叔叔的行为正是哈姆雷特童年愿望的变相实现，通过叔叔弑父取母的行为完成了哈姆雷特自己无法达到的目的。因此，手刃凶手便是毁灭自己。
另外，曹禺的话剧《雷雨》中，周家两兄弟都有意无意中透露出对父亲周朴园的仇恨，周萍在父亲的强权压抑下，对的希冀逐渐强烈，终与继母繁漪越轨。当他遇到与生母侍萍酷似的四凤时，恋母情结再度复苏，与同母异父的妹妹四凤坠入情网，最终酿成悲剧。
正如弗洛伊德所言，“这些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做出了最大的贡献，”[4]正是性本能的存在，文学作品这种升华后的艺术才能流传于世，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变相地实现读者自我童年的愿望。
三、结语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既然探究的是心理意识，那么任何人、任何作品都难以僭越。弗洛伊德性本恶以及文学是性的表现形式的观点对之后的文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这种普遍存在的理论隐身于作家的内心深处，暗含于作品的字里行间，蕴藏在读者的思维空间，通过三者紧密合作，作者与读者达到了心灵上的愉悦与精神上的满足。
参考文献
[1]刘象愚. 外国文论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P244
[2]刘象愚. 外国文论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P246
[3]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 张焕民，陈伟奇译.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7： P15
【关键词】学生；指导；中考；现代文阅读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中考语文试题中，现代文阅读分析是一个重要板块，分值很重，因而，努力提升现代文阅读的解题效率对于提高中考语文成绩显得尤为重要。但有些学生面对这类试题总是望而生畏，做题时无从下手，仅凭着感觉走，卷面上的答案言不及义或答非所问，考试结果就会差强人意。如何进一步提高阅读分析能力，有的放矢地下笔答题，让学生轻松应对中考呢？笔者认为教师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生加以引导，与学生共同反思，并在阅读教学中加强训练。
一、引导学生确立良好的阅读心态
中考现代文阅读命题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始终坚持美文的取材标准。所以我认为阅读分析是一个吸收美与输出智慧的双向过程。在阅读时学生与作者进行着情感的交流与思想的碰撞，感受作者的喜怒哀乐，品味文章语言的迥异风格，思想的智慧深刻，知识的丰富多彩。在阅读的过程中了解作者是如何表达他对社会、人生、自然独到的看法与认识，感悟与体验的，从而使自己的心灵获得愉悦与充实，这就是吸收美的过程。接着在出题人的引导下从不同角度对文章内容进行提练、分析、概括，把你的理解、感悟、评价、赏析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智慧的输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就完成了充满美感的阅读分析，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享受这种阅读的愉悦，将它看做是一次快乐的精神旅游，而不应把做阅读分析题看做是负担，或是强加给自己头上的任务。面对文质兼美的阅读材料，引导学生对作者怀着一份敬意，对每个文字怀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去拜读，相信学生对文章的理解会更深更透，会从不同的文章中获得更多的人性美、哲理美与科学美。
二、指导学生牢固掌握各种文体知识概念
学生经过三年的语文阅读学习，对各种文体的基础常识概念，应该做到烂熟于心。教师应该及时指导学生将这些知识系统地归类呈现。中考现代文阅读文体包括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三大类，与之相关的常识性概念很是零碎。如：表达方式：记叙、描写、抒情、说明、议论。表现手法：象征、对比、烘托、设置悬念、前后呼应、欲扬先抑、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联想、想象、衬托。修辞手法：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引用、设问、反问、反复、互文、对比、借代、反语。记叙文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记叙顺序：顺叙、倒叙、插叙。描写人物的方法：语言、动作、神态、心理、外貌。描写景物的角度：视觉、听觉、味觉、触觉。说明顺序：时间、空间、逻辑。说明方法：举例子、列数字、打比方、作比较、下定义、分类别、作诠释、摹状貌。小说情节四部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小说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议论文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 。论据分类为：事实论据、道理论据。论证方法：事实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诸如此类的基础知识，学生都应条理清晰地印在脑中。因为只有扎实熟练地掌握了它们，学生才会有一定的文体意识，他们的文体阅读基本识别能力才具备，才能为进一步分析文章及正确答题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指导学生总结考点、常考题型及解题技巧
作战讲究“知己知彼”，做阅读分析题也要了解攻克的对象，在平时训练中教师要指导学生归纳总结各类文体的考点、题型。如记叙文考点主要为：解读标题，理解关键词句的含义，理清文章线索，概括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形象，揣摩人物心理，分析写作手法，品味生动细节，赏析精美语言，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等。说明文考点有：明确说明对象，总结提练说明对象的主要特征，辨析说明方法，分析说明方法的作用，把握说明顺序及文章的层次结构，分析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等。议论文的考点有：找出论点，论证方法的判断及其作用分析，结合论点补充论据，谈谈文章给你的启示等。我们不仅要对考点题型了如指掌，对每一种题型的解答方法、解题规律、解题技巧还要及时总结归纳。例如：谈感受、体会这类题，解答时切记：1.紧扣文章主旨。2.用第一人称。3.采用1+2或1+3的形式，即先用一句话概括出自己的看法或体会，接着用两三句话具体谈理由，可摆事实，可讲道理，必要时根据要求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又如：议论文中分析论据的类型和作用，答题要点：1.明确论据类型；2.具体分析作用。规范性答题格式是：这是……论据，在文中起着证明……（论点，如果有分论点，则写出它证明的分论点，否则写中心论点。）再如：分析说明文的语言特点，这种题型的命题形式为：文中“……”这句话中“……”一词能否删去？请简要说明原因。解答步骤为：1.回答“否”或“不能”；2.解释要删去的词语的意思；3.联系原文分析删去该词语之后句子意思的改变。4.强调这个词语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每种题型都有一定的解题技巧，学生一旦掌握，做题时就可消除盲从心理，感觉应对自如，继而轻松顺利地完成试题的解答。
四、指导学生按照答题规律去做题
关键词：网语 网民 暴众心理
一、名词解释
网语（net language）即网络语言，网络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型语篇类型，是语言的一种功能变体，其标志性语体特征是变异性和个性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网语渐渐形成了自己完整的语言体系、句法结构，因此，本文中我们使用“网语”一词，体现出网络语言的独立性。
网民（netizens）：指称特定的对广大网络社会（或环境）具有强烈关怀意识，而愿意与其他具有相同网络关怀意识的使用者一起共同合作，以集体努力的方式建构一个对集体价值取向有利的网络社会的一群网络使用者。
暴众心理（mob mind）：暴众心理主要是指很多人做出一些超出常人意料的事情。因为责任的承担者是群体，所以责任就无法具体落实到个体身上。因此存在免责的侥幸心理，放心大胆地去做一些伤害别人身体以及财产的事情，导致最终产生一种不良的群体效应。
二、前言
本论文的调查阶段，正是网络上“高富帅”、“白富美”、“丝”文化盛行的时期，网民以自轻自贱的形式对“高富帅”进行各种调侃，网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功能――阶级属性。这种对人群的硬性划分，带来了暴众心理的形成机制，即一种隐藏于庞大人群的免责错觉，使网民的言论逐渐倾向于带有强烈仇富意识的人身攻击。与此同时，网络上正在进行声势浩大的网络反贪，不可否认，网民在反贪腐工作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成功把一些贪官拉下马，但在这过程中，网民的集体泄愤也是明显的，这种情绪甚至愈演愈烈，在之后的其他一些网络事件中，网民的理性分析逐渐减少，倾向于简单粗暴的情绪宣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决定为这样一种群体心理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途径，这就需要对这种现象的形成进行全面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以网语这一情绪载体的演变过程为研究主体，用社会心理学中的暴众心理为分析手段，辅以传播学的一些理论，试图理清网民的心理机制、宣泄方式，并给出合理引导的对策。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的初期，我们使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着重于理清网语的演变轨迹，整理出一个网语演变的时间轴，我们所关注的是网络热门事件中的语言载体的演变，在研究中我们整理出了网语演变的基本规律，即由“词汇”演变为“句子”，再演变为“体”， 最后形成“概念”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清晰地发现，网民的情绪载体已经由零星的词汇发展成为完整的概念化的系统，至此网语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载体。
在理清了网语这一载体的演变过程后，我们开始对网民的心理进行分析，主要使用社会心理学中的理论及分析方法。对网民的语言暴力行为我们利用了挫折―攻击理论进行分析，并用从众心理原理分析了这种暴力扩大化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我们使用了“暴众心理”这一概念对网民的攻击作了全面概括，暴众心理（mob mind）这一概念来自美国心理学家Edward Alsworth Ross的著作《Social Psychology： An Outline and Source Book》，该书作于1908年，但这一理论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以往只在对足球流氓的行为分析中使用过（见《A.Soccer，Masculinity and violence in Northern Ireland：Betweeth Hooliganism and Terrorism》），我们认为在对网民的心理分析中，使用暴众心理这一概念是恰如其分的。
