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2 10:11: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西方经济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经济学案例要贴近生活。
许多教材在讲替代关系时常以茶叶和咖啡为例，这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没错，但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生活习性差异较大，有些地方，如广东，喝茶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咖啡根本无法代替，尤其是那些喜喝功夫茶的人更是如此。类似的例子还有大炮和黄油。该案例虽能反映稀缺资源配置的原理，但黄油离中国学生似乎有点远，而且对于普通消费者，二者既非替代也不互补。这就说明，经济学案例的选择，应该尽量从生活实际出发。
2.案例要与理论紧密结合。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并能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和原理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说到底，案例教学是理论教学基础上的一种辅助教学方法，是为理论教学服务的。因此，选编的案例必须反映经济学原理的典型特征和一般规律，要能揭示案例的内在联系和经济学原理的有关特征。
3.经济学案例来源要多样化。
经济学案例来源首先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经济现实生活，尤其是热点经问题。因为这类案例能引导学生走出象牙塔，关注现实生活，极大地培养学生对经济学的兴趣，大家都知道，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当我们用鲜活的经济生活成功地吸引了学生，使他们关注经济生活，甚至让他们养成了定时收看新闻联播、经济半小时、经济观察，并且关心国家的经济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二、经济学案例教学的课堂组织
1.正确处理师生关系。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学中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案例教学就是要在老师的主导下，利用鲜活的案例，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案例教学中，教师或在课堂当堂呈现案例，或布置学生课前阅读相关材料。然后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得出自己的观点。讨论案例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教师要创造机会让学生走向前台，展示自己的观点。教师则由前台转向幕后，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当组织和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进行讨论、交流，发现问题和分歧，尽量让学生自己解决，如果学生自己不能解决，则应选择适当时机给予解答。教师在学生讨论过程中，除了应该把握讨论节奏，控制教学进度外，还应当关注每个学生的表现，不断启发、诱导学生开动脑筋，尤其应鼓励学生勇于独立思考，形成独特见解。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能力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得以锻炼和提高。
2.正确处理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学生展示这些理论，案例教学则是要通过生动可感的实例来图解，或补充说明这些理论。很明显，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是主次关系，案例教学应服务于理论教学。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学具有独特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理论教学中严格的理论推导过程是训练学生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手段。学生就是在这一系列看似枯燥的训练过程中，学会了对经济现象的数学描述和严格的逻辑推演，掌握了一系列经济范式并试图用这些范式去认识纷繁复杂的经济世界，形成了对现实经济世界独特的分析、判断、归纳和预测的能力；另一方面，课堂教学中学习的概念、公式、定理、公理，是案例分析的基础。显而易见，没有概念和理论的讲解，仅仅从案例中得到结论，难以让学生建立起全面的理论结构，学生获得的必将是零散的不系统的知识点。因此，充分地讲解基本理论是学生学好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学不能像MBA教学那样可以以案例为主。相反，在经济学教学中，案例教学只能是理论教学的辅助，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的。
3.案例要服务课堂教学的需要。
一、经验归纳法促进近代西方经济学的产生
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的思想逐渐从封建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人们不再从“圣经”和宗教神学典范中寻求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和解释，而更加关注人自身和人所生活的社会，一切从现象本身出发，用人的眼睛去观察客观世界，归纳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成为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重商主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早期，另一种是晚期的。前者重商主义方法特别之处是：第一，此方法是根据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总结而来，第二此方法是依据以往哲学家、思想家的理论中得来。晚期重商主义则是以商业资本家的实战经验为中心进行的经济活动，并开始试图构建经济学体系，近代西方经济学已经打破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枷锁。
二、归纳演绎法促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因而斯密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斯密在哲学观上受两种哲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一种是自然哲学，一种是休谟的怀疑论。自然哲学认为世界本身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比人所创造的社会秩序优越的多、完美的多。而休谟的怀疑论则认为人是永远不能认识真理的，人只能通过描述事物外部的现象来获得经验的认识。这两种哲学观体现到斯密的经济学研究中表现为:一方面，斯密以自然秩序为分析依据，以演绎法为基础，积极探索各种经济范畴内在的联系性;另一方面，他又按照归纳法对经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外在表现来进行描述、分析、比较、归类。斯密的归纳演绎法主要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既包含了重商主义、配第等有关人员的归纳方法，也包含了传统的哲学演绎思想，这样得来的归纳演绎法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长河中更上一层楼。同时，他的方法也对后来的经济学方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他以后，经济学在方法上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是以归纳法为主，从马尔萨斯、萨伊到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另一派是以演绎法为主，从李嘉图到马克思。
三、分析综合法促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分离
