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6 11:04:1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多元系统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德阳618307）
【摘要】伊埃文·佐哈尔是当代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尽管他并不以翻译理论家著称，但他在1978年发表的“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本人也被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根据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可以占据不同的地位。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翻译倾向于采取异化的方法，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将非常接近原文，做到充分的翻译。反之，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地位时，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将非常接近译入语文学系统的规范，译文会采用归化的方法，也就是说，译文为了迁就读者，会尽量使用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和结构而牺牲原文。玄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也是四大佛经译师之一。他的译文被称为“新译”。他翻译的佛经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在质量上也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在翻译工作的组织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玄奘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旨在在研究玄奘佛经译文的基础上，证明多元系统论有它不适用的地方。简单地说，佛经虽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依然占据的只是边缘的位置，玄奘的译文也是如此，应该采用归化的方法，即在形式和内容上接近译入语。但是，玄奘的译文一看就是一种“外国文学”，至少和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是有相当距离的，可以说玄奘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异化的方法，充分保留佛经原文的特点。这和多元系统论是不一致的。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关键词 伊埃文·佐哈尔；玄奘；多元系统论
伊埃文·佐哈尔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文化研究学院的教授，他在20世纪70年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论。根据这一理论，文化、语言、文学和社会都不是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系统。在文学这个大系统中，各个系统所处的位置又不尽相同，有的系统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有的处于边缘位置。多元系统本身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由于社会文化因素，有的系统会从边缘走向中心，有的会从中心走向边缘。那么，翻译文学什么时候会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的位置呢？伊埃文?佐哈尔认为有三种情况：第一，当一个文学系统处于还没有被固化，还很年轻，还处于被建立的时候；第二，当一个文学系统本身即处于弱势或是边缘化的时候；第三，当一个文学系统遭遇转折，危机或是遇到真空的时候。很多翻译作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式，出现了所谓的欧式汉语，因为译文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尽量接近原文和译入语。那么，翻译文学什么时候会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的位置呢？与上面相反，当一个文学系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学范式，已经被凝固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建设的时候；当一个文学系统和其它文学系统相比较处于强势或是中心地位的时候，或是这个系统自认为如此的时候；当一个文学系统处于鼎盛时期，没有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的时候。事实上，中国文学从春秋时期就建立了自己的文学范式，经过两汉、南北朝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中国文学已经相当成熟了，也可以说已经凝固化，已经完成了建设自己的阶段，剩下的工作是在已有的大厦上装修了。中国文化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论到了明清时代这是否还是事实，至少中国文化自己是这样看自己的。此外，隋唐时期正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无论如何只能占据边缘的位置，佛经的翻译也不例外，鼎鼎大名的玄奘的翻译也不例外。
佛经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从东汉时期摄摩腾、竺法兰译出《四十二章经》经多部经典到宋代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北宋译经终告寝息为止，一共有长达1千多年的历史。若是算到清代佛经在汉文、藏文、蒙古文、满文之间互译，中国佛经翻译则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这其中，涌现了四大译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鸠摩罗什和玄奘。尤其是玄奘，他的译经事业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的最高峰。关于翻译，有三个关于玄奘的问题值得提及。第一个问题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的理论，就是说，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有五种情况不做意译，而只是音译。这五种情况是：（1）多含不翻：如“薄伽梵”，指世尊，是佛陀的名号之一，又含有自在、炽盛、端严、吉祥、尊重等义。又如“摩诃”，含有大、殊胜、长久及深奥等义。（2）秘密不翻：如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以及各种经咒，一经翻出，就会失去它的神秘性。（3）尊重不翻：如“般若”，不可直译为智慧，“三昧”不可直译为“正定”，“涅磐”不可直译为圆寂或解脱等。（4）顺古不翻：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直译为“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不可直译为“无生”，“菩萨”不可直译为“觉悟”等。（5）此方无不翻：“此方”，就是指中国。如印度的庵摩罗果，形似苹果，其意为“无垢清净”，食之可除风热，但中国没有。佛经中常以“庵摩罗果”，来比喻地球的形状。第二个问题是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和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等翻译技巧。第三个问题是玄奘设立了译场，分出了十一个不同的职位，使集体译经制度化，系统化，保证了翻译的质量。玄奘的译场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写、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多个岗位，译主为玄奘，其他的职位由求学者担任，这些学者不仅有核对梵文、书写纪录、语法整理、译文润色等工作，而且还要将译稿回翻为梵文再次核对，他们为保持翻译的准确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玄奘熟悉六朝文体，在请求唐太宗为其所译经文作序所呈的表中，玄奘写道：“伏惟陛下睿思云敷天花景烂。理包系象调逸成英。跨千古以飞声。掩百王而腾实。窃以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铨其理。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严敢希题目。宸眷冲邈不垂矜许。抚躬累息相顾失图。玄奘闻。日月丽天。既分晖于户牖。江河纪地。亦流润于岩崖。云和广乐。不秘响于聋昧。金壁奇珍。岂韬彩于愚瞽。敢缘斯理重以千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两仪而同久。与二曜而俱悬。然则鹫岭微言。假神笔而弘远。鸡园奥典。托英词而宣畅。岂止区区梵众独荷恩荣。蠢蠢迷生方超尘累而已。”这样的文章，即使是当时的著名文人，恐怕也很难做到信手拈来。事实上，这种文体是当时中国的标准文体，是中国文学系统的范式。按多元系统理论来看，作为处于边缘化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理应采用这样的文体才对。但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玄奘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并没有采用这种作为范式的文体，而是采用了中国的古代白话，使人一看就知道佛经是一种外来的舶来品。
其实，玄奘当年从印度取回来的佛教经典数不胜数，但其中部头最大的只有两部，这就是著名的《瑜伽师地论》和《大般若经》。事实上，玄奘在翻译这两部经典的时候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是处于中心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具有的特征，这与佛经翻译文学在隋唐时期的汉语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的位置是矛盾的，也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漏洞。以下是《大般若经》中的一段话：
善现。瞋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瞋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瞋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大般若经》卷二百零二）。
这段话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反复。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梵文好繁，华文尚简。又如著名学者指出的那样，梵文原典往往特别冗长啰嗦，非要有识之士痛加删减不可，方才可读。提出要删减佛经，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他认为梵文佛经原典冗长啰嗦，却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事实。其实，玄奘在翻译《大般若经》的时候，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在汉语译文中尽量保留了梵文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名睿智的佛教学者，玄奘对隋唐时期汉语文学系统的强大势力，以及佛经翻译文学系统所处的边缘化位置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但他依然采用了异化，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玄奘在一开始翻译这部经典的时候，也准备采用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的方法，即采用删减的方法，但随后就做了许多噩梦。后来决定采用直译的方法，于是就做了很多吉祥的梦。这个故事是否说明佛菩萨真的给玄奘提示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玄奘在内心深处对梵文原文是极其敬畏的，不敢轻易改动，更不要说是删减，这也反应出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是极其谨慎的。总之，对梵文原典的敬畏大概是玄奘采用异化、保留原文内容和形式的原因之一，这种方式只有处于中心地位的译文文学系统才能够享有。以下是《瑜伽师地论》中的一段话：
