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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IB课程国际化教师角色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0068-02
一、 IB课程综述
IBO是国际文凭组织(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的缩写，它是一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册登记的国际教育组织，被称为"成熟的国际化的素质教育"，面向全世界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3个国际文凭教育项目：小学项目（PYP）、中学项目（MYP）和大学预科项目（DP）。学生在IB体系中修读相同的教材，毕业时参加全球统一考试，试卷的命题及批阅均由IB总部直接统筹规划,全世界的IB学生学术水平因此得以统一，毕业文凭亦被公认为全球最高水平。
二、IBDP三大核心课程的特点
对于国内学生来说，考大学无疑是一生最重要的事情，IB课程中的大学预科项目DP，就更加受到国人的关注。在DP课程中有三大核心目标，分别是：⑴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简称TOK)。TOK的目的在于：刺激学生对获得的知识和经验进行批判性的反思。TOK的核心并不是知识内容，而是一种思考的技巧和态度。⑵拓展性论文(1nhe Extended Essay，简称EE)。EE是学生就感兴趣的学科内的问题进行独立和深入的研究而形成的4000字的论文。着重培养学生分析、综合以及评价知识的能力。⑶创造、行动、服务(Creativity，Action and Service，简称CAS)。CAS旨在培养学生的自信、富于同情心和责任感，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以及与其他人进行有效合作的能力。
三、 对教师的要求及教师角色和职能的转变
(一) 对教师的要求变化
1.具有良好专业态度
首先在课程的授课方面，要求教师具有对待专业的职业态度。激发学习兴趣，引发学生对知识内容的思考，需要教师具有专业的高度和对专业知识热爱的态度。一方面以自身的学术气息影响学生，一方面以专业的角度引导学生。教师对学科的认真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态度。
2.培养国际理解的态度。对世界的关注与了解、对其他文化的宽容和理解，这样的老师必然会培养他们的学生成为热爱世界和平、关心人类的"全球公民"。国际理解教育重视国际知识的传授的同时，使学生了解各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元化背景以培养具有国际理解的态度和精神的人才。
(二) 教师角色和职能的转变
1.突出指导者角色
指导者是指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以指引、引导的形式为学生提供学习方向、方法的参考，促使学生自主学习，从而达到学习目的一种方式。教师的目的是促使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通过使学生对其校内和校外获得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反思，和教师一起探讨这些知识经验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同时鼓励学生形成对知识、经验和对他人的知识、经验的判断，并进而认识到各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这种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意识到本土文化的特点和局限，是一种跨文化的学习和探究。
2.成为学生的评价者
严密而严谨的评价体系是IB课程的特色之一。评价IBDP课程中，几乎所有的学科都采用了内部评价的模式。教师成为评价者，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习过程，有利于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做出准确的判断。通过这样的内部评价操作，相关的能力和素养都可以在两份报告中得到一定的反映，形成全面的评价结果。教师的判断可能受到学生以往学业的影响，也有可能对学科领域内的全球学业标准的见解有限，或者深受自己学校的一般标准的影响，因此教师自身素养的提升在学生评价上显得尤为重要。
IB课程的教育模式为教育者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教育思路和方式。教师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对教师职业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乃至身心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学生自主教育，发展教师能力，是当前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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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IB课程全称为：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它是由国际文凭组织（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集合了各个国家教育体制的优点，并按照世界各个著名大学的入学要求和学生在进入该大学前应具备的学术水平等具体细节而设计的大学预科项目（即高中后两年教育）。IB课程是富有挑战性并享有较高承认度的较难课程，它为学生进入大学学习并取得国际学士学位证书做准备。学生获得这个证书后就取得了直接进入英国大学及大多数其他国家大学学习的资格，他们也可能获得最多一年的学分进入美国的大学。IB课程按深度开展，学生的学习将不断深化。
IB课程被全球教育界认可为具有较高学业水准的教育项目，被更广泛的大学、中学所接受，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国际学生考取国外大学的最理想选择。目前已有一千多所大学认可国际文凭，其成员校遍布十几个国家。根据2006年6月16日IB日内瓦总部的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己有1425所IB学校分布在115个国家同步教授IB课程，有成千上万的该证书取得者进入了世界上几百所大学。
IB课程的教育哲学是终生教育
IBO是国际文凭组织，被称为“成熟的国际化的素质教育”，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课程与考试中心在英国卡地夫，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千余所成员学校。国际文凭组织汲取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教改精华，推行师生的创造性理念，培养IB学生具有多元文化和多学科知识，为培养21世纪的通才进行着不懈的努力。IB的教育哲学是Education for Life（终生的教育），通过综合的、平衡的学科及富有挑战性的评估，国际文凭组织旨在帮助学校努力发展青年人的个人才智，教会他们把教室里学到的知识与外部世界相结合。IB课程设计主要集中在中学的最后两年，通过两年的扎实教育，培养出受全球大学认可并优先录取的精英型人才。
预科IB课程（Pre-IB）
