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9 0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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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闻 职业道德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On the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Ethics Study in China
Zheng BaoweiFan YapingShu Shu
（The Research Center of Journ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872;
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School of Journalis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ethics study in China.
Key wordsjournalismprofessional ethics
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于今已有20余年，研究历史已较长，但研究热情却始终不减。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媒体从业者职业道德问题屡屡发生，职业道德问题因此屡屡受到社会关注，也引起了研究者更广范围、更深入的探讨。
一、对研究状况与历史的简单扫描
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最早始于80年代初，基本是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的。从那时到现在，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不仅产生数量庞大的论文和各类文章，而且已出版相关教材和专著10余部。
就专著与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鸿书《新闻伦理学论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编《新闻职业道德》、陈桂兰主编《新闻职业道德教程》、王军《新闻工作者与法律》、黄瑚《新闻伦理学》、王天定《新闻道德与规范》、黄瑚编《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陈汝东《传播伦理学》等。这些撰著已经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的历史、基本理论、原则规范、内涵等各方面内容，较系统地介绍了新闻职业道德的方方面面。
就研究论文来看，仅以CNKI收录文章为考察对象，就可获得专门研究“新闻职业道德”的论文617篇和涉及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文章近千篇，这还不包括CNKI未收录期刊上的文章及国内出版的论文集中的文章等。可以看出，研究论文数量巨大。
就研究开始的具体时间来看，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新闻道德的准则》首次将新闻职业道德引入我国新闻学研究中。但当时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并未引起更多人关注，直到1982年，由于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各行各业加强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的教育”，从而大大促进了新闻领域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新闻职业道德概念随之开始在新闻界流行和普及，并为各界所认同。
总括1979年至今的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阶段：
1、1979年―1991年：这一时期，新闻界经过拨乱反正，在理论上弄清了新闻事业的性质、社会定位等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大问题，意识到了新闻事业既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现代社会中一门具有独特的社会职能的职业。既然是职业，就必然有其职业道德要求。同时，这个时期新闻失实这种新闻实践领域的老问题依旧存在，而追求不正当物质利益的行业不正之风这类新问题又接踵而来。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逐渐兴起。当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内容还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反对新闻失实、虚假新闻，提倡新闻工作者追求新闻真实性等方面；也出现了少量研究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反对有偿新闻、新闻伦理学等的论文，但数量很少。
2、1992年-1997年：这个时期，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无论从论文数量还是从研究强度来看都明显加强，论文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到1997年达到第一个研究高峰。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研究，一方面与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台与不断修订有关系――1991年1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出台，1994年4月、1997年1月两次修订，《准则》的出台明显推动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与这个时期新闻界在市场化中片面追逐利润、淡化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有关，另外，这个时期“有偿新闻”的泛滥也促使了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热潮。与此相应，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内容明显丰富了；而且，与有偿新闻有关的研究明显成为一个重点。
3、1998年-2004年：这一阶段，有偿新闻研究在继续，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对有偿新闻的研究大都与突发事件结合起来论述。突发事件成为促进这个阶段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不断延续的重要因素。《东周刊》事件、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事件引出的受贿事件等，都促使了新闻学术界对职业道德研究的重视，新闻职业道德研究走入又一个高峰，仅2004年一年的研究论文就达百余篇。同时，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审视新闻职业道德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次，新闻伦理学研究也在继续：除了对国内新闻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外，对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新闻伦理研究的介绍和论述增多。另外，对新闻职业道德观的相关研究也受到了重视。除此以外，研究者开始从新闻娱乐化、炒新闻、新闻策划等角度研究新闻职业道德。还有，网络道德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
4、2005年至今：这个时期，从有偿新闻、虚假新闻、炒新闻、新闻专业主义等切入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在继续。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与我国的相关政策相联系（如新闻职业道德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三个代表与新闻职业道德等）的研究，也占不小比重。随着2006年网络传播研究成为热点，对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度明显增大。另外，研究者对新闻自律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了。
二、研究的主要视角和内容
总括20多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研究视点和内容：
1.新闻失实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新闻失实是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最常见的切入点，也是从80年代初新闻学界一开始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至今一直持续关注的一个点。当然，随着不同时期新闻失实形式的不断变化，研究的认识和结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就内容来看，对新闻失实的研究主要围绕失实的表现、失实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失实等层面来展开；从目前来看，不同层面的研究论文数量都很庞大，所获得的认识和具体内容也较为系统、深入。从研究成果的形态和类型来看，也相当丰富和多样，有新闻理论著作中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有研究论文中就某一认识视点所做的深度分析与论述，也有大量来自业界的对某些失实个案的解剖和反思。
2.“有偿新闻”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有偿新闻”在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中也占有很大比重。与“有偿新闻”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偿新闻”的成因、后果及如何防治等方面。
关于“有偿新闻”的成因，研究者的观点较为统一，普遍认为，“有偿新闻”的成因主要分为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从主观看，新闻工作者社会良知的丧失，对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追逐是重要原因。①从客观因素看，市场化背景下形成的新闻产品市场交易的不规范，为“有偿新闻”的出现提供了机制和土壤；企业或其他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的宣传需求，则为“有偿新闻”提供了买方市场。
关于如何防治“有偿新闻”，研究者主要围绕“自律”、“领导”、“监督”、“改革”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各自的对策。从近年的研究来看，加强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自律，似乎受到更多人的强调。如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监督、评议还是惩罚，起到的无非是一种修枝剪叶的功效，只有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才是从根做起，才能夯实新闻职业道德理念的根基。②当然，也有学者提出通过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待遇的方法来杜绝“有偿新闻”。③
3.新闻炒作、新闻媚俗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90年代以来，新闻炒作与媚俗之风盛行。一些媒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一味媚俗，大肆炒作，引起许多社会公众的反感。新闻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引发了学界和业界对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问题的关注。
新闻炒作与媚俗和新闻职业道德的联系在于：首先，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是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原因之一；其次，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是减少和避免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重要条件。一些对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的研究者正是由此出发对新闻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进行强调和关注的。
4.典型案例与新闻职业道德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常以新闻界发生的某些违反职业道德的典型案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某些案例，呈现新闻职业道德的现状与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对策。这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案例介绍引出新闻道德缺失话题，然后就新闻道德问题的相关内容、对策进行论述。
如，著名的山西繁峙矿难中11名记者受贿事件，就曾成为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引发了许多研究文章。另外，“茶水发炎”事件、“杨丽娟事件”等也都曾引起众多学者由此出发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和职业良知的记者，必须做到：绝不有意编造虚假新闻，这是新闻工作者的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④
5.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从新闻专业主义切入来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是近年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围绕二者间的关联，有学者指出：新闻专业主义从本质上说，至少包含三方面的理念：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业准则。⑤ 还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中的媒体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使命和社会责任应该对应着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职责和职业权利；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中的行为准则和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利益也密切相关，新闻从业者只有在满足一定的行业准则前提下，才能够获得其应有的职业利益，获得别人的赏识和尊重。因此，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新闻成为一项专业的必要条件。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也对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⑥ 另外一些学者把新闻专业主义视为解决新闻职业道德缺失问题的治本之策。如陈力丹认为，通过长期的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内化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是解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长远之计。⑦
6.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关系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规，一个涉及新闻自律，一个涉及新闻他律，两者密不可分，故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必然要涉及新闻法制问题。在这方面，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新闻职业道德为新闻法规提供存在的价值基础，对新闻法规具有多方面补充；反过来，新闻法规又可以保障新闻道德规则的实施。⑧ 从现有研究看，学界往往是将自律和他律同时作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来看待的。如有研究者就强调：新闻传媒职业道德建设一要靠他律，二要靠自律。⑨
7.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研究
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者也不少，取得的认识也较为多样。如有研究者强调，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自律监督机制；二是建立健全重视职业道德修养的机制；三是完善和加强有关职业道德修养的学习制度等。⑩另有研究者则提出，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当促使新闻职业道德内化；促使宏观管理和调控体制良性整合；优化新闻职业道德的外部监督体系；提升社会公共道德水准和道德判断力，铲除违背职业道德的社会土壤等。11
8.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
对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关研究视角和内容主要分为这样几类：
（1）美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这方面研究相当多，有些研究也较深入。如关岩德的《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一文，对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的情况作了较全面、深入的介绍，具体涉及到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发展，美国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美国新闻行业的内部监督机制（如新闻评议会、媒介内部专职督察员或道德顾问的设置、新闻评价活动）等；另外还介绍了美国新闻院校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情况。12
（2）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比较研究。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陈中原的《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该文从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现时间、价值标准、新闻生命、采写原则、版面安排等五个方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进行全面比较，分析了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共性和个性。13
（3）中外新闻职业道德状况比较研究。此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先介绍西方新闻自律情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说明。以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一文为例，文章首先介绍了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发展的历程，然后转向西方新闻自律发展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的探讨。14
9.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
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网络给新闻职业道德带来的影响和网络环境中的职业道德要求等方面。就第一方面的研究来看，很多人的认识已经比较明确，如认识到网络媒体在真实性、抄袭、把关人缺失、新闻保密、隐私权等方面都更有可能出现诸多问题。15就对网络新闻职业道德要求的研究看，研究者多从强化职业责任和自我约束能力、依靠自律原则规范从业者的行为、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等方面进行强调。16可以看出，目前这方面研究的层次还比较浅，主要停留在传统职业道德理论与网络传播特点的机械对照与分析层面。
三、小结
综观近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认识：
1、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涉及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因此对其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2、从现有研究成果看，研究成绩总体来看是不错的。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也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研究视野比较开阔，涉及面比较广，研究内容也比较深入。在新的研究视角的开拓方面，研究者也较为注意。如近年来，新闻伦理学、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自律等新的研究视角被不断开掘出来。
3、从现有研究来看，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出现原因和对策的研究中前后逻辑与可行性分析的缺失。具体来说：在成因分析方面，大多着重于原因的说明，而缺乏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的论证和分析；在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缺失的后果时，偏重于情绪性的宣泄和简单层次的描述，且理论视野较为狭窄；在对策研究方面，学界提出的种种对策往往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也缺乏可操作性，多为自说自话和拍脑袋的产物。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获得了一些学者的重视。
注释
邓名瑛：《“有偿新闻”的伦理批判》《伦理学研究》， 2005年第6期。
胡忠青：《西方新闻自律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今传媒》 ，2006年第6期。
曾凡斌：《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与重构》，《视听界》，2005年第3期。
郑保卫：《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8期。
陆晔，潘中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2002年第4期。
景刚：《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专业主义》， 《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陈力丹：《新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3期。
黄瑚：《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马秋枫，张晋升，王天权：《论广东新闻传媒职业道德的他律与自律》，《暨南学报》，2005年第5期。
周宗杰：《简论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职业时空》2007年第2期。
陈敏：《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关键性因素分析》，《新闻界》 2006年第1期。
关岩德：《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1期。
陈中原：《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新闻记者》2001年第11期。
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郑瑜：《互联网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影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方玲玲：《试论网络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国内首个研究西部报业经济发展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报业经济发展研究》结项出版
江肃京：中国大学大多数新闻学教师，都没有长期一线的记者编辑经历。我去高校讲课，很多学生反映，专职老师讲得很枯燥，从理论到理论，问实际问题常语焉不详。媒体里新闻系毕业生比例不高，真为中国新闻学专业担心。可否有“教师借调制”，新闻学博士毕业任教后，到媒体借调两到三年再回去教书?
