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8 19:14: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外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 要：本文从语言中的中外文化差异、食物上的中外文化差异、节日上的中外文化差异、日常谈话中的文化差异四个方面来讨论中外文化差异，分析了文化差异的现象和形成的原因，讨论了中外文化差异。
关键词：文化差异；食物；节日；日常谈话；语言
有一则趣谈：一所国际公寓闹火灾，里面住有犹太人，法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犹太人急急忙忙先搬出的是他的保箱，法国人先拖出的是他的情人，美国人则先抱出他的妻子，而中国人则先背出的是他的老母。这一趣谈反映了一个事实：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文化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尺度，道德规范和情感趣向。
文化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和相应的创造才能的总和。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文化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部分，因此也称之为硬文化。相对来说，精神文化就是软文化，而软文化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西方硬文化的差异一目了然，但处于深层结构的软文化的差异则须进一步辩证分析。中西方软文化的不同决定硬文化的差异，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正在于此――即作为文化的深层结构的软文化的差异。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很复杂的。
结合笔者多年与留学生交流的经验，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中外文化差异：
一、语言中的中外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可以说，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
在英语与汉语的文化上，语言上很多文化差异的例子。比如cat猫，中国人喜欢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且带有亲昵的成分，而在西方语言文化中，cat用来比喻坏心眼的女人。与cat有关的成语有：like a cat on a hot tin roof （坐立不安）；It rains cats and do～（倾盆大雨）；fight like cat anddog（吵吵闹闹）。hare野兔，但有时变成了“野鸡”。而汉语中的“野鸡”又与“野妓”谐音，结果成了俗语中的“妓”。在《罗米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戏剧）中，Mercufio讥讽老乳母为妓时的对话：Romeo：What have you found？ Mercufio：No hare，sir.罗：你发现了什么？墨：倒不是野鸡，先生。John Can be relied on.He eat no fish and play the game如译为约翰不但可靠，不吃鱼，还玩游戏是误译。其文化内涵是：英国历史上宗教斗争激烈。旧教斋Et（星期五）只许吃鱼，新教则这天拒绝吃鱼，表示忠于新教，“不吃鱼”就成为了“忠诚”之意，“玩游戏”变成了“遵守规则”。Hame duck跛鸭，文化含义为：将卸任而未重新当选的官员或破产的证券投机者，残废无能的人，说这些人失败后，垂头丧气，一瘸一拐地走出来，活像一只“跛鸭子”。owl猫头鹰，英语中有“聪明”的象征，如as wise as a owl、A wise old owl lived in an oak；但在汉语中，猫头鹰表示不吉利，常与死人有联系。
二、食物上的中外文化差异
“民以食为天”，从一个国家的饮食习惯，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文化，了解饮食文化的差别，可以看到许多文化差异。当今世界上有三大饮食体系：中国饮食体系、法国饮食体系和意大利饮食体系。从中国的饮食体系来看，特别注重形式，所以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在中国的烹饪上，各类菜系千变万化，食材多种多样，方式丰富精彩，但都讲究形式，这是一个本质特色，也反映出中国文化种形式。而就法国体系和意大利体系为代表的欧洲美食体系来讲，并没有过多注重形式，注重的是质量。跟中国的饮食相比，欧洲饮食没有那么多千变万化的花样，但特别注重的是饮食的质量，比如营养的搭配、保留等。这点区别也是中国的饮食和西方的饮食的最根本的区别。
另外从用餐的工具来看，中国的饮食和西方的饮食也有很多的区别。中国人用的是筷子，西方人用的是刀叉，筷子和刀叉的使用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筷子是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共同进餐，食物是装在碗盘里共通分享的，并没有分配食物属于谁，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文化，所以在中国流行集体主义。而西方的刀叉制度，必然导致食物是必须先进行分配的，每个人都吃自己盘子里已经分配好的食物，所以西方流行的是分配以后形成的个体主义的个人主义，强调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清晰的产权关系，强调独立性。
三、节日上的中外文化差异
中国与西方在节日上也有很多的文化差异，中国与西方都有大量自己特色的节日和假日。但从根本上来说，二者有一个根本区别。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在中国的节日中，有了鲜明的农业文化的特征。由于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业都是靠天吃饭，所以气候又跟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节日跟农业、气候有了密切联系。比如中国的清明节、端午节、春节等都是气候、农业的重要标志。
四、日常谈话中的文化差异
在日常谈话中，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集体文化，希望大家都好，于是会关心对方的生活，没有隐私的概念，所以打招呼习惯说“你吃了吗？”“去哪里？”，跟人聊天很容易问“什么时候结婚？”“一个月赚多少？”而这些问题在西方文化完全是忌讳的。西方强调的是个体的独立性，强调隐私权，打招呼简单的“Hi”“Hello”“How are you doing？” 就可以了，都不带实质性的问题。（作者单位：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 沈立文.试析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障碍[J].广州师院学报.1998（10）
[2] 朱俊.英汉文化的差异与翻译[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02）
泉州、厦门，华侨大学。祖国东南沿海的这所侨校，安家在福建最富饶美丽的两座城市，学习了大海宽广的胸襟和侨乡人民的勤劳智慧，践行着“会通中外，并育德才”的旦旦誓言，她是中外文化的桥梁。
三年前刚听到“华侨大学”这四个字时，心中有这样一些疑问：这是一所私立大学吗？这所大学里有很多外国人吗？上这所大学的成本很高吗？可当我真正走进华侨大学，参与了大学里各种各样的境内外学生活动时，发现我当初的疑问是对华侨大学的重大误解。华侨大学直属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是一所综合性一本院校，校园里有许多境外生，大部分来自港澳台和东南亚。然而在学校里的开销并不大，学费还比大部分一本院校低许多呢。更为重要的是，在华侨大学能随时感受到境内外文化交流的氛围，也能体验泉州和厦门两座休闲城市的宁静与开放。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古至今有许多泉州人去海外开拓事业，使泉州成为著名的“侨乡”；厦门是我国第一批经济特区，短短三十多年里便建设成了经济发达的现代都市。1960年华侨大学选址泉州，便是看中了泉州浓郁的侨乡优势和历史文化氛围；2002年，国务院侨办决定在厦门建设华侨大学新校区，也是看中了厦门众多的境外机遇和发展条件。因而，如今的华侨大学身兼泉州厚重的历史感和厦门清新的现代气息。
华侨大学的最大特色在于“侨”。大学以“华侨”命名，自然有一大批华侨兴资办学，同时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侨生前来学习。华侨的资金投入和侨生的文化注入使得华侨大学成为国内独具侨校特色的高等院校。“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是华侨大学的办学宗旨。在校园里，时常会遇上境外生举办的各种活动；在校园外，华侨大学也与境外大学有诸多交流。
“二十四节令鼓队”是华侨大学最为世人所知的学生组织，它不仅受到了校园内广大师生的喜爱，也曾登上过人民大会堂等校园外的大舞台。这支鼓队最早由马来西亚的学生引入，随后传给境内生，马来西亚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交融使得鼓声有着别样的内涵，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标志性成果。
在一年一度的国庆游园会上，大部分学生社团都只是用游戏吸引众人的目光，而华侨大学内，来自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学生却身着自己的传统服装，搭建有本地区特色的小店铺，用美食捕获师生的胃口。这一天，许多泉州、厦门的市民也会走进华侨大学，品尝并不多见的东南亚美食，感受独特的侨乡文化。
华侨大学与境外大学的交流也十分频繁。每年学校都会派一部分成绩优异的学生去台湾的辅仁大学、义守大学等地进行为期一个学期的交流。目前正在台湾交流的小学妹告诉我，台湾的许多风俗习惯和闽南地区十分相似，比如语言和美食。而被派往泰国、马来西亚等地支教的优秀毕业生们，更加切实贯彻了华大“传播中华文化”的宗旨。
华侨大学的老师们曾笑谈，他们从来不担心华侨大学学生在工作中的沟通能力，因为华侨大学的学生深受“宽容为本，和而不同”的校园精神的熏陶，在学校里已经亲自参与并举办过各种各样的活动，与境内境外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敢想敢干的华大学生，总有着极为活跃的思维和强大的执行力。
在华侨大学生活四年，耳濡目染的是泉州的古朴和厦门的清新，以及境外生带来的异域风情。面朝大海的泉州和厦门，搭起了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桥梁，也搭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 中外文化比较 教学方法
对外汉语作为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必然涉及一系列的文化问题。由于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诸多原因，中外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这些差异既给世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又给不同国度的人们思想交流带来障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有文化的烙印。对外汉语教师如能把文化知识得体地融入到语言知识的传授之中，不仅能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而且能使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更充实、更有趣、更有吸引力。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其核心应着眼于跨文化，着眼于用文化的观念去提升语言教学、为语言教学服务，有助于留学生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熟练地进行交流、准确无误地表情达意。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果恰当地运用中外文化比较的方法，不但对于汉语的学习，而且对于文化的学习都将大有裨益。本文以举例的方法来展开讨论。
一、中外文化比较举例
（一）思想观念的比较
先看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个美国人一起来到一个大瀑布面前，三个人同时感到惊讶，但发出了不同的感慨。中国人感叹说：“多么壮观的景色呀！”印度人面对从天而降的瀑布不禁肃然起敬，说：“神的力量真大呀！”美国人则另有一番感想，他说：“多么可惜的能源呀，这里本可以建立一座大型发电站的。”这里对同一事物发出的不同感慨正反映了这三个来自不同社会的人们的价值观。天人合一的传统使中国人倾向于从自然美的角度去欣赏这一瀑布；印度的宗教神学传统使那位印度人首先想到的是强大无比的神的力量；而来自商业王国的美国人则是从经济的实用主义观点去看待事物，他看到的似乎不是那流逝的水源，而是白花花的银元，反映了其商业社会的价值观特征。
再比如：西方人特别注重人权，他们认为老师是为他们服务的。当发卷子的时候，老师要走到同学的位置，轻轻地把卷子放到他们的桌子上，并且翻过来，不让别人看到他们的分数，分数是他们的隐私。当我们了解这一点后就要尊重他们。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中国人一直信奉一句话：“入乡随俗”，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办法跃过文化的鸿沟，不要走入思想误区。我们要尊重这种差异，客观地对待。双方达到一种共识，而不是一味地服从、一味地追随，而是在双方尊重的情况下，做我们自己。
（二）动植物寓意的比较
“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尊贵、吉祥、昌盛的象征，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人赋予了龙许多美好的意蕴，古代帝王以“真龙天子”自居，中华子孙都为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自豪。这说明随着几千年的文化凝聚，“龙”的形象已根深蒂固地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与中华子孙的民族观与自豪感血脉相连。而在西方人眼中，“龙”却是可怕的、凶恶的象征，与龙有关的一切成语都带有不祥的意韵。在中国有尊虎为百兽之王的传统，故汉语中以虎称雄的词很多。如：“虎口拔牙”、“英雄虎胆”、“虎背熊腰”。而西方并不产虎。英美人尊狮子为百兽之王，故有了“a lion-hearted man”（勇敢的人）、“beard the lion in his den（太岁头上动土）、“a lion in the way”（可怕的障碍、拦路虎）等习语。
有一个中国教授给他一个学生写留学推荐信，他想说这个女学生如蝴蝶般美丽多姿，于是写道：“The girl is as beautiful as a butterfly.”在汉语文化里蝴蝶是美丽的化身，而且带有浪漫的色彩，历史上有庄周化蝶，还有梁祝的爱情故事，但在英美人眼里，蝴蝶却是“轻浮”的别名。这样的推荐其效果会适得其反。
（三）民间习俗的比较
