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8 08:00: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人口经济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商业选址 零售业 人口经济学
零售业是指通过买卖形式将工农业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直接售给居民作为生活消费用或售给社会集团供公共消费用的商品销售行业。零售业的经营中，销售地点的选址是零售商业项目开展的首要条件。项目的选址好坏，直接影响该零售项目的成功与否，同时也是零售商业企业面临的最复杂和最具挑战性的风险决策之一，因为商业项目的选址一旦选定，较长一段时间内是无法进行变更的。
一、零售业商业项目选址的一般原则
一般来说，零售业商业项目的选址主要考虑一下原则：
1.目标市场原则
大型零售商业的目标市场一般是高、中档次的工薪收入的阶层，地址宜选择商业中心、居民聚集区和工薪阶层工作区域。
2.容易接近原则
大型零售商业应选择在交通便利的商业区、经济区、文化区附近，并有规模相当的停车场和临近公交站点，方便顾客来往。所以大型零售商业应按所在地人们行进、停留的规律进行选址分析，应选择在顾客容易接近的地段和位置。
3.具有可见度原则
商业的可见度是指大型零售商业位置的明显程度，比如说选址的位置无论在街头、街中、巷尾，应让顾客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能获得对零售商业的规模和外观的感知，当然这需要从建筑、装饰等几个方面来完善。
4.投资预期目标原则
大型零售商业在选址时，除考虑外部因素外，还应考虑自身的条件，如经营品种、规模、方式等，要以能实现预期投资目标的地点来衡量地理位置。
二、从人口经济学角度思考零售业商业项目选址的策略
笔者认为零售业项目的选址是一个复杂而又存在很大风险的工作，其选址方式必须具有严谨而精细的特征。作为零售业，最终销售目标也就是最终进入零售商场购物的消费者应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单独成为一个研究目标分析。所以从人口学角度思考零售业商业项目的选址工作非常重要。
1.哈夫(huff’s model)模型内的人口因素。
为了说明人口分析在零售业商业选址策略中的重要意义，本文引用商业选址理论的经典模型――“哈夫模型”(huff ’s model)进行分析。
哈夫模型是国外在对零售店商圈规模调查时经常使用的一种计算方法，主要依据卖场引力和距离阻力这两个要素来进行分析，运用哈夫模型可以计算出消费者去该商业项目光顾的概率。模型如下：
式中：P即是消费者去商场购买某种商品的可能性；S代表商场的规格档次；T则代表消费者去商场的方便程度。为了更加突出商场在该地区的消费潜力，在得到P值后，还可以得到模型：
式中：POP指辐射范围的人口数；Income是指该地区人口的收入水平，即购买力；MPC是指当地消费者的购买偏好，从而得出商业项目内商品在该地区最终的销售情况SP。
从以上模型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出：商品销售情况的好坏与人口规模的大小呈正相关，同时也与人口素质高低（体现在人均收入水平、购买偏好上）呈正相关。人口因素无疑是影响零售业商业选址的重要因素。
2.人口因素如何影响零售业商业项目的选址
(1)人口规模因素对零售业项目选址的影响。零售商业选址往往首先考虑的就是辐射人口的数量。地址能辐射的人口数量直接反映了潜在顾客的多少。四周拥有密集住宅区的零售商业企业自然要比一个设置在偏僻地区的零售商业企业能获得更多更好的经济效益。但究竟应当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人口规模是否适合建立零售商业项目。一般来说，人口年增长率在3%以上的地区较适合开展零售业商业项目。人口年增长率在3%以上的地区,由于人口规模增大,人口的消费需求相应必然要增高,因而零售商业企业如在这里选址必将会取得更好的市场效益。但从另一方面说,人口规模仅仅是影响零售商业企业选址的一个方面。对零售商业企业选址有影响的还须是此种一定数量的消费人口所具的购买力水平或购买规模,而一个地区人均购买力水平的高低又取决于这一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收入水平高,购买力水平相应就高,对市场的需求也就大。通常我们用购买力指数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市场需求总量。
(2)人口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对的影响。人口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构成往往能决定他们的消费习惯。教育程度高的人,通常倾向于质量上乘的品牌产品,这些人品味高,对消费质量有较高的要求。人们教育水平上差别和收入水平的高低,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相应地在消费模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零售商业企业选址时,应考虑到自身的经营特色是否与当地的消费层次相适应，应考虑到其服务半径内人口的特点,开展相应的营销措施。
(3)流动人口对零售业商业项目选址的影响。对零售业来说，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相比具有先天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光顾次数的增加，商场对周围辐射人口的吸引力随着边际效益的递减会逐渐减弱。附近人口转向同地区相似零售商场的机会也会增加。而流动人口正因为其流动性强的特征，也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购物上存在随机性，所以建立在拥有大量流动人口地区的零售商场必然会产生顾客的增多。
参考文献:
[1]李扬:大型零售商业选址策略分析.商场现代化, 2007.5
俞宪忠（1956.12-），男，山东滕州市人，管理学博士。现为济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岗教授，研究生导师，济南大学劳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获得聊城大学教育学学士学位和河海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人力资源方向）。曾在山东科技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和济南大学等高校任教，主讲过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规制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等专业课及基础课，并于2000年晋升为经济学教授。主要学术兼职是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美国剑桥学院兼职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经济论坛首席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山东交通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社科规划办专家库成员，山东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生产力学会理事，济南市理论工程人才，新浪网财经和凤凰网财经频道“经济学人”专栏作者等。
二、研究领域
俞宪忠教授主研制度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主要是从制度变迁与人口转变的理论视角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一是制度变迁研究，在此领域主要研究作为市场经济制度核心构件的产权制度，尤其是自由选择性质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二是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研究，在此领域主要研究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市民化和劳动者自由选择问题，致力于表达国民大众的主体发展诉求；三是劳动就业制度研究，在此领域主要研究农业、乡镇、国企和政府四大充分就业陷阱，并致力于寻求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制度创新路径问题等。俞宪忠教授的主要研究特色是主张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和学术竞争等学术理性，并坚定不移地认为作为思想现代化、人口现代化、就业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包括政府现代化）的“新四化”，远比作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的“老四化”而更加重要，“老四化”只能是“新四化”的发展函数。“新四化”对各种发展现象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俞宪忠教授的职业精神：做一个独立而有良知的经济学人。
三、研究成果
俞宪忠教授先后共出版经济学著作与教材13部。在《人民日报》、《经济学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人口年鉴》、《文史哲》等重要报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80余篇，其中CSSCI和全中文核心期刊70余篇，98%以上的文章均为个人独立撰写。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口年鉴》等转载20余篇次。独立主持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骨干参研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子课题主持人和一般项目执行人）。先后共获得全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1990、2008、2012、2014）、山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2014）、山东省第6届精品工程奖（2001）和山东省软科学优秀成果奖（2014）等学术奖项10余项。
四、主要论著
1、现代市场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2、流动性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3、城乡和谐就业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4、自主产权与自由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5、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文史哲，1999年第4期。
6、可持续性创新分析，光明日报，2000年7月4日。
7、现代化的动力是绝大多数人受益，文史哲，2000年第4期。
8、制度现代化解构，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9、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5期。
10、城市化进程中的若干问题辨析，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1、充分就业状态及其发展陷阱，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
12、繁荣时期政府不作为的宏观政策命题，文史哲，2004年第6期。
13、人口流动规律及其政策含义，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1期。
14、社会科学是生产力之母，经济学家，2005年第2期。
15、中国人口流动的动因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6、全球化与中国劳动力自由流动，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17、从“招商引资”到“招商引制”，浙江学刊2009年第5期。
18、对劳动密集型战略的理论质疑，财经科学，2010年第4期。
19、劳动发展须超越中国制造，人民日报，2010年6月17日。
20、“包容”是民众发展的制度诉求，人民日报，201010月14日。
21、从科斯定理到劳动力自主产权，浙江学刊，2010年第6期。
22、从正面理解危机的经济成长价值，齐鲁学刊，2010年第4期。
23、专业化分工的经济驱动效应，东岳论丛，2010年第5期。
24、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体权利诉求，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25、自主产权、物品产权和知识产权背景的制度效能，改革，2011年第4期。
26、优好制度设计：激励与惩罚相兼容，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2期。
27、制度现代化的演进趋向与路径选择，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28、劳动力产权界定的最优模式与最佳路径，经济问题，2012年第8期。
29、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者自益，东岳论丛，2012年第2期。
30、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和谐发展研究，齐鲁学刊，2012年第2期。
31、市场经济制度与劳动力自主产权，当代财经，2012年第10期。
32、当代人力资源研究的缺陷及其成因，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33、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力代际权益配置，浙江学刊，2013年第5期。
[摘 要] 较为详细的评价了任媛副教授的著作《基于劳动力乡村――城市迁移的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指出该书“现实针对性强，较好的创新性，研究方法科学”这三个特点。认为该著作对推动我国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且对我国城市化质量及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城市化；户籍制度；改革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7. 087
[中图分类号] F291；D63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07- 0196- 01
0 前 言
任媛副教授撰写的《基于劳动力乡村―城市迁移的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一书，是一部较系统研究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著作，通过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在机理，构建了系统的户籍制度改革理论框架，为设计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为促进劳动力乡村―城市迁移的顺利进行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该书有三个特点。
1 现实针对性较强
为了适应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1950年我国开始实施了限制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制度何去何从，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面对并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之一。学术界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成果也在大量涌现，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角度来分析，使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探讨户籍制度的论著相对较少。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1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同时，仍然强调“严格控制城^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仍有一定距离。对城市政府来说，如何适应外来人口落户的强烈需求，制定出符合城市实际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乃至最终废除户籍制度，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该书从城市户籍的供给需求出发，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路，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2 具有较好的创新性
