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5 09:50: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翻译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与翻译结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初中一年级,我同时接触到了翻译和英语。不过那时接触到的翻译是语文课上文言文到现代汉语的翻译,英语则从零开始,还谈不上翻译。可是,语文课上的“语内翻译”已经让我深深迷上了翻译。同样一个意思竟然可以用不同的话说出来!翻译完成后那种成就感比考试得高分也差不了多少。在这种兴趣的影响下,我学习英语的热情很高涨,对英语课中的翻译练习更是心醉神迷。幸运的是,中学毕业后,我顺利地考上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被英语专业录取。
学翻译:阅读名人译作,锤炼语言功底
成了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中学时英语学得多么糟糕:听、说方面的基础几乎为零,听不明白,说不出口,而且说了别人也听不懂。无奈之下,我只能勤学苦练,但没有“童子功”,年近20才开始练习,听、说两个方面练起来都非常吃力。而后我欣喜地发现,翻译练起来却没有那么难。默念于心,落笔成文,农村出来的我对这样的练习非常适应。于是,我不仅积极完成各门功课中的翻译练习,在阅读简易读物时还忍不住偷瞄几眼有些读物中附带的汉语译文,尽管那时许多老师都告诫我们不要看这些译文!这样偷瞄的结果是,我对翻译的兴趣日益高涨,良好的英语语感却迟迟建立不起来。到了高年级以后,有了专门的翻译课,我喜不自禁,不仅如饥似渴地聆听老师的讲课,阅读指定教材,认真完成每一次的翻译练习,还找来其他学校的翻译教材和一些浅显的翻译方面的著作,囫囵吞枣似的读下去。没有想到,这种野蛮学法还挺有收获,期末考试时,我的翻译课得分比其他几门课明显高出一截,令我很是满意。于是,我学习翻译的热情更加高涨了。到了考研报名时,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
上了研究生,真正的翻译学习才开始,广阔的翻译天地才真正在自己眼前打开,我也才近距离接触了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孙致礼教授。孙教授是翻译方向研究生教学组长,负责学院整个翻译方向的教学。他不仅亲自讲授好几门课,还设计了一套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合理的课程体系。除了翻译专业课程之外,他还为我们开设了英语写作和高级听说课程,以及英语史、文体学等课程。最有特色的是,孙教授还为我们设计了多门汉语课程:比较文学、古代汉语、古诗词赏析、现代汉语散文写作等。这些汉语课像是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另一道绝妙的风景,让我在提高英语能力、揣摩前人译作的同时,徜徉在汉语的海洋中,领略汉语之美,感悟英语与汉语的种种差异。孙教授丰富的翻译经验、渊博的翻译学识和细致认真的工作态度也时时感染着我,让我认真对待每一次上课、每一次练习、每一次阅读。到了研究生二年级以后,孙教授又和出版社联系,让我们翻译起长篇小说来:两个学生合译一本书,每人负责大约八万词的翻译量,三个月左右完成。这种长篇翻译虽然不是一门课,没有列在课程表上,但我们所有的学生都非常重视,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翻译实战(翻译完毕才知道,这还算不上实战,因为孙教授还要对我们的翻译加以把关,逐句校订我们的译文),是对自己翻译能力的实际检验,平时学得好不好,这下真正可以看出来了。三个月的翻译很辛苦,不仅牺牲了周末的休息时间,整个暑假也泡了进去。读全文,查资料,再读全文,然后摊开稿纸开始翻译。我们严格遵循传统文学翻译的流程,严肃认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股认真劲儿今天想来还不禁发笑。在硕士阶段,我共做了两次长篇翻译,两次收获都很大。
到了硕士三年级,开始写学位论文。我选择的是方言翻译这个题目。在做长篇翻译的时候,原文中偶尔出现的方言词句曾经令我痛苦不堪;阅读前人译作时,其中对方言的翻译也很难让我信服。研究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方言方面的著作,对方言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时为了寻找译例,我不得不大量阅读前人的译作。《德伯家的苔丝》、《汤姆·索亚历险记》等小说,我都仔细对照原文和译文通读过。让我始料未及的是,通过撰写学位论文,我的翻译实践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学位论文定稿时,正好有“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和“戈宝权文学翻译奖”竞赛,因为时间宽裕,两个比赛我就都参加了。到了第二年夏天,两个比赛结果揭晓,我竟然都得了奖,而且一个是一等奖,一个是二等奖(一等奖空缺)。那个时候,我对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互补互动的道理有了真切的体会。
到了博士阶段,我的主攻方向仍然是翻译,只是博士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理论研究,从事翻译实践的机会少了许多。但是出于对翻译实践的兴趣,我还是保持了阅读名作名译的习惯,同时也开始关注起《参考消息》等报刊上双语对照的文章,在学习英语的同时,也开始熟悉非文学翻译的一些路数。阅读理论著作时,凡是英语著作的汉语译本,我都想方设法找到英语原文,在阅读理论内容的同时,比较原文和译文,体会译文中的精彩译句,同时也为不该有的翻译错误惋惜不已。这一阶段的阅读为我壮了胆,多年后友人问我愿不愿意翻译理论著作时,我竟然答应了,凭的就是平时的积累。我还利用寒假时间与人合作,在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译作。和硕士学位论文类似,我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同样与实践结合比较紧密,题目是《文学翻译杂合研究》,研究的是文学译作中源语和原文成分在译文中的分布与表现。虽然选择该选题的动力主要来自理论著作的阅读,但阅读译文时的种种困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我又大量阅读了前人的译作,对于什么是好的翻译有了与之前全然不同的体悟。
教翻译:教学相长,教研并进
论文关键词:寒山诗,接受美学,英译与原文本对比
一、引言
寒山诗在英语世界有着众多的英译版:1.1954国人阿瑟·威利(ArtherWaley)首次在《Encounter》上发表27首寒山诗;2.1958年美国人盖瑞·史耐得(Gary Snyder)在《Evergreen Review》上发表24首寒山诗;3.1962年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出版了题为《100 poems by the T’ang poet HanShan》寒山诗翻译专著;4.1990年韩禄伯·罗伯特翻译了完整有注释版的寒山诗全集;5.1996年彼特·施坦伯勒(Peter Stambler)翻译了134首寒山诗;6.2000年赤松(Red Pine)又翻译出版了寒山诗的全集。中文版如今有郭鹏注释的《寒山诗注释》和项楚的《寒山诗注》。
上面译本各有千秋,但缺乏对各位汉学家译文的同一方面的比较。寒山在国外大红大紫,可在国内却倍受冷落,不免让人疑惑。本文将从接受美学理论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接受美学理论诞生于20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朱立元,2004:1)。主要是由康士坦茨学派提出的,该学派的主要人物有伊瑟尔和姚斯。伊瑟尔在创立接受美学理论之初就提出了“文本召唤理论”一说,“本文与读者的结合才形成文学作品”(朱立元, 2004:70),而姚斯则提出了文本阅读中读者“期待视域”这一理论。所谓“期待视域”,是指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的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水平 (朱立元,2004:61),其主体均为译者和读者。“文本召唤理论”中区分了“现实的读者”和“隐含的读者”,其隐含的读者是文本中自身的一些空白有时要靠读者自身去填充。“期待视域”是指译者的自主性在翻译中的体现,译者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和读者的接受趣味(也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去翻译译本。
二. 译者译本的对比文本:文本的开放性便于译者自身风格对文本的操控
下文找了一首他们都翻译过的诗,分析一下各位译者的翻译风格,译者的风格是个综合体,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的理解,造成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各个译者对文本的不同理解小论文,则造成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差别,这其中有两大主要原因:译者自身对文本的理解和读者的“期待视域”以及文本的召唤功能即文本的开放性。这其实便是译者自主性的体现。下面是对《人问寒山道》逐句分析:
分析:第一句的分析:“人问寒山道”中“人”的翻译的六个版本,人按照次序分别译为“men”“I”“people”“travelers”“people”,“people”对人的理解,六位作者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人可以分成三类:1. “men”和 “people”2.“I”3.“travelers”从这三类人的理解中可以看出各位译者的理解差距是多么巨大,根据郭鹏和项楚的注释没有对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进行解释,中文所指的模糊性给了英文译者很大地创作自由度。“寒山”的译文可以分成两派:“Han-shan”和 “ColdMountain”只有韩禄伯的译文是直译的,其他的译文是意译的。而韩禄伯的译文则是在综合了除了赤松和施坦伯勒的译本的基础上提出对“寒山”这一词的翻译,作者对这一词语的理解有别于其他的译本,体现了译者间的自主性。第一句“人问寒山道”:盖译,华特生的译文,韩禄伯的译文和赤松的译文大致意思一模一样,句型也一样。基本的意思和原文一样。可是威利的译文加了时间副词sometimes;而施坦伯勒的译文回译过来,变成了旅行者想要知道怎样到达寒山,意思已有一定地增加。从Nida 的翻译的原则来讲,前面的除施译和威译是很好的译文,既照顾到了形式,又照顾到了内容。第二句“寒山路不通”的译文有多种,盖译,华特生的译文和赤松的译文都出现了“寒山”这个词的翻译,而其他的译本则没有这个词的翻译。首先,“路”字的翻译有“road”,“path”和“trail”这几种,可以想像各位译者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场景是不同,就是说他们头脑中对路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其次,各位译者对“寒山路不通”的理解也有不同的感受,各位译者的句型都不一样,尤其是施坦伯勒的译文还加了“the streams end far below”,其增加的内容是“溪水止于更下面”从这一点来看各位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也不一样。第三句:“夏天冰未释”除了施坦伯勒的译文特别一点,其他的译者的译文差不多,但在个别的字词句组合也不一样,可以说同样的内容,有了不同的形式,施坦伯勒的译文回译过来是夏天的冰暗了绿色,这与原文的夏天的冰没有融化,有点意思上的出入。第四句:“日出雾朦胧”则是盖译的回文:上升的太阳在盘旋的云中模糊。威利的回文:晨雾越积越厚。华特生的回文:即使太阳出来了,雾遮人眼。施坦伯勒的回文:太阳出力能把雾给烧没了。韩禄伯的回文:夏天太阳出来了,可雾的话仍很浓很厚。赤松的回文:晨雾很厚。从以上六种回文中可以看出雾的话六种文章的译文在意思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原文说的是太阳出来了,但雾仍然没有散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华特生的译文最接近原文的意思。其他的译文在不同程度上对原文在意思上有扭曲。可是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他们的译文是错的,因为翻译出来的译文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译者对某些字句的理解上是不同,而这些不同的地方正是译者自主的考虑,如果这些自主性的东西能够体现译者的译文能够更好地被一个特定的时刻所接受,那么这种接受美学下翻译的扭曲是必要的。原文靠译文的流传得以延生它的生命力。而六种译文在不同时期和被不同的译者翻译小论文,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译文,正是这种译文的多样性,才使寒山得以得到各种不同的解读,生命才以延续。第五句:似我何由届的意思是“人不能到,而我怎么居住在此呢?”(郭鹏:11)从下面的六种译文中可以看出,除了施坦伯勒的译文没有翻译此句话以外,其他的译文都翻译此句话,可在句型和细微意思上的翻译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的地方,有的翻译如盖译用的是口语体,而威利的译文就比较典雅了。这个就是译者自主性的体现。第六句和第七句意思上差不多,但也存在着没有一摸一样的译文的问题。第八句:还得到其中,根据郭鹏的注释“中”的意思是“寒山”的意思,可是各位译者却没有把它点出来,而是用了“where I live”, “here”, “the center”来翻译,大致上差不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施坦伯勒的译文,最后四句话变成了两句话,作者彻底扭曲了原文的意思,加进了自己的思考。在所有的译文中施坦伯勒的译文的自主性最大。
三. 总结
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解读了六个寒山诗歌的海外译本与中文译本的不同之处,译者的主体性是导致六个海外译本之间不同的主要因素。运用了接受美学中的“文本召唤”和“期待视域”的概念来剖析文本,接受美学下文本的开放性给了译者很大的自由度,而文章的延续依靠读者的参与,更给了译者们根据当时的特定环境来对译本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操纵。其中造成文本不同的原因,既有译者自身的原因,也有读者自身的需求导致了文本的变异和突出。
参考文献:
[1]Arthur, Waley. 27 Poems by Han-shan[J]. Encounters: 1954
[2]Gary, Snyder. 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 [M].San Francisco: GreyFox Press, 1965.