王辰瑶：今天看到几条微博，再提新闻学教师应从业界来以及理论无用的话题。新闻教育绝对应打通和实务界的关系，包括请进来走出去，但不能把新闻学仅理解为实操技能的传授。大家对“理论”的反感，未必是“理论”的问题，而是我们压根没做好。昨晚和学生讨论“新闻学的想象力”，看看新闻理论应该做什么吧。(见右图)
baohuazhou：很有价值的讨论。第一要有体制和机制鼓励学界业界互动，包括让学生接触最鲜活、最前沿的实操案例；第二不能贬低理论价值，因为所谓“实操”背后其实都有规范理论的支撑(价值、立场、伦理)；第三从我们职业来说，只有作出“真”的好研究，才能赢得社会尊重和职业尊严。
四川陈焕仁：这的确是中国新闻教育的一大问题，现在从中央到二三线城市的大学或学院，都开了新闻传播课，新闻事业的发展当然急需要大批人才，但是现在不少人的新闻教学，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学生毕业后很难适应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须知，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雄海老牛：不单新闻学如此，政治学也如此。讲政治者，不了解当代中国政府的运转，当然，另一方面也是执政者不开放决策过程及相关信息所致；另一方面则是为人师者不尽本份的原因。
芮必峰：对于新闻传播，如果实践是鼓动的风，理论则是牵引风筝的线。实在不用厚此薄彼，争个高下!没有人嘲笑文学博士不会写小说，也没有人指责经济学博士成不了企业家，更没有要求政治学博士做总统。自己不会游泳的教练也能训练出一流的游泳运动员。
主持人杨锐：传播学有理论，但它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新闻系的教师和记者队伍需要的是新闻法，而非新闻理论。立志于新闻工作的年轻人有个性，有思想，知识结构发达和语言功底好的一定大有出息，而最关键的是要有社会责任感
清华史安斌：应该借鉴美国的新闻学院体制，50％的教师为流动性的practiceprofessor(1ectuer)系列，从媒体现役人员中选聘，但在中国受到人事制度的限制，尤其是综合性大学，教育部考评的指标是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传媒大学实行过多年的青年教师挂职地方电视台制度，但其体制较为独特，在中国其他新闻学院难以推广。
吕尚彬：最近，湖北的学界和业界的交流也升级了。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五所高校都与湖北日报集团、湖北广电总台实行了双向挂职。这一举措，要持续实行。//张志安：一边是新闻业界持续批评学界，一边是大学体制限制业界人才进高校，两难啊。
atamxia33：大一新闻采访第一节课，老师bla完自己学术背景后我写了个纸条给她，质疑她没有长期媒体从业经历，恐不能胜任实务课程。初生牛犊啊，第二节课她用了近一堂课来各种解释。现在想想，新闻系的课程最重要的还是重塑价值。技术层面的东东很多途径可以解决。教学与实践脱节，新闻系不是孤例，理工科一样很多，所以才要实习。然而，新闻系不该成为培养新闻熟练工的地方，价值选择、新闻伦理等东东才是更为重要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展江：业界和学界各自都要谦虚，新闻学界有此类问题。但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值得商榷，可说是老调门了。有一个媒体出身的本科学历教授，总是说一些博士不会写导语。我要问：写导语难学，还是写博士论文难?以我之见，新闻教育好坏是看有没有恰当的价值观，是否看到新闻学与民主法治的关联。
网络水手1972：想要学习新闻在学校里枯坐当然不行，但是去了新闻单位实习就发现除了技术上的东西，什么都用不上，甚至如何判断新闻的价值都有困难，产生了多种要求之间的混沌。建议新闻学如同医学，延长实习期，三年不长带薪学习，这样才能更好的体会。而学校里的课程应该缩短，老师和学生可以组织成立workshop，给新闻栏目打工。
提升新闻教育质量需要从多方面下手，针对上述情况，当前新闻教育的首要任务应是提升新闻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及问题分析能力，总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明确新闻实践性的意义
首先，在教学中明确实践的重要性。在新闻专业学生入学之初，就应让学生明确新闻学是应用型学科，新闻学习应为实践服务，新闻应为传媒改革服务。新闻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果脱离了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只研究理论，那么该学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必须重视实践。这点也应一直贯穿于新闻专业课程的学习始终，无论是从事新闻业务还是从事新闻研究，都不得脱离实践。
其次，明确实践性的真正含义。现在很多师生都认识到了实践的重要性，但对实践的理解却比较狭隘，认为会新闻的采写编等实务能力就是实践能力的全部，其实实践性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现实世界的认识与关注。新闻就是通过专业操作能动地再现客观现实世界，如果没有对社会、民情的关注，采写能力再强也不会有优秀的新闻作品产生。这首先要求新闻专业的教师对新闻业和社会有自己独立的观点，能引导学生关注热点问题，并能将自己的观点及时形成教研成果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在教学中明确实践性的真正含义，鼓励学生多接触社会，多了解社会。再者，我们有些学生在选读新闻专业之前并未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入学后就出现了新闻专业学生不看新闻的现象，优秀的新闻作品往往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力，通过接触大量的优秀新闻作品，可以增强学生的新闻职业荣誉感，从而增强学生学习新闻专业的兴趣。
再次，明确新闻理论与实践性的关系。增强理论教学中的实践意识不等同于理论对实践的被动盲从，否则难以指导实践和适应时展。新闻理论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教师要密切关注新闻传媒的发展趋势，对未来新闻媒体的需求作出正确的预测与判断，如准确判断网络时代的新闻人才需求状况，或大传播时代的新闻传媒人才需求状况，有针对性地修正培养目标，以便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能适应未来的各种变化，也一改当前新闻教育在传媒界被动、滞后的局面。
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理论联系实际往往成为新闻教学中的一句套话、空话，实际上能对实践真正产生指导作用的理论无一不是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如社会责任新闻理论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修正。新闻专业学生的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常常存在缺乏支撑性理论或者理论不能有效结合实际展开论述等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理论素养较低，另一方面在于平时课堂教学中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培养较少。
比如新闻学概论这门课程，它是新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一般在新闻专业的一年级下学期开设，侧重于新闻基础理论的讲解，过去在新闻理论知识的讲授中往往以概念、原理的抽象讲授为主，对于大一的学生来说，这些理论显得过于抽象概括，笔者在讲解这门课程时开始探索怎样将新闻理论讲授与开放的、变化的、活跃的新闻世界以及现实世界相结合。笔者在讲解这门课程时，每周(周三学时)都会专门留一节课给学生评说新闻，初期要求学生选一则新闻加以评说，给每位上讲台的学生5～10分钟时间，首先简要阐述新闻及新闻来源，然后从新闻客观性、倾向性、真实性、新闻价值等角度加以评说，中后期把评说的范围扩大至对一类新闻、一种媒体、一类媒体等，就媒体责任、媒体伦理、媒体环境、媒体运营方针等展开评说，评说之后学生相互点评或补充，然后由老师加以点评总结。评说新闻的好处很多，主要有：督促学生广泛阅听新闻，密切学生与新闻现实的联系，加强对社会的认识和对舆情的把握；搜集、评析新闻的过程就是以专业的眼光来审视新闻及媒体的过程，这既能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与把握，又能培养和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习惯与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新闻敏感性与新闻责任意识；再者，当众上讲台评说新闻还能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胆量，为以后从容从事新闻业务打好基础。实践证明，上述教学效果在评说新闻环节中都得到了较好的实现。
提高综合分析能力
新闻业界对当前新闻专业毕业生的另一评价是：上手快，后劲不足。其主要原因是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弱，具体表现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写一些简短的新闻消息很容易，但不会写深度报道；写出的新闻模式化严重，空洞而缺乏个性。我们在衡量学生实习成果时，往往只看稿件数量而不管其质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学生在实习期间也更看重稿件的量而不是质，所以上交的实习成果中有许多就是“豆腐千”式的小稿件。在以后的实习成绩评定中，我们应改正这种机械的量化方式，而应质与量并重。
造成学生不会写深度报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学以灌输为主，课程考试成绩成为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严重忽视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这种教学方式把教学过程仅仅停留在课堂上，课余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自主学习非常少。教师教学中应能把课堂延伸到教室外，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完善对课程的学习。笔者在讲解新闻课程时，常采用问题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等教学方法，比如课堂随堂提问，由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课后预留问题，由学生课余搜集资料，在下一次课堂上由学生回答问题，其他学生给予补充或点评；给出一个案例，由学生自己提出若干问题；针对学生的问或答，笔者给以启发性的点评或引发下一轮的思考。传统的教学方式中也常采用师生问答的互动教学形式，但传统的问答环节中，问题与答案基本由教师控制，答案是封闭式的，学生的主动性很少得到发挥，但在问题式教学中，问题与
答案都是开放式的，教师鼓励学生多角度提问与分析问题。教师在点评时不可能再照本宣科，陈旧的、浅显的内容也被删除，在问答环节，教师不断补充进前沿的理论与最新的新闻现实，通过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和评说新闻等教学形式的灵活运用，可以有效增强新闻专业学生的综合分析整合能力，为以后从业打好基础。
综合分析能力弱还与学生学科知识单一有关，当前经济、政治、国际形势、环保等成为深度报道的重点，我们培养的学生只懂得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和模式，对其他专业问题却懵懂无知，导致他们写出的报道平平淡淡没有深度。注重跨学科，培养传播通才已成为美国新闻教育模式的一个重要走向，这种模式也开始延用到我国新闻教育中，目前，加强新闻专业学生的通识教育已成为我国新闻院校的共识，通识教育可以使学生积累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人文功底，在实际的新闻采访工作中能以开阔的视野和扎实的基础，采写出具有深度和影响力的新闻报道。
提高新闻采写编等实践能力
学生是否具备新闻采写编能力是衡量新闻教学实践性的最具体标准。提高该方面能力的方法很多，其中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增加媒体参与度，比如，学校与新闻传媒签约，使新闻传媒成为学校的长期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让学生定期去基地实习；或者学校与媒体合作办版面，由学生负责某一版面；或者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的业界人士为学生上课或开设讲座，等等，这些都属于学校与媒体的深度合作，一般实践效果会非常好。
有时，外部实践资源非常有限，尤其对地方院校来说，外部实践条件较差，我们必须利用自有资源充分锻炼学生该方面的能力。我们常用的锻炼模式是开设有专门的实践教学环节，让学生利用寒暑假或专门的毕业实习等时机，到新闻媒体或企事业宣传部门进行实习，这一环节是必须也是非常有效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改进课堂教学方法锻炼学生的采写能力。比如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上，我们可以采用模拟现场教学法，在课堂上就某一新闻选题模拟采访；也可以由教师确定新闻选题，作为作业由学生课后采写。下次课堂上教师挑选几个有代表性的作业加以点评，点评以鼓励、启发为主。
诺埃尔-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悠久的生命,几乎横跨了一个世纪的时光,但更为人瞩目的,是她悠久的学术影响。
1916年12月,诺埃尔生于柏林。1937年秋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新闻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她那篇名为《美国舆论与大众调查――政治与报业方面的民意调查》的学位论文,奠定了她一生的学术基调。不过,其间涉及纳粹意识形态的章句,也就此开启了她晚年有关她及其理论是否为纳粹遗孽的是是非非。尽管在后来,一切考据和指责并没有损害她学术的声望。
1946年,诺埃尔与德国记者埃里西・彼得・诺依曼结婚。1947年,他们共同创建了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舆论调查机构,这是德国第一家民意调查研究所,至今在民意测验与舆论调查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尤其著名的是其对于德国大选的预测。
不过,对于学术界而言,诺埃尔-诺伊曼的学术生涯及学术观点则是最为重要的。诺埃尔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期间,还兼任着《法兰克福总汇报》记者。她对新闻学术、传播学术、新闻实践的罕见的跨界,源自她对新闻舆论-民意调查领域的真正的关注,而这也最终导致了她坚实可靠、卓尔不凡的学术见识――这其中,就包括经久不息的“沉默的螺旋”理论。
她的这一学说可作如下表述:大多数人在用自己的态度做出选择时会有一种趋同心态,当个人的意见与其所属群体或周围环境的观念发生背离时,个人会产生孤独和恐惧感。于是,人们便会放弃自己的看法,逐渐变得沉默,最后转变支持方向,与优势群体、优势意见相一致。这个过程不断把一种优势意见强化抬高、形成一种螺旋式的过程。
以我之见,对于生活在当下的吾国吾民来说,诺埃尔-诺依曼的主要命题大致有这样一些启迪:第一,少数派会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多数人。在一个以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为文化传统的社会里,例如中国,“沉默”或“附和”是更容易孳生的。
第二,通常,在有关社会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争议问题上,多数意见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压力,而在一些技术性、程序性的问题上,这种压力未必有效。尖锐一点说,“沉默的螺旋”成立的前提之一,在于争议性议题所表达出来的意见,必须具有道德的成分:争论的重点不在于对与错、有价值无价值、合理不合理,而在于道德不道德,甚至,有时是在于“美”与“不美”。我们时刻都生活在舆论场中,也时常发现舆论的智性有时并不比个人为多。如果你试图科学地审视那些舆论往事,便不免会有如下感慨:道德,多少舆论假汝以行!