分析综合法简单的说就是把分析法与综合法有效结合的产物，这种方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进程。分析法主要是把复杂的事物分解成简单的事物，对其进行一一研究；所谓综合法则是在深入分析、了解掌握了各个部分、方面或要素的性质之后，再将它们统一起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察的方法。无论是分析法，还是综合法都要求以整体观、系统观来看待认识对象，分析是对整体中的部分、系统中的要素的分析;综合是整体各个部分的综合，系统各个要素的综合。分析综合法的不断发展引发了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出现，另外还使得经济学研究方法领域除了微观分析综合法之外又注入了新的元素-宏观分析综合法，开创了微观分析综合法和宏观分析综合法共同主宰经济学研究方法领域的历史。同时宏观分析综合法的建立使得一大批西方经济学者纷纷放弃微观分析综合法转而研究宏观分析综合法，并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如英国的琼•罗宾逊、哈罗德、卡尔多等;美国的汉森、哈里斯、萨缪尔森等。
四、证实证伪法促成后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新分支的出现
在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最主要变化则是经济学出现的一门新学科--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这种地位的产生是和证实证伪法被引入经济学研究中密不可分的。20世纪早期，经济学方法论家首先将科学哲学中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引入到方法论的研究中去，使得经济学方法论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视角，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关注的命题是理论的可证实性、可检验性和逻辑结构的有效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波普尔证伪原则，库恩“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纲领”研究的新进展，一批经济学家开始把证伪原则运用到方法论研究中来，他们寻找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的思想与经济学的联系，开始从科学哲学的认识角度来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方面具有重要贡献的是马克•布劳格，他在1980年到1992年之间写了一本书《经济学方法论》，在这本书中他以证伪主义为主要论点，在对科学哲学和早期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成果总结的基础上，对经济学不同派别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提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不仅应包括科学哲学中证实主义所关注的命题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运用，同时也应包括证伪主义所关注的命题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运用。
作者：屈茗单位：中国石化胜利油田石化总厂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宏观经济学论文3000字(一)：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中国化改造评析论文
[摘要]如今，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宏观经济学不仅对世界的经济理论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化改造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对于西方宏观经济学来说，主要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分别为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以及通货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在将其引入到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选择性借鉴的曲折过程。基于此，文章主要评价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中国化改造，以供参考。
[关键词]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国化改造；发展；理论建构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0.112
1前言
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言，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领域，通常被分为两个分支學科，分别为研究经济资源最佳配置的微观经济学以及研究经济资源最佳利用的宏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中，其将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将国民的收入作为核心决定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的视角为整体化的经济运行，所以，其具体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就业问题、长期经济稳定与增长相关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以及汇率问题和国际收支问题等。同时，因为宏观经济学主要考察与国民的生产总值、总投资和收入、国民收入以及物价水平等在国民经济中的变动法则相关的内容，故也将其称作为总量分析，其主要解决资源有效利用方面的问题。所以，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应该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运行规则、理论构成以及其影响进行分析，确保其可以在中国化改造中得到正确的借鉴，期望能够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含义
对于经济学来说，其产生的目的就是为更好地解决与研究人们自身的无限性需求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学说。在经济学中，其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人类无上限的需求和资源的稀缺。对于人们的无上限需求而言，及时不断地更替和变化，需求和欲望也分轻重缓急，稀缺资源也具有被选择的特点。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内容不是资源稀缺的原因，而是针对因资源稀缺所引发的对资源选择、利用与合理配置的相关问题[1]，换句话说，就是正确选择、配置与利用有限的经济资源，从而更好地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所谓经济学，其主要是从资源稀缺性的视角进行研究，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更加有效、合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将经济学分为资源利用与资源配置两个独立的学科，分别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指的就是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微观经济学指的则是资源的合理配置。
3西方宏观经济学下的中国化改造
如今，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被充分的引入到中国的经济市场中，在此过程中，其也经历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有选择借鉴的曲折历程。对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后不难看出：首先，因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均以政治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而西方宏观经济学作为“后来者”，其若想得到整个经济学界的接受，则必须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次，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实行的都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与西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已经实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型发展，但是这种经济体制的成熟运行还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最后，西方经济学自身具有双重性质，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进行宣扬，又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进行客观性总结。总体来说，其本质就是对私有制的维护。另外，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比较大的相同点，根据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进行客观总结，也反映出了经济社会中所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也是值得我国借鉴与吸收的地方。因此，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态度应该是在吸纳的基础上，严格把握分寸，不能照搬照抄，应消化与学习其有用的部分，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当、合理的将西方宏观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化改造中。
