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0 15:02:2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科技史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突出,人们关注环境保护的程度也日益加深。历史学家以其深邃的思考,开始介入其间,以至环境史研究,从国际到国内渐成“热学”。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已陆续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国环境史的专门著作。学者们见仁见智,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并编撰了数种中国环境史著作,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涉猎甚广,实属跨学科之学科。它不仅是环境与历史的简单结合,细细思忖,它又牵连甚多学科,治史者亦应具备广博的知识。从国际到国内,诸多学者在研究环境史时,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对环境史进行了探讨,活跃了学术空气,也丰富了研究内容。我国学者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下,展开了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工作。
在我国出版较早且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环境史专著,当属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一书。该书在当时国家环保局宣教司的倡导下,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所内及部分环境专家合作编写而成。其间作者大多具有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经历,故全书充分体现了科学史研究的风貌。该书取材宏富,涉猎文献广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批作者学术功底深厚。由于是多学科专史的学者共同编撰此书,其成果不可避免带有原有研究领域的色彩。但该书在整体思路上,已开始注意到综合考虑人口、资源与环境的互相制约的关系。这些研究思路与方法和中国台湾地区及国际上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有相通之处。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收集的中国台湾地区及国际上一些研究环境史的论文,其关注点与《中国环境保护史稿》所列篇章十分近似。虽然在叙述方式、角度上不尽一致,但涉及方面却大体相近。
《中国环境保护史稿》各个篇章叙述繁简得当,且将部分研究成果融入其中,此书中认为早期的自然资源管理者――虞衡应不晚于西周时期,此一推断业已被2003年眉县杨家村出土的窑藏青铜器上的铭文所证实。
1999年12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玉往、张金明所著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一书。全书分为绪论和上、下编。其绪论简要论述了生态和文化的关系,生态文化学的定义研究方法,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特征,生态与文明的兴衰。在这里,作者试图将生态与文化两大领域结合起来论述,并将其融为一体,使人耳目一新。该书上编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史论”,其分期大致为7个时间段,并与历史朝代对应。上编全面系统地叙述了先秦到明清的生态文化。由于作者的史学传统,对于文献十分精熟,使全书增色不少。下编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建设”部分,从专题角度深入探讨了各种因素和生态文化的关系,如气候、土壤、生物资源、废水、矿产、灾害、生态旅游、生态思想等和生态文化的关系。这种研究是十分有益的尝试,综合吸收了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使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属难能可贵。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参加到了中国环境史的研究行列中。2008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环境文化概论》就是一部视角独特的中国环境史专著。西安碑林环境文化促进会组织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的数十位专家,遍查典籍,费时三载,经过梳理并研究而成此书。作者对中国古代环境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特点及其现代意义进行了阐释,对于儒、道家的环境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进行了剖析,系统记载了古代环境保护法律,对佛教、道教的环境思想也有较大篇辐的介绍。作者通过对这些中国古代丰富的、朴素的传统文化的梳理和系统研究,对现代环境文化进行了历史根基的构筑,从而达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成就了中国传统环境文化的一家之言。
这些著作虽然难以称为完璧之作,但要穷尽我国的传统环境文化,则诚非易事。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献身于环境史研究的积学之士,才使我们有机会欣赏到这些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视角各异的美文。近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准备重印《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一书,使这早已售罄之书再现坊间,则读者幸甚。
培养历史素养就成为历史课的重要任务。中国社科院吴伟教授认为历史素养是通过日常教化和自我积累而获得的历史知识、能力、意识以及情感的有机构成与综合反映。它是历史知识、学科能力、意识和价值观、观察思考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总和。结合古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在职业性、实践性、开放性的课程理念指导下，中国古代史课教学在不断探索提高学生历史素养的有效途径。
一、以课堂为阵地，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1.提高教师的历史意识和教学能力
教师要精心研究并引领学生正确理解历史主干知识的概念内涵，科学地引导学生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使学生掌握重大历史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来龙去脉，比较鉴别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及其相互联系，把握知识结构，准确而深刻地认识历史事件的现象和本质，解决历史问题。
2.创新学生学习模式，提高学习效率
问题式教学法。把学生教活，很重要的三个方面就是课堂上注意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让学生思维活跃起来；形成历史思考。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使他们学会学习[2]。长期的讲授法教学使学生失去了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需要进行科学的课程设计。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活动，是提高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最佳手段。用问题引领使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课后复习作业一般是总结问题，如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表现；战国百家争鸣代表及主张……，要求用图示或表格完成，培养学生归纳总结问题的能力。明确下节课的预习任务，使每节课上都能有12个针对性较强的问题。学生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等进行联系、分析、思考，课上引导学生客观、理性的评价历史问题，学生会始终处于积极地思维活动中。
