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1 23:21:0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外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作者：李海娥 蔡健 单位：无锡市图书
经济型保障方法个案介绍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外文文献服务是公共图书馆需要加强的工作内容。外文学术资源在公共图书馆馆藏建设中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公共图书馆在实践中对外文学术资源保障已有比较好的探索。低成本方式:譬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于2006年改为按需申请NSTL外文学术文献团。读者通过“联合参考咨询与文献传递网”在线提出文献请求后，省立中山图书馆向NSTL提出订购申请，NSTL直接把原文发送至读者邮箱。该馆2006年外文原文申请量389篇，获取全文162篇，年费用约3240元，读者满意度达90%以上I4]。费用与订购ABlj1N-FORM相比大幅降低，达到图书馆与读者、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效果。无成本方式:譬如无锡市图书馆申请开通了国家图书馆Emerald回溯期刊数据库资源。无锡市图书馆针对高端读者的外文学术资源全文服务，主要依托国家图书馆的Emerald回溯库和互联网上的开放存取(OPenAccess，oA)资源。2010年Emerakl数据库使用量是497人次，工作人员帮助读者检索到OA文献30余篇，外文文献服务取得较好的开端。馆际互借也是满足读者需求通常采用的方式。由于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之间资源的不对等、读者可承受的经济成本、馆员的介入、使用体验、服务效率等因素制约，这种方式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手段，而不能成为资源保障的根本措施。图1显示，OA资源在各学科领域都有一定的规模;在医学、生物化学及与医学相关领域中，资源以OA期刊形式实行开放存取的占多数:在社会科学等其它6个学科领域，多数资源以仓储库实现开放存取。如图书情报学176种OA期刊上共有约35000篇文献，而56个图情OA仓储库中典藏了150多万份文献闭。这些期刊和仓储库中的文献，不需要图书馆投入任何经费，不需要占用图书馆服务器存储空间，所有读者都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而使用，为图书馆馆藏建设提供了学科广泛、数量可观的免费来源。
外文学术资源保障的新途径:OA资源
开放存取(OpenAccess，oA)资源的出现和发展给公共图书馆建设外文学术资源提供了新途径。OA资源对于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性，一是体现在可以免费扩充图书馆可用的外文学术资源，二是体现在可以通过图书馆网站，将重要OA资源站点全面推介，读者可以自助使用，无需馆员介入，不受认证制约。OA资源的数量规模已经十分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增长，质量也在逐步提高。开放科学目录(openscienceDi-rectory)收录的oA期刊已有13000种，开放存取仓储目录(OPenDoAR)中己有1952个OA仓储。传统期刊出版商对开放存取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有的改为OA模式出版，有的改为部分OA出版(论文作者需交付OA费用)。RoMEO上注册的523个出版商有329个实行绿色OA政策，所涉及的10190种期刊有9668种为绿色OA期刊[n，占97%，大多容许研究人员将论文预印本/后印本存放在OA仓储库中。国外学者还进一步从文章层面统计分析了各学科资源可开放存取程度。2008年经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论文平均可开放存取比例为20.4%，其中8.5%可从OA期刊(GofdOA)获取，11.9%可从OA仓储库和WEB站点(GreenOA)获取，各学科学术期刊论文可开放存取的比例
认识开放存取资源的价值
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对OA资源的开发利用，说明OA资源的学术价值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充分肯定。据统计，2008年，国内112所“211工程”高校中，有72所在校图书馆网站揭示了OA资源[81;2009年，39所“985”院校图书馆中，有21个图书馆提供了OA资源的网址链接[9];2010年，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99个成员馆中，有87个馆将OA资源纳入馆藏范围[l0]。OA期刊被商业数据库所收录且所占比例增长较快。2008年Elsevier数据库全部25个学科大类，平均可开放存取期刊比例是57.53%，所有学科均超过30%[1’了。到2009年时，Elsevier的开放存取期刊比例已达到81%，该文也同时调查了wiley数据库和sPringer数据库，开放存取期刊比例分别为47%和38%[，2]。OA期刊也得到传统的文摘索引服务商的认可，并成为它们收录的对象。DOAJ中的OA期刊约三分之二被《乌利希期刊指南》(ul‘eh，5Pe‘odiealsD计eetory)收录[，，了。151弓l文数据库收录的OA期刊超过了900种I1’]。开放存取现象的出现和发展始终受到国际图联(IFLA)的高度关注。IFLA在2011年4月又详细表述了对开放存取的立场和战略措施，将进一步推动、支持OA政策实施和OA资源的长期保存，并规划将IFLA出版物实行开放存取[lfl。充分揭示并利用OA资源，对公共图书馆弥补馆藏不足和提升服务层次的价值不言而喻。
开放存取资源的推广使用
2005年，中国50余所大学图书馆馆长提出了《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表达了图书馆界参与和研究OA运动的决心，OA理念在大学得到广泛传播。相比之下，公共图书馆利用OA资源的情况还不普遍。2010年，31个省级公共图书馆中，有2家对OA资源作了收集和推广阴。2009年，广东省内21家市级公共图书馆和广州地区14家公共图书馆中收集OA资源的有7家，占20%;经常使用OA资源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比例为18%，其中因工作需要的占30%，其它70%是出于自己研究目的〔1刀。调查显示，公共图书馆对OA资源认识普及程度还比较低，大都没有将其纳入馆藏建设工作中。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尤其是参考馆员，要了解并熟悉主要OA资源集成系统使用方法，向读者推介使用。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和其它服务机构凭借技术开发专长，为提高OA期刊和OA仓储库的可见性，己将分散在不同国家、不同服务器上的OA资源建立了目录，极大地方便了资源的使用。国外著名的oA期刊集成平台有openscieneeDirecto尽和DOAJ，OA仓储库检索系统有openDoAR和ROAR。国内开发的OA资源检索平台有Socol盯。我国高校图书馆也为OA资源有效利用开发了检索系统。如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开放存取(OPENACCESS)期刊共享集成平台”，收集了17000多种OA期刊，提供刊名、期刊关键词和IsSN号为检索词的检索方式l’团。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自主研发的“Op即Access期刊检索”平台，收录18000多种期刊，提供完整刊名、简略刊名和刊名关键词检索途径，并对每种期刊是否为SCIE，SSCI、AHCI及EI刊源予以注明[19]。武汉大学图书馆将DOAJ收录的OA期刊与本馆购买的外文期刊建立了统一的查询系统，可按刊名、lsSN和刊名首字母查找期刊，并将中文刊和外文刊(包括DOAJ)一道作了学科二级导航[20]。在OA资源推广使用中，公共图书馆最简捷的方式是在本馆网站首页上设立资源访问入口，提供上述集成平台链接。读者点击链接进入资源所在OA站点后，即可进行浏览、检索、阅览、下载全文等操作。当然，如能像武汉大学图书馆将OA资源与本馆OPAC资源整合，或按学科建立导航，会更加便于读者使用。
结语
在开放存取发展过程中，正如IFLA声明中所言“毫不奇怪，图书馆员是开放存取的最积极倡导者之一”，“公共图书馆要向服务对象推介开放存取内容”l2l]。国家和省级公共图书馆应在开放存取理念的推动下，进一步增强资源共享程度，通过与数据库商协调，采取适当措施，加大自购数据库在全国公共图书馆、省内公共图书馆的开放利用，达到图书馆与读者双赢的社会效果。
一、教师写作培训的目的
在高等学校,一方面学生要撰写毕业论文,另一方面指导教师要通过撰写科技论文来达到交流科技成果与推动科技发展的目的,因此论文写作能力就成为论文撰写的关键。从目前国内高校教师的任职经历来看,大多数教师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是通过自学、模仿或导师指导的方式而训练获得的。这种形式的能力训练突出的是自我学习和总结。作为一种科技交流,科技论文的写作有其自身的要求与特点,比如论文的框架组成、描述的用词与语句安排、图表与文字的搭配等等,都有着与其他语言作品显着的差别,而这方面的能力如果通过专门的训练会取得显着提高。目前能撰写外文科技论文(特别是英文)已成为对高校教师的一个基本要求。但通过初步调查可以发现,我国高校在英文科技论文写作培训方面还没有固定的机构或者组织,且已有的培训多注重形式,没有考虑到实践可行性,更没有可持续性的规划与实施思路。[3]最近几年,由于职称评定或者考核的要求,高校教师在教学、科研的同时,还需要发表足够数量的科技论文,这种要求可能导致出现论文重复发表、抄袭、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虽然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乏论文写作的系统培训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国外大学写作培训项目中,通常会安排专门的课程来讨论如何分辨重复发表、抄袭等行为,从而避免出现因疏忽而引发的不良影响。对比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大学(CSM)的语言培训项目可以发现,其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如何撰写论文(包括学生毕业论文、科技论文、研究报告等)、论文的语法与表达、对英语是第二语言人员(ESL)的语言培训、论文相关的伦理与道德等。而国内写作培训的主要内容是:科技论文的写作方法、英文科技论文的写作、毕业论文的写作、论文学术规范知识。另外,CSM写作项目的初衷与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从而在职业发展过程中更具竞争力、更有自信、更易成功,并最终取得更高职位从而影响他们所从事的领域甚至是整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开展高校的写作培训项目目的明确、意义重大。
二、写作培训的形式与方法
当前国内高校开展的写作培训项目还比较少,尽管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推出了在线培训课程,但课程只针对教师,且无法系统考虑写作培训目的,因此对比美国高校的写作培训项目,探讨适合国内高校的写作培训形式与方法尤为重要。作为一种能力培训,讲授与训练必须相结合方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培训首先应该明确培训的目的,根据目的制定培训课程大纲。可以通过集中讨论授课、集中专题讨论(针对某一方面开展专题研讨,如针对论文用词、语法和表达等)、分散教学讨论(针对某问题所涉及小群体开展的讨论)等形式进行培训。另外,还可以开展基于网络的在线培训。从实践情况来看,网络在线培训具有方便、灵活等优点,但也存在针对性差、不能起到积极督促作用等缺点,因此建议综合这两种模式,开展面授讨论与网上在线培训相结合的培训形式,以达到高校教师写作(包括学生写作)能力培训之目的。在具体培训方法方面,由于培训对象多数已具备科技论文写作的基本能力,因此培训以理论方法为辅,实例讨论教学为主,并结合培训进展以及教师正在准备的论文进行实际训练点评,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由于培训内容涉及的面较广,因此针对不同内容所采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在科技论文伦理道德培训方面,除了讨论辨别重复、抄袭的技术定义与方法外,更需要结合实例,辨明可能出现的学术不端等行为。另外,对学术不端涉及的法律、规范方面要做出解释,培养良好、严谨的治学与研究操守,这也是我国科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写作培训机构或平台
