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3 16:19:0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新经济政策措施，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马来西亚，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之一。自1977年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来西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始终未能突破全球高收入水平分界线。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下，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缺失、人力资源发展迟缓、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等问题凸显，“中等收入陷阱”日益成为束缚马来西亚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为了化解“中等收入陷阱”，2009年以来，以新总理纳吉布为首的新一届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力图重燃马来西亚经济活力，突破经济发展瓶颈。
一、马来西亚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二战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经过努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先后从低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经济增长仍然依赖原有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增长陷入停滞状态，人均GNI难以突破，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包括：国内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贫富分化严重；产业结构未能成功转型升级，技术和知识贡献率很低；金融体系脆弱，抵抗外部市场波动能力差；城市化问题严重；民主进程缓慢；腐败滋长和权利寻租现象横行。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非常少，国际公认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至今都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其中，马来西亚就是东亚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独立之后，马来西亚曾是东亚地区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甚至要比韩国更早一些。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通过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外资和技术发展劳动密集性产业，迅速走向工业化。1977年马来西亚的人均GNI就已经达到103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同期韩国人均GNI为930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1995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4010美元，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偏上水平，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但由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金融体系脆弱等因素，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缓慢。1998-2010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只有2.07%。21 世纪初马来西亚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但只实现了经济的温和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3420美元，只有同期韩国人均GNI的34.5%。 2010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7760美元，位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仍然徘徊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此时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韩国人均GNI高达 19890美元，远远超过马来西亚。
二、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从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在于经济体经济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能否成功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马来西亚现行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结构、人力资源发展和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转型形成了极大的掣肘，不消除这些掣肘因素，马来西亚就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导致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致使国内经济转型乏力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看，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当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之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驱动力，扩大内需成为支持经济增长新的突破口。因此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整个变化过程类似一条马鞍型曲线，而消费率则经历了先降后升的演变过程，呈现出倒马鞍型曲线。比如，1970-1990年，韩国投资率从25.4%上升至37.5%左右，居民消费率从94.6%下降至 75.4%以下，1990-2010年，韩国投资率从37.5%下降到29.2%左右，居民消费率75.4%从上升到83.5%左右。从总体上看，亚洲 “四小”由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都伴随着投资率的下降和消费率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居民消费率普遍达到70%以上。而 2000-2010年马来西亚居民消费率仅维持在60%左右，仍未达到亚洲“四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消费率水平。此外，马来西亚居民消费结构也不尽合理，马来西亚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高达20%左右，而日韩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仅为13%左右，和日韩消费结构相比，马来西亚明显是一个生存型的消费结构。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未能成功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很大程度是因为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国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9年马来西亚基尼系数为0.462，已经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是亚洲财富分配最不均衡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15%最富有的阶层掌握了80%的社会财富，而85%的社会大众仅仅掌握了20%的社会财富。15%最富有阶层人均收入为36784美元，85%的社会大众人均收入为 1623美元，两个阶层的收入相差22.7倍。2009年仍有2.3%的马来西亚人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之下，3.8%的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之下，8.2%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农村贫困线以下。这种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社会不稳的根源，威胁马来西亚经济平稳快速增长。近年来马来西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的趋势，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4-2009年马来西亚20%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6.5%下降至4.5%，60%中间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48.8%下降至44.0%，而20%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44.8%上升至51.5%。和高收入者相比，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中低收入者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所以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上升所带来的消费增加不足于弥补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下降所带来的消费下降，结果导致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难以发展壮大，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缺乏驱动力。
（二）人力资源发展滞后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制约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马来西亚曾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迅速走向工业化。随着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马来西亚国民收入水平得以提高，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涨。在与中国、越南等低生产成本国家竞争中，马来西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其产业国际竞争力也随之下降。由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持续下降，马来西亚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越来越困难。面对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和欧美国家的需求疲软，马来西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由此马来西亚进入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阶段。
由于马来西亚大部分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长期被锁定于加工制造等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在技术研发和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缺乏比较优势，使得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重重困难。目前马来西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有：马来西亚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现行教育体制僵化过时，国内高端技术人才严重缺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1年居住和工作在国外的马来西亚人约为150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5.3%。这些移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因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人才流失。虽然马来西亚对教育领域进行了大量投入，但马来西亚教育体制僵化过时，被马来西亚企业界批评教育内容严重脱离生产实际，产学脱钩严重，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无法为市场提供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和专业人员。马来西亚现有人力资本已经到了极其短缺的地步，2006年马来西亚每一百万人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研究员和技术员数量分别为372人和44人，远远低于日韩研发人员的比例，同期日本和韩国每一百万人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研究员和技术员数量分别为5416人、584人和4187人、587人。2010年马来西亚美国电子工业（MAEI）称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的第一季度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面临着工程师和技术员严重短缺，并且呼吁政府允许继续雇佣外籍员工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2010年马来西亚政府公开承认马来西亚拥有严重的人力资本赤字。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研发投入不足，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匮乏，研发能力薄弱。根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9年马来西亚研发经费投入（R&D投入）约为11亿美元，只占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0.64%，远远低于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对RSLD的投入。2009年马来西亚获得美国专利和商标局（USPTO）授予的专利数仅为181件，同期新加坡和韩国获得的专利数分别为493件和 9566件。可以看出，马来西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企业的技术自给率很低。马来西亚的高新技术多半是由外资和合资公司掌握，而本土企业维持经营多是依靠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和政策红利，而不是依靠技术和研发水平的提高。高端技术人才缺失和低下的研发能力严重损害了马来西亚移动产业价值链的动力，严重影响了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升级转换。
总体来说，马来西亚如今在低端产业和初级产品生产加工方面，面临着中国、越南等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受到了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低端挤出效应。在高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上，马来西亚又难以在人力资本、产品质量、技术研发上和发达国家竞争。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瓶颈严重阻碍了马来西亚经济进一步增长，是马来西亚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
（三）体制改革滞后和腐败问题制约马来西亚经济增长
战后马来西亚的政治进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战后到新经济政策实施前（197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1971年）到改革运动兴起（1999 年）；改革运动兴起（1999年）至今。战后到1999年是马来西亚威权政体的形成阶段，1999年改革运动兴起标志着马来西亚威权政治开始面临转型压力。马来西亚曾通过威权政体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完成国民经济起飞。但当经济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马来西亚仍继续沿用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腐败问题、权力寻租、市场行为扭曲现象大量浮现，严重阻碍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同时，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深受族群主义和种族文化影响。这种族群主义对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十分明显，因为这一主义追求自身族群利益，并适时凌驾于其他族群之上，这严重破坏马来西亚的社会民主和社会安定。比如，1971年颁布的新经济政策就带有明显的种族倾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原住民优先政策。依照新经济政策规定，银行贷款、商业经营许可和政府工程都要向马来人倾斜，并且提出了土著、非土著和外国人的经济比率调整目标。这项政策严重打击了马来西亚非马来资本的生产积极性，造成马来西亚大量私人资本出逃，严重影响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由于政府直接参与到微观经济运作上，导致马来西亚出现金钱政治。
由于马来西亚国内对权力缺乏坚强有效的监督机制，马来西亚权力泛化滥用现象严重。腐败掠夺和破坏马来西亚的公共财富，使马来西亚公众利益直接遭受损失。在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2011年全球腐败印象指数排名中，马来西亚腐败印象指数（CPI）为4.3，世界排名第60，这是1995年以来马来西亚贪污指数排位最差的一次。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称，马来西亚是除了中东和其他洲的一些石油输出国之外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统计，2000-2009年年间马来西亚人均外流赃款为5320美元。同时，在马来西亚权力作为要素流入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恶化马来西亚整体经济环境，严重妨碍马来西亚私人资本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1-2010年间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0%左右。其中，2010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GDP的10.3%，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私人部门投资水平的1／3，也是亚洲私人部门投资最低的国家之一。
（四）马来西亚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发展失衡，城市化问题凸显
马来西亚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马来西亚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造成马来西亚过度城市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9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为906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49.8%。200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为145l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62.0%，城市化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12.2个百分点。到了201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高达2051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72.2%，城市化水平比2000年提高了10.2个百分点。亚洲开发银行（ADB）预测2030年马来西亚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7.6%。过度城市化导致马来西亚城市化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马来西亚城市化过程中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问题以及住房问题凸显。此外，过度城市化会导致城市发展与工业发展争夺资源，反过来制约了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 三、马来西亚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措施
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家的共同远景指导下，马来西亚采取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试图为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
（一）马来西亚推出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方案
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2009年以来马来西亚政府相继制定新经济模式方案、政府转型计划，提出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试图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方面消除和清理影响马来西亚经济社会结构转换的因素。
在这一系列改革方案和措施中，最为系统的当属2010年3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的新经济模式方案（NEM）。它集中体现了马来西亚新一届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针和经济发展思路，并将成为指导未来10年马来西亚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NEM的主体框架分为：三大发展优势、三个阶段目标、四种动力和八项战略改革措施。其中，三个阶段目标分别为：2020年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20000美元；使所有人充分受益于国家财富增长；满足当代需求同时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四种动力分别为：坚定的领导和政治意志力；动员人民群众形成改革合力；同步政策措施和行动的推动力；在政策执行中不断改进和提高政策的适应力。八项战略改革措施包括：重振私营部门活力、培养高素质人力资源、提高国内经济的竞争力、强化公共部门、实施透明和市场友好型的平权政策、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增长源泉和确保可持续发展。
2010年1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政府转型计划（GTP），GTP的宗旨及目标：公平对待所有族群，各族群权益将受到保护；以民为先，关注人民的需求；通过透明化与责任制，以绩效为先。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2010至2012年、2012年至2015年以及2015至2020年，主要包括了六个关键成果领域，即打击腐败，减低犯罪，减少贫困，提高教育，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交通领域。
2010年9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了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一个马来西亚的宗旨是维护及巩固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团结以面对各种危机及挑战，这预示着马来西亚政府将更注重民主和睦、民族团结和消除种族歧视，为新经济模式方案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重视人力资本发展，注重培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鼓励技术研发
2010年，马来西亚政府在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政府转型计划和新经济模式的基础上推出了第十个大马计划。第十个大马计划所提出的十大理念中，其中有四个理念是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持的。新经济模式中提出的12个国家重点经济领域中，七个是高度依赖熟练劳动力的领域，如信息和通信技术、金融服务和电子电器产业。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宏愿，建立一支受过教育、富有创造性和创新精神的劳动力队伍已迫在眉睫。马来西亚政府提出未来将重点提高马来西亚的劳动力质量。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将成为提高劳动力质量的重要办法。为了吸引外国人才和扭转马来西亚人才外流现象，2011年1月，马来西亚“人才公司”成立。该公司将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共同筹划全国人才的蓝图，并且负责从学校教育到劳动力培训的所有人才问题。这一举措将提高马来西亚经济竞争力，帮助马来西亚向高收入国家转型。
马来西亚在科技创新和研发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大的进展，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制约着马来西亚经济转型。政府已经承诺将促进科技创新，鼓励研发和促进研发成果商品化。1992年马来西亚成立科技发展公司，科技发展公司的主要作用是促进马来西亚国内对新企业进行投资，并且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 2009年科技发展公司拨款1.43亿马元给95家企业，同时用3.50亿马元参股50多家企业帮助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另外，马来西亚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鼓励技术创新和研发。2007年开始，马来西亚将生物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海洋和空间研究和科学技术服务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三）发挥私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放宽对外国资本的限制
近年来，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不断下降，马来西亚政府开始专注于为私人部门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发挥私人资本对马来西亚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由马华公会和战略分析与政策研究学会合办的华人经济大会上说：“私人部门对2020年远景规划的项目和投资是必不可少的，第十个大马计划每年6%的增长目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来推动，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来自于一个更加有活力的私营部门。”2001年至2010年间，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0%左右，马来西亚寻求在未来10年实现私人投资翻一番。马来西亚政府智囊机构宣布政府核准的131个项目所需4440亿美元总投资，其中的60%将来自私人公司，32%来自于政府相关公司和8%来自于州。和过去10年政府投资主导社会总投资，私人投资仅占总投资10%左右的情况相比，这将在根本上改变马来西亚的投资格局。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马来西亚近来放宽对外国投资的种种限制。2009年6月，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不再要求上市公司拿出30%的股权出售给马来人，但这不适用于战略性产业如电信、供水和能源。上市公司仍有必要出售25%的股权给民众，而其中的一半必须出售给马来民众。政府允许股票经纪及单位信托公司外资持股由原来的49%上升至70%，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持股可达100%。同时，马来西亚政府收回了马来西亚外国投资委员会（FIC）的大部分权力。马来西亚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曾包揽马来西亚一切外资相关事务，经常无端对外国资本施加各种限制和阻拦，被外国投资者讽刺为马来西亚竞争力提升的障碍。为了鼓励外国投资，马来西亚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与40多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大部分主要工业化国家签订投资保障协定。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格局调整 国家政策调整 金融改革创新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多年未有的同步衰退。本文拟从国际金融格局调整和国家政策调整两个层面，分析新形势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的机遇，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形势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机遇