自助与互助学习法。为更好地调动学习主动性，教师逐渐引领学生编写“学案”。采取小组合作的形式，全班分成8个小组，以课本内容为中心，以自主学习为主体，提出自己的问题，小组讨论拟定学习提纲，共同设计“学案”呈现基本知识点、知识结构和讨论问题，课上让其他同学回答，再由设题小组代表说明，最后老师把关，介入讨论或点评，对学生学习进行系统的指导。一方面可以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及学习能力状况，及时纠正学生学习中的偏差；另一方面又能发现一些同学独特高效的学习方法和对历史问题的深入反思和理解，给予肯定和鼓励，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可留到课后或放在社团活动时间继续研究学习，指导学生参考相关资料，撰写小论文，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层次。
二、以教材为依托，培养学生的历史考证能力
古修专业主要培养的是技能型的就业人才。他们需要的是古籍基础知识，收集古籍采选信息的能力，所以历史课面临着如何把教材用活，拓宽学生视野的问题。
我们习惯于从观点出发寻找史料的“以论带史”的结论教学，使学生养成了对教师告知结论的依赖性。在实际教学中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现有水平，理解、把握教材的基础上，不受教材的限制和束缚，灵活的处理教材，大胆增减、调整教学内容，对教材进行选取和整合。要想获得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就必须尊重客观历史材料和证据，才能得出可靠的、有价值的历史结论。
获取历史信息的途径有很多，阅读史料是回归当时历史情境最好的办法。因此，阅读能力的培养是一项重要教学任务。学生阅读历史事件的能力，就是对历史事件的认知、领悟能力，通过对所给的历史文献进行整理、归纳、分析的能力。如西周时期农业发展状况，补充《诗经·豳风·七月》“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我们就好像身临其境，了解了各个季节农业生产的情况和种植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另外，阅读史料时要求学生要避免用现今的观点和价值标准去判断衡量历史，而是要历史地考虑事件的前后联系和具体情况。根据历史文献或叙述的作者和来源，对比不同的思想、价值观以及人物行为，区分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观点，分析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比较相关历史事件，使阅读历史文献的能力不断提高。
三、以社团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历史活动能力
职业学校教学活动就是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任务为引领的“教学做合一”。为延伸和拓展课堂学习的效果，联系实际，感悟历史，使学科素养得到升华，我们充分利用家乡南京的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资源，以研究南京历史为主要切入点，组建了“金陵溯古”历史活动社团。做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导师。
开学初确定社团负责人和小组负责人，明确活动计划和要求，定期召集团员活动，如知识讲座、观看视频资料、参观走访、交流讨论、办历史小报、撰写历史小论文，读史心得，研究报告等。为保证活动效果，分集体活动和小组活动两种形式，提高效率。
对于学生研究方向，教师给出一些课题供参考，也可自拟命题。如“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朝代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从南唐二陵看当时的民族关系状况”，“由郑和下西洋看中国当时的对外关系”，“江南贡院与古代科举考试的走向和影响”……
撰写历史论文是培养学生质疑、思辨、求真的有效办法。有助于他们通过实事求是的探索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因为学生毕业前会面临论文撰写的任务，及早给学生营造锻炼的机会，到时水到渠成，也会使同学逐渐养成问题意识和思考的习惯。因为要想做研究必须以史实为依据，选择与论题有关的历史事实作为论据，培养学生“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证据意 识。学生围绕自己选择的论题，通过学校图书馆、金陵图书馆、互联网等多种途径，搜集大量材料，然后指导学生对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选择真实可信的材料论证自己的观点，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进行客观、理性、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形成历史小论文，读史心得或研究报告。在期末汇报交流和研讨时，学生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个人见解，相互学习和借鉴，或对他人的观点和材料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可以对已经定论的东西提出质疑和否定，在智慧的碰撞中，知识和能力得到升华。
问题反思：注意历史课与文化史和专业课的界限和融合。
中国古代史是古修专业必修的一门重要的文化基础课，它承载着学生知识底蕴的积累，人文素养的提升，专业课学习的基础，专业技能的提高等诸多使命。中古史按照编年体的体裁，侧重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把握各个历史时期和阶段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走向，以及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针对古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发展需求，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为学生的专业学习和今后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教学中要把握好这个度，不能把历史课上成文化史课或专业课，又不能与文化史、书史造纸史等专业课完全割裂开。这就要求教师能很好地把握学科内涵和外延，抓住学科核心内容，适当与其他课程做一些联系和渗透。最好能与文化史、书史造纸史课教师一起集体备课，对教学思想和内容进行切磋，整合。同时教师要主动到古修中心实训基地，深入学生专业课环境中，参与学生相关课程的学习，了解学生的需要和欠缺，教学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总之，在职业学校历史课往往是被边缘化的学科，但实际上它与很多课程密切相关，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历史教师不断努力和探索，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为历史课赋予时代使命和专业价值，才会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我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引发了争论，中国艺术界只有立足当下，正确理解“现代性”，客观地对待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区别对待西方的现代科技文化与文化艺术。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辩证、有机的结合起来，方能实现传统艺术真正的现代化。
前言
由于“现代性”的内涵是随着时代、地区、民族等因素而产生不同，所以我们要将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问题中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辩证、发展的方法将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的传统艺术中“民族性”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一、艺术“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