[3]Henricks, RobertG. The Poetry Of Hanshan [M]. 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 Press:1990
[4]Peter, Stambler. Encounters with Cold Mountain [M].Beijing: CHINESELITERATURE PRESS, 1996.
[5]Red, Pine. The collected songs of Cold Mountain [M].COPPER CANYONPRESS: 2000.
[6]Watson, Burton. ColdMountain: 100 Poems by the T’ang Poet Han-shan [M]. New York: Grove Press,1962.
[7]寒山著项楚注寒山诗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
[8][唐]寒山著郭鹏注释.寒山诗注释[M].吉林:长春出版社.1995:9
[9]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 安徽: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1.70.61.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德阳618307)
【摘要】伊埃文·佐哈尔是当代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尽管他并不以翻译理论家著称,但他在1978年发表的“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本人也被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根据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可以占据不同的地位。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翻译倾向于采取异化的方法,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将非常接近原文,做到充分的翻译。反之,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地位时,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将非常接近译入语文学系统的规范,译文会采用归化的方法,也就是说,译文为了迁就读者,会尽量使用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和结构而牺牲原文。玄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也是四大佛经译师之一。他的译文被称为“新译”。他翻译的佛经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在质量上也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在翻译工作的组织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玄奘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旨在在研究玄奘佛经译文的基础上,证明多元系统论有它不适用的地方。简单地说,佛经虽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依然占据的只是边缘的位置,玄奘的译文也是如此,应该采用归化的方法,即在形式和内容上接近译入语。但是,玄奘的译文一看就是一种“外国文学”,至少和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是有相当距离的,可以说玄奘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异化的方法,充分保留佛经原文的特点。这和多元系统论是不一致的。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关键词 伊埃文·佐哈尔;玄奘;多元系统论
伊埃文·佐哈尔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文化研究学院的教授,他在20世纪70年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论。根据这一理论,文化、语言、文学和社会都不是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系统。在文学这个大系统中,各个系统所处的位置又不尽相同,有的系统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有的处于边缘位置。多元系统本身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由于社会文化因素,有的系统会从边缘走向中心,有的会从中心走向边缘。那么,翻译文学什么时候会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的位置呢?伊埃文?佐哈尔认为有三种情况:第一,当一个文学系统处于还没有被固化,还很年轻,还处于被建立的时候;第二,当一个文学系统本身即处于弱势或是边缘化的时候;第三,当一个文学系统遭遇转折,危机或是遇到真空的时候。很多翻译作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式,出现了所谓的欧式汉语,因为译文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尽量接近原文和译入语。那么,翻译文学什么时候会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的位置呢?与上面相反,当一个文学系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学范式,已经被凝固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建设的时候;当一个文学系统和其它文学系统相比较处于强势或是中心地位的时候,或是这个系统自认为如此的时候;当一个文学系统处于鼎盛时期,没有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的时候。事实上,中国文学从春秋时期就建立了自己的文学范式,经过两汉、南北朝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中国文学已经相当成熟了,也可以说已经凝固化,已经完成了建设自己的阶段,剩下的工作是在已有的大厦上装修了。中国文化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论到了明清时代这是否还是事实,至少中国文化自己是这样看自己的。此外,隋唐时期正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无论如何只能占据边缘的位置,佛经的翻译也不例外,鼎鼎大名的玄奘的翻译也不例外。
佛经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从东汉时期摄摩腾、竺法兰译出《四十二章经》经多部经典到宋代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北宋译经终告寝息为止,一共有长达1千多年的历史。若是算到清代佛经在汉文、藏文、蒙古文、满文之间互译,中国佛经翻译则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这其中,涌现了四大译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鸠摩罗什和玄奘。尤其是玄奘,他的译经事业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的最高峰。关于翻译,有三个关于玄奘的问题值得提及。第一个问题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的理论,就是说,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有五种情况不做意译,而只是音译。这五种情况是:(1)多含不翻:如“薄伽梵”,指世尊,是佛陀的名号之一,又含有自在、炽盛、端严、吉祥、尊重等义。又如“摩诃”,含有大、殊胜、长久及深奥等义。(2)秘密不翻:如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以及各种经咒,一经翻出,就会失去它的神秘性。(3)尊重不翻:如“般若”,不可直译为智慧,“三昧”不可直译为“正定”,“涅磐”不可直译为圆寂或解脱等。(4)顺古不翻: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直译为“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不可直译为“无生”,“菩萨”不可直译为“觉悟”等。(5)此方无不翻:“此方”,就是指中国。如印度的庵摩罗果,形似苹果,其意为“无垢清净”,食之可除风热,但中国没有。佛经中常以“庵摩罗果”,来比喻地球的形状。第二个问题是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和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等翻译技巧。第三个问题是玄奘设立了译场,分出了十一个不同的职位,使集体译经制度化,系统化,保证了翻译的质量。玄奘的译场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写、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多个岗位,译主为玄奘,其他的职位由求学者担任,这些学者不仅有核对梵文、书写纪录、语法整理、译文润色等工作,而且还要将译稿回翻为梵文再次核对,他们为保持翻译的准确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玄奘熟悉六朝文体,在请求唐太宗为其所译经文作序所呈的表中,玄奘写道:“伏惟陛下睿思云敷天花景烂。理包系象调逸成英。跨千古以飞声。掩百王而腾实。窃以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铨其理。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严敢希题目。宸眷冲邈不垂矜许。抚躬累息相顾失图。玄奘闻。日月丽天。既分晖于户牖。江河纪地。亦流润于岩崖。云和广乐。不秘响于聋昧。金壁奇珍。岂韬彩于愚瞽。敢缘斯理重以千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两仪而同久。与二曜而俱悬。然则鹫岭微言。假神笔而弘远。鸡园奥典。托英词而宣畅。岂止区区梵众独荷恩荣。蠢蠢迷生方超尘累而已。”这样的文章,即使是当时的著名文人,恐怕也很难做到信手拈来。事实上,这种文体是当时中国的标准文体,是中国文学系统的范式。按多元系统理论来看,作为处于边缘化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理应采用这样的文体才对。但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玄奘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并没有采用这种作为范式的文体,而是采用了中国的古代白话,使人一看就知道佛经是一种外来的舶来品。
其实,玄奘当年从印度取回来的佛教经典数不胜数,但其中部头最大的只有两部,这就是著名的《瑜伽师地论》和《大般若经》。事实上,玄奘在翻译这两部经典的时候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是处于中心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具有的特征,这与佛经翻译文学在隋唐时期的汉语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的位置是矛盾的,也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漏洞。以下是《大般若经》中的一段话:
善现。瞋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瞋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瞋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大般若经》卷二百零二)。
