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3 16:58: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韩寒与方舟子事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近日，一个名为“司马不迁”的网友在凤凰博报中写道：“本人郑重声明：公权力如果不介入调查人造韩寒事件，韩寒父子在半年内如不从实招认造假行为，不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超过此期限，我将采取史无前例的激进方式，亲自或雇凶诛杀韩寒以谢天下。”韩寒的读者交流邮箱、他的车队、合作方甚至外方老板都收到了威胁邮件。对此，韩寒表示，相信此人是一时冲动，同时此人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批评韩寒的团体，希望大家更加理智，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4月16日《华西都市报》)
真没想到“方韩大战”闹到这种地步。我并不认为此事跟方舟子有关，不过，此事显然缘于“方韩大战”，“司马不迁”则是方舟子的粉丝。粉丝有时是痴迷的，甚至是疯狂的。但是，粉丝的疯狂往往表现为对偶像极度崇拜与喜爱，而疯狂到不知法律为何物，要拿刀砍偶像“死敌”的程度，让人不得不震惊。
我对“方韩大战”并无明确倾向。韩寒是我喜欢的人，方舟子是我敬重的人，我既不是挺韩派也不是倒韩派。对于“方韩大战”中无边无际的口水和不堪入耳的谩骂，作为围观者，我只能感到遗憾和失望。大家都是文明人，两边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好意思把一场论战弄得如此不堪？常有一些名人说，中国民众的素质真差，可是，名人做得怎么样？有时候还不如普通百姓，我们村的大爷大娘吵架也不至于闹到这种地步。
“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韩寒这话说得好。当然，方舟子会认为他展示的东西也是证据。这其实就够了，双方都拿出了证据，公众看在眼里，孰是孰非在每个人心里，还要怎样？如果认为“公道自在人心”仍不够，那就去打官司，让法律评判是非曲直。但是，向韩寒发死亡通牒算怎么回事呢？这是讲理吗？是论战吗？就靠这种低级手段倒韩？即使公权力对待罪犯，也不能以“诛杀”威胁他认罪，何况韩寒并不是罪犯，黄麟更不能代表公权力。目前并无明确证据坐实韩寒造假，你却要求人家限时招认，何等滑稽可笑！死亡威胁并不能显示倒韩派的强大，反让人不由得怀疑：是不是黔驴技穷才使出如此招数？
在这场“方韩大战”中，双方都拥有大批立场鲜明而坚定的铁杆粉丝，对内相互附和，对外相互谩骂。我不是韩寒的粉丝也不是方舟子的粉丝，其实我不是任何人的粉丝，从来不会不分是非曲直、青红皂白盲目地相信谁、追捧谁、迷恋谁、爱戴谁，我觉得我有自己的独立认识和人格。所以，我难以理解有些粉丝的偏执，他们不仅认为自己崇拜的偶像完美无缺，句句话都是真理，而且认为凡是偶像支持的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凡是偶像反对的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不管朋友和敌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可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是独立的人，有自己的脑子，为什么要唯别人的马首是瞻、唯别人的意志是从？崇拜某个人是你的权利，但当崇拜某个人变成疯狂攻击另一个人，当这样的铁杆粉丝越来越多，我们就离现代公民社会越来越远，这个社会就会出现各种无法弥合的裂痕。
死亡威胁曝光后，有网友在微博上请求方舟子：“如果你还关心他们，能劝一下你的粉丝吗？别倒韩倒得自己坐牢啊！”而方舟子的回应却是“变态”。我真的感到无比失望。这场“方韩大战”何以闹到这种地步，粉丝何以如此疯狂，由此大约可见一斑。
【关键词】微博；网络诽谤；法律
“龙年春节，是方舟子陪我们过的”——2012年初春，中国公众常常会冒出这样一句有趣的调侃。1月29日，韩寒委托律师，就方舟子涉嫌网络诽谤，在上海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方公开更正、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尽管迄今为止又经历了韩寒修改诉状、撤诉等风波，但这场“文战”不再是“无聊口水战”，而是进入了严肃的司法程序。
从方舟子接棒麦田发出第一条“质疑”韩寒的微博后，MicroBlog就成为其证据、自辩正义的主战场，数量惊人的网友也以“方粉”、“韩粉”的身份搅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微博激战。微博作为当今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公共领域，其功能有没有变化？微博时代的“网络诽谤”有什么特点？
微博时代的公共领域
纵观现代社会舆论发展状况，公共领域由公共场所逐渐演变为以媒介作为平台和中介。因尼斯认为：“如果一种媒介很容易被普通人接触到，它就会被民主化。”[1]微博作为普通人易接触的平台，推动公众成为一个个“自媒体”——只需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就可信息。“一句话就可号令江湖”的便捷速度，超大面积转发、评论，双向沟通的传染效应，平等对话的民主姿态等都使中国公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自由。
尽管诸多热点新闻在微博上呈现出碎片化图景，但微博由初始的社交平台逐渐转变为舆论监督的利器、法治进程的推力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的《2011上半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显示，网络热点事件中，18.8%的源头是微博。”[2]在微博里，社会的发展趋势、人民的人心走向、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公众的表达水平都以最鲜活、最直接的样本形式呈现于眼前，“微博已经超越网络论坛成为中国第二大舆情源头”[2]。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更新、普及和表达空间的日益扩展，微博的民主开放品质开始受到一系列问题的挑战，如精英掌控话语权、网络语言暴力、虚假新闻、群体极化、网络炫耀、网络泄密、网络侵权、网络犯罪等。“韩方大战”就是典型的网络侵权中的网络诽谤纠纷。
