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论文

时间：2022-09-30 01:38: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史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法律史论文

第1篇

文圣：孔丘，字仲尼，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

史圣：司马迁，字子长，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

诗圣：杜甫，字子美，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著有《杜工部集》。

医圣：张仲景，东汉著名的医学家，所著《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对我国医学发展影响很大。

武圣：关羽，字云长，东汉末期蜀国大将，重义气，精武艺，也称“关圣”、“关帝”。

书圣：王羲之，字逸少，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

草圣：张旭，唐朝书法家，擅长草书，当时其草书与“李白诗歌”、“裴文剑舞”并称“三绝”。

画圣：吴道子，唐朝著名画家，擅画人物，有“吴带当风”之美誉。

茶圣：陆羽，唐朝人，以嗜茶著名，著有《茶经》三卷。

古人为何把居丧守制称考“丁忧”?

“丁忧”最早见于《宋史·礼志》：“咸平元年，诏任三司、馆阁职事者丁忧，并令持服。”那么，古人为什么把居丧守制称为“丁忧”呢?究竟什么是“丁”?什么是“忧”呢?《尔雅·释诂》中说：“丁，当也。”是遭逢、遇到的意思。《尚书·说命上》有：“忧，居丧也。”所以，古代的“丁忧”，就是遭逢居丧的意思。父母去世，“遭逢居丧”时，儿女们会忧伤，会居丧，会遵循一定的民俗和规定“守制”，这显然比单纯“人丁忧伤”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丁忧”期限三年，其间要吃、住、睡在父母坟前，不喝酒、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丁忧”作为一种文化习俗，在中国存在和沿袭了数千年。到了现代社会，“丁忧”的繁杂形式已经不能适应飞速发展和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只是作为—种古代文明，一种道德符号，永久地留在史册中。

梁山好汉为何总吃牛肉?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吃肉几乎只吃牛肉，整部书中指明是牛肉的就有48处，而明朝的其他小说中，写到吃牛肉的却极少。如，《金瓶梅》全书具体描写吃食种类有41处，但其中只有一处指明为牛肉。《醒世姻缘传》的吃食描写中则没有一处指明为牛肉。这是为何?原来按照明朝的法律，屠宰耕牛是犯罪行为。《水浒传》作为历史上唯——部正面描写“反贼”的小说，作者有意描写吃牛肉，以此来烘托和渲染梁山好汉公然藐视法律、“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

古体议论文的分类

古体议论文根据论述方式、论述内容或适用场合的不同，分为许多种，常用的有“论”、“说”、“辩”、“原”、“议”、“赞”、“谏”等。

论，析理推论的议论文体，如，《六国论》、《过秦论》。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把论分为理论、政论、经论、史论、文论、讽论、寓论和设论八种。

说，用记叙、议论或说明等方式阐述事理的文体。如，《师说》、《马说》、《内储说》。与“论”相比，“说”更重旨趣，以托物寓意的方式来解述。古人常将“论”、“说”两体并称，后世的论说文由此得名。

辩，明辨是非的议论文体，盛行于唐、宋以后，如，《讳辩》、《桐叶封弟辩》

原，推原事物本源或本义的文体。唐代韩愈作“五原”，即《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后人效仿者颇多，于是“原”体也成了一种受人重视的文体。

议，凡议政论事的文辞皆称为“议”，如，《驳举乐议》、《省试学生代斋郎议》。

第2篇

课题名称：儒家孝道与现代家庭养老

学生姓名：

系别：政治与法律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注：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档，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第3篇

关键词：主观主义；儒礼；君主意志；春秋断狱；八议

一、中国古代法治中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

中国古代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法律制度的演进亦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一个过程。儒学中提倡的“礼”，是一种秩序，它既符合宇宙天地的规律，也是人的自然感情的延伸。此外，由宗法父权演化而来的君主专制在我国古代占据了重要位置，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一）儒学中的“礼”

“礼”的根本是“仁”，“仁”即爱人之心，这种爱人之心首先是从血缘中体现出的。孔子认为在所有的感情中，血缘亲情是无可置疑的，也是符合道德的。这种出自本性的爱是一切善的根源，将血缘亲情的爱往外推，把这种爱运用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上就是“仁”。因此，孔子断定，“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并不是全无道理，但是把这种观念作为一种法律评判依据，确实欠妥。

孔子所谓的“礼”更重要的职能是树立一种等级有序的观念，从而确保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每个阶层的人心中都有“礼”，那世间的秩序也就得以确定。那么确定下来的这种等级分明的秩序是否合理？他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孔子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只用了一个字“仁”，从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血缘宗法谈起，进而扩展到与他人关系的处理。“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zz如也。君在，qe如也，与与如也。”[2]这种对于不同的人所持有的不同态度，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极其有利。但是，当我们把这种观念注入到法律系统的之后，其所应有的公正性就受到了动摇。

（二）君主意志

贯穿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利，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并且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体系来维护其统治，国家最高权实际上掌握在君主个人手中，因此古代法律的制订是为了保护皇权，而且皇帝的诏和诰等同样具有法律效应。

二、汉朝“春秋决狱”

西汉初期，吸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开始对法家和儒家的思想进行深刻的反思，认为统治者要以民为本，礼法结合，德主刑辅。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儒家思想的地位不断提高，同时将儒家“礼”的观念纳入到了法律审判当中，礼法结合的最初尝试就是“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是指把《春秋》等儒家经典的基本精神和内容作为审判和定罪量刑的依据，其中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原心论罪。在审判定罪时，着重强调人的主观动机，而将客观事实放到次要的地位，即上文提到的孔子对于“礼”和“仁”的阐释。除此之外，儒家所提倡的尊卑有序、等级有差观念也在审判中体现。

董仲舒是第一个把儒家经义应用于法律当中的人。“君子原心，赦而不诛”是董仲舒“原心论罪”的理论来源。他认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是故逢丑父当伲而辕涛涂不宜执……”[3]。“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强调在审判中重视犯罪者的主观动机，相比那些仅以客观事实来定罪的审判更加以人为本，但是随着引经决狱的风气不断兴盛，这种注重主观动机的方式开始走向极端化。完全依靠人的主观动机来审案量刑，必然会有很大的随意性，一个人善恶好坏的评定并没有完全一致的标准，而且从审判者的角度来看，也没有具体的条例来束缚，主观的善恶标准也就都取决于审判官员，这给官员枉法徇私打开了方便之门。

审判原则上除了依靠犯罪者的主观动机，还强调整个案件中各方的关系。最突出的便是确定了“亲亲相隐”的合法性，即不得告发亲属，不为犯罪亲属作证这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当然这种亲属关系也是有范围的，包括三代之内的男系亲的直系血亲、夫妻及兄弟姐妹。

三、唐朝法律中的“八议”

“八议”即在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中，有八类人犯罪后，不由法官审理判罪，而是直接交给皇帝来裁决。很显然，这是一项凌驾于普通百姓之上的特权制度，而赋予这八类人特权的是君主个人的意志。“八议”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八辟”，“刑不上士大夫”；到三国时期正式编入曹魏律，到唐朝得以完善并且成为后世法律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唐朝的“八议”大部分继承了魏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唐律疏议》“八议”条记载：“一曰议亲，谓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二曰议故，谓故旧。三曰议贤，谓有大德行。四曰议能，谓有大才艺。五曰议功，谓有大功勋。六曰议贵，谓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七曰议勤。谓有大勤劳。八曰议宾，谓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4]从这些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八种人因为身份特殊或者为国家做出特殊贡献而受到皇帝的重视，因而在法律上享有一定的特权。如果犯“十恶”，则不进入“八议”之中；如果犯流刑以下罪者，减一等；如果犯了死罪则由皇上亲自裁决，一般均可免除死罪。其实不论是哪种判决，都是由皇帝的意志决定的，而且法律制度最终的实行情况如何也是由当时的皇帝决定的，与当时君主的个人素质密切相关。

西汉时期确定的“春秋决狱”运用儒家经典来审理案件，关注犯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是对于人情感的一种尊重，但是也是对于客观事物真实性的否定，而且在法律的实际运行中，存在这极大的漏洞，让不法之人有机可乘。唐朝时期的“八议”制度更是一种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虽然可以利用这种特权制度维护王朝根基的稳定，但是法律的公正性遭到破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进步，必然会引发民怨，威胁到社会的安定。

（作者单位：1.河北大学；2.河北省迁安市大五里乡政府）

注解：

① 主要成果有：赵波：《浅析“原心论罪”》，《安阳师范学院院报》，2001年；方庆淼：《春秋决狱与原心定罪新辩》，[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3年。；赵进华、牟瑞瑾：《“原心定罪”司法原则初辨》，《兰台世界》2015年5月下旬；邹瑞华：《刑事主观事实的认定方法初探―从辨析原心定罪切入》，《法律博览》，2014年6月中旬等。

参考文献：

[1] （清）阮元校刻：《论语.学而》.《十三经注疏》2457页.

[2] 《论语.乡党》，《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五.

[3]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

[4] 《故唐律疏议.名例篇》卷一.

[5]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6] 张晋藩.《中国法律史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

[7] 曾宪义.《中国法制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0年.