（一）国际金融格局调整层面
从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法兰克福、东京、迪拜等国际金融中心的逐次崛起可以看到，国际金融格局调整常常产生新的国际金融中心。20世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使得华尔街迅速崛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70年代美元衰败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欧洲大陆国家的金融中心崛起，而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等亚太国家经济兴起导致的国际金融格局变化，产生了东京、汉城等亚洲金融中心。同样，此次金融危机中世界金融格局虽不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世界金融格局会进行调整，国际金融市场调整、国际资金流向的调整、国际金融和实业资本转移、国际金融巨头区域战略布局调整、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国际金融人才的迁移等都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带来新机遇。
1.国际资金流向调整带来的机遇。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金融市场进入调整期，撤离美国市场资金需要寻求新的安全投资地，可能出现资金转移流入中国情况。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月度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见图1），国际资本净流入在2007年11月达该年最高水平1354亿美元之后，开始下滑，到2008年3月因股市大跌降到最低点-520亿美元，出现净流出，其后缓慢回升，7月份又因股市波动净流出250亿美元，其后快速回升，到2008年10月国际资本净流入达到2863亿美元。这些数据反映了近两年国际资金受到美国金融市场波动影响总体表现外流迹象。
在美国金融市场进入调整时期，中国经济受到冲击小，相对安全，撤离美国市场资金可能流入中国，这对加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资金集聚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是，还应关注国际金融机构出于自救而撤离部分资金情况的发生。
国家外汇储备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国际资本流动在中国的总体态势。2008年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以7月份美元开始升值为界，表现出“冷暖两重天”的态势。2008年上半年延续着2007年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趋势，下半年增长趋势明显放慢，甚至出现自2003年12月份以来首次的负增长，这种趋势正好与8月后美国国际资本快速回流相吻合，反映了国际金融机构出于自救而从中国撤离部分资金。
2.国际资本转移带来的机遇。由于国外经济陷入衰退，实业投资需求降低，迫使大量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需要找到新的资金出口。中国经济相对发展较快，可能成为产业和金融资本转移目的地，这为加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集聚提供了新的机会。2002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一直保持增长态势，2008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达到16773亿美元，但是，全球经济面临重大下滑，国际资本流动将受到较大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全球资本流动2009年总体规模将回落至14861亿。国际资本流动主要渠道是国际直接投资（包括创办新企业、直接收购、国外企业股票购买、利润再投资四种主要形式），国际证券投资（主要包括国际债券投资和股票投资）和国际借贷。近年来，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跨境投资发展迅速，成为一种国际资本流动新渠道，其投资方式包括风险投资、私人股权投资和收购三种形式。然而，我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国外资本进入方式和渠道受到限制，因此，为抓住机遇，可以考虑以金融改革创新试点疏通国际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中国的渠道。
3.国际金融巨头区域战略布局调整带来的机遇。欧美经济的衰退迫使国际性金融机构加大其在亚太地区的业务投资，这就为上海国际金融机构进一步集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带来机遇。目前，国际金融巨头的收入来源基本已经全球化，收入来源区域分布相对平衡。在新的经济和国际市场形势下，国际金融巨头可能调整区域战略布局，将亚太地区作为新的业绩增长点，加大投资，提升在亚太地区机构的层次和能级，调整内部功能和职能部门区域布局，这将为加速高能级机构和功能性部门集聚浦东提供新的机会。
4.国际金融人才的迁移。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首先依赖的是具有全球视角的国际金融人才。美国金融人才市场在金融危机下产生巨大的人才溢出效应，这可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金融人才的集聚带来积极影响。
5.国际货币体系调整带来的机遇。国际货币体系调整中，人民币国际地位得到加强，国际化可能加快，人民币国际结算业务改革步伐加快，市场开放加速，离岸金融业务发展前景可待。这些将为上海作为外汇改革试点提供新的机会，也为提升上海国际化水平提供了机会。
（二）国家政策调整层面
金融危机以来，为保经济增长，国家密集出台新的经济政策，先后出台了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九条政策措施和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加大了金融支持力度，希望以金融发展和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国家政策调整为上海金融改革创新提供了更好的外部环境和相对宽松的创新环境。因此，上海应抓住国家政策面调整机遇，积极实施金融改革创新，加快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1.货币政策的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外部环境有利于金融发展和创新。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九条政策措施中第一条就提出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资金供给增加，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可能因资金供给增加，规模得到扩大，有利于上海金融发展。其次，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金融创新，资金成本过高可能会抑制金融创新积极性。
2.财政政策的调整。国家制定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国家投资项目兴建将推动融资需求扩张，推进融资模式和产品创新。首先，国家投资项目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资金来源将是多样化和多渠道的，这将有利于融资规模扩大和金融市场发展。其次，创新融资模式和产品也将得到利用。例如以涉农贷款、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贷款等为标的资产的信用风险管理工具试点。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推动上海债券、股票等各类金融市场发展，推进金融市场产品创新，为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注入新的活力。
3.外汇政策的调整。近期，面对出口快速下滑，国家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出口企业的外汇改革政策，同时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境外机构和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在港人民币债券、人民币国际结算业务发展、人民币出口买方信贷业务等业务试点开办，将提升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上海可争取作为试点，发挥先行先试优势。
4.金融改革创新的政策调整。在《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显透露出加快金融改革创新的信号。农产品期货、延迟纳税型养老保险、项目收益债券、并购贷款、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保险公司对基础设施和国有大型龙头企业股权投资等一系列金融改革创新措施将在2009年实行或试点，可见这次金融改革力度之大。国家金融改革步伐的提速和逐渐宽松的金融环境将为上海金融改革创新提供广阔的空间，为新的金融市场组织形式、新兴金融机构、创新型产品集聚上海发展提供更好的机会。
加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抓住政策调整机遇且加大金融改革创新力度
上海应借助国家金融改革创新提速和金融经济政策调整的有利时机，发挥浦东“先行先试”优势，实施地方政府参与推进型金融改革创新，加速上海金融改革创新。这里有四层含义：
一是金融改革创新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重要的核心手段之一。虽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展是明显的，但还有不足。比如金融市场规模能级不够；金融国际化程度偏低；金融人才严重不足；金融创新相对抑制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金融改革创新。而在目前的国内外环境下，更需要加大金融改革创新力度，破除各种难题，开创新的局面。
二是充分抓住有利时机，利用国家经济政策相对宽松、金融审批管理相对宽松、试点工作积极推进的便利，加大上海金融改革和创新力度，实现转“危”为“机”。
三是利用地方政府在金融改革创新中的能动性，发挥“先行先试”的政策效应，做金融改革创新的推手。在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样，在近几年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中，地方政府也起着推动作用。因此，在中国现阶段体制和制度下，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推动是金融改革创新的重要动力。
四是以重点创新项目和金融改革措施落实为契机，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推进上海金融改革创新。根据国家金融改革方案和上海市政府安排，考虑抓好重点创新项目和改革措施落实，使金融改革创新得到稳步推进。例如区域OTC市场、金融租赁业务、全国性信托登记中心、REITs试点、外资PE法人化、政府融资模式创新、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期货保税交割试点、并购贷款试点、资产证券化等改革创新项目和措施。金融改革创新是长期的工作，但是金融改革创新项目和措施的成功实施有助于开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局面。
内容摘要：广西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措施主要表现为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的财政预算政策、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绿色采购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政策措施协同欠缺、手段运用不充分、绿色采购无法落实等不足。因此，笔者认为需从提高政策措施协同性、丰富政策手段、加强政府绿色采购等方面进行完善。
关键词：低碳经济 公共财政 政策 广西
广西与发展低碳经济相关的公共财政政策现状
（一）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的财政预算政策
1.广西支持节能减排的财政预算政策。主要包括增加节能减排的财政支出、整合现有涉及节能减排的专项资金倾斜安排用于支持节能减排项目、创新财政补贴方式等政策手段。一是增加节能减排财政支出。自治区本级财政用于节能减排的专项资金2008年2.1亿，2009年达到3.5亿，增幅66.7%；二是整合有关专项资金向节能减排倾斜。广西整合自治区本级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环保专项资金、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城镇建设专项资金、生态广西建设引导资金、水资源费等各项资金，倾斜安排用于支持节能减排项目。节能减排资金重点支持工业企业技改节能、淘汰落后产能、建筑节能、二氧化硫减排、化学需氧量减排以及节能减排监测能力建设等；三是创新财政补贴方式。2008年，自治区财政厅积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提出主要采取以奖代补，实行财政奖励资金量与节能减排量挂钩的方式。自治区本级财政安排的2.1亿元节能减排奖励资金与全区当年的节能减排目标挂钩，重点支持60个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和317个主要污染物减排项目建设。对部分节能减排项目，采取贷款贴息或前期经费补助方式予以支持。
2.发展新能源的财政预算政策。《广西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0年要实现新能源产业销售收入超过620亿元，建设全国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示范省（区）。为支持新能源发展，广西自治区积极争取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同时，积极出台扶持性优惠政策，增加政府资金投入，重点支持新能源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支持能源清洁利用、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关键技术，以及核能等前沿技术的研发；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示范工程、农村清洁能源工程、城市太阳能利用工程建设的支持等。具体财政支持措施主要包括：加大农村沼气建设财政投资和补助。2001-2006年，广西自治区财政安排用于沼气池建设的补助资金每年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年均增幅达到14.7%。2006年广西自治区本级财政安排用于农村沼气池建设的补助资金达9800万元。2008年又投入资金1.1亿元，新建20万座沼气池；对非粮燃料乙醇的生产原料―木薯生产，依照国家有关原料基地补贴和示范基地补贴的规定每亩补贴180元。
（二）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的税收优惠政策
2010年，广西自治区地方税务局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税收征管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下列税收优惠：对自治区级以上（含本级）主管部门确认为资源综合利用的企业，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在2010年底前，可以享受西部大开发国家鼓励类税收优惠政策；对纳税人为节能减排而调整产品结构、改进生产工艺、运用高新技术和环保技术、推广节能设备和产品等原因，导致自用房产应缴纳的房产税和自用土地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按照税收管理权限，经地方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可酌情给予减免照顾。另外，为支持新能源发展，自治区积极向国家申请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广西中粮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以非粮作物木薯为原料生产的燃料乙醇经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批准，自2008年3月1日起享受以下税收优惠：免征消费税，已征的消费税予以退还；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
（三）政府绿色采购政策
2004年底，财政部与国家发改委出台了《节能环保政府采购实施意见》，成为我国第一个政府采购促进节能与环保的具体政策规定。广西也出台了一系列政府绿色采购的地方政策，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内部制定了鼓励节能环保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政策，从招标文件的制定以及评标环节对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分，鼓励采购人购买节能环保和自主创新产品。为了规范节能产品采购，广西还实施了一系列地方节能标准，如《通风与空调系统性能检测规范》、《路灯节能装置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等。
当前公共财政政策的成效与不足
（一）支持广西低碳经济发展的成效
广西自治区财政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支持节能减排与新能源发展，包括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淘汰“两高一次”落后产能、推进城乡建筑节能、鼓励高效节能产品使用、加快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等方面。得益于上述财政政策与资金的支持，近年来广西发展低碳经济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节能减排方面，“十一五”前四年广西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3.4%，完成“十一五”目标的89.1%；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累计下降13%，完成“十一五”目标的130%；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累计下降8.76%，完成“十一五”目标的72.1%，为全面完成“十一五”目标任务打下了较好基础。2010年10月29日，广西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消息，2010年1-9月，广西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1%。全区年耗能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416户重点耗能企业，万元工业总产值能耗为1.238吨标准煤，同比下降3.93%，累计节约能源116.89万吨标准煤。自治区财政2010年安排节能、清洁生产专项奖励资金9500万元，支持了全区实施重点工程的节能、清洁生产项目124项，这些项目和去年项目的建成投产，为广西自治区重点耗能企业万元产值能耗同比下降3.93%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二是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目前沼气池入户率已超过40%，为全国沼气池入户率最高的省区；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加快利用，全区规划风电装机容量达到200多万千瓦，太阳能热水器利用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以上；核电开发也进入实施阶段。广西中粮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建设年产2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已经投产。三是政府绿色采购方面，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2008年广西区本级节能产品采购占到同类产品采购比例的25%以上。而在2007年，广西区本级节能产品政府采购规模为770万，仅占到同类产品采购金额的13%，节能空调占同类产品采购金额比重仅为2%，只有5.4万元。
（二）与低碳经济有关的公共财政政策的不足
1.政策措施协同性欠缺。使公共财政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成效最大化的关键是最大化相关政策的协同作用，最小化相关政策的制约作用。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运用公共财政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经验欠缺，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体系。从广西当前采取的一些支持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来看，各项政策措施相对孤立，措施间缺乏相应的协同促进能力，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发展低碳经济公共财政政策体系，导致政策措施结构断层和功能失衡，抑制了低碳经济政策整体功能的发挥，难以实现“1+1＞2”的政策效果。
2.政策手段运用不充分。我国低碳政策工具主要以“命令-控制”类的行政手段为主，与发达国家以市场为主的政策工具有较大的区别。这也造成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时对以市场为导向的财税政策运用较单一。广西同样也存在财政政策手段较单一的问题。譬如，对新能源的税收优惠形式过于单一，以减税和免税为主，没有将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应用于新能源税收优惠中。
3.政府绿色采购无法真正落实。虽然广西制订了一系列旨在增加对节能环保产品采购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因为绿色采购成本过高、采购人员绿色采购意识不到位，以及采购人员不能有效的获取环保产品的信息等原因，无法做到真正的绿色采购。
优化当前公共财政政策的建议
（一）提高公共财政政策措施协同性
低碳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争取全球新一轮经济增长点的必然选择。低碳经济模式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具有经济形态的网络性和发展的互动性。因此，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体系也必须适应这种新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要注意政策的纵向上下衔接、横向相互协调。
从广西当前公共财政政策情况来看，要提高政策协调性，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开征企业排碳费。碳税是国外发展低碳经济重要的约束性财政政策手段，并取得良好效果。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开征碳税，建议先开征企业排碳费，对高耗能企业征收排碳费，如高耗能企业能完成规定的节能减排任务则对其免征。王金南等的研究成果表明，征收碳税对GDP的影响有限，最高只有0.45%左右，同样，开征企业排碳费对GDP影响也是有限的。但对“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发展会形成制约，对抑制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作用较明显。二是完善低碳财政补贴结构，增加对居民低碳消费补贴。为促进低碳消费，国外对居民低碳消费补贴较普遍。广西应采取对居民低碳消费财政补贴的方式，来鼓励节能环保产品使用和消费。可以对居民安装太阳能设备等低碳消费给予适度的地方财政直接补贴。三是加大专项资金整合力度。通过上述措施提高广西公共财政政策协调性，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效用。
（二）丰富公共财政政策手段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手段，主要包括：预算政策手段，如预算拨款、政府投资、财政补贴等；税收政策手段，碳税或类似税收、低碳税收优惠等；基金收费政策手段，如专项基金、排放费等。丰富广西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财政政策手段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设立支持新能源发展和节能减排的财政专项资金。建议在整合各项与节能减排相关的资金项目的基础上，专门设置新能源发展和节能减排的专项资金项目，各级财政应当将其作为重点项目专门立项，并且要保证每年一定的增长速度。在具体预算安排过程中，应当将每年财政收入增量的一定比例用于该项目。该项目资金具体用于：节能减排与新能源技术研发支出；节能减排与新能源技术推广应用支出；节能减排与新能源宣传与服务支出。支持核能和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开发、节能减排技术开发应用和节能服务产业发展。二是扩大低碳地方税收优惠。对从事低碳技术开发的企业，除享受自治区高科技企业所享受的全部税收减免优惠之外，还应允许这些企业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对企业用于购置低碳设备的投资，可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并对设备实行加速折旧，从而鼓励企业对先进低碳设备的购置与使用；另外，对低碳技术开发投资实行投资退税。对于节能服务产业，要落实2010年4月发改委等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中规定的税收扶持政策，暂免征收营业税、减免所得税。另外，还应将节能服务企业认定为高科技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建立自治区政府投资的碳金融公司，创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为低碳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三）加强政府绿色采购
首先，要严格执行国家《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等绿色采购相关文件精神，提高采购人员环保意识；其次，要落实好优购政策、首购政策和订购政策，敦促采购人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应建全绿色采购标准，建立节能产品政府采购统计体系，绿色采购清单，公开绿色采购信息等措施；第三，自治区应采取一些减税措施来降低“绿色产品”采购成本，各级政府应支持建立采购信息数据库，成立绿色采购网络组织，推动成立各地绿色采购团。
参考文献：
1.王金南等.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碳税政策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2009，29（1）
新闻思维是一种职业思维习惯,具有这种思维习惯的人,在知识概念上,他能够抽象出受众需要、政治需要、媒介特点、社会效果、记者报道能力等诸多共性问题,并知道新闻报道操作流程上各个环节的规律。在新闻实践上,面对任何一次具体的报道活动,他都能把这些知识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方向盘”,凭借思维习惯就可运用自如。
经济新闻报道更需要新闻从业者具备较高的新闻思维能力。经济新闻报道一般涵盖工业经济、财政金融、商贸市场、交通城建、农业农村、房地产、企业改革等宏观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经济现象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更需要新闻从业者具备新思维,从“大财经”入手,以“人本化”的视角,实现新闻的创新与,争取大传媒时代竞争的优势。
寻求“思维能力”突破
思维能力的大小是新闻从业者能否胜任工作的重要因素。打好思维能力功底,是成就优秀记者的入门功课。
记者思维具有反应快速、探索求证、求新求异、视野开阔以及思维的整体性和选择性等特点。记者思维是根据新闻事实的特点和新闻报道的目的,运用新闻原则和规律,去发掘新闻信息,表现新闻价值的一种职业思维。它要求记者对事物本身及其相关情况的掌握要尽量详细。同时,记者思维方式不能背离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
思维的整体性使记者能够掌握大量信息、素材,但这些消息、素材不可能照搬照录。从根本上来说,记者对信息的选材和处理,都不能离开真实这一基本要求。因此记者有责任对掌握的素材和信息进行核实。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记者衡量和选择,即善于选择采访对象和选择合适的主题、题材,善于创造性地独立思考,去辨别是非和评价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和寻找事物的本质,找到新闻点,写出角度新颖的报道。
造就优秀的记者,养成良好的思维方式、实现创造性思维突破是必要的。由于记者工作时间紧,自我学习往往难以持之以恒,因此有组织的在职继续教育,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这种教育方式可以提高记者的综合素质,可采用以老带新的方法,也可与高校合作,共同制定授课计划,让记者再次走进课堂。但需要注意的是,记者的思维培养应讲究学以致用,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之中。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形成需要丰富的知识支撑。除了学习掌握新闻专业知识外,还可以进行包括文学、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培训,其目的就是为自己的思维提供源泉。
新闻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新闻学习也是创造性的,有意识地根据自身的需要,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的而进
行的学习。还应注意总结经验,实现经验超越和知识提升的创造性思维,以实现新的发现和突破。
瞄准“人本化”定位
科学是指挥员,实践是战斗员。记者是否具备一定的新闻思维能力,就要看其在具体工作中的实践能力。作为从事经济领域报道的党报记者,怎样从改进和创新经济报道着手,采写出让读者共鸣的经济新闻报道来呢?
