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5 10:28: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跨文化理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
许多学者对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做出过研究，表明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的关系密不可分。文章首先论述了文化教学对高职英语专业学生的重要性，然后对高职跨文化交际课堂的教学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和建议。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教学方法；高职教育
2007年，教育部颁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大学英语除了是门语言基础课程以外，也应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因此，大学英语课程设计也应充分考虑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和对其传授国际文化知识。但是，我国大学英语专业文化教学仍然“没有可以依据的完整的文化教学大纲”[1]，对于英语课堂中文化因素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讨论尚在宏观层面。本文旨在分析文化教学对高职英语专业学生的重要性以及根据高职学生的特点，提出跨文化交际课堂教学中一些具体可行的方法。
1文化教学对高职英语专业学生的重要性
当今的高职英语专业学生，大多是从初中甚至小学就开始学习英语，掌握了一定的词汇、语法知识，足够完成日常英语对话。但是，当学生用英语与外国人沟通时，常常不知所措，不能进行有效的交流。究其原因，正如张友平指出：“外语学习到了一定程度，其主要障碍已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学习者对目的语和母语的社会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两种文化差异的熟稔与思辨。”[2]英语对高职学生来说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沟通工具，而对英语文化内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职学生能否利用英语进行无障碍交流。
1.1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能够记录和反映文化；文化也在方方面面影响和塑造着语言。Nieto指出：“语言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同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3]同样，Samarar也提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他们相信，文化与语言不可分割且相互依存。“语言表达和象征着文化，是文化现实的形象体现。”[5]因此，语言与文化是共生关系，语言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必定会面对目的语文化问题，而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必定会触及到文化因素。在教学中，文化通常被分为两类：根据LEE[6]的定义，较为明显的文化因素如节日、习俗、历史、地理等被称为CulturewithaBigC；而隐含在外露文化现象下的因素如信仰、价值观、社会规范等则被称为CulturewithaSmallC。这种分类的好处是简单直接，易于理解，符合高职学生的认知水平，利于教师在课堂上开展教学活动。
1.2学习需求和兴趣
不同于本科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高职英语教育重视英语与职业行业的结合，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英语作为交流工具应用到商务、外贸、展会等行业中，一旦学生对英语文化内涵理解不足，容易造成沟通上的偏差和误会，影响业务的开展和完成。因此，从人才培养和与职业接轨的角度看，加强高职学生的英语文化教学十分必要。另外，兴趣是重要的学习动机。据调查发现，学生普遍认识到文化知识对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十分浓厚[7]。而且学生对关于西方国家政治、地理、节日风俗等文化知识显示出极大热情，报读相关选修课的学生人数也常超出预期。可见，高职学生不仅在工作、学习层面需要英语文化知识，在情感上也十分愿意学习相关内容。
2跨文化交际课堂中的教学方法
由于文化的定义过于广泛抽象，英语学习过程中又缺乏良好的语言和文化氛围，在实际课堂上，文化教学给教师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以下几种方法具体可行，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2.1适度引入文化理论
文化的内涵十分广泛，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属于抽象概念。在讲授、分析和讨论文化现象和知识时，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而一些学者对文化的阐述和理论则正好可以给文化教学提供帮助。如有关“冰山理论”的文化：位于水面上的冰山可以看作语言、食物、服饰等明显可见的文化范畴，只占文化的一小部分；而位于水面下的冰山则表示意见、态度、价值观、行为准则等隐含的文化因素，占文化的极大部分且更为根本及重要[8]。这一理论使学生对文化有更为感性直观的认识，也明白到中西方文化在生活习惯、节庆习俗、行为方式上的不同来源于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有利于学生提高跨文化意识。另外，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1）权利距离；2）个体/集体主义；3）男性化/女性化社会；4）不确定规避；5）长期/短期导向也是帮助我们分析、探讨文化现象和文化因素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引入文化理论的目的在于帮助我们利用一定的标准去分析、探讨和研究文化知识，因此，应结合高职学生的理解水平，选取较为简单直接、易于理解的文化理论，使文化讲解更为直观具体。
2.2善于利用图像、影视作品
视听结合教学方法能有效提升教学效果，而事实也证明，图像和影视作品较能给予学生感性认识，激发其学习愿望。例如，在讲解中西方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差异时，可给学生展示组图“一个德国人眼中的中西文化差异”。组图显示出中西方文化对待不同问题的不同看法。例如，对待天气，西方人偏爱晴天，而晴雨天气对东方人的心情影响不大。又如，在孩子教育问题上，西方人倾向于把孩子看作一个独立个体，而东方人则偏向以孩子为中心，等等。然后再针对这些对比，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反思、讨论及发表个人看法。再有，在讲授非言语交际时，可选取电视剧“LietoMe”某些片段，让学生感受中西方在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上表达的异同。还有，涉及西方餐桌礼仪时，可截取电视剧“DowntonAbbey”中某些场景进行讲解。虽然这一教学方法应用广泛，但若想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需要教师花费颇多精力选取材料和设计教学步骤：首先，在教学前应对材料进行精心筛选和截取，务求选取能合理贴切、客观直接地阐明文化知识的内容；其次，应该控制影视作品播放的时长，始终带领学生把焦点放在将要讲授的文化知识上；再次，课前还需对教学过程进行合理的设计，巧妙地引导、组织学生进行自主性、探究性学习；最后，在课后，教师还应根据学生的反馈重新审视所选的图像或影视作品，并及时调整教学步骤或方法。
2.3中西文化对比与反思
能够正确认识中国文化是成功学习英语文化的重要前提。如果要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首先要让学生对自身文化进行深刻了解和反思，再将其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学生长期处于中国文化之中，难免会忽视身边的文化现象。对此，教师应适时指出并帮助学生进行总结与反思。例如，在讲授美国核心价值观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时，可先指出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传统价值观col-lectivism（集体主义）,并引导学生罗列出生活中常见的能体现集体主义的例子，然后与individualism作比较，最后再帮助学生找出中西价值观差异在历史、地缘、政治等方面出现的原因。熟知中西文化差异的表象并了解差异出现原因对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尤为重要。当文化敏感性提高了，学生在遇到跨文化交际冲突时，便能迅速根据目标语文化习惯采取相应的交际策略，完成交际任务。另外，在课堂教学中，还可采取更多其他的教学手段。在碰到西方典型文化词汇（如：sin,apple,yuppies等）或意象词汇（如：owl,bluebird,bat等）时，可对其进行讲解和分析。例如，sin（原罪）就是一个有宗教内涵的词汇。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影响颇深，而“原罪说”则是基督教重要教义之一。通过给学生解析原罪的含义、构成和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能使学生对西方文化及其根源有进一步的了解。又如，bat（蝙蝠）这一意象在中西文化中的象征相差甚远。在中国，由于“蝠”与“福”同音，所以在很多的建筑、雕刻、画像、刺绣等都出现蝙蝠的形象，代表着幸福。但是，在西方，蝙蝠被认为是吸血鬼的化身，象征着神秘阴森、邪恶等。通过对文化词汇和典型意象的讲解，学生在读懂字面意义的同时，更能够体会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加深理解。还有，教师可给学生展现跨文化交际案例，如跨国公司广告、由价值观各异引起的交际冲突、肢体语言造成的理解有误等，引导学生分析例子、归纳交际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挖掘交际失败的深层理由，进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技巧。再者，还可组织学生对英语经典名著赏析、扮演和改编，一方面加深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引导学生进行中西文化对比，寓教于乐。
3结语
总之，高职跨文化交际教学应从学科特点、学生需求和兴趣出发，在介绍文化现象的同时，利用相关理论、影视作品等手段，较为客观地展示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让学生了解隐含在外露文化现象背后的行为准则、价值观、世界观等，使学生“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另外，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应帮助学生加深对本土、本国文化的了解，进而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归纳、总结和反思，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跨文化意识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吕文丽，李晓红.高校英语语言文化教学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J].河北联合大学学报，2014(2):136-140.
[2]张友平.对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再认识[J].外语界，2003(03):41-48.