1.培训机构高校写作培训项目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如何去实施、如何保证实施的效果则还需要软硬件方面的保障。从国内多数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都已经具备开展写作培训的条件,特别是有外语系或学院的高校,都已具备了培训所需的基本师资力量。但作为一项系统培训工程项目,建立相应的培训组织机构非常必要。[4,5]在CSM,写作培训是由人文科学与国际研究系来承担的,在美国的其他高校也基本是由语言与人文学科系来承担写作培训项目。通常情况下,培训机构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但多数人员都是兼职工作。培训机构有自己的办公室与培训场地,机构运行所需费用来源于学校拨款和社会捐赠。2.人员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专职人员、兼职人员、志愿者以及特聘的专家。人员数量根据学校规模不同从3~5人到十余人不等。专职的工作人员通常具有文学、语言学、科学与哲学方面的硕士或博士学位,并具有多年从事培训的经验。可以看出,国外高校对写作培训人员有很高的要求,以确保在用词、语法、表达方面的准确性。在我国,培训人员多由有中文语言学和英文语言学、文学等专业背景,同时兼顾科技专业背景的教师组成。除了安排固定的培训教师,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培训内容聘请校内外的专家进行讲座或讨论,特别是可以聘请国外的专家,开展英文科技论文撰写的讲座。3.网站网站是现代社会信息和交流的重要渠道,因此高校的写作培训项目也离不开网站的建设与支持。培训机构的网站通常挂靠在所在学校的院系下面,主要作为两个方面的平台:信息平台与培训平台。信息平台用于介绍机构、培训科目的设置、培训人员组成,以及培训信息等。培训平台更多是一种交流平台,提供在线培训课程、培训相关资料,以及培训教师与学员之间的问题交流。从CSM多年的培训经验来看,写作培训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了非常好的能力训练,这与学校的重视、培训教师的认真负责是分不开的。培训机构印刷了大量的培训资料,并免费发放给学员。同时,培训机构与其他高校的培训机构也建立了多方合作关系,以保证新思想、新技术与新方法的快速推广应用。
国外高校,特别是美国大学基本都设置了专门的语言写作培训机构,用于开展相关的培训项目,这些培训对提高大学生、高校教师的写作、交流能力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我国,专门的科技论文写作培训项目开展的还较少,高校的发展对此提出了更为迫切、更高的要求。同时大多数大学具备了开展写作培训的软硬件条件,需要高校领导能更加重视,并从经费与制度方面给予保障,从而推动大学语言写作培训项目的顺利开展。
Chih-Hua（1999）对科技论文人称代词的应用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远远超出其他类型的人称代词；而Tarone（1998）等人在分析了天体物理学方面的论文后指出，以第一人称复数we做主语的主动语态出现的频率并不低于被动语态；他们同时指出，由于科研论文的类型不同（如实验型、理论型等），与修辞功能相关的句法特点因此存在差异,所以应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对其写作进行具体分析。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国内学者（如李建平，1999；龚雪梅，2006）对于科技论文写作中人称与语态的使用仍然持有不同观点。因此本文将以数学论文为例，对比分析中外期刊英文摘要中人称、语态的用法，以解析具体学科学术写作句法层面的最新趋势。
2、中外期刊人称、语态用法统计
2.1统计方法
本文作者从十种国际知名数学期刊（如BULLETINOFTHEAMERICANMATHEMATICALSOCIETY，ADVANCESINMATHEMATICS，PROCEEDINGSOFTHELONDONMATHEMATICALSOCIETY）和十种国内处于领先水平的数学期刊（如中国科学A辑、数学学报、数学年刊）中分别随机抽取三十篇英文摘要作为研究语料，充分保证了样本的权威性和代表性，而所有选取的摘要均选自2009-2010年最新出版的刊物，因此样本同时具有时效性的特点。为了统计的方便与一致，笔者只统计主句的语态和人称,包括由“and”、“but”等连词连接的并列句，而忽略从句中语态及人称的用法。如果主句包含的谓语动词是“be，have”、系动词（feel,look，seem）或不及物动词，由于无法转换成被动语态，则归为无语态句。
2.2统计结果（见表1、表2）
2.3结果分析
从表1和表2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外文期刊中主动句的比率高达65%，被动句语句只占总句数的19%，主动句使用频率远远超出被动句，而第一人称主动句的比率（42%）也远远超出其他人称引导的主动句（23%）。由此可以看出：第一人称和主动句的大量应用已成为国际数学期刊科研论文的主导趋势。
虽然国内数学期刊中主动句比例（47%）已经超出被动句的比例（41%）。但与国外期刊相比，两者在人称、语态的应用上仍然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中文期刊中被动语句的比率比外文期刊高出22个百分点；第一人称主动句的比例比外文期刊低19个百分点。究其原因，摘要写作的国内标准规定：‘应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等记述方法标明一次文献的性质和文献主题，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在英译时，由于研究人员或译员没有把握英语摘要国际写作的最新趋势，将无主语句相应转换成了被动句，致使中文期刊英文摘要中被动句比率显著增加、第一人称主动句比率明显减少。例如：
原文：针对一般的连续故障模型，研究了一类随机不确定系统可靠控制器的设计方法。应用李亚普诺夫稳定性定理，给出了可靠控制器存在的条件。通过求解LMIs,完成状态反馈控制器的设计，经过仿真实例验证了结果的有效性。
译文：Byconsideringamoregeneralcontinuousfaultmode,themethodaboutthereliablecontrollerdesignforaclassofuncertainstochasticsystemsisgiven.IntermsoftheLyapunovtheorem,thesufficientconditionforexistenceofdesiredreliablecontrollerisobtained.AstatefeedbackreliablecontrollerisdesignedbysolvinganLMIs,andtheeffectivenessoftheresultisverifiedwithsimulationexample.
从上例可以看出，原文完全符合中文摘要写作的国家标准和汉语表达习惯，全部采用了无主语的主动语态句式，结构简单、表达有力。但是，译文则全部采用了省略人称的被动语态，导致句法单一、句式复杂、表达头重脚轻，因此建议修改如下：Byconsideringamoregeneralcontinuousfaultmode,wegivethemethodaboutthereliablecontrollerdesignforaclassofuncertainstochasticsystemsandobtainthesufficientconditionforexistenceofdesiredreliablecontroller,intermsoftheLyapunovTheorem.WedesignastatefeedbackreliablecontrollerbysolvinganLMIs,andverifytheeffectivenessoftheresultwithsimulationexample.
3、结语
怎样写论文
一，论文的定义
论文是学术论文的简称.学术论文是指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学研究成果的文章.
国家标准GB7713-87对学术论文所作的定义："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二，论文的功用
1，可以记录新的科研成果，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有效手段.
2，促进学术交流，成果推广和科技发展.
3，促进科研的深化.
4，是考核作者知识，科研水平的重要载体之一.
国外高校对学术论文写作教学相当重视，一些发达国家如美，日等，无论文科还是理工科，关于学术论文写作要讲授二，三十课时.
日本长冈技术科技大学校长川上正光在《科学与创造》一书中说："大学的最大使命是创造出学问，技术，要培养出具有创造力的人."
因此可以说，论文写作教学是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见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论文的分类
按功能分：研究论文考核论文
考核论文：课程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学士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
考核论文：
⑴学年论文：使学生初步学会使用专业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一般从大三开始(有专业选修课程之后)
⑵毕业论文：毕业生总结性的独立作业.考验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般在导师指导下选定题目，进行研究和撰写.完成后要进行答辩再评定成绩.
⑶学位论文：申请学位提交的学术论文，一般分三级，一般同毕业论文合二为一.
学位论文
(1)学士学位论文：要求有一定心得.(12000字左右)
(2)硕士学位论文：要求有新见解，反映出作者有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4-5万字)
(3)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能从论文的写作中反映出作者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和相当熟练的科研能力.(10万字)
四，论文的特点
⑴独创性：学术论文不同于教科书，甚至不同于某些学术专著(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常规性的知识讲解).
⑵科学性：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客观实际出发，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事物，事件真实客观，不带个人偏见，不主观臆断，以最充分，确实有力的加论据作为立论依据，论证严谨而充分，富有逻辑效果，深层的专业理论知识.
⑶创新性：
①对研究对象经过周密观察，调查，分析研究，从中发现别人过去没发现过或没分析过的问题
②在综合别人认识基础上进行创新，包括：选题新，方法新，资料新
⑷学术性(理论性)：即遵循客观规律，讲究科学真实性.
⑸可读性(文科论文)，忌玩弄辞藻.
五，论文的选题
选题是论文成败的关键
爱因斯坦在评价伽利略提出测试光速的问题时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和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一选题的意义
1，选题决定着论文的价值也关系着学术研究的成败，有人说，选对了题等于完成了一半，"选对了"包涵两层意义：
①选题与客观需要相符合；
②选题与主体状况的适应.
2，选题为科学研究活动确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3，选题是研究者才学知识的集中体现，科学方法论者贝法里奇说："有真正研究才能的学生要选一个合适的题目是不困难的，假如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曾注意到知识的空白或不一致的地方，或者没有形成自己的想法，那么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他的前途是不大的."
二选题的途径
1，急待解决的课题，尤其在与现实领域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①关键问题；②迫切问题
2，科学上的新发现，新创造
3，空白的填补
4，通说的纠正
5，前说的补充
三选题的原则
1，选择客观上有意义的课题
①选择具有社会意义的课题，亟待解决的问题
②选择具有学术意义的课题
2，选择主观上有见解的课题
①要有浓厚的兴趣，当然兴趣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有兴趣的课题，往往是我们已经了解的或初步了解的课题.
②能发挥业务专长
③大小适中(量力而行)，根据要求选题，要考虑限制的时间，计划的篇幅
④要有占有资料的条件，资料缺乏，是很难写出有力量的论文的，时间条件.
