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8 09:21: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琵琶行原文及翻译，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琵琶行》 许渊冲 杨宪益 翻译思想 差异
许渊冲与杨宪益并为我国翻译界德高望重的翻译大家。特别是两位前辈都致力于把中国优美的古典诗词译成英文，且成绩斐然。然而在翻译理念上两位大师又大相径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译风。现结合对二人都曾翻译过的七言古诗《琵琶行》的文本，对他们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思想的差异作一述评。
首先，两位译者对于译文的形式美有各自不同的追求。许渊冲曾这样评价自己：“世界上唯一把中文诗翻译成英法韵文的。”中文古诗词平仄、韵律及句数的要求非常严格，就像“戴着手铐脚镣跳舞一样”。许渊冲在翻译中也自觉地戴上了这副“手铐脚镣”，他主张译诗除了要传达原诗内容外，还要尽可能传达原诗的形式和音韵，使译文拥有和谐统一与美感。在论及译诗“意美”、“音美”与“形美”这三者的关系时，许渊冲认为：“三美的重要性不是鼎足三分的。最重要的是‘意美’，其次是‘音美’，再次是‘形美’。押韵的‘音美’和整齐的‘形美’是必要条件，而‘意美’既是必需条件，又是充分条件。”［1］（P131）这首《琵琶行》的英译也正体现了他的上述艺术追求。许译是以古法文诗的“亚历山大体”，即每行含十二个音节的抑扬格来译七言诗的。通篇成对押韵，而且对一些汉语特有的语言手法也应尽量照顾到。如把“弦弦掩抑声声思”译为“the note on note she struck with pathos deep and strong.”，连续两个“note”的叠用不仅保持了原文的形式美，而且很好地向读者传达了琵琶女在音乐中感情的起伏。再如“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许译作“but the stream seemed so cold as to congeal the string， and from congealed strings no more sound was heard to ring.”把原作的顶真格很自然地表现了出来。
杨宪益认为译诗并不必须要与原作诗词的形式美相契合，以诗译诗固然是可供选择的翻译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以诗译诗是以决不损害原意为前提的。在这首《琵琶行》的翻译上，杨宪益通篇用散体翻译。不过，在有些诗句的翻译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对形式美的考虑。如“添酒回灯重开宴”一句，杨宪益译作：“Call for more wine， trim the lamp and resume our feast.”与原作句子结构一致，同时也对应了原作中欢快的情绪。可以明确的是，两人翻译理念在译诗形式美的问题上并无冲突。只是许强调形美音兼备（在三者不可得兼得的情况下，那么，可以先不要求音似，也可以不要求形似），而杨更强调意在形先而已。
其次，在翻译的忠实观方面，许渊冲认为翻译的忠实包括内容形式风格三个方面。既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又忠实于原文的形式是直译，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直译只能做到明确（意似）和准确（形似），而无法做到精确（神似）。这个缺憾要靠只忠实于原文内容而不忠实于原文形式的意译来弥补，所以他提出直译、意译并用以求通顺。“如果符合对等原则的译文，不如再创论和神似论的译文更能使人知之、好之、乐之，那么，应该修改或放弃的是对等原则的译文，而不应该是再创论和神似论的译文”。［2］（P55）而杨宪益的翻译观大体上可归入直译一类。他强调“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3］（P287-288）必须非常忠实于原文是他翻译实践中一贯的原则，从他的翻译实践来看，他对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与形式考虑较多，而对忠实于原文的风格考虑较少或作次要处理了。两人的这种翻译观同样在这首英译的《琵琶行》中得到了体现。如“主人忘归客不发”一句。杨译完全按原文直观的意思译出：“the host forget to turn back， the guest delays going.”而许渊冲译作:“I forgot go home and the guest stood spell-bound.”为什么主人忘了回家客人也不走了呢？是被琵琶曲的魅力吸引住了，所以许译就补出了原文内容所有而原文内容所无的东西，这按许氏译论说来就叫传神。应该明确一点，杨译是直译，而非硬译（宁信勿顺），他对原作形式的忠实并不是亦步亦趋的。比如起首两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句诗的诗眼也是翻译的难点都在最后的三个字上。“瑟瑟”，乃指风吹枫荻的声音。这句诗纯由名词短语相缀。杨宪益变通地把“瑟瑟”转成了形容词形式：“chill the autumn， red the maple leaves and in flower the reeds.”许渊冲则把“瑟瑟”转成了动词“叹息”把这句译为：“One night by riverside I bade a friend goodbye/In maple leaves and rushes autumn seemed to sigh.”当然，把秋天拟人化的表达更能表现秋意萧索、醉不成欢的气氛，尽管这种表达是原作所无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许渊冲翻译观中对语言美的不遗余力的追求。他认为翻译是艺术而非科学，既然是艺术，就要勇于为了语言美而突破各种清规戒律。优化的译文不仅要达意，更要传情。杨宪益主张为了达意而有限的变通，而许渊冲主张为了传情可以破除一切限制（达意在他看来只是一个低标准）。再举两个例子。“未成曲调先有情”杨译作：“Touching our hearts before even the tune is played.”许译作：“Before a tune was played we heard her feelings sing.”“先有情”是说在琵琶声中听众被演奏者流露出的情感所打动。两人的译文都做到了达意。但“we heard her feelings sing”显得更轻灵隽永，在传情上更胜一筹。“说尽心中无限事”杨宪益是这样译的：“as if voicing the disillusion of a lifetime.”原诗中的“无限事”在意义上涵盖了女主人公值得同情的个人遭遇，但只是含蓄地说“无限事”，就收到了不言辛酸而辛酸自见的艺术效果。而原文的这种微妙的表达形式是不可能对等译出的。杨宪益以达意为最高要求，于是就在译文中直接明确地用“生活的幻灭”替换了原作的语言形式。而许渊冲显然不愿接受以艺术感染力的丧失为代价换取的达意：“on and on to pour out her overflowing heart.”“overflowing heart”一词既含蓄，又赋予无形的愁绪以形象感，可谓深得原诗情韵。
最后，文化信息理解的重构问题。许渊冲赞同袁霈的观点，认为中国诗词富有情韵美，而西方对等的词语只能译出这些词语本身原来的含义，无法译出诗化的各种感情和韵味，所以只能用再创作的方法才能解决真与美的矛盾。中文的优势是含意丰富，英文的优势是精确，在翻译的时候就要尽可能发挥译语的优势，把模糊的原文译为明确的英文。而杨宪益认为：“在文学中有许多其它的因素构成原文的某些含义，要在翻译中把这些涵义传达给文化不同的人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例如：对中国读者来说，中国诗词中的一棵垂柳就有某种油然而生的联想，已成另一种语言，则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引起这种联想。”［3］（P287-288）既然在翻译中传达一种文化意义是不可能的，所以杨宪益反对过分强调创造性。“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翻译而是改写了”。［3］（P287-288）他主张运用适当手段予以解决，比如加脚注说明，或者实在找不到等同的东西，宁可牺牲一些原文的意思。我们还是通过译例分析他们各自的翻译观在实践中的运用。“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这两句两人分别译为：“What is to be heard here from daybreak till night fall， But gibbons’sad cry and cuckoo’s‘home-going’call?”（许）“From dawn till dusk I hear no other sounds，But the wailing of night-jars and the moaning of apes.”（杨）杜鹃鸣叫悲厉。据古人的说法，它叫的时间长了嘴里会淌出血，当然这个词有一定中国文化背景。杜鹃相传为古蜀帝杜宇的魂所化。它的哀鸣能打动旅客思家的心情，故又称思归催归。杜鹃啼血已经成为固定化了的艺术形象，这种形象会引发天涯羁旅、游子思归等一系列意象群。杨宪益把杜鹃啼血译为“wailing of night-jars”，而没有将原文中隐含的一系列意象群进行语义的凸现。在他的译诗中，译者仍是原诗的文化身份，仍以相对于“我者”（即英语文化）的“他者”（即汉语文化）来切入他的翻译过程。许渊冲的做法恰是反其道而行。他在“杜鹃”一词后加上“home-going call”，就是要使“杜鹃”这个词透出的文化内涵显明化。很明显，他的译诗关照的对象乃是不具备中国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
