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7 03:45: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育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即尚未诞生儿女前的求取习俗。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新婚不满一年的新人求子。如旧时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晚，乾县一带普遍流行要子习俗。当晚，新婚不足一年的媳妇婆家要备好应用食品，供奉娘娘神像或牌位于新房桌上。然后由福寿双全、多子多孙的两位老太婆，扮演成一对“老俩口”，怀抱事先做好的布娃娃，点明香烛，双双跪地，口唱《求子歌》，祈求新娘早生贵子。经过一番打趣耍笑后，“老俩口”便把布娃娃塞在新媳妇怀里，旁观者硬推扯着新媳妇向神位纳头跪拜，再把布娃娃取出来放在炕上的被窝里，大家这才欢笑散去。主家设宴款待两位老太婆。此俗全由妇女们操办，表示妇女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责任。
二、分娩习俗
（一）生育礼俗
在人生礼仪中，生儿育女是家庭和家族中的一件大事。陕西农村妇女怀孕叫“有喜”，生子叫“添喜”，乾县一带把产妇叫“月婆”，把婴儿叫“月子娃”；陕南把产妇叫“月母子”。临近产期，孙子辈闹讨“喝喜”酒。在女儿临产当月的初二、三，女方亲娘要携带大烙饼（锅盔）和小孩裹肚，住到女儿家服侍。一般进门先不打招呼，而要直奔灶房，将大饼扣压在锅盖上，用拳头击破，将裹肚从女儿住房的窗口抛进去，再进屋捡起来压在席底，称为打锅，意在祈求生产顺利和母子平安。产妇坐月子都有约定俗成的礼仪。当地人叫坐月子或临床，按习惯其丈夫不能随意出入产房，接生要由接生婆担当。但孩子出生后，讲究丈夫要陪夜，以保护母子平安。胞衣或者深埋于大树之下，或者放在住所的上方位置（地下），总之不能让人随便偷去吃掉。因孩子胞衣，特别是头胎胞衣，是很富营养的，故忌人拿去。
（二）诞生礼俗
1.报喜
产妇分娩后，父母首先要记住婴儿诞生的时辰，一两天之内，丈夫首先要向娘家报喜。旧日报喜时生男生女还有区别，如在渭南地区，报喜时带酒一壶，上拴红绳为生男，拴红绸为生女。女婿临走时，娘家用红布包几个圆形烙饼(托托馍)，象征“给婴儿带奶粮”。
2.三朝礼
婴儿出生后三天，外家备黄酒、挂面，让产妇食用，为婴儿“下奶”，并给婴儿一件布衫叫“蜕毛衫”，祈盼穿上蜕毛衫，便早日蜕掉胎毛。凡生了子女三天以后,娘家都要拿上烙饼、挂面、鸡蛋等物,前去看望,称为“送汤”。表示对女儿的祝福和关怀。三朝礼始于唐代，所谓“三朝与儿落脐炙囱”，指婆婆或接生婆要检视婴儿脐带剪痕，为婴儿洗澡换衣，所以陕南等地叫“洗三”。陕南汉中一带，娘家在第7天要送“月月米”；即一斗米和一些鲜菜，当地民谚说“添喜进口，增粮满斗”，“月母子吃了娘家粮，孩子不把舅舅忘”。媳妇产后十天，娘家、婆家的所有亲戚要给产妇送小米、挂面、鸡蛋、红白糖等，称“看月婆”。而多数地方每当婴儿降生，婆家要当即通知媳妇娘家，次日娘家要送来红糖、醪糟、鹿角等，以利于下奶。农村中人缘好些的，村里人要先抱主人家的柴禾放在家门口烧，名叫烧娃。这时主家人要捧着烟酒糖果出来招待大家，就地设宴。也有人给降生婴儿的祖父、祖母脸上抹上锅底黑墨或添上朱红色，既表示祝贺，也图个热闹。十五天时，娘家要携带鸡蛋、挂面、饦饦馍再次看望，称“看半月”。
3.贺诞习俗
（1）满月
婴儿出生满一月叫“满月”。满月即弥月之喜，礼仪更隆。重旬邑人对婴儿“满月”十分重视，因新生婴儿给年轻的父母和年老的祖父母带来了欣慰和希望，大家心中高兴，借此庆贺、热闹一番。满月是生辰纪念中最隆重的喜庆日子，过满月前几天，主家就开始筹备酒席。来贺喜者要带一身小孩衣物或二尺花布作为礼物，婴儿的外婆所带礼物最为贵重，一般有衣物、鞋帽、兜蓬、被褥，从头到脚要齐全。除衣物外，还要烙十个干粮，南塬土桥一带兴囫囵，意为圈住婴儿。此举就叫“过满月”，旧时叫“喝喜酒”。渭南一带娘家要送虎形馍，希望婴儿健康成长；宝鸡一带娘家要送“曲连馍”，就是大小不一，中间空的圆形蒸馍，祝愿婴儿长大后生活美满。舅家送的曲连馍特别大，扶着婴儿从中间通过，祝愿婴儿平安度过难关，顺利成长。淳化人讲究礼重舅家，要求舅家给孩子带上自做的青蛙图案花裹肚，从头到脚的衣帽鞋袜一应俱全，还要给婴儿母亲带上珍贵礼品，以表示娘家人对女儿、外孙的关怀，取其大吉大利之意。这天中午还要备香裱，由婆婆抱上婴儿，点烛燃香，婴儿母叩头下拜，敬灶神，许心愿。同时要给婴儿取名字、穿新衣、理胎发、留照片。这一天，宾主无分叔侄、爷孙，任意开玩笑、嬉戏；谁都可以给爷爷、婆婆脸上抹红抹黑，这叫“挂红”。此举最有趣，有时，一个“突袭”，爷爷或婆婆被抹成“关公”或桃花脸，会逗得满堂哄笑。经常是爷爷刚洗完脸，又会被抹红，有的人干脆花着脸不洗，任其笑闹。并有为“爷爷辈抹花脸”之戏，谓之“抹些黑，不吃亏；抹些红，不受穷。”意在预祝吉祥。酒饭罢，众宾客要观看孩子，并送“见面礼”，多则10元20元，少则3角5角。
（2）撞干爹
婴儿满月后要剃头、换衣，当日十二时，父母抱着婴儿出门去“撞喜”。如遇到第一个人是成年男子，就拜他为“干大”(关中称爹为“大”)；碰到成年妇女，就拜为“干妈”；碰到老汉拜“干爷”；碰到老妇拜为“干婆”。碰到的第一个人，不问生熟或穷富都拜认，并请到家里坐客。3日后再备礼品，抱上婴儿登门拜访。被拜者设酒款待亲家，并赠给婴儿衣帽等礼品。从此两家结为亲家，逢年过节礼尚往来。拜干亲体现了父母对子女的祝愿和厚爱，民间相信“双爹双娘，福大命大，逢凶化吉，遇难呈祥”。（3）挪窝窝孩子满月后,母亲要抱上婴儿去娘家住几日,称为“挪窝窝”。秦都区渭河南一般将婴儿第一次去舅家叫移窝。去前先给孩子抹点锅墨，住上8天，最长9天，不能过10天，但也不得少于3天。由舅家回来时，给孩子脸上抹点白粉或白面，意为黑娃变成白娃，得到了舅家人承认。此外舅家人要给婴儿一个铜钱，用一截细红线绳拴住，套在孩子脖颈上。
4.戴项圈与赎身
旧时孩子满月后，家长给拴戴上项圈，到神像前许愿，祈使保佑。长命锁多为银质，上镌“长命富贵”四字。上坠长命锁，小孩要一直戴到13岁后，再到当初保命的神像前取下，称为“赎身”。这种风俗50年代渐渐消逝。过去，还兴送长命富贵的项圈。
三、过岁
当孩子满百日时称百岁，寓意祝贺婴儿长命。满周岁时，举行的礼节叫周岁或抓周。一般在桌子上放些纸、笔、书、算盘、脂粉、纸制的生产工具等，看孩子抓住什么，以预测其将来的志向。现亦讲究合影留念。过岁，婴儿出生至12岁，每年逢生日称为“过岁”，吃长面条以示关怀。过岁者懂事后，在饭前给年长者磕头。拜认的干大干妈，每岁必有贺礼。12岁时在十字路口“卸索子”。
四、过关
在农村流传过关习俗已很早了。多为在老人做寿棺时，左邻右舍为那些爱闹小毛病的孩子讨吉免灾的一种习俗。具体的形式是：一个人将小孩托在手中，从未上底的木椁里直贯下去，下面一个人接住后又从外边交给上边的人，如此反复三次，同时要对唱三遍《过关谣》。凡是给孩子过关的主家，都要专门给木匠师傅提上烟酒，送些赏钱，以讨取吉祥如意。
五、还愿
也叫赎身。孩子满月时，为了使孩子平安生长，就要给灶神许下一个愿，如9岁送一只鸡，12岁送一头猪之类，求神保佑。孩子长到12岁时，标志着孩子由童年进入少年，舅家每年的送灯礼节就结束了，这叫做完灯。旧时认为孩子从那个娘娘庙祈要的，就是那个娘娘庙的神灵撒下的，要购买一个银项圈在脖子上，俗称锁锁。要是满月时碰有干大，就要沿门讨要百家钱，托百家众人之福，把孩子牢牢拴住，乖乖长大。同时，还要特意做两个小巧玲珑的红口袋，吊在项圈上。一个封底，一个无底。意思是说孩子将来听到好话，装进有底的口袋记下；听到坏话，就装进无底的口袋漏掉。家境贫寒的要做红布项圈，用红线打结为记，每岁结上加一枚线，12岁完灯时开锁取之，以示孩子成人，要在娘娘庙或灶神前磕头谢恩，故称赎身。
六、产房禁忌
妇女分娩后，通常在产房门上挂一红布条，表示一月内忌讳生人人内。特别是孕妇、寡妇、带孝的人，怕他们带来不祥，使产妇断了奶水。其次，忌讳带铜、铁金属器皿进入产房，忌讳把产房内的东西外借。在坐月子期间，产房忌阴、潮、冷，产妇忌吃生、冷食品。
七、由关中生育习俗所反映的生育文化
[关键词] 卵子库；生育文化；多样化
【中图分类号】 C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030-1
卵子库指利用生殖细胞冷冻技术储存卵子，以供之后作体外受精之用的机构。它不仅作用在人的身体，还带来“人”的结果――胎儿的产生。“人”的形成与出生都需要女性的身体，因而卵子库的价值体现在女性生育上。
应用卵子库将冲击传统生育文化。在生育数量上，传统生育受医疗条件所限，不孕症难以治疗，妇女一旦不孕极易遭受不幸。正因如此，卵子库的出现成为了不孕女性的救命草。早在20世纪90年代，赠卵型试管婴儿已在我国有多起成功案例。
对生育质量而言，传统生育文化强调亲子间的血缘联系，而借卵生子会切断女性与她后代的血缘关系，所以有违传统。加上“同姓不婚”的习俗指明近亲繁殖不利子孙，使用赠卵会有“一卵多捐”的出现，从而有近亲繁殖的危险。
从性别结构来看，传统生育文化“重男轻女”，用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及X、Y分离技术能鉴别胚胎性别，达到按个体意愿选择男婴或女婴出生。
对生育实现形式来说，传统生育文化要求婚内生育，偏好早婚早育，反对不婚生育和晚婚晚育。卵子库应用既能冷冻卵子，延迟女性生育年龄，使晚婚晚育成为可能；又能使不婚者独身生育。如此应用有违常规。
为消除这些负面影响，传统生育文化试图用单一的女性角色消解女性个体间的差异。在男女实现形式“平等”的今天，卵子库对女性生育控制较以往其他手段更直接和隐蔽。
首先，作为一种控制手段的卵子库集中反映了女性个体生育利益的多样化。“多种压迫形式更清晰的表现是在生育技术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妇女的阶级、种族、性取向、宗教和民族。”这种多样化造就其生育需求的多样化。需求也是一种被精心培养、计算和使用的政治工具。因而，“解放女性生育”的卵子库，借赋予女性生育自由为由刺激女性的生育需求：人们逐渐认同女子成婚后不是非生不可；2005年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社会也对不孕症女患者的生育提供技术帮助，制定伦理规范保障其利益。可见，至少在法律意义上，女性的生育取得了解放。
然而，这些措施在传统生育文化的余威下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只有服从它的统治，愿意成为“贤妻良母”的女性才能在法律保障下使用技术实现生育愿望。传统生育文化对女性划定统一的标准，以承认差异来强求同一，消解多样性。它对女性差异仔细研习、分门别类――不孕的，无子的，因病或职业导致高不孕风险的，女同性恋和剩女，创造出“女性”特有的标准――贤妻良母。至此，规范反过来起着还度量的作用。“因为在一种同质状态中（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准则），规范导致了各种个体差异的显现。”这些显现的差异在强大的传统生育文化规范下成为了异类：不孕和“无子”的女性是有缺陷的；女同性恋生育有违伦理，迟婚女性是没人要的“剩女”……女性的身体并不属于自己，她们是父权社会的财产。所以，每位作为“异类”的女性都是社会的敌人，传统生育文化为了“社会公益”有权对她们的行为实施矫正，以作补救。因为脱离传统生育文化的统治也就侵犯了社会全体人员的利益。
事实上，每一位女人都应该为自己塑造独特的存在模式。传统规范下的“女性”角色，是女性运用自身身体，实现主体性的一种参考模式，但决不是唯一的模式。“贤妻良母”的角色是特定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下的产物，有积极的影响，但社会不能单凭此理由让“贤妻良母”成为整个女性群体的固定模式。每一位女性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面对传统生育文化的余威，女性应该积极突破限制，发挥自主性，抛弃陈旧的观念，迈向自我。妇女能在精神上摆脱传统婚育文化的束缚，那么结婚就是为了生育的逻辑就失去了支持。当然，自由是有限的，每种自由的实现都有着相应的义务。每一位女性无论选择留在规范内，还是跳出规范外，都应该三思而后行，承担自己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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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历史悠久，是黄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夏代属虞地，商代名栗城，秦时设侯国，南北朝设下邑县，金朝改为夏邑。夏邑是孔子的祖籍地，为避战乱，孔子六世祖投奔鲁国（今山东曲阜）。孔子生前曾多次回乡祭祖、考察殷礼。后人为纪念孔子，在城北六公里处建有孔子还乡祠。夏邑县是著名军事家彭雪枫将军殉难地，八里庄村现建有彭雪枫将军纪念馆。夏邑县城现在还留存着战国时期修筑的拥有3000亩水面的古城湖，现已改造成天龙湖公园。独特的历史文化滋润了栗城大地、成就了人文夏邑。
2011年10月，夏邑县成功举办“中国・夏邑首届长寿文化节”。夏邑全县拥有百岁以上老人120多个，远远超过国家长寿之乡“每10万人口中百岁老人达到3位”的规定标准，长寿文化成为夏邑又一张亮丽的名片。长寿文化固然同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与人口文化、计划生育工作的内涵不无关联。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五”“十一五”时期，正是我国计划生育事业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和跨越发展的重要时期，计划生育事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夏邑县委、县政府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统揽全局，站位高远，科学决策，克难攻坚，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主线，按照“强基础、攻难点、创特色、上水平”的总体要求，理出新思路、推出新举措、探索新途径，不断夯实服务基础，持续拓展服务能力，促使计生优质服务工作强效能、上台阶。夏邑县是“商丘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河南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全国人口信息统计监测先进县”；夏邑县人口计生委先后获得“河南省维护妇女儿童权益贡献奖先进集体”“河南省巾帼文明岗”“河南省人口计生系统政风行风建设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他们的具体做法有哪些，给了我们哪些有益的昭示和启发？
一、坚持体制创新，加强四大建设