对于政府行为，其往往表现为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市场功能往往表现为供求、价格自发调节和自由竞争，两者紧密关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因为政府行为不可能完美无缺，市场功能也不可能完全有效，两者都有弱点，都存在局限性，需要协调互补。这就需要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为核心，围绕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巩固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扬长避短、有机结合，都得到有效发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立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性质进行分析，无论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都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一种总结，两者的目的都是通过采用有效、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方法和措施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能够保持平衡，从而优化经济结构，使国民经济可以得到平衡、持续、健康、快速以及稳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学或者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其手段和措施也越来越趋向于一致化。那么有效的借鉴与引入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成功经验，可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就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其进行建设与完善是首要任务。所以，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正确的处理。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其需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相关经济制度进行有机融合，确保国家干预力度的一种现代化市场经济。一方面，政府应该在一些特殊领域内避免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过多干扰；另一方面，政府应正确的调控市场的自由度，避免市场经济发展失控。为了实现这一局面，必须将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与市场手段进行融合，体现其优越性，只有确保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顺利落实，才可以确保我国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均衡、可持续的发展。
总之，我国在经历了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后，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四个转变：一是由国家对企业进行直接调控和直接的资源配置转向为调控市场，从而直接调控对市场产生影响的主体，实现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二是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方面，从原先的供给调节，转变成为需求调节；三是在调节需求的方法和措施方面，从直接对市场需求进行调控转变成为利用经济杠杆对市场需求的规模进行调节；四是从原本借助国家计划进行调控转变成为国家计划、财政政策以及金融政策三者相互配合和协调的新机制。
4结论
总而言之，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的今天，中国与整个世界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密切，这也标志着中国已经融入到全球化的经济市场中，同时也表明了中西方经济理论互补与交融的必然趋势。因此，应将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精华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从而探索更加完善、健全的具有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宏观调控手段，积极参与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实现合作共赢，从而更好地抵御经济危机，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可借鉴经验，树立我国经济强国的形象。
宏观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投资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论文
摘要：宏观经济学关注经济的整体结构、行为和表现。宏观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分析商品和服务的总生产（GDP）、失业、通货膨胀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的一般经济动向的基本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通过宏观经济分析GDP短期波动（经济周期）的原因和影响，并长期预测GDP趋势（经济增长）。宏观经济事件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福利，因此宏观经济问题非常重要。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取得成功的经济体，必须有低失业率、低通胀、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等特性。现代宏观经济投资理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新古典投资理论、q理论、不可逆向投资理论。本文将对现代宏观经济学中三个投资理论的具体内容以及优缺点进行阐述和比较，并对其最新发展进行探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投资理论；理论发展
一、引言
新古典投资理论、q理论、不可逆投资理论是现在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的新古典投资理论以产出和资本的使用成本为主要变量，揭示了理想资本水平在稳定状态下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Tobin提出的q理论是第二阶段的形成标志，q理论将对未来的预期作为投资依据，并且这一理论将对未来预期收益的评价与金融股市的估价联系了起来，所以相较于前一阶段的新古典理论，它更具有一般性。第三阶段的形成标志是不可逆投资理论。经济学中的投资主要指的是投资工厂的规划设置与设备安装成本，这些投资含有沉淀性成本，即未来改变计划或决定时无法收回的投资，这就是投资不可逆性。这三大理论的具体内容将在下文进行详述。
二、新古典投资理论
