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9 05:44: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毅行协会工作计划，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14年中国移动4G基站数达到70万个
LTE-A系统渐成主流路径 ； 做好网络优化保障用户体验
继续推动LTE-A演进工作
关键词 1网络建设优化100万站
本报记者高超
一年70万个基站，比原定目标多了20万个，中国移动在2014年达到了近似于“恐怖”的4G网络建设速度，但是当时光来到2015年，情况将发生改变，中移动也顺势做出了调整。
据了解，中移动2015年的工作从全力建设4G网络过渡到重点保证4G建设投入，全力做好4G网络优化，积极引领4G演进发展。中国移动很早就表示，2015年将是大规模投资4G的最后一年，而其今年的工作计划也印证了这一点，即全年建设约30万个基站，今年的工作以网络优化为主。
事实上，经过了2014年的超速建设，中国移动拥有一张全球最大的TD-LTE网络，但网络覆盖广并不意味着网络质量高，在完成规模浩大的网络建设后，中国移动还有很多网优工作待完成。
相比基站建设，网络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业内专家表示，在日常4G网络优化过程中，工程师可以通过OMC网管、信令跟踪、优化工具等发现问题。可需要注意的是，网络优化的前提是做好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工作.数据采集包括路测数据和话务统计数据采集等。显然100万个基站的建设和维护量并不是简单的任务。
网络优化工作可以保证用户获得较好的上网体验，然而这仅仅是基础工作。对于中移动而言，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推进4G技术的演进。
据国外媒体报道，全球移动设备供应商协会（GSA）日前的报告指出，到目前为止，共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20家运营商推出了速率高达300Mbps的6类LTE-A服务，另有31个国家和地区的49家运营商推出了下载速度较低（介于110Mbps和300Mbps之间）的商用LTE-A载波聚合服务。该协会指出，目前澳大利亚、日本、阿联酋等国家正在进行9类技术系统的部署、测试。根据第三代移动通信合作计划的规范规定，9类技术是指理论下行和上行峰值速度分别达450Mbps和50Mbps的系统。LTE-A系统渐成主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移动尽管目前大规模商用的TD-LTE网络速率仍然停留在lOOMbps，但一直在推动LTE-A演进工作。据了解，中国移动于2014年与华为合作在杭州、深圳、北京等多个城市现网中部署了小规模的双载波聚合网络，并在同年的亚洲移动通信博览会上验证了应用F频段+D频段95MHz帝宽进行的五载波聚合，最高下行速率超过1Gops。
尽管系统端和芯片终端厂商基本都已经做好TD-LTE载波聚合商用部署的充分准备，但是中国移动真正实现商用部署还需时日
L关键词2产品创新融合通信商用
本报记者田园
2014年年底，中国移动终于将融合通信从概念落到实地，在其合作伙伴大会上了主打“新通话、新联系、新消息”的“三新”手机，揭开了盖在融合通信业务头上的神秘面纱。在2015年中国移动工作会上，中国移动更是提出了全面实现融合通信商用的目标，将一大发展重点直指融合通信。
艾媒咨询CEO张毅在接受《通信产业报》（网）采访时表示，中国移动加速推动融合通信发展是大势所趋，在微信等互联网OTT借免费通话功能抢食运营商语音业务的趋势下，电信运营商必须让通信管道更加智能化，以期在通信市场继续唱主角。
而资深电信分析师马继华在接受《通信产业报》（网）采访时指出，中国移动推融合通信商用，有应对互联网OTT冲击的成分，但主要原因还是通信技术的迭代下，以求更好发展的自我革新。
关键词3互联网转型推进数字化服务
本报记者田园
在2015年工作会上，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表示，传统话音进入加速衰退期，流量经营迎来黄金期，数字化服务发展面临窗口期，改革创新处于攻坚期，这是中国移动发展的新常态。
中短期内，流量经营仍然是运营商最实质性的增长领域。从长远发展看，培育第三条增长曲线――数字化服务成为中国移动2015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奚国华更是表示，“价值链中利润最丰厚的部分开始转向数字化服务，拓展数字化服务关乎中移动的未来。”
国际上很多运营商都提出了所谓的三波增长。大量的创新型产品和解决方案都被归为所谓的数字服务。有业内专家表示，运营商在从话音向移动宽带转型的过程中网络效应正在减弱。网络效应的来源是“用户网络”，通常与“业务网络”相伴随而非“物理网络”，这也正是运营商受到OTT剧烈冲击的根源所在。
背景 ； 互联网OTT的冲击
通信技术的不断迭代
路径：
逐步下调流量资费
以用户补贴带动其使用积极性
以终端补贴推动终端成熟和多样化
在全球运营商营收普遍下滑的情况下，流量经营成为运营商的业务重点，移动增值业务更成为运营商撬动市场的另一个支点。
张毅表示，融合通信能帮助中国移动将自有的基础通信管道与移动增值业务入口打通，将用户以往通过互联网OTT上获取的内容通过“三新”功能实现，比如阅读新闻、查询位置等，从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避免被单纯地管道化，仅为他人做嫁衣。