第一，加强站院一体化建设，在服务追求上为群众着想。针对县乡服务站所工作量减少、人员业务素质不高、设备资源闲置、满足不了人民群众计划生育及生殖健康新需求的状况，夏邑县委、县政府及人口计生委决策者们认识到，拓展服务范围、完善服务功能、实行“站院一体化”是解决计生服务机构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2009年，县政府专门召开卫生、计生、人事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议，统一各部门思想，坚定不移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县计划生育服务站的基础上，创建计生医院，并纳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定点医院”序列，形成了“站院一体化”的新体制。在“站院一体化”建设中，他们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职能独立原则。保持计生服务站和计生医院的职能相对独立，即原有服务站性质、职能、编制、经费渠道、工作任务指标、服务方式不变。计生医院遵照医院管理有关法律和规范，围绕避孕节育、优生优育、不孕不育、生殖保健、妇科病诊治等开展工作。二是特色突出原则。认真履行宣传教育、技术服务、药具发放、人员培训、信息咨询、优生指导、随访服务、生殖保健等职能，突出计生特色。拓展服务内容以生殖、生育和家庭保健为中心，以育龄群众为重点，突出生殖健康特色。三是统筹效能原则。使资源配置优化，资本潜能得到有效发挥。做到行政统一管理、设备统一使用、人员统一调配、绩效统一评估，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第二，加强县乡（镇）村阵地建设，在服务环境上让群众满意。近几年来，夏邑县加大投入，把建设重点放在县站、乡（镇）服务站和村室的新建、改（扩）建上，放在医疗器械的配置上，着力构建新型服务网络。在建设标准上，注重“建设标准化、管理规范化、服务引导化、功能多样化”；在建设资金上，除用好国债资金、盘活闲置资产、引导资金合理投入外，县乡（镇）两级坚持以财政投入为主体，加大投入力度，三年来仅财政投入就达2000万元；在奖补标准上，夏邑县制定了新建乡（镇）所奖40万元、改建乡（镇）所奖15万元、新建文化大院奖2万元的全市最高奖补标准，仅2010年奖补资金就达800万元；在奖惩措施上，纳入人口计生目标管理，实行建设验收达标后目标管理奖分和“一票否先”制度。由于措施得力，解决了阵地建设的瓶颈问题，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夏邑县的计生技术服务机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县服务站新建一栋2800多平方米的计生综合服务楼，购置了大型彩超、钼靶X光机、心电监护仪等先进医疗器械，站内全部进行了标识、美化、亮化，一所花园式的服务中心呈现在育龄群众面前；新建会亭、济阳、业庙、太平、胡桥、刘店、杨集、车站等8个乡（镇）所，改建城关、李集、王集、孔庄等4个乡（镇）所，全县乡（镇）所均配备了阴道镜、红外乳治疗仪等设备，并按标准进行了标识；新建高标准文化大院50个，村服务室128个，全县700多个村室均配备了康检床、药具柜、血压计、听诊器等设备。截至2011年底，全县新建乡（镇）所达到17个，占全县乡（镇）所总数的70%以上。
第三，加强队伍建设，在服务能力上使群众放心。夏邑县高度重视计生队伍建设，为解决乡（镇）所技术人员匮乏的问题，2011年3月，县政府按照“县聘乡（镇）用、双线考核”的原则，通过考试，面向社会公开选聘10名技术人员充实到会亭等5个中心所；从卫生系统选聘24名技术精湛的医技人员到乡（镇）服务所兼职从事生殖保健服务；另外又从教育系统选聘24名责任心强的教师担任兼职计生政策宣讲教员；对服务中心主任实行竞争上岗，择优录用。调整后的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全部达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同时，不断完善学习、培训、考核制度，增强全县各级计生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一是以学习促业务，县人口计生部门坚持每周二、周五集中学习，进行闭卷考试，现已举办不同层次的培训班30期，组织开展岗位大练兵、技术大比武活动4次，组织县站、乡（镇）所20多名技术人员外出进修学习。二是以评议强责任，按照“德、能、勤、绩”标准，在系统内开展“下评上”活动，在农村开展“农民兄弟姐妹评计生”活动，在城镇开展“工商户、流动人口评计生”活动，对评议结果、整改效果进行张榜公布，有效调动了全系统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三是以制度促管理，在制定《计生工作人员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实行每周一工作汇报制。县计生委主任、乡（镇）分管领导在每周一的工作例会上，对上周工作进行总结分析，对本周工作进行具体安排。
第四，加强信息化建设，在服务过程中给群众方便。2010年，夏邑县投入60多万元为各乡（镇）、县站配置了计算机、摄像机、指纹仪和打印机等，建立了“信息化计生服务管理系统”。 目前，夏邑县80%的已婚育龄妇女的头像、指纹、信息已采集完毕，“信息化计生服务管理系统”正在试运行。该系统具有五个特点：一是易用性。实现MIS系统数据导入，不必要对大量育龄妇女信息进行重复输入；在采集育龄妇女的指纹、头像后，可通过人名、编号、指纹等进行人员查找，便于育龄妇女的准确及时查询；在康检时，可随时调出育龄妇女以往的各种检查信息，便于医生进行病情诊断。二是安全性。可设置多级权限管理，县人口计生委、乡（镇）计生办可分级及时准确掌握康检情况，提高康检效率，更好地为育龄妇女服务；通过指纹验证，防止他人未经允许使用系统，防止他人代检；通过数据备份功能，可减少意外情况导致的数据丢失。三是精确性。采取指纹分级分组管理，提高了指纹的识别速度。四是扩展性。可同时配接多种影像检查设备，影像多路视频输入，配备多种报表，随时查询打印所需的常用报表及个人信息。五是方便性。联网后全县育龄妇女不用携带任何证件，可在县站和任何乡(镇)进行孕检，检查结果会自动保存到本人电子档案中。
二、坚持机制创新，建立三项制度
第一，建立县乡（镇）联动制度。夏邑县成立了由分管副县长任组长，县计生部门、卫生部门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的优质服务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实行计生部门和卫生部门联合，县、乡（镇）联动机制，乡（镇）村两级计生干部负责人员组织和宣传培训，计生医院、乡（镇）所技术人员负责普查、体检，在全县形成了上下互动、相互配合的良好态势。
第二，建立工作例会制度。县优质服务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例会，县人口计生委每月召开一次例会，分管副县长、计生委主任亲自听取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指导部署下步工作。
第三，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制定综合考核方案，对乡（镇）组织配合情况和技术人员工作情况按参检率、治疗率、满意率、知晓率及相关保障措施落实指标等，确定档次、类别，与目标考核、工资奖金等挂钩，严格落实奖惩措施，每两个月一通报，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促进服务质量上水平。
三、坚持管理创新，突出两个重点
第一，突出宣传教育，转变群众思想观念。针对群众长期形成的县站、乡（镇）所的职能就是结扎、引流、放环的旧观念，夏邑县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广大育龄群众摒弃传统思想，树立县服务站、计生医院“站院一体化”新形象。一是利用在县电台、电视台开辟专栏，在节日、集会期间设立咨询台、义诊台，出动宣传车、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对县站、县计生医院的服务环境、服务能力等进行全方位的宣传。二是定期邀请村级管理员、育龄妇女代表到县站、计生医院、乡（镇）所实地参观考察，免费健康体检，使她们亲身体验舒适的服务环境、精湛的服务质技术和良好的服务态度，使她们口口相传，不断扩大县站、计生医院及乡（镇）所的影响力。三是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县乡（镇）技术服务机构视察，展示新时期技术服务机构的良好形象，赢得广泛支持。四是把对县站、计生医院的宣传纳入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总体规划，贯穿计划生育宣传活动始终，达到宣传氛围浓厚、宣传效果良好、群众观念逐步转变的目的。
第二，突出优质服务，提高群众满意程度。随着低生育水平的持续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对生殖健康质量有了更高要求，在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的同时，对生理、心理、精神健康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实行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以避孕节育、优生优育、不孕不育、生殖健康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生殖保健服务，是实行“站院一体化”、 拓展服务机构的功能的重要体现。在工作中，他们做到了两个强化：一是强化体检康检服务。体检中，根据参检对象年龄、性别等特点，对普查、体检项目进行细化量化，对查出的患病对象依照病情提出治疗方案和建议。首先是做好普遍检查，县站、计生医院成立两个技术服务队，分乡（镇）排日，深入乡（镇）村，在乡（镇）所技术人员的配合下，对所有参检育龄妇女逐人进行基本情况登记，询问基本情况，给予测量血压、B超、心电图、乳腺扫描等检查，逐人建立生殖健康体检档案，录入微机，实行动态管理。其次是开展重点筛查，按照医疗普查规范，对筛查出患有6类23种疾病的人群，进行重点诊断检查，并根据诊断检查情况，提出治疗建议，实行跟踪访视。每月根据生殖健康普查、体检情况和治疗、转诊情况，由县乡（镇）技术人员针对不同病情开展入户随访或预约患病对象到县计生医院进行复查。2010年以来，普查妇科病10万多人次，免费体检3万多人次。二是强化围产期保健服务。对准孕夫妇实行定项服务，与其签订优生保健知情同意书，建立优生保健服务档案，发放宣传服务卡，定期进行孕前培训指导，免费进行宫腔病毒监测，免费发放叶酸等营养素。对现孕夫妇实行“套餐”式服务，根据现孕人员需求，提供彩超孕情监测等多项检查服务；购置胎教专用器材，建立胎教室，聘请专业人员进行胎教服务和胎教指导。对产后妇女实行访视服务，县、乡（镇）技术人员定期上门，对产妇、婴儿进行医学检查，传授、讲解节育、婴儿护理、母乳喂养等科学知识。2010年以来，县计生医院开展围产期保健服务3600多人次，接生800多例，免费进行宫腔病毒监测4000多例。年普查妇科病达10万人次，生殖健康服务率达90%，病残儿出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手术并发症降至最低点，育龄群众满意率上升至98%。
【关键词】计划生育的再生产效应；文化资本；人口转变
一、计划生育再造与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为了论述其实践理论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其对“场域”和“惯习”研究的继续。按照布迪厄后来的总结和概括，文化资本可以具体化、客观化、体制化三种状态存在，分别体现为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文化商品及区分文化资本高低并为之提供庇护的原始资产三种形式。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被认为是一种身体、精神上的持久的“性情”，蕴涵于布迪厄所强调的“惯习”之中。家庭文化环境对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影响较大，且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对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的影响。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下，更多地出现了独生子女。在这一点上，对于文化资本传递的影响是巨大的。独生子女被更多地被父母关注，他们和父母的互动更显著，接受父母精神方面的影响，这样更有利于获得父母的文化资本。特别地，作为独生女，她们往往得到更多的疼爱的同时，也被期许了更多的希望，她们或许被要求要像男孩一样努力奋斗，这也促进了她们文化资本的积累。即使在农村，由于“一胎半”的政策的实行，生育间隔的拉长使得作为头胎的女孩也会在一定时期受到较多的关注。
客观化文化资本体现在特定的文化物品之中，如书籍、词典、机器等。这类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联系较为密切，因为要获取这些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计划生育政策对其影响更为明显。一方面，在相同的条件下，抚养孩子的数量减少必然会致使直接成本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怀孕次数和抚养时间的减少，母亲由于怀孕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就相应地减少。这样在相同的条件下，孩子成本的减少会相应地增加家庭的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增加家庭的文化物品，如书籍和计算机的购买。
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体现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上，通过制度渠道等级差异得以合法化的文化技能、文化知识、文化素养等，如正式的教育文凭、资格证书等。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主要体现在受教育水平上。显然，在有无计划生育作用下，子女从父母那里接受到的文化资本是不同的。有研究发现，除非一个家庭的条件足够好，家庭会把教育发展的机会优先分配给男性而非女性。这种家庭的教育选择策略在计划生育政策下被明显地弱化了。首先，根据上文的分析，由于生产型消费的减少，使得家庭更愿意对孩子的教育进行投入。更为重要的是，较少的孩子数量，使得家庭在选择对谁进行教育投入的余地上减少。
二、文化资本与生育决策
作为积累性和持续性的“性情”，具体化文化资本根植于一个人的价值观中。在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人的眼中，生育行为已不再是“随性”或“自发”的，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是一种理性的行为。由于青少年时期生活经历所形成的价值观的影响，持续性的“性情”会导致一种“少生、优生”的偏好。“在动机与行动的关系链中，偏好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个人的价值动机和利己动机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又是决定个人作出行动方式选择和导致行动结果的直接条件。”由于在青少年时期得到父母的较多关注和文化资本的传递，所以，当在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一代进行生育决策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让他们的孩子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文化资本的传递。