第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气候”来影响和制约舆论。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气候”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由此,你会领悟:对于追求社会舆论一律的政治而言,为什么掌控新闻媒体是重要的。历史上所有强权政治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遵行此例:以媒体制舆论,以舆论制民心。
诺埃尔-诺伊曼生于印刷时代,死于网络时代,我们没有来得及听到她谈及未来社会生存的舆论法则,但基于她的理论,我们相信:在印刷时代,国家容易形成政府舆论本位、对民众造成沉默的螺旋,而在网络时代,自由出版、匿名发表促使舆论本位分散而不确定,社会对舆论的控制力在与日俱增。
不过,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我们目睹网络民族主义猖獗、网络舆论审判盛行时,我们会问:网络时代的人民真的可以避免沉默的螺旋吗?那些一边倒的网络舆论是否有统计学的谬误?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的文化结构,1999年以来,大专及以上网民比例已经从86%降至目前的30%左右。70%以上的网民收入在2000元以下,并且其年龄以青年为主。另外一个事实是:在网上把控话语权的活跃发言者往往还并不是网民中最深思熟虑的成员。
理解了上述事实,或许我们就可以借着诺埃尔-诺伊曼的学术力量说道:与你想象的正相反,我们今天所依靠的网络空间恰有可能成为“沉默的螺旋”的高发地带。简言之:在可见的未来,“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价值将更为重要。那时,我们不是必须保卫国家、或“必须保卫社会”,而是必须保卫理性,并对抗着不健全的舆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科学技术引领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科学传播必不可少。科学传播不仅仅是向公众传递科学进展，也是以科学精神武装公众和与社会其他资源互动从而实现技术转移的过程，同时，它也是公众要求科学界为自己提供公共服务的民主过程[1]。《中国科协科普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到2008年，全国科普人才总量已达176万人。但我国科普人才的发展现状仍不能满足科普事业发展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需求，与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专职科普人才数量不足、水平不高，兼职科普人才队伍不稳定、作用没有充分发挥，面向基层的科普人才短缺，科普创作与设计、科普研究与开发、科普传媒、科普产业经营、科普活动策划与组织等方面的高水平科普人才匮乏，科普人才选拔、培养、使用的体制和机制不够完善。这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瓶颈。为此，《中国科协科普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培养和造就一支规模适度、结构优化、素质优良的科普人才队伍，科普人才总量至少比2010年翻一番[2]。要做好科学传播工作、增加科普人才总量，科技工作者的传播能力建设必不可少。而要提高科技工作者的传播能力，既要通过在职培训和机构培训来改善其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也要对将来会走上科研岗位的广大在校本科生、研究生进行传播素质的培养。
1发达国家科学传播素质培养现状
发达国家的科学机构长期以来非常关注这方面的工作。麻省理工学院（MIT）比较媒体研究中心主任JamesParadis教授在其经典著作《MIT科学与工程传播指南》中指出：“传播对任何专业必不可少。在科学与应用科学中，写作本身就有助于知识的形成，并让同行及更广泛的大众能获得它。”[3]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上出现的多部科学传播的专著，都把科学传播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内在过程，将论文写作所代表的科学界内部交流与为大众写作所代表的科普交流有机地结合起来，而科技工作者的科学传播素质，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关键。
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很重视科学界与公众及媒体的交流与沟通。从机制上，促成这种沟通的，主要是3类部门，一是科学界的公共信息部门（与我国科研机构的宣传部门功能并不完全相同）；二是广大科技期刊；三则是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开设的EurekAlert！及各国科学媒体（媒介）中心（ScienceMediaCentre）在内的中介服务机构。西方科技界公共信息部门和公共信息官员（PublicInformationOfficer，PIO）的作用，不仅仅是向公众宣传本机构所取得的科研成绩，同时也是一个沟通公众需求与科学家信息甚至是选题立项之间桥梁的部门。在西方，几乎所有的科研机构都有专职的公共信息部门和公共信息官。他们不仅会把本单位重要的科技进展制作成新闻稿向媒体，还会经常参加各种公众活动，了解媒体与公众的信息需求，是否可以通过本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得到满足。而且，他们还会与刊发科学家论文的重要学术期刊联系，探讨如何将本院所的科研论文制作成新闻。在发达国家，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都建立了比较固定的信息和信息反馈渠道。诸如《科学》杂志、《自然》出版集团和爱思唯尔出版集团，都会向记者们旗下期刊发表的重要论文新闻稿、摘要及其全文。这些新闻稿，主要由的科学家所在的科研团队撰写，多数时候科学家团队是应期刊要求撰写此新闻稿的，也有时候由发表该论文的期刊委托记者撰写。而且，一些大的出版集团或专业出版社还会对有固定联系的科研团队进行科学新闻写作方面的培训[4]。
通过大量的科学传播实践工作，西方国家的科学界在传播能力的培养上得到了很好的提高。但反观我国国内的情况，由于文理分科以及理工科本科以上教育长期忽视文化素质培养，导致理工科学生乃至科研工作者缺乏传播写作能力。科技出版专家、科学网博主何学峰表示：“中国的大学里就是缺少了这样的基本素质训练，所以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毕业时，除了少数优秀的自学能力强，老师水平高要求严的学生外，大多数学生的中文表达水平在高中毕业时的水平上还要打上个七八折。”[5]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我国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的缺乏。大学新闻系和其他培养传播人才的专业很少对本科生进行科学素质的培养。两种情况综合在一起，导致我国科学传播的人才相对缺乏，科技工作者参与科学传播的情况很不理想。
2欧美知名高校传播素质培养情况简介
在欧美发达国家，由于社会和体制对科学传播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因此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比较重视培养未来科技工作者在传播方面的素质。其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此尤其重视。MIT创建于1861年，其立校之本就是教育和开发最新的科学技术。在麻省理工历任校领导心中，科学传播的位置都很重要。该校现任校长SusanHockfield博士讲道：“对于我们很清楚的是，只有把知识想作一种公众福利泽被四方，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我们才能与众不同。”也正因为如此，MIT高度重视该校学生的写作训练，科学写作尤其是重中之重。
在新的2011—2012学年的秋季学期，MIT共开设了39门写作课，其中大约有11门与科学写作直接相关的课程（如表1所示），其他课程则大部分为比较通用的散文写作，也包括文学领域的小说写作、诗歌写作、莎士比亚诗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类课程名为跨学科写作，主要着眼于能培养学生文理兼顾的能力。这11门科学写作类课程，大部分是开给本科生的，由于MIT的理工科学生占压倒多数，自然也就是以理科生选修为主。在科学写作项目负责的11门科学类写作课程中，一半是比较基础和广泛的科学写作，虽是很基础的内容，这些课程也都根据教师各自的专长进行了细分，并且都在课程上加上了新媒体字样（sciencewritingandnewmedia），表明这些课程不会忽略新媒体的作用。例如，一门写作课的课程要求上写着重点进行医药领域的写作，另一门课则重在阐释科学写作与大众沟通的关系，还有一门写作课将技术的传播纳入了视野。除了科学写作课外，MIT还开有科学新闻课，也同样是面向理工科本科生开设。在强调写作方面，科学新闻与科学写作课程并无不同，但科学新闻课程结合作为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的教师的经验，更多容纳了新闻操作方面的一些因素。除了这些入门课程外，MIT还为感兴趣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了科学应用文写作（es-saywriting，分成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春季学期开设）、科幻小说写作、科学创意写作（科幻小说写作的后续课程，春季开设）、脚本写作，并为计划专门从事科学写作的研究生开设了高级科学写作研修班，后者是每周3个上午的高强度小班训练。迄今为止，90%的高级科学写作研修班的学生都在从事科学写作的工作，其工作既包括科学记者，也有实验室的信息传播人员，还有自由撰稿记者或科学作家。#p#分页标题#e#
而高级科学写作研修班的研究生，都是来自科学写作硕士专业。他们本科如果来自MIT的，大部分选修过各种科学写作类课程。除了这门延续一年的课程，以及科学应用文写作和更小的、与硕士论文相结合的独立研究科学写作类课程外，科学写作专业硕士生可以在哈佛和MIT两校数以千计的课程中自由选修与科学（含科技政策和科技史）相关的课程。在这两所世界最优秀，又有非常强的互补性的大学的结合下，学生可以获得一揽子的科学专业知识学习的机会。以能源领域为例，在哈佛肯尼迪学院选修能源政策，在MIT则可以选修各种能源技术概论，同时可以在哈佛商学院选修能源市场管理，而在MIT的斯隆商学院选择能源技术管理课程。除了由相当于系的科学写作项目开设的科学写作类课程外，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系、历史系（侧重于科技史）和科技与社会项目也开设了不少提高学生科学传播与理解科学的社会理论的课程
，包括科学传播导论、达尔文与进化论、科学史上的伦理与政治、科学与政治和政策等课程，每门课同时要求学生进行大量的写作训练，也可以用来提高该校学生的写作能力。对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写作类课程，选课人主要凭兴趣选课，不少研究生也会选本科生课程，虽然这没法记学分。笔者旁听了多门科学写作类课程，发现选课人都超过了最大人数限制，不得不协商退课。而从教学的角度而言，每门课的教师可以各有风格，但共同的风格就是讲得少、讨论多，每门课都会布置大量先是阅读、以后是写作训练的作业，然后课上大家一起来讨论。不同的教师往往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业特点来布置阅读任务，有新闻从业经历的教师倾向于要求学生阅读媒体作品，而从事科普写作的教师则往往要求阅读卡尔萨根等大师对科学进行总体论述的综述文章。值得一提的是，MIT的科学写作项目十几名教师，只有一个拥有博士学位，还是多年前转行写作之前的物理学博士，其他人都是业界资深的科学写作专家，包括多位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和普利策图书奖的科普作家。
在考评时，该项目从不要求大家都来写论文，每个人都要用自己领域中取得的成绩，由其同行撰写推荐和点评材料，这些成绩可能包括一本书、一部影视作品，或者是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可能是系列的媒体专栏作品。近年来，麻省理工学院更加强调实践的价值。为了更多更好地吸引社会上的优秀人才进入该校任教，MIT设立了实践教授（ProfessorofPractice）这一职位，该职位不需要进行学术考评，只需要在业界成绩优秀，并具有很好的教学能力即可。哈佛大学也早已设立了这一职位。它方便了哈佛与MIT在传播、社会管理和政府管理等各个专业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除了麻省理工学院外，其他欧美知名高校也很重视这方面的情况，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科学新闻专业介绍如表2所示）、康乃尔大学、纽约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多个分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都开设有科学写作、科学新闻或科学传播课程。这些高校教授科学写作或科学新闻专业的教师主要来自科学新闻与科学写作的实践领域，通常不要求博士学位，也没有强制性的科研要求。实际上，由于科研机构的科研岗位有限，所以很多本来选择理工科的学生，在读完博士后转向了科学写作或科学传播工作，他们能顺利开展工作，与各高校开展这方面的素质教育是分不开的。
3欧美高校传播素质培养对我们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美高校尤其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科学传播素质方面开展的工作，对我们在我国高校开展科学传播素质培训工作有很强的借鉴作用。由于国内多所高校，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很大的影响，因此相对而言，国内的部分领先高校也比较容易接受麻省理工的实践经验。据了解，国内部分高校，如中科院研究生院、湖南大学和深圳大学，都开设了面向全校学生的科技新闻类课程，普遍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选修数量大大超过了预期。这说明，学生对此的需求是很明显的。但由于我国文理分科体制，导致了高校中教授新闻和写作（新闻系或中文系）教师科学素质不高，很难承担起为学生开设科学传播或科学写作类课程的需求。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著名新闻学者李希光曾说:“改革中国的新闻教育,首先要对新闻学有一个开放和诚实的认识: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教育和职业教育,新闻学需要的是实战和实践。”①基于这一认识,他在上《新闻采访写作》课时,尽量采用实践教学,让学生通过实践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寻找答案、解决问题,并通过实践性教学,培养学生快速、清晰、准确、深入的高质量的采写报道能力与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在他的课堂上,主角不是老师,而是学生。不是老师问自己“我今天要讲什么?”而是问:“我的学生今天该做什么?”他把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称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国新闻媒体经历了多年的粗放型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新闻媒体对新闻人才的需求十分有限,而新闻专业招生规模不升反降,面对这种情况,院校的新闻教育应重质而非重量。提升新闻教育质量,培养优秀的新闻人才,更需要新闻教育工作者注重实践教学,切实培养学生的新闻实务素质,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和运用新闻采访的方法和技巧。
一、当前高校新闻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1.人们认识上的偏差
长期以来,部分老师和学生错误地认为:学校主要教给学生理论知识,而实际操作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是新闻单位的职责,应该由新闻单位进行业务培训,只有在新闻单位的锻炼才叫新闻实践,在新闻单位实践期间所采写和发表的稿件内容才是新闻。这种观念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而这种观念的形成也和我国长期以来的教育体制有关。我国现行的应试教育、分数决定升学、分数决定学生命运的现实,使我们的学校,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都只重视学生书本知识的学习,不重视或无暇顾及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而这种现象到大学也依然没有改观。
然而,这种错误的认识给实践教学的建设带来了误导,同时也给学生造成了认识偏差,致使学生认为校园里没有新闻可以采写,在上课期间也就没有实践的必要,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假期也不到新闻媒体实习,就等着院校的安排。怎么样才是新闻实践,新闻到底在哪里?而实际上,时时处处有新闻,处处时时可实践,新闻就在我们身边,锻炼的平台就在我们眼前。其实,院校里面有许多值得采写的新闻,而且院校一般都有自己的新闻媒体,这就为新闻专业学生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锻炼的舞台。同时,学生也可以充分利用假期到媒体实践。这样既可以加深对理论的认识,又缩短了在媒体正式实习的适应期。
2.实践教学经费的缺乏
要给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就要有经费的支持。请专家学者到校园开讲座,送学生到媒体实习,带领学生到实地采访,学生办报纸、搞新闻摄影等都需要经费,而很多学校在经费上又严重不足,更缺乏实践经费,所以学生不能出去实践,甚至还存在着广电专业没有摄像机、编辑机,新闻专业没有照相机、电子采编系统等。新闻专业相关实验室规模小、功能单一、有效利用率低,严重影响学生实验技能、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还影响学科之间的渗透和科研协作等。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相当数量的实验室设施落后、严重老化。部分学校开设了新闻实践基地,但由于经费的缺乏使得实践教学基地流于形式,而实践教学基地的缺乏成为制约大学生实践能力的瓶颈之一。
3.实践教学师资力量的匮乏
