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2 05:16: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思想，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南朝梁萧氏父子指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和梁元帝萧绎四人。他们既是梁朝的统治者，又是梁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受晋宋时文学风气影响，他们都表现出了言语崇尚的风格，但同时他们又对文学有着自己的体会与认识，并为当时和后世文学做出了贡献。梁武帝以开国之君的身份对文学进行提倡，必然对梁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萧纲与萧绎是“宫体诗”的倡导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南朝绮丽文风的形成。作为整体来看，四萧的文学思想除了受到时代风气与社会思潮的影响之外，他们之间所表现出的传承也是很明显的。梁武帝曾写作了大量艳诗，客观上对萧纲与萧绎的“宫体诗”创作有很重要的影响，而萧统正是他所提倡的雅正文风的承继者。萧统、萧纲、萧绎之间的文学对话对他们的文学主张的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为统治者，除萧统外，他们在创作中，都表现出了与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相反的一面。在他们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中，强调最多的是儒家的诗教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创作了一部分作品，这些作品大都缺乏文学性，并不能代表他们真正的文学思想。能够代表他们真实文学思想的是那些言语绮丽风格的作品，其中以萧纲的“宫体诗”最为典型。就文学产生来说，他们提倡的又不是儒家的诗教观，而是萧氏所倡导的物感说。总体来说四萧并没有真正践行他们所提倡的诗教观，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它越来越远。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这种文学思想的成因，本文拟对他们的儒家文学观念、特别是其中的诗教观念做出具体分析。
一、儒家诗教观念对四萧的影响
“诗教”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①诗教，就是用《诗》进行教育的意思。温柔敦厚，指态度温和，朴实厚道。在古代，《诗》也是可以用来歌唱的。所以《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②《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③梁武帝建立梁朝后，“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非常重视礼乐教化，并多次下诏，修礼作乐。④《访百僚古乐诏》中说：“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濩》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正混淆，钟石斯谬。”⑤《立学诏》中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励行，由乎经术。”⑥这里强调的是礼乐教化，但从中可以看出，梁武帝提倡儒家的文学观念，并且受到了诗教观念的影响。昭明太子萧统在梁武帝的影响下，受到的儒家文学观念的影响更为明显。他在《文选序》中引《易经》的话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⑦将文学看作教化百姓的一种重要方式。并且他还进一步引《毛诗序》中的观点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姑风雅之道，粲然可观。”⑧由此可知，萧统也是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仪”⑨的儒家诗教观的。他十分推崇“雅正”的诗风，从《文选》所收录的作品来看，典雅之作多于华靡之作。骆鸿凯先生说他是“黜靡崇雅”瑏瑠，这很好地体现出了萧统的诗教观立场。梁简文帝萧纲也受到了诗教观的深刻影响，他也是十分注重提倡诗教观的。他曾在《请尚书左丞贺琛奉述制旨毛诗义表》中说道：“臣闻乐由阳来，性情之本。《诗》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伦敦序。……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识之风，道行比屋。”瑏瑡这表明，他已把《诗经》看作治国的基础。梁元帝萧绎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极深，深信儒家的“三不朽”瑏瑢思想，这很自然地使他去提倡儒家的诗教观。他在《召学生教》中说：“吾亲承天旨，闻《礼》闻《诗》，方欲化行南国，被于西楚。”“化行南国，被于西楚”瑏瑣，这自然也就涵盖了诗教观在内。综上，从萧衍到萧绎，他们都深深受到了儒家文学观念，特别是诗教观念的影响。并且这种思想构成了四萧文学思想中非常特殊的一面。但是他们对此却没有正面提倡，而是经常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相反的一面，这就形成了他们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这种实际态度当然不是他们文学观念的真正表现，可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它，因为这是他们文学思想中的一部分。具体说来，这种儒家文学观念自有其形成的原因。
二、萧氏文学思想中诗教观念的形成原因
梁朝当时上承魏晋宋社会思潮的余绪，受到了玄学与佛教思想的严重影响，这时儒家正统思想虽然有减弱的趋势，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的。在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那里，儒家思想仍然具有很强的主导性。也就是说，梁朝当时的思想是三教合流，而儒家略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儒家思想对统治者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在封建人才的培养模式中，儒家经典是必修课，并且是被作为立身之道来学习的。萧衍在《会三教诗》中说：“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践言贵去伐，为善存好生。”①并且，这种影响很深刻的，因为即便在他沉迷于佛学时，所写的《净业赋》的序引用的也还是《礼记》中的语句，而且结尾的“永劫扬其美名，万代流于清风，岂伏强而称勇，乃道胜而为雄”②，更是体现了儒家经世致用的观念。萧衍对萧统、萧纲、萧绎的培养也是如此。《梁书》中说昭明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五年六月庚戌，始出居东宫。太子行仁孝，自出宫，恒思恋不乐。”③而简文帝萧纲在侯景之乱后题壁时写道：“有梁正士萧世缵，立身行道，始终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④俗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立身行道”一句中，可看出儒家正统教育对他的影响之深。而梁元帝萧绎则是“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岁，高祖问：‘汝读何书？’对曰：‘能诵《曲礼》。’高祖曰：‘汝试言之。’即言上篇，左右莫不惊叹。”⑤这里既可看出萧绎的聪明，也可看出梁武帝对儿子进行儒家教育的重视。萧绎自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五岁便能够背诵《曲礼》。从以上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学习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并且这种学习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这样说，儒家思想对他们的一生都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倡儒家的文学观念，特别是诗教观念就顺理成章了。其次，除了可以立身行道作用外，作为统治阶级，必然还会注重儒家思想在封建统治中的重要作用。儒家思想中的伦理以及三纲五常观念是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四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必然会提出许多向儒家经典学习的言论。《礼记•经解》中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同上《礼记•经解》）同时，也可由此看出，儒家文学观念是与儒家经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其中首要的就是诗教。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儒家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事功价值，并且高度重视文学和学术对于维护政权及社会统治秩序的作用。这是儒家文学观念被提倡的现实基础。
由以上两点可知，作为梁朝统治者的萧衍、萧统、萧纲、萧绎，必然会在文学领域提倡正统的儒家文学观念以及诗教观念，而这也就是他们经常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相反一面的真正原因所在。
一、文以载道观
《风》《雅》作为儒家传统《诗经》的重要内容，《毛诗序》中解释《风》：风，风也，风已动之，教已化之。朱熹也从美刺教化的角度对此进行过解释。在这里，方孝孺认为李白、杜甫就是因为学习《风》《雅》才写出那么好的诗歌，才在诗歌史上有那么高的地位，故而学诗者也应该探究本源。这种说法不免显示出诗人的“宗经”观念。其次，方孝孺师从宋濂，宋濂是明代的儒学大师，其创作主张继承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学家“文以载道”的观点，注重“以道为文”的文道一元论。这样实质上表现作家对生活个性化体验和独特文采的创作，排斥在体道之“文”以外，从而使他的文学观念散发出浓烈的卫道气息。所以，受其老师影响，他宣扬伦理教化，推崇“道”。什么是“道”呢？方孝孺认为：“夫道充天地，亘古今一而已矣……行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道”包含的范围非常大，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过于‘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尝不在也……顺亲弟长，事非远也，而性与天道不外焉。”又说“欲求其道乎？则凡足下之语默起居，奉上驭下，道未始不在也”。所以“道”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它既同于孟子的浩然正气，也同于孔子的忠恕思想。他认为“道之于事，无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长，于其所在皆致谨焉。而不敢，故行跪、揖拜、饮食、言动有其。”如果不是因为受该思想的深刻影响，也不至于落得诛十族的惨淡下场。再次，方孝孺的文学思想的形成还与其家学渊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也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儒士，方克勤曾经感其邑人自宋以骈俪雕刻为学，没有谈周公、仲尼之道，而开始以《易》讲授。在《谈诗五首其四》中：“发挥道德乃成文，枝叶何曾离本根。”诗人将“道”和“文”比作“枝”和“叶”，文章的形成是由于道德的发挥，这就像枝叶的生长离不开根一样。还有《谈诗五首其五》：万古乾坤此道存，前无端绪后无垠。诗人认为茫茫宇宙中只有“道”贯乎始终，不曾中断。从以上的谈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深深地烙上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其实从方孝孺的生平也可以看出，他的父亲并没有犯错便被朱元璋诛杀，方孝孺几经奔波呼告无果，按常理来说，他应该对皇帝失望，可是他还在朱元璋死后写文章进行歌颂，虽然不知道是否发自内心，但可见儒家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这可能也与明代士大夫政治风气有关。其实，他的重“道”轻“艺”思想在《谈诗五首其三》中“俗末竞工繁褥体，千秋精意与谁论。”中得到体现，他认为文章不要太华丽，否则文章的“道”便得不到体现，无论文章还是吟诗，其意义在于阐明道，而不是仅仅做文。
方孝孺认为：“人不能无思也，而复有言。言之而重理也，则谓之文，文而成音也，则谓之诗。苟出乎道，有益于教，而不失其法，则可以为诗矣。于世教无补焉，兴趣极乎幽闭，声律极乎精协。简而止乎数十言，繁而至于数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为诗哉？”他认为诗歌是有音律的文，合乎道，有益于教化才是真正的诗。他在《刘氏诗序》中写道：“工兴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于华而不实；务奇巧窘乎声律之中，其弊至于构而无味。或已简淡为高，或已繁艳为美，要之皆非也。”方孝孺过分偏重儒家传统和封建纲常而片面斥责文学形式，不免有损于文学的艺术性。他在《读朱子感兴诗》中写道：“三百篇后无诗矣，非无诗也。有之，而不得诗之道。虽谓之无，亦可也。夫诗所以列于五经者，启章句之云哉？盖有增乎纲常之重，关乎治乱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非知道者。孰能为之人？孰不为诗也？而不知道。”他认为在《诗经》之后就没有诗歌了，即使有的话，这些诗歌也没有得到诗的“道”，因为这些诗歌不具有《诗经》的教化作用。虽然他在强调文以载道，但是他的文章也有新意，因为他认识到文与道的非同一性。在宣扬伦理政教之外，文学在社会生活中还有更客观的描写。