综上所述，杨宪益与许渊冲在中国古典诗词译论上的差异主要是译文忠实观的差异。这一差异的产生在于两人文学翻译标准的不同。许渊冲认为：“意似是个对不对，真不真的问题，不对不真，不能算是翻译；神似却算是个好不好、美不美的问题，对而不好，真而不美，可以算是翻译，但不能算是文学，又对又好，又真又美，才能算是翻译文学。‘真’是文学翻译的低标准，‘美’才是文学翻译的高标准。”［1］（P20）而杨宪益的翻译标准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的。他曾说:“我重视原文，比较强调‘信’。古人说了三个字:信、达、雅。当然，光‘信’不‘达’也是不可能，那是不要人懂。所谓‘信’，就是不能（和原文）走得太远。如外国人觉得rose（玫瑰）很了不起，而中国人觉得牡丹是最好的，把玫瑰翻译成牡丹，这就只做到了‘达’，忽略了信。”［4］这段话突出说明了杨宪益对翻译改写论的排斥态度。
许译看重的是译者与译文读者交互主体性的发挥。他的翻译要实现的目的是通过对原文的改写，使译文尽量带给译文读者以原文带给原文读者那样的审美。而在杨宪益汉诗英译的翻译实践中，读者的审美并非是他关注的重点。杨宪益的译文中意象与符号的表达始终要维护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深而言之，两人文学翻译标准差异的根源正是对翻译的主体性认识的不同。
参考文献：
［1］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出版社，2006.
［2］张智中.许渊冲与翻译艺术［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关键词： 旅游宣传资料 文化 翻译方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变得非常频繁，中国的旅游业也在不断地蓬勃发展，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来到中国观光旅游。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13，241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500亿美元，增长幅度为3.1%。发展旅游业成为我国扩大内需、发展第三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特别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一些省、市和地区也早已把旅游业定为本地重点产业，旅游景点的收入成为当地经济及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旅游业繁荣发展的背景下，为了吸引和迎接更多的外国游客，我国很多旅游景点都提供各式各样的英文服务，例如提供中英文的旅游宣传资料供外国友人阅读，或建立相关的英文旅游网站方便外国游客查询，有的景点还提供英文导游服务，等等。这是一个顺应时势的举措和进步，不仅可以使外国友人的旅游时光变得方便、舒适、温馨，同时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接触和了解我国的文化特色。然而仔细研读这些英文旅游宣传手册和资料等，我们会发现这些英文翻译中存在着众多的问题与不足。我们必须意识到外国友人来到中国观光旅游，其实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游山玩水，其中还必然会涉及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必然会遇到跨文化交际中的种种问题。一些不尽如人意、不准确甚至错误的翻译不仅会导致外国游客错误的理解及误会，有时还会影响到当地旅游业的形象及其发展，产生严重的后果。如何有效地解决和避免这类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分析旅游宣传资料的特点，根据实际情况着重分析一些不同的翻译方法，达到准确传递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目的。
一、旅游宣传资料的语言特点
1.旅游宣传资料中包含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气息。
“旅游业有鲜明的时代感、民族性、文化色彩和地方特征”（陈白颖，2003：55）。旅游自始至终都与民族特色、、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色紧紧相扣，息息相关。旅游宣传资料的目的是为了让游客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特色、民族文化魅力，从而吸引尽可能多的游客，因而它的特殊性质必然要求撰写者强调其独特的文化气息和韵味。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背景等各不相同，这些对于海外游客来说无疑是陌生的，这其中存在的风土人情的不同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正是旅游的魅力所在。然而恰恰正是这种文化差异深深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观光旅游。笔者以丽江古城为例，简要分析旅游宣传资料中的一些普遍特点。
例如在丽江古城旅游网的宣传资料中，连续使用了丽江古城、纳西东巴、龙腾古城、火把节、放河灯、古城木府等作为标题。这些词句在中国游客看来是一目了然、清新明了。它们从历史称谓、民族风俗等方面反映了云南丽江丰富的风景名胜、风土人情、历史与人文背景。例如“东巴文化”、“火把节”、“放河灯”这些都是中国少数民族纳西族独有的民俗与文化特点。
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中国“龙”的概念对外国人来说已不是那么陌生了，很多老外都已熟悉并接受了“龙”这个代表繁荣、吉祥、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词。“龙腾古城”生动地显示出这座丽江古城的朝气蓬勃，凸显了浓浓的中国味。此外，就连一些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都特意加上了古城两个字以求突出地域及民族特色，例如古城时尚、古城街景，就连最时尚的酒吧都要冠上“古城”二字，称作“古城泡吧的柔软时光”。可见，文化信息在旅游宣传资料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当翻译者遇到此类情况是要特别注意，根据具体的情况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2.旅游宣传资料的语言集中体现了汉语的博大精深与美感。
中华语言的博大精深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在丽江的旅游宣传资料中同样有着充分的体现。在此让我们再来看一段玉龙雪山的简介：
“……玉龙雪山不仅巍峨壮丽，而且随四时的更换，阴晴的变化，显示奇丽多姿。时而云雾缠裹，雪山乍隐乍现，似“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女神态；时而山顶云封，似乎深奥莫测；时而上下俱开，白云横腰一围，另具一番风姿；时而碧空万里，群峰如洗，闪烁着晶莹的银光。……”
