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1 07:56: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教育政策措施，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农村环境卫生问题多年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根据相关政策，我镇通过广泛动员群众，以卫生村镇创建为载体，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大力开展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加大了对农村卫生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带动了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改善了生活环境和村容村貌，逐步顺应了农民不断提升的对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需求。
我镇建立了专门的环境卫生队伍，具体负责整治、组织、协调、监督和检查等日常工作,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占道经营、无证摊点、沿街叫卖行为进行整治，并组织宣传车巡回播放,提高群众环保意识和文明卫生意识。同时着力在保洁机制和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上下功夫。在建成区范围实行大环卫管理，加强环卫作业质量，提高环卫保洁时间，主要街道达16小时，一般街道10小时。
在健康教育方面，我镇充分利用LED显示屏滚动播放以及13个村居宣传栏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更换健康教育宣传栏六期，制作大型宣传画、悬挂宣传横幅、张贴标语80张，大力宣传巩卫工作的目的和意义，进一步增强群众参与巩卫及健康城市建设的积极性。今年以来，为做好红旗镇健康教育知识宣传工作，进一步普及登革热以及寨卡、疟疾等防控知识，提高居民群众对登革热的认识，红旗镇爱卫办分别在各村居举办了健康教育知识讲座。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先行者肩负历史使命，这是一项关系长远、关系根本的基础性工程、创新性工作。在这条探求之路上，需要各地先行者集众思、纳广议、群策群力，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不断总结、不断完善、塑建模式、打造品牌。为全面推进试点工作，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积极搭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信息宣传平台，已在农民日报开辟了定期的新型职业农民专版，在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增设试点工作专栏，同时创建中国新型职业农民网站，挖掘试点工作中的好思路、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和好模式。作为农民教育的专业性刊物，本刊将全方位记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为试点县及各地关心支持“三农”工作的各界人士，提供交流平台，努力打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专业性论坛。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栏目将包含从政策措施到试点动态，从制度创建到典型模式等方方面面：
工作方案：各地试点工作方案，包括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实施办法等；
政策措施：各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的认定管理办法和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土地流转、农业保险、金融贷款、社会福利等农民较为关注的支持扶持政策；
制度创建：在教育培训制度、认定管理制度、政策扶持制度三项制度的建设路径、建设模式和建设经验等；
试点动态：新型职业农民试点工作进展，包括认定情况和支持政策落实情况等；
试点经验：试点工作中的有效做法和典型经验，包括教育模式、认定标准、管理制度等；
职教风采：试点工作中涌现出的校长、教师以及教学管理人员等突出人物和事迹；
职业农民：各地的专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创业、致富带富等典型事迹；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具有典型的反危机、反周期的重要作用，做好了就可以将危机转化为机遇。
机遇之一：危机的巨大压力有利于强化政府和全社会对就业重要性的认识，有利于就业与经济发展的进一步紧密结合。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做好就业工作，明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确保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各级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稳定和扩大就业。危机还使全社会进一步认识到就业对扩内需、保增长、保稳定、促和谐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促进就业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应对危机中，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同时出台，有利于就业优先原则的贯彻。发达国家和我国的经验都表明，只有将解决就业问题作为优先目标，应对危机的经济政策才能取得成效。在应对危机中，许多宏观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同时出台，为就业优先原则的贯彻提供了保证。这些理念和做法，对于始终把就业放在经济发展的优先位置、实现就业与经济发展更紧密结合具有重要作用。
机遇之二：应对危机的需要为积极就业政策的推进和完善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首先，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为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初步估算，仅中央4万亿投资就可增加2400多万个就业岗位。地方政府数量更大的投资还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其次，应对危机的需要为稳定就业政策的推出和积极就业政策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机遇。国家制定和采取一系列应对危机的非常态政策措施，首次启动国家失业预警机制，不仅完善了积极就业政策体系，也为稳定就业政策的实施和改进提供了宝贵经验。第三，应对危机的相关政策的实施为统筹城乡就业创造了更好条件。国家为缓解农民工就业困难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对统筹城乡就业市场、促进劳动力在城乡间合理流动来说，既积累了经验，也完善了相关制度，推动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第四，危机的考验有利于劳动者调整心态，使更多劳动者走上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之路。通过危机的洗礼和政府深入细致的引导工作，劳动者的心态更加成熟，求职行为更加理性务实，这就为多渠道、多层次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同时，伴随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覆盖面扩大、我国经济企稳回升以及国家多种政策支持，劳动者自主创业的后顾之忧逐步解除，以创业促就业政策的实施具备了更好环境。