客观化文化资本的增多对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中，避孕工具的使用对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相关书籍和计算机的普及，使得人们的避孕知识增加，获得避孕工具的能力大大加强。与客观化文化资本所对应的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一方面减少了人们性生活的频率；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孩子对于心理抚慰和满足的效用，人们更愿意投入到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而不是把时间都花在抚养孩子上。此外，电视和计算机的普及使得人们更易接受“社会养老”等新的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孩子的效用。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64年的2.68年提高到2010年的8.25年，人口预期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6.13年增加到2005年的12.3年，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7.74年上升到9.5年。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带来了人力资本的增加，导致妇女进行生育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抑制了人们的生育需求。另外，由于文化资本的传递性，教育级别较高的人倾向于让他们的子女保持他们较高的教育水平，必然会增加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投入预期，从而促进他们的生育选择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三、结论与讨论
借助对计划生育政策、文化资本与生育率下降三者关系的分析，本文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在新时期作用机制复杂化的倾向。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进入市场转型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再是依靠单一的行政指令来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它的再生产效应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进而维持我国的低生育率。我国的低生育率稳定机制正在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
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本文展示了文化资本在计划政策作用机制复杂化倾向中的解释力。但是，单单是一个文化资本的变量是不足以说明复杂的计划生育再生产效应的。如果想要更加深刻地了解计划深远的再生产效应，仍需要更加细致、深入、大范围的思考、调查和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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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孩户；再生育意愿；序次模式；样本选择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6-0030-09
一、问题的提出
生育意愿是个人在生育子女方面的愿望和要求，包括数量（意愿生育孩子数）、性别（意愿生育孩子性别）和时间（意愿初育年龄和生育间隔）三个维度[1]。尽管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往往并不一致[2]，但生育意愿是生育观的直接体现，是生育行为的心理基础和动力源泉[3]，对生育行为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4]，和生育水平的普遍降低有密切关系[5]。在生育行为抉择模式的应用上国内研究大多属于同步模式假设（OneDecision Model），即假定夫妻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前就已经决定要生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从序次模式假设（Sequential Decision Model）出发对生育行为或生育意愿进行考察的研究较少。序次模式假定生育意愿不是一个恒定的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人们往往在生育了第一个孩子之后才会决定是否生育以及什么时候生育下一个孩子，因为对下一个孩子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估、婚姻前景、目前孩子质量等因素会对人们再生育下一个孩子的决定产生影响[6]。序次模式对数据的要求较高，一般需要纵向数据来支撑该模式的论证，因而难以在实际操作中使用，但其视角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生育意愿的契机。
本文试图通过对已经育有一个孩子的农村已婚有偶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进行考察，以序次模式的视角对比一男户和一女户再生育意愿的异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已生育孩子的性别对于一孩户再生育意愿的影响。一方面，育有一孩的农村已婚有偶育龄妇女是计划生育工作关注的对象，在“一孩半”政策下，一男户已达到政策边界，一女户则还有再生一孩的生育空间，无论是一男户还是一女户，他们的再生育意愿和再生育行为同生育政策之间的博弈密切关系着人口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这部分育龄妇女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她们对于生育一个孩子所付出的成本（如分娩的痛苦、经济的付出、抚养的精力、职业发展的滞缓等）以及可能获得的收益（如亲子关系的心理抚慰、家庭与社区的认同、未来的经济和养老保障等）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此，对于生育下一个孩子的打算有着比生育第一个孩子时更为理性、真实，更少“幻想”成分的考虑。询问一个育有一孩的妇女“是否愿意再生一个孩子”和询问一个没有生育过孩子的妇女“是否愿意生两个孩子”，从最终结果所代表的生育数量上来看似乎可以等量齐观，但实际上两种设问情境有着相当不一样的分量。
二、文献回顾
1.生育意愿状况研究
我国当前农村居民平均意愿生育孩子数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但是仍与平均政策生育数之间存在差距。“儿女双全”似乎是农村居民在有条件生育二孩基础上的最高理想，而在只能生一孩的条件下农民的男性偏好强度最大[7]。“多子多福”观念已被大大削弱，“一个太少，两个正好”则成为了普遍的想法，而恰恰是养育孩子较少的群体内部有更大的比例认为“只生一个孩子太少”，一孩户的这一比例高达709%[8]。城乡居民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差异也不断缩小，普遍的理想子女结构为一儿一女[9]，双峰偏好这一新提法也是对生育意愿的数量形式多样化的一个补充[10]。
在生育底线的探讨方面，“一个男孩”的“农民生育文化边际性”[11]试图划出一条农民的生育底线。然而“生男即止”虽然突出，但是“生男不止”现象也值得关注，农村地区的生育意愿可以总结为基于“男孩偏好”和“儿女双全”的理想结构，有学者归纳为“两孩至少有一男”的“生育极限空间”[12]，“男孩偏好”只是生育意愿被生育政策干预和约束后的一种下限表达，实际中国人的“性别偏好”更为复杂[13]。上述的探讨关注生育意愿的底线位置到底是左一点还是右一点，对于底线条件得到满足之后的进一步生育行动策略未予涉足。本文将对“农民生育文化边际性”的满足是否抑制再生育意愿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进行检验。
2.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1）人口经济学经典效用分析框架。西方人口经济学和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在分析夫妻生育选择时采用“效用最大化”取向，假设夫妻是理性的“经济人”，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和运用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莱宾斯坦认为，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如孩子的生活、教育、娱乐等费用，此外还有间接成本，即父母的受教育机会和增收机会的减少，又称“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而孩子的效用在于消费、劳动和保险，因为孩子既可以看作一种能给父母带来精神愉悦的耐用消费品，也能视为进行生产增加收入的劳动力，还能作为一座安全的靠山为年老的父母提供养老保障。通过对第n个孩子带来的效用和成本进行比较和权衡，一对理性的夫妻能做出是否需要这个边际孩子的决定，这就是“边际孩子理性选择模型”[14]。伊斯特林提出夫妻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有对孩子的需求、可能的孩子数和控制生育的成本[15]。其他如贝克尔和舒尔茨的理论在框架上与前所述及的研究有异，然而基本假设皆为“效用最大化”，这一理论取向对国内人口研究影响最大[16]。
（2）社会学-人类学的文化视角。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生育在亲子关系中的社会文化意义而非经典的成本-效用。采取文化视角的研究认为，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世界中，生育不能简单看作一宗可以算计的买卖，而是一个生命逻辑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一种不可推卸的生命任务，是对祖先的“还债”，因而生育除了是一种现实性需求，更是一种价值性需求，一种精神性的满足，经济发展所能消解的只是现实性需求，对于价值性部分没有构成实质性削弱[17～19]。介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农民不是人口经济学经典分析框架所假设的理性的“经济人”[20]，他们的“市场理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培养，充其量只是“市场边缘人”，而且生育决策的决定单位并非“个人本位”，而是“家本位”的。农民所生活的社区是由礼俗传统构成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由组织制度构成的“系统世界”的双重叠加[21]。农民生育需求二重性和农民所处的社区文化环境的二重性不啻是在中国情境中解读生育愿望的一个重要角度。
（3）其他因素。研究还发现诸如外出、户口、教育、职业、收入、妇女地位等其他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外出这一变量降低生育率[22～23]，对农村妇女意愿生育数量的减少有显著作用，但对性别偏好的作用微乎其微，或者说外出的妇女意愿生育数量的变迁快而意愿生育性别的变迁是滞后的[24～25]。户口、职业的影响一直存在，而教育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大[26～27]。不同经济收入的妇女对子女的数量、性别、质量和动机都存在显著差异[28]。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对生育意愿影响不大，而妇女的家庭地位对其则有显著影响[29]。
三、研究设计
1.概念界定
（1）再生育意愿。再生育意愿是人们再生育孩子的意愿和要求，同生育意愿的三个维度相对应，包括意愿再生育孩子数量、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和意愿再生育孩子时间。由于数据所限且对生育意愿的考察重点在于数量和性别，本文中所指的再生育意愿只包括意愿再生育孩子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问卷设计中在“您现在有几个男孩，几个女孩？”后紧接着提出“您希望再生几个男孩，几个女孩？”而非简单地直接询问“您想生几个男孩，几个女孩？”本调查的设问方式有利于提醒被访者其所面临的已有生育环境和生育空间，以更好地切合序次模式的立意。
（2）一孩（男/女）户。一孩户是指到调查时点为止只生育有一个孩子（男孩/女孩）的家庭，在本文中用育龄妇女代表一个家庭，一孩（男/女）户即为育有一孩（男孩/女孩）的育龄妇女。
2.研究假设
一男户已达到“一孩半”政策的边界，一女户则还有一孩的空间，二者面临着不同的政策生育空间。基于一男户和一女户在“文化边际性”上得到满足情况的不同，一男户在现有的制度约束及“文化边际性”得到了满足的条件下如果再生育将面临违反政策而带来的经济制裁，由此推断一男户不愿承担政策风险继续生育，而一女户仍将努力实现“文化边际性”这一底线诉求，故作如下假设。
假设一：一男户和一女户在意愿再生育孩子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二：一男户和一女户在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一女户生男孩的意愿将明显强于一男户。
假设三：已生育孩子性别是一孩户再生育意愿（数量、性别）的重要影响因素，已生育女孩的家庭将不仅更可能希望再生育孩子，而且更可能希望再生育男孩。
假设四：“成本-效益”经济因素对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发挥影响。
假设五：文化因素对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发挥影响。
四、数据及方法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进行的“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调查对象为浙江（温州、绍兴）、湖北（黄石、洪湖）、河北（保定、廊坊）三省六市的农村已婚有偶育龄妇女（15～49周岁），总样本量为2079，其中一孩户样本量1176，一男户样本量772，一女户样本量404。