这段介绍虽短，中国游客读起来朗朗上口、韵味十足，充分展示出了中华语言的优美与丰富，从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几点旅游宣传资料的特点。第一，中文的文章喜欢引经据典，引用古代的诗词歌赋。例如“犹抱琵琶半遮面”本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名句，原本用来描述琵琶女的美丽与羞涩的神态。这里却用来表现出玉龙雪山如仙境般壮丽的景色。中文的文章乃至演讲都特别喜欢引用诗词歌赋来增加文章的美感。旅游宣传资料也是如此，引用诗词歌赋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第二，旅游宣传资料经常会出现各种修辞手法。例如这整篇玉龙雪山的宣传资料大量地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时而……时而……”，这不仅使文章朗朗上口，增强了整句话的气势，更是细致入微地描述了玉龙雪山的扣人心弦的美，使得它更具有神秘的魅力。从旅游宣传资料中我们经常能体会到中华语言独特的风格及韵味，然而这些语言上及文化上的特色在翻译过程中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难点。这段文字文笔优美，引经据典，却让译者一下子无从下手，为了将宣传资料的意思准确地传递给读者，达到旅游资料宣传的目的，译者必须采用省略、意译乃至重写等多种相结合的翻译方法。
二、旅游宣传资料的翻译
学者陈刚指出：“旅游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跨时空、跨文化、跨心理的交际活动。同其他类型的翻译相比，它在跨文化、跨心理交际特点上表现得更为直接、更为突出、更为典型、更为全面。”（陈刚，2004：59）
翻译旅游宣传资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译者需顾及多方面，既要准确地表现旅游资料的原汁原味，又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性；既要忠实于原文，体现原文所包含的特殊文化内涵，又要兼顾市场的需要。这无疑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和复杂性。
作为译者首先要做的是准确理解和把握旅游资料原文的含义。因为旅游宣传资料中包含的众多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即使是中国人也不一定完全了解。但是作为译者首先一定要理解把握准确，这是正确翻译的前提。下面笔者着重探讨在准确理解的前提下，旅游宣传资料翻译的方法。
1.直译法。
直译法是旅游英语翻译中最常见的手法之一。直译可以保持旅游宣传资料中的原汁原味，让外国友人直接领略到中国文化的风采。例如，中国端午节的传统活动赛龙舟就可以译成dragon boat racing。虽然中国文化中的龙和西方文化中龙的含义差距很大，但是随时全球文化广泛深入的交流，老外也早已了解了中国龙的生机勃勃、吉祥的含义，所以笔者认为这里用直译，直接把“龙舟”翻译成“dragon boat”完全没有问题。再如“香山”直译为“the Fragrant Hills”；“蛋炒饭”译为“fried rice with egg”，这些直译既保持了原文的含义，又通俗易懂，使目的语读者一目了然。但是直译的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文化特征和文化差异在旅游英语宣传资料中比比皆是，有些文化特性是无法通过直译的方式表达的，因此译者应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其他的翻译方法加以补充。
2.音译意译相结合翻译法。
音译意译相结合也是常见的旅游资料翻译方法之一。
例如“华清池”。华清池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以其古老的历史和著名的温泉闻名于世。在这里“华清”两个字可以用音译，但是“池”这个字如果把它简单地直译成pool或者pond，那样不仅流于形式上的一般，也丧失了华清池内容上的特点，只会使外国游客感到该景点没什么特别之处。这里根据华清池的实际特色及功能，略作变动，翻译成“hot spring”。“Huaqing Hot Spring”既能体现出其本身内在的含义，又一下子抓住了游客的心理需求，让人联想到了温泉的惬意和舒适，让游客感到心驰神往。
再以雍和宫为例，“雍和宫”译为the Yonghegong Lama Buddhist Temple。
雍和宫原为清朝皇四子胤禛的府邸，后改为行宫，故名雍和宫，再几经变迁改为喇嘛庙，最终被确认为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由此可见译者在翻译其英文名字时是下了一凡工夫的。首先保留“雍和”两个字，将其音译。至于“宫”如直译应为“palace”，然而究其历史它早已被接纳和定位为佛教寺院，因此译者根据其历史及宗教定位将其译为“Lama Buddhist Temple”，让外国游客比较直观和准确地了解其包含的真正含义及背后悠久的中华文化，达到了准确传递旅游及文化信息的功能。
3.注释法。
“注释法是一种最重要的补偿性翻译方法”，译者通常可以通过注释法处理译语中存在的文化空缺现象及用于解释不同的风俗习惯（郑声滔，郑声衡，2010：94）。因此注释法在旅游宣传资料的翻译中被广泛应用。
比如，当涉及有关历史朝代等问题时，注释法也是个非常有用的翻译方法。例如西汉可以被译成Western Han Dynasty（206B.C.-A.D.25），宋朝可以被译成Song Dynasty（A.D.960-1279）。这样既表明了朝代的名称，又让外国游客对其具体时间有个更清晰的了解。
又如，当涉及中国传统节日及习俗时，注释法可以帮助外国友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弥补文化信息的缺失。以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为例，元宵节为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日。“农历的正月十五”可以翻译成“the fifteenth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农历的计时与公历的不同经常会让他们感到困惑，笔者认为在其后稍加注释例如写明“usually in February or March in the Gregorian calendar”，这样会让外国友人对其大致的时间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
再以端午节为例，中国有些地方端午节有悬挂钟馗像的古老习俗，然而仅仅将钟馗按其音译为“Zhong Kui”，会让外国人摸不着头脑，如略加注释“a ghost that can exorcise” 则能让他们了解到这项习俗的由来和意义。
同样的例子在饮食菜肴翻译中比比皆是。饮食文化一向是旅游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是中国的美食文化闻名世界。在翻译一些传统食品时也可以运用注释法。例如粽子可以译成Zong Zi （dumpling made of glutinous rice 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腊八粥则可以译成Laba porridge（rice porridge with nut and dried fruit eaten on the eighth day of the twelfth lunar month）。
4.省略法。
省略法通常被用于省略一些重复的词句、华丽的辞藻或者诗词歌赋等，让译文更加接近读者，使译文更加通俗易懂，达到传达信息和交流的目的。
在中文的篇章中通常会引用一些诗词以达到丰富内容的目的。以某旅游景点介绍端午节的内容为例，“樱桃桑葚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端午节尝试一下雄黄酒吧。”端午饮雄黄酒是我国传统习俗，这篇旅游宣传资料引用了清朝李静山的诗，然而这句是非常难翻译的，且不说无法简单地说清“樱桃”、“桑葚”、“菖蒲”等词与端午节的关系，如强行翻译不仅表达不出原诗的韵味，而且使译文变得难以理解。所以笔者认为这句诗词可以完成省略，该资料将其简单地翻译成“It is a very popular practice to drink this kind of Chinese liquor seasoned with realgar at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就很不错。
此外一些增译法、替代法乃至重写法等都可以根据旅游宣传资料的实际情况加以选择和应用。
外国友人来中国观光旅游，不仅是游览河流山川、风景名胜，更是希望领略和体味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独特的文化气息与民族韵味。旅游宣传资料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和文化差异，所以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其特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既要尽量保持原文的原汁原味，又要达到向世界各国游客展示我国壮丽多姿的大好河山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陈白颖.旅游英语及其翻译[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3.3（4）：55-57.