云何五识身相应地。谓五识身自性。彼所依彼所缘。彼助伴彼作业。如是总名五识身相应地。何等名为五识身耶。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云何眼识自性。谓依眼了别色。彼所依者。俱有依谓眼。等无间依谓意。种子依谓即此一切种子。执受所依。异熟所摄阿赖耶识。如是略说二种所依。谓色非色。眼是色余非色。眼谓四大种所造。眼识所依净色。无见有对。意谓眼识无间过去识。一切种子识。谓无始时来乐着戏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异熟识。彼所缘者。谓色。有见有对。此复多种。略说有三。谓显色形色表色。（《瑜伽师地论》卷第一）。
以上的段落与一般的文言文在文风上有着很大的区别。究其原因，还是梵文原文在叙述方式上比较异于传统的中国文学，受到原文的限制，译文也就显得比较具有西域风情。事实上，不仅在隋唐，而是在整个从东汉到隋唐的佛经翻译史中，佛经翻译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但除了支谦采用了颇从文丽的归化翻译法以外，剩下的译者们差不多都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使佛经一读上去就有一种西域的味道，这其中包括著名翻译大家鸠摩罗什，其作品被称作有西域天然之语趣。如果检查一下玄奘的其它译文，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玄奘译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是处于中心地位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采用的翻译方法，但是在玄奘所处的隋唐时代，佛经翻译文学其实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的，应该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这不能不说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不足。上。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党金学.中外翻译理论选读[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关键词：晚清 侦探小说 多元系统理论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
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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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80-186.
[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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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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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1]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19-25.
摘 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佐哈尔所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界带来了全新的思路，将翻译学带出了语言这一小范围。英美女性文学翻译的独创性与开拓性使其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品格，因此多元系统理论在翻译学中所具有创新的特点恰能展现英美女性文学翻译所体现出的一定优势。
关键词： 多元系统 英美女性文学 翻译 “她者”
一、引言
在翻译界内有这样一种说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翻译则是联通不同语言之间的桥梁。作为译者，首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忠实再现源语作品的内容。作为翻译家，除了要达到以上基本目的外，更深的要求则是做到准确传达文字的美与雅。自古理论是指导实践前行的明灯，这在翻译界也不例外。自翻译理论诞生至今，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各有所长，但是遗憾的是，一直没有理论能够突破语言层面，将翻译放入一个宏大的版图中去研究。直至多元系统论出现后，才为译界带来了清新之风、革新之风。与此同时，在文学领域中也悄然出现了一股新风尚――女性主义文学，这种文学形式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共鸣和喜爱。在女性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的今天，人们关注女性地位，女性健康，更关注女性心理健康和精神需求，促进了女性主义文学更加繁荣，随之兴起了与之相关的女性文学翻译的热潮。两种崭新的事物，两种带来革新的力量，如果二者相遇，将会诞生怎样炫目的新成果？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已提出的一种理论。早期是在研究以色列希伯来文学这一种模型时，基于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1978年，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为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以充分的解释。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多元系统”。因此，佐哈尔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这一理论的提出为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得世界各国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掀起了一股翻译文学研究热潮，对翻译界和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虽然这一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到世界文化，小到国别（民族）文化的活动图，但这一理论运用最早却是在翻译研究中[3]。多元系统理论中存在三组重要的对立观念：1.经典化与非经典化阶层：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构成一个多元系统的各等级成分为获取主导地位相互竞争，是文学系统进化的原因。2.中心与边缘：该理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既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意识形态）视为系统。3.一级与二级类型：埃文・佐哈尔提出的主导（primary）和从属（secondary）模式的对立“是支配着转移（以及多元系统的整体分层）所牵涉的程序的原则”。他认为，主导和从属的对立，就是形式库里革新和保守的对立。根据左哈尔的理论，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目标语文学中的一级（主导）模式，这时，译者翻译时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要不惜打破本国（民族）的传统规范，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从属）模式，主要取归化的翻译策略[1]。
三、英美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一般指具有女性性质或由女性执笔写作的文学，是女性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产物。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女性们呼吁在政治、社会、经济及学术上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最终在所有领域中实现男女平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大批优秀的女性作者和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崭露头脚，在以后的时间里更让世界为之折服。这其中，当属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作品在质与量上更胜一筹。英美女性文学的产生以1929年英国作家维尼吉亚・沃尔夫的《自己的房间》为标志。此外，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艾米・谭（Amy Tan）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和金斯顿（King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都是英美女性文学中的代表作，在世界文坛也具有重要影响。英美女性文学体现出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品格，这主要源自作者的基督教文化观念和宗教道德的情感体验。这些作品在宗教与哲学的层面上赋予女性文学一种宏大的、视域开阔的、关怀人类的人文精神，而它的宗教色彩及由此生成的“圣经式”的叙述方式，又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人类文学的话语。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英美女性文学的翻译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2]。
四、多元系统与英美女性文学翻译
作为我国接触较晚的多元系统理论，其对英美女性文学的翻译具有独特的优势。英美女性文学一般具备：题材范围较窄，写作思路细腻;自我意识充分;充满反抗精神;文化属性多元。相对应之下，多元系统理论则首先，它“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的原则，其次，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文学翻译中的“充分性”，最后，它把翻译与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在很多翻译作品中都能找到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例如，在曾胡所译《荆棘鸟》中，有这样的例子：
关键词：翻译文化学派;代表人物;理论要点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发展至今，在其理论研究不断完善细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几大转向，概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类：从规定性研究转向描述性研究，关注焦点从文本转向文本上下文，从作者转向读者，从原文本转向译文本，从文本的语言学层面转向文本的社会文化层面。在此大背景下，翻译的文化学派及其理论在西方学界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成为西方翻译研究的主流。笼统地讲，文化学派在研究翻译时更关注翻译文本，翻译过程，翻译策略等所受到的外部文化社会的操控和影响。本文将对文化学派几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理论思想进行梳理性介绍。