⑤指导条件：导师，专家的一两个小时的指导，可以获得几年的东西，"名师出高徒"
⑥注重价值：理论价值，现实价值
四选题的方法
1，做好课题的调查工作：
①专家；
②文献
2，作好课题的限定工作
3，巧选角度
资料的作用
以上三项中最重要的是查阅资料.选题的时候，查阅文献资料，目的是了解本学科领域的研究历史与现状，特别是相关研究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看看已有哪些成果，还有哪些问题.
资料的作用：
第一，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只能从资料产生；
第二，有说服力的学术观点只能靠资料支撑.
六，课题研究
一课题研究的意义
研究是论文写作的基础，初学写论文者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要有作者个人的见解和主张.论文写不写得出，关键在研究上.
二制定研究计划
写作论文的基本程序与步骤，一般为：
选题，搜集资料，研究资料
阅读，摘记，明确论点
选择材料，拟订提纲，执笔写作，修改定稿，加注
其中，搜集资料，占有资料是计划中的重点
三利用图书馆
资料是研究的基础，资料来源的基本途径有三：
①利用图书馆；②实地调查；③实践体验
而最基本的方面是利用图书馆.
利用图书馆就是找书，读书，找书
找书三要素：
A，图书资料存放场所(指南)
B，懂得分类号和索书号
C，会查图书馆目录
中国十大图书馆
北图1910年建1059.8万册
上图1952年建700万册
南图1933年建482万册
中科图1951年建440万册
北大图1899年建370万册
重图1949年建287万册
山图1908年建286万册
川图1940年建385万册
天图1952年建250万册
广中山图1911年建245万册
1，资料的检索
①注意图书分类法，常用的是中图法和人大法：
一般正规图书馆必须有三卡：分类卡，著者卡，书名卡，三种卡互相弥补不足.
(外文书名一般在卡片第二行，标有星号，冠词不加排，缩写查全称.阿拉伯数字书名，在卡片前或尾，或按数插入笔画.)外国著者将姓提前，用"，".
②利用书目，索引等工具书
书目：《全国总书目》①古籍书目；②综合性书目；③报刊目录；④专题性书目
索引：《全国报刊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①古籍索引；②报刊综合索引；③专题性索引(人大复印资料)
文摘：《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词典：《新闻学大辞典》
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
年鉴：《中国新闻年鉴》
③向专家请教
2，资料的选取
⑴考虑需求的数量，太多，白费力气，效率低；太少，难进行创造性思考
基本原则：最大限度地选择资料，但必须是必要的；最小限度地选择资料，但必须是充分的.
一般一天做摘记，做卡片两，三千字.
⑵掌握选取的标准：
①必要的，再长也要选；无关的，再短也不选；
②确实的：有根据有出处，第一手资料；第二手资料一定要核对；
③新颖的：有助于创造性思考的愈多愈能产生新的创见；
④充分的：充分不仅指数量，还指质量.
⑶讲求读书方法：
①论文快读法：琢磨标题，读序论，读每段开头句，结尾句，读结尾段；
②书籍快读法：读提要，读目录，读序言，后记，翻阅全书，读索引；
③精读，(研读)充分理解和阅读
研读分选读，通读，研读一般要客观，不存偏见.（选读相关重要段落）
3，资料的记录
⑴卡片：《围城》讽刺"做卡片"
⑵活页：黑格尔多做活页
⑶读书笔记：列宁做读书笔记，钱钟书分著《管锥编》做三麻袋笔记.
⑷眉批
记录资料是一件很麻烦，很细致的工作，但它是积累知识，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所以做学问这碗饭不好吃，常常有人说"要坐板凳十年冷".
4，资料的整理
⑴资料的分类
一种是为研究某个课题，写论文搜集资料的分类，这种分类一般在与构思相关.
卡片分类就是一种研究思考的基本过程.国外专门有种卡片分类法叫"K丁"法.就是像玩扑克牌一样把卡片摆在桌子上，然后分小卡片群，再合成中卡片群，再合成大卡片群，然后从大卡片群中抽出"中心观点卡片"，然后编成提纲，最后按提纲顺序写成文章.
⑵资料的保管
①保管的设备，方法方便；②容易搜索；③容易分类，整理.
七，论文的写作
一论文基本结构
国家标准局1987年颁布《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GB7713-87)和《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7714-87)
1，一般格式：
⑴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语词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应避免使用的不常见的省略词，首字母缩写字，字符，代号和公式，字数一般不宜超过20个题名用语.
⑵作者姓名和单位，两人以上，一般按贡献大小排列名次.
①文责自负；②记录成果；③便于检索
⑶摘要：是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中文摘要一般不会超过300字，不阅读全文，即可从中获得重要信息.外文250实词.
包括：①本研究重要性；②主要研究内容，使用方法；③总研究成果，突出的新见解，阐明最终结论.重点是结果和结论.
⑷关键词.是从论文中选取出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一般3-7个，有专用《主题词表》.
⑸引言.回来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范围，相关领域的前，人工作和知识布局，理论基础和分析，研究设想，研究方法，预期结果和意义.
⑹正文
⑺结论：是指全文最终的，总体的结论，而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要求准确，完整，明晰，精练.
⑻致谢：是对论文写作有过帮助的人表示谢意，要求态度诚恳，文字简洁.
⑼参考文献表(注释)，文中直接引用过的各种参考文献，均应开列，格式包括作者，题目和出版事项(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始页码)连续出版物依次注明出版物名称，出版日期和期数，起止页码.
⑽附录：在论文中注明附后的文字图表等.
二正文的基本构成
1，学术论文的基本构成
前置部分：题名，论文作者，摘要，关键词
主体部分：绪论(引言，导论，序论，引论)正文，结论，注释，参考文献，后记(致谢)
2，正文的基本构成：绪论，本论(直线推论)
结论(并列分论)
⑵提纲项目：
题目
基本论点
内容纲要
一，大项目(上位论点，大段段旨)
一，中项目(下位论点，段旨)
①小项目(段中心，一个材料)
标题写法：简洁，扼要，别人不易误解
句子写法：具体，明确
3，论文提纲编写
⑴论文写作设计图：(三级标目)
一，
二，一
三，二1.
三2.
3.
4，执笔顺序与起草方法
⑴顺序（逻辑）
自然顺序：结论—本论—结论（正推）
颠倒顺序：本论—结论—结论（倒推）
⑵方法(初稿)一气呵成；分部写成.
5，学术论文的构段
⑴统一，完整的规范段(另兼义段，不完整段)
⑵段首和段尾主句显示段旨.(也有段中或兼置首尾)头尾点题
⑶容量运当，一般长段较多
6，表达：
⑴明确的观点；
⑵结构讲究方法；
⑶明快地叙述.
7，修改：整体着眼，大处入手.先整体，后局部；先观点，后材料；先编章，后语句
8，引文和加注
⑴引文：尽量少引，不可断章取义，考虑读者是不理解，引文与解说要界限分明，核对无误，未正式公布材料一般不得引用.网上的材料不宜引用.
⑵加注：段中注(夹注)脚注，章，节附注，尾注
引文要加注码，一般用①②③，如注释很少也可加"*"(星号).
⑶注释体例
注释的意义
注释的目的主要在于标明作者在文章中直接或间接引用他们语句或观点的具体出处，其目的：
1，是为了满足读者查证，检索的实际需要
2，是规范的学术研究所必须的"附件"，它显示着一个学术成果的视野，质量，水准，趣味等诸多方面
3，对待注释的态度也反映出作者的治学态度，诸如引用他人观点或语句不作注释或在注释中不客观，翔实地注明真实出处，将第二手材料说成第一手材料等等，均有违学术道德.
因此，凡涉及论文论点的形成，对论点进行论证，阐说所运用的资料信息，都应该提供出处，给予注释.
2，注释的格式
尽管国内的刊物对注释格式的要求目前还不完全一致，但注释的格式通常不外是按作者姓名，书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年代，引文所在页码的顺序排列，只是在个别次序及标点符号的运用上略有出入.
I.中文注释
A.引用专著
例：①歌德《少年维持的烦恼》，侯滩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9页.
说明：(1)作者姓名后不加冒号或逗事情，直接跟加书名号的书名；
(2)引用著作为译著的必须注出译者的名字，一般情况下在书名后和出版地点前；
(3)如作者不限一人，作者姓名间以顿号分开；如作者为二人以上，可写出第一个作者姓名，在后面加"等"字省略其他作者；这两点也适用于译者；
例：②赫尔曼·海塞等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斯人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4)如书名中有副标题，以破折号与标题隔开，如：《波佩的面纱——日内瓦学科派文论选》；
(5)如所引著作系多卷本，卷数直接置于书号名之后，中间不再加逗号，也可以卷数加括号内的形式表示，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西方哲学史》上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西方哲学史》(上)；
(6)如出版者名字中已包含了出版地，则不必另注明出版地，如上例注①中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否则需注明出版地，如：北京：人民出版社；为准确起见，名字较长的出版社名字最好写出全名，如：北京(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不要简化为"三联书店"，"社科出版社"等；
B.引用编著
例：③张隆溪主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6页.
说明：(1)在编者姓名之后必须根据原信息准确地注明"编"，"主编"，"编选"等.
C.引用文集或刊物，报纸文章
例：④麦·布鲁特勃莱，詹·麦克法兰《现代主义的称谓和性质》，见袁可嘉等编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12页.
⑤黄晋凯《巴尔扎克文学思想控折》，载《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第16页.
⑥徐宏《"再见"误译还是误读》载《文艺报》1999年11月23日.
(7)出版年代后不加"版"字；
(8)引文页码应力求准确，如引文跨越了两页，需注明，如第78-79页；如引文涉及多页，则应将页码按顺序一一标如，如：第7，8，9页；多个注释合为一处的，页码的数量必须同注释的数量对应，即使其中有些乃至全部注释的内容出自同一页，如：①②⑤⑧⑩……第20，22，22，22，28页；若其中有的注释涉及不止一个页码，应逐个对应注明，在总的页码中以顿号和逗号区分，即同一个注释的几个页码间以顿号隔开，而它们与其他注释的页码间以号隔开，如：①②⑤⑧⑩……第20，21，22，23-25，27，27，28，28，29页，(①的引文出自第20和21页，②为第22页，⑤为第23至25和27页，⑧为第27页，⑩第27，28和29页).
II.外文注释
引用如系外文的论著，均应给出原著的版权信息，无须译为中文，以便读者查找原文.