这是高校新闻实践教学中最为关键和突出的问题。我国高校的新闻学教师多半是从新闻院校毕业的,他们除了在校期间几个月的实习外,几乎没有再到新闻媒体接受锻炼,他们理论知识丰富而实践经验严重缺乏,当然在实践教学方面就难以有所作为和突破;还有的教师既没有系统学过新闻,也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就上课讲授新闻;更有甚者,有的大学没有教师,便让文学院、中文系的教师改行教新闻,其结果是教师抱着书本讲,学生抱着书本听。很难想象,一个不知道编辑和记者是如何采写新闻的教师能够让自己的学生弄明白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在美英等处于全球新闻业发展前沿的国家,情形却不是这样,他们特别强调新闻学专业教师的新闻从业背景。比如,全美新闻院系里几乎所有教授新闻实践课程的教师都有新闻从业的职业经历。
4.实践教学管理的不规范
高校实践教学管理,国家尚未形成完善的高校实践教学制度体系,更没有支持高校实践教学的立法,这使得高校实践教学在很多方面没有标准,没有规范。同时,高校缺乏对实践教学质量积极主动的自我约束机制,实践教学有较大的随意性,缺乏制度化的全过程监控体系。另外,以理论学习成绩为主的人才培养考核评价体系在我国高校沿用已久,而独立的实践教学考核体系目前尚未建立或健全,从而无法对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实践能力做出公正而又科学的评价,严重抑制了学生开展实践活动和教师从事实践教学的积极性。
二、改进新闻实践教学模式的途径
针对上述情况,当前新闻教育的首要任务应是在强化理论教学的同时,提升新闻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加强实践教学建设。总体来说,笔者认为高校新闻实践教学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明确新闻实践意义,培养实践意识
首先,在教学中要明确实践的重要性。在新闻专业学生入学之初,就应让学生明确新闻学是应用型学科,新闻学习应为实践服务,新闻应为传媒改革服务。新闻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果脱离了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只研究理论,那么该学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必须重视实践。这点也应一直贯穿于新闻专业课程的学习始终,无论是从事新闻业务还是从事新闻研究,都不得脱离实践。
其次,明确实践的真正含义。在新闻学快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师生都认识到了实践的重要性,但对实践的理解却比较狭隘,认为会新闻的采写编等实务能力就是实践能力的全部,其实实践性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现实世界的认识与关注。新闻就是通过专业操作能动地再现客观现实世界,如果没有对社会、民情的关注,采写能力再强也不会产生优秀的新闻作品。这首先要求新闻专业的教师对新闻业和社会有自己独立的观点,能引导学生关注热点问题,并能将自己的观点及时形成教研成果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在教学中明确实践性的真正含义,鼓励学生多接触社会,多了解社会。此外,我们有些学生在选读新闻专业之前并未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入学后就出现了新闻专业学生不看新闻的现象。优秀的新闻作品往往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力,通过接触大量的优秀新闻作品, 可以增强学生的新闻职业荣誉感,从而增强学生学习新闻专业的兴趣。
再次,注意培养学生的实践意识。增强理论教学中的实践意识不等同于理论对实践的被动盲从,否则难以指导实践和适应时展。新闻理论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教师要密切关注新闻传媒的发展趋势,对未来新闻媒体的需求作出正确的预测与判断,如准确判断网络时代的新闻人才需求状况,或大传播时代的新闻传媒人才需求状况,有针对性地修正培养目标,以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能适应未来的各种变化,也一改当前新闻教育在传媒界被动、滞后的局面。
2.建设过硬教师队伍,密切联系媒体
能不能培养既具有理论基础又有实际动手能力,既“上手快”,又“有后劲”的学生,一个关键因素是教师的教学水平。新闻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们的教师如果没有参加过新闻实践,没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积累,是很难讲好新闻的相关知识的,如果教师的新闻知识都是从书本到书本,那么他对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就没有解决的能力。因此,新闻院校应有一支与新闻媒体保持密切联系的教师队伍。现在新闻院校的专业教师队伍主要有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是新闻院校自有教师,而这部分教师多半是从新闻院校毕业的,他们除了在校期间几个月的实习外,几乎没有再到新闻媒体接受锻炼,而这部分教师尤其教业务课程的必须要到新闻媒体接受锻炼。这不仅是新闻专业理论教学的要求,也是搞好新闻实践教学的内在要求。一般来讲新闻院校都要有一批在媒体做兼职的教师,通过做兼职的方式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提高自身的业务技能。还有一方面是从新闻媒体聘请有资历的老记者和老编辑担任院校教授。他们对新闻业界比较熟悉、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且对各个新闻媒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也相当清楚,有助于新闻专业实践更好地开展。
3.加强实践教学投入,建立实践基地
高校还要加强新闻实践教学的投入。要让学生能看到电视,能听见广播,能上互联网,能看到国内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报纸和国外一些重要的报纸,避免出现新闻专业的学生看不到新闻的现象。要有一定的实践教学经费,使学生可以走出去,也可以把一些专家和名记者、名新闻人请进来。
此外,还有必要建设教学实践基地,给学生提供更宽广的实践和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高校应该和当地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建立广泛而深入的联系,有条件的院校甚至可以和其他地区的媒体建立联系,通过建立新闻实践基地满足学生新闻实习的需要,这是目前各高校普遍采用的做法。如我院和《辽西商报》共建新闻与传播教研基地,共同开展教学、科研与新闻实践业务探讨活动,组成大学生记者团。《辽西商报》支持学生到该报实习,并定期派有经验的记者带领学生去采访或开设新闻专题讲座。同时,两家单位还针对报业发展面临的前沿性问题共同开展探讨和研究。这样的做法使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生虽在校内学习,但同时受到来自新闻单位的培训和熏陶,这样的学生才能受到用人单位的赏识和认可,从而解决高校教学与媒体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正像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所说:“今天新闻媒体面临的许多问题是无法在抽象、空洞的某种理论中找到科学答案的。那种完全脱离新闻实践的教学无法解决中国新闻媒体面临的现实问题。新闻学院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的传播学理论教育,而是传授学生们最基本的新闻学原理、基本采写技能和基本价值观,使学生们在走进复杂的社会从事新闻报道前受到过严格的专业基础训练。这种新闻学基础训练的严格性类似医学院、法学院对学生的训练。”②
4.重视学生新闻实习,安排灵活有序
学校可以从不同方面安排学生的实习:一是安排好学生的毕业实习。这是新闻专业学生主要的新闻实践时段,是新闻实践教学的重头戏,在这一特定实践时段里,学生必须按规定完成一定量的实习任务,而且院校也比较容易对这段时间的新闻实践进行联系、组织和管理。学校应帮助学生落实实习单位,与之经常保持联系,解决实习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学校还要鼓励学生增强新闻实践的意识,使学生自己有意识地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实践。二是在校上课期间进行实习。上课期间可以结合课程进行实习,如结合《新闻摄影》课安排学生到校外的风景区、旅游点等地搞新闻摄影实践活动,或者到校外抓拍一些有新闻价值的照片等;结合《新闻采写》课组织学生到一些企业、单位进行采访。此外,学生还可以利用校内的媒体提供的平台进行初步实践锻炼。如果条件允许,学生可以自主创办自己的媒体,这样学生就可以对什么是新闻及新闻基本运作有个初步认识。三是安排学生利用寒暑假和“五一”、“十一”等假期进行新闻实习。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院校提供的锻炼舞台还是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而假期时间比较集中和充分,有利于学生更全面地深入到新闻采写实践当中,所以,还是要不失时机地鼓励和安排学生利用时间较集中的假期进行实习。如果学校能很好地利用起来,进行认真的组织和安排,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积累是非常有帮助的。
5.培养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突出实践性
理论来源于实践,能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的理论无一不是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然而,理论联系实际往往成为新闻教学中的一句套话、空话。新闻专业学生的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常常存在缺乏支撑性理论或者理论不能有效结合实际展开论述等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理论素养较低,另一方面在于平时课堂教学中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培养较少。新闻专业应该培养学生理论与实际联系的能力,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
比如《新闻学概论》这门课程作为新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一般在大一下学期开设,侧重于新闻基础理论的讲解,涉及到的概念、原理比较抽象概括,对于大一的学生来说,这些理论很难理解。那么,如何讲好这门课程,如何将新闻理论讲授与开放的、变化的、活跃的新闻世界以及现实世界相结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笔者在讲解这门课程时,每周(周三学时)都会专门留一节课给学生评说新闻,初期要求学生选一则新闻加以评说,给每位上讲台的学生5～10分钟时间,首先简要阐述新闻及新闻来源,然后从新闻客观性、倾向性、真实性、新闻价值等角度加以评说,中后期把评说的范围扩大至对一类新闻、一种媒体、一类媒体等,就媒体责任、媒体伦理、媒体环境、媒体运营方针等展开评说,评说之后学生相互点评或补充,然后由老师加以点评总结。这样一来,既督促了学生广泛阅听新闻,密切学生与新闻现实的联系,也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与把握,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与能力。
注释
①李希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学课堂?》/system/
2007/08/01/050917304.shtml
於可训，著名文学教育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先后涉及文学评论、中国新诗、中国现当代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多个领域。个人专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主编著作主要有：《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小说家档案》、《“我读”丛书——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等。曾获宝钢教育奖，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湖北省第三届文艺明星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第三届文艺论文奖二等奖，第三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大学版协等全国性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奖励多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最近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就其字面的意义而言，所谓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无疑是指文学批评活动应当产生实际效果。这种效果包含文学效果和社会效果两个方面。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它的工作对象，即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等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看文学批评活动相对于这些对象而言，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是对该对象的思想和艺术或内容和形式所作的阐释与评价，更进一步说，则是这种阐释与评价，是否有效地揭示了该对象所显示或隐含的意义与价值。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文学的读者，也包括文学批评的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看文学批评活动及其结果，是否对读者产生影响和这种影响的深广程度及性质与结果如何。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有效性，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有效性；前者是文学性的效用，后者是社会性的效用；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通过前者的效用而发生效用的。谈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不能不注意二者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
以上，是就文学批评的有效性的字面意义或词语（概念、范畴、命题）意义而言，如就其现实性而言，则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今文坛，存在太多无效的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以我粗浅的观察，这种无效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不读作品的空头批评。说完全不读作品，可能冤枉了这类空头批评家，但粗粗浏览一下作品的梗概，或借助推介材料了解一点作品的大意，抑或抽读一些作品的章节段落，就开展批评，却是这类批评家的通病。更有甚者，是借助他人的转述，在他人的文章或发言中，掠取若干情节或命意，借鸡生蛋，就汤下面，假争鸣、商榷或多义、歧见之名展开批评，如此等等。对作品的精细阅读、对批评对象的深入了解，原本是文学批评的起点和依据。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就十分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精细阅读，留下了许多丰富的经验。20世纪初兴起的英美新批评，甚至以“细读”二字为其派别的标志。这类空头批评却对文学创造的产品视若罔闻，仅凭大致的印象和一己的揣测作徒手的操练，结果既无益于创作，又有负于读者，是一种典型的无效批评。
第二种表现，是专在作战的迂回批评。这类批评又有不同的表现。其一，是赞扬作家的创作精神，常有甘于寂寞，潜心创作，数年磨一剑之类的赞词。其二，是述说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已取得的成就，借当代文学史或文学界公认的评价，称颂作家的水平和能力。其三，是讲说与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相关的理论或文学常识，以之为导引，作意欲具体评论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的跃跃欲试的趋向和态势。其四，更有甚者，是搜罗作家的生平、创作轶事，或与作家交往的见闻，间有与作品相关的本事、原型，随意铺张，大肆渲染，迹近文学“八卦”。如此等等，这类所谓文学批评，最终都不直接深入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而是点到为止，或在需要涉及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时，绕开正道，行走两厢，顾左右而言他。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在这类批评文章中，如草蛇灰线，时隐时现，或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无法把捉其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也是一种无效的批评。