中国人以红为贵，源于古代的对日神崇拜。在中国有“穿红可以避邪”之说。但英语中red还可引申为残忍、灾难、气愤、潜在的危险、战争、死亡等，其引申义贬多褒少。red也使人联想到暴力和流血。黑色在汉语文化里往往表示“坏”、“邪恶”，英语里也可以找到一些对应的涵义：black list（黑名单），black market（黑市）。中国人常在婚车上用鲜花加以装饰以增添喜庆的气氛，而在西方国家往往只有灵车才饰鲜花以表示对逝者的尊重和缅怀。据说一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女学生因向其临时打工的美发厅的女老板送花不慎，触犯了禁忌，不仅被女老板当场逐出门外，而且炒了她的鱿鱼，因为她向医院病人送了红白相间的两种不同颜色的花而犯了英国人的大忌。又如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不吃猪肉，就不要总是介绍与猪肉有关的菜肴。再如传统节日，我国人民把春节看做一年之始，而在西方，新旧之交在元旦。
（四）待人接物的比较
中国人用点头表“同意”，尼泊尔人则用摇头表示“同意”。如果在和留学生教学或交际前不了解留学生本国的文化，就很难得到留学生的文化理解和认同。受传统的“贬己尊人”思想的影响，汉语中对别人一方和对自己一方的称呼有很大区别，常常用敬辞来褒扬对方或与对方有关的人、事或行为，以示恭敬，而用谦词来贬抑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人，以示谦虚。例如，称别人的妻室为“尊夫人”、“令妻”，而称自己的妻室为“贱内”、“内人”、“拙荆”；称对方的父母为“令尊”、“令堂”，而称自己的父母为“家母”、“家父”；称对方的弟妹为“贤弟”、“令妹”，而称自己的弟妹为“舍弟”、“舍妹”；称别人的儿女为“令郎”、“令爱”，而称自己的儿女为“犬子”、“小儿”、“小女”，等等。英语词汇“uncle"就对应于汉语中的“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夫”，这里面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在中国，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特别重人伦、讲亲情；而在西方，人们并不把亲属关系看得很重，而是崇尚个人主义，个人对亲属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少得多。汉语中经常会借用一些亲属称呼如“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哥、大姐”等来称呼非亲属成员，甚至陌生人，以表示亲切，但是在西方人看来，这是极不礼貌的。
在英国，人们见面时总喜欢说“Lovely weather，isn’t it?”之类谈论天气的话语，而在中国见面时总少不了问一句：“吃饭了吗？”这是因为英国天气变化无常，阴雨天多，这样人们便对天气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常常谈论它也是意料中的事。而在中国，吃饭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因而成了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也正由于此汉语中与“吃饭”相关的词语非常丰富，如“饭桶”、“吃香喝辣”、“吃不消”等。“吃饭了吗？”已成为中国人表达一种亲近和关切的情感，但如果跟英美人见面时也说：“Have you eaten yet?”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是一种对别人隐私的干涉。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当面不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就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以上只是中外文化比较的一些方面和例子，可举的还有很多。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如果没有文化认知能力，一些貌合神离的词汇表达很容易使外国学生落入交际的陷阱，不懂文化语境内涵，即使语音、语调和语法再好也很难有效地进行交际。1990年6月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定办法》已明确规定，对外汉语教师要“有一定的社会、民俗知识”。对外汉语老师不仅要学好汉语知识，也要广泛学习中外文化知识。
二、对外汉语中外文化比较的教学方法
（一）教学穿插法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见缝插针地讲授一些有关的知识，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了解中外文化差异。讲到某个语言知识点，适时地进行中外文化的比较，在比较中加深理解。
（二）交际模拟法
把语言放到具体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教学，为学生设置一些真实的语言环境，让其体验所学语言在生活中的运用，如分组编对话或情境表演等。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组织模拟情境训练，根据学生在模拟情境活动中的表现总结提升文化内涵，评价其正确与失误。这样才能使语言“鲜活”起来，使学生获得真正的交际，并避免出现交际中的文化失误。
（三）观摩欣赏法
可以通过让学生阅读英语文学作品、报纸杂志，观看原版电影、录像、戏剧或教授学生英文歌曲等方法了解中外文化差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也要与时俱进，运用多媒体技术，应摈弃老师一张嘴、一支笔的单一的教学方法。
（四）主题活动法
根据教学内容，选定一个主题，围绕主题找出相关的文化信息介绍给学生。如饮食文化，介绍中西饮食观念、饮食方式、餐桌礼仪等方面的异同；服饰文化，介绍中西服饰的变迁、中西服饰的异同、传统服饰的文化含义，等等。
参考文献：
［1］黄勇主编.英汉语言文化比较［M］.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历史上，中国大运河是一条中外文化交流的走廊。在这条走廊里，交流是双向的：早期，主要是中国文化输出；后半期，则是外国先进文化输入。
大运河的输出
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1254-1324）描述了他看到的长江以北运河：忽必烈已经开通了从瓜洲到大都的水路。这条水路是一条宽而深的航道，把江河、湖泊连接起来。《游记》还记录了他在山东一带看到的运河城市如临清、济南和东平等地的情况。
近代西方人进入中国、并对中国逐渐产生影响，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明代。这个节点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关。史学家一般把哥伦布1492年第一次航海当作中世纪和现代的转捩点。此后，西北欧沿海强国通过战争、掠夺、贸易、传教、建立殖民地等方式逐渐向外扩张。至19世纪，欧洲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迅猛发展。而明清时期的中国早已繁华，举世闻名，引发了西方人的关注，当时外国人来中国，首先接触的往往就是大运河。前往北京的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大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城镇乡村和风土民情，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作品中的观察与描述无疑有助于西方加深对中国的认识。
1488年，朝鲜人崔溥（1454-1504）在海上遭遇风浪，漂流14天后在宁波附近获救登岸。之后，他沿浙东运河、京杭运河前往北京，历时44天，成为明代走完大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他用中文写下的《飘海录》成为弥足珍贵的大运河史料。
日本僧人策彦周良（1501-1579）于1539年和1547年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和正使来中国，在中国逗留5年多，多次沿大运河南来北往。他将两次来华经历写成《初渡集》《再渡集》。这两本记事性诗文集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在明万历年间来中国。他从南京出发沿运河前往北京，沿途经过许多大运河城市。对明代运河漕运的有关情况，他甚感兴趣，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做了详细记载。
除了利玛窦之外，明清时期有不少来中国的传教士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书，在欧洲出版，其中不乏关于大运河的详细描述。这一时期还有不少中国传统典籍经翻译而介绍到欧洲。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是牛津大学第一位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他不仅翻译中国典籍，还著书立说，系统论述孔子、孟子以及中国的文学和宗教。在牛津任职之前，他于1873年4月从上海出发，坐船经大运河访问北京，回程时去了泰山和曲阜，之后经大运河返回上海。他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可以听到大运河的水声。
但外国人对大运河的描述，并非仅限于见闻。他们目的性很强，颇有系统性，撰写专门报告，研究大运河，研究大运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英国学者吉恩斯在1890年在伦敦出版《世界各国的水道和水运》中提到中国的大运河，认为“就许多方面来说，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大运河。它也是所有其他运河中，我们了解最少的。”1895年出版的《时代世界地图集》中载有中国大运河的地图。1912年10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F.H.金的学术论文，题目是《中国的运河，人类的奇迹》，该文对江南运河地区河网密布做了详细的记录。1917年在伦敦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国》有关于大运河的词条。
大运河的接纳
通过大运河，西方对中国有所了解。而现代西方文化最早进入中国，所谓西风东渐，正是沿着大运河而播扬。
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在利玛窦逝世后不久抵达北京，并发现了利玛窦的札记。明万历四十年（1612），金尼阁返回欧洲，他身着中式服装出入于各国公共场合，以感人肺腑的演讲宣传利玛窦和其他在华传教士们的功绩，并着手整理翻译《利玛窦中国札记》。该札记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当时，大批欧洲年轻传教士申请赴华，德国人汤若望（1592—1666）即是其中的一位。汤若望历经明清两代，为西学东渐做出重大贡献。1618年，金尼阁离开里斯本第二次来华时，携带在欧洲各国募集的7000册图书和仪器，从杭州沿大运河抵达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外国图书馆。金尼阁本人估计书籍和仪器在离开欧洲时价值1万金币。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联络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金尼阁二度来华后，先在南方进行传教和译著工作，较长时间住在杭州，并以杭州为中心沿大运河到嘉定等地活动。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去世，把“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大部分书籍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残存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
之后，外国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浙北的运河城市早已成为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基地和大本营。嘉兴的文生修道院西临大运河，1902年建成之后到1908年，它是天主教中国遣使会的唯一总修院。嘉兴的天主教堂在1930年建成，号称中国第一、远东第三大教堂。文生修道院和天主教堂均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1876-1962），出生在杭州。父母均是美国南长老会在杭州的传教士。南长老会海外传教的第一个基地是杭州，以后沿大运河逐步向嘉兴、苏州、江阴、南京等地扩展。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结束学业，回到杭州开始传教，他的传教足迹正是沿大运河迤逦北去。
19世纪后半期起，大运河沿岸城市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经过多年经营，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13所教会大学和几十所教会中学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这些学校中相当一部分位于大运河沿线的城市或者与运河关系甚为密切的城市。
教会大学各校名师云集，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殊专业，办学有声有色，学生才俊辈出。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毕业于东吴大学。医科更是教会大学的强项，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以及齐鲁大学的医科，为中国培养了最优秀的医学人才。
1901年，清政府废除漕运，大运河似乎失去了历史作用，但因为依靠大运河为广阔腹地而有机会迅速成为中国最大港口和最繁华城市的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在20世纪结出硕果。
很多人惊异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浙一带大量涌现文人政客这一现象，细究起来，却不难看出大运河的作用。正是大运河使得整个地区经济繁荣，积聚起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而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在各个层面广泛深入进行，人才辈出是理所当然的。
（除署名外，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Grand Canal：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By Wei Daguo
Historicall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served as a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The exchanges were mutual： in the early centuries， Chinese culture went out to the outside world； largely in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foreign cultures began to come in.