这段话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反复。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梵文好繁,华文尚简。又如著名学者指出的那样,梵文原典往往特别冗长啰嗦,非要有识之士痛加删减不可,方才可读。提出要删减佛经,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他认为梵文佛经原典冗长啰嗦,却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事实。其实,玄奘在翻译《大般若经》的时候,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在汉语译文中尽量保留了梵文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名睿智的佛教学者,玄奘对隋唐时期汉语文学系统的强大势力,以及佛经翻译文学系统所处的边缘化位置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但他依然采用了异化,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玄奘在一开始翻译这部经典的时候,也准备采用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的方法,即采用删减的方法,但随后就做了许多噩梦。后来决定采用直译的方法,于是就做了很多吉祥的梦。这个故事是否说明佛菩萨真的给玄奘提示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玄奘在内心深处对梵文原文是极其敬畏的,不敢轻易改动,更不要说是删减,这也反应出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是极其谨慎的。总之,对梵文原典的敬畏大概是玄奘采用异化、保留原文内容和形式的原因之一,这种方式只有处于中心地位的译文文学系统才能够享有。以下是《瑜伽师地论》中的一段话:
云何五识身相应地。谓五识身自性。彼所依彼所缘。彼助伴彼作业。如是总名五识身相应地。何等名为五识身耶。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云何眼识自性。谓依眼了别色。彼所依者。俱有依谓眼。等无间依谓意。种子依谓即此一切种子。执受所依。异熟所摄阿赖耶识。如是略说二种所依。谓色非色。眼是色余非色。眼谓四大种所造。眼识所依净色。无见有对。意谓眼识无间过去识。一切种子识。谓无始时来乐着戏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异熟识。彼所缘者。谓色。有见有对。此复多种。略说有三。谓显色形色表色。(《瑜伽师地论》卷第一)。
以上的段落与一般的文言文在文风上有着很大的区别。究其原因,还是梵文原文在叙述方式上比较异于传统的中国文学,受到原文的限制,译文也就显得比较具有西域风情。事实上,不仅在隋唐,而是在整个从东汉到隋唐的佛经翻译史中,佛经翻译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但除了支谦采用了颇从文丽的归化翻译法以外,剩下的译者们差不多都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使佛经一读上去就有一种西域的味道,这其中包括著名翻译大家鸠摩罗什,其作品被称作有西域天然之语趣。如果检查一下玄奘的其它译文,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玄奘译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是处于中心地位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采用的翻译方法,但是在玄奘所处的隋唐时代,佛经翻译文学其实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的,应该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这不能不说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不足。上。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党金学.中外翻译理论选读[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关键词:目的论;翻译;再创造
一、目的论
20世纪70年代,功能翻译理论出现在德国,在德国研究翻译学者中盛行,它已成为一个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翻译理论。目的论,功能主义方法的核心,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传统翻译理论,即目标语言和源语言文本的对等。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研究翻译,特别是对翻译作品的评价。目的论,是德国学者费米尔(Hans J. Vermeer)于1978年在他发表的《普遍翻译学理论框架》一书中首次提出的。费米尔强调翻译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转换的一种交际行为,而不是纯语言之间的文字转换。第二代目的论者诺德(Christiane Nord)对目的论进行修正,提出了“功能+忠诚(loyalty)”。目的论有三个原则: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忠实性原则。目的法则可以解释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现象。本文以美国作家梭罗的Walden为例,通过目的论的视角浅要分析《瓦尔登湖》徐迟译本的再创造,并透过文本的再创造,分析译者翻译的原因和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Walden出版于1854年,是19世纪美国著名文学家梭罗的代表作,也是该作家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英国著名作家乔治・艾略特称之为“美国文学中最无可争议的作品,百年来长销不衰的心灵圣经,超凡入圣的好书”。Walden最早的完整中译本由徐迟先生1949年翻译完成,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经典散文。在此后的60多年时间里,不断有新的译本推出,目前己有36个中译本出版。大多数关于《瓦尔登湖》的研究多关注在内容所体现的梭罗思想,即超验主义思想,休闲思想等,如浙江大学程翔的硕士论文梭罗《瓦尔登湖》的休闲思想研究中写道“对梭罗的休闲梭罗的休闲思想是自然主义、清教主义、超验主义等思想渊源与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在梭罗身上交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梭罗的隐居就是为了寻找必要的孤独,在孤独中面对真正的自己,把自我从社会的影响中抽离出来。”但是还是有关于《瓦尔登湖》译本的翻译意象等研究,如中南大学张辉硕士论文多元文化语境中徐迟译《瓦尔登湖》就是对徐迟译本的“言”、“意”、“象”等层面分析,徐迟通过对这些生活中常见意象的处理,发挥了它们应该发挥的作用,为读者描述了一个真实的梭罗意象的结果就是文学再创造的表现形式,基于此,我想通过实例分析徐迟译本的文学再创造。
三、目的论视角下再创造
(一)目的论在文学翻译再创造中的运用和意义
目的法则能适用于文学翻译,且能适用于文学翻译再创造。费米尔所强调的“行为目的性”,在另一个意义上也就意味着无论何种行为,个体肯定存在着一定的目的。个体即使对情景不作出反应,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择。当译文与原文的效果不同时,就需要译者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重构,从而表现出再创造的形式。
(二)徐迟译本《瓦尔登湖》在目的论视角下文学再创造的事例分析
通过通读和理解《瓦尔登湖》原文和徐迟译本,对比事例分析目的论视角下再创造。着重从目的论的三个原则出发,即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性原则。《瓦尔登湖》一共十八章,徐迟的这个译本不仅是国内第一个中文版本,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国内翻译得做好的。徐迟的译序中一再强调要“静下心来”才能看这本书,有些句子和段落要反复地读才能体会,译文偏于文雅。如:魇足、角隅、墙垣、足踵、芟草。译本当有梭罗引用中国典籍如《论语》、《孟子》的话时,徐迟都直接用了中文的原文。这部分着重从词句,修辞,诗化,诙谐等角度选择事例,进而结合目的论的三个原则分析其再创造的成分。
(1)目的原则
目的原则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译文期待及译文的交际目的,在目的指导下进行翻译实践。翻译应当以目的语读者为导向,使原语在目的语情境和文化中,按目的语读者的期待方式发生作用。
在第二章节“Where I lived and What I lived For”中有例子:
例1:
原文:With respect to landscapes,
“I am monarch of all I survey,
My right there is none to dispute.”
译文:关于风景,―
“我勘察一切,象一个皇帝,
谁也不能够否认我的权利。”
译者讲monarch 译为皇帝,而不是译为其他诸如国王、君王等词语。皇帝是中国帝制时期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这样翻译是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因为皇帝一词在中国家喻户晓,这样使得读者一目了然,更易于接受。从再创造角度看,译者针对自身的背景以及读者的背景,并不是单一地对译为进行直译,而是通过译者主观性的再创造进行加工。
例2:
原文:The Harivansa says,“ An abode without birds is like a meat without seasoning.” Such was not my abode,for I found myself suddenly neighbor to the birds:
译文:哈利梵萨说过:“并无鸟雀巢居的房屋象未曾调味的烧肉。”寒舍却并不如此,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突然跟鸟雀做起邻居来了;
译者把Such was not my abode译为“寒舍却并不如此”,其中把abode译为“寒舍”一词,这无疑不是根据目的语而来,寒舍谦称自己的家(自己住家),这一词语颇为有中国韵味。
在第十三章House-Warming中有例子:
例3:
原文:However,only one or two of my guests were ever bold enough to stay and eat a hasty-pudding with me:but when they saw that crisis approaching they beat a hasty retreat rather,as if it would shake the house to its foundations.
译文:只有一两个宾客还有勇气跟我一起吃玉米糊:可是当他们看到危机接近,.立刻退避,好象它可以把屋子都震坍似的。
译文把hasty-pudding译为玉米糊,这也是符合中国人的常识和认知习惯。而不是直接把pudding译为布丁,因为布丁在中国并不是常见的食物,如果直接译为布丁,不容易理解。
(2)连贯原则
连贯原则要求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语内连贯是指译文必须能让读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意义,应该与读者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交际习惯等相一致。在第五章 “Solitude”中有例子:
例4:
原文:This is a delicious evening,when the whole body is one sense,and imbibes delight through every pore. I go and come with a strange liberty in Nature,a part of herself. As I walk along the stony shore of the pond in my shirt-sleeves,through it is cool as well as cloudy and windy,and I see nothing special to attract me,all the elements are unusually congenial to me.
译文:这是一个愉快的傍晚,当全身只有一个感觉,每一个毛孔中浸润着喜悦。我在大自然里以奇异的自由姿态来去,成了她自己的一部分。我只穿衬衫,沿着硬石的湖岸走,天气虽然寒冷,多云又多风,也没有特别分心的事,那时天气对我异常地合适。
译文对原文的个别词语,如delicious,cloudy,windy等形容词的翻译都很连贯,如译文中“天气虽然寒冷,多云又多风,也没有特别分心的事,那时天气对我异常地合适。牛蛙鸣叫,邀来黑夜,夜鹰的乐音乘着吹起涟漪的风从湖上传来。”中“多云又多风”与原文中“as well as cloudy and windy”相得益彰。
(3)忠实原则
诺德认为,译者对译文接受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必须向他们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这样做的原因。这是忠诚原则的一方面。该原则的另一方面则是要求译者对原文作者忠诚。译者应尊重原作者,协调译文目的语与作者意图。(Nord:2001)
在第十四章Former Inhabitants and Winter Visitors中有例子“
例5:
原文:Father in the woods than any of these,where the road approaches nearest to the pond,Wyman the potter squatted,and furnished his townsmen with earthenware,and left descendants to succeed him.