第三种表现，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宏大批评。这类批评假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流行的宏观研究之名，且借助这种宏观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动辄高屋建瓴，以西方某家某派的理论为蓝本，构造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而后从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中寻找适合证明该理论的具体例证，又以该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加以阐释和说明，结果所得的不是或不完全是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独立自主或客观公允的判断与评价，而是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无误和应用于批评对象的普适性。这类文学批评虽然不拒绝阅读文学作品和深入批评对象，但因为这种“主题先行”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和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的批评态度，割裂了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或批评对象所特有的现实性，对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同样是无效的。即使这类批评家所运用的理论，对阐释、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可能存在某种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也只限于与该理论对应的部分，而非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整体阐释和评价的有效性。
第四种表现，是缺少经验和感悟的纯理性批评。这类批评源于学院派长期形成的一种学术著述传统或论文写作方式，这种著述传统和写作方式，不重视作者对文学作品的感觉和经验，相反，却认为这种感觉和经验有害于学术研究的理性判断和理论表述。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在这类批评家眼里，不是一个感觉经验的整体，而是依各种构成要素，诸如题材、主题、结构、语言、方法、技巧等分类切割的碎片。批评家的工作，就在于将这些分类切割的碎片，进行理论上的说明，指出它的性能和特点，而不顾及它在整体上给人带来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感受。文学批评与一般的社会文化批评的不同之处，是它十分重视审美感悟或感性经验。虽然它最后也要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形成一种“哲学的认识”，转换成“论理学的语言”，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升到理性认识，但却是从感性经验出发的，离不开审美感悟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十分讲究体味、参悟、品评之类的感性活动，以此追求艺术感受过程中无穷的意境和韵味。西方文学批评在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上重视感性经验的同时，也有偏重感性经验的印象主义批评，都说明文学批评离不开对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经验和感悟。无视文学作品的感性特征，在文学批评中放逐经验和感悟，自然不能对文学批评对象作出有效的阐释和评价。
第五种表现，是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新书或新作评介，本来是近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初级形态，在近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也是最早独立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在常态下，这种批评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及相关背景知识的介绍、说明，向读者推荐新书新作，帮助读者进行阅读选择，充当一种“导游”角色。其形式和内容虽然比较简要，但却包含有文学批评基本的写作要素。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虽然也大多以新书、新作推介的形式出现，但往往不是以忠实地引导读者的阅读选择，而以其活动的商业或其他功利目的为目的。这类炒作批评，往往善于借助名人或某些文学组织、出版机构的社会效应，利用纸质或电子媒体，制造新闻热点，或通过销售渠道，用广告的形式进行商业包装。虚张声势，华而不实，夸大一点，不计其余，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招徕看客，吸引眼球，是这类炒作批评的一个共同特点。结果既不能对文学作品作出客观评介，又不能对读者的文学阅读进行正确的引导，失去了应有的文学效用和社会效用。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中外文学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包括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和模式的产生，都不是向壁虚构的，也不是冥思玄想的结果，而是针对某些具体的批评对象，或从某些文学理论和相关学科，如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的理论派生出来的。前者是因为要回答某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对象中提出的问题，并对之作出相应的阐释和评价。有些问题是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为此前的文学批评所无法回答，或不能解决的，故必须构造一种新观念、新方法，创建一种新模式，以适应文学批评阐释和评价新对象的需要，因而这些批评理论的产生，都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如美国学者韦勒克就认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取代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是由于创作“转向艺术的情感效果而引起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创作“日益强调艺术家的自我表现”的倾向造成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批评一度重视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以及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批评理论，也是因为新时期文学创作，尤其是当时的先锋文学实验中，出现了新内容和新形式造成的。后者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其中包含有丰富的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精神基因和思想元素，需要文学批评去感知和发现，并给予恰当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从这些学科的理论中，就派生出了专门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社会历史批评之如社会学，道德批评之如伦理学，精神分析批评之如心理学，神话—原型批评之如人类学，文化批评之如文化学，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如语言学等等。有些学科的理论，如属于社会学范畴的孟子的“知人论世”的理论，丹纳的影响文学生产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的理论等，因为包含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而见之于不同的批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批评实践，成了文学批评最基本的，也是最普遍的原则和方法。可见由这些学科派生的文学批评理论，同样是为了适应批评对象的需要，因而对具体的批评对象而言，也是具备有效性的。
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丧失有很多原因，市场和商业化环境的影响，以及某些功利性社会因素的作用，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显而易见的，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容易引起关注，得到矫正。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当代文学批评在顺应市场化、商品化潮流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自我反思和在这个基础上的理论重建。“”结束以后的新时期以来，在我的印象中，当代文学批评先后经历过两次较大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每一次反思和重建，最终都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当代文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代文学批评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对长期形成的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批评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促成了这期间文学批评标准的改变，以真实性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标准，不但对正在兴起的伤痕和反思文流，起了积极的保护和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其中所表达的真情实感和真诚思考，也作了有效的阐释和评价。第二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当代文学革新潮流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先锋文学实验的广泛展开，进一步更新文学批评观念，改变文学批评方法，就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短短数年间，域外各种批评流派的观念和方法，尤其是西方20世纪以来各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被纷纷引进，在这个基础上，同时也开始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建设，1985年甚至因此被称为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年。这期间文学批评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同样有效地保护和促进了当代文学革新和先锋文学实验潮流，造就了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一个黄金时期。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我认为，当下文学批评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庶几能尽快改变这种无效性的批评局面，使当代文学批评能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要】本文以转型期的体育领域伦理道德景象为研究对象，运用逻辑法，结合本人所见所闻，重新认知道德、社会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景象、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及其成因，并进行了相关的探讨。
【关键词】体育；伦理；道德；转型期；中国
0.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不和谐的现象充斥着我国的各个领域，这些“不和谐”有一部分涉及法律问题，我们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而更多的是一种伦理道德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伦理道德有一个全面、客观、正确的认知，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伦理道德问题有正确的态度。作为一名体育教师，对体育领域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需要始终保持一种敏感的嗅觉，这些体育领域的“不和谐”究其根源，到底是什么？
如何才能处理好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以下将谈谈本文的愚见。
1.关于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的认知及其景象。
1.1何谓转型期。
我国一直以来受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的综合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各种伦理道德理论也随着开放的经济一同到来，并影响着我国的公众。如现代的公民伦理、普斯伦理近几年都有着一定的传播。
我国真正的转型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我们转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政治文明水平、经济发展、文化的保护和发掘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也表现出很多不和谐的景象，各个领域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浮躁心态。
1.2对道德的认知。
关于“道德”，对“德”字的拆解———很多人在十字路口，眼睛斜过来，看见一样东西，拿不拿？问问心。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并非指的是一条具体的道路，而是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由此可见，“道德”，就是类似于约定的秩序，引申为人在社会上为人处世的规则。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既有自我的要求，又受政治、法律、伦理的支配和约束。为了使人真正成为人，社会成为真正的理性社会，就必须有道德的自觉规范。
1.3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认知。
伦理道德本身是一种习惯。伦理与道德在内涵上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伦：次序之谓也，“伦理”似乎便是指长幼尊卑的道理，比如中国有“天地君亲师”的古训。伦理与道德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的作用。“伦理”和“道德”常常同时出现，但却是两个不同的两个概念。伦理，从本质而言，是关于人性、人伦关系及结构等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概括。而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指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因此伦理范畴侧重于反映人伦关系以及维持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伦理是客观法，是他律的，是双向的。道德范畴则侧重于反映道德活动或道德活动主体自身行为的应当，道德是主观法，是自律的，可以是单向的。人性的本质是趋利避害，而伦理道德使人性的本质得到合理的引导。
1.4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景象。
我国选择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我国又是一个受传统的儒家伦理几千年影响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的转型。“我们不能对我们生活的社会时代麻木不仁，我们必须要跟上社会的节奏。”有人说：“全亏了改革开放的与国际接轨，让我们迎来了普斯伦理”，改革开放确实让我们与世界零距离接触，让我们对普斯伦理、公民意识等各种伦理道德理论有了全新的认识。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度的加大，发展的加速，国人的社会伦理道德也产生着微妙的变化，部分人产生了一种浮躁的心理，世界观、价值观也随之改变，太过注重经济效益，追求不切实际的社会认可，而忽略了个人真正的价值。
2.对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的认知及其转型期的景象。
2.1对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的认知。
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就是在体育领域调节成员与成员之间的相关关系的规则，它包括很多内容，主要有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领队、出资方、盈利方、社会成员等多个构成部分，这些部分自身或者部分与部分之间产生的关系，必须要有相关的伦理道德来引导和约束，这就是体育伦理道德。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商品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经济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经济领域的这一变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体育的产业化、职业化、功利化和商业化无疑在推动体育运动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它同时又“对弥足珍贵的体育精神具有巨大地消解作用，它一点一点地侵蚀着、吞噬着体育的灵魂，使体育正一天天地逐渐沦为名利、功利、势力的奴隶！”