对于什么是“现代性”，福柯在其《什么是启蒙》中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成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有特定人民所作的资源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因此，“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发展传统的行为或观念。黑格尔更认识到了现代性对于艺术的现实意义：艺术家拥有创作的自由：
l9世纪中后期至今的现代、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就是艺术家们自由的进行艺术创作，不停突破传统、进行各种艺术实验的表现。但是，二者所表现出的“现代性”含义又是有所不同的。现代主义艺术中的“现代性”与欧洲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动荡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工业革命导致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宗教神话思维被现代科技理性所取代。这种宗教整一性意识遭到彻底破坏，必然带来了全社会性的困惑、混乱和焦虑。艺术领域中先后出现了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以及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各种我行我素的实验艺术，就是艺术家面对这种社会剧变所作出的反应。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以及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后，艺术家们开始将自己完全淹没在现代科技文化的浪潮中，不再象19世纪的痛苦挣扎，通过回归自我来对抗科技压力，而是开始满心喜悦的享受了，后现代主义也就是因此现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风靡，标志着统治西方200多年的“现代” 世界观的危机，但实际上“后现代”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现代”观呢，它们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与传统更多更大的不同而已，他们是有着本质的联系的。因此，当我们借鉴西方的“现代性”观念时，必须用辨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不可断章取义。
二、西方“现代性”的扩张
除了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现代性”，还要注意由于发展先后、经济基础不同、社会制度差异等因素所造成的东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势和弱势之分。注意到这个因素，就不会迷失自我而盲目的被他人所左右。
发端于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就是这么一个源自西方世界的强势文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也成为“文化全球化”的主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扮演着弱势的角色，传统文化不得不面对着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的猛烈冲击。“全球化”的美国文化被形象地概括为“三片”，即代表美国饮食文化的麦当劳“薯片”、代表着美国电影文化的好莱坞“大片”、代表美国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而在艺术领域，美国在二战后借助其霸权化的科技、经济、政治地位向满目疮痍的欧洲推广美国式艺术，先后树立起了滴洒抽象表现主义、集合主义、波普艺术、极少主义、观念主义等符合美国意识形态需求的艺术流派，并使之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张到世界各地。在二战后3o年内，美国式艺术成为世界性艺术，成为世界艺术发展的风向标。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相对于政治经济的硬力量，文化是一种软力量，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却是持续不断的。英国学者汤林森更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殖民，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在全球的扩张。虽然汤林森说的看起来有点偏激，但是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力度和强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其发展势头不容忽视。
因此，面对从西方蜂拥而来的现代、后现代艺术文化，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艺术成就的中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是相当重要的，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妄自菲薄。
三、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
如何实现中同传统艺术的现代化，现在存在三种观点：一，立足于过去。赞同这种选择的人主张用“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部分”去“抵制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西方腐败的意识文明，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与自尊”。二，立足于未来。赞同这种选择的人，强调“中同画可以推向世界，为了世界性、历史性的需要，让世界接受中国画”，立足于现在。这批论者倾向于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面对严峻的现实，对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
很明显，前两种观点不仅忽略了传统的实践性或延续性，把传统看作静止的、凝固着的东西，还属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观，是不明智的，也是行不通的?而第三种观点是较为符合现实需要的，冈为它是以发展和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和解决我国艺术目前面临的问题。首先，我国艺术必须是要发展的，而来自外部的促动和营养是必不可少的素。比如，被中华民族视为悠久历史传统的象征的“塔”这种建筑形式，其实是来自印度的舶来品，是随着佛教在东晋传人后才在中困遍地开花的。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围家之所以获得在科技文化上的巨大发展，是因为他们翻译了大量卉希罗的文化典籍，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以这些著作作为启蒙和基奠的。现代的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迅速传播，除了其科技、经济高度发达的原因外，其本身的文化“杂合”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此，并没有什么纯粹的文化可供民族主义膜拜；文化艺术的发展，除了在自身寻找发展规律外，寻求外来文化的帮助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以何种态度对待随经济、科技、传媒浪潮奔袭而来所谓“强势文化”，是传统艺术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美同在世界上确实占有领先地位是科技文化，此，正如有史论家所说的“美国当代艺术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技术的表现”在它的后现代艺术里，从集合主义、波普、超级现实主义、构成主义、大地主义、装置艺术以及广泛化的观念主义艺术，无不充斥了美国科技文化语境中的图像和技术产品，科技文化的产物成为艺术家创作的表现对象和手段以新奇体验代替审美，混迹于生活取代艺术的精英意识成为艺术的新内涵此，这种艺术已经完全脱离艺术的文化传统只是高度发达的科技、经济甚至政治的产物。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就不会将“非艺术化”的后现代艺术与发达的科技文化混为一谈，不会盲目的崇拜或反对外来的现当代文化一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对于我围经济科技发展有利的先进的科技文化可以全盘接受，而对不符合我闰发聪现实，与我周艺术传统形式或意识完全割裂的后现代芝术．就要小心谨慎，只能吸收其“合理内核”了。
