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3 07:07: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于体系层次与单位层次建构主义问题，温特坚持体系层次建构主义。但我以为，建构主义在层次上的“回落”（或曰还原到单位层次）是有道理的，因为国家身份的确定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是体系层次观念结构决定的。用一位中国学者的话说，就是“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章百家2002）。在建构主义与其他理论的融合方面，温特认为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因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包含了社会性内容。但我觉得如果融合可行，建构主义就只能保留其作为社会分析框架的地位，它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假定就失去不可通约的性质，因此它的国际政治理论地位就不复存在。另外，我提出了一个地缘－文化建构主义的概念，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层次上的不同路径问题，目的是可以发展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建构主义流派（如中国建构主义学派等），可能有一定的开发价值。
现征得温特本人同意，将部分通信内容翻译整理出来，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以对话形式予以发表。（秦亚青）
一、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的建构主义
秦亚青：社会建构主义近些年来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很有学术意义的趋向，也显示了建构主义仍有着很大的学理发展空间。许多学者在分析层次和思想内涵两个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1987 年，你在发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的论文时（Wendt 1987），强调的是一种社会性互动，亦即施动者和结构之间的互构。这主要是一种双向的活动。比如奴隶和奴隶主的身份互构，因为不是因果关系，所以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奴隶、奴隶主和奴隶制三位一体，相互建构，相互依存。但是在你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Wendt 1999)，我觉得虽然你说你的体系理论同样是重视互构的，但相互建构却基本上变成为一种单向建构，即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国家之间的互动则成为次要的内容，温特建构主义以体系理论为主，因而也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
温特：我同意你的说法。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自上而下的向度是我的理论的主导向度，单位层次的因素因此受到了压抑。我在1987 年的论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中强调的更是一种互构互动的关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提出的是体系理论，不是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所以，我有理由强调体系层面的理论建构，强调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正如我在书中说的那样：“在这本书里，我的兴趣在于国家间（或曰‘国际’）体系的结构及其产生的影响。所以，我将采用‘体系理论’来研究国际关系。”（Wendt 1999: p.11）
秦亚青：但是，一些批评者认为，如果没有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也就没有身份政治可言。比如，齐菲斯（ Zehfuss）在她2002 年的著作《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中，批评你的理论是没有政治内容的身份/认同理论(Zehfuss 2002) 。她说，温特认为国家的自生身份，即由国内政治形成的身份，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是先于国际体系的，是外生的和给定的(Zehfuss 2002: p.44)。据此，她认为你的中间道路抽去了“政治”这一灵魂。国内政治提供了基本语境，没有这种语境，国家的身份/认同就失去了依托。
温特：的确，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许多批评都认为我的理论忽视了国家身份/认同的国内因素。但是，我认为这种批评有失偏颇。我承认，国内政治进程因素，对于国家身份形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本书中，我想要提出的不是解释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而是揭示国际体系的运动定律(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system)。在这一方面，我与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相似的。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理论与对外政策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像华尔兹的理论一样，我的理论也是体系理论。正因为如此，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没有强调国家的身份形成和对外政策等内容。
秦亚青：许多学者采用体系层次的建构主义理论，获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比如芬尼莫尔（Finnemore）对于国际规范的社会性研究(Finnemore 1996) 。但是，其他一些学者在分析层次上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单位层次上面发展了建构主义理论。比较熟悉的是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江忆恩的理论主要是考虑国内的政治和历史进程如何建立起一个国家的集体战略文化，而且这种战略文化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影响到一个国家冲突还是合作的行为取向。另外，勒格罗的论文也在单位层次上面对建构主义理论进行了发展。
他提出了一个研究问题：是体系层面上的国际规范还是单位（次单位）层面上的组织文化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更大。他发现在许多情况下，“组织文化”这一解释变量比体系层次的“规范”变量更能够解释行为体的行为。我观察中国过去20 年里的发展历程，也发现单位层次的观念结构，在身份形成和再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秦亚青2003）。
温特：我的理论是体系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学者不能建立关于国家身份形成的建构主义理论。江忆恩、勒格罗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理论正是这样的理论。但是，由于我的理论主要是体系理论，强调的是体系因素的影响力量，所以，批评者认为我的理论忽视了国内层面的研究，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论建构中的必要忽视（necessary neglect）。
二、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
秦亚青：另外一个方面也很有意思，这就是关于建构主义与其他主流理论的融合问题。你有一次来信就曾经谈到“现实建构主义”或“建构现实主义”问题，是否可以继续讨论一下这个题目。在思想方面，建构主义有没有与其他理论融合的空间？
温特：巴尔金最近在《国际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的《现实建构主义》论文中，" 试图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相融合。这可能是拓展建构主义的一个突破点。
温特：我想先谈一下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我是否将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融合在一起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尤其是自由主义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信念对我影响很大。但是，我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高度的国家中心主义，因此，在这一方面不包含自由主义对个人高度关心这一标识性特征。同样，我的理论之中也没有关注非政府组织、全球市民社会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理论又表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在我的论文《为什么世界国家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中(温特2003) ，我至少也是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取向。在这篇论文中，我借鉴了“新黑格尔”的观念（黑格尔往往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鼻祖［proto-realist］），强调在世界国家形成过程中，群体性社会组织是核心单位，或者说强调了这一过程中的“集体单位（communitarian）”向度。虽然其中也包含了自由主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动力因素，但现实主义的成分是主要的。所以，我既是自由主义者，又不是自由主义者。到底是什么身份，还要取决于怎样解释“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在我的理论中包含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理论的成分。
我认为，在评价巴尔金关于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合在一起的论述的时候，考虑的关键问题应该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是否具有根本的社会理论内核（core）。我认为现实主义是具有这种内核的，这就是物质主义。这种物质主义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不仅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具有这样的内核，其他现实主义学者从根本上来说也近似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者，只不过他们将马克思强调的阶级换成了国家而已。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多德尼（Deudney）的论著（Deudney 1995）。正因为如此，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表达了与巴尔金相似的观点，即不应将现实主义完全等同于华尔兹纯粹彻底的物质主义（当然，有的时候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华尔兹纯粹彻底的物质主义理论中，观念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相比之下，卡尔和摩根索等人的古典现实主义表现出更为精致、更为通融的本体论意识。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就是比卡尔（Barkin）和摩根索走得更远，从根本上否认现实主义也必然是物质主义这一观点。即便是微弱的物质主义色彩，巴尔金也不予承认。我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如果他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是否还存在真正的“现实主义”呢？如果依照他的说法思考问题，现实主义就缺少了一种作为根基的本体性。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将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建立在具有某种物质性社会理论基础之上的理论。这样一来，现实主义确实很难与建构主义融合在一起（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这要取决于怎样理解“建构主义”所包含的意义！）。
秦亚青：虽然你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包含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理论的成分，因此巴尔金的观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我认为，巴尔金的观点失之偏颇的成分更大。因为，他将建构主义仅仅视为社会理论，而没有将它视为国际关系理论。我想，在你的论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你提到建构主义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一种分析方式或曰分析框架（approach）。这是第二层面2005 年第1 期(second order)的讨论，亦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讨论。你说：“第二层面的问题属于社会理论问题。社会理论涉及社会研究的根本假定：人作为施动者的本质以及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理念和物质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社会理论的适当形式等等。这些涉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不仅仅与国际政治有关，而且与任何人类团体有关，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不仅仅专门用来解释国际政治。”（Wendt 1999：p.5）
你认为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会造就友善的康德文化，也会导致充满敌意的霍布斯文化。这也许是同样的道理，即建构主义可以融合自由主义的思想，也可以融合现实主义的理念。但是，在第一层面（first order），亦即在实在理论的层面上，你主要是吸取了自由主义的理念，这确实是将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比如，对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式发展、希望并相信康德文化的出现、暴力权力的逐步消失等观念，乃至集体身份和世界国家的形成，都明显或含蓄地表现了你的自由主义理念。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巴尔金认为，美国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有着深嵌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内涵。马丁·肖（Martin Shaw） 的批评更加尖锐，他认为温特建构主义是美国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为美国实现以自己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理念整合和建构（或重建）世界观念结构服务的(Shaw 2002)。
我们回到建构主义与其他理论的融合问题上来。在你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误的话，你是既要建立一个社会理论，又要建立一个国际政治理论。也就是说，在第二层面上建立社会理论；在第一层面上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你书中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政治领域的实在理论。你提出的三种文化、集体身份的建立等重要问题，是专门用于国际社会的。在这个意义上，你" 的理论已经不是一个社会分析的一般性模式。在第一层面上，社会建构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
如果说社会建构主义的目的是建立国际政治理论，那么，根据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原则，它必须有着明确的基本假定，并且这些假定与其他的理论范式的基本假定不可通约。古典现实主义的几个基本假定（诸如国际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是冲突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诸如相对权力并非极端重要，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是和谐合作等）相比，是不可通约的。当年，人们批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所谓的“新新趋同”，指两大理论流派的基本假定相互通约。建构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流派，其基本假定是不能与其他理论的基本假定趋同的，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以为，巴尔金的最大挑战不是他试图将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起来，以建立现实建构主义的理论流派，对抗你的自由建构主义。他的挑战在于，如果这种融合成功，那么，建构主义就只剩下一个躯壳，而失去了它的精神。巴尔金的“建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建构现实主义”。他在文中也确实使用了“建构现实主义”的说法，也就是说，建构主义是分析框架，现实主义是思想实质；建构主义是标，现实主义是本。如果这种研究议程成为建构主义的主导发展取向，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主义就会名存实亡。
三、地缘－文化建构主义
秦亚青：不过， 巴尔金的批评倒是给了我一点启发。既然他使用了温特建构主义或曰美国建构主义的概念，他就含蓄地引入了建构主义的另外一种分类方法，亦即以地缘－文化为基本特征的建构主义。既然有美国建构主义，就可能有英国建构主义、欧洲建构主义、中国建构主义、东盟建构主义等等。你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指出，存在两种结构：一是微观结构，二是宏观结构。在微观层面亦即单位层面上，可能存在多种路径，最终形成某种宏观的、体系层面上的观念结构。所以，我想提出这样一个地缘－文化概念，对建构主义另行分类。这样进行分类，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考虑。第一，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与自然结构不同，前者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亦即受到历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第二，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划定了社会活动的境域（context），行动者只能在这种境域中互动，他们不可能在超越这种境域中的空间和时间里进行互动，在这种境域中的互动产生了共有知识；第三，由于在微观层面上的互动有着明显的地缘文化特征，不同社会在微观层面上很少能够以完全相同的路径走向宏观结构。如果我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以地缘－文化为特征的建构主义学派就可以出现。也就是说，不同地缘－文化境域中的社会可以产生不同地缘－文化特征的建构主义流派。地缘－文化建构主义观是具有时空两个纬度的。你在过去的一封信中谈到中国的建构主义学派，并认为现实建构主义是可能出现的中国学派。但我觉得，中国建构主义研究议程中包含了较多的自由主义的成分。