二、“文贵乎自然”观
方孝孺重“道”轻“艺”的同时还提倡文章应该自然而不应泥古，文贵乎自然。其实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正是因为轻“艺”，反对文章“繁褥华丽”，才主张文章贵在自然。他在《张彦辉文集序》中写道：“其辞不泥乎古，务自己出无艰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圣贤之道，盖庶乎斯文也已。”，之所以反古，是因为古人的话未必都是对的。在《谈诗五首其一》中：“世人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诗人指出不要泥古，做诗要探求本源，写出自己的新意。他认为学习《风》《雅》学习儒家传统，其实不是形式上的泥古，而是心领于神，学习古人的精神。杜甫也曾说过：“转益多诗是汝师”。方孝孺在《答张廷壁》中更为详细地介绍了文之自然的长处：“圣贤君子之文发乎自然，成乎无为，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达而不肆也，严而不拘也，质而不浅也，奥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变而不诡也，辨而理，淡而章，秩乎其有仪，烨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显然，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观点，他认为，纵然文章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确实是好文章，这是返璞归真的那种淡美。所以，从上文，我们看出方孝孺的指导思想依然是古圣之道，学习和继承古代大家的经验及方法，反对文体形式泥古。这也对当时厚古薄今的风气进行了有力批判。
三、养气观
方孝孺比较推崇李白、苏轼的诗，是因为他们的诗歌充满“气”。对于“气”的推崇是方孝孺的另一思想。其老师宋濂主张“养气”，他认为天地之间最大的莫过于“气”，只有先“养气”，“道”才能得以明确。“道”明确之后，“气”又能够得到补充，“气”补充之后才会形成好的文章。这是层层推进的过程。受宋濂影响，方孝孺主张“养气”。他认为：“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帅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在这里，他也认为，道影响气，气支配文章。关于“气”，历来不乏文章进行阐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讲到“养气”。钟嵘在《诗品》中也曾谈及。黄美华在其论文中认为“方孝孺的‘气’是指成就文章的一种精神”。方孝孺之所以喜欢庄子、李白、苏轼的文章，是因为他们的文章之气丰沛、恣肆。方孝孺还认为天地之间充满气，正是因为这气，日月星辰、花鸟虫兽、人类都受到滋养。气是根本，而人有差异，是因为人接受气的程度不同。孟子曾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在于他们能够提高个人的修养。方孝孺也强调通过提升道德养气。通过加强道德修养，提升品德。言行举止要合乎儒家的礼仪规范。方孝孺的气论中充满着儒家的思想，但是其气论并不是单一的，还包括其它方面的气，如对待事物的淡然之气，还有对待道德的执着之气。各种气相互影响，相互贯穿。气是隐性的，必须通过文章来得到表现。文章要直抒胸臆，立即将自己想表达的写出来，这样才能够做到文章气势流畅，也就是气昌则辞达。过于宣扬伦理教化的文章不免使文章陷入卫道的气息，但是方孝孺尚气的思想却淡化了这种气息，使文章有了活力。在气的冲淡之下，伦理教化和个人的感情能够得到很好的融合，使文章具有伦理教化和性情的特征。这样的伦理说教不仅不会枯燥，还会使人感觉到隐藏于其后的真情实感，更具感染力。
方孝孺的文学观没有脱离他的正统的儒家学者的身份，主张文以载道，有“宗经”意味，但其思想不乏真知灼见，他推崇李白，肯定自然的文风。他的诗歌也恰如其人，具有自己的个性。
本文作者：赵珊珊、王燕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形成的背景
作为无赖派文学作家的太宰治，于1909年出生于日本青森县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曾担当国家贵族院议员，母亲长期多病静养，因此太宰治从小由保姆和姑母抚养长大，缺乏母爱。由于这种经历使其对他人有戒备感，对现实生活有着憎恶反感的思想倾向。1923年其父亲因病去世，对其影响颇深。1930年太宰治进入东京大学法文科学习，后中途退学。在东京，曾拜井伏鳟二为师，并参与左翼运动;1930年的11月，太宰治与东京银座一个酒吧的女招待员相约殉情自杀，后其获救，而女招待员被水淹死;1931年与艺妓小山初代同居，并没有专心致力于创作;1932年发表了其处女作《回忆》，同年还发表了《鱼服记》;1935年因参加报社记者考试落第郁闷而上吊自杀未遂，同年其小说《逆行》被选为首届芥川文学奖候选人候选作品，开始引起日本文坛的注意，以此同时《丑角之花》也相继问世;1936年太宰治的第一部作品集《晚年》出现，同年发表了《虚构的春天》和《狂言之神》;1937年他与艺妓小山初代一起服用安眠药自杀没有成功，两人不久后便分手;1939年经老师井伏鳟二的介绍，太宰治与山梨县的教师石原美知子结婚。此后，太宰治便更加专心致力于文学的创作，不断有新作问世:1939年《富士山百景》、《女学生》、《皮肤与心》、《八十八夜》、《黄金风景》;1940年《快跑吧，梅罗斯!》和《女人的决斗》;1941年《新哈姆雷特》;1942年《正义和微笑》;1945年《潘多拉的盒子》;1946年《苦恼的年鉴》;1947年《维扬的妻子》、《斜阳》、《叮咚叮咚》;1948年《樱桃》和《人的失格》陆续发表出版。1948年6月，太宰治和一个名为山崎富荣的女人一起投河自杀。从日本文学史的习惯划分来看，将太宰治的文学创作生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32年至1938年期间，为其文学骚动，苦恼时期。该时期的特点是在沮丧，生厌的现实生活中，伴随着少许滑稽和欢快之事。第二时期:1939年至1944年期间，为其文学创作安定时期。该时期的特点是描述对艰辛困境中的颓废经历，对新生的重新认识和追求，该时期是其文学艺术上的飞跃时期。第三时期:1945年至1948年期间。该时期是太宰治文学思想创作得到充分发挥的时期。其三大无赖派文学代表巨著《斜阳》、《维扬的妻子》、《人的失格》均在该时期创作并发表问世。从太宰治的亲身经历和生活体验，文学创作过程均体现了颓废堕落的生活状态，都充满着悲观厌世的情绪，其现实的生活阅历是其文学思想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和潜在背景。此外，太宰治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其文学理念和文学手法具有“无赖派”特征，而且对于无赖派这一文学流派的树立，在日本文学史上也是有一定贡献的。关于“无赖派”一词，最早就是由太宰治提出的。1946年1月15日，太宰治在给当时的作家井伏鳟二的书信中提到:“因为我是无赖派，所以我要反抗战后的风气。”而且，太宰治又在《东西》杂志上论文强调其“无赖派”文学思想:“我是自由人，我是无赖派。我要反抗束缚。我要嘲笑挂着一副得势面孔的人。”因此，日本文坛把太宰治的这些关于“无赖”的言论称为“无赖派宣言”，这一流派也就这样被称呼得名而来。简而言之，太宰治的生活经历与其文学创作紧密相关，其早年丧父的深刻影响，以及堕落颓废的生活状态均构成了其无赖派文学思想意识形成的背景和基础。
二、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的内涵
作为日本战后出现的无赖派文学作家，太宰治是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派别中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其文学作品具有一定鲜明的特点。第一，反叛天皇制度的精神内涵是其文学作品的内在特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发动了非正义的战争，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大多数日本国民意识到战争是由日本天皇为核心的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在心理意识上极大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权威和日本天皇制度的神化。而日本战后在谈及政治的价值，伦理，权力等，均要涉及到日本天皇制度问题。当时日本文学界就战争责任问题的论争，其核心也在于继续维持或者完全否定绝对的天皇制度。作为无赖派文学作家其文学作品均体现着反抗天皇制度和集权主义的思想和意识。第二，以颓废堕落的国民生活描写来对抗当时社会思想以追求思想的解放是太宰治文学的又一特点。在无赖派文学研究会编著的《无赖派文学》的第36页中就提到了太宰治的《自由人问答》一文，其中论述到:“自由思想的本来姿态，就是反抗精神，是破坏一切的思想，是作为压迫，束缚的一种反应，与此同时发生斗争性质的思想”［1］。但是旧有的天皇制和战后美军占领的社会体制下，作为无赖派文学作家的太宰治的反抗和呼吁却显得虚弱无力和无助，于是其就以颓废堕落的国民生活描写为创作主题，通过国民生活的颓废和堕落来衬托社会体制的堕落和颓废，以期进行抗争，以期求得自由和解放。第三，文学创作的手法以自我解嘲和自我戏谑的方式进行，这也是太宰治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在太宰治文学作品中充满着颓废的人生哲学和虚无主义理念，通过抛弃道义和人情的虚伪面具，以期揭示人性在情感和肉体的阴暗面，在自我解嘲和自我戏谑中追求自我的“人性解放”。通过自我解嘲和自我戏谑的创作手法，来对战争时期的封建伦理，陈旧道德的反叛。太宰治的文学作品无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也无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是非标准，而以自我解嘲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在其作品中均留下了作家自身颓废堕落的痕迹和映射。第四，对日本近代传统的反叛也是太宰治文学作品的一大重要特征。太宰治在文学创作理念上反对传统文学观念，以一种自我意识，随意性强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在创作上，反对现实主义及自然主义，反对日本的私小说，对原有的惯例和规则全然不顾，摒弃传统的文学理论和观念的约束，以自我的随意性为创作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在创作理念上，将现实生活与文学艺术创作割裂，塑造无赖派文学的“虚构世界”，极力反对日本传统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强调的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一致性的文学观念，采取反客观的描写方式和反对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手法。太宰治的文学作品具有明显的无赖派文学特点，“创作题材大多是和无业流浪汉，穷人，酒鬼，联系在一起的。在写作手法上，他们反对传统的自我小说模式，问题简洁明快”［2］。其文学作品除了有上述具有的独特的文学特点，还具有其内在的各种文学思想意识，如“颓废堕落”意识，“自杀”意识，“罪”意识，“孤独”意识，“基督”意识等各种文学思想意识。
1．“颓废堕落”意识“颓废堕落”意识是无赖派文学的重要特征。作为无赖派文学泰斗的太宰治的文学作品中也充满着无赖派文学思想的“颓废堕落”意识。例如在其小说《斜阳》中，描述了贵族家族的没落和主人公直治、和子的颓废堕落心态。主人公之一的直治从军队复员回来与入伍前认识的文学老师上原整天酗酒，并贪念于女色，极度放纵自己，吸毒，到处借债，无所事事，极端虚无，全面否定了日本的一切传统精神文明，对生活产生了虚无感。在小说《维扬的妻子》中，阐述了贵族出生的穷诗人大谷的落魄生活。大谷整天酗酒，并抢了酒馆子的钱，后被人追迫到家里。其妻子因此去酒馆当女招待替大谷还债，被客人奸污后还自甘堕落地说:“这算什么。现在我们只要活着就足够了”。显然，在该小说中深刻刻画了大谷和其妻子的颓废堕落的心理世界。中篇小说《人的失格》是带有作者青少年自传体色彩的重要之作，文中的主人公叶藏从小对周围的世界，对他人带有不信任感。其长大后，对自己身边和周围的一切更加不信任和不理解。生活的放荡不羁，参加左翼运动后的沮丧心理，妻子被奸污的无奈心态，沉溺于酒色的堕落心境等等都在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2．“自杀”意识“自杀”意识是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的重要内容，而太宰治的生活经历也明显带有“自杀”意识的色彩。1930年，太宰治与东京银座一个酒吧的女招待员相约殉情自杀，后其获救，女招待员被水淹死;1935年因参加报社记者考试落第郁闷而上吊自杀未遂;1937年与艺妓小山初代一起服用安眠药自杀没有成功，两人不久后便分手。最后的生命结束方式是给其妻子留下遗书后，于1948年6月16日和一个名为山崎富荣的女人一起在玉川投河自杀。1930年到1948年这一期间，是太宰治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期，而该时期也是太宰治自杀行为和意识最为频繁的时期。“文如其人”，其小说《斜阳》中的主人公之一直治由于二战结束后从军队复员回来，就一直无所事事，整天陶醉于酗酒和妓的生活，作风堕落，最后以自杀身亡来结束自己的一生。其中篇小说《人的失格》的主人公叶藏由于对周围的世界，对他人带有不信任感，以堕落的方式来解脱痛苦和恐惧难以奏效，最后想以自我毁灭的自杀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叶藏便与一女人一起跳海寻求自尽，而一起跳海的女人死了，叶藏活了下来。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均于自杀的方式来逃避和反抗现实，一个死亡，一个侥幸存活，都充满着一种自杀的凄惨悲观格调。
