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4 08:38: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市地理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国古都学。古都是历史城市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古都学创始人之一的史念海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古都和文化》中提出，该学科“研究我国历史上所有的都城的形成、发展、萧条以至于破坏的演变过程”，探明其中的规律。该著作同时指出，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论证古都兴起发展的自然地理因素，指出古都发展的经济基础，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论证古都演变之规律，服务于当前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其中，“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这项研究内容中涉及了古都文化问题。史念海先生这本著作中还有《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中国古都和文化》等论文，可见先生非常重视古都文化研究。城市科学。其有很多分支学科：城市建筑工程学（包括建筑工程技术和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城市生态学等，是以现代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城市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管理学的研究中应该包括城市文化，甚至要关注城市历史文化状况及演变。城市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城市空间组织规律性的学科，也是研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人文要素与一些自然要素在一定的地域内的空间组合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城市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主要关注当今城市。该学科的研究内容中虽也涉及文化要素，但却只是诸多要素之一，并不是主要之要素。
在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等学科之外，还有一个关于城市研究的学科体系———城市学。该学科是在钱学森教授于1985年的倡议下建立的，不过只是作为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层次上的学科。他后来又提出“山水城市”这一概念，倡议把中国传统的山水诗、山水词、山水画和中国古典园林结合起来。这样，历史文化的内容便包涵于城市学理论之中。近年来，我国还出现了以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例如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这主要是受国外城市研究学术思潮的影响。其中北京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研究北京城市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城市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发展的基础、规律和特点”，研究目的则是“为北京城市发展战略和管理决策提供应用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学者们还指出，北京学不应仅泛泛论述北京现有市域范围内有史以来客观存在的各种事实和现象，同时应“深刻地揭示这些现象和事实形成的原因、发展变化的机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问题实质，以及对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产生的影响等”。据此可见，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也包括历史文化的内容。前所提及的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城市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基本都包含文化要素。然而由于这些学科是与其他相关要素相结合对文化要素进行研究的，所以缺乏对文化要素尤其是历史文化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的具体阐释。很明显，这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非常不利。为促进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和思考，笔者特对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进行总结，主要包括：1.探明城市历史文脉，揭示城市文化禀性与精神风貌；2.彰显城市文化特征，为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提供借鉴；3.挖掘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推进城市经济建设、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发展。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够深化对城市以往发展规律和当前城市特征的认识，同时对于城市的和谐与持续发展有所裨益，由此可见，其究任务的繁重和作用的重大。
二、有关“历史城市”之界定
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以“城市”为依托的，此“城市”不是乡村聚落，必须是历史时期形成，具有一定的发展史。这是以往常常使人困惑的难题，也是在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必须首要明确的问题，学术界对于必须是“历史时期”这一问题已经基本意见一致，不过对于我国城市起源的时间，学者们看法尚存在分歧。有原始社会晚期说，此观点提出，中国城市的雏形是新石器时代后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古城[9]。但那时的“城”尚不具备城市的功能，原始先民筑城“所以自守也”，仅是防御性设施。《世本•作篇》记载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可见“市”在我国历史上也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时的“市”并非稳定的商贸市场，仅是以物易物的场所而已。《六韬》曰：“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不过其中提到的“市”位置是在宫中，显而易见并不是一般而言的商贸场所，考古学者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发掘中亦没有取得城中有“市”的资料和证据。《周礼•考工记》记述了西周都城丰镐的规制，其中明确提到“前朝后市”。另外，依据《周礼•司市》，周代已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其职能主要是“去盗”、“止讼”、“除诈”、“均市”、“平市”等。“市”有“大市”、“朝市”和“夕市”之分：“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揆诸史实，“城市”最早出现于西周。那时，“市”已经是“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城市这一地理实体能够容纳不同阶层人群聚居，是一个地区的核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功能。由于“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曰都”，所以中国古代的都城比城市出现早。夏朝初年夏禹所建都城阳城是中国古都学界专家论定的最早古都，遗址位于今天河南登封王城岗，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组所公布的研究结果，其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据前述还可概知，在西周初年我国最早的城市—丰镐出现之前，还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们修筑城址（或称城堡）与夏商奴隶制社会时期建成都邑之漫长发展时期。
以上所述是总体来讲我国城市的起源时间，而每座城市的产生年代是各不相同的，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学术界一般将清朝覄亡的1911年作为历史城市研究的时间下限，对于大陆城市而言，也可以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为与当下有关问题直接相衔接，有一些学者把时间下限定在当今亦无不可，这可以根据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具体问题而定。此外，在“历史城市”的判别标准即“历史城市”的定义这一问题上，可以借鉴现代城市科学的一些内容。城市科学、城市地理学都明确论述了现代城市的定义和现代城乡界限的划分问题。城市科学关于“城市”的主要观点如下：城市可容纳一定数量的人口；城市是区别于乡村的社会组织形式，以非农业活动为主；城市是一定地域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同范围中心的职能；城市相对聚集，以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城市要提供必要的物质设施以及力求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城市是根据共同的社会目标和各方面的需要而进行协调运转的社会实体；城市具有继承传统文化，并加以绵延发展的使命。而城市地理学则将“城市”定义为：城市是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并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集居地，是聚落的一种特殊形态。城市科学和城市地理学都认为现代城市须聚集一定数量的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具备多种功能。
反观城市史学界对“历史城市”的定位，这样的具体内容在其论述中比较缺乏。有的学者描述“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还有的学者指出：“城市是人类聚落的高级形式，也是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国的历史城市学者常运用一种看似无奈的历史城市标准：凡历史上曾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即为历史城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曾对这一标准提出批评，陈先生指出，“历史城市”的确定采用这种行政标准明显有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陈先生曾在江西东北的一些地方居住过，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进行说明。有一座非常小的横峰县城，当地有民谚：“小小横峰县，两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四门都听见。”然而因为是县治所在地，横峰被列为“历史城市”。可是距离横峰不远的景德镇，只因不是县政府驻地则被称为“历史集镇”，即便其是“四大名镇”之一。汉口作为明清时期武汉三镇之一，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成为县一级的夏口厅，从汉阳县管辖下脱离出来，但是马正林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却将汉口与汉阳、武昌并列为历史上著名的地方城市进行论述，陈先生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不过，马正林教授此举依然是按照行政等级确定“历史城市”，因为到清代末年汉口毕竟升为县级行政建置，马教授在书中也并未确立一个既具学理性又切合实际的历史城市判定标准。
