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2 17:53: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西域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知道阿依古丽，是在《妈妈咪呀》节目中阿依古丽和她可爱的女儿阚琳娜为观众带来了一段印度宝莱坞的舞蹈，在舞蹈表演完时，评委张柏芝更是走上舞台与阚琳娜学了一段印度舞，她们给这个舞台带去了很多的活力和快乐，整个现场涌现出一股异域风情。阿依古丽表示，虽然自己是维吾尔族人，但取得的成绩却属于56个民族。如果没有团结、安定的氛围，没有党和国家给予少数民族同志的广阔舞台，自己也无法取得这样的成绩。
舞蹈让人生充满梦想与坚持
阿依古丽说：“‘古丽’在维族语言里代表‘花朵’，阿依古丽就是‘月亮之花’的意思。”在笔者面前，阿依古丽散发着迷人的舞蹈家气质，她的开朗、随和使人如沐春风。“舞蹈给我带来了快乐，跳起舞来，好像永远不会累。”谈及舞蹈，阿依古丽一脸幸福。
今年36岁的阿依古丽出生在素有“塞外江南”美誉的古丝绸之路重镇――新疆阿克苏，早年毕业于新疆艺术学院。因为热爱舞蹈，她放弃了条件优厚的主持人工作，用6年时间学习了新疆舞、印度舞、肚皮舞的编舞和所有教程。此后，本着让更多人了解新疆、了解民族舞蹈的目的，阿依古丽来到北京，成立了北京东方魅舞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亲任教练总监。
阿依古丽是个充满梦想和坚持的女子，人们都亲切地称呼她“古丽老师”。阿依古丽告诉笔者，新疆舞蹈活泼优美，步伐轻快灵巧，身体各部分的运用较为细致，尤其是手腕和舞姿的变化极为丰富；北疆以伊犁为代表，它的赛乃姆舞蹈，吸收了一些其他民族的舞蹈成分，动作潇洒豪放，轻快利落，不时出现戛然静止或幽默风趣的小动作；东疆以哈密为代表，这里的赛乃姆音乐比较缓慢，节奏中保留了不常见的节拍，它的舞蹈动作稳重，手腕的变化不大，基本是半握拳式，在头上左右摆动，单步较多。
看阿依古丽的舞蹈，仿佛是场视觉盛宴。她的舞姿刚柔相济、动静分明，以快速旋转中不断变化造型而见长，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舞蹈，一经她潇洒奔放的舞姿演绎，都变得富有力度，她擅长细腻、生动的面部表情，内心各种复杂的变化，由舞蹈的肢体语言表现得挥洒自如。
阿依古丽能有今天的成功，与她多年的勤奋分不开，多年来，她的生活内容只有演出和练功。经常是瘀血斑斑，双膝的软组织严重损伤。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也没有放弃舞蹈，常常是治疗、练功、演出同步进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她从不间断练功。她以快速旋转的舞技，通过生动细腻的动作和表情，把维吾尔族姑娘的喜悦心情和活泼的个性表现得入木三分。
阿依古丽说：“别看我是维吾尔族人，但我很看重国学对孩子的教育，现在的孩子早熟，各种冲击和诱惑更需要一种约束和规范，这对孩子和家长都是有益的。”因此，从事成人舞蹈培训的她萌生出新的想法――增加少儿培训，培养孩子的舞蹈、表演、演讲，包括礼仪和国学。谈到少儿培训做得最成功的“作品”，就不能不说到自己的女儿阚琳娜了。阚琳娜被誉为“旋转小天使”，曾在1分钟之内转圈达126圈而不头晕，集各种优秀舞蹈技艺于一身，令人难以置信。时常活跃在各大电视节目中的阚琳娜，其出色的舞技也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牢牢地征服住了。面对阚琳娜取得的出色成绩，阿依古丽认为要让每一个孩子在兴趣和喜欢中学习舞蹈才是关键所在，她认为以前的教程不能满足现在的成人和孩子需求，所以作为一名舞蹈老师，除了要有专业的技术外，还必须学习育儿心理学，以便全方位地和孩子以及家长沟通。如今，阿依古丽已培养出上千名学生，遍布海内外。
努力复兴丝路文化
阿依古丽不仅对自己的艺术精益求精，还十分关注新疆少数民族舞蹈事业的发展。她介绍说，目前新疆有些文艺团体处境艰难，一些优秀的、传统的文艺节目，碰到了挖掘、整理方面的很多困难；一些新节目的创作和演出以及国内外的文化交流等，都由于经费不足而受到影响。这个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对文化的发展产生制约。
如今，她带领着一支专业队伍活跃在北京的各大舞台上，传播着西域文化，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丝绸之路文化。她编排的很多作品被广泛传播，并受到业界一致好评。东方魅舞艺术团是北京东方魅舞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旗下一个团体，前身是天山古丽民族歌舞团建团，大多数都是维吾尔族演员，均是专业出身，有良好的素质和深厚的功底。艺术团有舞蹈演员30人，主持人、歌手、乐队及特约演员杂技、魔术、特技等近50人，策划组织过各类大型活动并为国内外输送过很多优秀演员。
2012年，由古丽老师指导的舞剧《刀郎的传奇》引起了广泛的好评，观众表示看到了大家平时没有领略的西域风情，古老但并不神秘。古丽老师编创的作品《掀起你的盖头来》、《印度新娘》被许多培训机构作为教材使用。古丽不仅在推广和传播着西域文化，也在研究印度文化，并结合中国特有的文化编研出特色的印度舞教材。
【关键词】唐诗；《陵阳公样》；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
在我国的历史上，西域一直与中原在方方面面有着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公元前一世纪，西汉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后，这种交流进一步发展起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到了唐代这种交流日渐频繁，其中唐代的丝绸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说到唐代丝绸文化就不得不说在唐代丝绸设计中最独具匠心的《陵阳公样》。
一、《陵阳公样》的产生
《陵阳公样》的创始人是西域鲜卑族后裔窦师纶，师纶从小生活在中原与西域文化夹杂的环境之中，这为他今后从事设计出新纹样提供了条件。由于他又名“陵阳公”，所以后来人们把他组织设计的蜀锦纹样模本称为《陵阳公样》。
《陵阳公样》的产生是顺因时代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当时唐领导者推行开明，兼并，包容的文化政策，为中原与西域的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对双方的文化交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唐政局统一稳定，人民团结和谐，经济繁盛，国富民强，同时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畅兴，西域将其特有的丝绸纹样和图案通过丝绸之路涌入中原，不仅给中原注入新的创作素材，也为双方文化繁荣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再者，当时各民族交往密切，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融合，这三方面的原因都为《陵阳公样》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也充分验证了中原与西域在文化上存在密切的交流。
二、华美富丽、敦厚饱满、自由活泼的形式
关于陵阳公样的具体形式，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对它的描述很少，只是说“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些信息：首先，陵阳公样的主要题材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四种题材名称，而未详述。比较唐代出土丝织品来看，雉有可能是一种长尾的鸟，羊则有可能是弯角的山羊，凤则在走动和飞动之间，麒麟应该是对面对地站立。其次，陵阳公样被用于输往内库的瑞锦和宫绫，一定是极为华贵，而且可以与唐代的其它皇家工艺品上的设计相通。其次，陵阳公样是在四川设计的，也是被蜀人称呼的，但其使用的范围却不仅仅是四川，主要应该是在长安，而且后来这种样式被固定下来，传播到全国各地，并成为一种时尚。最后，陵阳公样的主要形式是花环窠内填充动物主题的程式，这种样式，张彦远说是创自师纶，至今传之，因此，它至少从武德起到大中前后沿续了约200余年。
于是我们可以大致确定但凡唐诗中涉及以下图案、纹样和实物的，都可能是与“陵阳公样”有关，或者的确就是。
（1）图案：折枝写生花鸟、动植物
（2）纹样：团巢、卷草纹样（又称为唐花或唐草）
（3）实物：瑞锦，宫绫，蜀锦。
如《全唐诗》中：《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率尔投赠》
卢纶
诗礼挹馀波，相欢在琢磨。
琴尊方会集，珠玉忽骈罗。
谢族风流盛，于门福庆多。
花攒骐骥枥，锦绚凤凰窠。
咏雪因饶妹，书经为爱鹅。
仍闻广练被，更有远儒过。
《清平乐》
韦庄
琐窗春暮，满地梨花雨。
君不归来情又去，红泪散沾金缕。
梦魂飞断烟波，伤心不奈春何。
空把金针独坐，鸳鸯愁绣双窠。
《浣溪沙·风递残香出绣帘》
孙光宪
风递残香出绣帘，团窠金凤舞襜襜，落花微雨恨相兼。
何处去来狂太甚，空推宿酒睡无厌，怎教人不别猜嫌？
《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
杜甫
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
直词才不世，雄略动如神。
政简移风速，诗清立意新。
层城临暇景，绝域望馀春。
旗尾蛟龙会，楼头燕雀驯。
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
帝念深分阃，军须远算缗。
花罗封蛱蝶，瑞锦送麒麟。
辞第输高义，观图忆古人。
征南多兴绪，事业闇相亲。
这四首诗中的“花攒麒麟枥，锦绚凤凰窠”、“空把金针独坐，鸳鸯愁绣双窠”、“风递残香出绣帘，团窠金凤舞襜襜，落花微雨恨相兼”、“花罗封蛱蝶，瑞锦送麒麟”，诗人都是描写丝织品的形式华美艳丽，这些丝织物的纹样也均以花卉为环的团窠凤凰、团窠麒麟、团窠蛱蝶、团窠鸳鸯的图案。麒麟和凤凰正是窦师纶所创陵阳公样中的翔凤、游麟，鸳鸯是陵阳公样中的对雉之形。
以上四首诗的作者所写的时间、地点、经过、描写对象以及所拥有心境等都有所差异，但在诗句中却都涉及到了对丝织品中陵阳公样的描写，可以看出到了唐陵阳公样改变了以前丝织品设计中以云气兽纹占主导的形式，结合了具有西域特色的素材，使得贵族妇女都以拥有一件窦师纶款的锦衣为荣。
它可以是馈赠亲朋的上等礼品，也可以是贵族上流使用的生活用品，同时也是权利、财富的象征。它较之以前形式，色彩华美富丽，图案敦厚饱满，风格自由活泼。陵阳公样的产生是中国唐吸收西域文化的体现，也是唐人民推动与西域文化发展重要贡献的代表，更是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最好物证，正是中原与西域的密切交流才使得中原丝织品种类更加繁多，样式更加新颖。
三、《陵阳公样》的传播与发展
唐时长安侨民既多，客商尤密，偏好西域习俗成风，衣食住行、艺术及建筑无不效法西域，如：“汉着胡帽”、“身着胡衣”“贵人衙撰”、“尽供胡食”同时西域人也汉化，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大同；慕华风盛行，模仿汉姓，衣华服效华人者，可为华化之证据。
随着中原与西域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多方面交流日益密切，以及陵阳公样的产生，在西域越来越多的出现了陵阳公样的身影，并且在六世纪的波斯萨珊王朝最为盛行。
全唐诗卷265_30，顾况的《李供奉弹箜篌歌》：
银器胡瓶马上驮，瑞锦轻罗满车送。
此州好手非一国，一国东西尽南北。
除却天上化下来，若向人间实难得。
结合对整首诗歌的分析，这首诗是在描写一位技艺高超的国府乐手如何弹箜篌，他的手艺为他换来了“银器胡瓶马上驮，瑞锦轻罗满车送”这种昂贵的赏赐。通过这句可以看出中原的陵阳公样已经和西域的银器胡瓶一起作为封赏的上等之物，说明陵阳公样不再是一种仅贵族使用的具有特殊纹样的丝织品，而发展成为一种可供交换，赏赐的贡品甚至商品。
所以陵阳公样的传播与发展不仅推动中原与西域文化的发展，其具有的无比艺术魅力和震撼力，穿透悠久遥远的空间距离，联通两个区域，同时又丰富了诗歌内容，为不同文化相互借鉴吸收，促进了双方的文化融合和交流，对彼此的稳定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交流，无论对于西域文化发展，或是对于中原汉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肖舟.《陵阳公样的图案》，2008年5月
[2]卢纶.《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率尔投赠》，《全唐诗》卷279
[3]韦庄.《清平乐》，《全唐诗》卷697
[4]孙光宪.《浣溪沙·风递残香出绣帘》.《全唐诗》卷897
[5]杜甫.《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全唐诗》卷227
[6]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1页
[7]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出版社