[2]陈刚.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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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琼.论注释性翻译与解释性翻译[J].考试周刊，2011.65：27-28.
[6]吴冰，李宪生，陈鑫柏，等.大学英语口译（汉英）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7]郑声滔，郑声衡.从文化交流角度研究注释法在翻译中的使用场合[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31（11）：94-97.
关键词：功能对等 对话翻译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人物形象塑造
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隐喻研究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化态势。对隐喻的理论阐释已从传统的修辞学范畴转移至语言与认知领域。迄今为止，隐喻研究共产生了三种基本理论模式：比较论（comparison theory）、替代论（substitution theory）和互动论（interaction theory）。研究表明，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它更重要的是一种认知方式。尽管隐喻的语篇研究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然而，针对语篇层面的隐喻分析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迄今为止，对隐喻语篇层面的关注和研究主要有以下一些专家和学者。Lakoff & Johnson在1980年论述了隐喻的连贯功能。David Lee（1992）认为，隐喻在语言的不同层次上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与词语意义层面相关，同时也和语篇的更宽泛层面有关。Cameron （1999） 指出在语篇或跨语篇层面上，隐喻喻体选择的系统性使语篇能够以连贯的方式展开。魏在江（2006）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对隐喻的语篇功能进行了研究。廖美珍（2007）；张玮、张德禄（2008）；王松鹤、于广（2009）论述了隐喻的语篇组织模式和语篇功能。
作为一种认知手段，隐喻是语篇组织的重要途径和方式，通过始源域和目标域的映射和互动，推动语篇的发展延伸，灵活语篇的伸缩度，增加语篇的内容信息量，提升语篇的衔接度和连贯性。本文拟从认知的角度对隐喻在古诗词语篇中的功能进行研究，旨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隐喻的理论研究，试图为隐喻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认知层面去研究语篇隐喻不但可以揭示隐喻的功能，而且可以阐释语篇信息的发展、语篇组织机制和语篇的衔接、连贯性。
2 隐喻的认知视阈
隐喻的映射互动论认为隐喻是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结构映射，在语篇层面上体现为概念域构成的语块间的相互映射和互动，进而形成语篇中多结构的系统映射关系，因此，隐喻能作为语篇组织与构建的手段。
2.1 隐喻映射
在语篇的组建和解析过程中，始源域中的意向图式、特征、关系等凭借与目标域的相似点以类比方式映射到目标域，实现人们用已知事物来理解未知事物或者重新认识已知事物、获取新信息的目的。通过不同概念域的投射和关联，人们创造性地推进语篇发展。如以WAR为始源域的一个典型概念隐喻ARGUMENT IS WAR，人们往往用战争来描述ARGUMENT，如围绕ARGUMENT IS WAR可以衍生出一组隐喻表达式。
His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arget and 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 but I couldn’t counter-attack forcefully because his claims were defensible. Eventually， he demolished my argument.
在这组隐喻表达式中，战争的相关概念“中靶”、“反击”、“战事防御”、“战争的摧古拉朽之势”等一一映射到“辩论”这一目标域。
语篇中的隐喻映射不是盲目杂乱的，它遵循一定的方式进行，包括始源域和目标域直接的“匹配”、以及由一个或多个隐喻引发的“蕴涵”或“延伸”等情形。廖美珍教授（Liao 1999）曾提出了语篇隐喻的三种映射模式：平衡后续模式、平行推进模式和非对称或倾向型模式。笔者认为廖教授提出的平衡后续模式类似于始源域和目标域的直接匹配；后两者近似于隐喻的蕴涵和延伸。
2.2 隐喻互动
隐喻的互动主要指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是有选择性和协商性的。在隐喻的跨域映射中，始源域的某些语块特征被选取、留存，然后投射到目标域，目标域的部分特征被凸显。
The Renaissance， as it spread， like some marvelous infectious disease of the spirit，across the face of Europe， manifested itself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y different symptoms. In Italy， the country of origin， the Renaissance was， more than anything， an outburst of painting， architecture， and sculpture. Scholarship and religious reformation were， in Germany， the typ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disease. But when this gorgeous spiritual measles crossed the English Channel， its symptoms were almost exclusively literary. The first premonitory touch of the infection from Italy brought out Chaucer. With the next bout of the disease England produced the Elizabethans. （Aldous Huxley）
始源域――传染性疾病及其传播的部分特征有选择性地向目标域――文艺复兴运动及其在欧洲的发展映射。由于本体“文艺复兴运动及其发展”本身的特性制约了喻体“传染性疾病及其传播”的某些特性，因而，在理解隐喻时，喻体中“爆发”、“病症”、“类型”、“征兆”及“发作”等特征有选择性地相应投射到本体上，将本体“文艺复兴运动”发展速度快，遍及领域广，以及影响深远等特性凸显出来，使语篇在“传染性疾病”的隐喻框架内得以拓展，既保留了始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和特性，又突出了目标域的内在结构和特征。
隐喻互动一方面加深了人们的认知程度，增添了语篇的信息含量，推进了语篇发展；另一方面关联了不同域的概念，实现了语篇连贯。
3 诗词语篇的隐喻推进模式
3.1 直接匹配式
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用彩绢“绮”喻晚霞，用素绢“练”喻江水。本体和喻体一一对应，始源域“彩绮”映射到目标域“晚霞”，“白练”映射到“澄江”。一幅明艳壮阔的春晴晚景图呈现于读者眼前。这与之后的“去矣方滞”到“谁能不变”诗句所体现诗人登山临江望京邑所引起的怀乡愁绪形成对照。以乐景反衬愁情，更见其愁。