詹姆斯・霍尔姆斯
詹姆斯・霍尔姆斯被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创始人，翻译文化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学科建设方面。当人们还在争论翻译是否该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霍尔姆斯就在其《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里提出了关于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构想，该文章也被普遍认为是翻译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1]在文章中他探讨并阐述了诸如翻译学学科的命名，研究范围和划分等一系列学科基本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图。
塔玛・埃文-佐哈尔
以色列学者佐哈尔从观察翻译对社会的影响的角度于1979年首次提出多元系统（Polysystem Theory），他本人也被视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他认为，文化、语言文学、社会都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又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由多个相交甚至相迭的系统组成。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个理论术语。所谓的“多元系统”，指的是社会中各种相关的系统――文学以及文学以外所有相关的系统的集成，用以解释该文化中全部的书写; 佐哈尔在阐述多元系统理论时，着重讨论了翻译作为多元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里所占的位置。[2]
吉迪恩・图里
吉迪恩・图里在对希伯来英语翻译文学进行大量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和霍尔姆斯的描述性翻译理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描述翻译学理论和方法。图里不仅在理论上分析了描写研究对翻译研究学科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实践基础上对以经验方法进行的描写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只要在译入语文化读者眼里把一个文本视为翻译，它就是翻译，而不是说要翻译成什么样子才能称为翻译;图里因此提出翻译要以译入语为导向的观点，形成注重翻译的译语文化、译语文化特征与翻译的关系的研究方法。[3]描写研究在实际研究中积累丰富的事实根据，不仅对翻译行为做出详尽的描述和解释，从而有充足的根据做出合理的预测，而且为学科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
安德烈・勒菲弗尔和苏珊・巴斯奈特
勒菲弗尔和巴斯奈同倡导翻译研究向文化回归，并合作出版了《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将翻译纳入文化构建的大视野下。[4]勒菲弗尔主要考察的是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改写所施加的影响和操控。他（Lefevere，1992）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5]在勒菲弗尔（Lefevere，1992）看来，改写主要受内外两方面的限制：一是来自于文学系统的内部，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所组成的专业人士，他们关心的往往是诗学;另一个则来自于文学系统的外部，即拥有促进和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和机构，即赞助人。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联系到翻译的问题上，影响翻译家翻译策略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即翻译家的意识形态（也许他支持这种意识形态，也许赞助人将这种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和当时文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而巴斯奈特的翻译思想主要通过她对翻译研究的性质、翻译研究的范围、翻译研究的文化视线等方面的表述中体现出来。她认为，翻译决不是纯粹地语言行为，而是植根于有关文化深处的一种行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对等就是源语与目标语在文化功能上的对等。[6]
必须说明的是，每位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都能构成一个理论体系，每个体系也许会从多个角度有分别有侧重的进行阐释，因此限于篇幅只能列举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论观点或其侧重点。但他们因同属文化学派，其理论必然会有相通或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不再从文本的语言学层面来研究翻译，而把翻译研究与外部世界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去探讨翻译目的、策略、翻译文本的形成等与翻译活动相关的问题。有人批评文化学派脱离了翻译本体论研究，过于强调文化等因素对翻译的限制和影响，但文化学派的研究确实为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外语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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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当代译论;西方翻译流派;翻译转向
Abstract：Translation practice as a means of cultural exchang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human activities.According to the Edwin Gentzler，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is divided into five schools：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The Early Translation Studies; Polysystem Theory and Deconstruction.Western scholars of translation theory put translation into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we can predict the trend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will b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cultural elements，and will strengthen contact with various disciplines.
一、引言
由于西方翻译活动历史悠久，时间跨度大，要想主观上做一客观的切分是比较困难的。西方翻译历史大致可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个大的阶段。传统阶段是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到公元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现代阶段是从公元17世纪到19世纪末期;当代阶段是从20世纪初到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文学方面的翻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正是由于翻译的作用，整个世界在文化的相互交流中获得益处，并丰富着人类的文化多样性。
所谓翻译理论就是，对于翻译实践、错综复杂的翻译过程及其翻译中反复出现的各种现象、关系和特点做出适当的分析及归纳总结。解读西方主要翻译流派，我们能透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现状及未来，翻译研究仍然会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文化研究也会出现“翻译转向”;翻译理论的研究也会与越来越多的学科发生联系。
二、五大翻译流派
根茨勒在其专著《当代翻译理论》中，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发展态势和研究方法，把当代译论划分为五大流派。
美国翻译培训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叶，由策德内斯提出、威尔教授首办。威尔从文学创作、翻译和认知形式上实践了翻译培训派的理论，并提出了翻译的矛盾。翻译培训派强调翻译是艺术，应从美学角度提升译作的品位与价值。
翻译科学派，亦称翻译语言学派。它侧重实践，强调译作的品位与文学价值，其译论限于美学经验和指令性翻译规则，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以德国学者赖斯和她的学生弗米尔，诺德以及另一个学者曼塔里为代表，在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各自的翻译理论研究，并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早期翻译研究派强调翻译过程研究，翻译要协调共时性和历时性转移间的关系。早期翻译研究派主张把翻译建立在多元科学的发展观，其主要代表人物巴斯奈特提出了“文化转向”这一概念，重视翻译与文化的互动以及在语境、历史和社会规约等更大层面上，以及研究文化对翻译的冲击和制约。
多元体系派发源于早期翻译研究派，把翻译过程和翻译的多元准则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研究，引入“多元体系”这一概念引进了文学以外的元素。佐哈尔为文学系统设立了三对互相对立的概念：经典化与非经典化模式的对立;中心与边缘位置的对立;主要与次要活动的对立。多元系统理论能够有效解释人们面临的棘手的社会文化现象。
解构主义派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随着文学解构主义批评的兴起，翻译解构主义派在法国也应运而生。翻译解构主义派批评了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颠覆。其代表人物德里达认为，解构的基础是结构。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有清晰、完整、有声的一面，还有晦暗、残缺、无声的一面，因此，我们对语言的定义和命名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和局限性，需要解构语言概念。翻译是一种思维活动，是解释我们自己。
三、西方当代译论现状及发展
纵观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家，他们摆脱了传统思维的约束，在译论研究和发展上有了很大突破：他们极大扩展了译论的研究范畴;他们注重翻译方法论的研究和革新，在不排除宏观描述的同时增强了微观分析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形式论证，对翻译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指导意义。