第4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家是孩子的第一学校也是终身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也是终身老师。教育孩子应从如何和孩子沟通心灵开始。

本书的作者是著名教育实践家，他对当下家庭教育现实的一种思考和回应，目的是帮助人们如何从现实生活中单纯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中上升到教育的道术合一，如何消解人们对教育的不安与焦虑，并从回归传统文化和重构家庭文化来达到家庭教育目标的实现。

一句话点评：回归、构建家庭文化，道术合一，帮助家长消弭对教育的焦虑情绪，纠正不科学不合理的教育方式。

《我可以做一切》

几米/图定价：33.00元

现代出版社 2013年1月

“当我长大了，不再是一个小孩，那时的我会做什么呢？”这本热情欢快的图画书给出了好多的选择：从纸飞机折叠专家到拥抱小狗专家，从沙拉碗舔食专家到踢飞易拉罐专家……

一部由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执笔的天真烂漫的韵律诗，搭配上国际知名插画家几米充满活力和想象的插图，让这本书看起来就像是一次有关希望和梦想的天马行空般的旅行，也像是一个有关生命给了我们一切可能的温柔提醒。

那么，你想做什么呢？要记住――你可以做一切！

该书用一个孩子的想象力来诠释美好的世界，跨越了民族和文化差异，可以说是一本亲子阅读的幼儿绘本，更是一本给大人看的美好童话。

一句话点评：这本书适合孩子读，更适合大人读，因为它打开了一个时光通道，让大人回到童年，回到一切梦开始的地方！

《天光云影：风云会》

楚惜刀/著定价：32.80元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1月

他是被人追杀的三皇子牧云天翊，他是会鹤雪术可翱翔九天的羽人风翔云，天翊命悬一线之际，风翔云从天而降救了他，一场生死难弃的宿命纠葛由此开始。

时值大端王朝大肆剿灭杀手组织天罗之际，九重天罗逆天复仇，皇帝牧云显被潜伏的天罗突然刺杀。一时，诸子争位，整个朝野风起云涌。危急时刻，天翊的未婚妻明光挺身而出，天翊终于顺利登基。

登基后的天翊一腔仇恨，决心替父皇报仇。而风翔云为了他，甘愿抹去与他相识的记忆，一心潜入天罗，与天翊内外夹攻。

“风”已临境，正待燎原，故事就从这里，拉开了残忍的序幕……

一句话点评：作者的这部作品，恢宏大气，想象力丰富；她用热血的笔，融汇了自己对人生、对友情、对爱情、对权位的解读，细腻地写尽了众生百态；而结局，又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令人惊喜不已！

《金陵生小语》

蒋寅/著定价：35.00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有金陵生者，幼喜读书，长而学文，观书读史，手不释卷；喜听音乐，玩音响，收集唱片，于古典音乐，音响器材，如数家珍；喜饮食，无禁忌，多识四方饮馔、菜肴来历，薄能饮酒，精于品鉴，饫知古今酒人酒事；生性疏懒，少交际，寡游历，而多见学界前辈，稍谙学林掌故。每不揣文笔钝拙，即兴斐然。或考史论文，赏音校艺；或闻笛叹逝，黯然怀人；乃至一时兴来，游戏笔墨，雪泥鸿爪，具此一斑。

一句话点评：文字融古朴与通达于一炉，内容并文、史、乐及美食于一书。

《避税天堂》

辛乔利张潇匀/著定价：45.00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5月

到底何谓避税天堂？避税天堂在哪里？颇具神秘色彩的避税天堂是怎样形成的？避税天堂又是如何协助影子银行和投资者在合法的框架中，为富人和各类机构提供便利，在避税与逃税之间打球？各国政府对避税天堂态度如何？避税天堂的未来在哪里？

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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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论文关键词]高师美术教育培养目标教师教育教学过程

近年来，高师美术教育在“艺考热”、扩招热及火爆的艺术品市场推动下，其办学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多数高师院校打破了单一培养教师的传统，面向市场设置应用型艺术设计专业，形成一种办学模式多元化的强劲态势。同时，在基础教育新课改和以数字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推动下，教师教育专业化、教学过程数字化两种趋势也十分明显给高师美术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一、培养目标趋于多元化

(一)设计艺术成为高师美术教育新的生长点

传统上，我国美术教育大体延续着美术学院工艺美院和高师美术教育三大类型并存的格局。其中，美术学院设置国、油、版、雕、史论等传统专业，培养专业美术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工艺美院以实用设计门类划分专业，培养应用型专业设计人才；高师美术教育大体沿袭了美术学院的专业设置，以培养各级各类教师和教学研究人员为专业培养目标。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社会对纯艺术类人才需求量不断缩小，中小学美术教师在大中城市也渐趋饱和，而设计类实用型人才需求量逐年递增。至90年代，设计类专业成了中国美术教育的热点。全国各大美术院校都争相开办设计类专业，而高师美术院校也不甘落后，相继增设了“平面设计”和“环境艺术设计”等专业。以教育部属六所师范大学为例，华东师范大学设有综合绘画、美术教育和环境艺术设计三大学科，并按“综合绘画和美术教育”、“环境艺术设计”两个方向招生；东北师范大学设有美术教育、油画、水彩画、中国画、雕塑、环境艺术与服装艺术设计、装潢艺术与电脑美术设计等7个系，其中只有美术教育系为师范类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设油画、国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四个系，并按照美术教育、绘画、装潢设计三个专业培养人才；北京师范大学下设美术学、艺术设计两个专业，专门培养从事美术、书法、艺术设计教学、创作、研究等工作的高级人才；西南大学设有美术学、艺术设计、绘画及雕塑四个本科专业，只有美术学为师范类专业；华中师范大学设有美术学、艺术设计两个本科专业，其中艺术设计为非师范类专业；华南师范大学现有美术学、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等三个本科专业，设有美术教育、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工业设计、新媒体艺术等系，多数为近年来新兴的非师范类应用型专业。

高师美术教育培养目标的多元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席卷全国的大学综合化总趋势的一部分。从高师美术教育的角度看，这种综合化趋势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美术教育的综合化。在以往，美术学专业有师范类与非师范类之分在2005年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中，“师范类”被“教师教育”所代替。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而是为培养主体多元化开辟了道路。当前，不少艺术学院都开设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其在师资、科研、教学基础等方面的优势立刻显现出来，并对师范院校的美术教育形成了强劲的挑战。二是教师教育综合化。近年来，综合性大学举办教师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1991年，在欧洲教师联合会上，由欧共体12个成员国60位专家共同提出了“教师教育大学化”的口号，认为“大学应该在教师培养和培训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我国，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中小学教师的培养工作，在有条件的综合高等学校中试办教育学院。2003年11月，全国一百多所非师范类院校召开会议，共同《非师范院校积极参与教师教育的行动宣言》，明确指出：“中国教师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从数量满足向质量提高转变的历史新时期。实现这种转变，鼓励师范院校综合化和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是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践证明，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能够充分发挥其办学经费充足、硬件设施先进、学校认同感较好等优势，他们的毕业生后劲足、适应性强，更加受到中小学校和同行的好评，这也成为高师院校实现培养目标多元化的原因之一。

(二)培养目标多元化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专业的多元化根源于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和学科专业的综合化。但在现有的高师本科教学模式下，学科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化二者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因而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也是大势所趋。主要途径有：一是形成“大美术”的理念。今天，美术在人们的观念中除了传统的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外，还有建筑设计、工业造型、服装设计、家具设计、环境设计、广告设计、染织设计、装潢艺术、多媒体网页设计等等，在这些专业中还可以分出多个分支，它们都是美术的范畴。二是实行按院招生制度。当前，多数高等师范院校都撤系建院，并实行按院招生制度。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统一进行基础教学，在充分了解各专业的具体情况及就业形势之后，再由学生选择专业或专业方向。三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不少高师院校，已经开始试行弹性学制和灵活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1)“2+2”的小学师资、“3+1”的中学师资培养模式。小学师资前两年学习基础公共课和主修专业，后两年进行辅修专业和教育理论的学习与教学实践；中学师资前三年进行基础公共课、主修课程和综合课程的学习，最后一年学习教育理论并进行教学实践。(2)辅修及双专业、双学位模式。许多高校都允许学有余力、并对教师工作感兴趣的学生选择辅修教育类课程，修读双专业并获得双学位，为其以后取得教师资格证打基础。(3)“4+X”的教师教育模式。其中，实行“4+0”模式者，学生毕业即就业；实行“4+2”模式者，学生本科毕业后再读两年硕士学位，培养目标是重点中学的骨干美术教师；实行“4+3”教师教育模式者，采取本硕连读的办法获取硕士学位，学生毕业后可以到美术类高校担任专业课教师。

