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9 21:59: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教育法律法规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地位和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教育关系总的可以分为教育民事关系和教育行政关系，现实中出现的许多涉及教育的矛盾和纠纷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找到合适地解决方案，但是最终的解决和政府在教育领域内的角色转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推翻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
因为教师作为专业技术工作者在管理上应当体现更多的自由，使教师和学校能够真正处于平等地位上进行对话，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使之能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论文摘要】教师权利在当今日益深入的教育改革实践中会受到一些侵犯，而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对教师权利缺乏有效的救济。为了保障教师合法权利，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完善教育法律法规：把司法救济作为教师法律救济的主要渠道；改进教师行政救济制度等。
一、教师权利的法律救济:概念分析
1.教师权利
所谓的权利是指:“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取得利益的一种方式”。作为一种法定的行为方式，权力主要调节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教师既是一个普通公民，又是一个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教师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作为教育教学研究人员，教师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后文简称《教师法》)等教育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这些权利大体可以归结为教育教学自主权、学术自由权、指导评价权、获取报酬权、参与教育管理权、培训进修权和申诉权等(具体条款可以参见《教师法》第七条)。从相关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教师法》等法律规定了教师作为教育教学人员应该享有的特权。
2.法律救济
“无救济则无权利”，教师权利要靠法律救济来实现和保障。法律救济是指当相对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相对人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和途径使受损害的权利得到法律上的补救。教师权利的法律救济是指当教育行政主体或其他的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在管理过程中侵犯了教师的权利时，教师可以通过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调节的方式获得法律上的补偿。
二、教师权利法律救济的必要性
1.通过法律救济可以保护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合法权利
随着我国教育领域的改革日渐深人，学校、教育行政主体或其他的国家行政机关在教育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有些教师的权利造成侵害;当教师的法定权利受到侵害时，教师应该具有法律保护意识，通过法定的方式和途径，请求主管机关以救济方式来帮助自己恢复并实现权利。长期以来，我国教师管理制度实行任命制，学校作为教育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教师和学校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从而导致学校与教师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学校、教育行政主体或国家行政机关掌握并行使着行政权力，以管理者的身份处于较为优越的位置，在教育管理过程中违法或不当行为必将给教师权利带来一定的损害。教师享有一定的权利，但是教师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不具有强制支配力，他们的权利不能直接制止某种侵害行为的发生，这就需要通过法律救济来保障教师权利的实现。
2.通过法律救济可以弥补现行教育法律法规的不足和缺陷，促进教育法制建设
在教育法制建设中，通过法律救济，完善相应的法律救济制度，加强各级权力机关对教育法实施的监督;同时通过建立和健全有关教师的调解和申诉制度，以及运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多种法律救济手段去处理日渐增多的教育法律纠纷，是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教育法制建设的主要方面。随着教育改革的深人，现行教育法规中的有些规定出现了一些缺陷与不足，不利于教师权利的法律救济;从《行政复议法》和《教育法》以及《教师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法规有关教师的法律救济的内容规定不多且有些规定有其不合理之处。这些教育法律法规规定中的不足和缺陷可以通过法律就济等教育法律实践来改进与完善，从而促使教育法律救济制度的健全，进而促进教育法制建设。
三、对国外教师权利法律救济的合理借鉴
从国外英、法、德、日、美等国对教师权利的法律保障来看，他们一般重视以下做法:第一，赋予教师明确的法律地位。在德、日、法三国，虽然对教师法律地位的称谓不尽一致(德、法为公务员，日本为教育公务员)，但是三国的教师都具有公务员身份。公立学校的教师均由政府任免，一般没有任期限制。公务员身份较好的保障教师的不受失业的威胁，使教师的权利受到明确的保护。而在英、美两国，教师兼有公务员和雇员双重身份。公立学校的教师一般由地方政府任用，而这种任用关系是用合同的方式确立的。教师与地方政府签订的合同主要规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关系，教师履行教学职责并享有某些公务员的特权。
第二，注重对教师权利的程序保障。正如美国程序法学派所说的:“把程序制度化，就是法律。在法律救济中，正当程序是非常重要的。程序保障又分为事前保障和事后保障。
事前程序保障指对教师做出惩戒和处分之前要遵循严格的程序，依照法律规定的惩戒种类和条件实施。事后程序保障是教师获得各种救济的权利的程序，国外英、法、德、日、美等国都有明确的教师申诉、复审、纠正、补偿和定期撤销处分的法律救济制度。[3]就事前保障而言，在德、日、法三国，教师拥有公务员身份，教师非经法定事由一经聘用便可终身就职，这样使教师的地位相对稳定，免受失业的威胁。在美、英两国，教师兼具公务员和雇员双重身份，即为公务雇员，中小学教师由地方政府采用签订合约的方式雇佣。从教师的法律地位上来看，美英的教师权利保障不如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德、法、日三国健全，但是美英公民权利的程序保障制度非常发达，从一定程度上使教师的权利受到明确地保障。
四、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中对教师权利的保障比较缺乏，出现一些法制不健全，程序不严格等问题。现行《教师法》中规定了教师的申诉权利，即《教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利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犯其根据本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作出处理。从我国的《教师法》等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内容来看，教师权利救济存在着以下问题:
1.教师法律救济的途径单一
教育中的法律救济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的。一是诉讼方式。凡是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符合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可以通过诉讼渠道来取得司法救济。二是行政方式。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了行政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赔偿等形式的行政救济方式。行政申诉包括教师的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律救济方式。三是仲裁和调解等其他方式。主要指通过教育组织内部组织或机构以及其他民间渠道来实施法律救济。
教师申诉制度是指教师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及有关政府部门作出的处理不服，或侵犯其合法权利的行为，向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或有关的其他政府部门提出要求作出重新处理的制度。叫而在我国当教师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法律救济途径单一。现行《教师法》中只是规定了教师具有申诉的权利，对其他救济途径没有提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师权利的法律救济。
2.教师申诉时限规定模糊
现行《教师法》中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利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从《教师法》的规定可以看出，教师对于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提出的申诉，我国现行《教师法》等法律中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果行政主管部门故意拖延或不履行职责，这与行政救济的目的相违背。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期限作为行政主体履行法定职责的参考期限。
3.申诉机关不明确，没有独立的申诉机构和人员
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当教师的权利受到学校侵害时，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一般将“有关部门”理解为学校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但是这种模糊的规定在现实中容易导致教育行政部门各机构互相推楼，致使效率低下或无法解决具体的问题。另外，我国的很多教育行政部门尚没有建立独立的教育申诉机构和配备专门的人员，这不利于对教育申诉的及时受理和裁决，不利于保护教师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利。
4.校内申诉需要进一步规范
教师对学校的处分不服或认为学校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利时，校内申诉是最经济便利的方式。但是当前我国很多学校都没有正规的校内救济渠道;有的学校即使有，也往往是由某些校领导单方面决定，缺乏教师及其权力相对人的代表参与。应当对校内申诉这一种救济途径进行完善，让学校本身成为受理教育申诉的初级机构。
5.缺乏对教师申诉所适用的程序
对处理教师申诉所适用的程序，相关法律也没有规定。申诉制度要有相应的正当程序来保障，而我国《教师法》等相关教育法律中对处理教师申诉所适用的程序没有规定，致使在现实中对教师申诉或者程序不规范，或者根本就没有程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申诉制度效力的发挥，并在客观上构成了教师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障碍。
6.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可以受理的范围没有明确
对于内部人事处理是否可以申请复议问题，《行政复议法》没有规定复议权，只是规定了对人事处理决定的申诉救济途径，在关系的教师的切身利益时，应该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出行政复议。
以教师的聘任为例，国家教委文件规定，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不服的，其申诉内容涉及人身权、财产权及其它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在《行政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教师聘用申诉的处理是否可以提起诉讼。对教师聘用而引起的争议应当以申诉为主要途径，但人民法院应该加强对申诉的程序审查，从而加强对处理教育申诉机构的监督。
五、完善教师权利救济机制:政策建议与相关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教育的发展，我国《教师法》等教育法律法规中有关教师权利救济的有些内容已经不适应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要。我国《教师法》等法律法规应该在教师的权利救济制度方面做一些修正和完善。
1.进一步明确教师的法律地位，保障教师合法权利
1993年通过的《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从国外教师的法律地位来看，像英、法、德、日、美等国教师的法律地位被明确规定为国家公务员或国家公务雇员，公务员的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障了教师队伍的稳定和教师职业的吸引力。我国教师从职业特点上具有公共性质，事实上学校或教育部门与教师之间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因此事实上的公务员职业特点和现实中教师法律地位是不相适应的。为了更好地保障和救济教师权利，可以考虑将教师(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定位为国家公务员。
2.完善学校内部管理体制
