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0 04:37:51
农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试验研究与写作是重要的必修实践课程，是高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是对四年的学习进行一次系统的实践应用、总结和检阅，学分较多，持续的时间较长。毕业实习也是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初尝试，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好坏是衡量高校教学水平的关键因素，也是评价本科毕业生创新人格、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的重要标尺。
一、农学类本科生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重要性
1.毕业论文研究是对所学知识的综合测试训练，是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锤炼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高是当前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的大学生经过几年的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具有了良好的理论知识，也有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是这些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有一定的差距，未能得到实际工作的训练，缺乏解决问题的胆略和经验，找不到将基础理论与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切入点。面对实际问题，感觉很茫然，无从下手。
大学生毕业实习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良好平台和必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老师指点、自己调研与思索，制定出可行的方案。毕业实习包括多个环节，有开题报告、任务计划书、试验的设计与试验操作、试验结果分析、论文撰写、论文答辩等。这些内容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完成的系统，是对学生的学习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检验和训练，对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有重要作用。
2.毕业论文试验与论文写作可培养学生的严谨治学态度与作风
科研试验需要系统严谨的设计，试验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与偏差，这都需要学生以严谨的科研态度对待，不得有半点马虎，这对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做事风格有重要作用。
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千锤百炼，多一次修改就多一次认识，多一次修改就前进一步。修改培养学生严格地认真思考，反复推敲，使论文进一步趋于成熟和完美。修改论文是培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学风的需要。
3.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写作是学生从学习到工作的一些个过渡时期，是学生的角色转变、心理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
毕业论文（设计）是老师指导下的系统工作与锻炼，是大学生上岗前一次综合训练，对大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及综合能力提升起着重要作用，对大学生成长及适应社会需要有着深刻影响。有时候学生刚走上工作，面对实际问题，感觉很茫然，无从下手，究其原因是实践太少，对生产和科研都感到很神秘，甚至存在一定的恐惧心理。毕业实习正是学生角色转变的关键时期，是心理逐步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此过程中使学生的神秘感和恐惧心理慢慢消除，增强独立处理问题的胆略和经验。
4.毕业实习可以增强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毕业实习的试验研究工作往往不是一个人独立进行，一般是几个同学共同协作，在导师指导下进行试验操作、结果分析总结和论文撰写，在此过程需要很多的沟通与协作，这对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有很好作用。
二、近年来农学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实习存在的诸多问题
1.主观上的问题
农业科研与农业生产有其特殊性，可能会面对烈日炎炎、满身泥水，因此会有同学对这一行业忘而却步，特别是现在的一些独身子女，吃苦精神不够，专业思想不牢，甚至对农业有排斥的心态。这种专业思想不牢固会造成学生对毕业实习与论文写作不够重视，参与积极性不高，不能以严谨的态度与科学的作风来对待。
另外，有的同学可能认为毕业实习就是干活，甚至有的同学觉得自己的文学功底很好，写作没有问题，不需要锻炼，这些都是误区。毕业实习的科研工作肯定会有一定的工作量，农学类专业还会需要田间操作，可能会有比较苦、比较累，但要认清正是在这些实践工作中得到锻炼与提高，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论文的写作与平时的散文等写作存在较大区别，更需要逻辑思维和科学严谨的试验依据，是需要一个系统的锻炼过程的。对于这些要有清楚的认知，才能得到很好的实习锻炼效果。
2.客观上的问题
（1）考研热给毕业实习带来了一定的难题
由于就业观念趋向的变化和大学生扩招带来就业压力增大的影响，报考研究生的同学越来越多，这些同学在大三到大四这段时间里一心投入在考研的学习冲刺上，争分夺秒，忽视了毕业实习工作。导致毕业实习投入的精力不够，花的时间较少，严重影响了毕业实习质量和毕业论文的质量。
（2）就业压力带来的影响
本科生的毕业实习多数集中在最后一学期，这半年里是毕业实习的关键时期，也是毕业生择业就业的关键时期。现在就业压力较大，特别是农科类大学生就业压力尤其突出，而且现在的就业是双向选择，都需要一个考察选择的过程。所以很多同学在四年级就开始到有就业意向的单位实习，严格按照单位的作息制度上下班，而且为了更好的展现自己，一般不会请假。这就使同学没有时间参加毕业论文的试验研究工作。
（3）毕业论文内容、效果上存在一定偏差
现在的本科生毕业论文都是以做老师的科研课题为主，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很多同学的论的太尖、太深、面太窄，这对于培养学生从事科研工作有较好的作用。但是目前大多数本科生同学毕业后是面向基层，或是到企业上班，真正从事科研工作的比例并不是很大。这些太尖、太深、面太窄的研究内容毕业后用的较少，甚至根本用不上。
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一般作物是一年一个周期，现在的多数同学毕业实习和论文试验工作只能是作物生长的某个阶段，不能跨整个生长季节，这使实习效果受到一定影响。对于本科生的毕业实习最好是能经历整个作物生长周期，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的实践。
三、提升农学类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对策
1.巩固专业思想，提高对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与参与积极性
专业思想的培养与巩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教育：一是学科的发展前景与重要性；二是干一行爱一行的思想与意志；三是人生职业规划的引导；四是教师和班主任队伍与学生的沟通与谈心。学校要求班主任老师与学生谈心时，把“学农爱农、立志务农”的专业思想教育作为谈心的重要主题。通过专业思想教育，大大增强学生学农爱农务农的信心与决心。
2.研究如何更好地处理考研同学的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写作问题
总体原则是采取把毕业论文课题内容与考研方向结合起来的方式，如果导师的研究内容与学生考研方向差异较大，可以考虑转导师，转到研究内容与考研内容相近的导师。尽量探索一条两全齐美的办法。另外，毕业实习对考研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参加与考研学科相近内容的毕业实习，可以增加对研领域的深入了解，增强本领域知识的系统性，对考研题目的答题有一定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考研试题一般为综合性较强的题目，需要应试同学对学科知识掌握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3.研究如何对待提前到就业单位上班的问题
针对当前就业压力大的形势，对于毕业生提前到就业单位边实习边进行双方选择的问题不能一律禁止，对待这个问题的原则是要从方法上着手，尝试在就业单位设立导师，探索一条学校导师与就业单位导师联合共同指导模式，即要求有就业意向的单位安排一位指导教师，与校方的指导老师共同拟定与工作内容相关的毕业论文题目，由双方导师共同指导实施。特别是加强就业单位导师与学校导师的对接模式，论文选题的思路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与创新，共同联手来提高农学类专业毕业生的实习效果与毕业论文质量。
4.鼓励和加强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应用性内容研究
选题内容向应用理论或应用技术研究转型，探索拓宽知识面、增加系统性的选题思路，避免太深、面太窄、实践应用性不强的的选题内容，提高学生毕业后应对实际工作的能力。
在这方面，本研究团队在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也做了新的尝试，以应用研究为主，注重设计系统性强、内容涉及面较宽的题目。通过尝试，感觉学生在动手能力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有了较大的提高。现在已把相关内容进行了总结，并把这些想法与创新的方法进行总结集成，使其系统化、规范化，并在本科生实习中进行新一轮的实践。
另外，考虑到作物生长的周期性问题，已尝试从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暑假期间开始安排学生利用暑假期间提前进行毕业论文的内容实施，在第七学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和周末参与毕业论文的研究工作。这样同学在毕业实习中可经历作物的全生长周期，使实习内容做到系统化。
5.加强毕业生实习过程的监控与管理，建立一套以学生评价为主的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的评价体系
要做好毕业论文质量的把关，重要的做好毕业论文试验研究过程的监控与管理，使学生在毕业实习过程中切实学到知识、学到技能、学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要求学生写好开题报告、任务书、毕业论文等内容以外，增加实习过程的详细记录、心得体会（经验与问题分析），并成立毕业实习督导小组，对毕业实习过程的主要环节进行跟踪检查指导。
现在各个院校基本上都有毕业论文的监控与评价体系，但过去的这些评价方法主要是对本科毕业论文的格式、各种材料是否齐全等形式的评价，这样的评价不利于进一步提高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质量。本研究小组正在探索一套以学生评价为主的体系，通过学生对整个实习过程的所做所学的效果、毕业论文的发表情况与应用情况、毕业后所学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突出实习内容的应用性和学生主体地位，对持续提高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质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刘必荣.本科毕业设计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文教资料，20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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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英贵.关于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的探计[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从已有文献来看，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农村教育的内涵与特征、农村教育功能、农村教育目的与价值取向、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等内容。
(一)关于农村教育内涵与特征的研究
在农村教育概念的理解上，大致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地域概念，即在农村中进行的教育;另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功能概念，即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与此同时，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是根植于二元社会的一个概念，强调应动态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因此，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区位概念。如认为“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业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为农村教育。”［1］显然，这一界定是与中国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紧密联系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由于农村教育是对应于城市教育因而也是一种区域性教育，在这样的教育视野中，农村教育也被看成是一种层次偏低、结构与功能较为单一的教育。第二，功能概念。如认为农村教育“包括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以及有关高等教育在内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2］(P2)这一界定突破了传统的地域边界，将农村教育视为一种大教育，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这种教育既可能发生在农村，也可能发生在城市。它既指农村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也指城市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从区域概念转化为功能概念，使农村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宽阔的理解。第三，操作定义。如认为界定农村教育概念时，至少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三个层面来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1)农村教育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仅能自给自足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传统农业为基础的;(2)农村教育是与传统的、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比较分散的居住方式相联系的，并且也是与低收入群体相联系的;(3)农村教育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3］显然，这一操作定义所涉及的三个层面内容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而也蕴含着农村教育概念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范畴。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特征，有学者系统总结归纳出了六个方面的特征:［4］(P163～178)(1)发展阶段的基础性、启蒙性。主要表现为普及教育的基础性和文化知识的启蒙性。(2)农村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主要是指农村地域辽阔，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等情况复杂，客观上形成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3)教育空间的广袤性、复杂性和学校布局的分散性。这是农村地广人稀、情况复杂造成的必然结果。(4)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这一特点是指农民最关注的是教育的直接效应，注重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5)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我国的56个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异彩纷呈的灿烂文化，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县和县以下的乡村，因此造成了农村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6)学校人才优势的先导性和辐射性。农村学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学校教师一般都是当地较高层次的文化人，掌握比较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他们的现代意识、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和智能水平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也有学者指出，21世纪新农村教育应该具备三大特征［5］:一是农村教育突破原有束缚成为“大教育”，具体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二是农村教育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动态发展;三是农村教育应该是提高公民素质，将农村人口转化为时代新公民的教育。
(二)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及其价值取向的研究
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培养新型农民，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农村服务，具体体现在培养新型农民。如有学者提出，农村教育目的“必须突破单纯升学考试的局限，回归教育的本源，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作为农村文化的承担者。”［6］二是培养合格公民。这类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是促进个体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如有学者指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由“培养传统的劳动者和传授简单的农业劳动技能，转向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的人，为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创业能力的形成服务。”［7］三是培养农村学生积极健康的生存姿态。这一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标包括两个层面:(1)给予乡村少年以同等的国民教育待遇，即立足国民教育的基本目标，遵循国家教育方针，追求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素质;(2)作为乡村少年的发展需要，培养基本的乡村情感与价值观，培育乡村生活的基本文化自信，并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接纳现代文明，又不失对自我生存乡土的关爱，从而实现个人内在生存秩序的和谐与置身乡村生活世界之中个人生命意义的安顿。［8］关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学者们从农村社会的发展历程、农村的现实状况等角度切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的研究视角: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以农村社会发展为主的教育价值取向，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以巩固社会政权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再到改革开放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价值取向兼顾农村教育的个人价值取向，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逐渐凸显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9］二是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社会本位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观、个人本位的农村价值取向观和兼顾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折中价值取向观。三是从农村教育发展模式的视角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模式体现了两种价值取向:一种可称之为“城市化模式”，另一种可称之为“乡土化模式”。以上三个层面研究视角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学者们对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的关注都与国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实践导向上对农村教育的理解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一是坚持“离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孩子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更高一级的学校，寻求更好的出路提供条件和环境;二是坚持“为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要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服务。但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从“离农”与“为农”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中摆脱出来，着眼于城乡共同发展，使农村教育不但满足城市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10］