A.引用专著
例：⑦ArthurRansome，OscarWilde：ACriticalStudy，London：Methuen，1915，p.61.
说明：(1)作者与书名间加逗号；(2)书名须用袋子斜体，不用书名号；(3)]
书名中的正副标题间以冒号或逗号隔开，不用破折号；(4)如所引著作为译著需注明译者.
例：⑧LeoTolstoy，WhatisArttrans.T.Mand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62，P.258.
B.引用编著
例：⑨KarlBeckson，ed.，wilde：TheCriticalHeritage，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70，pp，178-179.
C.引用文集或刊物文章
例：⑩RolandBarthes，"Styleandit'sImage，"inSeymourChatmaned.，LiterraryStyle：ASymposium，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71，p.10.
⑾MaryMcCarthy，"ABoltfromtheBlue，"inNewPubilc，CXLVE(June，4，1962)，p.102
D.引用报纸文章
例：⑿RichardBernstein，"S.Greenblatt：AnInterview，"inNewYorkTimes，August14，1989
说明：(1)文章篇名为正体，前后加引号，篇名后的间隔逗号在引号之内；
(2)文集书名，刊物或报纸名字均为斜体；
(3)外文刊物一般应注明卷数，期数及出版日期.
历年毕业论文存在问题
标题：出现浅论，浅谈，浅说，或者题目太大又没有副题限制
文题不切
语言口语化：我觉得，我觉得……
没有自己的材料，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一般性的别人说法的罗列
没有注释，不列参考资料
为了完成字数，东拼西凑.不知道在研究什么
写论文前后要问自己(导师)
1论文提出了什么问题whatquestion(problem)？
2论文提供了什么新鲜的材料whatnewarticle？
3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在文中有没有完满解决HowcanIsolve？(complete)
现代汉语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
开题报告
题目：《浅谈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
姓名：自己名字
指导老师：老师名字
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
系别：中文
年级：自己年级
1课题论证
(1)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的两大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学术热点。被称为中国第1奇书的《金瓶梅》从106世纪末问世后，研究者1开始不是很多，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对《金瓶梅》的研究渐渐的由微入深，被学术界称为“金学”。并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现如今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兰、俄、日、朝、越、蒙等10几多种文种。对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并称其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1个伟大的创新。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并对其的创作时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会矛盾和小说中所剖视扭曲的人性、悲剧性，性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并对其形成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有着10分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红楼梦》是《金瓶梅》的1个重大的突破。引起了众多的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了1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红楼梦》在国外有多种的译本：英、法、日等10几种语种的译本。并且国内外众多的评论者对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会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剧，人物性格，个性化的文学语言，写实与诗化的融合，浑融1体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然而，贾宝玉与西门庆作为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位男主人公。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都对其2人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现实原型，性格内涵，性的体验，个人悲剧等都做出了归纳和探究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红楼梦》作为是《金瓶梅》的1个延续、1个发展，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有着1定的联系，对其2人的研究在今后应趋向于2人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的诠释及分析。
(2)现实意义
《金瓶梅》作为是中国的第1奇书，自问世以后，就为中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的及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社会黑暗的两大派系。而《红楼梦》在批判的继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后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为了世情小说最伟大的作品。在“54”文学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评价，鲁迅等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成就后，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直到现在，《红楼梦》、《金瓶梅》仍是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好书。成为中国作家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然而，探讨两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可以对两大名著中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以供后人借鉴。从而启发后世的世情小说的创作，使今后的世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悲剧性达到1个更高的巅峰。
2方案设计
(1)总论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从《红楼梦》与《金瓶梅》题材类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论点。
(2)分论
全文分3个部分
第1部分：阐述西门庆的悲剧性
西门庆1个市井无赖、流氓、棍，1个精明的商人，靠着他对金钱的占有肆意的挥霍、放纵，以自我为中心来实现他对放纵，及其通过金钱获得了强大的权利，随意的鄙弃人间，在此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的黑暗、腐败。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的悲剧。
第2部分：阐述贾宝玉的悲剧性
贾宝玉1块晶莹剔透的宝玉1个显耀的贵族，他的个性、他的自我、他对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与封建传统相背道。他作为荣国府的唯1继承人，他肩负着荣国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论证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与贾宝玉、西门庆的悲剧性
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在贾宝玉与西门庆的行为中被肆意的践踏，新兴的与传统的极大的对立，但是封建的旧势力是无比强大的，最终，贾宝玉是失败的，西门庆是失败的，形成1个永恒的悲剧。
(3)总论
总括全文，证实论点
3计划进度
第1阶段：2007年10月20日——2007年12月18日阅读文献，收集资料
第2阶段：2007年12月19日——2008年1月6日拟定写作提纲
第3阶段：2008年1月7日——2008年3月31日撰写初稿
第4阶段：2008年4月1日——2008年5月11日修改定稿
4参考文献：
[1]管曙光编：《金瓶梅之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明/兰陵笑笑生著，司徒博文译：《金瓶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清/曹雪芹、高鄂著，张秀枫主编：《红楼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清/曹雪芹著，杨国祥、杨德宏主编：《红楼梦》，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
[5]张国星编：《鲁迅等解读〈金瓶梅〉》，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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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严明、田晓春等编著：《中国古代文学史(2)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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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国星编：《鲁迅王国维解读〈红楼梦〉》，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11]智喜君著：《〈金瓶梅〉与欲》，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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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业敏著：《〈金瓶梅〉的艺术美》，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张国风著：《〈红楼梦〉趣谈与索解》，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4]朱1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关键词：《简・爱》 接受 多视角
自《简・爱》出版至今的一个半世纪中，已被翻译成世界上20多种语言[1]，单在英国就有20多个版本。其遍布世界范围的文化播散在为其注入新生活力的同时促成了异质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更滋养了它经久不衰的智性生命。
从《简・爱》出版之初所引起的轰动性效应，到“作家三姐妹”公开亮相后人们争相撰写和阅读勃朗台家族人物传记的所谓“勃朗特热”，到夏洛蒂情书被发现时的震动，而使人们对《简・爱》产生的更浓的反谈性兴趣以及到后来原型批评、女权主义文评对《简・爱》的再认识――甚至是令人惊奇的再创造……《简・爱》及其作者带给人们的冲击不断，时至今日，对《简・爱》这部经典之作的批评谱系已经发展成熟，而且研究热情不减。本文就针对《简・爱》的文学接受的多样性进行分析、整理，以期探寻《简・爱》研究的新视角。
一.译介视角
作为一部外国文学的经典之作，笔者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译介问题。
中国对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的译介始于20世纪20年代。1937年的《译文》杂志曾刊登茅盾的文章《真亚耳（Jeneeyre）》的两个译本。该文比较了伍光建和李霁野的《简・爱》汉译本，评价了两个译本的优劣。20世纪50至70年代末，国内出版发行的《简・爱》译本主要是李霁野的译本。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出版了60多个版本（《简・爱》译本），其中有全译本或缩写本，也有儿童版译本。为了配合读者的英文学习，还出版了多种全本和缩写本的中英文对照版本，甚至还有以连环画形式出版的《简・爱》”[2]。21世纪初的十年间，超过50多个版本的《简・爱》译本在我国问世。此外，各种缩写本口袋书、中英文对照读本、连环画也层出不穷。
20世纪80年代，在夏洛蒂・勃朗特作品研究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是1983年出版的《勃朗特姐妹研究》一书，该书作者杨静远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最全面译介勃朗特姐妹作品的学者。除《勃朗特姐妹研究》之外，她还翻译了《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以及《勃朗特两姐妹全集（10卷）》，并在《读书》杂志1983年第6期发表文章《一百多年来的勃朗特姐妹研究》。这些研究著作、论文和译著的出版为日后国内夏洛蒂研究以及勃朗特姐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对《简・爱》的研究转变了，但是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从译介视角研究《简・爱》的热潮，如：茅盾《的两个译本》（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中国翻译，2003）等，都是从译介视角对《简・爱》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接受视角
近30年来，国内各类刊物上相继刊出《简・爱》研究论文400余篇（可能更多）。早期的30余篇研究论文（1983―1999）多聚焦简・爱的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3]，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剖析简・爱的人物性格。大多是从《简・爱》的文本叙述策略、形式技巧和创作风格、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这些因素来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大多是在赞扬简・爱的自尊、自立、前卫的爱情观等人性光辉，后来虽然也有出现一些关于简・爱双重性格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这也是文学理论研究发展的正常规律，总而言之，在传统接受视角中，对《简・爱》的研究无疑是褒大于贬的。