在现实的教育管理实践中，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弊端也是教师权利受到侵犯的原因之一。学校与教师之间是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学校或政府组织权力过于强大而缺乏制约机制是导致教师权利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之所在。由于学校校长在学校管理中拥有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中小学中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在对教师的聘任等关系到教师切身利益的问题时校长难以受到必要的约束和制约，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师的权利容易受到损害。因此，从保障教师权利的目的出发，应该建立一套能够对校长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机制，使校长在法律法规所许可的范围内行使其权力。
3.将司法救济作为教师权利法律救济的主渠道
根据《教育法》和《教师法》的规定，有关教师法律救济的一些问题大多应该属于司法救济的范畴。司法审查的作用就是以法律制约政府行为，从而使个人权利免受政府机构的非法侵犯。伴随我国的法治进程，学校行使权力时司法审查可以作为的一种重要的外部监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学校内部行政权力的司法审查，不仅在其实际应用时可以保障教师的合法权利，而且必然使学校管理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产生一种心理压力，从而促使他们在行使权力时更加谨慎，自觉地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办事。
4.完善与教师权利救济有关的制度
(1)确立教师仲裁制度
仲裁，从理论上讲意味着各方当事人自愿将他们之间发生的争议提交给各方所同意的第三方裁判，以求争议的最终解决。在教师救济途径中可以采用仲裁制度的做法，建立教师仲裁制度。当前需确立平等、自愿、自由的教师仲裁制度，并赋予其完备的法律形式。教师在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时，可以运用仲裁的方式加以解决。
(2)改进教师行政救济制度
教师行政救济制度包括教师申诉制度、教师行政复议制度、教师行政诉讼制度。由于现行教师行政救济制度存在许多不足，法律应尽快明确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并将教师行为程序明确规定在诉讼法中。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校在作出对教师有影响的重大决定时，既受法律基本原则和法律程序的规范，也受上级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约束，才能防止学校随意侵犯教师的基本权利。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师申诉机制。教师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了教师申诉制度，由于在具体制度方面缺乏进一步的规定，从而导致教师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建立学校教师申诉机制是完善教师救济途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教师对教育主管行政机关或学校对于个人的处理不当而导致其权利受到损害的，可以向各级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提出申诉。
其次，应扩大行政复议范围和有限度的引进行政诉讼制度。
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目前，我国教育领域的有关法律规范没有对行政复议制度作出明确规定，这样既不利于理顺教师与学校的关系，也不利于教师的权利保障。教育领域内对于教师权利的救济应该合理引人行政复议制度，为教师提供进一步寻求权利救济的渠道。因此，可以根据纠纷的性质，通过法律规范确立相应的行政复议制度，以确保教师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救济。
行政诉讼是指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并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按照有关的规则和要求，一切纠纷都应该贯彻司法最终救济的原则。当然，学校与教师之间还是一种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关系，学校领域中的纠纷有其独特的属性，不一定全部适合于司法审查。但是，法院介人该领域的纠纷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也是有可能的。主张有限度地引人行政诉讼制度，应该不宜对所有教育纠纷进行司法审查，也就是说有关司法审查原则上应该限于形式的程序的审查。有限度的司法审查一方面使学校领域有限度的引人行政诉讼领域，另一方面能够保障学校领域的相对独立和自由，从而更有效的保障教师的合法权利。
5.加强教师权利保障的执法监督
所谓执法监督是指“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各种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督促和督导。而教师权利保障的执法监督是指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教师管理过程中执法的合法性所进行的检查和监督。学校管理人员在教师管理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非法治化的倾向，严重侵犯了教师的合法权利，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滥用。“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因此.在建立和健全教师管理过程中的执法监督机制能够比较有效地保障教师的权利。
论文关键词:教育立法 中国教育 借鉴 启示
论文摘要:本文从教育国际和教育立法的共性规律总结开始，重点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等几个方面总结和归纳教育立法相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教育立法的现实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相关启示与借鉴。
一、引言
由于国家体制、民族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律制度不同，各个国家对法的运用及所强调的侧重点并不一致，但法制相对健全的国家，尤其是具有悠久法治传统的国家，教育法制建设的历史都相对悠久，成效卓著。在全球化的大潮下，法律趋同之势日益明显，国外教育立法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借鉴意义就更为显著。本文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高等教育等几个方面总结和归纳教育立法相对发达国家的成熟做法，结合我国教育立法的现实，提出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相关启示与借鉴。
二、我国教育立法实践与问题
我国教育立法从无到有，历经20多年的艰辛努力，已逐步构建了教育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反映了教育立法的重大成就。这是我国依法治教方面的重大进展，同时，也奠定了教育法治化的坚实基础。但实践中，教育立法依然存在为与社会对教育需要不相协调的地方:
第一，是教育法制体系不健全。学校是国家教育权、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场所。学校教育的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教育权的落实和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从静态上看，我国缺少《学校教育法》《教育财政法》及《教育投入法》等保障教育发展的关键性法律。第二，是立法技术与法律完备性欠缺。按照《义务教育法》第10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但该法于1986年7月1日起施行后学校一直在收费。直到1992年《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出台后，才在第17条中补充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没有人对《细则》第17条违背上述法的规定提出异议。第三，教育法规构造、表述与实施存有缺陷。目前的教育法规名称缺乏规范性，如法规名称过于庞杂，仅仅是教育行政法规这一层次的法规，就有条例、规定、实施细则、实施办法等称谓，而且法规名称与其效力并不一致;教育法规内容不完整、不全面，尤其是法律责任和法律程序方面的规定过于薄弱，同时，几乎所有的教育法规都以实体性规范为主，极度缺乏程序性规范。
三、教育立法的国际共性与经验
在梳理了我国教育立法的历史以及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们着重从世界上各个教育相对发达国家教育立法的特色分析入手，对义务教育立法的历史渊源、职业教育的各有侧重、民办教育投入与支持模式的异同，以及成人教育立法等进行多方面的总结与归纳，为我国教育立法提供启示与借鉴意义。
1. 义务教育。综观国外义务教育立法，虽然基于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政权组织方面的不同侧重，各国在义务教育立法上表现出了相当多的差异性。但义务教育本身的基本规律和教育立法的基本原则，都注定了国外义务教育立法仍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基本特点:
义务教育的强制性。在国外，很早时候开始，义务教育就名副其实，首先被视为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以至于早期的受教育与纳税、服兵役一道成为国民的三大义务。在我国清末，深受国外教育立法影响的《强迫教育章程》的“强迫”二字，以及“罪其父母”之类的规定，可谓尽得“强制性”精髓。
免费本是义务教育的基本特性(这是国家和政府应尽的基本义务)，因此义务教育立法确保免费的实现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在国外，不少国家义务教育的免费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如英国，1891年初等教育已经实现免费，1902年时中学教育却并未完全取消收费，但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对那些结束了义务教育却未能升学的青年免费教育至18岁。在法国，1881年的《费里法》已经规定了国民教育“义务、免费、世俗”三原则，学生享有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的权利，而且当年就实现了母亲学校和小学的免费教育以及师范学校免缴膳宿费，并逐步发展到了更高层次和更长年限的免费教育。
2.职业教育。自20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旨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法律法规，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修斯法》之后又相继通过了《乔治—里德法》《乔治—巴顿法》以及《国防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每一部法律都有其历史性和阶段性问题。立法的实质是联邦扩大教育权限的手段之一，通过立法引导职业教育的发展。
职业教育在日本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广辞苑》给职业教育的解释是，通过对从业人员进行的以职业能力开发和技术水平提高为目的训练。其目的就是为了给予人们从事工作的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这是广义上的职业教育。狭义的职业教育是指职业技术教育，其中包括产业教育和专门教育。
韩国职业教育的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战后韩国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立法工作，表现出职业教育立法与职业教育发展的步调一致，形成了较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3. 民办教育。世界各国对民办(私立)学校经济的支持，除了以法律的形式作明确的规定外，还都采取不同的经济形式给予私立学校相应的待遇。
匈牙利私立学校的总经费中政府拨的经费占70%;在丹麦和奥地利，政府经费占到了80%;在挪威，政府经费甚至占到85%。在比利时、瑞士、西班牙、法国和墨西哥，政府也向私立学校提供经费，并规定了比例。 转贴于
日本政府有关给予私立学校财政支持的立法比较完善。1949年的《私立学校法》第59条规定，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为振兴教育，在必要时依据有关的法律对法人办的私立学校给予资助。1970年的《日本私立学校振兴财团法》规定设立日本私立学校振兴财团，其资金为10亿日元，全部由政府支持。1975年的《私立校振兴资助法》规定，对私立大学和私立高等专门学校的经费，由国家补助l/2。此外日本还设立了私立教育发展基金会，为私立教育提供贷款以及贷款有效利用的管理方案等。
4.成人教育。英国是西方成人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号称“世界继续教育之乡”，其成人教育对世界各地成人教育的发展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成人教育有关的正式法律法规主要有1992年《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和2000年《学习与技能法》。进入新世纪后，英国政府继续积极完善继续教育政策。2002年政府发表的《为了每个人的成功——改革继续教育和培训》提出，继续教育要以雇主和广大学习者以及整个社会的需求为导向，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选择。2006年，英国教育和技能部发表了题为《继续教育:提高技能，改善生活机遇》白皮书，根据继续教育白皮书的建议，英国议会于2007年3月颁布了《继续教育和培训法》。该法案从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以提高继续教育的质量为重点，提出了继续教育的改革目标和内容，由此确立了英国继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法律基础。