译文:在森林里比上述任何一个地方还要远些,就在路最最靠近湖的地点,陶器工人魏曼蹲在・那里,制出陶器供应乡镇人民,还留下了子孙来继续他的事业。
原文中left descendants to succeed him译为还留下了子孙来继续他的事业,把him译为他的事业,这足以说明译者是在完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译为“他的事业”而不是译为“他”。译者再创造的同时,不能一味地诌译,而是需要把握再创造的度。
(三)徐迟译本《瓦尔登湖》再创造的原因和意义
通过事例分析后,从译本再创造的角度分析徐迟翻译的背景和意义。在整体崇欧潮流的时代背景下,如果在思想、语言上都迎合西方文化,那么翻译出现大量欧化现象也是为了满足社会和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二三十年代更为突出。就从散文这种文体来看,由于中国传统的散文已经褪色,不仅是思想方面,即旧说中的“文以载道”等思想,文体本身也需要革新。二三十年代小品文的创作与翻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西化的翻译。梭罗的《瓦尔登湖》创作于19世纪中期,而这个时期正是美国文学萌芽后的第一个丰收期,历史上称为美国文学史上的文艺复兴,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同时,从译者所处的时代语境来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萌芽状态,小说刚刚开始,白话诗歌还处于探索之中,而散文则刚刚进入中国,这时翻译在文学系统中有重要作用。但是能考虑到译文接受者,译者在很大语句中采取了再创造的形式,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当时社会的需要,而且也表现了当时文学散文翻译的初始状态。
四、总结
通过用目的论视角分析实例,翻译目的论在三原则前提条件下对原文进行再创造,这也说明了翻译并不是一味地字词对应,而是经过译者对原文的再创造,当然这种创造上基于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的。目的论是在很多文学翻译都有所运用,但是不管怎样翻译,再创造,都必须把握在原文理解地基础上,以及与目的语语境的结合,才能更好地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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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功能类型,新疆旅游资料,语言功能,文化信息,预期目的
引言
凯瑟琳娜·莱斯在其著作《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中,提出功能类型的翻译概念,建立了一个以语言功能为基础,同时又兼顾诸多非语言因素和其他主观因素的翻译批评理论[1]。笔者将从莱斯的功能文本类型学出发,探讨新疆旅游资料文本的特征、功能及其有效的翻译方法。
一.莱斯的功能类型学
功能派的创始人莱斯在1971提出文本的功能类型学,通过研究原文和译文在功能方面的关系,来评定译者的翻译行为。莱斯认为,文本的功能类型分类有助于译者更深刻把握交际功能的语言标记和功能翻译单位。根据她的功能类型学,文本大致可以分为信息型、表达型和操作型。信息型文本的主要功能和特点是让读者现实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传达信息、知识、观点等,交际的重点是内容或话题;表达型文本注重文本的艺术形式和美感,多数文学文本都属于表达型文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能破坏原文本的美感,译文要有与原文本类似的艺术形式;操作型文本的目的是诱导读者某种行为反应,感染读者并使其产生行动,该文本类型的目的是要达到某种言外效果,而文本的内容和文体都是为这一明确目的服务的[2]。
二.旅游资料文本分析及新疆旅游资料的特点
大部分文本都是以某种功能为主,而又兼具其他两种功能,很少有纯信息、纯表达或是纯操作功能的。因而,译者首先应该明确拟译文本的主要功能及辅助功能预期目的,然后再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旅游文本是一种应用文体,形式多样、摘要目的是希望能感染读者,引发其行动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因而,可以说旅游资料属于操作型文本,读者是核心,诱导读者旅游是目的。
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共有47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回族除外)均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并保留着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小论文。新疆旅游资料丰富,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其中很多地名都来自少数民族语言。例如,吐鲁番(Turpan)、库尔勒 (Korla) 、喀什 (Kashgar) 、克拉玛依(Karamay)等地名都来自维吾尔语,而乌鲁木齐Urumqi, 博尔塔拉Bortala,巴音郭楞Bayingoleng则是源于蒙古语。新疆旅游资料文化信息密集,译者不仅要熟知新疆各民族风俗习惯,还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知识和文化背景,才能有效传递旅游信息。
三.新疆旅游资料的功能翻译策略
旅游翻译具有浓厚的跨文化交际性质,其功能也非常明确,即关键词累赘、语义啰嗦是一种忌讳。这样,在旅游翻译中,译者就不得不注意这样的语言形式差异,根据语言文本的特点及功能,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式,以信息传播为焦点,以强调交际效果为目的,尽可能地突出译文的语言性、社会性、文化性及时空性等诸多元素。
3.1.借词音译+释义
新疆旅游资料中含有大量的文化词。文化词是指在某一特定文化中具有的事物和概念,在另一文化中没有,从而在翻译中形成一种词汇空缺[4]。比如,维吾尔民族特有的民间舞蹈纳孜库姆舞和麦西来甫,以及少数民族食品烤包子、油馓子、油塔子、薄皮包子、拉条子等,都会在翻译时造成词汇意义的不对等,甚至是空缺。因而,在翻译此类文化词时,可用借词音译的办法,即借用该词少数民族语中的发音,拼写成英文单词。如少数民族食物“抓饭”则借用维吾尔语的发音,音译成pilaf。在借词音译给目的语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时,译者应适当解释该类文化词的意思,添加一些相关知识和背景资料,易于读者理解并增添兴趣。例如:
当暮色降临, 夜市便像变戏法似的在街道两旁涌现预期目的,香喷喷的味道在华灯晚风下阵阵飘来,叫人口水直流。一路走去,只见羊肉串、烤包子、抓饭、凉皮子,还有炸鱼、炒螺丝??各式小吃都独具特色[5]。
At dusk, when night markets emerge magically on the bothsides of a street,scented smell wafts with gentle breeze,making one’s mouth watery.A great variety of foodare served here ranging from Shish Kebab,samsar(Uygur baked dumpling),pilaf and cooled glutennoodle to fried fish.
(fromTour Around Xinjiang)
译文中,译者在翻译“烤包子”借助维吾尔语的发音,将其音译为“samsar”并补充说明了它的含义,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少数民族的特色食物。
3.2修辞性删减
如上所述,汉语的旅游文本多使用四字结构和华丽辞藻来渲染景区怡人的景色,或引用诗词以营造诗情画意的氛围。而英语的旅游文本力求语言朴实、自然以忠实再现景物。由于汉英的旅游文本的风格差异和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翻译新疆旅游文本时适当删减某些词句也是必要的。
至唐代在乌鲁木齐一带设置了轮台县,隶属于庭州,建成了西域重镇轮台县城,其遗址很有可能就是陆游诗“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中的轮台城,即今乌市市郊的乌拉泊故城遗址。
Governmentof Tang Dynasty(618-907) establishedLuntai County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ingzhou prefecture and its site isprobably present day’s Ulabo Ancient City Ruins mentioned as Luntai Town inLuyou’s poem.(from Tour Around Xinjiang)
译者若是按照原文直译的话,译文反而会显得拖沓,不易接受。删减了陆游的诗句,留下主要信息,译文更简洁而流畅,实现中西旅游文本的功能对等。
再看一个例子:
葡萄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火焰山中。在浓荫密织,绿叶葱茏的葡萄架下坐定, 只见串串晶莹剔透、青翠欲滴, 尽情地品尝着清爽可口、甘甜昧美果汁,顿觉暑气全消小论文。
The Grape Valleyis located at the foot of the Flaming Mountains,the northeast part of Turpan-City.Settling yourselves underthe grape trellis overgrown with green leaves.you will catch sight of greenpearl—like grapes bunches after bunches.As you
enjoyeating such refreshing honey fruit juice, you’ll relieve yourselves from heat.
汉语原文文学性强,讲究对偶,四字结构的使用产生好的修辞效果。然而,翻译不当,这些华丽的四字成语便成了赘词。例文的英译没有受原文修辞的限制,读起来流畅自然。
3.3类比或转译
为了让外国读者能对陌生的旅游地点产生亲近感,拉近他们与中国文化的距离,我们常常使用类比或转译的方法,即把汉语旅游资料中的有关内容转化为外国游客熟悉的同类内容。比如,向外国游客介绍含盐量很高的盐湖时,可以将其译为“Chinese Dead Sea”;介绍新疆的喀纳斯时,不少导游形容它为“Switzerland in Xinjiang”。另外预期目的,在介绍新疆时,很多资料都提到“新疆面积166万多平方公里”,并将其译为“The area of Xinjiang isover 1.6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笔者认为,读者对这个巨大的数字没有直观的概念,导游在介绍该信息时,不妨灵活地添一句“almost the same as Alaska”或“three times larger thanFrance”等,以便给外国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四.结语
功能翻译理论中无论是目的论,还是文本功能分类说,其都强调着译文的交际效果,以及翻译策略要变通的理念。为了达到目的,单一的策略明显是不可能的。不同的文本,采用的翻译策略也固然是不同的,这就很好的吻合了旅游翻译中强调译文召唤功能与旅游翻译资料中资料内容跨学科、跨文化、跨心理的综合性需求,这是译者所要直面的难度[6]。要跨越这个难度,译者除了在英汉双语表达上必须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对中外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外,求助于翻译理论,尤其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是十分必要的。译者只有以翻译理论为指导,灵活、变通地认真实践,译文的形式多样性、表意忠实性及可接受的广泛性才会出现,译文的功能才会得以产生。旅游翻译应该是灵活,是在追求旅游资源文化传播最大化的目的下的一个动态顺应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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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莫言作品;译介;翻译模式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并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了刻不容缓的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政府为了解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发起了“熊猫丛书”计划。通过这一计划项目,我国共译出了195部文学作品,然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21世纪,我国政府又启动了《大中华文库》,翻译作品数量依然庞大,然而也远远未达到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的效果,成功的作品寥寥可数。
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2012年,莫言成为了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一事件对于我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和海外传播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和示范作用。因此,关于莫言作品英译文本的译介与翻译模式的研究对于我国文化走出去有着实际的意义。
一、莫言作品英译文本的译介模式
文化作品的翻译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文化交流过程,包括原作、译者的身份、翻译过程、翻译作品的传播等多个环节。其中,一个好的译者对于文化作品的推广有着很大的推动和影响作用。目前,中国文化作品的英译的译介有三种形式:一、母语是中文的译者,有林语堂,张爱玲等;二、母语是英文的译者;三、母语是中文和英文的译者,譬如,汉学家顾彬教授,葛浩文夫妇等。三种译介形式中,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和中国太太林丽君为典型代表,也更占优势。这是因为在译介过程中,译入语译者既能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又能够以多元化的立场保留文化的民族性,做到兼收并蓄,从而避免语言理解上出现的问题。莫言作品的翻译者队伍是比较庞大的,知名的译者中就有瑞典的陈安娜,日本翻译家井口晃,以及美国汉学家葛浩文。