该书以劳动力乡村―城市迁移为主线，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在对劳动力乡村―城市迁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户籍制度对劳动力乡村―城市迁移的制约作用、机理和路径；综合评价了户籍制度改革对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影响，并对不同类型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进展做了实证检验，提出了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及方向；借鉴部分城市户籍改革的经验，提出了一种基于户籍供需均衡理论的新型积分制改革方案。
3 研究方法科学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该书综合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借助社会调查等研究手段，从城市政府角度出发分析改革所产生的成本收益问题，深入研究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缓慢的原因，构建了户籍改革的评价模型及判断标准，为户籍制度改革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
4 结 语
总之，该书为推动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和质量，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3月1日上午，《投资者报》在北京大学专访了亲身参与北京市居住证制度调研的著名人口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陆教授透露，未来出台的北京市居住证将会涉及住房、购车、社保甚至子女教育等热点，但短期内，居住证还会与户籍人口有所区别。
《投资者报》：你曾亲身参与过北京市居住证的调研工作，目前北京居住证制度改革的进展如何？
陆杰华：目前还是在讨论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大的方向应该是增加公共服务功能，比如第一个就是社会保障这块，比如子女教育，尤其是高考怎么放开，比如购房，第一套购房，现在我们的购房主要是面对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怎么放开可能会在居住证里会涉及到。还有一个很重要，外来人口经过多少年，可以获得北京的户口，这个可能是居住证里比较有突破性的变化。尽管可能制度出来后短期来说，受益的人群可能不会太多，但至少给流动人口一个希望，他能够得到城市的承认，能够得到应有的待遇。
《投资者报》：据我们了解，北京市最早于2007年就提出要调研出台居住证制度，但是近5年过去了居住证制度还是没能出台，为什么？
陆杰华：其实，这两年居住证为什么没出台，主要难度就在这一块，社保、子女教育（主要是高考），包括住房，包括购买汽车，这几个都是难度比较大的。我觉得不管是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出台，它都可能要涉及这些方面，它不会具体到哪个方面，但是会有相应的渐进的门槛使这些人逐步达到与户籍人口一样的福利待遇。
《投资者报》：可否通过居住证制度，放宽对于长期在北京工作的住房刚需群体的限制？
陆杰华：这个肯定会在居住证里有所体现，但是不会是一个大学生毕业就直接享受买房、租房的待遇，它肯定会有一个时间的积累，这个就会和户籍人口有一些差别。通过这个居住证，要缩小这个差别，首先它要打破这个差别，就是不能让这个制度鸿沟越来越大，逐步缩小。但短期内，居住证可能达不到大家期望的要求。长期来看，居住证应该是面对所有人的，不应该分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就是所有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都应该有北京的居住证。■
关键词：一孩户；再生育意愿；序次模式；样本选择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6-0030-09
一、问题的提出
生育意愿是个人在生育子女方面的愿望和要求，包括数量（意愿生育孩子数）、性别（意愿生育孩子性别）和时间（意愿初育年龄和生育间隔）三个维度[1]。尽管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往往并不一致[2]，但生育意愿是生育观的直接体现，是生育行为的心理基础和动力源泉[3]，对生育行为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4]，和生育水平的普遍降低有密切关系[5]。在生育行为抉择模式的应用上国内研究大多属于同步模式假设（OneDecision Model），即假定夫妻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前就已经决定要生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从序次模式假设（Sequential Decision Model）出发对生育行为或生育意愿进行考察的研究较少。序次模式假定生育意愿不是一个恒定的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人们往往在生育了第一个孩子之后才会决定是否生育以及什么时候生育下一个孩子，因为对下一个孩子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估、婚姻前景、目前孩子质量等因素会对人们再生育下一个孩子的决定产生影响[6]。序次模式对数据的要求较高，一般需要纵向数据来支撑该模式的论证，因而难以在实际操作中使用，但其视角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生育意愿的契机。
本文试图通过对已经育有一个孩子的农村已婚有偶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进行考察，以序次模式的视角对比一男户和一女户再生育意愿的异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已生育孩子的性别对于一孩户再生育意愿的影响。一方面，育有一孩的农村已婚有偶育龄妇女是计划生育工作关注的对象，在“一孩半”政策下，一男户已达到政策边界，一女户则还有再生一孩的生育空间，无论是一男户还是一女户，他们的再生育意愿和再生育行为同生育政策之间的博弈密切关系着人口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这部分育龄妇女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她们对于生育一个孩子所付出的成本（如分娩的痛苦、经济的付出、抚养的精力、职业发展的滞缓等）以及可能获得的收益（如亲子关系的心理抚慰、家庭与社区的认同、未来的经济和养老保障等）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此，对于生育下一个孩子的打算有着比生育第一个孩子时更为理性、真实，更少“幻想”成分的考虑。询问一个育有一孩的妇女“是否愿意再生一个孩子”和询问一个没有生育过孩子的妇女“是否愿意生两个孩子”，从最终结果所代表的生育数量上来看似乎可以等量齐观，但实际上两种设问情境有着相当不一样的分量。
二、文献回顾
1.生育意愿状况研究
我国当前农村居民平均意愿生育孩子数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但是仍与平均政策生育数之间存在差距。“儿女双全”似乎是农村居民在有条件生育二孩基础上的最高理想，而在只能生一孩的条件下农民的男性偏好强度最大[7]。“多子多福”观念已被大大削弱，“一个太少，两个正好”则成为了普遍的想法，而恰恰是养育孩子较少的群体内部有更大的比例认为“只生一个孩子太少”，一孩户的这一比例高达709%[8]。城乡居民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差异也不断缩小，普遍的理想子女结构为一儿一女[9]，双峰偏好这一新提法也是对生育意愿的数量形式多样化的一个补充[10]。
在生育底线的探讨方面，“一个男孩”的“农民生育文化边际性”[11]试图划出一条农民的生育底线。然而“生男即止”虽然突出，但是“生男不止”现象也值得关注，农村地区的生育意愿可以总结为基于“男孩偏好”和“儿女双全”的理想结构，有学者归纳为“两孩至少有一男”的“生育极限空间”[12]，“男孩偏好”只是生育意愿被生育政策干预和约束后的一种下限表达，实际中国人的“性别偏好”更为复杂[13]。上述的探讨关注生育意愿的底线位置到底是左一点还是右一点，对于底线条件得到满足之后的进一步生育行动策略未予涉足。本文将对“农民生育文化边际性”的满足是否抑制再生育意愿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进行检验。
2.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1）人口经济学经典效用分析框架。西方人口经济学和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在分析夫妻生育选择时采用“效用最大化”取向，假设夫妻是理性的“经济人”，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和运用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莱宾斯坦认为，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如孩子的生活、教育、娱乐等费用，此外还有间接成本，即父母的受教育机会和增收机会的减少，又称“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而孩子的效用在于消费、劳动和保险，因为孩子既可以看作一种能给父母带来精神愉悦的耐用消费品，也能视为进行生产增加收入的劳动力，还能作为一座安全的靠山为年老的父母提供养老保障。通过对第n个孩子带来的效用和成本进行比较和权衡，一对理性的夫妻能做出是否需要这个边际孩子的决定，这就是“边际孩子理性选择模型”[14]。伊斯特林提出夫妻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有对孩子的需求、可能的孩子数和控制生育的成本[15]。其他如贝克尔和舒尔茨的理论在框架上与前所述及的研究有异，然而基本假设皆为“效用最大化”，这一理论取向对国内人口研究影响最大[16]。
（2）社会学-人类学的文化视角。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生育在亲子关系中的社会文化意义而非经典的成本-效用。采取文化视角的研究认为，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世界中，生育不能简单看作一宗可以算计的买卖，而是一个生命逻辑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一种不可推卸的生命任务，是对祖先的“还债”，因而生育除了是一种现实性需求，更是一种价值性需求，一种精神性的满足，经济发展所能消解的只是现实性需求，对于价值性部分没有构成实质性削弱[17～19]。介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农民不是人口经济学经典分析框架所假设的理性的“经济人”[20]，他们的“市场理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培养，充其量只是“市场边缘人”，而且生育决策的决定单位并非“个人本位”，而是“家本位”的。农民所生活的社区是由礼俗传统构成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由组织制度构成的“系统世界”的双重叠加[21]。农民生育需求二重性和农民所处的社区文化环境的二重性不啻是在中国情境中解读生育愿望的一个重要角度。
（3）其他因素。研究还发现诸如外出、户口、教育、职业、收入、妇女地位等其他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外出这一变量降低生育率[22～23]，对农村妇女意愿生育数量的减少有显著作用，但对性别偏好的作用微乎其微，或者说外出的妇女意愿生育数量的变迁快而意愿生育性别的变迁是滞后的[24～25]。户口、职业的影响一直存在，而教育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大[26～27]。不同经济收入的妇女对子女的数量、性别、质量和动机都存在显著差异[28]。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对生育意愿影响不大，而妇女的家庭地位对其则有显著影响[29]。
三、研究设计
1.概念界定
（1）再生育意愿。再生育意愿是人们再生育孩子的意愿和要求，同生育意愿的三个维度相对应，包括意愿再生育孩子数量、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和意愿再生育孩子时间。由于数据所限且对生育意愿的考察重点在于数量和性别，本文中所指的再生育意愿只包括意愿再生育孩子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问卷设计中在“您现在有几个男孩，几个女孩？”后紧接着提出“您希望再生几个男孩，几个女孩？”而非简单地直接询问“您想生几个男孩，几个女孩？”本调查的设问方式有利于提醒被访者其所面临的已有生育环境和生育空间，以更好地切合序次模式的立意。
（2）一孩（男/女）户。一孩户是指到调查时点为止只生育有一个孩子（男孩/女孩）的家庭，在本文中用育龄妇女代表一个家庭，一孩（男/女）户即为育有一孩（男孩/女孩）的育龄妇女。
2.研究假设
一男户已达到“一孩半”政策的边界，一女户则还有一孩的空间，二者面临着不同的政策生育空间。基于一男户和一女户在“文化边际性”上得到满足情况的不同，一男户在现有的制度约束及“文化边际性”得到了满足的条件下如果再生育将面临违反政策而带来的经济制裁，由此推断一男户不愿承担政策风险继续生育，而一女户仍将努力实现“文化边际性”这一底线诉求，故作如下假设。
假设一：一男户和一女户在意愿再生育孩子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二：一男户和一女户在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一女户生男孩的意愿将明显强于一男户。
假设三：已生育孩子性别是一孩户再生育意愿（数量、性别）的重要影响因素，已生育女孩的家庭将不仅更可能希望再生育孩子，而且更可能希望再生育男孩。
假设四：“成本-效益”经济因素对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发挥影响。
假设五：文化因素对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发挥影响。
四、数据及方法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进行的“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调查对象为浙江（温州、绍兴）、湖北（黄石、洪湖）、河北（保定、廊坊）三省六市的农村已婚有偶育龄妇女（15～49周岁），总样本量为2079，其中一孩户样本量1176，一男户样本量772，一女户样本量404。
2.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先使用列联表分析和卡方检验的方法对一男户和一女户在再生育意愿上是否有显著性差异做出检验，然后建立统计模型考察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农村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因此，非一孩户的样本并没有包含在我们关注的因变量中，若直接将非一孩户从样本中排除，单独对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建立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将可能会出现“样本选择偏差”（Sample Selection Bias）的问题，为避免样本选择偏差的发生，使得参数的估计更为准确，本文将采用样本选择的Probit模型，分别对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以及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这两个因变量建立模型。
样本选择模型是由计量经济学家Heckman在1979年首次提出的，其模型的基本形式为：E（yi|zi=1，xi，wi）=x′iβ+ρσλ（w′iγ）其中，λ代表逆米尔斯比率。
该模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选择模型，通过Probit模型估计w′iγ，得到逆米尔斯比率，并将其放入回归模型加以“控制”，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求解回归模型的参数，回归模型即为样本选择Heckit模型的第二部分，这样一种参数估计的方法即为海克曼（Heckman）的两步估计法。
上述的样本选择Heckit模型主要是对线性回归的扩展，它要求模型左边的因变量为连续型变量，而如果方程左边的变量为分类变量，建立模型的方法自然也就有所差异，不过基本逻辑类似，样本选择Probit模型是对其进一步的拓展，不仅使用一个Probit选择模型，还有一个Probit结果模型。该模型使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
3.变量
（1）因变量。本研究涉及到的主要因变量有以下两个：①一孩户意愿再生育数量：1=再生育一孩；0=不再生育。②一孩户意愿再生育一孩性别：1=男；0=女。