四、中国教育立法的借鉴与启示
教育法是人的主观愿望的产物。要使这些主观愿望与教育管理的客观规律相符合，就必须完善教育立法机制，清理、修改现行教育法律;立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规范社会秩序，保障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在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教育立法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教育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实践看，中国的教育立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启示:
首先，要以《立法法》《行政许可法》为依据，清理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其次，要借鉴国际教育立法经验，对我国各个层次的教育立法进行梳理与完善，以基础义务教育为根基，以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为辅助，以民办教育为补充，形成完备的教育体系。第三，要提倡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使之成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我国的民办教育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最后，要重视立法的与时俱进性质。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对教育需求的不断变化，应完善与充实相关法律条款，使得教育立法与实践和社会实际要求相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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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残疾儿童 教育问题 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残疾儿童教育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制定颁布了一些残疾儿童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特殊教育事业由此获得了较快发展，然而，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残疾儿童教育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亟待得到重视和解决，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残疾儿童教育起点低、发展落后。残疾儿童的教育问题是我目前面临的较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接受教育是残疾儿童应享有的基本人权，然而，在实际的教育环境下，残疾儿童的教育却仍然受到不公平待遇，无法享受同正常人同样的教育。
一、残疾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
1.缺乏政府机构和社会力量的有效支持
残疾儿童早期教育的有效开展需要法律制度为后盾，然而，从目前来看，我国在这一方面仍未创建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而且执行力度不强，而且所制定的相关教育制度缺乏说服力，也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机构监督、执行，使得一些偏远山区的残疾儿童根本享受不到早期教育，形式上的特殊教育部门建立起来，却常常因为无法可依，而损害了残疾儿童的利益。同时，残疾儿童的社会接纳能力也明显不足，当前的残疾儿童教育机构主要有公立和民办之分，然而无论是何种性质的教育在残疾儿童准入方面都做出了严格规定，仅仅一少部分具有些许能力的残疾儿童享受着特殊教育，残疾儿童之间未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利。
2.专业化水平不高
现阶段的残疾儿童教育依然处在尝试和实验时期，很多残疾儿童教育机构内部工作人员无论在教育力量、课程设计、心理疏导能力、授课方式等方面仍然无法达到专业的残疾儿童教育水平，甚至没有能力包容残疾儿童的一些弱点和缺陷，出现缺乏耐心甚至反感的情绪，仅有一小部分教育工作者接受过专业的特殊教育培训，掌握了相对合格的特殊教育教学技能，然而由于其发展空间有限，也打消了这部分教师的从教热情。同时，残疾儿童的专业教育研究也有待发展，目前，尚未形成一套健全的特殊教育教学体系，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匮乏，缺少完善的教育教材资料和教学大纲。
3.残疾儿童教育工作者间缺少积极配合
很多地区对于残疾儿童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传统阶段，认为残疾儿童教育就是教育教学，实质上残疾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教育涉及到更为广泛的内容，特别是早期教育应该覆盖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心理医生引导等多方面的教育和培养，而且一个科学、健康的残疾儿童教育也需要这些专业人员的积极配合，残疾儿童教育能否有效贯彻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各方面的有效合作，当实现跨领域的合作，才能使残疾儿童教育事业迈向新的发展。
二、残疾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
1.加大立法力度，确保残疾儿童教育
首先要加快立法步伐，颁布制定完善的特殊教育法律法规，形成健全的特殊教育法规体系，因为只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做后盾，才能确保特殊教育的开展有法可依，从而促进特殊教育的全面开展。同时要细化各项法律制度，明确权责范围，以及相关的责任人，健全各个法律执行机构的建设，确保各项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
2.创建科学、专业的残疾儿童教育系统
残疾儿童教育要从婴幼儿时期抓起，而且需要一批专业化的特殊教育人才给予专业化服务，从残疾幼儿的保育到学前教育再到义务教育都需要特殊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培养，同时也要针对不同残疾儿童的个性特征以及伤残状况给予特别的照顾和引导，由此来达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残疾儿童教育的目标，要积极调动家庭与社区的力量，使他们能够主动参与并配合残疾儿童专业化教育，以此来带动残疾儿童教育的发展。
3.打造更加健全、专业化的特殊教育师资队伍
残疾儿童教育需要完善的教育装备系统的支持，更需要专业的师资队伍的服务。因此，培养一大批合格的残疾儿童教育师资队伍是普及特殊教育，提升特殊教育水平的基础。
第一，在高校教育专业体系中增设特殊教育专业，设置针对残疾儿童教育的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特殊教育专业人才；
第二，开展各种各样的实践课堂，组织这些专业人员深入实际，通过实践培训获得更多的特殊教育教学经验。
第三，实行师生专属制度，特殊教育专业师资力量初步形成以后，可以通过定向分配、灵活适度调节的方式来为特定区域的特定残疾儿童群体配置教师，形成残疾而且与特教教师相互适应的特教体系，达到双方长久、持续的合作。
同时，也要试着将残疾儿童教育同普通儿童教育联系起来，让残疾儿童融入普通儿童的生活群体，拉近二者之间的距离，这样不仅能够传递爱心，同时也能够促进残疾儿童的健康成长。
总结：
残疾儿童教育问题是一个严峻问题，是一个获得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国家和社会应该广泛重视残疾儿童的教育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为残疾儿童创造更为优越、健全的特殊教育系统，支持残疾儿童健康、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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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几年来，高校在其管理中侵犯大学生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大学生状告学校侵权的法律纠纷也呈上升趋势。如何依法治校，保护大学生合法权利，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高等学校管理是维护学校秩序、保障学校生活良性运行，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条件。然而，近几年来，高校在其管理中侵犯大学生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大学生状告学校侵权的法律纠纷也呈上升趋势。如何依法治校，保护大学生合法权利，成为一个亟待锵决的问题。
一 当前高校在依法治校中的几个热点问题
问题一：高校与大学生的关系定位：民事关系抑或行政关系?
在我国，随着高校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状告母校的事件自1996年刘燕文起诉北大拒发博士学位开始，已逐年增多。重庆某学院发生的“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案”引起国内外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多数观点都对高校处分学生权利的正当性提出质疑。那么高校与大学生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是民事关系还是行政关系?当前学者的几种观点：(1)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学生选择某一高校，意味着他接受了该校一系列学生管理规则的契约，包括对学校依据所制定的规则对其行使处分权的认可。当然学校也必须遵守这种契约，不得随意剥夺学生的学籍。确实需要剥夺学籍时，要设置一定的救济途径，包括司法程序救济。(2)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教育行政法律关系，许多事情并不是可以通过民事方法解决的。(3)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既有行政法律关系也有民事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高校与大学生关系是一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特殊法律关系。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既非双方权利义务平等的民事关系，又非上下级之间的行政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从教育具有“公务”性质意义上分析，可以把这种法律关系称为准行政法律关系。其次，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把握：一方面，高校是一种教育机构，大学生是受教育者，因而高校与大学生是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于学校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都分别作出了规定，为高校和大学生享有其法定权利、履行法定义务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高校是一种组织管理系统，学生是该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就是说，高校是组织者，学生是被组织者，因而高校和学生又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特定主体，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特别权利，《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同时，法律也规定大学生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承担认可和服从学校管束的义务。
问题二：高校处分权的合法合理界限在睇里?
在讨论澄清了第一个问题之后，即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也就是说高校拥有一定的公权力，可以对学生行使处分权。现在的问题是，在这种管理中如何体现和尊重学生的权利呢?在法律上高校的处分权应被控制在多大的范围之内?笔者认为：对于高校的处分权应把握以下三点：(1)应当依法进行，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处分权。高校内部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既“小法”必须符合地方、教育工作者行政部门的“中法”和国家的“大法”，不能仅从学校自身利益出发，擅自出台一些与上级规章或国家法律法规及其精神相悖的规定。(2)高校在行使处分权时应尊重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与诉讼权，在涉及到学生的根本性权利时，法律上应有一定的渠道加以救济。(3)高校处分权的行使必须既合法又合理。此间，“合法合理”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其一，主体与权限要合法，处分必须以高校的名义作出，而不能以其院、系名义作出；其二，内容要合法，即处分所依据的事实、证据要真实，充分，并且还得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处分条件、处分种类与处分幅度。在一般情况下，原则上应“就低不就高”，尽量别往勒令退学、开除学籍上靠。其三，目的要合法，处分学生必须是为了教育学生、维护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等公共目的，而不能纯粹是为了学校本身的利益。其四，要有程序保障，高校在处分学生时要告诉学生处分所依据的事实、法律依据、听取学生的意见与申辩。在作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的情况下，还应举行听证会，提供行政复议、诉讼等救济途径。
问题三：高校行使处分权应否遵循正当程序?