在进行了社会心理学角度的分析后，我们又辅以传播学理论从另一角度分析了网络暴力的成因，分析了网络媒介的特殊性。
在对网民心理做了详细分析后，我们结合中国网民的结构特点，提出了几点应对暴众心理的对策，试图实现将网民的情绪宣泄引向一个正面方向的目标。
四、研究内容
互联网发展一直是一个受人关注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中，网络语言的发展是很具有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我们在本次研究的初期，将网络语言的发展进行了语言学上的整理，得出了一个结论，即网络语言已经由零星的热词发展为具有符号意义的概念化语言体系，例如现在提及“丝”一词，其背后的含义就是难以简单定义的，“调侃”、“自嘲”、“自卑”、“仇富”、“草根文化”……不同的人会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各种各样的心理因素融合起来，形成这样的语言符号，在当今网络环境中，这样的网语比比皆是。根据米德提出的符号互动理论，事物对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往往不在于事物本身所包含的世俗化的内容与功用，而是在于事物本身相对于个体的象征意义，而事物的象征意义源于个体与他人的互动，在个体应付他所遇到的事物时，总是会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改事物对他的意义。网语的这种发展轨迹，就是符号互动的结果。
研究网语演变作为网民情绪宣泄载体的演变过程，我们认为网民的心理是非常关键的切入点，研究网络暴力的成因及发展，并试图给出解决对策，网民的心理是极其重要的。
网民在针对网络热门事件的情绪宣泄中，常常使用语言暴力，这种暴力符合社会心理学中对攻击行为的定义，即“意图伤害他人的言语行为或者身体行为”。一种行为必有其心理原因，社会心理学中的挫折―攻击理论是解释攻击的常用理论：挫折常常会导向攻击行为。挫折的定义是任何阻碍我们实现目标的事物，当我们达到一个目的的动机非常强烈，却在行动过程中遇到阻碍时，挫折便产生了。研究表明，人们的攻击能量并非直接朝挫折源释放，当别人会对攻击行为表示反对时，人们往往会克制直接的报复，而把敌意转移到一些安全的目标上。 由此可以推论，当网民在现实生活中遇见上文所指的挫折时，这种挫折感所产生的攻击动机便促使人们在不需为自己言论负责的网上施以语言暴力。中国传统文化是隐忍克制的儒家文化，是一种讲求和谐一致、自我克制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看重与身边人的关系。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因“挫折”产生的攻击动机往往无处释放，而网上的匿名性、开放性正好为网民、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不用负责任的安全舆论空间，隐忍克制下的攻击动机终在网络上找到了发泄的途径。
网络语言暴力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心理学原理是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是由于群体压力而引起的个体行为或信念的改变。网络作为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群体的压力不会像现实生活中那么明显，但是，一旦个体的语言与主流非理性情绪和暴力言论不一致，经常会引来大量的攻击，这会给持理性思维的异议者带来心理的不适。况且网络事件往往不涉及网民的切身利益，网民通常不会为一个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事件坚持己见而遭受语言暴力。同时如上文所分析，网络形成的公共领域成为网民情绪的释放场，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化言论氛围，会使虚拟空间中的其他参与者受到影响，激发他们的语言暴力倾向。当一次讨论中理性思维者不占主导地位时，整个讨论往往会受到情绪的感染，其他网民不自觉地融入这样的言论场中，形成集体无意识的施暴。所以网络事件中理性的声音往往会逐渐消失，非理性的暴力语言大行其道。
综合起来，网民的攻击性用美国心理学家Edward Alsworth Ross在其著作《Social Psychology： An Outline and Source Book》中提出的mob mind（暴众心理）这一概念可以更为恰当地解释。网民之所以异化为暴众，一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挫折蓄积了攻击性，二是因为在网络环境下语言暴力带有强煽动性，同时网民的理性思维弱化，综合导致了网民的集体无意识施暴。这两种条件综合作用，就产生了暴众心理，我们可以类比此前学者对足球流氓现象的分析，不难发现，足球流氓的形成也是基于挫折―攻击，加上从众心理的综合作用，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可以将暴众心理定义为“挫折―攻击”理论和从众心理的综合理论。根据暴众心理理论的研究，网民的暴众行为，事实上是无意识的，这种集体无意识行为，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加以引导的，将这种集体的攻击性情绪引导向正面的方向，可以对社会发展产生良好的推动力，反之则会阻碍社会良性运转，因此，如何引导网民的暴众心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待网民暴众心理的问题，则可以得到更全面的解释，我们利用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在李普曼看来，人类生活在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双重环境中。目前受众从网络上获得的信息，要经过过滤和选择，加工后的信息已不是事实本身，所以网络环境是虚拟环境。网络使人长期生活在虚拟环境中，对现实的真假判断能力就会降低。
而对网络信息进行筛选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把关人”，在这里要提到卢因的“把关人”理论，大众传播的把关人是指在大众传播渠道上工作的新闻记者、编辑、节目制作者等。他们对信息进行取舍，决定传播内容的重点，并企图给受传者造成某种预期影响。把关人研究的意义在于，让受众可以更客观地看待经过把关的内容，减少所接受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在一些网络热门事件中，一些没有明确真假的言论被网络迅速传播，把关人有失职之嫌，对于网络上的言论又不加引导，致使语言暴力发生。当然，网络是很好的舆论监督工具，但是有人不论是非，采取过激的表达方式，甚至是落井下石，有些言论中已经没有了当事人的声音，暴力性的语言对事件所涉及的主体或多或少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往往又会产生恶性循环，出现纽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该理论认为大众媒介有很强的力量去塑造一种强势的意见气氛或多数意见，使人无法逃离这样的意见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大众越来越不敢表达优势意见以外的意见，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依附优势意见。如果受众的意见跟大多数人的意见即优势意见一致的话，他就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果不一致，他就会保持沉默。这样很容易导致优势意见越来越强，而其他少数派的意见会慢慢消失。
五、研究结论
我们利用暴众心理理论这一个在国内少有人提及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对网民的语言暴力进行了分析，这一角度是新颖的，为研究网民的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同时我们使用传播学的一些经典原理，进一步分析了网络语言暴力问题。这样从两个角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网络语言暴力问题是有明晰的心理学及传播学根源的，根据其发展轨迹，我们认为对其进行正面引导是完全可行的，但目前中国互联网监管倾向于“堵”，一味采用删帖封号等强硬的手段，根据我们的分析，这样的手段是无法解决网民积蓄的攻击情绪的，这样的情绪必须找到突破口，所以我们认为今后的互联网监管应当以“疏”为主，将网民的攻击性情绪引向监管者预设的“靶点”，良性释放，这样的释放事实上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都是有利的。
六、讨论
本次研究是一次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我们利用语言学分析了网语的发展轨迹，又利用社会心理学及传播学的理论对其进行了全面分析，在社会心理学角度的研究中，我们利用了暴众心理这一国内较少提及的理论，对网民的语言暴力问题通过这一理论阐释是恰当的，也是具有创新性的。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我们认为是有更大研究前景的，我们预计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得到进行网络实验的权限以及资源，在各大网民集中论坛进行同一话题的控制组与实验组比对实验，研究不同言论产生的螺旋效应，以得出更加全面的研究成果，并整理出日后应对网络突发事件的言论控制对策预案。
本次研究亦有许多不足，受资源以及理论水平的限制，我们的研究停留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虽然挖掘了较为生僻的理论，但没有提炼出新的理论。同时，我们设计的网络空间比对实验也因为技术限制以及权限限制没有完成，这是研究中的一大遗憾。因此，该研究尚有很大的延伸空间。
七、对策
针对网民的暴众心理，我们的研究认为，现行的以“堵”为主的网络监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对于网民的暴众心理一定要“疏”，只有疏导了，宣泄了，才能解决。
我们认为，现有的网络监管人员应当建立一套“靶点”机制，形成完整的网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一旦出现网络突发事件，监管人员应当对事件进行分析，然后制定情绪宣泄的“靶点”，这个“靶点”应当是关于该事件的最理性言论，然后按照言论的理性程度，以靶点为核心进行言论疏导的分级，我们认为网民言论大致可分为理性言论、无意识的理性言论、消遣性言论、消遣性的攻击言论、无意识的攻击言论和最为恶劣的有意攻击言论。
在分级完成后，要对现有的网民言论进行评估，每个级别的言论所占的比例，可以得出一个偏离靶点的百分比，根据之前制定好的应急预案，比对偏离的程度，就可以得出监管人员需要进行何种程度的引导，以及是否需要进行反面的强硬措施，既简单的删帖处理，而我们认为不到严重偏离的阶段，是不应该采取删帖措施的，这样会激化新一轮的矛盾，处理难度会进一步加大。
经过一段时间的靶点机制运行，可以计算出言论偏离程度的系数，我们称之为“靶点系数”，这样一来，对于网民言论的疏导就可以有公式可循，形成这样的计算公式是意义重大的，因为网络突发事件的一大特色就是言论发展速度很快，只有迅速评估出言论的偏离程度，才能有效对其引导。
参考文献