微博时代的网络诽谤
虚拟中的真实：网络诽谤。网络是社会通信、社交工具，同样需接受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制。在网络侵权的类型里，侵犯名誉权是最典型、最常见的一类。从“艾滋女事件”、蒙牛“诽谤门”到“微博第一案”，网络诽谤已不再仅是“围观者”看个好玩的闹剧，而成了普通公民和法人维权的诉讼依据。
2002年12月23日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对网络侵权行为作了单独规定，其第63条规定：“网站经营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该网站实施侵权行为，或者经权利人提出警告，仍不采取删除侵权内容等措施消除侵权后果的，网站经营者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3]法律法规的出台，正是对虚拟空间的诽谤具有真实性的最好注解：“艾滋女事件”始作俑者被判有期徒刑3年；蒙牛“诽谤门”的3名被告分别获有期徒刑1年、缓刑、拘役和罚款……法律法规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试图或已经发出诽谤信息的人头上，警示他们必须为其行为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
质疑还是诽谤。我国有关网络诽谤的民事侵权成立，须具备四个要件：有损害事实、行为人有过错、行为的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4]
上述网络诽谤侵权行为成立的各项要件里，是否“捏造、散布虚假事实”当属最重要的底线要件，其在某些案件里经过调查取证后容易鉴别（如“艾滋女事件”），在某些案件里却令人难以辨清（如“韩方大战”）。“散布”的定义与内涵并无太多歧义，本来明晰准确的“捏造”却在“韩方大战”中给了中国网民新的课题：质疑的权利和诽谤的边界在哪里？
用实质性证据说话。质疑是公民的权利，发表质疑言论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然而，任何一项自由都存在边界，质疑的重要边界之一就是需要质疑者提供实质性证据，即证据有足够的数量且能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据的指向非常明确，基本上不存在其他可能性。证据的可靠性越大，证明效力就越强。反之，如果仅靠道听途说或靠自己的猜测、推理而导出的“证据”就涉嫌诽谤。从方舟子目前披露的所有证据来看，不仅有诸多场合听来的只言片语，而且其对韩寒作品的文字分析也基本以猜测、推理为主，并无“还原当年现场”的实质性证据。
不用自己得出的结论进行指控。合理的质疑，是在大量确凿证据的基础上对某人或某事提出疑问，对其真实性、合理性表示怀疑，它的姿态应该是一个问号（？）；诽谤则不然，诽谤行为人通过前述“证据”推导得出“结论”，这种“结论”通常具有负面效应，对当事人本身是一种指控，对当事人名誉是一种破坏，它的姿态是一个感叹号（！）。方舟子不仅抛出了大量经不起推敲的“证据”，而且言之凿凿地认定韩寒一定被“”，存在一个写作团队。这已经越过了质疑的界限，走向了指控，而缺乏过硬证据的指控涉嫌诽谤。
避免分阶段、多手段攻击炒作。质疑的动机与传播方式都在合理范围之内，具有单一性和纯净性；诽谤则在不同阶段使用多种手段对事件、人物加以攻击炒作，目的在于使对方的名誉受损、社会评价降低。蒙牛“诽谤门”中，北京博思智奇公关公司和蒙牛产品经理共同策划了攻击文案《DHA借势口碑传播》，其网络攻击手段包括：“寻找网络撰写攻击帖子，并在近百个论坛上发帖炒作，煽动网友不满情绪；以儿童家长、孕妇等身份拟定问答稿件，‘控诉’伊利；发动大量网络新闻及草根博客进行转载和评述等。”[5]
从上述三点可以看出，证据的硬度、是否得出结论和是否攻击炒作是网络诽谤的明显特征，只要经过理性的认真检验，网络诽谤并非不能与合理质疑区分开来。
微博时代的网络诽谤特点
经济成本更低，传播更快更广。相较以前的博客、网帖等大页面爆料平台，微博特有的140字的发表形式将核心事实、观点浓缩成简短精练的语句，即使再加上图片、视频，其经济成本也更低。个人发表诽谤言论，只需很短时间和少量网络流量；团队发表诽谤言论，除了必要的劳务费外，也基本不用花销其他的成本费用。另外，微博的评论、转发方式具有“流毒毙鲨”的性质，①“毒素”呈几何级数迅猛增长，绵绵无穷。从这个角度来讲，微博正是因之精简深刻、易于传诵、“毒源”众多而传播得更快、更广；反过来，此传播特性又为节约诽谤者的传播成本起到了客观上的推动作用。
关注度更高。在“阅读快餐”时代，微博的短小精悍、信息量大正好迎合了人们的阅读偏好；日常生活中沉重的工作、经济压力使人们通过某些每天都会更新的微博来获知社会最新资讯、窥视他人生活来达到解压的目的，这些都是微博深受网友喜爱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氛围冲击下，巨量评论和转发就是自然发生的后续，诽谤信息也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大江南北。
维权的成本更高。当微博诽谤出现时，一般来说，被诽谤人有这样几个举措：用各种方式澄清诽谤信息、删除诽谤信息、向法院提出诉讼等。所有举措都要花费被诽谤人大量精力和金钱，连公众人物也拖累不起。就拿“删除对方诽谤信息”来说，一方面是评论、转发的速度极快、数量惊人；另一方面是删除的手续复杂、费用较高，这样的维权成本几乎已经超过了公民自身的能力。
网络诽谤产生的社会背景及一定的积极意义
社会背景。近年来，影响较大的网络诽谤案件层出不穷，对我国当下的舆论环境和社会趋势的走向有着重要影响。网络诽谤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以下几个方面：
利益竞争的逐渐恶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商业、权力、名气等领域更是出现了“赢了就是硬道理”的口号，不择手段导致一波接一波的恶性竞争。既然钱、权、名都与当事人的名誉、社会评价紧密相联，那么，从这个角度入手成本最低、成效最快；而网络作为“自媒体”和传播迅捷广阔的媒介也就成了破坏名誉的上佳之选。事实证明，尽管诽谤者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其行为对无辜者造成的精神、经济、名誉伤害却难以精确估量和一一弥补。