毋庸讳言,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当前经济新闻报道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诸如新闻性不强、思想性不足、现代味不浓、鲜活味不够、定位不明确、重物不重人、新闻源狭隘、报道欠平衡、“抢”新闻不力和评论类“短腿”等。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改革创新,努力践行“三贴近”,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不断增强经济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和公信力。
首先应从“人本”的角度出发,不妨“大题小做”反映民生。经济报道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是重大经济题材也不例外。这就需要报道经济新闻的记者用平视的目光,去了解百姓的生存状况、真实想法、愿望和要求,努力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用体验的方式去感受百姓的酸甜苦辣,使经济新闻富有人情味,体现出媒体浓浓的人文关怀。
其次,关注民生,聚焦经济生活热点难点,比如,房价居高不下,普通百姓如何安居?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就业再就业难题如何破解?农民能否像城里人一样享受低保?大量农民工能否实现病有所医、伤有所治?作为经济新闻记者,如果能把这些民生报道列入议事日程,尤其关注与百姓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正确引导经济发展走向,帮助人们释疑解惑,这样经济报道就会逐步确立在读者中的威望和地位。
第三,从关注人性的角度出发,又不失经济报道的政策高度。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理应成为经济报道中的主角。小到一个社区、城市,大到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活动最终还是要“落脚”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来。经济报道在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历史环境变迁、社会价值取向等深层的问题时,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报道思路和写作方式,尤其在深度报道中注意拓宽人文视角。有了这样的视角,报道才能更加深入、全面,才能有灵魂。
一些人往往认为,经济报道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思考,不需要“人文关怀”,但事实证明,充满感情的经济报道更容易吸引受众。比如在两会的报道中,报道一件提案的通过,惯常的报道是某某次会议通过了某某提案,内容是什么。但读者更希望了解的是,这件和生活密切相关提案的前因后果,这样富有内涵话题的经济报道形式,更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第四,从社会化的角度,提升经济报道的服务性和针对性。从经济角度报道一些社会生活领域的现象,不仅能满足正日渐细分的读者的多层需求,而且对经济报道的思路也是一大拓展。经济新闻绝不是简单的行业经济和工作报道,还应当包括社会文化生活等综合范畴。对涉及读者利益、与经济相关的教育、体育、文化、休闲等领域进行深入报道,并在深度和广度上很好地结合起来,可起到服务百姓的积极作用。
要以经济视角关注政策措施的变化并加以解读和诠释,用经济眼光分析社会生活领域现象,使经济新闻报道手法丰富多彩。当然,经济新闻社会化的手法也对我们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学会运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知识,调查、透析新闻背后的东西,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才能作出有价值的判断和报道。
着眼“大财经”视角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公众对经济生活中诸如住房、汽车和股票等关注度不断提高。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好财经新闻报道工作,已成为省级党报等综合类媒体的一项现实课题。
要从关注事件和人物入手,让财经新闻生动化。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改变党报财经新闻的生硬面孔,还需要我们在挖掘经济信息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力求以情节化的形式提供各种经济信息,阐述各种经济关系。也就是说,财经新闻应当更多地从大众身边的经济生活入手,采用个性化和情景化的故事描述手法来讲述新闻内容,尽量拉近与普通读者的距离。
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任何硬性的宏观经济态势或调控措施,都可能对人们日常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反过来,财政新闻的报道从微观角度入手,从人们身边的故事入手,阐释宏观的经济态势变化或调控措施产生的影响,既可增加新闻的可读性,又能使问题变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甚至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要克服财经新闻“专精深”的弊端,达到通俗解读的目的。作为综合类媒体,其报道定位应当在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之间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对专业问题进行大众化解读,只有让受众“读得明白”,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现实情况却是,许多综合类新闻媒体的财经报道,往往存在外行看不懂,内行不屑看,群众不愿看等现象。比如,报道经济增长不外乎GDP增长多少,比往年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提到企业发展,就是创造了多少利税,在同行业中位居前列。由于缺乏必要的解读,忽视了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使得财经新闻距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在新闻领域中,财经新闻属于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涉及金融保险、资本市场和产业经济、公司新闻等等。如何把专业性较强的财经事实表现得富有说明性,一目了然,符合新闻通俗化的基本要求,就成为财经新闻从业人员的题中应有之义。
要摒弃财经新闻的生硬面孔,增强亲和力。财政新闻要摒弃教条式专业说教,或者简单罗列数字,必须更多地融入民生的因素,走平民化道路。大众关注财经新闻,不只是从专业性的角度,如行业发展等,更重要的是贴近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变化,比如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财经新闻的报道应当更多地从读者的视角出发,从读者的需要入手,挖掘事件发展的实质。当前,各大综合性媒体纷纷增加满足普通大众对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信息需求,加强财经新闻的服务性,就是明显例证。
当然,财经新闻的软化,并非走庸俗化的道路,平实不等于媚俗。在报道财经事件和经济政策时,除了从平民的视角着眼,也应当提供业内专家的阐释和意见,补充相关的资料链接,这样更能充分发挥党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世贸组织的最大特点就是为各成员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提供了一套法律框架，即WTO规则，用来规范和约束成员的政府行为，以消除或限制各成员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由于WTO规则绝大多数都与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关，几乎影响到成员方经济管理的各个层面。因此，入世后受到第一轮冲击和挑战的是政府而不是企业。WTO各项原则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每个成员国政府都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做到政企分开，政府决策和执行透明化，政府管理规范化、法律化。可见，WTO对政府的要求涉及经济管理和经济体制方面的根本问题，由此给政府带来的挑战也是全方面、深层次的。
二、我国政府目前的经济规制有待改革
经过十多年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中国已不是原来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计划的范围、程序、方法等许多方面均已发生重大变化。1994年以来，根据十四大精神，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中国全面推进了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使其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适应性有了进一步增强。可以说，我国政府经济规制已有较大转变，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与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1.经济法律还不太完善，目前政府经济管理中无法可依或法律依据不足的现象相当普遍，法律法规内容含糊不清，规定过于笼统，解释空间过大，造成执法难，随意性大，存在以部门、地方条规否定国家法律的现象。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依然存在。
2.透明度与政策的可预见性较差。目前还普遍存在政府部门主要以内部文件和规定作为管理依据，政策本身透明度不高，政策执行程序透明度更低。
3.经济政策统一性、稳定性、连续性不够，影响中国履行WTO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义务。如一些部门和地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某些政策，缺乏统一协调，导致涉外经济政策相互矛盾、前后不一。中国统一大市场尚不完善，地区封锁和行业割据时有发生，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影响中央政府统一对外履行承诺的能力。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环境，需要接受世贸组织已经制定好的游戏规则，我们不能擅自改变它，而只能遵守、支持这些规则。入世是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发展的历史契机，将为我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提供新的动力。因此，政府部门只有积极迎接挑战，在WTO的框架下主动改革，才能确保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从而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WTO背景下我国政府经济规制变革的原则性要求
由于WTO规则总体上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加入WTO对中国政府经济管理变革提出了某些原则性、方向性要求，这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概括说明：
第一、规范。它表示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和行为首先要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要求经济贸易法律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其次，政府经济规制不得与WTO基本规则和中国承诺的义务相冲突，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第二、统一。为了统一履行对WTO承诺的义务，在涉及WTO多边规则的领域我们必须保证经济贸易法律和政策的统一实施，确保地方政府职能与中央的一致性，避免执法和行政过程中的随意性。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还对各国经济、贸易、财政、金融、科教、环保、地区和产业政策等提出了广泛的约束性要求。
第三、效能。政府经济管理要更新理念，从重审批转向审批与管理并重、管理与服务并重，要从全面监管转向以重点监管为主；改运动式、间歇式大检查大清理为常规的间接监管，显著提高政府监管水平，改进管理规则，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个案处理，方便大多数守法企业，严厉处罚个别违法违规者。
第四、服务。市场经济是亲商经济，政府重要职能之一是为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服务。政府经济管理寓于服务之中，服务又寓于管理之中，特别是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是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完善涉外经济活动的服务体系，是中国更好地利用加入WTO机遇的重要条件。
第五、透明。政府要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所有政策法规要在指定媒体上公布，而且要提高制定与执行政策程序的透明度。实行听证制度，避免立策的随意性与盲目性，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建立统一的法律咨询机构，统一对外解释法律与政策的具体内涵，保证企业能够随时了解政策变动。
四、WTO背景下我国政府经济规制改革具体措施建议
从形式上看，中国入世后政府所面临的挑战，较多地表现在涉外经济管理体制上，但进一步分析，则不难发现问题更源于经济体制本身。或者说，涉外管理的问题只是经济体制问题在一个特定方面的反映。在中国“入世”的背景下，一方面要加快对不适应世贸规则的涉外体制、法规和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在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上付出更大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在新的开放格局下，特别是经过亚洲过金融危机以后，对于政府强力干预扶持部分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做法，必须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相比之下，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加重要，更具有基础意义。因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立足点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比较优势要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特别需要有效率的市场环境的支撑。体制转轨和市场环境不会自然形成，因此，强调市场起作用，并不否认政府起作用，但政府作用的重点和方式应根本性的转变。政府应当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发挥作用的基本点明确无误地放到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上来。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这些特点决定了在现阶段政府转变职能，首先要从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中抽身，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与市场的“培育”和“完善”。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政府起作用的领域要多一些。显而易见，此时政府的作用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重要的并不是政府作用的“多少”，而是政府作用的“定位”和政府作用“范围”的合理性。
在明确政府作用的方向、重点和方式的基础上，今后一个时期应当选择若干重要而条件成熟的领域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具体而言，我国政府经济规制改革有以下几个方面：
1.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加入WTO后履行相应义务和对外承诺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内容。按照“规范、统一、精简、透明、服务、效能”的原则，建立符合WTO要求的高效的政府经济管理体系，减少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同时也为各类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要加速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简化审批程序，变微观直接管理为宏观间接管理，强化服务意识，健全服务功能；在全面清理中国已经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符合WTO规则的经济法律体系，强化依法行政的意识，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加强执法的监督检查工作，充分利用行政复议对执法进行监督；要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尽快建立参与WTO多边贸易体系活动的协调机制和对各国经济贸易法律政策的评审机制。
2.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妥善应对市场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加入WTO以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妥善应对市场开放和更高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种冲击，维持经济稳定。首先，在加入WTO市场开放的过渡期，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过热或过冷，是我们应对外部冲击的基础条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针对市场开放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实行瞬时调节，防止由于小的失衡引发大的问题，影响经济稳定。其次，加入WTO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中国必须建立健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利率、汇率和其他经济参数的市场化，形成以市场调节机制为基础的高效的开放型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增强其应变和防范风险能力。第三，面对更加频繁的资本流动和与国际金融市场更紧密的联系，必须改善金融调控，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对短期国际资本出入和大规模资本流动风险的管理，防范经济、金融全球化风险，避免感染国际金融危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3.确立开放的产业发展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实施机制
加入WTO以后，中国产业的发展环境和机制都将发生重大转变。为了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适应参与更加激烈的国内外竞争的需要，必须调整中国现有的产业发展模式，规范产业政策手段，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首先，必须确立面向全球的产业发展模式，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坚持产业发展的高起点，以国际竞争力为产业发展优先考虑目标，发挥大国经济效应，注重培养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以一定的跨越式发展取代等距离追赶。其次，适应新经济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在抓住机遇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针对加入WTO对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挑战和压力，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整体产业升级，高度重视发展高科技产业，逐步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争取更多的贸易利益。第三，按WTO规则要求规范产业政策手段。选择具有非专向性的政策手段，如放宽市场准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基础研究、竞争政策、加强政府规划指导和市场信息服务等，来促进重点产业的发展。第四，产业管理模式需要调整，政府职能的重点将由直接管项目、管资金转向产业发展规划指导和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作用将大大弱化，中介机构的作用将会大大增强，市场机制将在产业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4.改革和完善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
加入WTO以后，国际收支调节复杂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中国应按照市场开放的步骤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第一，在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和经常项目有条件自由兑换的基础上，逐步放宽汇率浮动的范围，根据中国主要经贸伙伴的经济、外汇情况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状况，形成以市场为基础、比照一揽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逐步成为调节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工具，便于防范国际金融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加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促进中国对外开放和发展。第二，配合国内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积极、稳妥、有步骤地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加强和完善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监测国家外债规模和期限结构，避免大的外债风险，建立防范机制，完备必要的干预手段，保障中国的金融安全。第三，完善中国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必须做好与国内经贸政策的有效衔接。
5.建立健全产业救济保障机制，减缓市场开放的冲击
WTO允许各国建立产业救济安全保障机制，减缓开放市场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冲击，确保产业调整的平稳进行。要抓紧建立进口产品监控体系和预警、保障机制，加强对进口的动态监测。完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机制，尽快制定《保障措施条例》，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设立专门机构和培养专门人才；加紧出台《反垄断法》，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防止外国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明确规定对垄断行为的认定、处罚、执法程序和执法机构；在对明显不符合WTO规则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进行修订和调整的同时，组织力量加强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建立和健全中国的技术标准体系，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
6.加快建立符合WTO规则和国际通行做法的外经贸促进体系
清理并及时调整规范现行促进出口的政策措施，建立和完善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制度、调整外贸发展基金使用方向、支持中小企业扩大出口；加强外经贸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企业提供高效的现代化信息服务；加快电子商务的推广和运用，研究制定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电子商务；大力培育和促进中介机构的发展，使商会、协会等成为中国加入WTO后处理涉外经济活动可借助的重要力量。
另外，政府有必要广泛开展WTO知识的普及和人员培训，使全民熟悉WTO有关规则，从而在制定有关法规和日常行政管理中自觉遵守和利用WTO规则为中国服务；加紧培训一批WTO谈判专家人才，积极参与WTO规则谈判，更好地维护中国经济利益。
收稿日期：2002-02-25
【参考文献】
[1]PaulAsamuelson,WilliamDNordhaus.Economics[M].TheMcGraw-Hillcompanies,Inc,1998.