二、教师教育趋于专业化

(一)“教师专业化”已经从理论走向现实

我国传统的美术教育注重技能训练，因而培养出来的学生其职业意识更倾向于是一个画家而非美术教师。这种状况随着教师地位的提高，尤其是随着“教师专业化”理论的提出而有所改变。教师专业化理论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卡尔·桑德斯(CarrSaunders，A．M．)于1933年提出来的。1986年，卡耐基公司和霍姆斯小组相继发表的《国家为21世纪准备教师》两份报告，指出公共教育质量只有当学校教育发展为一门成熟的“专业”时才能得到改善。在我国，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明确提出：“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2000年，《职业分类大典》也将教师归人“专业技术人员”。从2001年4月1日起，国家首次全面开展教师资格认定工作。这些都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奠定了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基础。教师专业化是针对其知识结构不合理、专业性不突出，以至于产生较大的职业可替代性提出来的，意在提高教师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和专业地位。尽管与“画家”的名头相比，美术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仍比较低。但随着教师专业化程度的逐步加深，美术教育必将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职业而获得普遍的尊重。

(二)促进专业发展是高师美术教育的义务

在我国，高师美术教育从本质上看仍属于职业教育，其课体系基本上是参照美术学院绘画专业设置的，教师专业化程度很低。为此，我国高师美术教育从三个层面来提高未来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一是加强专业课教学。教育部于2005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明确指出，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培养的是“具备初步美术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合格的基础教育美术教师和社会美术教育工作者”。根据这一目标，《课程方案》从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人文素养、专业基础、专业技能以及身心素质等方面提出了五条规格要求并从课程体系中辟出一个专门领域——“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其中“中小学美术教学论”与“美术教育实习”为必修课，“中国美术教育史”、“教学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外国美术教育史”、“教育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为选修课，其目的就在于体现课程的师范性。二是增强人文内涵。多年来，我国的高师美术专业一直以培养画家、雕塑家和设计师为取向，注重专业技能课训练，忽视美术史论课学习，这种知识结构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课改的要求。新颁布的《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指出：“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也指出：“普通高中美术课程具有人文学科的特征。”这在美术课程观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在新课程方案中，美术欣赏课被放在突出位置。它不仅需要教师对美术实践有亲身体会，更需要教师具备全面的文化素养，因而需要在美学、美术理论、艺术概论、中外美术史乃至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有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和掌握，还应在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有一定的修养，成为一个具有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的人。三是要注重实践能力的提高。一般说来，教师的知识可分成两类，即“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其中实践性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在教师的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高师美术《课程方案》中的实践性课程达20—22周之多，其中包括社会实践(军训、社会调查、就业指导、劳动等)、毕业创作、毕业论文答辩、艺术实践、艺术考察等，这些都有利于推动学生的专业发展。

三、教学过程趋于数字化

(一)数字化改变了人们关于美术的感知方式

一般认为，美术是一种造型艺术或视觉艺术，它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如纸、布、木板、粘土、大理石、塑料等，通过造型手段创造出具有一定空间和审美价值的视觉艺术形象。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人们关于美术作品的感知方式越来越技术化了。上世纪90年代后，数字化的印刷、摄影技术高度成熟，大幅广告、精美照片、时尚杂志、网络世界、数码影像等，凡是能够吸引眼球的功能都被商家广为采用，以致导致人们普遍的审美疲劳。而关于美术创作的经典手法，也被数字化时代颠覆了。以前，从设计到完成一幅作品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且对手绘技术要求很高。现在，人们用电脑进行美术创作，摆脱了铅笔纸张、直尺圆规、颜料调色盒等绘画工具限制。即使是一个没有受过专业美术训练的人，只要使用Photshop等普通绘图软件，也可以制作出令人满意的图片来。不仅如此，数字时代还促生了以美术学为基础的创意产业，尤其是广播、电视、动漫、环境、设计、广告等新兴产业的迅速成长，对高校美术教育形成了强大的拉动。为适应这一需求，许多高师类院校都开设了基于信息技术的艺术设计专业。比较典型的有；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主要培养能在电影、电视等媒体的制作岗位上从事三维动画创意及制作等方面的专业技能型人才；图形图像制作专业，主要培养能在电影、电视、广告、新传媒等媒体的制作岗位上从事后期合成、电脑剪辑、特效制作以及影视作品技术处理的专业技能型人才；游戏动画设计专业，主要培养能够在游戏制作领域胜任原型设计、模型制作、纹理制作、动画调试等岗位的工作，并进行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技能型人才，等等。这些人才的知识与技能结构与传统美术人才相比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所从事的美术活动很难以传统的美术概念来界定与归类，但往往又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因而也引领高师美术教育不断调整人才培养目标。

第7篇

文化，似乎人人都能用，都在用；又似乎人人都言说不尽，言说不全。人人都生存、生活在文化之中，似乎人们周围的一切无不是文化，但文化却给人们留下了似曾熟悉却又十分陌生的印迹。也许我们知道文化和自己息息相关，然而倾自己所知也不见得足以讲出文化是什么。可见，文化是一个多么复杂多义的概念。据不完全统计，有关文化的定义至今已不下三百余种。但是，不管我们给“文化”以什么样的定义，“文化”的外延总是无限地扩大，最终成为一个包罗万象、大而无当的概念；反过来，不管我们如何从恢宏的广义概念出发来考察文化现象，结果事实上总是用一个极其狭小的文化内涵来“偷换”了那比较全面的文化概念。“要提出某种一般的、无所不包的文化定义看来是不现实的，而且可能是一种空想。”尽管文化是一个众说纷纭而难以界定的概念，但还需要尽可能地把握文化的实质和内涵，因为这是本文不可或缺的逻辑前提。

语文最容易被人们忽视，因为似乎惟有语文人人都可以无师自通；同时，语文又最容易受到人们重视，因为似乎也惟有语文人人都可以侃侃而谈。但是，语文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个很难回答却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是一切语文课程研究的逻辑起点。“语文”的解读，作为实施母语教育的基础课程语文一名，始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由于“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这个名称是1949年下半年用起来的。解放之前，这个学科的名称，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解放以后才统称‘语文’”。然而，人们对“语文”涵义的认识和理解却不一致，相关争议此起彼伏，众说纷纭。语文成为语文课程研究中争议最大、分歧最多的术语之一。归纳之，人们对“语文”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语文＝语言＋文学。将“语文”界义为“语言文学”，一直是广泛流行、毋庸置疑的思想观念。这种观点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一种最高级的语言形态。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是这个民族语言的最高成就，通过文学学习可以极大程度地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因此，学习和鉴赏优美文学作品，毫无疑问是学习语言的最有效的途径。

2．语文＝语言＋文章。这种观点认为，语文学了学习语言之外，还要把文章作为重要的学习内容。我国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也认为“语文”的含义“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因为语文说出来的是语，写下来的是文，故语指语言，文指文章”。上述几种观点都从某个特定的角度阐释语文内涵，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均未能令人折服。无论把“语文”解释成“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还是“语言文章”，都仅仅停留在字面分析上，进入了近乎玩文字游戏的误区，在语文课程实践中无一例外地暴露出诸多的不足与缺陷。其原因在于他们把语文理解成“语”和“文”的简单相加。事实上，我们期待回答的问题是“语文课是什么”，而以上观点所回答的却是“语文课教什么”。这是两个处于不同层次的问题，其答案也处于不同的领域。

这两个问题的内容混淆和本质迷失，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课程。语文，既可以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语文，也可以是教育学意义上的语文；既可以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文，又可以是文化学意义上的语文。但是，作为一门学校基础课程，“语文”的“语”和“文”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语”融于“文”当中，“文”存于“语”之间。对语文的文字界定，并不代表是对语文课程的阐释。也就是说，对语文课程内涵的解读，不应仅仅停留于“语文”字面的分析。科学地揭示“语文课程”的内涵，应当在现代教育学、语言学和文化学理论中寻找新的途径，从母语习得的规律、学习语文的过程和汉语的文化精神三方面读解语文课程的本质。课程与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一方面，文化造就了课程，文化作为课程的母体决定着课程的文化品性，并为课程设定了基本的逻辑规则及范畴来源，抛开了文化，课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课程又精炼和形成着文化，课程作为文化发展的主要手段或媒体，为文化的增殖、创新及其育人意义的形成、育人标准的定位提供核心与导向性的途径与机制，离开课程，文化便成为一池死水而终将枯竭。这是一种双向式、互动式的运作机制。既然任何课程都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文课程也就毫不例外了。然而，语文课程却与文化有着独特的相互关系，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这种独特的文化特质从语言与文化、文化与人、人与语言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二、文化视域下的语文课程的本质

1．语文课程不仅是文化工具的存在，而且是文化主体的存在。对事物性质的认识绝非易事，尤其是像语文课程这样与人的生命、与社会的变革、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事物，更是如此。事物的质是事物内部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使事物具有它本身固有的特性，并在实质上与其他事物有所区别。从“实体—属性”方面来研究，事物的质作为实体，是通过属性表现出来；从“系统—稳定”方面来研究，从事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状态来把握事物的质。从事物的“实在之有”和“关系之有”寻找事物固有的规定性，可以正确而有效地把握事物的质。从“实体之有”看，言语实践性是语文课程的本性。“工具说”是“一种由名家创立、由专家反复论证，被大家普遍接受并被写进政府颁布的具有约束力的教学大纲的理论学说。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他逐渐变得体系化和科学化，成为指导语文教学实践和研究最重要的一种理论学说”。