根据以上所述，本文参照现代城市科学的现代城市定义，结合我国历史上城堡（城址）、都邑（都城）、城市发展演变史实，来界定我国的“历史城市”，具体为：我国的历史城市，是从西周建立以来由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五类功能性设施组合形成的拥有较多官民集居之大型地理实体。城市作为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功能。上述界定虽然没有要求“历史城市”具备县级以上治所或分封时代王国以上都邑的条件，不过却要有军政衙署，也就是具备行使统治管理职能的机构；对容纳的人口数量和聚落规模没有定量规定，却有定性要求；虽然没有强调必须有城墙，但是指出必须有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设施，也就是说不管城市级别高低、规模大小，为发挥城市的作用，必须“五脏俱全”。
三、关于城头山古城址并非中国最早的城市问题
前曾述及我国学术界由于对“历史城市”的判定标准认识角度存在差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现了很多不同见解。有的观点指出“中国城市是与西方城市平行发展起来的，已有五千多年历史”；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最早的城市是距今约6000年前的湖南城头山古城址，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将这一见解展示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较大的反响。然而，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最早的城市，尚需探究。笔者坚信此说不确，特就此问题进行论证。
（一）湖南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古城遗址尚需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论证1991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湖南北部澧县车溪乡南岳村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当时的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600-4700年。早于河南安阳后岗古城址、登封告城镇王城岗古城址和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古城址等，因而曾被学者论定是我国最早的古城址，而且被评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然而，1995年河南郑州西山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的古城遗址，约距今4800-5300年，还有文章指出其年代据C14测定为距今5450-4970±70年间，其筑城年代比城头山古城址早，为已知年代最早的一处版筑夯土城址。可是，湖南的考古专家后来又对城头山古城址进行了几次发掘，提出其城墙修筑过四次，而第一期城墙的建成时间距今约6000年。这样，我国最早的古城址就被论定为湖南城头山古城址。不过，我国史前古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有很大的开展空间，尤其是在中原发现为时更早的古城址的可能性很大，因而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古城遗址是否为湖南城头山古城址尚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
（二）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并非城市按照当今城市科学权威的意见：城市是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人口，以非农业活动为主，承担一定地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职能的地理实体。这是城市的基本性质和特征，那么历史时期的城市同样应该具备。但是，“城”虽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但是那时建城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和防御的目的。同时这类古城址规模都不大，例如前述城头山城址，其平面略呈直径310余米的圆形，面积约7.6万平方米。并且这些古城址都以窖穴、房屋为多，还有墓葬、陶窑等，功能性设施很单一。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表明，这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还只是原始先民居住的具有防御功能的聚落，而并非城市。西周的都城丰镐当是我国最早的城市。
四、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包含的内容很广，涉及的时段也很长。一座城市产生以来，在该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发生并与之相关联的文化事件和现象以及遗留的文物遗迹均在其研究范畴之内。笔者提出几点原则性意见，以促进城市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要充分关注城市兴起和发展所依存的地理环境与伴随城市兴衰演变所产的环境变化；另外须紧密结合城市考古学和城市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城市科学有关当今城市发展动态与未来发展的新理念、新动向。唯有如此，方可使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具有深厚而广泛的根基和前瞻性动力，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既处于学术前沿，具有创新性，又符合时展需要，有用于世。
（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第一层次，属基础性的，也就是探讨城市所在地区的地域文化。我国历史绵延数千年，国土面积广阔，由于历史进程的差异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地域文化十分丰富。就其大者而言便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陇右文化、新疆西域文化、青藏高原文化、关东文化、蒙古草原文化等地域文化区。尽管这些文化区都是华夏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可各有区别于其他的鲜明特色。所以城市历史文化研究须注意：城市形成于不同的地域文化区，其历史文化便都一定程度带有该地域文化之烙印。另外还要明确，在不同地域文化区内，其文化状况又有更下一级的分异。以三秦文化区为例，陕南、陕北和关中三个不同区域的文化就明显有差异。属于长江水系的陕南秦巴山区，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对其影响更多一些；晋北文化和蒙古草原文化对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文化影响更大一些；而关中地区则为长安文化涵盖的地域范围。所以，在西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便应当注重研究三秦文化尤其是长安文化及其对西安城市文化的影响。而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便要结合荆楚文化尤其是江汉平原之地域文化。在三门峡地区，因属中原文化大区内之河洛文化亚区，还属河洛文化亚区之虢文化区，所以应把中原文化、河洛文化和虢文化结合起来分层次进行研究。第二层次，属主体性的，也就是探索城市区域内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及其嬗变。不仅包括现存的，而且包括历史上出现但现在只有遗迹和余韵的；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非物质文化。就其大者而言有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包括建筑设计与施工技术、城市规划等）、服饰饮食文化、礼仪文化（包括伦理道德和祭祀活动等）、歌舞竞技等。第三层次，属升华理念性的，也就是研究制度文化和理论观念等。即以第一、第二层次研究为基础，把城市所属地域文化和城市主体文化相结合，进行理念层面的总结和提炼，从而取得更深入的认识，获得理论性成果。以城市规划为例，既要厘清陈明历史上的规划内容和实施情况，也应揭示阐明古人制定该规划的指导原则和思想观念。应当加强探讨城市历史文化的理论问题。这一理论研究工作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三层次是两个范畴。倡导对城市历史文化主体部分相关问题进行升华性研究，仅是研究具体历史文化现象和事件。此处则是倡导对城市历史文化这一学术领域整体研究工作进行理论探索，其目的是促进这项当前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以期该领域理论性的探索取得突破性进展。
五、关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
20世纪50年代之初，我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侯仁之先生在论文《“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中，指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要以复原、总结历史时期城市所在地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为切入点，方可探明城市起源、城市性质和其发展演变等一系列问题，这奠定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先生与浙江大学陈桥驿先生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进行中国古都学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时，不仅注重研究地理环境及其变迁对城市形成、发展的影响，还注重研究历史文化对城市形成、发展的影响，这为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增加了新内容。笔者近年来以这几位前辈学者在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探讨方面所获创见为基础，提炼概况出“环境—文化理论”，这一理论思想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在约50年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总体而言，“环境—文化理论”仍在进一步建设中，不过该理论体系内涵的一些要点已逐渐明确。主要有：———影响历史上都邑城市兴衰发展及其功能、形态形成与变化的两大主要因素是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与区域文化特色及其嬗变。———关于地理环境，不仅包括地貌、气候、植被、海岸线、河湖等自然地理环境，还包括政治、经济、民族、人口、交通等人文地理环境；不仅注重其微地理特征，还注重其宏观地理形势；不仅关注它们的渐变，更关注它们的突变。———关于区域文化，主要有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制度文化、建筑文化等，且具层次性。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处于基础层次；建筑文化处于中间层次，体现城镇景观特色；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处于最高层次。———探寻历史时期都邑城市兴废演变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必须通过将地理环境及其变迁与区域文化及其嬗变结合起来，进行时空交织、人地关联的综合研究。