温特：我非常喜欢你提出的地缘－文化建构主义的概念，不同地缘－文化可以产生不同流派的建构主义，遵循不同的微观层面路径，形成宏观层面的结构。实际上，你的论点说的是国际体系文化中的区域分异（differentiation）问题，亦即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结构。
我认为，这不仅仅在经验层面上是真实的，而且在理论层面上，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所以，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发掘（仅举一例，如果将这种理论与“文明冲突论”进行比较研究，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就涉及另外一个因素，即以国家冠名的理论，比如中国的建构主义学派。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提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自由建构主义比现实建构主义更有影响，我不知道这是否反映了真实的情况。我很想知道这方面的发展。我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米尔斯海默访问中国。他回来之后，谈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交流。从他的谈话中，我的感觉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是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也许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表现出其他的观点和自由主义的倾向。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自由现实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占主导地位，中国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外政策是现实主义成分多还是自由主义成分多。这可能是验证中国是否沿着一条独特的地缘－文化路径走向全球宏观结构这一命题。在这一方面，我不知道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是否能够充分解释中国的路径。还是在这一方面，我也不清楚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是否能够解释美国的对外行为，至少是目前美国的对外行为。
秦亚青：虽然在谈论中国建构主义的时候，我使用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词，但我觉得真正的、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主义还是不能与其他主流理论融合的。建构主义的大部分核心假定是社会性的。这可能是巴尔金的观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是，一旦这些假定作为分析框架用于国际政治，它们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理论假定的不可通约特征。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这类实体理论的核心假定不是十分清晰，所以，融合说具有吸引力。我以为，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建构主义的核心假定，使其明显地不同于其他主流理论派，而不是通过观念谱域的拓展使其与其他理论融合。这样，才能够使建构主义在理论之林中保持独立的理论范式地位和独特的解释能力，而不至于消失在现实主义或是自由主义或是两者的思想海洋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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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a Zehfuss,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温特在这部著作中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涉及的重要概念提出了富有意义的质疑，首当其冲的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
一
华尔兹对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个重大革新是把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素从人性转移到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为权力的争斗，其动力来自人的本性，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充分反映了这种以人性为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观点。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华尔兹在第一部著作里并没有完全否认人性的因素，但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开始把体系结构作为国际政治的唯一分析层次，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的最根本秩序原则。参见KennethWaltz,Man,theSt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
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McGrawHill,1979).其他理性主义（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与华尔兹观点是一致的。阿尔特和杰维斯认为“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根本事实”；奥伊指出：“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因为没有中央权威机构可以限制对利益的追求。”RobertArtandRobertJervis,InternationalPolitics
(Boston:Little,Brown,1986),2nded.,p.7;KennethA.Oye,
CooperationunderAnarch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p.1.以上转引自HelenMilner,“Anarch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
inDavidBaldwined.,NeorelaismandNeoliberalism:TheContemporaryDebate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pp.144-145.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以无政府性为起点研究国际制度。他把无政府性视为“表述了国际政治的特征”的基本体系要素。K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Boulder:Westview,1989),p.1.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美国研究理性主义学派对无政府性不加质疑地接受说明了无政府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地位，也表现出无政府性这一概念的几重意义。首先是其本体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既然是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只要国家体系存在，无政府性就是这个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其次是方法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成为国际政治中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无需质疑即可以认为属真的东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都以这个假定开始。如新现实主义从无政府性开始考虑为生存的竞争，新自由主义则从无政府性开始讨论为发展的合作。第三是学科意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政治学的基本次领域也是以这个基本假定分界的。这样，无政府性就具有了对国际政治定义的功能。
无政府性的基本定义是没有集中的权威权力机构。虽然无政府性具有无秩序状态的意义，但是现在很少有人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无秩序状态。布尔对国际体系存在秩序的事实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并因此称之为“无政府社会”。HedleyBull,TheAnarchicSocie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7).所以，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无政府性即缺乏有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亦既华尔兹所说的“缺乏全体系范畴的权威机构”和基欧汉所说的“世界政治中缺乏一个共同的政府”。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88；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p.1.对于新现实主义来说，无政府性派生出两种国际关系的基本意义。第一，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使得国际体系必然是自助体系。在无政府条件下，体系单位是相似的单位，具有同等的，在它们之上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无政府性意味着权力分散，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能够保障个体成员的安全，因此，体系成员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生存和财产权利。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p.91-93.第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使得国家必然寻求和推行权力政治。无政府性造就自助体系，自助体系导致安全困境，国家面临安全困境的应对方法只有采用权力政治的政策，其结果是无休止的权力竞争和利益冲突。根据这种推理，格里克指出：“国际无政府性造成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JosephM.Grieco,“AnarchyandtheLimitsofCooperation:ARealistCritiqueoftheNewest
LiberalInstitutionalism,”inBaldwined.,NeorealismandNeoliberalism,p.116.
所以，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假定国际体系具有无政府性的基本特征，由于无政府性的存在，国际体系必然是自助体系，自助体系又必然导致权力政治，结果是军事竞争、势力均衡和国际战争。这被视为无政府性的唯一逻辑。新自由主义虽然在权力政治问题上面有所保留，但是同样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自助本质作为基本理论假定，把研究重点置于国际制度如何削弱无政府性的负面影响上面。RobertAxelrodandRobertKeohane,“AchievingCooperationunderAnarchy:StrategyandCooperation,”
inOyeed.,CooperationunderAnarchy,pp.226-254;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
World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关于国际制度和无政府性问题，亦参见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1、291-297页。这样，无政府性似乎确实成为国际体系的固有属性，成为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行为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成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成为一切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
二
无政府性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第一推动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认真的质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尤其是体系层次的研究，大部分是以无政府性为切入点的。但是，无政府性是国际体系根本特征和客观属性的命题是否确实属真？这是温特提出的一个重要质疑。温特在1992年的重要论文里对无政府性提出了质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参见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s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WTBZ〗,Vol.46,1992,pp.391-425.根据逻辑推理，如果自质真是由无政府性派生的，权力政治真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那么，无政府性的竞争逻辑也就属真，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命题也就成立。但是，如果推导不出这种逻辑上必然，无政府性的实质、内容和作用都须另当别论。
所以，要从根本上否定无政府性作为国际政治第一推动的论点，就要证明自和权力政治不是无政府性派生出来。为此，温特作出的替代假设是：自和权力政治的产生和存在是国际体系成员的互动进程和实践活动导致的，与无政府性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没有国家直接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国际结构，就没有所谓的无政府逻辑。由于自和权力政治是国家之间互动的产物，所以它们是社会性、制度性因素，不是无政府性内在的逻辑和必然的结果。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4-25，313-318页。
首先来看无政府性是否必然派生自。
新现实主义认为，自身安全是行为体的第一考虑。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保证行为体的安全，行为体只好自行保护自身安全。所以，无政府性必然派生自体系。温特的驳论是：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即使行为体的第一考虑是自身安全，体系也不是必然呈自质。当体系呈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至少有着两种可能的体系特性：(1)如果体系成员相互之间是敌人，那么，行为体势必担心自我安全，并且需要依靠自助的方式保证自己的安全，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体系呈现自。(2)如果体系中的成员相互之间是朋友，行为体就没有必要担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行为体相互之间不会形成安全威胁，并且即使受到其他非体系行为体的威胁，也会相互维护安全。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体系不呈现自，而呈现助他性。据此，体系是否呈现自不在于它是否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在于体系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91-193，318-328页。
身份关系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行为体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实践确定的。两个从未谋面的行为体不可能互为敌人，也不可能互为朋友。它们只有通过相互接触和相互行动，才可能确定对方是敌是友。正是这样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互主意义，亦即形成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共有观念或集体意义，集体意义建构行为体身份，也建构了与行为体身份相吻合的利益。当行为体考虑自身安全利益的时候，首先影响到这种考虑的是自我与他者的认知性认同：正向认同就是朋友，反向认同就是敌人。无政府性到底具有什么逻辑、体系中物质权力分配到底有什么意义，都取决于这种认知性认同的差异。如果国家相互之间是反向认同，无政府体系就是争斗性的安全体系，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体系当然是自助体系。如果国家之间是零向认同，无政府体系就是一个个体安全体系，一个国家的安全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事情，与其他国家无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如果国家之间是正向认同，则它们就把他国安全视为自己的事情，属于自己责任所在，这种体系仍然呈无政府性，但其基本特征不是自助，而是他助。
以上三种体系都可以出现在无政府性体系之中，即：在无政府条件下可以产生自助，也可以产生他助。这说明，产生自助和他助的根本原因不是无政府性，而是体系成员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认知性认同或互主意义。这就从逻辑上证否了无政府性派生自的命题。
我们再来看无政府性是否必然导致权力政治。