[1] Edward Alsworth Ross.Social Psychology：An Outline and Source Book[M].Nabu Pres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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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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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健康；信心；孝心；热心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健康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精神状态，还是一种在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上的完美状态。我们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把学生培养成适应时展的、健康的人。在素质教育的今天，教育不只是让学生学到足够的知识，更是要让学生身心和谐健康地发展，成为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人。那么，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使其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呢？
一、结合有关文章分析人物心理
要拥有健康的心理，就要学会分析和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在一些写人记事的文章，我注重了对人物心理的分析，分析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造成这种性格特点的社会原因、家庭原因以及个人成长经历的因素。比如鲁迅的文章《少年闰土》、《故乡》，我着重分析了闰土从少年到中年的明显的性格变化；契诃夫的《凡卡》，我剖析了凡卡的心理特征，并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分析说明造成他们这种心理的原因，让学生换位思考体会他们的心理。通过对人物心理的分析，学生们对文章加深了理解，更体会了作者的意图，也让他们逐渐地学会了分析他人的心理。
二、利用写作评作剖析自我心理
有人说：“认识了你自己，就认识了整个世界。”这说明真正认识自己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学生处在心理发展的矛盾期，对自己和世界都缺乏客观正确的认识。为了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健全个性。在相关的写作课上，我注重了让学生细致地描述自己的经历，深入地刻画自己的内心世界，全面地剖析产生这种心理的原因。同时在讲评课上我帮助学生分析，指出健康的个性特征，说明人的动机需要和活动的关系，促使学生能拥有正确的动机，产生合理的活动。
三、开展课前演讲培养自信
少年儿童正处在自我意识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他们的自尊心很强，而自尊心得不到满足又极易产生自卑心理，所以说大多数的学生都易出现自信不足这一现象，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我专门在语文课上开展了课前两分钟演讲活动。活动开始我先指导，给定题目或内容，学生搜集加工资料，然后轮流演讲，每次五人，演讲完毕，师生评价，作出鼓励性的总结。这个活动见效快，学生逐渐由羞怯变得大方，由紧张变得自然。同时也张扬了学生的个性，激发了学生的热情，还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四、充分开展蓓蕾读书工程感召孝心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应以“德”为先。好多的学生家长反映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自私，不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这种说法表面上看是现实，但又不是公正的。因为学生的性格发展还不够完善，而且正处在心理发展的“自我”时期，做事喜欢以自己为中心，过分在意自己的感受。由于身心的快速成长，他们的自我感越来越强烈，要求摆脱束缚，并由此产生了种种腻烦心理和行为，与父母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阂。这些心理现象是正常的，却不是正确的。为了促使学生改变这种心理，在读书课上，我让学生自己搜集和朗诵有关“爱”的文章，那些文章如《麻雀》、《荔枝》、《小抄写员》等，都让学生从内心受到感动，我也体会到学生的情感是丰富的，就像地下的河水，只是他们不知流向何方，这正是需要我们去引导的。通过读书课活动填补了学生与家长的代沟，使他们的关系融洽。在母亲节、父亲节，我让学生给自己的父母写信、送礼物，去感动父母，赢得父母的赞许。
五、组织辩论矫正迷惑
学生的心理发展有时进入迷惑期，他们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太多的困惑和矛盾，这种困惑容易使他们产生迷惑的心理，甚至走向极端。要矫正学生的迷惑心理，单凭老师的说教是很难奏效的。首先要改变学生的认知，自己内心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为此我在课上设计了辩论环节，通过辩论改变学生不合理的信念。通过改变学生内心的不合理信念来改变学生的行为。比如有的学生事事追求完美，我让学生在课上辩论这种观念合理吗？能实现吗？通过辩论使学生明白追求完美没错，但不能要求自己绝对完美，事事完美，那只能带来痛苦。再如，针对学生过分的凡事以我为中心。我让学生展开辩论：你为什么要求别人以你为中心？而你要求自己对待别人却不一样？经过辩论，学生充分挖掘自己内心的想法，通过换位思考明白道理，都能更主动地替他人着想，同学之间矛盾少了，和谐多了。辩论使学生改变了自己的不合理信念，达到了自我教育的目的。
六、开展情景模拟活动倡导互助
关键词：阅读习惯 论述文解题 技巧
一.强化学生的答题习惯
1.静心读题的习惯
俗话说：“心不静不读书”，很多学生在高考的过程中都存在一种偏急的心态，主要是担心答题时间不够，再加上论述文难懂，而不能静心的认真阅读。因此，教师要强化学生有一个好的阅读习惯，疏解学生紧张急躁的情绪，要求学生静下心来耐心把文章看完，在提高阅读速度的同时提高阅读效率。根据近几年广东语文高考论述文的解题经验，发现很多时候答案就在文中，只要静心阅读，细心分析筛选就找到答案，如果阅读时心浮气躁往往容易看漏重要信息，影响答题效果。
2.带问阅读的习惯
在平时的观察中，我们发现多数学生初读论述文时毫无目的，第一次读只是出于答卷的本能――看内容。这样阅读对答题毫无帮助，也浪费时间。因此我们强调学生阅读论述文时，一定要先看看解题要求，了解文章的大致思路和关键内容，根据所要回答的问题，再带着问题去阅读，在边读的过程中边划起相关内容，如找出文眼、中心句子、关键字等，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
3.分析比较的习惯
对题目进行认真分析比较是正确答题的重要保证，特别是对论述文的选择题就要强化分析比较。从过往的广东高考题研究可以看出，论述文选择题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项意思都相近，只有一两个字的差别便扭曲了句子的原意，有时因果颠倒、无中生有或张冠李戴，容易混淆学生的判断。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学生一定要勤于分析比较，多加思考，实在是无法分辨的，一定要多读几遍，在原文中找到正确答案为止。
二、运用技巧准确把握文意
学生知识面和阅历的局限性，加之论述文的理论较强、专业词汇较多，不容易把握论述文的文意。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运用技巧分析文章，解决这一难题。但是教师之前应该向学生强化议论文的结构规律知识：议论文常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来论证事理。让学生清晰分析思路和方法。
我们以2007年广东高考题论述文《创新与想象》为例，指导学生如何“读懂”。
1、首先整体阅读文章，把握语言材料，弄清文章结构、中心论点、论证结构的特点、有无分论点，用什么材料来证明观点，论证结构的特点、说明的对象是什么、分析文章新见解、新技术、新成果等，阅读时还要了解文章说明的对象的价值、作用、意义。
2、辨别文章重要文句，如领起句、总结句、过渡句、前呼后应句等。理解文章的主要思路、作者的观点和态度。
议论文的中心句或分论点多数在段落的开头和结尾，如在《创新与想象》中，学生很容易就能找出文章的总论点和分论点，理解本文主要讲艺术和科学二者的辩证关系，感知到作者认为任何的创新都离不开科学的逻辑推理和艺术的想象创造力。
3、理清文章思路，分析文章的论证方法、性质、逻辑关系。按照文章的论证结构进行分层、并列，根据文章的内容，紧扣论述对象，分清时间、空间或事物发展来进行逻辑的划分。
在2010年广东语文高考题论述文《不可无“我”》中，文章共有7个自然段，我们可以指导学生先用一个短语或一句话概况每段的大意，概况出①艺术活动中要有“我”的思想感情；②不能忽略“非我”的现实；③艺术创作要从“我”转为“非我”，反映客观现实；④艺术创作中要有“我”的思想感情；⑤以表演艺术辩证“我”与“非我”的关系；⑥艺术欣赏时保持“我”的个性；⑦艺术创作与欣赏过程都要有“我”的体验。通过分析，我们知道第1～3段讲艺术创作中的“我”与“非我”的区分，两者要兼而有之，第4～6段以举例的形式分别阐述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要保持“我”的思想感情，第7段是对4～6段的总结。这样一来，不仅对文章的思路一目了然，又掌握了论证的逻辑关系。
4、辨别文中标志性词语。可作为标志性词语的有关联词、过渡词、指代词，还有修饰限制词、分类列举的词等。有时表因果、转折、并列、递进或分类分层、举例的词语，也很重要，有利于理清文章结构思路、避免逻辑错误。
彼得・克拉玛（Peter D. Kramer），美国心理卫生界重要权威，布朗大学教授，《纽约时报》称其为“全美最著名的精神科医师”。弗洛伊德，惊世骇俗的思想者、创造者、先驱者。他发掘了众人心理治疗的经典案例，却被质疑操作病患、篡改病历;他创新心理学理论，却横遭批判;他的生活也是紊乱的，不但家庭关系混乱，还销毁私人文件、服用可卡因十年，与荣格关系密切却最终决裂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弗洛伊德传》以全新的视角，深入解析弗洛伊德鲜为人知的个人生活、学术思想与治疗案例，客观概括他的功与过，既展现出他成为精神分析之父的完整历程，也揭示可他矛盾而传奇的多彩人生以及他隐秘的内心世界。
弗洛伊德是一个奥地利的犹太人，大学学的是精神病学专业，被誉为“精神分析之父”。著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图腾与禁忌》等旷世名著，提出了“潜意识”、“自我”、“本我”、“朝我”、“俄狄浦斯情结”、“心理防卫机制”等概念以及儿童等理论。其中，弗洛伊德通过对恐惧、情感矛盾等许多特征的研究，声称自己发现了三大真理：梦是无意识欲望和儿时欲望的伪装的满足;俄狄浦斯情结是人类普遍的心理情结;儿童具有意识和动机。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分析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文明发展的动力只能来自于对个人的本能的压抑和升华。弗洛伊德根据上述理论阐述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方式深刻的影响着后来的心理学发展，对哲学、美学、社会学、文学、流行文化等都有深刻的影响。