从“关系之有”看，语文课程从文化母体中所继承的是它的根本性的存在形态、内在旨趣和品性，而不是毫无原则地始终在社会文化为它规定的轨道上运转，被动地认同、传递、复制“他文化”，而丧失了“我文化”。精神、价值是语文课程与文化共同的出发点和存在依据，它们都作为一种价值性或意义性的存在体而对社会与人发生作用。语言“是开启人类社会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神秘的钥匙”，“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产品”，“是文化建设中的一种力量”。语文课正是通过听说读写等言语实践活动培育人的人文精神和言语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文课程是一种文化。

2．社会历史文化是推动语文课程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和时代文化思想观念的变革，人们对语文课程的本体认识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特点。语文课程目标的制定、课程内容与教材的组织、教学进程的设计等诸多环节都必然受到一定文化价值的引导。总的说来，语文课程总是体现一定社会或社会群体的主流文化，以社会主流文化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它将社会主流文化转化为适合学生接受的方式，使学生在课堂学习及与教师的日常交往中，就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习得了这些文化。因此，语文课程在价值取向上应指向最能代表时代精神、最有助于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文化。在当代呼唤人文精神回归的大背景中，“人”的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关注心灵和人格的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成为语文课程的主旋律。从“立言”到“立人”的转变，语文课程以人的全面培育和个性发展为根本之点。语文课程文化观的演变轨迹，充分说明了社会历史文化是推动语文课程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得语文课程成为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晴雨表”。

参考文献

［1］廖哲勋，田慧生．课程新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2］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刘占泉．汉语文教材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吕达．课程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5］倪宝元．语言学与语文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第8篇

关键词：高师美术教育培养目标教师教育教学过程

一、培养目标趋于多元化

(一)设计艺术成为高师美术教育新的生长点

(二)培养目标多元化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二、教师教育趋于专业化

(一)“教师专业化”已经从理论走向现实

(二)促进专业发展是高师美术教育的义务

三、教学过程趋于数字化

(一)数字化改变了人们关于美术的感知方式

第9篇

一、马

“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4）对于古代的战争，“军队中拥有足够数量的马匹，就仿佛(现代军队)装备相当数量的坦克车一样。”(5）

1．1马匹的地域分布

我国自古以来马匹即产自北部草原地区，而西北草原产品尤为精良，直到今天河西草原依然繁衍优良品种马匹。因其重要，元吴时专门设立群牧司“司内外九牧国马”(6）专门负责国马蕃息。

据记载，东汉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甘肃西北养马达30余万匹门（7）。公元五世纪，北魏统一北方(包括今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马匹的数量大增，“马乃至200万匹”。(8)隋唐继承北魏养马之基，虽然马匹的数量有所下降，但规模仍相当可观，在山丹大马营基地和祁连山麓草原养马达十余万匹。(五代史)称“河西、陇右三十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唐置八监，牧马三千匹”。（9)唐末，河西失守，马政一蹶不振。宋时，河西纳入西夏版面。终元一代，河西养马依然不振。明代养马主要分布在庄浪卫(今永登)、镇藩卫(今民勤)、山丹卫(今山丹)、甘肃卫(今张掖)等。清代在河西各县驻马步绿营。官办马厂，其中以今武威县黄羊川、肃南裕固族自治区黄城滩、山丹县大马营、张掖县人宗山、民勤县扁都口、临泽县红湾寺最为著名。历史上，河西是传统的重要牧马之区，西夏也不例外。

纵观历代养马，大致可以看出马匹主要分布在肃州(今甘肃酒泉)与兰州之间，以及祁连山麓一带的广大区域。西夏时马匹分布可能超出这个范围，当延伸到今新疆交界的甘肃西部与西北部。

此外，宋夏的界山一一横山一带，亦是养马所在。唐王朝曾在这里设苑养马，但在西夏时期，无论其养马的数量、规模均不如河西一带，因这里是宋、夏战争频发区间。(10)

1．2马匹的品种、来源(11)

河西介于草源广阔、产马众多的青藏、蒙新高原之间，因此这里的马匹最初当从南、北、西三个方向的产马区扩散而来。但历史地看，东南的马匹也有人为进入的可能。南面的马，是青藏高原原始居民驯养而成，秦时称“西蕃马”，唐宋时称“河曲马”，当是河西马最早的品种。因河西是青藏高原边缘地带，距离最近。西南的

马，产于今新疆伊犁、塔城一带，史称“天马”。北面的马，产于内蒙古草原，蒙古马当是从公元前121年进入河西，这里曾是匈奴牧马之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12)

由于古代河西马来自三个不同地区，无血缘关系，各自独自的种质，其体型、外貌、役用性能……各有其特点，经过混群繁殖，到了汉代，便形成“马踏飞燕”的名马模式。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这里汉马的特征虽有些改变，但是一些基本特征还是被保留下来。直至明代，这里的马仍然是向朝廷土贡之一(13)。

党项，原游牧古赐支(今北纬三十四度黄河曲折北流之处)之地，后迁徙到陕、甘、宁一带，因此青藏高原的马当是其马的主要品种。从地缘上分析，蒙古马、新疆马依次次之。

二、羊

羊是西夏牲畜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用途仅次于马的第二类家畜。关于其地域分布，我们仅择其要者而述之。

2．1羊的地域分布

西夏的羊主要产于兴灵草原、鄂尔多斯草原一带。

兴灵草原位于贺兰山的南麓，地处温带，气候适宜，热量充足，虽牧草稀少，但豆科牧草、蛋白质和矿物质含量丰富，《后汉书·西羌传》曾记载这里“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盐产富饶，牛马衔尾，牛群塞道。”（14）今闻名于世的滩羊就产于此。鄂尔多斯草原，畜牧业亦十分发达。宋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李继迁逃往地斤泽(今伊克昭盟马彦淖尔)，尹宪与曹光实计曰：“地斤泽，四面沙漠，兵难聚进。……大破继迁……获牛羊、器械万计。”（15）

2．2羊的品种、来源

羊的品种，《文海研究》载有绵羊、山羊、*[羊+古]*[羊+历]等。（16）

绵羊，当为兴灵草原之滩羊，由内蒙古羊选育而成。滩羊不仅具有产肉能力，而且还以二毛裘皮著称。所谓“二毛皮”就是生后30—35天左右屠宰的羊羔皮，毛长7厘米，弯曲7—9个左右，均匀一致，毛束不粘边，板质柔软，花穗优美，毛色洁白而富有光泽可做各种裘皮，轻暖美观。“[羊+古][羊+历]”，《文海》释为：“此者羊也，小羊也，山羊之谓。”（17）“轱粝，音古力，北人讹呼鬟为骨。”（18）“粝羊亦有褐色，黑白色者，毛长尺余，亦谓之[羊+古][羊+历]羊，北人引大羊以此羊为群首”。（19）它主要产于北方，“轱枥羊出陕西、河东，尤狠健，毛最长而厚，人药最佳。”（20）山羊，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它最适宜粗劣的生活条件，以劣质草、枯树叶便可维持正常的发育，在荒漠、半荒漠地区，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羊的来源，从今天的羊系来看，当属于蒙古羊。西夏的绵羊，当今的宁夏滩羊，是由蒙古羊选育而成。如今分布在桌子山与千里山的阿尔巴斯山羊，是内蒙古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品种，因主要产于内蒙古伊盟鄂托克旗到阿尔巴斯苏木得名。如今的鄂尔多斯细毛羊是以内蒙古羊为母本，新疆细毛羊为父本，杂育而成的一个新品种。当然，也不排除，其有藏羊品种的可能性，西夏时曾经分布贺兰山、焉支山上牦牛，和如今的藏羊同属于青藏高原上特有的牲畜。因气候、植被的变化而迁徙于青藏高原之上。

三、骆驼

素有“沙漠之舟”的美誉，是荒漠、半荒漠草原牲畜，分单峰驼和双峰驼。西夏时，骆驼不仅用于运输、耕地，还用于战争，“凡正军给长生马、驼各一”（21）。《天盛律令》规定，群牧司“旧驯之公骆驼年年当分离，当托付行宫司，人杂分用中。”(22)，可见，骆驼还是国家御用的主要役畜。

3．1骆驼的地域分布

西夏时，骆驼主要分布于肃州(今甘肃酒泉)以西至玉门关以东及阿拉善高平原上。“酒泉西望玉门道，千山万碛皆白草”(23)“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24）白草，俗称骆驼刺，是戈壁上生长的一种多刺植物，冬季成白色，骆驼喜食。阿拉善牧区的东北部及附近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亦有骆驼分布。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王延德出使高昌，经鄂尔多斯渡黄河，穿越乌兰布和沙漠时，“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骆驼”(25）。宋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辽兴宗率军伐夏，北路军突入西夏的右厢地区，“至西凉府，获羊百万，囊驼二十万，牛五百。”（26）另外，张掖一带的骆驼，数量恐怕不多，主要役于耕地“以骆驼耕而种”。（27）

3．2骆驼的品种、来源

西夏时的骆驼当属于阿拉善驼、苏尼特驼。阿拉善驼主要分布于今内蒙古的阿拉善盟、巴彦淖尔盟及邻近的甘肃、青海等地。其背短腰长，四肢干燥，骨骼坚实有力。苏尼特驼主要分布在今内蒙古的锡盟、乌盟，以东苏旗、西苏旗、四子王旗和二连浩特为中心。这一带草原较好，两峰发育良好。新疆驼主要分布新疆的北部、南部，距西夏较远，当不是西夏的主要驼种。