白居易《忆江南》也是以直接匹配模式推进诗篇发展的。红日东升，阳光灿烂，在朝阳的映照下，江畔姹紫嫣红的鲜花比火还要红；春江水清波碧，在满地绿草的映衬下，显得比蓝草还要绿。喻体“火”、“蓝草”对称映射到本体“江花”、“江水”，色彩鲜明的江南春景栩栩如生跃入眼中。这为之后诗人抚今追昔的无限怀念“能不忆江南”定下情感基调，情景交融、意与境会。
3.2 蕴含延伸式
始源域和目标域间的平衡被打破，作者有意凸显本体或喻体，语块分布以非对称形式呈现。诗词中隐喻大多是这种模式，通常它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借喻。隐藏本体、凸显喻体，即诗词的字里行间突出的是始源域的语块特征，目标域的语块特征需借助于人们的认知能力、储备经验和百科知识等的推理，最终通过概念隐喻的映射获取。其二，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博喻。单一本体，多重喻体，即多个始源域的语块特征有选择性地向同一个目标域投射，目标域的语块特征呈多维度凸显。
如朱熹的《观书有感》：诗作以观景的具体体验诠释抽象的读书学习。以源头活水比喻学习者要不断读书，在阅读的过程中汲取新的营养充实自己、沉淀自己，这样才能与时俱进，永葆活力。诗人选定“源头活水”作比，以此统领全诗的主题：学习者在读书时要克服浮躁情绪，才能使自己的内心清澈如池水。河水源源不断，水塘才能清澈见底映衬出天光云影，经常阅读学习，学习者的知识才能不断更新发展。（如表1）
再看看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朱庆馀临考前担心自己的作品不一定符合主考的要求，因此以诗征求张籍的意见。全诗借用新娘梳妆完毕询问丈夫自己的打扮是否合公婆之意来比喻诗人问张水部自己的才学是否合主考官的意。诗中新娘娇羞不安的情态喻诗人自恃才学不凡但又顾虑重重的矛盾心理，请丈夫推断自己的打扮是否符合公婆之意喻请张水部推测自己的才学是否符合主考官之意。诗中围绕“新娘询问夫婿装扮是否合适”这一主题展开，信息层层推进，喻义逐渐明晰：一名应试举子在面临关系到自己政治前途的一场考试时所特有的不安和期待。（如表2）
诗词中蕴含延伸式的隐喻推进模式运用频率较高，如孟郊的《游子吟》用春日的阳光沐浴小草这一生动具体的意向借喻母亲哺育孩子成长这一抽象复杂的概念。于谦的《石灰吟》借石灰喻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决心。李商隐《锦瑟》中以“庄子梦蝶”、“杜鹃伤春”指人幻转瞬成空；“沧海月明”及“蓝田日暖”指旧情已逝，只留下朦胧的回忆！
诗词中使用单一本体，多重喻体的非对称模式也十分普遍。如苏轼的《百步洪》，连用七个喻体呈现百步洪水流之急的天然奇观和游人乘舟游历的惊异心态：
轻舟赴急流，像兔子奔走和鹰隼从空中疾飞而下；像骏马从千丈高坡俯冲下来；像迸裂的弦琴弹开琴柱；像箭从弓里疾射而出；像闪电从缝隙一闪而过；像露珠一骨碌从荷叶上滚落。七个喻体结构工整、气势如虹，围绕“水流湍急”衍生多种意向，令全诗浑然一体、意旨鲜明，传达了人生速逝和世事无常的哲理。（如表3）
白居易的《琵琶行》描写弹奏琵琶的乐曲声也是采用这种多重喻体凸显主体的方式，从听觉与视觉多维度入手，将幽咽无声的曼妙和高昂突起的激进这两种旋律交错推进。诗词中“急雨”喻琵琶弹奏中的重弹，“私语”喻琵琶弹奏中的轻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喻弹奏中重弹和轻弹的交错重叠，“间关莺语花底滑”喻乐曲中舒缓流畅之音，“幽咽泉流水下难”喻乐曲中冷涩难懂、悲抑哽塞之处，“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描绘了一个声渐歇的过程，余音袅袅，余味无穷。“银瓶乍破”、“铁骑突出”将“无声”的境界骤然推向，乐曲重又回到激越高昂的旋律。“四弦一声如裂帛”标志着弹奏的结束。琵琶女高超的演技令听者不难想到其昔日的红极一时、锦绣年华，这与如今的年老色衰、飘零沦落构成了鲜明反差，因此她在琵琶弦上所抒发的那种忧郁、凄苦的心情，正如诗人白居易政治上受打击，遭贬斥的抑郁悲凄。因此才有了诗人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抒发了诗人与琵琶女的同病相怜之情。
贺铸《青玉案》在词的结尾处接连使用三个新颖奇妙的隐喻，一气连贯比闲愁，把抽象的感情化为形象的景物，增加了感染力。遍地疯长的青草，笼罩在烟雾之中，迷茫无边；纷纷扬扬的飞絮，乱舞长空；没完没了的黄梅雨，纷乱如麻。青草、柳絮、梅雨叠加使用来凸显闲愁之多，强化了整首词的空间感、层次感，也把作者纷乱愁苦的心情渲染得更加浓厚，更加耐人寻味。
4 结语
隐喻不仅是一种认知手段，也是一种语篇策略。本文从认知的角度对隐喻在古诗词语篇中的功能进行研究，隐喻通过始源域和目标域间有选择性的映射和互动，以直接匹配或蕴涵延伸的方式增加了诗词语篇的内容信息量，提升了诗词语篇的语义连贯性，凸显了诗词主旨，增强了诗词作品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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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古诗意象与隐喻具有相同的认知特性，意象也是一种概念隐喻，意象的英译应该力求实现汉语隐喻意象和英语隐喻意象的“映射对等”。结合古诗意象英译的实例，提出了采用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译出; 转换汉语意象源域为英语的意象源域; 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加汉语目标域; 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加注释等实现“映射对等”的古诗意象英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1012706
Study of Translation of Imag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from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1. QUAN Xun-lian（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Anhui 246133, China)2. TIAN De-b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1, China)
Key words: image; conceptual metaphor; equivalent mapping; translation
Abstract: The images in ancient Chinese poems and metaphor are of the same cognitive nature and images are also a conceptual metaphor. Therefore, translators should try to achieve the mapping equivalence between original metaphorical image and target metaphorical image in translating the images of Chinese poetry into English. And at the same time, fou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to achieve mapping equivalence by means of concrete examples: English corresponding image source field, changing Chinese image source field to English image source field, English corresponding image source field plus Chinese target field and English corresponding image source field plus notes.