弗洛伊德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弗洛伊德不仅革新了心理学，还创立了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系统。美国心理学家波林认为，“即使弗洛伊德死在摇篮里，时代也会造出另一个弗洛伊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弗洛伊德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时代，在资本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却处于性压抑的环境中，因而产生了很多的精神疾病。弗洛伊德总结了一系列精神疾病的病例，他的性理论是在这样的社会需要之下逐渐形成的，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提出来的。弗洛伊德认为，人从生命一开始就有了，在幼年就有了，比如婴儿吸吮的动作也被认为是为获得性的。尽管这样的理论听起来很荒谬，但弗洛伊德却是“主宰整整一代思潮，因他的影响，人类的生活从此截然不同”。
弗洛伊德不仅著书立说，还终生从事临床治疗和发展精神分析运动。他的思想极为深刻，探讨问题中，往往引述历代文学、历史、医学、哲学、宗教等材料。他思考敏锐、分析精细、推断循回递进、构思步步趋入，揭示出人们心灵的底层，这就是精神分析的内容极其丰富的根源。他的精神分析开创潜意识心理的研究，开创了人格心理学、动力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的新领域。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类在对自身的理解上有三次革命。第一次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打击了人类把自己居住的地球看作是世界中心的错觉;第二次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打击了以为人类天生就比动物高一等的观念，把人和动物在本源上联系起来;第三次，也是最沉重的一次，就是弗洛伊德提出来的精神分析学说。
其中，《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的代表作，既是精神分析学的奠基之作，也被学术理论界视为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梦”是弗洛伊德最先也最深刻地用以揭示人的无意识层面的分析对象。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人的无意识欲望的改头换面的表达和实现，是受到抑制的无意识冲动与自我监督力量之间的一种妥协，因而对梦的分析是人们通向人的无意识的最好的途径。学界认为，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是“现代科学对梦的分析的最原创性、最著名与最重要的贡献”，弗洛伊德所阐述的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至今仍然大体上未受到挑战;甚至任何值得认真研究的替论也没有出现过”（德・弗罗姆）。这是因为，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不只是提供了一种解释人的梦心理的观念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了解人的心灵和人的创造的一种途径。即弗洛伊德所阐释的，不仅是梦，也包括人类的所有创造都可能用一种曲折的方式表达了人类亘古以来被压抑的本能欲望。正如弗洛伊德对神话、童话以及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分析那样，人类文明都是本我冲动与超我压抑经过惊心动魄的较量之后的一种共谋。也就是说，弗洛伊德的梦的学说不只是局限于精神病学、心理学，在人类学、美学、文化学，甚至政治学、伦理学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检验。
尽管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他过分夸大无意识的作用和性本能的意义而无视意识、理性和社会性在人的心理结构和心理动力中所占有的位置，表现了一种明显的“唯无意识论”和“泛性论”的倾向;他重视个体经验和感受而忽视社会环境的共时性限制，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他的许多论断不仅建立在缺乏科学实证的假设和推想的基础上，还常用一种故意的、极端的、雷人的修辞方式加以强调，有堪称是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但是，一如美国心理史学家E・G・波林所言：“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具有伟大品质的人。他是一个思想领域的开拓者，思考着用一种新的方法了解人性，为人类的知识做出贡献。他是一个领袖，他已使潜意识心灵这个概念变成了常识，如果谁想在今后三百年里写一部心理学史而不提弗洛伊德的名字，那就不可能自诩是一部心理学通史了。”
（作者单位：南阳市海事局）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心理学分析 理论正当性 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学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地位，自20世纪初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1]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本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深入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社会学转向”时期。与此相反，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说，“研究个性和个性的类型在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已不受人青睐。”[2]其实，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析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3]。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层次的理论建构的情境下，微观层次的个性分析、知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心理理论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微观个体理论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存在哪几种路径？个体理论能否与体系理论走向统一？等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确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
一 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当性
“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古典现实主义以来的任何一种科学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在这两对关系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归类整理的最佳路径。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分析视角，当可揭示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
1．“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划分的依据直接来源于“层次分析法”最初关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基本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层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从纵向来看，为层次的划分问题，即到底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从横向来看，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层次、本体论的(Ontological)层次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次问题。层次本身具有两种含义：解释的来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对象(Objects of Analysis)。[4]
本体意义上的层次将层次视为“分析的不同对象和单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层次则把层次视为“解释某一特定单位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变量”。布赞依据两条路径，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概念。首先，他根据空间规模的原则和组织的层次，认为这种意义上层次既是解释的来源，又是解释的结果和对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范畴，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可具体划分为“体系-国家”、“国家-官僚机构（次国家）”、“官僚机构-个体”这几个基本的范畴。其次，如果把层次视为所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Structure)、进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这几个因素。[5]布赞没有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层次在纵向量上的扩大，而是对每个分析层次进行了独立的本体属性的考察，这正是他对层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无人能否认个体层次的重要作用，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宏观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体系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个体心理理论的批评是：个体心理因素在解释国家的决策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根源上具有说服力，但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而可以说，整个体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对个体层次的心理与认知因素的考量。