一、匈奴统治西域时期新疆的民族、语言与文化
这一时期，西域生活的主要民族及部落有塞人、月氏、乌孙、羌人、车师、匈奴和汉人。这些民族和部落在西汉初年经过不断的迁徙和发展，并与当地土著居民互相融合，建立了政权，即史书上所说的“城郭诸国”和“行国”。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或山间盆地生活的定居或半定居的居民，已形成相对独立的聚落，大多有城郭，史称“城郭诸国”。而行国主要指匈奴、乌孙等以游牧为主，随畜逐水草的政权。据现有资料看,这一时期的语言文化状况大致如下：天山南部多数民族都属于印欧语系，而且这种语言可以进一步分为塞语和龟兹—焉耆语。塞语，流行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塔里木盆地以北诸国流行用婆罗米文字书写的吐火罗语,称为龟兹—焉耆语。这种语言又分为龟兹和焉耆两种方言,一种流行于高昌、焉耆一带，叫甲种吐火罗语，一种流行于龟兹地区，叫乙种吐火罗语。南道鄯善诸国流行的民间语言是楼兰语，于阗地区除了塞克语外，还流行佉卢文为代表的“印度俗语”。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迁入，汉语文也在城郭诸国中广泛流行，一些上层贵族使用的比较多，而且程度很高，可见它的通用性多在以汉语为母语的民族和少数民族上层贵族中使用，在少数民族普通人家中的使用却受到条件的限制，因为汉语秦时进入西域，但较广泛的传播却从张骞出使西域与两汉王朝对西域的统一开始。同时，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初步形成吐火罗化，吐火罗语成为南部的区域交际语。属于汉藏语系的有羌人、汉人，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有匈奴人、乌孙人。北部以操阿尔泰语的民族为主，阿尔泰语系语言于是就成为北部民族区域交际语。羌语由于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羌族人口较少，常用汉语，其语言使用范围逐渐为汉语所涵盖，因此多限于民族内部使用。至于车师人的种族、语言目前还是一个没有完全研究清楚的问题。
二、匈奴统治西域时期的语言文化互动
（一）匈奴的语言文化对新疆的影响
当时，在北方占有统治地位的匈奴，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同样在语言文化方面也给其他民族以种种影响。首先，匈奴语言对西域各个民族有一定影响。西汉人说匈奴“箕据反言”，这极易使人想到阿尔泰语系的宾谓句式。北魏时代语言属于突厥语族的敕勒人，“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北匈奴的后裔在今北疆一带建立的悦般国，“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这些记载都可以推测出，匈奴人到南北朝时期，是讲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某一种语言的，同时亦可推测匈奴与西域其他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其次，匈奴的风俗文化对新疆各个民族亦有影响。如匈奴的生活习俗是“……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汉文史籍记载说，乌孙与匈奴同俗。再如，张骞初通乌孙时，乌孙昆莫“见骞如单于礼”，“昆莫起拜，其他如故”。上述可见，匈奴的风俗礼仪影响了乌孙，同样也将影响当时新疆的其他民族。再者，我们从《汉书•西域传》中可以看到西域诸国使用匈奴官号的情况。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之属”。这些职官称号，西域诸国也有所见。例如，鄯善国设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1人，于阗国设有左右将、左右骑君各一人，皮山国设有左右将、左右都尉、骑君各一人，疏勒国设左右将、左右骑君、左右译长各一人，龟兹国设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各一人。以上是见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西域诸国的职官情况。对这一现象的合理诠释是匈奴在接受新疆诸民族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将本民族的文化传播给新疆各族。
（二）汉语汉文对新疆的影响
两汉王朝在西域与匈奴角逐战争的胜利到对西域的完全统一，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这一时期，汉语汉文在西域的广泛使用离不开汉代的屯垦、通使、通婚、贸易等活动。这些活动常伴有大量的语言文化交流。汉语汉文对新疆的影响可以从新疆考古出土的残简、木简等看出。罗布泊西汉烽燧遗址出土了《论语•公冶长篇》残简，斯文赫定在“海头”遗址发现了东汉末年《战国策》残卷及算书《九九术》残简。另外，尼雅出土八枚木简，是系在礼物上的木排，上书送某物于某人，两面书写。这些汉文木简收录在《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中，从姓名及内容来看，为当地土著民族所遗留。如上面提到的“琅玕”、“玫瑰”是珠玉的名称。简文中所载送礼者“休乌宋耶”和接受礼物的“大王”、“小太子九健特”等人显然都是少数民族中贵族的姓名。“大王”、“王”、“王母”是对地方统治者的尊称。这些人无论作为送礼者或收礼者，都是能使用和了解汉文的，这生动地反映出西域土著民族通晓汉语，使用汉文的情况。学者尚衍斌曾有此说法：“他们使用汉文和上述形制的简牍互制问候，显然是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1]这些均说明这一时期汉语文在当时西域业已使用，也说明当时西域土著民族中，一部分人显然是受了汉文化的影响。
（三）汉匈语言文化的互动
1.汉语汉文化对匈奴的影响1.1匈奴使用过汉文字史书中留下了一部分关于通晓汉语的匈奴人及通晓匈奴语的汉人的记载，如汉武帝时的金日磾和张骞、苏武、投降匈奴的中行说等。《史记》和《汉书》中还提到匈奴单于屡次给汉朝吕后和皇帝写信的事，这些书信当是出于汉人之手，用汉文写的。由此可见，在匈奴的政治生活中，曾广泛使用了汉文字。从文献记载看,匈奴与汉朝的往来文书十分频繁。如《史记》、《汉书》记述了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是时冒顿方强,为书使使遗高后……”,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遗汉书曰……”单于与汉廷往来的书信,似乎都是用汉文写的,但也不能排除这些文字是汉人所译。假如是汉人书写的,则这些信件更可能是出自投降匈奴的汉儒之手,他们为单于对付汉朝出谋划策,包括书写信函。汉景帝的宦官中行说就曾为单于回复汉廷书信出主意，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中行说教单于回复汉书牍以尺二寸及印封皆令广大长[2],代单于书写信函当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出土文物中,也有证据表明匈奴曾使用汉语,匈奴上自单于下自各级官员的印章都是用汉语刻制的,目前已发现和出土的匈奴官印有二十多枚,均为汉文,如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所出“汉匈奴归义亲汉长”、东胜采集的“汉匈奴栗借温愚印”、“匈奴呼律居訾”、“汉匈奴呼卢訾尸逐印”、“休屠长印”、“休屠胡佰长印”、“匈奴相邦玉玺”、“右贤王印”、“俎居侯印”、“四角胡王印”、“汉匈奴恶适尸逐王印”、“汉匈奴姑涂毕台耆印”、“匈奴破虏长印”、“匈奴归义亲汉君印”等。这些印章大都是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以后之物,为汉朝廷所颁赐。1.2匈奴受到汉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如农业、手工业等，甚至于精神层面。像公元前一世纪的匈奴古墓中出土有汉式的铁镰和铁铧。1956年在辽宁西丰县西俞沟发现两汉时期的匈奴墓葬中有汉字的铁制工具，还有许多汉式环首小铁刀、锥以及汉族的陶器、兵器、马具、铜镜、服饰、货币等。可见中原经济和文化有力地影响了匈奴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与中原王朝的长期交往过程中，匈奴人在礼仪上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如在孝道上，据《汉书•匈奴传》记载：自呼韩邪单于之后，匈奴单于见汉帝死后在谥号中含有“孝”字，于是也在自己的名号中加“若鞮”二字。匈奴称“孝”为“若鞮”。1.3匈奴语的一些词语在两汉时期被汉语音译保存了下来，如胡（匈奴的别称）、单于（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头曼(万)、冒顿(圣)、撑犁（天）、孤涂（子）、阏氏（单于妻妾的名号）、居次（公主）、屠耆（贤）、谷蠡（官名）、当户（官名）、祁连（祁连）、且渠（官名）、稽粥、瓯脱（边界）、逗落（坟堆）、径路（宝刀）、服匿（陶制的容器）、比余(栉)、胥比(瑞兽)(钧)等。1.4其他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吐火罗语对汉语的影响也甚为显著，虽然就目前发现的残卷内容而言可以勘定的词汇不多，但是这些词汇大多还在现代汉语中活跃着。如：汉语“蜜”字来自吐火罗语A“myat”、吐火罗语B“mit”。汉语“沙门”来自吐火罗语B“samane”。汉语“沙弥”来自吐火罗语B“sanmir”。汉语“佛”最早来自吐火罗语B“pud”。汉语“獅子”来自吐火罗语Asacake。汉语“翕候”来自吐火罗语Ayapoy，吐火罗语Bype（土地）。汉语“沐猴”来自吐火罗语Amkow，吐火罗语Bmoko。还有汉语中有较多的音译地名，如吐火罗语地名：龟兹、楼兰、尉犁、且末；羌语地名有若羌。通过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匈奴统治西域时期，该阶段文化基本上看不到不同文化系统在新疆的对峙局面，各有自己使用的广度，但是汉文化有逐渐加强趋势，匈奴文化处优势地位，部分地区初步出现吐火罗化。
三、匈奴统治西域时期语言文化互动因素探讨
匈奴统治西域时期语言文化互动形成了一种以匈奴文化居于优势地位，汉文化处于逐渐加强趋势的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除了各民族成员自然选择的结果外，也脱离不了当时的地理生态环境、匈奴与中原王朝在争夺西域中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势力角逐以及其他民族迁徙、人口流动等各种因素。
(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是产生语言文化互动的前提
语言文化是属于民族的，语言文化的接触是由民族接触交往引起的。民族个体(即文化个体)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离不开经济物资的交流）必然引起语言文化的互动。根据史载，古西域的塞人、月氏、匈奴等诸多民族是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不时迁徙，必然带来民族的接触。林斡曾提到过“匈奴族十分重视与汉族互通关市。除汉族外，匈奴与羌族经常发生商业交换；与乌桓族以及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换。”再如，从新疆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断定，汉代以前就有不少汉人来到新疆。自秦汉以来，越来越多的汉人不断流入新疆。随着各个民族交往的广度以及深度的增加，民族间文化的互动也变得愈加活跃。
(二)古西域特殊的地理环境是语言文化互动的自然生态基础
古代西域地处古丝绸之路咽喉之地，这里是沟通中原文化及东西方文化的津梁。往来这里的有使臣、商旅、宗教人士等，不仅有中原派往西方者，更有来自欧洲等地的各色人士，他们或从事政治活动，或进行朝贡贸易，或致力于宗教、文化活动。这样的地理环境为民族的融合、语言文化的互动创造了优越的自然生态，成为匈奴统治西域时期新疆地区语言文化互动的自然基础。
（三）当时西域的历史状况是语言文化互动的人文生态基础