其中,葛浩文曾被称为是莫言作品英译的接生婆,对莫言作品的成功英译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葛浩文在翻译中国文学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一个双语功底很好的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具有为读者负责的强烈译者伦理,始终与原作作者保持友好关系,及时沟通,尽最大可能忠实于原文。他翻译的作品涉及长篇小说、文论翻译、诗歌翻译、散文翻译、文论编辑、英文论著、中文论著和学术论文等类别。到目前为止,葛浩文已经翻译了25位作家50余部作品,翻译的短篇小说多达40余篇。莫言于2000年3月在科罗拉多大学演讲时曾说过,如果没有葛浩文杰出的工作,他的小说也可能被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葛浩文的英译工作使西方人开始了解和认可莫言的作品。莫言作品的中西合译,尤其是西译中审对于我国其他文化作品走出去是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的。
二、莫言作品英译文本的翻译模式
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了佐哈儿的多元系统理论。 它描述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内各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在整个体系里各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所处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这一理论,当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化系统中位于主导位置时,翻译文学的语言特色和诗学形态会越接近原著,原著中大多数的新元素被介绍到译入语文化系统中。反之,当翻译文学处于译入语国家文化系统的次要位置时,译者选择屈服或遵守本土文学系统内的规范,在译入语文化系统中寻找已有的文化翻译模式,从而使译者不得不放弃或修改原作里的内容或形式,以便实现译文的可读性。
佐哈儿的多元系统理论正好印证了莫言作品英译文本成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葛浩文、陈安娜等译者在对莫言作品的英译中遵循了归化的翻译原则,对莫言作品进行了厚译与文化补充、结构重组、隐喻翻译等,从而满足译入语目标读者的文化思维模式与审美阅读习惯。
(一)厚译与文化补充
夸梅・阿皮亚于1993年在其论文《厚译》中提出的一种翻译策略,也就是厚译。它的意思是指通过注释和评注的方式来补充作品的译入语的语境文化,从而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接受与理解作品的内容。厚译是用来弥补翻译中文化损失的一种有效的翻译方法。在对莫言作品《丰乳肥臀》中上官家七个女儿的翻译时,葛浩文就是采用了厚译的翻译策略,在音译的基础上补充了厚译。七个女儿的翻译如下:
来弟Laidi(Brother Coming); 招弟Zhaodi (Brother Hailed); 领弟Lingdi (Brother Ushered);想弟Xiangdi(Brother Desired);盼弟Pandi(Brother Anticipated);念弟Niandi (Brother Wanted);求弟Qiudi (Brother Sought)
葛浩文通过对这些名字采取厚译的方法,很好的诠释了那个年代中国人重男轻女的思想,降低了译入语读者对文章的理解,同时也使全文充满了趣味性,增强了小说的生命力。从阅读与理解的角度来看,厚译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的背景信息,帮助了读者顺利的接受异域文化的特色,弥补了文化的差异性,帮助了作品在异质文化中有效传播,是翻译异质文化中一种很好的手段和策略。
(二)段落的重构
在对莫言作品进行翻译时,葛浩文考虑到文章的条理和情节的松弛度,适当地省略了全文中的不太重要的情节,从而使译作集中围绕在主要的故事情节上进行展开,便于读者的理解。例如:《红高粱家族》中,有些角色的出现很突然,跟前后主要故事的推展缺乏关联性,葛浩文考虑到读者的理解,将类似的部分删掉了。此外,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葛浩文发挥了自主性,删除了跟故事情节关联性不大的细节,重新对部分章节和句子进行划分和组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扫除读者的阅读障碍,促进了莫言作品在译入语读者中的推广。
(三)隐喻翻译
隐喻是语言交际中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可以起到化难为易,把抽象化为具体的作用。隐喻的翻译是语言翻译中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也是所有语言翻译的缩影。莫言作品因为具有丰富的中国社会文化背景,蕴含的意义十分丰富。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作品时,灵活地调整了语言的表达方式,采用了直译、意译、省译等隐喻翻译策略,帮助了读者轻松地阅读,理解中国的文化。
例如,他将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翻译成了:The monk can run away, but the temple stays. 谚语“人是铁,饭是钢”翻译成了:People are iron and food is steel.这两句中,葛浩文都采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表达了原句的趣味性。而在对另一句谚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进行翻译时,为了让英文读者理解这句话表达的意思,葛浩文又用了意译的翻译策略,翻译成了:Justice has long arms. 另一句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漏掉一个坏人”翻译成了:A good person ha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and a bad person has no place to hide.这两话的翻译虽然跟原句的表面意思差距很大,却真实地表达了原句的真实含义。莫言作品《生死疲劳》中有一句“自吹自擂,难成大器”,直接省译成了一个单词“braggarts”,此处,译者用了省译的翻译策略,忠实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而又避免了语意上的重复。
三、结语
莫言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特色,对莫言作品的成功译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作品在国外的传播,可以让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中国文化。然而,莫言作品中的大量的传统文化也给译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葛浩文等译者在对莫言作品进行翻译时,灵活地采用了厚译、段落重构、以及直译、意译等隐喻翻译策略。一方面遵循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忠实了原著。另一方面又进行了灵活的调整,迎合了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和接受莫言作品。因此,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英译翻译策略值得我们的学习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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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社会,科技日新月异,科技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科技文的翻译也更加重要,但是,科技文的翻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译者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专业知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各种问题,因此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此文旨在阐述严复的信、达、雅在科技文翻译中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科技文体 翻译 “信、达、雅”
1.引言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科技文体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形式。科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它有自己独有的特点。科技文体以议论文和说明文为主,行文客观、简练、明晰、确切。由于科技反映的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在叙述时必然要求客观公正;科技文叙述的是客观真理、工作原理等,因此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来修饰,故而行文简练;由于事物之间的关系都是环环相扣,为了把此种关系完整的表达出来,就要求逻辑严明、步骤清晰;科技文是基于事实的描述,因此不可以夸大其词,叙述时要确切,实事求是。基于科技文体的上述特点,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遵循一定的翻译原则,避免误译。
2.科技文体的翻译原则
古往今来,翻译学家提出了很多翻译原则,但是对于科技文的翻译原则则是大同小异。
1898年严复在其《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这是针对科技文提出的最早的翻译原则。
2.1 ‘信’的指导作用
信,即诚信,忠实于原文。也就是说就译文内容而言,译者在翻译时要严格按照字面意思来传达作者意图,不可擅自增加或减少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科学技术严格要求准确性,从理论到实践都要做到准确无误,这就决定了‘信’是科技文翻译的灵魂,好的译者应该在忠实传达原文思想和意图的前提下兼顾原文的表达形式。
例:But the company’s very existence shows that the quest for compounds that slow aging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sorcery into the fairly routine process of pharmaceutical development.
译文A:但是这个公司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寻求减缓衰老的合成物的努力已经从某种神秘的概念转化成了医药发展的常规过程。
译文B:但是这个公司的存在本身表明,寻求减缓衰老的合成物的努力已经从某种巫术转化成了医药发展的常规过程。
分析:sorcery原意魔法,妖术。译文A译为‘神秘的概念’,是一个抽象化的概念,我们看整句话,应该是从一种方式转化为另一种方式,后一种方式医药发展的常规过程,是一种具体的东西,所以前面译为概念显然是不对的,译文B译为巫术,这是合乎情理的,让人一目了然,这是一种医药事业的发展过程,而不是概念转为过程的那种让人看了费解的译文。
2.2 ‘达’的指导作用
达,即通达,译文通顺。也就是说就语言结构来讲,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注意遣词造句,做到用词准确、行文流畅、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词语的选择、组合和搭配要恰到好处,句子的语序要恰当,语义逻辑要紧密衔接,要用正确的语气表达,准确的再现译入语的语言习惯。
例:A good upkeep system should be able to detect and identify parts requiring replacement sufficiently in advance of the actual use.
译文A:一个良好的维修系统,必须能够在发生实际需要之前,就检测而辨认出需要充分更换的那些部件。
译文B:良好的维修系统,必须能够早在部件实际需要更换之前,就把他们检查出来。
分析:首先,此处A good upkeep system中的‘a’是泛指,应略去不译。其次,detect and identify译为检测出来即可,不必逐字翻译,给人冗赘的感觉,另外,译文A中的‘发生实际需要之前’让人看了不知所云,造成行文不畅达,不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
2.3 ‘雅’的指导作用
雅,即高雅,词语优美,文采厚重。也就是说译者在忠实传达作者信息的同时要注意作者的修辞,仔细推敲,力求与作者的情感及文学色彩保持一致。‘雅’在科技文中的体现并不是要堆砌华丽的辞藻,而是要保持文体一致。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特别注重科技领域的惯用语和惯用句型,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下面的例子译文语法用词都是正确的,但是不符合科技文体的说法。
例:催化剂会改变化学反应的速度,但不参与反应。
差译:A catalyst changes the speed of a chemical reaction but does not enter into it.
好译:A catalyst changes the speed of a chemical reaction without entering into it.