骆驼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内蒙古“骆驼之乡”的阿拉善盟年产驼毛达80万公斤，每峰驼年产驼毛的价值，约相当于8只绵羊或15只山羊产绒毛的价值。(28）骆驼肉、奶、油都是牧民常用食品。尤其是驼峰．历来被列为中国酒宴的“八珍”之一，唐代诗人杜甫用“紫驼之峰出翠釜”来赞誉它。(29）

四、犛牛

犛牛是大型哺乳动物，它采食性能好，吃粗草，忍耐能力几乎比得上骆驼，抗病力强，所以能够在终年积雪、植被生长季节短、一般牲畜难以生活的高寒草原上正常生活并繁殖后代。

犛牛，是牦牛之属种，“犛之角胜于牦，而牦之毛尾胜于犛也”。（30)据考证，早在殷、周之际，居住在我国西部边疆的古羌，就已把野牦牛驯养成乳、肉、毛、役兼用的家畜。犛牛能负重，跋山涉水，如履平地，毛可以制披衣、绳索，绒可制毯。党项人用其皮毛覆盖房屋，“织犛牛尾及羊毛覆盖之。”(31）西夏时，犛牛主要分布于贺兰山、焉支山一带，“犛牛在燕支山、贺兰山两地中，焉支山土地好，因是犛牛地，年年利仔为十牛五犊，赔偿死亡时，当偿实犛牛。贺兰山有犛牛处之数……”。(3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元11—13世纪我国北方气候较现在寒冷。

如今，牦牛已是青藏高原上特有的牛种，生活在海拔3000—3500米的世界屋脊上。当地人民不仅吃、穿、住、烧离不开它，而且作为识途运输工具也不少了它。牦牛奶呈黄色，味甘甜，含脂率高。每年每头产犊母牛，能产奶7．5公斤，干酷素11公斤。藏民用牦牛牛奶打成酥饼与炒熟的青稞拌和，再加茶水，制成一种混合食品一一糌粑。注释：

(1)(西夏)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珠》第3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2)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3)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576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

(4)《后汉书》卷二十四。

(5)史念海：《河山集·第七集》第133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6)《西夏书事》卷一一。

(7)《后汉书·食货志》。

(8)《魏书·食货志》。

(9)《新五代史·回鹘传》。

(10)王天顺：《西夏战史》第324—36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本节主要参考崔培溪先生：《甘肃河西古代养马史和汉墓铜奔马模型的考证》，《陇右文博》1999年第2期。

(12)《史记》卷一一0。

(13)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卷一。

(14)《后汉书》卷八七。

(15)《西夏书事》卷四。

(16)白滨：《从西夏文字典看西夏社会》载《西夏史论文集》

(17)《文海研究》第452页。

第10篇

摘要：由于硬盘，光盘等性质的存储技术的成熟，并且其安全和可靠性得到显著提高，所以电子档案已存在于社会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因为纸质和电子存储是两个不同概念，因此两者的管理差别很大，发挥的作用使用程度也不同。本文主要依据实际情况，说明电子档案的管理、安全和作用。

关键词：电子档案；安全；管理；利用

档案是指各类已经固定了的信息，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是自文字发明以来就一直存在的。6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一台真正意义的电脑，从此相关技术一步一步完善。存储介质最开始是软盘，然后是硬盘、光盘等。信息被广泛存储在这些设备上，这就是电子档案的由来。其中的文字记录、图案等都与纸质档案中的信息相同。因为一个是纸张，一个是智能存储设备，所以管理不能一概而论，但都必须保证信息的正确、完整以及保密和安全。

一、电子档案的现实情况

以纸记录的信息，使用长久，今天都还广泛存在并使用。近几十年来，由于智能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硬盘和光盘技术的日渐强大，特别是在可靠性上得到提升，如已经有水火不侵的硬盘，所以电子档案在国内和国际上各个行业都浙浙被采用，并有取代纸成为主要的记录方法的趋势。不过，国内乃至国外，电子档案也才刚刚实行了几十年，并且广泛使用的时间也才十年左右。没有成熟的可靠的一种管理方法，供大家学习和参考，所以在应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控问题。还一个问题是我国现阶段人才的缺少，使得电子档案的运用，存在一定制约。

不过由于纸记录信息的先天劣势，比如需要的纸张特别多，需要装订和包装，空间占用大，寻找和查阅费时，易发生火灾等等，使得越来越多的的行业放弃纸质档案，转向使用电子档案。易存，易放，易调取用于查阅是电子档案的最大优势。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优势，但现在许多企业使用电子档案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就是只是保存和查阅两种功能用得最多。整个的信息体系并没有建立，与之配套的管理规则也没有形成，有些连基本安全的规则都没建立。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力培养一批专业化的人才，同时对各行业的管理档案的人员作电子化的强化训练，并大力宣讲相关技术，提高他们的水平。

二、加强电子档案安全问题的建议

不管那种类型的档案，安全都应当是第一位。比如纸质档案室一般都会上锁，还需专人值守，防火防水等等。电子档案面临的安全问题非常巨大，由于网络日益普及，电子黑客越来越多，只需一条网线一台电脑，他们就可能突破各种系统盗取或者改变相关信息。这方面的问题，是现在各行业档案电子管理面临的首要难关。而电子档案另一个大问题为是否能真实还原纸质档案的信息。电子档案的建立有一个录入的过程，此过程中如何保证相关信息不改变，是管理者需要采取必要措施防范的。

规章制度任何时候都是保障安全的一道防火墙。档案相关的人员需加强制度培训，强化安全规则，什么人可以查看什么时候查看档案都要按规矩行事。不得因制度的繁琐，造成过程增加带来不便而跳过一些手续；或者因为人员的熟悉，而省掉必要的一些条件。对于存放档案的电脑或服务器，要建立必要的防火墙，要按时检查。有密码锁的档案，至少需两人各持有部分密码，以防密码的泄漏和档案的更改。我们还需作好备份工作，特别是当有改动时，备份的资料也要作对应修改。

三、强化使用途径

档案的存在，是为了存有信息，以供需要的人查看和使用。比如说人们在写作历史论文时，就可以需要用到历史方面的文献档案，这时就需要当相关档案保管室去查阅。而对于电子档案来说是存在于智能设备中的，那么怎样让人方便快捷查询到，是提高其使用次数的关键。一般来说，需要建立相关信息系统，设制相关页面，提供介入的智能终端，以便人们查询和进行相关操作。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电子档案的各种优点，而其使用途径有主要是以下两点：

（一）可以提供下载和复制

通过智能终端设备，用户通过权限进入信息平台，除了看相关档案外，还可以下载档案，以便使用到如研究等方面。下载过程相当于复制，能够给用户正确的相关信息，促进了档案的使用。电子档案采用的文件格式须是常用的，大众常见文件形式，使得用户查看无障碍。为了保证相关安全，信息平台必须记录用户的相关信息，以备出现泄密时，追查责任。

（二）远距离传递信息

网络的存在可以方便很多事情，对于使用电子类档案也是如此。当人处于外地时，如果要使用一些信息，可以通过电话申请等形式后，电子档案管理人员就可以用邮件等形式，发给使用人，大大提高效率且方便。很多时候，一个企业或者国家事业单位各自档案的系统都是相对独立，外部人员没法查询和阅读。我们可以将这些系统外接上网络，并设立相关权限。但外部人员得到相关权限后就能进入系统查阅，并作权限内的操作。这样我们就实现在可以在世界任一个有网络地方的信息传递。当然，这也加大了信息外泄的风险，需要研究如何做出防范。

四、加强电子档案管理利用的作用

智能化的现实的趋势，电子档案也不例外。需要我们适应社会需求，实行好，管理好电子档案。要从观念上改变，并加强学习，做好安全防范，尽可能完美发挥电子档案的最优势。以下我们来说明其主要的二点作用：

（一）节省和环保的作用

一般来说纸是树造成的，树林的减少会造成水土的流失。从这一层面上来看，原来的纸记录信息就不是环保的。因为用纸保存信息，纸的需求量非常大。而在另一方面，纸质档案的成本也很大，如必须要有专门的楼案袋，又要有架子放置档案袋，有专门的房间，随着档案的增多，又要开设另外的房间，加上维护和安保等人力成本，费用就比较高。而电子档案不仅占的地方小，而且易于存放，或许一个角落就可以。人力处理纸质档案时，如添加相关信息M原来档案，就需要去档案室找出后，进行相关添加。而电子的只需几个按键，然后进行相关更改就可，工作的进度快且强度也比较小。

（二）有利于满足人们的认知需求

当今的年代，我们称之为信息时代，人们有这样那样的信息需求，也被信息所包围。档案作为信息的一种保存体，很多民众都希望查阅并使用。如一些关于历史而又被解密的档案，人们的好奇心诱使他们去阅读和了解。这样电子档案的特质就能很大程度上符合人们的预期。民众可以足不出户，利用网络就能查阅想要的内容，并且可以复制和使用这些信息。比如写论文或者写历史文献等等。民众的需求，就是档案管理发展的推动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随应时代符合社会前进的方向，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继承。

结语

今天这个时代，是智能化的信息世界。在加强电子档案方面，我们的眼光要放得更长远，要预期到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需要。加强电子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做好信息的归类、更改、保存和传播，将繁杂的工作制度化，提高效率的同时，注意信息的安全。做好电子档案的现代宣传工作，让更多人认识档案、使用档案。当然我们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建立符合自己的档案制度，培养更多的人才队伍，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等，这样我们的电子档案管理和利用一定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周锦云.档案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电子科技大学，2013.