那些在文化课或语言上还不能进入IB课程的学生，需要先上为期一年的IB预备课程。参加该课程的学生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已经完成了三年的高中课程，还需要再加强一下自己的文化课或英语。据Chris先生介绍，所有的学生在进入牛津圣克莱尔学院的IB课程之前，需要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学习习惯胜任该课程。预备IB课程包括英语、艺术、信息技术和其它五组IB课程。所有课程（除第二语言外）均用英语授课。根据学生的语言背景和未来计划，第一语言可以换成其它外语或英语。如果有学生想在进入预备IB课程之前加强英语可选择夏季学期的英语课程。
IB课程受到世界各国上千所大学的认可
IB课程项目正以其领先的教育思想和独特的课程结构，日渐引起世人的注意。它的思想和实践也开始超越“国际学校”的范围，步入世界各地一些富有创新意识和兼容精神的普通高级中学。在北美、欧洲，有许多著名的大学乐于接收IB学生，有一些大学还为优秀IB毕业生提供奖励学分、越级的鼓励入学政策。全球有分布在近百个国家的一千余所大学与国际文凭组织（IBO）有稳定的协约关系，确保这些大学承认IB文凭。
英国几乎所有大学都接受IB文凭。牛津、剑桥等世界一流大学也都很欢迎IB学生申请入学。伦敦大学附设医学院的最低录取分仅需32分，高达40%的IB考生放榜成绩达到32分以上。
美国及加拿大数以千计的大学都视IB文凭为优良的入学资历。澳洲全国各州所有大学和专业学院都承认IB为一个优良的入学资格，各院校都非常欢迎IB学生申请入学，有些院校甚至在学生尚未毕业前便给予优先录取。
IB课程与A-Level课程的区别
由于IB课程是为全世界的优秀中学生设计的，具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及教材，统一的题目、统一的评卷和评分标准，对世界各国的学生一视同仁，被称之为是国际教育的一个统一度量衡，而A-Level课程则是以英国文化为核心，针对英国本土学生而设计的。IB课程与A-Level课程的区别主要还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入学要求、年龄限制、课程选择以及评分标准的不同。
入学要求有差别。IB所重视的不仅仅是成绩，还有学生的综合素质。入学的时候要经过考试，学生还要提供自己的各方面经历和活动。
年龄的限制。A-Level课程有年龄的限制，超过18周岁不能入读A-Level课程，而IB课程则无此限制。
选择课程范围不同。IB课程分为最具挑战性的高等级课程（HL）和稍难的（SL）。IB要求学生至少选六门课+Theory of Knowledge，这六门课中至少有三门是HL。除了对学生的课程要求外，还要求学生在两年内完成150个小时的课余活动。A Level阶段一般要求每个学生选三门课，优秀的学生可以选四门课或更多，最少的也可以只选两门课。
评分标准不同。IB有自己的评分系统，45分为最高分，拿到36-38分左右即有资格申请剑桥，申请常青藤大学的学生一般分数在40分或以上，牛津要求42+的成绩。而A-Level课程以A、B来打分，判分标准严谨性不够，在多年来呼吁改革现行的A-Level体制的压力下，英国政府正着手改革A-Level，提供其改革的参照体系便是IB。
申请大学的范围不同。拥有A-Level课程成绩，仅仅英国本土的大学认可，也就是说只能申请英国的大学；如果获得IB课程成绩，不仅可以申请英国大学，还可以申请如美国、澳洲、加拿大等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上千所大学。
IB课程的教育特点和课程体系
IB课程的教育是通过综合的、平衡的学科及富有挑战性的评估，国际文凭组织旨在帮助学校努力发展青年人的个人才智，教会他们把教室里学到的知识与外部世界相结合。除了严格的知识及高标准的学业要求，特别强调培养理想的、具有国际意识及负责感的公民。
所有IB文凭项目学生必须在规定的六个学科组中每组选一门课程进行学习，其中至少三门是高等级。每门分数的最高分数为7分，加上拓展论文与知识论文的3分奖励分数，满分为45分。这六个学科组是：
第一组：第一语言（语言A），通常指学生的母语，该课关注于文学方面。有一点非常重要，当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学习时记忆更加深刻，即使是学习别国的文化，社会知识。语言A课在整个IB课程中占很重要的位置。
第二组：第二语言（语言B/A2），学习和提高第二语言对学生来讲是非常有用的，有了它我们就可以洞察不同的文化。课程重点在交流技巧、写作和口语上。
第三组：个人与社会学，包括历史、地理和经济（高级水平，标准水平）和商务组织和心理学（标准水平）。
第四组：实验性学科，研究科学依靠实验，它是IB课程殊的部分。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学习。包括生物、化学和物理（高级水平，标准水平）和环境系统（标准水平）。
第五组：数学，包括数学高等级、高等数学标准等级、数学研究、数学法。
第六组：第六学科，包括：艺术/设计（包括艺术理论）（高级水平）、艺术和艺术理论（标准水平）、全球范围IT技术（标准水平）、音乐（高级水平，标准水平）、另外一种语言，自然科学或从第二组（个人与社会）中选择、戏剧艺术（高级水平，标准水平）。
想获取IB文凭的学生还必须学习TOK（知识理论）和EE（拓展论文），并有合格的CAS活动（创造、行动与服务）。这三门核心课程是IBO文凭项目课程设置独特性的集中体现。
知识理论课是一门必修的跨学科课程，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判断与综合归纳能力，鼓励学生对基础知识进行质疑，防止主观臆断和思想意识上的偏见，增强学生以理性基础进行分析和表达的能力。
关键词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变革；福斯特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07-0029-06
非洲国家的职业教育范式一直摇摆于巴洛夫与福斯特的思想论争之中。针对巴洛夫以职业学校范型促进经济发展的论断，福斯特基于在加纳的研究积累，写出了《发展规划中的职业学校谬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M.Blaug）对此有如下描述：如同“在鸽子群中放一只猫”，在职教理论界引发了一场大战。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职业教育政策取向在二人之间发生转向，但这一切似乎持续至今仍没有结束，福斯特命题（即“职业学校谬误论”）引发了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与变革取向的考问。
一、巴洛夫与福斯特之争：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欧美强国经过战后的恢复期，迎来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与之相伴随。由于西方“现代化理论”、“发展经济学”与“人力资本理论”开始盛行，非洲诸国依据人力规划的方法发展职业教育成为时代的特征。巴洛夫与福斯特作为影响世界职业教育政策的代表，二者关于非洲国家职业教育范式选择的思想论争持续达半个多世纪之久。
巴洛夫，英国经济学家，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表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非洲的大灾难》、《非洲需要什么样的学校》等[1]。福斯特，早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曾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学和社会学教授、比较教育中心主任等职。他的代表作品是发表于1965年，作为比较教育名家安德森和鲍曼主编的《教育与经济发展》一章的《发展规划中的职业学校谬误》[2]。巴洛夫与福斯特的观点直接影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职业教育政策导向。