(三)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研究
农村教育功能探讨的是“农村教育干什么”的问题。对农村教育功能问题的正确认识，有赖于对农村教育本质问题的正确理解。由于研究者们在农村教育本质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因而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理解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有研究者根据农村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需求差异，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三类［11］:一是“为升学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城市升迁需求;二是“为务农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扎根新农村建设者的教育需求;三是“为进城务工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的技能培训需求。(2)还有研究者根据农村教育对社会子系统和乡村社会本身的作用，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特殊。这种特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2］:一是具有实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农村教育并不总是被动地去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能用人类积累的先进的知识和经验去主动、积极地影响生产和生活。这种主动、积极的影响表现在育人、科研、服务、文化等各个方面应起到导向或引领作用。其中，培养和造就不同规格和层次的高素质劳动者是这种引领作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二是农村教育具有开发农村“本土知识”的作用。农村中“本土知识”是其固有的自然知识、长期积淀与传承的传统文化知识以及源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生存知识，也是农民的精神空气和物质给养，更是促进农村社会内在发展之“根”的力量。三是农村教育具有改进农村风貌的渗透性作用。这种渗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乡风民俗方面和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因为良好的农村教育不仅是形成文明乡风的根本途径，也使得广大农村儿童能够顺利地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同时，良好的农村教育对于协调中国农村的社会利益、完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整合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源、最终实现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然，农村教育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如何才能使农村教育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上述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两种观点是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的。前一种观点是从个体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后一种观点是从社会发展(包括乡村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事实上，农村教育应该同时兼有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在认识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时，应该将上述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农村教育也会出现负向功能。譬如，如果教育系统与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系统不相匹配，则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秩序解体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在研究农村教育功能时，应该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农村教育负向功能的出现。
(四)关于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研究
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农村教育的哲学基础。人文主义教育非常注重人格教育，认为人性是美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让每个人有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并且有自我尊重与尊重他人的美德。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强调指导学生如何去思考、去感受、去发现，使他们更了解自己周边的环境及所处的时代，进而体认人生的道理与文化规范的价值。［13］(P10)依此观点，人文主义是乡土教育的价值基础，其所倡导的“尊重人性、关注人格健全”的理念正是农村教育培养“人们了解与认知其所生活环境的人、事、物，从而对生活的环境产生认同感，进而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自尊自爱与社会意识，最终成为一个具有乡土情和世界观的国民”目标的体现。［14］认知发展理论。认知发展理论是农村教育的心理学基础。认知发展论强调，学习是在心灵与经验交互作用中重组知识的过程，知识是在具体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为发展知识，必须提供给儿童具体的经验。该理论强调，儿童在生理上、心理上与周围的人、事、物交互作用以后，才产生知识。因此，教师如果教给学生与其生活或经验无关的知识，对儿童而言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实际。皮亚杰也认为，人的个体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个体在环境中生活成长的历程。［15］(P38)因此，儿童智能的发展，并非只是在知识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在智能行为上品质的改变。在皮亚杰图式理论的基础上，布鲁纳广泛研究了知觉问题，认为认知发展按照动作式、图式和符号式三个阶段持续前进，各个阶段分别代表一种内容的表现形式。在知识获得过程中，一个人首先是依据动作学习，然后依靠图式学习，最后依靠符号。据此，教学如果按照从直接经验、图式经验到符号经验的顺序展开，就能有效地促进学习。台湾学者陈玉玲进一步指出，知识的获得是藉由图式的同化和调适的过程。具有适当差异的经验能够被调适，但是如果新经验与当前的理解水平差异太大，则不会获得新的理解，所以要先实施乡土教育，再教导其它国家或世界性的知识，因为乡土教育的知识与我们原有的知识差异较小，有助于图式的同化和调适过程。可见，农村教育所主张的儿童学习乡土进而产生乡土认同的观念，强调儿童主动、积极建构乡土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理念，正合乎认知发展理论。［16］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多元文化论强调，要尊重差异，维持多元，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参与社会每一层面的权利，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独特的个体。多元文化教育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族复兴运动浪潮中少数民族要求教育平等而出现的。一般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教育者在尊重受教育者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不论其性别、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所属社会群体等的差别，均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17］而农村教育正是尊重文化多元的价值性，提供不同文化观点、经验和贡献的教育。它将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及其文化视为积极的、真实的、动态的;它的教材取自社区，用学生的日常生活来解释概念，以达成多元文化的理念。文化自觉理论。文化自觉理论是农村教育的文化学基础。在现代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关于农村教育发展走向有两种主要观点，即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这使得农村教育发展始终处于突出农村元素还是突出城市元素的两难困境之中。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对这一困境的解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它没有“文化回归”的意思，不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部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8］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教育要走向“文化自觉”之旅，不仅要全面认识城乡文化的差异，反思农村教育的文化走向，而且要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城乡之间形成动态性的文化互动和互惠，从而使得农村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要求，为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用人才。（本文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五)关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就国内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一些研究者以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持一种实证科学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农村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也有一些研究者引入“质的研究”和“行动研究”等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强调应秉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立场，强调要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和建构特定情境下的知识、结构和意义。但总起来看，在农村教育研究领域内，持“局外人”研究立场者占据了较为明显的优势。这种占主流位置的把农村教育“对象化”的所谓“客观”研究立场，遭到了另外一些“圈内人”毫不客气的批评。批评者们明确主张:农村教育研究者不应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立场，对农村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应该更多地贴近农村教育的具体情景及其当事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提出一些有助于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但也应看到，就研究者的基本任务来看，不论是持“客观”立场还是“同情”立场的研究者，恐怕都难以否认，只要是某种活动还能被称得上是一种“研究”，那就不能没有最为基本的“认知”功能。所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者，都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如何解决认知的“有效性”问题。［19］
二、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农村教育研究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教育问题，尽管学者们对相关主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
(一)研究内容:求“真”还是求“用”?
教育研究主要是应用研究，即便是理论，也主要是应用理论的研究。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学科理论，教育理论多是以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是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教育应用。据此，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真”，外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用”，意指农村教育理论要从中国农村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生成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农村教育理论。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尚停留在经验性与思辨性上，而思辨性表现尤甚。经验研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思辨也仅是现有结论的演绎，以逻辑的推论和演绎来认识、界定复杂的变动不居的农村教育实践，而不是基于教育问题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结果把自身局限在原有的认识与思维框架之中，既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又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做出预测与批判。而辩证的思辨应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以实证知识为前提和依据进行的高层次的概括与提炼。农村教育理论与其它理性认识的成果一样，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如果我们仅是从理论到理论，那么这仅仅满足了内在逻辑，而要满足外在逻辑还必须通过对现象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得出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取样个案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这样的理论才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20］事实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并不存在彼此的隔离，相反二者存在着互动生成的密切关系，实证方法的运用离不开理论思辨，理论思辨的展开必须“回到事物本身”，并准确把握教育实践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未来的农村教育研究者要明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内在关系，构建基于本土实践和世界性视野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关注中国农村的问题和现实，借鉴国外农村教育经验时要立足于中国的语境来创造“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实现在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从“知识中心”转向“问题中心”，问题的独特性恰好决定了教育理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农村教育理论不断接受来自实践的修正和补充。
(二)研究方法:“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关键词]近代东北农业综述
自古以来，东北都是农业大省，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己出现原始农业；明清时期，东北农业有所发展；自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汉族农民的流入而急速发展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业迅速殖民地化，1945年后，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起步和发展。为此，学术界对东北农业十分重视，产生了相当多的论著。有鉴于此，笔者特将主要论著梳理如下，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研究概况
（一）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关注
大批以农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论文，就笔者目力所及，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衣保中的《中国东北农业史》[1]一书，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部区域农业史专著，对时期殖民地农业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基本勾勒出东北农业发展的总体脉络，使读者了解东北农业在作物种类、生产结构、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之所以与内地不同的缘由，同时，作者也着意于该区域人文地理状况对农业的影响，对我们研究东北农业史有重大参考价值。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该书运用较大的篇幅，较为全面的记载了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是研究东北农业必须参考的。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3]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农业近代化问题的专注，该书揭示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填补农业史研究的空白，对东北近代农业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刘祖荫的《满洲农业经济概论》[4]，孙心农等编的《东北农业概况调查》[5]一书将东北农业的实况，产量，农业经营等搜罗一齐，并提出兴农方案：合作社、农产公社等。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6]详细论述了清末吉林、黑龙江、奉天的开禁放垦情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的《东北经济小丛书》[7]，于春英、衣保中的《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8]，郭葆琳的《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9]，黄希源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10]，陈振先的《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1]，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的《北满农业》[12]等等。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成果，对东北农业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分析，如：魏芙蓉、张锐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13]，衣保中、吴祖鲲的《论东北农业近代化》[14]，衣保中的《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15]，吴祖鲲、富萍的《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16]，谢学诗的《“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17]，徐萍的《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硕士论文），衣保中的《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18]，衣保中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19]，郭有义的《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20]，景爱的《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21]等都不同程度对东北近代以来的农业进行了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东北农业提供巨大帮助。