机遇之三：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有利于就业空间的拓展，同时为优化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提供了新动力。伴随国家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扩大内需的效果正逐步显现，我国社会总需求进一步提升，将有力支撑企业岗位的稳定增长。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扩展就业领域，带动经济和就业增长。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开拓新的就业空间。在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基础上，未来还将培育发展一批新兴产业，如通用航空、新能源、服务外包等。这些产业除了技术含量高、产业链长，还能够吸纳就业，将进一步开拓就业空间。以节能环保产品为特色的“绿色经济”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将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形成“绿色就业”效应。就业的空间拓展和结构调整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无论是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大趋势，还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都使劳动者面临前所未有的提高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压力和动力，这在客观上对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抓住应对危机各项政策措施带来的机遇，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逐步建立面向全体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机遇之四：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急切呼唤，使其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一方面，促进就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功能和作用。为此，应进一步加强信息服务、职业介绍、维权和培训综合服务，更好发挥各级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的作用，特别是加强乡镇、街道和社区基层劳动保障平台建设，并将作为应急机制建立的相关信息制度补充整合到原有统计信息制度中，以完善信息制度，提升就业和社会保障的监控和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政府和全社会对社会保障制度有了新认识，有利于形成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共识，促进相关政策落实。目前，中央从应对金融危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措施，社会各界通过危机也对社会保障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些因素不仅有利于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和推动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良好局面，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和高效运行。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提出新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凸显了我国就业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并使结构性矛盾趋于尖锐，急需出台组合性政策措施予以解决。我国就业的总体特点是“四大一突出”，即人口基数大、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规模大、就业困难群体数量大、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同时，还面临转轨就业、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就业同时出现、相互交织的“三碰头”局面。在这种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不仅造成企业岗位大量流失，大批农民工失去工作岗位或处于工作岗位不稳定、薪酬降低的状态，而且使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渠道部分堵塞，加剧了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的就业困难，使本已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并暴露出技能型劳动者短缺、劳动者教育培训不足等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面对严峻而错综复杂的就业局面，在常态下解决就业、失业的政策措施已显不足，急需采取宏观与微观、应急与长效、直接与间接等多种组合性政策措施，特别是要处理好保增长与保就业、临时性措施与长效机制、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等诸多关系。
过于依赖外需和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加快转向以内需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势在必行，这对就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无论是从外部需求减少还是从生产企业工资提高来看，我国的外需和外部投资都很难继续保持以往的快速增长，推动经济发展必须更多地立足于内需。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下，保持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途径是逐步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这意味着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成为必然，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对就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一些外需行业和企业劳动者的生产转向、岗位转移在所难免，大大增加了结构性失业的风险。努力培育新的内需行业就业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发展以拓展就业空间，就显得极为重要。这就要求就业工作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加大职业培训力度、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同时努力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在鼓励劳动者创业的同时不断加强就业服务以促进劳动者就业，在扶持灵活就业的同时加强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以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在新增就业受到影响的同时，如何稳定就业、减少岗位流失成为影响全局的重要问题。严峻的就业形势表明，稳定就业与新增就业同等重要。如果不能做好就业存量稳定工作，不仅会抵消新增就业的成果，而且会影响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效果。近10年来，在经济增长向好的背景下，促进就业关注的重点是新增就业，对稳定就业关注不够，相关政策措施缺乏。面对严峻现实，必须将稳定就业放在与新增就业同等重要的位置，制定和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大保存量、保岗位力度。其中，特别应关注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发展。
毋庸置疑，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主要表现为许多新的政策措施在各地纷纷出台。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推行有关政策措施过程中，职业教育改革实践一线的中职校长和教师，遇到的更多的是矛盾和忧虑，日前笔者参加了某地有关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水平的学校调研，在与中职校长和教师近距离的接触和对话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鉴于中职校长和教师在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理性地梳理和分析他们的忧虑，对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十分必要。
首先，中职校长和教师忧虑的是面对参差不齐的生源，职业学校何以实施有效的教学活动？近年来中职学校的生源数量逐年递减，生源质量一年不如一年，在一些地区，生源萎缩已成为事关职业学校生死存亡的大事。于是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采取了指导性或者指定性地规定高中分流指标等措施，许多学校“无底线”、“零拒绝”地接收所有愿意或者不愿意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的初中毕业生。这一生源群体，学习基础参差不齐，学习需求和发展目标各不相同，除了少数因为喜欢某专业而选择职业学校的学生以外，因中考失败本人非自愿入学的学生占绝大多数，无任何学习要求和学习基础的学生也不在少数。如何满足这一学生群体的不同学习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是许多有责任感的校长和教师考虑最多也是最为头痛的问题。特别是在课堂教学中，一边是必须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一边是因一部分不愿意学习的学生而不时被扰乱的课堂纪律需要维持，有些教师因无力应对逐渐麻木，有些教师焦虑乃至职业倦怠，有些甚至患上“课堂恐惧症”。对此，中职校长和教师们一致认为，如果不改变初中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无所顾忌进行“淘汰教学”的现状，提高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将无从谈起。因此，确保普及义务教育的整体质量，对进入职校的学生提出高于“底线”的起码要求，这才是教育行政部门为促进职业教育内涵发展首先应该着力的地方。
