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3 22:34: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新增长理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古典国际贸易发展观及其补充和修正
有关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当时，欧洲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重商主义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基本思想主要反映在财富的内涵以及外贸的作用上。他们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物质财富，若要使一国经济增长惟有不断增加金银货币。而增加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开采国内金银矿藏；二是发展外贸。由于一国的金银矿产贮量是有限的，因此，若想财富不断增长，就只有发展对外贸易，并且要确保贸易顺差，这样才会使外国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国。
在评论重商主义“贸易差额论”的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的典基人亚当•斯密第一次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流阐述。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斯密指出通过开展国际贸易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优势进行专业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对外贸易可以为一国剩余产品实现其价值，斯密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受国外市场的吸引，闲置的资源将被利用，使一国产量增加，从而增加了国民财富。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李嘉图从贸易对一国利润率的影响来说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而在封闭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会使利润率下降，从而减少资本积累。而通过开展对外贸易，从国外进口低价食物和必需品，可以降低劳动力价格、提高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外，李嘉图通过比较成本说，论述了国际贸易对所有参与国的经济增长都有利。
后人对古典贸易发展理论进行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使之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发展：首先，受古典贸易发展理论的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虽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基本相同——即国际贸易有助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其次，也有不少学者对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提出疑议，主张自由贸易不一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
二战后，伴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研究贸易“引擎”的理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认为，对外贸易不仅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且还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一定的负作用。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后的补充和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上述理论很难解释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些新现象。
二、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
新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新增长理论各个增长模型包含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贸易发展问题是新增长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人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该理论的贸易发展内容：
1、规模收益递增。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比较优势在解释国际贸易方面的作用，以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为分析基础。但事实上，很多行业都具有生产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的规模经济的特点。尤其是现代化的工业，大规模的生产反而会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
1986年罗默对阿罗(1962)“边干边学”模型作了修正，用“知识”代替了“资本”，并把知识分解为一般性和专业化知识。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二者的结合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又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保证。
罗默(1986)模型给出的生产函数为：y[,i]=f(k[,i],K)(1-1)
式中，y[,i]为i企业的产出，k[,i]为i企业生产某产品的专业化知识水平（在这里即人均资本水平），K为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
如果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式(1-1)可表示为：y[,i]=k[a,i]K[η](1-2)
由式(1-2)，当α+η=1，即k[,i]、K的规模收益不变时，经济将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资本收益递减正好被外生的技术变革所抵销。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减时，经济增长将趋于停止，因为技术变革的效果不足以弥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效果。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增时，经济将会加速增长且长期增长。因为这种递增的收益形成垄断利润，从而又成为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来源，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就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1990年罗默在《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罗默引入垄断竞争的假设条件，并将经济分为研究与开发、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三个部门，将生产要素划分为有形资本、原生劳动（即非技术劳动）L、人力资本（用受教育年限衡量）H和技术四种投入。其中，技术与第一模型一样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人力资本则既可用于研究与开发部门，也可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
据此，罗默给出了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形式：
附图
式中H[,1]为用于生产的人力资本（H[,2]为研究与开发部门的人力资本，H=H[,1]+H[,2]），Xi为用于生产的第i个投入的数量，为有形资本，A为中间产品。中间产品的生产涉及两部分成本，一部分是生产过程的耗费，另一部分则是向研究与开发部门的购买。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技术开发使发现新的中间产品成为可能，推动中间产品A的边界向外拓展，A随着时间变化的变化率为δH[,2]A。
为了说明收益递增，罗默将知识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经济物品，是一种“不竞争”物品，即知识具有共享性，因此知识存量可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生产，且运用的经济成本很低。知识同时也是一种“专利”产品，企业为获得新发现的专利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对研究与开发部门投资及其风险的必要补偿，从而也保证了研究与开发的动力。知识还具有扩散性、可无限积累性，这些都决定了技术变革的外在经济性。因此，知识的生产具有个体收益（出售专利权）和与正向外在经济性相关联的社会收益。
在新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中，除凸性增长模型仍像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外，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都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和国际贸易的现实条件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将规模收益递增（即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为国际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说明，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每个国家都只生产几类产品，那么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均能以比以往各国什么都生产时要大得多，世界也因而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参与贸易的各国让渡某一种贸易商品的国内市场给贸易伙伴，双方分别通过扩大市场来形成某种规模经济，释放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和生产能力提高，从而从这些贸易中获得利益。由此揭示互利的贸易不一定要基于比较优势。不仅如此，克鲁格曼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现实中的国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所假定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于是，不完全竞争被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和人们对于国际贸易问题的认识。
2、贸易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新增长理论家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由式(1-1)可知，罗默(1986)模型中某个企业产出的增长还依赖于K这一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显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K值会因受益于企业数目的增加而增大，从而使得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有更大的产出。
由式(1-3)可知，罗默(1990)模型中最终产品的产出与中间产品A有关，当A的边界外推时，最终产品的产出将增加。随着以国际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国际分工的深化，有更多的中间产品产生，无疑会推动最终产品产出的增加。
卢卡斯(1988)模型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他假定有两种消费品C[,1]与C[,2]，没有物质资本，而且人口数量不变。那么第i种商品的生产方式为：
C[,i(t)]=h[,i(t)]U[,i(t)]N(t)i=1,2(1-4)式中，h[,i(t)]是专业生产商品i的人力资本，它通过干中学获得；U[,i(t)]是用于生产i商品的劳动系数，U[,i]＞0，且U[,1]+U[,2]=1；N(t)为劳动投入量。由于h[,i(t)]是边干边学的结果，因而随着生产商品i的数量增加而上升。
卢卡斯在这一模型中只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每种商品的生产和技能积累取决于本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对于特定的商品，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递减的，因为在边干边学的初期，技能长进快，然后会逐步慢下来。不过由于产品不断更新，后来的专业技能积累会被赋予到新产品的学习上，从总体上看，专业化技能积累是递增的。国际贸易开辟了国际间商品流通的渠道，多个国家的融合，导致产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都会使卢卡斯(1988)模型中的hi(t)增大，对生产的增长具有正向的效果。
3、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
对于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实早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得到较为深入的阐述。英国的经济学家杨格于1928年对劳动分工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他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范围决定分工程度的思想，认为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后者又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范围。正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作用下，二者都得以不断扩大。而经济的增长则正是在二者的相互加强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受杨格这一思想的影响，杨小凯、贝克尔等人在力图把分工水平这一生产者最重要的活动内生化的过程中，建立起他们的“劳动分工”演进经济增长模型。
杨小凯—博兰德(1991)模型假定所有人都是事前同一的，都自给自足所有的商品，并且每种商品的生产函数、交易成本以及人们对它的偏好都是一样的。由于专业化利益的存在，经济会从自给自足向劳动分工状态演进。又由于存在着交易成本，人们对专业化水平有一个最优决策，所有人的专业化决策一起决定了当时经济的劳动分工水平，劳动分工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同时提高了交易成本。只要劳动分工演进到一定的水平并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人均收入就会随时间不断提高，从而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可能的。因此，即使在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只要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经济就可能不断增长，如果人口增长，更严格地说，如果进入交易的人数增多（如扩大对外贸易），则进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潜力，从而保证了增长率的持续提高。
4、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内涵。
罗默(1986)认为，知识溢出的存在造成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不存在政府干预时厂商用于生产知识的投资将偏少，从而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这种分散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政策提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在引入不完全竞争的罗默(1990)模型中，罗默指出政府可以采用的政策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向垄断商品的购买提供补贴，这将导致研究部门人力资本的收益增加，促进更多的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同时也消除了垄断因素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促使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琼斯－真野模型中，没有税收时的均衡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经济将渐近地趋于平衡增长路径，经济的稳定增长率既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又取决于消费者偏好。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是：政府的经济政策能通过影响储蓄意愿和折旧率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各国增长率的差异是由各国政府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引起的；政府的税收政策一般将造成经济的扭曲，使竞争性均衡不再是社会最优，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应实施减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雷贝洛(1991)发展了宇泽模型。雷贝洛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考察了经济中存在不可再生要素时各类资本品在经济增长率中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为了使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经济中必须存在一类核心资本。即使消费品和其他资本品均由不可再生要素生产，而且经济不存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但只要经济中存在核心资本，资本积累过程就不会中断，内生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雷贝洛也将增长率的国际差异归因于各国实施了不同的经济政策，认为那些收入税率较高及产权保护较差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较低。他还认为：对非核心资本品征税像对消费品征税一样，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如果政府对核心资本品的生产征税，将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政府应减免核心资本生产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5、南北贸易问题。