权力政治是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一种基本理解，即：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无政府特征使国家之间出现不可避免的安全困境，由于体系的自助特征，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能够保证国家的安全，国家只有通过推行以权力政治为基本内容的对外政策。这是结构的选择，是无政府性自助体系的必然结果。同上，第328-332页。针对这一观点，温特指出，权力政治是社会建构，不是无政府性必然派生出来的结果。任何促成行动的意义产生于社会互动，权力政治也不例外。为了说明无政府性不可能必然造就权力政治，温特使用了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没有预先的互动经验，那么他们在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感到对方是在威胁自己。如果第一次相遇他者发出的动作和信号是威胁性的，自我经过接收、解释和赋予意义这样一个过程，把这种信号也理解为威胁性之后，才会产生威胁感。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友好性质的，自我经过同样的认知过程把信号也理解为友好的，那就不会认为相互具有威胁。是否具有威胁性是双方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共有知识建构起来的。这也就是说，没有互动性社会实践活动，也就没有威胁和被威胁的意识，促成行为体采取行动的意义也就不会存在。双方对对方在互动过程中的信号有着共同的理解，形成互主知识。这种互主知识不断由互动行为加强，并相对稳定下来，形成观念结构。正是这种观念结构赋予行动以意义。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7-338，412-422页。
据此，两个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相遇，可能成为朋友，也可能成为敌人，关键取决于国家采取的行动和对这种行动意义的理解。一方发出的信号被另一方理解为威胁，并针锋相对地发出同样威胁的信号，安全威胁才会产生，安全困境才得以确立，权力政治才可以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石。如果一方发出的信号被另一方理解为友好，并发出同样友好的回报信号，则不会出现安全威胁和安全困境，双方甚至可以形成安全共同体。所以，结构在本体上取决于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困境不是无政府体系固有的，而是被行为体的互动实践所建构的。如果国家处于安全困境之中，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实践活动造就了安全困境，改变它们的实践活动，就可以改变导致安全困境的共同知识和互主意义。因此，权力政治是社会建构，是行为体在互动行为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权力政治是国家建构的，不是无政府性派生的。
从这个推理可以看出，国际体系本身没有内在的因素使两个国家行为体必然产生敌意。把权力政治必然化的前提是确认无政府国际体系必然造就安全困境。温特指出，这是一个错误命题。实际上，无政府体系本身不足以导致安全困境。这样，无政府性导致权力政治的命题也被证否。
证否无政府性的两个基本命题也就证否了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命题，被新现实主义界定为无政府性唯一逻辑的竞争性国际政治也就不能够继续成为唯一的逻辑。“无政府状态……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版序》，第41页。这一证否意义重大：它已经不再是针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保护带的辅助假说的质疑，而是针对这个理论体系基本命题的“硬核”本身的质疑。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第三节。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疑。
三
既然体系的性质和权力政治的形成取决于国家行为体的互动实践，那么，就没有单一的无政府性，也没有单一的无政府逻辑。行为体的互动实践可以造就多种无政府逻辑，建构多种无政府文化。关于温特对国际体系文化的论述，参见《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六章。这一章从理论上阐述了国际体系文化的类型、内涵、逻辑和形成，是该书的精华所在。
温特提出了三种理想类型的国际体系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所谓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亦即个体之间共有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同上，第180页。这样的知识只能在社会范畴内存在，也只有在社会意义上产生。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规范、制度等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造就的。国际体系文化的构成是由行动者之间的角色结构决定的。角色结构指行为体所相对主体的位置。同上，第325页。国际体系中可以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不同的主导角色结构产生不同的主导国际体系文化：敌人角色结构建构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康德文化。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
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是由敌人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enmity)。国家相互之间的再现是敌人，行为原则是不承认其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并且可以无限制使用暴力。如果国家之间相互角色是敌人，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力图摧毁、消灭，或改变对方；(2)时刻把对方意图向最坏处考虑，任何事件都会与敌意联系在一起；(3)军事实力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既根据敌人的军事实力预测敌人的行动，又认为自我军事实力是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军事方式被认为是唯一可以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手段，发展军事力量被视为安全的保证；(4)如果爆发战争，就会无限制使用暴力，直至消灭对方或被对方所消灭。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8-335页。所以，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互之间的安全完全是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这是完全意义上的霍布斯自然状态。
第二种理想类型的文化模式是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竞争(rivalry)。竞争和敌意有着本质的不同：竞争的双方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权利，这种承认由制度表现出来。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如果国家之间的相对主置是竞争对手，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承认相互。虽然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争执会涉及边界甚至出现领土变动，但是作为一种制度是得到普遍承认和遵守的。(2)重视绝对收益。因为生存问题不是最紧迫问题，所以行为体趋于重视绝对收益，重视未来效应。(3)军事实力比重减弱。虽然竞争导致的冲突可能使得国家诉诸武力，但是军事力量的意义已经不像对敌人那样至关重要。(4)暴力受到限制。一旦战争爆发，竞争对手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同上，第350-354页。洛克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所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杀戮。温特认为从1648年至今的国际体系主导文化是洛克文化，制度是洛克文化的标志性印记，国家的低死亡率表明了生存和允许生存的逻辑。正因为如此，华尔兹表述的国际体系是洛克体系，而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霍布斯体系。同上，第357页。
第三种文化模式是康德文化。康德无政府文化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核心内容是友谊。在康德文化中，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并为之遵循两条基本规则，即非暴力规则和互助规则。这两条规则界定了康德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基本行为取向：非暴力规则意味着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互助规则意味着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将予以帮助。这不是说朋友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但是朋友之间不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问题。〖ZW(〗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0－372页。康德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当一个体系成员受到威胁或暴力侵犯的时候，其他体系成员即使在没有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会尽力相助。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仅不再是威胁其他国家的手段，而且还成为体系中成员的共同财富。这就是集体安全或安全共同体的体系。它排除了完全个体意义上的利益，形成了一种真正的集体身份和高度的利益认同。在这种体系中，个体利益体现在集体利益之中，助人和自助也就融为一体。同上，第373－380页。
温特认为现行的国际体系基本上是洛克无政府文化体系。他对国际体系文化持进化态度，即认为国际体系会逐步朝着规范有序、相互友好的康德文化发展。
四
温特通过逻辑推理，证否了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论点，表明无政府性与自和权力政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证否了无政府性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素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文化的概念，阐述了三种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的理想模式，指出无政府文化是国家建构的。
无政府性是文化因素，这是温特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理性主义理论之所以作出无政府性是自和权力政治的原因这种逻辑上的因果误判，是因为其理论假定把行为体本来只能从社会性互动过程中获得的特征归为行为体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特征。自、权力政治还有无政府性都是社会实践造就的，是社会实践的结果。理性主义理论却物化了无政府性，将其作为自然给定的东西。温特从社会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无政府性，把它从物化中解脱出来，还其文化本意。这也就强调了从事社会实践的、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探讨了这样的行动者持有的目标和价值等意义结构。这些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和能动作用使意义结构成为开放性结构，因此也就使得改变这种意义结构成为可能。
文化的回归意味着人的回归，意味着人的能动性的激活。人有着创造能力，包括从事实践活动的能力，批判和改造传统观念的能力。所以，人的创造性从根本上不同于自然物的独在性和给定性。人是文化产物：这不是说人的生存不依赖物质性条件，而是说人是通过自己创造的意义图式来理解物质世界的。“国家也是人”，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72页。国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国际社会。如果我们把无政府性作为自然属性对待，把自和权力政治作为无政府性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就永远跳不出现实主义界定的无政府性逻辑，就会在循环往复的权力政治中无休止地争斗。任何行之无效的事情都要归为军事实力的欠缺，任何国际关系问题都要透过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视镜观察，对任何事件都要往最坏处准备，任何国家都要首先把其他国家视为敌人。这是现实主义对无政府性的解读，但是这不是、也不应该是人类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前景。如果像现实主义那样把无政府性作为国际体系亘古不变的客观事实对待，就不可能质疑这个概念，也不可能揭示它的社会性。国际体系的文化是国家行动者建构的，国家行动者有着至关重要的能动作用。现实主义批评温特理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如果完全没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想，我们就无法使我们的能动性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因此也就只能任凭现实主义的无政府性控制国际关系的命运，使国家永远徘徊在冷战的思维之中。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区域国际经济组织法浅谈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十分紧密，其是国际关系法制化的结果。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对国际经济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其价值论的不足导致多边贸易体制偏离了社会正义，使得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困境。与之对应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推动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法的发展。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新自由制度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应全球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是美国着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他们合着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的世界政治》一书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巅峰之作。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全球主义等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
新自由制度主义摒弃了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冲突这样一种理念，更加倡导国与国之间或组织与组织之间通过一种默契的行为使双方之间或多方之间达成一种双赢或共赢的利益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当中，国与国之间只有趋利避害，才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达成一致，使参与其中的行为体在无政府状态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中，将这场博弈达成一种“非零和”（Nor-Zero-Sum）的结局，从而使其在博弈中达到最优。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保证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是国际制度，因为国际制度可以通过加大或减少国际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提供可靠的信息、调整博弈效用结构、加强互信行为、加强对未来的重视，使行为体相互期望值趋同，达到促成国际合作的目的。①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认为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至少同等重要，而且经济利益显然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②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国为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制定符合世界市场统一趋势的国际经济规则便成为欲求之目标，拆除各种不利于经济自由化的法律壁垒成为晚近国际经济规则谈判的主要内容。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一揽子协议是二战以来国际经济自由化立法的最重大成就。
新自由制度主义价值论的不足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在对国家行为的分析中，把道德因素排除在外，国际合作不需要依靠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品德、共同目标、中立标准，或是共享深嵌在文化中的价值意识。这样一来，新自由制度主义在价值观上的缺失，对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偏离“社会正义”的倾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现有立法倾向是对发达国家有力的形式的“程序正义”，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紧迫需要的“社会正义”。其表现在不顾南北方经济实力的差距，不切实际地要求南方国家加快自由化步伐，而对自由化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严重考虑不周。③