新古典学派包括剑桥学派（马歇尔学派）、洛桑学派（巴拉学派、帕雷托学派）和奥地利学派（mengel学派）。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的基础，它用于解释各种经济问题，如购买者的购买行为在面对不同价格时，市场参与者的反应价格和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优化配置。新古典主义学派深化了古典主义学派的投资理论。其贡献是新古典主义学派把边际原理和数学方法引入投资分析，运用数学函数、机械平衡和原理，把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和机会成本的概念量化。
是否投资、何时投资、投资多少是投资理论最基本的问题，此外，当市场情况恶化时，还要考虑何时停产。所以，产业均衡、总体均衡、均衡的动态性质、总体波动是经济学对个体优化行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马歇尔的长期与短期均衡分析回答了传统投资理论中是否投资和何时投资的问题。要回答是否投资和何时投资问题，就要对价格和长期平均成本进行比较，当价格高于长期平均成本时，企业为了扩大生产，就会开始投资；要回答何时停产退产问题，就要将价格和平均可变成本进行比较，当价格低于平均可变成本时，企业就会暂停生产甚至退出这一产业。但是，现实与理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有的企业常常用折现值来估计一个项目的现期价值，企业为这项投资所投入的成本远远小于对这一项投资所预期的长期收益；还有的企业在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下仍继续营运。这些现实的问题使传统的投资理论陷入困境，下文的不可逆投资理论将解决这些难题。
三、q理论
新古典理论解释的是稳定状态下的一个特殊情况，为了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研究投资问题，经济学家创立了q理论。q理论可以描述投资决策的可塑性过程。q理论引入了投资的调整成本函数，在理论模型上实现了逐步调整固定资本水平的思想，弥补了申报前理论中关于投资调整过程的简单假设所造成的理论缺陷。
根据数学模型的q理论的一般推导：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或收入函数为资本kt和劳动Lt，表示为yt=F（kt，Lt），F是连续可微分的凹函数。假设Pt为投资商品的实际价格，wt为实际工资水平，C（It，kt）是固定资产的调整成本，那么C（It，kt）是二次公式中对It可微的严格上升的凸函数，也就是说，投资额的上升会导致边际调整成本的上升。所以可以在短期内进行大额投资，随着投资量的增加，投资的调节成本也会剧增，所以分阶段调节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企业投资的最好办法是投资物品的价格加上投资的边际调整成本，等于资本的最低价格。
q理论的核心方程表明，固定资产净投资，即不含折旧，是资本的基本价格qt的严格递增函数。投资量与qt正相关，而且股票和债券市场将提供评估企业资本价值和未来潜在收益的直接依据，否则很难想出其他客观评价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价值的方法，尤其是潜在的未来收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Tobin定义的qt被称为“平均q”，因为他定义了qt=Vt/（Ptkt），即在t时刻，企业的价值Vt除以固定资产的价值，这是研究实证中常用的q。其中的q值显然可以从实际数据（如金融市场数据等）观察和测试中得到。但是，q理论的q是“边际q”，也就是一个边际投资单位在当前时间内能够产生的所有未来边际收益的现值，这个变量连金融市场也难以观察和推算出来。因此，在q理论和其他相关实证研究的测试中，经济学家常常使用平均q（或根据需要）替换边际q。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是探究平均q和边际q相等的条件。已有研究给出了更一般性的条件：F（kt，Lt）和C（It，kt）都是齐次线性函数，Pt、wt和D（t，s）都是外生变量，企业值Vt和kt呈线性正相关。因此，dVt/dkt=Vt/kt，或一个单位的边际的价值qt=dVt/（Ptdkt）=Vt/（Ptkt），即邊际q等于平均q。
在经验统计调查中，使用平均q来替换或近似边际q是非常普遍的，但测试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事实上，平均q说明投资的能力非常有限。关于这个状况的理由有很多争论。更普遍的讨论是强调平均q和边际q的区别。也就是说，上文设想的条件实际上有可能得不到满足。因此，平均q不能代替边际q。更有力的论点是财政会受到健康的财政制约。例如，用内部资金投资要比筹集外部资金容易得多，成本也要低得多。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上各企业的融资能力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平均q与警戒线q没有什么不同，即使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评价的平均q高，也可能得不到相应的投资。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q理论和新古典投资理论的关系。第一，新古典主义中不能调整成本。也就是说，C（I，k）=0。第二，如果生产函数为y=F（k，L）=kαL1-α），0<α<1，那对k的偏导数为F’k（k，L）=αkα-1L1-α=αy/k。因此，新古典主义投资理论是在稳定状态下确定理想资本水平的方程式，这也是q理论的一个特例。
四、不可逆投資理论
生产和投资的产业特性决定了投资的不可逆性。形成特定生产的投资，难以转化为其他行业的生产和投资。如果不得不进行改变，原有的投资就会失去意义。不可逆投资理论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把不可逆和不确定性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出比传统的投资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投资理论。
在传统的投资理论中，马歇尔的理论回答了两个问题：是否投资、什么时候投资。但是，由于现实和理论的差别，马歇尔的理论没有很好地解决投资问题。马歇尔认为，如果一个产品的价格高于其长期平均成本，或者投资预期总收益的贴现价值大于投资成本，则应立即进行投资。但实际上，企业不会马上进行投资，而是保持观望和等待。我们假定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一次性成本为k的投资来构建一个生产系统，假设一旦构建，该系统将永远维持下去。Rt表示单位当期投资收益，假定Rt为一个时间单位内从该项投资中得到的收益，计算未来预期收益时用1/（1+ρ）来表示折现率，那么在t时间内未来预期总收益的折现值为Rt/ρ。根据马歇尔的理论，一旦Rt/ρ>k，或者净利润Rt-ρk>0，就要立即开始投资，我们称ρk为马歇尔投资的触发值。因此，当Rt略高于ρk时，等待率高于0，仍然具有价值，它将大于预期纯利润的直接投资化为时间t，因此，马歇尔的投资原则Rt-k>0不是投资者的最好选择。
为了找出投资的最优原则，我们采用随机优化的方法进行研究讨论。以一次性投资为模型建立一个投资系统，假设投资过程有三个基本特征：需要沉淀性成本、未来收益不确定并且具有风险性、投资必须立即进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用成本k进行一次性投资，何时投资最优。用V0（R）来表示还没有投资的价值，用V1（R）来表示投资后这项投资的价值。从本期价值V0（R）出发，如果决策者继续等待，给定现期收益为R，下一期价值函数的预期折现值为E[V0（R′）|R]/（1+ρ）；如果决策者立即投入k，并得到价值V1（R）-k=R/ρ-k，决策者只需要将这两个值进行比较即可。我们在前文已猜测，最优解应是一个高于马歇尔投资触发值的另一个触发值，即T>ρk。现期收益R>T时，决策者将开始进行投资。在R=T时，投资与等待的价值是相等的，通过条件限制和函数计算可确定T值。假定R服从一种最简单、无趋势的几何布朗运动，可以求出V0（R）。当RT，决策者将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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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范文：
独立本科院校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提升分析
摘要：《微观经济学》是独立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是经管类学生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由于《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以及独立本科院校学生的具体情况，导致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严重影响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依据教学经验和课程特点论述独立本科院校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课程设置、教材匹配性、课程学生学习积极性、教学时间分配以及课程考核方式五大常见问题现状，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独立本科院校；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问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17.094