一、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税收在调节社会再分配功能上存在弱化与缺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税收结构的不合理限制了税收调节功能的发挥，并且存在强化收入不均等问题的趋向。在不同的税收结构下，收入分配的调节以及收入公平的实现会有很大差异。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和主要税收收入来源，所得税收入一般占税收总收入的60%以上，流转税收入一般不超过总收入的20%，此税制结构对公平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和校正经济扭曲具有良好的效果。但从我国税收结构来看，“十五”期间，流转税和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分别达到68.2%和23.2%.主要发挥收入调节作用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接近7％，占gdp的比重才1％左右，份额相当小。我国目前这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虽然充分发挥了收入功能，保障了税收大幅度增长，但在收入分配的调节上具有累退性，且流转税易转嫁，其比重越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就越大，对收入分配易产生扭曲作用。
二是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各税种缺乏调节整合力，影响了税收调节功能的发挥。单个税种调节再分配的力量是脆弱的，应着眼于整个税制体系的建设，综合运用各种税收手段。我国个人所得税制与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一般为40%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8%.即使是个人所得税比重较高的西方国家，也非常注重各税种的整体配合，特别是注重消除流转税的累退性。但是我国目前还未形成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体系。如酝酿多年的社保税、物业税、赠与税、遗产税等税种尚未出台，影响了税收整体作用的相互弥补、协调发挥。
三是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上的不规范制约了税收调节功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能力最强的税种，在实现收入公平分配职能方面发挥着其他税种难以替代的作用。个人所得税是从结果上对个人收入进行再调节，但由于征管水平的限制，且缺少完善的纳税人收入管理系统，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还不够。目前，个人所得税65％左右的收入来自工资薪金所得。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以分类课征和代扣代缴为主的制度，采取的是控制税源的方法，对各类来源不同的收入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对相同应税所得不区分纳税主体的纳税能力。
二、面对我国基尼系数现状税收政策的选择
面对我国基尼系数现状，税收调节应当突出怎样的政策取向？
1.改变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制度缺陷，完善税收调节体系，使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在居民收入环节、存量财产、投资收益等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发挥。
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构建和完善有利于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公平的税制结构。在税收结构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主体税种的确立。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以效率为主，以流转税为主体。这种税制结构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上的功能比较薄弱，其不免存在的累退性，放大了收入的不平等，具有反向调节作用。当前应逐步提高所得税在税收结构中的比重，并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所得税为主的前提下，整个税收制度具有累进性，所得税比重越大，收入分配差距越小，从而使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改变税收调节缺失、弱化的现象。
针对我国税收调节单一、缺失、弱化的状况，建立多税种、立体式、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应逐步建立起一个综合协调配合，覆盖居民收入运行全过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两翼，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从个人收入的存量、增量、转让等多个环节对收入分配进行全方位调节。单一的个人所得税难以形成有效的调控力度，应开征相关税种，如在个人收入环节开征社会保障税，对存量资产开征房地产税，对个人投资收益开征证券交易税等，使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调控覆盖全过程，形成完整的收入分配调控体系，缩小规避税收调节的空间，确保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2.运用综合调控手段，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控。
基于我国对高收入阶层税收征管比较薄弱的现状，当前应当认真研究运用综合手段，强化税收调控：
一是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虽然这几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但与世界各国相比还有差距。个人所得税具有筹集财政收入和对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调节两大功能，过低的比重使得个税的调节功能难以发挥。因此，要在去年调整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确定税率水平，优化税率结构；合理确定减免税项目，严格减免税政策。同时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系统，实行收入支付的信用化，使个人的隐性收入显性化。
二是深化消费税制改革。今年4月1日出台的消费税相关规定，虽然对一些税目和税率作了调整，但还不够。建议进一步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拓展奢侈消费品等项目的税基，适当增设新税目，将某些超越大众生活水平的高消费项目或服务，如高档别墅、高档电子设备、私人飞机、高价娱乐、名贵宠物等商品列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适当调高烟酒、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税率，倡导坚持“绿色”标准，节约天然能源，在总体上提高消费税在税收中的比重。
三是可考虑对储蓄利息税采用累进税率。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一刀切地按20%征收，对以工薪收入为主的中低收入者不利。随着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隐性化以及工资外收入的大量增加，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并非来自工资，而是来自其他所得，比如股息、红利、劳酬、租金、出场费等。目前，对这些工资收入以外的各种所得往往难以控制，从而导致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由于高收入阶层银行存款储蓄占据我国银行存款的主要部分，实行累进税率，存款多则税率高，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低收入者，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高收入者的消费和投资。
四是考虑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税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和财产分配差距都达到了较大的区间，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控制，还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因此应尽快建立完善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征收体制。同时，开征物业税，有利于解决现行房地产税收不统一，计税依据不合理以及房、地分别征税带来的不规范等问题。
3.把“富民优先”作为经济发展新阶段以及解决基尼系数拉大问题的重大经济政策，对低收入者实施积极的税收扶持政策。
一是完善支持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措施。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弱质产业特性，要求政府和社会要在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健全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具体就是对农业生产资料采取更加优惠的增值税税率，进一步降低生产资料价格，减轻农民负担。大力鼓励发展农村新经济组织，在所得税方面给予必要的优惠扶持。对投资农业（特别是高科技农业）、农业基础设施的企业及出口型农业企业，采取与高新技术企业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在一定期限内减免地方税费。改变税收累退性的格局，促进农村要素流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提高农民收入。
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使民营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大部分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在税收方面应采取多种形式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如进一步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减免流转税；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将账证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纳入一般纳税人管理，允许其抵扣进项税额。同时加快所得税的并轨工作，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项目给予税收优惠等。
三是加大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支持力度，推进就业和再就业。建议将享受优惠人员的范围扩大到集体企业的下岗人员、失地进城的待业农民以及下岗再就业人员；优惠税种不仅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所得税，还应包括增值税；优惠政策不仅针对生产企业，还应包括国家鼓励发展的其他行业、产业，如商业、餐饮、旅游等。此外，对就业培训机构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加强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培训。
四是建议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具有双向调节功能，一是对社会整体来说，可以实现收入由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横向转移，二是对成员个体来说，能实现其收入由青年或就业时间向老年或失业时间的纵向转移。当前应尽快建立起以税收为主要来源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社会保障税的课税范围，应当与当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统一城乡税制、消除城乡差别的趋势相适应。应实行分项比例税率，针对退休、失业、伤残、医疗等具体项目需要的社会保险支出量，规定高低不等的差别比例税率，使广大居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业有保障。
4.完善配套措施，加大对非常态高收入阶层收入的监管。
2009年12月13日，“昌平区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中石化会议中心举办，会上的“区域创新体系”和“实验室经济”等关键词，颇为引人注意。
眼下，经济复苏已经开始，金融危机尚未过去。危机所带来的反思，一步步转化成后“危机时代”的新思路。昌平区，将这次大会看作是自身创新体系由建立走向完善的一个重要时间点。
在举国创新的语境之下，昌平区在打造区域创新体系的路径上，同样有所心得、有所行动。“从全国范围来说，昌平的探索和模式非常具有代表性。”昌平区科委主任于泓说。
体系：官产学研用
于泓在昌平区科委担任主任已经有十年了，在这个职位上，他经历了中国区域创新体系从无到有整个阶段。
科技创新大会前夕，于泓接受了《新经济导刊》的专访，就“区域创新体系”这一话题侃侃而谈。
区域创新体系这一经济学概念，最早在1992年由英国加的夫大学的库克教授提出。自国家创新体系产生以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创新体系的研究热潮。
这一经济学概念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美国硅谷的崛起。可以说，硅谷的神奇力量让人们认识到区域在创新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将“创新”二字提到了整个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将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作为面向未来竞争的利器。
不过，中央甚至省一级的政府所思考和规划创新体系，基本上属于宏观战略层面，皆可视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范畴。而县市一级的基层政府，才是具体的区域创新体系的引领者和组织者。就这一角度来说，国家创新体系重点在于“强国”，区域创新体系重点在于“宫国”。
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用了二十年时间，成功地将北京中关村打造成为了“中国硅谷”。时至今日，“中关村”本身也进化成为一个创新品牌，成为统领位于北京的众多科技园的一个“符号”――昌平即在此列。
对于自己“十年如一日”的任职经历，于泓自己深感珍惜。在他看来，能够完整地亲身经历中国区域创新体系整个历程的人可不多。
也因为这十年的工作经历，让他对昌平的区域创新体系的理念和态度见解深刻，尤其是对“官产学研用”的体系框架，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直观感受。他介绍说，中国的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个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历史轨道，商品经济蓬勃初兴。但是，那时人们不知道大学对社会有什么意义，根本谈不上科技创新体系。昌平也是如此。
90年代中期末期，中国开始发展高新产业园区和高新技术企业，区域创新体系开始出现。昌平的“官产学研”框架，也在此间经历了从初步建立到逐渐成形的过程。
目前，区域创新体系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理论上形成了“官产学研用”五个支撑元素的全新框架，形成了区域创新体系的完整链条，在实践中也更加强调各个支撑要素的协调性和完善性。
“官”即政府，起的是引领、组织作用：“产”即企业，是区域创新体系的主体，也是关键性环节：“学”的目的是解决创新的可持续性，以大学为主体；“研”则是手段，直面产所提出的问题，它包括研究机构和企业研发团队；“用”是最新提出的一环，它是创新体系的最终指向，也是检验评价的终端。
“区域创新体系能不能建设起来，首先就在于这几个主体的关系、分量、角色、环节是否搞清楚。”于泓说，“这两年来，我们一直重点研究的也就是这个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说，昌平的做法代表了全国很多地方，因为全国很多区域创新体系做得相对好的地区，都面临着如何完善的问题。
“一定程度上讲，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较，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体系建设的基础问题。这是一个规律。”他说。
在这位科委主任眼里，就目前发展阶段看，昌平的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构架已经有了，但同时也并不是所有的支撑元素都已经完全建立。
他认为，“如果将区域创新体系比作一座房子，可能其中某一根梁显得粗了，而某一个柱子显得细了。也就是说，还不够协调。”
重点：实验室经济
“昌平区要依靠科技创新，率先成为实验室经济聚集区。”在科技大会上，昌平区的领导旗帜鲜明地抛出了昌平的主张。
如果说，区域创新体系的完善是科技园区正在努力的目标，那么，“实验室经济”的培育则是这个完善之举的重中之重。
实验室经济，表现形态为：以应用为研发导向，在第一时间将实验室成果变为产品，将技术进行产业化的速度视为关键点。在政府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时，它似乎成为迅速突然“蹿红”的热词。
“为什么金融危机中有的企业垮了，而有的企业却能逆势上扬?经过业界共同分析发现，逆势上扬的很多企业都属于自主创新型企业，都拥有自己的实验室，都在技术上不受别人制约。”于泓表示。
这一点，昌平区科委在自己辖区内的一些企业身上，也得到了证实。
以万泰生物医药公司为代表的一批企业，通过联姻科研机构或自建实验室，凭借核心技术与知识产权，有效地避开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企业不退反进。这透露出的信息是，一个企业要有自己的实验室才能够取得自主知识产权，才能真正把知识转化为经济效益。
昌平区领导在科技大会上强调：“实验室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发展模式，是新形势下推动区域创新的成功之道。”
不过，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这种模式是否具有可参考的案例?是否可以复制?
“我们通过业内专家的分析论证进行了研究，专家们都认为，实验室经济具有市场导向性强、成果转化快等优点，应对金融危机成效明显，并将其归结为‘实验室经济模式’。”于泓说。
美国就是典型的实验室经济大国。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往美国集中，各种前沿的知识到美国汇集，从而不断有新发明、新技术诞生，这些新发明、新技术经过市场孵化、推广而之，迅速占领世界市场。
国内有也一些城市，比如深圳，通过创办北大科技园、清华大学科技园和“虚拟大学园”等，以企业方式运作现代化实验室，推动产学研活动深入开展，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事实上，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体系为主要驱动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崛起的快速通道。
那么，昌平这一位于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毗邻“中关村”发源地海淀区的区域，是否有能力建立起强大的“实验室经济”?