诗歌作为“隐喻式语言”, ［1］其创作过程就是诗人运用隐喻的手法，将抽象的、不易把握的主观感情和思想投射到形象具体的意象上的过程。诗歌翻译中，意象的理解与传达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原诗的解读与欣赏。从某种意义上说，译诗即译意象。故翁显良指出，汉诗英译必须保持本色，而这本色就在于“意象以及加强其艺术效果的节奏”。［2］
我国目前的古诗意象英译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意象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对古诗中单个或某一类意象的英译的得失评价等，而对诗歌意象英译整体关照较少，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意象英译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从本质上来说，古诗意象也是一种概念隐喻，正是古诗意象这种“言在此，意在彼”的隐喻特质给其翻译带来了难题。对于古诗意象翻译的研究，应当抓住其隐喻的特质，从认知的角度考察作者所构建的意象及其寓意是否在译文中得以映现。
一、 认知“概念隐喻”理论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现象，更是一种体验、思维方式及认知手段，其实质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3］“概念隐喻”指的是人类的概念系统是隐喻地生成和被理解的，并通过系统的跨域映射完成。一个概念隐喻由两个概念域组成：源域(S)和目标域(T)。源域通常是具体概念; 目标域通常是抽象概念。在概念隐喻中，大多数的隐喻都以本体即源域的形式出现。概念隐喻的基本原理可以总结为：隐喻是用一个具体概念来理解一个抽象概念的认知方式，其形成过程就是从熟悉、具体的源域向另一个不太熟悉、抽象的目标域跨域映射的过程。其前提是对源域具体事物的体验和认知，其基础是客观事物的相似性。
二、古诗意象与概念隐喻的认知相似性
古诗中的意象十分复杂，按不同的视角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张保红将诗歌的意象分为广义的意象和狭义的意象。［4］本文聚焦于探讨古诗中狭义意象的翻译。狭义的意象是指古诗中的语词意象，包括普通物象意象和典故意象。前者如人物、地名、自然物象等。这样的意象通过普通物象的外化来表达诗人的情感或审美体验。后者指通过引用典故或用典而构成的互文性意象。袁行霈通过梳理中国古代诗学中“意象”的不同涵义后总结说:“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5］
路易斯（C. Lewis）认为，隐喻是诗歌的生命原则，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①
由此可见，隐喻与诗歌是同质的现象。而作为诗歌最核心成分的古诗意象与概念隐喻具有共同的认知机理，也是一种概念隐喻。束定芳指出，诗歌意象在本质上是隐喻的。古诗意象和隐喻属于同质的认知现象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意象和隐喻同为一种认知手段。诗人通过丰富的联想，从一个新的角度赋予客观的物象以新的理解，并浸染上诗人特定的思想感情，扩充了人们对这一物象的认识范围，从而扩大了人们熟知的具体事物的认知领域。意象产生的过程也就是通过赋予具体的、熟知的物象以新的抽象涵义，用具体的概念（象）来说明或理解另一抽象概念（意）的过程。隐喻所具有的认知功能正好契合了诗歌意象的产生过程。在本质上，意象和隐喻同为一种认知方式。
第二，意象和隐喻有着相同的生成方式，即联想。联想是诗歌意象的形成方式，是连接“象”与“意”必不可少的纽带。陈植锷指出，“诗人为表达一定意念的需要，选取能够引起某种联想的具体物象来抒发内心世界的特点，这就形成了意象。”［6］同样，“隐喻利用一种概念表达另一种概念，需要这两种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关联是客观事物在人的认知领域里的联想。”［7］“隐喻形成的基础就是发现互相联系的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把本来可能完全属于不同领域的两种事物联系起来。”［8］
第三，根据概念隐喻的映射论，我们同样可以对诗歌意象进行隐喻解读。当诗人将基于本人的文化认知体验的具体物象，映射到其他抽象认知域，并用文字表达出来，使之成为表达主题思想以及抒发作者思想感情的文学手段时，便形成了诗歌意象隐喻。例如由于具
有耐寒凌霜和孤芳自赏等品质，陶渊明将“菊”的具体意象投射到自己清高贞洁、不同流合污的品性上，形成“菊”这一隐喻意象。而“菊”这一生动具体的意象源域使得人们更容易理解“它的品格”这一目标域，并从中获得审美享受。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古诗意象与隐喻的产生机理同出一辙。为讨论方便，本文将诗歌意象和相应的隐喻涵义分别称为“意象源域”和“意象目标域”。
三、 认知“概念隐喻”理论对于古诗意象英译的启示
意象也是一种隐喻，意象的产生也是一种“跨域映射”。在意象英译中，如果译语意象源域与原语意象源域能够实现“映射对等”，让英语读者得到和汉语读者相同的认知和等同的反应，就达到了传递意象隐喻的目标，该意象的英译就是成功的。因此可以把原意象源域能否在译语中实现“映射对等”，当作意象翻译策略取舍的内在动因以及检验意象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对意象翻译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单纯的语言符号转换上，而应该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分析原意象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以及二者能够构成映射的相似特征，尽量在译入语中找到与原语意象源域在映射上基本等同的意象源域，或者采用补偿的办法使得意象源域与原语意象源域获得“映射对等”。
只有这样，译文才能将原意象所映射出来的文化信息、美学价值和思想感情完整地再现出来，使得读者领略到原诗的诗味，并丰富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认知视野。
隐喻从来都与其所在的文化具有一致性，蕴含着丰富而生动的文化内涵。由于人类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认知体验和生理体验，因此形成了相同的认知心理，使得人们有相似的概念认知。然而，汉、英为母语的两种文化体验认知存在多方面的差异，这也使得隐喻概念系统存在差异。下图1表明了汉诗意象源域与英译文的意象源域的映射对应情况以及实现两者“映射对等”应采取的翻译策略：
由图1可知，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译出，即通过直接移植原意象以实现映射对等。这也是最理想的翻译方法。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可以转换汉语意象源域为英语的意象源域以形成映射对等。对于第三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加汉语目标域或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加注释的翻译方法加以补偿，以实现映射对等。
四、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的古诗意象翻译策略