其次，中职校长和教师们还忧虑如何帮助中职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并保持长效？在调查中发现，由于现在的中职生大多是初中教育阶段的“学习失败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认为是“品学兼差”的学生。客观地说这些学生更多的是因初中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而被无情淘汰的群体。同时这些学生大多家庭教育相对缺失，家庭经济条件处于相对社会底层，又容易受不良环境影响。对于这些孩子，为了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中职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可谓费尽心血，特别是班主任教师对学生实行“全天候”的管理，还是“每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事”，倍感精神压力；学生也众口一致感受到了职校教师比初中教师更多的“耐心”、“细心”和“关怀”。但即便如此，由于这些学生从小没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特别是这一人群长期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强化了他们的自我否定、自暴自弃，在职业学校所获得的教育效果，在进入家庭和社会之后很难维持。因此，营造一个由家庭、学校和用人单位等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德育工作共同体，形成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良性循环，帮助这一群体找回自尊自信，并自强自立，这不仅需要职校校长和教师的辛勤努力，更需要相关行政部门的协同作战，共同为职业学校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第三，中职校长和教师们忧虑的是如何将职业学校的教学管理和评价制度落实到学生的实际学习成效上？现在，职业学校的日常教学管理制度，包括备课和课堂教学要求日益规范严格，教师的工作态度可以说尽责尽心。可是从学校教育的核心目的来看，学校管理和教师教学如何最终都要体现到学生的发展上。如果教师辛勤劳动和学校严格管理在学生发展上得不到落实，又意义何在？许多教师反映，职业学校教学管理制度需要规范，但职业教育的有效性更值得担忧，教师行政部门管理措施应该更多的关注实际效果才是。这一点也是多数校长在管理学校中落实教育政策措施和学生发展之间深感苦恼的。应该说，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意图也是为了推进职业教育的更好发展，但不能不说对于职业学校发展的问题感受上，与每天直接面对学生的校长和教师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由于校长和教师更多的处于被管理的地位，有时难免会出现为应对来自上级部门的检查和指导而忽视学生发展的问题。因此，即便从政策措施的落实来看，教育行政部门也应该更多地忧校长和教师之忧，在学生发展这一根本点上形成共识，这是从梳理当前中职校长和教师的忧虑中所悟到的地方。
关键词：学前教育；重要性；存在问题；政策措施
一、学前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性
学前期是个体社会化的起始阶段和关键时期。美国芝加哥心理学家Bloom博士曾指出：“个人智力的成长，有百分之五十在四岁即已完成，从四岁至八岁又发展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百分之二十，乃是八岁以后所发展的。”
《儿童权利公约》（1989）提出了重视儿童权利；《世界全民教育宣言》（1990）提出了出生即为学习的开始；《达喀尔行动纲领》（2000）呼吁关注弱势群体。2010年9月27日至30日，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学前教育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提出：孩子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幼儿生命中的最初几年是为其设定正确发展轨道的最佳时机。
同时，我国也相继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教育事业发展力度。
2010年7月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称《规划纲要》），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这标志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为了更好指导幼儿园和家庭实施科学的保育和教育，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教育部门制定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南”以为幼儿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素质基础为目标，从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个领域描述幼儿的学习与发展。2011年8月，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将安排50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发展学前教育。在试点资金安排上，重点向贫困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倾斜。
二、我国当前学前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前教育普及率低，公办园少，民办园贵
幼儿园入园率远远低于义务教育入学率。学前教育发展经过：第一阶段1949-1965年；第二阶段1966-1976年；第三阶段1977-1992年；第四阶段1993年以后（1996年以前的快速发展期；1997-2001年的下滑期；2002年以后回升发展期）。公立和优质幼儿园少，私立园学费较高，有的幼儿只能远观不得进入焉，这使得入园难、入园贵。
（二）城乡差距大，弱势群体形成
城乡二元格局的影响，计划体制的变更，城乡地区儿童家长观念上的差异，使留守儿童和城乡贫困家庭的儿童大多滞留在家中。
（三）财政投入长期不足，个别地区出现虐童事件。
从2008年以来我国各学段教育投入占全国教育总投入的情况来看，学前教育最少。资金的极度匮乏直接影响了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师资队伍待遇低，稳定性差，专业素养低，出现虐童事件，造成不良社会舆论。初始学历低，无职称的教师多，近四成无资格证，有正式编制不足一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三、国家制定政策措施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已经明确指出：1.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提供广覆盖、保基本的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建设城镇小区配套的幼儿园，努力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2.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3.要补足配齐幼儿教师队伍，严把教师资格准入关。4.倡导优秀的幼儿园教育模式。5.有效地推进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学前教育的普及工作，不仅包括教育经费和园舍的落实，而且包括教师的配置。6.有效地为我国大批进城的民工子弟提供适合他们的学前教育，使他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最大程度上适应城市生活，逐渐融入新的生活。
四、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教师观，养成良好的个性品质，加快学前教育的发展。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第一部分即提出：尊重幼儿权益，以幼儿为主体，充分调动和发挥幼儿的主动性；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保教活动规律，提供适合的教育，保障幼儿快乐健康成长。