从全国范围看，京津冀地区特别是北京，将成为研发、服务等高端产业的聚集区域；从北京格局看，海淀山后到昌平山前的西北方向，将成为研发产业聚集发展的理想空间。
昌平最大的独特性就在于生态和科技，目前，能源科技、生物医药作为
全球范围内的两大“朝阳产业”，已经在昌平构成聚集态势。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空间布局调整中，昌平的部分区域也将纳入其中。
同时，科技资源方面，昌平全区拥有43所大专院校、106家科研机构、32个各级各类实验室、15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4个国家级科技园区以及一系列重点产业功能区，聚集了近2万名的高素质科技人才。
事实上，昌平已经涌现出一批“实验室经济”的实践者和探路者。比如，这一次在科技大会受到表彰的企业，以及几乎大多数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身上，已或多或少地都能找到实验室经济的影子。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片水，大学还是那座大学，过去摆在那儿用不上，现在就能排上大用场。”于泓感叹说。
先锋：两类人和三类组织
在昌平区政府的理解中，如果要问“区域创新体系”该从哪里入手，答案就是要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相关有特色的产业。
因此，站在“官”的环节上，昌平区政府也试图从“实验室经济”的“先锋队”身上找到爆发力。
概括起来讲，这个先锋队包括“两类人”和“三类机构”。“两类人”是指科研工作者和创新型企业家，“三类机构”是指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和中介机构。
这个先锋队，尤其以“产”和“研”构成担当创新驱动力的核心主体，共同组成“实验室经济”模式的两大生力军。
于泓说：“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首先必须找到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注意鼓励发展企业。发展什么样的企业呢?咨询企业、文化创意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没有这些，社会和政府就找不到建立体系的线索和载体。”
在这次大会上，昌平区就重点对一批企业和科研人员进行了奖励。大会～共设了六类奖，奖金共为3040万元。除此之外，本刊还了解到，从2010年开始，昌平还将每年拿出至少2亿元，鼓励区域自主创新。“总体看来，我们的亮点，应该说是重奖科技创新的人员和机构。”他进一步说。
不过，如此数量庞大的“真金白银”，昌平是否挥金如土?是否能够“大产出大回报”?因为，事实上地处京城之北的昌平，在北京“新经济地图”上，并无多大优势可言。
在它的西边，海淀区拥有强大科教资源的中关村海淀园。
在它的西南边，西城区拥有统摄全国金融资源的金融街。
在它的东南边，朝阳区则拥有中国一流的中央商务区(CBD)。
显然，在官产学研用创新体系中，昌平区政府要脱颖而出，就必须想法弥补自己的短板，并找准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于泓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昌平区才结合自己的情况从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就是上述通过奖励两类人和三类组织等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将企业家和科研人员作为重点支持对象，率先唤起昌平100强企业和25家左右的科研机构的热情。
其次，昌平明确提出要培育“大学科技园”，并促使研究型大学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和昌平相比，海淀的高校资源明显优于昌平。因此，昌平的思路是不可能一样，海淀是“发展”大学科技园，而昌平突出的是“培育”二字。
此外，中介机构的短板也是重点弥补工作之一。于泓表示，之所以将中介机构放入“三类组织”中，也正是考虑到它在市场创新行为中的特殊作用，尤其是资源整合的强大纽带性。
“西城区的金融服务业发达，但我们也不可能将金融街的中介机构模式复制到昌平来。比如我们天通苑是集中的生活片区，引导其向生活咨询业等发展就是方向之一。”他说。
一、投资和出口是拉动2002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前三个季度的情况来看，2002年的经济运行好于年初的预期。前三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共完成71682.3亿元，增长7.9%，其中第一产业8959.5亿元，增长3%；第二产业38167.6亿元，增长10%；第三产业24555.3亿元，增长6.6%。
分析表明，拉动2002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和出口。1～10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22869亿元，同比增长24.1%，比2001年同期提高6.7个百分点。由于我国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而美元疲软等因素的影响，2002年以来，我国的出口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1～10月份，出口2625亿美元，同比增长20.6%，增速比2001年同期提高14.5个百分点。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73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比2001年同期下降1.4个百分点，增幅小于固定资产投资增幅15.4个百分点，小于出口增幅11.9个百分点。
2002年的投资增长主要由国债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国家计委要求2002年大部分国债项目要在年底完工，为了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2001年第四季度以来，各地国债资金拨付速度加快。2002年上半年，国债资金下拨762亿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43.8%。1～9月，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395.6亿美元，增长22.6%，比2001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当然，2002年以来，集体投资和个体投资增长也比较快，上半年分别增长了15.8%和19.4%。尽管如此，还难以得出集体和个体投资是投资增长的主导因素这一结论。应该看到，国债投资虽然与集体、个体投资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国债在基础设施、技术改造等领域的投入，一方面扩大了对投资品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了对消费品的需求，投资品和消费品需求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集体和个体投资的增长。据测算，国家1999～2001年共安排265.4亿元国债专项资金用于企业技术改造贴息，共拉动投资2810亿元，国债贴息资金的拉动效应达到1∶10.6。
2002年1～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量所占比重和投资来源增量所占比重的变化也表明，国债投资的重要性不容低估。从表1可以看出，2002年1～8月，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量占总增量的51.7%，高于2001年同期17.2个百分点；国家预算内资金同比增量占资金总增量的14.6%，高于2001年同期10.7个百分点；自筹资金同比增量占55.1%，低于2001年同期9.9个百分点。表1
固定资产投资增量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统计快报》2001年18期。
国家统计局网站stats.gov.cn。
二、需求不足仍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但从以下3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主要矛盾依然是需求不足。
(一)价格水平持续走低
2002年以来大多数价格指数都低于2001年同期。2002年1～10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8%。类居民消费分类价格指数中，除烟酒和居住价格基本持平、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升0.6%外，其余食品价格下降0.8%、衣着价格下降2.3%、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下降2.5%、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价格下降1.1%、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9%。从物价定基指数图中可以看到，从2001年年末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直处于明显的低迷状态（扣除季节因素）（见图1）。
图1
物价定基指数图（2001年5月～2002年9月，以2001年4月为100）
物价的下降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从供求关系来看，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便存在着下降的压力。2002年以来，我国市场商品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上半年，供过于求的商品比重由2001年下半年的83%上升至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比重由2001年下半年的17%下降为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而供过于求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需求不足。1～10月，市一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9%，县一级增长6.3%，县以下增长7.0%；增幅分别比上年下降1.6、2.7和0.3个百分点。
从供给的角度看，投入品价格的下降有可能导致价格总水平的走低。投入品价格的下降又可从多方面来看：（1）国内通货紧缩的存在有可能使价格水平螺旋下降。（2）技术进步有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从而降低物价总水平。1990～2001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降低单位产出的成本。（3）进口产品价格的下降也可能导致价格水平的走低。然而，国际市场价格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需要做具体的分析。我国虽然是进口大国，但是一般贸易进口只占GDP的较小份额，上半年一般贸易进口564.2亿美元，仅占同期GDP的10.3%。另外，大宗进口商品的价格有升有降。比如上半年原油价格的波动幅度就比较大。因此，很难认为进口品价格的下降是国内价格水平下降的主要因素。为分析国际通货紧缩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作者运用宏观经济分析CGE模型模拟了进口品价格总水平下降对国内价格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物品价格总水平下跌会导致国内总价格水平的下跌，但下跌幅度并不很大。当进口品价格总水平下跌10%时，国内价格总水平下跌2.23%。其影响弹性系数仅为0.22左右。
(二)就业出现负增长
2002年，虽然各级政府较为重视就业机会的创造，但第三季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仍比2001年同期净减少362.3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减少444.8万，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71.3万，其他单位增加253.8万。
(三)一般贸易进口增长缓慢
2002年以来，我国下调了5000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同时取消了一部分商品的进口配额，2002年关税水平由15%降到12%，平均下降3个百分点。在此情况下，较能体现内需强度的一般贸易进口增长仍然不快。1～9月份，一般贸易进口增长8.9%，比同期的加工贸易增长低近20个百分点，比同期一般贸易出口低近10个百分点左右。
三、收入差距扩大和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
(一)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整体消费倾向
2002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93.0元，增长17.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721.4元，增长5.3%。但是各阶层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表现在：（1）在岗职工收入增长较快，而下岗人员收入水平降低。一季度、二季度和三季度，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劳动报酬分别增长17.9%、16.8%和15.6%。（2）行业收入差距依然存在。（3）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2002年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比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增幅高了近12个百分点，使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之势继续加强。（4）财富集中呈加速之势。由于高收入居民基本消费需求已得到满足，其收入的增加对消费品市场难以产生有效的拉动，而低收入居民因收入水平下降而无力消费。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引起社会平均消费倾向降低，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降低。
(二)不确定性的增加强化了居民的整体储蓄倾向
首先，下岗威胁增大。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进步，一些职工面临着严重的下岗威胁，这增加了人们对于就业的不稳定感。为了避免下岗后生活无着，许多人增加了银行储蓄。其次，子女教育支出增加。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估算，以目前的教育支出水平计算，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累计需要13万元左右。绝大多数家庭不得不早早地为孩子上学存钱。第三，住房支出增加。住房制度改革后，居民在居住方面的支出成为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沉重负担。购买住房的预期支出严重地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费。第四，医疗保健支出增加。在旧有的医疗保障制度基本退出，新的医疗保障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明显增加，这也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倾向。最后，其他各类风险增大。比如，过去企业职工感到老有所养，无需考虑退休之后的生活问题。但目前由于完善的社会养老体系未能建立，很多人不得不选择攒钱养老的方式。在农村，家庭养老是目前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主要养老方式，但由于农村家庭规模的逐渐缩小，家庭养老的功能受到削弱。农村许多老人也选择了攒钱养老的方式。
居民整体储蓄倾向的增强促使居民储蓄快速增长。2002年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到8.47万亿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18%，增幅比2001年同期高4.2个百分点。
四、主要的政策建议
2002年前10个月的投资和出口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又由于2001年第四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基数较低，2002年第四季度的投资仍然会保持较高的增长率，预计2002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将会达到7.8～8.0%的水平。据OECD的预测，2003年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温和的复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经济政策能够保持连续性，考虑2003年政府换届的影响，预计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会略高于2002年，保持8.0%左右的水平。然而，要实现这样的增长，还必须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消除影响经济运行的不利因素。
表2
OECD对若干国家GDP增长率的预测（％）
资料来源：OECD Economic Outlook72，November 2002。
(一)应继续把宏观政策的着眼点放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上
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是解决我国面临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手段。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回升，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2003年，宏观政策的着眼点依然应放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上。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促进我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要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仍然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当前，国家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调节都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政策，西部大开发、产业结构调整、社会安全网的建立以及社会分配关系的调整都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目前还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的好时机。
在继续使用国债资金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进行结构性减税，全面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现在，还存在一定的减税空间，而实行结构性减税能够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可考虑的税收调整措施有：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改革增值税的计税方式；扩大出口退税的产品范围；降低一些奢侈消费品的进口关税；等等。
2003年，还要在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要加快诚信制度建设，提高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诚信度，为扩大金融支持创造条件。
(二)把增加就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和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方面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诱发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失业问题的严峻性有目共睹，应该明确把增加就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和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但是以前各级政府比较关注经济增长等指标，而对增加就业关注不够，从而出现一个地方的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向好，而就业反而减少的状况，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因此，应该把增加就业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将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列入经济和投资规划之中，使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招商引资、结构调整以及发展新经济组织时，充分考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优先考虑的经济指标之一。
(三)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
国家一直把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并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但是，好的政策还需要好的落实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当前最需要的是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落到实处。例如，要落实针对中小企业的财政贴息、担保贷款等措施，加快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信息服务等中介机构的建设，降低创办企业的门槛，减少设立企业的环节和费用等，要用规范的法律和制度来保障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四)进一步挖掘大众消费品的市场潜力
促进消费增长，需要创造新的“消费热点”。汽车和住房等热点消费对于拉动消费需求的增长确实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今后，应当继续扩大这些“热点消费”。但是，应该看到，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产业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要重视这些产业的开拓和发展。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虽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确实培养了一批富人甚至“富豪”，但这些人毕竟占人口的少数，绝大部分人口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在他们的消费中，普通消费品仍占有很大的比重。且从消费水平来看，即使是普通的消费品，他们的人均消费量也比较低。例如乳品消费，目前世界人均104公斤/年，发达国家达到320公斤/年，而我国只有7公斤/年左右。如果我国人均乳品消费量有大幅提高，奶产业发展空间的扩大将难以估量。
(五)大力支持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产业发展
首先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尤其是传统的第三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发展第三产业是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国债投资资金要加强对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加强就业市场信息化、社区服务设施、商品流通设施等的建设。对安置失业下岗人员较多的企业实行一定的税费减免，简化行政性审批，减少服务行业市场的准入限制，清理不合理的收费。
其次，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制造业资本密集程度提高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但是，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上，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仍然是一个必然选择。而由于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多样化和市场细分化的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依然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六)作好应对“入世效应”负面影响逐步显露的各项准备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我国平稳地度过了加入WTO的第一年，事前预计的许多冲击并没有如想像地那样到来，2002年的出口保持了高增长，继续实现了贸易顺差。但是，“入世效应”的负面影响是逐步显现的，对今后可能出现的一些影响决不可以掉以轻心，仍然需要在人才、法规、政府管理方式等各方面做好准备，用好WTO及其它国际规则，减弱入世的负面影响。
(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要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适当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注意形成和保持居民对未来的良好预期，提高各阶层居民的生活水平。努力形成居民收入增长的正常机制，在住房制度改革和医疗制度改革中切实保护普通居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得到较好的住房和医疗保障等。
(八)公共政策更应关注社会各层面的协调发展
经济政策的实施既要体现效率，又要体现社会公正。效率和公正孰轻孰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作适时调整。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虽然还应继续，但在使用方向和方式上应做重大调整，政府的主要任务应从强调效率与增长转变到重视公平与就业。要增加基础教育支出，真正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促进教育水平的提高，提升就业人口的素质。国家的教育政策要更多体现公平性的要求，以减轻大多数家庭的教育负担。要进一步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完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减轻农民负担。
【关键词】 中小企业 国际化 策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蓬勃发展,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小企业数已达到4200多万,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经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已达到43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3800多万户。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出口总额和上缴税收,分别占全国的58%、68.3%和50.2%。中小企业的发明专利占全国的60%以上,研发新产品超过全国的八成,提供了城镇就业人口75%以上的就业机会。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世界多极化和科技信息化趋势同步发展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它对各国企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走国际化经营之路。鉴于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日益活跃,如何加快、迈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必然性分析
1、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中国战略的新取向是我国中小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客观条件
世界跨国公司在其全球战略的指导下,大规模地在华进行直接投资,特别是以抢占中国市场为目的的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由于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得在我国市场上既有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国内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还有在华投资的外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我国企业已经完全被卷入到国际市场竞争之中,即使不出国门也要面对来自世界各国包括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竞争。面临这样一个严峻的经营环境,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只有放手一搏,勇敢地走国际化经营之路,在全球范围内最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2、进军国际市场是我国中小企业进一步成长和扩张的必然路径
即使企业当前的市场没有受到威胁,也应该积极收集海外市场信息,寻找进军具有潜力的国际市场的机会,争取和扩充新市场,尽早建立竞争的优势。因为如果行动迟缓,原有的市场也可能会被抢先行动的企业侵占。同时,我国中小企业在技术、管理水平、创新能力等方面与外资企业相比表现出明显的劣势,因此为了获取企业深层发展的先进技术和资源,企业也要走出国门,主动与国际市场接轨。