《微观经济学》是我国普通高校（包括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必修的重要专业基础课。学好这门课程对于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增强分析经济现象和提升理解市场经济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学习国际贸易原理、货币银行学等后续专业课程奠定坚实基础。但是，由于微观经济学本身的一些特点，比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利用了大量的图形和数学工具来分析问题，许多经济变量之间具有相当强的逻辑关系，这些内容的学习对于独立本科院校的学生来说都有很大的困难。从而导致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教师难教，学生对很多问题的理解也浮于表面，很难深入理解相关的知识点等问题，使得微观经济学失去了本来的教学目的，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探讨该课程的有效教学经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以及塑造生动活跃的课堂教学氛围，从而有效提升学生该课程学校效果，对独立本科学院学生专业发展有着明显意义。
1《微观经济学》课程的主要特点
（1）理论抽象性强。微观经济学中包含有很多对经济活动以及消费心理本质现象的归纳，理论概念分布广泛，需要思考理解，常见的就有：供求平衡、消费者行为表现、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论及市场失灵等，即便是64个课时讲授也安排较为紧张，而独立本科院校往往分配48个课时，受时间限制，教师讲授启发学生理解消化的难度比较大。
（2）图表分析复杂繁多。微觀经济学中几乎全部章节都存在图表分析，图形关联度和相似度高，如成本曲线就有十条多图形分析，习惯文字定性描述的低年级大学生对图表进行抽象演绎归纳往往欠缺方法论素养，无法合理有效进行分析。
（3）数学模型多。微观经济学中存在大量的数据建模分析，需要归纳变量因果关系建立数学模型，然后采用数据加以验证，需要一定的量化理性思维和数学修养，在校园中感性思维较为明显数学逻辑思维不足的学生学习该课程存在较大困难。
2独立学院《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问题
（1）课程设置不太符合独立本科学院学生整体学习层次。独立学院经管专业学生整体高中学习水平较公立院校为弱，数学基础更为薄弱，独立本科学院经济学大纲往往是借鉴或者照搬公立院校的已有模板，课程教学内容、考核方式和考核要点等方面与校本部区别不大、没有针对学生层次进行合理化差别变动，导致在实际教学中效果大幅降低。
（2）缺乏针对独立学院层次的应用教学型教材。民办独立本科学院作为一个新兴的高等教育组织发展时间并不长，因此经济学教材选择上基本沿用母体公立院校教材，如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该教材对学生的经济理论、分析思维培养都有着广泛认可的良好效果，但对于应用讲授型的三本院校的学生来说，教材内容理论深入、内容繁杂、逻辑严密，体系丰富反而成为学习的客观困难，同时个体学习能力差异也导致教师讲授时存在困扰，近年来针对高职、应用本科的微观经济学教材开始增多，但是教材质量良莠不齐，国外教材适合理解但不适合理论基础欠缺的一般大学生。缺乏针对性的教材是一个明显问题。
（3）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足。独立本科学院学生普遍习惯“灌输记忆式”的学习来应对考试，短期难以掌握需要理解归纳演绎结合图表分析的微观经济学有效学习方式，已经固化为习惯的记忆背诵式学习习以为常；另一方面高等数学的学习难度使大多数学生难以掌握有效的量化分析技术，从而增大心里畏难感降低学习积极性；教师缺乏企业实际经验也导致难以联系实际趣味吸引性不足，难以有效调动学习热情。
（4）教师授课精力难以保证。在课酬相对较高的广东独立学院教师周授课时一般在20节左右，每学期普遍同时讲授三门课程，仅教学任务就比较繁重，加之目前普通高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教师为了职称评聘必然把主要精力用于科研，甚至以挤占教学时间和降低教学质量为代价进行科研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对需要精心准备的微观经济学教学很容易产生不利影响。
（5）课程考核方式单一。独立本科院校微观经济学考核方式主要是期末考试与平时成绩相结合，即平时成绩占30%，期末考试成绩占70%。期末考核比重较大导致学生习惯期末突击记忆复习，期末考试一般采取笔试的形式，题型包括：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和计算题。考试内容单一，许多题目都有标准答案，需要学生真正运用理论知识去分析实际问题的题目极少。这就导致部分学生存在侥幸心理和应试心理，考试前死记硬背，没有真正地将课本知识联系到实际中。同时独立本科学院高学费导致学生容易出现花多钱应该容易拿到毕业证的交易投机心理，出现抄袭舞弊行为，同时教师为避免过于严格引发教学矛盾也存在平时分过于宽松导致学生平时上课缺乏认真投入，使分数不能有效反应学习效果。
3独立学院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提升建议
3.1优化课程设置
独立学院应根据不同的专业特点来开设该课程，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在教学大纲、教学要求、学时等方面应有所侧重，细化课程设置层次，并与各自专业的培养目标相吻合，设置适合学生层次、侧重理解应用的重点学习内容，适当设置更高层次的理论思考型作为补充，重点在于理解运用解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经济现象。
3.2编写切合学生实际的教材
自编教材可以以现在使用的《微观经济学》教材为蓝本，精简一些对于三本院校学生而言难度较大的内容。例如，可以保留从供求入手，弹性的分析，效用论、生产论和成本论，市场结构理论和要素理论。而对于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等相关内容可以合并成一章，简要介绍，只要学生把握基本内容即可。每章结束后，添加一两个案例或相关的事件，引导学生用本章学过的内容来解决这些问题。每一章的内容中，大部分知识点应配有相应的简单案例，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点。增加趣味启发性。
3.3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课堂教学精髓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一种有助于认知活动的教学环境。独立学院学生虽然基础相对薄弱，但思维活跃程度整体良好。改变微观经济学传统授课模式，注重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首先，教师要营造良好的教学气氛，可以在讲解一个知识点之后，适当地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其次，在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要适当给予点评，多肯定学生讨论的结果，也要指出学生答案的不足并及时予以纠正。再次，老师应多引入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例来帮助学生理解枯燥的经济学理论。教师要及时更新教案，列举的案例要与时俱进，数据要跟得上经济的发展，让学生接受最新的资讯，合理运用多媒体设备播放与本节课相关的小视频给学生观看，让学生在放松的同时巩固知识，改变学生认为该课程枯燥、乏味的观念，克服学生厌学的情绪，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乐趣，从而提高整体学习效果。
3.4提升教学地位重要性
在教师职业生涯中明确教学和科研的各自作用和地位，要让教师明确教学不合格意味着职业生涯的失败，将教学作为办学的质量生命线，微观经济学这样的经济管理专业基础课作为教学督察的重点内容，促进教师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倡导以教学为中心、科研服务于教学的理念，并在工作绩效上予以体现，学校在安排教学任务的时候，也应该尽量把每位老师每学期讲授的课程数目限制在一至两门，使教师能够合理分配教学和科研实践精力，并且有充分时间来进行授课准备。
3.5豐富课程考核方式
针对微观经济学这门学科特点，可以采取多种考核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学生最终得到的分数可以由三部分组成：平时成绩、作业成绩及期末成绩。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平时上课的态度给予一定的平时分，期末考试的内容应加大材料分析的比重，全面考察学生实际运用能力，尽量将考试内容设计为考查学生如何灵活运用知识点，而不是靠死记硬背来回答问题。通过将这三个部分的考核情况相结合，给出一个最终成绩，提升学生经济学的认知、理解、分析和推断综合学科素养。