首先，从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协议上看，乌拉圭回合产生的服务、农产品、知识产权等捆绑协议都要求发展中国家改变自身的国内经济政策以适应自由化发展需要，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其次，WTO协议中包含了一些关于给予发展中成员及最不发达成员有关差别和优惠待遇的规定。但实践中，这些特殊和优惠往往被大打折扣。第三，从WTO的决策程序看，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被边缘化倾向。WTO在进行决策时，遵循的是“协商一致”的原则，在无法达成一致时，采用投票制，每个成员国拥有一票。协商一致和一国一票制相比，似乎更为民主，但在实践中，由于一些非常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都不在场，对WTO而言，沉默就意味着同意，所以发展中国家很难得到真正的公平。④另外，WTO的争端解决程序复杂，使发展中国家在启动或辩护上存在很大困难。况且，争端解决机制最终效力来源于成员方的报复能力，而发展中国家实施报复的能力很小，很难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毋庸置疑，多边贸易体制坚持的形式正义，没有考虑或很大程度上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悬殊的事实，把发展中国家置于严重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从多边贸易中得到的收益只占世界总收益的很小一部分，出现了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情况。因此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各成员方动力不足，成为多哈谈判失败的关键。在多边自由贸易进展缓慢、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阻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开始寻找新的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各个成员的首选，而且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向纵深发展。WTO规定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主要为货物贸易自由化，包括降低或取消区内关税、消除非关税障碍等，以及与货物贸易自由化相关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然而，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逐步超越了这一范围，除了货物自由贸易外，还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与贸易的便利化与产业合作等内容。
第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具有新的发展特征。其一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突破了国家的限制。传统上，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是一定地理区域的国家，即主权国家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唯一主体。随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出现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成为主体的情形，比如APEC的成员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近年来，伴随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不同关税区亦成为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如CEPA，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同属于一个主权国家，但在WTO框架内，又属于不同的关税区；其二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打破了地理上相连的特性。早期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主要在毗邻或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间组成，但晚近成立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大多打破了地理上的相连性，表现出跨地区、跨洲际的特征。如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美国—以色列自由贸易区等均打破了地理上相连性；其三是双边一体化组织成为新的亮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拥有易于达成、灵活多样、运作机制高效、涉及内容既广且深，较少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相邻等方面的限制等无可比拟的诸多优势，成为许多国家区域一体化战略的首选，现有的大多数FTA都是两国间或一个国家与一个经济联合组织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美国近年来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有20个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FTA均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呈现出双边化发展趋势；其四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交叉重叠。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边界清晰、成员关系单一，一般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是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立的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则互相交叉重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加多个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或者大的区域组织包容次区域组织，相互关系错综复杂。
第二，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渐趋弱化。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为了保证本组织职能的常设性和稳定性，都设有一套常设机构，有具体的运行机制。传统上，按照每个机构所承担的职能来讲，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一般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设置的，主要包括权力机构、执行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或准司法机构。但由于晚近达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多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具有运作机制高效的特点，无需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设置组织机构。大多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采用强化自由贸易规则、弱化组织机构的方式来推动区域贸易组织的运行。各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律规则十分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对于庞大的组织机构的需求就不是十分强烈。
目前，大多数双边自由贸易区均设立类似于自由贸易区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作为自贸区的最高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及执行情况进行审议，考虑任何关于修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其附件的建议，并监督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进一步实施；负责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执行有关的事项，并考虑任何可能影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的其他问题；在必要时建立增设委员会及特别工作组，并向任一委员会或工作组就相关事宜征询意见。但在自由贸易委员会之下，并没有建立常设的执行机构和行政机构，只是就具体事项设立相应的委员会或工作组，如货物贸易委员会、服务贸易委员会以及投资委员会等，负责处理相关事项，在各自领域发挥着具体的职能。
关键词：石油贸易；贸易流向；优化及保障
一、世界石油贸易流向综述
(一)石油贸易流向的概念及模式
1.石油贸易流向的概念
贸易流向是指贸易的地区分布和结构，通常表示为某地区贸易量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讲，石油贸易流向就是某地区石油贸易量占石油贸易总量的份额，因我国是以石油进口为主的国家，研究石油贸易流向主要是研究某地区石油进口量占我国石油总进口量的比重。另外，贸易流向包括两个不可分的因素：贸易的方向以及贸易的规模，在讨论石油贸易流向问题时，必须兼顾量的差别。
2.石油贸易流向的基本模式
在目前油价较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贸易流向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并有各自的特点。战略导向型，即国家根据自己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来选择贸易伙伴、地区及贸易量；经济导向型，即出于经济考虑，如考虑能源运输成本或本国产业经济发展规划的要求，选择贸易方式；地缘导向型，即在扩大贸易伙伴时，更多考虑地理位置临近或者有着地理运输优势的国家作为潜在或现实的贸易伙伴。
(二)国际石油贸易整体环境
宏观环境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作为石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石油贸易流向必须结合当前国际石油贸易的整体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全球经济的区域结构变化助推国际石油贸易；(2)石油金融市场对现货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3)世界石油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多元化态势；(4)替代能源引发石油贸易格局演变。
(三)世界石油贸易流向未来趋势
当前，世界石油贸易流向在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多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整体看来，欧佩克的统治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世界石油贸易逐渐向俄罗斯、非洲等非欧佩克国家偏移，正确分析世界石油贸易流向趋势可以避免无谓竞争，有利于我国石油贸易流向的优化。主要表现在：(1)欧佩克石油贸易份额将有所降低，但总份额及发展潜力仍很大；(2)俄罗斯是未来石油贸易流向的重点地区；(3)里海地区贸易量增长潜力与障碍并存；(4)拉美国家石油贸易前景广阔；(5)非洲是各国实现石油贸易流向多元化的重点地区。
二、我国石油贸易流向现状分析
(一)世界石油储量分布及发展趋势
1.现有储量分布
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除在陆地上有大量分布以外，近年来海底石油的探明储量增长很快，现在海底石油的探明储量已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4以上。世界石油资源大都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其分布规律为西半球多于东半球；在五大洲中，大洋洲最少，亚洲最多。世界原油分布极不均衡，仅中东地区就占55.58％的可采储量，美洲、非洲、东欧及前苏联、亚太地区，分别占24.78％、8.72％、7.45％、2.53％。
2.能源发展趋势及未来油气生产预测
从未来世界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从能源发展的资源基础和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出发，预测油气生产和其他能源的发展结构，可以比较科学地反映客观规律。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正逐步下降，而天然气则是主要的替代能源，将成为21世纪的主力能源。
(二)我国石油贸易流向状况分析
1.贸易来源。中国近年来虽努力分散原油进口来源，大力实施石油贸易来源多元化战略，但进口来源单一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具体到国家来讲，2007年我国主要从沙特、俄罗斯、伊朗、安哥拉和阿曼五国进口原油，自每个国家进口的原油量，均超过了1 000，合计为9 069万吨，占当年原油进口总量的61%。其中，沙特、安哥拉和伊朗分别以16%、15%、13%位居前三位。
2.贸易方式。当前，参与国际石油贸易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即现货、期货、长期合约及获取份额油等，我国的石油贸易方式主要集中在现货，期货很少参与，长约及份额油的获取都非常少：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石油贸易中，份额油只占进口石油的不足20%，现货采购达50%，长约油仅为50%（日本高达90%）；我国缺乏充足的储运设施，期货市场刚刚开设燃料油期货，原油期货仍未启动。国际油价的定价权在期货，我国虽然是国际石油市场的“战略买家”，但仍无定价权。
3.运输状况。相较而言，海运石油的成本较低，管道运输相对可靠，铁路运输虽然运量有限，但是陆地线路对于国家能源安全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我国目前的石油进口方式，主要以海运为主，采用管道运输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亚，而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基本是通过铁路运输。
4.小结。综合以上分析，整体看来，我国非洲、南美地区的石油贸易份额逐渐增大，石油贸易流向进一步多元化，但进口来源仍较为集中，主要是中东和非洲，而与我国有着良好地缘关系的俄罗斯中亚地区的贸易份额则相对不足，甚至呈现缩减趋势。具体来讲，我国目前的石油贸易流向也存在一定风险：(1)运输风险。(2)中东作为贸易主流向有一定风险。(3)与美国可能产生较大冲突。
三、我国石油贸易流向优化及保障措施
(一)我国石油贸易流向优化策略
1.石油贸易来源多元化。从地理位置上看，我国北依俄罗斯，西临中亚，与我国接壤的东南亚地区也有很丰富的油气资源，我国获得充足的油气供应，有很强的地缘保证。同时，随着我国进一步健全运输管线建设，中东海湾地区的石油输送安全性也将大大提高，我国与中东地区的石油合作也将进一步加强。
2.石油贸易方式多元化。国际石油贸易主要有三种方式，即分成油、长期供货合同和现货期货贸易。为了提高我国石油贸易方式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为了保证中国对石油资源获得的稳定性，进口原油的贸易方式应以长期合同为主，应占60％以上。(2)国家间贸易多样化。(3)大力发展石油期货贸易，参与石油金融市场，规避石油进口和价格风险，争夺石油的定价权。我国可在借鉴国际石油贸易市场多层次性、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多元性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国内实货交易市场，有步骤地推进期货市场的建设，形成现货、远期、期货为重点的多层次、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
3.构建“蜘蛛网”式战略运输线路。海运作为我国的主要石油运输方式，其运输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都不足以满足国家能源安全的需要。结合我国的地缘特征和世界石油储量分布，我国要保障石油运输线路安全，应以石油管线为主，大力构建“蛛网式”战略线路，有效解决我国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分依赖和我国周边陆路运输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具体讲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1)获得印度洋的入海口；(2)构建俄罗斯、中南亚陆地运输体系。
(二)我国石油贸易流向优化保障措施
1.提高国内供给能力，适当控制国内需求和适度进口。提高国内石油供给能力是未来解决石油供需缺口最基本的一步，建议我国优先加强国内勘探，努力增加石油后备储量，保持必要的石油自给率；鼓励中国海上合资原油销往国内。在控制国内需求方面，应适当控制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比例增长的速度，大力发展可替代能源；利用税收作用，抑制石油消费。适度进口应是实现油气资源进口尽可能地满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
2.充分利用当前经济危机，提高石油贸易主动性。经济危机下，很多国家需要资金救市，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找到了有效的投资渠道。一是可以对政治友好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为石油贸易创造良好的国际关系；二是可以用外汇与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展油气资产交换，比如我近期实现的中俄“贷款换石油”交易，为保证本国能够拥有长期稳定的油源供应奠定了基础，并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国际石油交易的格局，使之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3.和谐发展国际关系，保障石油供应稳定性。发达国家与我国的石油竞争，最终要通过石油输出国来实现。我国应该继续发挥能源外交优势，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发挥中国经济崛起的优势，将石油合作纳入全方位的合作中，积极参与地区性、国际性的各种对话和交流，特别是与国际能源机构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交流，深化原油资源合作，提高对资源的获取能力。
4.健全石油政策和法规体制，推进石油产业市场化。欧美等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在立法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监管机构统一监管、企业商业化运作等途径，形成了普遍认同的石油管理体制，实现了规范的能源产业市场化运作，也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市场化建设方面，引入竞争机制，取消上下游领域和南北海陆地域的限制，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石油企业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结论
我国的石油贸易流向关系到我国能源安全，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1)由于石油本身的特殊性，石油贸易流向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石油进口来源地，也应包括石油贸易方式和运输方式，石油贸易流向的优化也必须从这几方面展开。(2)石油贸易流向的研究必须紧跟世界能源安全的新观念。(3)“石油衍生品”市场地位空前提高。(4)我国石油贸易流向多元化应是贸易来源、贸易方式及运输路径的系统多元化，相关策略制定应该充分结合地缘特征，构建以俄罗斯—里海及东南亚地区为主的贸易多元化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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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局[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2] 蔡睿彦.中国对外贸易流向问题研究[D].福州大学2005年
硕士论文.