2.2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
北京2008奥运会，让世界再次承认中国是一个体育大国，但也让我们认识到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体育强国。我国的竞技体育就存在太多的伦理道德问题。
2.2.1我国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机制是举国体制，是一个金字塔形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就有众多体育专家、学者提出，2008奥运会后，我国需要改变现今的竞技体育培养模式，呼吁取消举国体制，应该把体育工作的重心由竞技体育向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移动，但同时也出现了部分反对的声音，认为不可以取消。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的体质连续20年呈下降趋势，现状不容乐观；同时许多疾病也呈现着年轻化的趋势，提高国民体质，已经是当务之急。本人认为体育工作的重心理应由竞技体育向社会体育、学校体育转移。当然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伦理道德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2.2竞技体育的人才选拔。我愿意相信绝大多数竞技体育人才的选拔是公正、公平的，但也必须承认，在部分运动项目的人才选拔中，并不仅仅看运动员的实力和未来可以挖掘的潜力，运动员的家庭背景也作为考察项目之一。近期网上公布的几段视频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其中一名小男孩的日记还一度引发体育界的轰动，内容主要是教练明目张胆的索取烟酒、红包，若不按时送，就不给指导甚至不给练，更有甚者，对其队员会进行体罚。这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了，有的同志是打着“为国争光”的幌子，做着满足个人利益的事。
2.2.3始终处在风口浪尖的中国职业足球。我国泱泱13亿人的大国，竟然选不出11个能在世界足球中踢出一席之位的运动员，有人说，这是我们的体质、体能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日本、韩国同样是亚洲种，为何他们就可以呢？由此想到，近来沸沸扬扬的足球运动员群殴、打裁判等等负面事件，足球运动员拿着高额的薪酬，有没有实现相应的价值？有没有付出相应的努力？前几天，本人在看体育新闻，看到了中国棒球队没有太多的经费，没有外教，甚至连本年度的比赛服、装备都是去年的旧服装、装备，但他们仍在坚持，仍然兢兢业业地训练，没有观众，仍认认真真地比赛。朝鲜国足，拿着12元的月薪依然闯进了世界杯。群殴、假球、黑哨，试问中国职业足球到底怎么了！
2.3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的成因。
谈谈我国体育领域这些“不和谐”的成因是什么？第一，无疑是体制问题，没有规范、可行的体制去规范，让体育领域各组成部分有一把自我约束的尺来衡量自己的道德行为。第二，缺乏相应的伦理道德教育。体育领域作为大众娱乐、观赏的项目有着一定风向标的作用，这就要求运动员等体育领域的组成部分接受较多的思想教育，包括爱国精神、民族主义、团结精神、拼搏精神等等。运动员作为公众人物，更应该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形象。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国男篮，他们常常会组织队员去军队、学校等接受思想教育，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所以在奥运会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团结和拼搏。第三，国家集团与集团、各集团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不和谐”很大程度上是每个人都想把利益最大化，这与现阶段转型期，社会的竞争及飞速发展不无关系。
3.结论。
本文对道德、社会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景象、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及其成因进行了讨论。可见，我国体育领域的某些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伦理道德，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有国家的体制问题，有我国现阶段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问题，当然也与我们公民的素质和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目标等有关。转型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转型期完成公民伦理道德的洗礼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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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冰点・人物》 典型人物报道 转型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朝着价值更加多元化、社会结构更加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而此时，传统意义上的典型人物报道难以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时代一样产生轰动效应。“社会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分化，其结构趋向复杂，同质性减弱，异质性增强；社会相对的自主性也大为增强，价值观念多元化趋势明显。一种典型报道很难把全社会的人都调动起来，形成轰动效应。”①
因此，新闻从业者和媒体开始思考典型人物报道如何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逐渐抛弃“高、大、全”的写作方式，开始注重细节，还原人物本身。另一方面，非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也开始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冰点・人物》便是其中翘楚，它将眼光投向了广大的普通人、小人物，通过写人，来书写社会，倡导人性的真善美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一、关于《冰点》及《冰点・人物》
《中国青年报》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最好的报纸之一，她站在时代前沿，以敢言著称。《冰点》创刊于1995年1月6日，作为特稿专版，成为《中国青年报》“站在社会进步潮头”的代表，自创刊以来，就备受读者和业界推崇。1996年，《冰点》被新闻界专家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名栏目”。2004年6月2日，《冰点》改名《冰点周刊》，扩大到四个版面，分别是《冰点・特稿》、《冰点・文化》、《冰点・探索（科学）》、《冰点・人物》。扩版后的《冰点周刊》四个版的平均阅读率持续在70%以上，居《中国青年报》各版阅读率之首。
《冰点・人物》位于报纸最后一版（即第十二版），“封底人物”是《冰点・人物》中版面最大的一块，每期写一个现实世界中的人物，文章字数在3500字左右。通过人物，《冰点》在向读者传达一种社会价值观，在倡导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性的真善美。
“冰点”就是“在不放弃社会‘焦点’、‘热点’的同时，更多地去关注尚不那么显著的人群和事物；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想法；更多地发表一些人所未言的真知灼见。”②扩版之后的《冰点周刊》在“封底人物”的选择上也恪守着创刊之初的想法，将眼光投向普通人，寻找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和特质。《冰点》主编李大同在《周刊创刊致读者》中写道：“人物”版的设置，既和本报的传统有联系，也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相关。在当代中国，人们开始前所未有地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这不是因为古道热肠，而是因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换个时空，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能对普通人的喜乐哀怒熟视无睹，他们是我们的邻居、亲戚、朋友、孩子和老师，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与我们同构的。我们希望，通过对各个阶层人的描述和回忆，人们感动、思索，大泪滂沱、幽思绵绵……③
在“封底人物”的选择上，《冰点》“关注普通人的命运”，通过书写人物来书写社会，通过书写人物来让人们思考社会。
二、《冰点・人物》的人物选择及写作
在人物的选择和写作上，《冰点・人物》继承了《冰点》的一贯风格：做普通人的文章，表现不普通的主题。本文选取《冰点・人物》从创办伊始到更换主编期间的文本进行研究。
1、关注普通人不普通的特质
作为《冰点・人物》的重头戏，“封底人物”在人物的选择上，坚持了以前“冰点特稿”的风格，坚持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普通人都能够走进《冰点》。进入《冰点》编辑记者法眼的普通人必须有着不普通的特质。
从2004年6月2日―2006年1月18日，《冰点・人物》共刊载了79篇报道。在这79篇报道中，除了广东省前第一书记任仲夷和世界富豪肯尼斯・贝林以外，剩下的都是普通人，他们是普通的市民、农民、打工者、律师或者记者等等，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而且很多事件在主流政治话语之下也难以成为典型。但是，这些人都有着不普通的特质。他们之中有为艾滋孤儿救助而四处奔波、四处碰壁的志愿者，有倍受“职业伦理”、“世俗伦理”严酷煎熬的《每周质量报告》记者，也有在制度的“铜墙铁壁”前坚持前行的专职公益律师等等。他们的行为和遭遇，让人们觉得不寻常，但又真实地发生在我们周围。因为“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与我们同构的”，而《冰点・人物》所选择的这些人的特质，向我们展现了这些“同构”。
2、平视角度，客观记录
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将正面典型美化成“神”，而将负面典型丑化为“魔”，以一种仰视或者俯视的态度看待典型人物。这使得受众对媒体上报道的典型人物缺乏信任感，而且有着强烈的距离感，造成受众的逆反心理。
《冰点・人物》采用平视的角度和人物对话，展现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记者就像是在为读者讲故事一样，将文中人物的事迹娓娓道来。记者只是个记录者，将自己所看到的、所采访的告诉给读者。虽然在写作过程中，记者可能会对一些具体场景做报告文学式的处理，但这也是采访所得，并无虚构成分。记者以旁观者的立场，看待人物、记录人物和事件，不参与，更不对人物和事件做有痕迹的点评。
3、宏大主题，微观入笔
《冰点・人物》并非是为了写人物而写人物，也不是为了宣传目的而写人物。在每一个人物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社会问题，或者是令人深思的可贵精神。但是，在具体的报道过程中，记者仅仅是从细节和人物语言中刻画人物，通过细节和语言表达记者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记者将思考的余地留给了读者，希望读者通过思考解读人物背后的深刻含义。李大同说：“在任何其他社会里，新闻界也都只有一个权利：告知社会发生了什么”④，而告知之后的价值判断的权利属于受众自己。《冰点》为读者设置了一个宏大的主题，希望读者能够在细节化的写作中体会到这样的主题。
三、《冰点・人物》所展现的人的价值和社会价值
《冰点・人物》展现普通人的目的在于挖掘这些人物所代表的人的价值和社会价值，《冰点》所选择的人物“通常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矛盾、困惑、痛苦和缺项，是一个当代中国的社会实景”⑤，期望用新闻影响今天。
1、发现人的闪光点
“封底人物”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些普通人创造了不普通的生活。例如，退休大夫赵华琼在杭州专门为“贫民”开了一家医疗门诊，全心全意为民工服务，却使自己负债累累；87岁的老人苏桂琳退休之后用心学习，在阔别近70年后重圆大学梦；北京市民沈继光，二十年痴迷地用镜头收拾古城残片……
这些人物具有的闪光点，是吸引读者的要素，这些闪光点启发人们奋起向上、思考社会问题。这些人物代表了与之类似的一类人，通过报道使这些人的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赏识、批判和思考。《冰点》首先发现并挖掘人物的闪光点，体现人物的价值，以促使读者思索。
2、展现转型期中国的实景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社会转型期，诸多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冰点・人物》将转型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和实景不露声色的记录了下来。2004年6月2日―2006年1月18日《冰点・人物》所报道的79个人物，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议题：社会公平正义、社会民主、法制建设、文化、公民权利、弱势群体等。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候，《冰点》在不断地提示人们思考中国社会转型期所遇到的诸多问题，通过文章中的人物来促使人们思考现实问题，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之路，“暴露”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
“封底人物”选取人物能够表现文章主题的一个侧面加以书写并放大，例如，用书讯记录世相的浙江书商范笑我，记者紧紧围绕“书店”和“书讯”组织文章，对范笑我的其他方面并无着墨；中国第一位公推直选的镇党委书记刘刚毅，文章中除了记述其执政和选举过程，并无他处着墨。“一个侧面”的书写与放大，同样让读者觉得人物丰满可触，而且毫无夸张之嫌，原因就在于这些人物背后所展现的社会实景，深深的吸引了读者，令读者感动、思索。
3、倡导主流的社会价值观
李大同曾概括其编辑宗旨为：主流媒介在判定新闻价值时，应当意识明确地有一个参照系，即敏感到社会是否在某一方面已经发生了失衡；社会某一部分人群是否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利益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等等。主流媒介的社会责任，就在于用强化某方面报道来提出警告，成为社会“纠偏”的领头羊……⑥作为《冰点》组成部分之一的“封底人物”，也遵循了这一编辑宗旨，而且，“封底人物”在通过人物报道向人们提出警告的同时也在努力塑造社会的参照系。
这个“参照系”是主流的社会价值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中国社会的价值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但是某些社会价值观应该是社会成员需要遵循和倡导的。人性的真善美、保障公民的权利、关心弱势群体、倡导民主法治等等，都应该成为媒体的“参照系”，是媒体向公民强调和倡导的重点内容。“封底人物”在报道人物的时候，通过记者对报道角度、报道细节等的选择，将以上这些社会价值观不断地传达给公众。
寻找和发现人物的闪光点是文章吸引读者的第一要素，文章的最终目的是向读者描述现实的中国社会、在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中倡导普世社会价值观、倡导人文关怀。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冰点》创办十余年来一直倍受读者关注，阅读率长期高居《中国青年报》各版前列。
结语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传统典型人物的报道手法、宣传方式日渐式微。因此，媒体典型人物报道走向多元，着力于还原人物本身，回归人物新闻的行列，非典型人物报道应运而生。记录时代、影响今天的《冰点・人物》成为非传统典型人物报道的代表之一，也可以作为中国非传统典型人物报道未来发展的参考之一。■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人物报道的新路径》2010CXS035阶段成果，由《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①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新闻思想》[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3）：48
②李大同：《冰点故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5
③《冰点》周刊创刊致读者[N].《中国青年报》，2006-06-01(B1)
④⑤石岩、李大同，《用新闻影响今天》[N].《南方周末》，2005-12-22
⑥唐晓霞，《人文关怀，转型期主流媒体新闻理念的擅变――以《中国青年报》“冰点”专题报道作为文本分析》[D].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46-47
Abstract： Taking Nujiang prefecture in Yunnan as a case， this paper discussed about which mode of tourism could directly br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and even could preven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ragile nature environment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which also could bring about the great traveling experience.