(一)采用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译出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的认知对客观世界的经验进行组织的结果，由于汉、英民族有着某些相同客观世界的经验，从而积累了相同的认知经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的认知心理不仅古今相通，而且中外相通。”［9］由于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类似，并且“我们有相同和类似的生理器官、感知能力和认知能力，这就决定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共通的思维，这是人类能够交际、理解和互译的认知基础。”［10］这就表明，在意象英译时，如果汉英两个民族对某一意象感知体验相似，从而产生了相似的概念认知，能够对同一意象形成相似的联想，译者可采用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译出以实现映射对等。如陶渊明《饮酒》（其五）当中“飞鸟”意象的翻译。原文为“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从搜集到的15个中外译本来看，有13个译本采用了直接移植原意象的翻译方法，将“飞鸟”意象源域翻译成英语对应源域：“flying birds”（共7个），“birds on the wing”, “the birds keep flying”, “the birds are flying ”, “birds in flight”, “birds go home in flight”, “birds in flight”；只有一例译为“the weary birds”。［11］
可以推断，大部分的译者都认为，原文“飞鸟”意象源域和以上这些英语的对应源域具有相同的隐喻含义，能够实现映射对等。因此，译入语的读者能够利用自己与源语读者相似的认知经验，通过上下文，正确解读该意象的隐喻含义。而译文“the weary birds”不仅译出了原意象的源域“birds”，同时解释了源域所对应的目标域“weary”，实质上是低估了译语读者的认知能力，也剥夺了他们从中获得审美感受的权利。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外译者在处理陶渊明诗歌中其他一些常见的意象如“菊”、“松”、“云”、“酒”等，大多采用了直接迁移原意象的方法。正如莫嘉琳所指出：“隐喻之所以能够翻译，是因为存在一些跨越语言与文化的普遍认知经验”；“隐喻被翻译至另一语言后，仍然能够保存其生命力，为听话人所解读、破译。”［12］
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诗中用两种具体的意象源域“比翼鸟”和“连理枝”来映射“夫妻恩爱，永不分离”这一目标域。 Fletcher将其译为: We swore that in the heaven above/We never would dispart/ One tomb on earth enclose of us/The frail and mortal part. ［13］267把“比翼鸟”和“连理枝”两个意象都省略了，只译其意。而许渊冲则直接采用英语中的对应意象，将其译为: On high, we’d be two lovebirds flying wing to wing; On earth, two trees with branches twined from spring to spring.［13］271由于原意象和译语意象所“映射”出来的特性对于汉语和英语读者概念上是一致的，保留原意象丝毫不会给译语读者带来认知上的困难；相反，两个生动的形象在译文中重现，最大限度给译入语读者留下了解读空间，让译语读者通过该意象浮想联翩，感同身受，并领略到原诗的韵味，获得美的感受。而Fletcher的译文将原意象省略，只翻译出了原意象的寓意，消除了诗人托物言志的“言外之意”和空白美，译文读者难以获得和原文读者相同的认知体验及反应，堵塞了读者的想像空间，原诗独特的审美意趣也就无法实现。相比之下，许译更传神逼真。
由此可见，将原意象直接移植，采用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译出，是神形兼备的佳译。通过保留原作者认知状态的真实，保证了译文读者了解诗人审美认知的来源，从而更加了解本意象的含义并获得深层次审美感受以及新的认知经验，最终丰富了目的语的表达方式。
（二） 转换汉语意象源域为英语的意象源域
概念隐喻是以民族文化认知体验为基础的。以汉、英为母语的两种文化体验认知必然存在许多的差异，相同的意象隐喻往往会引发迥然不同的文化联想意义。“当同一隐喻在源语言中的映射含义与其在目标语言中的映射含义存在差异时，就无法实现其在目标语中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或造成映射混乱。”［14］可以将原意象转换为英语中和原意象具有相同联想意义的意象，从而使得汉语意象和英语意象形成映射对等。例如James Legge将《诗经》中 “关关雌鸠，在河之洲”中的“雌鸠”意象翻译成“ospreys”［13］35。“睢鸠”在中国文化当中往往被用来隐喻爱情。而英语中“ospreys”，即“鱼鹰”的意象并无任何和爱情相关联的映射涵义，最好用与原意象相同隐喻涵义的目的语的源域来翻译。因此，许渊冲将“关睢”译为“turtledoves”［13］41，即“斑鸠”。因为“turtledoves”在英语中有“爱人”的隐喻涵义，较好地实现了映射对等，使得译文读者能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
翻译时对原意象的替换应该非常谨慎，因为“对原语文化意象的处理还是要本着保存原作风姿, 展现原语文化色彩的宗旨，警惕以带有强烈译入语文化色彩的意象来翻译原诗意象，以免给读者带来文化上的困惑。”［15］
（三）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加汉语目标域
对于有些浸润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内涵的意象，通过直接移植或转换意象源域都难以使译语的读者产生同样的联想，可以采用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加汉语目标域的方法译出。通过增加对原意象特有的文化含义的解释，能够帮助译语读者构建意象映射，从而使得汉语意象源域和英语意象源域形成映射对等。如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里，杜鹃(又叫子规鸟)的叫声所表达的感情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古代有 “望帝啼鹃”的神话传说。相传周朝末年蜀地有位贤明的君主“望帝”，名叫杜宇。后来禅位退隐，不幸国亡身死，死后魂化为鸟，暮春啼苦，叫声凄厉至于口中流血。百姓因为怀念他，就在鹃鸟前面加上“杜”字，名为杜鹃。因此，杜鹃已被中国文人墨客定位为一种悲鸟，是“悲愁”的隐喻化表达。它的哀鸣表达了“思归，催归”的意义。如白居易《琵琶行》中“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李商隐《锦瑟》中“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而在西方文化中，杜鹃的叫声却会引起人们相反的联想。如威廉•华兹华斯在《致杜鹃》一诗中，将杜鹃称为“快活的鸟儿”，“春之骄子”，“而你呀却是希望，却是爱”，“你这受祝福的鸟”。［16］杜鹃的叫声给人的感觉是希望，爱和幸福。而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一剧中，也将杜鹃描写成欢欣的形象。
还有那杜鹃花吐蕾娇黄，/描出了一片广大的欣欢; /听杜鹃在每一株树上叫，/把那娶了妻的男人讥笑: /咚咕! /咚咕! 咚咕!，可怕的声音，/害得做丈夫的肉跳心惊。［17］
莎翁用和cuckold(通奸)发音近似的cuckoo来讽刺剧中妻子的不忠，是一种诙谐的手法，足见英语中cuckoo一词并无“悲伤”的含义。下面是“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三种不同的英译文。
译文1：Day and night, what are some of the things
one can hear?