第11篇

关键词:高职院校;思政课;“问题式”教学模式

一、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的必要性

(一)“学科化”教学模式难以适应高职人才培养

客观而言,高职院校思政课作为公共政治课应该严格区别于研究型的学科化教学模式。但长期以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没有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模式,而是借用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化”的教学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学科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教学内容严格按照从基本概念到基本原理逻辑进程,由于忽略了从学科化的课本内容向教学内容的整合与转化,缺少了感性材料的有力支撑,使原本处于由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过渡阶段的青年大学生,面对干瘪缺乏生机的宣教更加“望而却步”;授课方式追求完整的逻辑体系推演,不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目标;课堂组织遵循以教师为主体的思路,常常表现为“教师长篇大论,学生昏昏欲睡”,主要原因在于忽略学生主体的存在;考核形式强调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未能进一步锻炼学生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存在困难就可以使思政课教学被淡化、弱化或者虚无化。因此,高职思政课教学必须探索与本身特点相匹配的教学模式,才能为完成“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1]

(二)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的价值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这种增长主要是依靠低技术的工种实现,不同于当年日本经济依靠技术出口实现的增长。另外,由于近几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可以预见高职院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将继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就实践层面而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思政课教学模式,能够较好保证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为落实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因此,只有探索具有较强实效的思政课教学模式,坚持理论与实践教学齐头并进,以兴趣为先导,以认同为基础,将思政课教学由单向的知识传授与纯粹的政策说教,转化为长于理论分析、讲究课堂互动、充满生机与活力,且注重实践认知能力培养的教学过程,才能使大学生喜欢上、乐于听被赋予了重要意义的思政课,彻底改变大学生为凑学分、为考勤而被动上课的尴尬局面。从而,才能通过思政课教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高职人才培养全过程,使大学生自觉接受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成为具有诚信品质、敬业精神、责任意识和遵纪守法意识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就理论层面而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思政课教学模式能够较好地促进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所谓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在特定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2]357客观而言,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建设中坚力量的高职毕业生政治社会化程度不仅涉及到其个体政治人格和能力、政治文化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其对现有政治体系的认同与否。众所周知,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学校是最为重要的媒介,它通过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确立个体的政治价值观念、培养个体的政治态度与情感;进而强化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好感,同时培养其对政治体系的忠诚与信仰。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不但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者政治社会化最重要的媒介(学校)进行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而且也是他们步入社会前系统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环。因此,优化的思政课教学模式,势必影响学生通过系统学习政治思想,进而整合自发形成的政治心理的过程,从而使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政治认知和思辨能力得到提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认同得到增强,进而有助于巩固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高职院校思政课“问题式”教学模式的界定

一般而言,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学理念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固的教学程序及方法的策略体系,包括教学过程中诸要素的组合方式、教学程序和相应的策略。笔者认为,思政课“问题式”教学模式是指以教材内容体系为基础,采用专题形式整合教学内容,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完成核心任务作为授课重点,从而能够培养与发展学生的知识能力、社会能力和方法能力的教学程序及方法策略体系。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注重“专题讲授”

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整合与选择以教学大纲为基础,围绕帮助学生塑造完善人格的出发点,目的在于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法律素质。注重研究高职学生现状,注重提升学生信心与社会能力、方法能力;结合学生职业岗位特点,注重行业与岗位分析;结合重大事件挖掘内在亮点传授与讲解中国化的理论与政策,同时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失败。

将高职院校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整合为若干专题,以课本内容为基础,结合社会实际和高职学生特点采用专题式讲授,避免学科化教学以求达到针对高职学生理论知识不足和感性认知缺乏的现状,力争实现思政课通俗化、大众化的效果,从而能够使广大高职学生对思政课产生广泛的认同,进而完成德育目标。

(二)授课方式――围绕“任务驱动”

“任务驱动”是实施“问题式”教学模式的一种教学方法,从学生的角度说,“任务驱动”是一种学习方法,适用于思政课的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从教师的角度说,它是实施“问题式”教学模式的一种教法。该教学法可以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适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体而言,每堂课教学都必须紧紧围绕根据教学目标而确定的“问题”,教师重点讲授是帮助学生理解该“问题”涉及到的基本理论(教师讲授采用理论还原的“史论结合式”、“典型事例的理论归结式”以及基本原理串联重大社会现象的“珍珠项链式”);学生参与课堂互动是尝试掌握解决该“问题”的具体思路;课后思考与练习是为了巩固课堂学习的知识和能力,并能够做到举一反三,即理解和解释与之相关的社会实际问题。

(三)课堂组织――突出“学生主体”

“以学生为本”作为课堂组织的基本原则。在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中具体体现为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贴近就业,实施教学互动,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解决学生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学生在充满人文关怀的教学氛围中自觉接受理论的熏陶,接受理想信念和法律思想的教育,从而把思政课育人的功能内化成学生的自觉行动。

具体而言,教师以“导演”的角色掌控教学进程,学生以“演员”的角色参与课堂互动。将学生按照一定规模划分为若干学习小组,教师课前布置涉及的“问题”,各学习小组根据“问题”要求查找资料,做好参与教学准备。在具体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针对“问题”涉及的基本理论讲授,做好基本铺垫,并针对学生活动情况进行总结。

在这种课堂组织活动中,教师由传统课堂的“主角”转变为“导演”,学生由常规的“观众”角色转变为课堂的“主角”。通过学生参与,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使学生对知识理解与掌握提升到学会运用的层次,从而帮助学生建立学习信心,学会主动学习,并养成终身学习习惯。

(四)考核形式――强调“能力应用”

课程考核作为检验学生学习效果以及引导学生学习方向的重要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学过程的成败以及教学效果。因此,思政课考核必须改变传统的重知识、轻能力的考核方式,注重考核学生的社会能力与方法能力。

思政课“问题式”教学模式考核是在原有的注重考查学生知识的层面上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从而促进学生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因此,思政课考核就是要以更加注重能力的评价性考试和诊断性考试,尽量减少原来重知识考核的结论性考试。具体而言:课程考核分为平时测验和阶段测验,其中平时测验包括书面作业、课前复习提问、课堂讨论以及考勤共同构成,阶段测验由研讨式测验、案例分析式测验以及问题答辩式测验和论文答辩式测验共同构成。另外,在考核时间设置问题上做到均匀化和前置化,目的是通过考核对学生学习情况作出客观评价并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给予指导。

三、高职院校思政课实施“问题式”教学模式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实施“问题式”教学模式面临的问题

1.对任课教师的挑战。运用“问题式”教学模式进行思政课教学,无疑给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挑战。具体而言,运用传统“学科化”教学模式进行教学,任课教师只要按照教材逻辑体系做好准备,授课环节就是一个单向度的知识传授的过程。而运用“问题式”教学模式组织教学,不但要求任课教师具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和深度,才能完成对专题的提炼、相关问题的补充以及课前辅导和课堂总结,同时,也要求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具备相应的组织能力和处理突发事件的技巧,才能保证课堂教学组织过程的顺畅。

2.对学生的挑战。长期以来,学生学习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即教师课堂讲授学生被动接受。采用“问题式”教学模式,一方面需要学生改变早已熟悉的被动听课习惯,另一方面需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另外,如何使学生养成一种“问题”意识,即敏锐地发现问题,尝试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3.对教学资源提出了更高要求。实施“问题式”教学模式在教学资源方面首要的问题就是课堂教学规模的问题,多数高职院校强调学习专业技能“立竿见影”的效果,主张思政课教学采用多个班级合班上课。这种教学组织无疑会限制“问题式”教学模式的效果。另外,高职院校社会科学领域的图书信息以及数字资源的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师与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

(二)解决“问题式”教学模式实施问题的对策

1.提高教师自身素质,从容实施“问题式”教学模式。思政课教师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者和组织者,首先要有“运筹帷幄”的谋划意识;同时还需要具有相对丰富的知识储备,除了具备政治学和教育学方面知识,还应该广泛涉猎文史哲的内容。为了从容实施“问题式”教学模式,任课教师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通过学习更新教育理念、丰富知识储备;另外,利用集体备课,通过教师之间的有效交流也是提高思政课教师把握“问题式”教学模式的有效途径。

2.立足学生主体,培养和保护学生的“问题”意识。学生适应这种“问题式”教学模式首先需要能够建立一种“问题”意识,即能够提出问题并尝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当然,这种意识人们并非天生就具有,而是必须依靠有意识的后天培养,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一种带着问题学习的习惯。另外,因学生在面对问题时,其站位和解决思路总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所以,培养学生的这种意识不能够急于求成,必须按照循序渐进的规律采用多种方式进行。