论文摘要：翻译研究学派的学者们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是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其代表人物Lefevere 提出了改写理论，认为翻译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
一、翻译研究的学科发展
20 世纪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界主要采取文艺学和语言学两种研究模式，前者视翻译为艺术，强调译作的文学价值，后者视翻译为科学，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两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译文进行文本对照。70 年代以后，翻译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他们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认为翻译是译入语社会中一个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文化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有着明显的优势，研究者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去考察、剖析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入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从而展现出翻译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发展前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翻译研究学派”。
1972 年，客居荷兰的美国学者Holmes 发表了重要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首次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概念，他认为翻译研究应当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Holmes 也成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奠基人。翻译研究在20 世纪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发展。我们从维也纳大学教授、知名学者Snell-Hornby 的论述中能看出其发展轨迹。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译研究无疑是属于未来的学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修订版的前言中已经把翻译研究称为一门发展速度惊人的独立学科了。
很多学者为翻译研究后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Lefevere 就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写理论对翻译的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改写理论
改写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认为翻译、编史、选集、批评、编辑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写，它们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原文进行了改变和操控，其中翻译是最为明显、最有影响的改写，因为它在另一种文化中树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让他们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也同样对文学进行操控让它在某个社会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这本书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写同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翻译作为最明显的改写形式也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限制。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广泛的意义，是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情况、民族的文化导向甚至某个社会的文学体系。意识形态在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译者将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指出译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译作同目标文化中人们接受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这种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不冲突，那译者的目的就容易达到。翻译过程中最为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限制来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会或者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必须做出决定选择哪些类型的文本以及翻译的策略。
（二）诗学
诗学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形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观念，即在社会体系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诗学会相互冲突，目的语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诗学必然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所以为了达到某种诗学要求，译者必须做出让步，因为一种文化中人们广泛认可的诗学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并不受欢迎，这时候就需要译者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语文化中的叙事方式或者改变原作的结构等等。
改写理论有着很强的适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对照的研究方法，而更关注翻译的“成品”，为研究文学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关 键 词：音乐教育 音乐人类学 跨文化交流
音乐教育是一门古老而特殊的教育学科，它在世界教育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普通高校的音乐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今天，中国的音乐教育体系，仍然是以欧洲音乐文化作为学习的基础，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学习音乐是从学习西方音乐开始的，西方的古典时期或浪漫时期的音乐也被作为“严肃音乐、高雅音乐”的代表受到“特别的”关注。甚至在专业音乐教育中，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体系也作为学生音乐学习的基础和重点，并被视为一种普遍的音乐理论基础，学生学习音乐的最高评判标准是在“国际的音乐比赛”中获奖。当然这包含着西方音乐技术标准的一种成就，但是，如果音乐教育以此为标准的话，我们自己的音乐将失去其在生活世界中的文化意义。音乐人类学家布莱金曾说过：“音乐是人造的，不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音乐家，还是非洲部落的土著人，都是人类的一员，都是音乐的制造者。不管是巴赫的弥撒，还是南非文达人的民歌，都是‘以人的方法组织的音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之间没有本质区别。我们在坚持不同文化中的音乐体系时，起点应该是平等的、一致的。”我们在尊重西方严肃音乐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应该看到它在世界音乐文化中的特殊性，如纯以西方音乐文化作为音乐教育的基础，我们的文化艺术领域将丧失独立性，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这是危险的，当然，拒绝学习和借鉴也是错误的。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应该走出西方，在21世纪一个开放性的全球文化环境中认识世界以及重构自身，这是我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面向未来的一个挑战。
一、音乐人类学的世界观及对当代世界音乐教育的影响
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是运用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音乐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音乐人类学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它既研究音乐的“声音、概念、行为”，也研究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音乐人类学关注“非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这对“西方文化中心论”观念的破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方文化中心论”是在欧洲殖民主义兴起后滋长起来的一种带有殖民色彩的理论，它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巅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在此观点影响下，一些音乐学家用西方的价值观和方法去了解、认识非西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使他们感到万般新奇的特殊音乐文化，并极力想把这些相异于欧洲音乐传统的、且为欧洲人鲜见的音乐文化模式公之于众。这种对待“他”文化的猎奇心理和殖民心理与文化单线进化论理论有关。文化进化论注重用文化的同一性和普遍性来替代文化的多样性，文化进化论的结果是导致了把欧洲文化的特殊性作为全人类普遍标准的结果。这种建立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文化观点遭到了音乐人类学界的反思和批判。音乐人类学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及其独特的审美标准。受音乐人类学影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性已经被当代音乐家们所关注，许多音乐学家开始走向世界各地，发掘、搜集了大量的世界民族音乐，将其制成录音、电影、录像，并写出了大量的论文、专著，在不少国家“世界民族音乐”已被纳入音乐教育体系中。
受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的影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西方的艺术音乐形式并不是人类唯一完美的音乐形式，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的价值正在为人们所认识。音乐人类学对当代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音乐人类学在对“非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中积累了大量的文献、音响资料及理论成果，这也直接影响到国际音乐教育界对“非西方”音乐体系及其文化价值的肯定，如今，“Musics”已经成为常用词汇。当今国际音乐教育界已经看到将教育的重点放在西方音乐上是不妥的行为，尊重音乐文化风格的多样性已成为音乐教育界的共识。受此观点影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已经成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看待音乐教育的官方态度。1993年，著名音乐人类学家内特尔参与了“ISME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小组并负责起草了《ISME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该政策被确立为ISME对待世界各种文化的重要指南，为当代世界音乐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当人们用全球的视角来审视音乐教育时发现，西方音乐只是人类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的一部分，音乐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开始转向西方之外的音乐文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音乐和语言一样，各民族音乐都有自己的文化编码系统和自己的意义阐释。
二、音乐人类学对我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启示
1.音乐是人类知与行的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音乐具备学习的价值，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应该受到合理的关注。音乐之所以在学校中，首先应该是由于音乐教育的本体价值的缘故，这是音乐在学校中作为一门具有独立的艺术和学术价值的文化体系而存在的基础。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传承人类的文化，非艺术的文理学科的传承是重要的，没有这个传承，人类的知识就会断线，音乐艺术的传承也是同样重要的，没有这个传承，人类的音乐、艺术的历史知识和精神就会消失。但是在我国普通高校教育体系中，音乐教育常作为选修课程出现，这显然没有正确地看待音乐教育的价值和意义。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主张全面认识和实现音乐教育的价值，提倡音乐教育应成为学校的核心课程（美国的学校教育受制于纳税者的税款资助，因此，在教育资金来源下降时，非核心学科面临被裁减的命运。同时，核心学科是受到法律直接保护的课程，它们在教学时间、条件装备投入、师资保证等地位上都优于其他非核心学科课程）。经过多年的努力，1993年美国政府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已经把艺术确定为学校的核心课程，并制定了《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和美国一样，现在许多国家都把音乐教育作为大学教育中的主要课程。我们应该看到音乐代表着人类的基本思维和行动方式，而且是人类在创造和共享活动中的主要途径之一，只有通过完整和充分的学习，才能领悟其丰富的内涵。
转贴于 2.音乐是一种文化现象， 音乐教育应该关注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以“纯粹美学”为基础的审美的音乐教育，对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影响很大。在“审美”的音乐教育观影响下，音乐很可能被划分为“美”与“不美”或“好”与“不好”的简单的价值判断。而“审美”仅仅是音乐“生活体验”或“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它与生活体验和生活世界不是截然分离的。音乐的起源和存在不是由于“审美”的缘故，而是以人的起源和存在为依托，人首先是存在于文化中，音乐也是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存在。因此，“审美”只是由于人和文化的存在而存在，它只是伴随人与文化存在的一部分，从人类文化整体的意义上讲，“审美”不能作为音乐教育的本质，“审美”的音乐教育观是有局限性的，它体现的是受“西方文化中心论”影响的音乐教育的价值体系，如果我们把“审美”作为音乐教育的核心价值，这种音乐概念体系的西化将导致我们文化灵魂的西化，这将是中国文化的悲剧，我们的音乐教育将没有现在甚至失去未来。当代哲学与文化理论已对这种审美的音乐教育观念进行了解构，解构不是完全彻底的否定，而是一种反思和批判，是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关注。音乐是因文化不同、社会属性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的不同而异的，音乐可以是一种表达、一种精神，也可以是一种工具。“音乐是什么”不应该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标准答案。