（2）解释变量。①社区压力：农村差序格局中的人际网络会形成一种评价网络，对网络中的个体施加评价压力[30]。选用问卷中的“村里没有儿子的妇女是否会被人瞧不起”作为衡量社区文化的评价对妇女形成压力的指标。②婚育新观念：选用“您是否接受自己的儿子去做上门女婿”作为反映育龄妇女是否具有婚育新观念的指标。③成本-效益比较：使用“您认为现在父母与儿子之间是父母投入多还是儿子/女儿回报多”构造一个孩子的成本-效益分析指标。④理想孩子结构：理想孩子结构是对家庭孩子数量、性别结构的理想化表述，和“生育极限空间”不同，反映农村妇女的最佳心理预期而非压力下的有限选择。对问卷中“您认为一个家庭中最理想的子女组合是几子几女”进行合并和维度（数量、性别）划分，理想孩子结构反映的结构与模型分析的因变量的维度挂钩。⑤已生育孩子的性别：作为本文待考察的影响因素，在对一孩户的分析模型中采取逐步进入法放入。
（3）控制变量。模型中纳入了年龄、户口、职业、受教育程度、外出、夫妻年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值、省份为控制变量。
五、分析结果
1.变量基本情况描述
分析单位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一孩户多处于15～29岁和30～39岁年龄段。有意愿再生育一孩的一孩户则相对年轻，且职业以务农为主，其他工作（包括乡村干部）的从业比例和非农户口比例也较高，没有工作的比例和无外出比例是最低的，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也最高。一男户是小学及以下学历比例最高而高等学历和其他工作从业比例最少的，却拥有较高的年收入。愿意再生育一个孩子的一孩户最反对让儿子当上门女婿。一女户理想孩子数较少，愿意再生育一孩的一孩户的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绝大部分是没有性别偏好的。
3.一孩户还想再生吗？——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影响因素
依研究设计，笔者先设定了一个影响农村一孩户再生育意愿的样本选择Probit模型，包括上述所有的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模型1的回归模型与选择模型之间的相关系数统计检验不显著，说明不能拒绝两个模型之间相关系数为0的原假设，因此，不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对回归模型进行Wald检验的结果表明，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理想孩子数这三个变量对意愿再生育一孩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受访育龄妇女年龄的增加，想再生育一孩的意愿越来越低。职业为经商的受访育龄妇女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可能性最低，务工的其次，职业为务农的受访育龄妇女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可能性最高。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可能性就越高。
为了考察再生育意愿的可能影响因素对于一男户和一女户是否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笔者将已生育孩子性别与上述各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和检验，再逐步剔除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交互项，得到了一个最佳模型（经检验，去掉不显著交互项的模型与加入全部交互项的模型没有显著差别）。结果发现，年龄、户口以及理想孩子数与已生育孩子性别变量有着显著的交互效应：说明年龄、户口以及理想孩子数等因素对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影响在一男户与一女户之间有显著差异。
4.谁想生男孩？——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的影响因素
对一孩户的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影响因素分析（见表4中的模型3）的拟合优度不佳，而加入已生育孩子性别这一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大大提高，模型解释力度大大增加（见表4中的模型4），已生育孩子性别对一孩户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施加了显著影响，一男户有极大可能希望再生女孩，假设三得到证实。接受儿子做上门女婿的一孩户更有可能想再生一个女孩。经济上的成本效益比较和社区压力对意愿再生育孩子的性别没有影响。理想孩子性别、已生育孩子性别和省份对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影响显著，认为性别结构偏女更理想的家庭有更高的再生育女孩意愿，已经生育一男的不倾向于希望再生育男孩。另外，浙江一孩家庭再生育女孩的意愿更强。
六、结论
1.再生育意愿并非简单的“生男即止”，“一儿一女”仍是普遍追求
本文所要检验的假设一被拒绝，达到“文化边际性”并不是不再希望生育的充分条件，中国农民的生育意愿不仅仅是“生男即止”，很有可能“生男不止”，本文发现超过半数的一男户仍希望再生一个孩子，几乎没有人想生第三个，可见“生两个”仍是大多数农村育龄妇女的心声。
在意愿再生孩子性别方面，假设二得到证实。不但一女户有明确的再生育性别要求，一男户也有同样强烈的要求，那就是再生女孩。由此可知一孩户普遍希望再得到一个与已有孩子性别相异的孩子。从一男户和一女户的交互列联表卡方检验来看，一男户再生女孩和一女户再生男孩的意愿相比几无二致（见表2），而在一孩（男/女）户的理想子女结构中“一儿一女”占主要地位，尤其是在有意愿再生育的妇女中更是如此（见表5）。已生育孩子的性别是解释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假设三得到支持。
2.“成本-效益”还是“文化视角”？
假设五得到模型支持，文化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特别是理想孩子数量和性别结构这一生育文化观念的最直观反映的指标，对再生育意愿影响显著。
成本-效益经济分析框架是在西方工业社会市场机制完善的情境下提出的，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条件，不能指望其完全解释中国农村的情况。成本-效益因素如何找到更好的指标测量，在哪些条件下更有解释力，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是什么，是否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相互替代，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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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问题；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人口问题是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为解决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实现了人口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等将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存在潜在的压力。
一、人口发展的新特点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一）人口众多仍然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低增长时期，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的惯性作用，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人口总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人口总量过大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每年都以7%以上的递增速度增加，但是庞大的人口总量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老年人口数量迅猛增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将急速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重度老龄化。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1.2%，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6.1%。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的，而中国的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时间差，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
（三）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流动人口还将持续增加。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并不能单靠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来实现，必然引起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四）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巨大压力。从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到2008年高达121左右，严重偏离正常范围。2015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出生人口性别比虽然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是性别比长期偏高，将对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婚姻、家庭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势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二、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过多的人口制约着经济总量的增加。人口基数的庞大，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5亿～14.9亿之间。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GDP每年增长7.2%，到2020年就能够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但如果人口总量达到14.5亿，就会使人均GDP翻两番、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目标推迟3～5年。国际人口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人口每增加1%，就需要4%的国民生产总值来保证，人口的快速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二）^大的人口规模给环境与资源带来巨大压力。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日趋紧缺。我国是一个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和严重的结构性短缺的国家。特别是在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方面的资源更是非常匮乏。就煤炭企业来说，这一问题更是非常突出，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井深的逐步延伸，采场环境不断恶化，矿井生产能力逐年下降。然而，人口的总量正逐年攀升，这些问题制约了矿井的经济发展。
（三）人口总体素质不高，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是人口大国，但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目前我国16～64岁人口中受高等教育水平者只占15.83%，在所有从业人员中，技术人才只占5.5%。而且教育水平在性别、城乡之间的差异还很明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总量少，且分布不均衡。
（四）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2015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3.51，性别比仍然较高，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性别比偏高的压力还将长期存在。二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预计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11.8%，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GDP达到l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我国是在不足1000美元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因此，老年健康和保障问题面临严峻挑战。
三、努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控制人口数量，提高GDP水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通过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确保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控制人口增长就可以减少人口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缩小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人均GDP差距。
（二）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要从优生优育入手，努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人口的死亡率，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要从加大教育入手，强化人力资本投入，努力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人口的劳动生产技能，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强。
（三）改善人口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要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完善建立宣传引导、管控考核机制，将出生人口性别比降到正常的范围，确保社会的稳定。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法律法规和制度框架，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业，改进和强化社区老龄服务功能，重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
关键词：后“人口红利”时代，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
过去30年，中国人均GDP从400美元跃升到现在的400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要的增长动力。
一、“人口红利”是我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在相当早的阶段就开始了人口的转型，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和少儿抚养率的下降，导致了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带来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时代。