3．“罪”意识“罪”意识是太宰治文学的又一重要特点。太宰治的文学作品大多通过对主人公的放荡不羁，反世俗反传统的描述，以颠倒的方式来阐释其文学价值观，也就是以堕落来代表上进，以颓废来代表健康向上等方式，摈弃陈旧的价值体系的虚伪性，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来重新论述，因此在对颓废堕落的主人公的描述的时候均带有强烈的“罪”意识。日本著名评论家平野谦在其《太宰治论》一文中论述到:“本来太宰治就是一个天生背负着种种负罪感的人。无论是出生于他的那种家庭，还是生来不是长子而是第四个儿子，也无论是被赋予了那种充满自恃与矫饰的纤柔感受性，还是被负罪感所折磨以致于三番五次企图自杀并将女人卷入其中，这对于太宰治来说，作为原罪式的自卑感都是刻苦铭心终生难忘的。或许正是这种罪恶意识变成了解决太宰治文学的钥匙”［3］。在太宰治的小说《斜阳》中，其主人公和子为了实现与其情人上原的爱情，在其母亲死后只身一人来到东京，并违背当时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与上原生下了私生子，凸显了主人公和子深深的“罪”意识。在小说《维扬的妻子》中，大谷的妻子为了归还大谷欠的债而去酒馆当女招待替大谷还债，被客人奸污后还自我解嘲似的认为:什么样都可以，只要活着就好，显示了其内心的“罪”意识。在其小说《人的失格》的结尾部分论述到:“我想死，我必须得死。活着便是罪恶的种子”。显然，“罪”意识是太宰治文学作品中的一大特色，也是其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基调之一。
4．“孤独”意识“孤独”意识的深入刻画是太宰治文学的重要印记。通过对小说中主人公的孤独心理状态来阐释整个社会的孤独和虚无。小说《斜阳》中的主人公之一和子的母亲是孤独的，这位母亲是一位从战前的富有生活急剧转变为战后的无地位无追求，只能靠变卖财产来维系战后颓废生活的孤独贵妇人。其生活的急剧没落，其身体的逐渐衰亡都充满着孤独的格调。而主人公姐姐和子也是孤独的，对母亲的病故，对弟弟的自杀，对情人上原的失望，对生活的叛逆，使其内心感到十分无助和孤独。主人公弟弟直治也是孤独的，其整天酗酒，并贪念于女色，极度放纵自己，吸毒，到处借债，生活毫无目的和追求，以至于最后的自杀方式也是孤独的。小说《维扬的妻子》中贵族出生的穷诗人大谷是孤独的，整日昏昏沉沉，酗酒无度，毫无人生追求和目的。其妻子更为孤独，替丈夫还债而自愿作女招待，被客人奸污后还满不在乎地认为只要活着就足够了，显然其内心的孤独超越其对道德伦理的基本认识和判断。中篇小说《人的失格》中的叶藏也是孤独的，其孤独得对自己身边和周围的人、事物都极度不信任，其孤独得自能用自我沉沦和自我毁灭来发泄自身的痛苦。太宰治的小说不仅体现了太宰治作为作家的内心孤独和文学意识的孤独，也体现了当时日本国民的孤独心态，更体现了当时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孤独和虚无。
5．“基督”意识太宰治的文学作品除了上述的文学思想意识以外，在其作品中还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意识。在其小说《斜阳》中在阐释日本战后国民颓废的生活状态的同时，也隐含了太宰治对基督教的无限憧憬，在该小说中直接引用的《圣经》的经典句子也颇为多见。在阐释主人公和子时候，大量引用了基督教的内容，如《旧约圣经》的箴言第25章第11节第516页的“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马太福音》第10章第19节第11页的“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等等。可以看出，太宰治将主人公和子的恋爱和基督教耶稣所提倡的爱相结合在一起，将基督教耶稣宣传爱的思想内涵融入到小说主人公和子的恋爱过程。此外，在其回忆随笔《讲述我的半生》中引用《马太福音》的第19章第19节的“爱人如爱己”的基督教精神。在其小说《人的失格》描述到:“我不可能相信神的宠爱，而只相信神的惩罚……。信仰，我觉得它只是为了接受神的鞭挞而低着头走向审判台而已”。显然，太宰治对基督教中的神持有独特的信仰方式，借助其特有的基督教信仰方式使得自己的文学意境得到提升。而对于太宰治的自杀，同为无赖派文学作家的坂口安吾在其《不良少年与基督教》一文中论述到:“不良少年不想负罪。即使死了也要让人觉得他很伟大……。太宰治是根据基督的权威来进行自我主张”［4］。显然，太宰治的自杀与其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看法有着很大的关系和影响。从整体上来看，基督意识对于太宰治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
三、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的评价
1．西方的评价西方的文学界对于太宰治的评价不是很多，这与在西方文学界中介绍日本太宰治小说的状况比较少紧密相关，但是总的评价和反映还是比较好。大多西方文学评论家将太宰治小说看成是战后日本社会集中反映的重要文学作品，认为太宰治的文学作品将作为日本现代历史时期的重要文学遗产而流传后世。西方的评论家一般将太宰治与加缪，卡夫卡放在一起评论，对太宰治文学有着很高的评价。美国日本文学研究DonaldLawrenceKeene是这样评价太宰治文学的:“太宰治一般被认为是日本现代作家代表之一。但是，其在短暂的生涯和经历中做出了巨大的功绩。其展示给我们的是魔术式的笔法，变化多端的小说场景，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人物和氛围。对于西欧的读者来说，可以通过太宰治的作品理解到现代日本生活真正的内涵”［5］。另一位美国作家JamesT．Farrell谈及太宰治文学时，是这样评价到:“太宰治给我们留下了带有受伤人类的灵魂的魅力作品，他是一位有着敏锐透彻洞察力和写作手法的作家”［6］。西方的文学界对太宰治文学评价从整体上来看，还是比较高的。
2．日本的评价在日本，对太宰治文学的评价褒贬不一，各种评价都有。宫本显治在其《“人的失格”以及其他———关于太宰治的感想》一文中把太宰治的文学评论为“违背道德者和生活落寞破产者”的作品，对太宰治文学进行了一定的否定和贬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学理念的变迁，对于太宰治文学的肯定评价越来越多。日本评论家鸟居邦郎在其论著《太宰治文学精神的形成》中论述到:“太宰文学作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稳固。在此11年间始终有新的崇拜者不断涌现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7］。另外一位日本评论家奥野健男在其论著《文艺读本•太宰治》中指出:“喜欢或厌恶姑且不论，太宰文学无疑给予了战后文学以非常大的影响”［8］。日本的作家田中英光，开高健，武田泰淳，安冈章太郎等均曾认为自己是太宰治文学的忠实读者，多多少少接受过太宰治文学的影响。近年来，在日本学界否定太宰治文学的声音日益衰微，肯定太宰治文学的呼声越来越大。
3．中国的评价在中国，对于太宰治文学的研究并不多，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对于太宰治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并不多的缘故。而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对于太宰治文学持有肯定态度有之，持否定态度也有之。在1998年第1期的《外国文学》中的《太宰治思想发展试论》一文中这样评价太宰治文学的:“太宰治文学已不仅是属于日本文学的一部分，而且受到了国际文坛的注目”［9］。此外，黑龙江大学教授曹志明在其论著《日本战后文学史》中，是这样评价太宰治的:“作者太宰治虽然对现实世界感到失望，但是他憧憬着无政府主义式的自由王国和现实世界之外的‘世外桃源’，他对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对异性)充满着许多幻想。太宰治是‘无赖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但在日本文坛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他那独特的‘自我毁灭’式的文学，反映了日本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绝望及厌世情绪”［10］。叶渭渠教授在其论著《日本文学思潮史》的第392页中对太宰治及无赖派文学是这样评价的:“他们反叛精神的出发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又深深地打上了虚无主义的烙印，往往从个人反抗的角度，采取‘堕落’的办法来改变现状，乃至追求与卑俗，来作为对旧的道德价值观的挑战。这是从恶俗中沦落的反叛精神，是畸形的病态的反抗。这种思想和行为，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所以这种反抗的办法是不足取的。因为这种办法既无助于批判战后的社会现实，也拯救不了个人所面临的命运”［11］，认为太宰治及无赖派文学有着反叛精神的积极一面也有着其固有的消极一面。可以看出，中国学界对于太宰治文学的评价也是不能一概而论。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思想价值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7）06-0173-02
一、国学思想的思考
国学的内涵极其深厚，主要包涵中国古代的历史学、经济学、思想文学、技术学、地理学、哲学、政治学、科学以及建筑学、数学、书画学、星象学、音乐学、医学等众多方面。换言概之，就是指中国古代的学说。我国国学起源于清代末期，由于人们常把传人中国的欧美学术称之为“西学”和“新学”，因此，中国学问固有的形式则被“国学”一词代表。国学大师们眼中的国学内涵都各不相同，但不管从何种国学思想中分析，我们都能得知其与我国古代文学之间的必然联系。国学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中国学术文化中的所有内容，而狭义上则简称为儒学，在几千年前，我国著名的思想大家孔子便在其论诗中表明“群”、“兴”、“怨”、“观”的作用，由此可见，对于实践思想的重视与儒家思想的人世早已深入到我国思想文化价值的内涵中。此外，国学还分为传统与新兴两大类，传统的国学主要包括学术研究与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以郦学为例，通过深入研究这部作品，从而形成一门学问。国学在某程度上体现了文人的爱国情节，在中国文学历史思想价值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艺术逐渐由传统的思想向现代转变，这一转型的过程对现代与传统学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与承接的作用，立足现代的文学形式，看待传统国学的思想内涵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对待。
二、古代文学作品的思想
（一）史部
在史部中，对史书进行收隶是其主要内容，这些史书的涵盖面非常广，包括地理类、时令类、杂史类、正史类、别史类、编年类和职官类等十五大类，在史记中，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古人的壮志豪情。在史部中，有一部恢宏著作是不得不提的，那便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这部优秀的作品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被其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主要的特点就是在相当的时期内，同一事件对人们的不同看法都被记录在内。《史记》为史学奠定了独特的文学地位，不仅对通史体裁进行了先行的开辟，更对我国古代散文、戏曲、小说和纪传等文学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
（二）经部
作为国学的核心部分，学习经学是提升文学涵养的主要内容，其主要分书类、易类、四书类、诗类、小学类和孝经类等十类。纵观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以儒家著作的思想精髓为主力的作品不在少数，多数作品的美学范畴与审美观念都与儒家经典密不可分。以我国古代的诗歌为例，其表现特征主要含蓄委婉，而对意境的追求则要求诗歌的含义深刻，使人品味无穷，“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将送别的思念延伸至远方，就很好得体现了这一内容要求。加强我国古学思想与儒学思想的学习，能够帮助我们多加了解文学的范畴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三）集部
集部主要分为总集、文学理论和别集这三大类。对诗词的专集与总集进行详细收录，包括诗文评、别集、词曲、楚辞和总集这五类。在集部中，我们主要对《诗经》进行深入的剖析。早初期，《诗经》的普遍称呼为《唐诗三百首》，作为一种流传极其广泛的唐诗选集，其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儿童启蒙性读物，还是一部经过历史沉淀历久不衰的文学经典。而《唐诗三百首》最早又被称为“诗三百”，相传，经过孔子的删订，“诗三百”在后世的经典地位被确定，因此统称为“诗经”。《诗经》以优美的词句来体现感情的丰富，这种借诗抒情的形式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诗歌具有象征性，一首诗歌中常常除了表达显意之外，还能体现出言外之意，一首仅仅对事物进行阐述的诗歌不能算是好诗，将寓意与显意结合在一起，不仅能使诗歌内涵更具层次感，还能使诗的主题思想更加意味深L。
（四）子部