树立新的儿童观：1.儿童是人，是独立存在的人。2.儿童是在成长过程中的人。3.儿童是终究要长大并将独立生存的人。在幼儿园中，幼儿之间由于走路匆忙，常常不小心相撞。这时，教师不应强制要求撞人者道歉，教师的提醒仅仅是：“要靠一边走，走得慢一些”等。
《专业标准》借鉴人本主义教师观的理念，对教师的教育行为提出了明确要求，认为幼儿教师应具有良好的个性特征。
（一）具有事业心和爱心
一切都应该以幼儿的发展为核心作为教育目标。我们要为幼儿提供各种机会，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社会适应能力，让幼儿的身心健康得到全面发展。
（二）健全的人格，广阔而稳定的求知兴趣
幼儿教师在日常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品格，直接影响幼儿的性格发展。教师要有一颗“不老的童心”，了解幼儿的内心体验和行为方式，尝试用幼儿的思维去表达。
（三）稳定的情绪，坚强的意志，良好的性格特征
教师除了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事业心和爱心外，还要具有健全的人格，广阔而稳定的求知兴趣，积极而稳定的情绪，坚强而又耐受挫折的意志，以及活泼、诚实、谦虚、自信的性格特征。
我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说过：“幼儿教育工作如同培育苗木，它关系到儿童终身的事业和幸福，关系到国家与社会。”因此，国家的未来寄托在今天的幼儿身上，也寄托在幼儿教师身上。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3.《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推进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通力合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国家对民办教育发展予以高度重视，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旨在规范和推进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教育部也牵头研究制定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地方各级政府也都纷纷出台了相关措施。与此同时，国家也启动了“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深化办学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民办教育迎来了新的契机，并获得了快速发展。民办教育体系初步形成，逐步覆盖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非学历教育到学历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广阔领域。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不断提高，为国家节省了财政资金，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普及，扩大了就业渠道，培养了大批社会需要的实用型人才。
尽管如此，由于民办教育发展的制度设计还不够完善，存在着诸如法人属性、产权归属、学校分类和权利、师生权益、会计制度、盈利回报、优惠政策、市场监管、政府服务等难点问题，迫切需要寻求解决办法。
推进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通力合作。
首先，政府要依法管理和监督，全面发挥民办教育行政管理的各项职能。教育主管部门要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民办教育发展的统筹、规划和管理工作，将民办教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政府要大力鼓励并扶持与奖励民办教育，制定和完善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财政、税收、金融、收费、土地等政策；建立健全民办教育综合管理与服务体系，加快解决影响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法人性质、产权属性、教师权益、会计制度、社会监管等重点和难点问题；完善民办学校教师参加社会保险的办法，探索民办学校教师职业年金制度；依法实行监督，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为，保证教育质量；依法落实民办学校、学生、教师与公办学校、学生、教师平等的法律地位，保障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积极探索和制定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
其次，还要建立分类管理制度，采取区域推进模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逐步建立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制度。依据民办教育的不同性质，区分公益性民办教育和营利性民办教育，进行分类注册、管理。加大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支持力度，将非营利性民办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同时，依据不同地区、社会及教育条件，在民办教育发展策略上，采取区域推进模式。对于经济发达和教育水平较高地区，要立足于促进教育公平和提升教育质量为目标，重在内涵建设和特色创新，举办多样化的教育；在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民办教育发展重在普及和提升教育的水平上。
最后，还要提高教育质量，增强民办教育吸引力。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对我国民办教育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一部分民办学校由于办学理念先进、办学特色鲜明、师资力量雄厚，成为享誉极高的品牌，生存状况良好；一些民办学校由于办学特色不够鲜明、人才培养模式缺乏新意、师资队伍素质不高，规模日益萎缩，甚至倒闭转让。从总体而言，民办教育吸引力不足比较突出。社会对待民办教育的观念存在一定的误区。很多人认为民办教育是“次等教育”，一些家长也认为，孩子实在不行才上民办学校。民办教育要增强吸引力，应主动地争取发展环境的改善，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内涵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和办学模式，办出特色和水平。
总之，民办教育属于社会公益事业，与公办学校同样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任务。肯定民办教育的历史贡献，落实民办教育政策，大力推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促进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对于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知识经济、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 时间：2000年07月25日 种种迹象表明，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时代后，正逐步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按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知识包括所有的人类发明与发现，主要是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知识经济强调知识和信息是经济的基础，强调科学技术在经济中的突出作用，强调人力资本与学习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在知识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知识经济的逐步形成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与增长的必然结果，它呼唤一定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其相适应并提供政策导向，迄今为止较全面地解释知识经济形成及其要素的经济理论是所谓“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uous Growth）或“新增长理论”。初始于八十年代中期、成型于九十年代初的这一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发展、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出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为正的结论。相比较而言．现代新古典增长理论虽也看到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只把它们视为外生因素，所以后者也被称为“外生增长理论”。