The cuckoo's note and monkey screeches fill
the air. ［18］305
译文2：“From dawn till dusk I hear no other sounds
But the wailing of night-jars and the moaning of apes.”［19］240
译文3：“What is to be heard here from daybreak till night-fall，
But gibbons’sad cry and cuckoo’s‘home-going’call?"［20］295
在这句诗中，作者通过描写杜鹃的悲啼和猿群的哀吟（意象源域），表达了诗人无故被贬官后失望、凄凉以致思归的心情（意象目标域），这句诗也是构成整首诗“悲凉、伤感”感情基调的一部分。徐忠杰将“杜鹃啼血”译为“The cuckoo's note”。“note”在英语中的含义是“音调，音符”。由于文化认知的不同，译文的读者从这个译语的意象“杜鹃的叫声”中，很难触发“因悲伤而思归”的感情，反而往往会引起“欢欣”的联想。由于原意象所含有的特有的目标域未能得到传译，原意象源域不能和译语意象形成映射对等，使得这句诗和前后诗句在感情基调上偏离，影响了译语读者对整首诗的理解。原意象中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寓意也荡然无存。杨宪益的译文“wailing of night-jars”，也未能全部传递“杜鹃啼血”这一意象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但“wailing”一词在英语中表达的是“哀号”的意思，能够部分映射原意象的寓意，因此是可以接受的译文。而许渊冲不仅直译了意象源域“杜鹃”并补充了杜鹃叫声在中国文化中的寓意，即目标域“思归”（“home-going call”），能够帮助译文读者了解原诗意象的寓意，较好地实现了原意象和译文意象的映射对等。这样的译文不仅将原意象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完整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而且超越了原意象在译语中蕴含的认知内容的局限，带给读者全新的认知视域，丰富了译入语的意象词汇。
（四）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加注释
汉语诗歌中有些专有名词，富含文化含义，对于诗歌的理解至关重要，但在译入语中无法找到能够和原语意象源域形成映射对等的意象。翻译中可以采用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加注释的翻译方法加以补偿，以实现映射对等。如许渊冲将温庭筠的诗歌《苏武庙》译为“the temple of Su WU” ［18］330, 并运用加注对苏武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实现了原意象和意象译文的跨域映射对等，能够帮助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诗的主题，藉此也扩大了译入语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范围。
此外，中国诗人在创作诗歌时经常通过运用典故来构建文化意象，表达独特的思想感情。这些典故不仅往往是全诗的“诗眼”，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因此，除了要将原意象的隐喻意义译出，最好能保留意象源域，以弘扬传播中国的文化。但外国读者对中国典故认知甚少，这种文化认知的缺失使得原诗通过典故所建构的文化意象很难在译诗中得到再现。在这种情况下，直译“源域”意象加注释以获得映射对等是最有效的方法。既保留了原意象的信息，又体现了美学价值，同时也有利于英汉语言文化的交流。
比如李白《行路难》中的两句诗“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下面分别是3位译者的译文：
译文1：I can but poise a fishing-pole beside a stream
Or set sail for the sun like a sage in a dream. ［20］109
译文2: While I was idly fishing from the bank of a stream,
I suddenly returned to my boat in a distant dream. ［18］80
译文3: So idly I fish by a limpid stream, Dreaming of sailing towards the sun.
*Lu Shang used to fish by the Wei River before he met King Wen of Zhou and helped him to conquer the Shangs.
**Yi Yin, before he was discovered by King Tang of Shang, dreamed that he was sailing in a barge towards the sun. ［19］55
在《行路难》一诗中，作者抒发了自己政治报复不能施展、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两句诗引用了“垂钓碧溪上”和“乘舟梦日边”这两个文化典故。吕尚（姜太公）辅佐周文王之前，曾在碧溪之上垂钓，伊尹在受商汤聘请前夕，梦见自己乘船经过日月之旁。这二人最终都辅佐帝王建立了不朽功业。作者通过运用典故，将自己与两位古人吕尚、伊尹相比，以此来鼓励自己。尽管世路坎坷，壮志难酬，还是要对自己充满信心，相信总有一天，也能像能吕尚、伊尹一样，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译文1背离了原诗积极向上的主题，是说因为“行路难”，“只好拿根渔杆去钓鱼，或者仿效哲人在梦中经过太阳旁边”；译文2的意思是“正在钓鱼的时候，忽然回到了遥远的梦中”，不仅和主题无关，更是让人不知所云；译文1和2均没有保留原诗的典故文化意象，使得这一句的译文与整首诗的主题脱节。而译文3通过保留“垂钓碧溪上”和“乘舟梦日边”两个意象并加注释，完整地表达了诗人壮志未灭，对前途依然充满了信心，希望终有一天能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寓意，较好地传达了原诗的主题和意境，扩大了读者的认知视野。
汉语古诗意象与隐喻具有相同的认知特性，是一种从具体的物象源域到抽象目标域的映射过程。因此，意象的英译应该力求实现汉语隐喻意象和英语隐喻意象的“映射对等”。为此，译者应首先熟悉译语读者的认知心理和文化背景，在充分把握原意象隐含寓意的基础上，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方法，尽量保留原意象，适度转换原意象为译语的意象，以确保将原意象的文化信息、美感以及思想感情完整地传达至译文中。这样的翻译方法通过保留原语文化的异质性，既弘扬了中国的文化，又扩大了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认知视野，使得不同文化之间能够融合、共生、发展，最终真正实现翻译跨文化交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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