从目前发生的高校学生状告母校的案件来看，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学生普遍认为学校作出的处分是武断的．既没有告诉学生处分的理由与依据，也没有认真听取学生的申辩。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提倡的“程序公正”的观念与实践相背．高校的处分权是否要接受正当程序的限制呢?笔者认为：现代行政法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越来越重视程序正当性。高校行使处分权一般应遵循以下程序：首先是告之相对人作出处分决定的理由与根据，听取其申辩，在作出重大处分时举行听证会，允许相对人进行抗辩、质证，最后是送达书面处分决定，并告之可以申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处分都要按照这种程序走一遍，这里还存在一个成本的问题，正当程序要与处分的严重程度相适应。对给予警告或记过这样的内部处分是一般不需要举行听证会的，但是，如果作出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这时学校与学生之间就转化为一种准外部关系，应该举行听证会和为学生提供复议、诉讼等途径。
问题四：高校的处分权应否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
正当程序与司法审查，应该是检验依法治校的试金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生状告母校的现象逐渐增多，但学生在以学籍管理为核心的案件中能否直接状告高校，现在法律规定得并不明确。目前，学生就自己与高校之间的纠纷，一般是向学校所在地的教委申诉，但教委一般都是维护学校利益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把学生推到弱势地位上去了，这种做法必须改变。对此，笔者认为：一是要建立一些中介机构来处理学生的申诉，以确保学校处分的公正性；二是要允许学生对学校的处分提出异议仍至最后向法院起诉，把学校的处分权置于司法监督之下，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
二 当前高校管理中对学生侵权的突出表现
(一)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
“所谓受教育权是指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宪法》第四十六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在现实中，全国统一高考，不统一的录取分数线，造成不同地区考生入学的不平等；以2001年文科第一批本科录取线为例，全国重点大学录取线相差100多分，同样500分的考生，在北京可以顺利进入重点大学，而在有些地区却连大学的门都迈不进去。现在，高考虽改成各省单独命题，因此无法与其他省份对比录取分数线的高低了，但这仅仅是回避了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公平录取的问题。教育的平等权还要求对所有考生自身来说在录取时要做到人人平等。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在招生时对考生的身高、视力、健康状况等往往都作了一些限制。当然，一些特殊的专业对考生作出一些特定的要求是正当的，而对于那些根本无须作任何特定限制的专业考生进行限制，或仅仅因为考生患乙肝等疾病就不录取或录取后取消其入学资格，那么高校就明显存在着对考生进行歧视和滥用职权侵犯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之嫌。
(二)侵犯学生名誉权
法律保护学生的名誉权。学生名誉权是学生依法享有的名誉不受侵害的权利，学生名誉关系到其在学校的地位、人格尊严以及老师和同学对他的信赖程度。但是，高校在管理工作中，往往将学生考试成绩公之于众，将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的具体规定精神，这种做法已经构成了对学生名誉权的侵犯。
(三)侵犯学生财产权
与其他公民一样，学生依法享有财产权，但一些高校在利益的驱动下，则以各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如有些学校以学生自己保管财物不安全为由，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代其保管；有些学校甚至为了谋取利益擅自动用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还有些学校没有经过职能部门的同意而向学生“乱收费”，或凭借教育行政管理职权强制并在购置学生生活用品时提高生活用品的价格。
(四)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
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享有要求教师、学校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品行作出公正评价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成绩档案中，在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从现有的学生诉母校的案件看，学校对学生权利的侵犯主要是不颁发学位证书。此间，都涉及到如何公正评价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品行问题。
三 高校管理工作中对学生侵权原因的浅析
(一)大学生与高校的关系被扭曲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与大学生之间构建起管理与被管理、服从与被服从需要的纵向关系，强调了学校、教师的主导和主体地位。忽略了高校与大学生还存在着一种属于私法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教师对学生无所不管，其尊严神圣不可冒犯，学生权利被漠视，甚至被抹杀。高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都以学校和管理者为主体，以学校和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势必造成对学生权利的侵害。
(二)法规与学校规章存在着冲突和缺陷
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下位法与上位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作为行政规章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与作为基本法律的《婚姻法》之间的关系，是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关系，下位法的规定不能违背上位法的规定。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不准在校大学生结婚”的内容违背了《婚姻法》“婚姻自由”原则，必然造成对学生婚姻自由权的侵害。二是学校校内的自治性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如田永案，学校根据其制定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的规定，给予田永退学处理。并据此不给田发“两证”。但学校的规定与原国家教委1990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有关内容相抵触。三是在一些教育行政管理法规规章中存在着不符合法治与人文精神的规定。如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规定，有各种恶性肿瘤、血液病的高考生，不能被普通高校录取。这一缺乏道义性和公正性的规定势必侵害这类考生平等享有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权利。
(三)学校管理程序存在瑕疵
正当程序是法治理念中的重要内容，美国的程序法学派认为，把“程序制度化，就是法律”。管理过程的正当程序是相对人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没有正当程序，受教育者在学校中的“机会均等”就难以实现，其合法的“请求权”、正当的“选择权”，合理的“知情权”就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从学生状告学校侵权诉讼案来看，缺乏正当程序，程序上存在瑕疵，是高校在行使管理自主权时普遍存在的问题。
四 高校管理法治化，加强学生权利之保护
法治理念的普及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与传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体制的落后，使得高校管理的实践过程不可避免地出现新旧观念的碰撞、价值矛盾和权利冲突。正视高校管理所面临的这种挑战，我们必须以法治的理念和精神来应对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建立并不断完善管理体制，规范高校管理秩序，尊重和保护学生的权利，推进高校管理法治化。
(一)正确理顺和把握大学生与高校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与主管部门是行政隶属关系，这种关系直接影响到校内各种主体关系，在学校与学生之间构建起“一律是我说你服从的关系”。然而，这种绝对的行政服从关系在今天是行不通的。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高校教育改革的实践，高校与大学生关系是一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特殊法律关系。此间，既有属于公法性质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也有属于私法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为此，不管是高校作为教育机构，还是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都应当根据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具体规定，切实做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统一；尤其是高校作为教育的组织管理者，在具体实施教育行政管理过程中，应当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权利，切实贯彻民主思想、平等观念、公正精神、权利意识和法治理念，严格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具有服务合同性的民事法律关系，应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由民事法律加以调整。
(二)完善教育行政管理法规和规章制度
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尊严，保障教育法规和学校规章与国家大法、基本法律协调统一，使高校管理法律化制度化，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在制定法规和规章时应遵循以下原则：其一，遵循法治统一原则，即下位法的制定必须有上位法的依据，不得与之矛盾，所有的法律和规章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其二，高校内部的自治性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不得与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相违背；其三，删除现行教育行政法律、法规、规章中不符合法治原则与人文精神的规定，确保大学生的平等教育权不受侵犯。
论文摘要 高校教育领域非诉讼处理机制是指运用协商、调解、仲裁、申诉等方式，处理高校教育法律纠纷的方式方法。现阶段高校非诉讼处理机制的法律的规定及如何通过非诉讼处理机制解决高等学校教育领域的法律纠纷，正是本文所探讨的内容。
论文关键词 高校 法律纠纷 非诉讼处理机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以高等学校为中心的主体之间基于教育管理与受教育活动而产生的各种教育方面的纠纷，也出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 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教育领域纠纷，有着明显的不足；非诉讼处理机制在处理高校教育法律纠纷中有着明显的作用和优势，但现阶段对高校非诉讼机制处理法律纠纷的法律规定不够具体、详细，本文分析了我国非诉讼机制处理教育纠纷在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探讨建立何种机制，充分发挥非诉讼处理机制在处理高校法律纠纷中作用。
一、高校法律纠纷非诉讼机制定义
高校法律纠纷是高校在管理中与学生、教师权利之间发生的法律方面的纠纷。从法律上讲，学校的教师学生与学校存在着两种法律关系：一种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一种是特殊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教师学生和学校的争议大致有以下三种：民事争议、行政争议、学校从事普通内部事务性的管理及学术等方面而发生的争议。高校教育法律纠纷非诉讼处理机制是指运用协商、调解、仲裁、申诉等方式，处理高校法律纠纷的方式方法。
二、非诉讼处理机制在处理高校法律纠纷中的优势
1998年10月，以田永起诉北京科技大学行政诉讼案为起点，司法机关开始介入对高校内部管理行为进行司法审查。
总的来说，司法机关对高校内部管理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保证了高校与教师学生之间教育管理纠纷的公正解决，能够使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证，这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对于推动高校依法治校的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高等教育领域法律纠纷的复杂性和矛盾的多元化，诉讼处理机制有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存在着程序复杂、诉讼成本较高、诉讼时间较长等各种缺陷。同时，学校的性质决定了高校教育管理纠纷的解决应当彰显教育为主，体现出学校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和谐，体现师生之间的老师威望与学生充满人性的平等和谐关系，因而相当部分的高校教育管理纠纷并不适合于或并不需要诉诸于司法审查的途径。事实上，正是由于实践中通过诉讼方式解决高校法律纠纷存在着种种弊端和不尽如人意之处，彰显出协商、调解、仲裁、申诉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高校教育领域纠纷解决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一）非公开性的优势
教育领域法律纠纷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行政纠纷，其特殊性在于当事人双方有着特殊的法律关系，更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关系，教师与学校、学生与母校，在传统的意识中，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维系，让高校教育纠纷的当事人双方激烈的对抗，对簿公堂，把双方的观点、矛盾甚至隐私公开在社会面前，对于学校、教师、学生，以及社会上的普通人都是从心理上难以接受的，是万不得已的行为，也不利于发扬尊师重教的传统文化，这恰恰是非诉讼处理机制在这方面的优势，协商、调解、仲裁、申诉等非诉讼处理机制，都最大限度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尊重双方的隐私，协助学校与教师学生之间进行符合实际的、有效的沟通，避免激烈的公开对抗，使双方当事人有效地解决问题，避免诉讼。
（二）当事人自主选择性的优势
非诉讼处理机制的当事人自主选择性在于，首先，非诉讼处理机制的多样性，可以使当事人双方自主的选择解决的方式，并可打破诉讼机制程序的法定模式，自主地协商选择解决纠纷的程序方式；其次，高校教育纠纷中，有一部分是学校和教师学生有关校方从事的普通内部事务性的管理或大学行使学术权力引起的纠纷，这其实是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体现，对这类争议，一般只能通过学校内部程序解决，并且法院现阶段并不把此种教育纠纷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对这些教育纠纷，当事人双方也可选择非诉讼机制来进行协商对话解决。
（三）成本经济性的优势
利用法律诉讼解决教育纠纷，存在着诉讼程序复杂，审理时间漫长，当事人双方还需要支出案件诉讼费用，因此，诉讼处理机制解决教育纠纷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非诉讼处理机制的方式多样、程序灵活、时间快捷，其成本是较低的，并且运用非诉讼处理机制解决教育纠纷，可以充分的利用教育系统内部的监督纠错机制，使处理结果能够得到更好的执行，这样能够更好的化解双方的矛盾，因而是一种成本较低而效率较高的处理纠纷的机制。
三、非诉讼处理机制在处理高校法律纠纷中存在的问题
在非诉讼机制处理高校法律纠纷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法律规定的不全面，大部分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所以使得在实际处理过程中有许多问题和不完善之处。
（一） 部门设置及职责不明确
目前，很多高校并没有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在学校设立了教师申诉委员会、学生申诉委员会等非诉讼处理机构，即使设立上述机构的高校，也因为法律法规对非诉讼处理机构的职责、权限、规则没有明确的规定，在非诉讼处理高校教育纠纷方面也难以开展工作。
