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2 01:34: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印贸易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中印两国互为邻国，也是世界上经济产出增长率最快的两个国家，双边贸易额在近10年内增长了近20倍。同时两国贸易摩擦态势也愈演愈烈，目前印度已经超过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成为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本文以中印贸易摩擦所面临的新形势为出发点，分析两国贸易摩擦的新特点，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中国；印度；贸易摩擦
21世纪以来，中印双边贸易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逐年上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印度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手段，对中国出口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那么，中印贸易摩擦呈现怎样的新形势，具有什么特点，应采取哪些措施加以应对？本文将集中回答上述问题。
一、中印贸易摩擦的新形势
印度一直是贸易救济领域较为活跃的国家，1994年，印度对中国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由此揭开对华贸易摩擦的序幕。十几年来，中印贸易摩擦不断发展，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印度更是开始超常规地使用贸易救济措施，中国成为印度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对象，中印贸易摩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印度对中国共发起17起贸易救济调查。2009年，印度全年对华贸易救济调查达到26起，从涉及的行业看，包括：化工产品12起，钢铁2起，纺织3起，汽车2起和其他产业7起。从贸易救济的形式上看，包括反补贴1起，保障措施9起，特殊保障措施7起，进口限制措施1起。
除了对华频繁发起贸易救济下的各类调查以外，2008年下半年以来，印度还不断地推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歧视措施，主要包括对一些中国出口产品采取不合理的进口限制措施和重征进口税。例如，颁布进口禁令，先后禁止中国玩具、牛奶等产品的进口，还对中国部分钢铁产品重征进口税。上述歧视性的贸易措施，不仅在中印双边贸易关系中从未有过，在中国与其它WTO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交往中，也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
与2009年相比，2010年印度对华贸易调查的案件数有明显的下降，全年仅为11起。但是，横向比较，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仍令人担忧。以2010年上半年为例，共有13个国家（地区）对华启动37起贸易救济调查，在这些贸易救济调查中，欧盟启动了7起，位居各国之首，占比为18.9%；其次即是印度，为6起，占比达16.2%。在发展中国家启动的19起贸易救济调查中，印度启动的调查数则位居首位，占比31.6%。这6起案件均为反倾销调查，占同一时期印度对外反倾销调查数的1/3，位居各国之首。从中国的角度看，印度则是同一时期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这样一来，印度已成为金融危机以来对我国商品发起贸易救济案件最频繁的国家。
二、中印贸易摩擦的新特点
进一步观察这一阶段的中印贸易摩擦，不难发现，除了发生的频率提高之外，该摩擦还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一）印度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形式以反倾销为主，但趋于多样化
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对华贸易保护措施，2007年以前，印度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手段显得比较单一，主要是反倾销，保障措施仅为1起。2008年后，印度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中，反倾销案件的总数及所占比重依然最大，但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反补贴措施都开始应用，且有不断增加之势，其中仅2009年1月，印度对中国发起的6起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就包括反补贴1起，保障措施2起，特殊保障措施2起以及进口限制措施1起。
（二）印度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涉案金额增大
2005年之前，印度对华反倾销案的数量虽多，但大部分案件的涉案金额较小，2005年之后，印度对华贸易调查案的涉案金额开始大幅提高。2008年后，涉案金额更是屡创新高。其中，2008年印度对华贸易调查涉案金额达16.7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20倍。仅2008年10—12月，印度即连续对华发起10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达15.4亿美元。这一时期的子午线轮胎案、青霉素工业盐案、热轧钢案涉案金额均过1亿美元，青霉素工业盐案金额达2.3亿美元，成为国际上对华医药产品反倾销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而热轧钢案则达到创纪录的6.86亿美元。
（三）印度对华贸易摩擦触及新的领域，对个别产业影响深刻
一直以来，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产业比较集中，涉及的多是劳动密集、低附加值的产品，主要包括化工产品、药品、纺织品、日用品和钢铁产品等。金融危机以来，在传统领域摩擦频繁的情况下，印度对华贸易调查开始触及新的领域，最典型的案件是，2009年4月，印度对我国生产的同步数字传输系统（SDH）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达8.8亿美元，这是中国高科技产品遭受的首起反倾销案件。 转贴于
与此同时，在我国部分产业所遭遇的贸易摩擦中，印度已成为最主要的发起国，对这些产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2009年为例，当年共有8个国家（地区）对我国石化产品启动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印度就启动了12起，占比52.2%，位居首位。而在国外对华纺织产品发起的19起贸易救济调查和对有色金属启动的6起贸易救济调查中，印度也分别和美国、澳大利亚同时位居首位。其中，在纺织品贸易救济中，印度和美国启动的调查数均为3起，占比各为15.8%；而在针对有色金属的贸易救济中，印度和澳大利亚启动的案件均为2起，各占1/3。
（四）印度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随意性增强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本就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印度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印度政府为了保护国内企业，增大了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摩擦的随意性。比如，2008年10月，印度专门针对中国的电力设备设置标准。同时，印度存在对同一产品前后多次发起调查的情况，如2008年5月对瓷砖反倾销日落复审做出继续征税裁决，2008年10月又提起瓷砖反倾销，并于2009年10月裁决征收反倾销税。而2009年以来，印度大量使用的贸易救济手段转变为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相对反倾销而言，这两种措施具有更强的主观随意性，而且周期极短。
三、中印贸易摩擦的应对策略
（一）加快产业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
中印两国主要生产国际分工中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性和可替代性强使这些产品贸易容易引发摩擦，贸易摩擦的破坏力也尤其突出。当前印度制造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并不明朗，产业优势依然集中在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上，产业升级明显慢于中国。因此，中国应抓住这一时机，加快产业升级，提高自身产品技术含量，出口中、高附加值产品，减少利用低价战略向印度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避免成为印度贸易保护的主要对象。
（二）针对印度的国家贸易政策实行产品差别化，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研究发现，中印两国贸易摩擦涉案集中的产业均是印度国内重点发展并且实行贸易保护的产业。因此，在对印度出口商品时，企业应该针对自身产品做好出口计划，注意避开受印度政策保护的商品领域。同时企业应做好并完善自身的贸易预警机制，控制商品的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企业应该实行多元化市场战略，降低自身对单一目标市场的依赖程度。
（三）增强企业应对保障措施的能力
2009年以来，印度大量使用的贸易救济手段转变为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尤其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特保措施。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应对保障措施的经验和能力还比较欠缺。对此，企业平时要对产品的原始资料多做整理和积累，应该在行业协会或者商务部的帮助下及时应对，同时要注意进行积极的法律抗辩和游说工作，力争用数据和事实证明自身在调查期内并没有扰乱对方市场。
论文内容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新的贸易壁垒层出不穷,这使我国解决贸易纠纷、促进出口面临更大的困难。本文回顾了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渊源，介绍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现状及特点，剖析了贸易保护主义实质和影响，最后提出我国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