毋庸置疑，在庞大的用户基数下，中国移动推动融合通信有着先天的优势。但不能忽视的是，实现融合通信商用凭借中国移动一家的力量是不够的，马继华表示。如果只有一家运营商推出融合通信业务，对用户使用习惯上的影响和改变很有限。此外，三大运营商一同推动融合通信，能够尽早催生新的通信标准的诞生，运营商整体都将从中受益。
对于中国移动如何更好地推动融合通信的发展，张毅表示，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做。
第一是对用户进行补贴。融合通信将传统的语音按分钟收费、短信按条数收费变为按流量计费，这种转变不仅是对用户使用习惯上的改变，按流量计费在价格上是否能够被用户所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用户使用与否的决策。因此，在逐步降低流量资费的同时，考虑通过适度的补贴，带动用户使用融合通信业务的积极性是有必要的。
第二是通过对终端厂商进行补贴。在发展初期，“三新”手机在合作品牌和数量上都有限，不仅技术方面有待加强，而且留给用户选择的余地小。对终端厂商进行补贴，可以推动“三新”终端的成熟和多样化，为全面实现融合通信商用奠定基础。
背景 ； 流量经营仍是营收主力
数字化服务被视为未来重要的增长点
路径 ； 清晰的业务发展规划
从内容和服务上打好基础
以开放的姿态引入外部优质资源该网络的用户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用户加入网络，该用户和运营商不需要做任何额外的动作，但在网的潜在用户看来，这张网络对它的吸引力和价值都提升了。这种没有伴随着任何成本发生而价值得到提升的现象，就被称为网络效应。
2G时代，中国移动就是凭借语音业务的网络效应瞬间成长为国内移动通信的巨无霸。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消费是为了使用相关的互联网服务，在某种程度上，OTT业务正如运营商在话音时代一样受益于梅特卡夫定律。
在野村综研（上海）电信行业研究副总监陶旭骏看来，在过去的黄金发展期，中国移动错过了投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从业务运营商向投资集团转型的宝贵时间窗口――如今，这一话语权，正陆续转移到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手中。
独立分析师付亮在接受《通信产业报》（网）采访时表示，数字化服务可以简单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内容，二是服务。在数字化服务拓展过程中要清醒认识自己能力，进行良好的规划。有些业务不需要第三方介入，中国移动可以自己来做，而有些需要第三方介入的业务则需要中国移动能真正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引入优质的第三方资源。在数字化服务的推动上，运营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移动需要带动产业链的共同发展。
陶旭骏表示，未来数字化服务必然是一个产业链各方分食的市场，不会如10年前一般像个完全由运营商主导的“带有围墙的花园”。是否要将数字化服务的所有领域所有环节全部做遍？又能否将这些都做到极致？中国移动的出发点必须明确，这将决定投入何等的资源规模以及采取何种做法。
在全球电信运营商转型探索中，中国移动能否通过数字化服务的积极拓展迅速培育第三条增长曲线，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迎来下一个“黄金十年”呢？
关键词 ； 4运营管理降本增效
本报记者高超
背景 ； 央企改革等政策要求
国资委要求大幅削减营销费用
利润下滑路径 ； 削减营销费用、下调终端补贴
创新机制、优化流程等
“降本增效”成为央企近一年来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更是成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移动在2015年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的工作任务之一。
据了解，中国移动要全面推进运营管理方式转型。具体内容是，要顺应变化，从网络发展方式、营销模式、服务方式、渠道管理、支撑体系等方面全力推进转型，着力构建面向客户的低成本高效运营体系。
2014年，国资委要求三大运营商营销费用削减20%。据估算，三大运营商一年削减的营销费约400亿元。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通过各种业务和应用向电信运营商施加压力，使得后者传统通信业务受到严重威胁，利润进一步下滑，加之去年6月实施的营改增又令运营商利润降低三成左右，削减营销费用、下调终端补贴额度成为三大运营商的必然选择。
但是仅仅削减营销费用、下调终端补贴并不够，运营商需要从多方面降低运营成本。对此，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认为，央企在生产领域，要从创新机制、优化流程、优化资源配置、创新建设方式等方面人手，而在非生产领域要抓销售成本、财务成本等几个环节，进行降本节支工作。
对于运营商而言，降本节支仅仅是一个方面，如何增加效益也是今年的工作重点。国资委对国企2015年工作的要求，除了进一步做好降本节支工作之外，就是全力以赴保增长。
【关键词】虚拟运营商 电信运营商 价格倒挂 业务创新 商业模式
中图分类号：TN91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010（2016）09-0005-04