子部主要是对诸子百家的类书及著作进行采集，包括道家类、法家类、儒家类、农家类、兵家类、释家类、杂家类和医学类等十四种。在子部中，道家与儒家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因此，我们可以以此为例来进行详细的解析。道家崇尚无为而治，顺应自然，庄子与老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中，《庄子》一书详尽阐述了庄子倡导的理论和思想。这本著作通过对虚拟寓言故事的采用，体现了生动奇特、想象丰富、寓意深刻且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表现手法。在我国古代的文学长河中，庄子与周子早已将文学方面的语言发展到玄远高深的境界，对后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庄子哲学思想的基础，“道”达到了其思想主张的最高境界。如若对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哲学理论没有深入的研究与了解，便无法立足古代文人的角度，认识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及精神世界，最终也无法分析与研究他们的经典作品。
三、国学思想体现古代的文学价值方面
（一）综合性思维的引入
现代文学学科的多方面发展给文学创造了独立的机会，文学与史学合一的局面被制度化与专业化打破，文学、史学和哲学被“分家”。其中，文学主要分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文艺学和当代文学这几大类，而古代文学则被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和唐宋元明清层面，在各个不相同的层面中，按照戏剧、诗歌、小说和散文等体裁进行了更深入的划分。详细的分门别类使研究范围更加明确，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学者进行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问而学问，并没有通过科学合作与独立品性产生一种传统学问通研古今的责任感。现代化的文学学术专家取代了古代的通儒，现代文学的严格限定、艺术特色、明确指向、实践方法和独立系统等一些文学特性能够加快研究者的模仿操作能力，能快速提高社会意义、人物时代背景的分析与古代艺术特色的叠加的文学研究的步伐。狭隘批判的古代文学研究观念降低其本身的学术气度，造成历史意识流失，在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学者要统筹全局，引入综合性思维，加强专业的研究技能，拓宽广阔的研究视野，才能更深入得体现国学与古代文学的思想价值。
（二）历史观念的角度分析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古代文学所持有的同情态度与历史意识相互制约与平衡。文学者们通过有限的历史文献综合了解与连接，常常将自身所处的环境、时代背景和学说纳入到古代文学说，以此来阐述古人的思想意志。由于现代学科在发展的背景下对传统的价值体系与观念进行了摒除，且改变了旧式研究范式不成系统的局面，研究者们可以一边享受研究思维解禁后的自由，另一边也要担负起对新范式进行优化和创新的使命，从自然科学领域和西方科学理论中学习相关的方法，对其进行吸收与借鉴。历史意识是语境的一种还原思想，它要求学者在研究时要站在作者的心理世界与原始时代方面，为双方创造平等对话的条件，其中，研究者的思维模式处于自由状态，可以在对话中随意展现，但不能直接通过文学著作进入作者的生活，否则，超越了历史的限制，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个现代人的独角戏，而不是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学对话。
（三）对传统文学的珍视
在当代的学科文化研究中，需要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对传统的文学进行研究。西方理性学派认为，对待传统文学要在批判中继承，这种思想实质上已经对传统文学持否定态度，在对传统文学进行研究前就已经在潜意识中产生了排斥的思想，尊敬与信任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否决了传统民族文化的自然传扬与继承，从而形成传统民族文化思想层面上的断裂现象，进一步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忽视与批判。古代文学少不了理性与科学精神，传统文学遗产并不仅仅表现古老文字的形成与古代文学文明的发展，其蕴含的思想、精神和性情才是文学研究最有价值的部分。因此，通过国学以珍视的态度来对待古代文学是对传统优秀文学的一种肯定。
四、两者思想价值的共通之处
国学的思想核心主要为忠德思想、信德思想和孝道思想这三种，这三种思想与古代文学所体现的价值有共通之处。“百行孝为先”，这是古代文人对孝道的首要看法，古代社会的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古人称其为万物善良的源头，《弟子规》中指出：“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这句诗表明，当我们的身体受到损伤时，父母会担心，但当我们的德行品性受到破坏时，父母会因此感到羞耻，这样称之为不孝。古代人用忠德来感化百姓，使百姓受到合理的教育，并将此种品性教化给后人，普通百姓要忠于自己的上级，对君主的美好德行进行继承与发扬，忠与孝是相互统一的，百姓不仅要恪守忠孝之德，以此治家，还要孝顺自己的父母，关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对他人的父母与兄弟姐妹也要适当的关心孝敬，这是作为普通百姓应恪守的最基本忠德。信道，信是做人立身的根本，信德是治国、利国的根本要素，在古代社会活动中，信德是人们修身律己的法则，也是衡量一个人品德的重要俗肌！靶拧笔侨擞肴酥间进行有效沟通的桥梁，对于社会的稳定亦有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治国，还是交往相处，诚信是基石，是决定一个人能否长远发展的关键。
说中国“文论”存在危机,是否有点危言耸听呢?其实不然。新世纪之初,在暨南大学召开的一次文艺理论的学术会议,与会人员普遍认为当今的文论体系已陷入危机之中,具体表现为:文艺理论与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之间脱离联系,理论内容陈旧,已经不符合当今大众审美的要求;文论形态需要调整,文学理论在学理内容上要转向生态文艺学和文化诗学方面。这些年来,许多专家都已经意识到这种危机的存在,并提出了改革文艺理论体系的一些设想。如陶东风先生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中(见《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认为文学理论不能拘泥于抽象理论的条条框框,必须打破现成的僵化的理论学说,注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原则,并把它融入到文学理论的体系当中,使之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王一川教授在其所着的《文学理论》一书中(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尽量克服传统的“意识形态”对文论的制约,摆脱了文学理论学科多年存在的“疲软”状态。他依照自己多年来对文学的深切体会,第一次用“感兴修辞”来代替传统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得文学理论的审美属性得以彰显,全书的内容也因此焕然一新;后来,童庆炳、王一川先生在《文学理论教学的双向拓展》一文中,提出了文学理论改革的新思路,这是他们在承担教育部师范司的课程改革课题“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中获得的成果。
该文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教学内容明显受到前苏联的教学模式影响,同时也受“僵化理论”干扰,致使多年来文学理论的改革走进了死胡同。如何面对21世纪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注重学生对现实突出问题的实际解决能力和对理论的实践应用能力,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为此他们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具体表现为“双向拓展”的一套思路:一是从宏观上向文化诗学和文化人类学方向拓展,强化文学理论与东西方的诗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当代社会生活的关系;二是从微观上向文本阅读和文学批评方向拓展,加强文学理论与文艺欣赏、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提高学生学习分析和鉴赏、批评文学作品的能力。此项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它化解了多年来文学理论课的尴尬境地,被广泛运用于课堂教学过程中,王一川先生主持的《文学概论》课程建设被打造成为国家级精品示范课程。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着文呼吁《文学理论》必须改革,并指出这门课程面临的危机问题。笔者认为,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教材内容人文精神的缺失。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的制约下,人文性最为丰富的文学在理论板块中被切割成标准化测试下的一个个知识点,需要学生死记硬背才能拿到高分。加上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导致人们对自身人文关怀责任的迷失,学者普遍缺失独立的反思精神和审美精神。指出这方面问题的论文有:李世涛的《问题意识与文学理论的危机———危机中的文学理论之重建》(深圳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赵勇的《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王金龙的《危机与突围:从文学理论教学改革入手》(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二是工具理性代替了审美之思。其实,文学理论长久以来一直被当作工具理性来讲授,从最初的“为政治服务”,到后来的“为现代化服务”,一直到现在的“为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服务”,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这些偏颇的观点,影响了人们对文学性质的理解。文学首先是人学,它要表现的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愿望和理想,它以优美的形式,传达人类的真情实感,从而展现生活之真,人性之善,艺术之美。因而文学成为一种本真的言说,诗意的言说,审美化的符号。但是工具理性的教学模式却忽视这一点,致使文学理论教学陷入僵化的泥淖之中,成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缺乏一种开放和务实的、人性化的内涵。唯有代之以审美之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学所关注的人类生存、环境生态、精神生态等现实问题,体现人的主置,张扬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未来指出理想的生存之境。指出这方面问题的论文有:冯黎明的《论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黄发有的《文学教育的工具情结》(《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张晓舸的《文学教学:从“制器”到“育心”》(《现代大学教育》2007年第3期);陈嘉映的《何为理论》(见张汀阳主编《年度学术200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三是生态批评在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严重缺失。将生态观引入文学理论学习内容,目的是引起学生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体现文学理论的绿色之思和审美之维。可惜的是,我们当今的文学理论体系还没有真正接纳这个内容,因此显得滞后于现实。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这方面的论文有:陈定家的《当代文论研究空间的新拓展》(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周娅的《生态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第2期),等等。
四是文学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揭示这方面问题并提出改革方案的论文有:孙仁歌的《走出文学理论教学误区》(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张德礼的《架起从理论通向实践的桥梁———加强文学理论实践环节教学探索的回顾》(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因此,笔者认为,将生态观与实践性教学环节引入“文学理论”课程教学内容改革中,是为了先完成“理论重建”,激活文学理论体系的生机与活力,恢复文学的应有之义,体现应有的人文关怀思想,然后从实践中引导学生进入理论,有效地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创作水平、鉴赏水平和文学批评能力。这是一条迅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文论”课程改革设想