3. 结束语
科技文翻译虽不像文学翻译那样要求各种各样的修辞,华丽的辞藻,但是它有自己独有的特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以忽略,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好的译者应该是一个杂家,了解各方面的知识,在“信、达、雅”的指导下,选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力求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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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学平,《科技翻译与英语学习》[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翻译技巧;《丰乳肥臀》;生态翻译论;文学作品翻译
引 言
根据胡庚申2001年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翻译的过程可以看作是译员多层次、多维度的适应和选择。翻译者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主要是三个方面,语言维度、文化维度和交际维度。就翻译的适应和选择而言,葛浩文的成功翻译促成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堪称典范。因此,对于广大翻译工作者来说,葛浩文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都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参考。
一、理论基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首先是由胡庚申教授(中国清华大学)在2001年提出来的。这是翻译研究的新模式,是从生态学角度来描述和解释翻译学的。生态翻译学在新世纪之初应运而生, 既有全球因素, 又有中国因素; 既有客观因素, 又有人为因素; 既有其偶然性, 更有其必然性。本文指出, “关联序链”的认知路径、 “类似同构” 的生态特征、 “适应”、“选择” 的理论体系以及“论/ 学一体”的同源贯通, 是生态翻译学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前提和条件。
(一)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更为明确地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构成的要素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 胡庚申,2004: 128)
(二)三维转换
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将翻译方法简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二、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分析《丰乳肥臀》译本
(一)《丰乳肥臀》译本中使用的翻译技巧
葛浩文在翻译《丰乳肥臀》时,主要使用的翻译技巧有增词法、省译法、合并法转换法等,来实现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
1.增词法
Example 1:
【Original book title】: 丰乳肥臀
【Translation】: Big Breasts & Wide Hips: A Novel
《丰乳肥臀》讲述了自1936年以来在上官家庭发生的风云变幻。“丰乳”和“肥臀”代表了贯穿整个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如果这个标题只是直译不加任何解释的话,西方读者可能会对这本小说产生误解,女权主义者也会提出反对的声音。因此葛浩文加上了一个副标题――“a novel”来避免对这部小说的误解。
2.省译法
Example 2:
【Original】 【Translation】
飞蹿起几十丈高(莫言, 2003: 72) flew high into the sky (Goldblatt, 2004: 128)
冰层约有一寸厚(莫言, 2003: 72) as thick as a hand (Goldblatt, 2004: 129)
半斤重的大膏药 (莫言, 2003:77) a heavy medicinal plaster (Goldblatt, 2004: 138)
在原文中,作者用中国的量词“尺 ”, “寸”, “丈”, “斤”等来描述高度,厚度,或者是重量。事实上,没有必要告诉目标语读者真正的数字。因此译者用符合目标语习惯的方法来主动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
3.转换法
Example 3:
【Original】但现在被上官鲁氏摆成“大”字形的身体占据了。
(莫言,2003:130)
【Translation】…but it disappeared beneath her outstretched body.
(Goldblatt, 2004: 212)
Example 4:
【Original】 戴着高筒礼帽、留着两撇尖儿上翘八字胡的车夫也不是个一般人物。(莫言,2003: 92)
【Translation】…in a top hat and sporting a handlebar mustache, was not your ordinary driver. (Goldblatt, 2004:160)
莫言分别用八字形、八字胡和大字形来表现胡子和身体的形状。然而,要找到英语中对应的表达是不可能的。因为英语是字母语言而不是象形文字,因此译者把“八字形” into “inverted V”,“八字胡” into “handlebar mustache” and “大字形” into “outstretched”,这实现了在读者脑海中描绘出相似图片的效果,西方的读者也能够很好地理解转换翻译过后的版本。
三、总结
此篇论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对葛浩文《丰乳肥臀》译本中的翻译方法和技巧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从译者角度来看,为了实现信息传达者的角色,也为了帮助实现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化和交际功能,生态翻译学的核心就在于适应和选择。通过研究了葛浩文译作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希望这篇论文能够为《丰乳肥臀》译本提供深入而有见地的启发。
参考文献:
[1]Goldblatt, Howard. Big Breasts & Wide Hips: a Novel [M]. London: Methuen. Arcade Publishing, 2005.
[2]Hu, Gengshen.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3 (4): 283-291.
[3]方梦之. 从核心术语看生态翻译学的建构[P].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010,澳门.
语言总是为一定的交际目的服务,不同的交际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比如与朋友谈心不同于为大学生授课,为文艺刊物写小说不同于为学术刊物写论文。所谓语体,或称语言变体,是指由于使用语言的主体、场合和情景等的不同而引起的语言形式和结构上的变异,它是生活中语言运用的具体形式,是对一种规定的标准语来说的。语言变体有多种,如地域变体、社会变体、专业变体、媒介变体、态度变体、人物变体和时间变体等。文学作品是生活的反映,它描绘自然景象、社会环境、生活场景以及人物外貌、心理、言谈、举止和各种关系,充分展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家往往运用各种语体来反映上述各个方面。在文学翻译中,如果我们无视语体的存在或对语体不加重视,那就会使原语的信息和风格不能得以最自然、最切近的再现。如:单纯、天真的儿童语言被译为世故的“爷爷腔”,未受教育者的不标准语却染上一层斯文高雅的学究色彩。这是与翻译最起码的准则“忠实”背道而驰的。可见,语体的正确再现对文学翻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同身份、地位、职业、教育程度的人所使用语体不同;同一人在不同场合或语境中所使用的语体也不同。这种语言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各种语体就是社会语言学家所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例如,教授在课堂上或论文里使用的学术语言是不能用来在球场和球迷们交谈的。随着一个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角色的转变,语言也应作相应不同的改变:一个孝顺儿子对年迈的母亲、一个体贴的丈夫对心爱的妻子和一个严厉的父亲对逃学的孩子所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社会语言学家们认为语体有多种,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类型:因不同的历史时代而产生的语体,如中国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因地区不同而产生的语体,如中国的普通话与各种方言;因阶级或教育程度不同而产生的语体,如知识分子语言与非知识分子语言等;因语境和交际关系不同而产生的语体,如雅语与俗语等;因交际目的和内容不同而产生的语体,如广告语体、新闻语体等;因媒介不同而产生的各种语体,如口语体和书面语体。有的社会语言学家将因语境和交际双方关系不同而产生的语体又分为五种:庄严体、正式体、非正式体、随意体、亲昵体。各类语体的语言形式、风格不同,交际功能和效果也就不同。而各种语体的功能效果只有通过一定的语境才能显示出来。因此,语境对语体的选用起着决定性作用,任何语体的选用都要视特定的语境而定。在交际过程中如果不考虑语境因素如交际对象的教育程度而任意采用语体,就可能“言”与愿“违”,达不到交际目的。例如《语言漫谈》一书中的《孔乙己和张瓦先生》一文中,讲到一位爱弄文的张先生,写信问不识字的妻子生下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时,写道:“不知弄璋乎,弄瓦乎?”可是妻子却不懂得“弄璋”是男孩,“弄瓦”是指女孩这些文言典故,就请人回信告诉丈夫说:“家中茶壶、酒壶、尿壶都不缺,璋壶、瓦壶就不要弄了。”使那位张先生接到回信后哭笑不得。
翻译贵在传神达意,保持原作的语体风格很重要。语言必须适合人物和情景,这是语言使用的基本规律。若原文用的是标准的正式语,译文用随便的口语体或方言来表达,就会严重损害译文的质量,反之亦然。译者应该采用“信”的翻译标准来对待语体问题。译者应当仔细辨别原文的语体特色,在译文语言中去寻找相应的语体来表达。原文是出自文化素养不高的下层人民的朴实语言,就不能用词藻华丽的语言来表达;原文是专业语体,译文也就不能随便用其它语体,如此等等。
只有坚持以“信”为翻译原则,保持语体的一致性,才能使译文更具原文的吸引力,也才能算得上是完美贴切的翻译。以一段英文汉译为例:
Longbeforetheyearwasup,Janienoticedthatherhusbandhadstoppedtalkinginrhymestoher.Hehadceasedtowonderatherlongblackhairandfingerit.Sixmonthsbackhehadtoldher“Ifahkinhauldewoodheadandchopitfuhyuh,looklikeyououghtabeabletuhitinside.Mahfustwifeneverbotheredmeboutchoppinnowoodnohow.She’dgrabdataxandslingchiplakuhman.Youdonebeenspoiltrotten.”SoJaniehadtoldhim,“Ah’mjustasstiffasyouisstout.Ifyoucanstandnottochopandtotewoodahreckonyoucanstandnottogitnodinner;Ecusemahfreezelity,MistKillicks,butahdon’tmeantochopfirst.”