1 虚拟运营商发展现状
《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于2013年5月17日由工信部正式，而在2013年12月26日工信部便向首批11家民营企业发放移动转售牌照，迄今为止已经两年有余。
而在当初以壮大电信产业、激活休克鱼、使通信信息服务迈向个性化与定制化为目标的移动转售，目前又有怎样的发展状况？在2016年1月21日，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政策标准处处长谢雨琦在由人民邮电出版社主办的“2016移动转售业务全球发展峰会暨虚拟运营商太湖论剑”上表示，截至2015年12月，移动通信转售的用户总数已经突破2030万[1]。
应该说，民营资本主导的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以来，顺利实现了起步，促进了市场竞争，推动了业务服务创新，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与发牌初期大家普遍预期至2015年末转售规模达到5000万[2]以上的差距还是不小的。而从移动转售发牌至今，尽管民营企业申请转售牌照的积极性很高，但很多企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真正运营的不多。有业内人士形容，这是鲶鱼未能变成鲨鱼[3]，更有甚者，有人形容虚拟运营商愁云惨淡[4]，70%的虚拟运营商将在5年内退出市场。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虚拟运营商是只被悬空的刺猬，一方面需要与电信运营商抱团取暖，但又怕刺伤自己而缺乏沟通的机制与能动性。另一方面，政策支撑也存在不足，缺乏自主创新的活力，即被悬空了。
2 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先从虚拟运营商本身的处境来分析[5]。巴士在线董事长兼CEO王献蜀表示，虽然初步有了用户量，但用户质量没有跟上，目前没有一家虚拟运营商能依靠这些用户盈利。蜗牛移动总裁陈艳则表示，碍于号码资源的限制，用户规模无法得到快速发展。前者表明了虚拟运营商想要发展，必须有差异化的用户，而吸引差异化的用户，则必须采取差异化的业务和经营模式。而对于后者，号码资源只是资源支撑保障政策的冰山一角，实际上，资源保障涉及到很多层面，如价格批零倒挂[6]、互联互通问题[5]，甚至是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7]等。对这些因素统一进行梳理，归纳为以下几类原因：
（1）对市场及营销模式认识不足
在移动转售史上，有个不光彩的“乌龙事件”，即蜗牛移动基于友好用户测试却单方面被运营商叫停。它至少说明了我们的虚拟运营商对所处的通信市场认识不足。移动虚拟运营商的工作模式一般分为转售模式、增值合作模式和自建模式[8]，而国内一般为增值合作模式。这也说明了国内的虚拟运营商已经意识到了光靠批发零售是无法立足市场的，因此更多地需要便捷及差异化地为用户提供服务。这是一种移动互联网式的目标，应该说是对的，但同时，通信业务的高度稳定性以及全程全网的服务又与互联网企业提供的服务模式截然不同。因此，在市场认识上要有完全不同的思想准备。
此外，目前大多数的虚拟运营商都把精力放在业务设计上，恰恰忽略了业务推广，导致大多数用户对移动虚拟运营商知之甚少。我们知道，虚拟运营商至少具备批发与品牌两大特点[9]，没有品牌的批发只是简单的转售，受制于上游的电信运营商，当然无法激活通信行业的休克鱼。
（2）缺乏创新机制
目前，虚拟运营商在传统电信业务上大多数仅限于价格上的竞争，而通信行业是规模效应最为明显的一个行业，电信运营商依靠现有上亿规模的用户，哪怕是低价格也能产生利润。而虚拟运营商的可变成本基本被电信运营商锁定，用户规模即使很大，也不能像电信运营商一样摊薄成本，因此低价竞争更多地损耗了自身的能力。
而在创新上，如阿里的“亲”卡，蜗牛的“免”卡等，确实一定程度上与电信运营商形成了差异互补，但之后的情景进展又让人大跌眼镜：电信运营商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后，开始“流量不清零”等举措，直击虚拟运营商的痛处，这是一种不信任，正如一对抱团取暖的刺猬，若即若离。更重要的是，“亲”卡、“免”卡以外，虚拟运营商们并没有因地、因时制宜地实施深创新，围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来设计符合自己的商业模式，促进电信业的进步。
（3）政策不开放
抛除以上两类弊病外，影响最大的还是国家在针对虚拟运营商的政策上设计得不够灵活和优惠。最根本的，工信部和电信运营商都对虚拟运营商享有绝对的话语权，后者不仅需要严重依赖电信运营商，包括前面我们提到的号码资源受限、批零倒挂、互联互通受限等都是由这个因素产生的，而且虚拟运营商一旦介入，三年内不得退出，工信部必要时还可以回收用户，虚拟运营商丧失了用户控制权。要想马儿跑，须得马儿饱，而现实与理想总是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缺乏政策上的支撑，虚拟运营商这只刺猬正如脚底被抽空了，是一只悬空的刺猬，很容易失去平衡。
3 解决建议