区位理论来源于经济学，后在地理学领域得到一定发展。因而早期区位研究深受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多采用抽象、演绎的思维方式，通过一定的合理假设，探求事物的最佳区位和空间的最优组合。微区位是区位在微观尺度上的研究。该尺度上，距离意义明显淡化，区位周边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交通环境、产业环境等成为微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另一角度看，微区位研究涉及共性和个性研究两方面。前者主要涉及城市空间、环境结构、区域场势等背景基础研究，后者则结合区位主体的自身性质，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城市商业微区位关联效应研究探讨不同主体的区位选择特征。本文以商业区位研究硕士论文为切入点，探讨区位关联问题；其中既包括区位关联本质、形成机理等共性的探讨，也对商业区位中的关联类型及其特征、不同关联类型间的相互联系等个性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从逻辑实证主义角度入手，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手段，利用mapinfo制图功能，对商业研究样本进行空间定位，直观反映出不同商业行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excel、spss10.0等通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从中观层面对各商业行业研究样本进行系统、高效的研究分析。
其次，以结构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城市空间结构、商业网络结构的背景入手，通过对微区位共性研究的背景影响因素探讨，研究分析在城市空间，这一差异场势平台下，商业区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引入经济学中的外部经济理论，对区位关联的本质及形成机理进行理论分析。
再次，在共性研究的基础上，同样注重个性研究。不同区位主体，其区位选择特征也不同，不存在超脱于主体的共同区位理论。尽管本文仅以商业为研究对象，但不同商业行业间，在经营门槛限制、店铺规模、行业自身空间结构等内容上依然存在较大差异。研究注重案例收集，在对微区位关联类型进行划分时，通过对同类案例的分析，归纳总结不同关联类型的特征表现，探讨各关联类型间的发展联系。避免与实践脱节、实用性差等研究缺陷，进一步加强本研究的实际指导意义。
最后，关注现代居民消费行为特征，从人本主义角度，研究不同亚文化人群消费行为差异所引起的商业微区位关联现象。一方面，对亚文化人群密集区域周边的不同商业区位关联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对已具备一定规模的商业中心（街），因主体消费群的社会文化类型不同，所引起商业中心（街）购物消费文化差异，而最终导致新入驻商家文化定位的关联效应也进行了探讨。
商业区位研究，相对于其他区位主体研究，较为成熟。但以往商业区位相关研究多为对传统区位理论的验证与补充，或利用商业经营理论，对商铺区位选址过程进行探讨。其中较注重硕士论文商业集聚效应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对于城市微观环境下各商业经营单位由于经营内容、行业性质、销售特征等引起的相互联系及其空间区位效应尚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以人本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消费者购物行为偏好入手，借鉴近年来城市地理学及区位论研究中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结合不同商业行业区位选择特征，试图较为深入、全面地探讨商业区位关联效应这一论题。
三、具体研究手段
〔关键词〕CNKI；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综述
城市作为世界经济的微观基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它已成为世界经济秩序正常运转的关键。城市经济空间研究的深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产业区的出现[1]，90年代以后，伴随科技园区的兴起，其研究由经验观察向规范化发展，城市经济空间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等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2]。为此，我们以科技园区兴起的1990为起点，以CNKI为数据源，收集20多年的文献，旨在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探寻出破解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关键科学问题。
目前，国际上对城市经济空间研究的起步阶段是社会学视角的，主要是对于城市经济空间现象和新经济社会现象、总结与归纳。随着，地理学与经济学介入研究，对城市经济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机制进行探讨与解释。社会学主要是从对社会的研究切入对相关经济空间现象的分析。对于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虽然在地理学的不同领域内研究的起点不同，但在本质上均具有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的区位论特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城市地理学对经济空间的关注，城市地理学是从对产业的郊区化和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切入的，从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地域空间的互动角度来分析[3]。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主要是以城市经济学为主。
1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影响要素
关于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研究主要有地理学、经济学与社会学3个视角，并且是从社会学向地理学、经济学延伸的。社会学观点认为，由于社会网络的信息流动引起了经济空间的结构变动，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城市地理学的观点认为，产业空间与地域空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3]；经济学观点认为，城市地租的变化引起了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4]；作为地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的空间经济学观点认为，产业的集聚与产业集群的扩张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根源[5]。
在城市空间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经历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空间结构变动的过程，二者密不可分，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的进步[6]。城市作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空间载体，其演化方式决定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7]。无论是生态城市的建设，还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化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心，其水平与方式都直接影响了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城市经济空间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经济系统和其载体构成[8]。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统一在同一平台，探讨在生态环境约束下城市的发展，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同特性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内在性质，并在理论层面上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规模、方向和水平，在环境约束条件下，这些也直接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规律[9]。城市发展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程度、工业化与程度化的协同程度、及其环境的约束性就构成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子系统。只从城市化的角度来探讨城市生态问题，既忽略了工业化对城市生态的影响，也忽略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2013年5月第33卷第5期现？代？情？报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May，2013Vol33No52013年5月第33卷第5期基于CNKI文献分析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研究综述May，2013Vol33No52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特征
21产业带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在空间产业经济和经济系统研究中，对场和空间理论及应用有了重要的发展。Lefebvre在《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提出了有启发性的观点。首先他认为空间内含事物具有广泛性、重迭性甚至相互包容性：如经济、地理、人口、社会、生态、政治、商业、国家、洲际、全球乃至整个大自然空间等。其次空间既是可见的，如人类生存的自然空间，但也可能是想象的。这就是说，空间既可以是抽象的，又可以是具体的[10]。1990年，Sonis和Hewings提出了影响场理论以研究投入产出系统的变化[11]。1991年，Xu和Goule则提出投入产出系数梯度场[12]。一些学者还结合混沌理论去研究社会经济中的湍流场[13]。这些都说明国外空间场理论的研究正处在一个继续扩展深化和寻求应用的新时期。