过去30年，中国有两个阶段经历了少儿抚养率的较大幅度下降，分别为上世纪80年代初和2001年至2008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从而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后一个周期少儿抚养率的下降，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维持高顺差的重要原因。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2005年后，人口总抚养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至2007年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4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25％-30％左右。
国际经验也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被美国兰德公司相关研究称之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的是，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3至1／2。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中，90％至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
二、“用工荒”凸显我国“人口红利”时代趋于结束
“用工荒”、“招工难”现在已经不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局部性问题，而是全国普遍出现的全局性问题。其中有西部制造业的崛起，民工回流的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下降，“人口红利”趋于结束。在调研中发现，民工荒从2004年开始蔓延全国，随之而来的是农民132资水平普遍上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也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下2481万人，而且基本为难以转出的老弱病残。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民工荒”并未引起我们的警觉，而在专家眼里，却隐藏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危机。“从经济学角度讲，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就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其间，初级工人薪资水平和劳动成本会成倍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将逐渐减弱，对各行业发展影响很大，且趋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红利”，在很多情况下与“债务”相对应。根据中国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的研究结论，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而后总量开始下降，预计2030年或下降到67.42％。据联合国预测，2010年以后，中国的少儿抚养率将基本停止下降，而老年抚养率将开始显著上升，总抚养率在2013年到达最低点之后开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以后将进入零增长和下降。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讲座教授王丰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获利期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口负担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的人口负债期。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届时，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从人口学角度讲，工作压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大幅提高、人们乐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使我国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补充而造成人口红利的消失。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人口理论上分析，人口红利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逝去，尽快着手应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三、加快城市化和经济转型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未来20年，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中国就将步入现代化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口红利优势带来的增长动力已经难以为继，要想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城市化推进带来的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化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将导致中国的有效劳动力供给不会因为总劳动数量下降而下降。城市化发展将改善目前2亿多流动劳动力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并且有意愿有能力为下一代的人力资本而投资，从而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动力。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大约是50％，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大部在80％以上，我国城市化进程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近年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却出现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现象。城市行政区的条块分割，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越来越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很多农民工根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人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城市土地城市化，中国需要更有效率和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过程。当前中国以廉价劳动力、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增长点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红利趋于结束，将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淘汰落后生产力，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四、结语
有效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力提高城市化率，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未雨绸缪迎接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到来，将对我国未来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经济强国梦想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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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人口;人口转变;人口红利;发展机遇
中图分类号:R7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9002701
1中国的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是指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发展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高、高、低),经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高、低、高),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低、低、低)转变的动态过程。它描述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趋势,反映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与人口再生产的内在联系。人口转变理论最初是对欧洲人口再生产动态特征的总结性描述,后来经过A•兰德里、W•汤姆森、F•诺特斯坦等发展、完善,形成了目前在人口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口转变理论”。
对于中国是否已经完成人口转变仍存在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人口转变尚未完成”和“人口转变完成并进入'后人口转变'阶段”两种观点。从统计指标来看,与发达国家生育率、死亡率等指标和指标完成时间上进行对比之后可以判定中国已完成人口转变,人口增长也从低增长走向零增长和人口结构性变动这两个“后人口转变”时期;从人口转变的内在机理来看,中国人口转变还没有完成,因为人口转变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在机制尚不健全,特别是我国的低生育率带有政策干预性而非生育主体的自主选择。
暂且不论人口转变是否完成,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有它的独特性,这也决定了用西方的人口转变理论对中国进行分析论证时可能存在偏颇。首先,中国的人口转变相比于发达国家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因此在此期间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也不可一概而论;其次,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同庞大的人口基数一样已经是我国人口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我国的低生育率存在明显的外生性,即相当大程度上通过国家计划生育制度性的干预下实现的,因此还不稳定,并有反弹的可能性。这两点说明我国的人口转型之路在印证普遍规律的同时还有它的独特之处。
发达国家在20世纪初就进入了人口转变阶段,在此之前,他们通过对外殖民和扩张转移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由于医疗技术进步和生活条件改进,死亡率下降并趋于稳定,因而出生率或生育率成为影响人口转变的关键变量。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文化观念的变迁,发达国家较快的完成了人口转变。在这些历史证据基础上,人们提出了“发展是控制人口增长的良药”的思想,也就是说要解决人口问题,就要先解决发展问题。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除了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践行了这种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一切为经济发展开路,成绩斐然。不仅仅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达到小康甚至更好的水平,人口也保持了低增长。所以这时期的人口转变是基于经济发展同计划生育的共同作用,可以称之为“发展型转变”。这样的人口转变对中国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在结合中国的国情,充分认识到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2人口转变带来的发展机遇
我们总是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庞大的人口数量和日益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忧心忡忡,却忽略由此带来的机遇。一方面,从经济学意义上看,中国庞大的人口所形成的巨大需求,几乎可以解决任何经济问题,可以带动任何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是出口导向型,内需不旺已成为为不争的事实。扩大内需,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已成为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内需不旺的原因至少有这么几点,首先,中国有7亿多的农村人口,但收入水平较低,加之保留了部分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影响,使得农村短时间内难以成为一个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其次,在改革进程中,我们为发展市场经济过分提倡了效率,贫富差距拉大,财富向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集中,消费能力最强的“中产阶层”势单力薄。从消费观念上看,中国人一向是长期导向,有储蓄习惯。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处在构建阶段,老百姓在住房、养老、医疗等方面均有后顾之忧,钱也只能留存银行备用。三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都是拉动内需,将人口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的关键。政府近年来彰显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和对民生的关注,虽然有牺牲效率来换公平的色彩,但从长远来看有助于扩大内需,进一步刺激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在人口转变中的人口结构形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或者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比较优势和机遇。人口机会窗口是指人口转变中出
生率的下降先于老龄化而使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占大部分,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现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期间,其人口有如下三个特征为发展提供机遇: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年龄结构比较轻,且价格便宜,如果就业充分,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较轻,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大量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了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是出现“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毫无疑问,人口机会窗口也给我国带来了比较优势和发展机遇。在国际贸易中,我们在改革开放的30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功不可没。可以说我国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创造链条上分一杯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丰富低廉的劳动力带给我们的比较优势。同时在国内,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较轻,社会负担系数低,也极其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这是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机遇。