就知识经济社会中财政政策含义而言，内生与外生增长理论之间存在着分歧。虽然绝大多数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会影响经济增长（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税动员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外生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经济体系之外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换言之，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其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则关键在于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此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内生增长论的政策观点符合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为财政政策在知识经济中的适用一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方面一国的财政制度要不断调整以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必须努力促进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具体说来，按照内生增长的因素，我们至少可以概括出促进知识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三大财政政策措施：第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投资基础设施。第三，增加研究与发展投资的政策措施，或者政府直接增加研究与发展投资，或者提供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发展的投资。
疫情发生以来，市财政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严格按照各级党委政府、上级财政部门安排部署，认真履行防控资金保障、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等职责，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实保障。
一、高度重视，加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一是成立了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全市疫情防控资金保障工作、机关防控工作牵头分管领导，落实了分工责任。二是对疫情工作经常性研究，局党组召开专题工作会、党组（扩大）会，适时学习传达各级有关疫情防控的会议文件精神，结合财政职能，安排部署防疫工作。三是主要领导对疫情防控工作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分管领导各司其责，全局上下齐心协力，保障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认真履职，落实各项防控政策措施。
一是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及时对扶持企业复工复产的财政政策措施进行梳理并整理成册，积极对接相关部门加快落实落地。二是迅速足额预算防控经费。按照资金轻重缓急的原则，将疫情防控资金足额纳入市财政预算，优先保障疫情防控资金需求。落实紧急采购政策，对未挂网的急需购买的药品和其他物资设备的资金下达开设绿色通道。三是加快防控资金下达拨付。内设股室迅速联动，主动对接卫健、交通、公安等部门，掌握疫情防控资金需求，启动快速拨款程序。同时协调金融部门，做好应急支付工作。四是加大防控资金监管力度。对疫情期间出台的各项政策，认真解读、准确把握、严格执行，做到专款专用、政策执行到位等“六个确保”。切实增强纪律约束，坚持底线思维，严守纪律底线，严格纪律执行，做到严禁任何地方和部门擅自截留、挤占、挪用疫情防控资金或改变用途等“七个严禁”。五是大力支持工业企业复工复产。主动配合商合、发改、农业、税务等部门，贯彻落实部、省、市相关精神，认真宣传和解释各项政策措施，帮助相关政策享受主体开展财政补贴、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申报工作。六是推进主管行业尽快复工复产。蜀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月29日即实现复工复产。
三、联防联控，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是积极响应号召，从初二即中断春节假期，回到工作岗位，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二是全面加强机关疫情防控工作。严格门卫测温、外来人员登记管理，坚持每日健康打卡、到境外报告等制度，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加强机关干部卫生健康教育，开展从武汉等疫区返乡或者来川探亲旅游人员信息排查。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全体干部职工未出现感染病例。三是成立先锋入户关怀行动组，开展先锋入户关怀行动。全局干部职工分成8个行动组，深入新丰街道办一线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充实了基层防控力量，为我市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贡献了力量。
一年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家发展改革委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突出民生优先、促进社会公正，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着力引导社会领域服务业发展，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创新，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大力加强民生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推动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开展《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各地区可适用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及其标准全部达到。继续加大公共服务投入，有效保障民生支出，全年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524.26亿元，80%以上的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重点向城乡基层、中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倾斜，推动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整合和设施共建共享，人民群众享受各类公共服务的设施条件进一步改善。
二是加快社会领域服务业发展。《关于推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印发实施。推动实施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重点加强健康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和体育健身设施3个领域15类项目建设。
三是协调重点领域改革创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实施，明确要求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居住证管理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与户籍制度紧密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等改革工作进展顺利。《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印发实施，启动实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明确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相继实施，将现代职业教育进一步纳入国家战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等政策陆续实施。研究提出国家公园体制基本思路和试点方案，并初步确定了试点名单。继续完善我国节假日制度。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或配合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改革创新、完善制度的基本思路，着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培育社会产业发展，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第一，着力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继续加大投入力度，改善教育、卫生、文化、民政等公共服务领域基础设施条件，确保完成“十二五”规划建设任务。积极研究“十三五”社会发展总体思路，扎实开展“十三五”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人口发展规划及各领域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编制出台农村基层综合公共服务平台统筹发展规划，加强设施共建共享共用，促进基层公共服务更加公平可及。继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特殊人群关怀帮助，规范并引导社会组织参与。