4结论
微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专业的重要基础课，本科独立学院的经济学授课既是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本文针对独立本科院校的学生特点，描述了微观经济学课程特征，归纳了独立本科院校微观经济学教学存在课程设置不太匹配、教材缺乏针对性、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足、教师教学精力难以保证以及考核方式单一的五个常见问题，然后针对存在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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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western economics is the universal economic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But in 19th century， the "non-mainstream" economics represented by Liszt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ppeard in Germany. The economist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dvocated trade protectionism to defend German capital interests and oppose Adam Smith's economic liberalism. As a result， Germany's economic had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 its place in the world.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made 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rise to the highest level. And for China's "dependent economics"， we should lear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to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关键词： 德国历史学派；保护贸易论；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国历史学派简介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出现在德国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反对自由主义，代表德国产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把过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先驱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
1.1 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不发达，民族工业脆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19世纪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对抗来自英国的工业品，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他们指出，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想不甘落后，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因而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综上，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演绎法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兴起的，反映了贫困落后的德国要求追赶先进邻国的历史使命感。
1.2 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基础
德国历史学派受德国哲学传统中广泛注重历史方法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反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反对自然秩序，反对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现象付诸于概括性的理论。历史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重要哲学基础。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历史主义认为看待事物时应以动态的眼光，其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可逆性，每时每刻都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观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因此很难有一个经济规律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它是归纳总结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
2 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度性与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本文笔者在此主要介绍李斯特的思想，并通过李斯特的思想来解读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三部分组成。我们分别通过这三个理论，来阐述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论证保护贸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据。
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考虑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他认为自由贸易原则不能是”唯利是图”，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当做是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且每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由贸易作为理想，其实本质上是从英国利益角度出发的。同理，德国实行保护贸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财富，它认为若具有生产力，穷可以变富，但若不具有生产力，富也不会长久。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是农工商业，其中工业是重中之重。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要想促进其长远发展，实行保护贸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认为要想真正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到教育/科技对于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识到生产力进步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强调产业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四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进化。此外它还认为工业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必须对其将其重视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识到工业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而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2.2 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保护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根据。通过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要想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时期，自由贸易是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发展，还能够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保护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减少了竞争压力，也有效促进了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自由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以便于我国现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最大贸易额。