古西域位于中亚，是中西文化交汇地，但对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来说，不仅是战略要地，更是游牧民族重要的经济补充地。谁占领了西域就等于控制了中西交通要道，从中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这一时期，匈奴控制西域，已经成为能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一大势力，并对中原王朝构成了威胁。正因如此，这一时期出现了汉朝与匈奴频繁争夺西域的战争。这两大势力的对抗必然带来民族间的连年征战，但这些客观上推动了各民族间语言文化的互动，同时这些政治势力所实行的经济政治上的经略也成为语言文化互动的重要推动力。如和亲、派遣质子、互市政策以及安置降人、设置“译长”等方式。联姻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双方保持友好关系，有利于双方经济文化交流。除了汉朝善于使用和亲政策外，匈奴也曾与西域的一些国家结下过秦晋之好。史料记载，汉元封中，汉朝以江都王建之女细君为公主，令嫁给乌孙。而匈奴从汉元封中到昭帝时期，对乌孙也一直采取着和亲政策。伴随着和亲，实施和亲者随之带去大量的财物以及人员，这些都会对语言文化的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再者，为和亲而开展的一些活动，如派使团求亲、交纳聘礼、约定婚期、公主出嫁后的答谢，等等，都为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加深了两族在语言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在北方游牧民族中也经常会有遣质子行为，像汉武帝时攻打楼兰，劫持了楼兰王。楼兰王降汉，匈奴知道后也发兵攻打楼兰。楼兰为了不得罪匈汉两大势力，于是向两国各派遣一个质子。这些质子对传播文化起到不小的作用，由于他们广泛接触文化，不少人回国后，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开放关市，是中原王朝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对于加强民族间的联系以及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具有积极意义。通过互市，各个民族不仅换得了较多的生产、生活用品，同时也获得了接触不同文化的机会。除此之外，西汉安置匈奴降人的方式，使得军中的匈奴人在语言、服饰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受到汉文化影响。西域诸国普遍设置“译长”方式，这种方式架设了民族交往跨越语言障碍的桥梁。译长是主持传译和奉使的官职。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三十六国都设有译长。大国设译长三人或四人，如莎车国、龟兹国、焉耆国，中等国家设译长二人，如疏勒国、姑墨国、温宿国等，最小的国家如单桓国，只有“户二十七，口百九十四”，也设有译长一人，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西域民族之间处于不断接触中。
四、结语
岁末年初，边城大大小小的音像店都在反复播放一张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专辑――《西域情歌》，其热闹状恐怕连那些拥有大量追星族的“天王级巨星”们见了都会眼红。可不知为何，我一听就起鸡皮疙瘩，以至患上了音像店恐惧症，唯恐避之不及。
这般形容《西域情歌》的功效恐有不识时务，毕竟，据说该专辑已经销售了五六万张，我的耳边也不时传来对该专辑的赞美声，于是便怀疑起自己的耳朵来。为了与时具进，不被时尚撇下，为了不以偏概全，为了对西域音乐的尊重，在朋友力荐下，我终于将《西域情歌》认认真真听了起来。
凡事就怕认真，这一听，老毛病又犯了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很显然，《西域情歌》是一个典型的“流行”翻唱拼盘。我向来不拒绝流行文化的商业性，但我讨厌那种装腔作势的文化投机行为。
首先，该专辑冠了一个大而无当的名――《西域情歌》。众所周知，西域是一个地理概念，广义的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狭义的西域指历史上的新疆。但是在这盘专辑里竟然收录了《康定情歌》这首四川民歌，这显然混淆了西域与西部的概念。听众可能不关心这个问题，但这种粗心大意却是该专辑文化定位上留下的一个遗憾。
其次，以销量来衡量音乐的优劣是不科学的，至少不能孤立的看待《西域情歌》的所谓成功。很显然，《西域情歌》的销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们对这些耳熟能详的老情歌的喜爱的审美惯性使然。刀郎、黄灿“平民化”的翻唱，再辅以流行音乐元素的应用所嫁接起来的怀旧情结，便“流行”起来了(可见流行音乐的审美基础多么广泛啊!)，难道这就是成功的秘密?
在市场经济时代，成功的商业文化无一例外都是与媒体共谋的结果。如果说《西域情歌》算得上成功的话，与其说是音乐的成功，不如说是市场营销策略的成功。尽管该专辑目前颇有市场，但还是难掩盖诸多不足，譬如编曲、配器的简单和制作、包装的粗糙，譬如刀郎貌似粗旷的嗓音背后的造作，以及黄灿甜美音质中难以剔除的被都市文化浸过的小资情调，这种情调正好是该专辑中的歌曲的大忌。《康定情歌》需要的返朴归真的那种清纯、那种天高云淡的感觉，小资情调与跑马溜溜的山上实在是没有什么关系。
翻唱折腾出的热闹，正好反衬了新疆原创流行音乐的匮乏。我不讨厌翻唱，相反，像“猫王”翻唱《我的太阳》，崔健翻唱《南泥湾》，唐朝乐队翻唱《国际歌》齐秦翻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都曾给我带来听觉享受，但翻唱并不足以成就他们自己，而成就他们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原创作品。
翻唱的大手笔首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候牧人们折腾的《红色摇滚》(用摇滚形式翻唱革命歌曲)，据说销量达百万张，可现在能有几人记住呢?那无非是一种类似政治波普的图解式把戏罢了。即便靠翻唱大红大紫的迪克牛仔，其音乐价值也不敢让人恭维。从这个意义上讲，颇具演唱功力，声线不错的刀郎、黄灿应该多唱原创作品，唱自己熟悉的有生活体验的东西，千万别让翻唱获得的掌声冲昏了头脑――《西域情歌》不过是一个市场行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行动。
在文化市场相对滞后的新疆，《西域情歌》的确是一个市场奇迹，一个大树底下乘凉的奇迹，因此，作为喜欢西域音乐的听众，有理由期待刀郎创造更大的奇迹――原创的奇迹。
毕竟，翻唱不等于原创俗不等于媚俗。
[关键词]丝绸之路;物质传播;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034-03
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文化交流和意义,首推中国文化的外传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特别是以丝绸为代表的包括茶叶、瓷器和四大发明在内的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影响。其次是中外文化思想的交流和民族大融合产生的影响。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它是一条横贯亚洲、连接欧亚大陆的著名古代陆上商贸通道。
这条通往西方的国际通道,打通了中国文化首次外传的道路,将沿途的各个国家联系起来,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连结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发展。
一、物质文化的交流及其意义
(一)四大发明对世界发展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优秀且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的开辟沟通了东方与西方,中国先进的文明源源不断地传人西方,在不同层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所以,丝绸之路不仅丰富了沿途各个国家的物质生活,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丝绸之路在物质交流的基础上,还把我国当时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传入西方国家。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术,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的。四大发明的西传对整个人类社会,特别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造纸术、印刷术的传入,促进了西方国家教育的普及化,对当时欧洲的宗教、政治,以至资本主义的建立、思想文化的交流及传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西方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对整个世界文明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近现代文明的出现与发展起了奠基作用,使西方实现了向现代文明的跨越。
(二)物质方面互通有无及其文化意义
丝绸之路为中亚、欧洲地区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冶铁技术,为中亚带去了先进的水利灌溉技术。冶铁技术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民族融合及各民族的广泛交流,而其最大的意义是对生产力的促进和提高。
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的铁器和冶铁技术便沿着丝绸之路经由新疆地区传入中亚,铁器的使用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加速了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为西方商品经济的出现及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的水利灌溉技术是在汉代西传的,水利技术传人中亚后,改变了该地区的旧有面貌,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灌溉农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农作物产量。中国的医学也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了阿拉伯,公元8世纪,中医诊脉这一诊断手法传入阿拉伯地区。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期,欧洲人利马窦、汤若望等人来华,将《本草纲目》翻译、介绍到欧洲,东西方医学的会通促进了近代医学的发展。汉朝初通西域,中国除了丝绸之外,还有漆器和铁器等输出;唐朝时,瓷器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输出物产;宋元时期,瓷器外销十分多,同时,茶叶也成为重要的输出品。此外,如黄连、肉桂、生姜、土伏苓等中药原料,以及无患子、桑树、马鞍、铜合金等,在不同时期以各种途径西传。
西方一些物产和珍禽异兽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一些中原没有的物种,其中以葡萄、曹荷最为知名,还有安石榴、黄蓝等。此外,当时还出现了许多带有“胡”字的农作物,如胡麻、胡桃、胡豆、胡椒、胡瓜、胡蒜等,都是从西域传入的,这些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从西域传来的香料也很多,如阿拉伯的乳香,索马里的芦荟、苏合香、安息香,北非的迷迭香,东非的紫植等。这些香料多采用成品方式运入中国,滋润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而且,许多香料在当时被作为药物使用。同时,玉米、占城稻、花生、向日葵、土豆、西红柿等农作物传人中原,丰富了农作物的品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华夏民族的饮食结构。另外,大批珍禽异兽从西域和中亚输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的畜牧业发展和牲畜品种的改良。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得乌孙马好”,后来“得大宛汗血马,益壮”,“名大宛马曰‘天马夕云”。据记载:“条支出师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交。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今伊朗)王满屈献师子、大鸟,世谓之“安息雀。”“永元六年(94),郡徽外敦忍乙王莫延慕,遣使译献犀牛、大象。”许多稀有动物也随朝贡而传入中原,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二、文化思想的交流及其意义
(一)佛教的传入