（二）涌现了许多关于东北农业资源被侵略的文章
近年来，许多关于日本、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文章不断涌现，例如，李晓光的《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22]此文介绍了“日俄战争”给东北的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使东北的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粮食大量出口，农业生产单一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东北农业的商品化、机械化生产，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23]，李淑娟、王鹤的《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24]，朱艳、李闰华的《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25]，孙玉玲的《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26]对日伪时期的农产品掠夺及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了探讨，单魁贤的《日伪统治对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硕士论文），等都对近代以来东北的农业资源被侵略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并取得不小的突破。
（三）关于东北地区农作物的发展变迁的文章丰富
近年来，随着对东北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东北农业经济特别是东北大豆经济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大豆业是近代东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东北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近代东北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豆业经济。其研究者层出不穷，文献主要有：叶晗的《1914年至1931年东北大豆贸易研究》（硕士论文），杨光震的《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27]，佟静的《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28]，于亚莉《论近代东北大豆贸易》（硕士论文），韩玲红的《浅析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29]一文，对“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业发展状况、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大豆产销采取的政策及影响做了详细介绍，较为全面介绍了前期日本对以大豆为主的东北农产品的掠夺。牛伟的《时期东北大豆业研究》（硕士论文），王影的《“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及对大豆出口的控制》（硕士论文），李淑娟的《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30]一文深刻的揭露了时期以大豆为主的东北经济的衰落，乃至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郭文韬的《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31]，朴永兰的《论近代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中外来因素的作用》（硕士论文），胡雪梅的《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论述》（硕士论文），张左华的《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32]。
关于水田的研究主要有：金颖的《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33]，金颖的《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34]，吉林省农科院主编的《东北水稻栽培》[35]，于春英的《时期水稻发展研究》[36]，姜丰裕的《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博士论文），衣保中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37]，衣保中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38]等等。
关于东北地区棉花业的论著主要有：许的《时期东北棉花的统制研究》（硕士论文），董师嫡的《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硕士论文），季道藩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39]，万连步的《棉花》[40]，胡华的《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41]，等等。
以上论著对东北近代以来的作物研究多集中在时期，通过农作物的兴衰，来揭示东北农业经济急剧地衰退，并影射处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诚然，笔者整理了仅几种农作物的主要研究状况，其他作物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四）国内、国外移民都给东北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大量人口的入住给东北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北的发展。近年来，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文章，成为农业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王衫的《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42]，吴希庸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43]，何廉的《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44]，让慈的《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45]，范立君的《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46]，陈楠的《近代东北荒地垦殖述略》（硕士学位论文），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47]，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满洲农业移民概说》[48]，衣保中的《日本移民与洲国的殖民地农业》[49]，刘大可的《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50]，高乐才的《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51]，桑润生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52]，范立君，许凤梅的《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53]，刘信君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移民浪潮与农业开发》[54]，于春英的《朝鲜移民与近代黑龙江地区水田开发》[55]等论著都分别对近代东北移民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其价值巨大。移民虽然给东北地区带来压力，无可厚非的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农业的发展。
（五）同时，外国主要为日本在侵略东北的同时，对东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东北农业的文献也不断增多，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的主要思考
纵观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末开禁放垦对农业带来发展机遇，日为侵略时期日本对东北农业资源的掠夺和建国以后农业的复兴等农业经济发展史，当然其他方面的论著也对东北农业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剖析，这些论著都较为全面的记载了近代以来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大部分论著都集中的讨论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上，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拓展一些新的领域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东北的农业，自清朝后期的开禁放垦政策的繁荣到“九一八”事变后期一段时间的危机，在曲折中发展，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贯穿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的兴衰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对历史的反馈。笔者认为近代以来东北农业在学术界的研究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清朝后期开禁放垦政策后的繁荣。（二）“九一八”事变后出现农业危机。（三）建国后农业的发展时期。以上大致分几个方面，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就近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状况，做了较为粗略的概述，当然，应特别指出，由于笔者自身能力有限，在对大量的论著进行取舍和分析的过程中，在文章的论述可能存在许多偏颇之处，还望各位前辈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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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桑润生：《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
[53]范立君、许凤梅：《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2）。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毛泽东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毛泽东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土地改革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江泽民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江泽民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江泽民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江泽民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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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关键词】农民工 问题 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党的十七大明确要求：“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近年来，农民工问题不仅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其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成了国内外许多理论工作者学术视野内的热点问题。科学需要积累，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在前人的劳动基础上进行。笔者对已有的国内外关于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进行一次文献梳理，力求从中吸取营养，找到研究的突破口，避免简单重复劳动、“坐井观天”、“盲人摸象”现象的出现。现将近年来的研究综述如下。
一、国内研究现状
1、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一样，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变迁，一共可以划分为特征不同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之初到1988年。这10年间，农民工流动经历了从发轫到广泛发生的变化，尤其是1984年后发展较快，但学者关注的焦点始终停留在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上，而对于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研究很少顾及，基本上没有相关的专门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几个较年轻的研究者率先对10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进行了调查，写出《资源、包袱、财富》的研究报告。第二阶段，1988-1992年。这一阶段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总体上说，这一段多为应急的、对农民该不该流动的评价式的研究，缺乏规范系统的调查分析，研究滞后于实践。第三阶段，1993-2000年。这一阶段的研究，由三个大调查开始，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和农业银行调查系统对26省1.4万农户的抽样调查，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所做的10省75村调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联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在15省28县、28镇、28村所做的调查研究。随后，较为突出的是，原劳动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和大学、民间调查机构，组织8个课题组，汇集多学科力量，从多角度研究，相互交流，还有国际上的交流以及大量其他部门和地方的调查研究。研究落后于现实的状况一举改观，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其特点是研究与政府决策、制度创新更紧密地结合。政府按照市场经济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方向，及城乡统筹、公平对待的原则，调整有关农民流动的政策，对研究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使研究工作放在城乡统筹、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大背景下展开。这一阶段最具历史意义的是：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6年3月国务院研究室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以及2006年3月31日国务院建立了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和学术界一样，社会其他各界对农民工问题上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较大分歧，很多人把农民工视为“盲流”，不许进城，到处驱赶、阻截、强制遣返，同时对外出就业的不利因素进行了广泛报道。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以及事实的有力说服，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思想才逐渐趋向统一，人们开始正视这一现象，冷静客观地看待此现象并开展调查研究，认为农民外出就业是一种理性选择，而不是什么“盲流”，是一种客观必然现象。2003年“非典”暴露了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管理问题尤为突出。在“非典”的发展扩散过程中，大批农民工在“非典”高发期从高发区不顾风险地回流是“非典”由城市向农村扩散的直接原因，而农民工的大批回流，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管理机制的不健全直接相关。“非典”之后，社会各界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开始较为充分地认识到这个群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开始注重保护这个弱势群体的权益。
2、一些学者和具体工作部门从各学科角度对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进行了研究，出现了一些论著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和一些具体部门通过调查研究，在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马侠的《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迁移》（1989）和李梦白等人所著的《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对策》（1991），可能是国内最早的研究农民工的专著，但这两项研究都主要是从人口学的角度进行。其他的主要著作有：莫荣的《“民工潮”的背后：中国农民的就业问题》（1993）、卫兴华的《潮落潮涨――民工潮透视》（1993）、龚益鸣的《“民工潮”的起落》（1994）、袁亚愚主编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1994）、余大兴等的《脚下的长路――中国民工现象透析》（1998）、龚维斌的《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1998）、白南生等的《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2002）、李培林主编的《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2003）、崔传义的《中国农民流动观察》（2004）、李强的《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2004）、刘怀廉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等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比较有影响的有：王汉生的《“浙江村”：中国农民入城市的一种特殊方式》、田凯的《关于农民工的基本现状和城市适应性》、李培林的《流动民工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孙立平的《中国农民工的流动》、池子华的《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考察》、李培林的《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团中央权益部的《当前“民工潮”现象的特点和分析》、赵树凯的《秩序冲突与治道变革――关于农民流动管理问题的研究》、周大鸣的《中国农民工的流动――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比较》、李强的《中国流动城市农民工问题》等等。博士硕士论文主要有：刘应杰的博士论文《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刘小年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工的行为分析：政策过程的视角》、廖龙辉的硕士论文《城市外来民工犯罪的社会学分析》、吕柯的硕士论文《“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和途径》、王红艳的硕士论文《作为群体研究的农民工地位问题》等。