“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7]，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忽视个体层次因素的学术研究偏向表示不满。举例来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属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构的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虑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个体层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筛漏出去[9]。此后，众多学者在层次的细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分析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层次中究竟哪一层次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对此问题，学界往往容易产生决定论的倾向，或者是结构主义决定论，或者是还原主义决定论。尽管沃尔兹建立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辩解他并没有建立一种结构主义决定理论。在解释国际事件中，没有一个层次的单元或解释来源是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个多个层次的变量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来源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10]
在确定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决策中，不同的决策阶段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状态相关联。[11]所以，如果要确立某变量层次的重要性，必须对其他的相关变量层次做出相应的假设，在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前提下，再探讨具体变量层次的作用。如我们在讨论个性对政治的影响时，关键是解释清楚“个性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假设个性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政治行为[12]。以房子起火逃命为例，为什么人会逃生？这里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为；或许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况下，人所进行的一种模仿和学习过程；或许是他头脑中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促使他逃生；或许他在房屋内岿然不动，因为他没有形成对大火的危险性的认识，等等。但必须明确一点，即人只有在形成对大火的认知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自身接下来的行为。杰维斯指出，知觉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为，而其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丘吉尔就认为房子起火了；而张伯伦认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火[13]。关于人的行为的争辩始终存在着自我决定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的声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人是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是他人导向的人，他的行为方向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14]。
而从实践中来看，个体在国际政治领域无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个体对于国家决策行为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和外交家对于国际关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15]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证的问题是，个体层次的动力来源为何？个体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分析。个体心理层次同样存在环境论和遗传论之争，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分。
2．“施动者-结构”的视角
“施动者-结构”关系范畴，即“部分-整体(Parts-Whole)”、“行为者-系统(Actor-System)”、“微观-宏观(Micro-Macro)”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就是基于结构的解释力优于施动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施动者-结构”指分析的单元何为先的问题：是施动者（个体）先于结构（社会），还是与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种答案，即个体主义(Inpidu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施动者-结构”指的是由施动者（个体）的属性来解释体系的结构和施动者的行为，还是以结构（体系）为导向？[16]
“施动者-结构”关系最初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即人类社会行为分析可分为“人类及其组织的行为者”和“制约行为者的社会结构”两大对立变量层次。推及国际体系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及结构”的关系；推及个体微观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微观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关系。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为个体主义，而世界体系论则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这两种理论都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结构导向理论。“施动者-结构”范畴实质表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17]的借鉴有助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分析路径，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化国际关系文化理论[18]。可见，不仅可以在国际体系层次建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个体层次同样可以建构结构主义理论。学界传统上把体系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相联系起来，而笔者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是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专利。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给“结构”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认为结构是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这些组合呈现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特性[19]。整体性是指结构内在的连贯性，是强调共时性特征；而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换来源和机制，强调历时性特征。心理学中结构概念的出现，最早来源于思维心理学用思维的结构反对联想主义只用主体的感觉和印象来解释一切。心理学中真正结构主义的出现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Psychology)中结构主义的提出。“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其所指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效应概念。如果以一种二分法的标准划分，结构有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的结构与观念的结构其实就是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区别，而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建构的是物质（权力、生产、经济）结构概念；而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强调观念（规范、认同、心理）结构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本体论或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或原子论的批评效应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批评的极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动者-结构”在微观层次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个体、国家与体系等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层次的变量在何种情境中起何种作用？这就回归到上文所述的层次分析问题了。
综合上述，我们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考察了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层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个体与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分析层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施动者-结构”考察主要是论证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既可以建立起个体主义的还原论理论，也可以建构整体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现代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分析制约政治行为和发展的非政治因素，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正当性和相关性[20]。同理，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 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一是深层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径；一是个体心理(Inpidual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径。