Prosperity of the Grand Canal
One of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was made by Marco Polo （1254-1324）， who traveled across China for years. He mentioned the Grand Canal that connected the Yangtze River and Dadu， the present day Beijing， the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1279-1368）. There are detailed descriptions in the travelogue about the canal towns in Shandong Province.
It was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westerners began to flood into China on a large scale. Their arrival in China followed Columbus’ epoch-making travel. Afterwards， the west expanded outward through wars， trade， religious missions， colonialism， profits through looting. By the 19th century， Europe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 world. Europeans came to China， allured by the legendary wealth of China. During these centuries， foreign diplomatic envoys， missionaries， and travelers usually traveled on the Canal to reach Beijing. They wer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size and the grandeur of the Grand Canal. Their reports deepened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country in the orient.
The Italian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1552–1610） came to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of the M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and chronicled his canal tour in detail in his book. In addition to Matteo Ricci， other missionaries also wrote books and introduced their China experiences to Europe. Some missionaries even provided Europeans wit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James Legge （1815-1897）， a noted Scottish sinologist and missionary in Malacca and Hong Kong for 33 years and first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Oxford University for 21 years. He translated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and wrote books on Confucius and Mencius as well 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Before he took office at Oxford， he started in April 1873 in Shanghai to visit Beij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On his way back， he visited Mount Tai and Confucius Temple. Then he traveled on the Canal again on his way back to Shanghai.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had become a constant subject in encyclopedias， map atlases， and academic books published in the west.
Western Culture Came In
While information on the Grand Canal went abroad， westerners brought western culture into China. In China scholars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through the Ming，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years in words “Western Winds Blow into East.” The Grand Canal played a big role in thi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arrived in Beijing shortly after Matteo Ricci passed away. A French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he was an influential westerner in China. He toured China before going back to Europe to report to the Pope on missionary affairs in China. In 1612， he returned to Europe. He traveled across Europe， publicizing the work of the Jesuit missions in China and raising funds. He appeared in public dressed in the Confucian gown. It was during his European tour that 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Matteo Ricci’s China Journal. The work was published in Augsburg in 1616 and later it was translated into many European languages and widely read. Twenty-two young missionaries followed him back to China.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was one of the 22 missionaries. He served the emperor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Nicolas Trigault brought 7，000 books and instruments to China and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all the way from Hangzhou to Beijing. He set up the first foreign library in China. He planned to translate the books into Chines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group of elite Chinese scholars. He died in Hangzhou in 1628 and he was buried in Hangzhou. His translation project aborted and most of the books dissipated. In 1938， hundreds of books were found in a library of a Catholic church in Beijing. These books were part of the 7，000 books Trigault had brought 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in the mid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flood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anal cities and towns in northern Zhejiang were home to headquarters of some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a. St. Vincent de Paul Seminary， a Catholic abbey in Jiaxing， served as the only seminary for all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from 1902 to 1908. The Catholic Church in Jiaxing， built in 1930， was the largest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third largest in Far East at that time. The two sanctuaries are now cultural relic units under provincial protection.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later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China from 1946 to 1949. Born in Hangzhou in 1876， he was son of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parents based in Hangzhou and reached out to believers around Hangzhou and areas along the Grand Canal north of Hangzhou. John Leighton Stuart grew up on Hangzhou and spoke the local dialect. After he finished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came back to Hangzhou and started missionary work in 1905. His constituents were residents in canal towns and villages.
关键词：外销瓷；“海上陶瓷之路”；文化交流
中国瓷器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6世纪就已成功烧造出原始瓷，宋元以后瓷器制造进入繁荣阶段。随着国内制瓷业和远洋航海技术的发展，“外销瓷”作为一种专供出口的商品瓷，开始通过“海上陶瓷之路”销往各地，为中国瓷器打开了广阔的世界市场。“外销瓷”不仅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至今仍是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之一。
1 “海上陶瓷之路”发展概说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活动其历史可追溯至汉代，经过几代商贾开拓，逐渐形成一条出长安至玉门，经天山南北两路，跨越葱岭，直抵地中海东部的陆路商道，史称“丝绸之路”。“外销瓷”作为一种专供出口的商品瓷，早期贸易主要经“丝绸之路”销往中亚和西亚等地区，由于陆路交通主要使用马车和驼队进行运输，商品瓷运输数量有限且多有损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陶瓷贸易的发展规模。随着国外市场对中国瓷器认可度的提高，“丝绸之路”的运输方式已不能适应贸易需求，一条“海上陶瓷之路”得以发展起来。
“海上陶瓷之路”开辟于唐代，据《新唐书》记载，唐代运送陶瓷的商船由明州（今宁波）出港后，由广州中转，经波斯湾抵达阿拉伯诸国。晚唐、五代至宋初“海上陶瓷之路”进一步拓展，开辟出东亚及东南亚四条海上线路，骨干航线基本形成。后经宋、元至明初，“海上陶瓷之路”规模逐渐扩大，开辟出两条印度洋航线。宋人朱在《萍州可谈》中曾对“外销瓷”航运情况进行过如下记述：“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广隙地也”，贸易规模可见一斑。[1]随着陶瓷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清代“海上陶瓷之路”延伸至西欧诸国，最终形成了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巨大商路网络，“外销瓷”贸易发展至鼎盛时期。随着“海上陶瓷之路”航线的拓展，中国瓷器逐渐成为欧亚诸国贵族阶层竞相追捧的至宝，作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被奉为“白色黄金”。