我国很多地区，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基本上都尚未设置专门受理教师学生申诉的职能部门，这给教师学生在现实中具体地行使申诉等权利带来不可避免的障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规定，人事仲裁是人事争议纠纷诉讼的先行程序，但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的劳动人事管理部门并没有设立人事仲裁的专门机构，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也不能直接受理，使教育纠纷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二）相关规定过于原则笼统
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教师学生申诉、调解、复议案件的管辖、受理条件、处理裁决程序、法律救济措施等方面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使得在实际处理时不好具体操作。
（三）结果执行得不到保证
对于非诉讼机制处理的结果，部分当事人往往主观上不重视，有时个人当事人认为容易反悔，不认可处理结果；对于学校方当事人有时往往表现出强势，拒不履行处理结果。如果非诉讼处理的双方当事人出于某种原因并不履行处理结果，当事人由于不具备按有关规定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条件，往往使非诉讼处理结果的执行得不到有力的保证。
（四）监督机制不健全
非诉讼处理机制基本只是在教育系统内部进行，难免给人以“老子监督儿子”感觉，因此，还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监督机制，按照现有的法规制度，没有明确规定。
四、建立非诉讼机制处理高校教育法律纠纷的机制
（一）成立校内调解处理机构
高校内部设立专门的调解处理机构，及时受理高校内部相关争议，防止矛盾激化和纠纷升级，使非诉讼处理机制得以正常运转并起到实际的积极作用。
（二）设立教育仲裁机构
基于教育纠纷的特殊性，有些能通过司法进行干预，有些司法机制难以干预；以及仲裁的特性：自治性、契约性；使得设立一个独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对所有的教育纠纷进行独立的仲裁成为可能。通过设立高校教育仲裁委员会，将其作为一个高校教育管理纠纷方面的专门管辖机构，由于它受理的是高校、教师、学生之间存在着教育管理特殊关系的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同时又涉及到高校办学自主权、教师和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对学校管理方面的内部监督，因此教育仲裁委员会应当是一个独立、中立的机构。为了保障其独立性、中立性以有效的开展工作，可以规定由政府设立教育仲裁委员会，负责管辖教育纠纷。教育仲裁委员会仲裁教育纠纷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适宜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设立一个教育仲裁委员会受理本辖区内的高校教育纠纷。
［论文摘要］德国、美国职业教育对两国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职业教育立法是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在研究两国职业教育立法的差异与共性基础上，总结借鉴其经验，为完善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提出参考建议。
德、美两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历史就是一部职业教育法律发展史。两国都在职业教育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获得了丰硕的法制成果。对德、美两国的职业教育法进行比较，并探讨借鉴其做法对促进我国职业教育法制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德美两国的职业教育立法概况
1.德国的主要职业教育立法。德国众多的职业教育法产生于不同的年代，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职业教育进行保障推进。1869年的《企业章程》，明确企业培训的权利、义务；1969年的《联邦职业教育法》，是职业教育的基本法，首次在联邦的范围内为各州的职业教育确立了广泛而统一的法律基础；1965年的《手工业条例》，规范手工业行业的职业培训；1972年《企业基本法》，规范企业的职业教育；1960年《青年劳动保护法》，规定青年享有接受职业培训权利、完成法律规定的职业教育义务；1972年《工商企业实训教师资格条例》，对企业实训教师资格作了明确规定；1981年的《职业教育促进法》，保证了职业教育在质量和数量的稳定、待续发展，旨在提高就业率、优化就业结构和促使国民经济高速增长；2005年对1965年《职业教育法》进行修订，与1981年《职业教育促进法》合并。
2.美国的主要职业教育立法。美国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有许多的成文规定。1862年《莫雷尔法案》中联邦以拨地支持农工教育；1917年的《史密斯—休士法》，将职业教育扩展到工、商、家政等领域，奠定美国职业教育制度的基础。1962年的《人力开发和训练法》，规定为失业人员和在业的无技术的工人训练提供资助。1963年的《职业教育法》，强调职业教育面向各个群体、打破职业界限，极大地增加了接受职业教育人员的数量，促进美国形成了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1974年的《生计教育法》，要求学校教育应与受教育者未来所从事的职业联系起来；1984年的《卡尔·波金斯法案》，加强了对困难群体的职业教育。1994年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强调为成人教育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改进成人的劳动技能。
二、德美两国职业教育立法的比较
在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因两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职业教育任务不同，使得两者在共同的法治目标追求下展现了不同的立法状况。
1.影响职业教育的力量不同，但都高度重视法律的调控。职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调动各种社会力量，调节各方面关系，两个资本主义法治国家做了相同的选择，即法律为主要的调控手段。从两国职业教育法律调整的主体来看，所针对的主体有所不同。进入德国职业教育法律视野的除了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等之外，一个很重要的主体是企业，倡导和规范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德国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正是因此德国以“双轨制”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体制才得以形成。而美国职业教育法调整主体更多表现在联邦政府与各州、职业教育学校和社区学院及普通高中都在其列，形成联邦政府引导、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级负责、重在地方的管理、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办学的多维交叉的职业教育体系和多元管理体制。虽然参与职业教育的力量不同，作用的发挥各有千秋，但其辉煌的职业教育成就的取得与国家通过法律进行宏观调控，表达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可以看到关乎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在联邦一级法律中都得到了规范。
2.职业法律体系的构建方式不同，但法律体系完善。因不同的法律传统，德国在职业教育的法律制定中充分表现了大陆法系的特色，构建了以《联邦职业教育法》为基本法，以《企业基本法》《青年劳动保护法》等职业教育法律，《职业培训条例》《实训教师资格条例》等规章和各州的职业教育法组成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该体系层次完整，联邦与各州立法相协调，结构严整，内容完备，表现出德国立法严谨的体系追求。美国的职业教育立法则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色彩，一事一议，就不同的现实问题作不同的法律规定，以法律调整社会发展需求与职业教育的矛盾或以发展职业教育解决社会矛盾。如1944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既解决战后退役军人的安置问题又促进就业。美国已经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律以联邦法律为导引，各州法律相充实，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构成了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但从两国的立法来看，都形成了相当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使得职业教育管理和发展有法可依。
3.职业教育法制的发展轨迹不同，但注重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改革。美国职业教育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多变。“二战”后为了适应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解决就业、社会福利、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每隔几年就有一部职教法案出台。如在1968年和1976年两次修订《职业教育法》，1974年重新确定职业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制定了《生计教育法》。德国职业教育法律的发展表现出稳扎稳打的态势，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来完善以推进发展，法律的前瞻性、适用性较强，基本较少作法律修订。两国职业教育法制的发展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但并不影响两国法律发展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回应，“变”是其共性。美国的职业教育法律发展是一个“变中求稳”的过程，表现为前后法案的继承性很强，后法多是前法案的修改或补充，法案的内容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德国的职业教育法律是“稳中渐变”的过程，以不断丰富法律的内容，提高法律的调控力来推进职业教育，适应社会和劳动者发展的要求。
4.职业教育法律内容不同，但注重保障法律落实。两国的职业教育法律内容丰富，涉及多方的权利义务。两国职业教育情况的不同使其内容有很大差异，但在落实上都有非常周延的法律规定。如教育效果的考核、经费的保障。按法律规定德国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对职业培训的质量检验要全面负责，其检验指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培训人员的检验，通过考试来实现；另一方面是检验企业对受训人员的满意程度，通过对企业的调查来获得。关于经费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德国无论是接受培训者，还是提供培训的机构、学校都可以从政府得到各种各样的补贴和资助，其中中央基金由国家统一分配和发放。而美国1963年《职业教育法》及1968年、1972年修订案，大幅度增加对职业教育拨款。1990年美国职业教育法规定，联邦政府每年向各州提供16亿美元职业教育专项经费。有效的法律措施保障了职业教育的质量，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德美职业教育立法对我国职业教育立法的启示
1.重视职业教育，以法治教，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职业教育观念。对一项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一个根本的表征就在于在社会制度构结中是否给予足够的体现，特别是法律制度的构建。正是由于德国将职业培训作为青年走上职业生涯必须经历的法定环节并给以法律的保护，正是由于美国的终生职业培训的法律规定，使得人们对职业教育没有任何偏见和鄙薄；正是两国的职业教育立法和法律的实施，支持和保障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借助法律所具有的普遍约束力和强制力，调整职业教育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明确各参与职业教育单位的责任和义务，保证其合法权益。同时以国家强制力的手段保证其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才能健康发展，为社会发展服务，也才能使得人们对职业教育有高度的认可和信赖。这样职业教育也才能获得在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地位，这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
2.加强职业教育立法，形成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我国历史上《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及《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就职业教育有所规定，但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1996年5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标志着职业教育有了自身的专项法律，迄今已有十多年，由于缺乏足够的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致使这部职业教育基本法贯彻执行起来效力大打折扣。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试行按新的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及《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和各地方制定的职业教育发展法规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总体来看职业教育法存在法律阶位低、单项法不配套、数量少、操作性不强、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起到作用的多是政策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权威不足，结构不够严谨。借鉴德、美经验，我国应逐渐形成以《职业教育法》为基础，以职业教育投入法、农业职业教育法、企业培训法、就业与职业培训法、职业资格准入等若干法规为主干，辅以职业教育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构成结构合理、内容完备、协调统一的职业教育法规体系，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法律基础。
3.职业教育立法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与时俱进。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法应及时反映社会发展的最新需求。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现实和职业教育改革的需要，为此应及时地对职业教育法进行废、立、改。在发展中逐渐完善教育法律体系，调整职业教育中各方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竞争力。
4.提高立法质量，保证法律权利义务落实到位，注重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立法。保证落实权利义务到位是法律的生命力所在，也是衡量法律质量的尺度。我们要大力提高职业教育立法质量，使职业教育法律结构合理，语言简洁、规范，含义准确，权利义务明确，违规责任与后果确定，增强职业教育法律的操作性。
发展职业教育的根本在于具备充足的财力保障。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力支持不是很充分、规范，在多数情况下，职业学校要自收自支。我们现行的收费政策，无疑影响了职业教育的生源，也制约了高水平劳动者的培养。因此必须把职业教育资金问题作为立法的重点，使资金筹措的途径、支出的数额和比例、使用的监督等问题的解决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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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高校；侵犯；权利
高校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知识殿堂。在这里，学生的合法权利理应得到尊重和保护。但是目前高校中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被高校“合理”侵犯的现象却屡见不鲜。随着人们法律观念的逐渐增强，高校学生也逐渐拿起法律的武器，希望能从司法的途径来救济自己受到侵犯的合法权利。因此学生状告高校所引发的法律纠纷不断增多，高校也作为被告频频出现在法庭上。