当今时期，西方译论正朝着多样化发展，重视文化对翻译的冲击和影响。这种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理论取得更大的发展。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会与越来越的学科相联系。不仅如此，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无论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诸多方面，有诸多契合之处，在跨学科性质方面也有类似之处。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融合，拓展了翻译研究的文化领地，使得翻译理论向更广的方向发展。（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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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布朗芬布伦纳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医德养成教育 医学生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由已故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著名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于1979年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型。他从个体所处的生态环境出发来研究人的发展，认为人的行为不仅受社会环境中的生活事件的直接影响，还会受发生在更大范围的社区、国家、世界中的事件的间接影响。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于当前高等医学院校的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简介
（一）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哲学基础
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生态哲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哲学，是运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世界的哲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萨克赛（H.Sachsse）和奥地利裔美国的卡普拉（F.Capra）。在生态哲学领域，尽管不同学者的理论观点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在生态哲学的基本框架上他们已经达成共识。在本体论上，生态哲学坚持世界的关系存在论和过程存在论，认为世界是“人――社会――自然”活的复合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的结构和过程相互关联，但过程更为基本。在认识论上，生态哲学反对绝对的主客二分，认为主客的统一更为根本，人的认识是在主―客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进行的。在方法论上，生态哲学坚持有机论的思维方式，强调人与世界是一个整体，认为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获得它的意义。
（二）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内容
生态哲学为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提供了基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布朗芬布伦纳于1979年创立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是一个层层镶嵌的多元系统，由近及远依次是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个体直接参与的环境系统，比如家庭、同伴群体、课堂、学校等，它们对个体的成长发展产生直接影响。[1]中间系统是指个体直接参与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微观系统相互连接而形成的系统，例如课堂与同伴群体相互联系形成的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中间系统。中间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一致，将直接关系到个体的优化发展。外部系统指个体没有直接参与，但对他参与的环境发生更大影响的系统，比如父母的工作环境会通过家庭环境对个体产生影响；宏观系统是指嵌套于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阶层背景，它是一个广泛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对个体的成长发展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他同时还指出，每一层次的系统都与其上级和下级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个体成长的生态背景。与每个同心圆相通的是时间系统，指每一个同心圆系统的内容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通过这样的结构，将个体发展放在一个宏观的、多层次的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
二、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启示
（一）发挥家庭在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中基础性的作用
家庭是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中微观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系统，因为自人的出生之始，他就生活在家庭环境中。家庭是一个人思想道德和行为习惯养成的第一场所和重要环境，因此，作为家庭核心人物的父母对良好家庭环境的营造和正确教育子女思想的养成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2]医学生是将来走向社会的医务工作者，家庭除了教育医学生子女在校期间认真学习医学知识、医务技术外，还应重视对医学生医德教育的培养。一名合格医务工作者，不仅应当具有高超的技术，而且还应当具有高尚的医德。因此，家庭应重视对医学生正确的从医价值观的引导，去除其功利性，避免他们将来从事医务工作打后价值天平向物质利益倾斜，倡导“医乃仁术”、“大医精诚” 等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医学生是未来从事医务工作的主流群体，他们医德的缺失将直接导致就业后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滑坡，并阻碍社会的良性运行及和谐发展，所以家庭成员应帮助教育医学生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履行好自己角色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增强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在未来的医药卫生岗位上能秉持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操守、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真正做到“一切以病人为中心”。
（二）加强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的互动
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的互动是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二者的互动可以归属于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中的中观系统。课堂教学是医学生医德教育的一种重要载体，医学院校教师必须重视通过课堂教学来增强对医学生的医德养成教育。为此，就课程体系而言，要开设一套比较完善的具有医学特征的医德课程体系。首先是医德基础理论课，如哲学、伦理学、法学、心理学的开设。其次是作为医德主干课程的医学伦理学。最后是选修课的构建。由于课时的限制，可以通过开设选修课的形式将一些课程补充进来，如可以通过选修课讲解医德历史等。就教学方法而言，应摒弃那种传统的单向灌输的方式，促进医学生在道德学习过程中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应当运用启发式讲授法，通过启发式教学，引起医学生的共鸣，使医学生在经过自己思索后，自觉地得出结论。
但是，道德并不是脱离特定问题情境的条件下以抽象的形式存在的客观的、普遍的、绝对的知识，作为调节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仅靠课堂的讲授很难有效培养医学生良好的医德和完整人格。同伴群体是“由年龄、性别、兴趣爱好、职业、社会身份、价值观等方面大体相似的个体所组成的关系相对亲密的一种非正式群体”[3]，同伴群体中成员的医德的交往对医学生正在形成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直接的、巨大的影响。因此，应重视和加强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之间的互动，使同伴群体成为医学生医德培育的重要参照系统。高等医学院校的德育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将课堂教学延伸至医学生同伴群体的活动。比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布置有关医德的教学任务后，让医学生在课下自动分成同伴群体讨论小组，各学习小组针对一个关于医德的话题展开讨论。在这种同伴群体的讨论中，医学生能够在一种自然、放松的状态下各抒己见。而对于一些讨论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还要回到德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重点讲解。通过这种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的互动，形成了“课堂德育教学―课下同伴群体讨论―课堂德育教学”的行进路线，最终将有利于提高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实效性。
（三）重视完善我国解决医疗纠纷的相关法律制度
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解决医疗纠纷相关法律法规在这方面规定的模糊和缺位。按照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我国目前的医疗法律环境是我国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一个外部系统。虽然医学生并不直接参与这个环境，但医疗法律环境通过微观系统和中观系统对医学生的医德养成产生影响。目前我国诉诸法律解决医疗纠纷成本过高、程序较复杂，加之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在这方面规定的模糊和缺位，近年来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的医疗纠纷呈下降趋势，取而代之的是“闹”的方式，甚至靠暴力解决医疗纠纷，陷入“不闹不赔、越闹越赔、越赔越闹”的怪圈，波及全国的“医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4]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有力的制止，往往导致医疗纠纷升级，最终酿成。因此，应当完善解决医疗纠纷的相关法律制度。畅通解决医疗纠纷的渠道，既要规范医者的行为，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又要减少“医闹”的发生，维护医者和医院的正当权益。这对于增强医学生利他素养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构建“义利兼重”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