2 清代制瓷业与“外销瓷”贸易的繁荣
清代是中国古代外交史的重要历史转折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突破了以往传统的亚非格局，转而发展中欧关系，与欧洲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交往成为清政府外事活动的重要内容。清康熙年间“废除匠籍”，这一举措充分调动了手工从业者的生产积极性，使一度消沉的制瓷业得以重振。清代陶瓷产地众多，政府借鉴明代“中官督陶”的方法对制瓷业进行管理，官窑和民窑共存共荣，形成了“官搭民烧”、“官民竞市”的局面。与此同时，制瓷工艺也得到很大提高，一方面表现在制胚阶段瓷胎中增加了高岭土的用量，使瓷器达到了硬质瓷的标准；另一方面，各地窑厂对窑具和窑炉进行改革，烧成温度、气孔率、吸水率等工艺都更加精进。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国内制瓷业逐渐发展出订制业务，即“订烧瓷”。订烧瓷主要按照客户提供的版式和图样进行烧制，多为粉彩或珐琅彩瓷器，在造型和纹饰设计上更加符合欧洲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取消海禁，次年清朝开放广州、福建等港口作为通商口岸，中外贸易迅速发展，“‘粤东之海’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均有出海门户，福建、浙江沿海也是‘江海风清，梯队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也’。山东、河北、辽宁港口‘轻舟贩运也十分活跃’”。[2]与此同时，“海上陶瓷之路”欧洲航线的开辟，拓宽了中国商品瓷外销市场的范围，这一时期中国瓷器输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外交活动赠与其他国家；另一种则是商品瓷的外销活动。清代国内经济的繁荣吸引了西方投资者的眼光，大批外国商人纷至沓来。英国东印度公司率先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欧洲诸国开始积极寻求通过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发展陶瓷贸易。此后，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也相继设立贸易站，“外销瓷”贸易进入“全盛时期”。
3 清代“外销瓷”的艺术特质
通过拓展“海上陶瓷之路”，在进一步巩固原有亚非市场的基础上，清代陶瓷外销的重心开始转向新兴的欧洲商品瓷市场。针对欧洲市场的需求，国内制瓷业积极进行革新，青花、五彩、斗彩、珐琅彩等工艺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发展。同时，“外销瓷”也通过借鉴西方造型语言，逐渐形成了一种既具有浓厚中国内涵，又富于异域审美情趣的艺术特质。
这一时期，“外销瓷”在器型、纹样等方面的设计理念发生了重要转变，从以本土文化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产品输入国的风俗习惯和审美标准为原则。明清之前，“外销瓷”多为生活用瓷，推崇瓷器的实用性，如元代“至正型”青花瓷主要销往中东和西亚一带，器型多为大盘、大碟，主要是为满足西亚地区“大盘盛饭，手抓而食”的生活习惯。清代“外销瓷”除实用功能外更重视装饰性，纹样上采用西洋装饰图案，引入山楂花、郁金香、勿忘我、孔雀纹等动植物纹样。并开始创作反映西方题材的作品；人物创作上常见西洋人物、圣母、天使等形象。器型方面突破了传统的瓶、盘、壶等陈设器型，烧制出西餐用具及西式生活用品，如茶具、咖啡具、酒具等。清代“外销瓷”为适应世界市场需求不断革新，瓷器不再仅是满足西方贵族猎奇心理的奢侈品，而作为一种必需品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传统艺术一贯追求“师法自然”，崇尚飘逸灵动、澄澈洗练的艺术情趣。受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瓷器在设计上往往追求古朴雅致、清新自然的格调，呈现出釉色洁白、色彩素雅、纹饰典雅的特色。区别于中国注重“写意”、追求“传神”的传统美学追求，西方艺术强调“写实”、崇尚“再现”。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西方画家都曾供职于清宫画院，将西方绘画的构图方式和造型手段引入中国。受其影响，制瓷工匠打破传统开始将焦点透视的方法运用于瓷器的纹饰设计之中，并通过探讨明暗关系增强画面的纵深感。受西方“色彩塑形”理念的影响，脱胎于法国铜胎画珐琅技法之上的清代瓷胎画珐琅，施彩浓艳且色彩绚丽，“课子图是乾隆时期珐琅器的流行画题，人物讲究解剖结构及比例，绘制采用西洋技法，……人物生动传神，画法细腻，色泽华丽，以色塑形，线条的痕迹不显，具有很浓厚的欧洲画风格”。[3]而粉彩瓷也借鉴了西方油画、水粉画技巧，通过创造透视效果塑造画面的立体感，在人物设计上突破了传统中国画仅衣物设色的方法，人物面部也施以色彩强调五官的凹凸感。清代瓷器创作在技巧上开始采用写实的西方绘画手法，《陶雅》一书中曾记载：“画笔均以西洋界算法行之，……绘人物面目，其精细者，用写照法，以淡红笔描面部凸凹，恍如传神阿睹者”，呈现出中西交汇的特质。
4 清代“外销瓷”的文化传播功用
清代制瓷业大胆引进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这种吸收与借鉴不单单只局限于器物层面，而是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延伸至文化、艺术等精神层面。各地窑厂通过引进世界先进烧制技术，并将欧洲“回青料”运用到着色环节，从而烧造出质地更为细腻、色彩更加绚丽的精品瓷器。此外，通过学习西方绘画中的焦点透视方法和色彩塑形技巧，在原有绘制技法的基础上营造出画面的透视效果，增强了空间的纵深感和人物的立体感。清代制瓷业大胆引入西方烧造技艺，但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并非简单的奉行“拿来主义”，而是通过主动将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既适应本国传统文艺观念又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新型产品。在遵循中国瓷器设计传统的基础上，增强了中国瓷器的文化适应性，不仅使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得以保存，又迎合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生活需求。商品瓷的器型和纹样设计上的创新和改良，使这一时期的外销瓷既能够反映中国精神特质，不失中国意趣又富于西洋风情，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
随着“外销瓷”的热销，中国文化通过瓷器这一载体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日本学者长谷部乐尔曾这样评价中国瓷器对世界文化的影响：“通过陶瓷器，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文化交流史，……通过陶瓷器考察文化交流情况，最好的线索是中国的陶瓷器。没有任何国家的陶瓷像中国陶瓷那样历史悠久，风格多样，而且珍品众多，给予世界各地的陶瓷器以那么大的影响”。[4]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道德追求和审美旨趣以“外销瓷”为载体销往各地，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入欧洲日常生活。清代“外销瓷”在图案内容上包含大量如“忠孝”、“仁义”等传统文化元素，纹样设计中遵循均匀、对称、统一的传统设计理念，体现着中国文化“中和为美”境界的追求，人们在欣赏和使用瓷器的同时通过解读其中的图像信息接受着中国文化的熏陶。这一时期的外销瓷将其自身特质与销售市场需求相结合，逐渐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之路。
5 结语
中国瓷器釉质细腻、色彩绮丽，以其独特的东方韵味征服了世界。“外销瓷”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和经济交流现象，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中外交通史和对外贸易史的重要篇章。清代作为中国外销商品瓷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积极吸收国外文化的有益成分，逐渐发展出既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又具有异质文化元素和鲜明特征的瓷器品种。
时至今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家间的国力竞争不再仅限于经济、国防等传统领域，文化实力已发展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随着国际贸易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文化贸易不仅能够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更世界范围内发挥沟通各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何将这些文化“遗产”转变为文化“产品”，通过发展文化项目促进传统文化的新生；如何利用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发展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商品的产业化经营和商业化运作，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如何通过文化贸易增强本国文化话语权，扭转文化贸易“逆差”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笔者相信，总结清代“外销瓷”贸易的成功经验将对现阶段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起到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熊翠燕.中国宋元外销瓷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南方文物，2008（1）.
[2] 詹嘉.明清时期海上陶瓷之路的繁荣[J].中国陶瓷，2002（6）.
[3] 耿东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景德镇外销瓷的欧洲艺术风格[J].收藏家，2005（10）.
[4] 李书琴，胡光华.关于中国外销陶瓷绘画的西化在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的作用[J].中国瓷器工业，2004（6）.
论文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关注并进入中国文化市场，对中国相对落后的文化产业发展形成了强有力的影响和冲击。对各种影响和冲击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对中外文化产业发展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选择方向。
一、中外文化产业发展比较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及其在文化领域的推广和应用，文化产业己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朝阳产业，并且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由国家经济体系的边缘走向了中心。据报道，英国文化产业2007年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一早在1993年就已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仅次于航空、航天等产业，在国际上占据了4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已占据总消费额的30%以上。在开放条件下，扩一大文化市场的准人，允许国外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进人中国市场，都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文化市场的规则仍然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文化管理仍然实行党政二元结构的管理模式，中国文化产业仍处于幼稚产业和弱小产业的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总体实力、科技水平、市场运作能力、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差距是明显的。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关注并进人中国文化市场，推销其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这种冲击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既是深刻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势在必行。
二、国外强势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和冲击
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属于强势产业，而中国则属于弱势产业、在这种强弱分明的态势下，国外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产业有哪些影响和冲击呢?