关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利弊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新增长理论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来研究，通过模型说明人力资本、知识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从而说明市场调节不但适用于发达国家，也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南北贸易对南北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生产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用以促进新产品的开发，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更快了，因为它学习和吸收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当然，新增长理论也揭示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开放经济中产生的总体效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损失。这一点显然与李嘉图模型的结论相反。事实上，内生增长在部门间产生了不平衡：技术进步在各个部门并不是一致的。在某些情况下，国际贸易将有扩大这种不平等发展的趋势。南北贸易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一些初级产品，从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各国为了追求各自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引发一些国际冲突等等。
卢卡斯(1988)模型揭示，由于发达国家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要高，致使资本的收益率比发展中国家的要高，因而出现了资本从贫国流向富裕国家的现象。而不像新古典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在穷国，资本稀缺，收益率比较高，致使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
四、新增长理论贸易发展观对我国的启示
新增长理论所揭示的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及其政策含义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其贸易发展观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1、重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
从国情看，我国很符合传统比较优势战略中传统贸易产品出口国特征，但简单地强调这种贸易模式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不利。很多传统贸易开展国的经济由于传统贸易产品技术进步缓慢、国际市场萎缩，这些贸易部门实际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带动国内经济成长的目的，有的甚至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强调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效应表现在生产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随产出的增加而下降，扩大该产品产量进而扩大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通常认为，在那些与技术进步、资本密集密切相关的行业才会呈现出规模经济的特征。这些行业一般比传统贸易部门技术等级要求和资金密集程度高。大规模开展这种贸易的意义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汇和调剂余缺等能概括的，其核心目的应该是通过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改进技术，提高工艺，在享受规模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中处于有利位置。另外，还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产业，这些产业面向日新月异的国际市场，技术层次、管理水平一流，可以有效地带动国内其它产业的成长。现时期，我们可以利用东部地区雄厚的工业基础、人力资本、技术优势，有意识地打“规模经济”牌，扶植起一批强大的集团企业参与国际分工。
2、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形成“赶超效应”。
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对国际贸易仅从“比较成本优势”或“资源禀赋优势”原则进行解释，无法将贸易纳入经济增长的模型中，从理论上阐述清楚贸易——增长效应。新增长理论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新增长理论家们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即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总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从而使贸易国的总产出水平提高，经济加速增长。同时，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们可以借机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一种“赶超效应”，向发达国家的经济逼近。象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参与国际贸易，收益不在于市场的扩大，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因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那些闭关自守或实行自我封闭的所谓进口替代政策的国家，将会失去迅速积累国内人力资本和专业化知识的良机。只有坚持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才能加速进入知识经济的步伐。
3、政府应加强对国际贸易的管理。
新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们都比较强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当然，这种管理绝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无论是从技术内生论的角度看，还是从知识经济兴起大环境的角度看，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是我国经济建设进程中的重中之重。目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上述产业的发展尚有较大差距，需要通过发展对外贸易，通过“干中学”，利用技术、知识的“外溢效应”来提高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但是，这种宏观的需要往往同微观贸易厂商的短期利益相冲突，难以通过微观厂商的逐利行为自动形成技术升级。所以，要求政府能采取相应措施，制定一些促进技术、知识积累的税收政策和贸易政策，以促进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在提出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时，也强调一国政府应采用出口补贴、关税等战略性措施，以增强本国具有潜在规模经济优势的产品出口竞争力，更多占据国际市场份额，谋求扩大市场份额带来的规模收益。这种贸易政策观点重新审视了被贸易自由主义者所批判的补贴和关税作用，强调了政府在选择优势产业、保护扩大出口进而扩大国内生产的机制链中的能动作用。
4、正确应对经济一体化。
罗默通过一系列假设，构建模型论证，在经济一体化内部如果仅有货物贸易和流通，而没有技术、知识思想的传播和扩散，则这种一体化并不能促进其成员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如果允许一体化内部成员国之间的技术、知识思想的自由传播和扩散，那么每个国家的研究部门都可以在一体化实体总知识存量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因而能够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产出率。这无疑会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即使一体化成员国之间仅有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而没有货物贸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例如，当大陆上第一条由欧洲通往中国的道路（丝绸之路）在中世纪被发现之后，由于货物贸易费用极其昂贵，因而这条丝绸之路对货物贸易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然而通过丝绸之路的旅行家却从中国为欧洲带回了新的技术知识思想（如指南针和火药制造技术等），这些新技术、新知识思想对欧洲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
中国经济经过近30年的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总量和多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已经在世界名列前茅，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产业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迅速发展，中国产业必须继续积极加快发展，实施自主创新和走出去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要真正实施自主创新和走出去战略，就必须了解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制约因素。
1.1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多年保持在10％左右，年均增长率也保持在10％左右。同时，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也有所提高。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在稳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总额已位居世界前列。通过下图可知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1.2 工农业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使工业结构升级步伐加快。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9.8％，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和产业化专项顺利实施。重大关键技术和装备国产化取得新进展。在农业方面，农业发展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央财政用于三农建设的支出再进一步加大，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都在进一步增大。
1.3 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
三峡水电工程、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重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青藏铁路提前一年全线铺通。县际公路改造工程基本完成。新建公路1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6457公里。新建铁路投产里程1203公里，新增电气化铁路863公里，新增铁路复线486公里。
2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一国GDP(或者GNP)的增加。在理论分析中往往进一步以产量来代表GDP(或者GNP)。这里，产量既可以表示为经济的总产量，也可以表示为人均产量。经济增长的程度或者速度则用增长率来描述。多年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又分为以下几种：
2.1 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于1948年分别提出的关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的统称。该模型主要研究在保持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增长理论和模型，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
2.2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是罗伯特・索洛提出的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模型，又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增长模型。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型的不稳定性，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旺二人，于1956年分别发表了《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的论文；英国的米德于1961年又出版了《新古典的增长理论》一书。他们应用新古典学派的基本概念，引用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先后提出了各自的新古典的增长模型。现该经济增长理论以索洛的增长模型为主，也是本文要运用的理论模型。
论文摘要：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索罗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单纯论及资本积累与技术外生化的局限性，强调指出：宏观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同时，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从全新的角度，重新回答了各国间为什么贫富不一、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存在差异，重新论及了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什么以及重新阐释了转型经济的增长奇迹。本文通过论述新经济增长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起因，重点解释两个主要的新经济增长模型，然后，结合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增长现状，在此基础之上，论证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启示。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起因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掀起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热潮，其提出的背景主要是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两个现实问题。第一，各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经济增长率的长期数据表明人均产出的增长是递增而非递减的，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在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前提下，资本的边际产品增长率是趋于下降的。可见，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方面存在着缺陷。第二，不同国家人均收入存在的巨大差异问题。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是可以与发达国家趋同的。而根据以往统计资料显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有不断拉大的趋势。面对这一事实，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此时，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和问题的兴趣，至此，“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潮流勃然兴起。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概述
新增长理论最重要的突破是将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中，提出要素收益递增假定，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断地增长，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在长期内可以单独递增。其研究思路大致可以分为五种：内生技术变化的增长思路［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的内生增长思路［线性技术内生的增长思路［开放经济中的内生增长思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内生增长思路。其中，前两种经济增长研究思路尤为重要，对我国经济增长无论在理论指导方面还是现实经济实践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因此，接下来，笔者将着重介绍Romer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以及Lueas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1.罗默经济增长理论
罗默模型建立的思路是通过引入期望从发明中获利的研究人员从事的研究工作，将技术进步作用完全内生化。罗默把知识即新思想（或者创意）作为独立因子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当中，由于新思想与其他的普通商品截然不同，它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这使得新思想所带来的收益是规模递增的。
罗默模型的总生产函数为 Y =Ka(ALY)1-a ，它描述了资本存量K，劳动力L以及新思想的存量A与产出Y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给定技术水平A，上式方程的生产函数中K和L的规模报酬不变。然而，如果新思想A也被视为生产的投入要素时，就存在了报酬递增。所以，新思想能提高经济产出的收益， 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经济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递增的收益保证着经济的长期增长。这就能说明长期收益为什么能增长，也能解释各国增长率为什么有差异， 为什么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要素边际收益。 转贴于 同时，罗默也指出了，既然新思想能够带来收益，也能够作为商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传播和转移。因此，各国间的贸易可以使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积累，从而提高全世界的总产出水平，特别是相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可以产生赶超效应。
2.卢卡斯的经济增长理论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运用更加微观的、个量的分析方法，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索洛的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引入索洛模型，视其为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增长动力形式，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认为只有这种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
同时，他强调了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因为人力资源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投人要素：一方面它是投资的副产品，即每一个厂商的资本增加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的相应提高［另一方面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 即一个厂商的新资本积累对其他厂商的资本生产率有贡献。这意味着，每一个厂商的知识水平是与整个经济中的边干边学，进而与全行业积累的总投资成比例的。通过这种知识外溢的作用，资本的边际产出率会持久地高于贴现率，使生产出现递增收益。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新经济增长理论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或比较，对各国经济增长都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力资源极为丰富，但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我国科研创新能力以及自主研发知识发展不足［政府在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鼓励创新方面政策不到位。因此，面对这种现状，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启示无疑是深刻和鲜明的。