面对“文化中的音乐”这一观念，音乐人类学家们提出了一种认识音乐世界的文化模式，即从音乐的观念、社会组织、曲库、物质文化四个层面或围度来认识理解音乐和进行音乐教育。首先，我们要了解不同文化中关于“音乐”的概念。关于音乐的概念理解，是探索一种音乐体系的基础，这些音乐概念预示着所有人的音乐行为，没有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就不会有对这些音乐真正的理解。正如印度音乐家香卡曾说：“要理解印度的音乐就必须学习和了解印度的宗教、哲学和印度人的精神世界。一个人若不研习我们的传统和文化，那么他所演奏的印度音乐也是不真诚或虚伪的。”其次，我们应该看到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今天，受“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文化多样性面临着消亡的威胁。世界万物、人类都存在个体差异，文化也具有个体差异，而这种个体差异往往是独有的价值特征，正是由于这种个体差异才使世界万物、人、文化显得丰富多彩。音乐人类学关注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认为世界上存在许多不同却平等的音乐体系，所有音乐都存在于它的文化背景中，不同音乐文化具有同样的表现和交流的作用，具有同等的价值。音乐文化多样性不仅能丰富人类的文化生活，而且每种文化都是一种集体创作的结果，每消失一种文化，人类就消失一种观察、思考、感觉的方式，同时消失的是一种适应于地球某一区域的生活方式。尊重音乐文化多样性，也是保证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3.在当今这个全球互联网络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跨文化的音乐交流能增进全球人类相互了解、减少误解，音乐教育应该关注大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随着国际间交往的频繁，对交流方式的多样化和交流能力提升的要求也日益强烈，而音乐作为增进沟通的最好方式之一，通过音乐教育，加强大学生对世界文化的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是培养具备世界观点和世界胸怀的中国人的一条途径。同时，作为跨文化对话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成为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主流。跨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往往是由于对“他者”文化的误读而产生的。在跨文化交流中，首先是文化理解。人类学家哈维兰曾说过：“当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区，在这个社区中，所有的人都互相依赖；所以，生活于世界某一地区的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对生活于其他地区的人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人类相互之间都有这种依赖性，而且在技术上都有能力给别人造成许多伤害，因此，了解‘别人’成为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人类学对当代生活所做的贡献是理解其他民族并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其他民族，而这正是我们生活于当今世界所必需的基本态度。音乐人类学所强调的文化差异性、多样性、文化平等为音乐教育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也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条件。其次是文化对话。对话也是理解的过程，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真正的对话，通过对话又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真正的对话必须走出自己的思维框架，进入“他者”文化的思维框架，从“他者”的逻辑观点出发来进行交流。这点对跨文化交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在我们肯定世界多元文化音乐的价值的前提下，跨文化音乐对话才可能发生，音乐体系及音乐体制的差异性、音乐文化理解或阐释的独立性便可凸现出来。如果不承认差异，我们的音乐教育就会与西方的音乐教育成为同者，同者既无对话的必要，也缺少对话的可能。然而，我们作为对话的主体，如果屈从西方音乐普遍性的主张，真正的中西方音乐对话就不可能发生。
论文关键词：商务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不仅威胁了美国经济，也殃及世界上其他国家，其负面效应对中国经济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尤其是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外贸行业受到的影响则更大。严峻的经济形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就业。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如何在日趋白热化的就业竞争中胜出?这对商务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商务英语课程特点与教学现状
Hutchinson和Waters认为商务英语是专门用途英语中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以语言学为主导、吸收了一切与商业相关的领域的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陛学科，基本上属于应用语言学。从语言的角度看，商务英语是商务环境中应用的英语，但从内容而言，商务英语叉不能脱离商务。其特点是：(1)以目的为导向；(2)以自我学习为中心；(3)真实语料2]。例如，BEC商务英语口试主要考查考生商务交往过程中运用英文的能力。商务交往主要包括建立和保持商务联络、谈论工作、制定计划与安排工作等，目的性和实用性较强。200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验商务英语》还设置了真实的案例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众多高校纷纷开设“经贸英语”、“商贸英语”、“商务英语”以及“外贸英语”等课程，培养既通晓外语又精通国际商务的复合型人才。有的院校如上海对外贸易大学还开设了相关的研究生课程。另外，出版了一系列商务英语教材，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级商务英语教材，与其相关的商务英语考试和培训已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肯定。但是，我国多数讲授商务英语的英语教师由于受专业知识的限制，往往用讲授基础英语的方法进行商务英语教学，以词汇和语法教学为主；而多数讲授商务英语的商务专业课教师由于缺乏语言教学的经验，教学中以翻译为主。这两种教学模式只是在形式上把英语与专业结合起来，其基本模式是：分析商务英语中某些句子的语法现象；逐句翻译成汉语以解句义。这种“语法～翻译”教学法虽然解决了学习者初涉商务英语时所遇到的“既看不懂也记不住”的难题，然而课堂中缺少师生双向交流的机会，学生接受的是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教师难以帮助学生获得以英语为媒介进行商务交流的能力，未能体现“以目的为导向、以学生为自我学习中心”这一商务英语特点。因此，“语法一翻译”教学法不断受到商务英语教学界的排斥。近年来，随着认知理论研究的深入，以跨文化交际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视角改进商务英语的教学成为可能。
二、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商务英语教学
跨文化交际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英语+商务知识”的单一模式往往使学生误认为会说英语，懂得商务知识就能够进行跨国商务活动了，而实际上商务活动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背景，如果不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而按照本国文化所表达的含义去行事，就会引起文化冲突，从而导致商业活动的失败。正如胡文仲先生在《跨文化交际学概论》一书中所说的“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交际是以跨文化为特征的。因此，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也就被视为现代社会人才必备的重要素质。
(一)商务英语与跨文化语言交际
商务英语所面临的文化高度敏感的社交场景，对从事商务英语教学的教师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教师不单是语言的传播者与研究者，还应兼具商业运作方面的知识，能观商海风云，能洞察世事人情。在商务英语教学中，文化的研究、传授与语言的学习同等重要。在真实的商务交际环境中，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对汉英双方文化的学习、了解与运用，并非靠一点指南，报刊杂志的报道，以及一点外贸必备技术手册就能实现。在正规的商贸洽谈和日常商务活动中，其情景与任务等背景，决定了它所使用的风格和内容与其他环境中，如学术交流中所使用的语言特征不同。在商务交际环境中，商贸谈判与日常商务活动所涉及的言语内容和风格也截然不同。因此要研究商务英语交际环境中的语言特征，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符号与含义，并从语言和它所承载的符号与意义等层面进行研究，剥离出语言上附加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文化习俗等。
(二)商务英语与跨文化非语言交际
语言行为，只是跨文化商务交际行为的一部分；其外的所有交际行为，即非语言交际行为，同样忠诚不二地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j。只有将语言体系与体语体系相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交际体系。跨文化的研究，不能遗漏这一文化特质。跨文化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比，找出英语与汉语文化的异同，增加对文化的了解，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交际前就应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预见并避免可能出现的文化误解和文化冲突，在交际中创造双方共同接受的交际氛围，使商务英语交往和跨文化交际得以进行，提高商务交往的有效性。
(三)跨文化理论对商务英语教学的指导意义
商务交际的语言与非语言特质，决定了商务英语在教学大纲的编制、教材编撰、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各环节中，必须遵循三个原则。首先，要重视语言教学的规范，尤其是在商务背景下的规范表达。其次，要重视文化信息、社会环境的解释，增强学生的交际能力。再次，展开对非语言手段的信息，即体语系统的学习与探讨。
文化是商务活动的杠杆和剂，商务英语教学首先必须按商务英语专业特点设置跨文化教学相关课程，如“英美概况”、“商务礼仪”、“企业管理”、“营销策略”、“英美法律和谈判”等课程，在文化渗透的同时进行知识渗透。其次，教学法上，单纯的翻译教学法显然无法适应现代商务交际的需求，教师应当多渠道讲授商务文化，如商务英语报刊、电视广播、商务网站、有声磁带、光盘、软件模拟等，都可以带给学生直观的感受，使他们了解最新的商务信息和商务动态；通过观摩、探讨、表演模拟、案例分析、英语角和晚会等，为学生创造多种形式的文化与语言环境；邀请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举办讲座，把商战实例与文化差异结合起来分析、探讨；在外贸公司建立实习基地，使学生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再次，要使用国内外优秀教材。目前我国书市上的商务英语教材种类繁多，但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语言老化，练习单调，内容严重滞后，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要求。所以，建议引进国内外优秀教材，这样学生既学习了英语，又获取了专业信息。授课可以采取全英语授课或中英文结合(双语)的方式。总之，商务英语的教学，必须将商务知识与跨文化交际知识相结合，运用合理科学的教学方法、最新的优秀教材，经过多渠道商务英语的视听接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素质商务英语人才。
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视角下的商务英语教学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概述
建构主义又叫结构主义，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结果，是目前西方日渐流行的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强调的是从自身经验背景出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理解和意义建构，注重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反对现成知识的简单传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一一建构的方式获得的。获得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意义的能力，而不取决于学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内容的能力。这种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学习者不再是外界刺激的简单接受者，而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教材不仅是教师传授的内容，而且是学习者意义建构的对象；教学媒体不仅是教师的教学手段，而且是学习者的认知工具。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商务英语教学的指导意义
从语言载体的角度看，商务英语是商务环境中应用的英语，如同其他的专门用途英语(ESP)，商务英语作为一种特别的语体，强调的是在特定环境下的特种交际，是与某个特别工作或行业相关的特定内容。商务英语和普通英语(EGP)的不同之处在于教学目的和教材内容不同。EGP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习者熟练掌握英语这门语言，而商务英语教学虽然也重视结构和功能等语言基本方面的训练，但其教学重点却在商务环境。建构主义理论特别强调“情境”这个主要因素在意义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它所强调的教学原则在实际的商务英语教学中都可以被一体现，它所倡导的对学习有着重要影响的四个主要因素——“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都对商务英语教学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用它来指导与构建商务英语课堂教学，有助于引领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与探究学习，有助于教师圆满完成商务英语的教学任务，有助于实现商务英语的人才培养目标。
综观目前的商务英语教材，多是各种信用证、承兑交单等术语，询盘、回盘的句型等语言交际的基本范式，较少系统地研究英语国家商务文化整体范式。在学校课程设置上，一般涉及普通的英语和基础商务知识。教学内容局限于几本外贸英语本科教材，“教为主、学为辅”的教学模式仍占主要地位，教师仍然是课堂的核心和控制者，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未得到真正的贯彻。因缺乏真实或仿真的语言材料，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而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意义建构才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最终目标。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和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灌输者。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有意减少外部控制，增加学生的自我控制。
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放弃职责，而是教师要全方位监控整个过程，及时给予纠正与引导。在商务模拟仿真情景活动开始前，教师要对学生的任务精心设计，并让学生明确本堂课的训练任务，讲明练习的要领。在模拟情境中，教师要提示学生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并确保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并有足够的训练机会。在交流过程中，教师要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可以要求学生主动去搜集和分析有关的信息资料，对问题提出各种假设并努力加以验证；教师要善于抓住要点，找准切人点，引导学生由浅人深地对商务英语进行探究式学习。作为学生主动意义建构的促进者，教师应该把握时机，提出适当的问题，把学生的思考和讨论引向纵深，加深他们对问题的理解，逐步培养他们对新知识的自我建构能力，切忌把答案直接告诉学生。在教学中要采用小组协作式的高效率学习模式，引入“同学评价”的形式，使学生在交流过程中成为一个细致耐心的“听众”——老师的“听众”和同学的“听众”，促进知识的合理建构。总之，教师熟练的外语表达，对商务案例的体悟，无疑会为学生提供一种对比，让学生能更为深刻地从另外的角度去巩固已学的商务知识，从而进一步培养在模拟商务环境中的工作能力。
［关键词］英美文学 跨文化 文化意识
［中图分类号］I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0－0093－02
引言
跨文化交际学的创始人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指出，文化存在于公开的文化和隐蔽的文化。公开的文化层主要指已暴露的物质文化，包括服装、道路、建筑物、街道、村庄等。而文化所隐蔽之物大大甚于其揭示之物。美国符号学家迪利在20世纪80年代把文化看作是“后语言结构”，包括绘画、建筑、民俗、文学、仪式、音乐、电影、其他等等（Deely,1986:xii）。对表层文化的研究是必要的，它也是深层研究文化必不可少的一步，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体现在民族思想观念等十分隐蔽的领域，在众多研究目标中，文学宝库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顾嘉祖（2002）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学文本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对象。浏览英美文学作品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文化意识与英美文学研究