第二，全面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发展。教育方面。均衡义务教育资源特别是教师资源配置，促进城乡学校建设标准化、教师轮岗交流制度化。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地方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继续扩大实施“专项计划”和“协作计划”，促进城乡、区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卫生方面。继续完善覆盖城乡的医疗服务体系。逐步提高城镇居民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深入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推动出台进一步鼓励社会办医、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等政策文件。文化方面。推动出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电影产业促进法、著作权法（修订）。推动公共文化机构改革，建立健全文化发展经费保障机制。加快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组织开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人口方面。发挥人口计划调控作用，加快推进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建立人口基础信息共享机制。改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加大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力度。积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推动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
第三，不断完善社会领域产业政策。组织实施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研究设立健康服务产业集群发展示范区，将现有部分培训疗养服务机构转化为社会化健康养老服务机构，充分利用现有休疗资源发展健康养老产业。继续落实促进养老、健康、文化创意、旅游、体育等社会领域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引导和促进社会资本办医、乡村旅游扶贫、生态旅游、足球等领域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供稿）
【资料】
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并进一步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全国各地各系统审计干部职工要实现中国梦，首先就要推动做好审计工作。审计工作有着丰富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审计工作，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工作、服务改革创新和法制工作、保障改善民生工作、推进法制建设工作、实现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审计工作，必须不断完善审计制度、锻造审计精神、提高审计能力，把审计人员的梦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之中，坚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不断推进理念创新、管理创新、工作创新。审计工作要围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个中心，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贯彻落实，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试题】
1.请你根据自己的理解，简要阐释审计工作的内涵。
要求：提炼精准，符合审计工作实际，不超过200字。
2.作为某市审计局局长，你认为应该怎样才能做好审计工作？
要求：从审计工作实际说起，500字左右。
【答案】
1. 审计工作，就是围绕“反腐、改革、发展”的目标要求，承担好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免疫系统”的功能，当好公共财政卫士，维护好国家经济安全和人民利益，履行好审计监督职责，有效地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维护民生、揭示风险、查处案件、强化问责，推动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和国家治理的完善，在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促进深化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促进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1）用科学审计理念指导实践。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审计本质、审计规律的把握和认识，构建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公正透明的审计制度体系，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2）用审计文化立身修心。建设审计文化，践行“责任、忠诚、清廉、依法、独立、奉献”的审计人员核心价值观，塑造审计精神，坚守审计职业道德，恪守审计职业操守，使每一名审计干部职工都做到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堂堂正正。（3）用共同理想凝心聚力。加强审计干部职工的理想信念教育、党风党性教育、法制教育和道德情操教育，坚持以品德为核心、作风为基础、能力为重点、业绩为导向，培育审计领军人才、骨干人才和复合型人才，落实“实、高、新、严、细”作风要求，打造一支无限忠诚，让党和人民放心满意的审计铁军。（4）用科学审计方法提升效能。改进审计管理，加强审计计划，创新审计方式，推进和完善多专业融合、多视角分析、多方式结合的审计组织方式，加强和深化联网审计、信息系统审计，实现审计管理系统化、审计方式现代化、审计资源集约化。
关键词：土耳其；博洛尼亚进程；高等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6）10C-0026-02
20世纪30年代，在“洪堡”模式的影响下，土耳其高等教育体系开始发展。到了60年代，英国模式的盛行，土耳其的高等教育得到发展。融合西方高等教育体制成为土耳其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因素。2001年，土耳其正式成为博洛尼亚进程的签署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始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通过改革，土耳其提高了本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为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土耳其位于欧洲高等教育区的东部边缘地带，同时也是该区域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自从2001年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以来，土耳其大学的数量由原来的77所增加到146所（截止到2010年）。同时，就读于第一学位（含副学士学位）和第二学位的学生人数由2001年的1，573，281人增加到2009年的2，867，673人，总入学率由原来的23.5%增加到现在的45.8%。按照博洛尼亚进程的目标和具体内容，土耳其加快了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
一、博洛尼亚进程下土耳其高教领域的主要改革
土耳其自2001年成为博洛尼亚进程的成员国后，引进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深刻的变革。
（一）学位体制的改革