虚拟运营商有没有发展空间？或者说，通过适度的改革能否唤发虚拟运营商的活力？首先分析一下新市场环境下的需求。目前我国移动通信用户普及率已经很高，多数省份已经突破100%。由此，移动用户的增速放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由通话业务转向数据业务，开始流量经营的工作势在必然。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迅速，以及智慧城市、智能家居和物联网等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用户对新业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10]，同时，3D打印、HTML5和智能穿戴等新技术、新设备也为新业务的开发提供了可能，这就为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消费者始终是挑剔的，虚拟运营商的优势在于能够实施集中性的资源和低成本策略，从而做到市场的细分以提高用户的体验，这也为虚拟运营商提供的生存之道。
针对以上的负面因素，相应地提出以下建议及意见：
（1）市场定位要清晰
做B（Business，商家）市场还是C（Customer，消费者）市场[11]，这是一个问题。连中国移动在个客市场占有率如此之高，也开始考虑重新整合成立家宽部，目标攻占家客市场。中国电信也很早就提了“一去二化新三者”的概念，其目的就是按照互联网的经营理论去拓展市场。个人市场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其产品特征是大众化、标准化，但B市场则完全不同，崇尚个性化、高专业程度。特点的不同，导致经营方式也迥然不同，B市场更需要虚拟运营者进行深耕细作，培植用户的粘性，实现弯道超车。
（2）颠覆式的创新
举个例子，移动互联网的典型特征是SoLoMo，即“Social”（社交的）、“Local”（本地的）和“Mobile”（移动的）。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西班牙虚拟运营商Giffgaff创建了一个能够让用户亲身参与的用户社区，与用户进行互动经营，包括营销、开发和客户服务，从而通过这种创新举动与电信运营商来争夺用户。我们所说的创新，不能简单地是理解为价格转售，而应该是思维模式的创新。从用户体验的立场出发，紧密围绕用户与市场，从产品、资费、品牌和服务等多个维度实施端到端的差异化服务。国内虚拟运营商分享通信提出了“SIM+”的理念[12]，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让移动互联网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把SIM卡作为入口，构建“行业+平台+终端+应用”的生态链。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只要持之以恒，便能实现持续盈利的良性局面。
（3）开放政策
开放政策不是针对虚拟运营商的，而是对监管部门的一种呼声。让刺猬落地，让鲶鱼变成鲨鱼，都需要提供相应的平台资源。对于上文提到的典型政策问题，如批零倒挂、解决互联互通、缓解号码资源等，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协调电信运营商调整业务批发价格，但批零倒挂是个伪命题，关键还在于提供批零倒挂的标准，以及政策保障虚拟运营商与电信运营商及监管部门的沟通渠道。此渠道也有助于互联互通和号码资源问题的解决。
幸运的是，目前相关监管机构也越来越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并着手解决。早在2014年9月28日，中国互联网协会虚拟运营服务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互联网协会虚拟运营服务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和工作计划，并产生了相应的主分管领导。应该说，虚拟运营服务工作委员会的成立，不仅有助于打通虚拟运营商与电信运营商的沟通壁垒，更能推动虚拟运营与移动互联网的融合，实现产品升级、服务创新和刺猬的落地。正如行业人士预测[13]，做好“批发总流量”和“批发折扣率”的监管，明确保护与扶持虚拟运营行业发展的态度，2016年或真正为虚拟运营发展的元年。
4 结束语
移动转售是激活现有电信产业的一味良剂，但在目前，转售的发展近乎停滞，需要另僻奚径。一方面需要重新审视移动转售的市场及营销模式，另一方面需要由内而外地进行创新，监管部门方面呼吁应该有更加开放的政策，才有可能让移动转售脱胎重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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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现状
（一）辅导员对职业幸福感的主观感受
职业幸福感是人们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实现或部分实现职业理想后，内心产生的一种自我满足感和自我愉悦感。职业幸福感与职业理想的实现程度相关，是一种内心的主观感受，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职业从业者感受到的职业幸福感除与该职业的福利待遇、职业地位等外在条件相关，也与该职业从业者的家庭背景、文化教育、性格特征等内在条件相关[2]。辅导员作为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主观感受者和直接评判者，调查辅导员对职业幸福感的主观感受，有助于了解辅导员群体的职业幸福感现状。在对142名辅导员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3.5%的辅导员感到非常幸福，29.6%的辅导员感到比较幸福，感到一般幸福、不太幸福、不幸福的辅导员分别占到38.7%、22.5%、5.6%，感到非常幸福或者比较幸福的辅导员只占到33.1%，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现状不容乐观。