除了纯艺术领域，在应朋艺术领域也要特别注意防止中国本土文化识别特征的丧失、从西方传到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由于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以及它本身所具备的易推广、易操作等的特性，使其在短短几十年内广泛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然而，这种“繁殖”迅速的现代艺术设计，却会因为他的标准化、可量化、科学化的特性却极容易使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艺术设计丧失殆尽。在现代艺术设计刚刚在欧洲推广的时代，莫里斯的新工艺美术运动就是欧洲传统手工艺在遭到几乎是灭顶之灾时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反抗。我国目前的艺术设计正在重蹈覆辙，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已被许多开口包豪斯、后现代的现代设计师抛掷脑后，难怪一位日本设计师看过了浦东蔓延的摩天大楼后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没有现代设计!”。因此，在学习利用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时，不仅要看到它的优势，更要认识到他的局限：过于注重功能和形式而没有文化底蕴，放之各国皆准却而没有民族特色。这种统一的设计思路和模式将会使我们的现代文化完全失去中国的民族特色。只有采取双赢的结合战略，将源自西方的“现代性”与我国的“民族性”相结合，将西方现代艺术思想和中国传统艺术有机的结合，才既能实现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又能保持了艺术的中国身份。将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注重功能、标准、量化的特点与我国传统设计中的注重感性、象征的审美特色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传统艺术设计的现代化；认清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实际上是西方工业革命、现代科技革命的产物这个事实，就会知道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不仅要吸收西方现代艺术思想，更要考虑到我国的当下社会发展阶段，更要考虑我国本身的艺术传统。只有这样，才既不会陷入设计领域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又不会失去艺术的中国身份。
在理论上， 向来有两种彼此“对立”的视角: 整体论和个体论。前者在研究农民由乡村向城镇迈进寻求非农职业和城市生活的时候， 关注于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甚至被叫做“决定作用”)， 认为个人不过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和体现， 而具有整体意义的社会关系和结构， 才是解释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 社会宏观结构层面上的种种关系，如城乡关系， 工农关系， 经济上的发达地区(或国家)与欠发达地区(或国家)的关系， 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等， 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要不要、能不能、以及怎样由传统农业向非农特别是城镇的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的源头， 也是转移以后这些个人又将如何生存、社会整体又将怎样演变的起因。整体论研究视角的理论渊源， 可以在自称受到马克思深刻影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找到。
后者则把变迁的关键归结为行动者主体， 认为不是社会整体， 而是微观上的个人， 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在现有的务农收益和外出从事非农的预期收入之间作出的“理性选择”。除了古典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之外， 在很大程度上， 这一视角是与韦伯传统有密切关联的，尤其是社会学中的所谓“现代化”理论， 其把社会的变迁归结到行动者个人作为有理性的主体在投入/产出上的计算和在价值观上的改变。随着各个行动者个人在观念和行动上的改变， 社会整体(如果的确有所谓整体的话)也就改变了，最终将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
本文作者一方面承认，上述看来相互对立的理论各自都在自己所限定的范围内---或者在宏观上或者在微观上---有其理论解释的力度， 另一方面又深深感到，这种在整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两个极端上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又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当然， 如何克服社会学理论中的这一“经典性难题”，一直是理论家们苦苦追求的目标，也是在经验研究中无法绕开的障碍。而且， 试图仅仅简单地将上述对立着的两极凑在一起是无济于事的。
本文受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启发， 试图对中国广大农村村民的寻求非农活动或非农职业作出某种新的理论说明。 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在试图克服整体论的二元对立而提出来的，它用结构的二重性去说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谓结构的二重性， 吉登斯指的是，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正是行动得以建构起来的条件和中介。
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把结构看作是行动主体在其颇富多样性的行动条件下创造出的各种规则和资源， 而结构不断卷入其中的社会系统则是由人类主体的种种特定活动构成的，其在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下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主体与结构的建构并不是一种二元论的关于两种全然独立的既定现象的组合，而是一种二重化的过程。根据结构二重性的原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吉登斯认为， 人们的有意图的行动包括三个层面的基本内容：第一，对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它意味着，行动者总是试图不断地认识自己的种种活动和自己得以在其中活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并期望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这些活动是如何反应的，因此，他们也总是不断地改变和调节着自己的行动；第二，行动的合理化过程，行动者不间断地保持对自己活动的各种环境条件的理论性领悟，在一般情况下，如果需要，行动者是能够对自己所从事的绝大多数活动作出某种解释的， 既对自己也对他人作出合理化的解释；第三，促使行动得以发生的动因，与对行动的反思性调节或行动的合理化过程不同，行动的动因并不直接与行动的连续性相连，它是潜在于行动的，它是对行动的规划。
但是，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反思性、合理化和行动的动因的作用， 主体的有意图的行动是会导致未能预期(或不曾期望的)后果的，而未预期的后果又会反过来成为以后的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图一表明了行动-后果-条件的这种模式:
图一： 行动-后果-条件:（资料来源:Giddens，1984:5。）
未被意识到 ┈┈┈ 行动 ┈┈┈ 未预期的
的 ┊ ┊ 行动
行动条件 ┊对行动的反思性调节 ┊ 后果
┊ ┊行动的合理化过程 ┊
┊ 行动的动因 ┊
┈┈┈┈┈┈┈┈┈┈┈┈┈┈
主体作为行动者，不仅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 而且也总是能够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 总是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和调整。易言之， 在逻辑上， 行动者总是可以以不同方式去行动的。这就意味着，行动所体现的，是行动者改变既成事态的能力。如果说行动者在很大程度上知道自己在日常的人际之间的联系过程中在做什么的话，他们很可能对自己的行动所产生的各种后果知之甚少， 其中很有意义的后果是制度在扩展了的时-空条件下的重建， 包括规则的改变和资源组合方式的调整。这些行动后果对他们而言是未能预期的，甚至是不曾期望的， 并且它们又构成了主体再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制约条件。
在对中国日益增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力就地和异地寻求非农活动或非农职业现象进行调查、研究、描述和阐释的时候， 本文作者认为， 至少在理论上， 上述结构化框架比较有力地沟通了结构和主体的鸿沟， 因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首先， 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 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而是是主体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 构成了当今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村户口持有者离开农业离开农村而不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空间。如果没有结构性因素和条件所提供的可能和制约，村民们即使再想外出寻求更大的利润和更多的利益，他们也无法对此施以具有实际意义的步骤，反之， 若没有这样的寻求非农活动的冲动， 无论什么样的制度性安排，对村民自己而言，也是没有意义的。其次， 农村人口的外出或转移，绝不是盲目的，相反，他们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 一开始他们也许大多是为了从非农活动中挣得现金收入以补务农收入之不足; 而不论他们的动因和目的多么明确，他们总是在外出或转移过程中不断的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的解释， 总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调整自己的策略。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不仅会经过权衡比较而不断说服自己当初选择寻求非农活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而且还会重新审视自己当初的目标，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初的目标。最后， 正是因为行动者实际上总是在不断地反思、调整自己行动的"规划"， 故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并非总是能够被行动者自己预期到，也并非都是符合他们当初的初衷，更不是一定都具有“正面的”、“合乎理性的”后果。 转贴于 （二）
本文对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外出或就地寻求非农活动的现象作如下假设性陈述:
第一， 人多地少这一基本的格局是中国数亿农民， 或更准确地说，他们中数量和比例都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早晚要走出农业走出农村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我们仍然按照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划分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 那么，无论统计上有多大的漏洞和误差， 也无论中低产田的改造尚有多少余地，农业科技的推广、农业服务的开展还有多少文章可做， 现在的农村人口的平均耕地面积也仍然可以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 大量的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力是富余和剩余的。这实际上也许是最明白无误的社会现实和中国国情， 但是，问题在于，人多地少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情况，为什么在过去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并没有今天这样如此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外出和转移?
第二， 传统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比较收益低下， 使农村劳力逐渐意识到务农不如务工经商服务打杂，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 包括其中并非“剩余”的部分， 纷纷转向非农活动和非农职业的强大的市场因素。人均耕地虽然很狭小，但是如果在这块狭小的耕地上也能够产出至少并不低于务工经商服务打杂的收入， 而且这些收入也已经足以使农户家庭维持并延续其还过得去的基本生存条件， 那么， 虽然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排除总会有少数人冒险， 但在逻辑上，农村的大量劳力就没有必要以更高的代价和风险去寻求并从事非农活动。接下来的问题是， 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减并非始于今日， 比较收益低下也可以在分田责任制实施以前就看到， 为什么那个时候并无今天之“民工潮”?
第三， 原有的就业用工、户籍管理、粮油票证以及医疗、福利、教育等一系列制度，是限制农村人口离开农村离开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和传统副业)的结构性条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普及， 当这些制度要么基本上取消， 如粮食凭票供应制; 要么很大程度上改变， 如城镇的就业用工制; 要么被行动者自己有意无意地冲破或改变形式， 如户口制在一定程度上被身份证制度取代， 等等。这些制度原来都曾以一种相互配合的系列形式， 严格地束缚着亿万中国农民， 而作为行动规则， 它们把资源或对资源的利用机会都分割成供城镇人口的和供农村人口的，从而使得亿万在农村社区里生产、生活的人们即使面临着人多地少的困境，即使意识到务农的比较收入太低， 即使想在本地或外地向非农转移， 一旦实施起来都是极其缓慢的。不过这里仍然还有问题。如果是这一套制度框定了行动的规则、分割了资源的配置形式， 那么， 在这一系列制度、规则颁布和实施之前的时间段里，为什么也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外出或转移?
第三， 城镇和农村社区有没有提供在非农行业和领域里就业的机会， 是广大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外出或转移与否、外出或转移多少的重要“外部”环境条件。在明清以来的几个世纪时间里， 虽然农村的人多地少问题越来越严重， 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也还没有后来那么严格的城乡分割的体制性制度性格局， 但是由于内忧外患等诸多原因， 城镇本身的工业化发展水平相对迟缓，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么不断地卷入过密化的传统农业特别是是粮食作物的生产， 要么也只好在农村社区内或者改种经济作物(如棉花)或者发展家庭手工业、小商业， 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中的收入不足。这种现象， 在江南和华北都比较明显， 出现了所谓商品化与糊口农业并存的局面。问题是，如果有如此严重的人多地少压力，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 为什么主要地都选择了过密化或内卷化，而没有想过自己去开辟或创造非农行业里的就业机会?