经济发展阶段论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中都得到过验证，比如英国在农工业时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美国、德国处于农工业时期时，采取的是保护贸易政策，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贸易利益，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
2.3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李斯特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干预，因此，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都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基础。
他提出，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农工业发展阶段时，需要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提出，保护关税政策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良方。
保护幼稚工业不是盲目保护一切产业，而是理性保护那些能增加国家物质财富，创造国民精神的产业。这里需要注意：①一国工业虽然幼稚，但没有强有力竞争者时，不需要保护；②只有刚开始发展且有强有力的外国竞争者的幼稚工业需要保护，且最高期限为30年，保护期限过后要有能力同外国竞争者进行竞争。因此，这种国家干预是讲科学，重过程，有节制的，保护也不是保护落后和低效率。[1]
3 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作用例证
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
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德国境内关卡林立，存在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834年，38个德意志联邦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它是在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德国有了统一对外的关税政策，开始了工业革命。一开始该政策的实施是比较温和的，税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国的工业力量，但还是无法抵御英国压倒式的工业力量，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当机立断，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属皮革/毛纺织品等税率，极大地促进了该时期的保护关税运动，一段时间后，该政策的效力真正地发挥出来了，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产注意生产，还有效地抵制了英国竞争。
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德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以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为显著特征的这一时期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李斯特时代”。
可以说，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就是针对德国经济发展不完全，经济较落后的情况，提出保护幼稚工业，针对德国各邦国经济上的独立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经济主张可以很好的发展德国经济。由此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国情，经济学说也要具备一定的阶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呢？
4 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上文中对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亟需寻找一个理论，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对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现象，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它的学说越来越被边缘化。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一种“依附型经济学”之风，不仅忽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也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抛在脑后，导致了诸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出现，比如技术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针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应在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制定适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二是推动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三是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国历史学派被称为是”国民经济学”，它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使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没.面对这一现象，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效仿，希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壮大自身的实力，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了解不多，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不可能借鉴庸俗经济学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联系也就被割裂了。