目前世界各大经济体都面临复苏无法持续的危险。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内需重振乏力；欧洲受债务危机冲击，不得不提前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经济复苏步伐明显放缓；日本经济因日元持续走强受损；而复苏势头一直保持强劲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近来经济增长也已显著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于2010年9月10日发出警告，全球经济复苏下行风险正在加大。为应付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严重衰退的压力，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加剧。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更加复杂和艰难，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渊源
在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理论都为各国政府实行市场干预和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相关理论主要有：一是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理论。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学说，推行的政策是禁止货币输出、奖出限入、保护关税政策和发展本国工业，其实质是贸易保护理论。二是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说。为了保护和发展制造业，汉密尔顿主张政府加强干预，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该主张对美国政府的内外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自卫与先进国家相抗衡提供了理论依据。三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古典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用以对抗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理论工具。而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推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竞争性贸易保护，甚至是对高端产业的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更加深远。
国外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现状和特征
我国一直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区域。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对华贸易保护手段更加频繁，保护手段更加多样化。
（一）贸易摩擦案值越来越大
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采取奖出限入的贸易手段保护国内经济，
我国很多出口产品遭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贸易摩擦案值越来越大。
2006年我国贸易摩擦涉案金额为21亿美元；2007年为46亿美元；2008年增至61.4亿美元，2009年激增至127亿美元。2010年1至8月，国外对华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2010年9月16日，欧盟对原产于我国的数据卡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该案是欧盟首次对我国出口的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种调查，涉案金额约41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我国遭遇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救济调查（孙韶华、施智梁，2010）。贸易保护主义的日益加剧对我国外贸出口势必造成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贸易保护手段多样化和综合化
贸易保护中的主要手段。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遭到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呈上升趋势，而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仍是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手段。
2009年国外对华发起116起贸易救济案件，比2008年增加9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是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手段，二者合计占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总数的88.8%。2010年1至8月，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保7起，共计79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16.2%（梅新育，2010）。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使我国解决贸易纠纷、促进出口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
贸易保护手段的多样化。据世界银行统计，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推出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主要包括：
反倾销。2009年9月份，阿根廷连续对我国产品发起多项反倾销立案调查、复审立案调查和最低限价措施等。提高关税。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11日决定，对从我国进口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购买本国货。美国国会于2009年2月13日通过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凡方案中涉及工程、建筑用钢和其他制成品全部由美国制造。出口补贴。2008年12月，美国的通用和克莱斯勒公司获得了政府总额为174美元的救助款。
（三）贸易摩擦国家由发达国家扩展至发展中国家
贸易壁垒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不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频频使用反倾销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企业。
2009年国外对华共启动116起贸易救济案件，发起国集中，阿根廷、美国和印度总计占58%，其中印度位居首位，为26起；美国次之，为23起；位居第三位的是阿根廷，为19起；欧盟位居第四位，为7起。2010年1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印度22起位居首位；美国次之，为14起，且涉案金额较高（梅新育，2010）。这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正从少数发达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蔓延，对于复苏仍不强劲的我国外贸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四）产品范围由传统产品向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扩展
经济危机后，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不仅涉及传统产品，部分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和冶金产品开始成为调点。2010年上半年，国外对华37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电子、纺织、化工、建材、轻工、冶金、有色金属、造纸和金属制品9个行业。其中，涉及冶金的案件为8起，位居首位；其次是建材和化工，均为6起；位居第三的是轻工，为5起（见图3）。
国外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
面对经济复苏缓慢、强势美元衰退，国外为转移经济矛盾而对华贸易摩擦加剧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我们要从实质上加以认识。
（一）贸易保护主义是对被保护国的一种财富掠夺
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贸易保护国凭借所谓的国际惯例和金融规则，利用金融工具和汇率手段等合法形式来掠夺别国的财富。最近几十年世界上先后爆发的拉美经济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日本经济衰退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发达国家借国际收支不平衡或推动汇率巨幅波动进行的国家间巨额财富转移，而被迫接受汇率升值和国际收支调整的国家都承受了惊人的财富损失和巨大的经济发展衰退。因而以贸易摩擦加上汇率升值的要挟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掠夺，只是更为隐蔽，且持续时间更长，危害性更大。
（二）贸易保护主义使保护国承受损失
关键词:中巴贸易;贸易地位;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91-04
一、中巴贸易发展及贸易地位的变化
(一)中巴贸易发展概述
中巴两国于1974年8月建交,至今已有35年的历史。35年中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加深。由于双方的贸易互补性很强,贸易额从1974年的1 742万美元增长为2008年的484.97亿美元,年均增长25.5%。进入新千年,双边贸易进入稳定增长阶段,2008年双边的贸易额较2000年增长了16倍,2004―2008年贸易额翻了两番(见图1、2)。
在贸易收支方面,中国则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的位置,甚至有时中国向巴西的出口总额不及两国的贸易逆差。数字显示,2000年以后,中国的逆差率基本在-0.5以下,并在2003年达到最高,即-1.74,虽然之后几年逐渐缩小,但总额依旧很大(见下页表1)。
(二)中巴双边贸易地位变化情况
自1974年建交,199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双方高层密集互访,中国、巴西这两个全球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开创了“政热经热”的良好局面。在金融危机中,中巴间的贸易额出现了反复,但良好的双边贸易自动修复机制及完美的贸易互补性促使双方的贸易地位不降反升,位于地球两端的两个大国贸易关系更为紧密。
