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工作经验总结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检察院工作经验总结，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代表发言摘要：

皮艺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现在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有其特别重要意义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我国的经济正处于起飞时期，出现的各种情况纷繁复杂，需要增强预见性；二是文化环境的问题，目前道德的界定尚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之中，人们的心理状况很复杂，需要有针对地防微杜渐；三是从政治机制上说，在对权力的监督上，我们尚缺少一个完善的体制，还没有一个较合理的外部监督机制，需要通过预防职务犯罪的实践不断探索，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改善管理。就职务犯罪来说，内因占主导地位，通过很多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末世”心理现象存在很普遍，例如李真案、案等都存在这个心理现象，很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来进行，例如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入手，有可能收到理想效果。

对于预防职务犯罪法，我想从四个方面去界定它：该法应该是一部预防法，而不是一部检控法；应该是一部具有权力性和职责性的法律，而不是倡导性和宣言性的法律；应该是一部综合治理性的法律，而不是仅仅只有法律监督；应该是一部多主体的法律，而不是单一主体的法律。对于立法，我们应吸取以前的一些教训，在《职务犯罪预防法》中，应该规定相应的权力和职责，进行法律监督和指导，同时协调反腐败侦查机关破获案件，还有反腐教育以及预防机构的组成。很好地总结吸收过去一些立法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从而使这部法律能够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现如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需要我们从全新的视角、全方位的视角去审视，需要从全社会的角度来关注预防工作，在这里，检察机关一定要起到启领的作用。

（黄京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提出应当建立独立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六条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确保一个或者酌情设有多个机构通过诸如下列措施预防腐败：

（1）实施本公约第五条所述政策，即体现法治、廉政、透明度的有效而协调的反腐败政策，并在适当情况下对这些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和协调；

（2）积累和传播预防腐败的知识。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明确表明了检察机关在我国国家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同时也确立了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所处的中心地位。

我国法制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越是有力，法律就越能够得到普遍、统一、正确的适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如果削弱或者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就容易纵容职务犯罪。检察机关处在打击职务犯罪的第一线，在长期同职务犯罪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经验，足以担负起预防职务犯罪的重任。确立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并明确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职责，是更好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基础，有利于遏制职务犯罪。

（王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刑事法与刑事司法的任务一般表述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种提法是正确的，但不够全面。惩罚与打击犯罪仅仅是犯罪预防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共识，也是官方的共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核心就是强调对犯罪的预防和综合治理。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为刑事司法机关的任务仅仅是打击和惩罚犯罪，那就落伍了。

在学理上我们可以把犯罪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蓝领犯罪，一类是白领犯罪。蓝领犯罪主要是街头犯罪，白领犯罪中最主要的是职务犯罪。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刑事司法体制框架，在刑事司法领域内，对于街头犯罪的打击和预防（对付“野蛮”的犯罪人）主要由公安机关负责，而对于职务犯罪的打击和预防（对付“文明而体面”的犯罪人）则主要由检察机关负责。因此检察机关具有预防犯罪的职责，特别是具有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责，不仅在学理上是有根据的，而且在法律根据上也是不容置疑的。在所有的犯罪中，职务犯罪是龙头，预防、控制和打击职务犯罪，对于在整体上预防、控制和打击整个社会的犯罪，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一二十年来，西方国家逐步兴起的恢复性司法对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现代刑事司法制度提出怀疑、批评乃至否定。恢复性司法认为，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主要还是报应刑传统，只是一味地惩罚和打击犯罪人，没有关注被害人和社区的利益。除了惩罚犯罪人之外，它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公平、正义的话，那也是一种有害的公平、正义。因为通过刑事司法活动，犯罪人、被害人和社区都受到了损失。“有害的正义”是恢复性司法对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简单概括。

因此，恢复性司法试图对现代刑事司法理论和制度进行全面的更新和改造。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发生以后，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被害人，而且还包括犯罪人和社区。因此，刑事司法的任务主要不是惩罚犯罪人，而是要全面恢复犯罪人、被害人和社区因犯罪而造成的损失，试图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无害的正义”是恢复性司法追求的核心价值。恢复性司法代表着刑事司法改革新的世界潮流，它所着重强调的是恢复犯罪所造成的损害以及预防和控制犯罪。

可以预计，随着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预防犯罪在刑事司法领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检察机关在几年前就成立的专门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正是适应了这种刑事司法改革的世界性潮流。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大致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先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后地方性法规，这是一种通常的思路。另一种模式是先地方性法规，后全国性的法律和法规。

这后一种模式在当今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和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它对于加强地方性法制建设，对于暂时弥补全国性立法的缺陷与不足，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最终为全国性立法的到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铺垫。这种由下而上的立法进程有可能使得全国性的立法效果更好，制定出来的法律更符合中国国情。比如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之前，我国已经有许多地方都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这些地方性条例对于各个地方的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最终为全国性立法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我们今天讨论的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化正是这后一种模式。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一些地方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规定，制定了适合当地情况的预防职务犯罪地方法规。这不仅有利于当地职务犯罪的预防，而且也为全国性预防职务犯罪立法提供了经验。

（储槐植 北京大学教授）

反恐斗争“和”公职犯罪“是世纪之交困扰国际社会的两大难题，公职包括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两个部分，在相当程度上，反腐败比反恐工作更加复杂。