首先，树立重视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观念。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专业化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的观点对具有丰富人力资源的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以教育培训为主体，加大的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及提高新知识积累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率合收入水平的提高无疑是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拓宽教育渠道，加强教育投资力度。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边干边学都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这对加速我国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积累、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发展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并将教育事业的重点放在普及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上，继续提高国家财政的教育经费支出比重使教育费用支出增长率高于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鼓励社会增加教育投入吸引和激励海外华侨捐资办教育［积极鼓励各种社会团体办教育［强化企业与事业单位的教育培训职能提高各单位教育投入。
最后，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进行知识的传递与交换。新经济增长理论还认为开放经济有利于知识的积累，从而促使经济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也表明，开放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快于封闭的国家。
总之，知识经济将逐步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知识经济对发达国家而言，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对处于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我国要借鉴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思想加快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储备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薛进军.“新增长理论”述评1经济研究，2003(2)
［2］ 陆静超.经济增长理论的沿革与创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5)
合理的金融结构对于促进资源配置、完善资金结构、平衡社会供求和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20年，金融市场在规模上得到了显著发展，但结构上的许多弊端制约了金融功能的发挥和金融效率的提升，本文分析了我国金融结构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并对金融效率做出评判，最后对金融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分析。
【关键词】
金融结构；金融效率
1 金融结构的定义
金融结构的概念首先是由戈德史密斯（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他指出一个社会的金融体系是由许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组成，而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结合就形成了不同的金融结构。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列文指出，从宏观上讲，金融结构是指社会金融体系及金融政策的结构性方面；从微观上探讨金融结构则主要涉及金融契约、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总体关系。王广谦（2002）认为：“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或总量）各个组成部分的规模、运作、组成与配合的状态，是金融发展过程中由内在机制决定的、自然的、客观的结果或金融发展状况的现实体现，在金融总量或总体发展的同时，金融结构也随之变动。”
本文将沿袭以上分析，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资产三个角度入手对中国金融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并分别对上述三个分支的效率进行探讨，进而总结出中国金融结构的运行效率。最后，本文将对未来中国金融结构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和展望。
2 中国金融结构特征
2.1 金融机构特征
金融机构主要是指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内部市场份额架构。分析金融机构的特征，主要是研究其存在形式及各类金融机构所占的比重。从改革以来，我国由银行业主导型变成了多行业共同主导，由单一银行制逐渐发展成为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公司等多元化金融组织并存的发展格局。下图显示了近五年主要金融机构资产总量变化以及各自在主要金融机构中的占比。
通过图1可以看到，银行业在我国金融结构中仍然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资产占比总量达到90%以上。而作为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证券行业，其发展并没有真正跟上中国金融市场飞速发展的步伐，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相差甚远。保险业机构在金融机构中的份额仅次于银行业。2011年保险业从业人数达到390万，甚至超过了银行业的308万人次，保险业在我国的发展迅猛，前途不可估量。最近几年才逐渐热火起来的信托业发展良好，这与我国相关政策放松和金融从业人员思维理念的成熟有很大关系。
2.2 金融市场特征
我国金融市场可以划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其中货币市场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大额定期存单市场、商业票据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等短期市场。资本市场主要包括交易期在一年以上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
中国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规模、结构的变迁带有显著的发展中国家特色。发展中国家在建国初期都会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吸引外资以启动经济，充分培育本国资本市场，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开始全力培育货币市场的发展，1999年后，我国货币市场呈现出一种爆发式的迅猛增长态势，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0%。货币市场的这种跳跃式发展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货币市场发展滞后的局面。
2001-2011年以来，货币市场交易额飞速增长，在2007年到达极大值，然而金融危机挫败了它的强劲发展势头；资本市场发展则缓慢，2005年末，货币市场规模是资本市场规模的8.01倍。庞大完整的货币市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资金供给的必要条件，美国、日本等资本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货币市场规模都远远大于资本市场。因此我国货币市场规模超过资本市场表明了一定程度的结构优化。
2.3 金融资产特征
金融资产是金融业务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和债务凭证，也是金融市场中进行流通、交易和具有法律效力的金融契约。全社会的金融总资产大致可分为三类：货币类金融资产、证券类金融资产和保险类金融资产。货币类金融资产主要指现金、本外币银行存款；证券类金融资产主要由债券、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构成；而保险类金融资产则包括商业性保险资产和政策性保险资产。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资产总量大幅增长，由1978年的1512.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16万亿元。改革开放前，我国金融资产只有现金和银行存款等几种，金融资产结构简单。随着金融改革的演进，资产多样化趋势明显。银行体系开发的信用卡、国债回购、短期融资券、外汇理财、利率互换等多元化金融资产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收益权证、资产证券化、QDII等资产的避险增值功能更加突出。并且，金融资产的构成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总体趋势是：货币类金融资产比重在下降，证券类和保险类金融资产比重稳步上升。目前货币类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占全部金融资产的46.6%，构成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主体。非货币类金融资产增长迅速，特别是证券类金融资产，占比50.19%。从1980年中国恢复商业保险以来，虽然保险业规模不断增长，但保险类金融资产仅占4%左右。
3 金融效率分析
金融结构的合理性直接关乎金融效率的发挥，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分析金融结构的运行效率：
3.1 对融资需求的满足能力和便利性
资金短缺和盈余双方的融资需求和投资需求能否被有效满足，并且渠道是否便利，将直接说明金融体系的效率高低。目前来看，我国依然存在着大量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情况。中小企业得到的新增贷款只占年新增贷款总额的8.5% 左右，而中小企业所创造的GDP占全部GDP的一半以上，70%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由中小企业创造。温州私人借贷和鄂尔多斯地下钱庄的出现表明我国金融体系的低效率性。
3.2 金融资产价格对信息的反映灵敏程度
在高效的、健全的金融系统中，任何一个经济或者政治信号的都会在金融资产的价格上得到迅速的反映，这种灵敏的反映是金融体系高效率的表现。我国资产价格长期偏离经济基本面定价，内部人操纵资产价格现象时有发生。金融资产之间的联动机制不完善，导致资产价格在我国金融市场并不能反映出真实的市场波动和信息传导情况。
3.3 金融体系中金融资产效率及创新能力
我国金融资产中的避险型工具几乎没有，根据西方金融学理论而得出的多样化投资组合在我国也不能有效实现。我国金融创新仍显不足，诸如卖空、期权等对冲型金融产品都未能实现，证券公司、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业务管制过多，无法为投资者提供适宜的金融服务，导致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基础银行业业务进行过度竞争，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
3.4 金融系统传递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滞
一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一般都通过金融机构信贷反应、金融市场利率波动、金融资产价格调整等渠道来发挥作用。按照相关学者的实证分析可知，货币政策的发挥一般在滞后第二期发挥，财政政策则滞后五期才起明显作用。这也说明了金融结构所运行的效率不高。
3.5 金融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指金融交易活动中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价值量。1991年我国印花税曾高达6‰，而2008年降至1‰的水平。众多券商实行的低费揽客规则也导致金融业的交易成本越来越低，报表中的手续费和佣金收入也呈直线下降趋势。2010年沪深市场股票交易1200余亿元的经纪业务收入相比较，2011年全行业经纪业务收入仅为798亿元。然而银行业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等相关费用却持续上涨，相比2010年同期，2011年多数银行佣金净收入的上升幅度超过30%。
4 金融结构发展趋势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参考发达国家金融结构演变的过程，我国金融结构的长期走势如下：
（1）金融机构发展趋势：各分支金融机构的市场集中度将不断提高；个性化、专业化的中小金融机构地位日益突出，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租赁业的发展步伐将加速，我国特有的市场结构和政治导向使得银行在长期内仍将占据金融机构主导地位，非国有银行市场份额提升，金融机构各行业均衡发展，提升金融功能。
（2）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心仍在货币市场以及货币市场中银行间同业市场，这由我国正在转型阶段的特殊国情以及银行业的特殊地位决定。债券市场将得到规范和发展，国债市场的功能和作用得到发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系得到加强。短期内，货币市场制度基础得到进一步完善；长期中，健全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规范股票市场的运行发挥资产价格渠道的传导作用，顺应经济发展证券化的趋势。
（3）货币类金融资产和证券类金融资产为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是中国金融业渐进式改革的结果，这一结构将长期维持。我国将坚持金融资产结构的动态调整，以总量增长带动结构优化，积极开发创新能满足包括流动性、安全性、增值性等需要在内的多元化金融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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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翻译报告；问题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8-0126-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3.032
前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民文化需求持续增长，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媒介之一，其重要性愈加突出，它不仅肩负着传播中国社会文明，弘扬中国先进文化的使命，还要扮演开拓者的角色，引进西方文化宝库中的优秀文化、智慧思想，开启民智，丰富、充实国民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它在专业交流领域及国际经济舞台肩负着不可替代的沟通使命。
为响应国家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的号召，作为西南地区独立学院之一的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目前正处于教育模式的转型阶段。而英语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作为英语语言的学习者和运用者，需要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灵活自如地借助英语这一交流工具达到交流目的。外语学习包括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技能，翻译技能处于最高阶段，也就是说翻译技能是检验语言学习者综合运用能力的最有效方式。因此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语言文学学院在2015届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撰写毕业论文时，新增了“翻译实践+翻译报告”这一撰写方式，以此检验英语专业大学四年级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和市场对翻译人才需求的契合度。
1 . 翻译报告撰写及答辩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翻译报告是用学术语言对整个翻译活动的叙述和总结。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语言文学学院英语专业2015届毕业生以“翻译实践+翻译报告”的方式撰写毕业论文的尝试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以下是笔者在学生翻译报告撰写及毕业答辩期间收集的问题，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对策或改进措施，希望能给以后的翻译报告撰写者、指导教师及教学管理者提供借鉴或参考。
1 . 1 选材及翻译方式单一化
本院英语专业2015届毕业生共152人，其中选择以“翻译实践+翻译报告”的方式撰写毕业论文的毕业生共109人，约占毕业生总人数的72%。109人中，约20%的毕业生选择“汉译英”翻译方式，80%的学生选择“英译汉”翻译方式，而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选择的翻译材料都以文学作品为主。
由此可见，毕业生选择撰写毕业论文的方式以“翻译实践+翻译报告”为主，基本和学校转型期的转型理念相吻合；而以“英译汉”为主的翻译方式正好反映了学生对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不强，语法知识掌握不牢固，缺乏对汉英翻译技巧或翻译策略的运用，对汉英文化差异的洞悉不透彻等特点；以非文学翻译材料为主的现象也暗示了学生平时的学习内容及翻译实践较少涉猎非文学翻译领域，以非文学材料为主的翻译能力比较弱，这和学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相悖，也与目前人才市场需求脱轨。
1 . 2“翻译报告”用“Translation Report”还是“Reflections”？
笔者在答辩过程中发现，部分指导教师或学生（以下也可称作“学生译者”或“翻译报告撰写者”）认为“翻译报告”应使用“reflections”一词。翻译报告是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客观描述译者的整个翻译活动过程，包括源文的选取、翻译过程中如何运用所掌握的翻译理论或技巧处理具体的翻译问题以及译者对本次翻译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反思等等。对此，笔者查阅了以下词典：
《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辞典》对“reflection”的解释为：“Reflection is careful thought about a particular subject.”
《牛津高阶双解英汉词典》（第四版）对“reflection”的解释为：“（spoken or written expression of an idea）arising from thought， memory or consideration.”
《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辞典》对“report”的解释为：“a written document describing the findings of some individual or group.”
《牛津高阶双解英汉词典》（第四版）对“report”的解释为：“spoken or written account of sth. heard， seen， done or studied etc.”