巴洛夫与福斯特关于职业教育认识与发展的理论区别甚大。其中，职业教育组织方式问题是争论的焦点。196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非洲国家教育部长会议，讨论该地区的教育与经济发展问题[3]。巴洛夫以“发展经济学”和“人力资源说”为基础，主张大力发展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并对传统普通学校进行职业化改造，即主张在普通中学设置职业课程，以实行多样化的学校课程计划。巴洛夫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支持，成为20世纪60年展中国家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巴洛夫的思想与世界银行的主张被当时的大多数国家所采纳。一些发达国家一般采取普通教育职业化、中等学校综合化的战略，在普通中学中渗透职教因素，并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措施是大力发展职业学校，并对普通学校的课程进行职业化改造。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职业教育的高度发展并未带来预期的高收益。反之，严重的经济危机与高失业率使公众与政府对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大失所望。传统学校职业教育“人力生产的规模效应”优势，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反到成为就业危机的一种危险；而其“应变能力差”、“反应迟钝”的弊端更加明显。福斯特60年代提出的职业教育命题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福斯特基于对非洲的多年研究认为，职业化的学校课程既不能决定学生的职业志愿也不能解决其失业问题。他以学校形式职业教育“技术浪费”与“天然缺陷”为核心观点，提出职业教育的重点是非正规在职培训，企业本位的职业培训优于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用其原话来说，“职业技术培训必须主要在正规教育机构之外进行”，发展企业本位的在职培训计划比发展正规的职业学校“更加经济”、“更少浪费”[4]。
二、学徒制与学校制之博弈：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的历史追问
（一）学校何以产生
职业教育历史悠远，可以说“自有分工，便有职业教育”。手工业时代技术传承形式颇多，但以“师徒相继”为主体模式。英国经历了自由学徒制、行会学徒制、立法学徒制阶段，12世纪开始盛行行会学徒制，劳动组织通常由徒弟、工匠、师傅三种身份组成。徒弟学习7年方可转为工匠，工匠游学几年之后，其“得意之作”经师傅认可方才能为师傅。1567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工匠、徒弟法》，标志着英国进入立法学徒制时代[5]。其他欧洲诸国与之类似，美国如是。17世纪后，学徒制衰落且逐步被职业学校所取代。
职业学校的产生首先基于权利诉求。欧洲大学的诞生先于基础教育，而基础教育一般被认为是家庭之责。贵族子弟接受家庭教师之教而进入文法学校，自然贫民排除其外。17、18世纪，欧美开始出现招收底层群众子女、具有职业教育特征的培训机构，如英国17世纪末期开始创办的“免费学校”“贫儿学校”“乞儿学校”“流动学校”等慈善学校，18世纪后期出现的星期日学校，后来曾一度流行于欧美各地。另外，还有依据教育家洛克的主张，集中贫苦儿童或流浪儿童，以职业劳动为主的“工作学校”。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职业学校指向贫民既是等级差距的凸显，又是教育民主取向的萌芽。
职业学校的产生基于效率原则。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超过了历史上发生的多次变革。如恩格斯所评价的：“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工场手工业时代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真正的狂飙时期。”[6] 机器工业的迅猛发展直接导致了对于技术工人的大量需求。学徒制因人才培养“低效”而逐步衰落，职业学校因“规模效应”开始占领历史舞台。175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开办了第一所文实中学，开设商业、航海、贸易、机械等课程。进入19世纪后，文实中学蓬勃发展，1830年，美国已有核准文实中学950所；1850年达到6085所[7]。1879年，武德沃德创办了美国第一所手工训练学校。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颁布之后，兼顾就业和升学的综合中学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职业学校的产生基于科学理论的学习。与手工业时代不同，近代工业技术以近代科学为基础。传统学徒制长于实践而疏于理论知识的掌握。因此，以科学为基础的近代技术教育呼唤一种新的形式。18世纪，英国“机械工人讲习所”诞生。机械工人讲习所是一种由中产阶级主动资助并自发组织的向技术工人讲授能应用于其职业的各种科学知识和原理的场所。机械工人讲习所具有成人教育的性质，聘请大学教授开设科学讲座。在英国，1840年的机械工人讲习所有200多个，会员2.5万人，至1850年，全国讲习所达700所之多，会员10万多人，拥有藏书70多万册。半个世纪以后，因成人教育的受众局限，许多讲习所转为面向民众子弟的工业学校[8]。同样，德国18世纪开始出现实科学校、商业学校、进修学校，等等。
（二）学校何以被质疑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源于历史条件的变革。产业革命初期，生产不足使社会并未显露就业与失业的困扰。由于工人需求数量巨大且技术水平要求不高，职业学校实践教学之缺陷并未显露。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失业震动使职业学校遭到质疑。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信息化与后工业化社会对职业教育提出诸多要求。比如，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后移，中等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发展，瑞典、英国等国职业学校转型为综合中学即为一例。传统职业学校对经济与社会巨大的发展变化反应缓慢。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源于自身的天然缺陷。手工业时代，技术传承的主体是学徒制度，而学校成为“理性”培育之所。可以说，学校产生的历史同时是“体脑”分裂的历史。学校远离生产，体现其“象牙塔”高贵之所的同时，孕育出自身的天然缺陷，即“实践”的缺失，职业学校亦是如此。职业教育因移植普通教育，所以重视学科知识的传习。职业教育是“做”的学问，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现代学徒制度、澳大利亚新学徒制度、美国青年学徒制度等相继兴起。而德国“双元制”的成功恰恰是企业弥补了学校教育资源的不足。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源于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激进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于美国的一种“非制度化”、“非学校化”教育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古德曼、伊里奇、赖默、贝赖特、霍尔特等。他们通过对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的批评，提出了教育的自由选择和“非学校化社会”的观点，强烈要求改革传统学校教育的单一性和封闭性。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做中学”的特征更是符合激进主义思想的取向。需要厘清的是，激进主义的“非学校化”观点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截然不同。