这其中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一是1994年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8个单位进行农民流动的研究，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麦斯文先生（Dr.Steve McGurk）精心设计和实施了这样一个意义深远、富有远见的组合式资助项目，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如：黄平主编：《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1997）、赵树凯：《纵横城乡――农民流动的观察与研究》（199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村劳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等；二是1994-1995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状况的调查，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北京零点公司、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等对北京农民工的调查研究；三是1999年4月中国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团中央权益部在北京、广州、深圳、烟台五城市及湖南的调查研究以及近年来一些学者（陆子修、史贤华、李玉江、程道平、唐晓腾等）对安徽、山东、湖南等劳力输出大省农民工流动的调查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农民工流出地的角度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原因、外出方式、农民工特征、从事的行业与工种分布以及回流后对家乡、家庭及其个人的影响等方面作了研究；二是从流入地的角度对农民工就业方式、行业与职业、收入、工作与生活环境、权利保护、管理、社会交往对象与方式等方面作了研究；三是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研究农民进城的意义、我国农村发展道路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问题。
二、国外研究现状
1、国外关于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总体来说不多
改革开放以前，外国学者很难获得中国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现象，研究得较少，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较早对包括迁移问题在内的中国人口问题进行较为全面介绍与研究的著作，是1992年美国殷实出版社（Plenum Press）出版的《当代中国人口》，该书由鲍斯顿（Dudley L.Poston，Jr.）和约基（David Yaukey）主编，不少作者是中国学者。不过，在该书中哥德斯太因教授（Sidney Goldstein）对我国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作了一定的研究，他所用的资料是1982年人口普查材料，所以，现在看来很多观点未免觉得有些肤浅甚至过时。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我国人口迁移现象的兴趣越来越浓，研究者越来越多。但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差异，研究成果并不理想，国外出版的几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就有我国学者的文章，如：1994年我国人口学者马侠与林肯（Lincoln H.Day）合编了《中国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M.E.harpe 出版）；在《迁移、人口结构与再分布政策》（Migration，Poulation Structrue，&Redistrbution Policies，ed.Cavin Goldscheider，Westview Press，1992）一书中，关于中国问题用的是北京大学的马戎与吉平写的两篇文章（马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的城镇居民以及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吉平：《民族不平等与社会结构同化：中国的新疆自治区》）。
2、国外经济学界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发展经济学较早地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迁移现象进行研究，而且影响较大。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Authur Lewis）于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首次提出、后来又多次修改完善形成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理论。费景汉（J.Fei）和拉尼斯（G.Ranis）认为，刘易斯模型没有考虑到农业本身对工业的贡献，因此他们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由此产生的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托达罗（M.P.Todaro）也注意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过度迁移带来城市就业状况恶化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托达罗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国内迁移人口的特征、迁移过程以及迁移原因，从而建立了著名的托达罗模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T.Schultz）则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对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强调的是迁移对迁移者本人的好处，特别是经济上的收益，而且舒尔茨分析的还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人口迁移，不仅仅是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以上几位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现象的研究的着眼点仍然是城市，他们从城市就业的角度来考察分析这一现象，对农村人口迁移之后给农村社区带来的影响很少研究。尽管托达罗的分析也涉及到农村社区的发展状况，但是他们的落脚点仍是城市，而且分析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很少涉及迁移人口对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人们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
3、国外社会学、人口学界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随着发展经济学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思考，国外人口学、社会学者也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问题。社会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在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联合国其他组织以及一些大的基金会（例如福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人口迁移的地区分布以及迁移人口在目的地（destination of migrants）的整合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定的理论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界开始对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资料进行理论分析，试图寻找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一般规律，建立进行恰当解释的理论模式。美国布朗大学的哥德斯太因（Sidney Goldstein）教授与哥茨柴箔（Calvin GoNscheider）教授以及英国的斯凯尔顿（Ronald Skeldon）教授，都对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现象作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近二十年来，关于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的研究中也意识到以前研究中的片面性，特别是忽视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影响的研究，不少学者在这方面正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与评价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不足。
国内近年来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较之对这一问题初期的研究而言已走向深入。从成绩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从研究的学科看，已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参与了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这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而且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均注重从各自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农民工现象，形成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从而形成更加丰富的解释。
第二，从研究的内容看，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大致包括：农民工流动行为的研究，比如外出的动因、流动方式、社会网络、组织化程度、家庭模式、主体意识、失范等；农民工内部分化或分层状况，比如不同来源地、不同职业群体的研究；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比如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社会排斥和不平等、有关管理和政策；这些更加丰富了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第三，研究的方法看，较为注重社会调查方法，比如问卷调查法、个案访谈法，也运用了实地研究、文献研究的方法，这样使获得的资料更加具体、丰满，有利于更好地描述和解释农民工现象。
第四，从研究的价值看，由于多学科的参与、多视角的探究以及研究内容的广泛，研究的结论，无论是描述还是解释，都更为丰富、更为具体，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农民工问题。已有的研究结论不仅使农民工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和前瞻性，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开始走向操作性，具有一些参考价值；而且研究更具有理论性、学科性和科学性，充分显示社会科学在认识这一现象中的意义。
显然，国内学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研究者的调查对象看，大都从某一城镇或地区、某几个城镇或地区选取，不注重比较调查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性，研究者调查中的具体方法和指标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学者研究的结论缺乏可比性，其可信度、准确性便大打折扣，更难以解释对同一问题研究中得出的不同结论。
其次，从研究的学科看，缺乏多学科、多视角的共同研究、综合研究，故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免全面性不够。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如果单纯从某一学科入手，而不是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很可能导致研究成果的偏执。而且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人阶级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农联盟理论，但至今很少有学者把农民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视野和范畴。
再次，从研究的内容看，目前多数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第一，理论界、政府部门至今没有建立对农民工统计的统一的指标和体系，所以到底有多少农民工？他们是怎么分布的？他们的基本状况如何？没有确切的统计。这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统计不确切，必将给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带来了极大困难。第二，学者们更多地关心农民工外出原因的宏观分析，而对微观原因比较欠缺；更多地研究农民工给流入地、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而对农民工对流出地、对政治、文化、社会造成的影响研究不多；更多地注重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就业歧视、权益缺失、自身素质、子女教育等方面情况的研究，而对农民工的流动政治权利、精神文化生活、心理健康状态的研究和关注显得不足；更多地描述、解释农民工目前状况，而对其发展趋势前瞻性、规律性的研究缺乏；更多地提出抽象的对策建议，而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措施、办法相对有限。
最后，从研究的方法看，一是已有的研究现象描述多，规律把握、理论剖析不足，如现有许多著作大都是农民工弱势生存发展状态的描述，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挖掘不够。二是许多研究思维方式比较僵化，“一刀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应用不够，如讲起城市和市民就是文明、开放、先进、富有，说到农村和农民工则是愚昧、保守、落后、贫穷，然后再以此来区分、讨论市民和农民工；论及农民工素质，绝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比城里人低，虽有个别学者也将农民工与流入地的青年人的素质做了比较，但不很深入。三是较少系统深入地比较分析古今中外农村人口流动的情况，缺少研究古今中外农村人口流动的共性和个性。
在国外，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对中国农民工问题不仅从宏观上对制度的设计、政策趋向还是从微观上对技术性问题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其研究都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都没有涉及中国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尤其对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问题缺乏解释力。另外，由于中西方文化、制度的差异，使得农民工问题的有关理论研究前提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失去意义。比如，对于农民工问题研究与制度设计中的文化因素影响，西方学者更未涉及。因此，西方有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可以利用其有关的研究结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作相应的修正，以解释和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
综上所述，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基本评价是：已经起步，正趋繁荣；但还不成熟，任重道远。而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角度对中国农民工问题进行研究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作一个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虽然会有不少困难，但在这方面进行理论探索是很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1培养平台的建立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在河北曲周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基地。基地是宏观上的概念，其包括示范基地、实验站、科技小院和科技园区等技术产品的孵化和扩散平台。基地是多功能集成的实验基地，它可以实现教授指导，研究生具体实施，农户参与的农业技术规划与实验。这个基地为培养出高层次具有创新能力的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从师资方面来看，培养基地的师资由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以及北京市教学名师称号的教授团队组成，他们都是长期工作在教学和科研一线的优秀教师，具有丰富的科研经验和丰厚的科研成果。基地也正式聘请曲周县县长和书记作为第二责任导师，同时县农技专家、田间植保专家、栽培专家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农业科技人才都作为研究生的日常协作教师，为培养出具有职业性、应用性、开发性的研究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从培养经费上看，曲周县中国农业大学高产高效(简称“双高”)农业技术示范基地的建设是国家985、211、973、863、948等国家重大基金项目、创新群体、国家支撑计划等的集合，主要经费支持来源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土壤综合治理技术模式研究与示范”，保证培养经费的充足。从科研条件看，中国农业大学在曲周建有实验站，占地面积73．33hm，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用地6．67hm，总建筑面积6000余m；实验楼建筑面积1700m，配备有价值近300万元的仪器设备可供学生开展试验；教学培训楼建筑面积1800m，配备120台计算机和宽带网，良好的科研条件为学生完成论文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2培养方式的创新
基地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可以概括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与服务相结合。首先，基地中研究生的论文选题来源于当地生产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或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的课程。课题开展过程是逐步培养优秀科研型农业技术推广员的过程。以“曲周夏玉米高产关键性限制因素及技术对策研究”为例，玉米是曲周县的主要粮食作物，但其产量多年未见提升，但从技术角度讲其具备增产的条件。针对这一实际情况，研究生首先通过文献调研，土地质地分析，农户调研讨论等前期工作，初步确定影响产量的关键性技术问题，然后在导师和协作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制订相应的解决方案并逐步实施。试验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导师深入农田示范基地考察调研，实地讲解，指导学生解决问题。研究生在科研实践中，深入田间观察，记录作物生长情况，在田间向植保专家和栽培专家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向农民学习生产经验，向农机手学习耕地技术等，以此不断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逐渐把理论与农民的实际需求相结合。同时，学校和县政府双方根据农村基层技术人员稀缺，农技知识过时及技术力量不足等问题，把基地的研究生选聘为县农业技术员，1人负责1个村，以增强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解决农业实际问题的能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研究生的论文撰写能力得到了提升，也能向农户推广解决农业生产中实际问题的方案。
3示范基地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评价
通过运用农业技术推广为载体的培养模式，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明显提升。①提升了研究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将实践经验升华到理论的能力。两年间，研究生共发表20余篇与当地农业生产问题相关的文章，实现了“理论一实践一理论”的过程。②人际技能明显提升。研究生学会了如何与地方政府和农户建立友好关系，如何把自己的研究结果有效地传递给农户，最快地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③组织管理能力明显提高。基地的每位研究生都至少独立组织过一场大型农民技术培训会和联谊会，会议中一切资料的准备、会场的布置和培训的具体过程均由他们自己操作。④增强了研究生参与生产实践的能力。掌握了农业机械的实际操作，如播种机、施肥机等使用，这为他们在农业领域进行科研和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奠定了基本实践技能。从以上可以看出，农业技术推广实践为研究生提供了创新和施展才能的空间，也激发了他们从事应用课题研究进行农业技术推广的积极性。但是，这种培养模式的成功面临着一些挑战。①要求项目主题负责人具备优秀的管理技能，这是由于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需要搭建大学与地方政府和农户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且要与研究生形成相互理解、相互融洽的和谐关系。②需要教师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农村示范基地并且和研究生一起进行论文设计。③导师应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注重细节观察，科学地收集数据，并不断进行总结。④选题需要既能满足农户的需求又能为研究论文提供数据，只有有效地融合才能保证人才培养的持续发展。⑤需要有效的制度和激励机制。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如实现目标管理，具体化研究生的目标内容包括：工作日志撰写，基地网站管理，编辑技术手册和新闻媒体联络，农技员和示范户培训，施肥和喷药技术管理。非正式制度如组织文化，曲周农业技术推广师生团队是一支有明确的组织目标，善于学习和总结，有激情、高情商、有责任心、灵活应变的全方位沟通的团队。在这样的行动者引导下形成了研究生与地方政府，研究生和农民的有效融合和相互激励的社会界面。