案例一：首例大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案件，田永案。1996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在参加补考时，因考试作弊，该校做出了“按学籍管理规定、按退学处理”的决定并开出了“学生学籍变动通知单”，田永因作弊被注销学籍，但学校并未实际办理退学。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学校仍为田永正常注册、发放津贴、安排培养环节直到最后修满学分、完成毕业设计并通过论文答辩等。然而毕业时，学校却通知田永不能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于是，田永基于学校内部管理程序的漏洞，提起要求北京科技大学给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诉讼，最终得到了法律的支持。
案例二：刘燕文状告北京大学不发博士学位案。该案中刘的博士论文答辩由7名同行专家组成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并经过了学位评定委员会电子学系分会的审查，建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予其博士学位，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5名委员缺席，16名委员参加，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的情况下，以赞成票没有没达到法律规定的过半数为由，作出了不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决定。刘燕文以学校的决定缺乏“程序正义”为由，将学校告上法庭。经历两审，最终以学校程序不当胜诉。
案例三：武某于1995年9月考入暨大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因其考试时夹带资料，学校决定除该科成绩以零分记外，取消其学业结束时授予学位的资格，同时给予记过处分。第二学年，武某重修该课程，考试成绩为79分。后武某向学校提交了《降低处分申请书》，学校经审查认为武某的表现良好，又有改错的态度，将其记过处分降为严重警告处分。然而毕业时，武某却未能取得学士学位。武某要求学校授予学士学位未果，遂向法院提讼。
案例四：张某是西南某学院大学生，因怀孕住院。当她刚刚手术出院，即被通知要求写检查交生的时间、地点、次数、对象等，并承认自己犯有“品质恶劣、道德败坏”，发生“不正当”的错误。张某不同意学校的这种说法，结果学校以其对错误“认识不到位”、“狡辩”为由，将其处以勒令退学处分。然而，张某却不服学校的处理决定，准备将母校西南某学院告上法院。
大学生作为公民，还应享有《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以及人身权、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和知识产权等权利。同时，我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另外，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第五十七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可以在校内组织学生团体。”从以上有关法律规定来看，大学生的权利应该说是有保障的。
一、高校管理过程中大学生权利受侵犯的表现
由于学校自主管理权的存在，各高校都围绕自己的教学目的制定了相关的自制性文件。虽然学校订立这些校规的初衷是更好地教书育人，但是目的的正确并不代表手段的合法。就目前来看，高校在指定和执行其内部的规章制度时，往往只从其管理的需要和目的出发，只强调它的有序性和有效性，而对其合法性及被管理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有所忽略，导致高校在行使自己的管理职权时，侵犯学生权利的现象屡见不鲜。具体形式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校规制定过程中的侵权
1．高校的内部规则与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根据下位法不能和上位法相抵触的原则，学校规章制度作为学校的内部规则，不能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相抵触，更不能超出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范围。我们来看案例一“田永案”中的“068”号通知第一条“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的规定就显然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第29条规定的法定退学条件相抵触。再如案例三“考试作弊案”中，武某因考试作弊被学校记过处分，第二学年他已经参加重新考核并取得合格成绩，但是在其最后毕业时却只拿到毕业证而没有学位证，原因就是根据学校的规定“学生考试作弊就要被取消学位”，这又与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5条“具有学籍的学生，德、智、体合格，学完或提前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及格或修满规定的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本科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发给学士学位”的规定相抵触，显然该处分属于不当。像这种校规不合法，不仅使高校在实施自主管理的过程中处于尴尬的局面，也使得其在诉讼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2．设定的标准模糊不清。有关内容规定得不清楚也不具体，高度概括和抽象过于模糊或过于宽泛。比如说，很多高校的考场纪律规则中都有这样的规定：“作弊情节严重，经监考老师教导后拒不悔改，依然态度恶劣者勒令退学”，在这里所谓的“情节恶劣”如何界定，所谓的“态度恶劣”又如何界定呢?在我们的案例四“女大学生怀孕案”中，学校是依据校纪校规中的“品质恶劣、道德败坏”这条来作出处分的，虽然我们不提倡婚前，但是大学生发生性关系就一定是品质恶劣吗?学校有权这样草率地对学生的品质做出定论吗?显而易见，学校的处理评语过于牵强，实在难以服众。
(二)实施过程中的侵权
1．处理结果有失公平。学校有权在其自主管理的范围内对违反学校内部规定的学生进行相应的处理，但往往这种自主管理权的结果却显出了极大的不公。在案例三中，武某考试作弊确有错误，应该给予相应的处分，但是给予拒发学位证的处分是否有些过头呢?武某已经重修了这门课程，已经是一种惩戒，已然达到了惩戒和教育的双重目的，为什么还要这样一棒子打死呢?学位证对于一个毕业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这样拒发学位证是否公平呢?这样的处理方法难道不是有违教育的宗旨吗?
2．实施程序不规范。高校在许多管理学生的过程中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导致学生应该享有的程序性权利，如被告职权、申辩权、申诉权受到忽略甚至侵犯。在案例一“田永”案中，北京科技大学最终败诉就是因为没有履行正当的程序原则。学校在给田永处分时，没有以书面形式告知田永，也没有向他说明对其处分的依据，没有听取其陈述和向有关部门申诉，更没有向其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
二、大学生权利受侵犯的具体原因
造成高校频繁地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原因有很多，总结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法律上的缺陷
我国虽然颁布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但是这些教育立法对学校权利的授予、运行及责任问题都缺少法律规定，再加上立法严重滞后且可操作性差，高等教育立法中有很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与法制和实践要求之间的差距还不小，主要的表现就是程序规范少、可操作性差。
(二)学校规章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
正是由于法律赋予了高校一定程度的自主管理权却又规定不明确，就造成了学校制定的各种内部规章制度超出了法律法规的范围，甚至与法律相抵触。在案例二中，被告北京大学制定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中规定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不予颁发毕业证一条，便和国家教委颁布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相抵触。(三)管理上的缺陷
首先，管理者的责任。学校的规章制度尽管存在缺陷，但大多数学校都有一整套自己的内部规章制度，有的还比较完善。但是如果管理者不能做到依法行政，将导致更多的侵犯学生权益的事件发生。其次，管理程序。对许多高校来讲管理程序不够规范，缺少管理程序方面的制度，也就是说没有达到“程序制度化”。最后，对管理的监督。高校的自主管理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督也是高校频繁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客观原因。正当程序、申诉制度等高校的内部监督机制由于缺乏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而没有及时建立起来，或尚未完全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轨道，没有形成真正权威、客观、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也正是由于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高校自由裁量权过大，极有可能不按照正当程序办事，对处在弱势地位的学生作出不公正、不公平的处罚。
(四)观念上的原因
一是传统观念的束缚。我国传统的师生和谐是建立在师道尊严的基础上，这种和谐关系往往是以忽视甚至牺牲学生合法权益而换来的师生和谐。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学生和学校认为学生告老师、告学校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这样就大大助长了学校侵犯学生权利的气焰。二是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不明确。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学生作为行政相对人，在这一关系中学生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学校为了实现其行政目的，可以自由行政命令，学生一旦不履行学校的规章制度所规定的义务，学校有权行使公共权力，对学生作出惩戒。
三、解决大学生权利受侵犯这一问题的思路
(一)完善法律法规，建立更完善的高校规章制度
高校的内部规章制度是有关高等教育法立法规的延伸，因此在完善高校规章制度前，首先应该将现存高教立法上的种种缺陷补齐，这对于完善高校的内部规章有着重要的意义。学校在起草新的规章制度时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合法性原则。高校应依法律授权制定内部的规章制度，其内部规章制度不能与法律法规相抵触，更不能超越法律法规的范围。二是合理性原则。虽然高校有自主管理权，但是不能滥用。这就要求高校的管理部门在起草新的规章制度时应广泛听取或征求有关部门、教职员工、学生各方面的意见。对于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特别是有关重大纪律处分的规章制度，起草部门应当组织召开听证会。涉及重大或者疑难法律问题的，还可邀请有关法律专家进行咨询论证。
(二)弥补高校管理上的不足，更好地维护学生权利
首先，应该提高管理者的法律素质，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这样在处理学生问题时才能更好地依法执行。其次，建立健全正当程序，规范管理行为。所谓正当程序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包括告知相对人所实施行为的根据和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事后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以保证所做出的行为公开、公正、公平。在高校管理的过程中，为更有效地防止学生的合法权益被学校频频侵犯，一定要建立健康的正当程序，在处罚学生时，如涉及退学、开除等事项应实行公开的咨询、答辩程序，必须给学生异议权和异议期限，允许学生提出复议，处理这种复议的机构应与原处罚决定机关保持相对独立性等。最后，加强监督力度。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即使有完善的制度作保证，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很难保证既有的制度可以被很好地执行。高校必须加强其在管理过程中的监督以保证权力不被滥用，不会侵害学生的合法权益。
(三)转变思想，突破传统观念束缚
随着人权时代的到来以及依法治校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尊师重教”与“师生平等”观念的冲突正在迫使千百年来作为学校教育基础的传统校园文化不得不面对新的价值评判和选择，以寻求新的道德平衡、消除价值冲突或将这种冲突降到最低限度。
(四)多开设法律课程，丰富学生的法律知识
现在学生的维权意识虽很强，但是他们掌握的法律知识却很少，导致他们在遭到侵权时，很难作出及时正确的反应。很多学生对高校设置的法律课程不是很满意，大多数学生还是希望多开设一些可供选择的法律课程，以学到更多的法律知识，当有侵权事件发生的时候能够及时作出必要的反应。因此学校有必要多开设一些法律课程来供学生选择，这不仅仅是防止学校侵权、维护学生权利的至宝，同时也能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知法、懂法、爱法、护法。
［论文关键词］校长培训政策法规教法研究
［论文摘要］作者多年从事校长岗位培训《教育政策法规》教学工作，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体会，感到要想加强《教育政策法规》教学，提高教学成效，必须依据校长岗位培训特点，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既系统又有重点又不乏有针对性的教学。
《教育政策法规》是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的必修课程之一。开设这一课程的目的是使中小学校长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端正教育思想，提高对依法治教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政策观念和法制观念，掌握依法治教的方法，懂得依法维护学校和师生的合法权益，办好社会主义学校，完成好党和人民交给的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
中小学校长首要职责是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规，自觉抵制各种违反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的倾向。中小学校长应该具有教育政策法规知识，主要包括：领会和掌握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与中小学教育法规的基本内容，初步掌握与教育有关的法规的基本知识。
根据校长岗位培训特点的要求和以往的教学经验体会，我感到要想加强《教育政策法规》教学，提高教学成效，在坚持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在教学中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基本知识系统讲
教育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组成部分，为了使校长们能够正确理解教育法规，教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学基础知识。例如：如果不懂法的本质特征、法律规范、法是怎样制定出来的，法是如何实现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有何属性等基础知识，就难于理解和运用教育法规知识开展有说服力的教学，尤其是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意教育政策法规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和全面性。
二、主要政策法规重点讲
根据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和岗位要求的有关规定，中小学校长应具有较强的政策观念和法制观念。政策观念和法制观念包括校长们应具有一定的政策的法律法规知识，对待政策和法制具有正确的态度，并在实际活动中能自觉遵守、贯彻、维护政策和法规。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做到重点突破，难点排除，搞好应知应会的教学。