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成长发展会产生间接的影响。目前，中国社会有两种错误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对医学生医德的养成产生负面影响。一种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义利观。 这种传统义利观主张“崇义轻利”，过分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忽视、贬低甚至完全否认个人物质利益倾向的传统义利观直到今天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仍然存在。他们认为医生是“白衣天使”，就应该无私奉献，导致一部分患者对医生的工作不理解，缺乏一种包容心，增加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应当认识到，这种“崇义轻利”的传统义利观是与封建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已经与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不相契合。而另外一种错误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的影响面更大，它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产生。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只强调经济利益，而放弃道德之“义”。 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利己主义是其典型表现。在医疗领域的具体体现表现在，一些医务人员受到经济利益的诱导，开始为处方权寻找“租赁”对象。医生开始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影响医生处方权的已不再是患者病情、药品疗效等因素，患者利益最大化被严重忽视了。这样两种错误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必然会对医学生的医德养成教育产生负效应。因此，构建关于义利观的正确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已成为当下我国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必要途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当大力提倡“义利兼重”、“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一方面我们反对用整体利益碾压和僭越个人利益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对个人的“利”要有一种理性的制约，不受不义之财，鼓励个人通过辛勤劳动活动应得报酬。这种“义利兼重”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的构建，将有利于提高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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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机构；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场域；惯习；资本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11-0220-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4.062
1 . 引言
翻译机构是社会存在的实体，涉及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在译学学科体系中发挥着支撑作用。刘会然（2013：184-186）阐述了翻译机构的性质、分类、功能以及翻译机构研究内容，按照翻译机构发挥的功能将其分为四大类，即翻译研究机构、翻译教学机构，翻译服务机构和翻译出版机构，这些翻译机构组织翻译教育教学并培养翻译人才、组织翻译学术交流、发展和繁荣翻译文化产业以及推动翻译出版产业发展，对于翻译学学科建设至关重要。同时，也明确了翻译机构研究在译学研究体系中的定位，将翻译机构研究置于翻译学的应用研究部分。刘会然（2012：182-185）还从出版的角度考察了翻译出版机构――这一大类翻译机构的具体运作，分析了翻译出版机构对译学学科建设的作用，认为对翻译机构的探讨可以更好地解释翻译活动的“前因后果”。的确，翻译机构是翻译模式的一个重要参与者（Brian Mossop， 1988： 65-71）。Koskinen（2000： 52）也认为翻译机构具有明显的塑造性影响。滕梅（2009：124）在其博士论文中讨论翻译政策时，也曾列举了以来有代表性的翻译出版机构，认为翻译机构是翻译政策对翻译过程实施影响的媒介。
作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翻译机构自身运作过程会受到社会、文化、政治等相关因素影响，而这种影响会间接折射到具体的翻译活动中，影响翻译产品的传播和接受。也如Even-Zohar（1990： 19）的“多元系统”理论所认同的，政治、文化等制约因素对翻译过程实施影响，而这些制约因素往往通过出版社、宗教团体等机构对翻译过程实施影响。王志弘（2001：1-25）从国家权力网络中考察翻译时指出，翻译除了个人文字功底与译笔评赏问题外，还涉及各种任务的社会位置和关系、组织与制度（出版社、政治审查等）以及翻译过程（书籍出版生产、行销与阅读的过程）等，这说明出版社等机构参与翻译社会化运作过程。翻译机构本身具有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影响翻译过程本身以及翻译过程相关活动。因此，社会学角度可以充分解释翻译机构本身及其相关活动。
2 . 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霍姆斯（James S. Holmes）就提出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但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之后翻译研究突破语言文本的藩篱，开始文化转向，操纵学派和后殖民研究的学者更多关注翻译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将翻译研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探讨政治、文化、社会、宗教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活动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社会学框架之下的话题并没有得到社会学理论的充分解释，所以从社会学角度解释这些问题也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引用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有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social praxeology）、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s theory）和拉图尔的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其中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被翻译研究者引用最多。该社会学理论涵盖诸多学术概念，概念之间关系微妙，并且翻译研究学者在引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时存在不少分歧，所以这里有必要对该理论概念简要进行梳理。
场域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核心概念是场域、惯习和资本。场域指的是“具有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Bourdieu， 1993： 162），“将社会空间根据作用和功能分成各种类型的结构系统，这些系统由处于其中的‘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关系组成”（王悦晨，2011：6）。场域具有独特的运作规则，比如文学场域由文学人士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科技场域是由理工背景的科技人员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各自场域具有独特的运作规则。并且，“各种场域之间相互关联”（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09），比如文学场域的某些研究成果可能为出版场域或历史场域提供素材，可能成为后者的研究对象，而文学场域的参与者之一――作家也可能会将出版场域或者历史场域中的某项活动或人物作为写作题材进行文学创作，这就是不同场域之间的互动。权力场域是各种场域的整体，是“元场域”（meta-field），各种场域在权力场域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惯习
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另一个核心理论概念。惯习关注的是社会关系结构中参与者的行为，参与者行为可以解释社会关系结构中的规则以及规则的形成。在社会客观结构中，参与者往往不由自主地接受一些默认的规范，参与者在规范的影响下进而影响所在的社会结构即场域。参与者在自身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地内化“他们所认同的社会规律，产生一套‘定势系统’”（王悦晨，2011：7），形成自己的思维和行为，这些行为又直接或间接影响环境，即参与者与社会环境之间彼此影响。“所谓惯习概念，实际上关注的就是个体社会化的问题，……也就是个体对环境的影响”（ibid.， 2011）。
资本
布迪厄借鉴了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来解决场域中的不同资格条件问题。“资本可以以三种基本外观展现：作为经济资本，它可以及时直接转变成现金，可以以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作为文化资本，它可以在一定情况下，转变成经济资本，以学历的形式制度化；作为社会资本，以社会责任（关系）组成，它在一定情况下被转为经济资本，可以以贵族名号的形式（a title of nobility）制度化”（转自邵璐，2011：126）。三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比如参与者身上的文化资本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如文化资本较多的高学历人才出售自己研发的科技产品可以获得较多的经济资本。经济资本是转换成其他资本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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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政教育工作理念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多，全球化使得资本、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等要素的流动穿越了国界。这种多元的文化要素、信息资源、意识形态观念等随着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注入到生活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开展工作，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同化教育，往往片面重视灌输和说教，没有充分了解大学生的心理和情感需要，也没有尊重大学生的自主意识，对大学生高度关注和深感困惑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涉及甚少，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受到影响。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多为“85后”“90后”青少年，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两种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群体特征：其一，强烈的自我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意识、求新意识；其二，一定程度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消极偏激。因此，原有的强调传统、单一、刚性、权威理念和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已难以适应作为思维活跃、思想开放、好奇心强、追求多元价值的大学生群体的需求。