关键词：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旅游模式；扶贫
Key words： Nujiang Lisu autonomous prefecture；travel mode；supporting the poor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8—0146—03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云南2011年上半年旅游总收入为565.9亿元，同比增长23.5%。但正是在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旅游大发展局面下，仍然有地区由于开发旅游时保护措施的不到位、不及时造成了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双重破坏。尤其是当参与大众旅游的游客同时不断涌入特定的旅游区时，势必对自然和文化资源造成威胁及破坏，毫无节制的大众旅游开发使得两地都出现了大量问题，自然环境的恶劣、生物资源的减少甚至灭绝、淳朴民风的破坏和民族文化的衰落甚至消失。因此，中国旅游业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不是单纯的看重旅游经济收益，而是在如何在利用旅游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物种的多样性、文化的原真性与传承性。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下的生态旅游、负责任旅游、扶贫旅游以及在国外发展较为成熟志愿者旅游符合国内大众旅游逐步向个性化旅游的过渡、参与型向体验型旅游模式过渡的需求，既能防止脆弱的自然及人文资源的破坏，又可以为当地社区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为旅游者带来深切的体会，符合我国贫困地区旅游的发展。
位于我国滇西北西南地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世代居住着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白族、普米族、藏族、彝族、回族等14个少数民族。边疆、民族、高山峡谷、偏远和贫困“五体一体”是其基本州情[1]。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关键词“怒江旅游”，从2000年至2012年共有13篇文章，除4篇为新闻简讯。余下文章主要研究视角为旅游产品的创新[1]以及怒江州的旅游资源评价[2]，尚无从分区域选择旅游模式研究。怒江州为世界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区，为南北狭长分布，资源分布零散为典型的“单轴串点”[1]，高山峡谷中复杂的地质地貌使得生态资源及人文资源极其脆弱，承受不了大众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该区的旅游发展应“量体裁衣”，怒江州的四县基本与其旅游开发的顺序及可进入性吻合，故本文按本州的行政区划将其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旅游接待地，并依照其自身资源特点及当地的社会现状选择适合的旅游模式，以期该地区取得社会经济发展及自然人文资源保护的双赢局面。
2 备选旅游模式相关概念的界定
2.1 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 1990年加拿大温哥华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旅游组行动策划委员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行动战略》草案，构建了基本理论框架，并阐述了主要目标。1995年4月24日至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及世界旅游组织在西班牙召开了“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75个国家及地区600多位代表出席会议。
可持续旅游的核心概念就是最小化旅游的消极影响。联合国和其它组织的定义“旅游在确保促进当地经济同时，还应减少其对当地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2.2 负责任旅游（responsible tourism） 国外研究已较为成熟，通过检索responsible tourism，共有相关论文100篇，以及专业负责任旅游网站。其核心目标就是旅游的同时必须对当地负责任，主张旅游者应该尝试在旅行时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如济贫、文化教育、尊重保护当地文化、野生生物保育、以及改善当地的社区健康等。负责任旅游是小规模旅游；是制定旅游规划和政策的方法和理念；是符合生态和社会伦理准则的旅游；是游客的一种旅行方式。
负责任旅游和可持续旅游的理念很相似，但更强调社会影响和道德影响。该旅游也被称为伦理旅游（Ethical travel）。
2.3 生态旅游（Ecotourism） 生态旅游（Ecotourism）有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墨西哥专家谢贝洛斯·拉斯喀瑞（Ceballos—Lascurain）于1987年首次定义 “出于研修，欣赏和享受风光及当地的野生动植物和古今文化等目的到相对未开发过或未被污染过的自然区域的旅游。”
关键词：反克隆人运动；道德；治疗性克隆
Abstract：At the time of the voice of human cloning on the upsurge，scientific groups launched 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Through analyzing the reason and choice of this movement，we had some new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scientific profession moral，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ttitude of scientific research．We must develop therapeutic cloning energetically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useful and discard the useless of the value of clone technology indeed．
Key words：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moral；therapeutic cloning
一、反克隆人运动的源起与反对对象的确立
尽管克隆人这个可能的技术目标，早已被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基于大同小异的理由视为科学研究的“禁区”，这仍然无法阻挡住一些人的好奇心或别有用心。从1997年12月以来，一直有人宣称试图进行这种“危险”的、“违背人性”的克隆人实验。在世界各类媒体曾经大量报道过声称要进行克隆人实验的“科学人物”，依次有美国物理学博士理查德希德（Richard Seed）、意大利生育专家塞韦里诺安蒂诺里（Severino Antinori）、美国男性生育学专家帕诺斯扎沃斯（Panos Zavos）和法国生物化学专家布里吉特布瓦瑟利耶（Brigitte Boisselier）等人。这些“科学人物”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激进的“克隆人运动”，从而震憾了整个世界，引起了上至政府首脑、国际组织下至普通百姓的共同关注。为此，希德等人一度成为世界级“风云人物”，他们持续多年的克隆人言行总会引起媒体、社会公众、政府和科学界的广泛争论，并对克隆技术以及其它类别生物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有待辩证分析的影响。由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特别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以及技术难题的存在，“克隆人”至今并没有真正出世。当我们事后观察这场历经六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克隆人运动”时，明显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不真实感觉。可以说，所谓的“克隆人运动”实质上则是“克隆人舆论运动”。
有人不断地宣称要进行有关实验来实现克隆人目标，就有人不断地进行反对。在强烈的反对声中有不少来自科学界。于是，科学界反对的声音汇集成一场同样声势浩大的“反克隆人运动”。在科学界中，这两个运动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一些科学组织开始对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进行排斥，视他们为科学界的“越轨者”。例如，英国皇家爱丁堡学会作出决定，禁止安蒂诺里和扎沃斯参加该学会于2001年11月举行的一次以克隆技术为主题的科学辩论会。意大利医师协会在2001年8月公开警告安蒂诺里，若其一意孤行地进行他的克隆人实验，就将吊销他的行医执照。〔1〕在2001年8月7日，支持与反对克隆人的科学家在美国科学院进行有史以来科学界第一次就克隆问题的正面交锋。在会场上，双方争执的气氛如此浓烈，以至于这些平时非常理智的科学家在摄像机镜头前相互高声叫嚷，差一点就动起手来。〔2〕这充分反映出，科学界对如何设置克隆技术研究与发展目标，以及在应用此项技术的方向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反克隆人”究竟反对的是什么？人们通常所说的反对克隆人，实际上并不是去反对那个虚拟的、名词意义的“克隆人”本身，而是在动词意义上反对以人为实验对象的技术操作，继而反对从事这种实验的研究者。虽然我们无法确认所有与克隆人相关的新闻报道是否完全属实，但我们应该相信，与克隆人相关的技术实践一直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
二、科学界的反对理由
纵观科学界对克隆人所持的反对理由，概括而论就是：克隆人研究存在着“技术不成熟”和“有悖人类伦理道德”。这两个理由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对克隆人行为坚决地说“不”！科学界为了寻求社会舆论和政府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克隆技术研究的支持，他们在这场反克隆人运动中扮演了积极而又重要的角色。其实，科学家们有一种担忧：一再喧哗的克隆人运动会严重扰乱社会公众和政府对克隆技术的支持态度，从而影响其正常发展。
1．克隆人研究的风险性
目前的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存在着难以预测和消除的技术风险，这已经成为人们在伦理学层面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科学依据。
（1）存在着克隆人技术吗
尽管“克隆人”概念早已在文学、科幻类影视作品中存在了。但现代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显然是受到1997年2月克隆羊“多莉”出生消息的直接启发，才产生了克隆人的想法。同时，他们从哺乳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中看到了实现克隆人的希望。在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看来，人是动物，动物克隆技术也可能就是克隆人技术。然而，这两者之间有必然性吗？这种简单类比的合理性如何？
动物克隆技术无疑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是，存在着现实的克隆人技术吗？我们知道，技术是以其效用性为重要分类特征的。如果通过实施某种动物克隆技术能够达到产生“克隆人”的技术目标，这种技术应该是“克隆人技术”。否则，如果不能够成功地产生出“克隆人”来，即使存在着某类克隆技术，这类技术也决不应是什么“克隆人技术”。可是，以“克隆人”为目标的技术实践又为国际社会所禁止。这使得“克隆人技术”的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难以公开检验的问题。因此，人们目前的许多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推测性的，“虚”的成份很多。
（2）克隆人将存在着较多的风险性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公众，始终都是从动物克隆技术发展的现况来类比克隆人研究的发展前景，并作为进一步推论的逻辑基础。也即是，目前的动物克隆实验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克隆技术还很不成熟。在动物克隆实验中出现的高失败率、高风险、使用了大量的重组卵细胞、大量畸形后代以及发生排斥现象等问题，将会出现在克隆人研究中。如果仅仅通过某项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来判断克隆技术的普遍可行性是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的。科学家认为，要将动物（如绵羊）克隆实验得出的技术经验，应用到人类个体身上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这种不成熟的技术“硬要”作用于人体时，克隆人的过程将充满各式各样的危险。例如，英国胚胎学家威尔莫特认为，有很多理由可以考虑到，由扎沃斯和安蒂诺里等人宣布的克隆人实验将会有同样高的失败率，正如试图进行动物克隆时那样。并且，现在或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可行的技术方法去检查动物胚胎所有基因组的发育状态。〔3〕因而，人们无法保证最后植入子宫内的胚胎是否能够发育正常，而不至于生下畸形儿或使代孕母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另外，在上海召开的2002年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指出，最早站出来反对克隆人的正是培育出克隆羊的英国科学家，因为专家们最清楚，目前的技术离克隆人还远得很。……克隆羊“多莉”的成功，经历了277头克隆羊实验失败的波折，怪胎、畸形层出不穷，这一幕如果在克隆人时重演，谁来为277条生命的夭折负责？还有，克隆动物被发现存在早衰现象，尚无法解释。不顾这一切而匆忙进行克隆人，很可能酿成大错。〔4〕从陈竺院士的言论来看，他也是以动物克隆的情况来类比未来克隆人的情况。中外科学家反复以“多莉”羊的情况来观照克隆技术的发展，这说明在此领域中没有更多的经验证据来说明问题的实质和技术风险的大小。
2．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社会伦理
对于来自社会的对克隆人行为在伦理层面的指责，科学界不可能无动于衷。受此影响的科学家就发表了类似观点，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恩里克阿科尔西在2001年8月8日发表声明指出，把克隆技术用于人类自己“有悖于人类价值、伦理和道德原则”。他代表世界医学协会坚决反对克隆人实验计划。〔5〕从另外一个角度，威尔莫特对媒体说：“试想我的妻子与我和一个复制的‘我’三人生活在一起，那就会产生一个极不寻常的关系，对我们三个人中的每个人，尤其那个复制的‘我’都将十分尴尬。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克隆人。”〔6〕
当然，科学家不是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他们不可能从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层面对克隆人问题展开系统的、溯根求源式的学理分析。但是，他们作为现实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克隆人”问题上就必然有着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似的感觉。这样，科学界从社会伦理层面来反对克隆人研究就很正常了。
3．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科学道德
（1）科学道德与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职责
道德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个阶段，甚至每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7〕我们知道，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作为医师团体的职业誓约书就要求从业者：应尽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医治病人，不得有越分的医疗行为，并坚守品性与道德规范。那么，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同样要求人们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则。
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强大，对社会的渗透越来越广泛，也就越有可能引起更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等问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比以前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为科学而科学”、“科学不考虑效用或利益” 等说法已经不合时宜，科技工作者必须对“应该追求何种知识”、“所追求的知识应置于何种地位”以及“如何应用这些知识”等一系列问题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这些问题早就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了。在1955年7月15日，包括玻恩、海森堡和居里夫人在内的5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迈瑙宣言》中，针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反思说：“我们愉快地贡献我们的一切为科学服务。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向人类提供了自杀的手段。”〔8〕
科技工作者有创新的自由和权利。但是，科学研究的自由永远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肆意行事，科技工作者应对这种创新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科技工作者不能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兴趣，更要关心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这既是现代社会对科技工作者的一种强烈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应该担负的一项历史使命。其实，在1997年“多莉”羊出生之后，两大著名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除了报道与克隆技术研究有关的科学论文外，还连续发表大量出自科学家之手的评论文章，如“克隆：人将成为下一个”、“不要克隆人”、“风险与不确定性”、“‘多莉’的考证”以及“什么是克隆？并非你所想的那样”等。这充分表现出科学界对克隆技术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风险问题的关注。今天，关心人类前途的科学家应该关注与克隆有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保证克隆知识和技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伤害人类社会。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分子生物学家J. D. 沃森所说：“可以期待，许多生物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无性繁殖研究的科学家，将会严肃地考虑它的含意，并展开科学讨论，用以教育世界人民。”〔9〕