而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我国的人口转变中主要是通过强制性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短期内快速下降,这就决定了我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十分有限。已有学者根据新增劳动人口下降和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指出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耗竭。要继续保持人口红利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比较优势至少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从近期看,扩大就业是继续获取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之前,抓紧利用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意味着对劳动力资源的更加充分的开发与利用。开发主要是指对劳动力资源的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目前的教育培训体系显然难以完成此重任。教育资源集中于国家,民间资本难以参与;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使人口存在逆淘汰的危机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开发。开发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这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大量失业人员不仅不能获取人口红利,反而成为社会供养人口,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方式扩大就业,特别是消除制度和观念上的障碍。从长远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不二选择。尽快摆脱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作为竞争力的方式,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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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新的世纪里充满着竞争和挑战。能否以富强、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决于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优劣、人才的多寡、教育的成败。那么，中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状况如何？我们国家又应如何提高人口素质，使其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发展要求，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
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the 21st century. The new centrury is full of new competitions and challenges， Global integration， WTO… In this situation， the population qulity became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one country to win in keen world competition. So it's necessary for us to learn present Chinese population quality status and the methods of improving Chinese population quality.
关键词：
中国 人口素质现状 提高人口素质
Keywords:
Chinese population quality， improving population quality.
提纲：1. 中外学者对人口素质的一些研究
2. 人口素质的内涵与外延
3．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
4. 提高人口素质的意义
5．如何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我国学者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 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口素质呢？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 穆光宗认为：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quot;三要素"论则认为，"素质"即"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括了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或简称心理素质。陈剑在1988年提出的的"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在认识上似乎都没有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倘若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既要看到"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因此，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也就是总量平均、系统有机和结构组合的意义上的"人的素质"。转贴于
人口素质涉及到人口性别年龄构成、职业构成、人群健康、国家政策、社会关系、教育水平、人际交往、环境和遗传等诸方面因素。人口的思想素质指人们的社会心理、传统习俗、民族自尊心、献身精神、使命感、自信心、变革社会的欲望等。人口的思想素质可从社会号召力、凝聚力和社会活力中体现出来。人口的身体身体素质可由一组人的人体运动能力、发育状况、疾病状况、死亡率，呆残低能人口比例、出生预期寿命等反映出来。反映人口文化素质的一般指标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文化水平构成，文盲率，科研率，科研人员比重，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比重，技工的技术等级构成，社会管理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以及劳动者的创造性能力。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目前，我国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贫困人口占一定比重，一些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新生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还较高，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解决好人口老龄 化带来的问题以及出生人口性别的问题，仍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每年出生约1500万新生儿，据不完全统计，严重出生缺陷占1.3%，也就是每年将有20万出生缺陷孩子出生。我国人口中有20-25%的人患有各种遗传病，其中单基因病占5-7%，多基因病占15-20%，染色体病占0.5-1%。智力低下是影响人口素质的主要原因，我国人口约有1-2%智商小于70的智力低下者，轻中度智力低下者约500-1800万人，白痴就有100-200万人。我国人群中没有遗传病的人也可能是致病基因携带者，据估计平均每个人携带有5-6个有害基因，并且会按一定的方式向代传递。随着工业的进展，许多化学物品不断投入我们生活环境中，其中有部分可诱发基因突变，通过突变增加了我们的遗传负荷。由于医院技术的进步，使某些遗传病得到治愈，这在某些程度上使致病基因传于后代而增高遗传负荷。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我国迫切需要推行优生学知识，以提高人口素质。
值得欣慰的是，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结果表明：我国人口素质已有进一步提高。这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的粗文盲率（15岁及以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2％，比1990年普查的15.88％下降了9.16个百分点。同时与1990年普查相比，平均每10万人中具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入口变化较大，具有大学以上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增长了154％；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039人上升为11146人，增长了39％；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33961人，增长了45％；具有小学程度的由37057人下降为357O1人，下降了4％。90年代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速度之快是建国以来少有的。这一变化趋势反映了10年来我国落实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等措施所取得的成果。
然而，我国仍然面临着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任务。未来世界竞争归根到底是一个国家人口素质的竞争，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人口素质问题是人口与发展之间诸多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居于中心的地位。因此，要协调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设法提高和改善人口素质。首先，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经济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国民综合素质是由人的体力素质、智力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多方面的素质构成，其中体力和智力素质又是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条件，科技文化素质则是国民综合素质的基础素质。其次，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缺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样不仅能实现对"增长极限"的突破，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保护自然资源。此外，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是加速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即科教兴国的基础前提是全民族的科学教育文化素质的大提高，这又有赖于体力、智力、健康等基本素质的提高。因此，科教兴国，要先兴科教；科教要兴，必须先投资于民，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
中国已进入21世纪，新的世纪里充满着竞争和挑战。能否以富强、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决于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优劣、人才的多寡、教育的成败。那么，我们国家应如何提高人口素质，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目前要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主要应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 控制人口数量。1999年底，中国总人口为12.59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 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积极推行计划生育，每年净增人口仍达到1300万左右。人口过多是中国的首要问题：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根本转变，劳动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人口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因此，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应稳定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完备的调控保障体系，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制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在做好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将人口问题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规划，发挥城市和东部地区的示范作用，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均衡发展。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有利于加速资金的积累，加快经济的发展，为提高人口素质奠定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 积极提倡优生。提倡优生从根本上讲就是人口的优质遗传基因得到发展，让劣质遗传基因受到抑制。
三． 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技术事业。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是开发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是提高人口科学技术素质的基本途径。当务之急就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基础教育，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从而使教育更好地为 济发展服务，适应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落实国家"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
四． 进一步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扩大集体福利，保障妇幼健康。总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尽快发展我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根本途径。
提高人口素质是一项根本性的、长期的、巨大的战略任务，它包括人的体魄强健、文化修养良好、道德高尚、追求知识、勤劳勇敢，从幼儿到老年、从生理到心理、从自然物质基础到家庭社会环境，要全方位地持续不懈地提高人口素质。凡是对提高人口素质有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应该坚持办；凡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损害人民身心健康、妨碍人口素质提高的东西都应该坚决抵制。提高人口素质固然要有好的教育制度，但同时应该靠从小到老，从个人、家庭到社会各方面来抓，贯穿在整个生活和生产活动中，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教育人民。
参考书目：