自我表达与维权的强烈意愿。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运行、文化产业发展使人们习以为常的诸多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个体权益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压抑多年的表达欲望也在这种氛围中苏醒，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能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不仅能参与最新最活的社会热点事件，还能部分释放在现实生活中无法释放的正义感，获得自我认同。经过博客、帖子等写作形式的历练，网民对网络表达不仅不再陌生，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网络传播经验。精练简约的微博在此历史时刻登上舞台。当诽谤的信息出现在微博页面时，无论网友是支持、赞同还是驳斥、辱骂，其实都在客观上帮助诽谤者达到了目的——大规模的热切关注。
互联网立法滞后，监管力度不足。如前所述，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明确了发信息者及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信息上的相关责任，为被诽谤人提供了法律支持。但在民事领域，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在诽谤者时都需提供直接切实的证据。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和匿名性等特点，当公民遭遇网络诽谤时，个人取证能力十分薄弱；公安机关多以非刑事案件裁定而不予立案；网络服务商在短时间内无法辨别信息真伪。因此还需要更有效的立法。
牛虻效应：一定的积极意义。关于网络诽谤的负面效应已经无须赘述，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网络诽谤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牛虻是噬咬或骚扰牲畜的一种小虫，只要嗡嗡的小牛虻在跳舞，任何动物都需仔细反省自己的卫生状况和躲避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很多网络诽谤的始作俑者就是这样的“牛虻”，说他们代替新闻记者履行了部分“船头瞭望”的职责也并不过分。这种备受争议的“找茬”行为其实对公众人物、普通公民也起到了很强的警示作用。
启 示
2012年，“实名制”成为中国网络规制的代表概念。“台前网名，台后真名”，受害者或警方需要查找诽谤信息的真实作者时，网站有责任公布作者的姓名和地址，这从技术上保证了调查取证的方便快捷，减轻了受害者的巨大痛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实名制”在降低侦查成本、伸张正义的同时，也封住了公众的悠悠之口。如果社会公众失去了可以畅所欲言的平台，其积聚的不满和怨气将日益膨胀，直到成为社会稳定的真实威胁因素；而一个不清楚自己弊病的社会肌体也断然不会是一个健康的生命系统，它只会在“咯咯傻笑中沉入大海”。
综上所述，正因为政策、法律规制的力量无比巨大，所以其在公众自由权利与社会安定和谐之间的平衡就显得尤其重要，正在走向民主法治的中国社会需要更科学的制度。
（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0YJC860050）
注 释：
①《射雕英雄传》里欧阳锋为让周伯通相信他的西域蛇毒最厉害，给一头鲨鱼喂了蛇毒后将之抛入大海，所有抢食了这头毒鲨的鲨鱼都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毒源”，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参考文献：
[1]约书亚·梅罗维茨.消逝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2.
[2]郑燕.网民的自由与边界[J].社会科学研究，2012（1）.
[3]李玥竹.网络环境中名誉权侵权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9.
[4]吴问.我国对网络侵权的现行规制研究[J].广西钦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2）.
[5]许天颖.从蒙牛“诽谤门”看网络时代的商业诽谤[J].媒介观察，2011（3）.
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获得美国坦普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曾就读于沃顿商学院高级管理班。10余年电信、互联网、创业型上市公司管理经验，2006年加入凤凰网。曾在美国中国商会、旅美中国金融协会、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美中事务委员会等组织任常务理事，在北京大学新媒体营销传播研究中心任客座研究员。
在位于北京CBD中心的一个由厂房改造的创意园区里，记者见到了刚刚搬来此处办公的凤凰网COO李亚。
在见到李亚之前，他微博上题为《保卫方舟子，捍卫韩寒》和《当求真遭遇为善：超越韩战》的博文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方韩这场论战，李亚在文中写到“方舟子与韩寒，在本质上有一个相似点，即独立思考之精神与人格。这样的交战对于社会成熟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以开放的头脑关注这场论战的读者都是胜利者。保卫方舟子，捍卫韩寒，这就是开放社会的力量，这就是理性、宽容的精神，这就是自由、民主的价值。”
在日渐浮躁的社会里，不“随大流”站队，而保持着理性、清醒的头脑、独立思考的人文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也许正是因为李亚的这种人文气质，才让凤凰网的营销策略也显得特别非凡。
做开放社会的孵化器
在更像学者而非一个公司COO的李亚眼里，凤凰网所追求的互联网精神是什么？
李亚说，2009年，他曾在凤凰网与百度一起举办的“影响时代的力量―凤凰百度时事沸点”活动致辞时讲过，互联网是开放社会的孵化器，公民社会的推动力。互联网精神就是影响时代的进步力量。