1.中巴双边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巴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双边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并有所提高,但至今巴西一直未能成为中国前十位的贸易伙伴国。
2003年,巴西成为仅次于加拿大的第十一位贸易伙伴国。在2004年由于中印关系的改善,双边贸易迅速升温,中印贸易超出中巴贸易。2005年,由于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油资源的需求增加,中国从沙特进口的原油量大幅提高,中国同沙特的总贸易量也在同年超出中巴贸易额。之后的三年,随着中国对巴西进口的铁矿砂等资源量的快速增加,中巴贸易又在2008年成为继俄罗斯和印度之后的第十一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对巴西的资源品巨大需求导致巴西从2003年开始基本位于中国进口来源地的前十位,且各年在前十位中所占的比重均有所增长。
2.中巴双边贸易在巴西对位贸易中的地位
中巴双边贸易的持续增长也促使中国在巴西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近几年,中国一直是巴西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出口市场。
2004年,中国成为其第四大贸易伙伴国,此后基本每两年跃升一位。2008年以364亿美元成为在巴西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其中,从中国的进口额也位列第二位,向中国的出口额位于第三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巴西同各国贸易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受铁矿砂、石油以及飞机出口的推动,中巴贸易在危机中逆流而上,在2009年3月份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标市场。4月份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国。1-8月份中巴双边贸易继续稳定发展,中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标市场以及第二大进口来源市场。
(三)金融危机以来双边贸易关系的新变化
自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同巴西的贸易额便开始下滑②。2008年10月份以前,双边贸易额同比增幅一直维持在86%以上 ,其中,5月份增长最为迅速,同比增幅高达110.7%,环比增幅为35.2%。受金融危机影响,从10月份开始同比增幅及环比增幅开始大幅度下滑。10月份的同比增幅由上个月的94.0%下降为57.5%,11月份继续下滑,出现近几年的首次负值。而环比增幅则由9月份进入下降通道,并在之后数月连续大幅下降,12月份下降幅度高达31.0%。至同年11月份同比增幅开始出现负增长,并一直维持在负值状态。而环比增幅在连续下降4个月并在2009年1月份出现最大一次降幅后连续几个月快速攀升,即双边贸易关系从2009年伊始开始逐渐升温,贸易额增加。但是截至9月份双边贸易额还没有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见图3、4)。
而从贸易收支的角度来看,危机暴发至今,除2009年12月外,中巴双边的贸易的差额延续着过去一贯的趋势,即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位置。中国的逆差率在2009年的4月份出现了最高,为-2.0,此后,中国的逆差率逐渐减少(见图5)。
相对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变化而言,中巴双边贸易额在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呈现负增长,增长率为-13.9%,而中巴双边贸易虽然也呈现负增长,增长率为-7.3%,幅度明显低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增幅。另外,中巴双边贸易相对于巴西同其他国家贸易下降额度而言,幅度并不算太大。而且由于2009年来双边贸易的快速恢复,在今年3月份,中巴贸易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的国。根据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统计,2009年前四个月中巴贸易额达32亿美元,也超过总额为28亿美元的美巴贸易①。
二、中巴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变化
中国从巴西进口的产品品类共1 400多种,这些产品多为资源性产品及未进行深加工的产品,主要有铁矿石、大豆、石油和食用植物油。以2004-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这四年中国从巴西总的进口量分别为86.7亿美元、99.9亿美元、129.2亿美元和183.3亿美元。铁矿砂的进口量最大,4年的进口量分别是28.7、38.8、55.3和94.5亿美元,其增速明显高于从巴西进口总量的增速,其所占各年的比率也因此逐年提高。其中,中国去年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进口的铁矿石占其总产的17.4%,这个比例还在持续增长②。其他各类资源品的进口量也基本逐年提高,但比率有所波动。除资源品外的其他各类产品不仅进口量很少,而且各年波动幅度很大,偶然性很强,但大多涉及未进行深加工的产品。总体而言,资源品进口比率呈现逐年稳定提高的趋势,其他类产品进口量很少,而且波动性很大。
与巴西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不同,在2009年前4个月,中国向巴西出口的产品4 000多种中基础产品仅占2.3%,其余的97.7%都是工业品。而且相对于巴西向中国出口集中于一两种产品而言,中国向巴西出口的各类产品出口额相对比较平均。以2007年为例,纺织品的出口量最大,出口额仅为8.64亿美元,其他出口额超过1亿美元的产品包括服装、鞋类、钢材、塑料、焦炭和计算机。根据2007年中国商务年鉴统计的数据,中国向巴西出口的各类产品中仅粮谷、水产品、茶叶等9种产品的出口额未超过1千万美元,其他23种产品出口额均超过千万美元。位列前十的出口产品总出口额也仅为28.8亿美元,占2007年总出口额的25.3%。各类产品的出口增长率较为稳定,位列前十的出口产品有超过一半的产品在2004-2007年中增长率超过50%。
从中巴双边贸易产品的结构及其变化来看,双边的贸易互补性很强。中国从巴西进口资源品的增长有助于分散战略性能源与资源进口的风险,而中国向巴西出口产品多为中国有较大优势的工业制成品。
三、中巴贸易发展趋势分析
巴西作为拉美最大的国家,以及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发展中的市场,其巨大的消费需求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对中国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中巴同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经贸领域存在着相同的发展诉求。而中国正在实施的“市场多元化”战略也预示着中巴双边贸易在世界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复苏后将会有更快的增长。
(一)传统贸易的带动作用依旧强劲并会发挥更大作用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的是密集使用本国丰富的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的产品。中巴传统贸易产品包括巴方出口的矿产等资源性产品和中国向巴方出口的机电类及纺织服装类产品在今后数年将依旧是双边贸易的主体。巴西向中国出口中多为资源性产品,但是从比例来看,也仅占中国总进口资源品中较小的一部分。近年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对资源需求明显加大,资源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源的利用效率将不会有很大的提高,中国资源的外向型需求将越来越大。巴西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铁、铀、铝矾土、锰、石油、天然气、煤等。其中已探明的铁矿砂储量为650亿吨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铀矿、铝矾土和锰矿储量均居世界第三位。对于保证我国未来的资源供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将成为中巴今后一段时间内双方贸易的基础,由此带动整体的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二)双边投资带动双边贸易发展
目前,中巴双边投资额相对较少,中国对巴西的投资目前仅涉及资源类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08年底,中国在巴西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累计2.17亿美元,仅占中国对拉美全部直接投资的0.7%①。巴西对中国的投资也较少,除2002年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合资建立的ERJ145系列涡扇支线飞机总装生产线外,近几年鲜有新的大型投资,由于双方文化的差异巴方在中国的中小型投资总体不大,截至2008年底,巴西在华投资额为2.7亿美元②,仅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1.3%,占中国利用外资的0.3%。这与中巴双边贸易发展程度相比,中巴双边投资额明显较少,双边投资发展水平低,但反过来说明将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巴西作为拉美国家的领头羊,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重要成员,1 180万平方公里,约占南美洲总面积的67%;人口总数约为2.46亿,约占南美洲人口总数的65%。通过签订的一系列产品通过巴西可以进入拉美的其他国家,从而绕开很多贸易壁垒,尤其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拉美各国加大对中国产品的贸易限制。同时面对金融危机,欧美等国也加大了对中国的贸易保护,通过巴西市场进而扩大同整个拉美出口贸易以及绕道巴西进入欧美的成为中国各大公司的不错选择。据巴西《圣保罗州报》报道,除奇瑞汽车已正式在巴市场开展销售外,中国两家自主汽车品牌比亚迪和江淮客车都已为近两年进军巴西市场制订出计划。除此之外,两家中国卡车生产厂商也对巴西市场表示出兴趣,还有不少大型合作项目正在建设或洽谈中,如武汉钢铁集团在2009年7月1号宣布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投资兴建一年产量为500万吨钢材的钢厂,总投资额高达40亿美元③。大型跨国企业投资、政府性投资贸易中心的建设,以及贸易洽谈会的举行,将进一步带动双边文化的交流,促进彼此全面的贸易投资。
同时,巴西在信息技术服务方面有着较强的优势,随着新兴服务贸易的展开,全球服务外包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双方在服务外包领域的合作将成为可能,这也为双边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新兴技术性贸易使中巴双边贸易不仅在量上有大幅提升,质上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四、政策建议