（三）学校何以尚存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提出的同时，一个基本事实是：职业学校一直存在着。福斯特之后，尽管世界银行的政策支持有所转向，但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强国的职业学校都没有消减，职业学校尚存有其合理性。
职业学校尚存源于自身的教育使命。学校与企业不同，企业追逐利润而学校旨在育人。英美两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除受崇尚“博雅教育”的传统影响之外，主要是由企业自身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即使是职业文化浓厚的德国，近年来企业参与“双元制”的积极性也在降低。因为接纳学生成本巨大而经济回报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对于以育人为天然使命的职业学校而言，是否存在断然不是由“投入—产出”的经济维度所决定的。即使企业积极参与办学或独立办学，同样不能替代职业学校即是这个道理。
职业学校尚存与教育对象的主体需求息息相关。学生的天性差异甚大，人才类型具有多元的特征。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为技术人才提供了心理学支撑。他在1983年出版的《智力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并着重论述了多元智能理论的基本结构，并认为支撑多元理论的是个体身上相对独立存在着的、与特定认知领域或知识范畴相联系的八种智力，即语言、逻辑、空间、肢体动作、音乐、人际、内省、自然探索[9]。其中，在“肢体动作”智能领域具有天才基因的学生容易培养成技术与技能型人才。新加坡“小四”普职分流，而德国是12岁。如果说职业学校产生于等级社会，现代职业教育应是“因材施教”的结果。没有职业学校，适合职业教育旨趣的学生的出路是什么？
职业学校尚存还在于其技术知识的传承功能。尽管企业同样是技术传承的通道，但其在技术理论教授方面存在不足。况且，企业由于生产的限制往往局限于岗位培训，因此企业独立的职业培训一般是不完善的。另外，职业教育形式只有多元化才有活力。然而，职业学校尚存的合理性分析不能自行解决自身的困境，同样不能阻止理论与实践领域对于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质疑的持续。但困境与质疑并非是坏事，或许是职业学校深度反思的开始与有效变革的前兆。
三、技术话语与学校本位之张力：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的内在困境
（一）跨界属性
职业学校面临的内在困境之一是如何面对跨界问题。历史与实践证明，单独的学校形式无法完成现代职业教育的整体任务。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导致了“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与“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这一“普遍法则”将职业学校引入困境且迷乱其取向。
德国与日本均是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度，但同时也是职业学校备受质疑之地。德国以“双元制”著称。企业与学校共同完成职业人才培养的任务。但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是企业本位的，职业学校仅是服务企业完成“应知”部分的教授。同样，日本以企业培训著称。而与此同设的职业学校，其效果与名声远远低于企业培训。日本之例，正是福斯特所言的：就职业教育而言，企业培训优于职业学校。职业学校在历史的沉浮之中尴尬存在。
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于20世纪90年代被引进中国，分别在辽宁、上海、北京成立三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引进的结果是除太仓、青岛等德资企业的“双元制”学校成功以外，其余均以失败告终。“双元制”的核心特征是企业与学校双方的“分量”不等性，企业主体是“双元制”成功的基石。中国职业教育以学校为主体的特征，直接导致“校企合作”中学校的被动地位。
中国“校企结合”最成功的事例是20世纪中期的中等专业学校与技工学校。行业办学使学校与企业基于共同的母体。二者之间的结合机制问题自然解决。但伴随企业改制与行业职能的转换，职业学校从行业之中被剥离出来，行业办学作为中国特色的“双元制度”自此消失。由于中国中小型企业居多，尤其缺乏企业办学的制度文化，因此“政府投入、企业办学”的模式是否可行还有待研究与检验。
世纪之交，校企、校校、区域合作等各种类型的职教集团纷纷诞生。职教集团作为一种创意试图解决资源共享问题，当然“校企结合”是其中的核心要旨。但实践证明，职教集团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企业办学积极性倘若无存，就没有真正的“校企结合”。跨界难题似乎成为职业学校的一种宿命。
（二）匠器法则
职业学校面临的内在困境之二是如何应对匠器成长的特殊规律。吴国盛在专著《科学的历程》中写道：“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上，一直存在着两个传统，共同构成了科学的历史渊源。”[10] 其中，两个传统指哲学家传统与工匠传统。
历史上对待工匠传统是非公正的。工匠培养被排除在学校之外而成为“隐学”。“箕裘相继”乃是典型范例。箕裘相继，语出《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志于学矣。”主旨手工业技术以父子相传，至今依然在民间诸多技术领域盛行。另外，民间学徒制度是技术传承的重要方式。中医为例，先秦长桑君教授弟子扁鹊，汉代淳于意师从师阳庆，尤其华佗与其弟子樊阿、吴普、李当之师徒传承极为著名，至今华佗收徒馆遗址仍可再现其当时授徒之景。明清时期，学徒制度在商业领域开始盛行，如闻名于世的晋商学徒制度特点鲜明并极为严格。另外，武术、曲艺、厨艺、木工、瓦工等许多领域学徒制度盛行至今。
历史地位相分与存留状态差异忽略一个重要的命题。匠器成长范式与哲学家成长范式截然不同。纽曼曾经对于哲学家生活有过经典描述：“大希腊之光毕达哥拉斯曾一度居住在洞穴里。泰勒斯终身未娶，隐居一生。柏拉图远离雅典，隐居在阿卡德米树林。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寒窗苦读20年；修道士培根孤居在爱生神城塔。牛顿终日苦思冥想，几乎因此失去理智……”[13] 试想一位工匠是否可以脱离实践、冥思苦想既成，答案是明晰的。
历史的分野直接演变为当下职业学校的尴尬。苏格拉底视匠器为傻瓜笨蛋，但职业学校却无法完成“傻瓜笨蛋”的培养，传统的课堂之上无法教出铁匠、鞋匠与生意人。柏拉图的雅典“学园”无法胜任农民与工匠的技术传授。亚里士多德的博雅教育更是与奴隶无缘。自学校诞生以来的“体脑分裂”直接导致今日学校无法完成匠器的培养。匠器的培养是“工作本位”的，而学校似乎只是长于学术人才的培养。
（三）默会向度
职业学校面临的内在困境之三是如何面对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作为一种知识形式与学科知识并存。相对于学科知识在教育实践中的“显性”地位与久远历史，技术知识因与生产实践融合而被习惯性地认为是一种“去理性”的存在，以知识相称则是20世纪技术哲学发展的结果。职业学校长于教授学科知识，而技术知识的教学与之存在很大差异。