4结语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根据其专业特色，采用以农业技术推广为载体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将科学研究与农业技术推广相结合，形成了服务“三农”，促进学科建设，实现高层次农科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多赢局面。以农业技术推广为载体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借助农业技术示范基地实现了学科链与农业生产链的有效对接，有助于为国家培养有业务实施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统筹决策能力，适应和参与能力，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的应用型研究生。该模式依靠有效的制度约束和激励机制保证了研究生培养的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类院校人才培养可以借鉴的新模式。目前，曲周县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已被推广到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在吉林梨树、黑龙江建三江等农业技术推广基地。该模式实现了研究生与基层农技人员、农户共同参与研究并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问题的一种新型合作关系的建立。
关键词:农科研究生;培养质量;对策;新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新疆的农科研究生教育事业得了迅速的发展,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管理制度不断规范,形成了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协同互补、多学科相结合的复杂培养系统,培养了大批农科高层次人才,为新疆农科教育、科研及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战略转变以及人才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新疆农科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日益凸现。因此,深入分析当前新疆地区农科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探索提高新疆农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适应本区经济发展所需的高层次人才是广大农科研究生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主要任务。
一、新疆农科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
1.研究生生源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与规模快速增长的矛盾
受传统观念及新疆地区本科教育专业化发展的影响,新疆农科研究生的生源主要来自农学类本科专业,来自重点院校生物学专业的考生很少,因而生源的现代生物学基础相对比较薄弱。此外,多年来农科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相对偏低,专业素质和英语水平较低,入学后为了达到研究生的毕业要求,又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专业知识和英语,这对于提高农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长远目标是十分不利的。这就造成了我区农科研究生生源数量不足,尤其是优秀生源相对缺乏,培养规模偏小,培养效益不高。
2.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陈旧呆板,缺乏对学生的创新性培养
总体来说,现有农科研究生教学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力度不大,课程体系没有充分体现“重构基础,突出现代,反映前沿,交叉综合”的原则。目前已有课程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以年级学科设置专业学位课,以学科特色和导师专长设置专业选修课。造成的负面效果:一是部分专业学位课过于强调专业内容的系统性和基础性,内容相对陈旧,或者相当一部分内容与本科教学重复,学生缺乏兴趣;二是专业选修课往往是因人设置,课程内容过于专门化,课程门类多,修课学生少,教学质量难以监控。由于往往强调学科固有的专业知识结构,教师比较习惯于已有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与质量的考核权重较小,使教师在课程改革上精力投入不足,而管理部门对课程改革的支撑力度和推动力度都很不够。另外,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农科研究生教育重专业知识传授、轻实践能力培养,重专不重博的现象比较严重。教学方法上以灌输为主,教学形式上以课堂讲授为主,忽略了对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等的培养,严重制约了新疆农科研究生自身的培养质量。
3.农科研究生创新能力不强,论文水平不高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较高学历层次,长远看对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创新能力是衡量研究生科研工作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培养质量的核心指标之一。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农科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创新工程实施的一个基本人才保证条件。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这对农科研究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农科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上,偏重于课程的学习,而对实践性环节如实验课、社会实践、社会调研、产学研相结合等不够重视;重知识的继承,轻知识的创新。教学内容陈旧,在教学方式方法上,教师讲授过多,“启发式”教学过少,不利于研究生主动学习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在研究生的科研方面,论文选题缺乏创新性,包括重复他人研究,缺乏创新性及难度不当等。有的研究生为了保证论文工作的顺利完成而选择难度过小、工作量偏少的课题,或置理论和应用研究价值而不顾,完全照搬前人的研究路径,选择相对容易的研究材料开展工作,导致研究生论文水平不高。
4.农科研究生培养条件的建设相对滞后
农科研究生培养条件建设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实验条件、师资条件以及学生生活条件等方面。研究生培养条件的改善主要依赖于教育经费的投入,而农科研究生教育经费较其它学科更为不足。多年来农科研究生教育经费投入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渠道过于单一且额度较小,与培养所需费用差距很大。在实际过程中,研究生培养所需经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科及导师科研经费的支撑。但由于受农业局限性的影响,农业院校科研经费来源渠道单一,科研项目小而分散,科研经费资助少。经费投入上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农科研究生培养条件的改善,影响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5.导师队伍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研究生数量的急剧增加,一些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导师人数严重不足,由此出现有些单位为追求数量而降低遴选标准。导师队伍年轻化并且数量不足,加之研究生导师同时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导师的课题研究少而且分布不均衡,制约了对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加之人才引进困难也制约了导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快速提高。另外,导师精力投入严重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行政管理工作繁重,其次是科研的压力,本科教学压力和外界学术交流繁多。以上诸多情况导致导师难以把主要精力集中投入到对研究生的培养和指导上。
二、加强和改进新疆地区农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对策
1.努力做好农科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全面提高生源质量
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生源竞争成了不争的事实。地缘劣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大研究生招生宣传的力度,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手段,特别是加大网上宣传力度,宣传学校,宣传学科,宣传导师,积极吸引优秀学生报考新疆的农业高校。另外,从大学一、二年级开始,高校应选拔学习成绩优秀、有发展前途的本科学生,进行特别培养,组成高层次人才培养群体,选择一些学术造诣较深的教师作为指导老师,指导优秀的本科学生选修课程和开展科学研究,培养他们热爱农业科学研究事业,为大学毕业以后继续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2.建立以农科研究生为主体的教学、培养方式和更加灵活的教育管理体制,加强研究生创新意识能力的培养
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建立以研究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重视和促进研究生个性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农科研究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更多地采用“启发式”、“研讨式”、“参与式”教学方式。农科研究生所从事的往往都是与植物生长有关的科学研究,植物生长的客观规律要求农科研究生的教育管理应更加灵活,在完善学分制的同时实行“弹性学制”非常必要。另外,培养规格和培养模式的多样化也必然会造成教学安排的复杂化。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灵活性以适应农科研究生教育的上述特点,使每个研究生自身蕴藏的智能及创造性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3.营造良好的科研学术氛围,全面提升农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水平
要培养农科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农科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学位论文工作是农科研究生科研实践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农科研究生创新思维和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对研究生知识、能力的全面考察和提升。在农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上,应大力提倡与导师承担的研究课题相结合,树立面向世界的观念和超前意识;同时鼓励在学科交叉点上选题,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研究工作,突出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和先进性。在学位论文写作阶段,农科研究生运用所学的知识、技能进行知识的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实践。同时,加强实践环节,把研究生科研方法的教育训练与科研实践结合起来,积极开展科研第二课堂活动,可以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开设课外专题讲座,介绍该问题当前的研究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组织研究生开展讨论,以增强他们的科研意识和能力。
为了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还应该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这样不仅能使研究生了解到本领域的前沿工作,提高其专业水平和表述能力,而且还可以开拓研究生的眼界,拓展其知识面,激发其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创新欲望,培养其独立的思考能力。
4.农科院校要积极调整学科结构,建设具有地区特色、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以特色求地位、吸引人才
目前新疆地区农科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不合理,必须加以调整完善。新疆农科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的重点如下:(1)充分发挥原有学科的优势,紧密结合本地区的地域和区域、行业、学科的发展水平,继续支持一批优势明显的基础学科和高新技术学科;及时调整、改造一批老的、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2)针对本地区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着力建设一批对国家和本地区国民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兴学科和应用技术学科;尽快建立和形成一批有新疆特色的有实力的学科点,充实提高现有博士硕士点。通过调整、优化学科结构、促进各门类学科的协调发展,形成具有地区特色、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以特色求地位。与此同时,国家主管部门应适当赋予新疆地区调整硕士学位授权专业的自力,使其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以及更好地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上具有更大的主动性。
5.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导师队伍
加强导师队伍的建设,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导师的总体素质和学术水平。(1)建立严格的导师遴选制度和评估制度。对导师的学术水平、研究能力、研究成果以及道德水准作出明确的规定,建立起责、权、利高度统一的导师负责制,真正建立起一种评聘结合的动态管理机制。(2)改进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方式,重视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单一导师制的基础上采用研究生指导小组联合培养的方式,研究生指导小组成员主要应由本学科导师组成,并适当加入一些相关学科专业的导师,以进一步促进学科交叉,努力扩大导师自身的研究范围。(3)重视中青年导师队伍的培养,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导师的素质。可以采取留学深造、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出国访问进修、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等形式,不断提高导师的素质。对于中青年导师队伍的培养,要大胆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动态管理,破除论资排辈现象,打破导师职务的“终身制”,努力做到任人唯贤,真正把那些具有学术造诣、能够担负起学科发展重任的优秀中青年人才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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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增林,刘桔,王亚杰.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特点及对具有中国特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启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4,(3).
[3] 王源升,杨波,陈仕平.论研究生教育质量观[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3,(4).
十年前，我在拙作《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前言中曾说：“研究毛泽东，不探讨中国的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毛泽东时代，不认识这个时代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与农村经济发展……就难以准确地把握毛泽东这位现代中国的历史巨人”[1]。然而，十年后的今天，面对当前严重的“三农”困境，我更愿意说：读不懂毛泽东，就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 然而，要读懂毛泽东，确实是件万分困难的事情；不仅要读进去，还要能读出来。世人解读毛泽东，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期间，时事变幻，斗转星移，人们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或因政治立场与人生经历的相异而认识有所不同甚至完全对立。对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却总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模糊难辩，事情总不是朝着善良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三农”问题再度陷入困境；当前，“三农”解结，招数难寻；这让我们深感毛泽东与中国农民这本书，我们还没有读好，还没有读懂。毛泽东有关农民的理论，超越前人，精到独见；毛泽东试图解放农民的实践，丰富生动，规模空前；理论上真理与谬误胶结，难明是与非；实践中理想与策略交融，难分对与错；更何况，无论是同时代的，还是后来者，试图解读毛泽东的人们自身也或多或少的接受了毛泽东农民理论的熏陶或影响，而成为“身在此山中”的“当局者”。那些曾经当作真理接受的理论认识，那些根深蒂固充斥着我们脑海的有关结论，如今却要加以对与错的区分，那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显然，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不仅难以读进去，而且更难读出来。
[1] 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前言第1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2] 汤安中：《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第6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
二、由“注释”回归“学术”
中国人解读毛泽东，以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分成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就前期解读的背景而论，毛泽东在全党的至尊地位，经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就已全面奠定；随着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传遍中华神州大地，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进，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便由人变成了神，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期间，伴随毛泽东致力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投身于人民公社理想目标的实践的，是人们对毛泽东的农民理论和农村改革实践的臣服。因此，这时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表现为学术研究与变革实践同时并进，并直接为后者服务的特点。毛泽东的宏文四卷以及大量讲话稿中涉及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和观点，不仅成了直接指导农村经济变革与农民实践的真理化身，而且成了学者们从事农民问题研究的理论依据和最终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对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实际就是对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论点进行精心地注释。将其概括起来，主要形成了如下基本认识： 在实践方面，认为毛泽东半个多世纪来不断地探索解放中国农民的道路，在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等实践中，都一次次地克服了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正确路线的代表。