一首先，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文化资源不再为中国文化产业所独有，国际化的生产方式使传统上对物质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文化资源的争夺。“文化产业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以人类脑力劳动为基础的精神生产力发展的形态。它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再生产的规模化、商业化、信息化方式，使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多样化、精神文化服务市场化。”阴文化发展一旦产业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独有的资源不再是中华民族所独有，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其生产的规模化、商业化、信息化被全世界分享，满足着世界人民的文化消费。这是开放条件下中国文化资源开放带给世界的积极的一面。然而，文化资源的开放也带来了消极的一面，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它加剧了文化资源争夺，强化了文化资源的有限性，客观上限制了中国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程度。过去，人们经常认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而文化资源是无限的，但是在今天，人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认识。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文化产业的生产能力空前膨胀，它在把文化产品的生产创作引向虚拟空间、虚拟人物的时候，也把它的生产空间拓展到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利用他国的文化资源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创造木国的文化产业利润。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支持下，从技术角度讲，它对一国传统文化产品的生产制作几乎趋于完美的境界，而对于该国的文化产业落后、经济和技术实力差的文化生产单位来说，对同一素材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再生产几乎成为不可能，因为消费者旱已经认同了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产品，由此引发了文化资源的有限性和对文化资源的争夺。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文化产业背景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中选取的题材就可能不同，对同一题材利用的角度往往不间，也因此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以欧美文化市场对阿拉伯文学的消费为例，欧美文化市场在消费需求多样化的趋势下，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消费呈增长趋势。在对阿拉伯文化的消费土，有两类作品特别受西方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欢迎，一类是有争议的作家和遭查禁的作品，这些作品一旦到了西方就大受欢迎，有的甚至被评为诺贝尔文学奖;另一类是表现阿拉伯社会的封闭性特征，描绘阿拉伯社会的愚昧落后、野蛮荒诞的风俗和日常生活图景的作品。从这一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背景和需求的不同，不同国家对文化产品的选择角度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由于对国际文化市场的控制力，使得以它们为主体的标准成为世界性的标准，表现出了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单一性机制，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人的文化资源，从自己的角度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文化产品。在世界科技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些作品必然会很快传送回文化资源的所属国，进而对所属国的文化产品生产产生负面的诱导，威胁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这种由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所控制的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和利用，以及单一性的消费倾向，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中国的文化市场必然受到强烈的冲击。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必然要履行相关规则的要求和承诺，文化产业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必然贯通，文化产品进出口的审批权将逐步放宽，进出口手续也会简化，中国文化市场将面向世界各地的文化产业集团开放。在这一过程中，国外文化产品将大规模进人中国，文化产品价格也将随之下降，虽然广大消费者作为直接消费者会从中受益，但是它的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作为新兴产业的中国文化产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作为文化产业活动领域和文化产品交换场所的文化市场也面临着被冲击和侵占的可能。中国文化市场的消费群体规模庞大。中国本土有12亿人口，海外还有7000多万华人，对作为以传播文化产品为主要职能的文化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华语市场。国外文化资本绝不会放过这一巨大的文化产品市场。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中，中国文化产业虽然有着地缘优势，但是却有着经济、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劣势。
三、中国文化产业的选择
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不能再用传统的封闭或行政的手段来保护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市场，要避免这一冲突的根本办法是大力发展中国的经济，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的游戏规则，营造适合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适合于其生长的沃土和起飞的平台。
1.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经济的发展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提高人的满足程度的必然途径。经济发展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充分发展中国经济，才能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收人，使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降低“恩格尔系数”，提高居民文化产品需求和消费水平，进而使文化产品的需求成为带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拉动力。“文化经济在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成熟的高级阶段。这首先表现在它吸收和利用了先前的物质经济和知识经济一切有益的成果和条件，从而最适宜人类生存和全面发展;还表现在文化经济代表了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消费力。”将文化产业当做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和经济发展必将实现双赢。
2.以市场为中心，塑造文化市场的经营主体。文化市场经营主体只有在文化市场的竞争中才能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国内文化市场中生存，才能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立足。因此在文化市场中，政府要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退出竞争性行业，同时避免使用垄断性的保护政策，让企业在公开、平等、公正的环境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展示自己的经营能力和企业形象。要按照十六大报告指出的那样，把深化改革与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机构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之一，也是联合国及众多国际组织使用的官方语言之一，用英语作为母语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汉语和西班牙语。由于地理环境、民族特点、民族风情的不同，很多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所以学习英语和学习汉语也就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在英语学习的较高阶段，要通过扩大学生接触外国文化的范围，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要学好英语，就必须了解、熟悉中西方文化对英语学习的影响。
一、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分析
（一）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因为在地球上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生存环境不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产生的背景也不尽相同。在很多情况下，对同一事物或同一现象也会通过不同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这些都直接影响不同语种之间的互通使用。比如：在汉语中通常习惯于把表示方位的词语按“东西南北”排序，而在英语中则通常习惯于“north，south，east、west”。在汉语中常用的“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等表示方向，而在英语中通常用为“southeast，northeast，southwest，northwest”。
（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
在1840以前，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国家，与西方国家的交流非常少，这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对于一个民族的影响往往是长期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这必然对语言习惯、语言用法产生影响。比如：中国人比较谦让而西方人比较直率，中国人见面时习惯于问“你吃了吗？”，西方人见了面习惯于说“见到你很高兴（Nicetomeetyou!）”，中国人为了表示礼貌通常都是优先考虑对方的兴趣爱好，而西方国家通常为“Idon´tcare.（我无所谓）”，这似乎显得有点不尊重对方，但在西方却是家常便饭。
（三）生活方式的差异性
中国人自古勤劳、朴实、勇敢，牛是中国古代人用来生产劳作的工具，牛向来以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汉语中通常用“黄牛”精神、“俯首甘为孺子牛”来表扬人的勤奋，而外国人主要靠马耕作，所以西方人通常用马的精神来表示一个人的吃苦耐劳与勤劳，“asstrongasahorse（像马一样强壮）”、“worklikeahorse（像马一样劳作）”，另外西方人航海业比较发达，所以与水、鱼、船相关的词语也较多，如“tomisstheboat（失去机会）”，“anoddfish（怪人）”等。
（四）宗教信仰的差异性
中国人信仰佛教，西方人信仰基督教。这两种信仰对汉语与英语的语言及各自的本土文化影响是很大大的，处处能看这些信仰的身影。比如：中国人喜欢双数，认为双数为吉利数字，通常说“好事成双”、“六六大顺”、“十全十美”等，而西方人认为单数为吉利数字，通常说“Onehundredandonethanks（千恩万谢）”。在中国人的信仰中有“玉皇大帝”、“阎王”、“龙王”，有“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等说法，而在英语中则不存在这些说法，只有从拉丁语、法语等其他语种借来的宗教词语，如“monk（僧侣）”，“angel（天使）”，“dean（教长）”等。
（五）思维方式的差异性
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也是有很大区别，因此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也有很大的差别。比如：中国人姓名中的姓在前名在后，而西方人名在前、姓在后；中国人在写信时地名通常由大到，西方人则是由小到大；中国人习惯于按时间顺序以及事情发展的顺序，由论据到论点，而西方人则习惯于先摆出自己的观点，然后通过论据材料证明论点，所以在学习英语时一定要注意这些与汉语中的差别。
二、基于中外文化差异性的英语学习方式
（一）深入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要想准确把握这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所在国家、所在民族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可以影响本民族语言的形成、演变及使用习惯，英语也不例外。所以在学习英语时，首先要深入了解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的民族风情，了解这些民族风情与我国的民族风情的相同点及不同点，这样才能做到在学习、使用英语时更加灵活，才能真正掌握英语词汇、句子、段落及整篇文章的要表达的思想。
（二）掌握汉英词汇之间的差异性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组成单位，汉语和英语中有些词汇在很多情况下其意义和内涵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要从不同的角度挖掘词汇的内涵，才能有利于理解掌握。如：在表述颜色上，西方文化就比较理性、科学，其颜色的象征意义也比较直接。如：“red（红色）”主要是血的颜色，而“blood”则是人身体的生命体液，一旦血从生命中流淌出来，生命也就随之凋谢，所以在英语中“red”通常含有“恐怖、暴力”之意，而中汉语中“红色”则有“热情奔放”之意。
（三）在语法学习中体会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语法体系，有时差异还比较大，比较明显的差异主要有：英语中常常有时态的变化，而汉语则没有；英语中有单数与复数之分，而汉语中则没有；英语中有动词结构变化之分，而汉语中则没有，英语和汉语中的副词都可以修饰形容词，而英语中的副词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而汉语中的副词只能放在形容词与动词之前；英语中的从句一般放在所修饰的主词之后，而在汉语中修饰语句则放在修饰之前；英语结构以主语、谓语、宾语为主，变有例外，而汉语主要是主语、谓语、宾语，等等。
（四）在口语学习中感受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口语是日常的交际语言，其语言的表现形式比较简单，但中文与英文的口语使用时有很大的差别，学习口语时应该把语言放在其实际的背景下去掌握。中国人见面时常说：“你好！”而西方人则说“Hi!”，“Hello!”，“Goodafternoon”；中国人喜欢问“你今年高寿”等问题，而西方人对这些问题则讳莫如深，他们常常说“Niceweather，isn’tit”，“Howareyou（gettingon）”。中西方口语表达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别，追根究底是因为其各自不同的文化习惯决定的。