第四，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内忧外患、城镇化工业化进展迟缓等原因外， 在明清以来较长的时间内， 大量农村人口面对人多地少的局面，之所以从总体上说走了一条所谓过密化的道路， 而没有主动创造各种非农就业机会，特别是开辟工业发展的道路， 一个主要原因， 是在文化层面上，他们还没有条件对不同的谋生方式进行比较， 还更多地笼罩在传统的生存原则之中。所以，虽然同样是人多地少， 也没有就业用工、户口粮油等制度的严格限制， 非农活动没有成为大量农村人口谋生的主流形式， 是因为农民们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不是遵循所谓的“经济理性”原则，而是为了全家的生存糊口。在人多地少、灾害频繁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 农户在生产活动中考虑的主要之点， 实际上是如何确保在维持全家的生存的前提下，挣得最低收入。避害第一， 趋利第二， 而且，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敢想什么“最大利润”， 即是说， 只要还“有口饭吃”， 传统农民是很不容易考虑再投更多的成本冒更大的风险去开辟新的生活空间和就业机会的。“乡”、“土”既是传统农民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其割舍不开的心理情结。
第五，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也正好是整个社会逐步走向开放， 由于这个时候的年轻农民大都具有小学教育以上的文化水平， 也由于现代文明及其种种表现形式随着传媒技术产品的正日益普及，电视机也逐渐地进入到农村社区甚至农户家庭， 青年农民的视觉和思维空间都已经不同于他们的前辈， 他们的价值取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是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寻求新的生存方式的重要文化背景。对新生代农村人口来说， 他们不仅仍然面对着人多地少、务农比较利益低下的困境， 而且对他们来说， “乡”、“土”已不再具有原来那样的文化意义， 他们已经有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横向的比较， 再加上城镇发展所提供的大量(哪怕是临时的繁重体力)工作机会， 在日益松动的体制约束面前， 离开农业，走出农村， 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第六， 农村人口的就地转移或外出务工，不论有多么充分的经济、社会、文化依据， 也不论他们自己有多么明确的目标、动因， 这样一个规模巨大并且还将持续相当时间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种种后果， 大多是这些外出或转移者自己未能预期的， 甚至是他们不曾期望的。大量农村人口外出， 就农村本身的发展来看， 不仅就象他们自己在设定目标时所预期的那样，增加了收入， 而且在客观上也减缓了人多地少的压力。但是，随着外出人口和劳力从非农活动中挣得越来越多的现金收入这一事实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并认可， 会有更多的人外出， 特别是年轻的、受过一定教育的村民。而且， 在实际生活中， 所谓剩余劳动力与非剩余劳动力之间并没有明确可见的界限， 外出的人完全可以包括那些在理论上并非剩余的部分。进一步说，由于外出者总是在不断的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性调节并不断地使之合理化， 他们总在不断地改变目标， 把原来设定的短期改为中期， 季节性改为常年性， 等等。这样， 农村本身的发展，包括对传统农业的改造，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 农村社区和农户家庭的维系和整合， 是可能面临新的难题的。
转贴于 （三）
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无疑要比农村人口有没有权利选择外出另谋生路复杂得多。自从清代乾隆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日益膨胀的人口规模与越来越有限的人均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而且，由于历史所赐予的机遇已经一次性地“错过”了，这一矛盾在总体上不可象某些先发国家那样能通过向外输出劳工甚至对外殖民的形式加以缓解。农村人口众多，人均土地和水资源稀少，并且剩余劳力难以向外转移，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
在这一背景下，由于五十年代以来的种种国际国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不仅远远滞后于人口的增长，甚至也落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这不仅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初步具备向现代工业迈进的情况下，十二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还仍然以农民的身分生活在广阔的乡村，在有限的人均土地上刨食， 承受着越来越严重的农业生产过密化和边际报酬递减; 而且也体现为，在现有体制下，城镇本身也已经出现所谓负担过重的“超载”现象：即使是在仅仅容纳不到三分之一人口的城镇地区，作为基础设施的交通、通讯、房屋以及与之相配的水电气和下水系统，城镇常住人口所人均享有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也极其有限。正因为如此，不但如今城市改革的推进困难重重，而且城镇人口要千方百计保住自己那点可怜的既得利益，并从心理上排挤、制度上限制农民进城务工。
根据对中国四省八村的280户所作的入户访谈调查，本文作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正发生着的非农化过程(包括就地转移和外出务工两种形式)中，经济与体制的结构性因素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更具体地说，在土地制度业已改变，户口、粮票等制度性约束有所松动的背景下，由于中国人口多耕地少这一长期存在的尖锐矛盾，大量农村人口主动冲破原有的规则寻求多种渠道向非农活动转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外出或转移的原因也不仅仅在于有限的土地或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天旱缺水等问题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一些村民选择了非农化道路，其中一些村民甚至干脆撂荒土地。
不仅如此。土地和自然资源的限制，再加上某些不利的政策性因素和制度性安排，致使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相当低，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推力”因素。正是由于农业生产长期存在的低效益，特别是由于某些政策和制度导致的种植业生产的低效益，使越来越多的村民们开始感到种田不划算，结果是他们从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所获得的低收入，必须通过其它的挣钱途径加以补偿，包括通过走出村，乡， 镇，县，甚至走出省去，从事各种各样的非农工作，来补足种田务农的“亏损”。简言之， 由于中国社会原有的工农、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的状况尚未从制度的层面上根本改观，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青年更多地通过自己的门路外出寻求非农职业以增加收入并希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不可阻挡的。