2.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先使用列联表分析和卡方检验的方法对一男户和一女户在再生育意愿上是否有显著性差异做出检验，然后建立统计模型考察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农村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因此，非一孩户的样本并没有包含在我们关注的因变量中，若直接将非一孩户从样本中排除，单独对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建立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将可能会出现“样本选择偏差”（Sample Selection Bias）的问题，为避免样本选择偏差的发生，使得参数的估计更为准确，本文将采用样本选择的Probit模型，分别对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以及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这两个因变量建立模型。
样本选择模型是由计量经济学家Heckman在1979年首次提出的，其模型的基本形式为：E（yi|zi=1，xi，wi）=x′iβ+ρσλ（w′iγ）其中，λ代表逆米尔斯比率。
该模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选择模型，通过Probit模型估计w′iγ，得到逆米尔斯比率，并将其放入回归模型加以“控制”，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求解回归模型的参数，回归模型即为样本选择Heckit模型的第二部分，这样一种参数估计的方法即为海克曼（Heckman）的两步估计法。
上述的样本选择Heckit模型主要是对线性回归的扩展，它要求模型左边的因变量为连续型变量，而如果方程左边的变量为分类变量，建立模型的方法自然也就有所差异，不过基本逻辑类似，样本选择Probit模型是对其进一步的拓展，不仅使用一个Probit选择模型，还有一个Probit结果模型。该模型使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
3.变量
（1）因变量。本研究涉及到的主要因变量有以下两个：①一孩户意愿再生育数量：1=再生育一孩；0=不再生育。②一孩户意愿再生育一孩性别：1=男；0=女。
（2）解释变量。①社区压力：农村差序格局中的人际网络会形成一种评价网络，对网络中的个体施加评价压力[30]。选用问卷中的“村里没有儿子的妇女是否会被人瞧不起”作为衡量社区文化的评价对妇女形成压力的指标。②婚育新观念：选用“您是否接受自己的儿子去做上门女婿”作为反映育龄妇女是否具有婚育新观念的指标。③成本-效益比较：使用“您认为现在父母与儿子之间是父母投入多还是儿子/女儿回报多”构造一个孩子的成本-效益分析指标。④理想孩子结构：理想孩子结构是对家庭孩子数量、性别结构的理想化表述，和“生育极限空间”不同，反映农村妇女的最佳心理预期而非压力下的有限选择。对问卷中“您认为一个家庭中最理想的子女组合是几子几女”进行合并和维度（数量、性别）划分，理想孩子结构反映的结构与模型分析的因变量的维度挂钩。⑤已生育孩子的性别：作为本文待考察的影响因素，在对一孩户的分析模型中采取逐步进入法放入。
（3）控制变量。模型中纳入了年龄、户口、职业、受教育程度、外出、夫妻年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值、省份为控制变量。
五、分析结果
1.变量基本情况描述
分析单位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一孩户多处于15～29岁和30～39岁年龄段。有意愿再生育一孩的一孩户则相对年轻，且职业以务农为主，其他工作（包括乡村干部）的从业比例和非农户口比例也较高，没有工作的比例和无外出比例是最低的，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也最高。一男户是小学及以下学历比例最高而高等学历和其他工作从业比例最少的，却拥有较高的年收入。愿意再生育一个孩子的一孩户最反对让儿子当上门女婿。一女户理想孩子数较少，愿意再生育一孩的一孩户的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绝大部分是没有性别偏好的。
3.一孩户还想再生吗？——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影响因素
依研究设计，笔者先设定了一个影响农村一孩户再生育意愿的样本选择Probit模型，包括上述所有的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模型1的回归模型与选择模型之间的相关系数统计检验不显著，说明不能拒绝两个模型之间相关系数为0的原假设，因此，不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对回归模型进行Wald检验的结果表明，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理想孩子数这三个变量对意愿再生育一孩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受访育龄妇女年龄的增加，想再生育一孩的意愿越来越低。职业为经商的受访育龄妇女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可能性最低，务工的其次，职业为务农的受访育龄妇女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可能性最高。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可能性就越高。
为了考察再生育意愿的可能影响因素对于一男户和一女户是否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笔者将已生育孩子性别与上述各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和检验，再逐步剔除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交互项，得到了一个最佳模型（经检验，去掉不显著交互项的模型与加入全部交互项的模型没有显著差别）。结果发现，年龄、户口以及理想孩子数与已生育孩子性别变量有着显著的交互效应：说明年龄、户口以及理想孩子数等因素对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影响在一男户与一女户之间有显著差异。
4.谁想生男孩？——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的影响因素
对一孩户的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影响因素分析（见表4中的模型3）的拟合优度不佳，而加入已生育孩子性别这一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大大提高，模型解释力度大大增加（见表4中的模型4），已生育孩子性别对一孩户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施加了显著影响，一男户有极大可能希望再生女孩，假设三得到证实。接受儿子做上门女婿的一孩户更有可能想再生一个女孩。经济上的成本效益比较和社区压力对意愿再生育孩子的性别没有影响。理想孩子性别、已生育孩子性别和省份对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影响显著，认为性别结构偏女更理想的家庭有更高的再生育女孩意愿，已经生育一男的不倾向于希望再生育男孩。另外，浙江一孩家庭再生育女孩的意愿更强。
六、结论
1.再生育意愿并非简单的“生男即止”，“一儿一女”仍是普遍追求
本文所要检验的假设一被拒绝，达到“文化边际性”并不是不再希望生育的充分条件，中国农民的生育意愿不仅仅是“生男即止”，很有可能“生男不止”，本文发现超过半数的一男户仍希望再生一个孩子，几乎没有人想生第三个，可见“生两个”仍是大多数农村育龄妇女的心声。
在意愿再生孩子性别方面，假设二得到证实。不但一女户有明确的再生育性别要求，一男户也有同样强烈的要求，那就是再生女孩。由此可知一孩户普遍希望再得到一个与已有孩子性别相异的孩子。从一男户和一女户的交互列联表卡方检验来看，一男户再生女孩和一女户再生男孩的意愿相比几无二致（见表2），而在一孩（男/女）户的理想子女结构中“一儿一女”占主要地位，尤其是在有意愿再生育的妇女中更是如此（见表5）。已生育孩子的性别是解释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假设三得到支持。
2.“成本-效益”还是“文化视角”？
假设五得到模型支持，文化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特别是理想孩子数量和性别结构这一生育文化观念的最直观反映的指标，对再生育意愿影响显著。
成本-效益经济分析框架是在西方工业社会市场机制完善的情境下提出的，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条件，不能指望其完全解释中国农村的情况。成本-效益因素如何找到更好的指标测量，在哪些条件下更有解释力，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是什么，是否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相互替代，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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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出生率 原因 对策
一、我国城乡出生率的现状
20世纪末，我国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了较低水平，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据国家统计局普查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但是农村与城市的人口出生率相比，仍高出近4‰（表1）。
但另一方面，我国70%的人口是农村人口，因此，若想降低整个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关键在于控制农村的人口出生率。而我国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有所增大，生育率有所下降，说明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但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表2)。在2000年，城乡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分别为26.47岁和24.02岁，城乡妇女平均初育年龄大了2.45岁；城市妇女平均生育1.22个孩子，而农村妇女则为2.07个孩子。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现阶段城乡生育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农村的出生率明显高于城市。
二、城市与农村人口出生率差异的原因
1.城乡间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情况的影响
虽然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为什么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加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城乡人口的出生率呢？笔者认为，只能从政策之外寻找原因。
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能在城市取得更大的成功，主要在于城市的发达程度较高，其目标更能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同时，城市在人口控制上有较为完备的监督约束机制（如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等），使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惩罚在城市显得更为严厉，操作性也更强。而在农村，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水平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使得计划生育政策目标和人们的生育意愿之间的距离过大；同时，农村地区在人口控制上缺乏操作性较强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惩罚相比较也较轻，给计生工作带来较大的难度。
2.育龄妇女社会文化教育及妇女就业情况的影响
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受她们自身文化程度的影响很大。文化素质越高的妇女,育有孩子的数目就越少(表3)。
资料来源：蒋正华《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出生率的影响》，《人口研究》1986年第8期。
在我国,城乡人口文化水平差异很大。据第三、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文盲几乎都集中在农村。从12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数的分布情况看,农村占91.93%，城市占8.07%，而文盲、半文盲中的女性人口又占多数。城乡妇女在文化水平上的差异是造成城乡人口出生率差异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3.社会医疗卫生条件及老年人口养老问题的影响
在1980年以前，由于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只覆盖少数国有企业，而农民只能靠养儿防老，相对城市来说，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多生一个孩子,老年生活就多一分保障。
另一方面，农村医疗环境很差，妇幼保健水平很低，农村的婴儿死亡率较高。因此,对农民来讲,现有的医疗保健让他们感到只生一个孩子不太保险,多生几个，以更高生育率来保证有足够数量的子女活到成年。虽然经济上的负担会有所增加,但精神上的压力小,不会为“绝后”而担忧,加上“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尚存,更是助长他们宁愿罚款也要多生孩子。
4.家庭结构、功能及子女对家庭所具有的价值的影响
首先，人的生育行为会受到家庭这个基本单位的直接影响。农村家庭更多的是传统联合家庭,而城市更多地表现为核心家庭。在传统联合家庭中,封建色彩浓厚,家长的生育观念支配生育行为。妇女无权自主生育,完全是被当作一台生育机器,因此农村传统联合家庭中出生率高。相反,城市家庭生育完全取决于夫妇共同的生育意愿,这种家庭结构出生率低。