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根植于德国经济学的传统之中，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3]追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深受当时德国哲学思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与历史法学、生物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变迁等学术思想与历史事件，都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因此，重新发现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渊源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不可否认，德国历史学派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该对此加强重视，但同时我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改革经验也不容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4]中国哲学传统包含着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世界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有内在的统一关系。[5]此外，中国改革经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所遵奉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回溯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而哲学基础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相似之处的德国历史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学说具有一般性，但更应该认识到其国度性和特殊性。因此，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矛盾出发，建立以中国存在的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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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征募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经济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
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 Allen 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 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 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贝丝・阿什（Beth 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
同年，沃尔特・维（Walter 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茁，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茁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
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相对西方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走进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陈炳福（1992）译自Schmidt主编的《军费问题研究》是较系统介绍西方国防开支理论的著作；姜鲁鸣（2001）等翻译的《国防经济学手册》是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杜为公、卢周来、姜鲁鸣（2002）等国防经济学者分别出版了系列介绍现代国防经济学的著作；杜为公（2004）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获准立项，使“国防经济学”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中；2004年12月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始设立“国防经济学专场”。
对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为公（1997）在《西方国防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明确的征兵制理论模型，描述了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别。姚荣（2001）通过对自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在兵员吸纳成本构成方面的比较，论证了自愿兵役制将成为军事人力吸纳的最佳方式。蔺翠峰（2003）在《军人职业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经济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合了多项公式的计算结果，得出吸纳成本与军力规模的关系。杨罡、马来宇（2006）以义务兵役制、志愿兵役制为对象，从兵役税、军队预算成本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两者的征募成本，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成本显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虑兵役税，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罗梅（2006）运用制度经济学以及历史分析、动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历次兵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变迁的比较优势规律。上海财经大学严剑峰所著的《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2007）是国内目前关于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唯一一部专著，对不同兵员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一般的、规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做了深入的实证分析[27]。侯永平（2007）对征募大学毕业生服役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来探讨大学毕业生的服役决策问题。2009年，万玺负责的“军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成为目前国内第一个有关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国家级项目。稍后，“军事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
应该说，国内关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够深入，尤其是缺乏通过经济学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建议。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征募制度成本与收益的各种因素。当然，要准确估算两种兵员征募制度对军方成本的影响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假设。不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仅是估计的准确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学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实数据，把这些真实数据代入到计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较征募制度的真实成本了，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时间表，真正体现出经济学作为工具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价值。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将同美国当年的经济学家的作用一样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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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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