（二）思想政治教育忽视青年学生的个体价值取向
市场经济强调经济理性、利益最大化、竞争等理念，区别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具有的属性。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进程给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水平。但是，与之相伴的是，原有的以单位制为核心的共同体生活结构逐渐解体，“国家—单位—个体”三位一体的结构变成“国家—个体”二元结构，中间力量或组织的缺位，导致中国社会的原子化倾向成为现实。同时，市场化导向的经济发展格局，又催生出了明显的个体化社会，即一方面鼓励社会大众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将市场的经济理性、物化、功利主义等思想渗透到个体之中。原则上，这种个体化倾向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和重视青年大学生的个性发展。但是，现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相对忽视青年学生的个体价值取向。因此，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出现追求学生个性发展与受集体主义思维约制的矛盾，个体化、个性自由、主体性、自主性与集体主义原则未能得到整合与超越。
（三）消费社会带来的生活方式变革和挑战
国际上先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已进入消费型社会状态，体现了一种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日益受到这股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获取物质消费当作生活的目标，而这些物品的获取未必是出于他们对生活的必需，而是为了获取他们的某种身份认同。由于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形塑与生成的重要阶段，他们对这种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追求和模仿，极大地彰显了其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独特特征。但是，现行的高校思政工作并没有有效回应消费主义体现的对于通过消费所追求和获取的身份认同、群体认同等。
二、优势与因应：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重构
虽然社会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体系，且后者是传统上占居主导地位的学生工作手段，但是已有很多学者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践基础，初步论证社会工作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契合的优越性和可行性。本文认为，社会工作介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回应后者在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背景下所遭遇的困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理念优势。
（一）强调服务学生而非教育学生的工作理念
社会工作自诞生之日发展至今，逐渐从单一的慈善救济功能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内容，成为现代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科学方法与社会制度。“服务为本”的工作理念是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核心。相较于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教育、管理学生为核心的理念，高校社会工作以服务学生为逻辑起点，从而达到育人自育的境界。
（二）强调学生为本而非学校为本的工作重点
社会工作本质上是要重构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生。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扮演了重要的福利制度功能，以人为本的福利观念成为社会工作实务的重要指南。社会工作在看待和介入高校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时，能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本来开展工作，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积极适应高校生活、学习、人际交往，以及未来的工作环境。
（三）强调增权赋能而非控制约束的工作导向
增权理论是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其核心在于：挖掘个体自身内在潜力和资源，实现个体权力的本来面目，改善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力状态，促进宏观上的人际和谐和社会公正，最终达致社会的平等、和谐状态。因此，在开展学生工作中，社会工作注重整合学生自身及周遭存在的有利资源，从个体、群体、组织层面，协助学生达至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
（四）强调学生参与而非消极被动的互动机制
社会工作被视为一项福利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共同成为行动主体、平等参与、协力探寻和应对服务对象所遇问题。因此，“与服务对象一起”成为社会工作的重要实践机制。社会工作在看待学生所遇困境和需求时，强调学生自身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地位，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需求评量、问题界定、方案设计、服务开展与评估等全过程。
（五）强调全面发展而非片面僵化的教育目标
社会工作的目标在于帮助有需要的个体、团体、家庭和社区，并进一步整合相关资源，促进各主体的发展，发挥其发展。同时，通过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维护社会秩序，发挥预防。高校大学生整体上处于身心发展和价值观形塑的重要阶段，发展性任务是大学阶段的核心要旨。因而，社会工作在介入学生工作时，通过积极整合有利资源、促进学生发展，强调学生的个性化全面发展。
三、互构与共生：社会工作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逻辑
当前，尽管不少学者呼吁将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以发挥社会工作对高校思政工作的补足功能。但是，他们在强调社会工作向高校原有学生工作体制进行嵌入时，更多地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社会工作向高校学生工作体制的强势嵌入，体现了一种专业霸权主义的倾向；二是强调社会工作的单向嵌入，忽视了高校学生工作体制的接纳、主动导入；三是强调社会工作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二元分离。本文认为，社会工作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事实上可以存在融合互构的关系。在学校场域推动思政工作与社会工作理念、方法之间的相互体验与功能互构，将为大学生提供有别于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服务体验，有效弥补传统思政模式的不足，回应学生需要，协调和学生个性发展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提高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一）理念互构
在传统学生工作领域，常坚持管理型、约束型的工作理念，如对学生思想、道德、行为等方面的评价更多强调学生对于意识形态的顺从、规则的接纳和秩序的遵守。事实上，培养各种规训和服从秩序的顺从者，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教育效果。社会工作坚持尊重与平等、助人自助、服务至上，以及个性化等理念，这些理念本质上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参与平等，鼓励服务对象自觉基础上的自主发展；强调服务，尊重个体差异基础上培养社会主义公民。一些研究也表明，坚持学生为本、尊重学生主体性地位、激发学生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挖掘学生潜能、培养学生服务意识和能力，有助于形成教育者与学生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为进一步培养现代化公民奠定基础。
（二）功能互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对大学生进行一系列教育活动，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继而指导他们的行动和行为习惯，以成为教育者所期望的群体。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对学生进行政治、道德和思想教化。但是，其在实践过程中常忽视大学生与社会之间的联结机制，忽视调动与大学生个体有关的其他系统和资源来协力助推学生发展。社会工作的工作逻辑在于通过对服务对象处境、问题和需求进行科学、客观、系统的评估，与服务对象一起寻找问题解决之道，帮助他们成功应对生活中出现的困境和挑战，并积极适应社会环境，即实现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工作之中，注重从学生及其周遭环境来看待学生所遇困境和需求，通过整合学生个人、学校、家庭、社区、社会等多元系统环境的互动，共同协助学生成长与发展。
（三）内容互构
事实上，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小学时代就已开始，一直贯穿至大学阶段。学习周期过长，学习内容重复，且与实际生活脱节情况严重。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突破传统框架，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内容体系和多元育人形式。相比而言，社会工作没有一成不变的服务内容，从微观层面讲，它借助个案、小组、社区工作为有需要的个体、团体和社区提供专业；从中观和宏观层面讲，社会工作发挥着评估社区需求、整合社区资源、进行政策倡导等功能。社会工作在实践中坚持证据为本原则，通过科学、客观的评估方法，以学生需求为前提，借助生态系统理论、优势视角、增权理论、抗逆力理论等理论和方法体系，为大学生个体、群体，乃至校园提供内容多样、形式多元的专业服务，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四）机制互构
现行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由多个主体几乎同时开展工作，包括“两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学校心理咨询教师等。实施者存在多元且分化的情况，虽然分工明确，但基本上没有形成有效协作的实践机制。现代社会工作注重对多元主体关系的整合，强调多主体之间的合作与良性互动。社会工作介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多元主体优势，调动多元主体积极互动与合作。