从以上两大权威词典分别对“reflection”和“report”的解释不难看出，前者反映的是主体对客观存在的主观思考而后者关注的是主体对客观存在的叙述。此外，由黄国文主编的《MTI毕业论文写作指南》一书中所提供的范本（P112）也用了“report”一词。故笔者认为，翻译报告用“Translation Report”较恰当，在翻译报告中，“reflections”只是“report”的一部分，即译者对整个翻译活动的思考、总结部分。
【关键词】 区域经济增长 趋同假说 区域经济增长趋同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假说研究是指不考虑空间相互作用或空间依赖的经济增长规律研究。到目前为止，这在趋同问题的研究历史中持续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期间历经从理论基础到概念定义再到研究方法的多次重要变迁，这对提高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及强化经济增长规律的把握有不可磨灭的贡献。Sala-I-Matin（1996）和De la Fuente（1997）从研究方法的变化角度总结了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和分布方法进行的趋同研究进展。Durlauf & Quah（1999）和Temple（1999）尝试从驳斥趋同研究和增长理论无用论的角度，综述经济增长研究进展，并深入考察不同增长模型的理论联系，进而把经验性研究的许多细节绘制到一个表格中。但是，这些研究都是综合性的，而趋同问题仅是不同增长主题中的一个，因此这些论文不能详尽的关注趋同讨论。基于此，本文给出专门针对于趋同假说概念的较全面的讨论，及其在此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
一、增长理论与趋同假说的提出
世界上贫穷国家的收入水平和富裕国家的收入水平是否趋同是关乎人类福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似乎又与不同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有效性相联系，这就使它备受关注。因为，一般 “趋同”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推论，而新增长理论没有这种隐含意义。其中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之一——边际报酬递减，是导致趋同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普遍经验性研究结论表明趋同假说在大样本国家间不成立，而只有在涉及发达国家的小样本中才成立。Romer（1994）就把这种可识别的不调和性作为新增长理论的两个起源之一，而他认为的另一个起源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在模型内部不能产生长期增长。因此，新增长理论模型试图通过各种避免报酬递减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使得所产生的这一类模型没有趋同的隐含意义，但都具有内生的长期增长，这样，就产生了在趋同问题和增长理论有效性问题之间的联系。
在应用新古典增长理论研究跨国增长规律时，研究者或明或暗地都在基础假设（边际报酬递减）中增加了其他假设，正是这种原因导致多种不同类型的趋同概念的出现。表1给出了在研究趋同问题时经常用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同时出现了这些趋同概念，关于趋同的研究发展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并且这些不同的概念是随时间而发展流行起来的。同时，趋同假说的研究也见证了不同研究方法的变迁。虽然在趋同概念和方法应用间有一定的对应性，然而这种对应性并不是唯一的。例如，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截面数据分析方法、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及（部分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都被用于（绝对或条件）β趋同研究，一般处理依据人均收入水平的跨经济体趋同问题。此外，正式截面数据分析方法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被用于研究俱乐部趋同和全要素趋同；截面数据分析方法甚至也被用于研究σ趋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主要用于研究经济体内部和经济体之间趋同；而分布方法用于研究σ趋同及研究整体分布形状和分布的内部动态。因此，在下文中将对这些趋同概念进行辨析。
二、趋同假说的相关概念
1、经济体内部趋同和经济体之间趋同
Robert Solow（1970）在评价Kaldor（1971）1958年所提出的关于增长的六个典型事实中的第五个和第六个事实时，指出“剩下的典型事实都出自不同类型，并且和我无关，因为他们更多的侧重于比较不同的经济体而不是关注于任何一个经济体内部事件的过程”。
从中可以看出，Solow模型所研究的内容是经济体内部的增长过程，并且所暗示的“趋同”也是指经济体内部的“趋同”，即不管经济体开始的人均资本存量是高于或低于均衡状态时的资本水平，要素间替代的可能性和报酬递减的力量都会使经济体收敛于本身的均衡状态。而之后产生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并与之发生联系的趋同概念却是指经济体之间的趋同，这从广泛的跨国数据比较的经验性研究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为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能解释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在国家间的巨大差异给出理由，另一方面也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争论。
2、依据增长率的趋同和依据收入水平的趋同
相应的，经济体之间趋同能够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依据增长率的趋同和依据收入水平的趋同。这都要求把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关于技术的概念扩展到世界范围。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过程的设定是基于以下假设的：一是不需要任何资源来产生技术创新；二是每一个人平等的从中受益；三是没有人为了从中受益而支付任何报酬。把它扩展到世界范围之后，这些假设就意味着所有国家平等的分享技术进步，并且由此他们都能在稳态时以一个相同的增长率增长，这就是所谓的依据增长率的趋同假说。为了得到这个设定，研究者通常附加假设：所有国家具有相同的总量生产函数。因此，这也就表明所有国家稳态时的收入水平也是相同的，即依据收入水平的趋同假说。
3、β趋同和σ趋同
依据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趋同都被称作所谓的β趋同。这主要是根据报酬递减的假设，暗示在资本贫乏的国家有较高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假如储蓄率相似的话，贫穷经济体便会增长较快。如果这种设想是正确的，那么在初始收入水平和增长率之间就会存在负相关。这就产生了趋同研究的一般方法，即进行增长率和初始水平回归，回归中初始收入水平变量的参数（即β）负值表明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通过参数β的符号判断趋同假说，因此得名β趋同。
然而，有些研究者如Quah（1993），Friedman（1994）等强调趋同是关于截面收入和增长率分布离散程度的一个概念，并且来自增长率和初始水平回归中的负β，并不必然意味着这种离散程度的下降。这个观点认为不应该通过β的符号间接的判断假说，并且这种判断或许是错误的，而应该通过观察国家间收入水平和（或）增长率的分布动态来直接判断。这就提出了σ趋同的概念，σ是指收入水平或增长率截面分布的标准差。尽管有以上的限制，研究者仍然对β趋同感兴趣，部分是因为它是σ趋同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另一个原因是和β趋同相关的研究方法也为增长模型的结构参数提供信息，而在用分布方法研究问题时通常不会提供这些信息。
4、非条件（绝对）趋同和条件趋同
从概念上来看，最重要的不同可能在于条件和非条件（绝对）趋同。从Solow模型开始假定如下C-D生产函数形式：
其中，Y，K，L和A0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那么人均收入的稳态水平y?鄢给定
y?鄢=A0egt[s/（n+g+δ）]α/（1-α）（2）
其中，s是投资率，g和n是At和Lt的指数化增长率，δ是折旧率，α是资本的产出份额。这清楚的表明一个国家的稳态收入水平依赖于以下六个元素：A0，s，g，n，δ和α，可以用向量θ来综合表示。非条件（绝对）趋同意味着向量θ中的六个元素对所考虑的经济体来说都是相同的。根据增长率和初始水平回归，这意味着回归方程右边不引入其他变量的情况下，β的符号也应该是负的。相比而言，条件趋同的概念强调稳态水平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并且因此要求合适的变量要引入到上述回归方程的右边来控制这些差异，向量θ中的六个元素应该允许变化，并且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5、条件（全局）趋同和俱乐部（地方）趋同
条件趋同的概念也和俱乐部趋同的概念相联系。后者可以追溯到Baumol（1986），但是更严格的形式由Durlauf & Johnson（1995）和Galor（1996）给出。标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一个特性是均衡的唯一性，并且通常的趋同概念承认这个唯一性。在非条件趋同中，所有经济体都会达到唯一的均衡水平。在条件趋同中，均衡会随着经济体不同而不同，并且每一个经济体都会走向它自己唯一的均衡。相比而言，俱乐部趋同的思想是产生于多重均衡的模型。一个经济体将达到这些不同均衡中的哪一个，依赖于其初始位置或其他一些结构特征。一组国家中，如果他们具有这个均衡所要求的初始位置或特征，就可能会收敛于一个特定的均衡，这就产生了俱乐部趋同。
6、收入趋同和全要素趋同
研究者在处理趋同问题时一般是依据人均收入，即收入趋同。然而，收入趋同是资本深化和技术赶超两个过程的综合结果。尽管大多数研究者关注资本深化过程参数，但有另一些研究者，如Dowrick & Nguyen（1989），Dougherty & Jorgenson（1996，1997），Wolff（1991）及Dollar & Wolff（1994）直接关注于技术赶超的过程。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测度技术进步的最近似指标，这些研究者就考察国家间是否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上趋同，这就是所谓的全要素（TFP）趋同。
7、确定性趋同和随机性趋同
一些研究者，如Bernard & Durlauf（1996），Carlino & Mills（1993），Evans（1996），Evans & Karras（1996），Li & Papell（1999）等用时间序列计量经济方法来研究趋同。上文中所提到的“经济体内部趋同”实际上是一个时间序列的概念。然而，研究者也用时间序列方法来检验“经济体之间趋同”。从这个观点来看，两个经济体i和j，如果他们的人均产出yi，t和yj，t满足下面的条件，就认为是趋同的：
其中，It表示在时间t的信息集。这个趋同定义对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当所考虑的样本数超过两个时，情况就不同了。趋同的时间序列定义也能够和条件趋同和非条件（绝对）趋同相联系：当a=1时，方程（3）就表示非条件（绝对）趋同；当a≠1时，那么方程（3）或许就代表了条件趋同。在这样一个框架下，也要进行确定性和随机性趋同的区分。这种区分是指在检验差分序列的单位根时能否满足确定性或随机性的趋势。
三、结语
在传统意义上，关于趋同的研究有多种不同的定义和方法在许多方向上发展起来。然而，通过综述发现所揭示的这些结果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尽管方法不同，条件β趋同的发现还是相对稳健的。对发达国家来说，研究者实际上经常报告非条件趋同。相似的，由于σ趋同研究一般关注非条件趋同，因此，σ趋同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与β趋同结果一致。σ趋同的事实在那些发达国家的小样本中精确发现，其中也有非条件β趋同的证据。另一方面，在全球大样本中，非条件β趋同和σ趋同都不成立。最后，对经济体内部和经济体之间趋同的时间序列分析得到能够支持条件趋同的证据。在趋同速度上，甚至有更一般性的结论：经济体稳态中的差异被控制的越多（或是通过样本选择或是通过回归中相关变量的确定），结果中趋同速度就会越高，尤其是考虑了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异后就会更高。
一般来说，传统趋同假说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有：第一，条件趋同的经验性发现，导致许多产生趋同含义的新增长理论模型的出现，这就表明趋同的含义不再是只能和新古典增长理论相联系，于是便促成了两种类型的增长理论走向融合；第二，它提供了关于跨国增长规律的新的典型事实，如“持续”和“双峰”，增长理论面临着解释这些事实的任务，并且引起重新构建多重均衡模型的热潮；第三，趋同研究强调国家间存在巨大的生产率和技术上的差异，并且为这些差异的量化提供新的方法，同时巨大的技术和制度差异的发现也导致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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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对商品范畴的外延加以扩大，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对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做出合理的解释。
马克思以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劳动价值论以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方式与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情况有本质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直接解释和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部经济问题。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劳动价值论的思考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生产新增价值的劳动，界定好了“生产劳动”，也就界定好了新增价值的源泉。所以从理论上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是研究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劳动时，从两个角度界定了两对概念。一是从是否生产出物质产品的角度将劳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一类是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前一种劳动称为物质生产劳动，后一种劳动称为非物质生产劳动。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界定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只有与资本相联系、能够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定无疑是科学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于马克思时生了很
大变化，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有本质上的差别，加上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换代，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各行各业的广泛运用，改变了生产劳动方式。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界定已不能反映现阶段生产关系的新特征。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首先，必须把“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我国理论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劳动，这种界定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又撇开了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样的所谓“生产劳动”可以套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从而失去了界定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意义。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不是从劳动成果的物质规定性来界定，而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只要劳动过程能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管该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还是非物质生产劳动，它们都是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说过:“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人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马克思还说:“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佣，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可见，马克思把不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教员和演员的劳动也算作是生产劳动，这说明，马克思已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明确区分开来了。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虽然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范畴的具体界定，但可以运用马克思的界定方法。对应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就应当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也能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从而也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加以扩大。