陈剑.1988.《人口素质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陈谊.1998.《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与人口素质》
关键词：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关系；对策
作者简介：杨仪青（1982-），女，河南光山人，中州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战略管理。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8.6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8-153-03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增长迅猛，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人口也迅速增长，2012年已达到135404万人。总体来看，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其人口增长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过快或者过慢的人口增长都将对人口质量的提高形成重要影响，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进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因此，处理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二者的关系十分重要。要搞好我国经济以及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增长，加强城镇化建设，适度发展城镇人口是重要手段，而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保持我国人口整体的适度增长是基本政策。
一、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
人口的增长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存在一个“度”的问题。一方面，人口静止不变或者增长得很慢，社会经济发展就不能从人口增长的好处中得到实惠。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口静止不变而经济增长迅速的先例，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总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的快速增长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技术上和政治上的因素解决不了人口增长带来的负担。因为某些部门的迟钝反映，庞大的资源和充足的资金有时也往往解决不了人口快速增长给社会带来的问题和负担。一个社会就如同一种植物或动物机体有其本身生长发展的速度。
因此，人口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有一个适度增长的数值。所谓适度人口，就是获得最佳经济增长的人口规模。在适度人口的条件下，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实现良性循环，经济得以发展，人口素质也得以提高。适度人口包括合适的人口规模与合理的人口构成两个方面。一般来说，适度人口并不是静止到一个点，而是为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内，经济增长的速度较快；而在这个区间之外，高于或者是低于适度人口的增长，经济增长相对就要缓慢。如图1所示，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字形状。在图1中，曲线S上适度的人口增长水平就是点M所对应的N点，最优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是点M所对应的P点。点N和点P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一直以来，各国经济学家始终关注如何根据一些数据资料估算曲线S上的转折点M，并进一步推算出点N和P的具体数值。
图1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基于人口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关系密切。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认为，近代经济发展的特征是国民人均生产值的持续稳定增长与人口的持续适度增长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总人口以及国民人均生产值持续增长。从每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借鉴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获得快速发展，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1.7%。1979年和1980年的经济增长率较为显著，分别为7.6%和7.8%，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年均增长率为3.5%。这个时期，由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增长呈缓慢上升的趋势。同时，初出生率下降，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下落到1.3%的低水平。
二、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我国经济迅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0多倍，年均增长率达到9.6%的高水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结构显著变化。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晚婚晚育的推行，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少年儿童人口的比率显著下降，而劳动年龄人口则急速上升。这样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下面主要从经济发展过程中来考察作为基本要素的劳动力数量的变化、素质的改善以及流动性等人口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就业人口的数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处于急速增长的状态，劳动力的增长作为积极因素促进了经济发展。到90年代上半叶，就业劳动者的增长依然呈强劲趋势，每年大约有1130万人进入新的劳动市场。到90年代后半叶，就业劳动者则有下降趋势，但仍然以年均640万人的速度增长。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劳动弹性是指劳动力的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比值，它能测量人力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1978-1980年劳动弹性显示了0.278的数值，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叶达到0.354的水平。这样在技术装备陈旧、产业结构不均衡以及资本不足的时代，就业劳动力数量的急剧增加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随着技术设备的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资本集约度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也是不容忽视的。1984年以后，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实施，政府对就业劳动者增加了教育投资，有计划地对职工进行各种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并提出了提高广大职员和工人的政策水平、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方针。不久，国有企业内部对工人进行各种各样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培训，以适应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且，政府采用多种教育形式强化成人教育，使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大。这样随着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此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动。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产业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大约有1.2亿万人的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大多数转变为农村的手工业、运输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其他的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为了寻求好的就业机会则转向都市的建筑业、运输业等服务业。
三、人口因素下实现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特点之一是其具有效用的递增性，这一特性不仅使其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使其他生产要素收益递增，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一）推进人口流动，加大吸收人才的力度
俗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适当的人口流动是搞过经济的必要条件。人类社会获得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的迁移流动。同时，人口的流动受到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些因素的影响。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人口结构改变，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人口的流出，缓解了就业的压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提升了人口素质，收入也随之提高；开阔了眼界，特别是使得广大农村劳动者改变观念，带动广大农村经济的发展。当然，人口的流入意义也很重大，能直接带动当地经济的繁荣。因此，吸收人才非常关键。培育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非常重要。市场经济表明，应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机制，进行职业规划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做到人尽其才，进而带动企业经营效益的提高。
（二）加强城镇化建设，适度发展城镇人口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需要由若干城镇发挥中心作用来带动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要实现正常、有序、稳健、快速的发展必须以城镇为依托。我国虽然人口城镇化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比，人口城镇化进程还存在较大的差距。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但统计中包含了大量流入城市中但户籍还在农村的农民工，真正的户籍城镇化率不到35%，半城市化、伪城市化现象严重。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应打破城乡的二元体制，打破户籍的限制，建立居民自由迁徙的人口管理制度，促进城市与农村人口的相互流动，实现人口向城镇的集中。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应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在交通、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方面与发展成熟的城市相互对接，使基础设施网络和管理体制覆盖城乡。同时，在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公共文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让农村社区的居民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
（三）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经济发展需要提高人口的素质，提高人口素质的途径主要有：一是各级政府要更新观念，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培育，甚至可以提升为一项基本的政策。二是加快改革教育制度，推行素质教育，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教育措施，重视农村教育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在农村的教育中，应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的带动作用，注重对这类人员的培训工作。推广科技培训，让农村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另外，对培训工作应注重塑造一种舆论氛围，争取让人人都重视这个工作，让农村劳动者认识到提高自身素质对推动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以及对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性，在农村掀起一股学习风。三是加大现有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现有人才的素质。在培养方式上应灵活高效，理论与项目相结合，探索适合广大劳动者的培养方式和机制。
（四）保持人口整体的适度增长
人口整体的适度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人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和重要因素。科技成果的推动和共享需要人来完成。人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达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发展中，人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着自然赋予的资源。因此，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应保持人口整体的适度增长。当然，并不是说要无限制地发展壮大人口，也应该有个度，过快增长容易造成人口的膨胀，过多的人口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负担，反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在我国，总人口数、农业人口数、城镇人口比重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总人口数的适度增长、农业人口数的减少、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会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同时，经济的增长，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总人口数适度增长、农业人口数逐渐减少、城镇人口占比稳步提高。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其各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也存在着很显著的相关关系。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人口的不断流入，有利于形成人才的集聚效应，带动人口素质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洪南.SPSS for Windows统计分析教程[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85-90.