在实际运营中，凤凰网也一直践行着这种精神。作为一个媒体化运营的跨平台新媒体，凤凰网更多承担着环境监测、议程设置等职能，扮演着推动开放社会、公民社会的媒体责任。
德国作家施尔玛赫在《网络至死》一书中曾指出，喧嚣的互联网时代，网络正以诱人的海量信息吞噬着我们，使人们注意力极易分散，想象力、思维力、与原创力遭遇扼杀。尤其在社交媒体充分发展的时代，人们的媒体消费更快餐化和碎片化，甚至为了马不停蹄地应付各种邮件、短信、Twitter、Facebook等平台上的信息，日益浮躁，渐渐远离生活的本质。对此李亚表示，凤凰网其实一直扮演着一个提供稀缺资讯、思想和智慧的媒体供应商。
事实上早在2008年，李亚就提出，在快餐文化主导的电子媒体中，要以前瞻性、穿透力为差异化，以探寻事件深层意义及寻求社会价值共识为制高点，以影响力、实用主义、娱乐精神拓展用户，成就有爆发力、冲击力、影响力的内容，打造“很凰很爆力”的凤凰网。
李亚说，互联网在过去十年，经历了从“广告已死，公关来临”到“广告已死，对话来临”的过程。对话跟公关比起来，除了有更多互动性之外，也能真正做到与目标受众的沟通对话。
当然，这个对话的前提是倡导“心”的营销、“人”的营销，只有打动人才能产生对话。这正是科特勒所著《营销革命3.0》一书中描述的一个全新的营销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企业从狭隘地关注利润，产品、消费者到深切地关注人与地球，关注那些人类千百年来所信仰的精神和普世价值。而这恰恰与凤凰网“价值驱动、人文精神、情感共鸣”的内容追求和营销实践完美契合。
比如凤凰网原创纪录片《911十周年系列访谈―再看中国人的美国观》、《辛亥百年之十位百岁老人眼中的百年转型中国》、《你爱――中国便不冷漠》等，与网友一起探寻、一起拷问这个时代世界的变化、体制的演进、良心的位置、道德的底线。在财经领域，专题《达沃斯特别策划：百位经济学者评美元、》讨论欧债危机、美元接二连三的货币超发、人民币汇率变化等，既有经济学意义又有敏感的民族主义情感；科技领域《建网伟业》在去年互联网大会召开之际，对互联网十年发展的梳理；在娱乐领域，从当年陈冠希艳照门道歉的独家视频到去年张柏芝谢霆峰离婚的首发报道，凤凰网力图在喧嚣当中，冷静的进行观察和思考。除了国际国内大事之外，凤凰网尤其重视关乎每个网民生活、生存、与发展，可以引起内心共鸣的内容。
在与联想乐Phone共同打造的“中国即客，乐在即刻”活动中，为配合联想“Lenovofor those who do”的品牌理念，凤凰网为其创造性的提出“即客”的概念与精神，号召所有人成为梦想的行动派，勇敢的追求和实现梦想。而这一精神也正好与联想乐Phone即买即用的特性相得益彰。
随着余莹在3个月的环球之旅中与20多个国家“世界知名即客”和“草根即客”的深度对话，将“即客精神”传递到世界各地，得到更多梦想者和行动派的共鸣。这种共鸣正是此次活动取得成功，并深入人心的根本。
李亚认为，中国社会正处在激烈的转型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矛盾不断激化，人们每天对于大小事件有着越来越多的疑问、困惑和焦虑。凤凰网要做的就是超越新闻报道本身，挖掘事件背后意义，以价值观来赢得用户最深刻的认同，这种心的共鸣才是最高层次的互动。同时，只有受众内心被媒体深层次的打动，这个媒体背书的品牌才会让消费者认同。
数字营销的制胜关键
由于互联网广告的可衡量性，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崛起，让互联网广告在提升品牌之外，可以产生超越传统媒体的可量化广告效果。李亚表示，数字营销制胜的关键，是要能提供可衡量的营销效果，提升广告主市场营销的投资回报。
凤凰网的媒体与数字营销成长之旅，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历程。从产品到顾客再到人文精神，从营销4P理论（Product、Price、Place、Promotion）、4C理论（Consumer、Cost、Convenience、Communication），再到4I for ROI理论，即以精准力（IntendedTa r g e t)、洞察力(I n s i g h t)、影响力(Influence)、整合力(Integration)提升营销ROI。
Intended Target精准力。受众精准性与定向力是高效营销的前提。凤凰网细分受众的针对性与消费力，保障了目标受众匹配下营销传播的精准性。相对于许多主要依赖规模优势的媒体，大大减少了无效传播及无效点击数，降低了真正有效的CPM、CPC、及CPS，提升了营销ROI。
Insight洞察力。在信息过剩的时代，人们希望在海量快速的信息之外，获得非同质化的高品质稀缺性内容，用户对媒体的需求已经从广度媒体向深度媒体转化。凤凰网以“中华情怀、全球视野、包容开放、进步力量”的媒体价值主张，引导社会多元意见的对话。以探寻事件深层意义、寻求社会价值共识为制高点，结合内容、受众及广告主洞察，打造客户的品牌美誉度与用户忠诚度，提升营销ROI。
Integration整合力。凤凰网融合了互联网，电视网，无线网三大网络，结合内容策划、互动应用、落地活动、公共关系、口碑营销、媒体合作，整合集团内外电视、平媒、电台、户外大屏、社区等多种资源平台，提供多层次的媒介接触点打造跨媒体跨平台的整合营销解决方案，为营销提供了更佳的ROI。
Influence影响力。如今，媒体经济已经从注意力经济转向影响力和品牌力经济的时代。作为对高端网民最有影响力的综合门户，凤凰网以强大的媒体公信力与权威性，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把脉时代、引领舆论、传播价值，保障了客户营销以及公关的ROI。
面向未来的快速增长
在互联网广告领域，凤凰网的收入份额与用户流量的市场份额之间还存在相当的滞后，李亚表示，新闻视频广告与无线广告将为凤凰网广告营销带来第二波与第三波的高增长。
凤凰视频的营销挑战在于怎样把“新闻视频的领军者”的业界定位，更好地转化成用户的认可与口碑，及视频广告的收入。在DCCI的《中国网络视频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中显示，新闻视频的观看需求近年在不断攀升，新闻视频会成为网络视频的营销蓝海。与其他视频平台相比，凤凰的新闻视频无论是首选度还是推荐度都排在首位，推动电视新闻广告规模化地转移到网络新闻视频上，是凤凰网必须把握的机会。
在无线互联网领域，凤凰网长期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经验和深厚的产业链关系。凭借凤凰自身的优质内容、有影响力的品牌和高端目标人群，早已使凤凰成为运营商在争夺高端3G用户时理想的合作伙伴。数百万高端手机报用户、iOS、Android、WindowsMobile等操作系统中过千万下载量的各类APP应用、及手机凤凰网日均超2亿的访问量，都具有极大的营销潜能。