其次，必须使“生产劳动”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马克思还说:”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同一个歌女，如果她是由一个企业家雇佣，在企业家的指挥下卖唱，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她便是一个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这两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才算作生产劳动者，这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也必须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这样才能使前后两个“生产”一致起来。就是说，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来达到。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里有两种需要，一种是物质生活需要，一种是文化生活需要，物质生活需要只能由物质生产劳动来满足，文化生活需要只能由精神生产劳动来满足。所以，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来考察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必须包括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两个部分，如果把生产劳动仅仅说成是物质生产劳动，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只能说成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了，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不能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过来说，如果你要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一个方面，那么你就必须把精神生产劳动也算作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因为仅仅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是不能满足文化生活需要的。虽然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行业的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其劳动成果也能满足人们一部分文化生活需要，但这并不是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本身直接满足的，而是由文学艺术工作者、各种理论工作者生产的精神产品满足的，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不过是人们消费精神产品的工具或媒介。总之，如果仅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说成是物资生产劳动，就无法回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由什么劳动来满足。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定义如下: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就是能直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中工人、农民及管理者的劳动;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劳动;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教育部门教员的劳动;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的劳动;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劳动。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需要对商品范畴的外延加以扩大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考察的商品属于物质产品，考察的价值是凝结在物质产品中的价值，考察的价值创造也就是物质产品生产部门(马克思区分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包含三次产业中的第一、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而将非物质生产部门(第三产业)获得的价值归结为价值让渡和再分配。这在马克思生活时代，第三产业不发达且所占比重不大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处理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当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越过40%，一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超过第一、二产业总和的情况下，再不承认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已无法解释现代社会价值的来源，也会使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失去理论依据。
承认了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就需要从理论上将第三产业的成果纳人商品的范畴，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商品区分为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也可以在将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区分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将商品区分为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
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商品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属于有形商品，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生产的商品是一部分有可能被损坏而因为商业部门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及时运输而没有被损坏的产品，这部分产品如果失去了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其使用价值就会消失，从而其价值也就不能实现，所以这部分产品应当算作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生产的商品。教师、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或精神商品。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就意味着进人交换领域的商品都是劳动产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非劳动产品进人交换领域成了商品，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里遇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如农贸市场的野生动植物、旅游市场的自然风光、矿产开发市场的各类矿产资源等等，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些自然资源都不是劳动产品(将这些自然资源变成商品需要付出的开采、运输等劳动相对于其实际应有的价值小得可以忽略不计)，都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不能成为商品，因为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可见，大量非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事实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对“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和“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两个判断的一个做出修改，要么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要么认为商品可以只具有使用价值一个因素。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否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判断又会遇到矛盾:如果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不具有价值，那么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在交换中事实上获得的巨大的交换价值又是什么的表现形式呢?
不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除了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产生上述矛盾，还会在实践上促使人们不加约束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水生态环境，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超级秘书网
要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就必须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本文认为，可将特定时期社会总商品的价值区分为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的价值、物化劳动的价值、活劳动创造的新增价值三部分，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改为“劳动是新增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的价值的大小可以通过假定人类活劳动生产与进人交换领域的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等量的相同使用价值所需消耗的一般人类劳动来换算。于是，我们在这里得出一个新的判断:劳动始终是衡量商品价值大小的依据。
内生增长理论，也称为新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这个理论，通常以保罗・罗默在1986年所发表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以及卢卡斯在1988年所发表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作为其产生的标志。格罗斯曼主编的两卷本《经济增长：理论和证据》则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表性论文集。
而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包括有：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格罗斯曼一赫尔普曼模型、巴罗的公共产品模型和雍塞模型、阿格亨和豪威特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阿尔文・杨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
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各不相同，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共同接受的模型，但是各个增长模型所包含的共同观点是基本一致的：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这些模型都试图说明企业是如何积累知识的；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来扶持研究与开发、创新、人力资本形成和某些关键性的产业部门。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
国内的学者对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有：舒元和徐现祥(2002)运用琼斯实证检验内生增长理论的方法，实证分析了1 952-1 998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典型的现象，得出了“技术进步不是我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引擎”的结论：王小鲁(2000)的研究指出“1 979-1 99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不是来自技术进步，而是来自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大规模的资源优化配置”；何东(2000)指出“技术进步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经济的发展，提高技术水平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一个现实问题”：包金花(1998)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保持持续增长，必须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技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必须依靠快速的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发展”。
可见，我国以前并没有将内生增长理论很好地应用到经济发展上去，没有认识到知识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随着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提出。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说明我国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所以研究和借鉴内生增长理论，对于我国完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有积极作用。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概述
(一)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
罗默(1986)是沿着早期阿罗的思路，来分析研究内生的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在他的模型里面。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他阐述了生产四要素的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把知识看作是经济增长中一个更为重要的要素。因为他认为：第一，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效益；第二，知识需要投资；第三，知识与投资存在良性循环的关系。而他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四要素则是：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这四个要素就构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源。除此之外，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为它们不仅自身能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
罗默认为，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是导致新古典增长理论失败的根本原因，他则提出，在知识经济中，人们利用知识创造财富。而知识的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正是收益递增，才会激起人们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兴趣。才有可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的增长。
罗默的理论的意义在于，他将知识作为一个单独的要素，加入了增长模型中。他认为知识有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知识之分，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专业化知识则可以带来要素的递增收益。这两种效益的结合，不仅能使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本身的收益递增，而且也能使资本和劳动等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