目前法律理论上有两种主张：保守司法和能动司法。保守司法主要是在西方国家，对于国家机关来说是“法无明文规定不能做”，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能动司法指的是“法无明文规定可以做”，但不能与《宪法》相抵触。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步伐，国家机关更多地体现出能动司法，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转轨中的国家，能动司法显得尤为重要。贾春旺检察长去年提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主题，我们可围绕这个主题，在不违背《宪法》的原则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例如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这就是能动司法很好的体现。

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立法，这项工作不外乎有两种过程，先地方后中央或是先中央后地方。在推进立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地方立法尝试的渠道，为全国性立法提供经验。此外，我们可以先修改《检察官组织法》，为专门的立法作好准备。

（曲新久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从我国《刑法》现状来看，《刑法》具有抽象意义上的、一般性的预防功能，例如已有的刑罚对一些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预防意义。在国外，预防工作是分散在各个层面上的，而国内将由一个专门的机关来承担此项任务。预防分为两块，普通犯罪预防和职务犯罪预防。在我国，要结合当前的国情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并且要有专门的机关来协调完成，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国家竞争的根本是政府竞争。政府竞争也是国家竞争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国内，如果一个地方有一个“高效、透明、公开、廉政”的地方政府，该地方的经济就会得到迅速发展。比如说1988年、1989年期间，国内的很多商人纷纷移民、移居国外，造成外汇流失现象严重，虽然其中原因诸多，但是“不安全感”是一个重要因素。

当前，我国公务人员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光靠新闻媒体、个案来监督预防并不科学，需要我们构建一个科学的反腐败机制和制度。目前，我们的社会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很多个转变，这些转变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转变是我党已经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随之而来的就是广义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机关，包含司法机关在内都要适应这种转变，才能更好地“为民执政”。前一阶段，法院、检察院集中清理“超期羁押”问题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第二个转变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过去没有出现过的问题和矛盾，经济犯罪现象日益突出。第三个转变是“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的转变，这也是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具体的表现就是政府做不好的事情可以交由民众去做。在这些转变过程中，法律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而这里的法律必须具有政策性和导向性。《职务犯罪预防法》也应该是这样的，同时在这部法律当中，检察机关的作用很大，应该发挥监督指导作用，通过公共决策、公共政策，比较深地介入到预防工作的各个层面中去，用既合乎法律，又能保护社会经济繁荣发展、政治稳定的方法手段来很好地预防职务犯罪。在这里，检察机关的“主动、能动性司法”的空间更大，因为它的行政性更浓一些。从法律监督的角度出发，检察机关可做的预防工作更多，比如检察机关可以做一些窗口性的、指导性的工作，提供咨询和提醒，这一点就像中央银行对地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工作。

在目前的环境背景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很难做，但是如果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和辛勤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不可估量的。

王牧（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这次“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化建设座谈会”是在我国参加起草并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久后召开的。研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可以知道，公约对预防工作的法律根据、预防工作的意义、预防工作的手段方法都讲得很清楚，这为我们在中国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根据和法律框架，这次会议开得非常及时。再者，职务犯罪预防厅成立三年来，从摸索工作的法律根据和工作的权利义务、职权责任的探讨阶段，现在已经走到了总结经验并加以法制化的阶段。因此，这次会议应该是标志着预防工作从初步探索到总结经验、立法规定的新阶段。现在，把预防工作纳入到法制化的观念来加以对待，仍然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这在我国打击犯罪、治理犯罪的决策中又先行了一步。

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中，治理犯罪主要靠打击，但打击的目的还应当是预防犯罪，我们刑法理论中讲的一般预防便是这样。如张三、李四因犯罪受到了刑罚的惩罚，使其他人受到了震慑，不敢犯罪，这只是起到了一般预防的作用。事实上，强调打击、报应和一般预防是古典刑法的观念。现在，社会发展了，人民生活奔小康了，社会安全已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预防观念也被提到重要日程上来。因为，社会安全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预防犯罪，包括如何预防职务犯罪的问题。在现代刑法的观念中，更强调预防，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现代刑法从其取向可分两种，一种是打击的刑法，一种是预防的刑法。在现代的一些国家中，应对犯罪的主要不是刑罚惩罚，而是犯罪预防。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观念。职务犯罪预防法制化研讨会，对将来在中国推动刑事法律现代化起到了一个历史的生长点的作用。这也告诉人们，中国的治理犯罪主要是通过预防，而且主要是法律性的预防才更有效。

治理犯罪不应该仅依靠打击，或者说不主要寄希望于打击。对社会民众来说，最有效的、最有效益的，还是预防。预防是使职务犯罪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但是，现在贪污的数额大幅攀升，腐败的形势仍然严峻。抓一个杀一个，代价太大了。怎么办？别让他们犯罪，不要让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我们在治理犯罪过程中应该尽量少用刑罚，刑罚是暴力的东西，以暴治暴只能是暴力升级。刑罚并不是一个好东西，刑罚像金钱一样，万万缺不得，但刑罚不是万能的。刑罚像一堵墙，只挡君子，不挡小人。所以，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制化，能够提到我们中国学术界的议事日程上来，而且不仅是作为我们的学术探讨，更作为我们检察机关的实践，是十分重要的，具有理论、实践、历史多方面的意义。

（樊崇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2000年我在德国考察时，德国一位警察局长对我说：“德国已经打击犯罪两百多年，但最近总结来看，犯罪是越打越多，越打越重，越打越狡猾。我们得出的一个总结是，关键是预防。”所以，德国的警察局拿出20％的精力来搞预防。他还把德国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以及公务员的教材分别送了一套给我。其内容说明，预防工作太有必要了。近年来，我们国家惩处了许多干部，这是我们教育工作的失败。换位思考的话，这就突出体现了预防工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