论文摘要：历经 30余年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 学界 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把 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及其互动结果和衍生现象衔接起来，从全球化角度剖析了国家与市场的现实场景、互动关系和作用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延展，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日益明显和相互渗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与其核心原理日臻完善和成熟。当前，国际政 治经济学仍然受限于理性主义的分析框架。面临着诸如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的继续充实与更新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全球体系的加速形成，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西欧和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日渐成为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及若干核心原理，包括 自由主义与相互依存理论 、现实主义与霸权稳定理论 以及激进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日益明显和相互渗透，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究素材和新颖的思维视角，也昭示着其已经步入新的变革时期。
一、 自由主义与相互依存论
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对国家的决定性和强制性，其观点承袭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想主义传统。自由主义把国际关系的发展看作是一部市场进化的历史，当今世界体系是由全球性的现代化所塑造，并有赖于三种力量 的推进：一是经济力量，即开发市场、利用新资源的能力；二是技术力量，如通讯、运输 、制造手段的革新；三是组织力量，即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灵活应对主要由上述三种力量推动的市场化构成了国家生活的主要内容~13(P14)。国家间稳定的贸易与经济交流、深化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由此凝结的互惠纽带，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国家问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培植国际和平的源泉之一 。对此，相互依存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从民族国家与全球市场的权能关系角度 ，给出了学理推断和说明，其也成为自由主义中最重要的分支理论之一。
相互依存理论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状态是一种客观情形 ，各类国际行为主体(国家、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等)活动的终极 目的是促进全球资源配置的均衡化和效用最大化，实现全球福利的普世化 ，从而为国际和平提供一种功能性的保 障。为此 ，必须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从而强化 国际经济关系的正向博弈功能，使各类国际行为主体通过合作关系的不断推进而共享利益，以推动国际经济体向均衡化发展。经 由相互依存的组织网络形成的技术上合作、行为上共处的国际体系，为更多的使用非政治方式和非军事手段来解决国际冲突提供了必要条件。
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相互依存状态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国际行为主体问的合作一定就是平等互利和非零和的关系。由此，罗伯特 ·基欧汉(Rob一ert 0．Keohane)和约瑟夫 ·奈(Joseph S．Nye)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理论(complex interdependenctheory)。该理论的创新之处是引入了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指出相互依存关系包含着代价，而事先指明某种关系的收益会大于代价不太可能。这取决于国际行为主体对自身价值和依存性质的判定[2(P14)。很多学者注意到，相互依存关系的达成及其程度受到交往单元的数量与损失程度两大变量的迭加作用和影响，致使依存关系中权力的来源更加复杂，形成所谓的敏感性 (sensitivity)和脆 弱性(vulnerability)，依存 的双方或多方只有相对受益(relative gains)和相对受损(relative loses)。换言之，国际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大多是非对称的从而造就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相互依存关系的递进与发展 ，非但没有弱化国家的政治权威 ，反而是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所特有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为国家新的政治权力提供了来源与动力。为此国家间必须保持适度交流(以不引起对方感到威胁为底限)，以减少相互依存中的对立因素并使之趋近于对称，从而强化由此派生的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的基础，即国际制度 (international regimes)，使之成为调节和控制国家间关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C33(P320—324)。
二、现实主义与霸权 稳定论
现实主义源于重商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政治经济问题的中心，市场依赖于国家的存在。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认为重商主义意味着现代 国家的形成 以及资本主义的赢利经营转移到政治上(4](P370—375，727)。弗雷德里克 ·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生产力理论”认为 ，权力较之财富更重要，并决定着国家的主权独立和财富保持C5)(P46—47)。国家应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和贸易，并依赖保护主义手段确保本国的工业竞争力。
现实主义从国家中心论出发，对内强调干预主义，对外主张保护主义，并认为政治权力框架决定经济利益分配。民族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富的增长依赖于国家“为寻求权力而斗争”的能力。本质上，国际经济关系是相互冲突的，世界经济竞争的零和博弈特性，凸显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竞争作为国际交往的一种常态 ，意味着增强自身优势和削弱竞争对手。霸权稳定理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尤为明显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诉求和预期。
霸权稳定论主张由单一的霸权 国家主导国际体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创立结构和秩序，以便规避无政府状态(anarchy)下国际体系的失序风险。罗伯特 ·吉尔平 (Robert Gilpin)从基本力量模式(crude basic force mode1)角度，给出了霸权国家确立的三大标识：一是形成以霸权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势力范围；二是建立以霸权国家为核心的金融货币权势；三是霸权国家具有适应全球经济变化的超凡能力。从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角度而言霸权国家所提供的诸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国际政治和安全机制等虽然体现了霸权国家的意志和夙愿，成为巩固霸权国家权力和地位的重要工具，但也有益于体系内的成员国。因此，霸权也被认为是维持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稳定与和平的一项条件。
霸权稳定论突出了政治结构变动对 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它尤为关注国家体系以及国际政治关系在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并视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为首要目标。基于对霸权战争尤其是世界政治变革的系统研究，罗伯特 ·吉尔平从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角度阐明了霸权 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并指出了统治或控制国际体系的三种途径：一是国际体系中政治联盟 间的权力分配，从形式上有单一结构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二元结构的冷战体系，以及多元结构的均势体系；二是国家间威望的不 同层次 ，威望 (prestige)就是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并 由此决定哪些国家实际上统治国际体系；三是国家间互动的一系列权利和规则—— 国际条约，其所依据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团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 ，有学者称之为“统治者实践的模型”[6](P35--42)。
现实主义认为，霸权 国家塑造和维持国际体系稳定与和平的基础是其强大的生产能力所带来 的“经济剩余”。这种“经济剩余”会因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和经济结构的“软性化”而趋减，从而导致霸权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欲逐渐减弱，以致其所确立的国际体制最终归于瓦解，国际社会再度进入失序状态。可见，由唯一主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很不稳定。由此 ，罗伯特 ·基欧汉提出了霸权后合作理论。通过增加维持秩序的主权 国家的数量来分散负担国际公共产品，交涉形态的多元化有利于有关国家协调立场，从利害关系的连续微调中达成利益一致，从而实现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稳定。
三、激进主义与 世界体系论
激进主义的最大创见是立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边缘地带(第三世界)而非核心地区(发达国家)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后果角度来探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演化[7](P54)。激进主义认 为从本质上国家间关系是一种国家与国家社会力量间的关系。世界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核心地区与其统治力量)，只要可能总是要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和精神的改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剥削关系。摆脱与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的非殖民化和现代化 ，成为激进主义的一项核心命题。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是其 中一支较为典型和发展相对较快的学说。
世界体系论主张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社会变革展 开长时段 (1ong term)和大范 围(1argscale)的研究，以充分显现世界体系的“社会时间”和“地理空间”特质。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认 为，世界体 系是一个 由政治、经济和文明三维组成的实体，它具有单一的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而非一维的“国家”和“社会”。世界体系中政治单位间的联系围绕经济利益分配展开。次序地呈现出中心(center)、准边缘(semiperiphery)和边缘(periphery)三级结构，并最终被政治安排和文明认 同所强化[8](P462—470)。
世界体系论的一项假说认为，资产阶级必定利用其主宰物质生产过程的巨大优势来统治世界，并通过建立某种制度来保证这种统治，不符合这种制度安排的国家将受到打压。由于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受制于某种世界性的生产方式，只要介入这一过程的国家都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在生产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必然对国家问的政治关系发挥着领导作用，因而存在外围或非中心国家的挑战以及中心结构 内部霸权与挑战霸权的斗争E9；(P5—1 3)。世界体系论的最大贡献是对霸权的兴起和衰落，即国际体系在单一中心霸权和多中心力量平衡间的波动周期及其规律的系统研究。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一个循环序列(103(P229—230)：第一阶段，严重政治冲突(全球战争)时期，国家对秩序的期望很高，却很难实现 ；第二阶段，世界秩序(世界权力)初创时期 ，国家仍然对秩序的期望很高，这种秩序实为霸权的产物；第三阶段，霸权合法性减退 (hegemonic delegitimization)时期，国家对秩序的期望让位于各种安全范式 ；第四阶段，权力分散(deconcentration)时期 ，国家对秩序的期望及其有效性(availability of order)都降至最低点。这种循环序列构成了世界政治的一个霸权周期，即长波周期(一般为 100年)。
对于世界政治 中权力“集中”(concentration) 和“扩散”(diffusion)的波动周期，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的运行动力角度给出了分析和解释。他认为世界体系中存在两个范畴的运动：一是阶级范畴的运动，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抗争，其动力是资本积累；二是地理范畴的运动，即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的依附与对立，其动力是不等价交换El1](P80—81)。从构成中心和边缘关系的主要层面而言，双方的结构和地位经由一定条件的催生可以互相转化换言之，中心和边缘并非一成不变的，核 fl，地区会 出现停滞并沦为边缘地带；边缘地带也可能上升为核心地区或准边缘地区。所谓“一定条件”，主要是三种类型的跨边界交换 ：一是经济交换(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等)；二是政治交换 (战争、侵略、精英联盟等)；三是文化交换(信息、规范、意识形态、宗教等)。上述三种交换的结果， 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形成一个单一的集合体，但从 中心化或边缘化中出现的经济两极化必然会伴有政治两极化，即核心地区成为强 国，边缘地带沦为弱国，从而形成了帝国主义的霸权。
四、结 语
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在全球体系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从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之问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直接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博弈。由于直面国际关系现实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起来 ，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概念和假说，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学说。目前流行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是大量 的个案研究 (case—studies或 issue—studies)[12](P178—179)。这反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突破了传统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分野，而且日益融会了两大学科的基本原理，但其仍然受限于理性主义(rationality method)的分析框架。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长于解释 国际行为主体在给定结构下的行为选择以及系统的维持，而不长于解释结构的变化和系统的更新①，由此从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上预留了巨大的延展空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妨借鉴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引入作为解释结构变化 和系统更新 的新变量 ，比如身份认同(identity)等概念 ，以便增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重释性和问题 回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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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际合作原则;国际环境合作;途径;主权
一、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及有关规定
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是《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宣言》。
《联合国》的序言宣布各成员国为促成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第一条死三款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为“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人类环境宣言》第7条规定:“种类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因为它们在范围上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为它们影响共同的国际领域,将要求国与国之间广泛合作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此条款尤其强调为实现环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为筹措资金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完成它们这方面的责任所需要进行的国际合作”。第22、24、25条都有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
《里约宣言》中,有9项原则规定了加强磋商、合作的内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类环境宣言》的有关内容,是它的具体化。如原则24,关于战争破坏问题,规定各国“应遵守国际法关于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规定,并按必要情况合作”最后一项原则明确规定:“各国和人民应诚意地本着伙伴精神合作”,将这一基本原则概括升华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国际合作原则的必然性
首先,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体问题与局部问题交叉和互相促进,既有当前症状又有滞后效应等。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解决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单独胜任的。
其次,国际社会由于在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国家所组成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这些差异导致了各国之间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尤其是经济和正式利益的冲突,这就反感了各国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协调行动。各国唯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克服这些利益上的冲突,共同致力于国际环境的保护。