1．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
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为何？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与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基础紧密相连？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等对这些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些细致的论述。持这一分析路径的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属，他也是心理学历史上很少能与其并肩、所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与政府事务关注不多，但他关于战争根源的论述以及人类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冲动和驱使力量[21]。人具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毁灭本能(Death Instinct)。毁灭本能表现为侵略、破坏和仇恨，它导致人类相互残杀和战争，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则是维系人类团结和友爱的内在推动力量。尽管如此，侵略本能却是人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结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时的表现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根源的讨论信件中，阐述了他的战争观[22]。他认为人类早期政治社会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后，法律和伦理的出现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联合压迫微弱分子和势力的结果。而在相近地区形成了各种联合力量时，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无休止的发生了。总之，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集中探讨了人类的毁灭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认为两种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进步有助于减弱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坏侵略本能，认同也维系着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种世界权威组织，而且存在着维护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了和平与冲突解决课题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考察，从心理和社会环境层面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微观社会根源。[23]中世纪社会，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个体却能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作为个体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人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中自由所带给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感到的只是孤独、恐惧、焦虑和不安等等。由此，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过屈从于某种权威获取保护（受虐狂）。这就是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并受当时大众所疯狂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破坏行为使人思考着人的攻击倾向是否天性的问题。很多生物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动物行为，把动物攻击同类的天性应用于人际层面，指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攻击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攻击倾向出于同一渊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时，容易表现出一种攻击倾向。人的攻击本能在资源缺乏、出现社会组织后表现更得更为突出和有组织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攻击本能论、动物行为研究、洛伦茨的“种内攻击”说、挫折-攻击理论等[25]。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本能和人性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科学说服力上略显不足。但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广泛影响，无不说明人类社会在对自我认识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26]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学学界兴起。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借鉴认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领会和运用。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7]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领域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归纳了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生成机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28]。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9]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30]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路径中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表1）。
分析路径 深层心理 认知心理
分析变量 人性 信息处理与加工
本能（攻击、恐惧、侵略） 知觉与错误知觉
精神分析 意象、信念体系
社会学习
…… ……
表1 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分析路径与变量
2．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以主体属性为标准，心理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组分析路径与变量。个体及个体心理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学说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变态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个体心理的治疗与关怀；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层次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与信念体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学习等都是从个体心理层次出发的剖析。因此，这两组分析路径存在着变量重叠的事实。
个体心理层次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分析的方法：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威尔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对其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权力和控制他人问题的态度，以及不向政敌妥协的性格与他童年跟父亲的关系密切相关[31]。而近现代而言，大国领导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32]在对领导人的个性进行分类方面，美国学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素质将总统的性格进行一种简单的分类，以区分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总统风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种对应的总统个性类型[33]。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出一种所谓的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种“F量表”标准测试出被试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性格。[34]这种权力主义人格的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在被试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上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这项研究远未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35]。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个人心理的形成机制中社会文化情境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身份与认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制约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的重要变量。