为改变目前文学理论课程的尴尬境地,必须把这门课程的理论体系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对待,进而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使之适应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趋势。为此,应该将文论课程的改革设想最终落实到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将生态观和人文关怀精神有机地融入当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改革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努力建构“生态文艺学”这一新的文学理论形态;二是加强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
(一)将生态批评观引入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建构生态文艺理论形态
第一,教学理念上确立“天人合一”的深层生态文艺观。生态文艺学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这些年来,随着生态危机的加深,理论界中的生态批评十分普及。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它首先起源于西方的批评界,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开始兴盛,迅速成为遍及世界的文艺思潮,并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被引进中国。威廉?吕克特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文学与生态学》中指出,生态批评是“将生态及生态学的理念用于文学的研究”。生态批评的目的旨在对自然文学、环境文学等与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进行述评与研究,同时又倡导从生态的角度来阅读古往今来的作品,从而使人类建立强烈的生态观念及忧患意识。深层生态学是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在1973年提出的关于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后来运用于文艺观中,要求人们承认物种的多样性和万物具有平等生存的权利,做到关爱万物,尊重生命,从而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它构成了深层生态文艺观的价值核心,也成为了教学理念中的重要资源。
第二,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文艺观开展探讨型教学。如何通过转识成智的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这是当今文学理论创新教育必须考虑的问题。生态文艺学是一门具有丰富人文精神、充分关注人类生存境况的人文科学,在教学范式上以生态文艺观开展探讨型教学,可以充分调动教学双方的积极性。在课堂教学中师生共同探讨生态文艺观,激发大家创造的积极性,让学生关注当下人类的生存境况和生态问题,给文艺理论灌注生态的绿色,从而将古人“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文论观和当前的环境危机和精神生态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将文艺理论的课堂教学、课堂讨论和科学研究活动统一起来,既可以形成整体的生态文艺观,又可以丰富学生的人文精神,从而充实文学理论的学理内涵。
第三,教学延伸环节上,倡导课前阅读生态文学作品,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文艺批评。
课前安排学生阅读美国作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进而解读中国生态文学作家徐刚、哲夫等人的作品,并进行生态文艺理论方面的学习指导。
将生态观引入文学理论学习内容,目的是引起学生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同时赋予文学理论以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文学本来是绿色的,文学理论也应该是绿色的,只要融进了人文关怀思想,它们便能恢复自我本色,共同彰显文学天空的蓝天白云。我们知道,生态理念、人文关怀是一种至真至善的文学追求,因为这是一种崇高的文学精神,它是一种崇尚天地万物、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始终关注人与自然的全面发展、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类的未来命运,有了生态理念和人文关怀精神,文学和文学理论便会从冷漠的天空回归温暖的大地,成为人类精神寻求慰藉的栖居之所。
在当今社会,“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悲欢离合,人的喜怒哀乐,人的盛衰荣辱,都应该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从而成为极具感性的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文学是人学,文艺的宗旨就是逼近人类的生命状态和生存意义。文学的本色应该是纯净的,它始终伫立在希望的田野守望着人类的生态家园,为人类守护着精神领域的最后一片净土,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文学的永恒魅力,正是来自它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来自它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它激发人的生命情感以及对美的向往,同时弥补因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而带来的缺陷,从而沟通人性的两极,给生态灌注生机与活力,更好地优化人类的生态环境。
关键词：罗宗强；历史还原；文学思想史；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191-04
罗宗强先生强于理论思辨，敢于创新，成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杰出的领军人物，他开创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及士人心态研究成就斐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他的文学思想史的书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注重历史还原。特别是在历史还原时饱含着对古人的悲悯情怀，表达了一位文学史研究者那种高尚的志趣，让读者能隐约感受到一缕淡淡的忧伤。这一点是目前学界很多从事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人所没有注意到的，也是罗先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几十年孜孜不倦的重要原因，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何谓历史还原以及罗先生及其门人对历史还原的运用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对于历史还原这个词语作一个解析。历史还原亦称为“观复”、“返本”、“复原”或“正本清源”，通俗地讲就是回归历史的本来面目、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真实。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其实不然，古来文、史、哲本不分家，而且这样的一个概念今日不论在史学界还是在文学界都得到了充分地阐释和解说，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从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视阈来阐释它。
《道德经》云：“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可见此中“观复”就是观察回复万物变化，从中得出其规律，这就是最本初的历史还原。发展到孟子那里就成了知人论世了，如《孟子·万章下》所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明确提出了：“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就是文学研究中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还原了。我们认为在文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历史还原”是一项决定成败的基础性工作，没有它根本就无法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研究，更无从把握古代文论的建构和理论创新，当然也就无法来发掘古代文学中蕴涵的深邃思想和悠久文化。而罗宗强先生这些年的研究和著作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
当然罗宗强先生不是第一位将历史还原应用在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中的学者，近现代有许多大师都曾经从事过这样或类似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通过阅读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吴梅的《词学通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闻一多的《楚辞校补》、朱光潜的《诗论》、钱钟书的《谈艺录》等著作，可以深刻体会到这些大师在研究中对于历史还原的高度重视和巧妙应用，以及在传统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智慧和功利。特别是刘师培先生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先辑录胪列有关成说、史料，使人明其轮廓概貌；其次间杂己见……论有所归，无一字无来处”。这种研究方法就是“以史证文”，即“以资料为主，我为客，让资料、史实说话”，这是历史还原的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最初尝试。而罗宗强先生则是在这个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领域里面应用历史还原之法的集大成者，也是我们后辈学人引以为榜样的在世大师之一。
历史还原是罗宗强先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他在《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上发表重要论文《并存、拓展、打通》，该论文明确提出：要使得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具有历史实感，第一步而且最重要的一步工作表示还原。1986年，罗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出版，该书正是以隋唐五代之文学思想展开了细致入微的考察与分析，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历史原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研究的理论模式。时隔不久，罗先生又在《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指出许多古代文论的理论研究，由于年代久远书籍散逸等客观因素和古今人思维方式差异等主观原因，我们后世人已经无法窥见它的原貌，亟需通过史的研究以推测它的本来面目。罗先生在1991年出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里面直接倡明了他的原则——“竭己之所能，描述历史的真实面貌”。稍后在1995年《宋代文学思想史·序言》中指出：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不论用何种方法，都必须极重视历史的真实面貌；而只有搞清楚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才能更好地复原古代文学思想的面貌；也只有复原了古代文学思想的面貌，才有可能对于文学作品有进一步的分析和评价。这就像是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环节一样，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做好，都无法展开对于文学的深入考察和研究，那么在未能准确还原的历史基础上所作的一切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正因为罗宗强先生的大力提倡和呼吁，特别是他本人在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身体力行，使得今日文学研究领域中历史还原蔚成新风。罗先生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倡把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结合起来，特别是应用历史还原来研究古代士人之心态，研究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文学思想的流变。