非主流潮之文艺范
自从生活中有了文艺青年，商业领域便有了文艺商人。挂着作家名头的跨界商人郭敬明与准商人韩寒毫无疑问是头号文艺商人。然而，如同文艺青年并非指创作文学作品的青年人，非主流商业中的文艺范，也从来不是作家商人的专利。
文艺青年的突出特色是情绪化地对待真实生活，而非主流商业的文艺范法则便是：将商品进行情绪化、文学化、艺术化的再加工，并以这种附加值打动顾客。当商业进入体验时代，文艺范的内核恰是给用户创造最具“文艺感”的独特体验。
非主流样本：阿卡
行业：女装/电子商务
商业火星文：以造梦的方式提供用户体验
非主流指数：
“是爱丽丝仙境里的精灵偷跑了出来/还是哪个善良的女巫变的魔法/仿佛充满神秘和诱惑的人间/我是这之外的主宰”
这不是哪个作家的杰作，而是网络女装品牌阿卡的商品介绍。该商品有一个颇为文艺的名字：森林的想象。其实，它就是一条碎花雪纺连衣裙。
以艺术的氛围营造顾客心中的梦境，这便是阿卡高居淘宝女装品牌前几名的法宝。有了文艺范的名字与介绍，这款售价398元的连衣裙在30天内售出799条。
非主流潮之“控”达人
控者，情结也，原指对某种事物无法自拔的深度迷恋。应用在非主流商业上，控是对某一细分领域从不动摇的持续深度关注与开发，实质是一种比小众更加小众的营销方式。
非主流样本：铁血网
行业：军事信息网站/军品销售
商业火星文：深度培养军事文化爱好者，开发并满足其专业需求
非主流指数：
蒋磊和他所创办的铁血网将“控”的力量演绎到极致。
作为一个军事门户网站，铁血网的核心内容是军事信息和连载小说。2007年，蒋磊将触角伸向了军品销售，成立了专卖进口高端军品的铁血军品行。在同样的主题下，线上网站与线下实体店互动。2011年，铁血网在这个小众的细分市场里获得了上千万元的利润。
非主流潮之技术流
所谓技术流，便是以技术为资本和优势，持续不断地捕捉最新的技术流行趋势，实现其商业性转化，并根据市场的反馈意见不断改进。这很像眼下流行的微创新概念。区别在于，微创新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强调“你需要什么”，而技术流则以技术的发展为动力，强调“我能给你什么”。
非主流样本：酷盘
行业：网络存储
商业火星文：以技术研发实现差异
非主流指数：
26岁的顾志诚和他的酷盘，是技术流的实践者。酷盘是一种云端存储服务，可管理和备份文件。2010年，顾志诚开始做酷盘时，已有诸多巨头试水云存储服务，其中包括腾讯、360、金山、新浪等。
技术流的好处在于，可抛开商业资历的限制，将竞争还原到以产品定胜负。在云储存领域，顾志诚把酷盘做出了自己的特色：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只要有网络，就可将文件同步到手机、电脑和web上。靠着技术实现差异，酷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轻松拥有了上千万用户。
非主流潮之“萌”经济
在非主流文化中，萌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喜爱、欣赏，另一种大致是可爱之意。无论是萌，还是卖萌，使目标对象愉悦，都是萌经济的核心。非主流商业中，一条重要的营销必杀技便是卖萌战术。
应用在商业领域，卖萌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企业的卖萌，以带有强烈可爱意味的广告等传播方式，博得目标顾客的好感，使其喜爱企业进而产生购买行为；另一种是创业者或企业高管的卖萌，有目的地选择平台，在商业或非商业领域展现自己的个人偶像魅力，创造“粉丝经济”。
非主流样本：聚美优品
行业：电子商务
商业火星文：将CEO打造成带有娱乐偶像气质的明星
非主流指数：
2011年初，聚美优品CEO陈欧在董事会的要求下，亲自担任聚美优品的代言人。
之后，陈欧和演艺明星韩庚出现在地铁上的双代言模式受到热烈追捧。他亲自出镜为公司拍摄的“为自己代言”的广告引起大众强烈共鸣，掀起“陈欧体”改编热潮。接下来，他不断上各种电视节目——不是商业财经节目，而是湖南卫视的《快乐女生》和天津卫视的《非你莫属》。在这些本身就以“卖萌”为看点的娱乐节目中，他努力展现自己的魅力，因为聚美优品的销量和他在节目中的表现挂钩。
在陈欧看来，“消费者更愿意去记住和传播一个有血有肉的企业家，而不是一个公司”。也许在用户体验这一块，聚美优品存在不足，但采取的营销方式，曾经确实为其带来了利润和名誉。
非主流潮之视觉系
当视觉系的概念被应用于非主流商业，其实质等同于眼球经济。操作的关键点在于，通过事件营销、网络营销等方式为企业或本人营造看点，并通过后期营销实现销售转化。
与传统网络推广不同的是，视觉系法则虽然本质上也是事件营销，然而操作过程却极具“可读性”与隐蔽性：一场都市男女的情感纠葛可能是在推广某款手机应用，一条微博可能是某个品牌宣传的载体。这就是非主流时代商业法则的特色，永远没有固定的格式，永远在变化中完成最意外的市场奇袭。
非主流样本：韩寒
行业：新锐作家
商业火星文：针对热点争议性事件推出相关产品
非主流指数：
如果要为视觉系的非主流商业效应寻找一个代言人，或许没有人比韩寒更合适。
“今天，我真的是被逼无奈了。我决定把《三重门》400多页的手稿出版成书，再赠送一本200多页的笔记本，笔记本里有一些全新的文字给大家助兴，共700页左右。该书的套装售价为人民币10元。是的，你没有看错，仅需要10元，你就可以得到接近700页的套装，厚度超过六厘米哦。”2012年1月25日，在韩寒与方舟子论战越来越浓的战火中，韩寒突然在博客上了新书《光明与磊落》的出版消息。
被逼无奈、仅需10元、光明与磊落，当这样的词语叠加在方韩论战的背景之上，无论无心或有意，方韩论战都成为一场经典的非主流商业案例。
微博，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获取、分享与传播的平台。用户可以用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即时分享。微博的高参与性和互动性非常锻炼网友的语言能力。虽然目前很多家长和老师对小学生上微博很担心，怕受不良信息的侵害，但禁止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与其在禁止上徒劳无功，不如让小学生上微博公开化并积极引导，从而发挥微博在小学语文教学上的正面作用。我认为小学生上微博在小语学习中有四方面的优越性。
一、可以提高小学生的写作能力