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众舆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文化制度对领导决策者的公众舆论信念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分析的两个维度为：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实践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认同与身份的概念本身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和身份基础之上的群体心理与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9](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内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在血缘和地理上相连或相关，往往共享同一种属于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记忆。极端发展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群体无意识、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于群氓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特征往往从属于集体的心理需求。在中东等宗教情结浓厚的地区，民族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心理对民众行为和国家行为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爱国主义情结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尽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综合上述，笔者从第二组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路径梳理了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表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两组研究路径的简要整理概括，并没有深入细致探讨与总结所有的分析变量及变量关系[40]。
分析路径 个体心理 社会心理
分析变量 个性 公众舆论
知觉与错误知觉 认同与价值
动机、情感 民族主义
社会学习 群体无意识
…… ……
表2 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分析路径与变量
三 结语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国际关系心理学也只是集中确立有限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观理论（当然，从层次分析上说，心理理论应属于微观理论）。所以，尽管前文已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分析的理论正当性和研究路径进行了论证，但并不能否认这种分析路径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确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但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政治现象具有时钟(Clock)的特性还是烟云(Cloud)的特性？政治现象在什么层次具有时钟的特性，在什么层次又具有烟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理论模型(Modeling)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的问题[41]。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领域，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经验层次上的个案实证研究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处理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它主要借鉴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42]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精神分析学说、个性分析、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说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因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取决于心理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而剩下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经验层面事实进行验证，或者是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当然，不同的领域对于模型化和个案研究的倾向不同，如国际政治研究中“讨价还价”(Bargaining)更多的是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而对于错误知觉的分析却更多的是经验个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但现有的研究在两者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这种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义，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但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其次，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层次心理分析往往从个体的微观心理特性出发解释政治人的行为，但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这说明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统一起来，需要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此外，政治事务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人的心理与自然人的心理，与政治化的心理必须加以区别对待[45]。
第三，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论各执一端，缺乏交流与互补的平台和意愿的现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集中于体系层次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作用，就是这种极端现象的体现。正如前文布赞所言，国际关系事实往往是各层次的变量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哪一层次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论综合。
尽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理论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46]，但这并不表示在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之间没有走中间道路的可能。如建构主义就是在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之间力主一条中间道路[47]。在微观个体和群体心理层次，既可以建立起还原论的个体主义理论，也可以建立起整体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这是微观层次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交融的表现。因而，认真思考微观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结合与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关乎微观理论的前途，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从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也具有可行性，比如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就具有这种理论上深入和创新的空间。因为身份与认同既是以微观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为基础，又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注释:
[1]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H. Butterfield and M. Wr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6， pp.17-34.
[2] [美] 威廉·帕·克莱默：《理念与公正——心理学、相对主义和政治》，周征环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原序”，第5页。
[3]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204页。
[4] 国际关系学界提起“层次分析法”以来，大部分工作都集中于对层次数量的拓展和“层次分析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的论述，而对于层次本身属性的分析却不多见，这方面精彩的分析当属英国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布赞。请见：Barry Buzan，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Dolity Press， 1995， pp.198-216. 国内学者对“层次分析法”的介绍和研究较为少见，仅有的几篇论述见：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欧洲》1998年第3期，第4-10页；吴征宇：“关于层次分析的若干问题”，《欧洲》2001年第6期，第1-6页。
[5] See Barry Buzan，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pp.203-205.