在土耳其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前，高等教育体系中早已形成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体系（除了牙科、医学、兽学等几个专业）。第一级学位体系需要四年，第二级学位体系需要两年。此外，还有就读两年的副学士学位。每一级学位体系都是相互衔接的，以便学生继续深造。这样看来，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似乎不需要对土耳其高等教育学位体系进行重大的变革。根据《2007～2009年国家高等教育年度报告》，97%的博士学位以下学生注册了两级学位体系。但学位体系的改革并不是只包括三级学位体系，还包括欧洲学分转换系统、课程的改革等。欧洲学分转换与积累体系的建立目的是方便学生从一所高校转到另一所高校就读，使其在其他国家高校获得的学分在本国完全认可，在整体上又促进了师生跨境流动性。所以，土耳其在高等教育三级学位体系方面面临的挑战不大，但是从更深一层次的角度看，学分转换与累计和课程改革仍处于过渡阶段，还需要努力。
（二）师生流动性和学位文凭认可
大学双边协议签署后，土耳其的师生流动逐渐频繁。但是其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生还是大量流向美国。2003年，土耳其启动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programme）。在最初的几年，其师生外出数量虽然成倍增加，但相对于师生总体数量只占很少一部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伊拉斯谟计划和大学双边协议的影响，土耳其吸引国外师生到本国交流学习的数量明显增长。学位文凭的相互认可主要通过学分转换与积累系统、文凭附录、里斯本协约和资格框架等实现。土耳其在师生流动和学位文凭互认方面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很大的挑战。诸如资金支持的缺乏、对外出留学生语言技能的培训不足，没有为国际留学生设置外语课程等。此外，各学校相互认可的工具也需要改进。
（三）质量保障
高等教育督查委员会（the Higher Education Auditing Council）和校际委员会（Interuniversity Council）是土耳其国家层面质量保障的主要负责机构。学校层面的质量保证则主要由教区长和校长负责。两个层面看似责任明确，层级分明，但并没成为一个有效的全国性的质量保障系统。2005年，高等教育委员会制定了高等教育机构学术评价和质量发展政策，规定了学生学习和参与活动，教师科研和学术研讨，学校管理服务和外部评价的一些基本原则。同时，高等教育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质量保障机构，即“高等教育学术评价和质量改进委员会（the Commissionfor Academic Assessment and Quality Improvement），全权负责整个国家的质量保障工作。评估主要是通过分析各个学校每年提交的年度报告来实施，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学校校长不愿意承担责任，不主动理解政策文件。
（四）终身教育
由于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更新，人口逐渐趋于老龄化，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和能力已不能终生享用。因此，不断更新公民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发展终生教育对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但在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之前，终身教育在土耳其一直未受重视，之后也未列为博洛尼亚进程改革的关注点。直到2009年，才引起关注，土耳其政府在欧洲高等教育区颁布的政策文件的基础上制定了《终身教育战略规划与行动计划》，规定了16项优先行为。发展终身教育的主要方法是承认先前学习（prior learning），但是在土耳其，政策法规不承认半正式或非正式的学习。另一个途径就是提供灵活的学习路径。同时，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创建针对非正式学习的建议、咨询和认可的“评价设施”（assessment facilities）。此外，还应鼓励多种形式、多种途径的终身教育。
二、博洛尼亚进程中的组织和管理
在博洛尼亚进程中，土耳其通过组织机构的设立来实施博洛尼亚进程的各项具体措施，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不同要求。在改革中，各个组织机构权责分明，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
（一）高校校际委员会
高校校际委员会（the Interuniversity Council）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从高等教育机构中选拔九个优秀的成员，除此之外，在土耳其的博洛尼亚进程中没有别的任务。
（二）高等教育委员会
高等教育委员会（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是土耳其实施博洛尼亚进程的主要负责机构，总揽各项改革事务。随着博洛尼亚进程的不断深入，面临的问题逐渐增多。因此，高等教育委员会下设诸多分支机构，对其负责，主要有2005年设立的“欧盟和国际事务办公室”（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2006年设立的“全国学生委员会”（National Students Council）和“全国高等教育资格证书框架委员会”等。各个分支机构增强了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协调性，尤其是在和国际组织（欧盟学生联合会，欧盟大学协会等）的交流沟通方面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其主要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资格学位互认，质量保障和资格框架方面。
（三）全国博洛尼亚专家小组
全国博洛尼亚专家小组（the National Team of Bologna Experts）的主要目标是浑化对博洛尼亚进程的基本政策条文和规定的理解，鼓励更多的大学参与到改革之中。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初始阶段，专家小组的工作主要是阐释博洛尼亚进程的各项要求和具体特点。在后续阶段，其主要任务是把各种研讨会和报告相结合，并将主要关注点放在为大学改革提供各项服务上。
（四）国家局
国家局（the National Agency）主要负责师生跨境流动性事务。它的责任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引进、协调和实施欧盟教育和青年项目计划，对这些项目进行评估。此外，国家局另一个职责是和欧盟委员会及欧盟成员国保持联系，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师生流动事务方面，国家局主要是促进学分转换与积累系统和文凭附录的实施，增强师生的跨境流动性。
上述的组织机构在土耳其的博洛尼亚进程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高等教育委员会在改革中起统筹全局的作用，是中央核心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则更多扮演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土耳其自上而下的传统领导体制，便于实现上行下效，能保证各项措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实施。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体制不太关注大学和学生的声音，导致博洛尼亚进程难以落实。针对此项弊端，土耳其政府加大高校校际委员会、全国博洛尼亚专家小组和学生的协调和参与力度。
三、结束语
博洛尼亚进程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欧洲高等教育区，意在泛欧洲范围内通过统一学制、学分转换、质量保障和文凭附录等措施，推动国际学生和学术人员的自由流动。土耳其于2001年正式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了一系列变革，提升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竞争力。同时，在改革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土耳其坚持自上而下的领导体制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多，使博洛尼亚进程很难得以完全实施。下层机构（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等）可能只知道有政策措施，但是对具体的内容举措并不理解。比如，虽然各个大学都建立了质量保障的组织机构，但开展活动的不足一半。再者，这种体制容易造成形式主义，对内涵不加关注，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经费和人力资源不足是改革中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博洛尼亚进程的各项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投入，没有保障改革很难持续深入。