译文:
那年还没过完。珍妮早就注意到她丈夫和她说话时不再是那种有板有眼、音韵铿锵的调调了。他不再欣赏她那又黑又长的头发,也不再用手去抚摸它了。半年前她丈夫曾对她说过“要是俺柴禾弄来劈好了,你该搬到屋子里去吧。俺头一个老婆可从没让俺干过这种活,她老是自个儿抓起斧头劈柴禾,干起活来就像个男的。你这个人身子骨也太嫩了点。”珍妮当时就对他说“:我身子骨就是不灵活,不像你那么那么壮。要是劈柴禾你受不了的话,我想挨饿的滋味你也受不了吧!基利先生,我请你别在乎我的身子骨软,要我劈柴禾,这个头儿我可不开。”
Janie和她丈夫说的是地道的方言,表现了男女主人公社会背景、文化素养等特点,这是现代文学作品运用语言的变体来刻画人物的个性特征的一种常用手法。
译者为了传达原作者的意图,用汉语方言进行处理,保留了原作的语言风格,再现了说话人社会背景、文化素养等个性特征,使读者能有像读原著一样的感受。综上所述,在文学作品中,各种人物之间的对话,常常是因语境、身份、职业、所受教育程度、教养不同而展开的。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我们应当依据每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职业、所受教育程度及其所处的语言环境,运用译入语的恰当语体来再现原作。
翻译活动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王佐良先生曾经指出,正是各种类型,不同程度的“变异”构成了文体的特点。语言变体不仅在日常交际生活中,而且在文学作品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掌握“变异”的种种表现形式,在翻译过程中发现并恰如其分地处理那些“变异”,采用“信”的标准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语体。只有注意到语言变体与文学翻译的密切关系,我们才能更好地达到文学翻译既要做到信息内容的再现,又要做到美学特质的再现的双重目的。
关键词:翻译比喻;分析;差异;翻译活动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103-03
一直以来,翻译都是一项类似文学的活动,在翻译中会有创作和译者的思想在其中,而翻译比喻的使用,正体现了翻译具有创造性的特点。长久以来,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常常会运用各式各样的比喻来描述翻译,使得众多枯燥难懂的翻译理论能以生动活泼的形象示人。虽然我们对翻译比喻已经较为熟悉,也常常在论文以及各类讲座中地谈论以及使用它,然而,却鲜有人研究中西方翻译比喻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以及有些翻译比喻中所隐藏的翻译活动中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人们对于翻译比喻的认识,常常只是停留在表层上,未能系统深层的挖掘其背后的知识。19世纪70年代后,传统的翻译研究出现了诸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等理论分支,而美国学者劳瑞?张伯伦就是女权主义翻译理论这一分支的代表人物。她早1988年的《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一文,就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分析了翻译理论中一些涉及女性的翻译比喻以及隐喻。在中国,站在翻译比喻研究最前沿的是香港浸会大学的谭载喜教授,其着眼点在于梳理发掘各种翻译比喻,进一步发掘和领悟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质意义之所在。本文通过分析中西方翻译比喻的实例,运用分析比较的方法对中西方翻译研究中出现过的典型、为人熟知的翻译比喻进行全面扫描,进而分析出中西方翻译比喻所隐含的不同文化内涵差异,以及所体现的翻译活动中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一、翻译比喻的定义
所谓“翻译比喻”就是关于翻译的比喻,是指翻译或者把翻译比作另外一类事物(谭载喜,2006)。如较为有名的法国学者梅内将译文比喻为“不忠实的美人”,德莱顿将译者比作“原文的奴隶”,等等。翻译比喻以类比和形象的手段来界定翻译活动中的各种理论意义,其功能以及效果往往要好于平铺直叙的枯燥乏味的解释,可使理论更为形象、更易理解。
二、中西方翻译比喻的文化内涵及差异
各式各样的翻译比喻,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反映着创造者与应用者的聪慧以及母语文化的诗学体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仅有异彩纷呈的文学想象力,也有文学背后所体现的独特的人文社会情怀。不同时期的翻译比喻体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中国特有的文化特点。
公元5世纪的鸠摩罗什,是佛经翻译的大家之一,他就提出“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认为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冯友兰,2013),道安则在《比丘大戒序》中将翻译喻为“葡萄酒之被水”,钱钟书认为“翻译犹如沸水煮过的杨梅”(钱钟书,1984)。这几处翻译比喻表明“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根深蒂固,诸如鸠摩罗什、道安以及钱钟书等翻译家们也不免用最为熟知的东西来比喻翻译。
中国自古就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古代的经济也是农业经济,千百年来形成了“上农”的思想。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王科一先生就有:“拿种子的譬喻来说,虽然‘桔逾淮北而为枳’,但毕竟不会变为苹果、柿、梨,要紧的是不能蕃殖谬种,易言之,译诗的起码的,但也是首要额要求,是传达原作的境界,要入神,这也可以说是译诗的‘极致’。”(王科一,1962)
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领域的绘画等都也渐入翻译家们的知识体系中。而中国水墨丹青又与西方写实的素描油画大不相同,它更多的是讲求神似写意,让人们更多地领会画面中所蕴含的的委婉意义;西方的绘画则是强调写实,更注重光线与角度,让人一目了然。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起步较晚,除了借鉴西方的翻译理论外,中国的翻译家们也会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以及自身文化,提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翻译理论。如傅雷先生在翻译《高老头》时就曾总结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认为翻译如画中国国画,译作应是写意,力求能传达所画事物的意境,不必一一“临摹”。傅雷的艺术造诣极为深厚,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涉猎,同时他还是出色的艺术评论家。他从自己所熟识的艺术领域的专业出发,结合中国绘画与西方写实绘画的不同之处,完善“写意”之说,形成“神似”之理论。我国大文学家钱钟书则认为:“翻译正如用琵琶,古筝,方响奏雅乐,节拍虽同,而音韵乖矣。”翻译如奏乐,不同的乐器奏同一乐曲,听者所听到的感觉不同。翻译也如此,不同的译者翻译同一译作,定然不同,译作也会带有译者的风格。以翻译中国古典诗词见长的许渊冲先生则提出“三美”理论,即“意美”、“音美”以及“形美”,他结合古典诗词的音律、写意等特点创造了译作应超越原作的理论。
西方文明虽不及中华文明年代久远,但文化特点独特,如独特的天主教及基督教宗教文化、与中国不同的图腾文化等。同时,西方文明到近代开始飞速发展,逐渐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明格局。这其中翻译理论也产生了很多学派与分支,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英国19世纪杰出的翻译家菲茨杰拉德在翻译《鲁拜集》时总结:“活犬胜死狮。”认为译作虽然不能面面俱到地将原作呈现出来,但是译作注入了译者较为新鲜的思想,是鲜活的。
19世纪70年代后,翻译理论蓬勃发展,兴起了许多分支,研究也更加深入,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而该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张伯伦,在其《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一文中,对翻译理论中最为有名的隐喻“不忠的美人”进行了分析。梅纳日认为,翻译的忠实与婚姻的忠实有着很大的相似点:译文像婚姻中的女方,而原文则是婚姻中的男方,婚姻中女人应对男人忠实。翻译也如此,译作应忠实于原文。张伯伦认为该理论是在贬低女性的社会地位,认为译作不必完全忠实于原作,因为还要考虑到译作和原作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
此外,西方的奴隶社会历史比较漫长,所以奴隶社会在西方的文学艺术等领域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例如17世o英国的翻译家德莱顿说:“(译者)都是奴隶,都在为别人干苦力,辛勤地打理着葡萄园,但是最后酿出的美酒却是归主人(原作者)所有。如果翻译得不尽如人意,我们便成了众矢之的;如果翻译成功了,这却是我们应尽职责,没人称赞半句。”这说明在当时社会,译者远不及作者的作用大,这段话多少有为译者“喊冤”的意味。同时可以窥到,奴隶社会对德莱顿等翻译家们的影响。
三、翻译比喻中的各要素关系
在很多翻译比喻中,有些是探讨翻译活动中涉及的各要素的关系的,即原作和译作的关系、作者和译者的关系等。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的过程中,所以也会有很多有关翻译过程的翻译比喻。现对这几种关系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翻译与译作的关系
德国翻译家施奈特格尔认为:“艺术翻译是一种拼死拼活的决斗。”这表明翻译是一场很艰苦的斗争,需要译者与原文进行斗争。法国的德里达认为:“翻译的过程是处女膜破裂的过程,是对原作的粗暴进入。”他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将原作进行解构,融入译者自己的文化背景及知识体系,因而,译作不完全等同于原作。此外英国的苏珊・巴斯奈特认为,翻译过程像婚姻一般,“理想的翻译可以看做是两种不同文本间的美满婚姻,它将两者领到一起,和谐共处,同甘共苦”。认为翻译过程是将原作和译作想结合,以达到一个圆满和谐的效果。此外,巴西的一些翻译家对翻译有一个奇特的比喻,他们将翻译者描绘成一个“同类相食者”(cannibal)的形象:翻译者将原文“吞下去”,然后“吐出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东西来),这个比喻展示了一种对翻译本质认识的观念性变化,即吸收、内化、再创造的过程。
(二)原作与译作的关系
法国17世纪的翻译家梅纳日就曾经针对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翻译比喻:“美而不忠实的女人。”(Les belles infidèles)认为无论译文译得如何成功,也不可能盖过原文的“风头”。他认为要注重研究原作与译作的关系。德国学者本雅明认为“译文是原文的来生”,即在经译者加入了自己的思想以及对原文的感悟后,译文会比原文更为丰满。此外,美国学者让・帕里斯则认为:“成功的译作不是原作的儿子,而是原作的兄弟,因为译作和原作都始自先验的思想,这种先验的思想就是作品无形的父亲。”他认为原作与译作“出自同宗”,是“兄弟关系”,他们同出于“先验主义”,是凭译者和作者以直觉感觉而行文的“父亲”。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一直是翻译领域较为有争议的话题。传统的翻译理论中,译作是原作的重生,应在思想内容、文章风格等方面接近并忠实于原作。但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译文无法在思想与风格方面与原文完全保持一致。所以,就译作与原作的关系来讲,它们之间应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三)作者与译者的关系
古希腊学者菲洛认为“译者是作者的代言人”,译者就是作者委托的“”,就是作者第二,菲洛用生动的语言指出了译者和原语作者的关系。另外,加拿大的女权主义者谢丽・西蒙认为:“译者和女人在它们各自的阶层上都是弱者,译者是作者侍女,女人则比男人低下。”她从女权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的地位远比不上作者。除此之外,翻译理论中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翻译比喻,即17世纪英国的翻译家德莱顿所提出来的“(译者)都是奴隶,都在为别人干苦力,辛勤地打理着葡萄园,但是最后酿出的美酒却是归主人(原作者)所有。如果有时翻译得不尽如人意,我们便成了众矢之的;但如果翻译得成功了,这却是我们应尽职责,没人称赞半句。”这是“译者地位不如作者地位高”的观点支持者。当然,无论翻译理论家们对于作者和译者的地位孰高孰低持何种观点,译者和作者作为翻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也一直是翻译理论家们的主要研究点。
翻译比喻是描述翻译活动的一个独特手段,也是翻译文化中一个生动有趣的研究点,同时也是更好更全面的认识翻译活动的一个很好的渠道。通过翻译比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涉及多种学科――文学、社会学以及伦理学等领域的活动,关于翻译比喻的系统、全面的研究可以成为跨学科研究翻译学的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研究翻译比喻不仅有助于业界增进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同时也对翻译学学科领域的扩大和充实具有独特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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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谭载喜.翻译比喻衍生的译学思索[J].中国翻译,2006,(03):3-8.
论文关键词:翻译批评赏析,修辞翻译,风格,荷塘月色
1.引言
《荷塘月色》是我国著名作家朱自清于19世纪20年代所创作的白话散文当中的名篇佳作,直至今日仍然被后人传诵。不少翻译名家都曾费尽心力将其翻译成英语散文,甚至不辞劳苦地重译复译。
散文是一种结构灵活、活泼轻巧的文学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形”散而“神”聚。散文的语言既具有表意功能,同时又具有美学功能。这一点在《荷塘月色》中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文章中的语言丰富生动,且大量运用了比喻、拟人、通感等多种修辞手法。因此如何在翻译当中再现这一切,是译者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本文将选取原文中的经典片段,从修辞翻译的角度对三个译本进行对比赏析。这三个译本分别是王椒升[1]、朱纯深[2]、以及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3]的译本。
2.修辞与风格
风格是文学翻译当中的一个难点和热点问题。语言学家Leech将风格定义为“the way in which thelanguage is used in a given context, by a given person, for a given purpose andso on”[4]。不少学者认为,尽管风格存在一定的不可译性,但译文仍然应该力求再现原文的风格。刘重德[5]在其提出的“信、达、切”翻译三原则当中就强调了贴近原文风格的重要性。朱光潜[6]也认为,“对原文忠实,不仅是对表面的字义忠实风格,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须同时忠实中国。” 那么译者应该如何重现原作者的风格呢?