[6] Bernard Susser，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in Susser ed.，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92， p.356. 转引自[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261页。
[7] [法] 米歇尔·吉拉尔主编：《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国际政治》，郗润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1页。
[8]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9] J. David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lans Knorr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77-92.
[10] Barry Buzan，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pp.212-213.
[11] See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7-18.
[12] Fred I. Greenstein， “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on Politics: An Attempt to Clear Away Underbush，”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 September 1967， pp.629-641.
[13] [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14] [美] 威廉·F. 斯通：《政治心理学》，胡杰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15] 国际关系人性化研究的取向为重视对个体及群体心理的研究。关于个体及心理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个体对国际关系史发展的作用等问题，请参阅笔者的习作：尹继武：“心理与国际关系：个体心理分析的理论与实践”，《欧洲研究》2004年第1期，第65-79页；尹继武：“国际关系史中的外交家：理论与实践”，《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春/夏季号，第27期，第203-209页。
[16]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ume 41， Number 3， summer 1987， pp.335-340.
[17] 结构化理论是解决社会理论中关于社会结构和个人能动性之间的张力问题的一种尝试，它超越社会思想界的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力图在社会性（客体性）与个人性（主体性）之间寻求一种理论综合，认为社会结构与个人相互建构、不可通约。见[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
[18]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 [瑞士] 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7-51页。结构主义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发展已久。即使在体系理论已崩溃的哲学领域也存在结构主义思想，而语言学中当属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在人类学领域，最为著名的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思想，等等。具体可参阅：[英]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法] 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一、二卷），谢维扬、俞宣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1999年版；[英] 约翰·斯特罗克编：《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渠东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0] See Henry S. Kariel，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Behavioral and Existential Psychology， ”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0， June 1967， pp.334-342.
[21] [奥]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奥]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奥] 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杨韶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先生对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见[奥]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译序”，第11-14页。
[22] Sigmund Freud， “Why War?” in William Ebenstein， Great Political Thinkers， 3rd Edition， New York: Rinehart， 1960， pp. 556-565.
[23] [美] 埃里希·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许合平、朱士群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24] [奥] 康罗·洛伦兹：《攻击与人性》，王守珍、吴月娇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
[25] 对这些暴力冲突的微观理论的内容分析与述评，请参阅[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六章：暴力冲突的微观理论，第246-282页；王逸舟：《个性，心理与国际政治》，iwep.org.cn/chinese/gerenzhuye/wangyizhou/wenzhang/gx，xlyugjzz.htm.
[26] [美] 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曾炳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3-367页。拉斯韦尔是美国政治学界行为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主张把心理学中精神分析理念运用于政治学领域的政治行为分析，认为政治学就是对权势精英的政治行为进行心理学的分析。参阅哈罗德·D. 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7] Robert Jervis， “Hypotheses on Misperception，” World Politics， 20， 3， April 1968， pp. 454-479.
[28] Woosang Kim &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How Perceptions Influence the Risk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9， 1995， pp.51-65.
[29]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0-461页。社会学习理论的学习选择上往往存在机会主义的倾向，如美国人对越战记忆的单项性和自我情结，即没有真正吸取历史教训特别是对别国人民的灾难。这一领域和层次比较重要的著作当属：George W. Breslauer & Philip E. Tetlock， Learning in U.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30] George Modelski， “Is World Politics Evolutionary Learn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1， winter 1994， pp.1-24; George Modelski， “Evolutionary Paradigm for Glob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0， 1996， pp.321-342. 关于心理学中社会学习理论的经典论述，请参阅[美] 班图拉：《社会学习理论》，陈欣银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1] [美] 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247页。
[32] 参阅[法] 皮埃尔·阿考斯、[瑞士] 皮埃尔·朗契尼克：《病夫治国》，何逸之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晓端：《角色与个性——人性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4期，第11-15页。
[33] [美] 巴伯：《总统的性格》，胡杰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artrick M. Morgan，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at are we to think? Fourth Edition， New Jersey: Transaction， Inc.， 1987， p.63. [美] M. 贝科威茨等：《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张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1-283页。
[34] [美] 西奥多·W. 阿道诺等：《权力主义人格》（上、中、下卷），李维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对二战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所进行的这项研究工作的简单介绍和述评，请参阅：[美] 威廉·F. 斯通：《政治心理学》，第166-180页。
[35] 马斯洛的五种需求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请参阅：[美]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陈红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7页。
[36] Greg Cashman， What Causes War?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1993， pp. 38-40.
[37] Shoon Kathleen Murray & Jason Meyers， “Do People Need Foreign Enemies?: American Leaders’ Beliefs after the Soviet Demise，” i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3， 5， Oct 1999， pp.555-569.在人际和国际层面，论述人的敌人和盟友的心理需求方面的经典著作为：Vamik D. Volkan， The Need to Have Enemies and Allies : from Clinical Practi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Northvale， N.J. : J. Aronson， Inc.， 1988.
[38] Douglas G. Foyle，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Elites Beliefs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1，1997， pp. 141-169.
[39]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0] 台湾政治学学者石之瑜先生以时间为线索，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和认知实验心理为两条基本路径，对西方现代政治心理学及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经典教材、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介绍，详细分析请参阅石之瑜：“当代政治心理学的教材与方法：文献简介”，《政治科学论丛》（台湾）1999年第10期，第27-58页。
[41] Robert Jervis， “Models and Case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spring/summer 1990， pp.81-101.
[42]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271页。
[43] Robert Jervis， “Models and Case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87.
[44]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心理学中的个体心理分析理论包括两方面的变量关系，即个体心理因素如何影响国家行为以及整个社会文化、制度和环境又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个体心理。参见尹继武：《心理与国际关系：个体心理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第69页。
[45] Symposium on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Politicized Psychology，”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15， 1994， pp.509-577.
[46] [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