[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2-185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此为马克思主1857年所说，也为各种教课书转用并成为大家皆知的认识。如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4]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第6-9页，解放出版社，1949。 [6] 毛泽东：《组织组织起来》（1943.11.2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1页，人民出版社，1991。 [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13页。 [10] 毛泽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9.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4-245页。
[1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6页，人民出版社，1964。 [13] 孙祚民：《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史学月刊》，1955年，第8期。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4] 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学习》第3卷，第10期，1951年。 [16] 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7] 嵇文甫：《关于历史主人及其它》，第7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 [19] 孙祚民：《史学研究论文集》，第74页，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解读毛泽东和农民问题进入新的时期。从“文化大革命”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打破“两个凡是”的激励下，高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也由“注释”开始回归到学术研究。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带头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打破了将毛泽东长期神化的一统局面；随着农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80年代初期的全面推进、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农村改革推向城市，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人民公社和农民战争等许多重大的理论，开始受到来自广大农民改革实践的全面挑战，毛泽东集体化运动中追求的“一大二公”目标，在学术界也普遍当作所谓农民平均主义错误，广泛受到批判[1]；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虽然很快由热变冷，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以及家庭经营模式的研究，却因实践需要进一步升温，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渐展示了某些了新的突破。
首先，学术界对毛泽东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整个集体化运动开始出现了新的评价，打破了毛泽东“无比正确，样样正确”的神话。根据中共《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结论，即农业集体化运动存在“四过”（过急、过粗、过快和过于简单划一）[2]的错误，学术界出现了基本肯定与基本否定、部分肯定与部分否定等多种看法：或认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符合于客观需要”，“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只是存在“四过”问题[3]；或主张“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具体的策略步骤创造性多，但目标模式是照搬苏联，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带来很多问题”[4]，或认为“基本方向正确的，但搞早了或搞急了”[5]；或认为改造是正确的，但应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55年就掀起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标的运动，离开了中国国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6]；有的则主张，“三大改造从根本上讲是搞错了”，当时条件下，不应该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7]；而对合作化运动是否必要的问题，普遍认为，以1955年夏天为界，前面是正确，后面才有错误，认为后期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高级社”搞急了，更多地是靠政治手段进行；等等。但翻阅期间十年左右的研究论著，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还没有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变革的论著问世，只有阶段性、时期性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导致对毛泽东所领导的近半个世纪农村经济改革的研究，是一种前后割裂式的与前后缺少逻辑联系的研究；二是因研究的前后割裂导致了研究对象的不可比性，得出前后自相矛盾的结论：似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孤立的，他在人民公社运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似乎与他在根据地时期或合作化前期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措施没有承传关系与逻辑联系。
[1] 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21.2.8)《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3]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33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4] 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 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求是》19889年第1期。 [7] 参见之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第69页。
[8] 董楚平：《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浙江学刊》1980年，第1期。董楚平先生是这一时期研究农民战争与农民平均主义中着力良多的著名学者。他在1979-1983年间，先后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17篇论文， [10]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1]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2]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3]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4] 参见蒋大椿：《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15]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页。
[16]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18] 白钢：《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
三、为释疑而入，却负重难出
我开始研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正是前述的由“注释”向“学术”回归的80年代初期。那时，我大学毕业留校（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对前述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研读的成果与结论，自然敬重有加，全盘接受。尽管我生性愚钝，学习起来也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但在死记硬背传统观点与结论上则是循序见进，逐步印入了脑际。这些我在学生时代全盘接受过来的基本认识，是我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兵进入所谓的“学术殿堂”的起点。当年，受农村经济改革大潮的吸引与驱使，也限于个人经历和知识水平，我在重新审视自己平生所学并寻求研究选题时，视线本能地聚焦于生我养我的乡村和改革开放中充满活力的中国农民。
当时，我任教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理论界尤其是史学界有一种似乎不容置疑的定论：即认为人民公社运动是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毛泽东的“一大二公”追求是农民平均主义意识的反映或受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这令我非常纳闷：在我从孩童到大学时代的20余年的记忆中，当年，中国农民正是在大批特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中被赶进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现在广大农民冒死瓦解了人民公社，怎么又是“一大二公”集体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呢？这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怎么都打在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上？这个问题刺激我进一步思索：平均主义到底是不是学术界所认定的“农民意识”或“农民主义”？古代农民抗暴起义追求的所谓“平均主义”是不是广大农民的追求？中国现代革命中的重新平分土地是不是农民的思想与主张？如若不是，那农民的思想意识与主张到底是什么？平均主义意识又源自何处？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凭空说理，作“纯理论”上的论证，必须借助具体历史事件的考察与分析来得出结论。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工作的我来说，要选择具体历史事件，自然想到自己比较熟悉的毛泽东与农村经济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这一事件历时长达半个世纪，资料丰富且被大家所熟悉，对它进行考察分析将能很好地解答上述疑问；由此我开始进入毛泽东与农民问题或农村经济变革的研究。我的研究从小处着手。首先思考的是：平分土地（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为核心的政策（包括平分土地时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政策）能否保护中农乃至富农？如果不能，那么中农与富农自然就不会赞成平分土地，那也就不能说平分土地是农民的思想，" 至少不是所有农民的思想。进而思考：农民阶级中究竟是哪个阶层且大致有多少人是赞成平分土地的？自然又必须对毛泽东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进行研究分析，思考当年农村的阶级划分标准与农民政治态度存在如何关系？“劳动”与“不劳动”、“剥削”与“不剥削”能否正确区别？实际执行中又出现哪些问题？存在哪些局限？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农村改革中的阶级路线？接下来，就涉及对农民与农民家庭经营的总体看法和认识：农民家庭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农民家庭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到底如何？长期批判的农民自发倾向应该如何看待？集体化运动的错误只是时机与快慢问题吗？恢复农民家庭经营真是历史倒退？还是限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暂时性政策呢？等等；正是这许许多多的未知亟待探索的强烈刺激，使我逐渐和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结下难解之缘。
1983年，我带着几个学生，先从毛泽东推动农村变革的大事记做起，撰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限制富农”说质疑》两篇文章[1]，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当年5月与10月召开的学术会议，这是我尝试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处女作。虽然，这两篇不象样的会议论文在观点的完整性、论述的层次性和写作方法与水平上都存在许多缺陷，但我当时自以为，所依据的论据是充分可靠的，所论述的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有自己的创见。然而，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得到权威专家学者的支持和认可，投出的文稿也“泥牛入海无消息”。到1984年上半年，十几万字的大事记完成了，并由此形成了《试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的“限制富农”政策》和《再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阶级划分的标准》两篇论文。而后我被送往南开大学历史系助教班进修一年，期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推进城市经济改革的若干决定》，经济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农村改革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和农村落后而被迫进行的说法，已由改革的实践作了明确的回答，这进一步坚定了我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深入研读的信心。在左志远教授具体的指导下，我利用南开丰富的资料，阅读了大量港台相关论著，研读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农村许多资料，并利用1985年的春夏期间，在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等地进行过短暂的农村考察。这使我第一次有了中国南北农村社会比较的学术视野，并以中央苏区和晋察冀根据地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南北农村变革作比较，完成了《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一文初稿的撰写，还对前面几篇论文进行修改与充实。此后的几年中，《南开史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和《上饶师专学报》先后分别发表我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最初三篇论文，同时，又完成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之我见》、《土地革命革命时期中共地权政策的再探讨》等两篇文章。这些已经发表和还未发表的相关论文，实际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雏形。
[1] 这两篇论文分别是于1983年5月和10月提交给在九江市和新余市召开的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2] 后来于1991年4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4] 内田知行：《第二次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观感》，见（日）《中国研究月报》，第528期，（1992年2月）。
[5] 该书会后经马克·塞尔顿（Mark Selden）教授的努力，于1994年由艾平和张秋成两位先生完成了书稿的全部英文翻译与校对工作，并以《A Study of the Land Revolu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为题，在（纽约）《Chinese Economic Studies》1994年第5期、第6期和1995年第1期将全书逐一连载发表。
[6] 该学位论文经修改后于1994年夏天交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拙著《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是我十余年研读毛泽东心得的一次总结与提升，并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表达了自己一孔之见： 其次，拙著就农民和农村经济相关的理论问题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如，以农民家庭为载体的小农经济，始终具有“自发‘竞争’的天性，也可以与商品经济共存，并在其中得到发展与改造”（第9页），它具有“自发竞争、适应和转化功能”，“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经济和开放经济”（第3页），“表现了他们那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和敢于面对市场，走向市场的勇气”（第107页）；“中外古今的历史证明，家庭承包并不仅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更重要的是受农业劳动本身的特点所制约，是由农业中家庭个体经营形式本身具有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决定的。它对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具有较大的宽容度，既能适应于手工劳动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又不完全排斥实行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先进生产方式。通过市场这一纽带，它可以适应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走向社会化。”因此，“告别‘大呼隆’的时代，农民决不会感到寂寞；农业经济适度规模经营，农村经济的专业化、集约化，也不再需要通过人为的合作化集中土地或人为地将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那只‘看不见的手’绝对会比人为主观的‘手’调节得更为恰当，农村经济则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第265页）。农民的私有性与革命性、农民私有者与劳动者的创造性都是不可分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对农民作为私有者和他的私有性的认识”都“存在片面性”，因而在实践上“导致对农民利益的忽视和对个体农民的仇视”（第124页）；在封建特权横行的社会里，农民“从来就难有机会在公平的市场中参与竞争，倒是长期深受官商勾结之苦，只能困缩于小块土地上挣扎度日。毛泽东对下层贫苦农民一往情深，立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殊不知，农民长期不是苦于自己的小私有，而是苦于他们作为劳动者遭受的超经济强制，劳动产品得不到保障，苦于不能用自己的劳动和产品参与正常的公平竞争”（第9页）。“农民既不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平均主义者”（第186页）；平均主义只能为“下层贫民所接受”而“必然受到广大农民基本群众的抵制”（第7页）；集体化时代，中国社会精英大批狠批农民的“自发倾向”并驱赶农民进入集体化，导致巨大失误后又反诬农民为平均主义者，这不仅是对农民主体的“一大误解”，而且是对农民几十年“忍辱负重，作出巨大牺牲的最大不公”（第183-184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抛弃“社与资”、“公与私”、“大与小”的无谓争论；实行“劳动致富，共同富裕”，“不是收缴有钱人的钱袋子，而是让贫苦者也有自己的钱袋子；不是消灭有产者，而是让全体人民都成为有产者”（第263页）。同时，要推动“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农村”，正视“农民的负担久减仍重，传统的重农政策急待更新，行政权力仍以它强有力的影响干预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城乡市场的形成，官商结合的阴影犹存……农民渴望平等竞争的权利与法律的保护，呼唤代表自己的组织（第267-268页）。 上述这些个人的观点，体现了我当年在解读毛泽东与农民问题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但它仅仅反映我那时为读懂毛泽东所作的主观努力，浅陋之处自可想见。在当年的论文答辩与书稿完成之后，书中涉及的许多还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始终在脑海中辗转。比如：书中区分了“农民主体”和“革命先锋”两个概念，深感学术界简单将部分赤贫农民的意识视为整体农民意识的不妥，但没有对农民进行阶层或层次区分，更没有对农民主体及其意识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证；面对学术界那基础深厚又颇具权威的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要重新对农民的意识及其追求进行论证，更感到束手无策，力不从心；因此，也没有去探讨农民所“呼唤”的“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只有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问题。还比如，论证了农民家庭经济具有的自励、适应、转化功能和开放性，但缺乏实证性的分析；对传统租佃制度和农村民间借贷问题则缺乏从理性上进行基本的研究。又比如，提出了中国历代的民变、民众暴动造反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农民战争、平均主义不是农民意识的观点，但缺少全面的、历史的深刻论证；在讨论平分土地与土地农有问题时提出了“法律产权”问题，但当时还没有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关涉进一步推进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重大问题，也是重新认识农民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后来都成了我继续进一步研究的所选课题[2]，然而，当拙作交付出版时，我不仅没有感到如释重负，而是有一种疑虑重重，负重而出的感受。