沿丝绸之路散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石窟佛洞,这些石窟无一不是在丝绸之路上开凿的,与外来文化联系紧密,并且其中多有反映丝路贸易往来的内容。这些石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丝绸之路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不同信仰的信徒们的出游带动了主神灵的相互往来,佛教由西域传到中土,道教也随着长春真人的西行在西域各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不同社会、不同文明的思想如潮涌一般互相交流。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西方、南亚等地的宗教得以传入中国。西汉时,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天山以南及河西走廊一带,西域及河西高僧辈出,传教译经盛极一时,修寺凿窟成风,龟兹、高昌、敦煌、凉州成为著名的佛教圣地和传播中心。丝绸之路带给中国的还有景教和祆教、摩尼教等。宗教蕴藏着丰富的内容,特别是佛教的东来,给中原固有文化以很大的冲击。中国古代文化正是因为与佛教相遇,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可以说佛教是丝绸之路带给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礼物,而佛教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精神层面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佛教、儒教、道教成为几千年来对中国文化发展有很大影响的思想流派。
(二)儒家思想对世界的贡献
在佛教传入的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思想、儒家思想也通过丝绸之路得以传播,并给当时的东南亚文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齐名。明中叶以前,由于中国的经济、科技、文教的发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不靠政府政治背景,仍能远播海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教文化圈。这充分说明儒家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早在明朝初年,朝鲜就已创设成均馆,祭孔于文庙,促进了文化、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及东方文化的代表,其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涵的精粹之处,自有超越地域和时代、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所客观需要的价值和成分,值得我们吸取和发扬光大。
三、文化习俗的相互融合及其意义
在一定意义上说,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民族融合的道路。在这条商贸通道上,人们交流的不只是商品、思想,还包括生活习惯、生活艺术等各种民族文化。成批的遣唐使和留学生来自海外,又分散向四面八方,进行文化交流。西域艺术也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大大丰富了中国的传统艺术,不论是艺术种类、艺术形式还是艺术思想,对中原文化都有所影响。西来的文化艺术与中国固有的本土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与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音乐与舞蹈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的音乐艺术以主流的形式传入西域各国,西域文化也大量进入中原,西域的各种琵琶如曲项琵琶、五弦琵琶和钱等乐器在公元4世纪传人中国。“舞四夷之乐”,始于张骞通西域。西域音乐传入中国,主要有乐曲、乐器、音乐家等多种方式。西方音乐参与了对中国古代音乐系统的构建,对唐朝音乐产生了很大影响。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西域舞蹈开始进入中原,一度成为人们喜欢的音乐形式。
(二)丝绸与服饰
从西汉开始,中国的丝绸就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丝绸作为一种生活品或艺术品为西方社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在当时,它不仅提高了东南亚地区人民的文明程度,而且丰富和美化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推动了各地区、各民族文明的进步。与此伴随的养蚕技术和纺织技术也成为中华民族对全世界的主要贡献之一。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变俗胡服,习骑射”,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西方各民族往来日益频繁,服装交流的局面也因此形成。隋唐宫廷一度盛行西域服饰。
(三)诗歌和戏曲
在诗歌方面,唐朝许多边塞诗人的诗歌至今仍在丝绸之路所经地区广为传颂。唐朝文化大多通过丝绸之路流传至东南亚各国,甚至流传到西方各国,尤其是东亚,唐代文化奠定了它全部文化日后发展的基础。吐蕃的《四部医典》,代表了少数民族医学对汉文化的丰富。西方的百戏就是各种杂技,在汉代时期传入中国。杂技在中国自有悠久的历史,在吸收了西域的杂技后,更加丰富多彩,丰富了人民的日常生活。
(四)绘画和研究艺术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西域艺术通过佛教艺术也在中国开花结果,佛教的石窟、造像、壁画等,都充分地反映着中西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石窟所表现的佛教艺术都有外来文化艺术的风格。这些艺术主要源于印度的佛教艺术,同时,也有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到唐代时期,波斯文化开始影响中原文化。西域绘画技法的传入,促中国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通过交流,大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丰富了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为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也为近现代社会的文明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外文化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今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交流出现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最壮观的历史背景下,探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意义更耐人寻味。如何让丝绸之路重放光彩,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一、特殊的地理位置
从历史文献来看，虽然西域在各个时代所指范围并不完全一致，但新疆是其核心区域。因此世人常言：新疆古称西域（下文西域即指历史上的新疆区域）。它特殊的内外地理环境，不仅直接而深刻影响着该地区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内外民族关系发展，而且这一点在有关西域的各种文献记载中都有着明显的反映。
换言之，前者为后者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反之，这些相关方面的历史记载，不仅说明了世人对其关注与重视，也说明了它特殊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密切关系。
就整个新疆在大陆中的位置来说，它位于欧亚腹部心脏地带，东西交通要道，即“丝绸之路”枢纽地段，由此在历史上，使得它成为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荟萃之地；它地处要冲，诚如《新疆图志》中描述它重要的地理战略形势时言：“新疆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筑。得知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这是它特殊地理位置与其历史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 摄影/陈辉
在西域辽阔的大地上，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定居民族，也无论是土著居民抑或是外来移民，从古到近，他们都在拼搏、奋斗，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可歌可泣的兴衰诗篇，而高山、沙漠、河流、湖泊，也参加了这种历史大合唱，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
二、自身内部地理环境特点对人文发展的影响
除上所言之外，西域自身内部地理环境对其历史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域的地理环境特点，今人曾形象的概括为：深居内陆，环境封闭；群山环绕，高差悬殊；大气干旱，沙漠广布；地广人稀，潜力雄厚。这里需指明一点的是，其“环境封闭”是相对而言的，如北疆准噶尔盆地东面开阔的缺口与蒙古草原连成一片，在历史上，这直接加强了该区域与中国北方民族关系的发展；南疆塔里木盆地东段有一处天然的豁口，正好与河西走廊相连续，是新疆与中原地区交通联系的天然孔道，这又直接密切了历史上此区域与中国内地民族关系的发展。
就其整体与周边环境来看，由于西域深居大陆内部，除伊犁河谷和某些山间地带雨量充沛外，其它地区多为干旱少雨。就其内部而言，整个地形地貌则大致呈现出“三山夹两盆”的特点。因此，有人也把西域的地理h境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周围和中部是高山，高山之间是盆地，盆地中间是沙漠。
总的来说，就是“群山环绕，高差悬殊。大气干旱，沙漠广布”。北部阿尔泰山与中部天山之间为准噶尔盆地，盆地中有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部天山与南部昆仑山之间为塔里木盆地，盆地中是中国第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西域流沙滚滚。这种特殊的地形地貌是大自然在亿万年的沧海变化中形成的，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很显然，自然环境是十分恶劣的。
虽然它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但同时也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故而有人言道：在西域辽阔的大地上，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定居民族，也无论是土著居民抑或是外来移民，从古到近，他们都在拼搏、奋斗，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可歌可泣的兴衰诗篇，而高山、沙漠、河流、湖泊，也参加了这种历史大合唱，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这则反映出西域的最后一个特点，即“地广人稀，潜力雄厚”。
地域广阔是不言而喻的，仅今日新疆来说，就约占中国六分之一国土，是中国最大的省区，更不用说历史上广阔的西域了。
西域各种资源也是极为丰富。阿尔泰山盛产黄金，阿尔泰山本意就是“金子之山”。历史上很多游牧民族及政权都曾活跃于这一地区，如月氏、匈奴、乌孙、突厥、契丹、蒙古等。在西域各个高山之下，盆地边缘雪水下泄处形成有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相对不连续的片片绿洲；在地表水丰富地区，如大河、大湖周围也有许多绿洲出现。这些绿洲中许多也是膏腴之地，易农易牧。西域历史上的城郭之国（即小的政治经济区域）多建立在这些绿洲上，它们的生产方式以农牧兼营为主，而农作物尤以瓜果生产甚丰。
因而，西域既有地广人稀、荒寂不毛之地，也有水草丰美、瓜果飘香之景。如历史上，在西域被西汉与匈奴反复争夺的车师，不仅因为它位于交通孔道及汉与匈奴交接处，而且也缘于其地富饶之故。《汉书・西域传》载：当时匈奴单于大臣皆言：“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 摄影/金炜
此外，西域个别雨量充沛的河谷与山间草场地带，历史上也曾建过很多较大的游牧之国。如被称之为“塞外江南”的伊犁河谷，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一直都是各种游牧政权建立与争夺的地方。历史上有名的游牧政权，大月氏、匈奴、乌孙、突厥、契丹、蒙古等先后都在这里建过牙帐。