总体来看，土耳其的博洛尼亚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当前政府应该扩大融资渠道，以保障高等教育财政来源。同时在政府的支持下，给予高校充足的自，使高校和师生积极有效参与，从而使改革落到实处，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上世纪80年代，西方各国相继兴起了一场强大的政府改革运动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向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它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核心内容，被人们描述为一场追求3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目标的管理改革运动。纵观全球，尽管各国所进行的改革内容繁多、形式多样，但基本上围绕三条主线进行：一是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职能，做到管少管好。二是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弥补政府财力和服务能力的不足。三是改革政府内部的管理体制，实行权力下放，确立政府提供服务的宗旨，重视公众参与和政府的反应能力，提高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因此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英美模式，以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为特点的欧洲模式，以及以政府为主导的东亚模式三种基本公共管理模式。对于新公共管理的成效，人们的评价不同，各种批评也不绝于耳。但与旧模式相比，由于新公共管理模式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当代及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共管理模式变更的需要，因而显示了较强的现实性和生命力。
二
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部门和一项公共事业，教育改革是同一时期政府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受新公共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的影响。事实上，伴随政府改革的浪潮，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教育重建运动也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展开。这场运动以提高公共教育体制效率为突破口，按照掌舵和划桨理论，一方面政府加强了对教育的宏观调控，同时不断调整教育职能，实行教育管理权力下放和适当分散；另一方面将市场经济要素引入教育，大力推进教育面向市场的自由化改革，使教育朝着教育的国家化和教育的自由化两个看似相反实则相辅相成的方向推进。
教育国家化并不是指政府对教育的全面控权，而是按照管少管好的原则，从对教育大包大揽，转向权力下放和分散，但又从全球化条件下维护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高度出发，将对教育的控制转向确保和提高国家的教育水准，并因此采取了对教育内容、教育质量等进行控制的国家化措施。以美、英等国为例，教育国家化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一是推行全国统一课程和考试制度。如美国以前没有全国统一的教育标准，每州各自为政，在1990年制定的《美国2000年教育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对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科学等五门核心课程分别制定新世界标准，并据此建立全美学业考试制度。英国国家课程从1989年开始实施，在此基础上的统考于1992年夏开始实施。二是削减教育经费和改革拨款制度。由于公共教育支出的扩大并不能带来教育的高质量和管理高效率，加之经济滞胀导致的财政压力，美、英等国采取了削减教育经费的做法，并将经费的有效使用与教育质量挂钩，以减轻学校对公共资金的过分依赖性。同时鼓励学校与社会特别是与工商企业的联系，使办学经费渠道多元化，鼓励加强校际间为争取生源和经费而展开竞争。
教育自由化，也叫市场化，即在加强对教育内容等宏观控制的同时，国家采取政策措施，为教育创造一个更具有竞争性的类似市场的环境，把教育朝着自由化方向推进。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国推行的教育市场化重建。其主要措施是将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引入学校，把经费分配、人员调配和政策制定等权利下放到各个教育机构，强调教育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双方在教育领域中的义务和责任，尤其是教育消费者的选择。通过民营化的形式把公立教育机构转变为自主管理的中小型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普遍地看，美、英等国教育自由化改革在多样化的实践中，存在共性的做法：一是增加地方教育控制权，扩大去规章学校的数量，给予更多的学校以发展其个性特色的空间。二是通过继续扩大家长对公立学校的选择机会和标准化考试来控制学校的办学效能，实行对学校分权与问责并举的政策，构建教育系统与教育系统外部机构、组织、团体之间广泛的伙伴关系。校本管理和学校选择等把公立学校推向市场的做法，代表了教育自由化或者市场化最主要的走向。
校本管理即以学校为本的管理，是教育分权化的一种较为激进的形式。它是把学校当作教育改革的首要单元，并依靠重新配置资源（即赋予学校决策权）来推动和维持改进的首要手段。其主要内容包括权力下放、自主决策、家长、社区参与管理。从进展情况看，改革初期，校本管理对管理效率、教师表现、学生出勤、家长参与以及教育公平有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然而在学校效能的最重要方面改进学生学习和提高学生学习成就方面，却没有明显的影响。因此，近年来校本管理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实行学校由外控式管理转变为学校民主式的自我管理；地方教育行政当局在授予学校相当大的自主权的同时，也让学校肩负对等的责任，并加强对学校的问责；要求校本管理的成果应当通过学生学习结果的改进来反映。适应这些新的要求，在美国出现了具有更大自主权，在运作中不受许多传统公立学校规章限制，引入学校选择市场机制的特许学校。
学校选择指任何用于打破学生居住地与就读学校所在地之间的关联、旨在降低传统公立学校地理位置限制的政策措施。传统的公立学校体制是以地方政府垄断的形式运作的。在这种体制下，学生都必须到指定的学校就读，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权利。这种体制的指导思想是政府本位，而不是学生本位，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家长不得不选择私立学校，从而受到成本、距离、民营学校的录取标准等约束。比如，选择私立学校，家长将不得不缴两次费，一次是以纳税的形式为他们所舍弃的公立学校缴费，另一次是向私立学校缴纳学费。批评者认为，这甚至比强迫孩子进入教学质量低劣的学校更不公正。但不管怎么说，学校选择拓展了人们在自主选择学校方面的权利，它既是保障受教育者权利的一种有效改进形式，又对传统公共教育体制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因此被视为撼动传统公共教育体制的杠杆，在西方大行其道。为推进学校选择，各国政府采取了包括一系列以提高学生及其家长的自主性为目的的政策措施，如开放招生、教育券计划、学费税收扣除和针对教育的免税储蓄等措施。
总而言之，为适应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的政治经济背景与改革目标变化的需要，对先行的被认为使缺乏效率的公共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作了调整，将公共教育有关的权利与责任在各有关当事者（中央和地方政府、学校、家长和社会）之间进行了重新的分配和平衡：一方面增加了中央政府在制定课程与课程标准、目标方面的权力，另一方面更多地下放了学校管理的权力；一方面强调中央政府对公立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成绩评估要负起更大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引进市场机制，以促进学校提高其对家长和社区的责任感和对他们要求的关心。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改革既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依据，但同时教育并没有因此完全市场化，国家在教育中的作用仍是主导的。
三
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特别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政府改造以来公共教育体制改革实践中吸取合理成分，对加速推进国内教育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