(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
声卡斯(1 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这和罗默思想稍有不同。他认为两国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主要在于他们各自生产商品时所投入人力资本的大小不同，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所以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是不可能无限扩大的；又因为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外部溢出效应，其增量与存量成正比，这也会导致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也高，同时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也限制了落后国家物质资本的流入和经济增长。机遇上述的原因，卢卡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加快经济开放，通过引进新技术和人力资本，间接培养本国的人力资本，从而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其他相关模型
巴罗(1 990)与他们的研究不同，他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巴罗在分析政府活动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时，主要提出了两个模型：公共产品模型和雍塞模型，它们分别适用于政府活动的某些方面。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 991)的模型，假定经济中存在研究部门和消费品部门，研究部门研制关于新型消费品的设计，消费品品种的增加带来了两种外部性：新设计所体现的知识积累使研究部门的研究成本降低和生产率提高：消费多样化使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提高。当知识积累同时产生上述两种外部性的情况下，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在这一模型中，平衡增长路径上每种消费品的产量保持不变，增长完全体现为消费品品种的不断增加。
与其他模型都假设经济中存在众多部门，每一次技术进步只提高单一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不同的是，阿格亨――豪伊特模型(1 992)分析了技术进步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的情形。较好地体现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在这一模型中，经济周期于经济增长是不可分的，二者都是创新的结果，反映了技术进步的不同侧面。
三、对内生增长理论的评价
虽然内生增长理论从产生到发展，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借鉴意义
第一，在现代的经济中。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是知识积累促使投资收益持续递增的结果：同时，为了获得新知识，也需要经济当事人不断向知识生产进行投资。因此，在当今世界，如果一个国家能保持技术上的优势。那就意味着他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较强。
第二，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可以较好地解
释一些经济增长现象。各国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影响。由于经济政策的不同而使各国经济增长率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如果生产要素能在各国自由流动，那么资本和人才可能会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而国际贸易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同时国际贸易也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技术含量低的传统产品部门，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内生增长理论对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增长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自由竞争并不能保证经济沿着最优增长路径增长，这就要求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如罗默等人建议政府应通过降低资本税、关税等政策以鼓励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巴罗认为政府应直接向基础设施投资和向私人投资提权保护以促进经济增长，巴罗和撒拉建议政府应对比较重大的创新提供更多的专利保护。
(二)理论缺陷
内生增长理论虽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想其他的理论一样，他也有自己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和其他的理论以及模型一样，内生增长模型也都采用了一些过于苛刻的假设，这些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内生增长模型的普遍使用性和对现实的解释力。
第二。内生增长模型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缺陷是忽略了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除少数模型之外，大多数内生增长模型都隐含地假定经济制度是给定的。而诺斯的研究表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这一思想无疑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第三。数学对于经济学来说只是一个工具，是辅助手段。但是一些内生增长模型在生产函数构建和分析方法上有过分数学化倾向，致使这些模型所蕴含的最需要加以说明的经济含义往往被忽视。
四、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
内生增长理论，克服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性质，从而使经济增长率内生化，并认为通过财政政策来解决人力资本积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等问题。但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由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递减使人均增长停滞不前，这样就造成了财政政策没有机会影响经济的增长率。
(一)知识溢出效应与财政政策
在罗默的模型里，由于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的存在而无限降低，同时由于知识具有正的外溢效应，从而导致了知识的边际产量与私人的边际产量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竞争性厂商不会选择取得社会最优量的知识积累，结果是分散化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低于帕累托最优的增长率。他认为政府的任何消除知识的边际产量与私人边际产量的差异的政策，有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
(二)公共资本与财政政策
内生增长理论打破了以前认为政府支出的非生产性的看法，认为公共生产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如阿罗和库兹就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了生产函数里加以考虑，而巴罗则把公共资本流量加入了生产函数里，巴罗和撒拉认为，政府活动和私人投资一样，具有生产性，他们之间是互补的，而非替代关系。
(三)人力资本投资与财政政策
声卡斯认为，人力资本的溢出使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会伴随着资本深化的过程，但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不能给人力资本拥有者带来收益，个人在进行人力资本分配时，不会考虑对生产率的影响，只有政府进行干预，才会促进经济增长。
(四)研究与开发投资与财政政策
罗默指出，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在向知识积累进行补贴的同时，向中间产品提供补贴，以及降低利率和补贴教育，这将导致研究和开发部门资本收益增加，从而就促使更多的人力资本流向研究开发部门，同时也消除了垄断带来的资本扭曲，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建立的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证实，由于研究与开发部门具有外溢效应，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政府就必须通过补贴研究与开发活动来提高增长率。
五、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探寻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财政措施
(一)加大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
加强教育投资是促进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重要途径。从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财政在加强教育，促进教育投资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对于教育的投入的绝对额虽然在增加，但是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却并没有提高多少，只占2.8％左右，这与世界平均水平7％还有一定的差距，更不要说是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因此，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教育财政支持政策，增加和优化教育投入，促进教育的更快更好发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一是加大财政对于教育的整体投入，发挥财政在教育投八方面的主导作用：二是完善教育税收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教育的投资：三是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政策。义务教育由中央政府提供。高等教育由地方政府提供，促使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加大政府的公共投资，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国内学者娄洪(2004)的研究揭示了公共资本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指出：当公共资本只能提供拥挤性基础设施时，尽管不能形成内生经济增长，但能减缓增长率随资本积累而递减的趋势，这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长期经济增长率：当公共投资能提供纯公共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时，能够产生恒定的内生经济增长和阻止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递减，并且长期经济增长率随劳动力的增加而提高，即只要公共投资能够提供充裕的公共基础设施，劳动力的增长就能够直接提高经济增长率。
因此。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基础设施建设还不是很好，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就要使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变快。政府应转变职能，国家公共投资应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转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才能促进和支持长期经济增长。
(三)完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对研究和开发的投入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对人力资本、R＆D的投资是一种具有明显“外溢效应”的经济活动，其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是不完全对称的。
而我国目前对于R＆D的投资现状是：投入长期缺乏，效率不高；企业的科研不足：产学研结合步伐缓慢：科技成果的转化也比较慢。因此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政策，减缓或消除企业人力资本、R＆D投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完全对称性。鼓励企业增加对人力资本、R＆D的投资。主要的做法有：首先，进一步加大税制中的激励和优惠政策措施。如对进行基本创新和改进性创新的科技企业，可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对企业依靠自己科研力量所形成的资产进行投资时，所取得的收益在一定时期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修改企业所得税亏损弥补的办法，对高新技术企业因投资高新技术项目所发生的亏损延长弥补期限。其次，建立和完善财政担保机制。就是以政府信用对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从事具有高风险的投资活动提供担保，承诺承担投资活动失败的责任。这不仅有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而且有利于减轻财政支出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最后，可以采取财政资助机制，包括直接提供设备与服务的资助，以缩短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周期。并提高其成功率；间接资助，即以财政贴息等方式鼓励非政策性金融机构对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创新项目提供低息贷款等。
关键词：信息构建；网络时代；书评
1 信息构建的发展及研究现状
有些学者以Internet发展为背景，分前网络时期和网络时期两个阶段对信息构建进行研究。所谓前网络时期，是指从沃尔曼1975年提出信息构建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时期内，由于人们对Internet的依赖程度不高，信息构建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有关研究信息构建的文献数量很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信息经济已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增长点。一切信息资源，面临着广泛应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网络环境的巨大冲击，都将以数字化的形式实现人们的利用需求。图书馆、档案馆等这些传统的信息服务机构在信息化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也以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这些新概念、新模式应运而生。而面对如此浩瀚的信息资源，人们感到的是巨量信息的压力与茫然，从而造成了信息焦虑和信息恐慌，而信息构建所强调的“使信息变得清晰可理解”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为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因此人们发现了信息构建在网络时代应用的巨大潜力，意识到必须从宏观的角度来对信息进行研究分析，信息构建开始倍受关注，有关信息构建的研究才开始迅速增长，并且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信息构建的网络时期。
《万维网的信息构建》由美国的两位具有图书馆学情报学背景的学者Rosenfeld L和Morville P在1998年完成,是万维网信息构建研究的开山之作, 2002年出版第2版。Gilchrist A与Mahon B合著的《信息构建：以信息环境设计为目的》已于2004年出版。主要论文有Andrew Dillon的《信息构建研究: 我们从何而来》，Jesse James Garrett的《日常事物的信息构建》等等。而国内的最早关于信息构建 的两篇论文是在2001年12月由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理论方法与教育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国防科技信息学会情报学术专业委员会举办的“新世纪初情报学学科建设、发展与应用研讨会”上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李箐和荣毅虹提交的, 当时只是对信息构建的出现及基本概念作了初步的探析。此次会议首次提出我国的信息构建研究问题。周晓英教授在2002年首次在国内的情报学核心期刊上《信息构建――情报学研究的新热点》,在国内最先将信息构建 翻译为“信息构建”并得到情报学界的认同。其他的文章有赖茂生的《关于信息构建的十个问题》，荣毅虹的博士论文《基于用户认知的网站信息构建研究》。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4年度资助项目中有吉林大学毕强教授的“基于信息构建的网络信息空间智能导航方法研究及其测评”项目和人民大学周晓英教授的“政府网站的信息构建”项目，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博士点基金项目中有武汉大学张玉峰教授的“基于信息构建的智能导航机理研究”项目等。从2000年起，美国信息科学技术学会（ASIST）已连续七年举办信息构建峰会。由此可见，信息构建已受到了国内外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学者的普遍关注。