（二）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现状的具体表现
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现状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且受辅导员个人内在条件的影响，从辅导员主观感受的角度了解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现状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3]。从辅导员工作的疲劳程度、焦虑程度、情绪失控情况、身体健康状况等相对客观、具体的表现，间接调查了解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现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辅导员对职业幸福感主观感受的偏差，从而能进一步佐证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现状。在调查中发现，59.2%的辅导员经常或一直感到疲劳，50%的辅导员经常或一直感到焦虑，19%的辅导员经常或一直抱怨自己的工作，42.9%的辅导员有时或经常情绪失控，50%的辅导员有时或经常失眠，81%的辅导员有时、经常或一直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通过这些具体的数据，也可以印证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现状令人担忧，改善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现状势在必行。
二、影响高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现状的主要因素
美国心理学家赫兹伯格提出了双因素理论，认为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因素可以分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其中保健因素是与人们的不满意情绪有关的因素，激励因素是与人们的满意情绪有关的因素。影响高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现状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其中保健因素包括福利待遇、职业地位、人际关系等，激励因素包括工作的成就感、认可度、发展前景等，通过分析影响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现状的主要因素，有助于为改善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现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一）影响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保健因素
1、福利待遇
将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和福利待遇作为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与福利待遇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25。辅导员的福利待遇越高，其生活压力越小，社会地位也相对越高，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越强。辅导员的福利待遇包括每月工资、五险一金、年终绩效、专项津贴、住房补贴等，提高辅导员的福利待遇，可以消除辅导员的不满意情绪，增强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
2、职业地位
将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和职业地位作为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与职业地位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91。辅导员在社会上的职业地位越高，对职业的认同感越强，对职业的不满意情绪越低，获得的职业幸福感越强。辅导员的职业地位与辅导员的福利待遇、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职业的社会认知度等相关，通过多种途径提高辅导员的职业地位，增强辅导员对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提高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
3、人际关系