在所谓“拉力”方面，不仅仅是城市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吸引大量劳动力的中国南部沿海开放地区的就业机会，而且城市里的生活方式，包括受商业消费文化影响的“城市魅力”及其通过电视等传媒手段向乡村社区的直接延伸， 也是吸引农村劳动劳力的重要因素，后者对农村中的年轻人尤其具有很大的诱惑。来自于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实际上不仅把大量的劳动力从边远的乡村吸引到南部繁华的沿海地区如广东，而且导致了在农户和村庄两个层面上的乡村结构的改变。
如果我们把支撑社会系统运行的社会结构理解为资源与规则的有机组合的话，那么作为行动的主体的个人， 包括曾被认为是“口袋里的马铃薯”的农民， 在社会结构面前决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他们总是有目的地首先为了自身的基本生存其次为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而行动着；但是，不管他们的行动具有多么明确的目的性，他们在行动过程中又总是不断地反思自身的行动，调整自己行动的目标。村民个人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经验去判断和选择就业形式与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很现实很会算计的。但是，他们不可能事先就知道他们的行动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这些后果对他们而言是未能预期的或不曾期望的。在这些未能预期到的后果中，一个最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后果，是这些行动所导致的规则的变化和由此必然产生的资源的重组，易言之，社会结构的改变；即使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下，不同的行为和行为规则也可以重组资源从而改变社会结构；但由于这些由行动所导致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行动者自己未能预期到的，故它们并非总是符合行动者们的初衷，也并非总是能“博奕”出合乎所谓“(经济)理性”的结果。
另一方面，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基本要素的所谓“经济理性”， 本身也并非中国农民的唯一行为准则。 在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多地少的严重矛盾压力下， 寻求并维持生存甚至糊口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是中国的农民在现实面前做出种种选择的首要策略和动力。 即是说， 中国农民在自己所处的特定资源与规则条件下， 为寻求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首先选择比较而言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 这些农民作为行动主体在这种生存理性驱动下， 究竟是选择走过密化农业道路， 还是就地发展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或后来的乡镇企业， 还是外出到异地去打工、服务、拾荒、经商， 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 也要受制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 尤其是制度性条件， 例如结构性的城乡关系格局以及由此产生并体现这种格局的户籍身份制度和就业用工制度。
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两次伟大创造的分田到户和乡镇企业，在很大程度上， 是在城乡户籍管理和就业用工分割体制下农民自己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创造”。如果说， 分田到户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从事种植业的积极性问题的话， 乡镇企业才开始了农村的反过密化， 虽然从所谓现代企业的角度看， 乡镇企业是否实现了劳动力、资金、技术的优化配置和对资源、环境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还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而现在， 在全国范围内现在，大量的农村人口开始自己寻找门路外出务工，无形中又一次未能预期地、强烈地动摇了原有的体制和格局。农民作为有目的地行动的个人，一开始主要地不过是为了多挣些现钱以补务农收入之不足。但是这种有目的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是他们自己当初很难预料到的：异地打工经商进一步敲开了工农等行业间的壁垒，跨省流动则打破了区域间的分割，进城居住并谋职更淡化了城乡间的界限。这样，从分田到户，到乡镇企业，再到外出务工， 中国农民就是如此一步一步地自己闯出了一条实现非农化的道路。
本文作者的调查研究发现，乡镇企业特别是村办企业及其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农村人口外出务工与否、外出多少的重要因素。易言之，乡镇企业发展水平越高，外出的人口就越少，吸纳的外来劳力就越多。但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并非仅仅取决于有无发展的动因或目的，它也取决于当地是否具备必要的或起码的资源与规则。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象江南一样比较顺利地发展其乡镇企业来。江南农民能做到的，西北西南边远山区甚至中部地区的人就未必能做到的，不论他们多么愿意并且花了多大的气力。
但更严重的的问题还在于，即使是在江南，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力的吸纳仍然是有限的。并且，乡镇企业如果要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市场中进幸存下来并继续发展，就必须由劳力密集型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不再如开初那样以平均一年近一千万的速度吸纳农村劳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城镇特别是东南沿海新一轮改革与开发的强劲势头，“民工潮”开始出现并日益汹涌，强烈地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
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对农村本身直接的正面效用，从总体上说，既如外出者预期的那样提高了农村人均户均的现金收入，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所调查的一些贫困地区，当地各级组织都有意无意地把鼓励青年农民外出务工作为脱贫的一项重要战略，甚至在甘肃有“出去一个，脱贫一家”的说法；又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减缓了农村人多地少的困境，这大概是当初外出务工者自己和他们的父母家属并未完全预期到的后果。现在，在人多地少的贫困村落，连老人们也已经开始意识到，即使儿女们打工后没有余钱寄回来也是一种解脱：有限的耕地上靠它吃饭的人口减少了。用这些老人自己的话说，“只要能省下一个人的口粮就是好事。”