2 关于《基于信息理解的信息构建》
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周晓英教授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加了以美国联邦政府的官方网站为例对有关政府网站的信息构建问题研究等方面的内容后，编著的《基于信息理解的信息构建》这部专著中，对信息构建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做了比较深入透彻的论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研究价值。在2005年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并荣获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全书共分十一章，除第一章的绪论和最后一章的结语外，本书可分为九个主题：①信息构建和信息理解的关系模型；②信息集合的信息构建；③信息构建的基本过程和信息构建过程中信息状态的变化情况；④信息构建的内容与方法；⑤基于信息理解的信息构建的原理；⑥信息构建的基本原则；⑦信息构建的理论与实践对情报学的影响；⑧信息构建的应用前景；⑨WEB站点信息构建的目标和方法以及在政府网站中的实现。
对该论著的介绍不是本文的任务，佳肴要自己去品尝。笔者在这里仅谈几个写作特点，也是本论著的优点，以和大家共勉。
2.1 采用多种研究方法
为了探讨信息构建理论及其它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和问题，从而得出科学、客观、可信的研究结论和结果，作者在书中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分别采用了一种或几种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比如说在探讨理解和信息理解问题时，就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其中涉猎到诠释学、接受认识论、接受美学、哲学和符号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其它的章节也分别采用了文献调研法、模型法、分析综合法、分析归纳法、信息抽象法、逻辑关系分析法等多种方法进行研究。通过研读此书，除了获得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基于信息理解的信息构建的理论体系外，如能在以后的学习研究中能够借鉴本书的这些研究方法，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在今天，学科的发展日益专门化和学科壁垒日益高固的学术界，多点跨学科的研究是有益的。美国不少高校都有跨学科研究机构。
2.2 一个核心论题，多个问题领域
核心论题就是信息构建。围绕信息构建该书论述的领域很宽：信息理解，信息集合，信息存在状态，信息组织、信息结构、WEB界面设计、导航系统设计、用户信息需求、情报学，知识构建，政府网站，还有信息建筑师职业等。这样一个系统性的探讨，使得信息构建的研究兼有深度和广度，不仅在理论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用理论关照了各种不同的社会领域的问题；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把理论建立在活的社会事实基础上。这个特点和作者近年发表的一些论文是一脉相承的。这个特点使得这本书视野宽广，内容丰富，论述诱人，能给不同的人以智慧的启发，各取所需。
2.3 风格独特，可读性强
也许正是作者遵循了她在书中首次归纳出的信息构建的基本原则，即面向用户，内容为王，强调设计，交互原则，形式与功能平衡，科学与艺术相结合这些原则，本书因加入大量的图形、表格、案例、插入小资料等新表达方式，例如，在每一章的开篇部分，都引用了与本章节内容相关的语句，使得书中形式多样化，从而使内容清晰、可理解。
2.4 资料丰富翔实
作者对国内外相关理论调查并掌握得非常全面与深入，可以说引用的资料大多是第一手资料。参考内容丰富、翔实，涉猎欧美等国外多个国家的文献专著。这里所提到的国外资料和信息来源也为其他研究信息构建的学者们提供了参考。同时，我国对信息构建的研究可以借鉴国外有些已成系统的研究资料。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该学术论著多个创新点。如：“研究的角度和研究目标具有独特性和新颖性”，“首次明确回答‘信息构建是针对所有信息集合的’”，“创立了信息理解和信息构建之间的关系模型”，“创立了信息构建过程中信息状态的变化模型”，“首次对信息构建过程所体现的基本原理和原则进行了全面的归纳和提炼”，“结合实例对政府网站的信息构建问题展开了较为详细的研究”等等。这些创新点，作者在最后一章都有详细的总结，这里不再赘述。
3 结论
从前文中提到的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文章，还有申请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关于信息构建的研究可以说正在从引进和介绍向深化探讨与实践方向发展，《基于信息理解的信息构建》这一学术著作的问世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全书对信息构建理论方法的论述逻辑性强，系统性强，创新点多，观点和结论可信度高，相信会推动国内学术界信息构建的研究热潮。然而，信息构建毕竟是一个新课题，历史短暂，研究及发展空间相当大，仅靠一个人、一本书是远不够的，希望与信息构建有相关背景学科的更多人加入到这方面的研究中来。
参考文献
1西部地区高校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重要性
1.1高级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中的课程地位高级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博士进行经济研究的基础理论课程，在西方国家常常作为一年级研究生的宏观经济学教程，或结合中级宏观经济学教程作为具有良好数学与经济学背景的高年级本科生课程[1]。在当前的中国，各个学校对这门课程的授课安排并不一致。由于讲授该课程对师资水平和生源水平均存在较高要求，一些条件较好的学校能够为一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开设这门课程，条件一般的学校也尽量将这门课程作为博士学位课的主要内容，而未对该课程引起重视或条件较差的学校则未开设这门课程。相比东部地区高校而言，部分西部地区高校对该课程的重视和准备还略为不足。
1.2西部地区高校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的必要性高级宏观经济学在多数经济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科研中是必不可少的理论工具，许多经济学热点内容也能从中找到模型来解释和衍生，当前的各类经济学学术期刊论文中也常常能见到该课程包含的经济模型与知识点。
从学生角度来看，学习高级宏观经济学能使西部地区的学生了解和掌握更多宏观经济学研究前沿的内容，在阅读相关文献时能尽快理解其中心思想和关键内容，从而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科研能力的提高，必然会带来学术研究能力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加强，能够运用更深入的经济学思维、经济学方法和更前沿的数学方法演绎与证明经济学命题，针对实际经济问题进行模型建立、经济学分析、数学推导以及之后的实证分析。
学生学术研究能力获得提高的另一个表现是学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质量和数量的提高。由于国内外经济学类排名较高、质量较好的期刊往往十分强调理论模型的严格推导与证明，因此学生在对高级宏观经济学进行理论和系统的学习之后，会对当前较新和流行的经济问题、理论模型与数学方法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与掌握，从而更容易在较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应学术论文。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开设和讲授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也是对教师自身的一种挑战，能够提升西部地区高校教师学习和研究高级宏观经济学的积极性，促使教师学习更多高级宏观经济学内容，了解更多经济学流派的思想与主张，掌握更前沿的数学理论和数学方法，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在对经济学的其他方向进行研究时或许也能触类旁通，有所裨益。
2西部地区高校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存在的问题研究
当前，西部地区不少高校逐渐向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了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在开课与授课中也反馈出一些问题。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点。
2.1缺乏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知识由于长期以来东部地区高等教育水平、教育资源等存在着优势积累[2]，经济专业排名靠前的名校大多数位于北京、上海等东部发达地区，东部地区高校（考研地区划分的A区）的考研分数线总体而言高过西部地区高校（主要在考研地区划分的B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西部地区经济类研究生生源对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知识的了解相对而言较为薄弱，对初级和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可能还较为欠缺。在讲授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时，教师常常会为了照顾基础不扎实的学生而调低授课难度，降低讲课速度，并适当回顾复习一些初级、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内容，这导致了高级宏观经济学本身授课课时和难度的欠缺。
2.2缺乏相关数学知识数学是高级宏观经济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涉及的数学工具主要有动态规划、常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测度和积分、随机过程等，硕士研究生在修习此课时往往会因为相应数学知识不熟悉而难以理解课程内容。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多数高校经济系专业的本科阶段在开设课程时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数学类课程在大一、大二就讲授完毕。虽然学生在考研时会重新复习这三门课，但在大一大二的本科学习中可能由于不知道考研科目设置而对上述数学课程不够重视，学习时一知半解，做习题时草草了事，对知识点掌握不够透彻。同时，在大三、大四以及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中可能因为未开设或未选修经济数学方法、随机过程、金融数学等与经济联系度较高的数学课程而导致数学基础薄弱，在接受高级宏观经济学教育时面对复杂的数学工具很难理解和掌握。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西部地区高校在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①师资力量缺乏[3]。讲授该课程需要较深厚的经济学沉淀和数学功底，同时由于许多参考教材和相关文献资料都是英文文献，需要良好的专业英语水平予以支撑，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教师并不常见。②存在人才缺口。许多能力很强的教师或博士均由于待遇、福利和机遇等原因选择了东部地区高校就业，导致西部地区高校相关专业人才引进不足。③现有教师专业知识更新速度。由于高级宏观经济学涉及经济学和数学的前沿问题，若未一直关注该方向的国内外最新研究现状，则很容易造成知识更新速度较缓，讲授课程内容陈旧、不适用等现象。④授课方式。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内容包含了大量的经济学模型和数学推导，若不注意授课方式和讲课风格，则容易让听课学生有艰深枯燥之感，难以对该课程产生浓厚兴趣。
3西部地区高校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的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面提到的西部地区高校在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中遇到的问题，分别从学生和教师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如下。
3.1从学生的角度学生的主要问题在于前置课程知识欠缺以及基础薄弱，针对性的对策有：①各高校经济专业应该在本科教学阶段就有意识地引起重视和加强培养学生的经济学基础和数学功底，在大三、大四阶段广泛开设经济数学方法、中级宏观经济学、金融数学方法等专业选修课，并在大一、大二阶段向学生强调经济学学习和考研科目中数学的重要性，提升学生学习初、中级宏观经济学和数学课程的积极性，使学生尽量拥有系统的经济学和数学知识体系，为进一步学习高级宏观经济学打下良好的基础。②各高校经济专业在对硕士研究生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同时，应该实际调查选课学生的相关知识储备情况，做好课程衔接，最好在讲授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之前先为有需要的学生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4]，并适当地增开与高级宏观经济学对应的数学课程，如动态规划、常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测度和积分、随机过程等。同时，为了增强学生阅读相关外文文献的能力，应该配套地开设专业英语课程。③为了保证学生在接受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及配套课程之后能真正达到课程要求，应该在出勤、课堂表现、习题和考试上适当严格要求，该课程中大量的模型推导必然需要学生花费较多的时间来理解、推导和记忆。适当选取考试的方式和考试的难度，使学生在有动力学习的同时又不至于背负太大压力。④学生在学习了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并掌握了其中与自身研究方向相关的内容后，下一步必然是通过写作和发表学术论文或毕业论文的方式来体现出学习到的知识。若缺乏相关培训而导致学术论文写作能力欠缺、写作方式不规范，则很难体现学生的学习成果。因此，开设科研方法和学术论文写作的配套课程与讲座，提高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水平也非常重要。
3.2从教师的角度教师的主要问题在于师资力量不足、人才引进缺口和自身知识更新，针对性的对策有：①设法增强师资力量，引进相关人才，扩充师资队伍。注意有针对性地引进符合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讲授条件（即经济学、数学和英语均有较强能力）的人才，为此可以适当提高优秀人才的待遇，培养专业的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师。原有教师结构知识储备落后，要积极地提高原有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②形成高级宏观经济学研究团队，吸纳能力优秀的教师与学生加入团队，设法增强团队科研能力和合作能力，将教学与科研有机联系[5]。由于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需要在授课过程中大量学习新知识，一个良好的研究团队能使团队中成员对相关知识有更广泛和深刻的了解，共同讨论和研究也能使人受益匪浅。③针对教师知识更新速度问题，西部地区高校的经济专业应该加大对外交流合作，积极派出相关教师与人才赴外学习深造，与国内外名校保持密切的联系，学习他人长处，弥补不足。同时应该尽量保证学校外文期刊与中文核心期刊数据库等更新及时，为教师和学生能及时获得相关学科最新前沿理论提供有力保障。④教师在讲授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时，应该努力提高授课水平，力争讲课能够深入浅出、举一反三，知识点要落到实处，模型推导应该根据学生能力来决定详尽程度，布置数量和难度适当的习题并及时讲解，保证学生尽量掌握重要知识点。同时教师还应该形成自己独特的讲课风格，风趣幽默、娓娓而谈或环环相扣的授课风格往往能使学生更清楚明白地掌握知识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课程产生深入研究的兴趣。
参考文献
[1]ROMERD.Advancedmacroeconomics[M].4thed.NewYork：McGraw-Hill，2012.
[2]席鸿建.我国东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差距的实证分析[J].改革与战略，2007（3）：147-149.
[3]张凌，冯宗峰.我国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异性分析[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6（7）：54-56.
[4]俞炜华，胡春田.试论“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定位与教学[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4）：46-49.
[5]成新华.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研究性教学的探讨[J].大学教育科学，2008（5）：53-56.