“我看了古龙的《大人物》一书，我觉得田思思开始喜欢秦歌是因为秦歌是她心目中的大人物。后来，她和杨凡结婚了，秦歌成了他们的朋友，原因是她和秦歌在一起久了，就看出他一些不为人知的缺点，因此改变了对秦歌的心。”这是六年级李楠同学在今年四月底发的一条微博，她对读过的一部小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共收到12条回复。另外，她还在四月写了一部电影的观后感，字数超过了微博设定的140字的限制，不过她用长微博工具将整篇作文贴了出来，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共收到27条回复。由于她的文字有网友评论、交流，所以鼓励她不断贴文字出来，慢慢地写作能力得以提高，现在李楠的写作能力提高许多，语言生动，言之有物，如不知底细，会以为她是个大人。微博就具有这样的魔力，改变了过去学生为写日记而写日记，为完成老师的作业而写作文，造成学生惧怕写作，写出来的东西空洞无物，读起来如同嚼蜡，而且挫伤老师教学积极性的问题。
二、可以提高小学生的沟通能力
由于微博的高参与性，所以在微博上，人们经常要和他人交流，就某个问题发表看法。现实中大人不会和小学生讨论的，在微博上小学生可以完全平等地和大人交流。很多平时不愿意说话的小朋友，在网上更容易表达观点，更自如地沟通，不知不觉中就锻炼了语言能力。“我看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我觉得他的武侠小说非常好看，他的笔下写出了武侠世界的喜、怒、哀、乐。杨过和小龙女都被服了一种毒药，他们两个人在大路上分散了，杨过担心小龙女，头发都白了，十年后，他们又见面，生活在一起了。他们分手又重逢，不是让我们感到很喜悦吗？”这是李楠在微博上发表的一个帖子，有个网友问：“小妹妹最喜欢金庸小说里的哪个角色啊？”李楠答：“男女主角我都喜欢。”由此说明，在微博上小学生可以获得更多和大人沟通的机会，不断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
三、可以提高小学生的思考能力
近年，社会上的许多事件都在微博上引起广泛谈论，如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方舟子质疑韩寒事件等，每次都吸引了无数网友进行激烈争论。争论的双方都有无数的网友，每天都有无数帖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关注这些事情的时候，小学生也会形成自己的判断，也会提高辨别能力。比如最近在微博上被热议的一件事情，李楠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杭州的一辆公交车上，一位孕妇和丈夫上车后，由于坐在旁边的小伙子一直没有让座，公交司机提醒多次后也无动于衷，其丈夫连扇了小伙几个耳光。这件事在微博曝光后，迅速引起网友的热议。李楠说：“我觉得打人是不对的，如果不让座是不道德的，那么打人是更不道德的。打人的太以自我为中心了，不让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也不能因此就欺负别人。我对他们的评价是：欺软怕硬。”李楠通过关注此热点事件，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一过程锻炼了她的思考能力，让她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随波逐流，这一点对语文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用语言表达出来也更有力，更打动人。
四、可以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
“人生难免失败和挫折，不要因此而放弃，后面还有更长的路等着你。上午我参加围棋升级比赛，目前输了一盘赢了两盘，下午还有三场比赛，我会更认真。”这是李楠参加完围棋比赛后的一条微博，老师和父母由此了解到孩子的心态非常好。
“我不想长大，因为长大后有可能发生战争，人们一片片死亡；我不想长大，因为我不想在一个个地方工作又失败；我不想长大，因为我想交好多好多的朋友，和他们一起游玩，我不希望朋友们离我而去。”这是李楠发的另一个帖子，这个帖子稍带点负面情绪，如果长期跟踪她的微博就会知道，李楠心态很好，偶有负面情绪也是正常的。
【关键词】博客；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建构
截至2012年6月的最新数据，中国的博客、个人空间的用户数已达到3.53亿。[1]2002年才来到中国的博客，在十年的时间里，得到了井喷式的发展。博客在带给网民全新叙事交流体验的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的观察与思考。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里，博客“人人皆记者”的特点，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传者模式。在社会学的研究里，博客公开的私人话语空间又对公共话语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但如果回到问题的起点，即博客这个名称的本义时会发现，我们忽略了从记忆的角度来审视博客，忽略了博客对于社会记忆研究的可能和潜在意义。
“博客”一词来自于“blog”，blog是Web log的简称，Web即互联网，log的原义是“航海日志”，后指任何类型的流水记录，Web log就是指“网络日志”，可见，博客最初即为记录而诞生。这是我们探索记忆问题的原始线索。
一、博客成为记忆场
（一）从目的上看。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博客做出很多分类，但不管什么分类，有一点不可否认，即不管博主有没有意识到这个最初愿望，从博客产生的初衷来看，都是为了留下记录，为自己所想所思埋设一条可供追溯的脉络和线索，以此回望自己的人生与思想轨迹。而有些博客则清晰地意识到了开博的目的，所以公然宣称自己的主张。“我打算记录下这一切，只因为在此时或彼时，在此地或彼地，曾经有一个故事让我泪流满面，有一句台词让我刻骨铭心。那些声音与画面里，有青春的迷惘，有的纠葛，有往事的憔悴，有无法触及的忧伤……阅读所有这些喧哗与寂寞文字的人，那些也曾迷恋这俗世光影的人，终究就像白桦林里的树，沉默、萧条，却因彼此守望而不再孤独。一些故事，当我们开始述说时，其实就已经落幕。谢谢所有擦肩而过的人。”[2]与喧嚷的名人博客不同，这一类博客更小众化、私人化，但不乏很高的艺术水准，却刻意保留着寂静、孤独，博主更坦诚地回应着内心的需求而不是外在的需要。