[1] 毛泽东曾说：“没收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0页。
四、重新读进去，努力读出来
拙著出版至今已近十年，中国传统的农民问题以“三农”问题的新形式出现，受到全国上下的关注，学术界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推陈出新，成果斐然；虽然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当前农村现实中的问题，但直接关涉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仍然不少，至于间接关联的问题则更多。如有关农民意识，农民是不是平均主义者的问题，关于重新认识农民家庭经济问题，关于农民自我组织的问题，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评价问题等等，都是期间重要的研究课题。 其次，对农民家庭经济的重新认识，秦晖、孙达人、武力等著名专家有了重要的创新，如孙达人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是个体农民奠定的，以中国农民和精耕细作农业为标志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更典型的和更先进的”[10]；秦晖认为：“家庭经营在农业这种特殊产业中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即使传统经济“也很少是所谓‘自给自足’的，物流与劳务流在传统时代也可以相当发达”，而“如今‘小’农早已不能作为‘传统农民’或‘农民落后性’的同义词”[11]；武力等则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小农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中农化而不是两极分化……小农经济、市场调节与工业化可以并存”，可以“接受能够提高收益的新技术的”[12]。但传统的认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是无法保证庞大的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快速增长的需求的”，“对传统小农的改造势在必行”[13]。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14]。它“不可能‘致富’”，“不可能是‘产业’，不可能‘经济’”；“分散或合伙经营农业没有重大不同”；“农民家庭经营是不能减少农民的”，也“不可能走上‘致富’的路”；“农民仍然是个封建阶级，因而他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农民确实不具有“一大二公”式社会主义性质——引者）[15]；市场化对中国亿万小农家庭将是一场浩劫，会催生社会大动荡，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农民的能力取决于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控制权；小农经济即现在的农民家庭经济“逃脱”不了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牺牲品“规律”；“农村集体的崩溃和重新获得自由对农民未必是福音”[16]。显然，以“救世主”或“贵族式”的眼光俯视农民，敌视或蔑视农民家庭经济的观点与意识真乃挥之难去。
[2] 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9页。
[3] 李锐：《李锐论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0页
[4]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5] 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7] 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8]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6、153、154页。
[9]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第8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2] 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14] 李 锐：《李锐论说文集》，第188-1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 潘维：《农民与市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132、399-400、145、147、132页。 [18] 杜润生：《我们欠农民太多》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序一》，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 [20] 王景新：《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综述》，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91期。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4年5月 [22] 李成贵：《中国的二元结构与“三农”困境》，见《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 [24] 赵立刚：《建立农民协会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从多重视角看建立农民协会之必要性》等文章，见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2003年3月1 2日 [26] 蒲文忠：《让农民组织起来－－兼论转型期社会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原载：中国改革论坛， 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7月。
[27] 程同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11月11日 [29] 署名“一通”的网友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
[30] 见李剑宏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中国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吗？》
[31] 见袁方成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
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和“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杂糅并存，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出现了许多严重不协调的音符；处于体制外的农民，受到来自“计划”与“市场”、“权力”与“竞争”的双重挤压，农民问题以“三农”困境的方式浮出水面：农民负担久减难轻，劳力转移路障重重，农民增收步履艰难，农村生态遭遇空前挑战；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规模经营与产业调整中日益萎缩、乃至丧失，农民的土地等财产权益在虚置泛化中流失以至于失地失业、甚至失居，农民的国民地位待遇乃至基本人权都得不到尊重，农民与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享受无缘……市场的公平似乎对农民例外！尽管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三农”问题，中央对“三农”问题更是一贯十分重视，农民减负问题、劳力转移问题、税费改革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民工工资问题、土地保护问题以及征地与种粮补贴问题等等，个个都有党政领导乃至中央最高领导亲自关注；2004年，中共中央在十七年后重新以“三农”问题颁布“一号文件”，农民问题进一步受到空前重视。但是，农村干群矛盾和“三农”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伴随“三农”困境，引发社会民众以至农民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毛泽东热”悄然兴起，持续升温。对此，被传统农民观束缚的人们认为，这是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的反映；农民意识与农民组织危害社会稳定的观点也颇有市场。现实的问题要求学术界对中国农民、农民意识和农民问题作出更为科学的阐释，重新深入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也有了新的内容和要求。 我自知生性愚钝；虽历经20多年孜孜以求于青灯黄卷之中，频频奔走于山村田埂之上，虔诚求教农夫于村舍田野之间，然谨呈于您面前的《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问题》一书，仍然难免显得粗糙和浅陋。只是因在拜读了拙著出版后的近十年来学术界有关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和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时，愚以为十年前我在拙著中所讨论的问题仍然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所阐述的主要论点也并没有过时；同时，拙著当时没有重视或没能深入讨论与研究的重要问题，现在学界已有了许多新的突破，我自己近十年在相关方面的研读也有些新的心得，便产生了出版本书以向读者同仁进一步表达求教之忱。为此，本书的出版做了这样的安排：本书绪论以《读不懂毛泽东，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为题，详细回顾了学界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发展和成果，理清了本书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并对本书涉及的内容作了总结性概括；对拙著《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所有章节则全部收入，但为尊重历史和学术规范，除对个别字、词因印刷错误作了修改外，没有作任何文字和内容上的改动；新章《遗产与超越》则阐述了我最近十年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心得；本书结束语，则论说了“只有农民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观点。最后，本书附上了全书的主要参考文献和中、英文提要。本书的出版，企望通过总结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对进一步推动“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和中国走出目前的“三农”困境有所裨益。
[1]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5-167页。
[2] 郭书田：《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回顾用项经验教训》，《当代农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 龚育之：《新" 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 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4-65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303页。
研究生培养模式是指在国家政策指导下，为了实现研究生培养目标的整个研究生培养过程和运作方式。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组成要素和模式类型是主要的研究内容。有关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组成要素中一般强调课程教学体系的研究，忽略了研究生分类培养中应该突出的内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往往套用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没有考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目前存在培养目标定位模糊，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实践环节薄弱等问题。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应该在课程设置、论文选题、实习实践环节等区别于学术型研究生。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充分保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避免模仿学术学位人才的培养模式。由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相对容易、实际培养环节与生产应用结合紧密以及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时间往往长于专业硕士，从而导致学生和社会认为专业硕士培养目标低于学术硕士，有些学生不愿报考和接受调剂，工作单位接收研究生就业时也不能正确对待，造成一些错误的理解，使得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认识和重视不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明确培养目标，促进研究生分类培养环境的形成，加强社会宣传，提升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认知。
二、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实践
种业领域作为新增的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硕士点是北京都市种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北京农学院积极探索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修订培养方案，形成了理论教学与实验实践并重的培养模式。
（一）完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生源主要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而其毕业后的就业去向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发展等主要领域相联系，因此，课程设置应与其实际情况紧密相关，应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质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按需设置”，并且体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知识技能侧重应用型的特点。应该注重应用型课程，相应减少纯理论性课程的设置，做到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满足学生学习和就业的双重需要。我校农业推广硕士种业领域主干课中开设的《种业产业化》课程，即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出发，课程内容以案例分析为主，要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课堂教学要把讲授与讨论结合起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加强案例研究、模拟训练或现场教学，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强化实践能力培养
专业实践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高质量、充分的专业实践是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根据全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指导意见，我校修订的种业领域的培养方案，要求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从事不少于12个月的校外农业推广实践或实验室实践工作，突出了实践研究的重要性，并为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要注重吸纳和利用社会资源，合作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保障开展实践教学的条件。加强实践能力培养是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环节。2014年北京举办世界种子大会期间，北京农学院积极赞助、支持并全程参与了会议的召开，扩大了学校知名度，强化了对外协同和服务行业的意识和能力。在会议期间在读研究生和本科生通过会场志愿服务、展台布置、宣传资料设计展示以及与国内外不同类型种业企业的交流和沟通，开阔了视野，实践了专业知识，并锻炼了实践能力。
（三）突出论文选题的应用价值
学位论文的质量是评价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指标，在研究生的培养和教育环节中具有重要地位。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学位论文选题必须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服务于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和种业发展。我国种业科技创新不足，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长期以来，种业相关的科研、生产和推广销售在我国没有合理的整合发展，造成种业生产和研究的科研水平低，成果转化速度缓慢。种业领域研究生学位论文要能反映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和农村等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由于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种业领域教育起步较晚，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知识结构和实际工作经验离专业学位教育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加强专业学位教师队伍建设是当前专业学位教育中一项迫切的任务。可以从国内知名高等农业院校和研究单位引进高级人才，加强师资团队梯队建设和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加强师资队伍的实力。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出发，树立学、研、产相结合的教育理念。进一步研究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办法，遴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导师。建立教师评价激励机制，鼓励推广教授系列的导师指导农业推广的硕士。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支持教师参加有关课程的培训和研讨，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企事业单位的实践，并与相关基层单位开展合作研究，鼓励申报企事业单位的横向课题，提高实践经验，为培养实践性、应用性和复合性的专门人才创造条件。
（五）建立校企联合培养机制
聘请政府、生产部门有丰富实践经验、较高理论水平的人员参与教学，加强交流合作。实行“校内导师+校外导师”的双导师制。校内导师主要负责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指导学位论文，对研究生进行管理等工作。校外导师从基层或企业中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从事与农业推广相关的企事业单位人员中选聘，担任专职或兼职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实践教学、项目研究、参与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注重协同培养，选择产学研合作、培养基地和校外企业联合培养模式，在校外与众多科研单位、生产单位、北京市各级种子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实践教学基地。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
（六）发挥研究生的主体地位