其次，城乡家庭的功能也有很大差别。一般来讲,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较强,特别在生产力水平仍较低下的情况下，家庭的生产功能发挥得更加充分。我国农村地区增加家庭收入的最佳办法是靠多增劳动人口，因为多数农民自身的知识文化水平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提高,不可能像专业户、重点户那样主要依靠科技来致富。因此,“多生一个孩子,多添一双筷子”,费用增加不了多少。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初,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回升的局面,就是因为农民看到了多增家庭人手所带来的好处。
而城市家庭的生产功能基本被社会取代,家庭的主要功能表现为消费功能。一方面,多增人口并不意味着一定多增家庭经济收益,相反,将会为了让孩子成才而投入更多的教育培养费。另一方面,城市家庭的消费功能较强,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势必使居民更重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多增一个人口所增加的各项费用也比农村多得多。多生一个孩子,将意味着家庭生活水准的下降。因此,在城市中人们往往为了生活得更好而少生孩子。
家庭生产功能或消费功能的强弱是客观的,而家庭对孩子价值的评估却是主观的，人们对孩子价值的主观认识往往直接对生育行为发生作用。城市家庭中,孩子的价值仅仅表现为带给父母精神上的安慰,子女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几乎不存在。相反,为了使孩子成才立业有出息而使父母更加重视儿女智力的早期开发、重视家庭智力投资。孩子能立足社会取得收益时又已达到结婚成家的年龄，另立门户后,不再给父母带来什么经济上的好处。再加上城市家庭中,无须靠儿女养老。然而，农村中的情况却非这样，子女在家庭中仍将承担生产者的角色,而且家庭消费功能较弱使得夫妇培养一个孩子的费用较少。而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却是可观的，小孩长到六、七岁便可干些简单农活,还可带弟妹以节省父母养育孩子的时间,一旦成年将给家庭带来巨大的收益。因此,在农村生儿育女是一件投资少、收益大的有利之事，孩子显得很有“价值”，从而强烈刺激了农民的生育欲望。
总之，从家庭这一微观角度来讲,家庭结构、功能以及家庭对子女价值的评估都将直接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支配他们的生育行为，也是造成城乡人口出生率差异的直接因素。
三、关于对缩小城乡人口出生率差距对策的思考
1.继续坚持并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国家的人口政策对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有直接影响，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生育率大大降低，并对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也起了很大作用。但也应清醒地看到，几千年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难以一下从人们的头脑中消除，而且过去的工作主要靠的是行政手段，加之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还有较大的差距，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等等，低生育率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应该把这项政策坚持下去。另外，一些农民不再追求“多子多福”，但是生男孩还是他们的生育愿望。在有的地区生育率下降的同时，出现了强烈的性别偏好和选择倾向，出现了弃女和超生现象。因此，应从法制上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关于性别方面的规定。
2.完善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应该完善养老保障制度，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淡化“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把本来由子女负担的养老功能逐步转移向社会，减轻父母对子女的依赖。降低农民养老的风险。首先要逐步健全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制度，由政府设立计划生育基金，由国家财政、社会筹集和个人缴纳组成；其次，加强对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宣传，变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为社会保险和家庭保险双结合；另外，强化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只有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养老保障事业，才能转变农民残存的传统生育观念。
3.宣传现代生育观念
宣传男女平等的观念，提高乡村的医疗卫生和保健水平，宣传科学的节育避孕手段，反对封建迷信思想和意识，从思想上转变传统生育观念对人们的影响。逐步树立男女平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科学、文明、进步的生育观念。
4.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
城市的居民对传统生育观念的认同程度较低，他们更关注生养孩子带来的生活情趣和精神意义，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对传统生育意义的排斥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群体，提高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是改变生育观念的有效途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农民打工者遍及全国各个城市，这些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文化氛围的熏陶下，自身素质有所提高，生育观念也转变很多。而且，越来越多的育龄妇女将主要精力和时间集中到劳动致富上，同时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能够理智地对待生育行为。很多外来打工人员都不追求多生子女，而是抓住机会学到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家庭收入。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素质对转变生育观念的作用之大。因此，应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尤其发展农村教育，除加强人口意识外，还应增强人们的人口危机感，从而转变传统生育观念。
5.提高妇女地位
在农村，妇女地位低下，只能从丈夫、孩子身上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因而多生子女。而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社会分工细化改变了男劳力主宰社会的局面，广大女性投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妇女同男性一样有工作，有收入，有自己追求的事业和人生目标，家庭只是其实现价值的一部分，因而生育率低。妇女地位的提高意味着妇女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寻求自身的发展；若妇女受社会歧视，不能自立，就难以真正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因此，应大力宣传男女平等观念，提高农村妇女的素质，从法制上保护妇女权益，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机会的实现，同时，促进农村妇女社会、经济、家庭地位的提高，进而使她们的婚育观念发生变化，从思想上真正接受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现代婚育观念。
总之，多年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人口数量得到很好的控制，虽然人们的生育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但要缩小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出生率的差异，不仅国家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人们养老的后顾之忧，也要注重宣传生育观念，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少生优生才是幸福的要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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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车伟，中国人口转变的城乡差异及其政策选择，中国人口科学，2000（4）
[9]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目的：探讨转变育龄群众婚育观念的影响因素，寻求转变育龄群众婚育观念的策略和方法。方法：调查我县育龄群众1304人，按照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年龄结构、性别等内容进行比较分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检验。结果：低文化水平、低经济收入、高年龄层次的传统婚育观念分别与高文化水平、高经济收入、低年龄层次比较均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而男女之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结论：较低的文化素质、落后的社会经济是严重制约广大育龄群众传统婚育观念转变的主要因素。所以，努力促进广大育龄群众传统婚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有计划的生育，必须要在努力提高广大育龄群众文化素质，加大基本国情及国家有关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方针的宣传力度上下功夫，要在发展社会经济，努力促进广大人们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上做文章。从而才会有效地达到促使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的要求。
人口过多、增长过快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农村，传统的婚育观念仍然严重制约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实施。所以，实行计划生育仍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如何转变群众的传统婚育观念仍然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经济不发达、科学文化落后，难以给农村计划生育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影响，旧的伦理观念和生育观念还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针对传统的婚育观念的影响因素，探索转变婚育观念的对策和方法，是提高农村广大育龄群众实行计划生育自觉性的有效的途径。
资料和方法：
5月，随机调查20~49岁育龄群众1304人，根据其对生育子女的目的回答，作为衡量婚育观念的标准，然后根据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年龄结构、不同性别所占传统婚育观念的比率进行比较，采用统计学方法检验。
人口过多、增长过快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农村，传统的婚育观念仍然严重制约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实施。所以，实行计划生育仍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如何转变群众的传统婚育观念仍然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经济不发达、科学文化落后，难以给农村计划生育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影响，旧的伦理观念和生育观念还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针对传统的婚育观念的影响因素，探索转变婚育观念的对策和方法，是提高农村广大育龄群众实行计划生育自觉性的有效的途径。
资料和方法：
5月，随机调查20~49岁育龄群众1304人，根据其对生育子女的目的回答，作为衡量婚育观念的标准，然后根据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年龄结构、不同性别所占传统婚育观念的比率进行比较，采用统计学方法检验。
结果：
1.文化水平对婚育观念的影响(表1)
类别
样本量（人）传统生育观念人所占比例%
高中
123
21.95
初中
624
33.33
小学
412
51.39
小学以下
14582.07
合计
1304
43.56
文化水平越低，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越大，小学以下水平，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为82.07%，而高中文化水平所占的比率为
2.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对育龄群众婚育观念的影响(表2)
类别(年人均收入)
样本量(人)
传统生育观念人所占比例%
1500元以上
463
26.57
1500元以下
841
52.91
合计
1304
43.56
家庭经济收入越低，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越大，以家庭年人均经济收入1500元为界，1500元以上的其传统观念所占的比率为26.75%，1500元以下的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为52.91%，经统计学分析，二者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3.年龄结构及性别对育龄群众观念的影响
类别
样本量(人)
传统生育观念人所占比例%
20岁
386
32.64