文学作品是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心理状态、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最生动最丰富的材料，而在语言学习者所学的众多科目中，英美文学属于有着一定难度和深度的课程。如果对西方文化一窍不通，那么英美文学的学习势必枯燥、晦涩难懂，这样作品的美感和作家的独到就无从领会。因此英美文学的学习与文化学习相得益彰。英美文学和英语文化的学习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一）英美文学的发展与英语文化的体现
英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文艺复兴、浪漫主义时期、现代主义时期等，战后英国文学浮现出从写实到试验和多元的走势。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文学文本以外的各种现实、历史、政治、文化的力量对文学呈现着反映。美国文学在19世纪末就不再是英国文学的分支，美国作家在创作风格和体裁上找到自我，进入20世纪更是日趋成熟，战后历经50年代新老交替，60年代的实验学说，70年代到该世纪末的多元发展阶段，形成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鲜明特点和特征。文学的发展趋势鲜明地反映出社会的变迁、文化的沉淀。
（二）英美文学的认知功效、艺术价值与英语语言文化的关系紧密
文学作品隐含对生命的思考、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英美文学是对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是西方人对其人生体验的文化表征。文学名著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生动的人物形象、丰富的艺术技巧，孕育着学生的审美意识，还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在对文学作品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思辨能力也能有所提高，有助于养成高尚的人格。同时英美文学是英语使用者创造性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英语表意功能较强，文体风格变化多样，有的高雅、通俗，有的含蓄、明快，有的婉约、粗犷。这些语言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在英美文学作品里得到了详尽的发挥。研读英美文学作品，可以领略和感受英语富有音乐性的语调和简单而又意义深远的词汇。
（三）英美文学作品的剖析有助于了解文化的差异，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学习英美文学就要开展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和剖析，这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懂得外国文化，增加我们的知识，启发我们的智慧，繁荣我们国家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方法。与此同时，更能品味异域文化，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理解了文化差异才能消除交际障碍，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人交流，融入世纪多元化发展，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潮流中，从而促进了处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提高了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从语言学习者蜕变为语言使用者，实现了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
二、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及改进建议
我国现阶段高校英美文学的学多还依循传统的教学模式，即“文学史＋选读”的模式。文学教学以外部研究为主，教师往往罗列文学史实，学生也是被动地接受老师的讲授。这使学生对作家作品的独特性认识不够，处于同一时期的不同作家作品往往处于“千文一面”的尴尬境遇。这种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使文学课成为各种史料和纯理论的简单堆砌，使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失去生机。学生的文学素养不会有多大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有力的锻炼。
另外，传统的英美文学课大多是讲授式，也就是以“教”为中心，教师是主体，承担所有的解释责任，从作家生平、创作背景、作品内涵、人物分析、意象等。这种教学使学生不能主动地与作品交流，而作品的生命力是读者和作者共同赋予的，如果读者不去更多地接触作品，只是聆听和记忆作品及其相关内容，那么再好的作品也失去了它鲜活的生命力，难以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和批评能力。
再者，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过多注重文学知识的学习，而忽视文学所折射出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教师不是很在意学生是否在一定的文化意识基础上研习英美文学作品。这样原本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就有些单薄且略显晦涩。
针对上述英美文学课上存在的问题，笔者对新时期的文学教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和改进方法：
首先，利用随机通达教学模式（Random Access Instruction）进行“多角度切入”学习。随机通达教学是让学者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进入相同教学内容的学习，从而获得对同一事物或同一问题多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使用这一模式的英美文学教学可避免抽象地谈文艺理论，对同一文学作品的多角度意义探讨可以使学习者获得对事物全貌的理解。
其次，将以教师为主体的课堂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这样既强调了学习者的认知主体地位，又不忽视师者的指导作用。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组织者、帮助者、指导者和促进者，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建构理解所需的基础，同时要给学生留下广阔的建构空间。然而教师完全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又不客观，因此课堂上教师应侧重欣赏作品的方法讲解。课堂上教师重视作品阅读与分析，更多、更具体地向学生示范各种理解策略的使用方法，指导学生如何欣赏和分析作品，适当介入到以学为主的教学活动中，适时刺激学生的好奇感，使其主动去探索，进而培养学生理智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另外在教学手段上，要充分利用好多媒体课堂，恰当地使用英文原版电影，让学生可以直观地领略西方文化，形象地欣赏文学作品。
最后在检验学习效果的方法上，应尽量减少甚至放弃传统的闭卷考试，用不同的题型考核学生对不同文学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应多鼓励学生撰写论文或读后感。文学作品可以为写作提供题材和内容，写作又深化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学生若能主动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寻找、创造过程中，势必养成敏锐的感受力，掌握分析方法。学生的英语水平自然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三、结语
英美文学的研究应包含语言习得和文化习得两个目的，从文学的性质上看，利用英美文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语言教育的价值。英美文学是一面镜子，它反映着英语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英美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在于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深化学习者在基础阶段所学的知识，增强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这就要求英美文学的学习者要不断地强化文化意识，才能成功地进行语言的学习和使用，而且在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能更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免受交际障碍的干扰，因此，英美文学的研究要有文化意识并逐步展开、深入。
【参考文献】
[1]Deely,J&B.Williams,F.Kruse(ed).Frontiers in Semiotics[C].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
[2]Hall,Edward,T.The silent Language[M].Doubleday:Anchor Press,1973.
[3]毕继万.第二语言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J].中国外语.2005,1.
关键词 接受 文化阐释 文化语境 误读 后殖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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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一． 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文化阐释
接受美学理论从更具普遍性的艺术规律着手，而文化阐释的方法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更多的维度。无庸讳言，东西方跨文化文本读解中一直充满着深刻的隔膜、困难和谬误。因此人们需要一种理论来考虑到东西方观众在接受方面的巨大差异和文化阐释方面的巨大差异。一个过分依赖某种西方批评手段的分析家会把某些西方模式强加给中国电影，这就需要我们从综合的角度进行剖析。在一个文化走向多元的时代，任何静态的审美观赏态度，或纯语言形式化的技巧分析，斩断本文与社会的整体联系的接受方式，都难于理解本文的真实意图。文化阐释更适用于对当代电影现象的阐释，它侧重于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本文进行分析。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它要求跳出狭隘的地域，时间和学科等的限制，强调整体性。在我们的讨论中，一部电影就可以当作一个本文。保罗·利科尔认为，一个本文具有两重世界，本文具有自己的世界，可以进行结构和符号分析，而本文同时又作为话语，具有某种从一个生活领域到另一个生活领域的体验意义。所以本文作为这两者的辩证统一体，不仅能从符号学上分析其结构而且能够从语义学上分析其意义，这种意义超越了本文本身，而指向一种世界观。阐释则视符号领域和语义领域为辩证统一，符号领域说明言路，语义领域占有本文所投射的世界（1）。从根本上说，"接受"是一种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行为。它已超越了纯审美的倾向，而是指向了一种新的文化交流和对话。西方流行的电影批评方法大多是文化批评性的，在当今，随着文化越来越多元化，这种接受方式较之静态的语言和艺术技巧分析，更能揭示电影文本的意义深度。持有各种文化理论的阐释者对同样的本文解读出了不同的意义，特别是对电影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呈现林林总总，极为复杂多元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西方的大众和电影研究者们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与氛围是大相径庭的。
接受美学认为没有读者，仅靠文本，意义是无法确定的。基于这样的认识，60、70年代大众传媒研究开始从以效果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同时，电影文本的多重性使得它能为观众提供参与的机会，由于电影要求想象的介入和争辩，更使得观众成为一种电影鉴赏中能动的主体。如果说文学文本的本质是动态的，未定性的，多样化的，那么电影文本更是如此。电影文本意义的多元、滑动、游移常常在作者控制之外。电影的这种模糊性质赋予电影一种探索功能，它能拍出导演自己都没有预想到的东西。影片的内容和意义与导演意图中的阐述出现差异在电影接受中并不鲜见。观众在电影文本的接受中扮演着主动而非被动的角色。他们参与着文本意义的建构。在此过程中，观众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观众浸泡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文化渗透在人的思想中，每个观众解读电影作品都必然从特定的文化语境出发，用他（她）无意识接受的文化价值，文化导向去理解，评价电影，接受其中的某些因素而排斥另一些。爱德华·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提出过"态度与参照结构"（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2）的概念，指出西方殖民主体在跨文化文本（东方作品）的阅读中，其赖以生息的文化（西方文化）形成了阅读主体不可逃避的文化价值观参照结构，这种参照结构是决定西方批评家和观众在阅读非西方文本时的后殖民主义审美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诚然，观众的心理、文化习惯对电影接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是，对中西方电影观众而言，自然有他们各自不同的原因。长期的文化隔阂造成了东方的神秘感。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已经在几个世纪的漫长隔阂中定型。如赛义德所说"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伟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3）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人是一个后来不断添加了广泛意义联想、引申之意的概念。在普通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一方面又因种种离奇风俗而无比神秘。当张艺谋电影呈现出这些特征（尽管可能是批判性的）和神秘风俗时，西方人一方面因唤起了对东方的记忆而兴奋，一方面又因猎奇欲望的被满足而高兴。对中国观众，情况就很不一样。张艺谋电影中所展现的东方，不论是人物还是习俗，还是发生的故事，在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记忆里，都是陌生而新鲜的，从而感叹"原来我们自己可以是这个样子的"。由于文化的压抑被影片唤起而感受兴奋则是中国观众的对张陈电影的一种体验，另外一种体验则是由于艺术表现而造成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很明显，张艺谋的影片正是如王宁教授所说，是东方观众眼里的"他者"与西方观众眼中的"东方"的复杂结合体（4）。一方面，电影里的东方对于西方充当着一个他者角色，但这个他者对于西方是似曾相识，而非完全陌生，也即所谓"熟悉的陌生感"。而另一方面，电影里的东方对东方自己也充当一个他者角色，似曾相识，又非完全熟悉，而是一种在本土文化视域中的"陌生化了的熟悉"。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现实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深刻影响了批评观点对电影真实的看法。他们发现张艺谋电影文本对中国的表现是不真实的，是与他们所熟悉的中国不同的另一个"变了形"的中国，因此他们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这样，西方对中国的误读与中国对中国的误读就同时产生于对张艺谋电影文本阅读体验过程中。中西方对张艺谋电影的接受之所以有差别甚至截然相反的原因就在于此。受众的文化观念和心态的不同决定了张艺谋电影在中西方的接受必然是走了不同的道路。这显然非张艺谋个人导演意图所能及。原因还是要从文化里找，要了解审美经验与趣味受民族文化传统制约的艺术欣赏和接受的规律。例如影片《红高粱》，它不仅仅作为一部东方的浪漫传奇故事引发西方民族新奇的审美愉悦，而且能够激荡起西方民族文化深层的酒神精神，而与西方民族的期待视野高度融合，使他们易于接受也易于忽略这一作品的缺陷。与之相对照的是，国内对《红高粱》的评价则表现为明显的褒贬对立的两极。根本上说，这是东西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生存风格的冲突。客观上讲，无论对红高粱欢呼的西方观众还是对其失望的中国观众的期待视野都有很大局限和偏颇。大多数张艺谋影片其实都存在着东西方理解阐释分歧的现象。