三、紧密联系教育管理实际（依法治教的实际）有针对性地讲授，提高校长依法治教的自觉性教学法规的实施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校长在学校教育管理的实践中具体运用。这就需要中小学校长具有一定的理解和运用教育政策法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正是校长岗位培训特点的要求。为使这一要求落到实处，我们教学人员就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在讲授过程中加强针对性。目前许多中小学的实际工作还不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违反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规的现象屡有发生。一些学校不能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只重视智育，轻待体育，甚至没有真正做到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在智育方面，只重视考试的科目和内容，忽视甚至减少、取消不考试的科目的课时或内容，随意改变国家规定的教学计划和大纲要求。为了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任意增加考试和练习，以升学率和考试成绩为重，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任意增加考试和练习，以升学率和考试成绩作为评定学校和教师工作成绩和水平的唯一标准。随便停止学生上课、侮辱体罚学生、私拆学生信件、乱收学生费用等行为都时有发生。为了提高校长岗位培训质量，搞好教育政策法规课的教学，教学人员在教学中就要紧密联系依法治教的实际，选取一些针对性较强的实例进行剖析，培养学员运用法规的能力，达到使学员回工作岗位后，能正确地宣传法规，能按照法规的要求部署工作，从事教育和教育管理活动；对符合法规要求的行为予以肯定、支持，对违反法规的行为予以纠正或依法处理；当学校、师生包括校长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懂得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结合本地和基层实际，加进地方立法内容，更能突出教学的针对性，提高教学实效。
四、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积极性
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积极性，一方面表现在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真正掌握乃至高于教学大纲和教材所要求的知识领域，教给学员正确无误的科学知识和学科所要求的专业技能，另一方面要在教学过程贯彻自学、研讨为主、以高质量的辅导为辅的原则，在集中辅导过程中，教学人员要阐明自己的观点，做出科学的论证，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五、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及其原则
（一）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原则。
这是岗位培训教学的方向性原则，是保证教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则问题。案例是教育政策法规科学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相统一的载体，通过案例教学，教师可以向培训对象一方面传授教育政策法规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又能进行社会主义的活生生的法制教育，增强培训对象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坚定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
（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条原则在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教学中具有突出地位。校长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要求所学的知识与理论能够有助于指导他们办学、育人、提高学校管理效能。
（三）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相结合以发展能力为主的原则。在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教学中明确要求，要正确处理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关系。由于岗位培训教育的短期性、针对性要求强，单纯靠扩大知识积累来发展能力是难以达到培训目标的。因此，必须注重在教学中突出对培训对象能力的培养，使培训质量落到实处。案例是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相结合的媒介，通过案例既能使培训对象理论认识得到深化，更能从中培养培训对象具有较强的思维能力、概括能力、判断能力、评价能力，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学以致用，提高在实际工作中的管理能力。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制度安排
一、政府与学校关系的制度安排
(一)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转变政府部门管理职能
针对目前我国校企合作中企业动力不足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多数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做法，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落实职业教育的税费减免和资金扶持政策，促进企业的利益驱动。通过对企业进行专项补助或者提供长期贷款的形式给与企业扶持，激励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在进一步“简政放权”的同时，加强职业教育监管
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显示出我国职业教育的管理重心在不断下移。在中央的宏观统筹指导下，逐步把管理职业教育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给予了地方政府和学校更多的管理权和自主权，调动了地方政府和学校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我们当前要做的是，就是进一步“简政放权”，提高地方政府与职业学校的办学积极性，同时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监督管理。
二、学校与企业合作与互动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建立专门的校企合作组织机构
从实践中看，学校邀请行业、企业的专家，同职业学校骨干人员一起组成委员会，为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设计、人才培养提供咨询意见，出谋划策，以促进校企合作的有效运行。
(二)在法律的规定下，校企之间签订契约
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委托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的，应当签订委托合同。”校企双方应该在法律规定下，本着意识自治、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契约，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保障校企双方的合法利益，同时约束双方的不利行为，保证校企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三)发挥行业组织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
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发展中行业组织的作用。行业协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行业组织具有对本行业的企业进行组织与监督管理的职能。
三、增强学校活力的内部管理体制安排
进一步完善职业学校内部组织结构，建立高效的职业学校管理体制，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率，需要作必要的制度安排。
(一)构建多元内部治理结构，建立董事会制度
在董事会制度下，董事会可以监督职业学校校长的行为，促使校长管理好职业学校。
(二)减少内部管理中间环节，建立两级管理体制
建立职业学校两级内部管理体制，可以减少职业学校内部管理的中间环节，解决由于管理层次过多引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内部管理体制的优点是学校的内部责任明确，办事能直接找的责任人。使得任务的落实能力比较强，能有效提高职校的内部管理效率。
(三)建立专业法人制度
建立“专业法人制度”可以明确教师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责权利，可以有效地激励教师根据自己的专业优势主动了解市场信息，使得学校的专业建设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促使学校专业与产业的结合。
四、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制度建设
(一)建立和完善教师资格制度和教师准入制度
建立灵活的职业教育教师的资格证书制度，针对一些年龄比较大的高级技能的人才，适当降低学历标准，让这些拥有高级技能的人才能够加入到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中来。采用教师资格年审制度，定期考核教师，促进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以符合教师资格标准。
(二)建立健全师资队伍的培养与培训制度
1.拓宽师资培养培训渠道，加大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建设。
2.建立职业学校教师的继续教育制度，倡导终身学习。
3.落实和完善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落实和完善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要把到企业实践作为提高职教教师实践能力的重要形式。
五、健全和完善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治教
目前来说，首先应该对《职业教育法》做出相应的修改与完善。从法律上明确各个参与职业教育主体的责任与义务。明确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防止互相之间推脱责任。明确企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责任与义务，体现企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一员所必须要承担发展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增加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论文关键词: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普通法律救济宪法救济
一、受教育权司法救济途径的研究意义
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基本权利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表明权利主体在权利体系中重要地位的一种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权，理应获得可靠、有效的保障，甚至比其他一般权利更应获得完善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救济，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宪法基本权利”。另外，”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不能得到救济的受教育权也不能称其为基本权利。而司法救济作为各种救济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救济，又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一，司祛救济是由利益关系人自己启动的救济，利益关系人对于启动救济有比任何其他人更大的积极性;其二，司法救济是具有严格法律程序的救济，当事人一旦启动，法院或任何其他组织、个人没有法定理由不得终止这种救济;其三，法律为司法救济预设了一套公开、公正、公平的机制，从而能保证提供比其他救济更佳的救济效果。但我国目前受教育权的司法保护现状并不乐观，鉴于此，笔者努力在本文中对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既有途径进行梳理，对可行性的途径进行探索，希望对我国的受教育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建立健全有所帮助。
二、普通法律层面上的司法救济
一般地，当受教育权受到侵害的公民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法院要审理公民的受教育权侵害案件对其实施司法救济，都得首先明确该受教育权案件牵涉的的法律关系一是私人间的侵权纠纷还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侵害的纠纷，据以确定司法救济是诉诸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一般不会到刑事层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排除既有的法院判决，以’，齐玉等案件”本身为例，并假设在侵害事实发生时我国的《教育法》等相关法律业已实施，那么我们不难知道，被告陈晓琪及其父侵犯齐玉等受教育权致其合法权益的损害属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私人间的民事纠纷，完全可以在民法的框架内通过民事诉讼的形式解决。这时法院对受教育权实施司法救济很容易即可进行。但实践中更多的受教育权侵害来自于受教育者与行政机关之间尤其是受教育者与作为管理者的学校之间，那么从服务现实需要的原则出发，我们有必要对公权侵犯私权的受教育权纠纷作深入的分析。
面对近年来学生维护自身受教育权的频发案例，我们应该全面审视，举一反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余雅风博士指出，2004年8月，最高法院开始制定新的司法解释，把高校招生、学历发放、教师资格、学生退学等方面的教育纠纷首次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不再只由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内部处理，限制学校的自由裁量权，为学生提供司法救济;新出台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也提出依法治校，强调学生的权利。这并不说明保障受教育权的相关立法已完备，相关救济途径已完善，问题的存在仍不容忽视。受教育者与院校之间的纠纷一般由学生的受教育权与院校的管理权(集中表现在授予学位、退学权等权力的实施)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用以调和该矛盾的制度立法并不完备甚至混乱的现状导致冲突不断、侵害不断。有关人士统计指出，现有的规范高等学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权力的具体法律法规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高更院校进行，并非国家立法机关专门立法，也缺少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规范，任意性大，权威性不足，体系混乱甚至自相矛盾，更不具备对受教育者程序性权利如知情权、申辩权、申诉权的相关保障，这样的法律法规的实施不仅不能对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进行有效保障相反却容易对其造成侵害，有违现代教育理念之初衷，甚至导致对受教育权进行司法救济的难度增加。
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我们如何有效的救济受教育权免于学校管理者的侵害是个紧迫的问题，就争议双方非平等的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法院依据现有的《教育法》、《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等规定可在行政法框架内、行政诉讼的层面上解决部分纠纷，规治那些违反现有法律的高等院校的侵权行为。但并不完备的立法使得实践中仍有相当多的受教育权侵害案件无法被法院受理，或者法院有心受理无力审判或者其审判结果承受相当压力，被否定被质疑。那么首先从理论上寻求立法缺失时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有效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探索无疑得依托根本大法一宪法进行。
三、涉及到宪法层面上的司法救济
当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是国家的相关立法时，在某些国家的法院能够通过司法审查途径予以救济，但在我国目前的制度框架中让法院针对立法机关的违宪行为对受教育权予以司法救济似乎并不可行。另外鉴于我国相关立法虽然不完备但也并未发现违宪嫌疑，所以本文对违宪审查制度暂不论述。那么，在立法滞后的情况下，当受教育权遭受侵害无具体法律可依时，我们的法院该如何立足宪法实施有效司法救济?笔者认为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针对公权力(行政权力)侵害的宪法司法救济
政府或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都可能对公民的受教育权造成侵害，此侵害如果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即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无相关规定时法院就不能以行政诉讼予以救济，当造成侵害的是抽象行政行为时，当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但也无法在现有的普通法律框架内予以救济时，司法该作何救济?