职业学校的“学科本位”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技术是科学的运用。实践证明，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相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远在科学原理产生以前，人类就已经开始运用技术。技术的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在手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电器时代、电子时代都是如此。就如罗杰斯所言：“如果不了解科学，就不可能研究科学，因为科学是知识。但是即使不了解工程科学，也能够从事工程或技术活动，因为工程和技术是关于物品的制造。对理论一无所知时，实践知识也可以存在；在实践方面笨拙时，理论也同样存在”[12]。
职业学校长于“概念性”与“原理性”知识的传承，但技术知识是一种“行动知识”。技术知识中“默会成分”是典型的行动知识。行动知识又常以“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action），或者“内在于行动中的知识”（action-inherent knowledge）称谓之。如挪威哲学家格里门所说“对知识的表达而言，行动是和语言同样根本的表达方式”。波兰尼指出，默会认识和认识主体须臾不可分离。默会知识在离开其母体后便失去了生命，游离于其母体之外的只是一些毫无生命的明确知识。黄焕金对默会知识的描述更为形象，“知识一离开产生它的人的头脑，便像鸡蛋那样获得一个坚固的外壳”[13]。课堂是无法完成“行动知识”学习的。
职业学校长于“分科知识”的讲授，而技术知识是一种整体知识。亚里士多德开启了学科分类的历史，如自然科学有物理、化学等学科之分。与学科知识的细化相比，生产实践是综合的，其蕴含的知识形态同样是综合的。制造一台机器、建筑一栋房子皆不是只有力学、制图、材料等单门学科知识即可完成的。“分科知识”与“整体知识”的矛盾似乎即是“课堂”与“车间”的矛盾。
四、回归学校与适应变革之融合：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破解策略
（一）做当为之事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遭遇质疑一方面凸显出其需适应社会经济环境而作出变革，同时表明，学校变革的方向不是背离教育的“本质属性”与“核心使命”。概而言之，职业学校变革的底线是“做当为之事”。“当为之事”即是不可替代之事，“学校”回归“学校”是根本。
职业学校第一任务是对于职业人才的唤醒。职业教育的本体价值在于育人，没有人的职业教育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过度专注技能与技术层面的“人力本位”范式愈加强化技术理性异化所引发的深层危机。“人性”关照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学科信仰与永恒坐标。职业人才的尊严与觉醒是一个深刻的哲学与伦理学命题。职业人才在青年时期没有对于自身理性的觉醒，没有对于人类自身的关注意识，没有对于生命自由与局限的体认，没有对于人性问题与美感的追求，一个混沌与蒙昧、缺乏深度关怀的个体，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职业主体。职业教育本身如果“去启蒙性”就不能称之为教育。而职业人才的唤醒是企业培训无法完成的。
职业学校贵在关注学生整体素质培养与发展的张力。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谋生劳动”与“自由劳动”的概念，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工人视生产活动仅为谋生手段而丧失自觉劳动的兴趣。对此，马克思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工具的技能。”[14] 杜威的职业准备“间接论”同样是在未来岗位变化与职业涵盖无限理性的基础上提出的。企业培训关注“用”而不关注“育”，整体素质培养是学校当为之事。
职业学校需重视学生成长通道的创设。学生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此建设普职跨界融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的证书制度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互通即是成功的范例。跨界融通基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同质性，目的是促进两种人才的自由选择与多维发展。跨界融通与基础取向皆是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凸显，这应是学校所尊奉与守持的。
（二）做可为之事
“做当为之事”是基于职业学校使命而言的，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学校变革的方向。以此为基础，职业学校在变革方向上仍存在着“度”的把握。核心问题是职业学校基于效率原则在顺应变革过程中“做可为之事”。“做可为之事”是适应变革，效率原则同样是学校存在合理性的基础。
“做可为之事”首先体现在学科知识的改造上。学科知识并非一无是处，知识体系所显示的系统性必然会影响人类的思维，无论是作为义务教育或是素质培养皆是必要的。目前职业学校对于学科知识的“彻底颠覆”在知识论层面上是危险的，“做”的学问需好好研究。CBE课程的任务导向以及项目课程的综合皆是很好的尝试，但是基于工作任务分析而“析出知识”的内在机制还需进一步探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削弱理论思维与背离工作本位均是对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误读。杜威在批判教育“二元论”的基础上提出，必须改革学校的课程体系，使普通与职业两类课程结合起来，为上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共同目标服务。杜威关于课程整合的思路正是美国乃至欧洲20世纪职业教育课程范式的选择。
“做可为之事”同时体现在教学方式的改造上。“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必然选择。学校教育需吸收“工作场所学习”的特点。普通教育领域对于传统教育的批判早在欧洲“新教育运动”和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中就展开了。这些普通教育的改革均加入了手工操作的课程，职业学校必然要依据内在的属性而变革。
“做可为之事”在于与环境的互动机制。作为一种效率原则，“做可为之事”并非完全不考虑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最终需要政府、学校、企业的全面参与。因此，学校在做“当为之事”与“可为之事”的基础上，应该成为一个开放而不是封闭的体系，尤其要保持、创设与企业之间联合、互动的能力与机制，要积极推进校企合作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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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Vocational School
——Thinking Triggered by Foster’s “Vocational School Fallacy Theory”
LU Bao-li1，2， PANG Hai-zhen2， SHI Rui-zhen2