他主张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复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从政局、社会思潮、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等方面来研究士人心态的变化，藉以考察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因由，再作理论研究。曾先后出版《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等多种著作，现今阶段正在致力于《明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其中《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获得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特别是《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被教育部列为高校研究生教材，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所有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和研究范例。在罗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师门同仁及学生领悟其学术思想，并按照这样的学术研究方法，写出了一大批相关研究著作。比如张毅先生著《宋代文学思想史》、左东岭先生著《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潮》、张峰屹先生著《先前两汉文学思想史》等等。特别是左东岭先生的《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潮》获得全国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其《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获得北京市优秀论著。
二、罗先生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还原式书写
如前所论，历史还原是罗宗强先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也是他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应用得最为成功的书写方式。当然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和阐释。
（一）历史还原之时代背景的细致关照
关键词：李贽；卢梭；文艺思想；比较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I0—03；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3—0020—05
一、前言
李贽（1527—1602年），原姓林，名载贽，字宏父，号卓吾、百泉居士等，晚明杰出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潭集》《四书评》《史纲评要》《读升庵集》《庄子解》《老子解》《九正易因》《因果录》《永庆回答》《柞林纪谭》《道古录》《闇然录最》《孙子参同》等著作存世[1]。在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均有建树。他的思想较为复杂，除了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对其深刻的影响外，伊斯兰教思想甚至西方基督教思想对其人格和思想的建构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2]。李贽生活于中晚明时期，这一时期是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时期，但也正是思想的相互激荡才产生了“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李贽以及其以“童心说”为代表的文学思想。
卢梭（1712—1778年），全名让—雅克·卢梭，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有《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尔》《新爱洛伊丝》《论戏剧——致达朗贝尔的信》《忏悔录》《孤独散步者的遐思》等作品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卢梭生活于18世纪，而西方的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世纪，但正如卡西尔在《启蒙哲学》中所说“启蒙主义运动为浪漫主义运动锻造了武器”，而这一武器的首先持有者就是卢梭，卢梭开启了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先河。但是正如雷内·韦雷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谈到卢梭时所说：“卢梭鞭挞文明，赞扬个性、想象和幻想，洞见到人与自然的联系，要确切地说明这一切对于批评的实际贡献，将是一桩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那样一来就会融汇为一般思想史。”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研究对象的复杂而成为不进行研究的理由，也许正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复杂而使研究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
李贽和卢梭基本处于相同的时间维度之上，都是当时所在国家的异端思想家，都提出了关于自然人性的文艺思想观点，都对后世文艺思想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对李贽和卢梭文艺思想的横向比较，挖掘二人文艺思想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对于准确把握二人的文艺思想有积极的意义，也为沟通中西文艺思想架起一座有益桥梁。
二、研究概况
（一）李贽文艺思想研究概况
关于李贽文艺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李贽文学和哲学思想的核心——“童心说”展开研究，按照研究角度的不同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文艺思想的多角度阐释。如许苏民的《论李贽文艺思想的新理性主义特征》[3]从人学本体论出发，认为李贽的文艺思想“其中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就是真善美之统一的理性追求和体现在这一追求中的人的自由本质的展示”。如蔡锺翔的《论李贽的“以自然之为美”》[4]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对李贽的“自然观”作了研究，认为在李贽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中，“‘自然’不仅是人格美的标准，也是艺术美的标准，人格理想和审美理想是相通的。崇尚自然真诚，追求思想自由，是李贽人生哲学的要义”。如徐又良的《试论李贽文学思想的体系性及其创新性》[5]以宏观的视野力图构建李贽文学思想的体系性，等等。
二是对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文艺思想形成原因的多方面挖掘，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汤晓青的《回族文学批评家李贽的多元文化背景》[6]和李珺平的《李贽“童心说”多元文化渊源试探》[7]，两篇文章都肯定了传统研究所认为的李贽“童心说”受到了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的影响的同时，前者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伊斯兰教思想对“童心说”的影响，后者还提及了西方基督教思想对“童心说”的濡染，这两方面都是李贽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
【关键词】荒诞派戏剧；宗教；内在的联系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4-0017-02
荒诞派戏剧是现代戏剧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是表达一种否定人类的意义，一种对人性、对人失去信心后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上的新的表现形式，它在表达上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戏剧特点。同时荒诞派戏剧在主题上展现出人性的无奈与生活中的悲惨，同时也不断地融入宗教中的命运的印记，在很多时候为了表达替罪与死亡的情节，更是在主题中去营造一种社会的悲情与人生的痛苦，当然在表现手段上还体现出很多心理描写与社会反思来。荒诞派戏剧在选择主题上，很多情况下是借鉴了宗教的形式来表达文学思想和审美特点，同时也表达出各种不确定性和生活的悲剧性来。
一、荒诞派戏剧与宗教的悲剧情结
在西方的荒诞派戏剧与宗教文化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的，首先在荒诞派戏剧的主题上我们便可以直接感受到悲剧的主题，对于荒诞派戏剧的剧作家来说，大多在思想上都是与现实相反的，这种风格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既保留了西方文化的传统模式，又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宗教的情节。这时期出现了很多具有悲情主题的戏剧作品，在原型上可以归结为宗教形式所演变而来的。古希腊悲剧的原意是“山羊之歌”，山羊在古希腊被誉为圣兽，它是众神喜爱的献祭礼品之一，也正是根据这一含义，在后来的荒诞派戏剧中便把祭祀的仪式改为“替罪羊”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戏剧中便出现了人性与宗教直接的一致性，同时这种“替罪羊”的戏剧形式也就多次出现在荒诞派戏剧中，更是以此来表现出荒诞派戏剧与宗教的情节之间的关系。
（一）在荒诞派戏剧中的悲情故事其实也包含了救赎与替罪直接的内在联系，以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为例，剧中以普罗米修斯悲情的一生作为整个戏剧的主题，在内涵上可以说是继承与发展了宗教的情怀和思想，其中普罗米修斯的悲剧与悲情贯穿戏剧的全部内容，戏剧中把普罗米修斯的一生归结为一种自身的救赎，对世人的拯救、对神权的反抗。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普罗米修斯并没有痛苦与悲情，相反的却出现了一丝清明与淡然，这种自然的反抗便形成了一种与宗教之间的内在联系，当苦难与情感进入到现实中，便给人类带来灾难，而以自身为媒介进行反抗与犯罪，反而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主题之一。海伦・加德纳曾经说过：“宗教的思想与社会现实都为荒诞派的戏剧带来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而悲剧的荒诞却也成为表现题材最有力的象征。”因此可以理解为普罗米修斯表现的是一种救赎的精神，当然他的这种精神确实也存在着与神权对抗的思想。
而《俄狄浦斯王》中体现出的则是一种替罪的特点，在戏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狄浦斯王身上所具备的价值便是一种不断的抵抗与争斗之情，但是这种争斗的背后却使得我们感受到一种罪孽感，这种罪孽感也是俄狄浦斯王在流落中所抗争后的结果，无论如何抗争最终也是难以逃脱出神的法旨，同时也变成了一种荒诞派戏剧中所表达的“替罪”，而英雄的身份也在罪孽感之间进行转换，进而形成一种“替罪”的原型。
（二）荒诞派戏剧在主题上不断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宗教式的形式，并且以荒诞派戏剧作为传播的对象，我们来看尤内斯库的《秃头歌女》，两对夫妇在言行举止、行动生活等方面都好似一个样子，过于机械化的生活导致他们在生活中产生了极为相似的情节，但是他们对此好像都乐此不疲，极为喜欢。另外一个作品《阿麦迪或脱身术》里，15年的陪伴，15年的足不出户，15年的尸体，导致阿麦迪很多时候都记不得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自己杀死的。还是一直就这么陪伴着他生活的，而在这15年中阿麦迪夫妇一直承受着精神的煎熬与无尽的心理焦虑，他们渴望得到人们的救赎，但又害怕去承受这种罪恶，因此阿麦迪夫妇在剧中便是以一种等待死亡到来的心态，且在无尽地追求着救赎与解脱。
（三）荒诞派戏剧在不断地上演着与死亡一样的等待情节，例如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里两个主人公在等待，但是他们不知道所等待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能否等到，但是必须去等待。剧中流浪汉在不断地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但是这个人始终都没有出现过，流浪汉却只能这么等下去。这部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在某一方面深刻地体现出死亡与等待其实就是荒诞剧中的一种无意义的体现，这也是一种社会中人们对于希望的寄托，是面对无奈的现实而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社会中面对死亡的理解，同时也是贝克特所理解的荒诞、死亡与等待之间的关系。现今的我们可能无法去理解这种荒诞背后所呈现的社会状况，但是却给我带来一种荒诞派戏剧中不断发展的主题情节。另外在贝克特的《最后一盘录音带》里，老克拉普在屋子里不断地游走，反复听着年轻时候的录音，这便是他唯一的生活，也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事情，这种不断重复一件事的表现，从更深的一层中体现出人性对于生活的看法，同时深入感受到人在等待死亡中的无奈和悲情，这一点也与荒诞派戏剧不谋而合，同时也象征着人类最终都逃脱不了悲惨的结局。