3.优化教学资源,奠定“问题式”教学模式的基础。实施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则必然面临着教学资源的整合问题。按照“问题式”教学模式的要求安排教学班级规模(即采用小班教学),可以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基本条件。因此,高职院校教学安排方面应该优先考虑思政课的需要,这既是具体教学环节的需要,更是将立德树人作为育人根本任务的需要。同时,加大投入切实保障师生的信息资源需求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参考文献:

第12篇

［关键词］贺麟;文化理论;西方文化;基督教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贺麟的西方文化观研究》(HB15WX026)，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早期文学观研究》(GH151110);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学衡派文化观研究》(2015020501)

1930年代，时期那种抑中扬西的文化热浪在中国思想界已然降温，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肯定与认同则再次在中国思想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声音。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更趋于理性;一些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与此前相比更加客观和深刻，也更具学术意蕴。贺麟的文化理论及其对于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就是这一思想背景下的产物。

一、贺麟西方文化观的哲学基础

贺麟(1902—1992)，中国现代哲学家，新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以其所提出的“新心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中，他所提出的以“新心学”为哲学基础的文化理论，不仅是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精华。因此，贺麟的文化观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他的西方文化观，首先须对其哲学思想和文化理论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贺麟认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须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哲学的基础之上，否则，仅仅局限于文化现象层面的争论，就只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局面，而这种无指针、无原则的讨论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他对新文化时期曾热闹一时的文化论争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化问题的讨论仍停留在文化现象层面，主要限于对中西文化之异同与优劣的比较，且讨论者多以实用为目的，过于主观或武断，而缺少学术研究的冷静和逻辑批评的功夫，缺乏文化哲学的基础和根据。他强调:“我们现在对于文化问题的要求，已由文化迹象异同的观察辨别，进而要求一深澈系统的文化哲学。无文化哲学作指针，而漫作无穷的异同之辩，殊属劳而无功。”［1］(P419)因此，他以“新心学”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文化理论体系。具体来说，就是以“体”与“用”作为两个基本范畴，先建立起一个一般性的文化研究框架，然后在这一框架下去考察西方文化，从而得出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体”与“用”，是贺麟文化理论的两个基本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体”与“用”这对范畴并不新鲜，但作为学贯中西的哲学家，贺麟却“旧瓶装新酒”，在融合中西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赋予这两个范畴以独特的新内涵。他深刻指出，哲学意义上的体用观有两种:一是绝对的体用观，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在西方以柏拉图为代表，在中国则以朱熹为代表。“体是指形而上的本体或本质(essence)，用指形而下的现象(appearance)。体为形而上之理则，用为形而下之事物。体一用多。用有动静变化，体则超动静变化”［1］(P344—245)。简言之，这里的体与用代表了本体界与现象界的对立。另一种体用观可称为相对性或等级性的体用观，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在西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在中国则以周敦颐为代表。按照贺麟的理解，“这种体用观一方面包括柏拉图式的体用说，认纯理念或纯范型为体，认现象界的个别事物为用，一方面又要以纯范型作为判别现象界个体事物价值的标准，而将现象界事物排列成层级而指出其体用关系”［1］(P345)。因此，按照相对体用观，现象界的事物可根据其所包蕴或表现出的纯范型的多寡，进一步进行层次上的细化与逻辑上的排序，从而表现出由上而下、层层推进的相对体用关系。以上述两种体用观为基础，贺麟对文化的“体”与“用”进行了系统考察，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他首先选择朱熹“道之显者谓之文”的观点作为考察文化体用关系的切入点，并依此对朱熹的思想作了必要补充和修正。在他看来，朱熹在这句话中所提到的“文”即是指文化，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文化是道的显现，道与文化是体与用的关系。所谓“道”，是指宇宙人生的真理，万事万物的准则，亦即真、善、美等永恒价值。他进而指出，实际上，道不仅显现为人类所创造的文化，而且蕴含在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之中。自然与文化都是道的载体，但二者又有显著的不同，其区别就在于，文化是人的心灵在“道”的指引下以自然为用的产物，是对道的自觉显现，而自然则是对道的昧觉显现。因此，同样一个“道”，在文化与自然中的表现有深浅、高下、多少、自觉与否等不同。据此，贺麟从体用关系的角度大致勾勒出了一个囊括世界万物而又层次分明的价值体系。他说:“若从柏拉图式的绝对的体用观说来，则道或价值理念是体，而精神生活，文化，自然，皆道之显现，皆道之用。若从亚里士多德式的相对的体用观说来，则精神生活，文化与自然皆道之等差的表现。低级者为较高级者之用或材料，较高级者为较低级者之体或范型。如是，则自然为文化之用，文化为自然之体。文化为精神之用，精神为文化之体。精神为道之用，道为精神之体。”［1］(P347)根据贺麟的观点，道、精神、文化、自然构成了一个互为体用的价值体系框架:首先层次最高者为道，即价值理念;其次，是被价值理念所鼓舞着的人的心灵，即人的精神生活，或者说价值体验;再者是文化，即价值理念通过人的自觉的精神活动的创造物;最后是昧觉地载道的自然。在这个大框架下，贺麟进一步聚焦于文化，对文化之体及文化内部的层级体用关系作了更加微观的分析。首先讨论了文化之“体”的问题。贺麟认为，从广义上看，朱熹的说法并没有错，即文化的确是道的显现。但他又进一步提出，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文化之体实际上应该是人的“精神”，而不是“道”，因为“所谓理或道也不过是蕴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法则……假使道或理不透过精神的活动，便不能实现或显现成为文化，而只是潜伏的，飘渺的，有体而无用的道或理罢了”［1］(P348)。而“精神”则是道与人类心灵的契合，人类文化正是这种为“道”或者说真理所鼓舞着的自觉的精神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因此，“精神”才是真正的文化之体，在一种文化中处于主要、主动、主宰的关键地位。在厘清文化之体之后，贺麟进一步分析了文化内部更为具体的层级体用关系。他认为，作为文化之体的“精神”可根据价值追求的不同分为真、善、美等不同类别，相应地，对文化也可以作出相应的类别划分，并且在同一类别中，还可以根据不同文化因素所包孕的精神价值的差别而对它们之间的相对体用关系作出进一步的划分。就“求真”精神而言，哲学与科学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但哲学追求价值的真理，科学追求自然的真理。哲学阐发关于宇宙人生之全体的真理，科学研究部分的真理。哲学寻求形而上的理则方面的真理，科学寻求形而下的事物方面的真理”［1］(P349)。因此，就相对体用观来说，哲学乃科学之体，科学为哲学之用。同样，就“求善”精神而言，宗教和道德虽然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但宗教所追求者为神圣之善，道德所追求者为人本之善，宗教以调整人与天的关系为目的，道德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为目的”［1］(P349)。因此，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就“求美”精神而言，虽然艺术与技术都体现着这种价值追求，“但艺术是超实用的美的价值，而技术代表实用的美的价值。艺术是美的精神生活的直接产物，而技术只是实用智慧的产物”［1］(P349)。因此，艺术乃技术之体，技术是艺术之用。而“至于政治法律实业经济军事等，距真善美之纯精神价值更远，乃科学道德技术之用，以科学道德技术为体，而直接以自然物质为用”［1］(P349)。可见，通过对文化内部相对体用关系的辨析，贺麟对西方文化中的各种因素作了明晰的层次划分。这种划分，正是我们科学、客观、理性、系统地把握其西方文化观的关键之所在。综上所述，贺麟将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精神作为最高的抽象的文化之体，然后依次将哲学、宗教、艺术作为文化的第一个层次，将科学、道德、技术作为第二层次，将政治、法律、实业、经济、军事等作为更低的一个“直接以自然物质为用”的层次，由此得出了他考察文化问题的一个一般性理论框架。在他看来，这一框架适用于对各种人类文化(当然包括西方文化)的考察。