将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分别与辅导员和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和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与辅导员和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59，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与辅导员和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46。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为辅导员开展工作营造宽松自由的氛围，有助于辅导员相互协作共同开展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辅导员对职业的不满意情绪，提高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
（二）影响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激励因素
1、工作的成就感
将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和工作的成就感作为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与工作的成就感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95。工作的成就感是重要的激励因素，能够调动辅导员对职业的满意情绪，提高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辅导员在工作上获得的成就感越强，获得的职业幸福感也越强。提高辅导员工作的成就感可以从增强辅导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辅导员工作的自主性和挑战性等方面着手。
2、工作的认可度
将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和工作的认可度作为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和工作的认可度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142。辅导员除了关注福利待遇等物质条件外，也比较注重工作的认可度，工作得到学生、同事、领导的认可，能激发辅导员工作的热情，提高辅导员对职业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3、工作的发展前景
将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和工作的发展前景作为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与工作的发展前景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94。工作的发展前景对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影响较大，良好的发展前景能够保持辅导员队伍的稳定性，调动辅导员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辅导员更加关注工作业绩，对工作投入更多的精力，消除辅导员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忧虑，提高对职业的幸福感[4]。
三、提升高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对策
（一）提高福利待遇，健全保障机制
提高辅导员的福利待遇，制定科学合理的薪酬分配机制，激发辅导员的工作热情[5]。辅导员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在工作内容方面与专业教师和职能部门行政人员有一定的差别，采用与专业教师或职能部门行政人员相同的薪酬分配制度，不利于辅导员取得与自己付出想匹配的报酬，制定专门针对辅导员的薪酬分配制度势在必行。针对教师岗辅导员，科研处、学工处联合制定科研奖励办法，对科研能力突出的辅导员给予奖励，并结合工作实际联合科研课题，并给予科研经费支持;教务处、招毕处、思政课部等将教师岗辅导员的课时量纳入到计算范畴，对于超额完成任务的课时量可享受与专业课教师相同的课酬。针对行政岗辅导员，实行职员制薪酬管理办法，按照职级发放薪酬。辅导员的专项津贴、绩效奖励、优秀奖金等确保发放到位，确保辅导员多劳多得、优劳多得，在福利待遇方面与专业教师、职能部门行政人员相比不会处于劣势，从而增强辅导员对职业的认同感，提高辅导员的生活质量和职业幸福感。
（二）注重组织建设，改善工作环境
辅导员由学工处和学院双重管理，承担的工作涉及学工处、团委、组织部、招毕处、保卫处等多个部门，多个部门的联合管理容易造成辅导员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必然会影响到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明确辅导员的组织隶属关系，以学工处管理为主、院系管理为辅、其他部门对辅导员只有业务指导的权利。学工处为辅导员的成长成才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维护和保障辅导员的正当权益。成立辅导员协会，实行会员制，辅导员自愿加入，由辅导员民主选出的代表负责管理，为辅导员交流搭建平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加深辅导员之间的友谊。改善辅导员的工作环境，设立专门的辅导员办公室、辅导员工作室，办公设备配备齐全，为辅导员开展工作提供物质保障。营造宽松自由的工作氛围，缓解辅导员的工作压力，激发辅导员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加强组织建设和改善工作环境，增强辅导员的归属感，提高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