为克服现有双边贸易的局限性以及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不良影响,促进双边贸易在今后数年内继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
(一)进一步改善双边贸易关系,积极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重要的是加快启动中―巴双边“自由贸易区”(FTA)可行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中巴FTA谈判,加快中巴经贸一体化进程,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中巴贸易自由化。考虑到已签订的8个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同对方国家、地区贸易额的巨大推动作用,在现阶段考虑同巴西更进一步经贸合作关系对两个发展中大国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自由贸易协定将是众多选择中较为合适的一种。
(二)为解决大多数在巴投资的中小企业管理经验缺乏,融资能力差以及风险意识淡薄。在现有的经贸合作区建设经验基础上,筹建在巴西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以方便中国企业对巴西的投资[3]。同时,成立专门的中巴贸易保险公司,以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在中巴经贸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巴西经济不稳定[4]。定期向相关企业进行投资环境、项目介绍,如巴方的采矿、冶炼和能源行业的,以及巴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双方对彼此信息的了解是扩大贸易的前提条件,通过经贸合作区的建设,贸易洽谈会的开展等形式进一步促进双方企业对彼此的了解,从而推动双边的经贸关系。
(三)实行货币互换,并在今后数年逐渐扩大互换货币的比例。中巴双边贸易使用各自货币(雷亚尔和人民币)进行结算,而不再依赖美元,以避免由美元价值的波动带来双边贸易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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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岱地区 桑蚕丝绸起源 海陆丝绸之路 交汇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海岱地区是陆上丝绸之路东渐的重要地区
海岱地区是以泰沂山系为中心，主要包括黄河和淮河下游部分地区及山东半岛。它东临黄渤海，西接中原，南北分别与太湖、燕辽两大文化区相邻，地处中国的东方。30万年前的沂源猿人生活在这一地区，一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泰沂山脉北侧山前地带出现了若干群落。一部分南下成为马家浜文化的渊源之一；另一部分北上，繁衍生息于泰沂山北侧东段山前地带，留下后李、彭家庄、前埠下等3处遗址；北上的一部分进入山东半岛地区，形成典型海洋特征的白石文化，在6000年前就与辽东半岛进行过文化交流，对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有影响①。到北辛文化、贝丘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珍珠门文化的时候，海岱地区的文化区系问题已相当清晰、环环相扣了。由此发现的大量考古遗址基本沿泰沂山脉边缘的南北两侧向四周呈放射状扩展，覆盖山东全境（除黄泛区）。
海岱地区发现的史前城址约15座，其中13座分布在山东境内泰、沂山北麓的山前冲积平原到黄泛区之间的狭长地段、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一直到达今天山东半岛的黄渤海边，如果把这些史前遗址用一根红线串起来，会看到一条蜿蜒曲折的长廊―“海岱廊道”把海岱地区和中原地区连接起来，使海岱文化与河洛文化及其他文化区在史前的交流成为可能并保持文化上的大致同步性②。这说明，一方面当时中华文明各系之间的交通相对通畅、区域叠加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各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也较为密切。这就为后期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奠定基础。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女执懿筐”、“爰求柔桑”。关于丝绸的始祖―嫘祖还是嫫母？学术界虽有争议，但她们都是黄帝的妻子，或来自海岱地区的东夷族或来自中原的华夏族，这里都是野蚕最初发育的黄河中下游地区。③荀况的《蚕赋》和晋代的《搜神记》都将桑蚕故事定位在东方的海岱地区，考古中发现的山东青州苏埠屯商代墓葬和济阳刘台西周墓葬中大量精美玉蚕也是最好力证。齐涛先生在《丝绸之路探源》一书中多次提到“黄河流域是中国蚕桑的最早发祥地”，“古代山东（古青州）是蚕桑业的重要起源地这一点已成定论，法国学者布尔努瓦、日本学者吉成武美、布目顺朗以及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学者都持这一观点”。台湾学者邹景衡先生也认为中国蚕业的发源地是山东省。还有多元论的代表蒋猷龙先生把山东这一源头放在重要的地位，都说明海岱地区是古代丝绸的起源地。
大量文献表明：春秋战国时的齐国，已是我国桑蚕丝绸生产和服装时尚的中心。“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带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史记・货殖列传》）到秦汉时期，齐地的丝织业继续辉煌。其中汉朝在山东临淄设立的“三服官”，每年花费数亿钱（《汉书・惠帝纪》），远超其他两地三服官花费之和。山东生产的绮绣、罗纨、素绨、冰锦等丝绸品种，沿“海岱廊道”一路西行运往京城长安，除汉皇室自己消费一部分外，其余作为高贵礼品分赐功臣和各地来华使者、或西出长安走上丝绸之路远销西亚和欧洲。如汉武帝在山东河北等地出巡一次，“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史记・平准书》）。按就地取材原则，这些丝绸应出自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北一带，出巡一次赏赐帛百余万匹，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均要生产丝织品约0.4平方米④。“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赏锦绣绮b杂帛8000匹，絮6000斤”；“前50年，呼韩邪再次入朝，赏衣110袭，锦帛9000匹，絮8000斤”；“前25年，匈奴伊莫邪单于来朝，赏锦、绣、缯、帛20000匹，絮20000斤”；公元前1年，单于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帛三万匹，絮三万斤”。（《汉书・匈奴传》）这些对匈奴的赏赐并非特例，对其他来朝的国家亦是如此。如“公元前65年，龟兹使团来朝，赏绮、绣、杂缯数千万匹”。到西汉末年，海岱地区的济阴、川、东平、高密、鲁国、北海、齐郡等地人口密度居全国前十位⑤，丝绸的生产规模和产量更是大得惊人且质量上乘。齐地的丝绸、盐粮、铁器等沿“海岱廊道”运到长安，在这里集散并西出阳关走上丝绸之路。上世纪初在敦煌出土的西汉时期“任国亢父V”，就是山东地区汉代丝织品的重要代表，说明海岱地区已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物质供应地。
“陆、海丝绸之路”在海岱地区交汇和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北线的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北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开辟的、主要面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的循海岸水行的海上贸易通道。
齐国强盛时疆土包括整个山东半岛（海）和泰山（岱）以东的泰沂丘陵地区，是海岱地区的主要代表。齐国充分利用丘陵和海洋优势，“劝女工”“通鱼盐”，不仅丝绸生产质高量大，而且航海能力和造船技术在当时也遥遥领先。公元前485年的齐吴大海战时，吴水军已有了三翼，“大翼广（宽）一丈五尺，长十丈（可载士卒90多人）”、“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越绝书・逸文》）。这些狭而长的多帆战船，如遇顺风顺水，可以船行如风的⑥。《史记》载：吴“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如果没有巨型而坚韧的战船、娴熟的航海技术，自然是做不到在海上航行并进行大海战的。虽然种种原因现在还找不到齐的造船厂遗址，但能败吴的齐国造船水平至少不会低于吴。所以，齐被冠以“海王之国”一定是有其航海技术支撑的。
齐曾一度是我国海上航行的霸主，控制了环山东半岛及渤海航线，开辟了“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向南控制了远达东海和钱塘江的航线⑦，与海丝南航线接通，使南方的货物、甚至南亚、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奇石异物也能转运北上来到中国腹地。如山东青州战国西辛齐王墓和临淄西汉齐王墓内都发现了近东风格的列瓣纹银豆，与伊朗考古发现的前9～前6世纪的埃兰银器，艺术造型如出一辙，这说明海岱地区与前6～前3世纪的西亚已经有了一定的联系。参考广州汉代南越王墓中发现的13件香薰炉、波斯银盒以及非洲象牙等物品，说明先秦时期吴越贵族和齐国贵族是通过南北航海贸易获得南亚、西亚甚至非洲和地中海地区货物的可能性较大⑧。而分布全国各地战国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前6～前3世纪地中海东岸产品），也应该是以同样海运方式来到齐国，再沿“海岱廊道”往西流往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因为连接南海与西南地区的“灵渠”一直到秦始皇时期才开凿，之前南洋来的货物不太可能从陆地经西南来到中原。
“海上丝绸之路”北线到秦汉时期，因秦始皇两次派徐福东渡寻仙药、汉武帝七次从山东半岛出海巡游、并于前109年“从齐浮渤海，兵五万”北击朝鲜说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已被官方作为与朝日交流的干线了。
海岱廊道连接陆海“丝绸之路”在唐宋时期达到。与南北朝大致相同时间的是公元四世纪西方拜占庭帝国的兴起，“公元301年，运到亚历山大的丝绸，几乎与黄金等价。国王下诏把每磅生丝的价格定位274个金法郎。到查士丁尼（527年～565年）时代，……每盎司普通丝绸的价格提高到340.56克黄金，丝绸的价格要比黄金高出十几倍。所以有许多人争相逐利，包括平民与国王”⑨。这时期的波斯使节与商人一直源源不断地与统治黄河中下游的朝廷进行沟通，来做丝绸贸易。因此，虽然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朝代更替频繁，但每个朝廷都十分重视丝绸业的发展。
山东青州出土的9块北齐线刻画像石，形象地再现了古青州与高鼻卷发的西方人进行丝绸贸易的场景；青州博物馆一件南北朝时期的佛像，其脚上穿的一双鎏金方口履鞋，与新疆民丰出土的织锦履鞋，形制上也极为相似，被专家认定是山东与新疆和西亚密切商贸的力证。