（五）掌握更多的翻译理论和技巧
本文作者：唐小翠 单位：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外语是为适应旅游学这一新兴的边缘学科的发展需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而开设的旅游专业外语，是培养高素质旅游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必修课程。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内容，在传播文化、保护文化、融合文化、消除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等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一、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和意识
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入旅游外语课堂，使学生不再局限于单纯地学习语言，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学到了使用这一语言的文化，更易于理解和掌握所学的语言及文化，并能改善知识结构，激发学习兴趣。例如，在《旅游英语》第一册LESSONFIVE的REVISION中，Porter有一段话“Thisisthesecondfloor．Hereisyourroom，Mr．andMrs．Morri－son．Yourroomis223．Thesingleroomisoverthere．”［1］讲到这里，教师就要结合文中出现的房间号码，给学生讲解不同民族对数字有不同的看法。如中国人喜欢选择在带有“3”、“6”、“8”数字的日子旅游，也喜欢带这些数字的楼层和房间；西方人则忌讳“13”，旅游时常常回避这个数字，也不会住饭店的“13”层和13号房间。再如数字“4”在中国人的眼里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常说“四季发财”；“四季如春”。可是日本人却不喜欢这个数字，其原因是在日语中，“4”和“死”的发音相同，所以，日本医院一般没有4号床位、4号房间、4号楼，电影院也没有4排4号，饭店里很少见到以“4”结尾的房间号码。如，中国自古就喜欢数字“9”，如“九州”、“九九归一”等；在日语中“9”因与“苦”的谐音而遭日本人忌讳。由这么一个枯燥的数字和没有多大意义的房间号码，教师却能引发出丰富的中外文化差异知识，这比起单纯教学生如何读数字，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通过这堂课的学习，学生就掌握了数字在不同民族中所代表的不同意义，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在今后的实践中，不会出现由数字而引发的“文化冲突”。再比如，我们在讲到“dog”一词时，虽然“dog”与中文的“狗”在语言意义上没有什么差异，但从其价值取向所赋予的文化内涵来看，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汉语表达中，与狗相关的词语绝大部分带有贬意，例如“狗仗人势”、“落水狗”、“走狗”、“丧家狗”、“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然而，在西方人眼里，“dog”却令人好生爱意。在他们看来，“dog”是忠实的象征，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以狗来喻人是褒义的。如“luckydog”意为“幸运儿”，人疲惫时可用“dogtired”来形容，“Loveme，lovemydog”是“爱屋及乌”的意思。因此，如果把“dog”一词与汉语中的“狗”联系起来，可能曲解原意。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不仅要传授给学生中外文化的知识，而且还要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收集“语料”，促使他们时刻留心吸取和积累有关中外文化差异方面的资料。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组织专题讲座，开展有关中西文化差异的知识问答等活动，使学生在学到语言知识的同时，也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从而全面提高学生运用外语进行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本人曾作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90％以上的学生喜欢教师在旅游外语教学中讲解中外文化的有关内容；85％以上的学生表示，通过文化差异的讲解，能牢固记住所学的语言知识点，95％以上的学生认为，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有必要讲授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知识。
二、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能有效培养谙熟中外文化知识的旅游
外语人才，提升涉外旅游活动的文化品位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内容，对于我们培养涉外旅游人才有着重要意义。藉此培养出来的旅游外语人才，就会有意识地抛弃“中文思维＋外文形式”，在涉外旅游活动中，知道如何尊重外宾的文化传统，知道如何与外宾进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从而有效提升旅游活动的文化品位。深入了解了中外文化差异，我们在涉外旅游活动中就会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接待前来旅游的外国旅客时，就不会犯文化错误。如果我们说：“Youmusthavebeentirednow．”（你一定很累了。）“Youhavehadahardtime．”（你累坏了。）“Youhavehadatir－ingjourney．”（你这一路辛苦了。）这好象是表示对对方的关心，但结果恰恰相反，对方会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他觉得在你眼里他好像是“弱不禁风”似的。所以我们应该说：“Howwasthetrip？Didyouhaveapleasanttrip？”（这次旅行如何？一路愉快吗？）“Welcome！Ihavebeenexpectingyou．”（欢迎！我一直在盼望你的到来。）“Iamgladtoworkwithyou．”（能和你一起工作非常高兴。）“Ihopethatwewillhaveapleasanttriptogether．”（希望一路愉快。）有了丰富的文化知识，我们在涉外旅游活动中，就能够对外宾加以引导。比如，被中国人喻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在汉语中有很丰富的内涵，象征着高尚人格，的著名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就是一个例子，以“岁寒三友”为题材的文化作品在中国也十分受欢迎。当我们在旅游中看到千奇百怪的松树时，就会联想到松树的高贵品质，进而联想到人的毅力等。而一个外国客人可能就很难有这些联想。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外宾与我们有共同的情感体验，就需要在介绍时加入“松”在中国文化中蕴含的意义，从而激发外宾与我们的共鸣。有了文化背景知识，我们就能够游刃有余地做好涉外旅游工作。如，当我们带着外宾走进桂林公园，“阵阵桂香扑鼻而来”就可译为“TheParkofSweetOsmanthusisnotedforitsprofusionofosmanthustrees．Flowersfromthesetreesindifferentcolorsareinfullbloomwhichpervadethewholegardenwiththefragranceoftheirblossoms．”这样的译文，打破了原文的句子排列，改写原文华丽的词藻和细节描写，整体概括，简洁明白［2］。又如，浙江兰溪有个济公纪念馆，里面写有：“济公劫富济贫，深受穷困人民爱戴。”我们给外宾介绍时，可译为“Jigong，RobinHoodinChina，robbedtherichandhelpedthepoor．”在这里，我们把济公比喻为英语民族的人都很熟悉的罗宾汉，他们听起来不仅易于理解，而且还倍感亲切［3］。
三、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把中外文化差异知识介绍给学生，有效地提高旅游外语专业人才的文化素养，繁荣中外文化的交往。
交融旅游业是一项文化性很强的事业，旅游外语教学就是直接为涉外旅游业服务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会常常在课堂上、课文中有所反映。我们在旅游外语教学中，介绍语言的文化背景，介绍语言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就会使学生加深印象，使他们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时候想起文化知识，这种在学习中运用、在运用中学习的办法，比起我们为学文化而学文化、为学语言而学语言的效果要好得多。比如，我们在讲到《饭店服务英语》餐饮部分中的TAKINGORDERS的时候，会提问学生诸如：“Be－foretakingordersforguestswhatdoyouusuallyof－fer？”“Howdoyouaskthegueststoorderanaperi－tif／starters／maincourse？”“Iftheguestorderssteak，howdoyouaskhimhowheprefershissteakcooked？Andhowdoyourecommendspecialdishesofyourrestauranttotheguest？”的问题，我们就会结合相关的问题，给学生讲解中外饮食文化，并通过指导学生进行模拟练习，自然而然地把中外的饮食文化介绍给学生，也使学生对中外饮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们真正知道了在什么情况下，给客人推荐什么，从而有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往。了解中外文化差异，了解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能使人们对中外语言的差异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对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更为敏感和关注，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能学到该语言所属的文化，最终能真正融会贯通地理解和使用该语言。其实，旅游外语教学并不仅仅是教会学生学习和运用旅游外语这一工具，实际上是一个既学习这门语言又学习该语言文化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完满了，我们就能有效地提高旅游外语专业人才的文化素养，促进中外文化的交往、交融。
四、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有助于传播先进文化，有利于对学生实施有效的德育教育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有责任传播先进文化。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祖国各地遍布历史文化遗产，如万里长城、兵马俑、十三陵、岳阳楼、赤壁……这些都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也成为吸引游客的人文景观。我们要通过旅游活动，传播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同时，也要通过旅游活动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因此，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我们要通过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来传播先进的文化。在教学中，我们要注意引导学生学习、了解外国文化，要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不能把与我们文化不同的外国文化看做是荒唐可笑的东西，反过来，也不应该以外国文化作为标准来贬低自己国家的文化。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合理的成分，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而且，各民族的文化还在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中互相交融、互相补充。因此，我们要教育和引导学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中外文化的差异，努力做文化传播的“大使”，自觉宣传先进文化。对学生实施德育教育是党和国家教育方针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旅游外语教学中，通过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能对学生开展有效的德育教育。如本人在旅游日语教学中给学生讲到以下这段话：張：冬の西瓜は珍しいので、少しくらい値段が高くても、買う人がいます。田中：もう今では、野菜や果物を見ても、季節がわかりませんね［4］。我们自然会提及季节语，就要给学生介绍“旬”和“初物”的文化背景。在日本，蔬菜或鱼贝类的旺季叫做“旬”，在“旬”期最初收获的蔬菜或捕捞的鱼等叫做“初物”。日本自古以来就流传着食用“初物”可以延年益寿的说法，对此特别珍重。“旬”期的蔬菜或鱼的名称，还多作为“俳句（はいく）”中表示季节的“季语（きご）”使用。“旬”和“初物”都是表达日本人重视季节变化的词语。如今，科学技术发达了，蔬菜、水果在塑料大棚里栽培，鱼在养殖场养殖，什么时候都能得到，季节感淡薄了。因为蔬菜、水果在“旬”期以外的季节上市能卖高价，出现了“旬”期反而物品减少的现象。例如，从5月西瓜就上了市，到了炎热的8月不仅数量少，味道也不好吃了。这是过去以“旬”为乐的人们意想不到的。通过这样的文化背景介绍，我们就可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并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宏伟业绩。
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可以为高校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促进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完善，帮助其养成良好的文化素质和道德品质。外国文学作品能够使学生了解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了解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背景。学生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能丰富自己的阅历和感受，站在世界各民族巨人的肩膀上放眼人生，展望未来。
一、创新外国文学课堂教学模式