30岁
631
42.47
40岁
287
60.6
男
564
44.33
女
740
42.97
合计
1304
43.56
年龄越大，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越大，20~年龄段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为32.64%，30岁~年龄段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为42.47%，40岁~年龄段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为60.63%，经统计学分析，20岁~与30岁~与40岁~比较，30岁~与40岁~比较均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而男女之间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经统计学分析，比较无显著差异。
结论：
转变育龄群众传统的婚育观念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本次随机调查育龄群众1304人，其具有传统婚育观念的比率占43.56％，而低文化水平、低家庭经济收入状况以及年龄偏大的育龄群众其传统婚育观念所占的比率更高。在我国农村，由于传统的婚育观念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再加上受旧文化的熏陶，所以，要转变育龄群众的婚育观念，必须要在努力提高广大育龄群众文化水平，加大基本国情及国家有关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方针的宣传力度下功夫，要在发展社会经济，努力促进广大人们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上做文章。
对策：
传统的婚育观念有着很深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同其他观念一样，它不会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很快消失，特别是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传统的婚育观念还有其存在的条件，要彻底消除人们传统的婚育观念是非常艰巨的，在农村“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等传统的婚育观念仍然还在支配和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所以，要逐步转变群众传统的婚育观念，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努力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积极宣传新的婚育风尚。
1.发展社会经济是转变群众婚育观念的主要核心
在农村，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初期，人们的收入与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呈显著正相关，所以群众的生育愿望仍然偏向于多生孩子和生男孩，而追求生育数量和追求生男孩的实质，是追求物质利益和传统婚育观念影响的混杂表现。调整传统 农业结构，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加速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重要措施，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转变传统的婚育观念应作为全社会性的工作来抓，各级各部门应充分协作，相互配合。如何发展社会经济，转变经济模式，应在如何充分改善农业产业化结构，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做文章，正确引导群众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充分改善传统的农业结构，走科技致富的路子，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达到社会经济不断增加，使家庭经济收入与科技投入呈现正相关关系，逐步达到根本转变育龄群众传统的婚育观念。
2.提高育龄群众的文化素质是转变群众婚育观念的重要基础
转变群众传统的婚育观念，是一项科学知识的普及活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没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做基础，人们就能以摆脱愚昧落后的传统的婚育观念的束缚。偏低的文化素质、愚昧的封建思想严重制约着传统婚育观念的转变，为了引导广大育龄群众更新婚姻、生育观念，针对农村缺少科学文化知识，受传统婚育观念影响较深的特点，必须长期地、坚持不懈地从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两方面有计划地进行规范教育，努力提高育龄群众的文化素质。工作的重心应在如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提高广大育龄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上下功夫；应在全面净化文化市场、文化环境，加大科学教育，正确引导广大育龄群众崇高先进科学文化，反对封建迷信上做文章，使广大育龄群众学会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去应对周围的复杂情况，达到相信科学、崇高科学、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自觉转变传统的婚育观念，使新的婚育观念蔚然成风。
关键词：生育制度 社会结构完整 婚姻 三角结构 社会继替
一、引言
潘光旦在为先生的《生育制度》作序时曾将自己的作品与之做过比较：认为自己属于生物学派，绕过制度的根源着眼于问题，旨在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改革的意见和方案；后者则属于功能学派，注意制度本身，在于解释以种族绵延为起点以制度完成为终点的社会和文化。这样一番点播使读者对书的性质有一个方向性的理解，之后书中分生殖抚育、婚姻家庭、三角结构、继替续绝等多个模块对生育制度进行说明，其中生殖、婚姻、继替是生育制度维护社会结构完整的三大支柱。
二、生殖的意义在于实现种族延续
“种族需要延续”是发生生育制度的基础。先生在书中援引马林诺夫斯基关于大洋洲罗布里恩德群岛岛民的研究成果，探索得出生育制度可以满足人类基本的性需要但是包括求偶、结婚、抚育在内的生育制度并不是为了满足而形成的。正如马林诺斯基所言“生殖作用在人类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文化体系。种族的需要绵续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理行动及生理作用而满足，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设备活动的结果。”①
生殖是一种生物现象，人类社会利用文化对此进行规范。抚育是生殖的后续环节，是给予新生命生活上的供养，其中社会性抚育对于孩子的成长、新社会分子的培养以及种族的绵延与生理性抚育同等重要。为了克服生物自私性，人类结成社会来“迫使”个人损己利人，以个体的死来成全种族的延续，以两性的分化来成全社会的完整。社会完整成为个人健全生活的条件，社会稳完整依赖于人口稳定和社会分子的新陈代谢，人为的保障社会结构的完整这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生育制度，也同时体现了生育制度的任务――供给新的社会分子。
三、社会抚育的完美摇篮――婚姻
先生在书中讲明，社会之中两性分工和抚育作用要求男女以婚姻的责任制形式结成夫妇，组成家庭。罗布利恩德岛民与托达人的研究实例证明生物本能性不足以担当社会双系抚育的解释；将抚育归结为爱屋及乌的夫妇情感眷恋也很不牢固；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为要共同抚育儿女，两性需要有能够长久维持的感情联结，它是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文化形式、拥有法律维护的秩序规范，它就是婚姻。婚姻是严肃的事实，一方面像“私奔”这类没有履行恰当的婚姻手续是不被社会认可的，另一方面婚姻里发展出关于的禁律。社会越发展越重视外婚的积极作用，通过强烈的责任形式不仅限制了性的越轨，规避性因强烈感情冲动而对社会结构完整产生的破坏，还以一种极富情感性、创造性的方式加强社会团结和促进文化交流。不论中外，婚姻都携带着或浓或淡宗教色彩，例如西方的牧师、教堂，中国的姻缘、祖宗，其实都是在增强婚姻的文化说服力。
正如几何里的三角结构稳定性极强，父母子三方构成的健全的三角结构也是婚姻持久的保证。不管是《生育制度》中举出的广西花篮瑶中将“婚宴酒”延迟至“满月酒”才举行的例子，还是现在社会很多父母怀有的“为了孩子也不能离婚”的思想，足以说明孩子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俗语讲“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有一定的道理，迫于生计压力夫妇双方需要长时间劳作，彼此情感上的联结迟早会磨灭殆尽，此时寄托双方理想的子女成为龟裂生活的粘合剂，并将夫妇双方的未来具体化，使恋爱精神更长久的注入到婚姻之中。
四、通过继替过程实现社会的新陈代谢
社会继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采取世代交替的形式，遵循亲属原则。人们所有行为都限定在一整套系统的文化规范之中。由新社会分子填补社会结构缺额的社会继替成为生育功能中完成社会新陈代谢的实现过程，新社会成员的入社资格和享有权利需得从原有社会之中获取，也就是说新社会成员在继替过程还总是被动的，它需要等待旧社会成员的退出，不可避免的世代交替和亲属原则都为社会继替买下了亲子矛盾的隐患。
社会继替必然涉及到世代间地位、权力、财产以及相应的社会义务等的传递，为了保证社会身份的完整性，在继替过程当中单系偏重逐渐压倒双系并重成为最合宜的方式。回顾整个生育制度，继替与抚育的“单双矛盾”造成社会结构中不可预防的漏洞，人们也发展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一方面父母运用观念树立的方式，对得不到继替权利的儿女灌输疏离和“本分”的思想，例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另一方面是利用婚姻配偶的选择中和生育制度的过失，江村通行的中表婚姻对此进行了解释。继替两代人数的不对称性是社会继替的又一大问题所在。要解决以多继少的问题，首先要使没有继承权的子女获得继续生活的机会与发展生活的权利，其次是平衡彼此间的家族义务，然后才能得到家庭团体的和平默认。存在以多继少的难题必然存在“后继无人”的困窘，也就是所谓的的继替不足。生育是一项社会性的事物，文化上的认同可以跨越很多生物意义上的障碍，面对继替不足的窘境，很多人选择用社会性的亲子关系来代替生物性的亲子关系，如自由领养或者在亲属之中选择一个较为适宜的领养对象。也有正面更改继替一贯性的解决方式，只有女儿的家庭可以通过入赘的婚配来解决继替的困难，例如花篮瑶中男女皆可嫁娶的习俗。
五、总结
先生将功能主义理论贯穿《生育制度》全书，大至生殖抚育、婚姻继替等生育制度的骨骼框架，小至情感转变、领养续绝等内外填充都做出了交代。虽然存在一些限于时事发展的瑕疵，但仍然是解释中国乃至通透中西《生育制度》的学术经典。
注释：
[1]马林诺斯基：《文化论》，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26―27页。
[2]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参考文献：
[1]．乡土中国生育制度[J]．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陶格斯从“以多继少”到“以少继多――先生的〈生育制度〉[J]．内蒙古电大学刊.2007
[3]余红，钱灵犀．的〈生育制度〉及其功能主义社会学[J]．江西大学学报，1990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主席会见了文明家庭代表，分享了他的观点：“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
这再次彰显并弘扬了几千年传统中华文明所崇尚的“家国文化”。
有传承才有发展
人类为什么需要家庭？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结合所形成的家庭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分工、协同效应以及规模经济，从而促进家庭经济生产的提高。稳定的家庭还有利于信任与信用的建立，从而推动类似于民间金融与保险价值的提升。此外，特别重要的一点，家庭带来人口的繁衍、人类自身的生产以及文明的传承。
传统中华文明不仅重视家庭，还重视生育与传承。生育率这件事，离不开当地的文化，这与犹太―基督教文明所强调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说法异曲同工。中国古人深厚的“家国文化”意识保证了中华民族人口不断增长，直至成为全球最大的族群，而中华文化本身也借助巨大的人口基数而传承、发展，避免了灭亡的命运。
与此同时，通常人们认为越现代化的地区生育率越低，然而，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人类发展指数极高，而美国的生育率和印度、阿联酋、印尼、南非、新西兰在同一区间，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生育率和俄罗斯、中国、巴西在同一区间。美国人类发展指数远高于俄罗斯、中国、巴西，但生育率却更高，两者并没有反向关系。
相比而言，中国的现代化程度相对不高，但生育率却相对更低，这与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文化改变有关系，可以说重视家庭、重视生育与传承的中华传统文化遭受了严重破坏。而眼下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及全国性推广，可以说是对计划生育的国策改弦易辙，值得称赞。
西方的教训引以为戒
在国际上，我们看到以个人权利为诉求的西方文明正走向反面，在追求极端个人权利、个人放纵和享乐的文化逐渐成槲鞣健昂笙执”主流文明后，“国际同性恋运动”在西方形成强大影响。与此相伴而生的一个现象，就是欧洲的传统家庭文明遭受严重冲击、生育率日趋下降。欧洲只好大量进口中东劳工，从而带来族群结构的急剧演变。在欧盟，平均一对白人夫妻生育孩子1.34个，而穆斯林家庭平均达8.1个，如此欧洲将很快成为第二个阿拉伯世界。