导演的文化观念由于受到西方现论思潮和时代文化经验转换的双重影响也成为张艺谋现象中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不能否认，张艺谋的电影创作最初是以文化反思、人文关怀为宗旨的。关于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文化性国内学者对此有很多论述。张艺谋自己也以人文关怀文化思考影片自居。用张艺谋的话说"大陆第五代的作品都是从大的文化背景入手，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带着对电影变革的愿望，以人文目标为主要目标，具有一种大的气势。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关。我们的文化历来对人的关注比较少，而对道的关注比较多"。（5）但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和《秋菊打官司》虽根植于民族文化语境，对封建文化进行了哲理思考和批判，但这种批判与其他中国电影相比并无特异新颖之处。他的大多数影片虽然都触及了中国文化批判层面但缺乏深度。基本上他的文化思考和美学-文化上的探索主要表现为电影中文化的仪式化与展示性而不是对人文历史的哲学意义的图解。因而避免了接受意义上的沉重，而受到更广泛的大众的青睐。但作为张艺谋电影文本本身的文化性并不是西方评委欣赏青睐的最主要原因。张艺谋电影本文的民族性表现和电影的民族文化特征是才是他们最关注的，也是后殖民角度的电影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霍米·巴巴曾说"文化转型的跨国方面-移居国外，向外散居，转移，重新安置-使得文化翻译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表义形式。国家、民族，或可靠的民间传统的归化了的统一的话语，以及那些印在人们记忆里的文化特殊性的神话都不可能马上注出其来源。这一立场的一个很大的但令人不安的优点就是它使你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的构成和传统的发明。"（6）张艺谋深谙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道理。他有意识地在电影中向外界展示美学意义上的独特的民族性、差异性、边缘性使其获得关注，他对西方主流和边缘艺术手法和文化理论的敏感把握使其在对剧本的改编中注入某些先锋意识，他（包括陈凯歌等人）的天赋和文化素养使他们能够把握当代电影发展的潮流，既不失思想性，又有视觉冲击力。既国际化，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有一定文化内涵又富于较高的审美情趣。他们的电影叙事手法在保留中国传统民族表现手法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艺术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符号学的营养，具有浓郁的哲理意味和诗意风格，这是他的电影能赢得中西方观众的一个原因。
罗兰·巴特的读者性文本/作者性文本的概念划分启发了费斯克在《电视文化》中提出的"生产性大众文本"，即是为大众能懂的又非意义封闭的文本，具有作者性文本的开放性。张艺谋电影就属于激发多元阅读的"生产性"文本或活性文本（activated text）（7）。张艺谋倾向于在电影叙事中释放文化意蕴，而直观的电影创作又难以表达抽象的内容，于是就运用了仪式化夸张化寓言化的手法进行艺术表达。张艺谋文本对叙事结构的处理带有在詹姆逊看来"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分裂和异质，带有幻梦一般的多种解释而不是对符号的单一表述"的"寓言精神"。（8）王一川也引用本雅明的观点证明，"寓言，不再指一般包含道德训义的文类，而是’世界衰微期’特有的艺术形态，它表现为意义在本文之外，含混，碎片化，阐释难有穷尽等"（9），也就是说，只要是一个有"寓言精神"的文本，新的意义就会不断被发掘而阐释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涌现。对张陈电影的阐释冲突就是这样。所以各路理论家在其电影文本的阐释过程中各取所需本来就无可厚非，因为阐释本身就是一个无穷尽的流动的和不断重新建构的过程。
众所周知，电影文本自从诞生起就具有了独立个体的价值。但它常常与由文本诞生的文化语境互相交织，所以文本是不能脱离它存在的文化视域。对于张艺谋电影现象是怎样被接受和阐释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文本和更广阔的文化语境背景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考虑。 西方观众和批评界对张陈电影的认可的原因何在，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王一川认为"归根结底，张艺谋文本只是受西方他者引导的，无意识地满足西方’容纳’战略需要的中国寓言，这部中国寓言不是中国民族性的，而是西方式的，是西方权威所规定如此的中国寓言。"（10）也就是说，张艺谋电影的成功是当代中国人向西方认同的结果，是后殖民主义的范本。还有一些类似的看法，在我看来恐怕都有失公允，不排除有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的影响。但达成了共识的是：张艺谋电影获得国际大奖，并不等于中国文化就达到了本世纪人们为之奋斗的"世界一流"水平，而是表明中国电影已必然地汇入了当今世界电影国际化的大潮之中。无论如何，张艺谋电影获得国际的认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张艺谋电影现象的后殖民性也显而易见，关键是要分析对中西观众来说，电影中哪些因素被西方所接受，哪些因素又被东方观众所排斥。他的电影如何扮演了东方眼中的"他者"和他者眼中的"东方"这双重的"他者"角色。这才是有意义的。在多维的批评分析角度中中，后殖民理论是"颇具力度和深度的"的一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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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二．后殖民理论视域中的张艺谋电影
90年代的中国文化处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明显的后殖民语境。中国虽然理论上只有半殖民地历史，但文化殖民的状况却一直存在。在一段时间里表现为武力征服的形式，而在现当代主要体现为一种"后殖民主义式的魅力感染"（12）。就电影这种文化形式而言，考虑到它本身就是西方的发明，在中国的发展一直相当滞后，近几年来又颇受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电影文化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具体到张艺谋电影，这种后殖民性一直是从事文化批评和研究学者讨论的焦点。但批评视线主要集中在中国作品如何迎合和参与"东方主义"的建构，如何归顺西方文化霸权的。我个人认为，这种批评视线往往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而比较片面和偏激。若将视线转移到西方文化对中国作品的接受和阐释如何表现出东方主义偏见和后殖民主义审美观上或许更为客观一些。
既然我们把当代电影当作一个文化现象，那么"对影视这一无网之网中盘根错节的文化现象，纷繁复杂的文化因子的解码，必须放在一定场域中进行，否则就不能得到恰切合理的解释。批评应冲破一时一地及一种文化背景的限制，以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文化眼光来进行关注。"（13）因此，本文的讨论的基点便是全球化的大背景。
全球化对各领域的冲击都已经存在和正在发生，在理论界，我们的文化研究也不局限在精英文化的范围内，而越来越具有多元化、非边缘化（demarginalization）、非领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消解中心（decentralization）等特征。电影自然不能也不应例外。 在中心和霸权受到质疑而日益消解的后殖民时代，本民族中心主义价值观逐渐被打破，与之相应的是，各自话语性质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改变，整体而言，文明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迅速发展的今天，已经不可能不发生自身的裂变，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在当今时代就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对于西方而言，在西方中心权力话语逐渐滑坡的情况下，当代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家和学者大都对东方和第三世界文化产生兴趣，试图从中得到启示，以便使自己的文化摆脱危机。从异质文化中汲取所需，对东方文化的部分加以借鉴以摆脱自身的人文危机的意识在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达成共识。东方文化的价值正在逐渐被西方所认识。张艺谋电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西方关注和认同也并不出乎意料之外。当然，如前文所说，如果对东方的关注只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则取舍就会只在他们的需要之基础上进行。他们所失去的，所缺乏的，所不常见的，因而惊奇和羡慕的，从张艺谋的电影文本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比如，张艺谋电影文本中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念一直得到传播和表达，与欧美主流文化日渐背离人文主义理想形成对比而得到西方电影节的肯定。再如张艺谋电影文本中对酒神精神、生命狂欢的赞美，对大自然的亲切、原始质朴的生活方式，奇妙美丽的民族仪式和奇观甚至风格写意的民族气质由于与西方主流文化形成巨大差异而得到热烈欢迎。西方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品位为规范的标准来对东方艺术进行评判取舍是不可避免的，而问题在于西方对东方文化艺术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除了一部分素养高的观众和学者，可以这么说，大部分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要么所知甚少，还停留在非常过时和粗浅的水平，要么就是偏见重重，局限了他们对东方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欣赏。
那么，是不是所有东方电影因为表现了差异，都会在西方被认可和理解呢。事实是，并非所有来自他者世界、表现了"东方"的电影就能够被西方接受。有别于西方的文化必须在西方文化的参照和阐释下才有意义。除了具备特异的民族性或文化身份以外，还要能够在西方主流文化脉络中获得理解。也就是影片能够使来自文化他者的东西与西方观众自己的文化传统相联系。《孩子王》、《边走边唱》等影片深深浸染着东方人文精神，像这样具有文化深度的影片却无法获得国际承认，国际上认可的张艺谋影片实际上在文化深度方面又有所欠缺。他的影片在国际上的成功的深层原因显然并不在于影片本身的文化内涵。为什么？《孩子王》在欧洲电影节的失败和《红高粱》的成功就说明了如果东方文化无法被西方的思维所理解，就无法使他们获得与自身相参照的他者之镜的意义，就无法得到关注并获得奖项。毫无疑问，所有获奖电影中都有西方文化传统中熟悉的主题，如影片《红高粱》巧合地被西方人读解为一个发生在神秘陌生而原始的东方世界的浪漫爱情故事从而得到理解和接受。影片所张扬的酒神精神与生命感也与西方文化精神不谋而合。从影片《菊豆》中看到的"俄狄浦斯情结"的重演，从偷窥的场面中感受到性窥视的精神分析视角，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中读解出同姓恋故事，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看到教父类型的黑帮片的痕迹。无论是对西方电影研究者还是普通观众，如果从这些影片中读解出他们所能理解的文化含义，文化优越感得到满足之外，审美接受上也获得愉快，即电影理论家尼柯尔斯所说的"熟悉的陌生感"。 接受美学告诉我们，任何接受主体的艺术参与，都只是其期待视野寻求表达的过程。张艺谋的获奖影片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渠道使他们对东方的期待视野得到了表达，因而体现出后殖民性，因为后殖民性的一个标志就在于某种与西方期待视野相一致的"东方"代替了真正的东方。
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文化误读也是后殖民性的一个体现。在电影这种文化交流形式中，"一种文化信息的编码若被另一文化解码，则受感知定式及语言和非语言过程制约。尤其影响感知的价值系统，文化系统，世界观，社会组织等因素使文化交流过程充满误读"（14）。而具体到张艺谋文本，这种普遍存在于电影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误读则体现出后殖民性。就西方的误读来看，经历了同时发生的两个过程。首先，是"求同"。西方眼中张艺谋电影本文（包括陈凯歌和姜文的某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也就是民族的、社会的、政治问题的性解决和力比多化。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红高粱》把一个西部旷野的故事和民族嫁接在一起，实际上是用一个民族的英雄寓言隐藏了力比多的释放，《菊豆》的弑父与，《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性心理分析，到《霸王别姬》同性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青春期性觉醒和冲动等。西方理论有将政治与性看作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的传统。这一过程印证了西方的理论。他的一类影片以《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为代表，将空间感加以放大，而时间则是无声，静止和轮回的，所谓"空间对于时间的胜利"，这与西方文化常将东方文化看作是一种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文化不谋而合。另一类影片以《活着》（及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为代表，将政治符号象征化地嵌入个人的人生际遇，又正好切合了西方对于中国极权和暴力政治的意识形态想象和詹姆逊民族寓言的读解方式。另一个是"寻异"。 如前所述，张艺谋电影的东方主义的民俗与民族寓言的政治在西方对东方的期待视野中成为两个最为鲜明的民族性的表现，甚至成为中国电影，中国文化的身份标志。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方面最与西方相异，最能够使西方区分自我与他者，而满足心理的新奇感和文化的优越感。西方在阅读东方文本时，只有同时满足他们寻求的"同"与"异"的特征的东方电影文本，才有可能得到西方的认可和欣赏。这两个基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误读过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就东方的误读来看，霍米· 巴巴的研究告诉我们，张艺谋文本是西方理论涌入中国之后与导演带有主体建构意识的创作冲动结合，所产生的一种居于与西方原体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变体"或者"他体"，这种"他体"既带有"被殖民"的痕迹，同时又与本土文化话语糅为一体，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被殖民"的变体一方对殖民性的"原体"文化话语的有意识的，并且带有创造性的误读之上（15）。可见，东方与西方的误读殊途同归地标示着后殖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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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三．结语而不是结论
张艺谋神话看来并不是匪夷所思，而是有迹可寻的。张艺谋现象的后殖民性通过分析，已经非常明显的呈现出来，那么究竟张艺谋的成功是不是以民族文化的屈服为代价而获得的呢？答案也很明显：代价是有，因为他的电影创作活动不得不受到西方观众期待视野，国际资本和市场需求等的制约而相应地作出某些反应。比如为求新而虚构民俗等。为民族性而偏重旧中国乡土题材等。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后，张艺谋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特征已经有套路化类型化的模式，不仅题材重复，而且整体上表现出对落后文化形态和生存状态的怀旧心理和迷恋。客观上的效果是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价值的扭曲。中国几千年灿烂文明，东方古国的民族文化决非大红灯笼可以代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面貌和当代文化却在他的电影里处于缺席状态。它在让西方注意到中国民族文化的同时又遮断了投向一个完整真实丰富的中国的视线。在这个意义上，"张艺谋电影与其是洞向世界的一扇窗，不如说是阻断了视线的一面镜。"（18）尽管张艺谋电影事实上只是90年代的中国大陆电影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西方眼中却成了中国电影甚至中国文化的代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后殖民性的表现。虽然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隔膜，偏见、误读、曲解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但在处于全球化语境的当今中国，电影这种世界性的媒介却并没有成为我们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导演的主观意图如何，张艺谋电影文本的确是作为后殖民的范本而存在。它提醒我们，让中国民族文化的价值真正为世界所认识还是任重而道远。