（二）从内容上看。“按内容划分：一类是以时效性的内容为主的博客，比如过滤各类新闻的博客；一类是以专业性知识为主的博客，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如教育博客、房产博客、法律博客等；另一类是以个人性的交流为主的博客，比如写真正记录个人生活的日记，或者有着共同兴趣的人形成一个博客社区。相对而言，第三类是目前拥有用户最多的博客。”[3]而如果我们更精炼地以时间顺序为参照，就会发现，博客写作无非两种，即过去与当下。过去的内容是天然的记忆，而当下事件的发生与记录，随着时间的流逝必将成为他日的记忆。从此角度理解，博客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庞大的记忆场。自2002年博客进入中国，无论是对整个博客的发展还是某个特定博客内容的追溯，都有着十年有迹可寻的历史，博客本身承载了这样的记忆。
二、作为记忆场的博客的特征
（一）双重记忆。“在这个明星的猫生病都会被长篇累牍报道的时代里，一个普通人死去了，无声无息，就像是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中国的文化非常现实主义，注重今生受用，根本不考虑来世或者永恒，以至于死亡像是今生最大的失败，一切的终结。幸运的是我们拥有网络，普通人一样可以留下自己的印记。凭借着这些碎片，亡者就不再是户口簿上冷冰冰的‘消户’印章，而是可以被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4]在这段记录里，出现了博客的双重记忆特征，第一重是网络本身对亡者的印记留存，第二重是博客主人基于网络留存的碎片对亡者的追忆。
实际上，博客这种双重记忆的特征非常普遍，许多点击量很高的博客亦如此。如柴静的博客。柴静的博客可以归为工作类博客，记录的是她采访过的人以及她节目中的主角。李娜、李永波、剑桥大学校长、BBC总裁、贝克汉姆、李亚鹏等知名人士。更多的是不在大众视野中的普通人，但他们的故事，总有着打动人心的特殊力量。比如，竞选村干部的大二女生，上个世纪金门逃兵案中的审判员，汶川地震中的幸存者，因“”分离已成耄耋老人才相逢结婚的中法恋人，举办世界上最大的户外音乐节的养奶牛农民，等等。需要注意的是，柴静的博客是这些社会人物和故事的载体，博客形成了关于这一部分新闻人物的记忆场，当这些人物故事以时间顺序被串联起来，亦成为柴静的个人记忆，她对于职业生涯的记录，成为她的个体记忆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在这里，新闻镜头中的社会记忆与柴静的个体记忆发生了重叠。韩寒博客中社会记忆的线索更为广泛，内容涉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社会不公平现象等风口浪尖上的热点问题和敏感区域，韩寒的个体记忆体现出在质疑与辩论中成长的公共知识分子精英的历程。
（二）隐形记忆。在上亿的庞大的博客群体中，为大众所熟知、点击量达数十万的博客毕竟只是少数，而更多的博客寂寂无声，或者只在博主狭窄有限的朋友圈中传播，它们虽然存在，却淹没在字符与字节构成的数字化网络海洋里，难觅踪迹，只有出现某种特定需求，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搜索，才能将之托出水面。
对社会传播语境的研究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碎片化的语境之中，“传统的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及社会观念的整一性——从精神家园到信用体系、从话语方式到消费模式——瓦解了，代之以一个个利益族群和‘文化部落’的差异化诉求及社会成分的‘碎片化’分割”。[5]利益族群和“文化部落”的差异化诉求及社会成分的“碎片化”分割，“使得现代社会的分化日益显著，受众的关注点也日益分散”。[6]社会的碎片化带给人们的疏离感最大化地体现在网络上，在博客的记录与写作中，则表现为分散、跳跃、断裂的天马行空式的特征。这种长期隐匿在网络海底深处的记忆和难以整合的充满了个体特征的碎片化记忆以一种沉默的隐形的方式，散布在盘根错节的博客之中。
（三）小共同体记忆。还有一种博客圈需要注意，它们因为某种需要或兴趣爱好而结成。比如中小学的班级博客，文学、摄影爱好者的小博客圈。尤其是班级博客在教育领域中非常广泛，也值得进一步思考。“在多年之后，当我变老，孩子们长大以后，再次翻阅我们的班级博客，可以对自己的成长有一个交代。我珍视我和孩子们的博客作为一个存在体的种种，我珍视我和孩子们在博客上的每个日子，每种情感和感悟，因为这里保留了我们最大程度上的真诚和最大程度上的对生活的尊重！”[7]在这里我们发现一种小共同体记忆，从范围与议题两方面考虑，它介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因为有部分的或阶段性的社会环境的介入，可以将它理解为个人记忆的扩大版或升级版。
三、博客中个体记忆的社会建构力量
（一）个体记忆呼之欲出。传统的记忆研究把个体记忆放置在社会记忆的框架中，这是个体记忆呈现出“模糊不清”的原因之一。
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影响很大，当代学者对社会记忆的研究思路及范式都从此而来，即社会记忆是集体性的，集体记忆是基于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我们对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8]59这种研究范式对个体记忆的影响显而易见，在看待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上，“记忆只是在那些唤起了对它们回忆的心灵中才联系在一起，因为一些记忆让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但是记忆联合起来的诸种模式，源自人们联合起来的各类方式。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8]93哈布瓦赫强调了个体联合的方式，以及个体在群体中的定位，但显然他忽略了个体的能动性，以及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层面与不同维度。刘亚秋在个体记忆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对立关系，这种对立亦可理解为对抗，“而个体记忆中存在着太多我们无法靠近的东西，对于这一问题，仅靠社会记忆研究范式是无法解决的”。[9]