我国学者研究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是城市经济活动的地理位置及其分布特征的组合关系，它是城市功能组织在空间地域上的投影[14]。产业结构的优化带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要素集聚与分离是城市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5]。
22环境约束
18世纪之后的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经济领域和城市空间组织方式的巨大变革，西方国家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传统城市以庭院经济、作坊经济为中心的空间格局和建筑尺度被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工业区、码头区和工人住宅区等相互交织的城市格局，城市走向大规模集中发展阶段。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化，城市环境的日益恶化引起了一批社会改良学者的关注[1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城市发展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具有巨大科技潜能的现代人在今天几乎不可能中止的科技发展中，也在有意识地调整着科学研究的速度和方向。1990年JGottmann在其新著作《SinceMegalopolis》一书中对他早年研究中所忽视的社会、文化和生态观点进行了修正[17]。1992 年WRess首次提出“生态脚印”的概念来反证人类必须有节制地使用“空间”资源。随着新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西方国家的研究重点开始从城市空间关系转向城市空间机制研究，从一国一地的研究转向跨国跨区域的研究，从实体研究转向组织结构研究，部分学者还提出了世界城市体系假说和对世界城市功能体系的描述[18]，其中Smith和Timberlake关于世界城市城市经济空间的扩张虽形成了大空间范围的现代化城市，在为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空间的同时，也使城市内的土地、水、环境等自然资源承载力也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构成了限制[19]。因此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必然受到其生态环境的约束[20]。任何城市的空间变化都是在该城市的生态环境空间满足了生态自身功能正常发挥后，在一定时期内城市综合进步条件下，所能持续承载的满足城市经济活动的规模、速度和强度的阈值[21]。这个阈值就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环境承载力的边界，它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3结构有序
我国学者在对我国一些城市的经济空间扩张中认为，以中心城市结构优化与功能为战略重点，以新型工业化进程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结构有序演进模式[22-24]。
另外，我国学者还提出了城市经济空间是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从分散到集中、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适应过程，具有结构适应性有序变化的整体性特征[25-26]。城市内产业结构与空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集合体。同时，城市经济空间结构是在多种约束下的有序变化，其结构的合理化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27]。并且，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合理程度由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相互适应过程的整体水平决定，在相对时间内，它表示一种静态结构，在较长时期内则表示一种动态的整体演化过程。
3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机制
31集中与分散机制
缪尔达尔（gmyrdal）对梯度发展的效应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累积因果论”，他认为梯度发展中同时起作用的有3种效应，即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它们共同制约着地区生产分布的集中和分散情况[28]。a·o赫希曼（aohirschman）在深入研究哥伦比亚等国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实践后，在所建立的不平衡工业化发展战略中，提出非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战略，并将产业活动区分为社会间接资本（基础产业）和直接生产活动（直接加工业），建立了应从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出发，实施前向和后向联系，极化和扩散效应等重要概念，对制造业在工业化进程中作为领头产业的关联作用进了深入探讨[29]。还有f·佩鲁（fperroux）[30]等人都分别提出了增长极核或增长核、极化效应、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回波效应等，它们都与场和空间的相互作用有关；特别是50年代f·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有着重要的空间观点，他认为增长极是指经济空间中起支配和推进作用的经济部门。增长极在经济空间中通过极化效应等形成对周围空间资源的吸纳，以保证其快速增长；通过扩散效应等向周围进行技术、投资的辐射，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当然由于吸纳和辐射的方向是相反的，二者的通量、强度、范围存在着差异，因此会出现经济在空间结构变化中的不平衡增长。约翰·弗里德曼[31]（john friedman）用核心——边缘的关系描述了要素市场不平衡发展的过程。在一个区域内经济增长的中心只有一个，但是，在边缘地区中有希望成为下一轮增长中心的后选地点却有很多，他以动态的方式描述了经济增长中心的空间结构和演变过程。
32城市化引导机制
一个地区空间单元上的某种经济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地区空间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是相关的[32]。在涉及地理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忽略空间相关性必然会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甚至导致错误的结论。就区域城市化发展而言，此类空间效应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源于本地经济对非农业部门就业和产出需求的增加以及本地要素供给状况，而且还取决于区外经济对本地区的需求[33]；地区间的互补或竞争关系导致区间商品流通、要素流动以及技术扩散产生的“扩散——回波”效应对地区城市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由于相近的社会、经济、地理条件，某一地区制定的城市化发展目标往往会参照周边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促进城市化发展的政策也常常在地理上相邻的地区之间相互借鉴运用[34]。
33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扩张机制
我国学者认为，城市空间扩张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城市建设用地的高速扩张，我国城市空间扩张的动力源泉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的产物，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来自空间的支撑。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是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基本动力因素之一[35]尹来盛等认为，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增长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扩张。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城市土地扩张的基本动力。人口的增加将强化城市居民对住房、交通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需求，进而使城市用地不断向外扩张[36]。庞瑞秋等认为，交通是联系城市和地区的主要媒介，交通方式的变化、交通设施的建设对城市空间扩张和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具有重要影响，城市空间易于形成沿交通干道扩张的方式，交通的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张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作用[37]。
4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
目前，城市经济学与空间经济相关联的理论发展反映在多个方面，包括城市分区与土地利用研究、考虑土地空间特性的城市发展模型、土地经济中的区位无效性问题[4]；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型以及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等问题等[5]。Charles·Tilly主要是从社会学的层面来探讨城市空间社会边界问题。他认为，城市空间社会边界是内部联系的人口、活动从集之间对比密度、转变或分隔的邻近区域。城市空间社会边界的改变由形成、转变、激活和压制的合成构成[38]。Cathorpe和Fulton以经济地理学为视角研究中认为，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是指城市实现经济增长的土地资源和农村土地资源的分界线，是地理空间上的概念[39]。还有学者从城市生态经济学视角研究认为[40]，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指城市经济空间与其演化环境之间的一定界限，是承载城市经济空间的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环节，其适用边界的变化过程为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生态空间实现协同共生的过程。笔者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指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主体在能够运用自身资源及其特质性能力谋求城市经济发展的势力空间界限，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这里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一个经济社会系统概念。因而，就其本质而言，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边界应具能力与规模变动的双重属性。