（1.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2. Hebei Teachers’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关键词：特征分析；实践反思；知识生产；学校及学科局限性；综合实践活动
中图分类号：G633.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03-0101-06
上世纪80年代后，重视实践、重视知识的联系的教育观念再次受到世界范围各教育大国的重视。如美国的“2061计划”，法国的“多样化途径”，日本的“综合学习时间”，等等。我国亦于2001年6月在所颁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提出“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该课程“强调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增进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从国际实施情况来看，对于开设这种重视“综合”与“实践”课程的必要性，在理论上，人们从诸如进步主义教育哲学、认知心理学、建构主义、活动理论等诸多理论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但遗憾的是，在实践的层面上这种课程至今没有提供一个全面有效的国家的案例。
在我国，自2001年以来，人们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比如，专题的全国或国际性研讨会议已举办近十届，以书名中含“综合实践活动”为条件通过读秀中文搜索，可得到中文图书1600多种，而以文章题目中含有“综合实践活动”为条件进行搜索，可得到中文期刊文章4800多篇，硕士论文200篇。
文献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内涵、特征和价值，课程实施所要面对的“主题设计、课程资源开发、师资、教学结构与模式选择、课程管理督导与评价”到实施案例，有着极大的丰富性。
就实践层面来说，浏览一部分介绍实施方案和提供活动案例的相关文献。如果从多样性来看，倒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其中也委实不乏令人击节、动人心弦的案例，但当我们激动过后掩卷而思，这些案例活动可以常态化吗？该案例中的学生所在的班级、学校的其他同学都享受到这种高质量的课程了吗？答案往往是否定的。
总地来说，正如有论者所言，我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进入常态实施、普遍实施、大面积规范实施的进程过慢；国家课程计划的严肃性得不到保证”，[1]举步维艰，困难重重。[2]一方面，一些一线学校很茫然，不知如何开发。[3]另一方面，虽然起步，但开发的课程与课程标准有较大的差距，或难以为继。[4]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边缘性至今没有改变，同时，该课程的裂化、学科化却接踵而来。[5][6][7]
对于导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困难的种种原因，已有大量文献从课程实施的宏微观层面进行了论述。比如，课程的首次开设，再加上课程的“三无”性，使实施者无以为据。对于导致不能常态化的原因，透过论述，一般认为当前面对的难以常态化的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是对课程性质的理解不到位、资源的缺乏及教师配置难以适恰，课程及教师的评价的科学性。[8][9]事实上，除了以上因素外，人们没有论及的常态化何以不能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对本课程评价与其他课程评价的不一致性；同时，学科式配置师资是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性质有着深刻的矛盾。[10]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显然并不理想，以上分析显示有许多制约因素限制了它的展开，而其中一个重要约束是对课程性质的理解。这里仅就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至少应具备的一些特征在已有重要分析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课程目的和课程实施进行再讨论。
Paul Ernest曾指出教育目的所体现的教育价值应能决定或至少制约教育手段。[11]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价值也必然要体现于它的特征之中。当前一些实施形态显然背离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目的和价值，它促使我们对该课程应该具有的特征进行重新评估和进一步思考。
下面首先对综合实践课程应具备的特征进行了思考的重要文献按时间进行梳理。
1.已有研究的概述。早在2002年，钟启泉先生在《教育研究》发文，从课程编制原理和知识论的视角论述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涵义和价值。他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使学生置身于活生生的现实的（乃至虚拟的）学习环境之中，综合地习得现实社会及未来世界所需要的种种知识、能力、态度的一种课程编制模式。”这种课程是对学科课程的超越，其特征是“以重大的主题为中心，准备了若干学习的途径”，以“主题——探究（经验）——表达”为组织单元，不仅重视结果而且更重视学习过程，通过“学习”，学习者实现与“客观事物的对话”；与“教师和同学的对话”；与“自身的对话”，同时进行“智慧的统整”和“知识的统整”。[12]
亦是在2002年，陈时见等则直接指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本质特征是“统整性、开放性和实践性”。作者对三性的解释是，与学科课程的纵向垂直组织形式形成根本区别的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按水平组织的原则统整课程的内容与活动，并且统整学生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教师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学习方式；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整合了一系列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研究方法以及当代社会的综合性问题，着重培养解决综合性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对于开放性，从课程目标看，表现出关注每一个学生个体的较强的针对性和发展性；从内容看，课程能够及时对知识吐故纳新，具有柔韧性和生成性；从课程实施来看，可以突破基于教室的时空限制，具有灵活性和弹性；从评价看，呈现出方法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实践性则表现在课程强调学生的实践活动和直接经验。[13]