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说，无论如何，中国的本土作家（苏童，刘恒，余华，莫言等）和优秀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的作品毕竟通过了西方艺术节的窄门而被西方所认识，尽管认识是不全面的，甚至有时是不真实的，但却是难能可贵的。可贵之处在于中国民族电影尽管仍然处于边缘话语，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边缘了。在观赏张艺谋电影后，许多印象被强化，排斥或修改，但最后势必产生对华人文化及其社会的整体态度。对异文化的排斥与认同，仍然是目前本土与全球文化经济互动中最显然易见的现象，又因为电影是世界性的媒介，尤其在一部电影得到欧美各地大奖之后，更是容易普及，因此，在其他社会中形塑他人对华人的族群，资讯，财经，科技，人文景观的理解的同时，也使本土文化的鲜明色彩得到了强调。
张艺谋电影文本在当代的中国电影文本中是一个"具有症候性的，十分含义丰富有相当暧昧的对象"（19）。所以虽然对它的讨论众多，至今也未形成一个公论和定论。本文从大的文化语境着手分析，一步步深入到影响文本的接受和阐释，成与败，毁与誉的各种因素。目的并不是要得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的结论，而是通过方方面面的分析，可以勾画出在张艺谋文本的接受和阐释所具有的现实状态，一个大致上清晰的轮廓而已。而且希望我们透过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接受和阐释以及张艺谋现象，能洞见中国当代文化与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
>> 伊斯兰文化交流与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软实力 从秦皇岛―清州文化交流 看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文化交流 季羡林与中印文化交流 韩素音与《文化交流》 我与《文化交流》的缘分 编辑与文化软实力 略谈博物馆文化服务与文化交流 文化管理体制创新与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竞争优势 文化交流心连心 文化交流新呈现 浅谈“跨文化交流” 中美教育文化交流 中韩学校文化交流 试论文化交流 文化人的文化交流 中国“文化软实力” 打造文化软实力! 建设文化软实力 增强文化软实力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现在的文化贸易战争已经成为全球化潮流，如果不发展和促进文化贸易，中国就要失去这个机会，就要永远处于其他文化发达国际的文化原料产地和文化产品销售地，比如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片《木兰》1998年取得了3亿票房，故事来自于中国、最大的市场也在中国，盈利的却是美国人，而且还渗透了许多美国的文化因素。
相较于现在的文化贸易逆差，中国在历史上则是一个文化输出强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曾经有过四次辉煌的传播史：第一次是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使中国文化、艺术民俗等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第二次是唐代，盛唐文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面貌，涉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北部，在“东亚文化圈”之内的国家都使用汉字、提倡儒学、实行中国式典章制度等；第三次是宋元时期，活跃的海上贸易使东西方的交往空前频繁，大规模的移民形成了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广阔壮观景象；第四次是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就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传播的壮举，而各国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的同时也把中国学术典籍翻译成外文，介绍中国的人文风情、文学艺术。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不可能仅仅是一座空中楼阁，其发生、发展必定有其独特的根基作为基础和积淀。这根基就是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中国历代对外文化输出的盛时，无论政治制度、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进行这种比对之后再看现在世界的文化格局，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日本的文化输出如此强劲；同样，韩国文化的崛起也正是其经济崛起后的一种文化全球化的“自我诉求”的反映。可见，文化输出是要以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甚至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没有强盛的国力为文化发展保驾护航，文化发展如同无源之水、难以为继。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在走上强国之路。中国挺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承办世界沃斯达会议，斡旋于朝鲜半岛核问题谈判各方、承办亚欧首脑会议，举办了2008奥运会、2010年还将举办上海世博会，……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机遇和资本正在不断增长。
三、新形势下文化“走出去”的策略
2008年5月，柯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所著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指出了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三大弱势：一是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使文化发展处于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的地位；二是中国文化软资源对世界的吸引力不强，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世界意义上的文化品牌；三是中国对于媒体、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用尚无经验。(注: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 --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05.)柯兰齐克教授的评论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他的评论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现在国外真正可以称为文化品牌的可能只有影星成龙、李连杰、章子怡等，而他们所代表的电影文化相对于中国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兼容并蓄、具有民族性和社会主义特征的新时代文化是十分狭隘和不全面的。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要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世界上创立多方面、多层次的中国文化品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制定循序渐进、适合国情的相关策略，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制定文化战略、提高主体意识
文化输出首先是文化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觉醒。仅从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上来看，日本人对其进行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国内学术圈。当代中国人对自己老祖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存在致命的断层，自觉意识仍亟待加强。反观现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却日益加深，年轻一代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接受那些“快餐文化”和“洋文化”？是那些文化真的“文明”还是一些国人已经迷失了自己、没有了自我文化的认同？
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文化全球化，这对我国文化层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三点：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注:人民网《强国论坛：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发展战略》，.)前两者都是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的，然而最后的文化价值冲击是虚无的、非物质性的，它会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减弱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而增强对外来文化的认同感，从而改变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的集体意识性，进而改变一个民族实际存在的精神实质和基础。
针对这种情况，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保护本国文化――发展本国文化――输出本国文化的“三步走”文化战略。所谓文化战略是指对文化发展的目标、途径和实施方式进行整体性的谋划，实现文化的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创意英国”的文化战略，日本也确立了“文化立国”的基本策略，我国制定文化战略也是势在必行。通过实施文化战略，增强人民对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继承和发展，目的是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和国家标志，从而提升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让国人对本国文化有深刻理解并自觉拥护和传承。
2、政府积极推介、企业借力发展
根据文化传播学理论，一国的文化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主要有三种模式：宗教的全方位渗透模式，官方双边和多边文化交流模式，商业文化贸易模式。(注: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目前，美国、法国、日本等文化发达国家，无论其文化主管部门职能如何有差异、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经济支持政策如何不同，他们文化传播的主要模式都是以商业贸易模式为主的，而中国现在大都以政府间官方交流或主要由官方出资支持的活动为主，如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虽然已经转为企业，但是其所从事的工作90%仍然是官方文化活动，它的经营思维模式依然没有因为身份改变而改变。
由于当前我国大多数文化企业资金少、规模小，它们想“走出去”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因为政府具有最广泛的号召力，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其次，很多文化产业需要大量的人员和资金投入，这不是一般文化企业能够承担得起的；同时，政府的对外文化政策不是空泛的，它必须以文化产品为载体。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政府与企业如何进行角色转换、如何加强合作的问题。政府投资项目固然能制造出一定的影响，这样的影响虽然声势浩大、来势汹汹，却不具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潜移默化似的渗透性。文化企业作为文化市场的主体，在政府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之时要积极参与，在宣传之后必须立即接过文化宣传接力棒，适时地将文化宣传进化为常驻性文化销售和文化服务。同时，政府决不能居高临下或把文化企业推到最前线，任由其孤军奋战。对于文化出口，政府必须与企业联手，利用政府健全的外交途径、经济政策、法律支持和其他所有优势条件，积极为企业开道，与其建立起完善的合作战略。
文化的市场化运作是文化对外输出的一个重要途径。既然是市场化运作，其中自有其规则。盈利是促使文化“商人”们将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动力，也是外国的“文化贩子”盗用中国文化的动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来说，如何制定好文化经营的规则是政府应当立即着手去做的。如何利用好市场中“无形的手”，让利益驱使众人去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口磨是政府的职能。组建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是开创之举，历史意义深远，但一个公司不可能一举解决文化贸易这一庞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创立多个知名文化品牌，就要从企业营销方面入手。
3、建立营销意识、设计文化品牌
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仅仅停留在举办几届中外文化节、或者政府间签订了多少份的文化交流谅解备忘录，文化输出也须用营销思想来进行分析，必须有着详细完备的、循序渐进的步骤，应以文化贸易额为重要指标建立起积极的文化营销意识、进而建立起健全的营销网络。
受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随着市场竞争规则和人民消费习惯的变化，营销理念要以满足市场需求、追求顾客满意、建立顾客忠诚为目标。在根据以上目标制定相关策略前，首先要开展的工作是进行市场细分（Segmentation）、目标市场的选择（Targeting）和市场定位（Positioning）等方面仔细研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STP：
•市场细分――观众类别比如年龄、性别、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观众最感兴趣的方面，每一群体有怎样相同的特点和相同的需求；
•目标市场的选择――经过市场细分，选择能有效吸引并能提供特色服务的目标市场，对其进行策划研究；
•市场定位――根据目标市场设计吸引人的文化形象和产品，引导观众对中国文化的正确认识，把观众吸引到特色文化产品上来，并使其觉得受益匪浅。
不同文化市场的受众群受其固有文化的影响、自身条件限制和心理开放程度，对外来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接受能力，因此，判定文化市场、切入文化市场进行运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做足市场调研后，还要针对国外受众群设计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外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做出自己的文化品牌，不能再盲目地把中华文化不假思索地直接输出；要在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基础之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诠释，并融入国际色彩。意大利历史哲学家本纳德多•克罗齐有一句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见，所有历史都是站在当代视角并为当代需要而书写的历史。对于文化，我们也要有这种“当代需要”、“中国创意”、“世界视角”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符合当代审美习惯、消费习惯的文化品牌。
4、注重地缘因素、弘扬儒家文化
早在在汉唐时期我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便超出了中国范围，向东南亚和东北亚国辐射，形成"儒教文化圈"。但是随着日韩经济的腾飞，日本文化、韩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造成在日韩剧里出现的曾经是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被认为是日本、韩国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地缘因素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控制力。
中国的地缘文化空间区分为全球层次、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根据前述市场细分策略的文化营销思路，针对不同的层次需要制定不同的地缘文化控制政策，文化“走出去”战略。三个层次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周边层、最容易恢复的共同体文化就是儒学。孔子创立的儒学所提倡的仁道、和谐、中庸，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也是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都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所以，在当前世界背景下重新提倡儒学，有利于树立我国和平、和谐的良好形象、更有助于建立起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恢复对周边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而且也是与《文明的冲突》的作者――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亨廷顿所提出的“肯定西方认同、消解非西方文明”的有效途径。