东晋高僧法显于公元399年从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印度取经，413年从海上丝绸之路东归青岛崂山，第一次将陆海丝绸之路交汇于海岱地区。当然，法显大师沿海岱廊道“来青州一冬一夏”，又西行到徐州，却因战乱而没能最终到达长安而遗憾终身。这说明连接陆海丝绸之路的海岱廊道顺畅与否，与国家的和平安定休戚相关。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对峙分裂的局面，并派人远征西域，东征高丽和流球，将丝绸之路向西跨越咸海，伸延到里海沿岸；向东将丝绸之路经海岱廊道与通往朝日的海上丝绸之路紧密连接。
到盛唐时期，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出现了北线、南线等多条线路，中外交流达到历史高峰，中朝、中日之间的交往是最大亮点。据史料记载，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日本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北线向唐朝正式派出十九次每次约400人的遣唐使团来华学习、交流；新罗国作为唐朝的近邻，关系更为密切，新罗国以“各种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向新罗国派使节34次，双方共160次”⑩。他们大多借助成熟的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经胶东半岛的莱州、板桥镇到达中国，然后再转陆路“经青州―兖州―曹州―汴州（开封）―洛阳，最后到达长安”。当然，这一时期南方的扬州、宁波等港口也开辟了穿越东海直达日本的航线，但由于造船技术和对季风规律认识的局限，从南方各港口穿越东海直达日本还是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件。如《鉴真东渡日本》载“然东海风骤浪高，或船覆，或粮匮，或失向，历十二载，五渡未成”。所以，南方大批去高丽和日本的商船更多还是北上取道成熟的“海上丝绸之路”北线，循海岸水行经辽宁半岛到朝鲜和日本。
为更好管理货物和对外贸易，宋元v三年（公元1088年）在胶州板桥镇设置市舶司（海关）。这是北方唯一设置过的市舶司，其进出口货物量“必倍于杭、明二州”（《宋史・食货志下・互市舶法》）。2014年版的《胶州古板桥镇遗址出土文物图集》再现了古板桥坊的繁荣，来板桥镇港的不仅有韩日商人、也有东南亚、西亚的商人，他们从海外带来货物在这里销售或中转，然后再装上他们需要的中国丝绸、陶瓷等产品回国。直至南宋末年，板桥镇还保持着海上物资集散中心和海外转口贸易两大传统优势。而海、陆丝绸之路在海岱地区的交汇发展也达到鼎盛。
元明清时期海岱地区的丝路交汇发展开始衰退
蒙元时代疆域辽阔，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传教士、商人等往来于陆、海“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三次西征“摧毁了横亘于东西方传统贸易之路上的种种障碍，为蒙元时期丝路贸易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在东方，元顺帝通过“立胶东行中书省及行枢密院，总制东方事”（《元史・卷四十六・本纪第四十六》），加强对东北亚朝日的贸易、军事管理。
元之后中国已形成南方是经济中心、北方是政治中心的格局。南方的丝绸生产也超过黄河中下游地区，山东地区的丝绸业开始走向衰退成为丝绸生产的二类地区。但是，随着元朝海运漕粮逐渐取代传统运河漕运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方式，山东半岛因海运而地位上升。
连接山东半岛和中原的海岱廊道被元明清继承，并随时局的变化而略做调整：一是随着京城从开封转移到燕京（今北京），徐州―济南―德州―燕京的南北干道取代了宋代以前东西主干道的位置；二是随着海运漕粮重要性的提升，三条海路航线都必须经过山东半岛转到燕京，或者从胶州板桥镇（或莱州）转陆路―青州（或诸城）―济南―德州―燕京，或者直接从山东半岛到天津港再转陆路直达燕京。所以，无论是南北交通大动脉还是东西交通大通道，它们都要经过海岱地区，并在此进行交汇、融合，展现出与其他时期不同的文化特色。而海岱地区沿途也因此形成一系列著名的商贸核心城市，对全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如淄博的“周村”，晋代还只是个铸钱的小镇，到元明清时成为北方丝绸产品的重要转运城市，居山东四大商业重镇之首。唐宋时期的板桥镇市舶司，到元明时期因胶莱运河从这里通过，使海河陆贸易交汇于此，胶州因此而繁荣富足，被称为“金胶州”。这些海岱廊道上的重点城市，都是“陆海丝绸之路”上闪亮的珍珠，一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一带一路”双向桥头堡的重要作用。
结语
当然，由于清王朝整体奉行的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处于历史低潮。的炮火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弥漫着腥风血雨，千年古航道辉煌不再。海岱地区丝绸之路的交汇发展也遭到空前破坏。
总之，从史前开始萌芽的海岱廊道到秦汉时期完全成熟，它与丝绸之路西部的天山廊道东西呼应，成为山东丝绸生产重地向西安汇聚的重要东方廊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东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广泛传播至日韩、最终形成亚洲儒家文化圈的重要通道。梳理海岱廊道的形成与发展可以为我们今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历史上的借鉴，因为认识历史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未来。
（作者分别为青岛理工大学副教授，青岛理工大学教授；本文系2015年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丝绸之路在山东的交汇衍生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ZZ-SH-01）
【注释】
①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烟台白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7期。
②戚松安：“试论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文明交流的格局、途径与历史背景”，《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
③王云鹏，庄明军：“青州西辛战国墓出土金银器对草原丝绸之路的佐证”，《潍坊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④姜颖：《山东丝绸史》，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81页，第243～244页。
⑤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33～340页。
⑥⑦王崇焕：《中国古代交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8～89页，第133页。
⑧程爱勤：《古代中印交往与东南亚文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34页。
⑨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册），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⑩杨昭全：“唐与新罗之关系”，《中朝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日]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2页。
关键词：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 动态演化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256-06
引言
20世纪中期以来，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部分非核心业务委托给内部分支机构或外部企业，从而使自身能够集中精力于企业的核心业务能力，以便使企业能够获取更强的竞争优势。外包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管理学家加里·哈梅尔（Gary Hamel，1990）和C·K.普拉哈尔德（C.K.Praharad，1990）于1990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中提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外包已成为当前企业界与理论界关心的热点。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外包这种“通过合同契约将企业内部一些反复开展的活动和决策权转移给外部提供者的行为”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延伸。这不仅是因为制造业的跨国公司逐渐转变为服务型的企业，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大量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提供了可能。服务贸易本身的迅速发展也为服务外包的日益盛行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服务产业全球分工的重要载体——服务外包的发展日益呈现出规模化、多样化和高端化的新特点。
服务外包日趋成为服务业转移的主要形式，而金融服务外包特别是离岸外包成为国际服务业转移的重点。金融服务外包是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将原本由自身处理的某些事务或业务活动委托给本机构以外的第三方进行处理的经营方式。从全球范围看，金融服务外包行业正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高速成长期，而中国的金融服务外包却处于起步阶段。根据《中国BPO服务外包市场分析报告》称，到2008 年底，中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规模仅为48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同期市场规模为97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654 亿元，也就是说中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规模不及美国市场规模的7.4%。但中国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势头迅猛，2004—2008年中国BPO内需市场年增长率超过了20%，以金融服务外包为主业的外包公司近年来正处于快速扩张期，年均增速在100%左右。
2008年9月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服务外包的发展。许多跨国金融机构陷入危机之中，不得不调整其经营战略，将部分非核心业务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地方，从而加速了金融服务外包业的全球转移。来自计世资讯（CCW Research） 的研究报告显示，2010 年中国金融IT 外包服务市场规模为74.57 亿元，同比增长21.03%，2011—2014 年中国金融IT 外包服务市场的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2.91%。毕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彼得？郝勒维茨认为，到2015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全球金融服务外包业的中心。国际环境的变化更需要中国提高金融服务外包竞争力来迎接这一挑战和机遇。