2003年，郭元祥和田慧生分别发文阐述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基本规定和基本原理。郭元祥指出，综合实践活动具有如下特点：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和生成性。而田慧生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基本理论与实施策略》中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特点是：实践性、开放性、自主性和生成性。可以看到，两位学者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特征的表述在语词的使用上是大体相同的，但如果仔细考察其内涵，两者是存在一些差异的。前者认为，课程的综合性是由学生所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所决定的，学生要处理由个体、社会及自然等基本要素构成的复杂世界，必须通过对知识的综合运用才能奏效。
实践性在于综合实践活动以学生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为课程资源，在学科课程中，即使是实践环节，都难以超越学科固有的知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学科课程的知识，形成基本技能。但综合实践活动的实践性学习是为了密切学生与生活的联系、学生与社会的联系，发展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本身。而开放性指综合实践活动面向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尊重每一个学生发展的特殊需要，其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活动方式等方面都具有开放性特点。作者认为，开放性意味着活动内容、活动方式及过程都是因人而异，非常个人化的。由于“学科课程中某些知识与技能、情感和态度，以及价值观可以通过告诉的方式传递给学生，而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则是不能以 ‘告诉’的方式来传递的，它必须要求学生在活动过程中亲历和体验，才能不断地生成。”所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具有生成性。[14]而在后者，实践性指该课程强调学生的“亲历亲为”，要求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活动过程”；开放性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内容和实施等具有开放性，它超越了封闭的学科知识体系和单一课堂教学的时空局限，面向学生的整个生活世界，为了适应学生的特殊学习需要、活动发展的需要和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可以及时调整活动目标和方案及活动步骤和环节；自主性指课程的设计基于学生的兴趣和需要，目的是要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一个广阔空间。课程实施中要求“教师通过自己的设计、组织、引导，使学生最大限度地、自主地参与到活动中去，并能积极主动地获得一些丰富的切身体验”；而生成性指随着活动的不断展开，学生的认识和体验不断丰富和深化，“新的目标、新的价值、新的主题”将被生成。[15]
李臣之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中提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基于学生经验、兴趣和生活，透过学生的体验过程，建构学生对活动的意义，认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促进素质综合性发展的主体性活动项目与方式。”基于这一定义，李臣之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具有：①活动设计的前提必须基于学生的经验、兴趣和生活；②活动展开必须遵守“学生的体验过程”的基本规定；③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建构学生对活动的意义、认识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关系；④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总目的必须促进学生素质的综合性发展；⑤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基本要素应是主体性活动方式等5个方面的特点。[16]
以上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之初一些学者对该课程特征的一些阐释，它们对人们理解课程的目的和内涵，以及对课程的展开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一些看法后来成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的重要内容。
随着课程的进一步推行，有研究者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特征进行了进一步明确，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具有课程目标的综合性、课程内容的专题性、教学方式的实践性、教学过程的体验性、教学环境的开放性、教学活动的主体性、教学情境的趣味性、教学价值的创新性等特点”。[17]
显然，不管是立足点、明确性，还是内涵及深浅度，这些观点之间存在差异，比如，有论述非常重视“强调学生兴趣、个性和内在需要，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重视主体性、自主性”，也有论述强调综合课程活动的个人化，这些差异展示了理论的丰富性，同时也给进一步探讨留下了空间。尤其是课程展开到今天，丰富的现实，包括异化促使我们对课程内涵及相应的特征需要站在“巨人肩头”做进一步的思考。
2.课程特点再思考。下文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特点的提出以及对这些特点内涵的阐释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的思考。首先，特点及内涵将坚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第5条的边界，同时考虑当今知识生产特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当下现实、人工学习场所学校学习的局限性以及学科课程对学习的局限性。
对于课程目的和定位，课程纲要已明确该课程“强调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增进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是“从小学至高中设置……并作为必修课”。从这里出发，考虑其它因素，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至少应具备综合性、实践性、学术性、社会性以及必修性等特征。
首先，综合实践活动是综合的。知识的分科曾是人类发展历程上的重大进步，但累积的知识已是如此庞大，知识的类分已如此细化，任何一门学科分支的知识、信息足以使一个人淹没，跳出学科知识的分裂，在整体意义上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知识，理解整合的知识能解决什么以及尚不能达到什么已成为当务之急。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彼此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信息共享的时长已大大缩短。这一方面使得各种问题更趋错综复杂，在解决问题时必须迅速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做出及时应对，同时使得单纯的线性研究不复存在，同一个问题的研究往往有大量的研究团队同时进行，研究结果往往是点阵式的跃出，这使得每一个研究团队必须对问题研究进展的各种信息进行及时整合与评估，以便为下一步甚至几步的方向做出规划。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分析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但分析是没有尽头的，随着分析的深入，知识与信息将变得迅速的复杂化。我们必须具有管理复杂信息和知识的能力，亦即整体、系统的观点。所以，知识的进化乃至社会的进步都要求学生的学习对此综合性做出反应。