最后,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要求各国进行合作。国际合作是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的必要条件。唯有通过国际合作,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制定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意志的国际环境法规则。所有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形成过程都是国际合作或经过斗争达到合作的过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有效的实施国际环境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增强,加之危机意识的增强、安全概念的扩展,使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权利分配问题敏感而又复杂,体现出一种无法形成“合力”的“离心”倾向,各国均有意强化政府职能,扞卫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发的公共问题——无论是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瘟疫流行、环境问题,都使国界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单凭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是不能解决的,无论他们有多么强的实力。为了生存,国家之间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这些问题,他们由此产生一种“合力”。
三、国际合作原则的实施现状
(一)在环境问题上采取自扫门前雪的态度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关心其他区域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整治只关心自己领域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治理上来,这样就导致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缓和的同时,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尖锐。这样全球和地区性的环境问题与矛盾也就往往通过发达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来。
(二)南北双方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最终酿成了当今世界的重大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等全球环境问题,都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发达国家利用地球资源的人均数量高出发展中国家几十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发达国家理应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提供资金和技术。然而,多数发达国家非但没有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反而回避和推卸责任,甚至利用环境保护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就形成了南北之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要分歧。
(三)南北双方环境权益的斗争异常尖锐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一直是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分工、国际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斗争,特别是关于环境权益的斗争非常激烈。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环境与发展割裂开来;利用环境保护干涉别国内政,要求各自放弃一些主权,尤其是在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际环境合作上缺乏诚意。发达国家在上述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观点是与发展中国家对立的,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对此,发展中国家从促进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有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出发,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四、推进国际合作原则实施的途径
(一)推动全球环境法制化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正在逐步加深,环境问题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面对环境安全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已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停留在各种论坛上的一般性讨论,必须寻求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确保各国加强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国际立法是一种强制性手段,无论哪一国家加入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他就在法律上承担了相关的义务与责任;否则,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国际社会的压力,或在国际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新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环境保护条约不断出台,领域不断扩大。国际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增强了国际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强制性,同时也对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二)开展环境问题上的南北对话和东西协商我们共享同一个地球,任何一个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都会对全球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不发达国家在改善环境时遭遇到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障碍时,发达国家基于历史和未来的考虑,应给予大力帮助。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治理基点的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投资的边际成本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可见,从全球来看,环境保护和投资的重点应放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应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的各种努力。尽管在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存在争议,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环境保护领域特有原则的最终确立,使国际环境合作具有了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这一原则号召各国积极应对环境危机,克服环境合作中的分歧与困难以达成共识。
2002年11月，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以后，土耳其对自身重新定位，推行“东西并重”的外交战略，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同中国的文化关系，也加强与中国在安全、反恐领域内的合作。新疆“七五事件”后，土耳其反应过激，粗涉中国内政，中土关系一度出现障碍，但土耳其很快改变对中国的态度，积极增强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努力推动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本论文将重点介绍正发党上台后土对华政策调整的背景和特点，并进一步探讨土中之间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正义与发展党；土耳其；对华政策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 A
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和公共政策，受到国内结构与国际体系双重互动的塑造。[白云真《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经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读》，载国际展望2010年第1期37页]要真正理解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研究其政策产生的原因与背景。
1当前土耳其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背景
1.1国际背景
土耳其和中国相距较远，一直以来，双方在彼此的对外关系中无足轻重。中国的外交重点是周边和大国，土耳其优先考虑的也是美、俄、欧以及中东国家。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两国自身地位的变化，中土两国都越来越看重对方，双边关系也日趋紧密。中国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高，一些具有战略视野的土耳其观察家在思考中土两国的双边关系时，意识到崛起的中国在各个方面对土耳其的重要性。对土耳其的国家利益来说，当前与中国发展一种良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1.2国内背景
土耳其拥有突厥语言文化和世俗伊斯兰主义优势，经济相对发达，政治比较稳定，军事势力较强，与美国等西方盟国关系紧密。
1.2.1土耳其经济发展的需要
土耳其经济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土耳其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工业投资推动的，而是由借贷刺激的私人消费和房地产投资推动的，这会导致土耳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脆弱性增强。不稳定的货币体系、日益上涨的物价和失业率使得土耳其的经济问题雪上加霜。有土耳其评论员指出，“土耳其现在应当重视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亚洲伙伴。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外交政策一直忽略了西方，仅仅关注欧洲和美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对土耳其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我们的盟国需要多元化。我很高兴我们的政府现在意识到了这点。”
1.2.2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
2001年5月，军方以宗教意识浓厚、挑战世俗原则为由取缔了宗教政党“土耳其美德党”，埃尔多安在此之前宣布退党，并于同年8月另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并任主席。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全力推动入盟进程，主张“零问题外交”和多元务实外交，在外交舞台上日益活跃，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李智育《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权的外交政策及成因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9月第5期第57页]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正义与发展党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对土耳其各方面发展的影响力。
1.2.3 土中之间关系源远流长
现在的土耳其人是从中国西迁突厥中的一支塞儿柱突厥和小亚西亚半岛的土著居民混血的民族,而现在的维族就是当时把突厥灭掉的回鹘人的直接后裔，也包括突厥灭亡后融合和同化入回鹘的突厥人。历史上的突厥、回纥都是一个民族，他们的语言，信仰都一样，祖先也一样，只有名字有区别，属于不同的部落。他们之间曾发生过战争，回纥人灭掉突厥后，回纥人控制了整个当时的突厥领地，建立了回纥汗国。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跟土耳其人在语言、文化方面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对一个维吾尔族来说土耳其语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种语言，有很多共同的词汇，语法规则都一样。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民众出国留学或出国旅游的第一选择就是土耳其，新疆民众在土耳其居住的甚多，土耳其和中国新疆联系紧密。但是，土耳其一直都在期待和西方接轨，它推进了其国内政策和国际安全政策的西方化，将自己从东伊斯兰中孤立开来。[宋健生《土耳其对外政策的特点及对华政策的影响》，载《社科纵横》2010年12月总第25卷第94页]土耳其将自己作为西方国家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土耳其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也影响了其对中国的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土耳其忽视了东方，推迟了土中两国关系的进步。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入人心，土耳其也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再加上土耳其国内的维吾尔组织活动等因素都令土耳其不得为应对中国做出决策。
2当前土耳其政府对华政策的特点
土耳其对华政策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它的两面性，也就是说土耳其对华友好合作是主流，但是也夹杂着两国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土耳其对华政策发展到当前是受到两国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利益诉求的改变、国际环境变化以及综合实力等因素的影响。土耳其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变化逐步改变着对中国的态度。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和中国的关系基本是友好合作状态，但是，土耳其和中国新疆的特殊关系、经贸方面的一些不平衡问题以及土耳其自身对其他大国和国际组织的期待等因素导致土耳其对中国的态度偶尔模糊不清。一方面土耳其积极表现想利用中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身份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想借助中国的地位加入上合组织，但是它本身又是北约成员国，又想积极的向美国靠拢。土耳其一直徘徊在对中国的态度上，“七五事件”后，土耳其立马跳出来向中国叫嚣，谴责中国，可是很快便又改变态度主动同中国缓和关系。土耳其的对华态度说明土耳其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一直在积极的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考虑越多，需求越多，在某些问题上导致自身矛盾至极。因此它的对华政策表现出了很明显的两面性。
当前中土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经贸不平衡问题，涉疆问题以及部分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中国与土耳其利益的分歧是在中亚地区能否稳定获得能源资源。土耳其试图以其经济优势，一举占领中亚市场，形成以土耳其为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权。但是中国的目的也是在积极寻求中亚地区稳定的能源供应。而且，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和乌克兰问题上同中国也有不一样的看法。可以说，未来的十几年正是土耳其对华战略的形成期，其中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并将随着中国实力的消长而变化。
土耳其对中国政治的不同方面，如中国的外交政策、经济发展以及军事现代化都越来越感兴趣。土中两国关系复杂，对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有深远意义。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两国政府的行动与反应，也取决于其他利益相关国，特别是欧盟与美国的行动与反应。因此，土耳其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需要努力的方面还很多，在国家交往问题上还应该进一步明晰自身的态度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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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机组优化运行 节能减耗
现今,全世界都在关注能源紧缺的现实 对于能源紧缺的这个残酷的现实,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追寻如何降低能源的输出从而还能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并且还在不断的研发可再生能源,为今后人类的生存、繁衍设下了铺垫。
纵观我国上下,对比国外发达国家,可以明确的显示出,我国虽然地大物博,可是人均的能源占有量与国外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就目前状况来看,我国的一次性能源主要有石油、煤炭和天热气,其中煤炭能源是我国主要的一次性的能源。
在当代紧张的国际关系中,能源不仅仅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源泉、也是导致各个国家国际关系好与坏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是一个耗能大国,同时也是能源进口量很大的国家,所以节能高效和降低火电厂能源的消耗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是促进我国经济效益增长的重要因素。
就电力工业来说,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电力输出成本很高、能源的浪费很严重,没有能够实现耗能低、效率高的政策,同时还阻碍了我国电力事业的发展道路,导致了用电价格居高不下的现象,从侧面的影响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电力企业必须采取有效的方式来降低成本的输出,提高经济效益,这是电力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
1、提高与优化火力发电机组的工作效率
首先,根据我国能源贫乏的状况,为了在降低能源提高使用效率从而使得经济效益得到增长,就需要正视面对能源紧缺的问题,从思想上提高人们节能的意识。
汽轮机、发电机以及锅炉是火力发电厂的三大的重要运作设备:锅炉的作用是把含有高能量的能源通过一定的形式把他们的化学能量转变成热能;汽轮机是将热能转变为机械能;发电机则是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最后输送到全国各地。环环相扣,其中一项导致能源的浪费,连带着整个的转化过程就不能完全的取用能源的最大转化效果,从而大大的浪费了不可再生的能源。
现今的火电事业的重要课题就是优化机组的运行状态、合理的进行调控,从而实现低耗能高效率的节能目标。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发展,对玉火电事业的节能技术一定会不断的提高,火力发电机组优化的领域一定会发展的更加广阔。
第二、火力发电机组的运行优化的研究内容是:以最优化原理为理论指导,根据机组主机设备和辅机设备的实际运行情况,采取全面优化试验的方法,依据试验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建立一套完整的运行优化的操作程序,作为电厂运行的指导,使得机组可以在规定负荷的范围里保持最合适的参数匹配和最好的运行状态。火电厂的优化运行的定义是:在几乎没有新的投入的情况下,调整运行的参数,改变运行的方式,并且减少泄露,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实现提高运行效率的目标。火电厂的优化运行一般分为两类:一种是单机的优化,以单机的热经济性指标实现最优为目标进行优化。另一种是全厂的优化,以全厂的各个机组的总的热经济性指标实现最优为目标进行优化。
2、辅机的节能改造研究
主机的性能水平越来越高,旧机组的辅机系统无法达到主机运行的要求,这就需要采取适合的改造措施,进行节能挖潜。辅助设备和辅助系统在火力发电厂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辅助系统结构非常复杂,运行状况的优劣明显地影响着机组的热经济性指标。目前在辅机的节能减耗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减少厂用耗电方面,比如采用变速电机、把电驱动换成汽驱动、采用与之匹配的先进设备。
火电机组的热力系统非常复杂,从汽轮机方面来说,包括回热系统以及给水系统等。总的来说,火电机组节能增效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机组的优化运行来提高效率;二是通过减少厂用电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减少厂用电率的主要方式是改造火电机组的重要辅机,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火电厂的辅机种类很多,所以其节能的内容也很多,而且涉及到的方面也很广泛。在汽轮机组的启动过程和运行过程中,为了保持凝汽器的真空状态,提高机组的经济性,必须使用抽气设备。凝汽设备的主要组成部分有:抽气器、汽水管道、动力泵、阀门、冷却器等。其中抽气器为除气系统的关键设备。目前火电站的抽气器主要有三种形式:水环真空泵、射汽抽气器以及射水抽气器。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和有偿使用水资源政策的实施,电力企业越来越重视对射水除气设备进行技术改造,节约能源和水资源,减少运行的成本,提高电力企业的经济性。电泵换成汽泵之后的经济效益有两方面:一是从改造之后的机组整体的经济性的提高(供电的煤耗的减少)中获得;二是由于改造之后减少了厂用电,从而增加了上网的电量,这就为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改造之后的汽动给水泵的噪声降低了,运行也比较稳定,可以进行灵活的调节,减少了检修人员以及运行人员的工作量,设备的安全可靠性也提高了。