5、整合内部资源、一个声音对外
文化部作为全国文化归口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能是拟定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并监督实施，研究拟定文化事业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指导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人才、文化市场等不同块面进行指导、支持和管理。然而事实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各个门类分别属于、文化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旅游局等多个部门管理，不可避免造成了政府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缺位（文化产品的质量、价格、资本准入、市场执法和政府监管不到位）和越位并存等问题，影响了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注:( 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虽然2003年开始施行文化体制改革，很多市县部门已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合署办公，但是宏观政策调控的实效并不明显。
文化体制改革，这是一场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市县级别的文化单位是无法影响到国家文化决策和国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进行改革，早日实行文化大部制，使文化部真正成为中国对外文化的唯一的发言人，全面规划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和文化产品出口事宜，摆脱目前文化散兵各自作战的混乱局面；利用好现有文化对外宣传的既有资源，先实施“整合”、再在“整合”的基础上实施“拓展”，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才能走得更远。
6、“软实力”的发展、硬技术的支持
文化作为“软实力”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依托国家整体实力的；而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又是依靠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合力。从演出、动画等产业的发展来看，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的存在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技术上、管理上和人力资源上。举个例子，中国目前的舞台艺术大多以传统戏剧、歌舞剧为主，视觉艺术大多以平面绘画和立体雕塑为主，很少会出现国外大型多媒体剧、映像作品。难道是我们的艺术人才想象力不够吗？是我们的文化素材不多吗？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多媒体灯光效果、美术科技水平方面与西方差得太远。
当今世界，文化不再是静态的、平面的、单线性的。文化在信息与科技的支持下，越来越具有海陆空立体式协调作战的特征。谁拥有了高科技和顶尖的信息技术，谁就占有了文化产品的核心，占有了文化市场的大份额。所以我们在鼓励文化“走出去”的时候，特别要注重培养相关产业的科技水平，充分利用高科技对文化产品制作、文化衍生品的生产等方面的影响来促进文化产品的销售。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 中国科学史
Abstract
Postcolonialism，Femin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in HistoriographyDuring its different periods，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has different topics， and made the same topics ha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 New theories and perspective bring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with new form and new interpretation constantly. Very often， some idea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that came from other fields， have influenced history of science. For example， in recent years，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text， and they have shown their vitality in many fields，including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scholars have noticed already these new theories’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however， related studies have not become mainstream in this field.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ossible influence and value of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Key words: postcolonialism feminism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柯林伍德说过，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不研究其次级的历史，这里的次级历史指的是对该问题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1]站在科学编史学的立场，反思科学史研究的过去，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纲领，对于促进科学史学科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一 引言
20世纪之前的西方科学史研究基本从属于科学家与哲学－历史学家两大阵营，形成了相应的两大编史传统。这两类编史者基本上都不是职业的科学史家，他们编写出的专科史和综合史，都是实现各自领域某种目的一种手段，没有形成独特的编史纲领。在编史方法上，直到萨顿为止的这些编史学传统，往往都以编年史研究为主导，[2]在编史观念或多或少受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实证主义哲学把科学史看成是一系列新发现的出现，以及对既有观察材料的归纳总结过程，是不断趋向真理和进步的历史。在这种哲学背景中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影响下的科学编史工作，大多采用的是编年史方法，把科学史看成是最新理论在过去渐次出现的大事年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亚历山大柯瓦雷开创的“观念论”科学史研究传统开始在科学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编史传统强调科学的进步体现在科学理论与科学概念的进化上，可以说是新康德主义哲学史方法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某种体现。与此同时，另一种编史纲领也逐渐形成，这种社会史的编史纲领受历史观和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的影响，强调把科学的发展置于复杂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更加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3]， p.24）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等思潮对西方科学史研究产生的影响也开始明显起来。
可见，西方科学史学史上的历次重大变化都受到了其他领域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影响，积极吸收这些新的观念和方法，促成了科学史学科的不断进步。目前我国科学史研究仍然以实证传统为主，研究方法大多限于历史文献的考据和分析。尽管实证传统今后仍然可能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主要编史纲领之一，但要促进科学史学科的全面发展，我们也必须及时、合理地吸收相关领域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近些年来，西方科学史研究开始引入了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展现出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对此，我们需要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 后殖民主义科学史及其启示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带有鲜明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是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新问题。[4]这一思潮是在对殖民主义的长期反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有葛兰西、法农、福柯、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莫汉蒂和汤林森等。
后殖民主义思潮最初集中在文化领域，主要关注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文化殖民与语言殖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思潮开始影响到科学史研究，有关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科学在文化殖民中的作用与位置。虽然目前国内在文化研究等领域对后殖民主义的已形成了某种热点，但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中，有分量的相关的研究却依然不多见。
美国科学史家路易斯佩尔森（Lewis Pyenson）将“殖民地科学”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从1982年开始，以“文化帝国主义与精密科学”为题，论述了德国、荷兰和法国的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天文学与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佩尔森认为，西方人总是把自然的数学法则看成是文明的显著标志，把由资本家支持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摆在世界面前，以显示其文化人的姿态；而实际上，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牛顿原理等这样一些物理法则对于实际应用来说，并非唯一有效。例如，对于建造结实耐用的桥梁来说，牛顿原理的作用，如同哥白尼理论对于航海那样，都不那么必需。理论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实践上的一致性。但是，殖民地科学家的工作由于显示出对自然的操控能力而得到了殖民地居民的尊敬，他们的工作为欧洲的优越性提供了根据，他们通过抽象活动抑制了从属地区的独立情感。通过文本分析，佩尔森还揭示了法国殖民者的科学文化殖民策略：仅仅显示科学优势还不能完全抑制殖民地人们的自由思想，他们还必须被说服，解放的程度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自然提高的，任何东西也不能取代由科学带来的发展及其价值和意义。[5]
佩尔森的工作在科学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医学史家保罗帕拉蒂诺（Paolo Palladino）和米切尔沃伯斯（Michael Worboys）在对他的工作进行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科学史研究。他们批判了佩尔森关于描述性科学和精密科学的划分，认为精密科学同样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批判了佩尔森把文化殖民主义单独抽离出来考察的做法，认为科学文化殖民与经济、政治殖民等是交织在一起的；批判佩尔森忽略了殖民地科学文化对于宗主国科学文化的影响，忽略了殖民地人群的视角，并在潜意识将科学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简单地看成是帝国科学向殖民地单向的流动等缺陷，强调西方科学与殖民地科学之间的互动关系。[6]
此后，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是，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将其女性主义理论置于后殖民主义研究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中，坚持科学在文化上具有多元性这样一个基本立场，阐明了欧洲扩张与现代科学出现在欧洲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哈丁的工作中，充分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深层背景上的趋同。哈丁认为，后殖民时期的科学技术研究是从欧洲中心文化之外确立其关注和概念框架的，这一研究将运用包容性更广的科学定义，这一定义鼓励我们重新考察它何时是有用的、何时求助于一个更有限制性的定义代价太高。“科学”将被用来指称任何旨在系统地生产有关物质世界知识的活动。在这种宽泛的科学定义下，所有的科学知识，包括近代西方确立起来的科学，都是所谓的“地方性知识”，或者“本土知识体系”。她认为，后殖民主义的科学技术研究的这种策略使得其能够探究不同文化的科技思想和实践的特色，它不仅可以为原有的概念框架添加新的研究主题，还能迫使概念框架本身发生变化。（[7]， p.11）在这里，“本土知识”，或者说“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是一个及其重要核心概念，正是在对这个基本概念予以注重的基础上，我们才会推论出一系列重要可能结论。
后殖民主义科学史站在与传统科学史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从一种新的视角提出了诸多全新的见解。例如，在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中，往往只关注近现代欧洲的科学，那种“地方性的知识”只在人类学之类的领域中才被合法地研究；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立场则在多元文化的意义上，把“科学”的概念进行泛化，将各种“地方性知识”包容进来。后者的观念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来说，有很大的价值。
首先，涉及到的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和“李约瑟难题”这两个问题曾一直困扰着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们，至今仍无定论。早自20世纪初，任鸿隽、竺可桢等老一辈科学史家就已讨论过前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些前辈们所指的科学，是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组织机构、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如果我们将科学定义在这个范畴，那么中国古代无疑是没有科学的。很多持“无”观点的学者也多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而持“有”的学者，往往更多的是从民族自尊心的立场来考虑，要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合法性的地位。因为如果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还哪来的科学史研究？然而，立足于后殖民主义科学史的立场，这一问题已经被消解了。因为在后殖民主义看来，与其他文化的系统知识传统一样，现代科学技术从若干重要方面看也属于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它们也产生过系统的无知模式。（[7]， p.74）在这样一种观点下，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地位便勿庸置疑。既然普适的、唯一的、标准的科学体系是不存在的，近代西方科学也是地方性的科学体系，我们不需要拿它来作为参照对象，就可以找到自身的研究合法性。同样，“李约瑟难题”在此也可以得到解决。因为都是地方性知识，所以就不需去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的问题。正所谓“在当我们采取了新的、不将欧洲的近代科学作为参照标准，而是以一种非辉格式的立场，更关注非西方科学的本土与境及其意义，‘李约瑟问题’就不再成为一个必然的研究出发点，不再是采取这种立场的科学史家首要关心的核心问题了。”[8]
其次，从这一扩展的科学定义出发，后殖民主义的视野将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尤其是古代科学史研究开辟广阔的问题域。