三.批评接受视角
时至今日，对《简・爱》这部经典之作的批评谱系已经发展成熟，而且研究热情不减。《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刊登的韩敏中的论文《女权主义文评：〈疯女人〉与〈简・爱〉》介绍了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女性主义文论专著《阁楼上的疯女人》，该文标志着国内《简・爱》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的引入。
2000年至今的300余篇研究论文多从女性主义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心理批评等视角，在不同程度上都对《简・爱》这部不朽经典作出了相应的批评，如：王文惠《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的重新读解》（外国文学研究， 2008 01）；兰守亭《中的疯女人―另类的复仇者形象》（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 02）；季然《浅谈的女性主义特征》（大学英语，2008 05）；马瑞巧《论简爱的心理陈碍及其外化形象》（中国语文，2007 07）都是从《简・爱》中所体现出的新女性形象特征，及其对父权制文化秩序的反叛，笔者认为可以说是承袭传统接受视角却利用新的理论进行再研究的成功范例。
四.多元化研究趋势
经笔者粗略统计，近10年来，国内的《简・爱》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这一现象想必与理论的进步和文本的丰富寓意是分不开的。
1.后殖民视角
近10年来，有许多研究先从后殖民视角切入，以期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人物形象入手，以此阐明的殖民主义主题及其对小说叙事、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影响，揭示殖民主义文化对人造成的精神创伤、人格扭曲与分裂等异化影响[4]。
如：贾文胜《与的殖民主义主题初探》（中国语文，2006）；罗世平《凝视：后殖民主义文学折射》（国外文学，2006 04）等都是从后殖民这个新的视角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研究结果的成功范例，也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2.《简・爱》与宗教关系的视角
《简爱》成功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中一个经典女性形象， 其独立自尊的生活态度及争取平等的爱情观念备受赞誉， 而其矛盾复杂的宗教观念饱受争议。很多研究尝试从作者生活背景的宗教溯源、作品典型人物的宗教色彩及女主人公的自我救赎等角度探讨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5]。
如：刘秀梅《探求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论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大学英语，2007 04）；杨小洪《：圣经与前圣经场景的双重投影》（外国语 2003 03）；王一平《对的恪守与反叛》（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 05）等都是从《简・爱》与宗教关系的这个新视角来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研究结果的成功范例，也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3.《简・爱》中火、鸽子、月亮及冰等意象的研究视角
笔者发现近年来，有不少别出心裁的研究，如：范彩霞《从的“火”意象看夏洛特・勃朗特的生态女性意识》（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 03）；龙丽伟、魏现江《小说中梦境的审美分析》（铜仁学院学报，2007 04）等，都是标新立异的研究结果，以期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分析出《简・爱》艺术效果和艺术张力[6]，探究其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原因。
这些研究别出心裁，研究视角独特，但是研究结果也同样吸引眼球，值得作为新的研究方向展开。
4.比较文学文本研究视角
《简・爱》研究论文的另一大板块是《简・爱》与其他文本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简・爱》与《藻海无边》的比较研究和《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比较研究居多。其他涉及到的比较文本有《苔丝》、《蝴蝶梦》、《红字》、《傲慢与偏见》、《飘》、《名利场》、《金色王国》、《法国中尉的女人》、《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以及跨文化比较文本如《红楼梦》、《庭院深深》、《伤逝》等。总体说来，这些研究的内容和切入点大多比较单一。在《简・爱》的经典重写研究方面，视点过分集中在《藻海无边》和《蝴蝶梦》两个文本，对《简・爱》的其他重写或改写文本则无人问津[7]。
笔者认为虽然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但是却总是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研究视角，很值得深入探讨，也很有研究价值。
5.其他视角
此外，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风格、勃朗特的宗教观、小说中出现的神话传说以及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刻画也得到了研究者相应的重视。在上述几方面较具代表性的论文和专著有：理查德・邓恩的论文《自然的心：简・爱的浪漫主义》，芭芭拉・哈迪的专著《恰当的形式：关于小说的论述》，菲利斯・C.・拉尔夫的专著《维多利亚改写：童话，青春和女性成长小说》；F.A.C.威尔逊和盖尔・B.・格里芬的论文《淡黄色花环：勃朗特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和《爱德华・罗切斯特的人性化》，简・米勒的专著《书写男人的女人们》。
在卷帙浩繁的《简・爱》研究中，不乏探究该作品文学源流的力作。这些著作或论文揭示出《简・爱》对圣经文学以及英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皮尼翁在《勃朗特指南》中列举了勃朗特作品对《圣经》和其他文学作品的引用。米尔盖特在论文《简・爱的心路历程》，巴里・考尔斯在专著《维多利亚小说中世俗的朝圣者：小说作为生活教科书》中分别探讨了班扬的《天路历程》对夏洛蒂・勃朗特的影响。
近20年来，国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简・爱》的跨文类、跨文化与跨媒介重写现象，将这部小说置于世界文学的巨大网络，探究《简・爱》在异域文化语境下的播散。由英国霍尔大学19世纪英国小说研究专家帕特兹・斯通曼撰写的《勃朗特改编：〈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文化播散》（1996）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辅以翔实的资料与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结合各个时代的历史及社会背景，作者斯通曼梳理了《简・爱》与《呼啸山庄》自出版至20世纪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跨文类、跨媒介重写，上述两部小说的批评接受与读者接受，并在该书的附录中详细列出自两部小说出版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各种跨文化、跨文类、跨媒介重写的目录，为《简・爱》重写现象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分析重写作品的阅读过程与写作过程，斯通曼教授试图探寻生成性文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改编，以及这些改编与其所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8]。
笔者甚至还找到了一些更加出其不意的研究视角，如：龚晨枫《法律与文学视角下的》等，更是从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视角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且得出了较为成熟的研究结果，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恰恰说明了文学接受存在多种可能，有待我们去开拓。
五.结语
寓意丰富又无确定指向的文学文本，具有产生多种社会功能的可能，与此同时，文学的特点――语言艺术的丰富性、形象话语的开放性和文本蕴意的多义性使其具有发挥多种社会功能的可能，而且读者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决定着文学功能实现的方向和程度，这也就是说文学文本意义的实现与接受有关。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简・爱》这部不朽的经典之作来说，还是存在着多种阐释和接受可能的。时至今日，《简・爱》的各种小说及诗歌重写，由小说《简・爱》改编而成的各种舞台剧、音乐剧、电视剧、电影和广播剧，以《简・爱》故事为蓝本的插画及绘画，《简・爱》的批评论著依然层出不穷，正应了100多年前作者夏洛蒂在《简・爱》中的预言。《勃朗特改编》的作者斯通曼曾用“续写症候群”（the sequels syndrome）一词描述过去30年间不断涌现出的《简・爱》跨文类、跨文化、跨媒介重写，这或许为国内学界日后研究《简・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9]，也让我们更加期待能够继续有一些“出其不意”的研究视角来充实和丰富对《简・爱》这部传世经典的研究和再创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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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贾文胜.《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殖民主义主题初探[A].中国语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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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龙丽伟、魏现江.小说《简爱》中梦境的审美分析.[A].铜仁学院学报，2007（04）.
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命若琴弦》)、《大红灯笼高高挂》(《妻妾成群》)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着名的PaperRepublic(纸上共和国)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
摘要：作为中国和吉希腊英雄史诗之代表的《格萨尔》和《伊利亚特》这两部共性很明显的中西方著名史诗，很少有人将其纳入叙事学比较研究的视野中去观照，更多的研究都集中在两部史诗的各自特征，尤其是国内外对藏族史诗《格萨尔》的研究多集中在艺人演述与版本整理的抢救式发掘与搜集，史诗情节、主题与人物研究，文化现象的思考等方面，而很少见到对《格萨尔》的叙事外在形式、内部情节结构、史诗心理描述等方面与《伊利亚特》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 ：《伊利亚特》《格萨尔》叙事 比较
大体成型于8-9世纪的藏族《格萨尔》（又称《格萨尔王传》）作为在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肥沃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活态史诗，标志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东方的“伊利亚特”。作为大型叙事文学的早期代表，《伊利亚特》与《格萨尔》这两部史诗的叙事比较研究有着独特的创新意义。本文简要对《格萨尔》与《伊利亚特》叙事比较研究的课题研究的必要性进行述评。
一、《格萨尔》研究
关于最早研究《格萨尔》的人。赵秉理认为应当不是俄国的帕拉斯而是中国的松巴堪布·益喜班觉尔。紧随上述18世纪中后期这两位先驱，19世纪以来的世界《格萨尔》研究可做如下概要。
在国外，1836-1839年，由德国人史密德译自1716年北京印蒙文《格萨尔王传》的德文版《格萨尔王传》在圣彼得堡出版。1871年，英国旅行家沙乌在伦敦出版的《高鞑靼、叶克羌和喀什噶尔访问记》一书中，对《格萨尔>做了评介，并第一次提到了“格萨尔是罗马康斯坦丁堡的恺撒大帝在东方的名字”这样一个观点。1879年和1881年，印度人达斯先后两次闯入我国的西藏地方，搜集了《格萨尔》等大批藏文资料和文物。1884年，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到青海获得了一些《格萨尔》的手抄本。1890年，俄国人波达宁发表了几篇论文，将格萨尔王传同俄国民间文学做了比较研究。进入20世纪，1900年，研究藏文格萨尔王传的捷克人弗兰克发表德文《格萨尔英雄故事内的春天神曲》，英文《下拉达克的藏文格萨尔史诗》与《格萨尔史诗序言，十八英雄传》。1906-1907年，英国人玛克斯在孟加拉亚洲学会期刊《格萨尔英雄故事中的武士》。但史密德、弗兰克和玛克斯等人的作品因发行量少、年代久远而不易见到，而法国女旅行家达卫一尼尔夫人的《岭·格萨尔的超人生涯，藏族吟游诗人说唱的英雄》一书则引发了一般读者的故事兴趣。1956年，法国藏学专家石泰安的《岭部喇嘛寺庙藏格萨尔英雄记事》根据文字记载对《格萨尔》做了概要性研究。蒙古学者策丁·达木丁苏伦1958年版的《格萨尔史诗的史实根源》一书在《格萨尔》学界影响甚为广远，其第七、八两章尤为重要。达木丁苏伦也曾做了一个《格萨尔》故事情节顺序表，并在第六章中借引证历史著作与文献以证实格萨尔是个历史人物。1980年，在吸取达木丁苏伦《格萨尔史诗的史实根源》和青海版汉藏文《霍岭大战》的营养，以及受青海民间文学研究会收集到五六十部手抄本的事实的启发，石泰安的《格萨尔史诗》从法文译成英文并加注大量补充内容后出版，他强调不计其数的作者催生了不计其数的改写本与合写本。据不完全统计，虽然至2003年，已发表的涉及《格萨尔》研究的论文有近300篇，但限于缺乏原始文献资料，又受到不能进行实地考察的局限，特别是缺少同民间艺人的密切联系，国外研究虽涉及的范围较广，但主要止步于概要评介。以蒙古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东方学派很重视资料收集和主题思想阐述，以及蒙、藏《格萨尔》的源流关系和史诗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的研究；而以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学派则更多关注史诗作为民间文学的多功能性。知名学者策丁·达木丁苏伦的贡献在《格萨尔》史诗的史实考证方面，而石泰安的贡献在《格萨尔》版本学研究方面。