因此，本文试图从企业微观的角度，构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演化模型，提出了竞争力各阶段的优化策略，并结合中国、印度、美国金融服务外包的实践，验证了该模型的正确性。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对服务外包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但对金融服务外包的研究相对滞后。许多学者和专家主要从以下四方面研究金融服务外包问题：金融服务外包内涵和动因的研究；金融服务外包决策的研究；金融服务外包与绩效关系的研究；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管理的研究[1～2]。本文对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进行文献综述和评价。
（一）金融服务外包概念的研究
金融服务外包是服务外包的内容之一。服务外包的概念本身就存在许多争议，因此，相应的金融服务外包的概念也存在不同的解释。按照国际清算银行 （BIS）所属的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BCBS）与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IAIS） 组成的联合论坛 2005 年的《金融服务外包》的定义，金融服务外包是指“受监管实体持续地利用外包服务商（为集团内的附属实体或集团以外的实体）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3]。
此外，王庆喜认为金融服务外包是指金融企业到境外投资，为降低成本和缩短投资回收期而将非核心流程分离出来，打包给当地企业的操作方式。在这种新的经营管理模式中，金融企业通过利用“外部专业化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以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4]。
（二）金融服务外包国家竞争力研究
通过文献梳理，现有的关于国家竞争力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承接金融服务外包国家之间的竞争力比较方面。
赵蓓文（2010）从“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出发，运用价值链理论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对中、印承接金融服务离岸外包的国际竞争力加以比较。通过研究“后危机时代”中国承接金融服务离岸外包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对世界主要城市金融服务离岸外包发展的环境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提出中国必须从比较优势上升到竞争优势，充分发挥政府在提升国家竞争优势中的作用，以“扬长补短”的方式提高中国承接金融服务离岸外包的国际竞争力[5]。
阙澄宇（2010）从接包竞争力的基本决定因素（基础要素、过程要素和环境要素）入手，逐项分析比较中印两国在接包能力上的具体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仅在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和国家环境方面优势明显，而在企业质量体系认证、从业人员英语水平、软件人才培养模式、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安全以及税收政策等方面仍与印度存在一定差距[6]。
（三）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研究
1.关于金融服务外包行业竞争力的形成研究。已有文献关于金融服务外包竞争力的形成原理的研究主要是运用波特的钻石模型。如王婧（2011）结合钻石模型分析了金融服务外包竞争力的形成因素，如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7]。
魏倩、王正明（2009）通过钻石模型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的分析发现，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明显的竞争优势，但在高级人才要素、知识资源、服务业基础、企业竞争能力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8]。
2.关于金融服务外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的文献主要从发包方角度，探讨向承包方发包的主要影响因素。类似文献很多，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各研究机构和管理机构对外包的驱动因素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波士顿咨询集团对100多家公司的外包行为进行的调查、美国外包机构和欧洲中央银行对BPO动机进行的调查中， 都认为外包的主要原因是实现规模经济（获取成本优势） 。
国内的文献主要立足于承包方角度，着重分析金融服务外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刘贝（2011）提出影响承接离岸金融服务外包的四大方面因素：成本因素、产业基础和环境支持、市场机遇。并以此为框架分析了大连承接离岸金融服务外包的竞争力[9]。高健华（2011）指出承接离岸金融服务外包影响因素有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条件、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 教育和培训、承接金融服务外包相关经验、业务成熟度、技术准备和创新能力[10]。
鄂丽丽（2008）将影响因素定义为外生因素、催化因素和商业环境因素。外生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政策、国家风险以及基础设施因素；催化因素包括地理距离和时区差异、文化兼容性、人力资源储备以及语言环境因素。商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成本因素、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安全、服务提供商的技能因素[11]。
3.关于金融服务外包行业竞争力的评价研究。以往关于金融服务外包竞争力的研究多集中于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在此基础上的接包地之间的比较评级方面。
高健华（2011）利用金融服务外包的8个影响因素来构建金融服务外包竞争力的二级指标，并进一步细化出17个三级指标，通过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进行科学性的分析和论证，对各级指标进行赋权、计算和整合，最终得到一个完整的离岸金融服务外包承接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尝试着对所选十六个样本国家的综合竞争力进行排名。排名前三名的分别为印度、中国和加拿大。
任征宇（2011）对武汉市服务外包产业现状进行了分析，运用SWOT 的分析方法，找出目前武汉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优劣势，面临的机遇及潜在的威胁，同时对比武汉市同其他服务外包一线城市在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方面的差距，针对差距提出了提升武汉市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的路径[12]。
4.关于金融服务外包行业竞争力的提升策略研究。这类文献数量较多，王婧（2011）、任征宇（2011）、刘贝（2011）等都提出了金融服务外包行业竞争力的提升策略。
（四）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研究
关于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汗牛充栋，大量文献探讨了企业竞争力的来源、影响因素、关于企业竞争力的评价研究也取得了很多典型成果。将金融服务外包这一属性附加在企业层面，涉及的文献数量非常有限。国外文献主要从发包方的角度，探讨金融企业面临的挑战和绩效管理问题[13～16]。
从微观层面，有些文献定性的分析了金融外包企业现状并提出发展策略。但关于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的形成原理、竞争力的动态演化问题，企业竞争力评价的文献基本未见到。
可见，当前国内外有关金融服务外包的研究中从中观的行业角度进行的非常多见，从宏观的国家角度进行的研究数量较少，从微观的企业角度进行的研究则很少。关于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成果丰富，但结合金融服务外包的特质的研究则明显不足，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动态演化规律和外包企业层面的竞争力评价研究尚存在空白，亟待深入挖掘。
二、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系统的动态演化概念模型
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机体，成长和发展是外包企业所追求的永恒主题，任何一个企业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有追求成长和发展的内在冲动。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在规模成长、成熟度提高的过程中会经历具有不同特点的若干个竞争力的发展阶段，这要求企业要在各个方面实施不断的变革与之相适应。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与企业特定成长阶段适应性的强弱，关系到整个企业的应变能力和管理效率，直接影响着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经营效果的好坏和目标的实现，只有适应企业特定成长阶段的具体情况，根据各阶段竞争力的主导要素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应的竞争力，才能促进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健康持续地成长与发展。
该动态演化概念模型（RCCD 模型）是由四个有机部分构成的：坐标轴、竞争力的演化曲线和竞争力的四个构成阶段
（一）坐标轴
1.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成熟度是横坐标。该竞争力动态演化模型的横坐标表示的是外包企业成熟度。结合外包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根据相关认证的数量和质量确定外包企业的成熟度。中国对于服务外包企业的相关认证包括：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CMMI）、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CMM）、人力资源成熟度模型（PCMM）、信息安全管理（ISO27001/BS7799）、IT服务管理（ISO20000）、服务提供商环境安全性（SAS70）、国际实验动物评估和认可委员会认证（AAALAC）、优良实验室规范（GLP）、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库认证（ITIL）、客户服务中心认证（COPC）、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认证（SWIFT）、质量管理体系要求（ISO9001）、业务持续性管理标准（BS25999）等相关认证。根据金融服务外包企业通过认证的数量、级别和维护、升级的情况，来确定企业的成熟度。