二、贺麟的西方文化观

从上述普适性的理论框架出发，贺麟对西方文化中的各种文化因素作了价值重估，并对它们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位置进行了重新排列。在他那里，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哲学、宗教及艺术(包括文学)首次在理论层面被提高到其文化之体的重要地位上，这一结论彻底颠覆了此前中国学者在西学观方面的主流认识及导向。除了将经典哲学、基督教和文学艺术三者共同置于西方文化之体的重要地位之外，贺麟还对基督教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对基督教的格外推重，而这也成为贺麟西方文化观的最大“亮点”。在这一认知价值层面，他提出，基督教精神实际上一直蕴含在科学、民主、工业化等西方近代显性文化现象背后，并在整个西方文化中一直发挥着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2］(P304—311)一文中，他回顾了中西文化接触以来，中国人在认识西方文化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认为对基督教的忽视造成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肤浅、片面，也对中国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不利影响。他认为，西方文化的传入，从近代起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如果推至明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来华，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却始终没有真正清楚的认识，更未以正确的态度加以接受。近代以来，中国人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到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都不过是对其文化的表层现象的照抄照搬，而忽视了其深厚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背景。五四时期，虽然一些知识精英对西方的认识已触及西方文化的精神层面，但他们对于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仍属于实用层面，而对于西方文化之体，即西方的古典哲学、宗教、艺术等，仍未能加以关注和重视。所以，从近代以来乃至五四时期以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仍只是从“用”着手，仍未了解到西方文化之体，只注重其外表，从外部去了解，而未把握住西方文化的精神与核心，尤其是对于基督教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贺麟认为，研究和介绍西方文化，须体用兼顾，单重视其“用”而忽略其“体”，是不会有良好效果的，尤其是对于基督教，中国人更应给予特别的关注。他指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之体最重要的部分，其中包孕着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切特点，是西方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也是西方科学、民主、工业化的深刻的精神基础。正如中国旧有文化的一切特点在儒家思想中均有所体现一样，“近代基督教是整个近代西洋文化的缩影与反映。可以说西洋近代精神的一切特点，基督教中皆应有尽有”［1］(P350)。因此，要深入西方文化的堂奥，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本，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就不能忽视对基督教的了解，就要对基督教精神有深刻的认识，看到其作为西方文化之体而贯通渗透于整个西方文化之中所具有的普遍和根本意义，及其与其他文化因素在文化深层次上的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基于对基督教之重要性的理解，在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贺麟指出，人们通常倾向于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基督教是反科学的，要提倡科学就要反对基督教，但实际上基督教对于科学是有保护促进之功的，二者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首先，从历史上看，当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时，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在蛮族入侵中遭到严重破坏，正是由于修道院对部分古代文化科学典籍的保护，才使得科学在日后的发展中有所凭借。同时，基督教并非完全排斥科学，相反，一些传教士恰恰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以利用科学中的某些理论为宗教辩护。虽然在历史上曾出现基督教阻碍科学发展、教会压迫和杀戮科学家的事实，但贺麟认为，基督教对科学的压制反倒激发了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刺激了科学的发展。“科学家因受教会的压迫，而愈觉得真理之可宝贵，其本身使命之伟大，从而更锲而不舍，作科学的高深探求。科学因与宗教对立竞争而愈昌明，科学家因受教会压迫而反成为最有牺牲的宗教精神者。如此亦何不可谓宗教反科学而反促进科学呢?”［2］(P309)其次，贺麟指出了科学精神与基督教精神的互通性，论证了基督教精神实际上是有助于科学之发展的。他指出:“凡实验室中作高深研究的科学家，其生活正与修道士一样的纯洁高尚，其追求真理，不计利害，勇往直前的精神，正如基督徒之追求上帝，因此才可发现真正崇高的真理，这里面正是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表现。且科学家一面固然追求纯理智的真理，一面在情感上亦仍旧须求得宗教的安慰，两者可并行不悖，并无不相容之处。尤其有许多西洋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常自认他们之从事科学研究，其目的并不是实用的功利的，而乃以知天或认识上帝为其目的。其超功利的宗教襟怀，大值得敬佩。”［2］(P309)总之，贺麟固然承认在历史上基督教与科学之间曾出现抵触及摩擦，但他认为从总体上看，基督教对科学仍有保护之功，而且基督教精神从一个侧面而言还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在基督教精神与近代西方民主精神的关系问题上，贺麟认为，首先，基督教中蕴含着一种普遍的平等精神，因为基督教打破了国家、家庭和阶层之间的分界，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任何人都可以入教受洗，获得上帝的恩宠与拯救。其次，基督教非常关注平民的生存与疾苦问题。基督教主张到民间去，办学校，开医院，为平民服务，这些举动也是真正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此外，他还指出，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和宽容精神，如爱仇敌的观念，也有助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实施，因为政治家要进行公平竞争，就需要具备这种公正、宽容和博大的胸襟。西方在中世纪虽然出现过教会过分干预政治、独断专制的局面，但这恰恰是基督教的异化，是对基督教本真精神的背离，而并非基督教精神的真正体现。因此，基督教精神实际上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提供了精神方面的深层支持。最后，贺麟对基督教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近代以前，基督教的确表现出一种过分重视精神生活而贬抑物质生活的倾向，但在宗教改革以后，新教却表现出一种将纯洁的信仰与世俗物质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努力。按照新教教义，人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诚实勤奋的劳动获取成功与财富，这是上帝所嘉许的，不仅不违背上帝的意志，而且恰恰彰显了上帝的荣耀。贺麟指出，新教对人的世俗追求的开放与赞许及其所提倡的勤劳、忠实、守信等道德观念，实际上是有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并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精神基础。除此之外，贺麟还从具体的方面指出，基督教会所办的大量职业学校也为西方的工业化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助力。因此，他的结论是，“基督教不是反工业化，而是最适宜于工商业社会，并有助于工业化的”［2］(P310)。贺麟通过其文化哲学理论以及对基督教与科学、民主、工业化的关系的系统论述，将基督教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相提并论，凸显了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之体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强调，中国人在认识、把握和吸收西方文化时，对基督教是决不可忽视的，“故欲了解西洋文化，如果只从外去了解其用，而不进入其堂奥去了解其体，或只片段地灌输西洋的科学、民主、或工业化，而忽略了基督教恐怕是不可能的。西洋人之欲了解中国，一开头就研究我们的儒家道家等，从根本方面着手，而我们之了解西洋，却忽略了基督教，实在是一种无识”［2］(P310)。综上所述，贺麟以“新心学”为哲学基础，以“体”与“用”为基本范畴，首先建立了一个考察文化问题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然后利用这一框架推演出了他的西方文化观，即一个有体有用、成分多元、各部分之间具有互通性和复杂联系的文化统一体。这是关于西方文化的一种系统而深刻的新认识。

三、贺麟西方文化观对当今文化研究的启示

贺麟的文化理论具有丰厚坚实的学理基础，他对西方文化的洞见可谓深刻而清晰。从中国人西学观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贺麟西方文化观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对西方文化作出了一种异于前人的阐释，而是标志着中国学者在以后已逐渐超越了粗浅线条式的认知方式，开始了对西方文化更为深层次的学术研究。由于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新黑格尔哲学及陆王心学的深刻影响，贺麟非常重视文化精神在一种文化中所具有的根本性和决定性意义。在他看来，作为文化之体的文化精神全面贯通于一种文化之中，并为这种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最为深刻和持久的精神资源与精神动力。因此，他力图进入西方文化更深的精神层面，指出其宗教、艺术、古典哲学等这些向来被中国人所忽视的文化因素在西方文化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强调了基督教作为最深厚的西方文化之体在近代西方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贺麟的独特见解，为我们打通了实用层面的文化现象与深层文化精神之间的隔阂，在信仰与理性之间架起了桥梁，可谓使得西方文化首次在中国人的认识体系中呈现为一个多种因素相互关联的复杂有机体。应该承认，贺麟对于基督教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的肯定，具有一定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西方文化的实际情况，是一种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但同时也应看到，科学、民主与工业化等文化现象主要根植于西方的理性精神，是理性精神的具体展现，从性质上看，这是一种不同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精神。民主、科学、工业化与基督教精神之间既有互通互促的一面，也有彼此冲突、相互制约的一面，过分和单纯地强调基督教精神对于科学、民主、工业化的正面积极意义，而混淆二者在根本性质上的不同，不免有人为放大基督教的作用之嫌。其实，在贺麟的文化哲学框架中，作为文化之体的除基督教之外还有哲学和艺术，而且他也明确承认哲学与科学都以求真为主，二者更具本质上的相通性，这实际上是承认以哲学为代表的理性精神也是西方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可能是为了纠正以来中国人过分强调西方理性精神之偏，贺麟对于理性精神在西方文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未展开讨论，而是过分突出了基督教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精神根基作用，从而使其本来有可能秉持中道的理论架构走向了偏颇。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贺麟是在其哲学观念的基础上首先建立起一个一般性的文化理论框架，然后再从这个理论框架出发去考察西方文化，并由此得出结论，这基本上属于一种演绎式的推导过程。这种研究方法所带有的哲学锋芒及其所具有的“普适性”优势可谓非常明显，但同时这种方法也存在着一定问题。因为贺麟首先是将各种不同文化在结构上具有“同构性”当作一个默认的基本前提，而这一前提的有效性，则要依赖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先验信念的成立。正如余英时所言，“哲学家论文化，其独到见解与其偏见是成比例的，故未必能使一般人都信服其论断”，而“史学家论文化其取径与哲学家不同。他注重客观的分析，从客观史实中推出结论。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的兴趣偏重历史方面，我总觉得唯有处处以无可争辩的客观史实为根据，才能建立起我们对文化的正确认识”［3］(P24)。因而，对于当今的文化研究而言，从对西方文化发展史的具体研究着手，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哲学理论出发，或许才有可能得出更为科学、全面的关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总之，贺麟凭借其深厚的哲学素养及对西方文化的深刻体察，努力探求西方文化深层的精神底蕴，提出了其对于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他的西学观是对以来国人单纯强调民主、科学等西方理性精神的补充与纠偏，不仅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西方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也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西学观发展史的重要一环。但可惜的是，贺麟的见解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也远未能对中国的主流西方文化观产生根本性影响，以西方文化为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文化至今仍是中国学者所普遍持有的观点。这一现象，颇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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