在国内，最先向国内外介绍《格萨尔》的是任乃强先生在1944年发表的论文《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和《关于藏三国》。随后的彭公侯、陈宗祥、李安宅、马长寿、何建熏、韩儒林、刘立千等先生以文章介绍《格萨尔》并译介国外相关论著。1949年后的《格萨尔》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是1950年代。主要是在初步普查资料的基础上，就《格萨尔》的主要内容、流传地区、部数与版本等做初步的介绍和探讨。第二是1980年代。自1980年代初起，相关各省区普查寻访说唱艺人、整理其说唱部本及史诗翻译这三项工作进展迅速。王沂暖先生同艺人华甲合作翻译的《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是迄今最古老、最原始的史诗珍本。降边嘉措的专著《格萨尔初探》弥补了我国《格萨尔》研究专著之空白，随之其力作《<格萨尔>的历史命运》和杨恩洪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等两部专著相继问世。第三是1990年代起至今，《格萨尔》研究人员达千人之众，近千篇，《格萨尔》汉译整理本多部，《格萨尔》研究专著十多部、《<格萨尔>研究论文集》12部、国外《<格萨尔>研究译文集》3部、国外《格萨尔》研究专著译本2部，编印《<格萨尔>史诗》资料小辑8本、《<格萨尔>工作通讯》数期，《格萨尔研究》内部资料本5期，以及《中国<格萨尔>》正式出版物多期等。1990年代以来，国际性的《格萨尔》学学术研讨会已召开了五届，而且《格萨尔》精选本至2006年已出版了12卷13本。
近十多年来国内的《格萨尔》研究成果，总体分为如下几类：
1．专著和论文集。降边嘉措的《<格萨尔>与藏族文化》《<格萨尔>论》，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吴伟的《<格萨尔>人物研究》，王兴先的《<格萨尔>论要》，何峰的《<格萨尔>与藏族部落》，赵秉理的《<格萨尔>学散论》，角巴东主和恰嘎·旦正合作撰写的《<格萨尔>新探》，角巴东主的《<格萨尔>疑难新论》，恰嘎·旦正的《<格萨尔>研究集锦》，论文集主要是《格萨尔学集成》(1—5)。
2．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向度举要：徐国宝从《格萨尔》与中华文化结构；李连荣从中国《格萨尔》史诗学史；诺布旺丹从伏藏史诗；周爱明从《格萨尔》口头诗学；徐斌从《格萨尔》史诗图像及其文化；王景迁从《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的神灵文化；王恒来从《罗摩衍那》与《格萨尔》的人物类型等方面人手。
3．硕士毕业论文的主要研究向度为：多从人物形象、音乐、研究史、生态意识、民俗与文化、语言与谚语、神话、审美观与原始思维等方面进行研究的。有两篇针对《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的美学建构和原始思维的比较研究。
4．非学位论文的研究向度：《格萨尔》的地位评价；翻译；部落战争与军事思想；历史与时代；受文人创作的影响；受民俗和文学的影响；人物形象研究；生态伦理；巫术宗教信仰；戏剧；心理；研究现状述评；史诗艺人；音乐；语言与形式；原型、母题与主题；版本与文本；中西精神差异；与其他史实比较研究等方面。其中王兴先、何天慧等人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而《民族文学研究》《中国藏学》和《西藏研究》此三个刊物成为研究《格萨尔》的主阵地。
二、《伊利亚特》叙事研究
国内外的《伊利亚特》研究成果极其丰富。而与《伊利亚特》叙事相关的研究则有：
1.《伊利亚特》叙事结果之外在样态方面，主要集中在对其程式化用语的研究。C.M.Bowra对程式化用语做过细致研究和详实考证。另外，J．C.Hogan，S.L Schein，以及B.A.Stolz和R.S.Shannon等人的研究中也有涉及。国内荷马史诗著名专家陈中梅先生的《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认为：“程式化用语是荷马史诗得以成功扩展的最基本的和最常用的有机成分之一。”
2.《伊利亚特》叙事结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伊利亚特》情节整体分块与情节环形对称结构的研究方面。首先，整体将该史诗情节结构作“三分法”。不过“三分法”还有其他划分形式。其次，从形态学角度认为《伊利亚特》有一种严密而奇特的“环形结构”(ringcomposition)。C．H.Whitman随后将这个理论发扬光大，把“环形结构”说运用到全书的各个角落。后来D．Lohmann对这个理论做了一些修正、完善和细化，使之上升到形态学的高度。程志敏总结了西方学者对环形结构所反映的重复的作用，认为重复有两个“功能或作用：助忆与论证”。“环形结构符合认知心理学原理，经济、对称、简洁，当然就好记忆。”但尚未见到有对《伊利亚特》的情节详略做数字统计，更未有对其行文波澜起伏之镜头（连续）切换式叙事结构做分析的。
3．研究《伊利亚特》里的悬念。“荷马知道如何制造悬念。”“悬念有助于故事内容的连接，有助于情节的稳妥和‘艺术地’展开。但是……荷马最拿手的好戏不是制造而是‘消除’悬念。……而是通过再三的提及或预告，使听众在已知结果的情况下‘不断’等盼结局的实现。”但是，从《伊利亚特》的铺叙和设疑两方面对其表现方法进行研究的却很少。
4．《伊利亚特》里的修辞（主要是明喻）研究。陈中梅说：“荷马是编制和使用明喻的专家。根据古代注疏家的得到一些现代同行赞同的观点，荷马史诗里的明喻具备五个特点。”而且陈先生认为：“荷马使用了两种语言，一种是就事论事的情节语言，另一种则是与之形成配套的以衬托为主并（可以）与情节的常态发展‘无关’的明喻语言。”同时，陈先生对荷马的多行次明喻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明喻扩展了史诗的篇幅，却缩短了作品与听众的距离；它比情节语言的框架里营造自己的结构，不仅丝毫没有扰乱，而且还在更复杂的构思层面上坚固了故事的整一”。“明喻还起到象征和预示的作用，能够‘艺术地’把上下文连接起来，以较为隐蔽的方式推动叙述的铺开，从而改善故事的接受效应，使其读来更加扣人心弦。”不过未见到有论者分步骤分环节地对《伊利亚特》里的明喻和博喻进行研究的，至于其夸张和排比修辞手法，就更少有人研究。
5．至于在《伊利亚特》心理描述研究方面，则成果极少。
三、与两史诗之一的比较研究
就目前资料看，较少有《格萨尔》与《荷马史诗》的比较研究。周作人《古希腊的神话与英雄》是中国《荷马史诗》研究的起步。随后，《荷马史诗》研究一直沉寂到20世纪90年代，罗念生、王焕生、邓欣扬（台湾）与陈中梅等学者的《荷马史诗》汉译本陆续出版。近年出现这两部史诗的比较研究的小：将《荷马史诗》与《诗经》或其他民族史诗进行比较研究的；有论述史诗特征的（《从<伊利亚特>和<格萨尔>的比较研究试论史诗的基本特征》）；还有研究“规律性的共同点和本质性的区别”的（《<玛纳斯>和<伊利亚特>（奥德赛>》）；有对史诗的内容与母题进行比较研究的（《英雄史诗的双璧——<霍岭大战>与<伊利亚特>》）；还有从叙述动力的减弱与消失的角度对《格萨尔》与《伊利亚特》进行比较研究；有从史诗的流传方式、历史真实性、战争观念等角度论述其差异性与相似性方面来研究的（《东西方民族的英雄颂歌——<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王>比较》）；还有《格萨尔》与《荷马史诗》在其他方面的比较研究（《从藏族<格萨尔>等多民族史诗解析“荷马问题”》《<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美学建构之比较》《<荷马史诗>与<格萨尔>原始思维之比较》）。而就《格萨尔》的叙事，诺布旺丹曾对丹增扎巴的《格萨尔》史诗文本类型进行研究时发现其“自撰口述文本”中的“智态化”叙事模式，认为如果对其“文本路数进行宏观把握”，此二者“显得极为重要：一是文本的叙事形态，二是文本的创作形态。一个是静态的，表现为他文本的整体空间形态，包括文本的语境、文本的叙事特质、文本的叙事视角、文本的结构形态等。另一个是动态的，表现为文本产生过程中的时间形态，包括文本创作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实际上，诺布旺丹所讨论的，是一种“叙事类型”。他进一步强调：“从狭义上说，智态化叙事即是指从掘藏传统派生出来的纯智态叙事文本，以丹增扎巴为代表，他将佛教掘藏作为创作的表现手段，应用一系列技法进行《格萨尔》故事创作。”也就是说，诺布旺丹此文的重心是审视丹增扎巴其文本生成过程中所蕴含着的内在特质，而非具体叙事视角和文本的结构形态。
综上所述，目前能查阅到的已有（中外文）研究成果中，都还未见到将《格萨尔》与《伊利亚特》的叙事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因而该论题具有很鲜明的新颖性，值得展开去做。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时间与事件：荷马史诗与《格萨尔》叙事比较研究”( 2013T6023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格萨尔》与《伊利亚特》叙事比较研究”( 11XWW004)：甘肃省教育厅第二批科研
项目“《格萨尔》叙事与结构研究”（1118B-06）；西北民族大学校级中青年科研项目“《格萨尔》叙事学研究”（XBMU-2010-AD-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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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现在的文化贸易逆差，中国在历史上则是一个文化输出强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曾经有过四次辉煌的传播史：第一次是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使中国文化、艺术民俗等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第二次是唐代，盛唐文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面貌，涉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北部，在“东亚文化圈”之内的国家都使用汉字、提倡儒学、实行中国式典章制度等；第三次是宋元时期，活跃的海上贸易使东西方的交往空前频繁，大规模的移民形成了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广阔壮观景象；第四次是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就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传播的壮举，而各国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的同时也把中国学术典籍翻译成外文，介绍中国的人文风情、文学艺术。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不可能仅仅是一座空中楼阁，其发生、发展必定有其独特的根基作为基础和积淀。这根基就是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中国历代对外文化输出的盛时，无论政治制度、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进行这种比对之后再看现在世界的文化格局，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日本的文化输出如此强劲；同样，韩国文化的崛起也正是其经济崛起后的一种文化全球化的“自我诉求”的反映。可见，文化输出是要以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甚至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没有强盛的国力为文化发展保驾护航，文化发展如同无源之水、难以为继。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在走上强国之路。中国挺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承办世界沃斯达会议，斡旋于朝鲜半岛核问题谈判各方、承办亚欧首脑会议，举办了2008奥运会、2010年还将举办上海世博会，……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机遇和资本正在不断增长。
三、新形势下文化“走出去”的策略
2008年5月，柯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所著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指出了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三大弱势：一是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使文化发展处于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的地位；二是中国文化软资源对世界的吸引力不强，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世界意义上的文化品牌；三是中国对于媒体、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用尚无经验。(注: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 --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05.)柯兰齐克教授的评论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他的评论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现在国外真正可以称为文化品牌的可能只有影星成龙、李连杰、章子怡等，而他们所代表的电影文化相对于中国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兼容并蓄、具有民族性和社会主义特征的新时代文化是十分狭隘和不全面的。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要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世界上创立多方面、多层次的中国文化品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制定循序渐进、适合国情的相关策略，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制定文化战略、提高主体意识
文化输出首先是文化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觉醒。仅从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上来看，日本人对其进行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国内学术圈。当代中国人对自己老祖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存在致命的断层，自觉意识仍亟待加强。反观现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却日益加深，年轻一代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接受那些“快餐文化”和“洋文化”？是那些文化真的“文明”还是一些国人已经迷失了自己、没有了自我文化的认同？
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文化全球化，这对我国文化层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三点：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注:人民网《强国论坛：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发展战略》，.)前两者都是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的，然而最后的文化价值冲击是虚无的、非物质性的，它会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减弱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而增强对外来文化的认同感，从而改变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的集体意识性，进而改变一个民族实际存在的精神实质和基础。