[2]张继红.关于我国的人口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甘肃科技，2006，（01）：58-61.
[3]Ra.Gaiha.农村脱贫战略的设计[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0：89-93.
[4]陈玉光.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J].人口与经济，1980，（03）：36-39.
[关键词]人力资本；人口指标；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7)04―0064―05
国内外著名人力资本专家在论及人力资本时，焦点主要集中在教育、经验和健康三个方面。就目前关于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成果来看，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变量之一的教育似乎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相对足够的重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人们产生了教育资本就完全等同于人力资本的错觉，这对于全面客观把握人力资本的实质来说的确是一种缺憾。人力资本投入来源的复杂性和人力资本形成的滞后性，为使用传统的会计统计学指标全面核算人力资本设置了较多至今无法逾越的障碍，但却凸显了人口指标在计量人力资本方面具有的独到优势。重视研究和开发人口学指标在人力资本核算中的应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传统人力资本核算的不足。
一、理论依据
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w・Schuhz)在美国经济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将资本划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类，并将其中凝结在人体中的能够使价值迅速增殖的知识、能力和健康价值的总和称为人力资本，并在他的相关研究中对教育的价值作用给予了高度关注。而另一位著名的人力资本专家雅各布・明塞尔(Jacob・Mincer)则十分重视人力资本中经验价值的显著作用，他认为工作经验同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工作经历视为比学校教育还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第二个阶段。相对于舒尔茨和明塞尔，加里・S・贝克尔(Gary・s・Becker)更加强调人力资本的时间价值特性，他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而且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贝克尔，1987)”。我国人口经济学家李建民先生在总结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群体人力资本并不能等同于个体人力资本简单加总，而应该是它们之间替代、互补、整合的结果。可见，教育、经验和健康(人口质量)是人力资本概念的核心内容，同时，教育、经验和健康所承载的资本功能只有依附于客观存在的人口(人口数量)才能显现出来。
如前所述，利用人口学指标设计人力资本指标体系，至少应涉及四个方面的人口指标，即教育指标、经验指标、健康指标以及人口数量指标。其中前三个指标为人力资本的核心指标，表征人力资本质的成分，第四个指标即人口数量，表征人力资本量的成分。人力资本的质与人力资本的量的乘积即为人力资本存量。
二、以人口学指标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核算体系
(一)几点假设
人力资本是一个过于柔性的概念，利用有限的可得性指标数据来衡量它似乎稍显刚硬，同时，人力资本的变动具有较多的随机性和不可测性，仅以感性的判断来设定它的变动轨迹则又略显主观。为了使研究脉络更加清晰，我们必须做出如下几点假设：
1、教育资本、经验资本、健康资本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
2、人们在学校获得的知识是均质的，且教育资本水平主要与受教育年限呈正相关；
3、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积累的经验是均质的，且经验资本水平主要与社会生产年限呈正相关；
4、人们的体质是均质的，健康资本水平主要与预期存活年限呈正相关；
5、综合人力资本是教育资本、经验资本以及健康资本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水平的高低由知识、经验以及健康三者进行几何加权平均决定。
(二)核心指标
人力资本的概念被以上5点理论假设界定后，人力资本核心指标与人口质量指标之间的对接框架开始逐渐清晰了(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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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人力资本指标：教育年限
教育年限是衡量人口知识水平的常用指标。教育年限是通过对人口的不同学历水平进行加权运算转换而来的，所以并不完全等同于人们接受学校教育的实际年限。受教育程度是人口统计的经常性指标，因而该指标的原始数据获得相对比较容易，同时该指标还避免了经验加权可能造成的主观干扰。正是因为该指标具有可得性和客观性两大优点，所以得到了相关研究者的广泛认同。但严格来讲，该指标也不无遗憾。教育年限法将知识积累机械地定义为时间的线性函数，或者说将诸如小学1年和大学1年这类显然不均质的知识量默认为相等，实际上违背了知识积累的非线性规律。当然，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教育年限指标在衡量知识水平方面还略有不足，可是这丝毫没有削弱研究者对该指标的青睐。
2、经验人力资本指标：工作年限
与教育年限指标相比，人力资本研究领域对工作年限指标的应用却略显生疏。将经验资本从人力资本中剥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的学术成果目前还不够丰富，所以可遵循和沿用的较为成熟的相关指标也较为鲜见。笔者认为，如果说教育资本的积累等于学习乘教育年限，那么经验资本的积淀就等于工作乘工作年限。如果将不同岗位上的经验积累视为同质的，那么工作年限指标就可以定量地反映人们经验水平的高低。其实，现实分配中工龄工资的设定就是对工作年限指标在衡量经验资本方面的一种肯定。
3、健康人力资本指标：存活年限
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因而有很多较为成熟的指标可以沿用。0岁预期寿命是学术界较为推崇的一种健康资本指标。但是，0岁预期寿命反映的是一个标准人口群体的综合健康水平，并不能客观地反映不同年龄结构状态下人口的健康差别。例如，尽管0岁预期寿命相同，但具有“正金字塔”形年龄结构的人口群体却比“倒金字塔”形年龄结构的人口群体具有更多的健康资本存量。为了能够反映年龄结构水平对健康水平的影响，笔者认为，引入预期存活年限指标是非常必要的。预期存活年限指现有人口可能存活的年限，它既反映现有年龄结构水平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年龄别死亡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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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东省人力资本区域差异特征
1、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逆相匹配
就2000年人口普查计算的结果而言，人口总量居于第1位的临沂和居于第3位的菏泽，其人力资本质量分别居于第16位和第17位，而人口总量居于末位的威海、东营和莱芜，其人力资本质量法反而较高，分别居于第l位、第6位和第7位。总体看来，山东省人力资本呈现数量与质量的逆相匹配特征(图2)，
即人口数量较多的区域人口质量水平较低，而人口质量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数量又相对较少。这种逆向匹配特征缩小了人力资本总体水平的差异，但是抑制了人力资本总体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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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的健康水平与教育水平、经验水平逆相匹配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整理计算的结果显示，菏泽、临沂两市人口的教育资本指数和经验资本都很低，分别为0、8和20、28，但是其健康资本指数却很高，分别为94和85。与此形成新明对照的是青岛、烟台和威海，教育资本指数分别高达82、83和88，经验资本也分别高达67、82和100，然而其健康资本指数却分别仅为29、17和0。总体而言，山东省人口的健康水平与教育水平和经验水平逆相匹配。显然，人口老龄化抑制教育资本和经验资本质量水平的发挥是这一配置特征的明显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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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力资本质量的区域分布呈“H”型，重心偏东
如图4所示，经过多年的人力资本集聚，山东省基本形成了三个质量较高的人力资本优势轴，其人力资本质量的区域分布大致呈“H”型：即以青岛、烟台、威海为一优势轴，其核心集聚力来自沿海产业经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济，以济南、莱芜、淄博、东营为另一优势轴，其核心集聚力来自文教、钢铁、石油等产业经济，而潍坊作为毗邻东西两轴的中间地带，在人力资本质量方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优势，成为贯通东西两轴的第三个优势轴。三个优势轴之间比较，东部沿海轴的人力资本集聚优势明显胜过其他两个，可见，山东省人力资本质量分布的重心明显偏向东部地区。
4、数量――质量组合明显分为五类
山东省17地市人力资本数量一质量组合水平参差不齐。根据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的组合状况，可以将山东省的17个地市分为五大类(见图5)：Ⅰ类属于综合强势区，包括济南、烟台、青岛和潍坊四地市；Ⅱ类属于质量强势区，包括威海、淄博、东营和莱芜四地市；Ⅲ类属于数量强势区，包括临沂、菏泽和济宁三地市；Ⅳ类属于综合弱势区，包括日照、滨州和枣庄三地市；Ⅴ类属于综合中势区，包括泰安、德州和聊城三地市。
5、人力资本综合竞争力分布呈现东强西弱、中强边弱格局
山东省人力资本综合竞争力分布如图6所示。人力资本综合竞争力指数在60以上的有4个市，分别是青岛、烟台、潍坊和济南。综合竞争力指数在40以下的有3个市，分别是日照、枣庄和莱芜。而综合竞争力指数在40到50之间的5个市全部分布在西部和北部的周边地区。东强西弱、中强边弱是山东省人力资本综合竞争力分布的基本格局。
四、对策建议
(一)制定西部人力资本开发战略，化人口数量劣势为人力资本优势
人口总量过大、人口总体素质偏低是山东西部人口的基本特征，这也是制约山东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人口因素。实现人口数量的劣势到人力资本的优势的转变，需要教育、医疗、产业、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整体推进。在西部各项事业相对滞后的现实条件下，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从维护公平发展的视角，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在政策和资金投入上向西部倾斜。政府要整合出一套行之有效、视野开阔而且目光长远的战略性规划，有效促进西部人力资本开发战略的实施。
(二)重视区域人口年龄结构调整，防止过度老龄化给发达地区带来的不利影响
尽管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综合竞争力较强，但也不是说发展得十分健康和完美。快速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健康资本竞争力下降已经成为进一步提升东部人力资本综合竞争力的“短板”，如果任其发展，东部的人力资本综合优势将逐渐丧失，支撑山东经济高速发展的东部板块将会因为人口过度老化而裹足难进。在计划生育政策基本国策不能动摇的前提下，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靠移民政策解决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不失为明智之举。
(三)充分发挥济南和青岛的核心辐射作用