四、重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本土化创新路径
如前所述，尽管在主体、理念、功能、内容和机制等维度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社会工作的介入并不否定其作用与优势，而是尊重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调动思政工作相关主体的资源互动与积极合作，以形成社会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互构格局，共同服务于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
（一）探索和建立主客体之间的平等地位和伙伴关系
在社会工作介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坚持主体互构，意指强调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形塑、互相作用以及角色互换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有效回应当前挑战并进行创新，需要改变传统上坚守的主客体对立局面，借助社会工作的主客体之间平等关系理念，搭建起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平台，形成师生之间的和谐伙伴关系。只有坚持平等参与和互动，才有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效能。
（二）坚持和施行以学生为本的公民教育实践
强调理念互构，意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借鉴社会工作的相关理念，逐渐改变原有的管理导向型工作理念，形成服务导向型的工作理念；逐渐改变消极的教育方式，探寻积极的公民教育方式；逐渐改变将学生视为被动的个体，而将之视为积极主动的个体。唯有如此，才是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的内在前提。
（三）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及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在实践中强调功能互构，意指在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借助社会工作具有的支持、服务与发展等功能定位，强调对学生的无条件接纳与支持，强调对学生的服务供给而非灌输说教，强调对学生的发展性关怀而非病理性治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有效服务于现代高等教育目标，就必须从自身功能定位上进行创新和变革。
（四）构建符合学生实际需求与多元整合的教育内容
强调内容互构，意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应该对目前的教育内容和方式进行反思和总结，提炼出有效的教育模式和实践经验；同时，应该借助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内容体系，对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进行梳理、扩展和整合，加强对学生的社会实践与社会责任教育、社会职业与生涯发展教育、多元文化体系和价值观教育。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对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进行全方位的重构与创新，以符合时展所需。
（五）建立多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与良性互动机制
强调机制互构，意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要搭建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合作网络，包括学校层面、“两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心理咨询教师、专业课教师、学生干部、大学生等，对于目前多元主体之间分离的关系格局，有必要汲取社会工作在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方面的原则和优势，形成学校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机制，共同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以提升高校培养人才、输送人才的根本目标。
五、结语
论文摘要:翻译教学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帮助学生了解、掌握翻译技巧，实现词句之间的简单对等，更应该培养学生对于各种信息工具的综合使用能力。将超文本网络技术应用于翻译教学突破了传统教学的局限，更新了翻译课的教学资源，有利于培养学生翻译能力。
2000年卢思源教授就曾提出，“当前高等院校的翻译教学和口、笔译翻译人才的培养都是跟不上我国社会发展和需求的……国家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早已不限于文艺领域，涉及当代社会经济、科技等实用领域的翻译已上升为翻译实践的主体”。Ci7然而，时至今日，大多数高等院校的翻译课程设置仍以语言文学为主，大多数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以后，在从事商务往来、产品宣传、新闻、法律、金融、广告等实用性文体翻译时感到捉襟见肘，难以胜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目前的翻译教学大多仍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主导，教学素材局限于有限的翻译教材和双语资料，教学内容主要着重于翻译技巧的传授和讲解。然而，作为语言教学的一部分，翻译教学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帮助学生了解、掌握各种翻译技巧，实现词与词或句与句的简单对等，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双语转换能力和各种语言信息工具的综合使用能力。
因此，笔者认为在超文本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研究如何在超文本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发挥网络资源优势，更新翻译教学资源，培养学生翻译能力，拓展翻译理论教学，对于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内涵
超文本(hypertext)一词诞生于1965年。当时，为了让计算机能够响应人的思维，方便地提供人们需要的信息，美国专家泰得·纳尔逊(TedNelson)提出了一种利用计算机技术把相关文本组织在一起的方法，他将这种方法命名为“超文本(hypertext)"从此，“超文本”一词得到世界的公认，成为表示非线性信息管理技术的专用词汇。
超文本技术是一种将信息以非线性的网状结构进行存储、组织、管理和浏览的计算机技术。它包含结点(Node),链(Link)和网络(Network)三个基本要素，并以结点为单位组织信息，在结点与结点之间通过表示它们之间关系的链加以连接，构成表达特定内容的信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用超链接的方法，将自然语言文本和计算机交互式地转移和动态显示线性文本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在文档内部和文档之间建立起非线性的网状结构，使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链接所指向的位置，利用超文本机制提供的联想式查询能力，迅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有关信息。
在现实操作中，英特网就是一种超文本信息系统。英特网的一个主要概念就是超文本链接。它使文本不再像一本书那样是固定的和线性的，而是可以自由地从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超文本可以链接世界上所有其他含有信息的计算机，在网上可以激活任何一点进人另一个点，一个信息单位可以连接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3j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文本的线性阅读方式，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为翻译教学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超文本网络技术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杨柳在其《信息化翻译教学的图景》中曾提到“就翻译教学而论，信息素养就包括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检索、分析、选择、存储、利用、创造和传递翻译信息，提高翻译能力，解决翻译的实际问题，从而提高个人素养的能力。这是以信息素养为目标的翻译教学模式和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的显要区别”。[4j翻译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英汉两种语言，还要求学生对东西方文化背景、特定翻译课题的专业知识都要有深人切实的了解，同时还要具有利用网络获取、存储、提取信息，并进行检索和咨询的能力。
将超文本网络技术引人翻译教学，将大大拓展翻译教学的发展空间，其特有的网状链接方式和强大的搜索引擎功能，不仅能为教师和学生提供超出课堂和书本的广阔资源，还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利用网络工具辅助翻译的能力。
(一)有利于翻译能力培养
正如Kiraly所言，翻译能力在当今社会指一种“复杂、高度个体化、社会化的进程，有文化、认知以及直觉相互作用形成”，Csl,培养翻译能力应着眼于提高译者对翻译中涉及的因素的敏感程度，并使其学会运用适于自身的辅助工具。在超文本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译者的翻译能力不仅取决于他的语言水平，还取决于他使用翻译工具的能力，而目前最有效最强大的翻译工具无疑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是一种检索、报道和存储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工具，通常由检索软件、数据库、索引和过滤器组成。Cs7强大的搜索引擎为翻译学习者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使学生们可以迅速高效地检索和获取网上的专业信息。目前常用的搜索引擎主要有谷歌(),AltaVista()、百度(),Wisnut().Excite(www,)等。这些搜索引擎不仅能够帮助学生顺利查找到与翻译相关的背景资料，对于翻译专有名词和专业术语、检验译法的准确性、判断译文的规范性均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笔者曾经在课堂上选用美国《纽约时报》上的一则关于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的相关报道给学生作为翻译练习，该报道中涉及大量金融机构名称、金融专业术语以及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给学生翻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现以该文最后一段为例:
Andnow,majorfinancialservicescompanieslikeAmericanExpress,GeneralElectric,DeutscheBankandAllianzarejumpingonthebandwagon.Now,analystssay,comestherealtest."ThewholestrategybehindtheIPOsisnotthatthesebanksareperfectlyreformed,butthatthey''''regoodenoughtobelisted,"saidStephenGreen,senioreconomistatStandardCharteredBank.