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统计，中国政策生育率为1.38（指孕龄妇女）。长此以往，中国人口可能会一直下降到3亿人。虽然这个推算不太可能真实出现，但是中国人口红利提前结束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前结束，而中国重视家庭与生养的文化结束必带来严重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新年伊始，谨以此文提醒：西方的教训十分严重，我们不可跟随，相反应该重新确立和坚固中国自身的家庭与生育价值观。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人口计生工作怎样服从和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大局，我认为把生育文明建设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整体推进，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重要保障。
——生育文明是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因为，发展要靠人去推动。生育文明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生育子女的角度讲，生育文明提倡少生优生，提高婴幼儿基本素质；从生殖健康的角度讲，少生优生、科学怀孕生育是确保孕产妇身心健康的重要保证；从农村劳动力的角度讲，子女少，负担小，以便人们把更多的精力、财力、智力用在学习新知识、接受新理念、促进新发展的实践上。所以，我们认为倡导生育文明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科学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身体素质，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有利于推动新农村生产发展。据计量经济学测算，年国内生产总值以9的速度增长，其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将占24，可见人力资本的改善能够帮助欠发达地区经济实现对发达地区经济的赶超。倡导生育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新农村开发人力资源、改善人力资本、提升劳动者素质创造了良好人口环境，因而，生育文明是促进新农村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生育文明是生活宽裕的坚实基础。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目标，怎样实现生活富裕，我们认为增加农民收入是前提，发展农村生产是根本。增收与发展，人口是保障，生育文明是基础。如果农村人口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即使生产发展为农民生活宽裕创造的物质财富，也将被新增的人口所消耗，或者抵消发展成果，或者加大发展成本，不利于生活宽裕目标顺利实现。目前，农村正在围绕改善农民生产、生存条件，提高生活质量，开展改水、改路、改电、改房、改厕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必须抓住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行生育文明，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倡导“先致富后结婚”，“先富裕后生育”和文明生活、理性消费等新的理念，弘扬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使农村群众真正达到物质生活上宽裕，精神生活上富有，全面提高新农村发展质量和建设水平。
——生育文明是乡风文明的组成部分。乡风文明包括文化、风俗、法制、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等内容，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如何在广大农村建立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生产、生活、生育新秩序，生育文明恰恰体现了这一新要求。倡导生育文明是人们婚育观念、婚育行为、婚育习俗的一场深刻革命。生育文明要求人们在恋爱、婚姻、家庭及生育过程中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现代婚育思想、科学生殖方法和社会道德规范，自觉履行公民合法的婚育权利和义务。因而，生育文明是乡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乡风文明在农村家庭婚育、节育、不育等方面的具体表现。所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坚持把生育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乡风文明建设相结合，与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市场建设相结合，与培养新型农民、建设文明家庭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相结合，使广大农民真正过上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分享受生育文明与乡风文明给农村带来的实惠。[本文出自中国文秘之家-]
——生育文明是村容整洁的可靠保证。村容整洁是新农村建设成果之一，它既包涵了乡容村貌的整洁，同时也包涵着人们精神风貌的振奋。要实现村容整洁，达到精神振奋，必须在农村首先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生育文明倡导家庭人口数量、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家庭居住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家庭成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诚信正义与社会大家庭和谐，以及改革传统的陈规陋习，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条件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文环境和人口保证。如果农村生育无序、人口失控，既影响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又影响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因此，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决不能放弃人口控制，决不能放松生育文明。
——生育文明是管理民主的有效形式。扩大基层民主、推行村民自治制度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农村倡导生育文明，首要措施就是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因为，婚育权是广大农民看得最重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倡导生育文明，就是要充分维护广大群众在婚育过程中的知情权、自、选择权和监督权，充分体现育龄群众计划生育主人地位，并以农村计划生育政务和村务公开等形式，把什么是生育文明和怎样实现生育文明的方式和方法，科学及时地交给群众。同时以农村生育文化大院、生育文明小区和生育文化传播中心，以及计生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为依托，引导群众自我宣传、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当群众自主、自愿参与生育文明建设时，也正是农村走向管理民主的一个良好开端。因而，抓住了村民自治，抓好了生育文明建设，就抓住了农村实现管理民主的一个有效途径和良好形式。
由此可见，生育文明与新农村建设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推进生育文明不仅是新农村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且更是新农村实现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迫切要求。新农村建设与生育文明的思考
关键词：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科学生育
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是党和国家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手段。如何加强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使之成为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婚育新风，普及健康知识，引导科学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载体，是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充分认识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宣传工作是教育人、鼓舞人、感染人、引导人、塑造人的工作。人口计生工作是做的是人的工作，主体对象是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计生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口计生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第一，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是转变群众婚育观念的最直接抓手。“思想是行动的先行官”。只有认识提高了，觉悟转变了，观念改变了，行动上才会自觉的参与和支持。温州人口计生工作落后，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群众婚育观念的落后。一方面，由于受特殊的宗派、宗教、宗族和历史、地理、经济因素的影响，“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落后、腐朽的思想观念在一部分群众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人对人口计生知识的需求已经向求知、求乐、求健康、求家庭和睦和维权等方面发展。无论是要彻底改变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婚姻陋习，还是要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需求，都需要我们进行长期艰苦的宣传教育工作，以先进的文化引导人，以科学的知识提高人，以健康的理念塑造人，以高尚的品位熏陶人，以正确的舆论感染人，以法治的精神规范人，建设新型生育文化。
第二，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是提高人口计生工作整体水平的最有力举措。进入新时期后，我们不仅面临着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艰巨任务，而且要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要研究和把握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变动规律，促进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在如此艰巨而又繁重的任务中，人口计生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最基础也是最基本的工作，它贯穿于人口计生工作的始终。任何一项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业务工作都要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去开路、去落实、去监督。只有抓紧、抓实、抓好宣传教育工作，才能保证我市人口计生工作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第三，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是推进人口计生工作综合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完善工作新机制是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中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工作，是新形势下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必然要求，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人口问题的必由之路。全面深化人口计生工作综合改革其中一项最主要内容就是要实现优质服务标准化。而实现优质服务标准化最主要的抓手就是加强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促进生育文明。宣传教育工作不加强，生育文明未实现，就谈不上优质服务标准化，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完善工作新机制的目标就会落空。
第四，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有效载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乡风文明包括文化、风俗、法制、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等内容，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人口计生宣传教育工作是转变人们婚育观念、婚育行为、婚育习俗的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就是要大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理念，弘扬婚育新风，帮助群众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生育观，引导人们注重生活质量，注重生产质量，注重生育质量，追求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设幸福、美满家庭。新型生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顺应潮流的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弘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重视和发展人口计生宣传教育工作，努力建设新型生育文化。只有做大、做强新型生育文化这个“软实力”，新农村建设才能更有生命力，才能真正促进农村的和谐发展、农业的全面发展和农民素质的不断提高。