基于这种综合性的理解，那种把原来的班团活动与研究性学习再加信息技术之类简单地划归于一个新的概念之下即称之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践模式是非常不合适的，甚至是没有诚意的。正如钟启泉先生所言，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超越学科课程乃至综合课程的。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对内容的例举不应成为课程实施中课程割裂的理由。而那种把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化归为学科中的综合实践活动，即“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数学综合实践活动+语文综合实践活动+……+xx综合实践活动”也是对综合性的误解。同样，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种过渡性课程的观点是对综合性的价值缺少充分理解的表现。在这种综合性下，像其它学科课程一样单一配置教师或根据纲要内容分别配置教师对教师来说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是无法承受之重，而对课程目标来说是“无法承受之轻”。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指导教师由于对综合性课题知识的极度缺乏从而对学生的问题极不敏感，对学生的指导往往是大而无当，不了了之。
其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实践的，它必须使学生处于活动之中。毋容置疑，我国中学生的大部分课程是纸笔化的，并且学习是一个师生高度交融，教师全程指导，争分夺秒、绵密织网的过程，可谓是深度把玩概念式的学习，但我们已经知道对一个概念的认知往往是没有尽头的，这种单一的纸上谈兵式情景使学生知识难以迁移到复杂情景，无助于解决具体问题。我们也同样知道，即使是学科课程，如果不把它与学生对世界的理解联系起来，学生一旦离开学校，他将回到前概念状态，这可以很好地从我国低科学素养与我国普及教育的程度不相称的现实得到印证。学生需要一个相对从容的空间，能综合多种认知技能，实践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实践是思维的载体，学习在实践中得以展开。那种黑板上的垃圾分类处理，一节课式的理财，从知识的生产看毫无价值。
知识的生产确乎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实际问题的推动，一个是知识系统内部的张力，但回顾知识生产的历史，归根结底，知识的创造孕育于实践。实践是一个具体化的过程，维果茨基的研究表明除母语外，大部分知识的习得，具体化过程比它的反面更重要。综合实践活动应是综合各种知识与技能于实践的活动，促使学生知识情景化，并历经实践达到深刻化过程。
文献回顾中我们看到，一些学者强调学科学习是简单化的割裂生活的，综合实践活动是要让学生直面复杂世界。在此基础上，我们应看到一个人要具有处理基于个人、社会、自然为基本要素的复杂世界的关系的能力，他首先必须拥有的是相应的知识。综合实践活动课应具有学术性即在于，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是不能承担得起责任的人，对社会的体认是一种理论支持下的深刻透视，实践是科学指导下实践，不是简单动作技能甚或停留在情感的层面。
一些综合实践活动纯粹停留在收获消息的层面，观察其效果是“远看成绿近似无”。 信息不等于知识，一般来说知识和信息存在关系K=lnr；[18]同样，拥有信息并不意味着信息会自动转化为知识，它需要一个复杂的加工机制。这个过程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士的介入是极为重要的，一些以研究为名的活动往往只具有形式上的效果。一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学校会提供丰富的题目，或者学生寻找题目，然后是开题报告、中期检查、结题报告一路走下去。由于缺少实质性的支持，大部分学生最后收获的是网上文字图片的接龙。事实上这些形式既不是科学研究所必要，更不是其核心，当然也无须奢谈学生研究能力的增长。教师不能仅围观，或坐等咨询。没有学术审视、理论思考，系统化、结构化过程，仅是凌乱的现象、事实，不会有什么价值，正如每天吃三角形饼干也吃不出三角形概念。
第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应具有社会性。人工设计学习环境的学校委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但根本上人是社会的产物，知识、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传统一直认为的学校是授受社会知识的中间物，知识存在于人与社会环境的交流中。维果斯基认为社会环境对学习有关键性作用，社会环境通过它的文化物品、语言及社会机构等工具影响人的认知；[19]知识的表征形式、生活的社区乃至公众的范围，以及文化，阶层，社会思潮等等对知识的传播、分布、转换对有着极大的影响。[20][21]我们所处的现实是学生的经验和生活是学校生活，社会被学科学习隔离，社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道听途说，或浮光掠影，充满着距离，极不真实，教育内容纯粹是人工知识体系。综合实践活动应是打破这种封闭性建立学校与社会关联的重要通道。
最后，它是一门必修课程。当然首先是一门课程，但实施中，我们把它裂解成3门甚至4门课程，使它不再具有整体性。即在课程实践中，学习经验没有得到组织，而把它分成几块分而治之，这违背了课程的基本规则，我们没有课程的边界，也无法知道材料是如何被组织的。
同样，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门独立的课程，有人认为这门课程是一门过渡性课程，它最终要消融于学科之中。学科学习当然不排斥也应该具有综合性实践活动，但把该课程学科化显然违背了课程性质——必修性，其价值不言而喻会受到损害。
另外，课程的必修性还在于不能把该课程等同于选修课，甚至兴趣课。我们可以看到实践中该课程已具有“精英主义”甚至“功利主义”倾向。很多研究报告更乐于奉献那些令人击节赞叹的案例，展示活动所获得的奖项。我们无从知道是否所有的学生都从这门课程受益，学校提供的研究课题是否适合所有的学生，是否所有的学生都得到了充分的支持。
尽管人工学习场所的学校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其与社会的过度隔离一直受到人们的警惕，我国就一直有批评读书人“五谷不分”的声音，卢梭、福禄倍尔等对此也早有论述，上世纪杜威更提倡“教育即生活”。但当“两耳不闻窗外事”成为强大的传统，改变它总是极为困难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作为改善这种状况的又一尝试，它首先需要人们教育观念的更新，当然也需要实践创新和坚守，本文是在反思实践的基础上对课程特征的新的探索，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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