在科学界已经形成如下一个规范：当一项技术在社会上有争议时，科技工作者要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来评价这项技术。还要求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要更多地考虑选题的社会价值，而不能仅仅在某种好奇心或兴趣的作用下随心所欲地从事研究，更不能从事旨在“哗众取宠”或“怪异”的研究目标，如为了“复活”死人而去克隆人或进行“人畜细胞融合”等。在2002年，威尔莫特强调指出，自从进行动物克隆试验之后，他从未考虑过进行克隆人试验，克隆人试验不仅会使被试验者冒着很大的风险，而且这种实验结果没有什么科学意义，不管从伦理道德上还是从医学上讲，都没有理由这样做。〔10〕
（2）盲目进行生物学实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人们经常谈及的一个与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相关的生物技术研究案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伯格教授人工构成了第一个重组DNA杂交分子。不久，他的科学同行提醒他要注意重组DNA分子可能具有致癌性，带有重组分子的细菌大量增殖也有可能成为传播人类肿瘤的媒介，会在社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伯格教授就接受了同行建议，停止了自己的基因重组研究。他还在Nature上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发出呼吁：在重组DNA分子潜在危害尚未弄清或在找到适当的防护措施之前，应自动停止有可能致癌的基因扩增实验。这些讨论导致美国政府在1976年颁布了“关于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应用进行严格管制。后续的科学实践证明，伯格等人对转基因技术的危险性估计过高。只要人们在研究和实验过程中严加控制，妥善管理，认真对待，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这些潜在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美国政府在1979年就恢复了基因重组研究。〔11〕这种涉及生物技术社会利益与风险的科学争论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这既是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感的自觉体现，也开创了一种应对新技术未知风险的合理程序。为避免新技术可能引起的祸害，应该制定出必要的管理计划与伦理规范，以暂时阻止那些后果尚未得到确切了解的实验。这种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选择科研课题的主张，既是一种科学选择，更是一种道德选择。
不少科学家认为，为了某种正当目的而进行生物学实验是没有过错的，但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只要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的安全性还不确定，只要人们还未充分探讨与克隆人体相关的道德问题以及不育夫妇是否还能够找到其它妊娠的方法，在明知会对当事人造成某种“伤害”和“风险”的情况下，而执意去从事这类技术活动，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是一种犯罪行为。
（3）与严谨的科学精神不符
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克隆人研究以及有关报道呢？很多科学家批评说，安蒂诺里等人的研究，不仅无视目前动物克隆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也没有解释其所用的具体技术是什么，以供科学界评议。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言行只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这与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是不相符的，却给人以“作秀”的感觉。美国《医学伦理通报》的编辑理查德尼科尔森说：“我认为安蒂诺里从来没有考虑过后代的利益，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赢得个人的声望，是为了出名才一意孤行要进行这项极有争议的实验的。”〔12〕一些科学家强烈要求安蒂诺里等人对有关消息是否属实给予切实的澄清。
事实上，在科学界有不少人对克隆人运动提出严重质疑。例如，从逻辑上讲，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瑟卡普兰教授说：“那些科学家们声称有200多对夫妻排着队，等候被带到某个偏僻的地方用克隆细胞进行人工受孕，然后他们会照料每一个成功怀孕的妇女，这一切听起来根本就不可信。”从技术上讲，纽约一家医疗中心生殖内分泌学主任马克索尔曾针对希德要克隆人一事说道：“很难想象在门诊所那样的条件下做这件事，除了引起轰动效应还能有什么别的。”〔13〕对于最近的“克隆人”新闻而言，身为“克隆援助”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布瓦瑟利耶却没有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学术背景，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与克隆技术相关的研究论文。此种情况下，她又该如何开展克隆人研究呢？试问，他们的“克隆人”出生消息的可信度又在哪里呢？〔14〕在此，我们赞同我国知名学者周国平先生说过的一席话：“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15〕科学研究不应只是一种外表非常热闹的事业，它更需要的是寂寞、孤独和宁静。
（4）反对以克隆人牟利
克隆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动力，也就是一些人想象的有关克隆人的商业化企图和潜在的巨额利润空间。目前，我们不排除那些从事克隆人实验者试图从中谋利的可能。正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阿科尔西针对安蒂诺里宣称的克隆人计划所指，现在世界上准备实验的克隆人计划涉及到许多“经济利益”，这些计划企图将克隆技术变成“大笔交易”，通过实验追求“简单的商品成果”。因此，对于打算以违背科学道德的克隆人行为作为牟利的手段，则应该予以坚决反对。
三、克隆技术研究目标的理性选择
对克隆技术和“克隆人”的论争一直在提醒着科学界，有必要对克隆技术研究目标进行理性的选择。
1．克隆技术的研究禁区
（1）人为设定克隆技术“禁区”的软弱性
近几年，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禁区”问题谈论得比较多。在不少人（包括科学家）看来，克隆人研究应该在科学技术的研究禁区内。例如，出席2002年上海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的国际生命科学巨子们呼吁，要尽快为克隆研究立法，让克隆怪胎“胎死腹中”，还认为科学无禁区，但对“克隆人”实验行为应有禁区。〔16〕其实，在科学研究中，所谓的“禁区”往往是针对某项技术目标及其应用而设定的，并且“禁区”的设定往往要由道德和法律来配合。
但是，正如在道德、法律层面上有许多被禁止的事情，而现实社会中“伤风败俗”、违规、犯罪的情况却不断发生。从长远来看，克隆人技术目标是道德、法律所绝对禁止不了的。一方面，世界各国对待克隆人的态度并不尽相同，想实现克隆人技术目标者，完全可以找到规避法律的地点。禁止克隆人的法律会驱使那些执意克隆人的人士将实验室搬到现在远离这场争论的国家去。另一方面，只禁止“克隆人”实验，而没办法停止克隆技术的一切研究，这就使设定的克隆人“禁区”呈现出很大的软弱性和易突破性。如果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克隆人”可能就会出现，人类社会迟早要面对这个挑战。即使视克隆人研究为严厉的刑事犯罪，最终也挡不住“克隆人”的出生。
（2）克隆技术自身发展的限制是克隆人强大的“禁区”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将来，人们也许对克隆人的主意显得泰然处之，也许会对“克隆人”的出生表现出一种宽容态度。从表面上看，克隆人技术过程并不十分复杂，只是用成年人的细胞核替换卵细胞核，再把培育好的融合细胞移植入人体子宫，慢慢地发育而成。但是，实际的技术操作过程相当复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正如许多专家所言，即使社会允许克隆人，但目前仍有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尚待克服和解决。因此，对于“克隆人”问题的现状，更确切地说是技术上“能不能做”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做”的问题。克隆技术自身发展的局限性是克隆人研究强大的“禁区”。
2．极力发展治疗性克隆的技术目标
任何一项技术都可用于不同的目标或领域，这是人们争议技术价值和技术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克隆技术在其技术效用范围内，也可以用于不同的方向，有着不同的技术目标。但是，“克隆人”的设想并不是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研究与开发者的原初目的。对于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动物克隆研究人员来讲，他们从事“克隆羊”研究并不在于去促成“克隆人”的出生。正如这项实验的参与者坎贝尔所说，这项研究成果的最大价值在于使改善动物品种成为可能，克隆人则违背了他们的本意。
为了减少克隆技术的社会伦理纷争，科学界早就主张把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动物克隆技术按照最终的应用目标进行分类，区分应持的态度。科学界希望政府的有关禁令只适用于禁止旨在以产生“克隆人”为技术目标的实验，而不包括有重要价值和发展前景的“治疗性克隆”。治疗性克隆是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的克隆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它是以治疗人类疾病和有效进行器官移植为目标，与以克隆出一个完整的人为目标的生殖性克隆有严格的不同。目前，许多科学家、科学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都发表声明，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与开发。例如，威尔莫特等人指出，该研究正在导向编程胚胎干细胞变成特化的组织类型。这样能够用来再生神经细胞和心肌细胞，使患帕金森氏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和心脏病等疾病的病人受益。治疗性细胞克隆的潜在益处是巨大的，这种研究不应该同克隆人研究联系在一起。但是，社会公众对克隆人的过激反应可能会妨碍用胚胎干细胞来修补器官和组织的研究。〔17〕
另外，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曾发表郑重声明，支持包括治疗性克隆在内的干细胞研究。还指出这些益处可能要在多年后才能显现出来，要真正实现它们，必须通过谨慎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应该接受同行评议。目前，由于社会对于治疗性或研究性克隆，仍有很多宗教、伦理等方面的担忧。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部门开展的相关研究，都应该在严密的审查下才可以进行。在美国，反对治疗性克隆的声音比较强烈，因而大多数美国科学家对此现象深感忧虑。如果禁止治疗性克隆研究，美国的科学事业将遭遇寒流，国家利益会严重受损。在2001年4月10日，在布什总统发表讲话催促参议院批准全面禁止人类克隆法案后，美国40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联名上书政府，要求立法支持治疗性克隆。正如Nature杂志在2001年5月发表的文章所指，美国一些反对治疗性克隆的人正在利用公众对生物技术的恐慌，但对待治疗性克隆研究的态度应该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18〕
3．克隆技术的理性研究态度
（1）去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浮躁情结
通过对近六年来“克隆热”的思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科学界，特别是在动物克隆技术研究领域中，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浮躁情结。接连不断地有新的“克隆成果”通过媒体向社会宣布，并引起人们进一步地争论。在这种喧哗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些研究者科学精神缺失、急功近利思想的一种表现。这种研究态度不利于克隆技术的健康发展与完善。例如，早在1998年年初，美国人希德就对媒体宣称他要准备克隆人。2001年，安蒂诺里和扎沃斯宣布要去克隆人，他们都没有做成。在2002年12月27日，归属“雷尔教”的布瓦瑟利耶在美国宣布世界首位克隆婴儿“夏娃”诞生，但她没有提供任何科学证据，还拒绝通过DNA测试来证实“夏娃”身份的真实性。正如《时代》周刊发文指出的那样，雷尔教派认为人类是外星人克隆的，与这样一个组织辩论科学、伦理、道德问题，简直是太荒谬了。在科学界无人为他们喝彩没有关系，他们要的只是“轰动效应”，从而募集到更多的金钱和追随者。但在针对克隆技术的严肃政策讨论中，他们却产生了“搅浑水”的效果。〔19〕时间推移到2004年1月17日，扎沃斯在新闻会上再次宣布：他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两个星期前已经把一个克隆人类胚胎成功地植入一名35岁的妇女体内，如果进展顺利，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母亲有望在数周内正式怀孕。由于扎沃斯此前曾多次过类似的“克隆狂言”，世界各地权威生育专家对他的“重大突破”是众口一词地质疑。扎沃斯却自诩自己的“惊人成就”堪与“人类登月”相媲美。当记者问扎沃斯为何不出示任何科学证据就急着宣布克隆成果时，他显得有些恼火。〔20〕不知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浮躁心态的表现。
对此现象，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再生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向中教授指出：“学术成果应该以论文形式，经过严格审稿，在同行评审的杂志上发表，特别是国际认可的一流杂志（并不只限于《科学》、《自然》、《细胞》等）。此后，才应该考虑必要的新闻媒体报道。我们看到，由于胚胎生物技术，尤其是克隆技术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一些科学家热衷于媒体的报道，甚至本末倒置以媒体报道代替了学术论文的发表。”〔21〕这就是说，科学家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所谓的重大“科学成果”。例如，克隆绵羊“多莉”、克隆鼠等都是通过科学期刊宣布的，这也是媒体报道科技成果所应掌握的标准。
（2）去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过分功利性
当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在默默无闻地艰难探索着，而是整日暴露在媒体的镜头下时，科学研究就决不成其为科学研究了。这不过是少数研究人员科研动机不纯正、过分追名逐利的思想表现。对此，北京大学的潘文石先生曾经指出，他感到科学的观念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是不一样的。一些人不知道科学是为人类创造、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为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项事业。在今天，科学在很多地方、很多人眼里已经降低到一种谋生手段，只要拿到钱，发表更多的论文，去换取更多的名利地位就行。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钱。于是，有人要组织更多的研究，而那种研究说实在的只是以作为目标，而不是以解决科学的一个实质问题或是对人类有真正造福为目标。最后，潘先生总结说：“这种科学，我觉得并不是真正的科学。”〔22〕可见，过分的功利性无疑会阻碍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而作为一名严肃、严谨的科技工作者，应该切实地树立起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踏踏实实地做好各项研究工作，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3）重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
尽管人们期望着克隆技术能很快得到实际应用，为人们创造出奇迹。但是，在许多基本问题没有弄清之前，科学家们还必须继续探讨克隆技术的可行性。克隆技术的进步无疑要取决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没有对生命的本质及其运动机理进行长期的探索性研究而获得的更多知识，是不可能对生命个体进行正确操纵或改变的。例如，曾溢滔院士指出，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克隆羊“多莉”的研究人员，关键在于他们的基础研究很扎实，搞清了一些理论问题，掌握了不少规律。这些虽然只是技术上的突破，却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撑。现在大家都很看重科研成果，特别是那些出产品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但是，如果忽视基础研究，不掌握其中的规律，是很难成功的。基础研究带出许多技术上的革命，而技术上的革命又提出很多新的研究课题，使得基础研究再深入一步。〔23〕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指望“跳跃式”的一下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至2003年，DNA双螺旋结构已经发现了50周年。这50年间，生命的很多秘密已经被破译，但剩下的秘密更多，一切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此，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沃森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曾表示，今天比我们起步的时候有更多的新疆域，未来几百年中，还会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人们去应对。〔24〕只有在对生命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才可能使生物技术（包括克隆技术）的许多益人性目标成为现实。我们必须以一种“持重而平静的心情”，一项“热切而有秩序的工作”来迎接现代生物技术辉煌发展的明天。这正是科学界中的反克隆人运动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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