论文关键词：企业并购,文化差异和冲突,文化整合
1引言
企业是最大限度获取利益的经济组织，其获利手段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但是往往不能如其所愿仅仅支付“最小的投入”，罗纳德·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由于市场主体规模、资金、营销、信息等因素的限制，其经济活动摆脱不了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的约束，因而需要支付一定的交易成本，如企业用于寻找交易伙伴、订立合同、讨价还价等方面的费用。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对价格机制的取代。”企业为获得更多的利润，必然要采取措施降低交易成本。为形成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企业需要进行内部或外部的扩张，一体化、多元化等扩张战略常常借助于并购、重组的方式。然而新组成的企业又要抵御组织成本增加的困扰，新增的组织成本和节省的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是需要关注的地方，它很可能直接决定了并购的成败。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是制约新企业经营效率的重要因素，因而并购企业的文化整合成为笔者的关注对象。
2关于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研究动态
很多学者之所以以时间为逻辑研究并购企业的文化整合是因为企业并购往往被看作是一次重大的组织变革，应对变革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而不可揠苗助长。蔡芸、赵建中（2001）认为企业并购的初衷是为了获得协同效应，提升企业竞争力，然而协同效应难以发挥的主要原因就是存在文化冲突，而这其中包括民族文化的冲突和企业文化的冲突，因而需要采取措施以解决这一问题，对待文化整合也需要进行事前的考虑和事后的反应，以使两个本来独立的企业产生一种“文化姻缘”。
文化整合需要切实可行的具体对策，国内以关于文化整合策略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对文化整合对策的泛泛而谈，或是直接拿来国外学者的成果。彭浩涛（2005）无论在具体对策上还是整合模式上都有相关建议，如重视、明晰双方文化，促进相互适应以规避文化冲突，将企业并购战略和原有文化作为重要考虑因素以选择合适的文化整合模式。谭颋（2004）从分析把握文化环境、正确对待文化差异、沟通机制和渠道建设、反馈系统四个方面谈论了跨文化企业管理模式的构建。孙永波（2007）在他的研究中借鉴加拿大管理学家南希·爱德勒的跨文化管理三个战略（凌驾、折中、融合），提出具体的文化整合策略。
关于文化整合模式的研究中国学者常常引用国外的学术成果，即四种文化整合模式：替代式、融合式、促进式和隔离式，在分析和权衡并购双方企业文化特点后才能在这四种模式中进行选择。根据所选择的模式，制定具体的文化整合措施应该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国内的文化整合策略研究虽然涵盖了整合模式及整合措施，但不是忽略了模式与措施之间的衔接，就是没有在模式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对策，这在非个案的研究中表现尤甚。
3企业文化对并购的影响
传统研究把组织文化的功能分为自我内聚、自我改造、自我调控、自我完善、自我延续五个方面,组织文化之所以能发挥这些功能，在于“心理契约”的作用，“心理契约”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沙因（E.H.Schein）提出的，他认为心理契约是“个人将有所奉献与组织欲望有所获取之间，以及组织将针对个人期望收获而有所提供的一种配合。”正是企业文化赋予了成员这一无形契约，促使员工从企业文化内涵中汲取关于自身需求的信息，并在组织文化的感染下为组织和自己努力工作，以求未来能满足自己的期望。“心理契约”解释了组织文化产生上述五种功能的原因，也告诉我们组织文化直接关系到员工的工作绩效。
企业完成并购仅仅是对并购双方硬件方面重新组合，并购企业要实现未来长期绩效的持续增长，除了人财物产供销的整合，企业文化的整合也是十分重要的。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灵魂，常常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结果。美国麦肯锡管理咨询顾问公司的一份研究表明:某段时间内,仅有17%的并购和重组案创造了巨大的回报,而50%的并购和重组案则损害了总体的价值,使股东非常不满意。
【关键词】技术创新理论 新增长理论 制度创新理论 制度激励理论
一、技术创新理论
1、熊彼特开创的创新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指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1)引进新产品；(2)引入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工业的新组织。因此，创新者不同于革新者，只有敢于冒险，将新发明引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熊彼特教授认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和最根本的源泉在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企业家之所以敢冒险，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存在创新会带来企业盈利的预期，驱使企业家敢于创新，同时，其他企业的模仿又会使创新引发的盈利机会趋于消失，从而解释经济周期问题。
2、经济增长的技术理论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索洛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并在1951年发表的《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评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技术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来源和后阶段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首次将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利用总生产函数分析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推动了现代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随后，以罗默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把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加以分析，并把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作为重点分析对象，较好地解决了技术创新作用分析的量化问题。
3、技术推广模式理论
受熊彼特的启发，曼斯菲尔德(Mansfield，E,)进一步发展了创新理论，对技术推广及技术推广模式进行了研究，他定义“模仿”是指某个企业首先采用一项技术后，其他企业相继采用这项技术。他所研究的技术推广模式主要解释当一项新技术首次被某家企业采用后，究竟需要多久才能被该企业所在的部门的多数企业采用。因此，曼斯菲尔德主要研究的是新技术在同一部门的推广问题。而英国经济学家特列比尔科克主要研究的是部门间的技术扩散问题，他认为一国最先进的技术主要首先体现在军事技术上，要研究部门间的技术扩散，首先就要研究军事工业中最先采用的先进技术传播到民用各工业部门的过程。他认为这一过程存在两个途径，一是军事工业中有一些先进技术适用于民用工业部门，那么民间各工业部门相继采用；二是军事工业中一些使用过先进技术的熟练工人转到民用工业部门，因此，先进的军事工业的建立对带动民用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具有重要作用。
4、技术创新进化理论
以纳尔逊(Nelson，R．)和温特(Winter，S．)为代表的技术创新进化理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展起来,进一步克服了新古典学派和新经济增长理论非现实性基本假设的致命缺陷，分析了现实存在的非均衡、动态的复杂经济系统中的技术创新过程，开辟了技术创新理论的新视野。在纳尔逊看来，一个技术创新的进化系统包含以下一些因素，如将创新引进系统的机制，系统具有创新的功能；进化系统能对各种经济实体(企业、技术等)进行机动选择，使系统具备去旧存新的能力。因此，企业和企业家必须具备发现新技术的搜寻能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累计形成系统产品设计和过程创新的进化能力。
5、技术创新过程理论
罗斯韦托(Rothwell・R)在其1992年《成功的工业创新：90年代的关键因素》和1994年《工业创新：成功、战略、趋势》两篇论文中，总结和划分了五代技术创新过程模型。简单来讲就是，第一代模型是线性或技术推动型，把创新看成是由研究而产生技术机会，市场只是被动接受技术变革的承载体；第二代模型是市场推动型，它强调了R&D对市场的反作用，认为市场需求是推动创新的重要来源；第三代模型是“链式”或耦合模型，它结合以上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观点，企业的营销和R&D之间、企业运作与相关公共部门之间的信息反馈受到重视，它强调企业和国家层次上创新的R&D与市场营销阶段的合成；第四代模型强调技术创新一体化过程；第五代模型强调系统集成和网络性，创新企业被认为是在和其他机构竞争又合作的复杂网络中，从而企业必须采取系统集成的方法从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中获取信息和资源，并创造创新产品的连续流动。
二、制度创新理论
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从制度及其组织创新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制度是继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之后的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诺思教授根据自己早期对美国经济史的考察，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变革存在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变革的行为主体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之比对促进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正是在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下，技术创新经济学进一步看到了制度及其组织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从前面的理论分析中可知，制度及其组织激励是推进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企业、市场和政府三个方面来架构技术创新制度激励。
1、企业制度激励理论
企业制度激励要求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企业的创新资源得到最大应用，可以从产权、组织和管理等方面来架构技术创新的企业制度激励体系。
在产权方面，由于高新技术企业是以人力资本为主体的企业，明晰人力资本产权，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于激励人力资本所有者非常重要，形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持久的动力系统；同时，采取相对应的科学的、合理的组织结构；在管理方面，则应该通过各项管理制度的规范和设计，最大限度地调动不同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积极性。
2、市场制度激励理论
对技术创新而言，市场制度无疑是一种配置资源效率较高的制度。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体系发挥着提供市场信息、企业创新激励等功能，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市场过程也是一个对技术创新进行自组织的过程：市场需求不断变化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同时，企业技术创新的实现必须通过市场认可才能获得创新收益，既对创新者产生有效激励，同时通过形成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创新。市场在激励技术创新方面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加强的这种作用，从企业外部形成持久的发展动力激励系统。
3、政府政策激励理论
由于市场配置资源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和盲目性，则使创新活动出现市场低效和市场失灵，如基础技术研究、产业共性知识及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安全的创新行为等，往往由于较长的回报周期和较强的投资需求强度而为企业所不愿或无力介入，必须依赖政府来加以组织。
三、技术创新理论与制度创新理论比较
技术创新学派与制度创新学派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经济增长是来源于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尽管当时各执一词，但现在看来，其实二者的观点是可以相结合统一起来的。斯坦福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就对此提出过中肯的评价，指出“任何时候任何技术生产率的提高都不可能脱离其制度环境而存在，因而必须在其制度环境中加以研究”。
事实上，由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在内在机制上存在着强烈的互动关系，使得两者的均衡发展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匹配共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最早是由委内瑞拉学者佩雷兹(C.Perez)和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C．Freeman)在20世纪80年代解释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三十年现的“长波”现象时提出来的，但当时并未引起众人的关注。佩雷兹和弗里曼认为康氏长波不单是一种纯经济现象，而是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与社会制度框架(Social-institutional framework)之间的一种匹配或失配现象。
弗里曼利用创新分类法，按照技术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大小，将技术创新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渐进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即对现有产品和工艺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常常通过“干中学”获得，并且尝试市场需求推动。虽然这只是一些小创新，但小创新的不断累加最后常常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一些大创新都需要同时进行许多持续的小创新来不断完善，最后显现创新带来的巨大收益。第二类是根本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即产生全新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往往是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潜心科研的结果。与渐进创新相比，这类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要更大，但同时单个根本性创新对整个系统的影响还是局部的，除非是一系列根本性创新组合在一起促成全新的产业出现。第三类创新是“技术体系”的变革(change of technology system)，它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根本性创新和渐进创新的组合，甚至伴随相应的组织创新。如20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之间出现的合成材料和石油化工的创新群的出现，加上喷射和挤压模具机械的发展，促成在建筑、包装、农业、纺织、石油、汽车、服装、玩具等行业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发生改变，从而深刻改变了企业生产的制度及消费者消费模式，这样构成一个新的技术体系。第四类创新是“技术经济范式”变革(change of techno-economic paradigm)，也就是技术范式的改变，导致整个经济系统作出相应重大、深刻的变化，即具有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效应，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那种创造性破坏，如蒸汽机、电力等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效应就是如此。技术经济范式把技术范式和经济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这种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相当之大，不仅引起技术、工艺方式的改变，还伴随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已远非单纯的技术创新。如大量生产的引入就包含大量技术创新和企业的组织管理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因素。
因此，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诞生于旧的技术经济范式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经过漫长的孕育和竞争过程。它首先需要在一个或几个产业部门证明有潜在的巨大收益和可实现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并且其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需要伴随一定的制度变革，也就是说技术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制度子系统相互之间存在是否匹配的问题，三者之间由于发展的速率不同而作用的结果不同。一般而言，在巨大收益预期的驱动下，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更快，而制度变革则会遭遇各种综合、复杂的因素如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延长制度变迁的进程。总之，盈利动机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技术经济范式是经济发展的导向机制，它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而社会制度框架为这种技术经济范式提供了必要的和合适的制度环境。
（ 注：本论文系张正玉主持的湖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创新与成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B200671001）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