外国文学作品相较于中国文学作品有一定的特殊性，迥异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创作理念、源自其国家社会历史的题材等，使我国读者眼中的外国文学有一种无法避免的距离感。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模式无法依样画葫芦地照搬中国文学的课堂教学，只有在后者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才能促进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鉴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1.以为电影人物配音的方式导入教学很多外国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其中不乏精品。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悲惨世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等，都有很成功的影视改编作品，有些还被多次翻拍。在外国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尝试播放无声的影视作品，组织学生进行配音比赛，让学生以进入情节、体会角色的方式加深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这种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形式，能够激发学生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后续的课堂教学活动更有效率地开展。2.组织学生根据个人理解排练舞台剧为了帮助学生更深层次地解读文学作品，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舞台剧进入故事、感受角色。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剧中人物个性饱满、立场鲜明，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分角色表演，以此使其更深入地体会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和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内涵。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既能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满足学生的表现欲，又能提升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效果。
二、课堂教学应强调对比阅读
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仅是基本理论，其指导实践的范围和程度都很有限，教师需要关注他们课后的知识拓展和能力转化。外国文学作品与学生之间有一层隔膜，距离感很强。课堂教学只能起到科普的作用，并不能让学生真正地走进文本，走进外国文学。教师所要做的就是拉近学生与外国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鼓励学生在课后主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为实现这一目的，教师需要以熟悉领域带动陌生领域，找到外国文学与本土文学之间的联系，在课堂上将两者并举，提高学生对外国文学的鉴赏能力。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总结了以下几种方式：1.对比鉴赏中外文学作品学生对于我国经典文学作品，普遍较外国文学作品更加熟悉，无论是阅读量还是了解程度都高于后者。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对比中外文学作品，分析其差异，找出共通之处，在比较中提升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西厢记》是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品，作者通过美好团聚的结局，寄予了对天下有情人的真诚祝愿，歌颂了真挚而自由的爱情。外国文学中也有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爱情主题作品——《简•爱》，其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又在作品中寄托了什么情怀呢？教师可以让学生对比阅读这两部文学作品，思考中外文学作品的思想异同。学生在对比鉴赏之后，就会领悟《简•爱》歌颂了精神独立、敢于争取、热爱生活的新型女性形象，同时认识到中外文学的艺术特色和表达主旨各有千秋。通过比较阅读，学生既深入解读了两部文学作品，又提升了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热情，文学教学由此延伸到了学生的课外阅读之中。2.对比中外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外国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社会现实的经典人物形象。例如吝啬鬼形象，在中外文学作品中都有颇具个性的案例。严监生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的经典吝啬鬼形象，他临死前还在因灯盏里有两根灯草太耗油而不安。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也有一个无比贪婪的吝啬鬼——夏洛克。他是高利贷者，贪婪自私，虽有万贯家财，却一毛不拔，终日想着盘剥、讹诈他人。俄国作家果戈理在作品《死魂灵》中塑造了另一个经典吝啬鬼——泼留希金，深刻地揭示了俄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教师不妨通过中外文学作品中吝啬鬼形象的对比，向学生介绍中外文化和价值观的相同之处，总结和归纳中外文学家写作手段的相似之处。学生可以通过这种深入的文本研讨，走进外国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发掘作品富含的意蕴以及作者寄托的丰富思想情感。对比阅读能够充分挖掘学生的鉴赏潜力，拉近学生与外国文学作品的距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在表达技巧、艺术特色等方面找到中外文学的联系点，让学生触类旁通，激发其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学习欲望。经过对比阅读学习，学生的知识面得以拓宽，学习能力得以提升，鉴赏技巧得以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也会得到全面发展。
三、增加外国经典文学作品阅读量
在外国文学作品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多向学生推荐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阅读书目，引导学生养成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习惯。为了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教师要避开晦涩难懂的外国古典文学，尽量选取生动浅近的文学作品，语言生动、通俗幽默的书籍，或是引起巨大反响的获奖作品。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莫泊桑的《项链》，这些文学作品既简单、易理解，又发人深省。同时，在推荐文学作品时，教师要懂得举一反三，如推荐《哈姆莱特》时可以“打包”推荐莎士比亚的其他三大悲剧——《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让学生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特征。教师还可以推荐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通过喜剧与悲剧的对比阅读，让学生感受当时的文学思潮，提升鉴赏能力。综上所述，外国文学教学创新以及课外延展非常重要。课堂教学仅是引子，负责引起学生对外国文学的兴趣，鼓励学生在课后广泛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学生真正的阅读学习应是在课外，应是在习惯的逐渐养成和见解的不断丰富中，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提高个人素养的目的。学生只有通过充分的课外涉猎，提升个人外国文学修养，才能形成较高的文学鉴赏品位。
作者:李玥 单位: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普遍没有归宿感，他们普遍认为，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比，自己的中文素养不足，与外语专业的学生比，自己的外语能力又差距很大。学生看不到自己的专业优势，所以有些学生后悔自己当初没有选择汉语言文学或外语专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不明确，导致课程设置无遵循，专业特色不突出。对外汉语专业成为了“四不像”的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弱。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接触到留学生的机会很少，能走进对外汉语课堂见习、实习的机会就少之又少。很多人是读完了四年大学，却一个外国人都没教过。这时，如果真的有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机会，他们也会心生忐忑，不敢“应战”。这些问题有专业建设问题，有“教”的问题，也有“学”的问题。但笔者觉得首先是如何确立培养目标的问题。培养目标定位准确，专业建设就有了明确、醒目的“靶子”，有的放矢，教学才能取得好的成效。如果“靶子”模糊不清，何谈命中率呢?
对外汉语专业培养目标举例及分析
下面就几个不同院校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加以分析。A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普通语言学和汉语言文字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一定的文学文化素养，能胜任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及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并具有进一步发展前途的专门人才。解读:虽未在文字上明确标注国内或国外的对外汉语教师，但应是全包含的，同时还有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培养目标中还包含为对外汉语或相关学科研究生层次教育输送人才。B校培养目标:本着知识、能力、素质并重的教育教学原则，培养学生扎实的双语、双文化基础，能够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的能力;能够用母语和英语进行通畅交流，以及将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以及跨文化交流和交融的能力及跨文化思考的能力;具有对新问题进行综合和表达的能力，能够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下，对外来文化和变化中的世界了解和判断的能力。具备进一步深造为高层次汉语国际教育的专门人才的潜能，能在国内外学校、机关、公司、企业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以及文秘、翻译、中外文化交流等相关工作的专业人才。解读:把为对外汉语或相关学科研究生层次教育输送人才放在第一位，国内外学校及相关单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放在第二位，还包含文秘、翻译、中外文化交流工作人员。C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较广泛的社会与人文学科基础知识与理论，特别是跨文化理论与交流能力，熟练掌握英语，能够在学校及其他教学培训机构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交流以及继续进行专业深造的人才〔2〕。解读:同样也是三个指向———国内或国外的对外汉语教师，中外文化交流和为对外汉语或相关学科研究生层次教育输送人才。D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将具有扎实的汉语理论水平，扎实的外语基础(双语人才，至少精通一门以上外语)，丰富的中国文学知识和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充分了解中国的国情(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具备对外汉语教学(包括语音教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等)、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水平测量与评估等等方面的知识和实践经验。他们将成为专门人才，就业于国内外各级学校、文化交流传播机构、涉外管理部门、涉外企事业单位，既可以从事教育、文化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工作，也可以从事外事、国际贸易等涉外政治经济领域方面的工作。解读:除国内外对外汉语教师、中外文化交流之外，增加了外事和外贸工作。E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懂俄语并掌握一定石化专业知识的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及中外文化交往有较全面了解，具备汉俄双语会话和写作、俄汉互译、跨文化交际等一定外事活动和涉外管理工作的基本能力，能在行政部门、各类学校、新闻出版、文化市场、石油化工等领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等相关工作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解读:最鲜明的特色是俄语。与其他学校外语定位于英语不同，该校立足汉俄双语，这是其他院校所不具备的优势，可以向俄罗斯及俄语国家输送汉语教师。但把在行政部门、经济部门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方在第一位，有舍本逐末之嫌。概括起来上述五校的培养目标定位于:1、国内各级各类学校及语言培训机构的对外汉语教师;2、海外的汉语教师;3、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4、文秘、翻译、管理、经贸等岗位工作人员。那么，这些目标在实际中是不是可实现的呢?
(一)国内各级各类学校及语言培训机构的对外汉语教师。这里的学校是指全日制学校。在国内全日制学校中，对外汉语教师需求主要来自各高校的留学生院(或称国际汉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也有一些面向外国人开设的国际中、小学，但需求量极少。众所周知，当全国只有四所院校开设对外汉语专业时，他们可以走进各高校的对外汉语课堂。而现实情况下，就算北语、北大的本科毕业生也很难进入到高校做教师。因此，可以得出，就业于国内各级各类学校只是一句空话。至于社会上的语言培训机构，它们的留学生生源少得可怜，能够系统地开展汉语教学的机构是凤毛麟角。与国内语言培训机构轰轰烈烈的外语培训相比，汉语培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二)海外的汉语教师。海外确实是一个无限广大的市场。“汉语热”也主要体现在国外。根据汉办的数字，现在海外有4000万人学习汉语，汉语教师的需求量在200～400万。据笔者在国外做公派教师的经历，国外确实需要合格的汉语教师。而且依西方人学习语言的习惯，他们更喜欢汉语为母语的教师，而不是本土教师。所以这一定位是正确的。虽然现在有很多毕业生，想出国教汉语，却苦于出国无门。这只是渠道不畅通而已，在未来，海外就业一定是对外汉语专业的主流就业方向。
(三)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这也是一个很虚的目标，没有明确的任务指向，也对外汉语专业也不构成逻辑性很强的对应关系。
(四)文秘、翻译、管理、经贸等岗位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很不切实的定位。对外汉语专业用什么来保证学生将来可以做秘书、翻译……，可以说，我们培养学生具有胜任不同岗位的素质，但无法教给他们其它专业应具备的基本理论和能力。这些知识和能力的获取也不是靠一、两门课就能完成的。我们在对外汉语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上，还存在着华而不实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将会影响对外汉语专业的进一步发展。#p#分页标题#e#
对外汉语专业培养目标探讨在培养目标的定位上，应遵循两点:
(一)各高校的相同专业应服从专业的基本属性。对外汉语学科的基本属性是汉语和对外教学。对外汉语专业不论是开设在重点大学、非重点大学;中央直属院校、地方院校;师范类院校、外语类院校、经贸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其最基本的培养规格，是能够承担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这是第一位的。