一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由经济基本要素等有形资源决定的规模变动边界。二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由社会网络、知识、区域意识、文化等无形资源决定的能力变动边界。这两者间具有相互依赖性，通常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后者决定了前者的边界。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一个城市经济活动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装置，要实现发展的目的，既需要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还应该具备使这些要素有效实现投入——产出过程的能力。因此，对城市经济空间而言，能力边界最为重要。从本质上来说，城市经济空间是要素、资源与能力的载体[41]。城市的要素与资源一般是指资本、技术、土地等同质的可以实现一般递增与递减的经济规律；而后者是异质性的并难以模仿的，不完全满足边际收益递增和边际成本递减的经济规律。因此，城市经济空间所具有的规模变化边界和整体能力变化边界就构成了现代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边界。
可以看出，相关学术界对城市经济空间特性及其形成，其发展过程也是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动态演化过程这一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阶段性、主要影响因子的影响过程与影响程度等方面还存有争议，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运动机理等方面还没有清晰的认识。
在我国，有关城市经济空间及其演化边界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已有部分研究涉及了该方面的研究内容[42-43]。刘兴正从范围经济的角度研究认为，一个城市经济空间由只有一种经济产业演变为多种经济产业时，其经济空间边界就得到了扩大；当城市经济空间收缩自己产业范围时，也就是缩小了它的经济空间边界[44]。我国学者的研究指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生态环境支撑，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产生制约和反馈作用。还有部分学者揭示城市经济空间在其经济结构低水平下的快速扩张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环境损害成本上升[45]。
值得关注的是，在我国已经开展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研究中，已注意到演化边界对城市经济空间持续、稳定发展的作用[46]。但目前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方式与速度的角度，内容主要侧重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的人文驱动机制及生态环境效应分析[47]，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过程中的边界变动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48]。以时间为节点的城市空间扩张模型更多的反映的是现象和结果[49，7]，而对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探讨，特别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变动规律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在理论建构的独创性方面还有所欠缺。
然而“低碳”时代的到来，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0]，生态型、环境友好型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必然选择[51]，也为城市经济空间研究提出了新的必须考虑的约束条件。但是，现行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理论以及发展实际，仍然沿袭着传统的发展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城市空间演化理论中的线性思维仍是主流，现实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其经济空间的非生态化演化现象严重，如“城市病”的出现和蔓延等，加之城市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造成环境物品或服务在市场上的低价甚至无价的状况，现有市场不能准确地反映环境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境成本[52]，也使得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定量研究更为困难，从而系统完整地考虑外界的变化，从整体的角度解析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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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基本认识
（一）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门基于远见的学科
学科的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根植于建筑学科的城市规划学不断兼收并蓄经济地理、环境生态、园林景观等周边学科理论与方法，随着社会、经济、环境问题的不断涌现和政府公共治理进程的推进，依附于城市空间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凸显，使得城市规划管理由极度重视物质空间转向关注居住在物质空间的居民和政府城市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基于远见的城市规划管理学科人才培养首要的是正确的趋势判断和价值选择，而趋势判断的基础则需要经济投入产出的分析、社会伦理和政府公共治理等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基本知识的支撑。
（二）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门基于制度的学科
国外现代意义的城市规划是为了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诞生的，由公共部门组织的城市规划具有深厚的公共政策传统。与此相悖，我国的现代城市规划是建立在制度影响为零的假设之上，因此制度是与城市规划技术无关的变量。事实上城市规划管理处于高度不确定的变化过程中，制度的忽略使得规划远离了现实。2011年我国的城市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城市规划管理由管理增量转向管理存量，由管理空间转向空间与社会并重，因此城市规划管理重心、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需要不断调整，使得传统的空间设计、工程设计退到次要地位，城市制度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城市规划管理需要掌握制度和政策设计的技巧。
（三）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门基于责任的学科
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的大部分历史性失误并非由于具体规划技术方案、手法出现错误，而是规划目标和理念导致偏差。城乡规划管理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根本任务，促进土地科学使用为基础，促进人居环境根本改善为目的。当前城市和谐社会关系构建的平衡基础是公共利益，协调公共利益成为城市规划管理的本质核心。城市规划管理的前提首先是责任和人本精神，社会责任感是城市规划管理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责任意味着需要具有提供“诗意栖居环境”的技术能力、秉承“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捍卫“公平公正”的价值观。
二、教学体系特征
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经过近10年的探索，克服了一系列教学难题，初步构建了具有人民大学特色、符合时展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
（一）构建适合学科发展方向的课程体系
从2005年本科培养开始，每年的课程设置不断调整，调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选择教学最好、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讲授公共基础课，针对学生反映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二是开设教师擅长的又符合培养计划的课程；三是研究其他院校规划专业的课程设计，征求毕业学生和用人单位及专职委的意见，逐步建立具有人民大学自身特点的培养体系。
在教学内容方面，注重哲学与方法论、法律、计量分析、计算机应用与价值取向教育，设置社会学、公共政策、社区建设、社会福利、城市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并将经济学作为必修的核心课程。根据城市管理前沿的需要，充分发挥人民大学学科优势，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形成与工学互补的城市管理本科教学体系，构建了“4+2”课程结构：即4个学科的理论知识主线：公共管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2类分析方法：空间分析方法（包括GIS分析、CAD等规划制图方法）和数量分析方法（包括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公共管理学主要开设管理学基础、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原理、市政管理学、城市土地与不动产管理、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城市社区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非营利组织概论；社会学主要开设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规划学主要开设城乡发展与规划导论、中外城市发展史、建筑学基础、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研究、城市地理学、城市更新与旧城保护、城乡规划法律与法规等；经济学主要开设经济学基础、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土地经济学等。