根据刘宓庆[7]所创立的“风格体系”一说,风格的内涵包括语言与文学两个层面,分别体现为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而形式标记是指音、字、词、句、段以及修辞手法等使用。结合《荷塘月色》来看,作者运用了丰富且细腻的修辞手法以启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这也是其能够成为美文的重要原因之一。
3.译文对比赏析
下面笔者将从修辞手法的翻译对三个英译本进行对比,探讨译本能否再现修辞效果。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侧重于分析比喻、通感、拟人等三种修辞手法,并且节选出这三种修辞手法集中出现的一个经典片段作为对照之原文。在分析过程中,笔者将不时使用Google的搜索结果作为语料库参照。
(1)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All over this winding stretch of water, what meets the eye is a silken field of leaves, reaching rather high above the surface, like the skirts of dancing girls in all their grace. —— 朱纯深译
关键词:归化;异化;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253-02
自从翻译活动出现以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诸多学者先后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翻译策略,但总体来说,不外乎归化和异化的策略两种。“归化”和“异化”的概念最早提出是在德国著名神学家、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艾尔马赫于的著名论文《论翻译的原则》中,文中他说:“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 一种是尽量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前者的目的在于“译介”源语文化,试图从内容到形式将源文本“原封不动”地搬入译入语,使目标文本读起来像源语作品一样;后者则相反,其目的在于“征服”源语文化,试图从内容到形式将源文本“完全本地化”,使目标文本读起来像译入语中的原创作品一样[1]。这两种翻译策略究竟哪种更好已成为理论界一直以来广泛讨论的论题,而事实上,它们在翻译时是缺一不可的,译者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同时采用这两种策略,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在使用时要依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一、归化策略的优势
纵观中国的翻译史,不难发现,归化的翻译策略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严复、张若谷、朱生豪、茅盾、傅雷、钱钟书等著名翻译家都是这一理论的拥护者与践行者:从“信、达、雅” 到用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保持原作的神味和神韵,从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到重神似不重形似,把化境视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在这些归化译理指导下,他们的译著在国内翻译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归化策略的优势可见一斑。这种译法之所以可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容易在读者中找到共鸣:它用译语文化中惯用的表达方式来转换原语,充分考虑译入语读者的理解力和感受力,能够打破原文形式上的禁锢,在异化的翻译方法不能准确达意的情况下传达原文精神,更贴近于读者 [2]。另外,从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看,一种文化中有效的交际方式,在另一种文化中不一定就同样有效;在翻译中,即使原文中的每一个词在译文中都能用对等词译出来,也未必能保证译文对译文普通读者所起的作用能与原文对原文普通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 [3],而译者就肩负着这样避免文化误解和冲突的责任,采用归化的策略可以使译文表达的形式和内容最大限度地契合读者的文化观念,从而完成翻译促进文化交流的使命。
二、异化策略的优势
异化的翻译策略要求保留原语的异国情调,也就是所谓的“洋气”(鲁迅),它可以在今天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为读者架起跨文化沟通的桥梁,让他们了解异国文化和异域风情,满足其求新、求异的心理。而且,译文如果不能传达原语世界的语言文化现象,就不能算是忠实于原作。同时,异化的翻译策略把原语语言文化移植到目的语语言中会丰富目的语的表达方式和民族文化,为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例如在中国,鲁迅等翻译家在上世纪初有意识的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一方面从西方吸收了大量的词汇,另一方面又引进了一些句法结构,从而渐渐克服了汉语词汇贫乏和句式单调的弊端,促进了汉语白话文的最终发展成熟。不仅如此,当时的异化翻译还给中国带来了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等多种文学样式 [4]。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异化翻译策略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了解世界、吸纳别国优秀文化方面是归化策略无法比拟的。
三、《唐璜》[5]中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的应用
《唐璜》是法国17世纪著名的喜剧大师莫里哀的巅峰之作。作为一门综合艺术,戏剧既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也是一种艺术。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戏剧文学是指剧本。它的语言具有重诗意、口语化、修辞性、含蓄性、个性化以及动作性的特点。剧本创作的主要目的是用于舞台演出,因此它的对象就是剧院中的观众,这就给戏剧翻译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考虑到戏剧体裁的独特性和局限性,考虑到译语观众的兴趣范围和整体文化背景,认识到观众要求他必须在翻译的过程中将素材处理得为大多数人所能理解和接受 [6]。因此,大家普遍会认为这种特殊文本类型的译介主要使用归化翻译法的效果会更好;但是,随着人们对西方文化了解的逐步加深,有学者认为,在翻译中也应该保留异域文化的特征和风貌,以便更好的吸收引进其他民族的先进文明成果,所以,也要重视异化翻译法的应用。
(一)《唐璜》中归化译法举例
原文1:Heu.(Dom Juan dui donne un soufflet)Tégigué! Ne me frappez pas.(autre soufflet) Oh! Jerniguié!(autre soufflet) Ventregué!(autre soufflet) Palsengué! Morguienne! a n’est pas bien de battre les gens,et ce n’est pas là la récompense de v’s avoir sauvé d’estre nayé.
译文1:没什么。(唐璜打皮埃洛一个耳光)他妈的!你别打人哪。(又一个耳光)噢!混账东西!(又一个耳光)王八蛋!(又一个耳光)该死的!该杀的!这么打人可不对,眼看你要淹死,我把你救活了,你就这样报答我呀!
原文2:Je me veux f?cher;et t’es une vilaine,toi,d’endurer qu’on te cajole.
译文2:我怎么不发火?别人调戏你,你就受着,你,你也不是好娘儿们。
原文3:Peste soit du maroufle!
译文3:滚你的蛋,该死的坏东西!
以上所举例子均为《唐璜》中对粗俗语的翻译。译者在这里统一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在译文1中,作者不但使用了中国读者/观众很容易理解和熟知的骂人词语,还在翻译的同时保留了原文的节奏感,使译文和原文读起来有相同的气势,把皮埃洛的愤怒和不满的心情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译文2中,作者主要采用了重构(recasting)的方法对句序做了细微的调整,保证了目的语最佳的可读性,同时结合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使译文的优势得到最大的发挥。同样,在译文3中,作者结合改写(rewriting)的方法保证了戏剧语言的交流目的和效果。
(二)《唐璜》中异化译法举例
在《唐璜》的翻译过程中,虽然作者主要采用的是归化的翻译方法,但是异化的译法也始终贯穿其中,使译文在易懂的同时也带有丰富的异国色彩,吸引读者的兴趣。
原文4:Je t’apprends,inter nos,que tu vois,en dom Juan mon ma?tre,le plus grande scélérat que la terre ait jamais porté,un enragé,un chien,un diable,un Turc,un hérétique,qui ne croit ni ciel,ni saint,ni Dieu,ni loup-garou,qui passe cette vie en véritable bête brute.
译文4:我只能私下告诉你:你得明白我的主人璜老爷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恶棍,他是一个疯子,一只狗,一个魔鬼,一个土耳其人,一个异教徒,既不信天堂,也不信地域,更不信夜游狼,他过得真是一种畜生的生活。
原文5:Il m’est venu des scrupules,madame,et j’ai ouvert les yeux de l’?me sur ce que je faisais.
译文5:小姐,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些顾虑,我曾睁开灵魂的眼睛看了看我过去所做的事。
译文4中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保留了“土耳其人”和“夜游狼”的说法,前者来源于当时欧洲人对土耳其人的歧视,骂人是土耳其人常含有凶狠残酷的意思,虽然读者、观众可能不了解这种说法的历史起源,但是通过上文“一个疯子,一只狗,一个魔鬼”进行联想和猜测,也能够理解这里“土耳其人”的内在意义是说唐璜十分疯狂可怕;同理也可以推理出“夜游狼”是跟鬼神和迷信有关的内容。异化的译法保留了原语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未给读者/观众的理解带来较大的困难,相反却能使他们进一步了解异国的文化传统习惯,译文6中的“二十次”(用来表达汉语中“屡次”、“多次”的含义)和译文7中的“祝爵爷健康”(等同于汉语中的“干杯”)在这里也属于同样的情况。
译文5中也采取同样直译的方法将“j’ai ouvert les yeux de l’?me”译为“曾睁开灵魂的眼睛”,而在另一个译本中,其译者将这句话用归化的方法译为了“我的良心发现了”[7],虽然二者都表达出了唐璜的扪心自问,但是第一种异化的译法无疑表现出了译者对原作更深刻的理解,因为这里唯有用“灵魂”一词才能让读者、观众最容易联想到宗教,而这里恰恰是唐璜有意在讽刺宗教,因此异化的译法能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内在含义,把原作完整地呈献给读者、观众。
四、结论
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各有优势,它们的合理应用有助于语言交流的实现和交流质量的提高,因此它们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统一和互补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在文学翻译中,译文的语言既不可能是清纯的异化语言,也不可能是清纯的归化语言,而只能是源语和目的语的杂合语言。在翻译时,虽然采用哪种策略没有一个标准尺度,但我们还是要合理把握,灵活处理,结合文学作品的特点,充分考虑其思想内容、情节、写作风格和意境等,发挥归化和异化各自的作用,使译文最大程度地与原作一致,并能使译语读者感受到同样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在世界文学领域中更加无障碍地欣赏到更多国内外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1]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2.
[2]闫玉涛.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沙译《水浒传》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2010,(2).
[3]王少飞.文学翻译的“归化”与“异化”[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4]于艳玲.从异化、归化的优势看文学翻译[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5]莫里哀喜剧选[M].赵少候,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