(二)应体现各自不同的特色。但这个特色不应体现为除了作汉语教师，还可以作文秘、会计，作管理人员等等。因为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大学四年公共课、专业课都能够按要求完成，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如果再把其他专业的课程拿来，那势必会造成“丢西瓜捡芝麻”的后果，而且简单的一、两门课程的学习，不可能达到胜任岗位工作的要求。其结果不仅不能像设计者希望的那样两全其美，而且会两败俱伤。所以，所谓“特色”，应该体现在，依据不同院校的实际情况，或培养出专业基础扎实的人才，或培养出实践能力突出的人才，或培养出文化素养较高，沟通能力较强的人才。像E校突出汉俄双语对比和汉俄双语教学，这就是特色。根据当前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形势，对外汉语专业培养目标至少要有三个基本要素:应用型、国际化、良好的综合素质。
[关键词]高职院校 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1-0106-02
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是以就业为导向，以校园精神为底蕴，融入更多职业特征、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职业人文素质的校园文化。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内涵建设应涵盖校园环境、课堂教学、学生活动、网络阵地等方面，让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提前领会职业生活特点，对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综合职业素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使学生在毕业时能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在岗位上能将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所倡导的理念合二为一，成为优秀的高级技术人才。
国际学院是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的二级学院，承载着学校国际合作职能的主要任务，国际学院校园文化建设宗旨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提高学生国际意识及人文素质、加强学生就业竞争力为目标，以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为载体，从校园环境、课堂教学、文体活动、对外交流、网络阵地入手建设国际学院中外文化交融的国际化校园文化品牌。国际化校园文化内涵建设对于学生国际意识的加强、国际视野的开拓、就业能力的提高，甚至对于整个学校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内涵建设现状
中国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有十年历史，成果颇丰。以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学院为例，该学院在长期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已注意并注重了在学生活动中渗透国际交流内容，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常规活动，具有较扎实的工作基础。
（一）国际化的环境氛围建设
国际学院设有越南语阅览室、泰语文化活动中心，教学楼、语音室、国际学院网站呈现着外文格言、国际教师风采照片、域外风景或跨国就业工作场景图片等充满国际元素的宣传材料。主教学楼从楼名到楼内的标牌、班级牌，各种语言实训室标语等都用中外两种或几种文字设计；各楼层走廊墙上，悬挂中外名人名言、国际学院校园文化宣传口号。学院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时刻提醒学生“我是学外文的中国人”，更注意对学生进行形象气质的培养。
（二）国际化的课堂教学模式
国际学院善于调动全体教师的育人功能，将课堂教学也作为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的主渠道，教师或为来自语言国的外教，或为出国交流过的“海归”教师，专业课堂教学以外语为主，学生进入课堂就进入相应的语言环境，教师在讲授知识的同时渗透与知识相关的文化内容，打破单纯传授形成技术能力知识的课堂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主动了解、学习国外文化，通过中外文化对比开拓国际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素质。
各专业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如泰语专业每年组织学生参加南宁高校泰语演讲比赛，担任南宁市泰国风情节活动志愿者；每年4月迎接泰国交流生，举办庆祝泰国泼水节活动；每年6月送学生出国交流学习。如英语专业每年组织学生参加大学英语竞赛、大学英语戏剧节等活动；每年12月迎接欧美学生来访，进行文化交流活动。课堂的专业技能学习，专业实践活动的开展，学生的外语口语能力、国际化职业素质和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连年承办各种大学英语技能大赛，学生主持人、参加选手、志愿工作者都因表现出色得到了各方赞赏。
（三）国际化的学生活动
1.日常常规活动：每日各国外语晨读；每周中外文海报出版。常态化的活动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不断提高学生们的听说能力。
2.特色社团活动：国际学院学生四大社团活动都融合了中外文化交流内容，如外语协会经常举办外语角，每年定期两次大型外语角；Sunny艺术团的外文歌舞在学校已小有名气；民族工艺协会和彤阳文学社在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在中外学生交流中亦起到重大作用。
3.组织学生积极参加院内外各种活动都注重展示国际特色：
院内每年举办“FLYING”杯多语种专业技能大赛，内容包括多国语种书法比赛、朗诵比赛、歌唱比赛、外文导游比赛、外文原声电影配音比赛等多种学生喜闻乐见，寓教于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形式。
迎新生晚会上表演中、英、越、泰四国歌联唱；校运会上特色方块队表演中、英、越、泰四国服装、礼仪展示，呐喊四国运动口号。
参加学校外中国―东盟志愿者等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展示国际语言才能。
这些活动提高了学生外语专业技能，加强了学生的国际意识，开拓了学生的国际视野，也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社交能力，整体提升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但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存在一定问题：
第一，不能很好地控制技能活动和技能学习时间的合理分配。虽然说高职院校与一般高校不同，以能用为度，实用为本，科研性、钻研性的要求和强度没有一般高校大，但目前高职院校的学生文体活动过于轰轰烈烈，其中不乏打着专业技能大赛的旗号开展的学生文体活动，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出发点极好，但过犹不及，学生真正静心认真学习专业技能知识的时间和环境严重不足。
第二，不能很好地控制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结合程度。学校有些专业实行全仿企业化管理，辅导员是董事长，班长是总经理，同学们分任各种角色，甚至以学分代替奖金实行一定的奖罚制度。这样的校园管理模式是充满了企业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与企业接轨的作用，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充分体会职场的规则，但同时也无法避免地让学生们失去了作为学生所特有的青春朝气，过早成熟老练，抑制了创造力和活力，从长远来说并不利于企业和个人的发展。
二、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内涵建设的目标定位
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特点决定了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最终评价标准是学生，是学生毕业时是否能展现校园文化精神而为企业所接纳，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是否践行了校园文化所倡导的理念，是否能实现校园文化理念和企业文化理念的合二为一。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学院学生的就业大方向是各级各类涉外企事业单位，包括外企、外资、涉外酒店、涉外旅游、涉外码头等，这对学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既要有扎实的外文能力和国际化职业素养，同时又要在外文这种辅导性工具的基础学习上加强其他实践技能学习，或是商务技能或是酒店服务技能或是旅游服务技能等。
三、国际学院校园文化内涵建设的思路与建议
高职院校特色和各专业特色的不同，校园文化内涵建设的方向各不相同，在此仅就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学院校园文化内涵建设提出思路与建议：
（一）国际学院校园文化内涵建设要进一步与其他技能紧密结合起来
因为语言只是一种辅助工具，高职院校学生的外语与一般高校学生相比在深度广度上有一定距离，必须采用“外语+技能”的模式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比如“外语+旅游”，课堂教学可以先学语音，学对话，通用为度，实用为本的基础上，强调让学生在仿真的环境中进一步了解工作所需的外语，实地训练自己的外语能力。
（二）进一步抓好两个课堂的建设
发扬以往的优良传统，抓好学生第二课堂，把取得成效的传统项目如晨读、“FLING”杯专业技能大赛、四大社团特色活动等做精做细，不断提高活动项目质量；在此基础上，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发更多富有情趣、学生喜爱的文化活动项目，把国际化校园文化活动做大做强，如组织学生到外企表演，面向全校甚至校外举办中外文辩论赛、中外文歌舞大赛、外文电影角色饰演等，形成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品位高雅的校园文化，把中外交融的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与学生的人文素质、实践与动手能力的提高结合起来，使学生的知识得到充分丰富，情趣得到进一步提高，视野得到进一步开拓，最终达到提升学生职业人文素质，提升就业竞争力的目的。
（三）争取网络阵地助力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
信息时代里，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网络文化，对校园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网络成为我们主要要争取的阵地，为良好的主流的校园文化服务。
（1）课程体系不完善
由于商务英语的发展历史较短，在课程设置上不够丰富，还需要继续调整和完善。在现阶段的商务英语课程中，课程包括了语言知识课程和商务理论课程，但往往缺少文化介绍课程，缺少了相关文化介绍，学生们就无法从本质上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而且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对于文化知识的介绍只是一带而过，没有当做教学重点，更不用提文化知识与交际能力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学生们的精力主要花费在记忆大量的商务词汇上，教师也容易受学生们的影响将教学重点放在专业知识的介绍上，而忽视了课文中出现的文化现象，只将其当做课文背景做简单介绍，这样一来学生就无从锻炼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宣佳元，2011）
（2）教师缺少教学手段和课外活动
商务活动主要依靠大量的实践来积累经验，而现阶段的课堂教学主要依靠教师在课堂上教授商务知识，学生们被动地接受知识，适当地讨论以消化知识。学生们没有过多的机会接受实际生活中的商务活动，对于商务活动的认识只能是通过书本来获得，缺乏对商务活动的切身感受，导致学生分析实际商务问题的能力较差。
二、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方案
（1）完善课程设置
除了商务课程和语言课程外，还需要添加相关的中外文化课程作为必修课程，这样一来能够增强学生们的文化底蕴，让学生们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所在。例如，在身体语言表达上，中国人经常表现的一些动作手势可能外国人并不了解其含义，而外国人手势和动作也让中国人很琢磨。学校方面可以针对此类现象，开展中外身体语言含义表达课程，让学生了解外国人经常使用的一些手势动作，并深入了解其可能表达的含义。着重需要让学生们了解文化差异对于商务行为的具体影响，文化实践内容要让学生加强中外文化的对比，让学生自行体会出文化差异的原因所在，帮助学生奠定坚实的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知识基础（冯俊英，2005）。
（2）加强师资力量
商务英语教师自身首先要做到加强汉语和英语双重能力，并且熟悉相关的文化差异，校方应该定期组织一线教师出国到英语国家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了解英美人的各种生活习惯和商务礼节。回国之后展开相关的总结会议，总结出时下流行的文化背景知识和商务知识，制定合适的教学方案把这些知识教授给学生，保证学生学习到的知识是与时俱进的。
（3）改进教学方法
教师应该把学生当做课堂的中心，针对学生们的学习需求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注重激发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自主性。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展示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商务冲突真实案例，例如，在一笔商业谈判中，中方代表人与美方代表人约定在下个周日正式签订合约，等到周日的时候，美方代表人准时来到约定地点却不见中方代表人身影，打电话通知后中方代表人才匆匆赶到。此时美方代表人一脸愤怒，中国代表人一脸茫然。原来，他们达成约定的时间是周六，在美国文化中，以周日为一周的开始日期，美方代表人自然认为是周六的后一天周日即来签约。而在中国文化中，以周一为一周的开始日期，自然把“下个周日”定义为时隔八天后周日。教师应该首先让学生自己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不公布原因所在，让学生自行感受出中外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影响。此外，通过角色扮演的方法让学生进行商务谈判，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受（。高青，2011）
（4）丰富实践教学内容
实践是丰富知识和检验知识的最好办法，学校方面要为商务英语的学生安排适当的机会参加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例如，国际交易会和博览会以及其他涉外活动中，学校应积极联系主办单位推荐本校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充当活动志愿者，为外宾做领路、翻译等等工作。学生接触不同文化的人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对于文化的敏感性，为提高跨文化能力做好铺垫。（张国庆，2010）此外，学校还应与本地的外贸企业积极联系，安排商务英语的学生参加企业的实习工作，接触商务合同学习相关知识，同时向从事外贸商务谈判的工作人员学习宝贵的跨文化交际技巧和经验。
三、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