摘要：农村精英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归纳，但其重要性却是各界的共识。现在，由于党和国家的政策向农村倾斜，越来越多在城市的农村精英开始回流，并开始影响乡村治理。如何为回流农村精英做好配套机制，促使更多的农村精英回流，同时使回流精英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作用是我们迫切需要认真谋划与努力探索的课题。
关键词：农村精英；回流；乡村治理；精英流动理论
（一）、精英流动理论
1、国外方面
国外对精英流动理论研究较为深刻，研究成果颇丰，从现有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以Ivan Szelenye、Rona-Tas等学者为代表的精英流动理论，二是以Victor Nee为代表的精英循环理论，三是以Jean.oi为代表的精英再生理论，这些理论都为后世的精英流动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精英流动理论的系统研究始社会学家Ivan Szelenye（1982）①，通过对匈牙利家庭农场的长期观察发现，经营私有农场并获得成功的，通常不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而来自社会下层，尤其是在社会市场化改革中被剥夺了精英地位的底层群体。在此基础上，Victor Nee（1988）②等学者提出了精英循环理论，他认为，当市场改革出现时，再分配体制中的社会阶级不平等现象将有所削弱，新的精英力量不断获得自由进入市场的机会，于是出现精英循环。同时，精英循环又包括旧精英退出和新精英进入两个方面，二者同时发生，构成一个推成出新的过程。在精英再生理论方面，Jean.oi（1989）③④认为新精英是由旧体制下的政治精英所转化而来的。受旧体制政治精英本身较高的教育水平及其在权力运用过程中所积累的社会关系的双重效应的积极影响，这一群体在市场改革中容易成为最大受益者，也是构成新精英最主要力量。
尽管如此，上述理论仍然存在一定缺陷，主要在于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对市场经济改革与精英流动间的相关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市场经济改革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精英流动所产生的作用差异研究少有涉及。为此，Rona-Tas（1994）创新性地引入了“侵蚀”和“转型”概念，其中，“侵蚀”是指基于个人利益视角自下而上发起，而“转型”则是指基于创造市场经济效益视角自上而下发起⑤。精英再生理论主要适用于前者，精英循环理论适用于后者⑥。该理论将市场经济改革融入其中，强调市场转型、制度变迁及价值观等因素的重要影响，是精英流动领域研究的一重大进步。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精英流动理论的研究，主要基于本国国情提出符合现阶段社会实际的理论框架。宋时歌（1998）⑦⑧提出“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该理论认为，干部在改革早期，由于受制于旧体制中的既得利益框架，难以迈向市场，从而导致这一阶段干部权力真空，使其他社会群体有机会脱颖而出。但这并不意味这干部权力就此瓦解，反之这种作为管理者、政策解释者和执行者的特殊地位而拥有的巨大的权力依旧是保障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成果的根本原因。市场改革中的精英流动是一个阶段性现象，也是中国转型期的特殊历史现象。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发展，旧的精英集团也开始不断尝试向新的精英类型转变，新旧精英的更替仅仅是对精英内部结构的重新诠释。王汉生（1990）⑨提出，社会转型期的精英流动，既包括新旧精英的替代，同时也包括旧精英内部的转换与升级。
（二）、中国农村精英的流动机制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农村精英的流动问题成为当前各界关注的焦点。从我国农村精英流动的发展阶段来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农村精英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聚集；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为反方向流动，受国家对农村发展政策倾斜及城市生存压力倍增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村精英选择离开城市返回农村，且这一群体较第一时期呈现范围更大、素质更高的特点，除返乡的农村精英外，还包括农村新兴成长的知识精英、技术精英、经济精英及文化精英等。从现有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国内外对我国农村精英流动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精英循环理论和再生理论，二是中国农村的结构现状，研究成果丰富。
1、国外方面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步入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也随之开始转型。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精英流动现象产生浓厚兴趣，自上世纪90年代后纷纷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但由于各学者研究理论基础的差异，始终对此存在较大争议，且主要针对农村精英循环理论和农村精英再生理论。从研究思路来看，有学者提出以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政治精英为出发点，以研究农村政治精英及经济精英的流动机制问题⑩。这一研究视角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农村精英角色分类这一从新的角度进行分析对转型期中国农村精英流动的后期研究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尤其为农村精英结构和权力结构变迁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B11。
2、国内方面
从我国现阶段对中国农村精英流动机制的研究来看，主要基于转型时期特点视角，围绕我国农村精英的类型、功能及结构等方面予以展开进行全面分析。并基于纵向历史视角，对我国农村精英流动各个方面的历史变迁及其不同阶段的表现。因此，我国学者近年来的分析研究，基本解决了国外学者在研究中所存在的争议，即妥善回答了究竟是精英循环问题还是精英再生的问题。
王汉生（1990）提出，“社会转型期中的精英流动的两个方面是并存且同时进行的”B12，而工业化即流动差异和转换存在的最重要原因。“精英循环与精英再生并存于市场经济改革浪潮”B13。中国人民大学仝志辉（2001）B14认为，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背景下，农村政治精英的产生依托于村民自治制度，因此，村民选举是其他类型精英转变为政治精英的唯一途径。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精英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知识精英、技术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及社会精英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精英开始形成相互转化的趋势，且这种转化是多向进行的，这一特征与转型时期复杂的历史特征密切相关。由于农村政治权利结构在不同阶段有所差异，造就了不同类型的农村精英在各个阶段权利和地位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进而促使不同类型的农村精英向当时处于比较优势的精英类型转化。综上所述，国外研究的相对单一的精英循环理论和精英再生理论与中国现阶段农村精英流动模式存在出入，不符合中国特有国情，为此，我们应构建多元分析框架，继续基于我国国情从多角度出发来分析和解决中国农村精英流动问题。
（三）、农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关于农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精英在中国农村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详细阐述。虽然部分阐述并未直接涉及农村精英、社会资本和乡村治理等相关专业理念，却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体现，尤以国内学者为最。
1、国外方面
19世纪末，基督教传教士明恩溥以其在中国生活30年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问题为脚本，撰写了《中国乡村生活》B15一书，书中对传统中国的所谓“乡村有头有脸的人物” 进行了深刻描述，通过分析这部分实际掌握着村落管理权的少数群体的定位、地位及功能等基本要素，定义了最早的中国农村精英形象。美国社会学家杜赞奇基于社会学和历史学视角，对1900-1942年的中国华北农村进行观察研究，创造了《文化权利与国家》B16一书，书中指出，中国华北农村精英的地位和作用在四十余年的变化发展中，最终实现了“保护型经纪” 向“赢利型经纪”的转变B17。马德森在《一个中国村庄的道德与权力》B18一书中，主要详尽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精英地位及其作用，他指出，以中国政府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主流文化逐渐消去了传统小型而独立的农村社区的痕迹，符合传统道德的农村精英的地位及作用也随之逐渐削弱，而另一种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努力培养的符合新中国意识形态的新精英，其地位和作用则与前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2、国内学者的研究
费孝通作为国内研究农村精英的早期代表，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对中国农村精英在“双轨政治”时期的功能作了详尽论述。自中国农村开始步入转型期以来，学者们开始根据转型时期的特点对农村精英做了跟进研究，“边际人”理论和“工业精英”理论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也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理论，学者们通过运用这些理论，阐述了不同时期的农村精英的特点和功能。仝志辉、贺雪峰和阎静等学者，针对中国农村精英的功能和地位，在个案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分别从正反两面对农村精英的影响进行理论阐述B19。阎静通过研究发现，当前部分农村村民自治仍流于形式，形同虚设，如河南昌村的基层干部选举，被当地少数农村政治精英所操控，村民权力得不到应有保障。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精英的地位不断上升，其相应的积极作用也逐渐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体现。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建设的日益完善，传统的政治精英已难以适应当前环境，农村政治权利体系应有规划、有选择地吸收新发展起来的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不仅有利于打破传统农村社会中的独大局面，实现平衡稳定，更有利于循序渐进构建科学乡村治理模式，促进农村社会更长远的发展。
（四）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精英流动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专家学者更是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缺陷，由于缺乏统一的目的引导及微观数据的缺失，当前研究主要停留在经验分析层面，使其缺乏一定的深刻性。当然，前人研究所采用的理论框架集实证分析资料，都对本文研究欧江岔镇精英回流对乡村治理的影响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注解
①Szelenye Ivan，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 Societies. American J ournal of Sociology，1982，92-105.
②Victor Nee，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8，54.
③Jean.oi，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University oh California Press，1989.
④同上
⑤Rona-tas，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4，100.
⑥同上
⑦宋时歌：《权利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社会学研究》，1998年03期，第33页。
⑧同上。
⑨详见王汉生：《工业化与社会分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农村经济与社会》，1990年第4期，第1-2页。
⑩详见胡畅：《中国农村精英研究的问题域及其整合》，《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一期，第11-15页。
B11同上。
B12详见王汉生：《工业化与社会分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农村经济与社会》，1990年第4期，第1-2页。
B13同上。
B14仝志辉：《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一期，第2页。
B15明恩涛（美）：《中国乡村生活》，陈午晴 唐军译，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
B16杜赞奇（美）：《文化权利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B17同上
一、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三农”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稳定， 就没有国民经济的稳定； 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国家的真正发展； 没有农民的富足， 就没有国家的持久繁荣。只有8亿农民都加入到现代化的进程， 才能盘活国民经济的全局， 实现长期持续的发展， 只有广大农民改变落后的面貌， 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正是从这一实际国情出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全局出发， 明确提出了继续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而且关系到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
《建议》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着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 尊重农民的意愿， 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五句话表明， 这一重大的历史任务将要经过理论的充实和实践的探索， 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内涵， 真正体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进一步明确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有不少成果问世， 但这一问题的研究， 也存在一些倾向： 有的照单开方， 定位“应该怎样”， 不分析农村的现实可能性； 有的简单以农民利益为借口而代替科学态度； 有的不做深入调查研究， 不思考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 以逻辑推理逻辑， 以理论演绎理论等等。高水平、符合我国农村社会实际的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是新时期“三农”工作指导思想深化和方针政策的完善，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健康稳妥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二、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和原则
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原则，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为出发点， 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统筹兼顾、抓住重点、突出特点的方法。
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一个极为繁重、复杂的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推进现代农业的建设， 促进农民继续增收， 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等等。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基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必须坚持的五条基本方针和“五要、五不要”的五项原则要求。基本方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向。基本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遵循的准绳以及工作规范。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要尊重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建设规律， 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路径和方式具有多层面、多角度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提出健全五大机制： 长效投入机制； 工作机制； 激励机制； 参与机制；管理机制。《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五个必须： 必须确立城乡统筹的思想； 必须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机制； 必须切实注意工作方法； 必须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农业部部长尹成杰提出“五大措施”，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提出坚持“四个先进”； 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各省省委书记都谈到了各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和方法等等。
总之， 科学的研究和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经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崭新课题， 在理论上要有所归纳， 在实践上要总结已经取得的经验和积极成果。
三、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法论思考
（一）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历史的永恒课题， 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 建国以来经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历史的研究这一过程， 才能揭示今天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行性。
（二）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行动纲领， 也是指导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进程中， 我们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理论来源于实践， 又指导实践， 理论的指导必须以实际为基础，因此， 既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础， 又要深刻地领会中央提出的建设新农村的总体要求； 既要深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又要落实总书记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
（三）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一定的原则性、规范性要求， 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要注重五个要求：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同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实践， 全国各地区对此高度重视， 许多省市开展了试点和示范村活动， 在推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初步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因此， 科学地研究这些实践经验是充实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宏观归纳与微观分析相结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要运用系统论、控制论、统筹学等理论， 本着整体性观点、联系性观点， 用归纳整理的方法进行研究。同时，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从某一领域、某一角度来说又属于微观问题， 微观是整体的基础，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研究必须宏观归纳和微观分析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