一般说来，天山以北多为游牧之国，天山以南多为城郭（土著农耕）之国。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相关西域文献中为什么会“出现”数量极多的西域小国、多种民族及多元文化，继而呈现出，如法显《佛国记》里所言的“国国胡语不同”的局面。由于西域诸国自身所处地理位置（特别是东西交通要道，即丝绸之路中）及自然环境的不同，其民族、民族关系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则呈现出差异性。进而，历代相关文献对各国的记述内容也表现出多寡之别。如处于丝绸之路上的鄯善、车师、龟兹、莎车、疏勒、于阗、伊吾、高昌等西域之国在相关文献中都是频频亮相，记载详细，就反映了其位置的重要性。
三、恶劣的地理交通环境与丝绸之路人文历史之反映
在古代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正是由于它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也直接造成了西域诸国间交通不便。正因如此，历代相关撰述基于各种原因对西域“丝绸之路”各道基本上都有重要的描述。“丝绸之路” 既是政治、军事交通要道，也是经济、文化交流、商业往来之要道。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西域特殊的地形地貌决定了西域的主要道路走向，只能沿着天山南北两大盆地的边缘，在各个绿洲之间穿行，往西延伸还有高山阻挡。
绿洲间路段大多处于人烟稀少的戈壁沙漠之中。一如法显《佛国记》所载：从敦煌到鄯善1500多公里的路途上，几乎到处是戈壁、流沙，缺乏淡水，天气变化无常。他言道：“沙河中多有恶魔、热风，遇则皆死。上无w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行十七日……得至鄯善国”。从焉耆到于阗要过宽达数百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塔克拉玛干”为“进去出不来”之意），条件更加艰苦。流沙万顷，沙丘高耸，很少淡水。经常刮风，埋没人畜。白天炽热蒸人，夜间才能赶路。法显云：“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而西部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山势高峻，道路崎岖，天气严寒，冰雪遍地，是一个居民稀少，很难通行的地方。他说：“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惟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悬釜而炊，席冰而寝。”这些高山烈风彻骨及前面所言的戈壁沙漠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景象，是生活在中国沿海和中原地区的人很少见到和感受到的。
历代时人相关撰述主要着眼于历史与现实的考虑，详细记载了西域“丝绸之路”段各道及诸国情况。特别是历代正史（即二十四史）“西域传”中的南、北道，南、中、北道，或四道之说；叙述诸国时常有的“不当孔道”“当道”“山道不通”之语；及对诸国间地理关系、里距等描述性的言词，其实都是当时历史及地理的现状反映。即使到清代新疆与内地之间的道路走向，与传统“丝绸之路”基本一致，也与今天新疆境内各主要道路的走向大致相同，只是在某些路段上有些变化而已。
因此，正如上面已提到的，历史上处于这些要道路段上的诸国，比之其它非要道上的诸国及民族，在历史舞台上（包括民族及民族关系发展上）显得更加活跃。这一点反映到史学上，就是它们多见诸于史册，史家对其所用笔墨也远超后者。 摄影/王汉冰
四、相对分散的绿洲政治经济与周边人文关系的发展
这种地理环境及所促成的交通不便，还使得西域诸国在经济上呈现出不连续性与差异性；由此不难联想到，相关文献中重视对西域诸国地望的记载也主要缘于此客观情况。民族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既造成它整体经济发展上的相对落后，也造成西域诸国政治上的局部性与相对的独立性，这使得历史上西域整体政治力量十分薄弱。
正如《汉书・西域传》所云：“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Y，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
与此相似，《明史・西域传》也谈到，元朝亡后，西域地方“各自割据，不相统属”，“地大者称国，小者只称地面。迄宣德朝……多至七八十部”。
由上可知，西域“诸国”实指各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小区域，或者说是相对独立的行政小区域。西域特殊的地理位置时常受到周边势力的影响，以及这样的政治与经济所造成的西域自身整体力量的薄弱，因而，在历史上使得它自身不能独立成“国”（或者说组建一个强大的统一政权）。
西域历史上虽也出现过多次类似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兼并、大国争霸的现象，但由于内外种种主观与客观原因，都始终没能形成过有如秦汉一样的统一局面。西域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则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一如有学者所言：“西域诸国都属于小国寡民，各自孤立的处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绿洲，任何一个城郭国家都无力统一整个西域。绿洲经济的分散性使它们难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西域诸国需要一个凌驾于其上的力量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反对外部力量的侵害。这就是历史上西域诸国或者依附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或者统一于中央王朝领导的重要原因。”
因此，西域历史的发展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和内地王朝历史的发展最为密切相关。这一点可以由左宗棠关于新疆建省奏请里的一段话反映出，如其所言：“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这段文字很明确的从地理形势上指出了中国内地、北方、西域之间的紧密发展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域特殊地理形势和历史发展等原因，西域很少被来自帕米尔以西的政治势力所控制，来自那边的影响
主要是文化方面。这是在西域特殊地理形势影响下，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又是历史上这些区域内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互动的结果，特别是历代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深化了民族间的各种互动关系，紧密了中原、北方、西域、西南等中国各民族的关系，而且更加增强了西域的内向性与各民族间的凝聚力。一如有学者言道：“在长期的共同劳动、生活和斗争中，各民族互相接触、混杂、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血肉联系，并由此而产生了强大的内心力、凝聚力。”明清之际，由于西域历史上的种种变故，原西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迁徙到了伏尔加河地区进行游牧。清代乾隆年间，其首领渥巴锡带领土尔扈特部，浩浩荡荡地走上了重返故土的征程，正是这一民族内心力与凝聚力的一大写照。 摄影/车静
【关键词】西域，丝绸之路，新北道，体育文化，分布
1.唐代新北道体育文化区的形成
唐代丝路新北道主要贯穿东疆、北疆。东疆是连接内地的重要枢纽，因此在历史上较多的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这一地区的民族混杂，以绿洲产业和绿洲文化为基础。而北疆、天山地区、帕米尔高原东坡，则是其他民族混杂居住的地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习惯在少数民族群体中的集中反映，根植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离开了传统文化的土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将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唐代丝路新北道体育文化区的划分离不开传统文化的背景。根据唐代丝路体育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依据地域性原则、综合分析与主导因素原则、相对一致性原则将丝路新北道分为体育文化亚区、体育文化小区两个层级，其中体育文化亚区主要是根据自然环境的相似性、生产方式、体育项目特征为依据划分，共划分出两大体育文化亚区，即东疆文化亚区和北疆体育文化亚区；体育文化小区的划分主要依据民族的分布格局、生产方式、体育项目特点，并参照地域环境特点及行政区域进行，可划分为哈密、乌鲁木齐、伊犁三个小区。
2.唐代新北道体育文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
2.1自然环境
自古以来，西域地区有很多不同种族的氏族或部落在这里过着游牧生活，这种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对体育文化创造的过程及特质与农耕文化有很大的区别。
游牧民族在一定生存环境下的生产、生活的特征：无城市、无耕地、迁徙不定、游牧为生，社会文明发展水平低，民族没有文字，重视个体价值，一切从有利于个体出发，而民族则注重集体的整体发展。
西域地区冬季较长，气候相对恶劣，环境决定了人们活动的具体内容和方式，进而形成了思维方式、心理素质、认知能力以及观念上的差别。
西域（尤其是北疆文化亚区）大部以畜牧经济为主，最丰富的生产资料就是各种动物，最有力的交通工具或是劳动工具也是动物，尤其是对马的大量驯服，广阔的草原为骏马驰骋训练创造的有利条件，使西域少数民族马上项目的发展得到有力的保障。同时，即使同在西域，不同地域的马术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蒙古地区以马的速度或耐力见长，他们所进行的常是竞赛性的跑马；西北地区（如新疆）的马术文化在有一定速度或耐力竞赛的情况下，却更注重的是技巧的表演或是情趣性的民俗活动，因而，这里常见的是各种马技表演，如跑马拾元宝、飞马拾哈达、马上角力等，另外，还有姑娘追、刁羊等活动。
2.2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往往是某一地区自然、人文区域的综合反映。张晓虹认为“行政区划一旦形成会对文化现象具有较强的整合作用，使同一政区内的文化现象有趋同的倾向”。周振鹤则论证了宋代一级政区与人文地理区域相吻合。从隋至唐代前期，由于东、北疆地区在一段时间里许多地区处于突厥控制，文化现象在不同的政权范围内形成了差异，其差异从唐代历史文献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唐代文献中多以地名记述如“伊吾”、“北庭”等分别记载东、北疆地区的民俗体育活动，从中表明政区对文化（包括体育文化）具有较强的整合作用。唐代在不断的发展中控制了整个西域，把新北道置于陇右道行政区域，在这一区域设立北庭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而整个新北道处于北庭都护府管辖之内，庭州（乌鲁木齐）受到了中央王权的直接影响，可是弓月（伊宁地区）仍然处于部落政权的管控之中。而伊吾（哈密）则是单独的行政区域。这种行政系统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后世体育文化区的形成，如天山北麓东段哈密等地的体育文化现象与北疆其他地方的差异。
2.3
在唐代西域丝路新北道体育文化区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宗教意识和宗教内容对新北道地区少数民族体育区的形成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有些民族体育中（如萨满舞）以虚幻想象中的形象驱魔赶鬼或祈求福佑，反映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假、恶、丑鞭挞的纯朴意识。各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追求美好未来的宗教信条和精神支柱，有时是以体育为载体去祈求，有时也能在体育活动中（如塔吉克族的鹰舞、哈萨克族的黑骏马舞）找到这种信仰或精神的寄托。
3.结论
通过对唐代丝路新北道地区的自然环境、民族的分布格局、体育项目地理分布的分析研究，形成了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1）唐代丝路新北道体育文化区大致可划分为两大区域，即东疆体育文化亚区和北疆体育文化亚区，其分区基本上以天山为主轴，按照盆地、绿洲、河流的地区划分。
（2）在东北疆两大体育文化亚区内，依据民族的分布格局、流传的传统体育项目的差异又分成了三个小区，即哈密体育文化小区、乌鲁木齐体育文化小区、伊宁体育文化小区。