3、结语
为了大幅度的提高发电的功效,火电机组的装机容量逐步的提升,能源的消耗也在随之提高,因此就体现了节能高效的重要性。因此对于机组的优化运行和辅机的节能改造就成为了火力发电事业改革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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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时政 思想政治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72（2013）07-023-01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课堂导入对整个思想政治教学的成败至关重要，是优化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结构、提高授课效率的关键一环。而政治课教学本身带有鲜明的时政性，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必须渗透时政教育。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引入时政符合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新课程理念，不仅是密切联系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有效形式，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政治课的兴趣，笔者在新课程背景下对时政资源在政治课教学中的运用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一、时政导入在高中政治课教学中的必要性
1. 通过时事政治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共鸣，启迪心灵，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课本知识，促进课程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在政治课教学中老师根据教学内容特点，选取和利用当前受关注程度较高的时政新闻、热点事件进行时事点评，可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述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也促进学生在课前或课后搜集资料、查找信息、筛选信息从而调动了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面。
2. 通过时政导入可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价值观的多样性，尤其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道德滑坡等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着当代的中学生， 导致学生思想上的混乱、困惑。因此，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刻不容缓，思想政治课教师必须利用政治课堂进行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时政在高中政治课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1. 以时事热点为话题创设情境引入新课教学。政治课本身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具有时政性的特点，教师如能结合近期的时事热点进行分析、讨论，可激发学生对新课程的学习兴趣。如在讲授《新时代的劳动者》时，如果采用复习旧课引入新课的方式导入则不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达不到教学的目的。本人首先播放评选全国劳动模范候选人姚明先进事迹的新闻视频，然后引导学生回答三个问题：①姚明为什么能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②姚明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③国家评选劳模的目的是什么？从而引导学生分析得出劳动光荣，要承认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保护劳动的结论。这样的导入使学生由陌生、好奇转为主动认真地对待学习，激发了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2. 设置时政快讯报道栏目。政治课不仅要重视课内所学，还要不断开阔学生视野，如果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则学生视野狭窄，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是一个会考试的机器，高分低能的庸才。通过设置时政快讯报道栏目，让学生把近期发生的国内国际重大事件用最简洁的语言写成时政小论文展示出来，月末或期末评选出反映知识点、热点的最佳新闻和典型材料的评论报道。如张光燕同学的《姥姥的菜篮子―论食品安全问题》、邰娴雅同学的《震撼心灵的瞬间――愿天堂里没有冷漠》、粟泽君同学的《关键的一票――浅析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否决表态》等都是学生运用所学的政治学科知识结合当前的时政热点进行深入的剖析的时政论文。
3. 召开时政热点专题座谈会。新课程强调学生要成为课堂的主人，教学的主体，培养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由于课时所限，教学内容多的原因，真正让学生发表意见的机会并不多，让所有的学生都参与进来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本人设置了时政热点专题座谈会，就本周或本月某一时事热点用本学科知识进行理论评述，讨论过程中，本人只是引导学生围绕材料进行分析，相互交流，本人适时地给予点评，帮助他们提高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如本人在讲解《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时，以“北约空袭利比亚”这一国际新闻热点为主题进行讨论，学生分别从北约、利比亚、非洲联盟、联合国四个角度进行讨论、分析，通过分析，学生不仅了解了北约空袭利比亚这一新闻事件，而且还使学生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穿北约设立禁飞区，突袭利比亚是为保持平民的谎言。从而引导学生明是非，辩美丑，培养学生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能力。
三、时政导入应注意的几个细节问题
1. 时政导入一定要有针对性。要从学生熟悉、关心的问题出发，有目的引入时政，如果引入的时政材料不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则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乐于接受。
关键词：国际贸易新特征知识产权影响 促进
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日益认识到，知识价值的权利化和资本化的知识产权远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各个企业和国家如果不能在知识产权上有所作为，就不能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就可能永远受制于人。
21世纪以来，知识产权在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中的角色和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很多国家都认识到，未来全球竞争是经济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知识产权的竞争。知识产权已经被各国视为科技问题、经济问题，甚至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国际问题。在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的影响下，国外跨国公司也开始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利用知识产权参与国际竞争。
1.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征
经济全球化已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是任何国家都必须面对的大势所趋。这种形势的根源是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和市场扩张的内在要求。通过生产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使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既是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的结果，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知识产权日益突显其资本属性，其价值意义远远超过货币投资本身。随之而来的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征也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国际贸易中大打知识产权牌，是各国占领国际贸易战略高地的新战略。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的形势下，传统的贸易壁垒被打破，WTO规则被全面实施和接受，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和贸易地位，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自我保护作用和意义就显得尤其重要。在此战略指导下，目前知识产权已经渗透到国际贸易的各个领域，并且知识产权贸易业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2.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发展的相互影响
2.1知识产权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
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知识产权问题从原来仅仅是一个国家内所涉及到的财产权利，发展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不但渗透到国家贸易中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其本身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知识产权贸易。
2.2知识产权纠纷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产品附加值主要来源于先进的技术、工艺和设计，其价值集中体现为知识产权，而经济全球化使技术保密难度加大，知识产权的确权和保护不断受到挑战，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纠纷极为普遍和严重，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国际贸易交易的安全和效益。据OECD的一项调查报告称,世界贸易中约有2%即属于假冒、仿制品贸易，为此国际间知识产权纠纷大量出现，标的额往往高达数百亿美元。为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的建立以协调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差异提供了大背景，从1883年的《巴黎公约》到1995年1月1日实行WTO的TRIPS，体现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但从这些公约的效力而言，给国际贸易带来重大影响无疑是TRIPS协定，以往各个公约往往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他们所包含的成员有限，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有限，和WTO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其次，这些公约缺少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国际贸易中成为了“无牙的老虎”。最后，对于当今世界出现的新的知识产权种类并没有对其公约的内容给予相应的补充，诸如生物技术，计算机软件，药物专利等，公约内容不能与知识产权发展状况相适应。TRIPS协议在其前言中明确提出，对知识产权实行充分、有效保护的目的在于“期望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扭曲与阻力”简而言之，在存在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地区，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数量的降低。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中有关知识产权的争端就是很好的例子。正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给了国际贸易技术创新等智力成果的有效保护，同时也丰富了国际贸易的范围和方式，是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有章可依，有法可循。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2.3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
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效应进行评估发现:发展中国家实施高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中间品进口具有正向效应。当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时，发达国家受到最直接的影响是其出口产品因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而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厂商将因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而降低或丧失其仿制产品的能力，这又使得出口商在进口国所拥有的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该现象在具有高度模仿能力的东道国最为明显。从这方面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确对国际贸易产生了促进作用。专利是知识产权保护重要对象，因此我们从世界专利申请增长率、世界GDP增长率以及世界贸易增长率的发展趋势可以进一步看出这三者的关系。见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这三者体现出协同发展的规律，由于技术创新的发展根植于当时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世界专利申请增长率的变化往往滞后于世界GDP的增长率，而知识产权的发展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形式和范围，而知识产权对国际贸易影响受技术应用和条件影响，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有滞后的现象，所以世界专利申请的增长率要高于世界贸易的增长率。
结束语
论文摘要 现如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将地球上的各个国家连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即便如此，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以及法规的现状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任何一部专门的国际公约来对这些非政府组织予以规制，对其是否具备了国际法律人格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基于此，本文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规制现状，并探讨它的现状、利弊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论文关键词 国际非政府组织 国际法 规制现状
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体开始复苏，在全球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非政府的组织也在不断地增长，并在国际法的发展中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它在国际上的各个领域中担当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这也引起了世界上很多专家学者的竞相研究。这些专家学者一方面肯定了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出的作用，一方面也对这些组织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未来非政府组织该如何发展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
一、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概念
（一）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定义
非政府组织，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联合国中，又被称为“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公民社会”等。在人们的思想中，非政府组织就如同是能够实现人们想象和抱负而所成立的个人团体，在1952年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中，给了非政府组织一个明确的定义：凡不是根据政府间的协议建立的组织就都可以看作是非政府组织。
（二）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构成要素
对于国际非政府组织，自成立以来就被广泛关注，我国的国际法学者们也对其特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结论，认为世界上各国的民间团体、联盟或个人，为了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等领域的国际交流而被建立起来的非官方的国际联合体都可以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那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构成条件有哪些呢？经过专家学者们的不懈研究，想要构成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条件，至少要满足：组织的宗旨要具备国际性的特点，并至少在三个国家或以上开展活动；有着投票权的组织成员至少包含了三个国家；有固定的总部和完备的文件，以及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其预算的主要来源不少于三个国家。只有满足了这四点条件，才能称为国际非政府组织。
（三）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特点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大体上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合法性，这也是非政府组织的必备性质。二是国际性，指的是组织的活动宗旨要具备国际性，同时活动的范围、成员和资金成本的来源都要具备国际性的特点。三是非政府性，指该组织不是依靠政府间的协议而建成的，组织上成员的构成也包含了各种层次，主权上也想有独立性。四是组织性，就是说该组织要有自己的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民主体系和活动目标，要有长远的眼光，而不是临时松散的组织，能够给社会职责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二、 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法规制的模式
目前，世界上的国家对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上的法律主体地位都没有明确的解释说明，但在现存的国际法中，也仍然可以找到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规制模式。
（一） 国际公约间接约束管制模式
国际公约里严重声明：除了主权国家和国际政府组织之外，国际的非政府组织不能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但是在一些条约中，我们可以找到间接管制非政府组织的印记。比如在国际公约中的“集体权”这项条例中表明，不仅要保护某一个团体中个人的利益，而且还要保护这个团体的利益，这种权力主要有“生存权”、“决定权”和“组织权”，这个“组织权”中的权利就可以被国际非政府组织所享用。而国际公约中还要好多类似的条例，都可以间接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管制。
（二） 区域性国际公约直接管制模式
与全球性的国际公约相比，区域性的国际公约在规制国际非政府组织方面可为直接一点。而欧洲的区域国际公约对非政府组织的管制里最大，比如《欧洲人权公约》、《关于非政府组织地位基本原则》、《欧洲社会》的区域性公约中，都或多或少地规定了国际非政府组织所要承担的义务和要履行的权利。