这套城市管理本科教学课程体系符合时代需求、特色鲜明、脉络清晰，在强化通识教育的前提下，拓展规划学和管理学的深度，既弥补了传统的部门化管理重技术轻理念、重微观问题解决轻城市系统优化之不足，又弥补了传统行政管理重理念轻方法、重政府内部管理轻城市经济社会运行管理之不足，因此广受学生和用人单位欢迎。城市规划是综合配置城市土地资源和城市公共资源的手段，城市规划管理是宏观层面的城市管理。人民大学城市管理本科学科建设突出城市规划学的教学，同时突破中国传统的技术性规划教学，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教学体系，构建公共政策视角下的城市规划教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将城市规划引申到公共政策领域的教学体系，符合公共管理学专业化、城市规划学管理化趋势，为国家培养转型期需要的交叉学科复合型人才。
（二）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在课程体系的指引下，为突出特色，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特别注重课堂教学方法的创新、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为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本科有4门专业课开展了课外体验和实践。课程考核采用“大作业”形式，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所学技术手段，解决该课程领域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在大学的四年时间设置了三次递进的实习：2年级学院组织的社会实践，初步认识城市管理；3年级暑期在实习基地为期一个月的专业实习，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观察城市问题，学习与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4年级最后一学期根据自愿的原则在相关城市管理与规划部门实习，或者参与系里教师的学术研究，锻炼提升学生解决综合性城市管理问题的能力。
跟踪前沿实践开展学术研究和实践教学。一流的学术研究是一流教学的保障。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的学术研究围绕学科建设展开，并及时将最新研究成果带上课堂，60%的老师申请到国家基金项目，每个老师都围绕学科建设需要开展研究并撰写论文；实证研究项目和规划编制项目选择也都以符合学科建设方向为主要原则。为此我院规划与管理系根据区域特征先后建立了北京朝阳区、扬州市、安庆市、成都温江区、自贡市等5个教学科研实习基地。3年级学生暑假集体在实习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习，地方需求大幅度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人民大学师生为实践单位带去了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理论和方法，受到实践单位欢迎。实践基地则为师生跟踪最前沿的城市管理实践提供了极好的平台。
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教师长期耕耘于城市管理学术前沿，实现教学相长。为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参加全国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组织的社会调查竞赛。为增加本科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通过微信、公共邮箱等途径，挂出课题题目和需要的人数以及各种专业会议的信息，鼓励学生进行申请。
城市规划管理学科还处于探索阶段，结合课程设置，规范教学内容，我系根据教学培养方案，积极进行相应的教材建设，其中按照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签订的系列本科教材协议，出版了《城市管理学》、《城市总体规划原理》等教材。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签订的公共管理视角下的规划系列教材包括：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城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城市发展的政治学分析、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原理、乡村规划基本原理、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等，近几年将陆续出版。
（三）探索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培养手段
好的教师支撑好的教育。由于我系教师数量少，结构趋向于多元化、年轻化，为弥补前沿问题研究的不足和拓宽学生视野，一方面采用聘任兼职教授的形式弥补目前师资结构的不足，另一方面根据教学内容，聘请政府机构、研究机构、企业等的实践工作一线的资深专家进行专题研讨，保证学生有机会聆听全国一流的教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实证案例，为学生拓宽国内视野提供条件。
我们一直坚持学生培养的国际化导向，通过鼓励教师出国进修、为学生出国交流创造条件、与国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等方式提升国际化水平。平均2年举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为学生提供近距离接触国际一流学者的机会，并与国外大学形成长期稳定、制度化的教学合作关系，包括与墨尔本大学和剑桥大学签订学生互访协议，与奥克兰大学联合举办“国际城市研究与规划实践”联合课程；每年多次邀请包括剑桥大学Elisabete、墨尔本大学韩笋生教授、旧金山州立大学的Richard LeGates、UPENN的John Landis教授和Eugenie Birch教授、旧金山州立大学的Richard LeGates教授、格罗宁根大学的Gert de Roo教授、UIC大学张庭伟教授等国外知名教授为学生授课，建立与国外大学的联合研究渠道，共同展开国际研究，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国际视野。
（四）树立人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
人民大学城市规划管理专业以“人文、人本、人民”为核心理念，培养具有综合分析能力和人文精神的城市规划人才，明确公共政策导向的城市规划管理的“人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重要性，把德育培养作为课程体系之中贯穿始终的关键。为此，教学团队每月至少开一次讨论教学相关事宜的会议，向学生推荐必读文献，鼓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与实践，强调人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2010年4月14日玉树地震，我系师生秉承“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精神赶赴灾区，在前沿事件中锻炼成长，援建3年时间里共有30名学生到过灾区，以此为契机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国家责任感。
三、教学体系创新
（一）树立城市管理专业的基本理念
传统城市管理专业设置多基于部门化管理的需要，侧重本部门的技术管理，或者是直接针对政府管理需要的行政管理。城市是具有自身发生发展规律的复杂巨系统，中国转型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城市各领域之间的互动性，几乎所有城市的重大管理难题都是跨部门的复杂问题。我系创新城市管理学科建设理念，以城市发生发展规律的教学与研究为起点，赋予学生认识和解决中国转型期综合性重大问题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二）重构城市管理学学科体系
经过多年对城市问题的跟踪研究和教学实践，我系逐步建立了能够面对和解决重大综合性城市管理问题的专业教育体系，拓展和丰富了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架构，增强了公共管理学服务社会的综合能力。同时也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中国传统规划学的经济社会内涵，为工学背景下的城市规划专业向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转型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三）完善教学体系的逻辑脉络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2年级分专业，1年级的公共基础课由学院统一安排，包括管理学、经济学基础课程，从2年级学生开始接受专业训练，规划专业课程本着从微观到宏观、从历史到现代的教学逻辑在两年内进行安排，同时按照2年级开设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课，3年级开设社会学专业课的基本原则，方法课程安排从1年级开始开设，遵循从数据到图形空间的教学逻辑，同类课程前后具有逻辑连续性，不同类课程具有互补性，形成目前相对合理、均衡的教学时序体系。
（四）探索专业教学的创新模式
【论文关键词】城市区域 空间管治 模式 研究进展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中国的城市区域迅速生成，并且成为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空间载体。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并没有跟上经济和城市发展的步伐，导致城市区域内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矛盾也更加尖锐。因此，在中国实行城市区域空间管治，从区域的角度协调和解决经济发展与城市进程中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未来体制改革必然要面对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区域空间管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管治模式的探索，针对个别城市区域提出了管治模式的构想，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国外城市区域空间管治模式的研究进展
国外城市区域空间管治模式的研究起步较早，始于2O世纪6O年代，先后从区域发展规划和行政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多种城市区域空间管治模式。并且，将一些经典模式应用于城市区域的空间管治实践。张京祥对西方国家城镇群体地区普遍实行的管治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将城镇群体区域／城市管治概括为如下几种模式：
1．松散、单一组织的管治模式。如在纽约大都市区展现的是一种松散而无统一行政主体，以专门问题性的协调组织运行为主的管理模式。
2．统一组织的管治模式：华盛顿大都市区的区域合作比美国多数大都市区更进一步，形成了统一正规的组织——华盛顿大都市委员会(MWCOG)，虽然它也是一个没有执法权力，由县、市政府组成的自愿组织，但由于其较好地解决了区域问题并为成员带来了实际的利益，因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联合形式。
3．完全单层制管治模式：如杰克逊维尔市与其所在的杜维尔县合并形成了单层的大都市政府，合并不只是地域上的统一，也产生了长期的规模经济，从而降低了政府运行的成本。
4．双层制管治模式：如迈阿密1957年与戴德县形成了双层制的大都市政府，县(区域)内非城市地区的所有服务均由大都市政府(上层)提供；城市公民接受他们所在市(下层)和大都市(上层)的双重服务，即上层政府承担了少量的区域范围服务，资金来自于整个大都市区范围的相关税收及那些非自治市地区的特别税，而下层政府承担了更具体的公共服务工作。