由于传统主流话语研究中对个体的遮蔽和权力观下社会记忆的研究范式等原因，使个体记忆出现“记忆的黑洞”现象。但博客的出现，令此种情况大有改变，比如之前我们很少看到的农民工的记忆，现在却有民工博客，只有初中文化的博主张俊，记录了十几年进城打工的心路历程。对于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张俊这样写道：“作为有着几乎相同命运的人，看到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的新闻，我的心被撞击，似乎落下的身体砸到自己的心尖，被震得粉碎，撕裂地痛。”[10]可以看出，社会记忆尽管是以集体形象出现的，但却是通过个人来传达的。从这一点说，博客使个体记忆呼之欲出，集结起个体记忆形成强大场域，对社会记忆形成影响和冲击。
（二）个体记忆成为建构社会的力量。关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并不全然表现为集体记忆对个体记忆的支配，有时个体记忆是在与集体记忆的对话与协商中演变成集体记忆的，有时则表现为二者的共谋关系，有时又会出现紧张与对立。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关系的丰富性恰恰说明了个体记忆之于社会记忆研究的无限可能性。
研究表明，社会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体化与具体化的，记忆的个体化和具体化关涉到记忆建构过程中的观看方式问题。在探讨大屠杀的历史影响时，有学者指出，“大屠杀纪念馆保留的只是公共记忆，而人类记忆有一个更晦暗的空间，那就是无法进入公共记忆的个体记忆，它们往往被放逐于宏大历史叙事之外，却真正提供着苦难历史的忠实见证。它们的生存方式正是一种个体性和具体性，并以这种个体性和具体性抗争遗忘与抽象。那种把灾难数字化、抽象化的简约方式的背后，必然是对苦难历史的一种超然姿态”。[11]
一方面是建构，另一方面是解构，“当个人记忆以不可阻拦的方式涌现时，社会记忆也面临着解构的风险，现在兴起的民间记忆、公共记忆、记忆的分层以及所谓大众与精英记忆对立等研究，就是一种表现”。[12]社会记忆的解构其实意味着新的社会记忆的建构，表现在社会记忆研究理论视角、维度、方法与范式的多样性，从这一点上说，个体记忆是建构社会记忆的力量。
（三）个体记忆建构社会的方式。记忆来自于社会的建构，在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外在于个体的结构作用于个体，因为社会建构从来都不是单向的线性过程，所以当看似渺小的个体记忆被现代媒介集结，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运作之时，个体记忆便以一种逆向方式成为建构社会的重要力量。比如，刘亚秋在对知青的记忆进行研究时发现，当知青们的个体记忆汇聚成伤痕记忆、苦难记忆之时，他们在否定当年上山下乡的同时，重新建构起“青春无悔”的意义。显然，这里的青春无悔并不是当年响应号召的题中之义。此外一种新的趋势是博客开始参与到主流媒介的话语中，成为现代媒介塑造社会记忆的重要力量。比如，《新财经》中开设有固定的博客专栏，《文化学刊》亦开设了长达十几期的“文化纵横·光明网博客文化言论略览”的系列专题，《咬文嚼字》更是推出了2012年“众矢之的”——围观名家博客的策划，韩寒、方舟子、黄健翔、郎咸平、李银河、李承鹏、周国平等风云博主榜上有名。①前文所述的民工博客的博主张俊，也因为博客的原因，成为电视纪录片镜头前的主角。博客这种渗入性的趋势，亦是一种消解，这也有助于理解个体记忆对当下社会的建构正是通过对社会记忆的消解与重建来完成的。
四、结语
社会记忆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人们通过对过去的追溯来重塑当下，是一种借用历史资源建构今天的重要途径，比较明显的是现代传媒通过形塑集体记忆来生产民族国家认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但应该警惕的是这种建构过程中的话语霸权。尼克·史蒂文森对以民族文化来建构集体记忆过程中出现的话语霸权就表现得尤其警惕，他说：“在那里，组织的空间（权力在给定区域内的合法行使）与组织的时间（集体记忆）终于相遇了。最明确而无可辩驳的是，民族文化不能向批判开放。”[13]以博客为代表的个体记忆的蓬勃而起，尤其是技术层面的优势使得价值层面的内容得以浮现。比如，个人意识和个体价值的诉求，单一价值观的分解，多元文化的并行，对主流话语与国家话语背后利益因素的审视，使得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一方面表现出协商融合的趋势，另一方面保持着张力与对峙。个体记忆以这样的双重性参与到社会建构中，以一种制衡的姿态来面对尼克·史蒂文森的担忧，有着重大的意义。
注 释：
①见2011-2012年《新财经》《文化学刊》《咬文嚼字》。
参考文献：
[1]http：///news/201207/20/2014162863777.shtml
[2]http：///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00000.
[3]冯结兰.博客及传播学意义探析[D].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4]和菜头.[EB/OL]http：///blogs/hecaitou/.
[5]喻国明.解读当前中国传媒发展关键词[J].新闻与写作，2006（3）.
[6]刘勇，黎爱斌.博客写作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心理原因[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6）.
[7]费宏毅.你好，“天眼”中队博客[J].江苏教育研究，2011（18）.
[8]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J].社会，2010（5）.
[10]杨彦翀.民工博客：一位民工对生活的看法[J].中国电视（纪录），2011（7）.
[11]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J].社会，2006（2）.
[12]张莉.新媒介：被释放的社会记忆[J].新闻爱好者，2012（5）.
[13]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M].顾宣凡，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