3、加入WTO后,我国中小企业面临巨大机遇与挑战
加入WTO以后,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我国中小企业的竞争态势从国内企业间的国内市场竞争转变为与国外企业在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上展开更直接、更全面、更激烈的竞争,这是严峻的挑战。当然,加入WTO后,我国也可以享受多边的、无条件的、稳定的最惠国待遇。这有利于中小企业借助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的良机,全方位地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合作空间。
4、我国的国内市场状况及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要求中小企业走出国门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经济由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不少产品出现积压。在这种形势下,中小企业一方面要积极研究国内市场,开发新的产品,创造和引导需求,另一方面,则有必要把目光转向国外,寻找国外市场。同时,当前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要求企业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在这方面,除自身努力外,必须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二、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现状
1、我国中小企业的出口情况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小企业司选择2003年至2005年在国家海关总署登记注册、出口额在100万美元至2000万美元之间、年均增长率25%以上的中小企业进行样本分析和研究,形成了《出口型中小企业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005年我国出口总额为7619.99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73.83%,中小企业出口额达到了5181.59亿美元,占全部出口额的68%。
从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产品构成来看,出口方面,纺织服装产品、鞋产品、玩具箱包等轻工产品、日用塑料制品和金属五金制品等几乎全部都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有调查显示,我国主要出口产品中,企业数名列第1和第2位的是纺织服装和轻工类产品,分别为25.54%和15.58%。这几年来,中小企业也积极参与机械及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化工产品等技术含量较高、附加价值较大的行业。在这三个行业中,中小企业数分别占总企业数的15.35%,14.53%和12.05%,而且有快速增加的趋势。
2、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中小企业不但是我国出口的重要力量,还是我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主体。在我国的“三资”企业中,中小企业所占的比重很大。从对外投资方面来看,近几年来,我国许多企业纷纷涉足海外经营,抢占国际市场,使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统计,截至2002年底,我国已累计在海外投资非贸易性企业6960家,协议投资总额累计137.8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累计93.4亿美元。这些企业涉及资源开发、生产加工、工程承包、交通运输、旅游餐饮、贸易和咨询服务等行业,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不少项目的投资主体都是中小企业。它们不但为拓宽我国产品的出口渠道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也为我国企业大规模开展国际化经营起了铺路石的作用。
三、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
1、缺乏国际化经营的资本,往往是很多中小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碰到的首要问题
在财政政策上我国主要通过设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来解决中小企业发展关键点上的资金缺口。但仅仅依靠财政收入还远远不能满足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的资金缺口;专项资金以“给予”方式运行,这些资金的利用效率也是值得思考的。在税收方面,我国现行的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措施存在明显不足:优惠政策目标起点不高、针对性不强,税收优惠措施多而零散、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优惠手段单一、力度小。另外,由于企业规模偏小带来信用差、风险大以及金融机构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融资渠道不通畅,不能及时地获得充足的贷款,中小企业很难进行有规模的对外投资,严重阻碍了国际化经营的步伐。一些从事承包劳务的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资金不足,又无法获得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受国际市场带资承包要求的限制,这些企业难以开展和扩大国际业务。
2、缺乏人力资源
缺乏跨国经营人才,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又一个紧迫问题。我国2434家民营企业共有从业人员91.4万人,大专以下占八成以上,大专以上仅占17.9%,技术人员占13.40%,高层管理人员占2.70%。民营企业总经理中,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的占三分之一,大专及以下文化的占三分之二。由于企业缺乏真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造成企业核心资产――人力资本的内在素质低下,技术创新能力非常有限。
3、境外投资项目审批程序繁琐,且缺乏事后监管
我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必须要接受多个相关管理部门的审查和批准。企业用境外投资获得的利润进行再投资也要再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这一些环节多、时间长的审批,不仅使企业丧失了良好的市场机会,也影响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对境外投资的事后监管却极为薄弱,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或无能为力的状态,极易造成海外资产的流失。
4、对外投资的配套服务体系不健全
主要表现在:我国目前尚无规范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中小企业在发展跨国经营时经常陷于“无法可依、无法可循、尤法可助”的境地;与对外投资相关的国际法律、会计、评估、咨询等领域的涉外中介机构还很不健全;境外投资的保障机制有待建立。
5、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出口额也有较大的增长,产品种类增多,出口市场扩大,但总体上来看,这些产品低档低价,不能适应国际市场多样化的需要,出现了出口数量增加,但出口价格连年下跌的现象。中小企业由于资金、人才和技术积累的不足,技术水平不高,创新能力有限,这无疑阻挡了中小企业国际化的步伐。
6、信息不灵,缺乏强有力的支持
中小企业对信息的渴求十分迫切,其信息来源是客户、报刊、广播、电视,但多数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工作还非常薄弱,仍然依靠原始的方法获取信息,市场触角有限。它们的生产批量小,人员规模小,无法承担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费用。由于国际商情不灵,企业很难掌握出口主动权。而这种制约在短期内靠企业自身是无法克服的。企业不仅需要政策规定的“硬件”支持,更需要“软件”支持,如信息、咨询、协调、配合等方面的支持,类似于新加坡半官方的“贸发局”、美国商务部的“全球信息和贸易系统”。
7、行业层面联合讨价还价能力的缺失问题
2004至2005年间,我国温州鞋商分别在西班牙和俄罗斯遭遇两起重大事件,造成了近亿元的损失。作为我国中小企业的代表,温州中小企业的遭遇反映出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缺乏企业文化、品牌管理能力不强,另一方面反映出我国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单打独斗、孤军奋战的现状。虽然我们采取了能为中小企业出口提供便利的方法,但仅凭一家企业的力量,难以应对类似突况。我国中小企业需要能在国际事务上代表企业进行谈判的行业代表。
四、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水平提升策略探析
1、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宏观财政政策支持
综观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各种举措,有这样三大特点:一是各国在推行各种政策的同时,都十分强调企业的主体地位,充分运用财政、信贷、税收等经济杠杆的作用对中小企业施加影响;二是各种政策如指导政策、扶持政策、调节经济政策等,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且对于法律条文都加以详细、具体的规定;三是大部分国家关于中小企业的各种扶持政策,涉及到所有中小企业的运作和发展。各类各种法律相互配套,协调一致,保证政策的完整性。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也制定了一系列中小企业的政策法规,但就总体而言还很不完善。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发挥财税政策的支持作用。融资渠道不畅是当前影响中小企业发展和国际化的首要问题,为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第一,要把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作为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重要措施。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是世界各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通行做法。据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学者统计,截至1999年8月底,全世界已有48%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共同特征有两个:一是政府出资、资助和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二是担保体系和机构绝大部分由政府负责中小企业的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政府运用少量的财政资源为政策杠杆,通过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向中小企业直接提供优惠贷款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有效手段。当务之急就是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政策措施,要通过人大立法,安排每年财政预算的一定比例,作为扶持中小企业的基金,划拨给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管理。第二,建立、完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制度。中央和省(市、区)财政预算都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要按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重点用于中小企业的新技术产业化资助、入股和贴息。要积极探索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资金投入和退出机制,发挥政府对风险投资的导向作用。中小企业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服务机构开展培训服务、信用服务、创业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的补助,中小企业助资金的使用应当科学、公正、透明,有利于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扩大城乡就业。第三,要借助深圳设立“中小企业创业板”的有利条件,建立优强中小企业上市融资的育成制度;尽可能更多地选择具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促使更多优强中小企业实现社会直接融资。
2、围绕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大力实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工程
我国中小企业与国外企业相比,其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相形见绌。企业规模小、产业层次低、生产手段陈旧、管理落后是大多数中小企业的通病。实施技术创新工程是中小企业摆脱落后和免遭淘汰的关键之举。重视中小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用新经济改造传统经济。一是全面淘汰陈旧设备。市场竞争本质上是技术的竞争,中小企业要把技术进步放在突出地位。用一流技术和设备,生产一流产品。企业除自身增加这方面的投资外,要积极争取银行、金融部门增加用于更新改造的贷款。二是用新经济改造传统经济。我国中小企业大都从事传统加工业,网络经济不仅包括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和推动网络发展的工厂产业,还包括网络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传统产业可以利用网络进行更有效的设计、管理和物质供应,并可以更好地收集用户信息来调整和改进产品,从而使传统产业得到新的活力。建立技术创新基地,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可以选择若干个城市对中小企业工业园进行试点,总结区域性、行业性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经验,推广技术创新服务机构的成功法,培育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地。要积极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协作、挂靠、配套等形式,加强中小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紧密联系,引导一定知识和技术基础的中小企业加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行列,从整体上提升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现有中型企业应瞄准本行业技术尖端,以多种方式,包括提供试验场所、设备,配备辅助人员,提供研制经费等,与国内外一流的科研院所建立紧密型的产、学、研联合体,获得优先享用技术专利及产品的生产经营权。
3、建立全口径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
我国目前虽然有乡镇企业局、中小企业办公室、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管理协会等对中小企业活动的某些环节进行管理,但这些机构已经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建议尽快建立全口径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负责中小企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把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落实到实处,切实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当然,这个机构的职能要符合政府职能转换的方向,不是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直接干预,而是负责中小企业的政策制定和统筹协调。具体而言,其职能应包括:协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为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支持;提供管理咨询和人员培训;提供信息服务与技术支持等。
4、提供国际化经营人才与我国中小企业交流的平台
在现在金融危机的特殊环境中,欧美国家势必有大量的人才技术流失,这也是中国中小企业引进人才的一个机遇。我国中小企业需要抓住这样的机遇,引进高端技术、管理人才,彻底提高企业的运营、管理、创新能力,提高其竞争力。在这里,政府提供一个国际化经营人才与我国的中小企业交流的平台,可以以各种交流会、论坛等形式进行。
5、搭建我国中小企业获取国际化信息、知识的平台
可以参考欧盟的欧洲信息中心(EICS),建立一个信息平台,使其成为中小企业的首选信息服务窗口。通过这个信息中心,中小企业可获得包括国际市场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服务。欧盟还通过“征求合作伙伴网”和实施“合作伙伴计划”,帮助中小企业寻找跨国合作伙伴,建立国际分包合同,创办国际性合资企业。这里重点要提的是海外华人网络的搭建。我国有4000多万华侨分布在世界各地,海外直接投资经营经验丰富。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情节,使中小企业容易与当地海外华人合资、合作创办境外企业,顺利地融入到当地市场。
6、加强中小企业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建设
面对我国中小企业联合讨价还价能力的缺失问题,中小企业本身无能为力,因此更加需要政府的帮助。加入WTO后,随着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化,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成熟,行业协会逐渐走上前台并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应加强中小企业行业协会建设,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来提升我国中小企业联合讨价还价能力。例如代表行业企业进行反倾销、反垄断、反补贴等调查;参与地方或者国家有关行业产品标准的制定;参与行业发展、改革及与行业利益相关的政府决策。世界各国(地区)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设立了很多非政府组织,帮助中小企业间的国际合作。因此,建设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的非政府组织,将有助于政府政策的实施和中小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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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市场经济；人力资源；外部环境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外部环境，是指企业系统以外能够对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即人力资源受到当今时代和社会影响而具有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由于这些环境因素都处于企业的范围之外，企业不能直接地控制，而企业为了获取、开发、保持和有效利用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必须根据外部环境的状态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运用科学、系统的技术和方法进行各种相关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活动，以实现企业的既定目标，二者互相联系，互为作用。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主要指政治稳定性、政府的管理方式以及政府的方针政策。
(一)政治稳定性。政治环境一般不能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但能影响企业，进而影响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稳定的政治制度、和谐的社会生活、丰厚的人力资源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壮大的的充分条件。总理在十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把握好：一是稳定，就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是完善，就是根据经济运行新情况及时完善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三是落实，就是认真落实中央的各项政策措施，增强执行力，真正把各项政策部署落实到实处。要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中国的富强、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幸福，为企业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二)政府管理方式和政府方针政策。与政治稳定性相比，政府管理方式和方针政策的作用更有力，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政府管理方式和方针政策具有连贯性和延续性，以减少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波动，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效果。在“十一五”期间，国家的任务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要按照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原则，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向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要推进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要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深化电力、邮政、电信、铁路等行业改革，稳步推进供水、供气、供热等市政公用事业改革。要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深化保险业改革，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引导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等等。这一系列方针政策将使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建设提供了宽广的途径。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主要指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国家科技水平和科技发展趋势。
(一)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具体方式，它集中体现为资源的配置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价格杠杆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拥有相对独立自，企业可以根据内部的的各种因素自行对人力资源进行统一配置，职能性和战略性的工作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主体。“十五”以来，国有经济布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国有资产监管取得新进展。邮政、电力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迈出新的步伐，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境内外成功上市，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证券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得到加强，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工作深入开展，深化和扩大与各国的经贸往来，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全面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完善涉外经济体制和法规政策等一系列改革的成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储备了外部变量，使人力资源成为各种资源配置的重要一种。
(二)经济发展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在市场趋向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经济发展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已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内生变量。企业在作出人力资源的需求和供给规划时，重要的一项就是企业未来的前景，而企业未来的前景是与整个经济发展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者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形势繁荣发展，企业的前景看好，企业会不断发展，人力资源的需求就相应增加，相反就相应减少。企业在人力资源供需预测时，要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人口规模和结构的改变和经济增长速度等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充分考虑内外部两个渠道，及时调整好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对策。
(三)国家科技水平和科技发展趋势。国家科技水平和科技发展趋势是国家的技术环境，是科技体制、科技政策的晴雨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既是市场竞争主体，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本质上说是企业对新技术开发的投入、采用和扩散，是人力资源价值的集中体现。而新技术的快速扩散，会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也能扩大人力资源的供需平台，增强人才流动。使企业在专业化经营的基础上，注重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多元化提升、人才化发展，推动我国循环经济的硬实力。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和发展的导入，使人力资源体现的技术正在越来越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环境
法律环境主要指国家的法律规范、国家司法与执法机关、企业的法律意识等。
(一)国家法律规范、国家司法与执法机关。国家法律规范的实质就是对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规范及其相互关系所做的一种规定，它通常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的程序制定，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作为后盾强制实行的，法律一经颁布实施，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遵守。在我国，除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外，国务院及其各部门所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规、规定、条例等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我国的《劳动法》，内容几乎涉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招聘录用、男女平等、劳动安全和卫生、工资待遇、社会保险和福利、辞退解雇、培训开发等等。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规范。因此，法律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上。同时，国家在政策法规上，体现了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引导和保护。十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健全法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正确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二)企业的法律意识。在国家和地区法律体系的完备性、法律仲裁的公正性和法制的稳定性日趋科学合理的全球化经济进程中，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级别的法律监管和法律风险环境，企业必须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严格遵照执行。在新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而所有竞争的焦点则集中于人力资源，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力资源竞争的成败将决定企业竞争的成败。而且，随着跨国企业的不断涌入，企业人力资源的竞争不仅有国内的公司，与国内外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也逐渐密切，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律环境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国的法律规范，而应当从全球的范围来分析判断。目前，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对法律环境变化的认识还相对滞后，对法律风险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同样会遇到一些执法机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当然，随着国际经济合作的增加，企业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国际间人力资源的交流一定会增多，肯定会形成一个宜于国际人才流动的良好的法律环境。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环境