由此所涉及到的，实质上是一个科学观的基本问题。原来被看作是民间信仰或巫术迷信（而在实际的分析中却可以看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的那些知识，在这里也取得了被研究的合法性。例如，针灸学、草药学、古代妇科、女医等都可得到与传统的数学、天文、物理等知识相类似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主流科学史也曾研究过燃素说、炼金术等内容，然而不同的是，它是把这些主流科学之外的内容作为与主流科学相关的背景来研究，而后殖民主义科学史却给予这些非主流的知识以独立的合法性地位。此外，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其研究方法十分多样丰富，大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这些具体的分析方法也可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所借鉴。
三 女性主义科学史及其启示
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中派生出了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它运用女性主义特有的观点和立场，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范围广泛的各门学科。（[3]， pp88-89）其中，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源于与科学相关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使得学者们开始思考科学史上女性科学家如此之少的根本原因：究竟是女性出了问题，还是科学出了问题？科学在本质上是否与父权制相关？
为回答这些问题，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者一方面开始致力于寻找科学史中被忽略的重要女性科学家，恢复她们在科学史上的“席位”。这些研究既希望通过补充女性科学家的历史来完善既有的科学史，也试图确证不是女性出了问题，而是科学出了问题。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的学者转向批判科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揭示近代科学的“父权制”根源。例如，女性主义学者卡洛林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桑德拉哈丁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揭示了科学从其历史起源开始，便具有性别建构的性质。[9]与此同时，很多女性主义学者注意到，这种被社会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形态建构的科学，反过来又进一步说明和强化着社会性别观念本身。他们通过研究自古希腊到20世纪的生物学史和医学史，充分说明了科学对性别差异和性别本质的建构和强化关系。例如，席宾格尔（Londa Schiebinger）、图安娜（Nancy Tuana）、欧德苏瑞（Nelly Oudshoorn）等就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揭示了科学与性别意识形态互相建构、互相强化的本质。[10]可见，正如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所认为的，批判性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不必将自身局限在科学中的女性主题上，而应该从各种角度深入分析科学中随处存在的父权制现象，[11]也正是这种批判性的分析视角，构成了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位置。使得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越来越成为西方科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颖而极具潜力的方面，越来越受到关注。 [12]这里就这一新的编史观念之于中国科学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与价值做初步的理论分析。
第一，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给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问题域。
如同思想史编史传统的出现为科学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一样，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关注女性对科学所做的贡献，关注科学背后隐藏着的性别权力关系结构，关注科学事件对女性的影响，关注科学对女性本质的规定，关注与女性相关的“边缘”科学史等这些不能为以往科学史研究所注意到的内容。如果把女性主义视角纳入到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去，无疑将会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开辟广阔的问题域。
传统中国科学史研究对女性关注很少，有的学者可能认为，女性科技人物研究得少，不是因为他们不关注女性，而是因为她们本来就对科学贡献少，历史文献记载的也少。事实上，在近期学者对中国古代所有科技人物的生卒年资料进行搜集时，收编了上溯春秋时代，下迄民国末年，甚至少数延伸到20世纪50年代；空间上限于在中国出生和去世者，以致少数在外国去世者在内的中国古代科技人物；本着凡是能找到的妇女科技人物，全部收编的原则，最后在所收入的1522名人物之中，女性确实仅占19名。[13]然而，站在女性主义立场来看，这正说明了女性在科学史上的“集体失忆”，她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的科学工作被由男性掌控的历史文本所忽略和边缘化，她们没有话语权，没有历史记忆。为此，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除了要挖掘和恢复被以往科学史忽略的女性科学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既有科学历史文本中分析女性受压制、被忽略的原因，解构文本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 ([14]， p.166)
以医学史为例，要研究中国古代女医问题，从女性主义编史学的视角出发，首先必须进行古代女医的发现、填补研究。然后还要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性别制度的规定及其在医学领域的体现、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实际运作与性别制度、观念的规范之间的差距、男医与女医的个人身份认同、医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与“女医形象”等问题，分析古代各种医学话语本身的非中立性、非客观性，重新思考古代医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假定等等，这些都是不可能在有性别盲点的科学史中被考虑到的内容。医学史的情况如此，其他学科史研究的情况也如此。
第二，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
尽管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内部流派纷呈、观点多样，但作为学术研究，它们共享一个基本的概念范畴，即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指的是，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一套强加于男女的不同看法和标准以及男女必须遵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等，它区别于传统的生理性别（sex），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14]，p.4)社会性别既是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其基本的分析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除了会发现传统科学史研究发现不了的新问题之外，还能对传统科学史已经研究或正在研究的问题，从新的分析方法和切入点入手，得出与前者不同的结论和评价。
笔者曾以第八届东亚国家科学史会议论文集中的两篇医学史论文作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两篇论文考察的都是中国古代女医问题，但由于采用的视角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和分析的深度也有所不同。[15]具体而言，其中一位学者通过对古代女医的医术技能、医学教育和医学地位等的分析认为：古代一些下层女医在医术和道德上都不行，杰出的男女医得到的尊敬一样。这些结论限于文献表面文字的搜集和总结，没有对文献作者及其意图进行深入分析，对于中国古代记载女医的文献为何如此稀少的原因，也只是简单地从封建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迫角度稍做分析，因而结论也鲜有新意。[16]另外一位西方学者则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揭示了古代男女医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认为得到尊重的女医只是少数有家学背景的人；然后分析认为文献材料的男性作者们对女医的医术和道德进行了诋毁，并认为诋毁的背后掩藏着上层社会意识形态与男医共有的对女医的排斥立场和意图。此外，她还注意到了不同女医之间的差异，以及医学文化的多元化等问题。[17]这种不同的立场，特别是因有无社会性别意识以及对于医学的社会性别维度的认识的差异所导致的研究风格与结论的差异，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此外，女性主义对科学史进行研究所采用的具体分析方法包括隐喻分析、解释学方法和深度访谈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别于传统科学史研究的方法，值得借鉴。其中，隐喻分析是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关键方法。因为隐喻常常表达着人们对于事物的基本认知和评价方式，通过对科学中涉及到的性别隐喻进行分析，能揭示出科学史中的性别关系结构。
第三，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引起对传统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反思。
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与女性主义科学批判是紧密相关的，它们除了对传统科学史研究的
视角、方法和内容等产生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支撑在其背后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传统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纯粹客观的、超乎社会之外的知识活动，它与
性别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内在关联，即使科学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现象，那也只是科学之外的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在科学领域的折射而已。建立在此科学观基础上的传统科学史研究，则把科学史看成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活动的历史，且这一历史有其独立的内在发展逻辑。女性主义科学观则认为，所谓价值中立、性别无涉的纯粹科学只不过是父权制文化从封建教会时期转向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一种观念上的人为建构，它并不具有建构者所认定和宣称的普遍性，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18]
可见，在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者看来，近代西方科学“进步”的历史是其与父权制意识形态相互结合、加强的历史，传统的科学编史学将科学看成是脱离社会情境的、纯粹的、抽象的、价值中立的智力活动，因而无法揭示社会、经济、政治、性别等对科学的影响。也就是说，科学活动不仅与性别、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紧密相关，科学知识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的形成是负载了利益与价值取向的。随着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传统的引入，这种新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将会在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科学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内史”实证研究，而应该考虑到历史的具体情景及其与多种社会因素，尤其是与社会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
四 余论
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都是西方20世纪以来兴起的重要思潮，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白人男性心目中，妇女与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相似性。他（她）们都处在边缘、从属的位置，都被白人男性看作是异己的他者，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合力，二者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交流和对话。[19]
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它们都为传统科学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问题域，引入了新的分析视角与方法，对传统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因其主要关注第三世界的女性科学史，对于身处第三世界，具有性别研究盲点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来说，尤其需要引起关注。然而尽管如此，国内科学史界对这些新思潮持有的仍是或漠视或误解的态度，为此，有必要对一些问题给予澄清。
第一，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目的不是狭隘的‘女性’目的，而是更强调以边缘人的视角对主导地位的科学建制进行批判、审视和重建。第二，研究女性主义科学史的学者不一定就是女性。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同传统科学史研究一样，是男女主体都可从事的工作。第三，研究科学中的妇女不一定就是女性主义科学史，没有直接关涉女性主题不一定就不是女性主义科学史，判断的标准在于社会性别视角和批判性分析维度的运用。 ([14]， pp.166-167)第四，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科学史研究不是完全否定西方近代科学，而是要消解其普遍性与抽象性，不是要以弱势边缘的“科学”取代它，而是强调科学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共存与相互协调发展。第五，研究殖民地的帝国科学机构和科学活动，不一定就是后殖民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后者的关键在于对帝国科学文化的殖民化性质进行揭示与批判。第六，采用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方法，并不表示抛弃传统科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例如文献考证与分析等仍将是具体研究过程中重要方法。第七，不是在西方可能过时的理论就不能引入和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美国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受欢迎，言下之意，我们没必要去关注和研究。首先，对某个思潮或流派的历史研究并不会因为其过时而停止；其次，在没有认真分析过这些对西方科学史研究产生深刻影响的新思潮之前，就不假思索地将其弃置一旁，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再次，我们还可以提问：在当下并不过时的思潮又是什么？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恐怕也远非易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我们可以照搬来应用于我们的科学史研究。对于这些理论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我们需要做冷静的分析，要时刻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中国传统科学及科学观的特殊性，充分考虑中西方在文化、民族、性别制度、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种种差异，在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和特性，立足于本国具体情境，在避免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同时，也谨防后殖民主义文化对我们形成的新的文化殖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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