（3）唐代丝路新北道体育文化区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星罗棋布、交叉融合，这种分布特点与西域的地理环境、民族的分布格局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表明文化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受到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的影响；
（4）唐代丝路新北道体育文化区的形成受多方面的因素所制约，主要表现在自然条件、行政区划、经济方式、地理区位、移民等几个方面。自然环境从宏观上制约了新北道体育文化区的分异，盆地、草原成为东北疆体育文化区的显著界线；行政区划对体育文化具有整合作用，使区内体育文化现象趋于一致，以形成均质的体育文化区；农耕与游牧、绿洲与草原的经济方式对丝路新北道体育文化区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移民是唐代丝路新北道体育文化区形成最具活力的因子。
参考文献：
[1]张文奎.人文地理学概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关键词]元代; 哈剌鲁人;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8-0005-02
哈剌鲁（Qarluq）是元代西北的一个民族。在同时期的文献中也称为“哈儿鲁”、“匣禄鲁”、“柯耳鲁”等。一般认为，哈剌鲁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的葛逻禄。这些哈剌鲁人原先在西域主要分布在巴尔喀什湖以东的海押立和伊犁河流域的阿里麻里，主要信仰伊斯兰教，但可能也有部分信仰景教。① 1211年，西域哈剌鲁首领归顺了成吉思汗，② 并且参与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有元一代，大批西域哈剌鲁人因征战或屯田等原因迁入内地并定居于此，主要分布于大都、真定、大名、南阳、庆元、四川等地。③ 哈剌鲁人迁入内地以后，在文化习俗上与之前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逐渐有“华化” 的趋势。关于此问题，前人研究也有过涉及。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对部分哈剌鲁人的“华化”④作了简要考证;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第三部分对内迁哈剌鲁人文化上的变化作了简述;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上编第六章《东迁西域人的文化认同》总体上介绍了迁入中原的西域人文化认同上的变化，涉及哈剌鲁人较少;何兆吉《元代达失蛮神道碑的文献价值》分析了黄锰庑吹牧椒酱鹗蛮神道碑文当中有关哈剌鲁人华化的史料。但专门研究内迁哈剌鲁人文化变迁的文章似乎并不多见。研究内迁哈剌鲁人的文化变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元代西域民族进入中原后的“华化”趋势，对于研究元代民族史、文化史也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现有史料，对元代内迁哈剌鲁人文化变迁作一梳理。
一
随着内迁日久，大部分哈剌鲁人的文化、生活习俗都逐渐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习俗接近，这一点可以从取字、言行、丧葬、通婚等方面来加以论述。
首先是取字。命名取字充分体现着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礼制特征。根据陈垣先生考证，元朝时来到中原的西域人当中，起汉名取字的现象颇为时尚。⑤ 介绍元代居留大都的哈剌鲁人答失蛮⑥ 其家族历史的《定国忠亮公神道第二碑》中提到答失蛮长子买奴时说道：“公字德卿，定国长子也。”⑦ 买奴这个名称应当还是沿袭哈剌鲁人的习俗，但取字则明显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其次，日常言行最能体现人的文化素养。像答失蛮、柏铁木尔⑧ 等人，他们的言行都体现出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如答失蛮在临终时告诫诸子“恒以忠君、报国、尊祖、睦族为念”。⑨ 答失蛮的长子买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分巡岭北”时，“撤酒肆以变风，兴儒学以崇德教”，⑩ 在当地宣传儒教。至大三年（1310），柏铁木尔从陕西回到京城，向武宗推荐了儒士郭松年、宽甫、贾文器等，这些人后来都被武宗委以重任。11 仁宗时，柏铁木尔曾上奏道：“回回不速儿麻氏，僻在西陬，未沾圣化。其俗兄弟自为婚姻，败常，莫此为甚！乞严禁，以正人伦，厚风俗。”12 “兄弟自为婚姻”，指伯叔兄妹之间的通婚习惯，这一习俗似乎在元代色目人当中并不少见，柏铁木尔也是色目人，但此时他却指责这种行为“败常”，并上奏“乞严禁”，可见柏铁木尔在内心已接受儒家礼教思想。
第三，丧葬习俗。陈垣先生说过：“封建社会最大之礼制，莫过于丧葬。”13 哈剌鲁人在西域时，大部分人便已经信仰伊斯兰教，可能还有少数人信仰景教。穆斯林的丧葬风俗与中原迥异，首先是不占棺木，占地不大。但碑文记载买奴“既告老，赐钞万五千缗，悉用增葺其先茔”，14 一次动用一万五千缗来修葺家族墓地，可见其家族墓地豪华与占地之大，显然是效仿中原习俗厚葬，非穆斯林从俭而葬的习俗。还有丁忧守制的习俗，这是儒家文化圈内的一种特定习俗，西域民族则无此习俗，且元政府未要求蒙古、色目官员丁忧。15 但买奴仍然在父亲答失蛮去世后为父丁忧守制，期间“诏起还复旧任。固辞，从之。服除，入中书为右司郎中”。 16可见买奴已接受此习俗。
第四，通婚。在民族融合与文化变迁过程中，通婚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母亲就是哈剌鲁人。顺帝之父明宗因宫廷斗争出走，在经过哈剌鲁地区时，娶阿尔思兰汗后裔迈来迪为妻，生下妥欢贴睦尔。17 《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记载：“王初娶唐兀氏奴伦某……再娶郭氏……子男三人……次道童，王故所娶高丽氏子……次蛮子，郭太夫人出……娶乃蛮氏奴罕，卒;继高昌氏答儿麻失里……女三人，长哈秃纳，适镇远王之子斡失帖木儿，卒。次金刚奴，适崇福司少卿答儿麻失礼。次八宝，适卫王宽彻班孙。” 18由这段话可以看出，柏铁木尔娶唐兀人（一般认为是西夏人后裔）、汉人、高丽人，其子蛮子娶乃蛮氏19 、高昌人（应是西域畏兀儿人），其长女和三女嫁给了蒙古王室，次女所嫁之人“答儿麻失礼”与蛮子所娶高昌氏“答儿麻失里”似是同姓，很可能也是西域畏兀儿人。《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载：居于开州濮阳县的唐兀人闾马家族世代与当地哈剌鲁人通婚，闾马曾孙理安娶哈剌鲁人伯颜之女。20 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在元朝，上自皇室下至民间，哈剌鲁人普遍与各族通婚，与之通婚的有汉人、蒙古人、唐兀人、畏兀儿人乃至高丽人等。
二
随着受中原文化影响渐深，哈剌鲁人当中也涌现出了一些具有较高中原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贤（乃贤）、伯颜宗道等。贤，是元朝后期著名的哈剌鲁诗人，“今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葛逻禄氏贤易之，自其先世徙居鄞越”，21 其诗歌多描写下层人民的生活，在江南文人当中地位也很高，代表作有诗集《金台集》和地理游记著作《河朔访古记》。伯颜宗道是元末儒学名家，世居开州濮阳县（今河南濮阳），又名师圣。青年时代受业于宋朝进士黄坦，至正四年（1344）受诏授翰林待制，参与修《金史》，归来后在乡讲学“四方之来学者至千人”，22 至正十八年（1358）被河南红巾军俘虏后杀害。他“平生修辑《六经》，多所著述，皆毁于兵”。 23虎都铁木禄是元初哈剌鲁将领铁迈赤的儿子，由于母亲是汉人刘氏，而且他本人又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所以也被称为“刘汉卿”。24 老的沙是元朝末年在中央任职较高的哈剌鲁人，元顺帝的舅舅，至正十七年（1357）六月任御史大夫，同年九月又升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兼兀良海牙指挥使，25 后来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死于元朝内部的权力斗争当中。26
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哈剌鲁人的内迁也是这样的历史大潮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元中期以后，内迁哈剌鲁人在文化习俗上受中原文化影响日益深厚，逐渐与中原文化接近乃至“华化”，在取字、言行、丧葬、通婚等方面都有体现，其中涌现出诸如贤、伯颜宗道等具有较高的中原儒家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对丰富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内涵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注 释]
①③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②《元史》卷1《太祖纪》，第15页。
④ “华化”一词，较早见于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指西域民族在文化习俗上逐渐与中原文化接近，但比“汉化”内涵更加丰富。本文也是介绍西域哈剌鲁人文化上与中原文化接近过程，所以借用该词。
⑤13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91页、第98页。
⑥答失蛮，哈剌鲁人，继承父职在宫廷任“宝儿赤”（厨师），官至荣禄大夫、宣徽使，死后被追封为定国公，具体生平详见《定国忠亮公神道碑》。
⑦元・黄弥、王F点校：《定国忠亮公神道第二碑》，《黄萌集》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51页。
⑧柏铁木尔，哈剌鲁人，曲枢之子，先后任大都留守、武卫亲军都指挥使等职，阶荣禄大夫，具体生平详见《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
⑨《定国忠亮公神道碑》，《黄萌集》下册，第648页。
⑩1416《定国忠亮公神道第二碑》，《黄萌集》下册，第651页、第653页。
1112《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黄萌集》上册，第427～429页。
15《元典章・吏部五・丁忧并许终制・卷十一》载：“至大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钦奉诏书内一款：官吏丁忧巳尝著令，今后并许终制（原注：实二十七个月），以厚风俗。朝廷夺情起复，并蒙古、色目、管军官员，不拘此例。钦此。”（陈高华等点校本《元典章》第一册，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92～393页）从中可见元朝政府并未要求蒙古、色目官员丁忧守制。
17详见《元史》卷38《顺帝纪》第815页; 《元史》卷31《明宗纪》，第694页。
18《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黄萌集》上册，第432页。
19关于元代乃蛮人的族属，学界存在争议，一般认为乃蛮属于色目人，钱大昕、屠寄、柯劭氲瘸执斯鄣悖但也有学者认为属于蒙古人而非色目人，见黄时鉴《元代乃蛮是蒙古而非色目考》（《黄时鉴文集》第一册，第113～119页）。
20穆朝庆、任崇岳：《〈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笺注》。
21元・刘仁本：《羽庭集・卷一・河朔访古记序》，《乾坤正气集》卷134，同治求是斋本。
2223《元史》卷190《伯颜传》，第4350页、第4351页。
24《元史》卷122《铁迈赤传附虎都铁木禄、塔海》，第3004页。
秦始皇的一生轰轰烈烈，创造了许多丰功伟绩??修筑长城，统一中国……都少不了他的身影。正在我对秦始皇赞不绝口时，在一旁吃葡萄的弟弟对我的说法不服气，说到：“他还不如我，连葡萄都没吃过。”弟弟的说法是真的吗？
葡萄的生长需要充足的阳光和水分，如今已遍及世界各地，而当时，只有新疆种有葡萄。
秦始皇非常残暴，他会不惜一切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他想吃葡萄，迫使人们去带些回来，不就完了吗？事实并非如此，要想从西域把葡萄带回皇宫，难于上青天。
通往西域的路异常艰难，途中存有两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匈奴与发羌。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俘虏，正是为了防止他们联合，秦始皇修筑了万里长城。即使蒙混过关，也很难到达西域。在广大的沙漠中寻找葡萄，犹如大海捞针，加上饥渴与炎热，命丧黄泉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秦朝的人会被自然与地理阻击，那么西域的人熟悉自然与地理，会不会把葡萄从西域送进皇宫呢？西域到皇宫路途漫长，而葡萄不易保存，摘下葡萄两三天，就会坏掉。所以把葡萄从西域送到遥远的皇宫，是不可取的。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有着与西域的往来，只要能证明当时与西域有文化交流和物资交流，秦始皇吃葡萄就轻而一举了。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地理位置是最靠西的，很可能与西域有着联系。但是，中国与西域的交流在张骞开凿丝绸之路以后的事。张骞开凿丝绸之路是在汉朝，汉朝是在秦朝灭亡以后建立的，前后相差数百年，秦朝与西域不可能有往来。