但是，目前组成外出务工大军的，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寻求就地转移或外出务工势在必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底下，加上各种集资摊派，致使农民一年下来所余无多，是另一方面。从对四省八村所作的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村村民开始觉得“种田不划算”，并且对家人外出务工多数持肯定态度，还有近半数的人明确认为进城定居也是好事。现在的情况无非是：年老的没法走，年少的还没走；男人已经走出去，女人只好留下来。随着大量的劳力外出务工或就地转移，这些村子已开始出现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所谓“386199部队”，农业开始变成靠化肥等维持、由妇女经营的副业生产甚至老人照看的庭院经济。
严格说来，本来在剩余与非剩余劳力之间就没有清晰可见的界限。如果只看数量，留在农村的也并不少，甚至还可以有更多的人接踵而去。但从我们的访谈调查中看出，在留下来的人当中，大多数是十七岁以下和四十六岁以上的人，他们当中有近一半人是文盲和半文盲，一大半是妇女。而且，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们也都纷纷考虑着将来步哥哥姐姐们的后尘到外面的世界去。也就是说，潜在流出者要多于实际外出者，一旦条件具备，他们也要外出闯荡。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农村人口只有外出一条路。除了乡镇企业外，文化小传统，以及家庭养殖业的经营状况，也同样起着作用。即使是在相同的或相似的资源条件下，不同的规则也会产生不同的后果。例如同样是人多地少交通偏僻，客观上有没有、规则上提倡不提倡符合当地发展的新型副业，特别是少投入、少占地、无污染的副业，对于农村人口的外出规模和速度，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因素。当然， 人多地少和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下的问题，不是一下子能够根本解决的， 因此即使这类新型副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力的实际能力也是有限的。
而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却并不能一定保证农业特别是种植业也肯定会从中受益。相反，在本文所依据的的一些被调查村庄，由于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年轻而有文化的劳力，并占据了相当面积的农用耕地，甚至污染了农作物生长的生态环境，农业种植、水利灌溉和土壤保护反而呈衰落之势。 毫无疑问，造成农业特别是种植业衰落的根本原因，并非乡镇企业，而是包括长期以来存在的工农、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在内的结构性格局。乡镇企业也正是在这种格局下被迫的创造性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工农之间的屏障。现在的问题是， 一方面，人均耕地本来太少， 土地似乎应该倍受珍视; 但另一方面，由于种植业比较收益底下，农民普遍认为种田不划算;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 广大农村劳动力必然要另谋他途寻求生存， 但另一方面，由于外出务工或就地转移， 一些村庄的一些农户又出现劳力短缺的现象。
随着改革和开放进一步深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原有的城乡格局正在逐渐被打破，工农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屏障也在漫漫消解。这为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其中大量的无疑是剩余劳动力!)蜂拥入城以求寻找非农工作提供了许多机会。在这个所谓的“转型时期”，由乡村向城镇的外出移民活动一方面将大大地促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也令人瞩目地改变着农村的社会和家庭关系，影响着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的生产和农村的繁荣，包括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农用科技的推广和应用， 农村社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毫无疑问， 在中国这样一个十二亿人口其主体还在农村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农村人口主动寻求非农活动，包括就地实现向非农行业的转移， 和日益汹涌的外出务工浪潮， 现在仅仅才处于初始阶段。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将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将深刻地改变现存的城乡关系格局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变行之已久的行动规则和资源组合方式。
因此，如何面对农村人口外出对并相应地调试有关制度与规范，成为处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城镇化与工业化、区域格局与利益格局、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人口膨胀与资源制约之间的张力的一大难题：一方面，随着信息时代的时-空伸延，任何行政手段也很难挡住数以亿计的农民外出寻求生存并不断改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冲动; 另一方面，在社会现有的基础设施条件下和可见的制度性调试阶段中，他们又很难在外落地生根，合理合法地实现向非农的转化；一方面，中国社会在一个不短的时间段内，还仍然将主要依靠自身的农业来养活自己业已超过十二亿的人口大众，另一方面，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必要条件又纷纷面临新的问题。如何从这一困境中走出来，不仅对广大农民，而且对整个中国人群体，包括它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都是一大考验。
最后， 本文作者乐意在此将上述文字用图二给予简要表述:
图二： 对非农活动的条件-行动-后果的简要概括（参见图一）:
影响并改变农村个人行动和农村发展的制约条件: 人口、劳力过多， 人均资源(耕地、水等)相对太少
传统的影响：生存理性和乡土观念
农业生产过密化
制度安排的作用: 户籍、粮油管理 和城镇用工、保障制度等
务农比较收益低下
宏观政策驱动: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
制度创新:从分田到户到乡镇企业 反过密化:部分剩余劳动力就地实现向非农转移
人多地少和务农比较收益低下问题并
未根本解决，与此同时城镇新的就业
机会出现并不断增加
外出务工，以补农业收入之不足
城市生活和消费文化的“魅力”， 使外出者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
调整行为动因， 寻求比原来更高
的目标，并不断使之合理化
不愿种田务农、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数增加， 且时间延长， 地域变远， 等等
农村出现386199部队和撂荒现象
城镇出现新的秩序和管理问题
预期后果: 收入增加; 部分预期后果:土地压力减缓; 未预期后果: 冲破原有规则， 改变原来资源组合方式
影响并改变今后个人行动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条件: 结构性变迁， 城乡格局的调整和工农关系的改变
对农民寻求非农活动的社会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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