二、增强抓好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主动性
人口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关系到改革开放的现代人建设的成功，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群众的婚育观念是前提。必须看到，随着时展、社会进叔，宣传教育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和要求。我们只有主动出击，不断加强和改进宣传教育工作，才能牢牢占领思想工作的主阵地，把握话语主动权。也只有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教育，才能澄清全社会的模糊认识，最大限度地赢得社会各界的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宣传教育工作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些地方对宣传教育的地位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致使宣传教育摆不上重要议事日程，相关经费得不到保障，最终造成舆论氛围不浓厚、宣传效果不理想的局面。有的地方对宣传教育的功能定位认识不清，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开展宣传教育主是为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服务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宣传教育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
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首要措施还是要加强宣传教育。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必须理解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必须靠宣传教育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转变群众婚育观念，建设新型生育文化；必须将加强和改进宣传教育作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三、创新计划生育宣传方式的实效性
创新是宣传教育永葆活动的源泉。面对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我们必须从方式、方法、内容各个方面加以创新，切实增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吸引力、针对性和渗透力。
注重形式多样，在增强宣传教育的吸引力上下功夫。新的历史时期，宣传对象、宣传环境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争取超前谋划。近年来，山东省菏泽市在宣传教育形式创新方面动了不少脑筋，费了不少心思，相继开展了万本挂历派送、万个购物袋入户、宣传标语粉刷、万件国策背心赠送、万场文艺演出、双千帮扶工程等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年，我们又提出实施计划生育户外环境“五个一”工程，即各县、乡镇都要建设一条人口文化街、一条人口文化长廊、一个人口文化宣传样板社区、一个人口文化宣传样板企业、一个人口文化广场。同时还策划了人口文化书画展、人口中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群众自治示范巡回宣讲等活动，这些对于改善我们的户外宣传环境，有效利用基层文化阵地，提升群众自治水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坚持按需施孝，在增强宣传内容的针对性上下功夫。要对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抓住群众最关心、最感兴趣、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深入细致地进行宣传教育。要根据人群、年龄、职业等差异确定不同的宣传内容，既要考虑群众的文化程序、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又要从群众实际需要出发，有的放矢地开展宣传教育。比如我们早前开展的青春期、新婚期、孕产期、育儿期和中老年期等“五期教育”，就是典型的分类施教，按需施教，对传播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普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知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现在这些宣传教育活动在有的地方开展得不够好，很多群众享受不到这些基本的宣传教育服务。这就需要我们发挥网络优势、技术优势、阵地优势，将“五期教育”发扬光大。另外，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必须坚持民主平等原则，不能板起面孔，而要满腔热情。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寓教于乐，使群众既感到合情合理，能够接受，又感到可亲可信，乐于接受，从而做到入脑人心。
四、提高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的自觉性
宣传教育工作抓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如果领导重视，基层必然干得有劲，如果领导不重视，基层也会司得动。因此，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全力支持宣传教育工作，为基层的同志们作好表率、当好后盾。
一是要牢固树立首位意识，把宣传教育摆到重要位置。宣传教育首位意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嘴上，而要真正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行动上。对这项工作，各级人口计生部门每年都应至少专题研究一次，部署一次，调度一次，总结表彰一次。坚持每年制定专门的宣传要点，做到每年一个主题，每年一套计划，每年一批活动，梯次推进，循序渐进。
二是要多主争取筹措资金，确保宣传教育经费落实到位。宣传教育需要投入做支持。宣传教育是外向型的，它的社会性和公益性都很强，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关联度非常高，这就需要我们拓宽视野、开动脑筋、多想办法。一方面要坚持政主导抓宣传教育的思想，多向党政主要领导汇报，争取领导支持，加大财政对宣传教育的投入工作。另一方面，要牢固树立社会联合办宣传教育的观念，学会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宣传教育工作中遇到的资金难题。可将计生公益广告和企业形象广告有机结合，借助外力促发展，吸引投资搞宣传。
关键词：计划生育；工作；体会
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经济发展。抓好这项工作，能增强群众的人口忧患意识，提高他们生育的自觉性。因此，近几年来，我们对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较明显成效，现总结如下，见教于大方之家。
一、大力宣传，注重经常性，构建婚育文化建设新格局
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而且要注重宣传的经常性。因为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我们只有坚持走群众路线，广泛宣传、发动群众，耐心工作，才能彻底消除这一观念。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应移风易俗，倡导婚育文明；应以人为本，大力宣传，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素质，把新型婚育文化建设纳入到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去。我们要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对象，选择不同时机、不同方式、不同内容，开展教育工作，以确保教育的实效；要通过办黑板报，送条幅，制作永久性标语，转变传统生育观念，对育龄群众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还要充分利用媒体网络、拓展文化阵地，丰富宣传手段，积极开展婚育文化活动，提高群众品位，创建“三维立体”宣传空间。通过宣传，进一步增强广大育龄群众计划生育意识，使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真正能深入人心，以提高育龄群众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努力构建婚育文化建设新格局。
二、制定政策，注重实效性，完善惠民计生的导向机制
计划生育成为“天下第一难事”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思想观念这一内因虽较关键，但社会保障这一外因也至关重要。我们要完善惠民计生的导向机制，使计划生育家庭得到有力的社会保障。我们要在公共财政政策、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方面制定一系列奖励政策，对实行计划生育者进行注重实效的利益补偿，坚持以人为本，实实在在为他们办好事、办实事，使这些家庭特别是农村计划生育家庭走上少生快富之路。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优惠政策，要让计划生育家庭在就业、就医、入学、社会保险等生活方面得到更加明显的优惠。还要通过积极探索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惠民计生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全面落实各项计划生育奖励与优惠政策，为育龄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的养老之忧，真正使计划生育家庭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生活上有保障。
三、加强统筹，注重协调性，形成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
计生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它需要很多部门的齐抓共管，积极配合，统筹联动。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统筹，注重协调性。各个部门要分工负责、明晰责任，强化领导，在治理违法生育上，要力争联合执法，形成计生问题上的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在计生管理上，相关部门要联袂主演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到协调一致。1.政策上要协调一致。各级政府制定的惠民政策，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统筹落实，不能各自为政，互相掣肘；要形成一种合力，让违法生育者处处碰壁、举步维艰，从而乖乖就范。2.行动上要相互配合。对计划外生育者，各部门要实施协调配合、统筹制裁、共同处罚，才能起到震慑作用。3.人员上统筹参与。在计划生育大突击时，政府需要集中力度，营造强大声势，创造浓厚氛围，坚决遏制计划外生育。因此，在各部门抽调人员时，就需加强统筹参与。
四、推进执法，注重针对性，确保低生育水平长期稳定
在计生工作中，推进依法行政，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重要途径，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证。近年来，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正逐步深入到计生工作者的头脑中，依法行政工作也逐渐走向了规范化、制度化道路，但在广大农村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例如：各项计生制度、流程制定得较好，但执行不到位；法定职责落实较少，甚至干脆搁置；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一，有待提高；违法行政案件时有发生；“自费执法”现象仍有存在；社会抚养费难以征收到位等等。要想推进依法行政，确保低生育水平长期稳定局面，应注重针对性，着眼于三个方面，即强化领导、规范程序、提高素质。一是各级党委、政府要建立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计生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为解决依法行政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铺好路。二是规范行政执法程序，不强制，不命令，增强服务意识，寓服务于管理之中。三是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行政理念。各级党委、政府要有针对性地研究对策。强化分类指导，严处违法生育，加大计划外生育处罚力度，以确保低生育水平的长期稳定。
五、健全机制，注重监督性，提高流动人口的管理水平
要稳定低生育水平，流动人口的计生管理既是难点，又是重点。主要表现在流动人口漏管现象严重；假回函现象严重；流动人口信息平台反馈信息有时与实际不符；在县内流动躲生等等。针对这些现象，我们应健全监督机制，提高流动人口的管理水平。首先，在公安等部门的配合下，依照“属地管理、市民化服务”原则，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责任制。其次，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持验证管理，计划生育监控，对未办证的，实行限期办证，并将其列为重点监控对象，杜绝流动人口的计划外生育。再次，强化目标管理，落实责任追究制。对流动人口有计划外生育的，追究用人单位责任。最后，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双向管理”制度。对流动人口实行孕情监测定期反馈制度，减少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
六、夯实基础，注重持续性，保障公共管理的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