因此，秦朝与西域成为了两个封闭的空间，彼此没有联系，秦始皇也无缘吃到晶莹剔透的葡萄。
一生胸怀大志的秦始皇却吃不到小小的葡萄，不仅是他的遗憾，更是我们所有炎黄子孙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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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首饰，从古至今都是牵动人心的美妙精灵，无论坚硬的石块如何难以驾驭，都不能阻止人们探索创造的欲望和追求。于是上万年前的石器时代，人们在制造石器工具历程中，逐渐把自己心灵的意向与美丽的石头、动物骨骼、植物籽实等坚硬而不易腐朽的物质交融在一起，用饱满的激情创造性地打磨、雕琢、串联出一串串精美圆润的珠宝艺术童话。当冶金技术发明后，人们又通过金属矿石在火的历练中化石成水的现象，发现了自然宝藏相互交织的神奇变化：坚硬的矿物质变为柔和流动的液体，在坚实与柔韧的转换中，凝结为光华灿烂的金属；通过工匠们高超的技艺，幻化为绚丽的首饰。至西汉，随着丝绸之路的贯通，多种多样的珠宝经过东西贸易来到西域，丝路首饰掀开了更加璀璨、华美的篇。 首饰饰品缠绕在女性的颈间、指尖，衬托美貌，舞出一世芳华。摄影/孙洁
在西域史前至汉晋时期的文化艺术史上，有一类文化艺术一直以光华灿烂的面目呈现，那就是珠宝荟萃、华彩荣光的首饰文化艺术。我们所说的首饰，特指佩戴装饰在人身上的珠宝饰件。这些饰件在西域石器时代的早期历史阶段，大多取材于自然界各类矿物石料、动物骨骼牙齿、植物籽实、海洋类生物（如贝壳）等。当金属冶炼技术发明后，各类金属如黄金、白银、铜、铁等也都被用于首饰工艺品的加工创作中，但原有传统的宝石玉器及骨骼海贝类制品也在继续发展。
探索不朽的首饰神奇王国
众所周知，西域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蕴含着丰富的矿藏，矿藏中包含的奇珍异宝―――各种宝石可能早在石器时代已经被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所认识并使用。人们为制造生产工具，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千姿百态的石头王国，并不断发现那些闪烁着自然光华的宝石玉材，于是宝石玉材逐渐被视作自然界神明的化身而膜拜，并用坚忍的意志和信仰的精神雕琢打磨，当一粒粒圆融的珠串被打造完成后，人们感念与追随自然神奇造化的崇高精神意愿也饱含浸透其中。
西域青铜时代晚期，也就是距今3 000多年前，玉器宝石加工雕琢品在昆仑山麓克里雅河流水墓地被发现，据说是目前时代最早的昆仑玉制品。这件被琢磨光滑平整的扁圆形饰件，保持着圆形平面的完整性而把穿孔的开凿点选在了扁圆形玉器的上下两端，这样无疑增加了开孔的难度，却成全了玉器整体的美感。我们无法想象在生产力落后的远古时期，人们是怎样把坚硬的玉石凿穿的，其中融入了人们多少饱满而旺盛的精力与探索自然神奇的情怀！
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古墓沟、小河墓地，美丽的玉珠被串在色彩艳丽的毛线上做成最简单的手链，人们发现它们时，正被戴在逝者的手腕上。仅仅为了好看吗？问题可能不是这样简单。对自然神奇创造力的崇拜，早已变成虔诚的信仰，激励着人们不断探索的意志和精神。虽然目前我们无法探知西域先民们具象的思想观念，但透过西亚远古文明的神话记录，我们也可以感悟自然世界宝石玉材对人们精神的启示：古西亚神话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什，在做穿越死亡的旅行时，经过神异的“石间之园”，“他匆忙赶来，丛林现于石间：光玉髓带来果实，其实累累美不胜收。天青石枝叶繁茂―――丰美异常景象喜人”。在远古人类的思维中，世间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是有智慧的生命体，美玉具有神奇的功能，能够愉悦诸神，降益于人类并帮助人们躲避灾害，所以他们才不惜花费工夫雕琢打磨。 昆仑山克里雅河流水墓地发现的扁圆形玉器饰件
除了无机世界坚硬的石头给人不朽的感觉之外，有机世界里人及动物的骨骼、海洋中的贝类也给人们留下了不易腐朽的深刻印象，成为人们制作首饰品的另类材料选择。孔雀河流域的铁板沟和古墓沟墓地，分别发现了两串用骨材制作的特长串项链，铁板沟项链是串珠制作成长长的骨管状串联在一起，古墓沟项链串珠则是一粒粒细小的骨珠。当时的西域先民在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生命个体的魂魄隐藏在骨骼中”的意识。精巧的骨雕做成的串珠饰品，一方面反映出畜牧文化内涵的代代传承，另一方面，人们花费巨大的精力雕琢骨珠骨管，也似乎透露出对骨头某种物质（不易腐朽性）与精神属性（藏魂纳魄）的信仰。
海洋中的贝类也很早就被人们当做装饰品使用，新疆各地早期文化遗存中都发现有或散落或串联成串的贝壳项链，典型如山普拉古墓地发现的用5颗贝壳、一颗琉璃料珠串在一起的手链。有研究者认为西域古代人类使用的贝壳，有些是来自于遥远的东海海岸。鄯善县洋海古墓出土的著名萨满古尸，其额头上佩戴的毛绦带上缝缀着两、三个一组的海贝。显然，贝壳不仅仅是为了装饰的作用，而且被赋予了某种魔法的意义。前苏联人类学家在哈萨克斯坦等地进行的民族学调查对于海贝有一种说法：“货贝―贝壳被称作热兰巴斯（蛇头），也被认为具有有效护卫的作用，把它们缝在儿童的衣服上，系在摇篮上。在亚洲的所有突厥语民族中，货贝―贝壳都被当做护符来使用，蛇的形象被仿制在哈萨克族人几乎所有常见的艺术品中，毡子、织物、绣品等。”这说明把海洋贝类用来做首饰的历史非常久远而且一直在西域各民族中传承。 手链
金石冶炼技术雕琢出美妙的珠宝童话
在距今4 000年前后的西域，金属冶炼技术的产生使首饰艺术创作的领域更加广阔。东天山地区的天山北路墓地发现的简洁精致的金耳环、塔什库尔干香妃墓地发现的喇叭形银耳环和青铜手镯、和硕乌什塔拉乡出土数量众多的金耳环、温泉县阿敦乔鲁墓地出的土包金铜耳环等等，都说明了金属冶金技术对西域早期首饰艺术的推动和发展。我们依然利用古西亚的泥版文书资料，来了解通过金属冶炼打造金属器物的一些具体情景：“工匠神走进用于锻造的风箱，哈西斯握住风箱的拉柄。他熔炼白银，他熔炼黄金，熔炼白银数以千计，熔炼黄金不可胜计。”从这则古代文献我们知道，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被当时的人们神圣化，认为冶炼技术是由工匠神管理操作的，制造精美的金属器物也是为了祭祀神灵。由此推断，西域金属首饰的创造使用，也是与当时的宗教祭祀活动有关。
虽然金属冶炼开拓了首饰艺术制造的新天地，但传统的石材开发利用并没有因此而衰落，而是朝着更加多样化、丰富、精美的方向发展。当我们看到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发现的时代可能早在前8-5世纪的首饰时，不禁感叹西域古代人们在美石开采、加工领域所付出的心血和赋予其中的思想情感：这条项链上绿松石与红宝石相辉映，串联成串；再细看一块块绿松石或红宝石被规整地切割为圆环形片珠或圆柱形筒珠，那圆片形玉珠和圆柱状玉珠与中原地区早就盛行的玉璧、玉琮在形态上类似，只是大小和用法上有差异。
金属冶炼技术发明后，西域工匠很快把这项技术与珠宝加工结合起来，进行了金属镶嵌宝石的创新发明。哈密东黑沟遗址发现的黄金镶嵌红宝石与绿松石的耳坠都是利用黄金的柔韧性把不同色彩的宝石镶嵌串联在一起，增强了装饰效果，也进一步丰富首了饰艺术的文化内涵。对于各类宝石的物质特性和精神属性，古代人们有他们独特的见解与感悟。青金石往往与壮丽的蓝天相对应，红宝石则能与红彤彤的太阳相媲美，宏观与微观熔铸为一体，所以当古代西亚居民赞美太阳神的时候会说：“你的胡须来自天青石……光灿灿的唯有太阳，唯有你。”当宝石工匠把红蓝宝石串联在一起时，他们的精神也似乎与蓝天、太阳融合在一起，戴上这样的首饰，就是拥有了自然世界那最神圣的一部分。
人造宝石琉璃登上历史舞台
到了距今2 500年左右，珠宝首饰的加工使用显示出更加繁荣发展的势头，从北疆草原到南疆绿洲，各考古遗址和墓葬中都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珠宝和黄金首饰制品。就珠宝而言，除了玛瑙、玉髓、绿松石等天然宝石外，人工冶炼加工制作的琉璃珠在各地都有发现，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人工制作珠宝琉璃的技术普遍传播开来。新疆各古文化遗存中，都发现了许多琉璃串珠，如塔什库尔干县曲曼遗址出土了各色各样的琉璃珠，并出现了在玛瑙串珠上用蚀花技法刻画各种图案的现象；额敏县库尔布拉克发现了各式琉璃珠和玛瑙珠，其中有的珠子上也使用了这种技术。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发现了琉璃珠与各类串珠组合串联的项链等等。 用骨头制作的特长串项链
这些现象说明西域草原和绿洲居民对宝石及金银首饰的需求普遍增强。尤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金银珠宝镶嵌和珠宝打磨都表现出很高的技术水平与艺术水准。典型的例子如伊犁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古墓中发现的一枚嵌红宝石的金戒指，戒面用细工围成椭圆形，内嵌红宝石。红宝石上雕琢了一位端坐的女性形象。女性侧身而坐，坐具像是一把靠背椅。她额头高阔，鼻梁挺直，眼睛深而大，下颌尖，颈项修长，胸脯丰满；上身穿着圆领低胸衣服；头上戴圆帽。帽前沿正中，有一个翘起的饰物，帽后沿有两条飘动的饰带；手中拿着一枝花朵；手腕上戴着手镯。形貌仪态雍容典雅，神情端庄凝重。环绕红宝石周围的，是一圈排布均匀的细小金珠。戒指两端，塑造着两个张口咧嘴的立体蟾蜍头形。蟾蜍的眼睛也用红宝石镶嵌。眼圈周围同样环绕着一圈细小金珠。两个蟾蜍之间，用细小金珠排列出五个三角形图案。从这枚戒指的构图寓意看，似乎是为祭祀大地丰饶女神而造。类似制作工艺的金戒指在伊犁昭苏夏特古墓也有发现，只是宝石上没有图像，风格相对简洁。
距今2 500年到1 800年这个时期，西域首饰装饰艺术更加多姿多彩。考古发现的宝石珠串，不但把玛瑙、琉璃珠等混合串联佩戴，还出现了红珊瑚串珠、碳精串珠等更多宝石品种，这些珠宝可能都通过丝绸之路上的东西贸易带到西域，登上了历史舞台。
丝路首饰演绎万种风情 伊犁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古墓中发现了一枚嵌红宝石的金戒指 黄金镶嵌红宝石和绿松石的耳坠
西汉，张骞两次通西域，丝绸之路贯通，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贸易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到了汉晋时期，大约距今1 800～1 500年前后，西域珠宝首饰和黄金冶炼技术通过丝绸之路文化、经济的往来交流，饰品达到了近乎奢华的程度。无论是宝石加工还是琉璃制品的使用，或者是黄金珠宝镶嵌，其工艺和艺术造诣更加令人惊叹。例如若羌县楼兰古城出土的两串项链，分别用70颗大小不一的珠子串成，其用料分别有玛瑙、琉璃、彩石等混合串成，形状有圆球形、圆柱形、圆角方形、四方形、椭圆形等，色彩也多彩绚烂，有红、绿、白、蓝、黑、黄、金等色泽。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尉犁营盘墓地发现的金耳坠与金花饰上，镶嵌着红、蓝等色泽的珠宝，其较为复杂的造型和焊接工艺，使这些珠宝镶嵌艺术品看上去华美珍奇。
把宝石雕琢成动物形状或者利用块状宝石镶嵌成动物形样的饰件，也体现出西域首饰艺术造型的另类风格。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古墓出土的绿松石羊形饰件以及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嵌绿松石牛头状饰件就是典型代表。发现于伊犁波马古墓的黄金面具及其他黄金珠宝镶嵌制品，因其体量特大、工艺精细以及所包含文化理念的奇特，而达到了非常奢华的程度。波马金器把新疆古代延续近千年（从公元前5世纪-公元后5世纪左右）的草原贵金属及珠宝镶嵌艺术推向了高峰，之后游牧文化艺术中黄银珠宝装饰艺术虽然一直传承，但艺术思想及表达形式和社会文化功能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另外，还有一种现象需要特别提及：金粒（也称小金珠）焊接工艺较为普遍地出现在首饰珠宝镶嵌中，即在宝石镶嵌的周缘排布密密麻麻的微小圆珠颗粒，形成别具风格的装饰带，有的还排布成三角形、菱形等图案，或者营造一种围绕宝石而垂坠的累累果实的形状。这样的一种艺术创意，其社会文化的思想基础应该来自于人们对植物籽实的崇尚：山普拉墓地中发现用薏籽、沙枣核等植物籽实作为珠饰串成的项链，也有把植物籽实与其他各类珠宝串联在一起佩戴使用的情况。
把植物种子收集起来穿孔链接起来做项链，是先辈们对自然界植物生长规律长期观察认知，并对种子的重要性有了充分认识的结果。各种植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说明植物成长的全息生物密码都浓缩在种子里，种子的好坏直接影响来年庄稼生长的结果，所以人们对种子有着特殊的感情。用种子做项链，可能基于这种淳朴的思想情感；也有可能这种项链是在特殊的农业祭祀仪式中使用的。