（三） 国际政府组织约束管制模式
国际政府组织是国际法的重要决策者，它的成员只对主权国家开放，非政府组织要想发展了良好就必须要加强和国际政府组织的合作交流，国际政府组织也通过了观察员模式、咨商模式以及参与模式的合作方式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约束管制。
（四） 非政府组织自身约束模式
除了其他公约条例要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约束管制，非政府组织自身也要制定严格的标准来进行自我约束。想要加强自身约束，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建立法制法规，在1995年时，红十字会通过了《国际红十字会、红新月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参与灾难救助的行为准则》，有效地为自身和其他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了行为准则。这也是非政府组织进行自我约束的关键性一步。
三、 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法规制的现状
（一） 国际法主体地位的缺失
就目前的形势上来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上的认可。
国际法的主体是需要独立参与国际活动，直接享受国际法中的权利和义务，一般说来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可以自主参加国际活动，如国际会议、缔结国际条约等；二是可以直接享受权利和义务；三是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有国际求偿能力，从而保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是一般来说，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的大多数属于主权国家或国际政府组织，由此可见，国际上并没有完全承认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体地位。这样的现状与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做出的贡献和担任的角色并不相符，没有了主体地位，也使得国际非政府组织不能有效开展自己的活动。
虽然很多国家政府组织都在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体地位做着努力，但是成绩收效甚微，而缺少法律主体地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它在国际法中的法制法规也受到了阻碍。
（二） 受主权国家影响较大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60、70年代迅速兴起，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发挥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欢迎，它们与政府组织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规模也跟着不断扩大，它们的活动领域也渐渐涉及到政治、安全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干涉了一些国家的内政，致使很多国家转变了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态度，并相应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来加强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和监管。
另一方面，主权国家始终是国际社会中的主体，与主权国家相比，国际非政府组织就缺少了一定的号召力和权威性，而且由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来源紧张，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使得非政府组织向一些主权国家靠拢。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一些主权国家把非政府组织作为了宣扬自己政治理论和文化方式的有效武器，在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的产品的遮掩下，来进行着对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人权理论和价值文化推广的行为。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规制现状已受着非常大的主权国家影响，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国际非政府组织要充分发挥自主性和独立性，坚守自己的价值主张，不要沦为主权国家的政治工具。
四、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规制展望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中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在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使自己纳入到国际法的规制中，未来国际非政府组织想在国际法中有自己的一席之位，就首先要承认其在国际法中的主体地位，享受国际权利、履行国际义务。
（一） 国际非政府组织具备独立参与国际关系的能力
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了当前国际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挥了它独特的作用，积极协调与其他主权国家和政府组织的关系。在与主权国家进行合作时，在国际安全与和平等领域中，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展着扶贫项目；在环境治理的领域中，国际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了《野生动物保护条约》的制定与实施；在人权的领域上，国际红十字会在全球多个国家进行了救助活动；在争端解决的问题上，国际非政府组织经常在主权国家陷入僵局时予以帮助和支持。
（二） 国际非政府组织具备了直接享有国际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能力
就现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情况来看，其实已经具备了直接享有国际权利并且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了，比如说国际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国际法合法性的组织权，就已经广泛地应用到国际公约中，再加上国际红十字所做的突出贡献，无不体现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而在承担国际义务的方面，《联合国人权保卫者宣言》中直接规定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应该承担着哪些责任。在今后的国际法规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将会更加体现出享有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的职责。
论文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软实力成为大国竞相角逐的对象，国家文化利益成为各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宗旨和目标。作为中国软实力核心的文化外交发挥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手段难以达到的独特作用。孔子学院是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最亮品牌，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外交，孔子学院对中国的文化外交具有重要意义。
一、孔子学院诞生的背景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促进文化自身和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成为各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和友谊的纽带，对加强各国之间的学习和借鉴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广泛和深入，汉语的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在提升，汉语学习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民众的重视。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2003年作为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宣布了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的计划。中国国家汉办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民族文化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北京设立了“孔子学院总部”。
可以说，在海外建设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积极推动的项目，也是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一个战略。“孔子学院“的英文名称是”Confucious Institute”，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其学说在世界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人来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首要记忆；对世界来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因此，该名称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底蕴，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文化将逐步融入世界的发展趋势。
自2004年11月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开办以来，从尼罗河畔到乞力马扎罗山，从富士山下到伊洛瓦底江边，从五大湖区到西伯利亚田野……在世界五大洲的78个国家和地区，已设立了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短短4年，孔子学院花开全球，其发展速度非常惊人。孔子学院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得益于世界迫切了解中国的需要。“孔子学院”是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园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是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合作的桥梁。毫无疑问，孔子学院的诞生、建设和发展势头对中国塑造和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国家形象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二、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
文化外交指的是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内一切和平手段所开展的外交活动。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一国的国际形象。
建构主义认为，通过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的对外放射，国家将产生文化影响力，从而建构其广泛受到国际认同的一国的国际形象。对中国而言，建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是国家形象设计的战略目标。这就要求中国以国家自身的和谐发展为基础，积极推动世界的和谐化进程，积极发挥文化外交在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塑造起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孔子学院具有文化外交乃至公共外交的属性，其目标就是要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让外国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价值观念，做到“润物细无声”，在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同时，增进友谊，共创和谐世界。传播文化最好的载体是语言，孔子学院在传播汉语的同时推广中国文化，成了既便于操作也很有需求的文化外交行为。陈至立在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上演讲时说，孔子学院要成为“海外汉语推广的基地，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
2.铸就强势文化，提升一国的文化竞争力及综合国力。
一国的文化交流状况基本与国家综合国力成正比，经济水平高、综合国力强的国家，文化外交的水平相对就高，也就容易成功实现对外战略目标。
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较之军事、经济等因素，文化如果运用得当，将能征服人们的头脑，产生持久、稳定的战略效果”。在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当今世界，能否占据文化主角地位，即是否具有强势文化，将对一国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从传播学角度看，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强势文化的拥有者而言，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受众在吸引力方面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强势文化正深刻地影响着其它国家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依然缺乏应有的影响力和认同度，中国外交在国际机制和国际事务中的实际参与度和话语权依然有待加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各国对汉语与中华文化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而孔子学院正是以传播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孔子学院在海外迅速走俏并加速了“中国热”的升温，为中国的文化外交带来不少福音。
三、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1.加快中国文化的传播，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语言和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的推广对文化传播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孔子学院”以汉语教学为渠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更直接地接触中华文化，更有效地了解中华文化。有了汉语作载体，中国的书刊、杂志、影视、网络信息等流传于国门之外将不再举步维艰。
汉语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共同感情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纽带，在汉语的国际推广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加快京剧、影视剧、文学作品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满足国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使中国文化成为吸引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磁石；同时这也将增强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
2.促进中国的文化外交、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本国语言的国际化是国家之间软实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和象征。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出去传播汉语言文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长期仅限于对外汉语教学工作领域。2002年，中国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孔子学院是海外汉语教学推广基地，同时也是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也为中国的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从传播学视角看，“孔子学院”的文化国际传播应该是搭建双向的桥梁：一方向是中国输出其语言、文化以及塑造本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向是从与国外进行交流活动过程中吸取其优秀成分，以服务于中国文化及与国际先进的发展水平接轨的事业。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鲍姆所说，“中国政府通过孔子学院提升国家形象，正在向世界展示一张柔和的孔子的脸”。〔〕〔8〕孔子学院正是中国文化外交的一项创新举措，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外交，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转贴于 3. 有助于化解“中国“，优化中国国际形象。
目前，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在西方，基本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塑造的，其向世界散布的“中国“，使中国国际形象极大受损。美前日本防卫所言旧俗史部长星岛九夫发表文章指出:“最近，‘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我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美国战略、美国国防和战略安全保障问题的专门研究人员，对中国进行观察，得不出这种结论。成为威胁的该是别国，而不是中国。”韩国学者李映周也系统批驳了“中国”，他指出“ 认为中国在21世纪强大起来必然构成对外扩张 ，威胁别国的观点是荒谬的” 。但是 ，化解“中国” ，关键靠我们自己去澄清。“ 孔子学院 ” 的发展正是向世界大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向世界说明中国 ，辩解是非曲直。
2008年8月，中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在开幕式上“四海之内皆兄弟”、“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论语》中的名句，通过一幅幅缓缓展开的巨大画卷中凹凸起伏的方块汉字展示给全球几十亿人面前，我们看到的是受儒家影响的大国风范和礼仪；奥运会开幕式正是颂扬了中国的儒学价值观。中国用活字印刷版不断变换的“和”字，通过奥运会这个平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情怀，和要与世界人们共同缔造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望。
各地孔子学院正赶上了这个好时机，做到了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对“和文化”价值观的尊敬、理解和赞同。孔子学院通过平和、 吸引、 寓教于乐的方式营造理解 ，释放善意，以此打破隔阂、误解，使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加深对中国国情以及中华文明的了解，从而有助于化解中国、优化中国国际形象；有助于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无穷魅力；有助于展示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魅力。
四、结语
21世纪是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时代，也就是以文化力量为中心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尤其是在经济崛起、国力大增之时，更应该注重挖掘文化的潜力，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外交当中一项创新的举措，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最鲜亮品牌。孔子学院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虽然它在兴建中存在一些潜在问题，有待解决和完善，但从长远来看，孔子学院对中国的文化外交的促进和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实现了“让中国走进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目标，搭建了文化国际传播的双向桥梁，在这种双向文化传播中，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中不断走向成长和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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