针对这种情况，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保护本国文化――发展本国文化――输出本国文化的“三步走”文化战略。所谓文化战略是指对文化发展的目标、途径和实施方式进行整体性的谋划，实现文化的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创意英国”的文化战略，日本也确立了“文化立国”的基本策略，我国制定文化战略也是势在必行。通过实施文化战略，增强人民对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继承和发展，目的是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和国家标志，从而提升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让国人对本国文化有深刻理解并自觉拥护和传承。
2、政府积极推介、企业借力发展
根据文化传播学理论，一国的文化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主要有三种模式：宗教的全方位渗透模式，官方双边和多边文化交流模式，商业文化贸易模式。(注: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目前，美国、法国、日本等文化发达国家，无论其文化主管部门职能如何有差异、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经济支持政策如何不同，他们文化传播的主要模式都是以商业贸易模式为主的，而中国现在大都以政府间官方交流或主要由官方出资支持的活动为主，如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虽然已经转为企业，但是其所从事的工作90%仍然是官方文化活动，它的经营思维模式依然没有因为身份改变而改变。
由于当前我国大多数文化企业资金少、规模小，它们想“走出去”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因为政府具有最广泛的号召力，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其次，很多文化产业需要大量的人员和资金投入，这不是一般文化企业能够承担得起的；同时，政府的对外文化政策不是空泛的，它必须以文化产品为载体。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政府与企业如何进行角色转换、如何加强合作的问题。政府投资项目固然能制造出一定的影响，这样的影响虽然声势浩大、来势汹汹，却不具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潜移默化似的渗透性。文化企业作为文化市场的主体，在政府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之时要积极参与，在宣传之后必须立即接过文化宣传接力棒，适时地将文化宣传进化为常驻性文化销售和文化服务。同时，政府决不能居高临下或把文化企业推到最前线，任由其孤军奋战。对于文化出口，政府必须与企业联手，利用政府健全的外交途径、经济政策、法律支持和其他所有优势条件，积极为企业开道，与其建立起完善的合作战略。
文化的市场化运作是文化对外输出的一个重要途径。既然是市场化运作，其中自有其规则。盈利是促使文化“商人”们将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动力，也是外国的“文化贩子”盗用中国文化的动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来说，如何制定好文化经营的规则是政府应当立即着手去做的。如何利用好市场中“无形的手”，让利益驱使众人去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口磨是政府的职能。组建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是开创之举，历史意义深远，但一个公司不可能一举解决文化贸易这一庞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创立多个知名文化品牌，就要从企业营销方面入手。
3、建立营销意识、设计文化品牌
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仅仅停留在举办几届中外文化节、或者政府间签订了多少份的文化交流谅解备忘录，文化输出也须用营销思想来进行分析，必须有着详细完备的、循序渐进的步骤，应以文化贸易额为重要指标建立起积极的文化营销意识、进而建立起健全的营销网络。
受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随着市场竞争规则和人民消费习惯的变化，营销理念要以满足市场需求、追求顾客满意、建立顾客忠诚为目标。在根据以上目标制定相关策略前，首先要开展的工作是进行市场细分（Segmentation）、目标市场的选择（Targeting）和市场定位（Positioning）等方面仔细研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STP：
•市场细分――观众类别比如年龄、性别、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观众最感兴趣的方面，每一群体有怎样相同的特点和相同的需求；
•目标市场的选择――经过市场细分，选择能有效吸引并能提供特色服务的目标市场，对其进行策划研究；
•市场定位――根据目标市场设计吸引人的文化形象和产品，引导观众对中国文化的正确认识，把观众吸引到特色文化产品上来，并使其觉得受益匪浅。
不同文化市场的受众群受其固有文化的影响、自身条件限制和心理开放程度，对外来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接受能力，因此，判定文化市场、切入文化市场进行运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做足市场调研后，还要针对国外受众群设计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外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做出自己的文化品牌，不能再盲目地把中华文化不假思索地直接输出；要在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基础之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诠释，并融入国际色彩。意大利历史哲学家本纳德多•克罗齐有一句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见，所有历史都是站在当代视角并为当代需要而书写的历史。对于文化，我们也要有这种“当代需要”、“中国创意”、“世界视角”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符合当代审美习惯、消费习惯的文化品牌。
4、注重地缘因素、弘扬儒家文化
早在在汉唐时期我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便超出了中国范围，向东南亚和东北亚国辐射，形成"儒教文化圈"。但是随着日韩经济的腾飞，日本文化、韩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造成在日韩剧里出现的曾经是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被认为是日本、韩国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地缘因素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控制力。
中国的地缘文化空间区分为全球层次、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根据前述市场细分策略的文化营销思路，针对不同的层次需要制定不同的地缘文化控制政策，文化“走出去”战略。三个层次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周边层、最容易恢复的共同体文化就是儒学。孔子创立的儒学所提倡的仁道、和谐、中庸，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也是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都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所以，在当前世界背景下重新提倡儒学，有利于树立我国和平、和谐的良好形象、更有助于建立起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恢复对周边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而且也是与《文明的冲突》的作者――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亨廷顿所提出的“肯定西方认同、消解非西方文明”的有效途径。
5、整合内部资源、一个声音对外
文化部作为全国文化归口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能是拟定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并监督实施，研究拟定文化事业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指导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人才、文化市场等不同块面进行指导、支持和管理。然而事实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各个门类分别属于、文化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旅游局等多个部门管理，不可避免造成了政府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缺位（文化产品的质量、价格、资本准入、市场执法和政府监管不到位）和越位并存等问题，影响了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注:( 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虽然2003年开始施行文化体制改革，很多市县部门已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合署办公，但是宏观政策调控的实效并不明显。
文化体制改革，这是一场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市县级别的文化单位是无法影响到国家文化决策和国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进行改革，早日实行文化大部制，使文化部真正成为中国对外文化的唯一的发言人，全面规划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和文化产品出口事宜，摆脱目前文化散兵各自作战的混乱局面；利用好现有文化对外宣传的既有资源，先实施“整合”、再在“整合”的基础上实施“拓展”，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才能走得更远。
6、“软实力”的发展、硬技术的支持
文化作为“软实力”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依托国家整体实力的；而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又是依靠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合力。从演出、动画等产业的发展来看，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的存在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技术上、管理上和人力资源上。举个例子，中国目前的舞台艺术大多以传统戏剧、歌舞剧为主，视觉艺术大多以平面绘画和立体雕塑为主，很少会出现国外大型多媒体剧、映像作品。难道是我们的艺术人才想象力不够吗？是我们的文化素材不多吗？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多媒体灯光效果、美术科技水平方面与西方差得太远。
当今世界，文化不再是静态的、平面的、单线性的。文化在信息与科技的支持下，越来越具有海陆空立体式协调作战的特征。谁拥有了高科技和顶尖的信息技术，谁就占有了文化产品的核心，占有了文化市场的大份额。所以我们在鼓励文化“走出去”的时候，特别要注重培养相关产业的科技水平，充分利用高科技对文化产品制作、文化衍生品的生产等方面的影响来促进文化产品的销售。
【关键词】叙述技巧；叙述者；叙述视角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是美国小说的黄金时代，可谓群星荟萃、各放异彩。作为“迷惘的一代”中的一员，菲茨杰拉德于1925年创作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小说以其别具匠心的叙述、跌宕起伏的情节、精湛准确的语言、丰富多样的修辞以及饱满生动的人物形象体现出异常丰富的文学以及美学内涵，成为20世纪美国文学中一部极具思想深度与文学价值的经典作品。小说以独特的艺术技巧生动地再现了美国当时的时代风貌，深刻反映了“美国梦”这一美国文学的传统主题。作者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同时又娴熟地融合了一些现代叙述技巧，加强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叙述，并且加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使之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而该作品之所以能成为一部经典作品，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作者超凡的叙述技巧。论文“论《大人物盖茨比》的叙述技巧与艺术效果”从叙述者、叙述技巧、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探讨了小说所运用的叙述技巧，下文笔者仅就其中前两点补充一下看法。
1、叙述者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W.C.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将“把叙述者完全戏剧化，把他们变成与其所讲述的人物同样生动的人物”的叙述方式称为“戏剧化的叙述方式”。在戏剧化的叙述者当中，有纯粹的旁观者，也有叙述代言人，后者对事件的发展过程会产生某些可以估量的影响。论文作者认为，“菲茨杰拉德在塑造尼克这一人物形象时，是深思熟虑、煞费苦心的。尼克作为一个人物，在作品中起着一种纽带作用……”确实，尼克在小说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戏剧化的叙述代言人，他既是小说的叙述者，又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有其自身独特的性格和生动的形象。小说一开始，尼克便营造了一种真实的气氛，他开门见山告诉读者，将避免自己的情感和判断介入小说的人物及其活动。随着情节的发展，透过尼克的双眼，读者既看到了20世纪的绚丽璀璨，又看到了它那道德败坏的昏暗污浊。
尼克同时也是作者道德观念的代言人。通过这部作品，作者试图告诉我们在“美国梦”的破灭和其表面浮华背后，代表着文明和理智的东部精神道德的空虚。