文化环境主要指国家的民族特征、文化传统、国家的教育水平和人们的观念形态。
(一)民族特征和文化传统。在我国数千年的灿烂文明中，无论是“革故鼎新，顺天应人”和“忧勤惕厉，居安思危”的为政法则，还是“振民育德”之修已、正已、教之、化之的仁德之治和“民悦无疆”之亲民、利民、富民、教民的利民之道；无论是儒家中庸和孙子谋略的智慧，还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都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夺目光彩，是中华文明的绝唱。中国的长治久安，促成了中华文化的积淀，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在新形势下，国家号召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尤其要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国家还计划：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继续建设一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搞好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的保护。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纵观历史，联系现实，探索以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离不开本国的传统文化，离不开本国的企业，离不开本国的人。我们企业的精神文化要从民族文化中去集合，企业的制度行为文化要符合本国文化的特征，企业的形象、物质文化要靠自己人去创造。可见，由于文化结构能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文化具有重要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影响作用，它内在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这种影响具有相对的持久性。对于不同国家来说，由于其历史传统、地域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国家文化的区别使得其对文化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导向作用在内容上各不相同。因此，会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国家的教育水平和人们的观念形态。全民素质、人才质量的高低是衡量国家教育水平的一杆秤，也直接决定人们的观念形态，即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从行为科学的角度看，教育决定文化，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为。引伸到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直接表现出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工作和成就的态度存在差异，对物质利益的分配心态存在差异，对上级、同事的评价方式存在差异。面对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跨出国门投入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中。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带来了一系列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作生产质量和取得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进行获取、保持、评价、发展和调整的管理过程，即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跨文化现象。这种可以通过跨文化沟通、跨文化培训、跨文化团队合作完成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就迫切需要提高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特别是提高人才的本土化水平，十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是国家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国家的总体布局是：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十一五”时期中央将投入100亿元，实施农村初中学校改造计划。同时，继续解决好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要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健全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推行工学结合、校企结合的办学模式。高等教育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加快教育教学改革，加强高水平的学科和大学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努力造就大批杰出人才。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发挥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继续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推进以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要在全社会弘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风气。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在于如何整合人力资源管理中零散而孤立的功能、职责和活动，在于如何通过对人的运作来增加协调性和创造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如何顺应国家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水平的发展、人才战略的运行，始终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大课题。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人力资源在与外部环境的互为作用，劳动者自我丰富、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成为保证企业目标得以实现的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资源的特征。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力图通过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和质量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全省计划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了。会议期间，邵克文同志就明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作了很好的报告，张忠敬同志就国债项目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服务业发展等问题讲了很好的意见。同时，会上还有兰州、武威等地，就相关问题作了交流发言，并召开了相关业务座谈会。这对进一步完善明年的计划草案，改进计划工作职能，推进全省经济工作都是十分有益的。接下来，孙小系副省长还要做讲话。这里我想着重讲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简单回顾一下近年来计划系统的工作情况；另一个是对做好明年宏观经济工作应注意把握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关于近年来的经济计划工作
*年以来，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我省改革开放面临一系列挑战的形势下，全省计划系统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特别是在贯彻扩大内需方针，管好用好国债投资方面，与各部门各地区密切配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省委省政府对近年来的计划工作是肯定的。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计划系统通过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保持着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能够不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知难而上，扎实工作，这既是以往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也是今后做好工作的努力方向。我是计划战线上的一名老兵，到政府工作后，又一直主管计划工作，对此身有体会。对近年来的计划工作情况我概括地谈以下几点：
（一）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保证了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年以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东南亚国家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此不利形势下，中央果断决定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以中央3号文件下发。根据中央精神，结合我省实际，计划部门首先行动起来，在研究国内外省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保持全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和“一个落实、两个扩大、三个调整、四个加大、五个增长点”的具体措施。这些意见和建议很快被省委、省政府采纳，有力地推进了扩大内需政策的贯彻落实。后来，又于*年、*年分别提出了全省贯彻中央13号文件、中央10号文件精神的实施意见，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促进了投资和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为全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加强计划职能转变，制定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系统紧紧围绕全省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想大事、抓大事，研究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对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集中力量，深入研究，提出建议，供各级党委、政府决策。近年来，省计委在经济发展、西部开发、结构调整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好的思路和办法，如《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实现跨世纪的腾飞》、《*省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总体规划》、《西陇海兰新经济带*段发展规划》等，对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正确制定各项政策起到了有益的指导作用。同时，突出计划的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在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计划中，从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方针、任务和政策措施，顺利制定和实施了“九五”、“十五”计划，增强了计划的预测性和指导性。
（三）突出国债项目建设，促进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投资是拉动我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计委在投资项目的争取、投资任务的落实上，具有重要的职能和责任。近年来，全省在抓好投资项目建设的同时，在投资结构调整、投资思路转变和投资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方面，计划系统加大了工作力度，抓住国家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和西部建设国债的有利机遇，多方努力，积极争取，不仅落实了相当规模的国债建设资金，建设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有效带动了投资增长，而且对全省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几年来，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2—3个百分点。在此，我想强调的是，对于国债项目建设与管理的经验与教训，要着重加以认识和吸收，并且要进一步深入和推广到各项政府投资项目中去，建立制度，制定办法，严格程序，确保更加合理有效地建设国债项目，发挥投资效益。另一方面，全省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审批制度改革。按照国家的精神和省上的部署，对不需要政府投资、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限额以下项目，取消了行政审批。省计委原有的32项审批事项中，先后公布取消了15项，减幅达46.9%，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而对于政府投资的项目，从规范审批制度、简化审批程序、加强监督机制入手，实行了政策、程序、资金、人员、结果公开和时限承诺的“五公开一承诺”制度，进一步促进了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落实。
（四）坚持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近年来，全省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在我省的“十五”计划中，明确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按照这一要求，各级计划部门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在国家政策的带动下，积极争取国债资金和扶贫资金的支持，把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教育医疗条件和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改善作为投资倾斜的重点，加大了资金投入和项目扶持，使一批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中小学危房改造、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农村电网建设、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及城市供水、供热等基础设施得以有效启动和顺利实施，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受到了普遍欢迎。
（五）加强作风和廉政建设，培养了一支好的队伍。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计划系统这支干部队伍有着优良的传统，是值得信赖的，是有战斗力的，是能够担当起重任的。多年来，计划系统高度重视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做到不走过场、不留死角，使大家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从制度建设情况看，各级计划部门在认真执行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规定的同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形成了一套规范的办事程序。从监督制约情况看，计划系统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事前和事后监督，同时加强了对重大项目的稽察工作，有效防止了腐败行为的发生。总体来讲，计划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情况抓的比较好。
今天，我讲的不仅仅是省计委，也是整个全省计划系统。这里，我再谈一下如何增强系统凝聚力问题。无论是省计委，还是地、州、市、县计委，都是计划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这就要求我们增强全局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发扬团队精神，上下一致，拧成一股绳，共同塑造全省计划部门的新形象。省计委要把指导地、州、市计委工作摆到议事日程，加强业务指导和信息沟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改善工作条件。省计委的同志要尊重地、州、市计委的意见，注意调动地县同志的积极性。对地县的同志，要热情服务，特别是要提高工作效率。要加强系统内部培训工作，继续搞好系统网的建设。要加大计划系统内部干部交流的力度。地县计委的同志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探索新时期做好地县计划工作的机制和办法，不等不靠，积极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做到有为有位。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省计委可能将下放给地、州、市一些审批权限，希望搞好衔接，不要出现管理脱节。属于省级管理的要切实管好，可以下放给下级的要坚决下放。同时，要用好手中的权力，不越权审批，不违反基本建设程序，对上报国家计委审批的项目要把好关。省计委还要加强对地县计委的指导，支持他们开展工作。
二、关于明年宏观经济的几个问题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西部大开发总揽经济工作全局，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增加投入，积极引导消费，不断扩大内需，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全省经济继续保持近年来良好的发展势头，宏观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明显好于预期。预计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61亿元，比上年增长9.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75亿元，增长13.8%。外贸进出口总额8亿美元，增长2.6%。地方财政收入75.8亿元，增长12.1%。这是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地、各部门尽职尽责、扎实工作的结果，也是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团结奋斗的结果。
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第一年。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对鼓舞斗志、增强信心，实现十六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有利条件很多。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中央继续实施稳定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多年高强度投入下我省一批重点建设项目的建成投入使用等因素，都将对全省经济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仍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乏力；投资渠道单一，建设融资困难；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突出，就业压力大；对外开放水平低，外商投资不活跃等。同时，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国际形势也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都会对我省经济发展带来影响。我们计划系统的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把困难和问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和克服困难的措施想得更周全一些。只有这样，我们实施决策、开展工作才能有的放矢，从容应对。
关于明年的宏观经济工作，我想应当重点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加快发展的问题
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发展是硬道理。加快发展，无论是对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还是对解决我省当前就业压力大、农民增收困难、保持社会稳定等，都是非常必要的。对明年面临的经济形势，我们要把困难和问题估计得充分一些，安排计划要积极稳妥，留有余地，扎实的做好准备工作，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我省明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按9%考虑，任务是艰巨的。刚刚结束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宋书记和陆省长对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都作了重要讲话，对明年的经济工作提出了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我们要认真领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省是一个欠发达省份，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时不我待，任重道远。要抓住机遇，奋发图强，乘势而上，加快发展。要紧紧抓住实施西部大开发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用足用活用好中央的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我们省的经济总量、综合实力再上一个台阶。要精心部署明年的经济计划工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与问题，促进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二）关于西部大开发问题
全面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是加快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措施。实施西部大开发，要坚持推进发展，改革创新，为民谋利，顾全大局的原则，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又要有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我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坚持开放开发、合作发展，抓好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段的生产力布局，实施科教兴省、开放带动、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建设，努力走出一条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经济的路子。
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高等级公路建设为重点，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电源开发和电网建设与改造为重点，积极推进电力建设。以中心城市的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国债项目为重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生态环境建设为重点，实施好天然林自然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重点防护林体系工程。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为重点，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及产业升级力度。以扶贫开发为重点，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
加快我省经济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关键是要有一批好的项目来支撑，无论是争取国家支持，还是吸引国内外资金，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带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项目。各地各部门，要强化项目意识，下更大的决心，集中更多的精力，研究市场，研究项目，认真做好项目的前期工作和立项衔接工作，力争明年能开工一批对全省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大项目。
（三）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
“三农”问题中央非常重视。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仍然是我省明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要着眼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做好“三农”工作。
一是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切实把退耕还林作为我省增加农民收入、调整农业结构、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举措，加大工作力度。各地区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政策措施，及时解决退耕还林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要实施好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项目工作。我省要继续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强化农业服务体系建设，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要加强对非农用地的管理和调控，切实保护基本农田，确保粮食安全。二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要根据中央的精神，抓紧研究我省税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落实各项政策，确保减轻农民负担，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三是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力度。继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尽量多安排一些既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又能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设项目。继续加大扶贫开发工作力度，巩固扶贫成果。继续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工作，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协调和指导，促进其合理有序流动。注意保护进城打工农民的合法权益。要把小城镇建设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促进小城镇建设进程。
（四）关于继续推进工业结构调整问题