二、荒诞派戏剧的宗教文学思想和审美特点
西方荒诞派戏剧与宗教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还表现在宗教文学思想和审美特点中。在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发展与文学的思想始终是保持着一致性的，这主要取决于文学与宗教是同源的，宗教的发展在古典时期曾经替代过文学的产生，也就是说文学与宗教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强的相似性，同时从审美特点来看，也是一种文学化的精神追求的产物，这种内在的心理特点也是表达出现实意义的强烈精神载体，因此对于荒诞派戏剧中的宗教文学思想和审美特点都是有很强的联系的。
（一）荒诞派戏剧的宗教文学思想。近代的文化发展已经突破传统的文学形式了，其更多的是对于人的精神的描写或者追求主张与自我的表现，同时不再细致描绘传统的写实场景，这就给文化开辟了新的精神层面的发展空间。同时在西方的很多精神类的文学中也就融入了宗教的意识理论，这些理论在表达人类的情感与意识中都具有着特殊的意义。宗教的教义一直是一种以心灵为依托的思想性的传播，所以我们便可以在文化与宗教上取得联系，而这种联系也是荒诞派戏剧所需要表达的精神支柱，荒诞派蚓缬绕渫瞥缯庖坏恪S饶谒箍馑担骸耙帐蹙褪潜泶镆恢植豢杀泶锏恼媸担有时竟也表达了。这就是它的似是而非之处，是它的真理所在。”《空中行人》写一个作家携带妻子和女儿飞往“彼岸”的梦幻，以及主人公在梦中的各种感受；《阿麦迪或脱身术》把一场不可见的恶梦变成可见的形式；《犀牛》戏剧中把人与犀牛进行对换，用人类的精神去感知犀牛的世界，这便在内在的情感世界中感受到了荒诞的戏剧文化。所以宗教文学已经与戏剧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不断地影响着现代荒诞戏剧的发展，同时也给予荒诞戏剧很强的精神养分。热内也善于用幻觉剧来表现“看不见的真实”，他的剧作《黑人》里的黑人始终生活在别人的幻觉里，失去了自我的存在；《阳台》里的人物更是只有在梦想与幻觉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欲望。由此可见，荒诞派剧作家确实是“在外部物质世界面前闭上了眼睛，而把视线转向了自己灵魂中的主观风景画”，且运用生动的视觉语言，把这些“不可见的”风景画在舞台上展示出来。
（二）荒诞派戏剧的宗教审美特点。宗教固有的超脱现实的特性，对荒诞派戏剧的审美意识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宗教的认识中审美的特点与心理的活动是有着内在关联的，尤其是对荒诞派戏剧中的审美特点来说，我们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它，需要去感受到这种超越传统戏剧中非现实的情况，并且在文化与特点中形成自身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特点更多的是表达一种虚幻的、梦幻的、梦想中的精神世界，是一种反现实的，反人类的精神美的追求。也同审美创造与反映的超前性、超越性相关。它以幻觉为真实，强调虚幻中的现实，注重现实中的虚幻，以“收心内视”为基点，开拓出一种超越、淡泊、凄清、冷峻等审美境界。在荒诞派剧作家看来，人类是被抛弃的种族，是受尽风、雨、雪的救赎。而这种审美的形式多是对人类内心的考验，这种拷问的形式把审美与戏剧交织在一起，使得人们在看荒诞派戏剧时会在心理上走入一种特殊的环境，在这种反人类的环境中你会发现他们的观点你也会认同，从而对他们的戏剧产生不一样的审美认识。因此对于荒诞派戏剧来说，在审美意识层面是一种非理性的与极度感性的存在，既有抽象的元素又具有理性的认识，造成了荒诞派戏剧特殊的审美趣味，表现出肃穆而疯狂、神圣而猥亵、凄清而怪诞、冷峻而戏谑的多重风格。
参考文献：
[1]赵雪梅.论荒诞派戏剧的狂欢仪式[J].戏剧文学，2012（10）.
[2]吕娜.荒诞派戏剧简论[J].名作欣赏，2011（18）.
[3]叶长海.叙事体戏剧与荒诞派戏剧的异与同[J].四川戏剧，2011（04）.
[4]陈增荣.荒诞派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与传播[J].戏剧文学，2010（05）.
[5]盛雪梅.荒诞派戏剧的背叛和回归――马丁・艾思林眼中的荒诞派戏剧[J].电影评介，2010（11）.
[6]卢秋平.荒诞派不荒诞――论荒诞背后的真实[J].外国语言文学，2007（01）.
[7]马相武，向颖.荒诞派戏剧及其理论与探索[J].戏剧文学，2006（09）.
[8]陈增荣.荒诞派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与传播[J].戏剧文学，2010（05）.
[9]黄芝.从荒诞走向本体怀疑――比较《等待戈多》和《罗森和吉尔死了》[J].常熟高专学报，2004（05）.
[10]张怀久.论荒诞心理小说的创作及其价值取向[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01）.
英文名称：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天津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674-912X
国内刊号：12-1415/I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10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世界文学史，[英]约翰•德林瓦特主编
陈永国、尹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1882-1937）是英国著名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和演员。作为20世纪初期英国文坛的一位活跃人物，德林瓦特与哈代、T・S・艾略特、曼斯菲尔德、高尔斯华绥等人均有广泛交游。他还编辑过文学史和多种文学选集，并为许多书籍撰写过导读，显示出卓越的编辑才华。德林瓦特主编的两卷本文学史著作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直译“文学大纲”）于1923至1924年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这部书在他丰富的著作目录里似乎并不怎么起眼，西方的论者在评述德林瓦特时更是几乎只字未提。然而正是这部被西方学者冷落的文学史著作，在它诞生之际，就曾经触动了郑振铎这样一位睿智的中国学者，并在悄然间引发了20世纪中国的世界文学史写作。21世纪初，陈永国、尹晶两位中国译者更是凭借敏锐的学术眼光，推出此书的中译本《世界文学史》。德林瓦特也许不会想到，他的一部书竟有如此奇妙的中国缘分。
随着人类知识交往和联系的密切，20世纪初，西方世界出现了多种世界文学史著作，美国有约翰•理查生（John William L.Richardson）和杰西•欧文（Jesse M. Owen）合编的Literature of the World: An Introductory Study（1922），还有约翰•梅西（John Macy）编著的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 (1925)，英国则以德林瓦特的这部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1923-1924）为代表。之所以是“世界的”文学史，是因为这部书与其他几部西方的世界文学史著作一样，将东方文学纳入眼底，尽管这种选择和吸纳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的。今天的读者很容易看出原著章节安排的主观倾向性与不平衡性。如第一章先讲“世界的古籍”，论述了从迦勒底文学到埃及文学，从中国的孔子著作到印度的《吠陀经》，从拉丁文学到希腊的神话与传奇等广泛的世界文学。此后仅在第五章论述了“东方的圣书”，其余章节均以欧洲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的论述为主。即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学、西班牙文学以及成就辉煌的近代法国文学、德国文学等，编著者也没有给出更多的篇幅，反倒给一些英国文学史上的“非世界级”作家列出专章或专节，使得原书更像是一部贴上了“东方标签”或“世界标签”的英国文学史。原著虽然有大概的时间顺序，但章节的安排时而以时代命名，时而以作家命名，时而又以文体命名，显得驳杂芜乱。这些都是德林瓦特的局限所在。
原著的优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例如，编著者十分注意文学史发展的纵向和横向联系，在行文过程中尤其注意作家之间的前后继承关系及左右牵连，各国文学之间（主要是欧洲文学）的连带感、交叉感、整体感得以强化和突出，原著也因此带上了一定的比较文学批评特色。在原著者心目中，比较民族文学之间的高下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因为他们同是“民族的荣耀”，之所以进行比较，其目的是了解文学之间的继承关系，更好地理解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文学。原著还尤其注意翻译文学对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的益处。例如在第二章“荷马”中，比较了荷马史诗的不同英文译本，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论述了“《圣经》的翻译”与“作为文学的英文版《圣经》”等。在评论上，原著也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德林瓦特本身是一位诗人，对许多古代和当代作家都有过传记评论。因此，语言的诗意、灵感的跳跃、评论的精到构成了原著优美流畅的写作风格。尤其是他精心选择了大量优美的引文和华丽的插图，使得原著（包括译著）的可读性和趣味性都大大增强。
这部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出版后，很快引起了中国学者郑振铎的注意。郑振铎在其编纂的同名著作《文学大纲》的序言中写道：“编者尤其感谢的是John Drinkwater，他编的《文学大纲》（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的出版，是诱起编者做这个同样工作的主因。”郑振铎此处虽然着墨不多，但足见其受到了德林瓦特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框架结构的刺激。郑振铎对德林瓦特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受美国人莫尔顿世界文学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文学的统一观”，并认识到莫尔顿的文学思想实际上仍是“以一国为出发点”的，并不彻底，因此希望有一部“人类的文学史的出现”（《文学的统一观》，原载《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8期）。由此，德林瓦特此书自然而然进入了其视野范围。鉴于西方人编著的世界文学史著作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没有给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足够的重视，郑振铎决心编纂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史。德林瓦特原著有过分渲染英国文学成就，忽视其他民族文学的倾向，而郑振铎编纂的《文学大纲》中，更多的是突出和平衡了东西方各民族文学的整体。给郑振铎编纂刺激的世界文学史著作当然不止德林瓦特这一部，但毫无疑问，这部书也使他看到了西方学者的偏见和局限，是一种有益的“反影响”。德林瓦特在原书中也时常以世界文学的理念评估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这对郑振铎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世界文学观念不无裨益。
其次在内容方面，郑振铎《文学大纲》的第一卷以及以后各卷多处都是对德林瓦特原书的翻译、编译或节译，甚至在语言风格上也保持了原著亲切和诗意的特色。插图也大量沿用原著，这种“图配文”的形式或许还启发了以后郑振铎编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此外，《文学大纲》还沿袭了原著每章后列出的多数参考书目。对于这些，我们不能讳言，也不能过高评估郑振铎文学史书写的原创性。如有论者在谈郑振铎编辑《文学大纲》的优点时，认为它“注意文学的翻译与跨境流传”，并举出19世纪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翻译《鲁拜集》的例子。这一点以全书整体而言当然没有问题。但这一特色实际上是对德林瓦特原著特色的一个继承和发扬（包括菲茨杰拉德的例子）。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先是在1925年及以后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后于192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了四大册，被公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史。就其规模和速度来说，可谓走在了国际范围内世界文学史写作的前列。我们在评价郑振铎编纂功绩的背后，更应该注意的是郑振铎的翻译和编辑才华，以及他对包括德林瓦特原著在内的西方参考资料的扬弃。