第一次：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为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第二次：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目的是联络乌孙。
张骞出使西域首次出行
时间：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
目的：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
作用：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次出征
时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目的：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
作用：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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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龟兹乐 乐队编制 艺术特色
唐代（公元618年至907年），是我国封建王朝史上最繁盛的国家之一。著名的丝绸之路促进唐代成为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中心。唐代在各个领域兴盛的原因，一方面源自于本民族长期以来的艰苦奋斗，另一方面又与唐王朝博采众长的对外政策息息相关。在异彩纷呈的唐代宫廷音乐中，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音乐文化与中原地区音乐相互交融，并在盛唐广泛传播，使得唐代宫廷音乐文化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一、追寻龟兹乐的源流
龟兹是古代西域诸国之一，又称丘慈、邱兹、丘兹。古代龟兹国国土以绿洲为中心，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道，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国……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抒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①如图1②，繁盛时期的龟兹国版图，向北靠天山，向南接沙漠，向西临疏勒，向东临焉耆，大致相当于现今新疆轮台、库车、新和、沙雅、阿克苏等县市。占据着天时地利的龟兹国，成为了古代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的中心。其中，音乐艺术尤为突出。龟兹音乐自古以来便与中原音乐有着水融的情感。唐朝时，玄奘法师西行印度取经时，途径龟兹国，并在《大唐西域记》中评价其音乐“管弦伎乐，特善诸国”③，从中可以看出，龟兹乐西域的广泛流行和当地音乐文化中的重要性。
追寻龟兹乐的源流，可以从《隋书・音乐志》记载中得知：“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代传其业，至于孙妙达，尤为北齐文宜所重，常自击胡鼓和之。周武帝聘突厥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有龟兹。至隋，有西龟兹、齐龟兹、土龟兹凡三部，开皇中大盛于闾阎。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帝大聚长安。胡儿、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④北魏时期，统治者统一北方的同时，也将龟兹乐带到都城，受到了皇室家族的重视，士大夫阶级的喜爱。每逢有重大礼仪性活动定要演奏龟兹乐。随后的北齐、北周等朝代相继传入龟兹乐。公元568年，北周武帝与突厥可汗达成友邦，突厥可汗为表诚意将公主阿史那嫁给武帝，与此同时，西域乐师与舞伎也随突厥公主的和亲队伍来到中原。其中，乐工苏祗婆的乐律理论对当时宫廷音乐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隋朝音乐受到北齐龟兹乐的影响，统治者以法令定制了“七部乐”和“九部乐”。“七部乐”包括《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九部乐”包括《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康国伎》《疏勒伎》《文康伎》。《七部乐》和《九部乐》在社会各个阶层流行开来，上至王孙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皆有喜好。唐王朝又在隋朝基础之上发展为《九部乐》和《十部乐》，同时，在乐工的人数、乐器的种类和乐曲曲目上较隋朝明显增加了许多，这也表明音乐同时代一样在发展。由此可见，西域文化的瑰宝――龟兹乐，在隋唐时期多部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与唐乐文化的这种水融之情，丰富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多元性。
二、龟兹乐队的编制
在音乐艺术中，乐器是音乐的传播媒介，而乐队是音乐最直接的表现方式之一。龟兹乐队是唐代音乐演出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乐队的编制一方面展现了唐代乐器组合形式的宏大规模，另一方面也是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群众智慧的结晶。因此，考究龟兹乐队的编制，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唐代龟兹乐队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深远影响。
中国民族乐器经过了长期的演变，按照各种乐器的演奏形式分类可分为吹奏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和打击乐器。在龟兹乐队中主要使用乐器类型有：弹拨乐器、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吹奏乐器演奏乐曲的主旋律，弹拨乐器既演奏旋律，又兼顾乐曲节奏的走向，打击乐器又分为旋律型与非旋律，二者均以敲击节奏为主，如图2⑤ 。
笔者查阅《隋书・音乐志》《唐六典・太常寺》《通典・乐六》《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等有关龟兹乐乐队中乐器的组合形式的文献，依照其记载，通过整理，在表1⑥中将其分为弹拨乐器、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三类，现将其列举说明，并进行对比分析（表1）。
从表1中的乐队编制可以看出，在乐器类型方面，弹拨乐器、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的数量约占总数量的百分比分别为：53%、26%和21%。由此所见，打击乐器在龟兹乐乐器组合中占主体，其中鼓类乐器就有9种，这与龟兹乐舞曲特点也有着一定的联系，从而也烘托出龟兹乐节奏鲜明、气氛热烈的艺术风格。在上述各个文献记载中，乐器种类在不同时期均有一定的变化。《新唐书・礼乐志》使用的乐器种类最多，共有18种乐器，仅缺少羯鼓。《唐六典・太常寺》中有16种乐器，缺少弹筝、齐鼓和檐鼓。《隋书・音乐志》和《旧唐书・音乐志》中都有15种相同的乐器，并且都缺少弹筝、齐鼓、檐鼓和侯提鼓。《通典・乐六》中有14种，缺少弹筝、都昙鼓、齐鼓、檐鼓和侯提鼓。
根据上述隋唐时期各文献的记载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个别乐器在增加、减少或被取而代之。由此现象，便可以得出以下两方面结论：一方面，体现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龟兹乐队在乐器组合方式上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出唐代的乐工在长期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演出，不断地对龟兹文化进行深入理解，将传统宫廷音乐与龟兹音乐有机地融合到一起，使得龟兹音乐形成了新的风格，并广受中原人民的喜爱。唐代的音乐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艺术财产，值得我们新世纪的音乐工作者不断探索与研究。因为唐代西域音乐文化的代表――龟兹音乐，已经以自己独具特色的魅力渐渐融入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中。
三、龟兹乐队编制的艺术特色
盛唐时期，龟兹乐队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其在保持内在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博采众长，不断吸收唐文化的养分，从而酝酿出了自己独具异域风情的酒香，在唐王朝的国土上处处留香。
（一）乐器的音色与表现力
龟兹乐队在乐器使用方面多样化。在弹拨乐器、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三类乐器中，每类乐器的音色与音乐表现力都有所不同，同一类乐器中的每件乐器也有着自身的特色。例如在龟兹乐队中，打击乐器占据整个乐队的主导地位，具有突出节奏、加强音响和渲染音色的特点，以独特的音响丰富了乐曲的气氛。羯鼓是打击乐的代表性乐器，在乐队中有指挥和领奏的作用，更与众不同的是它可以奏出不同的音高，通过演奏者敲击鼓面的不同部位，可以产生出不同情绪氛围的音乐，为听众打造热烈的心情；吹奏乐器在龟兹乐中是具有多种音色，同时又兼顾着节奏的乐器组，擅长演奏色彩纷呈的旋律。筚篥便是古代龟兹国创造的吹奏乐器，其音色婉转、悠扬、楚楚动人，往往可以激发人内心复杂的感受。
（二）乐器的音域
在乐器音域上，龟兹乐队中的乐器最高可达到3个八度。可将乐队分为高、中、低3个声部。陈在《乐书》中记载：“二十一管箫，取七音而三倍之，龟兹部所用。”⑦由此可知，箫在龟兹乐队中音域拓展到3个八度。大小不同的乐器形制乐音的音域也有所不同，用当代乐器分类法可将其简单划分。如：在吹奏乐器中，横笛、排箫一般用作高音声部乐器；筚篥、笙可作为中音乐器；贝可作为低音声部乐器。这样乐器在演奏过程中，则会呈现出多个音乐画面，给欣赏者提供了听觉审美。
（三）乐器的演奏形式
龟兹乐有声乐、舞蹈、器乐3种类型的表演形式。其中器乐的演奏形式又可分为全奏、齐奏、合奏、独奏或领奏。在克孜尔第38窟天宫伎乐石壁中，龟兹乐演奏形式多为两人一组，有双人演奏，也有一人边演奏，一人边舞蹈。从图3⑧中的石窟壁画上可以看到，是一人弹五弦琴，另一人吹横笛，这两个人便成为了一个小乐队，倘若整个天宫伎乐的乐工一起演奏，可想而知，如此规模庞大的乐队演奏出辉宏的乐曲，倘若放在今天的音乐舞台上，也必将会震撼世界，让全世界人对几千年以前的中国音乐文化赞叹不已。
综上所述，可见唐代龟兹乐队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展现了唐代音乐的繁盛，在乐器组合形式方面的宏大规模；其次，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再次，在唐代音乐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促成了唐代燕乐文化的新风格；最后，促进了中外音乐的文化交流。中国古代民族乐队史上的一朵奇葩――龟兹乐，不仅影响着唐代和宋代以后音乐的发展方向，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国人的深刻重视与潜心研究，从而再造就一次辉煌的音乐盛宴。
注释：
①班固.汉书・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3911.
②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74.
③玄奘.大唐西域记[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54.
④杜佑.通典・乐六[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762-763.
⑤姚怀亮.“龟兹”探源[Z]/webnews/slrb/200708/18/xyz_27757.htm
⑥是笔者根据《隋书・音乐志》《唐六典・太常寺》《通典・乐六》《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中，有关龟兹乐器的文献记载所绘制。表中“*”代表文献中未确切记载该乐器的使用数量。
⑦陈.乐书[M].北京：国家图书馆文献微缩中心，2004.
⑧周吉.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199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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