一方面，造成侵害的是抽象行政行为。如果法院在审理受教育权案件的过程中认为侵害受教育权的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即行政机关制定的某些制度规章等与上位法冲突，这时候，我国既有的法院司法实践中无法直接判决该抽象行政行为无效或将其撤销。不过法院己开始对行政行为的效力进行间接审查，即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有权决定是否使用规章，这实际己是对规章有效性的一种认定，只不过这种有效性的认定仅限于特定案件，不具有普遍性，对于受到抽象行政行为侵害的其他人不能给与救济，但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亦算得上进步了。或者我国行政立法一行政诉讼法也可以将抽象行政行为吸收进入可塑行政行为的行列，笔者认为以此可实现更有效的司法监督。
另一方面，造成受教育权侵害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又无普通法律规范时。因为宪法主要防范政府公权力对公民的侵害，在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遭受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且无具体法律实施救济时，宪法再袖手无疑将陷公民权利于水深火热中，陷己身于虚无之境。在有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对遭侵害的公民的受教育权实施救济，这就涉及到宪法界颇有争议的宪法司法适用制度。
(二)私权侵害之宪法司法救济
因为依传统的公法理论，宪法的主要功能在于限制”国家不得为非”，并不涉及私人间的关系，私人间的关系由”契约”予以调整，宪法权力不能侵入私人领域，即发生在私人间的纠纷时宪法是不应该介入的。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宪法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宪法理论的进一步演化，”宪法私法化”已不再是口号性的虚置，越来越得到宪法理论和实务界的思考关注，如果宪法私法化，公民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再受到其他公民的侵害需要司法救济时，法院就可以依据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给予其司法保护。
有观点认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一齐玉荃案就可视为‘，宪法私法化”案例进行讨论。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荃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案二审法院接到《批复》后结合案件事实，依照《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和《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于2001年8月23日作出终审判决，判决陈晓琪等被告赔偿齐玉荃经济损失、精神损失费等人民币近十万元，从而完成了对齐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应该说，陈晓琪与其父(在此其他非私人被告的责任暂不讨论)对齐玉荃受教育权的侵害确属私人间的侵权纠纷，本该依民法等具体法律法规行以救济，但鉴于侵害发生时具体法律缺位，这时法院有心适用宪法受教育权条款给与司法救济的实践意义非凡，但也颇遭指摘，因为我国宪法私法化理论远未成形，所以现有的讨论多在他国理论基础上进行。其中代表性的当属德国的”第三者效力”理论和美国的“国家行为(stateaction)”理论。
笔者支持由法院根据基本权利受侵害事实在诉讼中将宪法条文直接适用的做法，但也认同，法院直接适用宪法的前提是符合”穷尽法律救济”的原则，即只有在相关的法律没有给予基本权利相当程度的保障时才可直接适用宪法，避免宪法的过度适用涉入了普通法律的调整领地，从而破坏了普通法律的权威;而且需注意的问题还很多，如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以避免主观性错误、保证必要时适用宪法的客观公正性，适用宪法程序的正当性、合理性，诸如此类，都有必要进行细致规划，本文暂不详细展开论述。
四、结论
应该说，本文立足点在于对宪法受教育权实施司法救济的普通救济途径与宪法救济途径的讨论。而多数情况下，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可得到普通诉讼的覆盖救济;也不排除会出现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与宪法规定并不一致甚至有违宪法规定的情况，更可能存在相关普通立法的具体规定不完备使受教育权受侵害难得有效救济的状况，当诉诸于普通法律救济是不可能或者说不可行时，加上力求具体法律的完善短期内难以实现，公民受教育权侵害的状况时有发生又不能置之不理，直接给与宪法的司法救济无疑是雪中送炭。
【关键词】职业情感 职业认同感 责任感 亲切感 约束感 幸福感
教师职业情感是教师在从事教育工作中产生的稳定性情感体验,是教师职业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尚职业情感是驱使教师追求职业理想、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它能激励教师正确选择教育行为,增大教育实践力度;它能转化成坚强意志,使教师对党的教育事业高度忠诚。同时,教师良好的职业情感还可以迁移到学生身上,能以情感人,潜移默化地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作为教师,应当重视自身职业情感的培养,做一个具有高尚职业情感的人。
一、做有职业认同感的教师
我们不计较教师工作的负担重、压力大、待遇和社会地位不高,选择了教师职业,动力来自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在实际教育工作中,能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是因为我们有良好的职业认同感。
我们认同教师职业,因为教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和祖国的未来,手捧着孩子的明天。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是人民的教育事业,教师职业是光荣的职业,是天底下最光辉的事业。
我们认同教师职业,因为教师职业是一个富于情感和诗意的职业。教师的职业生活过程既是一个成人的过程,也是一个成己的过程,更是一个师生情感交融、心灵放飞的过程。教师的职业对象是富有情感的人,教师付出的劳动和情感,会通过学生贡献社会而得到增值,教师能从职业中获得任何其他职业无法比拟的精神报偿。
我们认同教师职业,因为教师职业是一个富有创新性的职业。教育情境的营造、教育内容的选择和组织、教育方法和手段的运用、教育机智和智慧的酝酿、教育理念的升华,无不闪耀着创新的光辉。
二、做有责任感的教师
对教育工作的责任感,是教师的一种职业道德情感,是教师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培育下一代的责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旺、民族的振兴、学生的前途和家庭的幸福时,所产生的精神信念。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使我们能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献身教育事业。
作为教师,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责任意识,并将强烈的责任感外化为行动,付诸于实践;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做成熟的、高专业水准的教师;要全身心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善于钻研、勇于创新,注重实效,切实提高学生能力和素质。
三、做有亲切感的教师
亲切感是教师热爱学生,“爱生如子”的职业情感体验。只有热爱学生,才能尊重学生的人格、权利和需要,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和生命价值,对学生有亲切感。教师有了亲切感,就更有感召力和感染力,产生良好教育效果,有利于形成良好师生关系,使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有利于营造浓厚的探究氛围,启发思维,开发智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做有亲切感的教师,一要关心、爱护学生的思想、学习和身心健康,呵护学生健康成长。二要尊重学生的自尊心、人格、个人隐私和合法权益。三要对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不成熟行为,不求全责备,采取宽容理解的态度。四要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不以个人的好恶、学生成绩的好坏、与家长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区别对待学生,做到一视同仁。五要严格要求学生,既做学生的知心朋友,又做学生的严师。对学生的错误,要严格批评,但绝不侮辱人格。
四、做有约束感的教师
一个人有了约束感,就知道自己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想做,但还是要去做好。约束感是衡量一个人成熟度的重要标志,作为教师,更需要有约束感。
教师首先要自觉遵守公民道德和法律法规,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在《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对教师尊重学生人格、不体罚学生和平等对待学生等内容都有明确规定。教师必须增强法制意识,认真学习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从教。
教师应有高于一般公民的品德素质和职业道德品质,要认真贯彻《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加强师德修养,为人师表;要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以自己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去影响和培养学生,做学生的榜样和楷模;要有良好的仪表,衣着得体,语言规范,举止端庄,行为文明。
五、做有幸福感的教师
教师既要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从业者,又要成为拥有幸福人生的人。教师社会地位的高低、物质生活水平、对职业的自我评价、专业发展水平、家庭生活状况、学校的人性化管理和人文关怀等,都是教师职业幸福感实现的重要条件。作为教师个人,要注意从以下几方面培养和增强自己的职业幸福感。
1.要正确认识现实,善于自我调适,形成合理职业期待,乐观向上,豁达开朗,充满激情和活力。
2.要构建有丰富生命意义的课堂。教师的幸福首先来自于课堂,教学效益越明显,职业幸福感就越强。因此,教师要努力构建有丰富生命意义的课堂,使课堂成为师生共同进行知识意义和人生意义的建构,使教学成为师生共同的幸福旅程。
3.把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与学生的人生意义联系起来,把学生的终身幸福作为自己的职业幸福,把关怀、鼓励、指导、帮助学生,增强学生的人生信心,促进学生进步和成长,作为自己的一项人生义务;以强烈的意志和抱负,把自己完全融入启迪学生心灵的教育内容和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教育行为之中。
4.保持创新激情,提高自己的教育创新能力。有意义的生活必须是创新性的,幸福来自创新性的生活。教师要始终保持强烈的创新愿望和旺盛的创新激情,敢于突破陈规,勇于挑战权威,不断追求教育的理想境界和教育生活的意义。通过创新,应对教育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与挑战,提高教育效能感;通过创新,跳出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通过创新,体味教育生活的意义和情趣。
5.要加强知识积累和理论素养,完善自己的科研素质。通过开展教育科研,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吸取先进的理论和经验,发掘个人潜力。从教研成果得到认可、论文得以发表、教育教学成绩的提升中感受成就感,感受个人人生价值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实现。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