当下，出版界似乎有一种怀旧风潮。20世纪早期的小学国语课本，民国时期的各种“经典”论著等都被重新出版。一本书的价值当然不取决于它成书年代的早晚。各种版本的世界文学史在中国也并不鲜见，然而此时出版约翰•德林瓦特这部“旧作”仍有它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反映了20世纪早期英国学者的世界文学研究水平和时代的学术风貌，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译本的语言准确流畅，书中引文的译文多取自名家手笔，插图丰富精美，是一个了解文学史常识的极佳选择。对于一般外国文学研究者而言，书中提供的丰富的文学史料（尤其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小作家”）和隽永的文学评论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郑振铎文学思想和研究中国的世界文学学科史的学者更是无法绕过此书。对于比较文学学者而言，一本在国外或许早已被遗忘的文学史著作在历经岁月风尘后重新在中国被翻译和阅读，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文化史事件。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贺拉斯
早在古希腊时期，文艺理论就建树卓越。贺拉斯，是生长在罗马文学黄金时期的伟大学者，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新见解，既不失传统，又具有独特的视角。
同为罗马杰出的诗人和评论家，贺拉斯比亚里士多德晚出生了两百年。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文学思想对贺拉斯文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绝不代表《诗艺》就是《诗学》的简单复制。
贺拉斯主张崇尚古典主义，认为作家应该在主题、语言和风格方面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和“整一性”理论。同时，他还认为作家作品不仅要反映作品的形式美，还要体现作者的真实感受和崇高理想，以丰富文章的思想内涵，增强艺术作品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对于作家本身，他指出作家必秉承端正的态度，较好的作家总是兼有天才之伟大与训练之艰苦。他新提出的“寓教于乐”思想及“合式”原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继承传统与时代创新
（一）古典主义原则
古典主义原则是指罗马的文学艺术理应对古希腊的文艺思想进行学习和摹仿。有人就曾指出，“《诗艺》可以当作古典主义的纲领”，由此可见贺拉斯及其《诗艺》在西方文艺史上的突出地位。贺拉斯在信中对皮索父子如此言指：“学习写诗应当日夜把玩希腊的范例。”在这句话中，贺拉斯说的“把玩希腊”的例子，代指反复思考的结果，通过摹仿学习以指导作家自己的写作。
（二）理性主义倾向
柏拉图曾经在《理想国》中阐述自己对于理性主义的认识，他指出最高等级是“理式”；第二等级是现实世界，称为影子；第三等级则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反映，他称为影子的影子。所以不言而喻，在柏拉图看来只有理式的世界是最真实的，现实世界摹仿理式世界，艺术世界又摹仿了现实世界，所以作为“摹仿的摹仿”，文艺就更加没有真实性。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则把文艺创作看作是心之理性生产的结果，他在《诗学》中指出，史诗、悲剧和酒神颂都是摹仿，诗人的职责在于积极去描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像史学家那样不断描写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诗是可以揭示存在的内在规律以预测未来的、真实的、合乎理性的心之理性，值得我们重视。
就艺术本质而言，贺拉斯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贺拉斯认为诗的本质就源于对生活的摹仿，他劝世人“向生活和习俗里去找真正的范本，并且从那里吸收忠实于生活的语言”，把理性当作创作的源泉，他不但主张文艺摹仿社会生活，并且还增加了合乎理性作为艺术真实性的标准，他不仅承认诗人的天才受天资的影响，而且更关注诗人后天的勤学苦练。诗人应该从古希腊哲学家那里汲取思想材料，对国家、朋友尽责。他强调艺术创作是一种理性活动，并涉及到认识判断、道德判断及审美判断能力。
（三）“合式”原则
“合式”原则作为贺拉斯倡导的艺术创作的具体准则，从形式和内容等多方面明确了较为具体的标准。总体上说，是要求艺术创作者牢牢把握艺术作品中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布局与内容的一致性和有机性；具体地讲，贺拉斯要求人物性格塑造符合其年龄阶段应有的特征。贺拉斯指出，成年人的沉稳与苦闷，与老年人性格里的沧桑和明慧自然不同，而孩提时代的天真烂漫也是如此，同样无法与任何时期混为一谈。他要求“在描写人物性格特征时必须要做到首尾一致，不可自相矛盾”，所以坚定不移地把握好人物年龄和性格的对应特点是塑造人物形象使文艺作品得体的关键。
（四）寓教于乐
在柏拉图看来，一切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就是美的，而传播欲望和则是诗的一大罪状。而亚里士多德则与柏拉图恰恰相反，他曾替诗人申辩，认为诗可以净化情绪，有益于公众的心理健康，也就有益于社会，所以净化所产生的是无害的。在此基础上，贺拉斯则认为诗有寓教于乐的双重功用：诗人的目的在于给人教益，或供人娱乐，或是把愉快的和有益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诗人是一个教育者，肩负着寓教于乐的职责，这职责不仅需要他一面帮助那些善良的人物，给以友好的劝谏、纠正暴怒，以及对法制和正义的赞美，还需要诗人赋予作品以动人的魅力，通过作品的娱乐功能来表现诗的教育功能：“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
三、结语
关键词：英美文学史；人文精神；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精神一直是英美文学追求的重要内容，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英美文学才生动地表现出了对生命、价值等的透彻理解，可以说，在英美文学中，人们对于人文精神的认知进一步加深，对人类的人格有了一定的肯定。而英美文学中蕴含着十分浓厚的这种人类价值和精神，本文就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深入分析英美文学史上的人文精神透视策略。
一、英美文学的人文精神内涵分析
对于人文精神来说，其指的是人们对于价值的追求。在英美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在追求文学的科学性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可以说，人文精神是人生真谛和人类命运有更加客观、深入的认识，对人的个性和主体精神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从英美文学作品来看，其非常重视宗教和哲学思想，在此过程中对人类的本性和社会的美好给与了足够的认识。而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英美文学不断深入推进对人文精神内涵的认识，在文学作品中不断融入对精神层面的研究。可以说，当前英美文学在创作和发展过程中蕴含着非常浓厚的人文精神内涵，而这也成为了研究英美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视元素。
二、英国文学史的人文精神内涵分析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无疑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文化现象，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不断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思想形态，而文学作品作为重要的载体，其可也很好地体现出了这种人文精神内涵。可以说，这种精神内涵是人类特有的，更是为了人的发展而存在的，是人类不断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内容。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艺术史上，通过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品鉴，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真实的世界，而对于英国来说，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人文精神，作品中具有较强的人文精神，很多英国的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更好地反映了人生和人性，更好地审视了人类自我，让人们可以审视世界，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无论是饱含深情的浪漫主义诗歌，还是充满对人性思考的小说，甚至是儿童作品，很多作品中都蕴含着无法忽视的人文精神，这些人文精神成为了英国文学作品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提升作品质量的重要基础，也是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英国作品以及英国文学史的重要载体。
三、美国文学史的人文精神内涵分析
对于美国文学史来说，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沉淀了非常浓厚的人文精神内涵，这些人文精神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内涵，也深入反映出了美国文学史的发展动向和思想变化。从客观情况来看，美国文学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具有较强的美国文学色彩，其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对于人类追求个性的自由以及精神的解放非常推崇。很多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对百姓内心的想法进行真实表达和抒发，很多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崇尚自我创造，对生活有深入的了解。在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下，作品对于美国民众的生活状态以及价值观念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这些情感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则低调内敛，作品中有很大部分都对民主主义思想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充满了作者的情感和价值体验，给人以好的体验。这种人文精神的创作让人们对于作者想要表达的作品内涵有更深的了解，也通过作品对于世界和人类有更加深入的认识，这是作品创作的重要目标，也是透过文学作品本身了解文学历史发展以及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可以说，这种人文精神内涵折射出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包含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表现及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发展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表现出文学史发展的状况。总而言之，以英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发展有着独特的运行思路，其同我国的文化发展有着完善不一样的思路，例如，发源于沿海地区的国家，其百姓生活以及生存的空间往往较为狭窄，为此，他们需要向外进一步拓展发展的空间，在海洋的依托下，不断同外界展开沟通和交流，不断促进当地的商贸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地区的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且在创作过程中，会出现一种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思想在文学作品中有很好的体现，这是因为人类发展历程的不同造成的。可以说，从西方的文学作品来看，很多作品都是将人同物的分离，这种受到自然环境影响而产生的文学思想自然能够很客观地反映出文学史发展的历程，也可以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思想表现。可以说，通过对这种文学作品的人文精神透视，可以更好地分析作品背后蕴含的一系列历史和思想表现。
四、结语
英美文学作为重要的载体，其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通过深入阅读和了解这些作用，可以透过作品的本身，更好地透视作品背后的文学史发展背景以及文学思想的变化动向，这是研究文学史发展的重要思路，更是更为有效地了解作品本身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夏庚华.英美文学教学中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11).
[2]袁帅亚.英美文学教学和人文素质培养[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