2.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规模是纵坐标。纵坐标表示的是服务外包企业的规模，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规模是指劳动力、生产资料和产品在企业集中的程度。生产要素组合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方式，形成不同类型的企业规模。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按职工人数，生产能力，固定资产价值等标准），可以把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分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
（二）竞争力的演化曲线
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的动态演化曲线是指随着外包企业成熟度的变化和企业规模的变化，外包企业竞争力动态移动的轨迹。在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演进模型中用黑色的粗线来表示（见图1）。
第一阶段的外包企业竞争力曲线可以描述为：随着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成熟度从不成熟逐渐起步，服务外包企业的规模从小逐渐增大，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逐渐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高边际是逐渐增加的。此时外包企业的成熟度和企业规模是相辅相成的，此时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速度也是最为明显的，这说明在第一阶段中外包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第二阶段的外包企业竞争力曲线可以描述为：随着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成熟度进入到中等程度的成熟度范围，服务外包企业的规模逐渐由中型企业向大型企业迈进，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继续提高，但是竞争力的提高边际是逐渐降低的。换句话说，由于外包企业成熟度增加带来的企业规模的扩张速度是逐步减慢的，此时企业竞争力提升速度仍在加速，但是相对于第一阶段外包企业竞争力在提升的难度上加大了。
第三阶段的外包企业竞争力曲线可以描述为：随着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成熟度从中等成熟度向高等成熟度发展，服务外包企业的规模已经成为大型企业，总体上来说，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保持在很高的程度，但是该企业的竞争力是先升后降的。换句话说，由于外包企业成熟度增加所带来的企业规模的扩张速度是加速减慢的。这是由于规模效益曲线的作用，因为企业规模扩张到经济规模这一点，企业的生产运作成本就会出现拐点，即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企业的生产运作成本是逐渐降低的，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进一步增加，企业的生产运作成本开始下降。规模经济的作用同样适用于金融服务外包行业。这说明，金融服务外包企业不会因为企业成熟度的进一步提高而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张。经济规模这个拐点出现在第三个阶段，令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开始增加，企业开始考虑是否通过将部分自营的业务外包给其他的专业提供商而减小规模。可见在第三阶段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第四阶段的外包企业竞争力曲线可以描述为：随着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成熟度进入高度成熟阶段，服务外包企业的规模成为大型企业，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总体来说仍然能维持在很高的程度，企业竞争力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降低。换句话说，由于外包企业成熟度增加带来的企业规模的扩张速度是逐步减慢的。为了规避规模经济作用的进一步加剧，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规模必然进行要削减，同时企业的成熟度已达到高度成熟度，这使企业开始进行转型，原有的一部分竞争力随着转型而削弱了，与此同时，外包企业开始关注全新竞争力的培养。从而使企业竞争力的曲线实现纵向平移。这说明同等的企业成熟度条件下，企业规模可以较从前有所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也会有改进。在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演进模型中用灰色的粗线来表示（见图1）。可见企业竞争力在演化阶段不是固定不变的，如企业所处外包行业具有差异性，则可能导致企业竞争力演化曲线的纵向平移或角度旋转。
（三）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的四个演化阶段
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动态演化模型假定，企业在生命周期中（发展、成长、成熟、衰退）每一阶段中的竞争状况是不同的。在该概念模型中，通过三条平行的纵向虚线，将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划分为四个演化阶段（见图1）。该四个阶段分别为资源竞争力阶段、能力竞争力阶段、核心竞争力阶段和动态竞争力阶段。四个阶段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其中资源竞争力阶段的企业竞争力水平最低，后一个阶段的竞争力要优于前一个阶段的企业竞争力，动态竞争力阶段则是竞争力最高的阶段。一般来说，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提升是逐层实现的，但超常规的发展，也可以使企业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增长。
1.竞争力的第一阶段为资源竞争力阶段。在资源竞争力阶段（Resource Competitiveness Stage），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企业有价值的、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资源，企业通过资源的使用和管控而产生成本竞争优势。金融服务外包企业之间在资源的拥有和控制方面存在着差异，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有了资源优势就会产生竞争优势。
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处于该阶段，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该企业使用或支配的资源。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需要开发利用具有价值性的非流动性资源，特别是开发利用非物质性的无形资源，它们往往能够为企业带来无可比拟的优势。
2.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的第二阶段为能力竞争力阶段。在能力竞争力阶段（Capability Competitiveness Stage），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来自多种资源的有机整合技能。竞争力就是企业和企业家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以及服务的能力。与竞争对手相比，其提供的IT、BPO服务的价格和非价格的质量等特征更具吸引力，金融外包企业通过快速响应能力、数据和信息安全能力、质量管理能力建立起竞争优势。
3.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的第三阶段为核心竞争力阶段。在核心能力竞争阶段（Core Competitiveness Stage），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来自多种技能的有机整合。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关键的是要获得市场的占有率，市场占有率的关键问题是要跟踪发包商的服务创新的趋势和发展方向，保持持续的服务创新能力，行业解决方案的交付能力和雄厚的人力资源供应能力。
4.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的第四阶段为动态竞争力阶段。在动态竞争力阶段（Dynamic Competitiveness Stage），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是随着环境的动态变化，企业适应、集成和重构组织、资源以满足环境变化要求的能力。根据蒂斯和皮萨诺的看法，“动态”是指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必须具有不断更新自身能力的能力。动态竞争力是为克服企业资源惰性和核心能力刚性而提出的，它强调了前三个竞争力阶段中所忽略的一个关键方面即“动态”。动态竞争力突出了企业间竞争的动态性，强调“暂时的先动优势”以及“竞争规则的改变”，是企业获得高于平均水平利润率的关键。
三、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的动态演化过程的优化策略
本文构建了一个与外包企业竞争力发展、演进相关的四个阶段模型，该模型显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在谋求竞争力提高的同时可能会出现恶性循环。因此外包企业在特定的竞争力阶段，不仅要考虑如何外包，更要考虑随着企业成熟度和规模的变化，竞争力的内涵和要素也要随着改变。竞争力演化阶段模型可以帮助外包企业明确企业在那些特定规模和成熟度条件下，选择适当的策略来提升企业竞争力。该竞争力演化模型的四个阶段应分别采取以下策略：
（一）资源竞争力阶段的竞争力提升策略
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列出各类资源清单，列出企业目前拥有或可能获得的资源。寻找资源缺口，确定需要获取和掌控的有价值资源。运用投入产出比来分析资源的利用情况，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积极谋求企业运营效率的提高。
（二）能力竞争力阶段的竞争力提升策略