另外，从叙述学角度讲，尼克是位可靠的“叙述者”，即按照“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和行动准则来讲话或行动的叙述者。尼克在小说发展过程中合乎情理的有限介入和在恰当的时间自然而然地超然事外，使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时远时近，增加了故事的吸引力。
2、叙述视角
传统小说多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角度，叙述者凌驾于整个故事之上，洞悉一切，随时对人物的思想及动作做出解释，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评价。这种视角可以使作者随意地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进行加工处理，但作者的过多干预和介入同时也会在作品和读者之间产生距离，从而降低作品的真实度和可信度。论文作者认为
“这部作品并没有使用单一视角，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小说不时地变换叙述视角和叙述者，有时还采用视角越界等手段，使得叙述呈多元化展开。不同的侧面组合展示组合在一起，仿佛不同镜头的变换，构成了一幅反应盖茨比故事的立体图像。”
《大人物盖茨比》中除第一人称叙述之外，还有以间接引语形式表达出来的第三人称叙述，它虽然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尼克的声音，但却聚焦于小说中其他的人物，这样就使读者不是通过叙述者尼克而是通过小说中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人物，因此对人物的认识会更加深入、更加全面。
此外，在小说中，尼克通过自己的眼光或旁观者的眼光对盖茨比、黛西、汤姆以及威尔逊等的内心活动进行透视时，已经超越了自己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权限，成为明显的视角越界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称视角侵入全知视角和第三人称外视角侵入全知视角。
第五章中，在叙述了盖茨比与黛西分别五年后重逢的情形之后，尼克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口吻对盖茨比做了如下的评论：
“当我走过去告别时，我看到迷惑的表情又回到盖茨比的脸上，似乎他对自己目前的幸福品质有了些许的怀疑。差不多五年了！就是在今天下午也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即黛西在某些地方偏离了他梦中人儿的标准……他怀着一种创造性的激情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断地为它增添内容，用漂浮到他路上来的每一根漂亮羽毛去装扮它。有谁知道在一个人的奇妙心灵里能蓄积下多少火一样的激情和新鲜的念头。”
这段评论以自由直接引语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叙述似乎是盖茨比内心的自我表白，是尼克对盖茨比的内心活动所进行的推测。按理，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尼克无法知道这一点；因此，这里叙述者超越了自己的权限，使视角由第一人称视角暂时侵入全知视角。通过视角越界，叙述者对人物的内心活动进行了透视，从而引导读者进入盖茨比的内心，通过观察其内心世界的变化来感受他的情感变化。这样，读者不仅觉得盖茨比的感受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觉得叙述者的议论也是可靠的。
此外，小说的叙述技巧和艺术效果还可以通过，色彩的使用，叙述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等手法得以体现，由于时间空间限制在此无法一一详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叙述技巧的灵活运用对一部优秀的小说起到的渲染作用，菲茨杰拉德精湛娴熟地写作技巧；从小说中我们可还以看到作者对于个人、社会、理想、梦想的深刻认识已经超越了当时的时代。鉴于此意义，该小说不愧被艾略特赞誉有加地称为“自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所迈出的一大步”。
参考文献
［1］范岳译，弗司菲茨杰拉德：《大人物盖茨比》[M]. 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3：244。
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中华文明播扬于异国的历程漫长而又曲折。滋蔓东亚的文化圈，风靡欧西的中华风，以及无数文化名人与中华文明的频繁接触……，凡此种种，组成了一轴既波澜壮阔又斑斓多彩的画卷。而且，这一历程——由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至今仍生生不息——还在继续谱写着新的篇章。
海外汉学家是中华文明辛勤的传播者。他们持久的译介论说，已经培植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汉学研究。
了解国外汉学，有利于扩大国内学人的视野，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人知我者多，我知人者少。研究生写博士论文）；而且我们对汉学的评介再经外播之后，又会给海外汉学以启发，也有利于它的改进与发展。所以，我们应该顺应时代需要，首先深入了解，继而积极作为，便会有力地推动这一利己利人、意义重大的工作。
新的世纪必将是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学术沟通日趋深入的时代，反馈这些汉学信息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一、世界汉学概况
简单地说，“汉学”即是研究中国的学问。
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
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
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这种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和文学。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
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
重发展本国的汉学研究。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
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
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
1）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
2）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
3）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汉学这门综合学科，都有一个逐渐分化的过程，甚至文史、语文等亲缘学科也渐渐解体；中国文化各个门类的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并形成了自身的治学风格和学派传统。从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来看，由于这一文学内容丰富，卷帙浩繁，汉学家又不得不精细分工，去专攻某代文学，某类文学，甚至某个作者。在各个领域，从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从文人作品到民间创作，国外几乎均有一批各擅胜场的专门家。这是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当今，日韩、俄苏和欧美的学术实体，是堪与国内学术相媲美的三大板块。
二、“汉学”定义的演变
“国外汉学”有时被称作“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或者简称作“汉学”。
众所周知，“汉学”是西文Sinology的译名。此名首见于19世纪上半叶，从构词法上看，它是“Sino-”（中国）加“-ology”（学问、论说）而成，意思是有关中国的学问。正如傅海博（HerbertFranke）所说：
“Sinology”是许多“-ologies”中的一种，它们被铸造出来专指19世纪出现的知识领域。它用于英语相对较晚。1838年，首见“sinologist”（汉学家）一词，稍后不久（1857）又有同义词“sinologer”与之并用，但它容易让人想起“astrology”（占星术士），令人不快，现已成废字。“Sinology”的含义被解作“关于中国事物的研究”（thestudyofthingsChinese），甚至更晚些，据考证是在1882年。因此，大约在1860至1880年间，“sinology”这个希腊、拉丁语合成词及其派生词便被普遍使用了。这正是汉语研究和中国总体研究被认作一种学术科目之时。①
这里说的是西欧的情况。俄罗斯汉学与之相近，它在早期颇多倚重西欧汉学，在学科概念上与西欧完全相同。如上所述，日本、朝鲜等邻国的情况则有些特殊，它们均有借用汉字进行写作的历史阶段，因此这些国家的传统学术，几乎无处不涉及中国。直到它们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纯粹的本土文学才得以滋长之后，汉学才渐渐分立门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在日本还有“汉学”、“支那学”、“中国学”之分。
西文“Sinology”一词，也带来一些麻烦。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学研究的旨趣、对象和方法有所变化，使得其含义也有所改变，这引起了西方汉学界的焦虑。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H.Schafer）曾经提倡废弃这个字眼儿，②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转而主张“重新使用它的本初意义——汉语研究，特别是古代汉籍研究”，要求人们“在与通常所说的‘拉丁学’、‘埃及学’和‘亚述学’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它”。而且，他明确地指出：
汉学即是有关中国语言遗存之物即汉语文献的语文学。③
这是个比较罕见的倾向明显的定义。不过，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分辨：一、薛氏所说的“语文学”（philology），类似于我国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强调语言研究和文献研究两者并重；二、与之相应，他批评旨在审美的纯文学研究，认为这是“一种不扎实的唯美主义研究”，其根基是庞德、费诺罗萨④等人的“东方学”（Orientalism）。⑤显然，后一种意见不无失当之嫌。三、“汉学”一词的外延
1）“汉学”和“国学”
如何称呼这门学科，尚须看研究主体。如果研究者是我们自己，在习惯上应该称作“国学”⑥，因为它指的是我国自己传统的学术研究。如果是外国学者从事这一研究，这种学术自然就应该称作“汉学”，尽管仍是同一研究对象。由此看来，径称“汉学”，显然是外人口吻，研究主体当是外国学者，那么“国外”、“国际”、“世界”等意思通常也就包含在内了。
2）“Sinology”和“汉学”互译带来的问题
两者互译，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其实还有复杂一面。众所周知，我国经学中有“汉学”、“宋学”、“清学”之分；中华民族有汉、藏、回、蒙等兄弟民族；汉字曾流播东亚，而“汉籍”中也可能记载他国的历史与文化。诸如此类的情况，使得“汉”字的内涵非一，外延广泛，“汉学”（若单从名称上看，即是“汉”之“学”）的涵义如果没有上下文加以限定，也就会变得暧昧不明。
实际上，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起码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藏学”和“蒙学”已具一定规模，其专门家分别称之：“Tibetologists”和“Mongolists”。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这些学科已被认为是“汉学”名下的分支学科。
3）“汉学”和“中国学”
在国外学术史上“汉学”曾有贬义色彩，所以还有人主张应该以“中国学”代之。
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要想使“汉学”这个术语一无纠缠，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⑦偶见有“华学”一词行世，它不仅涵盖面较广，而且避免了语义上的交叉，只可惜它未得广泛流传。
四、“汉学”的定义
国外汉学是个综合学科，包括关于中国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科学、艺术等知识范畴的研究。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界定“汉学”似乎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取其狭义，即“汉学”是关于汉语文献以及相关文物遗存、文化活动的研究。
另一种是取其广义，即“汉学”是关于整个中华民族文献典籍、文物遗存和文化活动的研究⑧。
后者是否能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注释：
①参见傅海博《探索中国：欧洲汉学史概述》（InSearchofChina:SomeGeneralRemarksontheHistoryofEuropeanSinology），载于明·威尔逊（MingWilson）和约翰·凯利（JohnCayley）所编论文集《欧洲研究中国》（EuropeStudiesChina，伦敦，寒山堂书店，1995）第12页。
②参见《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1958）所载薛爱华的公开信。
③、⑤参见他的《汉学的内涵与状况》（WhatandHowIsSinology?）一文，载于《唐学报》（T’angStudies）第8-9辑（1990-1991）。
④庞德（EzraPound,1885--1972），美国诗人、评论家，西方现代诗歌的开创者之一。费诺罗萨（E.F.Fenollosa,1853--1908），美国诗人、文艺理论家，赴日访学时接触到了汉字和中国古诗，所撰《汉字作为诗歌媒介》一文在西方诗坛影响很大。
⑥“国学”，原指最高级学府，由国家设立。参见《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按：指公卿大夫的子弟）小舞。”
⑦有一次我在讲课时，列举了以下缠夹情况：
一、经学有“汉学”、“宋学”、“清学”之分
二、中华民族有汉、藏、回、蒙等等之分
三、汉字曾流播东亚，“汉籍”可能记载他国历史与文化
四、国内有的学者把“国学”称作“汉学”。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但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惑和问题，甚至仍然面临着被再度边缘化的境遇。杨莉馨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过度偏执于性别文本与性别价值，以至因批评的格式化与概念化而陷入自说白话的境地，忽视对女性美学的总结，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整理等”…；陈顺馨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环境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批评家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