这段话的语言表达并不难，也几乎没有任何生词，可是学生在刚开始翻译时却觉得无从下手，虽然手头有各种词典，却难以找到相关信息，后来笔者指导学生学习利用超文本网络技术，使用搜索引擎来辅助翻译。通过检索和查询，学生很快了解到上述金融机构的正确译名，并在不同的语境中体会了短语“jumponthebandwagon''''，的真实含义，从而很快地完成翻译任务，顺利给出了译文:
现在，美国运通、通用电气、德意志银行、德国安联等主要金融服务公司纷纷顺应潮流，进军中国金融市场。分析家们认为，现在才是真正考验的时候。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Green)指出，“首次公开发行背后的总策略并不在于这些银行漂亮地实现了改革，而在于这些银行业绩良好足以挂牌上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期翻译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犯了一个错误，即把“StephenGreen''''，直接音译为“史蒂芬·格林”或“斯蒂芬·葛霖”，而没有想到对该译名进行进一步的查询和核实。但是，通过搜索引擎的检索，我们知道渣打银行的“StephenGreen"是一位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因为在中国工作的关系，他专门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王志浩”，国内的相关报道都一致采用该中文名字，而非他的英文名的音译。更为重要的是，在英国的金融界还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汇丰银行的全球总裁也叫“StephenGreen"，他的中文名字一般翻译为“斯蒂芬·葛霖”。两个Green先生英文名字完全相同，两人的学习背景、工作经历和从事行业也极其相似，但其姓名的中文翻译却大不相同。如果不是借助搜索引擎，恐怕一般的学生甚至较为资深的译者都难以正确地翻译出本文中的“Green”先生的名字。
除了搜索引擎，基于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在线翻译词典、双语语料库等众多网络翻译工具都为翻译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进人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翻译教师在课堂上除了传授基本的翻译知识外，还要指导学生学习使用上述工具，才能够真正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提高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
(二)有利于教学资源更新
翻译课的教学资源一直是困扰翻译教师的一大难题。鉴于翻译课的特殊性质，传统的翻译教材所呈现出的线性文本模式使学生们打开课本就直接看到原文和译文，极大地制约了学生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和自主能动性，因此，几乎所有的翻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不得不抛开教材，另外搜集资料。而传统的资料搜集方式通常是由教师翻阅大量书籍，查找合适的双语对照语篇，再根据课程进度加以编排，应用于课堂教学。由于纸质文本的局限性，教师在教学资源搜集过程中，往往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却难以找到几篇题材新颖、内容恰当、难度相当的教学素材。超文本网络技术所具有的资源丰富新颖、内容更新及时的特点则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一弊端，改变传统翻译教学资源落后、教材陈旧的缺点。
在浩如烟海的超文本网络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双语文献资源，运用搜索引擎和双语语料库，教师能轻而易举地检索到大量的双语信息，特别是其中一些时效性强、内容新颖的双语资料，不仅可以有效地用于翻译训练，还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翻译兴趣，将这些信息用于辅助翻译教学，既更新了教学资源，又拓展教学思路、增强教学效果。
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当晚发表了著名的获胜感言“ChangehascometoAmerica"，该演讲语言优美、难度相当，且蕴含了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是作为翻译训练的极好素材。我在第一时问搜集到相关的中英文语料，将其加以修改并配以奥巴马演讲时的视频，制作了多媒体课件，应用于翻译课堂教学，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而这样的资料即使在一年后恐怕也难以在纸质的翻译教材中找到。
时隔一年，奥巴马卜任后首次访华.于2009年11月16日在上海科技馆与中国青年对话，并发表了名为"ZseeChina''''sfutureinyou”的演讲，引起了中国学生的广泛关注。我同样将该演讲中的精彩部分作为教学资源，制作成多媒体课件，指导学生进行翻译，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这些演讲词的翻译训练使学生接触到了鲜活的翻译资料，体验了真实的翻译场景，不仅有效地训练了学生的翻译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使翻译教学真正做到了资源更新与时俱进，授课内容与社会发展同步。而这一切，无不归功于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强大力量。
(三)有利于理论教学拓展
目前，随着翻译研究的逐渐深人和翻译学科地位的不断提高，翻译理论开始被引人翻译教学。先进的翻译理论不仅可以指导学生进行翻译实践、理解翻泽现象、开展翻译批评，还可以为英语专业的学生撰写翻译类毕业论文提供理论基础。因此，越来越多的翻译教材中开始引人翻译理论介绍，根据丛滋杭的分析和整理，我国翻译学者一直在努力尝试将先进的翻译学理论引人翻译教材。如陈宏薇的《汉英翻译教程》中“结合对比语言学、语用学、篇章分析学、文体学、文化学、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知识，讲述汉译英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方梦之的《翻译新论与实践》把语言学、社会符号学、心理学和思维学放人教材;王宏印的《英汉翻译综合教程》吸收了现代语言学、心理学、文艺学、传播学和翻译学的最新成果;吕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以传播学的框架结构将各种内容归于其中;叶子南的《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着重培养译者的翻译观，通过对中西方译论的介绍，激发读者对翻译的深刻思考，并增加了对西方学者的翻译思想介绍。
上述翻译理论的引人，对于翻译教学无疑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仅仅依靠某一本教材或介绍某一种理论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学生理论学习的要求，而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引人则迅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国际译联的会刊I3abe1杂志一直是翻译界的理论前沿，各种最新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总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在该杂志上，然而在国内一般高校的图书馆却很难看到该杂志的踪影，而通过超文本网络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我们却可以迅速找到该杂志的出版社网址。登陆网址http;//www,benjamins.corn/c:gi-bin八_seriesview.cgi''''}series=Babel就可以看到13abe1从1984年至2009年的所有文章的日录和摘要，并可以在线汀阅相关文章的全文，同时该网页还会提供某一期杂志的全文PDF版本作为样本供读者下载阅读，读者可以在线免费下载全文，非常方便。而如果想要查看加拿大的著名翻译研究期刊Meta，只需登陆页面eru-/en/revue/meta/，就可以在线订阅并下载1991至2009年的论文全文。同样，要了解英国著名翻译专家MonaBaker的翻译研究最新动态，我们只需要通过搜寻引擎就可以查到其个人主页，登陆网站就可以看到她出版的所有学术著作和她写的所有论文。通过搜索引擎，我们还可以轻易地查找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的代表人物、多元系统理论的倡导者之一GideonToury教授的个人网页tau.ac.il/}-toury/。在该网页上，我们不仅可以查阅其代表著作的概要并在线订阅该著作，甚至能够直接看到其多篇著名论文的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