（三）做好顶层设计，疏通发展通道
遵循辅导员的成长规律，结合学校的发展需要和辅导员的个人意愿，制定辅导员职业发展相关政策，并以学校文件的形式下发各院，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在制定辅导员职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时，要通过调研访谈等形式充分听取辅导员的建议，选派辅导员代表全程参与政策的制定、修改等[6]。学校制定的辅导员职业发展政策应该适应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发展趋势，应该为辅导员职业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应该服务于学校总体发展大局，应该维护好辅导员的切身利益，为辅导员职业发展疏通障碍，明确辅导员职业发展可预见的目标，激发辅导员的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
（四）加强生涯教育，增强职业认同
加强辅导员职业生涯教育，根据辅导员职业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帮助辅导员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实施辅导员以老带新制度，帮助新辅导员尽快适应工作环境、熟悉工作业务，定期开展谈心交流活动，解答新辅导员心中的困惑，增强新辅导员对职业的认同感。分别树立教学岗辅导员和行政岗辅导员先进典型，邀请先进辅导员分享个人的职业发展经历，营造学习先进、赶超先进的氛围，促使广大辅导员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增强实现发展目标的信心。定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辅导员的业务水平，为辅导员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加强对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辅导员思想觉悟和政治素养，帮助辅导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促使辅导员深刻认识到工作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加强生涯教育并定期开展培训，使辅导员尽快明确发展方向，把握发展的机遇;通过以老带新、开展谈心交流等，增强辅导员对职业的认同感、对集体的归属感。辅导员拥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具有实现发展目标的能力，对职业具有认同感、对集体具有归属感，必然具有职业幸福感。
（五）明确职责权限，强化责任意识
明确辅导员的职责与权限，增强辅导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尊重辅导员工作的自，为辅导员开展工作提供足够的自由空间，使辅导员由工作的执行者转变为工作的组织者和决策者。学院和各行政部门在制定年度工作计划、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等，充分征求辅导员的意见，给予辅导员足够的话语权[7]。辅导员在不违反相关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可以结合个人的思考、性格特点、行为方式等开展工作，学院和各行政部门尽量不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干预辅导员的工作，布置的工作任务不要过于细化，给辅导员自由地开展工作留有一定的空间。通过明确辅导员的职责权限，强化辅导员的责任意识，尊重辅导员工作的自，激发辅导员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辅导员工作的成就感和职业幸福感。
四、小结
通过对150名辅导员问卷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可知，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现状不容乐观，而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会影响到辅导员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基于双因素理论，通过相关性分析，为改善辅导员职业幸福感提出如下建议：通过改善福利待遇、职业地位、人际关系等保健因素，消除辅导员对职业的不满意情绪;通过改善工作的成就感、工作的认可度、工作的发展前景等激励因素，激发辅导员对职业的满意情绪。只有辅导员消除了对职业的不满意情绪和激发了对职业的满意情绪，辅导员才能获得职业幸福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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