中央经济会议提出，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线，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性措施。从我省来看，调整工业结构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要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加快我省工业结构调整的升级步伐。紧紧抓住国家支持老工业基地技术改造的机遇，加快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开发新产品，延伸产业链，发展最终消费品。认真搞好石化、有色、电子、机械、医药、煤炭和建材等行业发展的调整，努力增加技改投入，选择一批产业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市场前景好、竞争能力强的重点项目，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高起点、高标准的技术改造，努力把优势企业做大做强。要积极推进我省工业企业同国内外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联合协作，利用它们的品牌、技术、资金以及销售网络发展壮大自己。要进一步加快私营企业、各类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充分利用我省原材料工业的优势，加快发展加工工业，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把*建设成综合性石化基地、有色冶金新材料基地、生物制药和中药现代化加工基地，优质特色农畜产品加工基地。
要积极地、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重视和支持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集中力量重点培育和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广阔的高新技术项目，尽快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关于用好国债资金，提高投资效益问题
自*年以来的5年间，我省共争取国债资金168亿元，总投资规模735亿元，带动社会投资达408亿元。特别是今年，全年全省共争取到国家预算内补助资金12.09亿元、国债专项资金41.2亿元，共计53.29亿元。这些成绩是国家支持的结果，与各级计划部门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国债资金投资加强了我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对拉动我省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明年国家还将发行14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我们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国债资金，另一方面一定要用好国债资金，提高投资效益。一要调整投资结构。主要是加大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扩大城镇就业、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重点搞好在建项目和西部开发项目。二要加强和改进国债投资项目管理，要继续做好国债资金和各项配套资金的落实，抓好国债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加大对国债资金监管力度，严禁挪用、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执行《招投标法》，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加强工程质量管理。积极创造一个良好的建设环境，保证国债项目的顺利实施。要建立促进社会投资和消费稳定增长的有效机制。拓宽投融资渠道，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促进投资多元化。
（六）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问题
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结合起来，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放宽市场准入，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应当允许省内外各类资本进入，打破束缚个体及私营经济的身份、资格以及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益性项目建设的限制，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通过参股、控股、租赁、兼并、联营等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引导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储运和特色产业。结合城镇化建设，加快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省内外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投资者来我省投资办厂。加大对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扶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外向型产业和产品，提高竞争能力。积极建立非公有制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参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增资扩股，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展金融创新，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力度。切实落实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七）关于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问题
要按照十六大报告的要求，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坚持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要拓宽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在鼓励发展餐饮、商贸流通等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加快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社会中介、法律服务、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等行业的发展，逐步推行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制、电子商务等组织形式和服务方式，为人民群众提供快捷、便利和高质量的生活服务。继续抓好文化生活、体育健身、休闲娱乐、医疗保健等公用设施配套建设、改善城乡居民的生活环境条件。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以农村为重点加强卫生保健工作，提高医疗卫生质量，逐步建立医疗救助体系，保护和增进人民身体健康。要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积极培育消费热点。一是房地产业，这几年房地产投资增加较快，从今后一个时期看，房地产和住房仍将是我省的主要消费热点。明年在房地产和扩大经济适用住房上要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要研究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建设中的问题，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加快开发。二是旅游业，这几年我省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不少，基础设施的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要把扩大宣传同吸引国内外游客结合起来，把旅游业的发展工作做实，使其形成为一个朝阳产业发展起来。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居民扩大汽车消费、电信消费及其它服务性消费。
（八）关于切实做好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问题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全省再就业工作会议精神，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加强对就业和再就业的宏观调控，努力改善创业环境，广辟就业门路，增加就业岗位。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减员增效与促进再就业相结合，下岗分流与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分流安置本企业富余人员。要增加对“两个确保”、城市“低保”和再就业工作的投入。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扶持再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抓好职工培训和就业服务。大力发展服务业，提倡和推广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做好“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的衔接工作。对协议期满暂时无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下岗职工，要继续运用现有各类筹资渠道保障其基本生活。依法扩大城镇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和支出管理。规范城市“低保”工作，合理确定“低保”标准和“低保”对象的补助水平，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同时，又要防止“低保”中的不正之风。多渠道建立和完善对低收入者的救助制度，妥善解决城市特殊困难家庭在住房、子女就学、医疗和取暖等方面遇到的问题。
（九）关于加大利用外资力度，促进对外开放问题
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省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竞争的焦点主要是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就资金而言，完全靠国家投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要继续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建设环境和干事创业环境，努力提高我省的对外开放水平。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高利用省外、境外资金和技术的规模和水平。认真做好逐步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工作。按照新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优化利用外资结构。要落实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允许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政策。支持省内大型企业与跨国公司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
随着现代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将取代产业经济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上的经济，是一种信息化、网络化、创新型、智力支撑型、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从本质上讲，知识经济是以现代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知识密集型经济，在知识经济社会中，高新技术产业不仅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增长源，而且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生力军和主要支柱。
但是由于高新技术产业难以通过传统融资手段满足其资金需求，所以必须挖掘新的融资途径来满足其需要。通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风险投资机制应运而生，并承担起弥补传统融资的巨大缺口、孵化高新技术产业的重任。①
一、风险投资与税收的关系
风险投资指运用股权或准股权投资的方式，投资具有高速增长潜力的创业公司，通过协助企业发展使其资产增值，在适当时机以上市交易或转让企业股权的方式回收投资并获得高额资本收益。
同传统投资相比，风险投资有如下基本特点：
1.该项投资特定于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或以高新技术产品为基础的新建企业；
2.投资者与所投资的企业共担风险、共享利益；
3.风险资本一般不以企业分红为目的，而是在退出时以资本增值作为回报，退出的时间一般选择在企业上市或出售时；
4.风险投资同时投资多个项目，以某些项目的高额回报补偿另一些失败项目的亏损。
税收这种集经济手段和法律于一身的属性，使它对风险投资有着其它经济手段无法比拟的效果。从表现形式上看，税收是一种经济活动。税收的征收与否、起征点的高低、纳税环节的多少、税率的高低等，直接与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的有无与多少紧密相关。从其实质而论，税收是一种法律行为。税法使每个社会关系领域都清楚地了解自己受制于何种税收法律关系的调整，应当承担多大的纳税义务，以何种方法，在什么时间，通过怎样的程序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风险投资的投入将主要依靠各个市场主体，而各个市场主体投资的动因又取决于经济利益的刺激和政府有关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的诱导。通过税法对风险投资规定优惠条款，就可使投资者尽可能地降低投资成本与风险，创造较多的风险投资效益，风险投资的积极性便得到保护和调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分配以多种方式与价格机制相互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社会的投资方向和规模，各市场主体在其它市场条件和环境相同的情况下开展竞争时，税收负担的轻重和税收优惠的多少自然成为影响其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若国家在税法中赋予风险投资产业较轻的税负或较多的优惠，风险投资产业便会形成快速发展的态势。因为当有关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付诸实施后，各市场主体便进行经济利益的权衡，在可预见的巨大经济利益驱动下，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市场主体显示出投资于风险投资产业的强烈欲望，最终大量的社会资本将会向风险投资产业转移。而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必然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随着以资金密集、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高回报率为主要特征的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兴起和不断壮大，一大批配套产业、辅助产业或相关的新兴产业便会相继问世。这一局面的形成不但为国家税收创造了丰富的税源，同时也为政府制定更优惠的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可见，税收政策处于推动风险投资及高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其所产生的强烈“加速”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二、美国风险投资状况与税收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经济呈现出罕见的繁荣态势，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从1995年起到现在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名列世界第一。这归功于美国牢牢把握住了以信息化、网络化和知识驱动为主要内容的高科技发展潮流。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而建立、保障和推动高科技产业以惊人速度发展的直接因素是同高科技创业行为紧密相连的美国风险投资机制，如著名的高科技企业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都曾受到风险投资对它的投资、支持和帮助，是按风险投资模式发展而逐步壮大起来的。②
现任布什政府认为，20世纪80年代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推动了风险资本的产生，现在正是这些风险资本支持着网络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增长。“低税收、有限管制、贸易开放的国家比之更大、更集权的政府和税负重的国家增长更快，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③
通过对美国风险投资状况进行探讨，我们发现：税收对风险投资的影响十分显著。例如，美国1957年的投资收益税税率为25%，后来提高至29%，1969年又进一步提高到49%，严重阻碍了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1969年初，美国的风险投资额已经达到1.71亿美元的规模，然而在税率提高的影响下，1975年风险投资资金规模迅速萎缩至0.01亿美元。有鉴于此，美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对风险投资给予大力支持。例如1978年了《1978年岁入法》，规定风险投资收益适用的税率从49.5%下降到28%。这项法律的出台使得美国下一年的风险投资资金增长了40%。1980年国会通过《小企业发展法》，明确规定年研究与开发费用超过1亿美元的国防部、国家科学基金等部门实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的，每年可以拨出其1.25%研发经费支持风险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一计划从1983年到1995年共向小型风险企业提供了60亿美元资助，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风险事业的发展。1981年了《经济减税法案》，规定个人支付的风险收益税率再度从28%下降为20%，结果导致当年的风险投资资金比上年几乎又增长了1倍。1986年，美国国会颁布了《税收改革法》，规定投资额的60%可以免除课税，其余40%减半课征所得税。④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及各州政论积极制定各项政策，如削减风险投资利润税，降低风险投资贷款利率等等，从而使风险投资成为一种主要而又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到1994年，风险投资总额达到1000亿美元，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⑤克林顿总统上台以后，又进一步降低税率，并于1997年制定《投资收益税降低法案》，一方面延长税收改革法规定的减税有效期限，另一方面，进一步降低投资收益税，使风险投资的投资额处增长达到4.6%，风险投资总额高达240.6亿美元，产生了6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为了解决风险资本的来源问题，美国政府成立了小企业管理局（SBA），鼓励成立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规定SBIC的发起人每投入风险企业1美元便可以从政府得到4美元的低息贷款，并可以享受特定的税收优惠。随后大量的SBIC得到创建，并从社会上筹集到大量的资金。美国政府的上述做法对风险投资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93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为60亿美元，到1999年猛增至483亿美元，7年增长了7倍，而且美国的风险投资资金有90%用于生物、通讯、计算机及其设备、电子、环保、医疗器械、半导体、软件和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成为这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这些促进美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网络经济的发展。⑥
三、优化我国风险投资税收的法律环境
根据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要求和具体国情，借鉴发达国家运用税收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成功经验，完善现行风险投资税收政策，进一步优化我国风险投资税收的法律环境势在必行。
（一）加强风险投资立法，建立健全风险投资税收法律体系
国外发达工业化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均通过税法和风险投资法为主干，辅之以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风险投资与税收的规定，加上各种配套政策和措施，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和风险投资税收法律体系，对风险投资税收所涉及的风险投资主体、风险投资退出渠道、风险投资成果商品化及风险投资成果转化等各方面的税收问题，进行统一、规范调整，使整个风险投资税收有法可依。有关风险投资主体，包括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基金以及参与风险投资的其他社会主体，均可在国家通过法律所提供的各种风险投资税收优惠的前提下为风险投资进步作贡献。因此，我国要实现风险投资税收服务于风险投资进步的目的，不加强风险投资立法，建立健全有关风险投资税收法律体系是无法实现的。
具体而言，我国风险投资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应该分为三个步骤进行，从而使各种法律法规相互协调、配合，发挥税收的应有效应。
第一，制定《风险投资法》，从而以立法形式将风险投资主体、风险投资退出渠道、风险投资成果转化等问题予以明确。然后根据《风险投资法》，制定《税收支持风险投资发展进步条例》，使税收支持风险投资发展进步的工作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第二，开征“风险投资发展进步税”。风险投资具有风险大、周期长的特点，所以部分国家在风险投资成果转化为商品前，对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给予先期补偿。如果投资失败，或对亏损予以一定程度的弥补；而一旦成功，则可按成果转换收入征税收回预先支出的款项。我国可借鉴这一经验，考虑出台《风险投资发展进步税暂行条例》，开征“风险投资发展进步税”，为风险投资发展筹集专项资金。
第三，以《税收支持风险投资发展进步条例》和《风险投资发展进行税暂行条例》为基干，辅之以其它税收法律法规，在风险投资过程的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即围绕风险资本市场、风险投资成果转让市场和风险投资人才市场等另行制定税收优惠措施，以刺激市场主体对风险投资的投入，从而为风险投资进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秩序。
（二）规范现行所得税法，注重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时效
风险投资税收优惠应确立以税基式减免为主，与税额式减免有机结合的优惠机制。税收负担的轻重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税率与税基。税负与税率、税基呈正比关系，税率一定时，税基大税负重；税基一定时，则税率高税负重。为了提高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风险投资进步的效果，发达国家比较讲究税收优惠方式，注重搭配使用，在税率和税基之间，侧重点在税基方面。而我国的税收优惠方式侧重于优惠税率、减免税方面。税基式优惠强调事前优惠，即只要企业开展了风险投资活动，就成为税收优惠的对象；而税额式减免优惠则偏重于利益的让渡，它强调的是事后优惠，只有企业取得利益时才能享受此种优惠，而风险投资本身风险性就很大，没有利益就无法享受优惠，很不公平。确立以税基式减免为主，并以税额式减免为辅的优惠方式，就会使企业感到真正从税收上受益来自于风险投资，从而诱导和鼓励企业对风险投资的投入。
具体说来，企业风险投资所得税税收优惠措施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扩大税前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
我国目前对从事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的风险投资企业的广告费予以明确规定：自登记成立之日起5个纳税年度内，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广告支出可据实扣除。超过5年以上的，按上述8%的比例规定扣除。这种做法很好，应再加以扩大范围和标准。如业务招待费、坏账准备金、差旅费、会议费、董事会费等的扣除标准还可以适当调高。同时还可以参照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即允许风险投资公司从所得税中扣除从被批准的风险企业购买股票而造成的损失，同时风险企业可以从以后的所得税中扣除损失金额，从而支持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和壮大。
2．实行加速折旧或特别折旧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规定的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期限偏长（房屋建筑为20年，机器设备等为10年，其它为5年），且规定固定资产在计提折旧前必须扣除残值。而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加速折旧对企业从事风险投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有鉴于此，我国税法应在企业固定资产税务处理方面注重加速折旧问题，规定对风险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或特别折旧，并允许不扣除残值计提折旧。
3．给予税收抵免
与加速折旧相比，税收抵免能给风险投资企业带来更直接更明显的税收利益，因而更能产生刺激作用，是发达国家促进风险投资进步经常运用的方法。如意大利于1998年实行“税收信用”优惠政策，国家根据风险投资企业经费开支，采用冲抵企业应缴税款的方式给予支持，每年的额度限制在3500亿里拉以内。然而，我国税法至今尚无关于税收抵免的规定，为健全我国的所得税制，应考虑增加税收抵免的有关条款。
4．给予风险投资家个人所得税优惠
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人，对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以人为本的税收政策，也成为各国政府的共同选择。如韩国政府规定，对于从事风险投资业的人才给予一定的所得税减免，对在韩国国内风险投资企业工作的外国专家给予5年的所得税减免。因此，我国可以对风险投资家的劳务报酬所得及资本所得，在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来华开展风险投资的专家，其附加减除费用予以增加，税率予以减半。
（三）完善现行税收征管法，强化风险投资税收的实施力度。
风险投资税收是税收在风险投资领域的表现形式，它毫不例外地具有税收行为本身的强制功能，即使以优惠形式表现出来也是如此。因此，要强化风险投资税收行为，使其成为法律义务被其涉及对象履行和遵守，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税务部门要加强对风险投资税收的监督和管理。
1．实行风险投资项目立项登记制度
税务部门要加强税收跟踪管理，认真检查、督促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是否真正用于风险投资事业，从而力求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应注重税收优惠政策与财政、金融、外汇、融资历等其他政策的配合效用，为企业推进风险投资进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建立风险投资税收执法保障机制
税务部门应会同司法部门，制止任何侵犯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家基于风险投资税收法律规定而享有的税收优惠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打击违反法律规定的各项活动，使风险投资税收的强制作用与优势功能充分体现与发挥。
3．实行风险投资成果的验收、鉴定制度
税务部门应会同风险投资行政主管部门，对曾被认定的风险投资企业，如其不再从事风险投资事业，应立即取消其税收优惠，并责令退还所享受的优惠，甚至视同漏税行为予以严惩。
4．实行电子申报和计算机审计制度
对风险投资企业可实行电子申报和网上咨询服务，从而减轻风险投资企业的负担。由于风险投资企业一般计算机普及程度较高，所以可对其实行计算机审计，为风险投资企业会计核算的无纸化创造条件。
主要参考资料：
⑴成思危主编《科技风险投资论文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7年版）。
⑵刘曼红主编《风险投资：创新与金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⑶庄恩岳《风险投资与案例评析》（中国审计出版社1999年版）。
⑷陈少英《科技进步与税收法律环境》（载《科技与法律》2000年第2期）。
⑸NationalVentureCapitalAssociation,"TheSeventhAnnualEconomicImpactofVentureCapitalStudy",L.L.P.,1997.
作者单位：广州市地税局第二稽查局
通信地址：广州市小北路54号
邮政编码：510045
联系电话：020-83567333-1310
①参见拙作：《知识经济基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风险担保法律制度》，载《科技与法律》2000年第2期。
②杜莉：《美国风险投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经济纵横》1998年第11期。
③ThePresident''''sAgendaforTaxRelief,.
④郭庆旺、罗宁：《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税收思考》，载《当代财经》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