先建设管理能力，而后建设功能性能力，最后建设技术能力的策略。只有在通过运用有效的管理策略和功能性能力获得市场生存机会后，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才能逐步建立起技术能力，特别是进行原创性技术创新的能力。在管理能力方面，要求企业家和高层管理团队具有发现市场机会和形成合理战略的能力，同时具备有效执行战略的能力，能够将包括投入要素、生产手段、市场策略、产业机会等多种资源有效地整合在一起，从而建立起企业稳定赢利的基础。
（三）核心竞争力阶段的竞争力提升策略
服务创新策略。中国外包企业可以创新性地向更细分的外包专业市场发展，比如图像处理、数据管理、E-banking服务等，发挥自身灵活的特点，及时提供有特色的或专精式服务。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软件开发测试综合在一起，完全可以成为新的服务应用整体解决方案。
开启国际化的营销经营策略。外包服务商可通过与国际金融企业合作、合资、海外并购、承接高端项目等方式，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开启国际化的营销经营策略。
（四）动态竞争力阶段的竞争力提升策略
1.重组企业资源，进行流程再造。为了获得和保持未来的长期竞争优势，外包企业需要不断寻找新的资源或运用现有资源的新方式。资源重组是企业以新的方法运用现有资源，是重新构造企业的资产结构、完成企业转型的一种新方式，是一种渐进式变革，是提高企业动态竞争力一种有效途径。
2.打造持续的学习能力。学习的目的是提高外包企业的应变能力，学习的核心在于利用变革的动态本质来构建一系列的竞争优势。对于外包企业来说，学习的本质是通过模仿和实验，更快、更好地完成任务和识别新的业务外包机会。如果企业的学习能力被削弱，学习的效果就会偏离企业的目标，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企业学习的过程不仅仅通过模仿和个体的竞争来进行，也通过个人之间理解复杂问题的合作效应来进行。
3.保持战略柔性。战略柔性是塑造企业动态竞争力的另一个基本途径，一方面，竞争环境中非连续性限制了线性管理方法的应用，要求企业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企业的战略逻辑、战略意图、动态竞争力管理过程等要素的变化也需要较长的动态反应时间。事实上，保护和培育战略柔性有助于企业更轻松、更有效地应付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企业保持足够自由行动的能力，降低企业的迷失程度。
四、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动态演化模型的应用
结合金融服务外包的实际状况，运用竞争力动态演化模型来分析、判断当前中国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阶段，并提出提升竞争力的相关策略。
（一）本土、印度、美国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规模和成熟度分析
1.中国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规模小，成熟度较低。本土金融服务外包提供商的营业规模普遍较低。据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统计，到2008年底，中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规模仅为48亿元人民币，而同期美国为97亿美元。中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不及美国的7.4%。从金融行业服务外包渗透率来看，中国也处于较低水平，金融行业服务外包支出仅占整体金融业运营支出的0.53%，而在同期美国则达到1.86%。
本土金融服务外包提供商的人员规模普遍较小。2010年底已经超过万家，小企业占90.3%，领军企业所占比例只有1%。东软集团曾有两万多员工，而2010年东软将专门从事服务外包的人员单独进行了统计，服务人数降至不到1万人。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利润率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下，平均利润率只有8%左右。中国本土金融服务外包提供商产业组织和管理较不成熟，专业资质普遍较低。
2.印度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规模较大，成熟度较高。印度金融外包业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高速发展。目前，印度金融服务外包的提供范围扩展到信息类业务、人力资源管理等更具战略性的领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业务流程整体外包给印度企业。花旗、渣打、汇丰等大型金融集团已在印度设立了10多个处理中心，这些处理中心规模增长迅速。如渣打银行全球共享服务中心为渣打银行在全球56个国家的分支机构提供统一的、标准化的后台业务支持，可以对全球各个分支机构业务运营情况进行比较和评价。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将各种数据管理、呼叫中心、客户服务等迁移到印度，有效地促进了印度的产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在银行业中，金融服务外包已经涉及到批发银行、金融市场分析与交易等多种高端业务。印度软件外包企业有3 000多家，从业人员50余万，其中，前10家外包企业人员规模多在1万人以上，印度的著名软件企业 Infosys，全球人员规模高达8万人[13]。
截至2004年11月，中国、印度通过CMM认证的企业数量（如表1所示），可见印度外包企业的成熟度要远高于中国的外包企业 。
3.美国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规模大，成熟度高。在服务外包市场中，美国企业不仅是发包商，也是承包商。根据服务外包合同总额，2008年全球前十名中有六家是总部设在美国的企业。美国服务外包提供商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公司，成为当地服务外包提供商的佼佼者。2008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服务外包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美国服务外包项目合同总额2007年下半年为173亿美元，2008年上半年为146亿美元，2008年下半年为132亿美元，但仍然保持比较稳定的发展[17]，在市场动荡、新一轮产业升级和调整中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
（二）本土、印度、美国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演化阶段判断
“全球外包一百强公司”名单分为两大类别：一类为已经发展成熟的大型公司（共65家“领导者”），另一类为行业中迅速成长的明星公司（共35家“新星”）。这些企业分布在从印度、俄罗斯，到爱尔兰、中国等全世界各地。
1.大量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处于资源竞争力阶段，领导者处于能力竞争阶段。在258页图 1 中，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白色椭圆表示的就是中国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所处的阶段。中国的大部分本土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规模普遍偏低，成熟度不高，处于竞争力演化模型的第一阶段，即资源竞争力阶段。本土少数上规模的外包企业和在中国从事金融服务外包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处于竞争力演化模型的第二阶段部分。
中国金融机构开展外包活动，可以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集中资源于自身核心业务、缩短新产品或新业务推向市场的时间、降低了成本。中国金融服务外包仍以低端ITO业务为主，较少承接BPO等高端业务，且业务内容相对简单。以重复性强的基本后台处理业务为主，如数据加工、单据审核、IT服务等低端业务，大部分职能型业务如财务、人力资源、采购等金融市场的研究和数据分析、批发银行、保险理赔等前台高端业务外包很少。对外包业务提供商的价值定位主要在短期人力和技能等资源提供方面，通过长期合作实现流程优化、业务创新以及改善运营模式等长期目标的战略外包较少。实践证明，中国大部分本土金融外包企业竞争力较差，这与其所处资源竞争力阶段不谋而合。充分利用资源组合，努力降低成本才是大多数本土企业应该考虑的。
2.大部分印度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处于能力竞争力阶段。印度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主要处于第二阶段，即能力竞争力阶段（如258页图 1 灰色的椭圆所示）。印度的外包企业集中的主要城市和地区是班加罗尔、孟买、海德拉巴等。印度外包企业服务的主要市场以欧美市场为主，美国市场为最大客户。印度的金融服务外包领导企业的竞争力则位于核心竞争力阶段。
印度已经进入由BPO向KPO发展的阶段，但随着服务外包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产业链趋于成熟，成本因素所占比重下降并逐渐淡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作为发包方，固然会注重成本因素，但接包国的文化氛围、商业环境和技术水平等因素亦很重要。所以印度外包企业的快速响应能力、服务能力、质量管理能力都会产生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一般来说，印度外包企业的竞争力要优于中国本土的企业。
3.部分美国企业处于核心竞争力阶段，全球领导者位于动态竞争力阶段。美国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主要处于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即核心竞争力阶段和动态竞争力阶段（如258页图 1 黑色的椭圆所示）。通过“全球外包一百强公司”的历年榜单就可以看出美国企业在领导者中占有最大的份额，IBM公司、HP公司、Accenture公司、Wipro 科技等公司多年一直排在榜单的最前端。微软公司作为全球领导者的美国企业，更加关注自身所处环境的变化，在核心业务方面更加专注，在提供客户服务和支持方面，则与其他企业形成战略联盟的形式开展众包，在员工技术支持和生产业务，全部进行离岸外包。此外，全球领导企业将分支机构和子公司设在多个国家。2011年中国评选的最佳在华跨国发包企业5家上榜，微软、IBM、HP、埃森哲都列于榜上。
可见美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实力强劲，它一方面通过服务产业转移，依靠其强大的竞争力，通过分支机构或子公司来承接发展中国家的外包业务，加速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外包渗透，另一方面它们根据环境的变化，动态调整外包承接商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外包的业务范围，通过强大的知识和技术实力，控制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的最高端。所以美国领军级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处于动态能力竞争力阶段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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