由于这种管治模式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及经济运行体制较为吻合，因而成为西方城镇群体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协调组织模式。国外城市区域空间管治模式的研究大多是从单个案例分析中得出结论，即通过对城市区域的行政管理和区域发展规划的研究制定空间管治模式。由于各个城市区域的行政管理和区域发展规划之间存在着差别，所以这样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广泛应用。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描述为主，对城市区域空间管治模式的形成机制缺乏深入研究。
二、国内城市区域空间管治模式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期“空间管治”理念引入中国，国内学者主要从城市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科探索中国城市区域空间管治的模式。根据洪世键、张京祥的归纳，国内都市区域管治模式的研究主要是三个视角：一是以南京大学的顾朝林和张京祥为代表，主要从城市规划和西方“管治”理论的角度研究城市和区域管治问题：二是以华东师范大学的刘君德和宁越敏为代表，重点从“行政经济学”和大都市区空间组织的视角研究都市区域的行政体制改革和空间组织形式问题；三是以中国人民大学的毛寿龙和孙柏瑛为代表，从行政管理，特别是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多中心管治结构和政府间关系问题。基于这些视角来分析中国城市区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空间管治的必要性，提出相应的管治模式。现有文献对城市区域空间管治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都市圈空间管治和城市群空间管治这两个方面。
1．都市圈空间管治模式的研究
中国学者针对近年来都市圈建设的实际，以案例为基础开展都市圈空间管治模式的研究。第一，以双层结构为主导的管治模式。张京祥等认为，在我国都市地区可以构建由两级双层管理模式组合而成的管理系统：都市圈双层管理体制和大都市圈双层制管理体制。吴未在对南京都市圈的管治研究中，提出构建双层政府管理模式，其特点是上下级政府之间形成合理的分工，划分区域性和地方社会服务职能，形成区域城市化的地域发展格局新体系。谢丁、张旺等以长株潭城市区域为案例，提出一个区域政府与地方政府并存的双层结构模式，即构建一个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区域联合政府，并在水平管治体系上进行拓展，使长株潭城市群的管治体系呈网络化发展。第二，以网络型为主导的管治模式。陈闵齐认为苏锡常都市圈应形成区域和城镇管治协调的网络型管治模式；吴玉琴提出构建珠江三角洲城市区域多中心协调的网络型管治模式，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三，探索建立城市群政府、都市联盟等模式。
此外，洪世键、张京祥从管治的调控机制出发，将大都市区管治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集权的大都市政府模式、分权的市场竞争模式和网络化的合作模式。而这三种模式又与三种不同的大都市区管治理论流派相对应：传统区域主义以建立正式集权的大都市政府为政策目标；“公共选择”学派主张以市场机制来解决大都市问题；新区域主义主张以网络化区域合作结构来对大都市区进行管治。
2．城市群空间管治模式的研究
综合近几年学者对城市群管治的研究，认为我国城市群管治的模式及政策表现为如下：一是建立城市群政府，在我国的城市群区域，为了保证区域联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拟建立城市群政府，其目标是使城市群区域的机构系统与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一致，城市群政府能够利用城市群区域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大的功能地域和巨大的人口以及发达的产业群提供的规模经济，更好地配置利用资源，促进区域的发展；二是建立城市群规划局，我国的城市群区域城市间的功能联系极为密切，但受行政区划的分隔也极为严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区域必然出现多中心的都市区，借鉴双城的经验，拟考虑建立城市群规划局，其直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有关重大的决策要呈报给中央政府，批准后方能执行；三是设立城市群市长联系会议制度，对于跨省的城市群，其管理组织形式与联系比较紧密的都市圈不同，表现为主要以松散型的组织为主，即应成立由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市长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城市群城市间的沟通、互访与协作；四是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应积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和企业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建立以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为主导的包括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等多层次参与的区域发展协商与协调机制；五是实施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联合行动，对于跨省区的城市群而言，由于自然生态区和行政区之间的内在非耦合性，使得城市群区域内的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突出，因而城市群中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是城市群管治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城市群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除了制定统一的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制定统一的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标准，实施严格的监督和检查外，必要时还必须采取跨区域的联合行动，共同监督和检查各城市污染治理的状况、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进一步协调解决的问题，从而推进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城市群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关键词：低碳城市 空间结构 交通模式 土地利用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低碳城市”相关基本概念
1 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在考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实现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型，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2 低碳城市
所谓低碳城市，本质就是在城市实施低碳经济。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其概念就是指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方向及发展模式、市民以低碳生活为行动理念及行为指导、政府管理部门以创建低碳社会为标本和蓝图的城市。目标就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城市保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处于较低水平。
二、低碳城市的理论及实践发展
1国内外低碳城市理论及实践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先驱，其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问题也较多，并且英国作为岛国，资源稀缺，深刻理解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未来可持续的重要性。英国在 2008 年正式通过《气候变化法案》。 2004 年，日本政府制定《面向 2050 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境》的研究计划；2007 年，美国《抓住能源机遇，创建低碳经济》报告；2008 年，印度政府《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而联合国也于 2007 年出台“巴厘岛路线图”，提出节能减碳的目标。
2007 年 11 月，中国与新加坡共同签署了两国合作建设天津中新生态城框架协议，目的是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创新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008 年 1 月，全球性保护组织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北京正式启动“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上海、保定入选首批试点城市，总结可行模式，然后陆续向全国推广；截止 2009 年末，全国已有保定、上海、天津、贵阳、杭州、德州、无锡、吉林、珠海、南昌、厦门等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低碳城市，还有不少城市正酝酿低碳城市策略。
2 我国现阶段城市空间结构利于“低碳城市”的构建
中国人口众多，在未来三四十年里每年将有 1500万～2000 万农民进入城镇，这从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走集约、紧凑、高密度的城市发展结构，摒弃美国的汽车城市化模式。中国的城市尺度大部分适宜步行与自行车交通。中国一直是自行车大国，城市有良好的绿色出行需求与习惯。在未来发展中，如果规划尺度适宜的街区地块与环境优美的自行车路线与自行车管理系统，将自行车运行系统纳入公共交通层级中，会有效减缓甚至改变私有交通城市趋势。最后，中国近年来提倡的山水城市、园林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等城市形态为建设低碳城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城市建设将为低碳城市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实体物质空间与建设管理经验。
三、“低碳城市”的空间结构分析
1 适度密度与紧凑城市发展
紧凑城市（Compact City）:“城市的经济和社会重要性最终依赖于由空间密度提供的使用方便的交通，以及利用这种机会的人们和机构的绝对多样性”。“紧凑城市”符合低碳城市发展战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体现：一是适度密度的紧凑城市占用更少的用地，可以更多保留乡村、农田、绿地等开敞空间，减少对自然环境的侵占；二是紧凑城市形态可以减少机动车出行，减少碳排放。此外，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使得我们不可能走美国郊区式、小汽车式蔓延扩张模式，在中国走适度密度（中、高密度）紧凑城市路线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2 步行城市、自行车城市、公共交通城市