目前人口经济学家对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较多是针对宏观的区域（多国或一国家）进行的。本文试图将人口红利理论引入一个较小的区域，研究广东省这一特定区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范围，加强了该理论的研究深度。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领头雁广东省，它的人口红利状况是怎样的？广东省人口红利对经济的贡献怎样？广东省人口红利有没有得到充分实现？若没有，应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人口红利的最大化实现?本文正是基于这些背景来研究广东省人口红利及其实现的。
二、广东省人口转变状况及人口红利分析
（一）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
广东省历年人口变化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各年广东统计年鉴。
建国以来，广东省的人口转变大体经历了恢复发展时期（1949―1958年）、缓慢增长时期（1959―1961年）、快速增长时期（1962―1970年）、控制增长时期（1971―1979年）、有计划发展时期（1980―1989年）和有效控制下的低速增长时期（1990年至今）等六个阶段，目前已总体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不可避免，大约在2025年前后，广东的人口红利将有可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社会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故可以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是广东利用人口红利的最佳时期。
(二)广东省人口抚养系数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各年广东统计年鉴。
1964年，广东的总人口抚养系数高达83.01%，这主要源于高少儿人口比例导致的高少儿抚养系数。其后，出生率和少儿系数不断降低，少儿抚养系数随之下降，1989年降至55.19%。由于老年抚养系数变动的幅度不大，总抚养系数变化的曲线与少儿抚养系数基本一致，也是先有下降，再缓慢上升而后快速下降的趋势，但上升的时期较短。1993年以后基本是趋于下降的，即从1993年的65.66%下降到2007年的36.04%。人口抚养系数的降低，减轻了劳动力的供养负担和社会负担，有助于增加劳动投入和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持。
在此过程中，伴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缓慢提高，老年抚养系数渐趋升高，但速度较慢，从1982年到2007年，仅升高1.05个百分点。但随着出生率在低水平上稳定下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减缓以及老年系数的不断增大，老年抚养系数升高的速度将会加快。
从以上两点分析可以看出，广东的人口红利期在2015年左右即将结束，人口红利视窗即将关闭，人口老龄化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老龄化的逐渐发展使得人口红利的优势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因此，提高人口红利的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兑现人口红利以加速广东省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
三、广东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判断人口红利是否为经济增长所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需要使用长期的经济增长数据、人口数据和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变量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假设经济总产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LαKβ(1)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以地区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力，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α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
对（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InY=InA+αInL+βInK
本文数据来自《广东统计年鉴2009》，利用2009年广东统计年鉴中的最新数据，运用动态计量模型考察1978―2008年广东省总体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时间序列数据一般是非平稳的，如果直接采用OLS回归分析就可能产生“伪回归”的现象，因此要对这三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以得到三者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计量分析采用Eviews5.0。
（一）变量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先对地区生产总值（InY）、从业人员数（InL）和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总额进行ADF 单位根检验，来考察它们的平稳性。
结果如下表，对数化后原序列非平稳，经过二阶差分后为平稳序列，因此，三者都是（2）阶单整序列。
变量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表中D表示一阶差分，D2表示二阶差分；C表示漂移项,t表示含趋势项，p表示之后阶数。ADF检验中是否需要加漂移项、趋势项，以其相应系数是否具有非零显著性为准则。滞后阶数p的选择标准为AIC,AC最小。
（二）协整分析
由于InY、LnL、LnK 都是I（2）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我们采用AEG检验法。
第一步：进行协整回归
用LnL、LnK对InY进行OLS回归，得方程（2）：
InY＝-13.1+2.08InL+0.61InK+e（2）
（4.6） （9.67）
R2=0.99， F=1700
其中括号里的数字是t值，e是回归残差。
第二步：对残差序列e进行平稳性检验
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说明InY、LnL、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拟合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反之，变量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回归方程是一个“伪回归”。在检验残差序列e是否平稳时，我们同样采用ADF检验法。
残差序列e的ADF检验结果
由于ADF 值小于显著水平5%时的临界值，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故InY、LnL、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InY=-13.1+2.08InL+0.61InK+e。
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R2=0.99，可以看出方程拟合优度。从t统计量来看，变量的显著性较高。同时该模型的F值为1700，说明方程的总体对数线性显著，该模型通过方程总体的显著性检验。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2.08。说明每增加一单位劳动，可带来2.08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见广东省的劳动投入弹性较高。
四、广东省人口红利兑现情况及原因分析
数据来源：各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从就业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比较上来看，仍有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参与经济活动，而且近10几年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率先设立了经济特区，吸引了境外资本的流入，主要建立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劳动力的充足供应是这一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源泉，因而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作用。此阶段，就业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加强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广东在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逐渐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资本和科技密集型为主，因此，虽然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很大，但需求的层次正在或已经发生变化，从低端的体力型劳动力需求转为高端的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从2003年开始，珠江三角洲出现了用工短缺，即所谓的“民工荒”。实际上，这种劳动力的短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民工短缺，而是对具有专门劳动技能和高级脑力劳动力的需求出现短缺，是结构性的短缺，而不是数量上的。
劳动力资源被充分利用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蔡
等认为，如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那么人口红利就难于兑现, 社会也承受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 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于学军进一步指出, 在人口红利期, 机遇与挑战并存。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 那么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就没有区别,不仅未能发挥劳动力优势, 反而成为社会的负担人口。因此, 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式微和视窗关闭之前, 应以最大化就业为目标, 充分开发和利用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资源。
五、总结和政策建议
前面已提到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那么如何做到充分就业使得广东省人口红利得到最大化的实现？结合广东实情，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通过扩大就业最大化开发广东尚存的人口红利。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广东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但这要以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为前提。这就要求推动相关领域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包括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制度。
其次,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力度。首先，通过重新配置教育资源, 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其次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加快发育劳动力市场,通过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 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