城市交通决定城市空间已被历史证明。19世纪以前，由于工业化的出现，铁路逐渐成为主要运输方式，造成城市沿铁路线扩展，而后来出现的电车与汽车，使得城市规模在扩展的同时有了进一步的集中；而1945年后，小汽车的大量入户，城市开始有了大规模低密度扩散。城市交通决定城市的密度和尺度，以城市“摊大饼”现象为例，城市放射路之间联系需求加大，城市中心交通压力增大，城市拥堵现象严重，这迫使在放射路之间修建城市环路，北京已经发展到了六环，结果就是城市越摊越大，慢慢吞噬周围的乡村和农田。欧洲国家近年来极力倡导的城市交通与城市空间相互决定论，目的就是改善城市交通、减少城市交通拥堵，增加公交分担率以达到减少消耗与污染等。
3 低碳城市的土地利用
低碳城市的土地利用规划及城市总体布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生态分区和土地适宜性分析、产业用地布局、居住用地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等。低碳土地利用最重要的是土地的集约利用问题，土地集约利用可以增加单位土地的产出，减少日益蔓延的城市扩张问题，从而能得以保留乡村、农田等开敞空间，这也是在中国日益紧张的人地矛盾下的必经之路。
我国在未来数年内仍然是以工业发展为主的国家，所以规划建设可持续低碳城市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规划的作用为工业转型提供实体基础，所以对产业布局的研究对创建低碳城市非常重要。
四、“低碳城市”的城市规划未来发展
城市规划作为指导城市合理发展的一门科学，在城市土地利用、城市空间布局、城市管理等领域发挥着战略性作用。低碳生态型城市的规划指导原则是改变以经济发展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变革现有的城市规划系统，引入了新的规划理念与设计。
1）低碳城市指标体系
低碳指标体系贯穿于规划的各个阶段，有明确的减排控制数据指导，并区分强制性指标与指导性指标。
2）低碳城市理论框架与数据支撑
各城市应建立本市的低碳课题组，深入挖掘市域的自然资源条件、环境承载力、历史发展进程、现状发展情况、未来发展建议。并将本市城市数据建立系统数据库，以备随时查询与使用。
3）低碳城市规划各层次创新研究
从城镇群也即大区域层面，到城市及其周边层面，到社区层面，再细致到单体及其周草木。将自然山水、阳光、空气、谁、绿地都纳入研究领域，将低碳排放贯穿规划设计实施哥阶段。
4）低碳城市专项规划
重点内容包括：低碳产业规划布局、低碳城市生活模式研究、低碳城市能源系统规划、低碳城市交通与物流系统规划、低碳城市扩大碳汇系统规划等。
5）低碳城市规划管理
从政府角度来说，制定低碳指导政策及实施反馈奖惩体制；从公众角度，提高居民的低碳意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共同作用创建低碳生态和谐城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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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经济问题探索，2009(1)
[8] 刘传江冯碧梅，低碳经济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学习与实践，2009(1)
【关键词】城市规划；科学化；人居规划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从原本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向了全面社会发展方向。城市规划的科学化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建立科学的规划系统对促进城市规划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也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问题作为重要的社会发展方针和途径，加以重视。可以说城市规划的科学化发展将逐渐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主旋律。
一、城市规划科学化概述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城市规划工作中出现了许多不合理、不科学、不完善的现象，给市民生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扰，对此，城市规划者开始逐渐重视城市规划的科学化和合理化问题。城市规划科学化的具体概念是指在城市规划中要尽量遵守科学性、合理性原则，对城市规划的编制、监督和审批等要与城市具体情况相结合，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城市规划科学发展问题表现
（一）研究对象问题
从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看，绝大多数规划师应该说是在努力寻找“城市的发展规律”，试图通过这种努力，预测城市发展的未来。假设这样的路径是可行的，那么就承认了城市研究是一门基础性科学，准确地说，这样的城市规划应该称为“应用城市学”。问题在于，从目前的城市学来看，虽然已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但是其科学基础并不稳固，边界也十分模糊。不仅城市的定义存在种种困惑与局限，研究的方法也是“拿来”为主。由于城市学研究城市中的什么内容很难进行恰当的界定，于是就成了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城市政治学等学科的“拼盘”。更重要的是，虽然居民点按照性质和规模的不同分为城市和乡村两大类，但实际上从特大城市到小村庄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人和各种要素不断在城乡之间流动。如果把城市规划当作“规划学”在城市的应用又如何呢？众所周知，规划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提出未来某个时间要达到的目标，二是提出实现该目标的措施（霍尔， 1982）。从定义上看，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是需规划的。同时，规划也就是计划、设计、战略等的同意词，只不过是内容不同。好比政治学研究人的政治行为，经济学研究人的经济行为，规划学，如果要建立的话，必须要研究人的规划行为。困难在于，规划行为散布于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一种边界比较模糊的行为类型。与其将它作为一种与其他行为并列的行为类型，不如说它是人的各种行为的一个构成部分，或一个阶段。
（二）学科定性问题
城市规划科学化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城市规划是什么性质的科学？是作为自然科学还是作为社会科学来发展？首先从自然科学角度来认识，遇到了规划对象空间范围扩大后引起的“量变到质变“的问题。“自然科学”研究物性，其变化法则遵循因果规律。只要找到“普遍真理”，就可以通过研究达到解释和规范的目的。一般认为，它必须通过四个步骤才能完成研究的全过程：一是用科学的方法观察和收集资料；二是用科学的方法把资料按照意义和作用加以分类；三是通过分析得出预测性判断；四是通过实践鉴别作为规律、趋势或者倾向的真实性，最终形成科学的结论。因此，城市规划的科学化进程，若按自然科学标准来衡量，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理论难题。
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认识，存在着规划研究范围和内容的界定问题。社会科学摆脱了“试管实验方式”（test-tube ap-proach）的限制，广泛运用社会调查工具，寻找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各种假设（如经济人、政治人等），对人类社会中人的不同层面存在的规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规划工作，与把城市规划建设成为一门科学存在着层次和深度上的差异。由于城市规划既有自然科学也有社会科学的内容，或者说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它的科学化必须提供不同于前两者的解释。人居环境是整体的，同时也是无限可分割的。关于人居环境形成过程中人为干预现象的科学解释，在小尺度物质空间建设方面，更加容易接近自然科学，反之则更加容易接近社会科学；当将人居环境作为承载人的物质容器建造时，更加接近自然科学，当将人居环境看作为满足人的需要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成果时，更加接近社会科学，甚至与人文学科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学科性兼顾的问题
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中有大量的数学应用，因此无疑具有科学性。有人认为，数学中几何学的词义本身即是“测地术”，这是规划与建筑的基础，方形和矩形也是建筑稳定性的需要而被抽象产生的?。城市建设，与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而且投资比较大，更新周期长。因此，城市规划必须认真研究方案的可行性，从功能需要、经济能力、技术合理等方面进行科学论证。从这个意义上，建筑师与规划师离不开数学，不需要进行更多的说明。但是，只谈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不够。一个仅仅符合科学规律的规划也有可能是没有艺术品位的，是人们所不喜欢的。如果只谈科学合理，或许可以整个地区的城市和建筑形式没有大的区别。居民点除了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外，本身还是一项公共艺术，必须满足人们审美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并不等同于主观意志的任意发挥。实际上，不少人普遍混淆了城市规划和建筑学中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城市与建筑艺术。即使艺术，如果不限于艺术创作能力的培养，而作为审美研究对象也可以看作是一门科学，即美学。美学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一位具有美学修养的与一位只知个人艺术表现的规划师、建筑师是不同的。前者懂得如何用别人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传授规律性的知识，后者只能纯主观地展现个人的偏好，也许获得可能的共鸣，但难以发现规律，当然艺术家也可以从根本上否定这种规律的存在。
结语：
城市规划学科需要提高科学性，加快科学化进程。但城市规划毕竟仍是一个应用程度很高的专业，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协调工作。注重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注重技术与艺术的训练，永远是社会实践所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传统建筑学的最基本原则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需要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如果将城市规划作为一门科学，它只能是人居环境科学在城市的应用。城市规划的科学化水平，取决于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状况。
参考文献：
[1]邹德慈.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C].厦门：2012.
[2]纪晓岚.论城市本质[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3]张兵.城市规划实效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